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抽象的意义上来讲，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公法上的债务关系。在纳税义务人和国家的直接权利义务关系外的第三人为第三方。从税务管理的角度看，管理活动的直接参与人为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其他间接参与税收管理活动的人，从广义上称为税务管理活动的第三方（以下简称第三方）。第三方参与税务管理活动不是出于履行自身纳税义务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履行所负有的税收征收管理职责。第三方不包括一些非纳税人因实施税收违法行为（如非法印制发票、完税凭证等）而参与税务管理活动的人。现行税收法律体系关于税务管理第三方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扣缴义务人
扣缴义务人由于不负有纳税义务，而是因为与纳税人有经济往来关系，国家为税收征管便利的需要，规定该第三人在给付或者收取纳税人的金钱中负有扣留或收取纳税人应缴纳税款的义务。
（二）因民事关系而参与税务管理的第三方
这类第三方是由于委托、担保、、抵押、质押、偿还债务、转让财产等民事合同关系，与纳税义务人之间产生的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参与征纳双方的税务管理活动的第三方，如委托代征人、纳税担保人、税务人、抵押权人、质权人等。
（三）税务管理活动的第三方监督人
《税收征管法》赋予了第三方监督税务管理活动的权力。如《税收征管法》第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检举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了审计机关、财政机关的监督权力。
（四）税务管理活动的第三方支持人、协助人、配合人
在税务管理活动中，仅靠税务机关本身的力量难以实施有效税收征管，需要第三方支持、协助和配合。对此，《税收征管法》和相关实体法既有概述性的规定，也有具体性规定。如《税收征管法》第五条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协调、支持的义务的规定；《税收征管法》第十五条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协助税务管理的义务的规定；第四十四条对出入境管理机关协助税务管理的义务的规定；第十七条二款、三款，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第五十四条对金融机构协助税务管理义务的规定等。《企业所得税法》、《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等相关实体法规也对第三方协助人等作了具体规定。
二、我国目前税务管理第三方法律制度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与国家税收法律体系的完备和我国税收征管实践的要求相比，我国第三方法律制度体系仍存在一些缺陷和不完善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关于报告义务人的法律和制度规定
报告义务人是指由于贸易、经营、雇佣等原因向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或个人支付、赠与、提供、交付货币或实物及其他经济利益的第三方，由于掌握纳税人取得的收入或所得的情况，税法规定该第三方负有向税务机关报送其支付收入或所得的情况。与扣缴义务人相比较，报告义务人不需要参与申报、设置账簿记录、税款核算和缴纳等一系列税收活动，其社会经济运行成本更低。新修订的《营业税暂行条例》缩小了扣缴义务人的范围，为了有效掌控税收源泉的同时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有必要引入替代的报告义务人制度。
（二）缺乏税务行政协助的具体规定
行政协助又称公务协助，是行政机关在执行职务时请求其他没有隶属关系的行政机关给予协助的一项制度，其他行政机关作为税务管理活动的第三方，提供行政协助，参与税务管理活动，对于强化税收执法，提高税收质效具有重要意义。行政协助是指一个行政机关在遇到独自行使职权不能实现行政目的的；不能自行调查执行公务需要的事实资料的；执行公务所必需的文书、资料、信息为其他行政机关所掌握，自行收集难以获得的等情形的，当可请求相关行政机关予以协助的制度，我国未出台《行政程序法》，也未明确“行政协助”的概念、内容、责任等，但税务管理实践中迫切需要出台税务行政协助的相关规定。政府部门提供第三方涉税信息对强化税源管理，提高征管效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税收征管法》对提供信息的主体设定过于宽泛，且要求不明确，对政府有关部门的法律约束性不强，缺乏执行力度。税务机关在向其他政府部门采集信息过程中，经常遇到配合积极性不高，信息采集难度大等多个问题，造成不应有的税款损失。《税收征管法》及相关法律需要对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第三方涉税信息的义务予以具体化，列明信息提供的具体要求，以促使各部门积极主动地提供涉税信息。
（三）对金融机构第三方配合义务的规定
有待强化银行等金融机构，掌控纳税人资金往来信息，这些信息是税务管理的基础和关键控制点，是税务机关防止纳税人逃避纳税义务的重要手段。金融机构作为第三方参与税务管理，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但对于我国来讲，这种参与度还有待加强。虽有《税收征管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但我国对于税务部门查询纳税人银行账户的信息设定过于严格，只有在税务检查中，并且经过特定审批程序才可以查询纳税人在银行的账户资金情况，这种被动的依申请进行账户查询制度，限制了税务管理的主动性，限制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银行信息与税务信息比对的效用。伴随着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向综合税制的改革，更需要扩大金融机构在个人储蓄存款方面对税务机关的配合义务。《税收征管法》第五十四条对个人储蓄存款的查询规定必须在“调查税收违法案件”中，对“案件涉嫌人员”通过特定批准程序才可以适用。过于严格的个人存款查询条件，对现行个人所得税征管和未来个人所得税改革都极为不利。
三、国外关于税务管理第三方相关法律规定及做法
目前，围绕报告义务人制度、政府机关间的信息共享和行政配合等内容，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第三方法律制度体系，主要有以下做法：
（一）关于报告义务人的制度规定
OECD国家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关于报告义务人的法律体系、技术处理手段。如美国《国内收入法》第F小编第62章第6041A节规定，“任何从事贸易或经营的劳务接受者在任何公历年度中，在其贸易或经营过程中向任何提供劳务的人支付劳务报酬，且在该公历年度中累计金额超过600美元,则劳务接受方应根据税务部门的规定或表式向税务部门报告，列明支付金额，收款方的姓名、地址。”美国实行综合个人所得税制，但并不是对全部所得都实行源泉扣缴，美国《国内收入法》第26章第3202节（所得税的源泉扣缴一节），仅对工资薪金性所得、小费、部分劳务报酬所得、博彩所得等作出代扣代缴的规定。这种谨慎性的规定一方面是出于对保护公民权益的需要和对公法义务设定谨慎性的要求，另一方面一些项目所得，通过报告义务的设定便能有效控制纳税人所得来源，实现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所得交叉稽核的作用。
（二）行政协助的有关规定
相关行政机关之间提供行政协助的义务的规定见于多部外国行政程序法中，我国台湾省的行政程序法中也有明确规定。德国在《税收基本法》中对税收行政协助的规定，涉及了行政协助的启动、协助机关的选择、行政协助的拒绝、协助争议处理等内容。西方国家对其他政府部门向税务部门提供涉税信息的规定较为明细和具体。如美国《国内收入法》第62章第6050M节规定“任何联邦行政机构的总部对任何涉及联邦行政机构的合同应按税务机关规定的时间和方式向税务机关报告，列明（1）在任何公历年度联邦机构与之签订合同的人的姓名、地址和纳税识别号，和(2)其他税务机关要求的信息”，其他的一些规定还涉及了劳工部、社会保障部门等其他联邦政府部门的信息交换。为方便涉税信息的交换，西方国家在统一信息标准，建立政府信息平台方面也起步较早。目前OECD正在其成员国推行单一的识别码制度，以实现税务识别码在不同部门间的共同使用。在荷兰、加拿大等国家，税务识别码已是多个政府部门识别被管理对象（服务对象）时同时使用的号码，规定某一政府部门采集的企业信息，通过政府平台共享，其他部门可以同时获取使用。
（三）关于金融机构配合义务的规定
一是建立了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交换的报告制度。美国《银行保密法案（BSA）》规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对重大款项划转，超过一定额度的现金存取、可疑的金钱交易、资金的国际间流动等，必须向财政部（税务机构）报告。1992年财政部文件规定，“检查非银行金融机构是否遵从银行保密法报告义务的权力，由联邦税务局来实施”。当前，随着金融危机的加剧，银行保密制度越来越让位于税务管理。瑞士于2009年3月13日宣布，决定接受OECD税收协定范本第26条有关提供税收行政协助的规定，即在个案基础上提交受调查者在瑞士开设的账户信息，固守了75年的银行保密制度被打开。在美国与欧盟大国的压力下，往日的避税天堂安道尔、列支敦士登、比利时、奥地利和卢森堡等国家和地区均表示放宽银行保密制度。二是较为宽松的个人存款的查询环境。根据美国《国内收入法》第F小编第78章第A小章第7602节及第7603节的规定，美国银行等金融机构是第三方账簿、记录、资料、凭证和其他数据持有者之一，称第三方记录持有人，他们必须接受税务机关的传唤并提供与纳税人纳税义务实质相关的账簿、记录、资料、凭证和其他数据。义务的适用既包括违法调查也包括“确认申报的正确性，完整性，确定纳税人或其受让人或受托人的纳税义务及征收税款”等日管行为。这一规定适应了美国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和个人所得税实行以家庭综合课征为主要方式的现实，给予了税务机关更大的账户查询权限。
