【关键词】技术异化；价值判断；科学价值观
一、技术异化的内涵及外在表现
（1）技术异化的内涵
异化理论是在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西方哲学里逐渐形成起来的。异化的一般含义是指主体转化为否定自身的客体。黑格尔用“异化”明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对立，提出“人的异化”理论。费尔巴哈第一次把人的本质和异化联系起来，他认为宗教、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而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仅仅是宗教的异化，更根本的在于劳动异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异化作为社会现象是同阶级一起产生，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
马尔库塞的“技术异化”思想深受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受到黑格尔、海德格尔、卢卡奇等人思想的影响。马尔库塞认为，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技术已经从人的解放力量转变成对人的控制力量。马尔库塞认为：“我们的社会的特点在于，它在绝对优势的效率和不断增长的生活标准这双重基础上，依靠技术，而不是依靠恐怖来征服离心的社会力量。”[1]在技术理性的同化与整合之下，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全面异化。这就是马尔库塞所谓的技术异化。
（2）技术异化的外在表现
技术异化的外在表现概括地说就是在技术的整合下，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一体化，在这种情形下，人变成单向度的人，社会变成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人是指人作为一种自由的存在者成为失去超越维度和批判维度的人。单向度的社会指的是不同社会阶级与阶层在生产与生活方式上的同化或一体化；政治、经济、文化只有与现有制度相一致、一体化的一个方面、一个向度。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技术的进步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是，由于它的制度和社会结构不能利用这些条件让人达到真正的自由，相反，社会愈富裕对人的制约就愈大。人在经济领域失去了自由，政治领域失去了选择，在思想文化领域失去了否定性与批判性，从而不得不依附于整个社会的统治。
二、现代社会中技术异化的原因
（1）人与自身目的的异化
对未知世界的渴望让人们不断的丰富和拓展着科学知识，技术被视为推动社会发展最有效、最快捷的工具。一项技术的出现是为了满足一定的功能，科学技术带着明确的目的性被人类运用到生产生活实践之中。人类发明新技术、运用高科技无非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自身，希望通过机械化生产来提高社会生产力，通过信息化交往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通过宣传媒介方便人们获取信息等等。人类发展技术的目的是帮助自己摆脱对未知的恐惧，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为自己创造一个舒适和优越的生存环境，获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满足。然而，在某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科技实践活动及其产物却完全背离人创造它的善的初衷，反过来成为支配和控制人的异已力量，对人们的生活造成负面影响。
（2）人的价值理性的异化
针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进程所产生的社会问题，马克思指出，“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产生的。”[2]在他看来，人的存在是人的理性和意义的发源，因为人的存在，世间万物才有了意义。同时，人是具有价值理性的存在，人类通过对自我意识的内在把握建立起一种合目的的价值观念，指导着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然而，人类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逐渐将手段视为目的，迷失了自身的价值理性，把工具本身当成人的理性。技术主体价值理性的异化使人们将个人的价值追求置于社会、自然以及他人的利益之上，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失当价值观使人类面临严重的思想危机和生存危机。可见，人的价值理性的缺失是技术在实践过程中产生异化的主体性根源，技术的高度发展使技术理性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这种力量具有建设性，更具有破坏性，它使人拥有了巨大的物质力量，但同时也不断失去了驾驭这种力量的能力。
三、技术异化现象对我国发展路径的启示-----以科学的价值理性指导技术的发展和运用
（1）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社会生产
人类发展技术的最大目的是为了实现自身自由全面的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要恢复技术的人性发展，就必须以科学合理的价值理性来指导社会生产。在马尔库塞看来，扬弃技术异化就要改变现状，将价值理性放在技术理性的核心位置。“科学和技术的历史成就已经使得价值向技术任务的转化（价值的物质化）成为可能。结果，至关重要的是用技术的术语把价值重新定义为技术过程中的因素。”[3]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对价值理性做出重新认识与评判。
用“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性指导人类的生产实践。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类通过生产实践创造物质条件和精神文化，实现生命的延续。用可持续的发展观念来指导生产实践，意味着长远的人文精神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渗透。技术的出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极大的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人类的现代化发展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但人类在发展技术的同时，必须遵循大自然的发展规律，以长远利益为目标，不能破坏生态平衡以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为发展代价。
（2）以伦理价值观引导重大技术的研发方向
在价值要素中，马尔库塞很重视艺术的作用。他认为，真正的艺术作为人把握世界的一种特定方式或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比较集中表现出人的创造性本质。按照马尔库塞的思路，如果我们能够将价值与艺术整合到科学和技术之中，并作为科学技术的内在要素，实现技术理性、科学理性同价值理性、艺术理性的统一，我们就可以扬弃技术的异化。
用伦理价值观来引导科学技术的运用是当下技术主体接受教育培训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对青年科学家而言，必须从职业道德、专业技能、研发成果等各个方面进行科学的价值理性引导和积极的伦理道德观渗透，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在技术实践中赋予技术成果正面的伦理价值，从源头上消除技术异化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关键词： 信息技术教学 同课异构 教学研究
纵观眼下的同课异构教研活动，虽红红火火，热闹非凡，但留心观察就会发现，许多教师只是着力于初始的异构实践，极力彰显个人教学风格和智慧，却常忽视再认识、再实践的后续环节，即使有也只是“浅尝辄止”。这样的同课异构活动，有点“半身不遂”的感觉，导致同课异构的精神内涵不能被真正挖掘出来，研训的功能也得不到全面的发挥。因此，我们有必要再认识“同课异构”。
一、同课异构活动的目的与重点
同课异构是不同的教师面对相同的教学内容，相近的教学目标及学情相近的施教对象，立足各自的教学经验，遵循教学的科学规律，在团队的帮助下，合理利用广泛资源，并将构想优化后付诸实践，从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最终优化课堂教学，使之对课堂教学的认识，对教学规律的掌握经历了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建构过程。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要以“同课异构”这种方式来进行研究。因为“同”是研究的基准，是共性，便于比较；“异”是变化，立足个性，利于创造。可见，同课异构活动仅仅只是一种手段，而并非研训目的，它的目的是使教师通过这种教研活动，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同时获得自身专业的成长。那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对同课异构活动中“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这个过程的理解有所缺失。
在第一个环节中，基于要对同一教学内容进行“异构”，就需要以教师个体为主，相对封闭，独立地处理教材。这一过程，利是由于独立备课，没有过多的参照和循袭，教学设计和构思充满原创味和个性特征，能够较好地体现教者本人的教学思想和智慧；弊是无法进行同伴间互助和横向借鉴，抑制着团队资源共享，当然也就不能有效促进教师教学水平的大幅提升。
就如何有效解读教材、合理制定教学目标、设计教学环节、采取何种有效的教学策略及方法，以及教师如何解决课堂中发现的问题，并最终优化自己的课堂，这些都是教师在第二环节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同课异构第二个环节的认识与操作
“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交换后每人还是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交换后每人就有两种思想。”这是同课异构的教研理念，而这种教研理念可以引发参与者的智慧碰撞，可以长善救失，取长补短。由此看来，同课异构不能简单地一“异”了之，而应该把研究重点放在对“异构”教学过程的反思和改进上，以及如何进行优化实践“重构”的第二个环节上。这样方能有效地解决同课异构的“弊”。
对于同课异构的第二个环节的落实与推进，笔者认为绝不能“浅尝辄止”或“不了了之”，因为第二个环节落实得如何，直接影响到同课异构的初衷与归宿。
所以，作为参与同课异构的教师一方面要加强自我反思，在反思中实现自我内化，自我优化；明确反思的目标，找准反思的切入点，落实反思的归宿。如异构中教学目标的制定是否贴切，是否体现“三维”；教学方式是否适当，是否有利于开启学生的心智；教学环节的设计是否合理，是否体现学生为主体；教学预设是否妥当，应对生成是否恰当，是否有利于学生的思维发展；评价是否多样合理，是否利于学生自信心的培养；拓展是否有度，是否基于教材走出教材，是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想象和实践能力；示范是否准确到位，能否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讲解是否生动有趣，有没有起到举一反三的功效，等等。
另一方面还应积极寻求同伴互助。在交流合作中，教师间可以互相探讨、互相切磋、取长补短，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理念和行为，真正达到改善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目的。不同的教学策略，不同的教学风格，不同的智慧在集体团队的交流中发生碰撞，在碰撞中提升。可以说，在这一平台上不仅利于教研氛围的形成，解决好个人反思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且可以有效地促进教师集体的专业发展。当然，名师和专家的引领更能使这一层面的教研提升效益。唯有这样，再认识才不会仅停留于自我反思的层面，而会跃迁到团队提升的高度，并积极转化为一种开放的学习、智慧的碰撞、经验的分享和理性的汲取，使同课异构这一平台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沃土。
从再实践的功能来看，笔者认为它应该涵盖优化实践和积累应用两个层面。所谓优化实践层面，是指教师在第一环节的基础上，通过反思改进，并合理利用广泛资源、集体智慧，优化教法，优化学法，最终解决问题，使自己的教育教学产生质的飞跃。比如在韶关市中小学信息技术观摩课上朱然老师打破常规的教学设计，用一条线将知识点串联起来，导入时由PS的图层调整很自然很巧妙地过渡到Flash软件的学习，因为Flash软件中动画的制作离不开图层知识，这样一来既回顾了旧知识，又引出了新内容，同时体现了课程的整合思想，这一思想是信息技术教研员一直认为乡镇学校的信息老师相比城区的信息老师所欠缺的一个方面，所以在今后的信息技术课堂设计上应努力贯彻课程整合的思想，下工夫于课堂教学设计，多向城区的信息老师学习。通过对“红梅傲雪”半成品的加工处理，既让学生学到了技能，又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学生的动画制作兴趣。在上课的过程中朱老师时常对学生进行激励，调动了学生的学习气氛。在让学生动手操作之前任务要求给学生交代得很清楚。在让做得好的同学通过极域在自己微机上演示给其他同学看时，老师给予必要的指导，运用了极域的远程控制功能。在学生制作作品的过程中老师不断激励，不时表扬做出来的同学。还用比较幽默的语言比如梅花开不了“浇浇水”问问同桌，来提醒学生互助合作以提高作品制作效率。还有用“聊聊天”的形式来给学生讲解一些关键词的概念，老师对概念的讲解非常清晰明白，语言非常精炼，尤其是对形状补间动画概念的解释非常到位，非常通俗易懂。学生动画完成率也很高。
第二个层面则是应用性的。是指教师在历经了反思、再认知的实践过程后，将从中形成正确的经验及掌握解决课堂教学问题的策略，反哺于自己的教育教学。如怎样让自己的技能示范既规范又有创意，这是许多一线教师常遇到的困惑。其实这就是创造与规范之间形成的对立与统一的命题。实践研究得出，借助信息技术学科的特点，一方面通过优秀的案例赏析，引发学生去思考，催生创意，另一方面通过教师清晰准确、规范有序的技能演示，使学生通过模仿掌握这种技能的操作方法与步骤，再一方面通过示范来扩散学生的思维，引发创意。由此，当我们再次遇到相似的教学问题时，就可以用这种教学方法或教学策略来思考、解决问题。
上述两个层面，在操作上，前者针对性强，宜一课一得；后者应注重积累，长期坚持，厚积而薄发，从而起到快速提升专业成长的作用。
三、对同课异构中课堂重构的几点建议
课堂重构既是教师个体水平的展示，也是团队合作精神的体现，还应是参加研训教师专业提升情况的反馈。那么，对于课堂重构我们不得不提出自己的思考：重构的课堂应是一个什么样的课堂？是一个全新的课堂，还是一个拷贝的课堂；是一个彰显个人风格的课堂，还是一个千人一面的大众化课堂；是一个资源有机整合的课堂，还一个是资源混合的课堂；是一个学科特色鲜明的课堂，还是一个多学科乱打乒乓的课堂。基于上述思考，结合信息技术学科的特点，笔者认为课堂重构应努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
（1）结合自身特点，将信息技术课上出风格
胡明老师，讲授的是《创建网站站点》。本节课充分展示了信息技术教师高超的驾驭课堂的能力，节奏快慢有致，不慌不忙。授课中，不仅传授学生本课的知识，还指导学生学习信息技术的方法。渗透信息技术各软件之间的整合能力，开阔学生的视野、思路，不局限于单一软件的操作。胡老师不拘泥于课本内容，对于同一知识点，大胆引起课外内容，重难点突出。教育学生我们学习软件的最终目的是实际应用，要会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这种独特的个性就是风格。正如法国作家布封的名言：“风格即其人。”每个教师身上都蕴藏着属于自身的优势，有人雄辩严谨，有人幽默风趣，有人慷慨激昂，有人沉稳柔和……在重构时我们要充分发挥自己所长，与教学设计完美结合，使自己的教学行为以一种艺术的、具有鲜明个性化的状态稳定地呈现出来。
（2）结合学生学习与生活的特点，将信息技术课上出风情
在韶关市中小学信息技术课上有许多观摩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在学习路径时，利用Flas制作出苹果树的生长，将苹果比成文件，巧妙地引出路径的概念，既生动又形象，学生易于理解。在学习“PowerPoint”幻灯片制作时，布置学生设计语文课文“荷塘月色”中描写的情景，制作宣传“保护环境”的幻灯片等。学习制作网页时，布置学生制作个人网页、本地风土人情、旅游胜地等，使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下，很容易就掌握了所学内容。所以在重构时，教师应结合学生学习与生活的特点，努力发掘和利用贴近学生生活的地域素材，把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融入教学内容，让信息技术课堂散发出浓浓地方风情。
（3）结合学科特点，将信息技术课上出气质
信息技术课是一门操作性很强的综合实践学科。我们在韶关市中小学信息技术赛课中，常看到一些信息技术教师在示范时，或讲或演或操作，各种媒体和技巧呈现在屏幕上，呼之欲出，引得学生叹为观止，流连忘返。这是信息技术学科的特点亦是信息技术教师的独特气质。教师的魅力在示范的过程中得到建立与放大。在他们的身上由内而外自然流溢着一种信息之美、技术之美，陶冶着学生。说穿了就是一种高贵而丰满的学科气质，这也就是信息技术课永远不可能上成语文课、劳技课或历史课的根本原因所在，所以信息技术教师只有牢牢把握住信息技术学科的特点，才能让自己的课充满“信息味”。
四、结语
在实践中，“同课异构”作为探究有效教学的一种方式，就像一根导火索，点燃了众多教师探讨问题思维的火花。活动虽然是由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的“求异”而开始，经“反思”、“重构”而展开，通过“同”中求“异”、“异”中求“同”两个环节的推进落实，引领教师对教育教学规律进行思辨性的思考，使教师真切地认识到，“求异”只是外在的形式，而对于教育教学规律的高度“求同”，才是“同课异构”教研的核心所在。
参考文献：
[1]章云珠.老师教学行为的优化策略.教育评论，2004（1）.
[2]邱福东，王涛.“同课异构”教研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信息技术教育，2010（11）.
[3]马春生，龚国祥.校际“同课异构”课的观察比较视角[J].化学教育，2010（31）.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技术观集中表现为对技术的批判。技术批判作为马克思技术观的主题，根植于现代性背景下人的现实生活世界。通过对技术的批判，马克思反省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生存境遇。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技术批判超越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表现为更为深刻的文化批判。立足于实践哲学，马克思的技术观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哲学意蕴。同时，对马克思的技术观进行文化哲学的解析，也正是基于现代性背景中对技术本质的深层次哲学和文化的追思。
马克思对技术的思考是在其实践哲学的框架中进行的。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文化哲学”一词，但从他的实践哲学的基本精神来看，“他的哲学立场已经超越了意识哲学和思辨哲学范式，开始转向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的理解范式。”川文化哲学关注的对象是人的生活世界，通过对人的现实感性的文化活动的反思和批判，探寻人的合理性的生存模式。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人类日益陷入的现代文化困境是马克思哲学批判的现实背景。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思想也正根植于这一时代背景之中。透过对技术的批判，我们看到的是马克思对作为文化存在的人的整体生存方式的关注与思考。同时，对马克思的技术观进行文化哲学的解析，也正是基于现代性背景中对技术本质的深层次哲学和文化的追思。
一、技术批判—马克思技术观的主题
在现当代哲学家看来，技术聚焦了今天人类所有的问题，现代技术已经构成人类生存的整体环境背景，无论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或思想的研究，都必然会涉及技术。作为一位哲学家，马克思也毫不例外地把技术包含在他的哲学思考中，并赋予其重要地位。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曾断言: “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对技术的形上之思是通往人的本质的切实之路。对此，法国哲学家阿克斯勒(kostas axelos)在其1969年发表的《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实践和技术》中认为，技术是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关键和核心。
对于技术，马克思持双重的态度。一方面，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也深刻地洞见了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而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这样的一种对技术的批判成为马克思技术观的主题，同时也作为马克思技术哲学的基调而“贯穿于他的全部的学术成果和整个学术活动中”
马克思的技术批判理论集中表现为他对技术异化的批判。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技术异化的概念，但他的著作中却包含着关于技术异化的丰富思想，对资本主义技术异化的批判是马克思技术批判关注的焦点。早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中，就已经包含了对技术异化的批判: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人在精神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工人的劳动(技术活动)越有力，工人越无力;劳动(技术活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工人在劳动(技术活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实现自己的本质，而是与自己的本质相疏离……在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中，对技术异化的批判更为直接而尖锐:“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人死机构。”“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机器劳动“侵吞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
马克思没有把技术异化归结为技术本身的异化，而是揭示了技术异化的深层原因，即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机器使它占领的那个部门的产品便宜，产量增加，而且最初也没有使其它工业部门生产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发生变化。……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虽然着重批判了技术异化的根源，即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但却不能对此作狭隘的理解，即仅仅理解为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否则，马克思技术批判理论的真实精神及深层价值就会被遮蔽。事实上，马克思没有像其他人本主义技术哲学家那样，把批判停留在技术及其后果本身，而是把技术作为社会的一个基本要素来理解，从而对现代技术存在于其中的整个文化情境进行了全面的现实的批判，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层面的批判。与人本主义技术批判理论最终陷人虚无不同，马克思通过对技术的批判最终寻找到一条摆脱技术对人的奴役状态的现实道路，即通往“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的共产主义之路。由此可见，透过对技术的批判，马克思批判地反思了现代性背景下人的现实活动和生存方式。因此，马克思的技术批判实际上表现为一种更为深切的文化批判。
二、马克思技术批判的现代性根基
对技术的批判之所以成为马克思技术观的主题，是源自其哲学本身所固有的批判性，马克思哲学的宗旨就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哲学作为“批判的武器”，离不开“武器的批判”—实践，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包括技术批判)理论，亦离不开它的时代根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马克思生逢资本主义工业蓬勃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正如马克思本人所剖析的，是一个财富与贫困同生、文明与愚昧共在的充满矛盾的时代。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个时代的内在矛盾和基本特征，就是引起了当代哲学家普遍关注的“现代性”。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从本质上讲就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当然，马克思的批判不是对现代性的彻底否定，而是为了更高意义上的现代性重建)，现代性成为马克思哲学批判乃至技术批判的根基。
“现代性”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概念，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对其作出了不同的定义，但正如吉登斯所言:“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缩略语。也如利奥塔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也就是说，现代性体现了人们对于现代化(工业化)实践的文化反省。马克思正是在反思现代性的基础之上开始了对技术的批判。马克思在其著作中经常使用“资产阶级时代”、“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文明”、“现代文明”等概念，当马克思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他所意指的正是西方“现代性”社会。在马克思看来，西方社会已经陷人到一种危机当中，这不仅表现为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日益激化的政治危机(阶级斗争)，更表现为普遍而深刻的文化危机—现代性危机。异化现象便是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最深刻表现。在对危机的诊断中，资本主义技术活动(工业活动)成为马克思切人现代性的独特视角。这不仅因为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突出地位，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技术是人追求自由的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实践活动，通过对技术的省思，人可以展开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全面反省和批判。在此意义上，“技术就是现代性的象征和标志”，对技术的批判实质上就是对现代人生存命运的反省。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技术批判由于指向更为深切的现代人的生存境遇而成为一种文化批判。
虽然马克思被当代哲学家公认为“第一位使现代与前现代形成概念并在现代性方面形成全面理论观点的主要社会理论家，但是对现代性以及现代技术展开批判的却不止他一人。面对异化现象的日趋严重，技术批判之声不断高涨。法兰克福学派、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等流派均提出了自己的技术批判理论，而且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对技术的文化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从科学技术发展与理性演变的层次上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理性异化所造成的种种矛盾，并依此寻找现代文化危机的根源;海德格尔则在批判之余开出了克服技术异化的药方，即通过艺术的深思、始源性之思正确认识现代技术的本质，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而拯救地球与人类未来。不管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海德格尔，都提出了很多创造性的观点，但他们的理论也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他们的技术批判均指向技术本身而最终陷人了对技术的抽象批判。他们或者把对技术负面效应的批判变成了对技术的否定，或者把摆脱技术异化的途径诉诸于艺术的沉思，却没有把技术置于现实历史背景中特别是社会关系中来考察，因此他们不能正确揭示技术的本质及其异化的根源，也就不可能找到现代人走出生存困境的道路。
一与人本主义的技术批判不同，马克思对技术的关注，“不是因为出自对技术事物本身的偏好，或者是像其他技术哲学家那样打算阐述一种以技术为研究对象的哲学，而是他的哲学思考方式和批判指向在内容上的需要。这种需要直接来自于现实生活世界。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对人的当下存在进行批判反省进而构建人的未来发展，是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创作主题。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理论研究如不能有益于这一探索就没有任何意义。在马克思的时代，人的生存境遇最根本地表现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关系现状。正因如此，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没有像其他人本主义技术哲学家那样停留在技术本身，对其进行本源性之思，而是从现实的生产活动人手，把技术视为工业的本质、社会的一个基本要素以及人类追求自由的手段和工具;造成技术对人的奴役的根本原因也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性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的异化以及人的异化;解决这一间题也不能祈求通过对技术的简单否定或艺术的沉思，而必须通过现实生产关系的合理化或理性化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造除了诉诸工人自己的武器批判之外别无他途，“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摆脱技术奴役的道路也正是人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的道路。因此，马克思并没有花很多的精力去对技术进行本源性追思，而是把精力放在探讨技术在人的现实存在中的地位及其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上。
综上所述，马克思立足于现实历史性的维度，对技术进行了彻底、全面、现实的批判，并且找到了解决技术异化的现实途径。而执着于形上之思的人本主义技术批判却最终陷人困境。这表明，虽然同为立足于人的生存视界的文化批判，马克思的技术批判与人本主义技术批判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三、马克思技术观的文化哲学意蕴
马克思在对技术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提出并解决了有关技术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技术的本质、技术与人的关系、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技术异化的根源以及摆脱技术异化的途径等等。立足于实践哲学的维度，马克思回答了这些问题，这使得他的技术观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哲学意蕴。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观点。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这使得他的哲学区别于以往一切哲学。实践哲学从本质上讲已经转向文化哲学的理解范式，把人的文化世界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马克思坚信:“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从文化哲学的视阐来理解“实践”，就不能将其仅仅理解为一种工具性操作活动，否则就抹煞了“实践”范畴的价值性。事实上，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范畴具有更为丰富而深刻的意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构想逐步确立。实践哲学构想的理论基点在于，它从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规定性，即从实践活动人手，来确定人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世界的根基。这种实践活动，“不是仅仅以‘主体—客体’结构为核心的，改变外在对象的，简单的工具性的操作活动(practice)，而是以主体间的交往为核心的，人的基本的生存活动(praxis)换言之，实践作为规定人的本质的活动，不仅体现人对客体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也建构和生成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从这一角度理解实践，就不能把它把握为纯认识论范畴，而应把它当成关于人的历史性生成的总体性范畴，其丰富意蕴远非狭隘的知识论理解所能概括。马克思正是在这样的“实践”范畴基础上来理解技术的。
一方面，马克思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具有文化哲学意蕴。技术批判首先就包含着对技术本质的追问，这正是马克思技术观的首要问题。马克思对技术本质的追问是与对人的本质的追间结合在一起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不是由天生的确定的本能规定的，而是在劳动实践活动中，在文化创造中形成的，它体现为人的自我创造性、历史生成性和整体性。马克思对于技术的理解与对人的本质的理解相辅相成。他不是简单地把技术看作物质手段和工具，而是将其理解为人对世界的活动方式，人确证自己本质的现实的积极的活动。在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马克思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这表明，马克思特别强调在实践活动意义上来理解全部社会生活，对技术的理解当然也不例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活动方式，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从而揭示出生产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起源。由此可见，马克思虽然也关注静态意义上的技术，但这不是重点，他更关注的是在人的现实社会历史关系中形成的技术活动(即工艺学)以及技术活动(工艺学)在人的本质生成和人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离开人的现实历史活动就无从理解技术。