四、完善我国税务管理第三方法律制度的几点建议
《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是建立和完善税务管理第三方法律制度体系及信息处理体系的基础，各实体法律是建立和完善税务管理第三方法律制度体系的有效补充。因此，《税收征管法》及实施细则、各实体法在今后修订和完善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制定或完善以下涉及税务管理第三方的条款。
（一）制定报告义务人条款
一是可考虑在现行《税收征管法》第四条基础上加入第三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报告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报告义务人”和第四款“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缴纳税款、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义务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报告与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相关的信息。”报告义务人具体范围和内容可由实施细则或各实体法来规定。二是考虑到方便报告义务人、降低社会经济运行成本的原则，必须防止扣缴义务与报告义务的交叉，并且规定报告义务人的例外情形，如自然人消费性购买商品货物、接受应税劳务的情形等。
（二）制定税务行政协助条款
可考虑在《税收征管法》中新增一条款明确税务行政协助的义务。即“税务机关根据执行职务需要，可以提请有关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协助。被提请协助的机关应当及时履行协助义务。”对税务行政协助的条件、程序、争议的处理等可在《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中予以明确。
（三）制定和完善政府部门涉税信息提供条款
可考虑在《税收征管法》中新增一条款，即“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按照税务机关要求的格式、时限、口径提供本单位掌握的涉税信息。”具体提供的部门、内容可由《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予以明确。信息提供的格式及具体方式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
（四）制定金融机构报告大额和可疑交易条款
可考虑《税收征管法》中新增一条款，明确金融机构的报告义务：“金融机构应将掌握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向税务机关报告。”对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的具体标准及报告方式及办法可由《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或其他规章制度予以明确。
（五）修改存款查询条款
为了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的需要，可考虑扩大现行《税收征管法》第五十四条第六款对个人存款账户的查询范围，取消“税收违法案件”及“案件涉嫌人员”的限制条件。考虑修改现行《税收征管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取消只能查询“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限定。
关键词:税收征收管理法;法治;纳税人权利
2001年修订通过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征管法》)是我国税收征收方面的行政程序基本法,其把规范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和为纳税人服务提高到重要的地位,对促进依法治税、规范征纳双方行为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自该法修订以来,社会各界对其好评颇多。但是,“一种制度如果不受到批判,就无法得到改进” ,[1]因此,从法治的角度来考量《征管法》,以期发现其存在的缺陷并寻求完善的途径对实现税收法治显得极为必要。而众所周知,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在于法制的完善,即必须同时符合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双重要求的良法的存在。具体而言,即在实质上,法律必须符合现代立法理念与潮流,定位于保障私利、限制公权;在形式上,法律必须内容完整、统一、不存在硬伤、便于操作,符合形式合理性的要求。以此观照,《征管法》中尚存在着一些亟待完善的缺陷。
一、立法定位及立法理念方面尚存偏差
1、长期以来,我国税收法律体系处于不健全的状态,税收法律体系中税收基本法、纳税人权益保护法、税收代理法等长期缺位,《征管法》作为税收征收方面的程序基本法,承载了远远超出税收行政程序法的实体部分、体制部分等内容。例如第7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广泛宣传税收法律、行政法规,普及纳税知识,无偿地为纳税人提供纳税咨询服务。”第9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税务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税务机关、税务人员必须秉公执法,忠于职守,清正廉洁,礼貌待人,文明服务,尊重和保护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权利,依法接受监督。”
2、《征管法》总体上定位于税务机关征税的法律,而不是控权的法律。首先,从名称看,“管理法”表达的是居高临下的、主客体式的一种关系,当前在世界各国及各地区,法律冠之以某某“管理法”的名称的做法已不多见,命名为“管理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透视出立法者主客体思维的心态;其次,该法第1条以“保障国家财政收入”为前提,并将其置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之前,明确强调的是“国家利益”、“国库利益”。事实上,在“国家本位”立法理念支配下,导致该法所设定的权利与义务的失衡,主要表现在:(1)《征管法》规定纳税人多缴税款在3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部门要求退还,而纳税人未缴或少缴税款,税务机关在3年内可以追征,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10年。国务院颁布的该法《实施细则》规定所谓“特殊情况”是指纳税人因计算错误等失误而少缴纳税款在10万元以上,至于纳税人偷骗税而少缴税款,税务机关可以无期限追征。该规定的缺陷主要有二:一则在于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对等;二则在于对于纳税人偷骗税而少缴税款,税务机关可以无期限追征的规定,事实上难以实现。因为查处偷骗税行为需要确凿的证据,而时间久远势必造成证据的灭失,按照《实施细则》第29条第二款的规定,账簿、记账凭证、报表、完税凭证、发票、出口凭证以及其他有关涉税资料应当保存10年,10年后当事人有权予以销毁。因此,无期限征缴税款实践中势必难以落实;(2)《税收征管法》中虽然规定了不少纳税人的权利条款,但其中只有第8条是从正面予以规定的,其余的大部分都是融合在税务机关行使权力的条款中,总体上还是为了方便税收征管而制定的;(3)在现代民主国家中,申报纳税制度是税法中体现国民主权的基础,行使申报权意味着纳税人在行使国民主权。[2]但在我国《征管法》中,申报纳税制度是作为纳税人的义务而规定的,不符合现代民主国家的立法惯例。
二、对纳税人权利保护存在不足
在现代社会,财产权作为基本人权受到国际人权公约及各国宪法的保障。税收从本质上来讲是国家或公共团体对公民财产权的一种侵犯,因此,在现代社会对公民征税必须接受合法性追问。事实上,税收体现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财产关系,公民之所以纳税,其前提为社会契约的存在,即公民以纳税换取政府提供相应的服务。因此,纳税人权利保护为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核心内容,“无代议士,不纳税”、“税收法定”等在现代社会已成为基本常识。当前,由于我国尚未制定《税收基本法》、《纳税人权利法》,纳税人税收立法权、用税监督权等重要的基本性权利尚处于缺位的状态,我国对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尚处于通过《征管法》所规定的较低层次的税收征管过程中的程序性权利方面,而且即使在程序性权利方面,亦尚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首先,某些重要的纳税人程序性权利没有规定。例如,缺乏诚实推定权,实践中征税机关往往将纳税人视为潜在的逃税者,“有罪推定”的思维挥之不去,容易导致侵犯纳税人人格尊严及其
他合法权利情况的发生;又如,由于缺乏纳税人拒绝不合理的检查权,实践中纳税人若“得罪”了征税机关,容易遭到征税机关出于报复纳税人的目的,而在一定期间内反复稽查。
其次,某些纳税人权利规定得不够细化。例如,纳税人延期缴纳税款条款中没有明确是否要加收滞纳金,实践中一些地方擅自加收滞纳金,使纳税人多付出一笔成本;又如,规定纳税人有延期申报权,但对纳税人延期申报的条件、时间、税务机关不予核准或不予答复的法律后果等均缺乏相应的规定,致使实践中难以操作。
第三,个别条款的规定容易导致实践中征税机关侵犯纳税人权利情况的发生。例如,第23条规定,“国家根据税收征收管理的需要,积极推广使用税控装置。纳税人应当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不得损毁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第60条规定:对“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或者损毁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的”,“ 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实践中,一些税务部门强制纳税人以高价购买指定的报税机器及软件,纳税人怨言虽大,但由于不敢得罪税务部门,权利受侵犯也只能忍气吞声。
第四,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对纳税人权利救济方面存在诸多缺陷。1、未明确当税务机关滥用职权或不当行使扣押权或保全,使纳税人利益遭受损失时,不仅应赔偿其直接损失,而且应当赔偿间接损失。也未明确税务机关侵害公民自由权时,应当赔偿精神损失;2、第88条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争议处理采取的是复议前置主义,而且规定复议的前提为必须“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限制甚至剥夺了纳税人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这种“清债后再说理”的做法显然不符合行政文明、民主和法治的要求。[3]3、税务行政诉讼方面。《实施细则》第100条规定:税收征管法第88条规定的纳税争议,是指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对税务机关确定纳税主体、征税对象、征税范围、减税、免税及退税、适用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以及税款征收方式等具体行政行为有异议而发生
的争议。事实上,以上列举并未穷尽所有的具体税收行政行为,规定的范围尚不如《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此外,第88条的规定,对原告的资格限制过严格,原告资格仅限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等直接行政相对人,间接行政相对人不具有起诉的资格。
三、对征税机关自由裁量权限制有待加强
所谓自由裁量权,指酌情做出决定的权力,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正、正确、公平和合理的。[4]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行政主体提高行政效率之必需的权限,它能使行政执法者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大胆地处理问题。一般而言,法律条款中会或多或少出现一些不确定法律概念,而这些不确定法律概念则赋予执法者自由裁量的空间。学者认为,考虑到法在执行之时的具体情况,为实现公平税负,使用不确定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是很必要的。[5]立法者必须采用不确定法律概念来制定法律,似已成为目前无法避免之难题,亦是实证法上之不足。《征管法》中对税收征收机关在对纳税人违法事件的情节轻重认定、行政处罚的幅度、征税机关是否有必要行使处罚权等方面有大量条款涉及自由裁量的情况,有个别条款容易导致实践中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而侵犯纳税人权利,主要表现在:
1、税收征收机关决定罚款数额自由裁量的幅度过大。例如,《征管法》第63条规定的“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第64条中规定的“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等等。
2、《征管法》中有大量例如“规模小”、“确无建帐能力”、“明显偏低”和“正当理由”、“账目混乱”等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这些概念内涵模糊,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由于缺少类型化列举方式,实践中极易造成征税机关权力的滥用。
四、立法技术方面缺陷颇多
(一)体现税法、税收征收特质方面的立法技术方面的缺陷
1、对偷税行为的界定不明。《征管法》第63条规定了偷税的概念同时对构成偷税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罚则。但是,由于企业对日常经济业务与事项做帐的依据是会计准则,而会计准则与税法的规定是有差异的,两者不同之处在于4种情形,即“会计准则确认为收入,税法不然;会计准则确认为费用,税法不然;税法确认为当期收入,会计准则不然;税法确认为费用,会计准则不然”。但是税务机关判断纳税人是否偷税,必须根据税法而非会计准则来判断其是否多列支出、少列收入,然而企业平时没有完全按照税法做帐,这样容易导致多列支出、少列收入,从而具备偷税的构成要件。[6]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非主观故意的少交税款的行为在实践中也被视为偷税来处理,造成偷税打击面过宽。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主观故意”作为偷税构成要件。
2、作为税收征收程序基本法的《征管法》未对当前两套税收征收体制并存的情况进行很好的协调,容易造成实践中的混乱与低效率。
目前,在国税与地税机构分设情况下,实践中两家税务机关对同一纳税人检查时往往各自为政,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相互不进行通报,对不属于自己所管辖范围的税收违法行为不管不问、听之任之,这不仅仅浪费了宝贵的税务稽查资源,同时还造成了我国税收稽征成本长期以来居高不下。
关键词:税收征收管理法;法治;纳税人权利
2001年修订通过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征管法》)是我国税收征收方面的行政程序基本法,其把规范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和为纳税人服务提高到重要的地位,对促进依法治税、规范征纳双方行为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自该法修订以来,社会各界对其好评颇多。但是,“一种制度如果不受到批判,就无法得到改进” ,[1]因此,从法治的角度来考量《征管法》,以期发现其存在的缺陷并寻求完善的途径对实现税收法治显得极为必要。而众所周知,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在于法制的完善,即必须同时符合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双重要求的良法的存在。具体而言,即在实质上,法律必须符合现代立法理念与潮流,定位于保障私利、限制公权;在形式上,法律必须内容完整、统一、不存在硬伤、便于操作,符合形式合理性的要求。以此观照,《征管法》中尚存在着一些亟待完善的缺陷。
一、立法定位及立法理念方面尚存偏差
1、长期以来,我国税收法律体系处于不健全的状态,税收法律体系中税收基本法、纳税人权益保护法、税收法等长期缺位,《征管法》作为税收征收方面的程序基本法,承载了远远超出税收行政程序法的实体部分、体制部分等内容。例如第7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广泛宣传税收法律、行政法规,普及纳税知识,无偿地为纳税人提供纳税咨询服务。”第9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税务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税务机关、税务人员必须秉公执法,忠于职守,清正廉洁,礼貌待人,文明服务,尊重和保护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权利,依法接受监督。”
2、《征管法》总体上定位于税务机关征税的法律,而不是控权的法律。首先,从名称看,“管理法”表达的是居高临下的、主客体式的一种关系,当前在世界各国及各地区,法律冠之以某某“管理法”的名称的做法已不多见,命名为“管理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透视出立法者主客体思维的心态;其次,该法第1条以“保障国家财政收入”为前提,并将其置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之前,明确强调的是“国家利益”、“国库利益”。事实上,在“国家本位”立法理念支配下,导致该法所设定的权利与义务的失衡,主要表现在:(1)《征管法》规定纳税人多缴税款在3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部门要求退还,而纳税人未缴或少缴税款,税务机关在3年内可以追征,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10年。国务院颁布的该法《实施细则》规定所谓“特殊情况”是指纳税人因计算错误等失误而少缴纳税款在10万元以上,至于纳税人偷骗税而少缴税款,税务机关可以无期限追征。该规定的缺陷主要有二:一则在于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对等;二则在于对于纳税人偷骗税而少缴税款,税务机关可以无期限追征的规定,事实上难以实现。因为查处偷骗税行为需要确凿的证据,而时间久远势必造成证据的灭失,按照《实施细则》第29条第二款的规定,账簿、记账凭证、报表、完税凭证、发票、出口凭证以及其他有关涉税资料应当保存10年,10年后当事人有权予以销毁。因此,无期限征缴税款实践中势必难以落实;(2)《税收征管法》中虽然规定了不少纳税人的权利条款,但其中只有第8条是从正面予以规定的,其余的大部分都是融合在税务机关行使权力的条款中,总体上还是为了方便税收征管而制定的;(3)在现代民主国家中,申报纳税制度是税法中体现国民的基础,行使申报权意味着纳税人在行使国民。[2]但在我国《征管法》中,申报纳税制度是作为纳税人的义务而规定的,不符合现代民主国家的立法惯例。
二、对纳税人权利保护存在不足