[论文摘 要] 企业经营开发中的特色化要求主体具有新思维，其目的在于通过由此及彼的多向开发，使企业经营超凡出众，实现最大的增值效益。本文试图探索出企业在经营特色化开发中的新方法。
一、扇形开发新思维
扇形开发新思维——发散思维，它是在一段时期内不拘一格地朝着多种方向去探寻各种不同的方法、途径及答案，呈散射型或分叉型的思维模。由于它较少受传统观念束缚，不轻易苟同于一种现成的说法或不急于归一，且往往能因此出现一些奇思异想，所以也称作“开放式思维”。发散思维，使思维从一种事物发散到多种事物，从而跳出人们固有的思维定势，有助于启发经营，创造灵感。一些企业家借助和运用这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创造出了一种扇形开发的经营开拓方式，取得了非同凡响的功效。如美国历经百年风化的自由女神铜像翻新后，现场存有200吨废料难以处理。一个名叫斯塔克的人自告奋勇地承包了这件苦差事。他把废料进行分类使用，把废铜皮改铸成纪念币、废铅铝做纪念尺、水泥块整理成小石碑、把朽木泥巴装在玲珑透明的小盒子里，让大家作为有意义的纪念品选购。这样一来，一文不值、难以处理的垃圾，顿时身价百倍，人们争相选购，200吨垃圾争抢一空，斯塔克也由此大获其利。从这一实例中不难看出，斯塔克就是借助和运用了发散思维，从垃圾这一点，伸展出多向利用的放射线，使开发呈现出扇形状态，从而拓宽了经营开发范围，创出了变废为宝的佳话。
发散思维与扇形开发在企业经营中的运用，不仅仅限于产品开发，在产品营销、人才的多向培养与综合利用等方面都可借助和运用发散思维进行扇形开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不少企业负责人，还未跳出人们固有的单向思维定势，不善于窥一斑而知全豹。在企业经营中，不能由此及彼，因此，市场难以不断拓展扩大，人才难以不断涌现，企业经济效益难以不断提高。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要搞好企业各方面的开发，厂长、经理就必须注重自身思维方式的改造，努力跳出固有的那种狭窄、单向的僵化思维定势，学会进行科学的发散思维，在企业经营中，有意识地把自己的思维由一点发散到多点，从而培养起由一事物到多事物的由此及彼、扇形开发的多向思维能力。
二、杂交开发新思维
杂交开发新思维——辐合思维，它是以已有的事实或命题为起点，遵循传统思维逻辑，沿着归一的或单一的方向进行推导，并找到一种合意的答案，这种呈集中型或直线型的思维模式。由于它是在已知前提下从一些事实中引出惟一的或习俗上可接受的最好的结果，所以也称作“求同思维”。辐合思维使思维主体将多路思维集中向一个中心点，从所给予的信息中产生逻辑的结论，这种创新思维对于开拓新特色，创出超凡出众的新优势，具有点石成金之功效。因此，它得到了许多企业家的青睐，尤其在新产品开发中运用较多，成效卓著。如江苏省宝应市的一些厂家，运用辐合思维进行杂交开发，他们掌握了消费者日益重视自身保健和食品需求不断增加两则信息。本来，曾有过利用这两则信息分别研制适销产品的打算，后来，运用辐合思维，将两路思维引向一个交结点，杂交创新，培育出了药膳疗效食品。投入市场后，受到消费这的广泛欢迎，并飘扬过海，出口创汇。此外，如把人们爱香、爱美和服装日趋高档化引出的开发思维辐集到一点，杂交培育出既香又美的微囊上香剂羽绒服;把富裕起来的人们爱旅游和爱美容两则信息勾起的开发思维辐集到一点，杂交培育出小巧玲珑、便于携带的旅游化妆盒;把城市环境污染亟待清除和建筑材料正朝隔音、保温、抗压方向发展引出的开发思维，辐集到一点，杂交培育出一种以城市垃圾为原料的新型建筑装饰材料，等等。
运用辐合思维杂交创新，需要掌握抽象、概括、判断的基本功，还要有能力把遐想千里的各路思维牵引回来，在思维交结点发起攻势。在思维攻势中，还要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的深度思考，不但在时间上要连续不断，而且在空间上还要组织好“火力网”。不少企业家，善于运用辐合思维，使经营谋划中纷繁复杂的思维资料，得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发挥出提纲挈领、收拢梳理、集中使用的功能，进而使思路逐步清晰、理顺，本质渐渐显露，最终在一点上取得突破。
辐合思维对于企业确定营销地域、扩大外引横联、制定发展战略和实施多角化经营等，都具有现实的指导价值。因此，目前对辐合思维的运用偏狭，影响了企业经营创造性的广度开发和深度延伸。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撼。好在许多企业已看到了这一点。随着创新思维在企业经营中越来越多地运用，辐合思维、杂交创新的领域定会越来越宽广，在企业经营的创造性活动中，一定会发挥出更大的促进作用。
三、反求开发新思维
反求开发新思维——逆反思维，它是经营者根据人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逆反心理，进行不同于常规的经营变革，并贯穿始终的思维。逆反思维广泛存在于人类思维所涉及的一切认识领域和创造性活动范围之中。比如自然语言中的反问、反语、反讽、反驳等形式，直接表现着逆反思维方式；生活中的居安思危、存不忘亡、从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等格言，也同样反映着逆反思维；科学研究中的反证法、归谬法、溯因法、证伪法等方法，也属于对逆反思维的运用。从人类认识史上看，逆反思维的表现也是十分普遍的。历史上许多具有创新性和革命性的学说、思想，往往都是运用逆反思维方式提出并建立起来的。比如哥白尼的日新说逆反于地心说；卢梭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逆反于封建专制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逆反于传统心理学和传统道德规范等等。在中国思想史上，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则最突出地运用了逆反思维。道家所主张的“无为而有为”、“柔弱胜刚强”的“弱者”哲学，导致了在社会价值观、人生哲学、处事原则等方面逆反于儒家的思维模式和习惯心态，从反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在社会实践的各个领域中，逆反思维的应用也是十分普遍的。比如公安干警对案情的反向推理；企业产品设计者对竞争产品进行拆卸、破坏的反求工程试验;政治、军事中的以退为进、声东击西、欲擒故纵、以柔克刚、无为而治、不战而胜等等均为运用逆反思维的典型例证。
这种思维不同于常人常规的正向思维，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因为思维方向的独特，所以在经营中常常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特别在消化和引进技术时，它的应用更有非凡的功效。如有一家工厂，在引进工作中，注重通过逆反思维进行反求，对引进的德国先进产品，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科学分析和研究，从而洞察了该产品的结构、材料、工艺装配和包装使用等各系统的内部状况，掌握了德国的先进技术，并根据掌握的技术自觉向其他产品转移，在大量的反求工程中举一反三，开发出了不少新产品，取得了较好的引进效益。逆反思维与反求开发，是在知其然的基础上进一步知其所以然的科学分析和研究。要掌握这门技术，既要坚持全面分析研究，对尽可能多的同类产品进行反求；又要坚持系统分析研究，对一个产品的结构、材料、工艺装配和包装使用等各系统都进行反求；还要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不仅看外观，同时运用一切科学测试和分析手段，深入了解其内部结构，通过破坏性研究作深入反求。特别要大力加强测试、分析、计算技术，以求掌握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精髓，并融会贯通，在增强消化机能、提高引进效益中，真正发挥点石成金的积极作用。
四、个性开发新思维
个性开发新思维——求异思维，它是一种具有创造意义的思维方式，是对同一个问题探求不同的甚至是独特答案的思维方法和思维过程。其核心在于相同当中找不同，统一当中找差别。所以，它更加关注现象之间的不同性、特殊性，更加关注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的不一致性；它善于打破和超越思维常规，对一些“完善”的事物或书本上的理论进行清理和更新，不惟权威、不惟书本、不惟经验、不惟众。求异常常表现为方法的另辟蹊径、对异常的敏感性以及思维的独立性。
求异思维在企业经营中的使用频率较高，而且运用范围也比较广泛，特别在一些企业的个性化经营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如十分精于新产品开发和销售的德国企业，就很注重运用求异思维指导个性开发。该国有一个补齐公司，专门生产和出售消费者在别处无法买到的商品，如六指头手套、少一只袖子的西装、跛足者皮鞋、断腿者裤子等，都可以在那里补齐。这种迥别于他人的特异经营，收到了良好效果，许多特异消费者慕名前来，企业生意很是兴隆。由此可见，求异思维指导下的个性开发，的确是在竞争中取胜的一个高招。它非同于寻常和有异于传统的开发方式，带有明显的创造性特色，取得了“以特为贵，以异为俏”的市场竞争优势。
求异思维与个性开发技艺，说出来并不神秘。在企业创造实践中，外延很大，除指产品的功能、款式创新外，还包括质量优、价格廉等等。通俗地讲，这一技艺，就是企业界都很熟悉的“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多，人多我优，人优我廉”的竞争术，不过它在许多方面更多地采用了“人弃我取”的经营方针，因而，更有效地坚持了求异思维的创造真谛。近来，一些发达国家企业，又创出了“人易我难”的求异思维路子，他们上的新品，都是别人很难上得去的高新技术含量产品，因而站到了技术竞争的制高点，使产品的个性化特色更加具有时代性和先进性。利用创出名牌这一新潮竞争手段制胜市场，也是新形势下求异思维和个性开发的好路子。
反求开发新思维——逆反思维，它是经营者根据人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逆反心理，进行不同于常规的经营变革，并贯穿始终的思维。逆反思维广泛存在于人类思维所涉及的一切认识领域和创造性活动范围之中。比如自然语言中的反问、反语、反讽、反驳等形式，直接表现着逆反思维方式；生活中的居安思危、存不忘亡、从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等格言，也同样反映着逆反思维；科学研究中的反证法、归谬法、溯因法、证伪法等方法，也属于对逆反思维的运用。从人类认识史上看，逆反思维的表现也是十分普遍的。历史上许多具有创新性和革命性的学说、思想，往往都是运用逆反思维方式提出并建立起来的。比如哥白尼的日新说逆反于地心说；卢梭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逆反于封建专制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逆反于传统心理学和传统道德规范等等。在中国思想史上，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则最突出地运用了逆反思维。道家所主张的“无为而有为”、“柔弱胜刚强”的“弱者”哲学，导致了在社会价值观、人生哲学、处事原则等方面逆反于儒家的思维模式和习惯心态，从反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在社会实践的各个领域中，逆反思维的应用也是十分普遍的。比如公安干警对案情的反向推理；企业产品设计者对竞争产品进行拆卸、破坏的反求工程试验;政治、军事中的以退为进、声东击西、欲擒故纵、以柔克刚、无为而治、不战而胜等等均为运用逆反思维的典型例证。
这种思维不同于常人常规的正向思维，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因为思维方向的独特，所以在经营中常常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特别在消化和引进技术时，它的应用更有非凡的功效。如有一家工厂，在引进工作中，注重通过逆反思维进行反求，对引进的德国先进产品，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科学分析和研究，从而洞察了该产品的结构、材料、工艺装配和包装使用等各系统的内部状况，掌握了德国的先进技术，并根据掌握的技术自觉向其他产品转移，在大量的反求工程中举一反三，开发出了不少新产品，取得了较好的引进效益。逆反思维与反求开发，是在知其然的基础上进一步知其所以然的科学分析和研究。要掌握这门技术，既要坚持全面分析研究，对尽可能多的同类产品进行反求；又要坚持系统分析研究，对一个产品的结构、材料、工艺装配和包装使用等各系统都进行反求；还要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不仅看外观，同时运用一切科学测试和分析手段，深入了解其内部结构，通过破坏性研究作深入反求。特别要大力加强测试、分析、计算技术，以求掌握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精髓，并融会贯通，在增强消化机能、提高引进效益中，真正发挥点石成金的积极作用。
四、个性开发新思维
个性开发新思维——求异思维，它是一种具有创造意义的思维方式，是对同一个问题探求不同的甚至是独特答案的思维方法和思维过程。其核心在于相同当中找不同，统一当中找差别。所以，它更加关注现象之间的不同性、特殊性，更加关注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的不一致性；它善于打破和超越思维常规，对一些“完善”的事物或书本上的理论进行清理和更新，不惟权威、不惟书本、不惟经验、不惟众。求异常常表现为方法的另辟蹊径、对异常的敏感性以及思维的独立性。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意识形态；工具理性
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的普及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丰富了社会物资，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异化为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成为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帮凶，并导致了人的全面异化，打破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敏锐地观察到科学技术大规模使用给人类生活世界带来的危害，并试图找到问题症结所在。他们始终坚持批判的立场，对技术理性产生的根源、本质和功能以及危害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
一、技术理性批判问题的提出
技术理性是指在近现代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的理性主义思潮，它推崇科学技术万能论，即认为科学技术可以帮助解决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然而现实状况并非如此，技术理性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反而导致了人类社会的困境。技术理性批判的展开，正是和这一现实状况和当时的哲学思潮紧密相关。第一，在现实状况方面，资本主义发展迅猛，科学技术也得到广泛运用，并通过物质消费等形式渗透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而，“现代人卷入愈来愈唯理化的生活形态愈深，他的反应就愈加的不合理；现代人愈从物质的困境解脱，他就愈不明白自己该做什么；现代人自由愈多，愈不知道该如何享用自由。”[1]人被技术理性和物质生活所控制，丧失了主体地位和对自己生活的自主支配权，人的价值受到贬损。此外，技术理性盛行还造成生态问题和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第二，在哲学文化思潮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人本主义与技术理性批判息息相关。其一，这一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强烈的批判性和超越性。霍克海默就指出，“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2]其二，人本主义也对技术批判理论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作为技术理性理论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由于否定了哲学形而上学存在的必要，割裂了科学和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社会发展的逻辑被归结为技术进步的逻辑。”[3]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强调科学的实用性，造成了科学和价值的分离，导致了人的对象化和异化的处境。而人本主义正是反对哲学实证化的倾向，它认为人是社会的主体，主张以人的存在为核心，并试图在实践中找到扬弃异化和超越现实困境的力量。
在法兰克福学派之前，卢卡奇早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就对技术理性的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物化现象和人的异化问题都要归因于技术理性的盛行。在其之后，法兰克福学派众理论家们对相关问题继续进行探索。在其早期阶段（1930-1949年），霍克海默就确定将批判理论作为新的研究方向，将技术批判当做其批判理论的重要问题域之一，并始终坚持人本主义的立场和批判的态度。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理论家都对技术理性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探讨了技术理性产生的根源，本质和功能，他们关于技术理性本质功能的分析显示着其理论的独特之处。