在现代社会,财产权作为基本人权受到国际人权公约及各国宪法的保障。税收从本质上来讲是国家或公共团体对公民财产权的一种侵犯,因此,在现代社会对公民征税必须接受合法性追问。事实上,税收体现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财产关系,公民之所以纳税,其前提为社会契约的存在,即公民以纳税换取政府提供相应的服务。因此,纳税人权利保护为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核心内容,“无代议士,不纳税”、“税收法定”等在现代社会已成为基本常识。当前,由于我国尚未制定《税收基本法》、《纳税人权利法》,纳税人税收立法权、用税监督权等重要的基本性权利尚处于缺位的状态,我国对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尚处于通过《征管法》所规定的较低层次的税收征管过程中的程序性权利方面,而且即使在程序性权利方面,亦尚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首先,某些重要的纳税人程序性权利没有规定。例如,缺乏诚实推定权,实践中征税机关往往将纳税人视为潜在的逃税者,“有罪推定”的思维挥之不去,容易导致侵犯纳税人人格尊严及其
他合法权利情况的发生;又如,由于缺乏纳税人拒绝不合理的检查权,实践中纳税人若“得罪”了征税机关,容易遭到征税机关出于报复纳税人的目的,而在一定期间内反复稽查。
其次,某些纳税人权利规定得不够细化。例如,纳税人延期缴纳税款条款中没有明确是否要加收滞纳金,实践中一些地方擅自加收滞纳金,使纳税人多付出一笔成本;又如,规定纳税人有延期申报权,但对纳税人延期申报的条件、时间、税务机关不予核准或不予答复的法律后果等均缺乏相应的规定,致使实践中难以操作。
第三,个别条款的规定容易导致实践中征税机关侵犯纳税人权利情况的发生。例如,第23条规定,“国家根据税收征收管理的需要,积极推广使用税控装置。纳税人应当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不得损毁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第60条规定:对“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或者损毁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的”,“ 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实践中,一些税务部门强制纳税人以高价购买指定的报税机器及软件,纳税人怨言虽大,但由于不敢得罪税务部门,权利受侵犯也只能忍气吞声。
第四,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对纳税人权利救济方面存在诸多缺陷。1、未明确当税务机关或不当行使扣押权或保全,使纳税人利益遭受损失时,不仅应赔偿其直接损失,而且应当赔偿间接损失。也未明确税务机关侵害公民自由权时,应当赔偿精神损失;2、第88条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争议处理采取的是复议前置主义,而且规定复议的前提为必须“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限制甚至剥夺了纳税人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这种“清债后再说理”的做法显然不 符合行政文明、民主和法治的要求。[3]3、税务行政诉讼方面。《实施细则》第100条规定:税收征管法第88条规定的纳税争议,是指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对税务机关确定纳税主体、征税对象、征税范围、减税、免税及退税、适用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以及税款征收方式等具体行政行为有异议而发生
的争议。事实上,以上列举并未穷尽所有的具体税收行政行为,规定的范围尚不如《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此外,第88条的规定,对原告的资格限制过严格,原告资格仅限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等直接行政相对人,间接行政相对人不具有的资格。
三、对征税机关自由裁量权限制有待加强
所谓自由裁量权,指酌情做出决定的权力,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正、正确、公平和合理的。[4]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行政主体提高行政效率之必需的权限,它能使行政执法者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大胆地处理问题。一般而言,法律条款中会或多或少出现一些不确定法律概念,而这些不确定法律概念则赋予执法者自由裁量的空间。学者认为,考虑到法在执行之时的具体情况,为实现公平税负,使用不确定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是很必要的。[5]立法者必须采用不确定法律概念来制定法律,似已成为目前无法避免之难题,亦是实证法上之不足。《征管法》中对税收征收机关在对纳税人违法事件的情节轻重认定、行政处罚的幅度、征税机关是否有必要行使处罚权等方面有大量条款涉及自由裁量的情况,有个别条款容易导致实践中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而侵犯纳税人权利,主要表现在:
1、税收征收机关决定罚款数额自由裁量的幅度过大。例如,《征管法》第63条规定的“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第64条中规定的“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等等。
2、《征管法》中有大量例如“规模小”、“确无建帐能力”、“明显偏低”和“正当理由”、“账目混乱”等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这些概念内涵模糊,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由于缺少类型化列举方式,实践中极易造成征税机关权力的滥用。
四、立法技术方面缺陷颇多
(一)体现税法、税收征收特质方面的立法技术方面的缺陷
1、对偷税行为的界定不明。《征管法》第63条规定了偷税的概念同时对构成偷税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罚则。但是,由于企业对日常经济业务与事项做帐的依据是会计准则,而会计准则与税法的规定是有差异的,两者不同之处在于4种情形,即“会计准则确认为收入,税法不然;会计准则确认为费用,税法不然;税法确认为当期收入,会计准则不然;税法确认为费用,会计准则不然”。但是税务机关判断纳税人是否偷税,必须根据税法而非会计准则来判断其是否多列支出、少列收入,然而企业平时没有完全按照税法做帐,这样容易导致多列支出、少列收入,从而具备偷税的构成要件。[6]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非主观故意的少交税款的行为在实践中也被视为偷税来处理,造成偷税打击面过宽。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主观故意”作为偷税构成要件。
2、作为税收征收程序基本法的《征管法》未对当前两套税收征收体制并存的情况进行很好的协调,容易造成实践中的混乱与低效率。
目前,在国税与地税机构分设情况下,实践中两家税务机关对同一纳税人检查时往往各自为政,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相互不进行通报,对不属于自己所管辖范围的税收违法行为不管不问、听之任之,这不仅仅浪费了宝贵的税务稽查资源,同时还造成了我国税收稽征成本长期以来居高不下。
(二)一般的立法技术问题
1、一些条款中缺乏相应的法律责任内容,致使法律所设定的权利、权力、义务的规定在实践中落空。(1)虽然规定了大量的纳税人权利,但对一些侵犯纳税人权利的行为并未设计相应的罚则,容易导致纳税人权利的虚置。例如,在总则部分的第8条中规定了纳税人知情权、保密权等权利,但在第五章“法律责任”部分里对于征税机关对侵犯纳税人知情权、保密权等权利均缺乏相应的责任条款;(2)虽然规定了税务机关权力运行的一些标准,但并未针对税务机关违法行使权力设定相应的责任,从而导致有关对税收征收机关权力限制的内容难以落实。例如第36条规定的保密义务,但并未规定违反保密义务的罚则;(3)涉及到相关部门义务的条款,由于缺乏相关部门不履行规定的义务而应承担的罚则内容,从而导致相关部门不履行相应义务,税收机关对之却无可奈何的尴尬境地。例如第15条第2款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将办理登记注册、核发营业执照的情况,定期向税务机关通报。”第17条第2款规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在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帐户中登录税务登记证件号码,并在税务登记证件中登录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帐户帐号。”此外,在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的有关条款中明确规定税务部门在列举的几种情况下可以书面通知纳税人所在银行暂停支付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存款,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但是,以上规定中均缺乏相关部门不履行相应义务的罚则条款;(4)规定了纳税人的义务,但并未同时规定纳税人违反相关义务的罚则,导致部分条款刚性不足,实践中易导致税收征管部门相关权力的虚化。例如,第57条规定:“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税务检查时,有关单位有义务向税务机关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材料。”但并未对纳税人不配合税 务部门的检查作出必要的处理规定,没有法律责任的约束,是有关单位特别是实践中一些行政主管单位不配合税务机关进行检查现象普遍存在的重要原因;又如,第48条、49条规定了纳税人有合并、分立情形的,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以及欠缴税款数额较大的纳税人在处分其不动产或者大额资产之前,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但没有规定纳税人不履行报告义务的相关法律制裁措施。