在产生根源方面，法兰克福理论家认为，技术理性是由理性异化而来，它的形成和启蒙理性中价值理性的缺失有着密切的关系。1947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其著作《启蒙的辩证法》中揭露了启蒙理性的本质，并对其进行批判。实际上，启蒙运动是指在17世纪及18世纪欧洲地区发生的一场哲学及文化运动[4]，该运动崇尚理性的力量，主张把人从对神和自然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并致力于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但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主张，启蒙强调理性至上性和人对自然的技术征服，它以理性和技术为核心，总是力图确立人对自然的统治和绝对支配。启蒙理性借助于科学知识把事物精确化，通过形式逻辑的抽象统一原则把握世界，把思想变成了数学公式和工具。也就是说，启蒙理性存在着内在的缺失，它将理性仅仅当做控制自然的力量和工具。虽然人类扩大和巩固了对自然的统治，但它将理性单纯地降低为工具理性，而忽略了价值理性和人的价值和精神世界的追求。实际上，这种片面的理性消灭了人的个性，导致了人的思维的模式化，也取消了人的主体地位，剩下的只是人对技术的顺从。由此，启蒙精神并未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反而成为对人的桎梏，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此外，在发达工业社会中，资本主义社会的旧的以暴力为主的政治统治形式已不再适用，资本主义社会急需寻求新的统治方式，而技术理性恰好满足了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变化的需要。
技术理性是怎样实现其统治的呢？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从技术理性的本质和功能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释。总体说来，本质上，技术理性是实用化的理性，是和价值割裂开来了的片面的工具理性。功能方面，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理性作为“意识形态”，执行着政治统治的职能。其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就深刻地解释了技术理性的功能，他强调，技术理性具有两重性。不可否认，科学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水平，创造出丰硕的社会物质成果。但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不再是中立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面对社会的极权主义的特征，技术‘中立’的传统概念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技术本身再也不能与对它的应用分离开来；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5]马尔库塞提出了“真实需要”、“虚假需要”两个概念，以更进一步说明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其中，真实需要指不受外部力量左右的自主的需求。虚假需要是“为了特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6]资本主义社会鼓吹消费主义和享乐的生活方式，它通过不断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以及为人们提供越来越多的娱乐和消遣来将虚假需求加于人。久而久之，人们沉溺于这种享乐的物化活动中，逐渐丧失自主意识，为技术理性所控制。简而言之，“西方资产阶级得以宣扬消费主义文化和生活方式，控制人们的内心需要。”[7]与此同时，“技术社会发达地区的有组织的工人都过着明显缺乏否定性的生活，同社会劳动分工中的其他人的目标一样，他正在被纳入由受到管理的人们所组成的技术共同体之中。”[8]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也放弃反抗，自愿服从现存体制的运行。
哈贝马斯也承认科学技术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但他所认为的意识形态和传统的观念和理解又有明显的区别。具体说来，其一，传统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国家政府机器为维护其阶级利益，利用政治空想等手段来欺骗群众。而技术理性的统治采取了更加温和和隐蔽的方式，它主要通过物质财富和消费来迷惑人们，使人们资源服从其统治；其二，技术理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渗透人们的衣食住行娱乐等各个方面，涉及的范围更广，更加难以抗拒。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理性充当着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工具，实行着“意识形态”功能，造成了人的全面异化和价值失落。
三、异化与解放
毋庸置疑，在技术理性的操控下，人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变化，陷入全面异化处境之中。然而，不仅如此，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应用还造成了人和自然的对立以及人和社会的紧张关系。
第一，就人类自身而言，技术理性是人陷入异化状态的根源。人的异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人的生存状态的异化；第二，它逐步渗透和内化到人的生成结构中，导致了人的内心的压抑和异化。其一，人为技术理性所控制，丧失主体地位，处于异化的生存状态。事实上，理性和技术并没有“兑现承诺”，实现其初衷，达成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目的。相反，它们走向了它的反面，将人置于牢笼之中，压制了人的主体性，也使得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化为泡影。正如马尔库塞所说，技术理性以“富足和自由的名义”扩展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更好的统治，“成为人的解放的桎梏”。人作为创造性的主体的地位被颠覆，人的意义和价值的实现也变得步履维艰。其二，更进一步，这种异化还逐步深入到人的心理机制中，造成了人的内心的压抑和空虚。人们在享受科学技术和消费带来的舒适感的同时，也深感压抑，乃至是不自由和不幸福。以手机为例，手机的使用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娱乐方式也更多元化。但技术理性通过手机这一载体渗透人们的生活，侵犯了人的生活空间，还将本应为主体的人变为自己的奴隶。
第二，技术理性对自然大肆进行改造，导致了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冲突不断。技术理性有着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即它始终以征服自然为宗旨，以人的利益为中心对自然进行改造。一方面，资本主义凭借着诸多科学技术手段改造自然，如填湖造楼、砍伐森林、开垦荒地，建立了对自然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因此，人和自然关系失衡，自然反倒成为异化于人的对象，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例如，自然灾害频发，环境污染严重，自然资源紧张，人类面临着新一轮的生态危机。
第三，就社会层面而言，归根结底，技术理性统治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统治形式。正如马尔库塞所说，“我们社会的突出之处是，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这双重的基础上，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9]它是资产阶级利用技术理性去管制社会的新的统治形式。资产阶级为了使人们消费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丰富的物质产品，使技术理性渗透人们的生活，于是便大力宣扬消费享乐的价值观，引诱人们自愿地服从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和管理体系，服从于资本主义的价值和权威。然而，资本主义企图通过技术理性实现“意识形态”统治以实现其功利目的，这与它向来标榜人的自由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它表面上主张人的自由和价值，实际上又通过技术手段剥夺了人的自由，漠视了人的意义和精神价值，造成了人与社会的对立。
值得提醒的一点是，虽然技术理性造成了人类社会的诸多困境，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反对的是科学理性的片面化，并非技术自身。在批判的前提下，法兰克福学派就如何摆脱技术理性所造成的困境进行了探讨，对此，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存有不同的意见。马尔库塞强调，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发达工业社会里，技术理性出了问题，也就是说，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离并占有绝对地位。马尔库塞主张对技术理性进行改造，将艺术整合到科学和理性中去，以实现两者的统一。他重视艺术的作用，认为艺术具有解放功能，是培养新感性的重要场所。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的异化是由科学技术本身的性质和发展决定的，并非是人们价值选择的结果。现代社会要摆脱技术理性的异化状况，就需要建立“交往理性”，用“交往”来取代“劳动”，并将其看做人类社会历史的核心。
四、理论评价
技术理性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最为深刻的思想之一，其关于技术理性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工具的洞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更是独树一帜。总的说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始终坚持哲学的批判性，并立足于人本主义，将人的自由和解放当作理论的终极追求。
第一，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并开创性地将技术理性批判和价值批判以及制度批判有机结合起来。其一，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认为技术理性缺失了其价值维度，而这种缺失必然会影响人类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他们借鉴和吸取了马克思・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观点，清醒认识到，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理性已经异化为工具理性，并和价值理性分离开来，将人的意义抛诸脑后。即资本主义过分关注于科学技术的实用性和功用性，而忽视了人的精神和价值追求，造成了人的价值失落。因此，他们试图重建科学技术和价值的关联，进而实现科学技术中的工具价值两种理性的平衡。其二，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也瞄准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认为技术理性和资本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同谋关系。他们敏锐地洞察到了技术理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关联，即技术理性实际上充当了后者的意识形态，是控制人们的政治统治工具。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资产阶级通过宣扬消费和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逐渐消解了人的批判性和否定性，使人成为服从资本的工具。第二，批判不只是单纯的批判，它的目的在于更好的重建。而法兰克福学派坚持人本主义的立场，将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始终关注人的异化问题，其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目的就在于通过理论批判来重塑人作为社会个体的批判性和超越性，摆脱“单向度的人”的尴尬处境和单一的思维方式，以及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不难看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有着强烈的批判性，并享有同样的目标，即人的自由和解放。
尽管有着深刻的洞见，技术理性批判理论仍存在着诸多的理论缺陷。首先，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探讨了启蒙理性的本质，认为它导致了技术理性中价值维度的缺失，并存在将技术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的嫌疑。这种看法虽然有助于集中对技术理性展开批判，但同时也忽视了技术理性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要素。例如，技术理性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通过科技载体和媒介，人们可以更快速更全面地了解到全球信息。无疑，这有利于人们的学习和自我提升，对人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其次，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主张价值理性，高呼人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做法容易使价值理性凌驾于技术理性之上，造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失衡。不可否认，推崇价值理性有助于人的价值的实现，但工具理性也可以有效地推动社会在物质层面的发展。倘若工具理性遭到价值理性的压制，经济发展、科研开发可能将不受重视，社会进步也将变得迟缓。最后，如今，整个世界都处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资本在全球迅速扩张，科学技术发展迅猛，技术理性在人们生活中普及、渗透的程度更甚从前。在这一进程中，人们沉溺于科学技术带来的舒适感，但却无视其潜在的威胁，无视自身的被异化状态。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对技术理性的探索可以使人们保持警惕，更加客观地看待技术对人、自然及社会的影响，并提醒人们保持作为个体应有的批判性思维。但与此同时，技术理性批判理论具有的乌托邦的性质使它难以进入到社会历史生活中，真正地对人所面临的困境和制度作出实质性的改变。
注释：
[1]【德】孙志文：《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陈永禹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页.
[2]【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
[3]王雨辰：《技术祛魅与人的解放―评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伦理价值观》，《哲学研究》2006年第12期.
[4]【美】彼得・盖伊：《启蒙时代》，汪定明译，中国言实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6]【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7]王雨辰 ：《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理性批判的三个维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7年第2期.
[8]【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6页.
[9]【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参考文献：
[1]【美】彼得・盖伊：《启蒙时代》，汪定明译，中国言实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2]【美】赫伯特・马尔库塞：《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3]【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25-26页.
[4]【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
[5]【德】孙志文：《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陈永禹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页.
[6]王雨辰：《技术祛魅与人的解放―评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伦理价值观》，《哲学研究》2006年第12期.
[7]王雨辰：《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理性批判的三个维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关键词:技术;技术异化;劳动;劳动异化;资本
当今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在技术的成功支持下,人类开始对自然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技术似乎已真的使人类变成了宇宙间真正的王者。然而,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带给人类的并不仅仅是福祉。它在显示人对自然伟大胜利的同时,也使人与自然的冲突愈加显著,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也接踵而至地暴露出来。面对当代技术近乎裂变式的发展,人们清醒地看到,如果人类真的不能对它实施有效的控制,那我们就有可能失去驾驭技术发展的自由,存在着一种使其变为异己力量的危险。因此有必要对技术异化的根源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样才能加深我们对技术异化的认识,为应对技术异化现象提供理论依据和行动方案。
一、技术异化的表现和后果
技术本是人类劳动实践的创造物,是为人类目标服务的。但在人类利用技术改造和控制自然而满足自己需要的过程中,技术以相应的力量反控制人类,给人类自身带来危害,这便是我们所说的技术异化。技术经人类创造出来之后,逐渐摆脱人的控制。正如哈瑞•雷德纳所指出的:“人类已经设计出一种系统地统治、控制和处置所有事情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刚开始时是指向自然的,但是他们发现现在这种方法也转向自身……。”［1］技术的异化似乎成了当今社会最突出的现象,它对人的主体地位、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技术异化使人的主体地位受到挑战。在异化过程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的力量或观念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地强化,甚至畸形增长［2］。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牢牢地固定在某一特定的分工角色上,不断重复同一件工作,因而使劳动成为一种机械性的、非创造性的劳动,工人“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这样,大工业将人变为了机械的一颗螺丝钉。机器的发明是为了将劳动者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然而,在机器化的生产中,工人成了机器的附属物,不是机器为人服务,而是人为机器服务。工程技术人员也是技术发明和技术维护的“片面角色”。
技术异化危及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机器技术的进步打破了依赖自然而生存的农业时代的平衡,使人类走出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春耕、夏播、秋收、冬藏”的生存模式。尽管这是一种进步,却也为破坏自然和统治自然开辟了道路。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致使人类对自然生态平衡的干预大大地超过了自然界自身的复原限度,使不同层次的自然平衡都濒临自我修复的“极限”。技术异化对自然的破坏导致了一系列对人类长远生存发展不利的后果,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等。
技术的异化使技术成为了统治人的工具。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征服力量大大地加强了,但是这种征服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为代价的。也就是说,统治集团借助技术将其自身的意志和需要,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使科学技术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哈贝马斯的“交往异化论”认为,在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统治论”观念对人的压抑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技术对日常生活领域的侵蚀,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使人类的异化越来越普遍［3］。
二、对技术异化根源一般解释的缺陷
技术异化现象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已引起许多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学者甚至科学技术专家的深深忧虑,他们纷纷对技术异化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并寻求解决途径。一些学者认为技术是导致文明堕落、道德沦丧的根源,技术应对工业社会中人的种种异化现象负责。以早期的人本主义者如哈贝马斯和埃吕尔等为代表,他们将技术异化归结为技术本身的展现。例如哈贝马斯突出地把科学技术直接作为他的批判对象,并认为科学技术必然产生消极作用,这种消极作用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4］。因此,悲观主义派如以“罗马俱乐部”的米都斯为首的一些学者,他们为了防止全球性严重后果的发生,提出了“零增长”的方案,即停止增长,“需要使社会改变方向,向均衡目标前进而不是增长”［5］。
针对这种观点,有学者们认为,面对异化现象,指责技术本身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原因在于对技术本质的认识发生了偏差。“技术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类的一种有目的的活动,是从来也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人类,成为自主自律的力量。”［6］技术异化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异化,是一种人的异化。技术异化是由于受到错误价值观的指导而导致的,体现在技术的发明创造和使用过程中。技术异化的产生要归因于技术以外的因素,是由于人类对技术的不适当、不合理的应用造成的。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不适当、不合理的应用,主要有认识的和社会的两方面原因。国内还有学者认为,应把技术异化与社会价值观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认为技术异化的主要社会根源在于价值观上的个人主义,生活观上的享乐主义,方法论上的科学主义及发展观上的经济主义等。
毋庸置疑,学者们对现代技术的反思和批判是发人深省的,对确立全新的技术理念和生活目标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但是对技术异化的根源的解释,多数还局限于现代技术应用及其后果方面,还只是就技术来解释技术现象。技术是人类生存实践的产物,技术形态和应用后果都是社会建构的,技术异化的根源也在于社会应用技术的主导模式。因此,分析技术异化的社会生产制度,才能深入探究技术异化现象的本质性原因。
三、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思想
“异化”是德国古典哲学术语,马克思一直给予高度关注,并汲取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观的合理成分,赋予了异化完全崭新的内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及其产品的异化这个经济事实出发,概括了异化劳动的四个基本规定。
1.从生产结果看,劳动者的劳动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
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是劳动的结晶,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劳动产品本应该属于工人,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7］44。就是说,工人劳动的产品不仅与工人相脱离,而且变成与工人相对立的东西。劳动所带来的后果,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竟是如此不同。“劳动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7］46马克思认为,这一切后果包含在这样一个规定中:“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像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一样”［7］45。
2.从生产过程来看,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活动相异化
马克思认为,劳动者的生产活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的结果就是劳动的产品同劳动者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本来是人的本质,是一种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在劳动中肯定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智力。而异化劳动则使劳动变成了外在于人的东西,工人的“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一种被迫的强制劳动。从而,劳动不是需要的满足,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其他各种需要的手段”［7］47。劳动生产了美,但是在劳动者的体能、脑力上生产了畸形;机器养肥了资本家,同时也造就了除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劳动者在劳动中被异化了。
3.从人的类本质上看,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
这是马克思根据异化劳动的已有的两个规定推导出的第三个规定。首先,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生活,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标志。人类通过改造对象世界,使人类的类本质对象化,在改造无机自然界的过程中得到确证。在异化劳动状态下,人对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完全发生了变化。“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剥夺了他所生产的对象,从而也剥夺了他的类的生活、他的现实的类的对象性,而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那种优点变成缺点。”“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单纯的手段,从而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7］51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工人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把工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
4.人与人关系相异化
这是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马克思认为:“人同自己本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7］52也就是说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他人的关系,才能成为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他指出,如果劳动产品对工人来说是异己的,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别人而不属于劳动者。如果说劳动者的活动对他本身说来是苦恼,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别的什么人带来享受和欢乐”［7］53。至于这另一个人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恰恰就是工人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资本家。从而,私有财产是与外化劳动相伴而生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
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中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或使用“技术异化”概念,但已经注意到了技术异化现象,他把技术异化现象包含在劳动异化之中给予了分析。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异化必然存在着技术的参与。机器的应用直接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引起工人劳动力的贬值,从而增加了剩余价值,提高了资本家的利润。同样,马克思也不认为技术异化是独立的现象,而是把技术异化归属为劳动异化的一种衍生形式,由于劳动异化了,才导致技术也异化了。
马克思主义主张任何事物的产生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协同起作用。技术一经产生就存在着异化的可能,社会应用为技术异化提供滋生的土壤,没有人类社会的应用其负效应也不可能显现出来。因此,探讨技术异化的根源,要把技术层面的原因和社会应用环境制度方面的原因结合起来。
四、技术异化是劳动异化的衍生形式
1.分析技术异化的基础
马克思将异化与对劳动的分析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和异化劳动理论,其中就包含了技术异化思想的萌芽。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劳动产品的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技术产品对人的奴役的根源在于它的资本主义运用,而不在于技术产品本身。研究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思想,对我们进一步探究技术异化的根源,寻找消解或缓解技术异化后果的措施,都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技术异化的根源在于劳动异化和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方式,技术本身的因素是通过前两者体现出来的。
2.技术异化的前提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工厂制度的建立和机器技术大规模应用于生产,是技术异化产生的前提条件。技术是劳动的产物,技术产生后,不仅作为劳动产品而存在,它还将作为劳动条件投入到生产中去。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单个的或成组的劳动者必须用自己的手工工具来完成每一个特殊的局部过程,不但劳动者要适应生产过程,生产过程也必须适应劳动者。而当机器大规模投入到生产中后,这种依据经验的分工原则失去了作用。“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8］417“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8］463
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异化为劳动者的异己力量,作为劳动产物的“技术”便也与劳动者相异化。
3.技术异化的根本原因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推行是技术异化产生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劳动产品隶属于资本,资本家利用占有的生产资料去剥削工人,获得利润,工人由于失去了劳动生产资料而处于受资本统治的地位。马克思指出:“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8］483
机器技术作为资本的助手必然与“劳动”相冲突,进而也要与“自然”相冲突。
4.技术异化是资本增值的必然选择
技术异化是技术作为资本的成员的内在要求。由于劳动已经异化,技术作为“死劳动”和资本的助手才成为自然和劳动者的异己力量。技术是人类为了满足增长的需要而把自然转化为人工物的手段,资本家却将技术当做提高利润的武器。资本的增值需要自然界为其提供生产原料,自然力成为“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的自然基础”,最大限度地榨取自然资源是资本的本性,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以破坏可再生资源为代价的。资本榨取自然的“价值”,必然通过技术来实行,科学技术也是在资本的支持下快速发展,技术对自然的破坏性利用是执行资本的意志。同时,人类以多大的力量控制自然,自然就以多大的力量反作用于人类,这种自然对人的反作用也表现为技术异化的后果。因为技术是利用自然资源的条件和手段,技术应用“破坏”自然,实质是技术与自然作为隶属资本的一部分,联合起来完成资本剥削劳动和资本增值的使命。
5.技术异化是劳动异化的必然体现
今天,劳动仍然受雇于资本的本质结构使技术异化犹存。现如今虽然劳动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劳动必须受雇于资本和适应资本要求的本质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必须通过劳动(工作)来获得维持其生存和发展的生活资料,正是人的满足生存需要的实践活动以及人在历史活动过程中对物质生活资料的永无止境的追求,才使技术成了不可或缺的东西,才对技术抱着特别重要的期翼和苛求。科学技术虽然逐渐独立,也还是某种特殊劳动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受制于资本(资金)追求利润的目的,承担着实现经济增长的总目标。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在遵循一个原则－最小投入与最大产出的效率原则。在这一效率原则的支配下,技术系统将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属物,人的体力和智力不得不依赖于越来越复杂的机器才能提高效率,从而使多数人失去了其应有的创造性,成为机械系统的奴隶。因此,只要劳动异化还存在,技术就必然异化,技术异化是劳动异化的必然体现。