2、部分条款内容不周延、不够细化,实践中难以操作。(1)第73条虽然规定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三种情况下对征税机关的配合义务,但在税务机关并不知道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是否在某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开户,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不配合查询,缺乏相应的规定,导致实践中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往往出于部门利益考虑而不予配合情况的发生;(2)第5条第4款规定“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但“法律责任”一章中只列举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阻挠税务机关执行职务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实施细则》中也只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银行、税务人等提出了明确的法律责任,而对于阻挠税务机关执法的行政干预、社会势力等,却没有明确其责任;(3)第45条规定了税收优先权,但由于我国采取的是国税与地税分税的财政体制,对于国税与地税之间如果基于相同的事实主张优先权,缺乏相应的规定;(4)规定不细化而无法操作主要表现在:首先,税务稽查中滞纳金的计算时限不具体。税务稽查从选案到稽查、审理、执行,整个过程需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纳税人无法控制的。因此,这段时间不应计入滞纳金计算的范围,但征管法中并未予以明确的规定,容易导致实践中的混乱;其次,对抵税货物的拍卖、变卖期限没有明确,从而导致实践中有个别税务机关扣押、查封后迟迟不交付卖、变卖,造成扣押的财产市场价格变化,有的最终值不足抵缴税款,甚至有的税务人员长期占用扣押资产,容易滋生腐败,等等。[7]
3、个别条款规定脱离实际,实践中难以操作。例如,第31条第2款规定:“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批准,可
以延期缴纳税款,但是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将延期缴纳税款的批准权一律收归省级主管税务机关,本意在于防止恶意缓交以达到欠税目的,但是该条款实际上矫枉过正,由于省级税务部门远离基层,对基层的纳税人难以搜集到充分的信息,对于规模较小的纳税人而言,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既无必要,也给执行带来很大的困难。笔者认为,该条款本质上是出于一种“统治者性善”,特别是“权力越大、地位越高者性越善”的传统人治的立法思维模式,容易导致实践中的文牍主义和;又如,《征管法》第60条规定对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申报办理税务登记、变更或者注销登记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
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但是,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申报办理税务登记、变更,特别是注销登记的情况在实践中大量存在,该条款对此设定的罚则颇有法不责众的缺陷,而对于纳税人未办理注销登记设定罚则在实践中更是难以操作;再如,第69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亦难以实现。众所周知,代扣代缴制度之所以必要,正是考虑到对一些纳税人而言,税务机关难以直接征收,而与税务机关直接征收相比,代扣代缴义务人更易于控制纳税人的应税财产。如果因扣缴义务人扣缴不力,就把追缴税款的义务转嫁给税务机关,税务机关在很多情况下无法追缴,或是追缴成本较高,容易形成大量欠税。因此,笔者建议将该条款恢复修改前的《征管法》中由扣缴义务人代缴的规定。
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的修订已进入实质性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已经税务系统内部以及社会各界征求意见的环节，可望在不久提交国务院审定，并提交全国人大审议。从国家税务总局以及相关媒体和参与法律修订的专家方面透露的信息来看，本次《税收征管法》修订的内容比较多，是一次较为彻底的法律修改完善工作。笔者意在通过对法律修改背景的分析，探究税收改革的新趋势。
一、《税收征管法》修订背景分析
新中国的《税收征管法》先后经历了多次的修改和完善，这一过程见证了国家法治建设的进程，同时，也是对税收管理制度的法律固定和完善的过程。这次《税收征管法》修订的讨论已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2008年10月2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其列入2008-2012年的五年立法规划中的第一类立法项目，标志着《税收征管法》修订从理论探讨走向了立法实践；税收征管改革的探索与发展也在不断呼唤和催生法律修订工作的诞生。尽管如此，《税收征管法》的修订并未在上一个五年立法计划期间如期实施，这其中固然有着多个方面的因素，但关键的因素是，《税收征管法》修订缺乏出台的契机。笔者认为，以下因素对于《税收征管法》修订的出台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一）全面深化改革总体要求指引《税收征管法》修订方向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这一表述突破了关于税收的传统认识，将财税的职能作用摆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提出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完善立法等措施。《税收征管法》的修订完善恰恰适应了《决定》的新要求。税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税收征管法》作为规范税收管理的程序性法律制度，在各项税收改革中占据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当属税收改革的重中之重。《决定》中关于财税体制作用的新表述以及税收改革的内容使《税收征管法》修订的方向更加明确，即建立起适应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的现代税收法律制度体系。在这个法律制度体系中，《税收征管法》在税收基本法缺位的情况下发挥着统揽税收法律制度的作用，因此，《税收征管法》修订应该成为税收各项制度改革完善的领头羊。《税收征管法》修改完善的方向代表着税收改革的基本方向，所有税收制度改革都应紧紧围绕这一法律制度的修订进行必要调整补充和完善。《税收征管法》修订的方向就是要建立现代税收法律制度体系，这一方向的基本内涵要求税收法律制度应与经济发展的步伐相匹配，与社会管理的需要相协调，与税收管理制度的理念相适应。[1]
（二）依法行政的新要求拓展了《税收征管法》修订的内容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确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财税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开路者，税务部门在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将财政税收列入重点领域立法的范围，强调通过完善立法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即法治经济。《税收征管法》是税收领域最重要的法律，对其进行修订完善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决定》对于依法行政的重申以及新的要求为《税收征管法》修订内容确立了基调，那就是，废除已经过时的法律规定，完善不能适应改革发展形势需要的规定，增加符合国家治理需要的新的税收法律规定。具体来说，就是既要坚持依法行政的原则，增强税收法治的权威性，完善税收相关的管理措施，也要控制税收行政执法权的恣意，使税收执法的程序更加合理合法；既要按照宪法的要求维护好纳税人的权利，完善保护纳税人权益的法律规定，又要明确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使其各自在法律规定的领域内承担相应的责任。既要保障国家税收征收的安全，完善相应的征管措施，又要充分考虑公益要求，尽可能地降低税收征收成本，保护公民的税收使用权。总之，通过修订使《税收征管法》符合税收法理要求，适应税收实践需要，促进税收法律规范体系的不断完备。
（三）简政放权的政府改革加快了《税收征管法》修订步伐