总之,技术异化是劳动异化的重要方面和内在因素。马克思认为,劳动过程的技术结合[CD2]即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生产资料同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能的劳动者的结合,决定劳动的社会结合－即劳动者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在阶级对抗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科学技术在增强了人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能力的同时,“技术的胜利”必然使劳动失去自主性,使人更受异己力量的支配和奴役。甚至科学技术还成为意识形态,使劳动者在受技术统治时还称赞技术。劳动异化之所以出现,不仅仅是因为劳动是为他人(雇主)进行的,而且也因为劳动对绝大多数劳动者来说是机械的、非创造性的劳动,而这种劳动是通过技术完成的。
五、解决技术异化问题的条件和途径
技术异化的根源在于劳动异化和技术为资本增值服务。科学技术成了资本对劳动剥削的工具,成了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根据。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科学、技术是从属于资本的,“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样一来,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9］。因此,解决技术异化问题的根本条件,是逐步消除劳动异化和资本对技术的控制。在现代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劳动异化的基础还不能彻底改变,技术异化现象作为劳动异化的体现还不能根本消除。但是,可以通过改善技术与劳动、技术与资本、技术与自然的关系状况,限制技术异化的程度和范围。
技术来源于劳动,因而从根本上也属于劳动,技术与劳动应该也可能建立一种和谐的、互相协作的关系,这样技术才能够健康、迅速地发展。现阶段技术虽然仍被资本(资产)用做增值的手段,但它已通过科技劳动者的理性活动和科技立法渗透到劳动当中,而不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与劳动相分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由于存在着社会分工,劳动异化现象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仍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但劳动者的地位提高,使技术与劳动的对立得到了相应的控制和调节。
在市场经济阶段,技术既是生产手段也是资本(资产)增值的手段,但是,技术服务于资本的方式和范围可以受到约束。例如,通过立法、民主协商、伦理观念等影响技术开发应用状况,削弱资本对技术的支配控制,使技术并不是唯一地、首要地为资本增值服务,技术也为社会和谐发展和劳动者福利增长服务。
技术作为增加利润的生产手段与过程,必然要改造自然、制造产品和干扰自然进程,但是,技术改造自然的方式和程度可以有选择地实行。尽量开发利用与自然和谐的“绿色技术”,就是一种改善技术与自然关系的有效举措。通过推行自然环境保护立法、自然环境伦理、绿色消费观念、技术民主决策、环境保护运动等,可以限制技术对自然的破坏的范围与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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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异化劳动；劳动者；教育异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构成运用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解析，其中，他将异化的概念和劳动二者相结合，认为社会中的劳动者们用劳动创造了财富，这些劳动本应属于劳动者，但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被剥削了，这一行为导致了劳动者生活质量的下降，以此为依据进一步分析社会基本经济结构和运作规律，最终得出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
一、“技术异化”
异化是主体在活动中产生了对立于自身的客体，客体反过来对抗主体并对主体加以控制。而技术是人类所创造出的产物，为人类的劳动服务，帮助人类获取更高的效率和能力，但当技术发展到一定地步的时候，科技会反过来控制作为劳动者的人类，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不可预估的伤害，即技术异化。
马克思所说的技术异化，其一，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大机器生产技术的普遍应用，大大推进了社会的进步发展，但由于对这些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使得其没有得到适当合理的发展，本应解放生产力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却因此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使人逐步受到了物的控制。马克思认为在这个时代中，随着科技的不断更新与发展，工人被贬低了其劳动价值，资本家以此增加了剩余价值的获得量，而工人则逐渐成为机器，造成了人为机器服务的现象。其二，资本主义应用并不是合理适度地应用，对机器科技的使用使得更多资本家为追求最大化的利益忽略了工人自身的机能，导致对工人本身的健康和精神的危害。其三，由于资本家追求利益的野心不断膨胀，使得他们大力地发展科技而不顾工人原有的价值，从而产生了社会道德沦丧的现象，资本家为了增加剩余价值而忽视工人性命安全，具体来看，就是机器的不合理发达促使工人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后者生活质量也随之进一步一落千丈，使得整个社会的工人阶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
二、教育异化
所谓教育异化，就是现实社会中在教育领域由于技术异化而产生的异化现象，众所周知，随着现代教育科技的不断爬升，各类学校机构的教育水平得到了革命性的提高，但同时也因为现代教育技术的快速发展产生了教育过程中的问题与难题，即技术教育中存在的异化现象。这一现象可以从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四个内涵作为出发点，进行相对应的阐述和剖析。
第一，教育工作者和其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得就越少，他创造得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是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劳动者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1]不可否认，在当今时代的教育领域，技术的发展改革了传统的课堂教学，作为教育工作者的老师们普遍已不需要亲力亲为地在黑板上进行书写以传授知识，而是使用现代教育科技来满足教学的需要，并方便教学的进行。包括投影设备、电子黑板、网络教学等科技产物在内的现代教学工具的大面积推行，不仅可以让教学中所传递的知识得到视觉上乃至听觉上的直观感受，还能让学生因接触面的增多而提高获取知识的效率，加深记忆和拓展思考，所以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革新是可观而且可期的。但如前文所提，有时科技的不合理发展会导致特定领域的异化现象，在这里，教育工作者的劳动产品则是他们所制作的用于课堂的幻灯片、文字资料、实验设备和材料等，而随着教育工作者耗费大量劳动来越来越多地制作这些工具，教学中教师应发挥的主要作用被这些工具所影响，换句话说，教师本应是这些教学工具的所有者，但当这些工具被过度地用于课堂之上时，教师有时反而成为了单纯操纵这些工具的存在，因为科技的发展，电脑越发智能，很多需要教师完成的工作乃至教师作为学者思考出来的观点，被电脑替代性地提出和完善了。可见，出现这种情况时，就是被现代教育技术控制的时候，产生的结果就是违背教学本身的意义，使得学生更多地注意了产品本身而不是产品所包含和要表达的内涵知识。
第二，教育工作者和其劳动活动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是自愿的劳动，如果教育工作者过多地运用了教育科技，其教学活动在教育工具的控制下则成为了被迫性的，而非自愿，那么教师和其劳动活动就会相互异化，从而产生学生和其劳动活动相互异化。例如，教师在备课时，需要某一部分资料和结论，如果他过分地依赖科技，会直接通过网络的方式进行查阅，呈现眼前的也会是各种学者的各类言论，教师可能就会在其中进行挑选和延伸，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其自己思考的成份减少了，有时只需要教授简单的内容，但因为对科技的依赖制作了复杂的展现效果，导致在实际教学时使用无意义的教学技术，呈现浪费时间资源的教学效果，拖沓了教学节奏，这些就是劳动工作者与其劳动活动相异化的现象，而他们的自我价值无法得到实现。另外，由于教师与其教学活动的异化，作为教学对象的学生可能也会受到影响，教育工作者对教育科技的不当使用分散了教学对象的课堂注意力，降低了后者对实质知识的兴趣，从而在学习中越发地走向被动，学习成为了非自愿的劳动，但迫于考试、选拔等压力需要继续进行，那么也就产生了教学对象与劳动活动的异化。
第三，教学工作者与其类本质相异化。劳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如果劳动变成了非自愿非自觉的形式，那么劳动者就会与其类本质相异化。在当代教育过程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当教师进行教学活动时，教学工具如电脑、投影设备突然发生故障，那么教学活动就会立刻终止，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往往绝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如何修复教学设备以重新启用教学技术上，而非在失去教学技术的支援时，思考如何降低由此带来的教学效果下降的问题，从而推动教学活动继续展开，在这时，教学工作者就与其类本质发生了异化。因为教师是教学活动的发起者和主导者，如果在设备故障发生时颠倒了教学与科技的关系，那么其教学活动就不是自觉主动而是被动的，即是被现代教学技术推动的，因为这一行为表示了其并未认可自己的劳动，而加以了否认，从而受到了教学技术的主导和控制，而教师也反过来成为了这一劳动活动中机器的存在。而要改变这种反向的观念，不仅需要教学技术的适当看待和使用，更要重新分析和思考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地位和真正要发挥的作用。
第四，教学技术中人和人相异化。与马克思异化概念的第四方面内涵相对应，一方面，如果教育工作者在教学活动中因为与其劳动产品、劳动活动和类本质产生了异化，那么对他们自身而言就是被动而且苦闷的。前面所提到的由于过分地依赖现代教学技术，使得教学对象更多地关注教学工具而非教学工具本身所要传递的知识，那么教学对象也同样会减少对教学工作者的关注，即学生更注重教师耗费大量精力制作出来的技术产品而非教师本人。因而由于教学技术的运用没有增长反而减少了课堂互动，也就产生了学生与教师之间即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但在这里，主体并不是教师或学生，而是那些教学机器背后的科技。教师也因此由于学生对其注意力的降低，与学生的交流大幅缩少，有时无法发挥出主导课堂的作用。
另一方面，继续对“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别的什么人带来享受和欢乐”这句话的思考，前文提过，有些教师可能并不适应现代教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仍然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教授，但同时有些教师却可能会非常喜欢这种教学方式，后者中又包括了一部分不负责任的劳动者，他们觉得科技带来了教学上的便利，不用再去更认真地对待工作，所以反而会因此与学生产生了异化却感到快乐。因此，我们不能否定现代教学科技带来的优势，但对教育工作者在劳动活动中对本身工作的正确观念和思想进行调整和加深也是很具有必要性的。
三、教育异化的原因
一方面，归根到底，我认为在于现实社会中社会生产力的先进与否，教育工作者需要通过劳动活动去获取利益，而人们接受教育越发地倾向于应对工作门槛、选拔标准时，接受教育将不再是提升自我修养的一种方式，而是为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才去学习的生活途径，当社会生产能力真正发展起来后，教育才能体现出前者所说的效能。另一方面，马克思并不认同是科技导致了异化，而是对科技的资本主义运用才衍生出了异化的现象。所以从外部看，还是在于尚不够完善的体制和市场经济，加强对人文的关怀，进行合理的体制改革，才能更有效地减轻以至消除异化的发生。
四、总结
当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多上个时代的残渣尚且存在，私有制成份也暂时不能完全消除，所以不仅仅是教育领域，如经济领域内的拜金主义、诚信危机，政治领域内的权钱谋私、贪污腐败，文化领域内的文学和生活方式的变革等这一系列的异化现象仍然可见，但是，并不是所有社会中呈现出来的负面和矛盾景象都是异化而来的产品，我们短期内能做的也只是调整、缩减、控制异化的发生，而随着这些行为力度的加大和不断保持，以及国家向未来的大步发展，根除异化现象或许只是水到渠成的时间问题。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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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子；庄子；科学技术思想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2-0049-05
自近代以来，在发端于古希腊“原子论”的自然哲学思想的主导下，在文艺复兴倡导的“自由”人文精神的指导下，自然科学与技术突飞猛进，硕果累累；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的盛行，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的发展遭遇了“瓶颈”。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困境重重，而且严重偏离了“为人”的目标，背离了“属人”的本性，使其与自然、人文之间的鸿沟日益加剧。这表明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新的指导思想。“可能是由印欧语系统所决定的……我们的思维方式明显地不适合处理整体和形式问题。”[1]从20世纪的40年代开始，世界上很多学者积极寻求“救世良药”，最后找到了中国道家。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曾于1968年指出，“老子是在两千多年前就预见并批判今天人类文明缺陷的先知。”[2]21耗散结构的创立者普里高津认为，“中国（道家）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3]
在中国道家学说中，《老子》与《庄子》分别是记载道家重要代表人物老子与庄子思想的著作。《老子》是一部中国历史上最早论及科学技术史料、思想与哲学的著作，《庄子》也是一部该方面很有价值的著作。“老子是中国古代最早记载科学技术的著作，也是最早论及工程技术设计思想和设计方法的重要文献。”[4]这两部著作探讨了诸多科学技术问题，提出了大量有创建性的科学技术思想。老庄思想乃至道家学说中最高的哲学范畴和思想核心均是“道”。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说：“老子的思想……蕴涵着丰富的科学思想，因此道家在中国科学史上非常重要。”[5]对于老庄，“道”既是世界的本原，又是世界的普遍规律；既是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普遍规律，又是人类社会道德的最高准则；既是机械运作的基本原理，也是高超技艺的最高境界。
一、道统万物：蕴含科学技术思想
在老子与庄子的思想中，“道”统摄万物。“大道汜兮，其可左右。”（《老子・第三十四章》）“道者，万物之奥。”（《老子・第六十二章》）“（道）无所不在”（《庄子・知北游》），“道无始终”（《庄子・秋水》）。老庄之“道”首重“天道”，即自然之道。“在老子和庄子那儿，自然界却一直占据着他们思维的中心。”[6]47“道家所说的道……乃是宇宙运行的天道；换言之，即自然的法则。”[7]42-43因此，老庄之“道”蕴含着丰富的、很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思想。李约瑟指出：“道家的心理状态在根本上就是科学的。”[8]“道家思想体系是一种独特的哲学与宗教的混合体，还包含了原始的科学与方技，是世界上唯一并不极度反科学的神秘主义体系。”[9]
第一，老子与庄子力求从自然本身去寻求自然现象的原因，这是近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得以进行的首要前提。老子摒弃了人格神的存在，明确指出：“道”存在于自然之中。“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曰。孰为此者？天地。”（《老子・第二十三章》）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思想，明确给定了“道”的物质性――道即气，并试图用气的变化来说明宇宙万物的产生与发展。“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庄子・知北游》）“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虽“道统万物”，但万物各有特性，各有长短，需要充分认识和因顺万物。“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彼必相与异，其好恶故异也。故先圣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庄子・至乐》）
第二，老子与庄子非常明确地肯定了科学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功用价值。老子以橐龠（风箱）、车毂、陶器、居室等为例，阐述了“道”的“有”、“无”之用，表明了机械原理、建筑学原理、陶器制作原理等都蕴含和体现了“道”，实质上也肯定了科学技术的价值。“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第十一章》）庄子也以具体事例或寓言故事等表明科学技术可以增强劳动技能，提高工作效率，并对庖丁、梓庆等杰出工匠的高超技艺极为推崇。“百家众技皆有所长”（《庄子・天下》）。“百工有器械之巧则壮”（《庄子・徐无鬼》）。“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庄子・天运》）