简政放权是新一届政府实现职能转变的突破口，是释放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一招。这一决策理顺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同时，对创新和改善政府管理，切实加强市场监管，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税收历来被认为是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对于税收领域的改革也应适应简政放权的形势要求，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关于税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深化税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意见》《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管理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持续加大税务系统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力度，有效刺激了经济发展，改革效能初步显现。改革成效需要法律的认可和固定，因此，简政放权在转变政府职能改革的同时，也加快了《税收征管法》的修订步伐。改革税务行政审批制度，不仅仅体现在执行层面，更关键的是对于制度本身进行改造。加快《税收征管法》的改革，就可以在程序层面上明晰征纳双方的责任和义务，明确纳税人执行税收法律的主体地位，减少和限制行政权力在征税过程的过度使用。同时，也使税收改革的成效用税收程序法律固定下来，从而使税收工作达到规范便捷的目的。
（四）税收改革的历史新阶段彰显着法律修订的特色
当今税收改革与以往税收改革不同，它正在跨域历史的新阶段。其主要表现是，一方面税收的职能作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税收正在经历从国家税收到民生税收的转变，从而引发税收治理和税收管理从政府本位向民生本位转变，税收更加强调以民生为导向重构税收治理与税收管理全过程。[2]另一方面，税收管理的模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彻底摒弃了监督打击型而转向管理服务型，在强调服务与管理并重的同时，将纳税服务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同时，税收管理的方式将更加先进，信息技术和数据管理在税收工作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税收管理的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有这些变化都将使得《税收征管法》的修订呈现出鲜明的特色：法律的修订将更加注重纳税人权利的保护，更加注重将公平正义的责任分担理念赋予不同的法律主体，更加注重信息化手段在税收管理中的运用，从而建立起更加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税收征管法律制度。
二、《税收征管法》修订视角下税收改革的新趋势
此次《税收征管法》的修订，与前几次相比，将是一次比较大的修改，《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充分吸收近年来税收执法实践的成功做法，更新税收管理理念，充分体现税收改革的趋势，以及社会对于税收在经济社会管理中充分发挥作用的期待。
（一）充分体现税收管理理念的变革
以前的税收管理注重的是“管”，凸显税务机关的执法地位，更多地体现的是对税务行政相对人的要求，因此，征纳双方的关系也经常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此次的修订充分吸收了实践中已经广泛使用的纳税服务的概念、方法和技术手段，将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纳入平等的法律关系中来看待，从而在强调管理与服务并重的同时，更多地体现出了税务机关服务理念的确立。这种理念也使税务机关在社会治理结构中充分担当服务于人民的角色，也通过税务机关的服务体现了政府对于纳税人的尊重。这种理念的改变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使税收管理从此跨入了一个新的领域。这方面的涵义在修订的内容中有很多的体现，比如，在纳税申报中确立了修正申报的环节，提高了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容错率，税收执法也更加体现了人性化；建立了纳税人如何适用税法的事前裁定制度，使纳税人适用税法时更加科学；规定了税收利息的中止计算，使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更加到位。规定了税务登记的当场办理，明确了税收电子文书的法律效力，为纳税人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服务等等。
（二）充分体现信息管税的作用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深化和普及，人们对于信息的获取变得更加快捷，信息之间的交流也成为人们沟通交流和决策的重要方法。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税收管理离开数据已寸步难行。从某种程度而言，税收信息化的发展水平代表着税收管理的水平，缺乏信息支撑的税收管理不仅没有效率，在管理的质量上也会大打折扣。近年来，税务部门已经在致力于信息化建设，并提出了信息管税的理念，但是在具体的税收执法实践中，由于社会综合管理的复杂性以及部门利益化等因素的制约，信息管税在操作层面一直以来有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此次《税收征管法》的修订，从法律层面对相关问题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使这些问题的解决有了更加权威的依据。其中的规定很多，比如，采取专章规定的方式对“涉税信息”进行了规定，使原来执行起来比较棘手的第三方信息的获取以及法律责任有了明确依据，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对于网络交易这一管理薄弱环节的相关税收管理措施也进行了明确，将网络交易管理机构纳入税收管理的范围；对于纳税人的境外资产和境外从事生产、经营情况的信息报送义务作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明确规定了公安、工商管理、土地等13个部门对于涉税信息的提供义务。同时，对于相关部门违反涉税信息的协助义务的法律责任规定更加明确。
（三）充分体现权利义务统一的原则
之前的《税收征管法》虽然历经多次修改，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仍然有着浓厚的部门利益化的色彩，在对税收法律程序进行规定的同时，更多体现出的是税务部门在管理上的便利以及由此对纳税人义务上的诸多要求。这种状况与中国法律制度在社会转型期仍然突出对公权力运用的时代特征相一致。随着转型的深入，人们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维权的意识也逐渐增强，此次《税收征管法》的修订回应了这种关切，同时也是对近年来税务机关改进工作思路，强调纳税服务工作的一种法律上的肯定。从税务机关的角度来看，修订体现了完善管理，比如明确规定了税收的法律保留原则，将自然人纳入了税收管理的范围，建立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制度，完善税收强制执行措施和税收保全措施，赋予税务机关部分侦查权，完善税务检查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税务机关的执法权更加公平、更加有力、更加便利。从纳税人的角度考量，既有对纳税人的约束，但更多地体现出了在征纳双方法律地位对等下的权利的赋予。这种变化既是对税务行政权力控制的需要，同时也是体现政府服务人民的宪政政府的应有之义。比如，规定了税务登记的当日办理，增加了修正申报的程序，明确了简易申报、简并征期等申报纳税方式，适用税法事先裁定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实施将使纳税人的权利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也将使税收征纳关系得到很好的改善，从而使税务行政相对人和税务机关在宪法的旗帜之下，成为权利义务对等、法律地位平等，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的相对方。
【关键词】税收追征 税收征管时效 追征期限
一、概述
（一）研究背景
我国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对税款追征期并未给出准确的概念和范围，仅在五十二条规定了在税务机关责任、纳税人失误、偷税抗税骗税等情形下税务机关追征税款的时限分别为三年、五年和无限期。2015年1月5日，国务院法制办《税收征管法》的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对税收征管时效和追征责任认定进行了修改。本文将围绕这些修改对我国税收追征制度进行研究。
（二）税收追征期概念
因我国法律未对收追征期的概念进行准确界定，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但大多从以下五方面进行阐发，即适用条件、追征起算时点、时效期限、追征范围和时效届满效力。李丽风（2006）认为，税款追征期是指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可以征缴入库的期限。笔者认为该定义相对笼统，用词也不规范；在综合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后，笔者认为税收追征期是指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少缴依法应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有权向纳税人等追征该欠缴税款的期限。
二、税收追征期的法律性质
税收追征期法律性质研究的争议焦点在于，它是核定期间还是征收期间？其期限适用消灭时效制度还是除斥期间？笔者分析如下：
（一）核定期间vs征收期间
熊伟（2007）和陈戈云（2010）两位学者对此问题给出了相对清晰的解答，二者均认为税收追征需要先核定欠缴追款才能进行追征，而我国税法只规定了统一的追征期是不合理的，他们通过列举境外税收追征制度的规定来证明其观点。笔者认为，两位学者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仍有失偏颇，原因在于，我国现行规定基于便于征管的考量采取了相对折中的态度进行性质认定，虽未明确规定但对税收核定和税收征收也有相对清晰的划分；草案出台后，明显可以看到核定期间被包含在了税额确认制度中，追征期则明确界定为追征期间。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现行规定和修订意见均认定追征期的性质是征收期间而非核定期间，学者得出此结论更多的是由于对现行五十二条第三款“无限追征”问题的藏否罢了，更何况核定税款是税务机关的内部事务，严格意义上也不属于税收追征的范畴。虽然两位学者的观点有失偏颇，但其给出的方案也体现了对制度不合理之处的反思；在此前提下，将税收追征的两个环节分离，并分别确立税额确认制度和税收追征制度，是对我国税收征管制度的完善。