第三，老子与庄子非常赞赏自然规律和技术创作原则。老庄认为，自然界是有秩序的，有一个“先天地生”的“道”支配着万物的运行。“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第十六章》）“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老子・第十六章》）“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其中的“常”、“道”都有自然规律的含义。老庄抓住了古代科学技术的实质。“反倒是《庄子》将它（技术）描述为一种合目的性、个体性、手艺主导型、经验与灵感――体悟相辉映的活动，抓住了古代技术的实质。”[10]老庄还提出了技术创作的一般原则。“朴散则为器……大制不割。”（《老子・第二十八章》）意指要制造各种器物工具需要将物质材料进行分解，而完美的创造和制造是不需要割制的。
第四，老子主张“道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庄子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思想，认为“道进乎技”，“技”中有“道”，以“道”驭“技”，“道”“技”交融，从而保持着科学、技术与自然、社会及人的身心和谐。实质上，这是“道法自然”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科学技术求善、求美回归人性的路径。《庄子》以庖丁解牛、大马捶钩等寓言故事刻画了庖丁“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养生主）之技术和捶钩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之技术（《庄子・知北游》）。不难发现，对行为主体而言，这些“技”不仅是工匠们的技术水平和能力的展现，而且是工匠们实施技术时的心理体验与精神体验；不仅是工匠们改造和变革活动对象的操作技能的展示，而且是追求“道”与体悟“道”的一个过程；不仅是与世俗功利相联系的谋生工具，而且是“法自然”而求“道”得“道”的途径。“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庄子・养生主》）
老子与庄子的科学技术思想可谓贯通古今、契合东西。“道家对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与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相媲美，而且成为整个中国科学的基础”[11]1。“道家思想是现代科学思想的先驱。”[7]55美国著名科学家卡普拉将道家的“道”与现代物理学联系起来。曾获诺贝尔奖的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曾言《庄子・内篇・应帝王第七》对他进行粒子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并认为《庄子・秋水》中惠子的经验论立场似乎更接近传统的科学，而庄子的观点更接近量子力学中哥本哈根学派的观点[12]21-24。
二、“道法自然”：指引科学技术走向
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受到科学技术思想的指导，实际上主要是受到西方科学技术思想的指导。如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人类社会财富的发展与积累可谓居功至伟；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在对自然、人类社会的破坏方面，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要保持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发扬其积极作用，减弱其消极作用，就需要新的指导思想。老庄的科学技术思想可谓是指导未来科学技术走向的一个思想资源宝库。
老子与庄子不仅肯定自然事物中存在规律及其认知价值，赞叹科学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功用价值，同时，也看到了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许多负面影响并提出了诸多批判。李泽厚认为，老庄的这种观点表明他们是反对技术异化的“先觉者”。老子认为，科学技术发展导致了人类社会文明的堕落、道德的沦丧。“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老子・第五十七章》）他进而提出“三绝”：“绝圣”、“绝仁”、“绝巧”和“三去”：“去甚”、“去奢”、“去泰”。同时，他还给出了“济世之方”：“道”要“法自然”，要“为无为”。“自然”与“无为”乃是“道”的具象化。所谓“自然”并非意指现代汉语中自然界，而是指事物的原本状态、本性或法则。“道法自然”是指“道”以它本来的样子为依据，它的内在原因决定了它的存在。李约瑟认为，“这种作为大自然秩序的‘道’，使得万物发生并且支配万物的一切活动，而这种支配更多地不是靠强制力，而是靠时间与空间的一种自然曲率。”[11]39 澳大利亚哲学家西尔万（R. Sylvan）和贝内特（D. Bennett）指出：“道家思想……为‘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实践基础[13]。所谓“无为”，对于儒家和法家，是指消极而无所作为；但对于老子，则是指以“法自然”的方式而为，以遵循自然规律的方式去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也。”（《老子・第六十四章》）“‘道法自然’的准确意思是：‘道遵循万物的自然’。”[14]“无为”就是不做违反自然的活动。“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道德经・第三十八章》）卡普拉认为，“‘无为’不是戒绝活动，而是戒绝某类活动……戒绝反自然的活动。”[2]72 所以，老子用“道”来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是要阻碍科学技术发展，而是要在科学技术因循自然发展的同时，注意科学技术的危害并设法予以减少或者杜绝，不要任意妄为。“为者败之”（《老子・第十九章》），“妄作则凶”（《老子・第十六章 》） 。
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这一思想，肯定了“道法自然”与“无为而治”。他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他倡导“以鸟养养鸟”《庄子・外篇・至乐》，“顺之以天理，应之以自然。”《庄子・天运》）“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庄子・达生》）“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庄子・在宥》）庄子还多次谈到科学技术及其带来的人性扭曲、道德沦丧、物性摧残与生态失衡等种种人被物役、被异化的现象。“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感乱，无以后其性情而复其初。”（《庄子・缮性》）“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庄子・天地》）“绝圣弃知，大盗乃止；玉毁珠，小盗不起。”（《庄子・箧》）“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庄子・缮性》）但是，大多数学者只强调庄子的这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庄子给出的解救之方――“道技合一”。“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技术要经由合于事、合于义、合于德而实现合于天道。技术“不仅仅是手段”，而且是“天道的一种展现的方式”[15]。
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讲，科学技术与人文的发展共同推动着人类从蒙昧走向开化，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弱走向强盛。特别是在14―18世纪，西方文艺复兴所倡导的“自由”之人文精神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与人文联合击溃了神学世界观。但是，到19世纪，科学技术与人文之间出现裂痕，科学主义渐成大势，技术主义甚嚣尘上。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成为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的全球性现象，作为“生产性”的力量，科学技术为人类带来了福祉；作为“破坏性”的力量，科学技术以违背“物之自然”――自然规律的方式的任意妄为，以违背“人之自然”――人之本性的方式给人类造成灾害。科学技术，就其本性而言，是人的创造物，是人类理性的具象化形式，应该具有“为人”、“属人”的特性。但是，现如今，人不再是科学技术的主体，好似科学技术网络上的一个部件。科学技术成为与人类相异的、敌对的力量，成为操控和奴役人的力量，而不再是“属人”的、“为人”的力量。换言之，科学技术发生了“异化”。科学技术不仅使“自然异化”，造成了诸如资源枯竭、生态恶化与物种灭绝等问题，而且使“社会异化”，造成了能源问题、人口问题、核军备问题与社会安定问题等，还使“人异化”，使人在物质层面上习惯性地追求物欲的最大化，在精神层面上经常性地陷入焦虑感、危机感和无意义感。霍克海默认为，“人类已经被科学抛弃了……反过来人类为科学服务，并且作为外在于科学的东西从属于科学。”[16]吴国盛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技术的时代，技术对于今日政治、经济、文化有着惊人的、不可思议的决定性影响，但技术却不是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因而未得到深入而全面的反思。人们对于技术的看法，相当程度上仍然囿于技术中性论和人类中心论，认为技术只是人手中随意摆弄的工具。”[17]
从表面看，老子与庄子在科学技术价值观上存在“二律悖反”。一方面，他们观察自然与生活中的大量科学技术现象，肯定自然规律，赞扬科学技术在生活中的功用价值；另一方面，他们也批评了科学技术给社会所带来的种种不良影响。李约瑟认为：“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科学和技术的根本，但由于道家对知识的自相矛盾的态度，以致这一点往往不能为人所理解。”[11]149实际上，老庄并非要取消一切科学技术的应用，而是要使科学技术“法自然”地发展，要预防、限制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要用“道”来认识、规范与评价一切事物，包括科学技术在内。“在诸伟大传统中，据我看来，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18]
虽然老庄的科学技术思想，针对的是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社会混乱”的时代背景，针对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大转型、社会大转变与文化大危机，针对的是中国古代的“现代化”[19]；但是，它们可谓是处理现代科学技术问题的一个可资借鉴的思想宝库。就科学技术活动而言，相关因素主要有四个：科学技术本身、科学技术活动的主体、科学技术的应用及相关的政策与法律法规等。首先，“道法自然”可以使科学技术自身的人文本性归位，使科学技术能够顺“其”自然去“为”、去发展。其次，“道法自然”可以使科学技术活动者顺应事物本性的人文精神，更多地关注其内在的人性自觉，规避不端研究与行为。前苏联著名科学家谢苗诺夫曾经指出：“一个科学家不能是一个纯粹的数学家，纯粹的生物学家或纯粹的社会学家，因为他不能对他工作成果究竟使人民情况变好还是变坏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不然，他不是在犯罪，就是在玩世不恭。” [20]“在一个受到败坏的时代，一种责任伦理是必不可少的。”[21]1再次，“道法自然”可以使科学技术为社会服务，可以使科学技术使用者更深刻地理解科学“双刃剑”的含义，树立“自然”的理念，实施“无为”的行动。爱因斯坦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22]最后，“道法自然”可以使相关的政策与法律法规更加符合人类之本性。“任意一个技术领域中向任何一个方向的每个新进展绝不会为了在手段与预定目标的符合中达到一种平衡点或饱和点而努力，而是――相反地――在成功的情况下，诱因导致了向任何可能的方向的不断进步。”[21]19对于科学技术研究者与工作者，由于他们所独有的专业知识，要承担“通告与预防的责任”。科学技术研究者与工作者有责任确保科研成果运用于非破坏性的目的，不仅要为其研究的直接后果负责，而且还要顾及到研究的间接后果，包括某些难以预知的后果。
三、结语
面对科学技术异化的种种表征，许多有识之士积极呼吁世人关注。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宣称“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预言“文明的冲突”，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从具体层面上讲，科学技术异化与现代经济、政治、社会与生活等诸多层面的人类中心主义密切相关。从本质上讲，科学技术异化是人类价值观念的危机，是人类科学技术活动中人文缺位、精神失衡所致；从根源上讲，科学技术异化是科学技术与人文的疏离、理性与价值的分裂所致。实际上，科学技术的“求实”、“求真”与人文的“求善”、“求美”的完美结合才是人类所应该追求的。科学技术越发达，就越需要科学精神、技术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和谐统一与协调发展。老庄的科学技术思想不是在人与物（对象）对立的方式下考究事物，而是在人与事物相合的关系中洞察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不是“见物不见人”、“见理不见情”，而是具有科学精神、技术精神与人文精神。“撇开其思想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老子所提倡的主体处置他物他人的这种实践方式所蕴涵的技术活动理念堪称是‘双向度’的，因为其中充分照顾了技术对象的自在本性及其生存欲求之实现。”[23]所以，老庄的科学技术思想用以矫正现代社会的科学主义与技术主义观念，将日益显现出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汤川秀树曾经说过：“人们常说，希腊思想，从广义上说提供了一切科学赖以发展的基础……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将来时，肯定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希腊思想应该仍然是科学思想发展的唯一源泉。”[6]50-51“它（道家思想）是现代社会的不尽的思想源泉，也必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不尽的思想源泉。”[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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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Scrutinizing of Lao Zi and Zhuang Zi’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ought
ZHI Guangyuan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关键词：技术异化；生成；扬弃
中图分类号：B028/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Z013）03-0020-06
现代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它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忧虑。技术是人类按照自身的需求发明创造的，其正价值的实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其负价值的实现，却成为统治人、压抑人的一种异己性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缓了社会的进程。它不但不是“为我”，反而是“反我”，这便是通常所谈的技术异化。技术异化给人类未来的发展笼罩上一层厚重的阴影。通过反思、批判找出技术异化的根源及其克服途径，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技术异化的过程
人们通常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理解技术，把技术看成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但技术的发展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具有相对独立性，在“人、技术、自然”这个大系统中是一个相对独立要素。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这系统中三者互为中介和桥梁，但在具体的不同时期各自却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各自地位是随技术发展而变化的，而这个变化过程也正体现了技术异化的过程。
（一）技术产生与萌芽时期
技术产生和萌芽时期的内在逻辑是：自然诞生人，而人创造了技术。在自然一人一技术这个关系链中，自然处于基础和统治地位，而人和技术则是从属于自然的。这时期人类认识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所面对的是一个完全的未知世界，人类生存面临一系列困惑，人在充满痛苦和压力的时代背景下，自然界无疑显得“神圣不可侵犯”，人类则十分“渺小”。因此，各种“自然崇拜观”理念就应运而生。人只能盲目地去作用于自然，被动地去顺应自然，技术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显示度不高，没有形成独立的技术体系。
（二）工业化时期的技术演进过程
工业化时期以来，人类智力被大大释放，实践活动层次也得到了极大提高。在人一技术一自然这个过程中技术体系开始逐渐形成。人类依靠初步形成的技术体系在实践活动中获得了巨大成功，创造了大量的社会物质财富。因此，这阶段诸如“知识就是力量”、“人定胜天”等理念开始主导人类发展，人类不再惧怕自然，而是凭借技术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自然界的主人和主宰者。
（三）工业化后期的技术演进过程