（二）消灭时效vs除斥期间
学界普遍认为，若将税收追征期认定为征收期间则其毫无疑问是消灭时效，但由于我国规定的相对模糊，对此问题仍需讨论一二。笔者认为除斥期间更多的适用于形成权等私权利，而税务机关依法征税属于履行法定职权，不能适用除斥期间；当前对追征期是消灭时效还是除斥期间的争议和讨论，归根结底在争论追征时效届满后税务机关的追征权是归于消灭还是仅仅丧失司法救济请求权（或相对人获得时效抗辩权）？而在追征期是征收期间的前提下，草案第八十六条规定的期限应为消灭时效，这样规定也是为了更好的督促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及时履职。
三、草案对现行规定的修改及评价
草案对前述三种不同责任情形对应的追征期进行了更为细化的规定，新增税额确认制度、滞纳金追征的中止和免收制度，设置了更为合理的追征期限（包括删除无限追征条款），避免了责任竞合。修订主要集中在《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和原实施细则的第八十条至八十三条。笔者认为，草案的修订有以下三大亮点：
（一）明确了税收核定制度，规范了税收征管时效
修订后的草案明确规定了经确认的应纳税额与申报税额不一致或未申报的，税务机关应当向纳税人出具税额确认通知书即税额确认制度；五十三条由规定，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额，税务机关未确认或超出确认时效的，申报税额视为税额确认通知书所确定的应纳税额。由此可以推断，如果税务机关怠于行使核定职权，那么即便纳税人申报的数额低于实际应确认核定的数额，也只能认定为申报数额，这既明确了税务机关的核定职责，又将核定期间与追征期间进行了分离，使草案五十六条和八十六条规定的时效有了适用依据；同时，八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了追征期的上限为二十年，体现了草案既提高税务机关权限，又敦促工作人员积极履职的修订精神。
（二）新增税收利息（原滞纳金）中止情形和免收情形
草案第六十条对税收利息（原滞纳金）的计算规定了中止情形和免收情形，对征收期间增加时效中止和中断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有利于税收征收管理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
（三）明确追征期限，避免无限期追征带来的弊端
草案删除了三年追征期的规定，统一规定为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过失造成少报、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五年内可以要求补缴，即明确了过失欠税的追征期；同时将未办理纳税申报以及逃避缴纳税款、抗税骗税的期间由不受期限限制变为十五年，并新增上限条款，限制追征期限为二十年，体现了我国税收征收管理体制的改革进步，避免无限期追征带来的公权力滥用和公权力怠于行使问题。
四、草案尚可完善之处
草案虽然明确了税额确认制度和税收核定制度，规定了准确的有限的追征期限，体现了税收征管体制的改革和进步，但依然缺少了对怠于履行税额确定及税收追征职责的工作人员的追责条款。此外，从学理和法理上看，部分概念、期限依然没有准确界定。比如五年、十五年和二十年追征期限的法律依据和法律性质便尚未确定，适用条件也还可进一步明确，期限届满的法律效力也可通过出台新的细则进行弥补。
[关键词] 税收征收管理法；法治；纳税人权利
2001年修订通过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征管法》）是我国税收征收方面的行政程序基本法，其把规范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和为纳税人服务提高到重要的地位，对促进依法治税、规范征纳双方行为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自该法修订以来，社会各界对其好评颇多。但是，“一种制度如果不受到批判，就无法得到改进” ，[1]因此，从法治的角度来考量《征管法》，以期发现其存在的缺陷并寻求完善的途径对实现税收法治显得极为必要。而众所周知，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在于法制的完善，即必须同时符合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双重要求的良法的存在。具体而言，即在实质上，法律必须符合现代立法理念与潮流，定位于保障私利、限制公权；在形式上，法律必须内容完整、统一、不存在硬伤、便于操作，符合形式合理性的要求。以此观照，《征管法》中尚存在着一些亟待完善的缺陷。
一、立法定位及立法理念方面尚存偏差
1、长期以来，我国税收法律体系处于不健全的状态，税收法律体系中税收基本法、纳税人权益保护法、税收代理法等长期缺位，《征管法》作为税收征收方面的程序基本法，承载了远远超出税收行政程序法的实体部分、体制部分等内容。例如第7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广泛宣传税收法律、行政法规，普及纳税知识，无偿地为纳税人提供纳税咨询服务。”第9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税务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税务机关、税务人员必须秉公执法，忠于职守，清正廉洁，礼貌待人，文明服务，尊重和保护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权利，依法接受监督。”
2、《征管法》总体上定位于税务机关征税的法律，而不是控权的法律。首先，从名称看，“管理法”表达的是居高临下的、主客体式的一种关系，当前在世界各国及各地区，法律冠之以某某“管理法”的名称的做法已不多见，命名为“管理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透视出立法者主客体思维的心态；其次，该法第1条以“保障国家财政收入”为前提，并将其置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之前，明确强调的是“国家利益”、“国库利益”。事实上，在“国家本位”立法理念支配下，导致该法所设定的权利与义务的失衡，主要表现在：（1）《征管法》规定纳税人多缴税款在3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部门要求退还，而纳税人未缴或少缴税款，税务机关在3年内可以追征，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10年。国务院颁布的该法《实施细则》规定所谓“特殊情况”是指纳税人因计算错误等失误而少缴纳税款在10万元以上，至于纳税人偷骗税而少缴税款，税务机关可以无期限追征。该规定的缺陷主要有二：一则在于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对等；二则在于对于纳税人偷骗税而少缴税款，税务机关可以无期限追征的规定，事实上难以实现。因为查处偷骗税行为需要确凿的证据，而时间久远势必造成证据的灭失，按照《实施细则》第29条第二款的规定，账簿、记账凭证、报表、完税凭证、发票、出口凭证以及其他有关涉税资料应当保存10年，10年后当事人有权予以销毁。因此，无期限征缴税款实践中势必难以落实；（2）《税收征管法》中虽然规定了不少纳税人的权利条款，但其中只有第8条是从正面予以规定的，其余的大部分都是融合在税务机关行使权力的条款中，总体上还是为了方便税收征管而制定的；（3）在现代民主国家中，申报纳税制度是税法中体现国民主权的基础，行使申报权意味着纳税人在行使国民主权。[2]但在我国《征管法》中，申报纳税制度是作为纳税人的义务而规定的，不符合现代民主国家的立法惯例。
二、对纳税人权利保护存在不足
在现代社会，财产权作为基本人权受到国际人权公约及各国宪法的保障。税收从本质上来讲是国家或公共团体对公民财产权的一种侵犯，因此，在现代社会对公民征税必须接受合法性追问。事实上，税收体现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财产关系，公民之所以纳税，其前提为社会契约的存在，即公民以纳税换取政府提供相应的服务。因此，纳税人权利保护为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核心内容，“无代议士，不纳税”、“税收法定”等在现代社会已成为基本常识。当前，由于我国尚未制定《税收基本法》、《纳税人权利法》，纳税人税收立法权、用税监督权等重要的基本性权利尚处于缺位的状态，我国对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尚处于通过《征管法》所规定的较低层次的税收征管过程中的程序性权利方面，而且即使在程序性权利方面，亦尚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首先，某些重要的纳税人程序性权利没有规定。例如，缺乏诚实推定权，实践中征税机关往往将纳税人视为潜在的逃税者，“有罪推定”的思维挥之不去，容易导致侵犯纳税人人格尊严及其
他合法权利情况的发生；又如，由于缺乏纳税人拒绝不合理的检查权，实践中纳税人若“得罪”了征税机关，容易遭到征税机关出于报复纳税人的目的，而在一定期间内反复稽查。
其次，某些纳税人权利规定得不够细化。例如，纳税人延期缴纳税款条款中没有明确是否要加收滞纳金，实践中一些地方擅自加收滞纳金，使纳税人多付出一笔成本；又如，规定纳税人有延期申报权，但对纳税人延期申报的条件、时间、税务机关不予核准或不予答复的法律后果等均缺乏相应的规定，致使实践中难以操作。