19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对技术的R&D投入迅猛增加，技术体系逐步完善化和系统化，技术以空前的速度和深度改变着人类自身和自然的面貌，日益成为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技术在人与自然之间占据着核心地位，甚至技术被认为能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切难题，形成了技术一人一自然的“技术至上论”的理念。但同时，由于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巨大作用力，人类自身对技术的迅速发展开始难以驾驭和控制。随着技术带给人类利益的增加，它带给人类的负效应也在增加，技术异化现象凸显。如现代农业中大量化肥和农药的使用，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但同时也直接导致了食物天然质量的下降、土壤的贫瘠化和环境污染以及生物物种的灭绝。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发出警告：除非人类开始关心自己的环境，否则，“人类对环境的所有攻击，包括有害甚至致命的物质对空气、江河和海洋的污染……将必然无疑地破坏或改变物质本身……未来的形成就取决于此”[1]。现代通讯技术虽然方便了人类的社会生活，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危害了人类身体健康。现代医疗技术一方面大大保障了人类的健康成长，另一方面，它却带来了一系列有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如人炸、社会老龄化等。同样，核能虽然是一种理想的能源，但核能利用的危险性极高，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的发生，它的破坏性就使其影响力和受关注度超过了当时的地震和海啸。
总之，现代人越来越依赖技术，离不开技术，但从蒸汽时代到电力时代，再到原子时代、信息时代，技术的进步相反却带给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危机、生存危机和信仰危机。所以技术让人类因它的进步带给人类的巨大利益陶醉的同时也让人类对技术充满了恐惧和担忧。
二、技术异化的表现
（一）对自然的破坏
现代技术控制和干预着自然生态系统。一方面，从人与自然相统一角度来看，人类按照自身的目的性和价值取向来改造自然界形成人工自然，在这一过程中，日益实现技术的正向价值；另一方面，从人与自然相对立角度分析，自然界作为整体的生态系统，由于技术进步的控制和干预，系统内物质彼此依赖遭到破坏，阻断了天然自然的进化进程，扰乱了天然自然的平衡发展。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和能源危机、人口膨胀等技术异化问题越来越显现化。
（二）对人的控制
历史的逻辑体现出：新的科学理论和高新技术的出现，都会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在这个深刻变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大大改善了人类传统的生存条件和生存方式，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又不得不面临其带来的各种尴尬与困境。
人类在技术的控制年代里，越来越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对此，弗罗姆在《健全社会》中运用“病态社会”这个概念诠释了人类社会在现代高新技术的研发、运用到产业化整个过程都不同程度地彰显出这样的事实：压抑和摧残人的本性。弗罗姆把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的不同程度的“软弱、孤独和焦虑”等现象称为“异化综合征”[2]。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以“数字化时代”、“信息时代”等高科技为特征的现代社会里，人也被符号化。人的各种“实体身份”被虚拟化，各类数字代码几乎完全淹没了人的个性特征。
进入“技术时代”后，人也失去了自由。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与高新技术的研发、应用以及扩散的关联度相当高，即离开了这些现代化技术工具，工作开展的难度大大增加，如技术工具出了问题，就会产生不知所措的现象。人的主体意识和精神能力被现代技术操作体系所压抑，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技术操作的。余良耘在《技术追问的三个维度》中比较系统地描述了人类为了自己的暂时性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的选择性、能动性、随机性”托付给整个技术过程。[3]埃吕尔的“技术自主论”把当代技术作为一个完全“自由且外在于人”的支配系统进行评价，得出了“技术越发达，人所丧失的自由就越是惨重”的结论。[4]现代社会，由于技术日益体现为压抑人的异己力量，使得人类的独特性评价标准出现一体化趋势。因此，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人高度被物化，人性逐渐扭曲等。
（三）对社会的影响
迅猛发展的技术，一方面以相当的规模和程度影响着自然和人，另一方面，不同程度破坏着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日益冲击着人类社会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带来了一系列技术伦理问题，已对人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同时，人类的生存也面临着“技术滥用”和“技术失控”的威胁。
第一，技术的运用首先直接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从个人层面上讲，电子信息和网络让地球变平，人可以在地球这端了解地球那端的信息，世界因此而缩小，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在拉大。电子信息和网络隔开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灵交流，人和自然、人与人、人和真实社会之间的直接交往和对话被阻隔，人类、自然、社会之间的疏远导致了人际关系疏远，人的心理和情绪出现障碍，甚至产生了人格的分裂。而人的天性是，对自然的向往并渴望与其融为一体。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学者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异化论”认为，现代社会越发达，“技术统治论”意识就越强烈地产生对人的压抑。这样，人类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也都烙上了技术异化的烙印，使整个人类的异化越来越普遍。[5]从国家层面来看，有科技优势的民族可以运用科技为自己谋求更大的利益，从而产生经济优势、军事优势、政治优势。这各种优势会导致各国综合国力发展的不平衡，从而激化不同民族之间对技术片面应用的追求，如核军备竞赛。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带来的世界大战以及局部战争都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刻灾难，而且这种灾难还在延续。
第二，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已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传统的自然秩序和伦理价值观范式在蜕变。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虽然能够解决生殖功能障碍等问题，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天然和谐关系被破坏，最终可能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亲情破裂、道德伦理危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果克隆技术以“非自然”的方式生产人类，将会引发“克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对现有的社会关系、家庭结构造成巨大的冲击。而且人是社会的主体不是东西，不能随意制造，否则人的生命将不会受到尊重，而且可能随意毁坏生命，人的价值尊严也会受到严重损害。
第三，技术发展的过程特性已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构成严重威胁。自组织和他组织的高度统一是技术发展的特性。其中，人对技术有主动性，而技术的发展又蕴含着自身的内在逻辑性。一方面，从他组织维度分析，技术的利弊效应关键取决于利用的人，如果被滥用，就会出现灾难性后果（例如核武技术和生化武器技术）；另一方面，从自组织维度分析，技术发展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而人类的意志无法完全驾驭技术发展的规模和程度。埃吕尔1964年在《技术社会》中把技术描述成：现代技术已成为不受人类的理性目标所控制的一种自主的力量。“技术发展体现出这样的特点，技术不断地扩张自身，越来越强大，最终会成为无所不包的怪物。”[6]1977年，美国技术哲学家温纳（L・Winner）在《自主的技术》中进一步把技术描述成：“技术正逐步摆脱人类的掌控，按照自己的轨道，排除人类而独立发展。”[7]因此，当人类无法驾驭技术的发展时，会给人类自己带来恐怖的后果――可能将导致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毁于一旦。
三、技术异化的根源
（一）技术的两重性
技术是以自然界物质存在为基础的，是一种改造自然的知识和活动，也作为一种劳动工具和手段为自然规律所规定，即技术必须与自然规律相一致，这是技术的自然属性。就其自然属性而言，技术作为改造自然的活动，虽源于自然物，但任何技术都具有人为的非“自然”因素，每一项技术的研发、应用到产业化，都体现出反自然的天然属性，不断“破坏”、“干预”着自然的本真状态。人类不断给自然系统“异己之物”时，而自然系统也必然会反作用于人类。这是内在的客观规律。对此，日本的中山秀太郎曾就技术的安全性这样描述道：“所谓技术，从产生开始，就注定是反自然的。技术……只要运用到自然领域，就要产生对自然的破坏，不可能有绝对安全的技术。”[8]技术的自然属性决定技术的异化是不能彻底根除的，只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所以技术必然要以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为基础，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否则，人类必然遭受大自然的报复。
同时，技术的发展深深烙印了人类的各种目的、价值以及需求等因素，也受制于诸多的社会因素（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所以技术是一种社会现象，具有社会属性。人对技术具有主动性，但是，人类对技术的需求欲望是无限的。一旦人类这种需求欲望突破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尺度时，人与自然就会走向矛盾的深渊。
总之，在技术超现代化和技术超社会化的进程中，技术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日益被放大和强化，其结果是――技术在自然、社会以及人本层面的异化。但这并不是说技术异化仅仅与这种“两重性”有内在联系。
（二）技术异化的深层次根源
技术的两重性导致技术异化，但笔者认为技术异化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人自己。人的观念、思维方式决定了人对待技术的行为方式。所以我们应该从思维层次去挖掘技术异化的原因，转变人类的思维理念和行为方式，才能对症下药解决技术异化问题。
思维决定人的行动，技术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一种活动，体现人的观念。技术异化正充分展示了人对自然、人自身以及技术的态度。
远古时代，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物我不分，人没有把自己、物以及意识中的产物区分开来。那时人对自然力量充满着崇拜、敬畏、顺从。正如F.培根所讲的“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
工业文明时期，产生了人与自然、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人类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角度来看，认为人类不仅能够战胜自然，而且也能够完完全全地改造自然，人类的力量无穷，人是自然万物的中心。康德提出所谓的“人为自然立法”。人类的主体地位得到极大提升，“人类对自然的统治是早期现代科学家的固有的观念”[9]。人类试图使自然成为“人类的奴隶”，自然完全处于人的附属地位。对自然观念的改变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膨胀分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忘记了自己是自然的一员。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忘记了“存在”。技术则是人类忘记存在的极致表现。在片面的自然观的支配下，技术完全丧失了其价值理性，沦为了人类破坏自然、榨取自然的工具。
到了工业革命时代，技术被推上了至上的位置。人类思维出现了这样的理念：人通过技术发展能够解决自己生存的一切问题，于是涌现出了“技术万能、技术决定和统治一切”等社会思潮。于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发展需求，不惜以消耗资源能源为代价，使生态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最终带来了一系列自然后果和社会后果。
总之，由于人的自然观和技术观的扭曲，加上个人私欲的膨胀最终造成了技术异化，最终带来了人类生存的一系列的危机。人类开始反思技术，甚至恐惧技术。技术悲观主义认为技术的发展直接主宰社会命运，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它怀疑、否定技术的积极作用，主张技术必须停止乃至向后退。[10]
四、技术异化的扬弃
面对技术及其应用产生的危机，如何进行历史性的选择，需要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的精神加以扬弃。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我们在享受技术带给人类巨大物质利益的同时，也要理性审视对待技术的负面影响。如埃吕尔所言：“将好的因素和坏的因素分开以得到纯粹好的技术，这是不可能的。”[11]妇保留技术“好”的方面，而去掉技术“坏”的方面，在埃吕尔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幻想。“技术进步的有害的结果不可能从它的有益的结果中分离出来。”[12]“一项技术的结果从来不是完全积极的或消极的，正负效应并存是技术进步的基本特征。”而技术的进步对社会的发展贡献是无可比拟的，人类要发展，就不能因噎废食，停止一切技术活动。托夫勒认为：人类不能、也不应当关上技术发展的闸门。只有浪漫主义的蠢人，才喃喃自语要回到“自然状态”。而自然状态是怎样的呢？婴儿因缺乏基本的医疗护理而萎缩、死去；营养不良使脑子失灵。他进一步认为抛弃技术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不道德的[13]。
那么人类该如何面对技术，使技术尽量地“为我”而减少“反我”。凯姆蓬（Michael G Campion）和乔尼斯（Elsewhere Jones）对现代技术的发展作出的较为全面的评价或许会给我们一定的启示。他们认为，人类有能力掌控自己的未来，关键要看控制技术的主体具备什么样的思维逻辑和价值观；如果这个主体群被奴役的话，这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人类自身的原因；同时他们又这样认为，由于人类的不同思维逻辑和价值观作用于技术本身，这样技术具有两重属性而非中立，结果在各种不同形式的技术中也就蕴含了我们真正的价值本质。[14]由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技术具有内在的不可消除的异化性，但技术是人类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我们可以选择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减弱技术的异化性。
（一）创新人类的思维方式
1.尊重自然
对技术的应用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基础。自然物是技术的物质载体。技术是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以“独特”的力量和工具作用于自然的必然产物。“人只能在‘自在自然’的物质条件基础上，融合人类的思维和价值观去发明创造各种技术。”[15]因此，技术及其系列活动都要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尤其在当代，对作为改造世界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技术的认识，我们要实现整体性的变革和转换，尊重自然规律，而不是把自然看作人类奴役的对象，肆意践踏。只重视人操控自然而忽视人对自然的依赖的纯科技理性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最终会发生人与科技同归于尽。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类的计划如果不以自然规律为前提，只会产生灾难。”[16]
2.重视技术理性的局限
毫无异议，人类理性是有局限的，而科技理性是人的意识系统中的理性子系统，它本身受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如人文道德价值理性、其他各种非理性因素、人的自然性以及社会历史性系统的制约。技术理性作为人类理性的一种，自身的局限是客观存在的。技术对能源危机、环境危机、人口危机等一直无能为力。要认清技术危机的本质是这种有限人类理性产生的后果，这样才能逐步消除技术异化的负面影响。正如有学者所分析，因为自然界的复杂性与变化性，而人类主观认识水平和理性能力有限，使得人们对自然必然性的把握只能是相对的与近似的；而且由于人类活动及其理性的局限，技术后果往往是难以预测和控制的[17]。所以，人类在进行各种技术活动前，要进行相应的战略规划，要体现出前瞻性、全局性，要充分预测各种后果以及消除这些后果的能力。
（二）为实践融入道德因素
爱因斯坦曾说：“只依靠技术人类是不能走向幸福和高尚生活的，人们还离不开对崇高道德规范和价值本身的研究。”[18]为了人类自身的幸福生存，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同样应该考虑道德的因素。
1.科研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科技发展是伴随着人类的实践活动而实现的。科技工作者是科技发明的主体，历史和社会发展赋予了他们重要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的命运。因此，他们必须要站在整个社会责任感高度来预测其研究成果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度。社会不需要“科学疯子”或“科技魔鬼”。科技工作者应该身兼特有的道德责任和造福于人类社会的义务。“掌握科学技术的人必须明白：科学技术必须最终造福于人类。这个目标永远不能脱离。”[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