第三，个别条款的规定容易导致实践中征税机关侵犯纳税人权利情况的发生。例如，第23条规定，“国家根据税收征收管理的需要，积极推广使用税控装置。纳税人应当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不得损毁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第60条规定：对“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或者损毁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的”，“ 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实践中，一些税务部门强制纳税人以高价购买指定的报税机器及软件，纳税人怨言虽大，但由于不敢得罪税务部门，权利受侵犯也只能忍气吞声。
第四，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对纳税人权利救济方面存在诸多缺陷。1、未明确当税务机关滥用职权或不当行使扣押权或保全，使纳税人利益遭受损失时，不仅应赔偿其直接损失，而且应当赔偿间接损失。也未明确税务机关侵害公民自由权时，应当赔偿精神损失；2、第88条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争议处理采取的是复议前置主义，而且规定复议的前提为必须“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限制甚至剥夺了纳税人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这种“清债后再说理”的做法显然不符合行政文明、民主和法治的要求。[3]3、税务行政诉讼方面。《实施细则》第100条规定：税收征管法第88条规定的纳税争议，是指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对税务机关确定纳税主体、征税对象、征税范围、减税、免税及退税、适用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以及税款征收方式等具体行政行为有异议而发生的争议。事实上，以上列举并未穷尽所有的具体税收行政行为，规定的范围尚不如《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此外，第88条的规定，对原告的资格限制过严格，原告资格仅限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等直接行政相对人，间接行政相对人不具有起诉的资格。
三、对征税机关自由裁量权限制有待加强
所谓自由裁量权，指酌情做出决定的权力，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正、正确、公平和合理的。[4]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行政主体提高行政效率之必需的权限，它能使行政执法者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大胆地处理问题。一般而言，法律条款中会或多或少出现一些不确定法律概念，而这些不确定法律概念则赋予执法者自由裁量的空间。学者认为，考虑到法在执行之时的具体情况，为实现公平税负，使用不确定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是很必要的。[5]立法者必须采用不确定法律概念来制定法律，似已成为目前无法避免之难题，亦是实证法上之不足。《征管法》中对税收征收机关在对纳税人违法事件的情节轻重认定、行政处罚的幅度、征税机关是否有必要行使处罚权等方面有大量条款涉及自由裁量的情况，有个别条款容易导致实践中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而侵犯纳税人权利，主要表现在：
1、税收征收机关决定罚款数额自由裁量的幅度过大。例如，《征管法》第63条规定的“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第64条中规定的“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等等。
2、《征管法》中有大量例如“规模小”、“确无建帐能力”、“明显偏低”和“正当理由”、“账目混乱”等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这些概念内涵模糊，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由于缺少类型化列举方式，实践中极易造成征税机关权力的滥用。
四、立法技术方面缺陷颇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房地产税费一体化征管是指凡涉及土地、房产领域开发和交易应向国家缴纳的各项税收及各种非税收入，由县政府组织县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和相关职能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行集中征收的一种管理方式。
第二条房地产税费一体化征管工作由县房地产税费一体化征管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房地产税费一体化征管的日常工作，下设县房地产税费一体化征收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县一体化中心），实行集中办公，一体化服务，切实降低单位征收成本、推进透明行政、方便群众办事。由县财政、国土资源、建设、规划、人防、国税、地税、房产、城管、科技、气象、发改、经济、银行等部门进入县一体化中心集中办公。
第三条按照“以票管税管费、先税费后办证”的原则，对土地审批、土地使用权出（转）让、建筑安装、房地产开发建设和交易、办证等各环节应缴纳的税费，实施“一站式”征收。
第四条房地产税费一体化征管工作实行“七个统一”：
（一）统一税费项目，明确征收标准；
（二）统一配合，实现数据信息共享；
（三）统一项目资料库，实现计划控制和源头控管；
（四）统一审批程序，实现“联审联批”和即时发证；
（五）统一网络，实现管理电算化；
（六）统一办事流程，实现“一站式”服务；
（七）统一稽查机制，堵塞征管漏洞，防止税费流失。
第二章征管范围和税费种类
第五条房地产税费一体化征管范围主要包括土地审批、土地使用权出让、土地使用权转让、企事业单位因改制撤并或拆旧建新而发生的资产产权变更或交易、商品房（增量房，下同）开发和交易、个人合资合作建房、个人拆旧建新、单位非住房和政府非住房建设工程、存量房（二手房、包括房改房、经济适用房，下同）交易、土地使用登记办证和房屋产权证办证、改变土地用途和建筑容积率等规划设计条件的行为、房地产出租和自营业务、处罚土地违法违规占用和交易、处罚违法违章建筑、偷漏税费的稽查处罚等业务。
第六条凡涉及土地、建筑及其交易、办证等各环节的所有税费（包括服务性收费，下同）统一纳入县一体化中心征管。
（一）财政部门：土地价款、土地收益金、滞纳金及罚款。
（二）国税部门：企业所得税、建筑耗材未按规定取得购进发票应补交的增值税、滞纳金及罚款。
（三）地税部门：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房产税、资源税、印花税、税款滞纳金及罚款。
（四）规划部门：建筑物定点放线费，工程测量费，规划道路定线费，地、县、乡图编绘费、工程竣工测量费，工程线路测量费。
（五）建设部门：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建筑行业劳保统筹基金、建设工程交易服务费、建设施工安全服务费。
（六）人防部门：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七）经济部门：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
（八）城管部门：城市道路占用费、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建筑材料垃圾运输清扫保洁费、建筑垃圾处置费。
（九）科技部门：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抗震设防要求确认费。
（十）国土资源部门：工程测量费、用地管理费、土地证书工本费、地籍调查费、抵押登记费、土地交易服务费、利用测绘成果成图资料费。
（十一）房产部门：房屋所有权登记费、白蚁预防费、住房及非住房转让手续费、房屋分户图测量费、测量成果利用费、房产测绘费、换证服务费、档案利用服务费、维修基金、房产抵押手续费。
（十二）气象部门：防雷技术服务费。
（十三）防洪保安资金、工会经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建筑业、房屋交易的价格调节基金、环卫费及以上款项的滞纳金及罚款由县一体化中心代收。
第三章税费标准和计算价格
第七条土地审批、土地使用权出（转）让、房地产开发建设和交易、办证等各环节应缴的税收和非税收入，包括按土地面积和建筑面积计征的定额标准以及按建筑造价和销售价格计征的比例标准，由县一体化中心根据中央、省、市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制定并执行（另行文）。
第八条房地产开发建设和交易时的计税价格和计费价格以实际价格为准，当实际价格低于市场价时，以政府的基准地价修正的标定地价和财税部门公布的最低计税价格或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备案的评估价格为依据。
第四章岗位设置及业务流程
第九条县一体化中心整合各职能部门对土地、房产开发建设和交易、办证等各个环节业务的审批、征税、收费、开票、办证、稽查等行政管理职能，设立县国土资源局、规划局、建设局、人防办、经济局、城管局、房产局、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银行等11个职能部门的办事窗口，具体负责行政许可业务受理、税费计算征缴和证件制作工作。
设立综合管理窗口，负责县一体化中心日常工作和发改部门审批备案、应缴税费的最后确认、相关部门证件办理的审核和发放工作，各部门办理没有纳入“一体化”循环征收的收费及罚款业务。
第十条县一体化中心办事审批实行“一厅管理、内部流转、限时办结、统一出证”的“一站式”服务，实行土地审批、土地使用权出让、土地使用权转让、规划许可、建筑许可、竣工验收、土地使用权证登记颁证、房屋产权办证、国有房地产自营和出租等9个环节的内部循环。利用内部循环表进行联审联批，税费由各执收单位计算，综合管理窗口审批。受理业务的前置条件和行政审批由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发证由综合管理窗口把关。
第五章信息化管理
第十一条县一体化中心专门设置专业局域网，实行电脑开票和电脑打印证件。
第十二条房地产税费征管软件统一各职能部门的原有软件，县一体化中心拥有对县规划、建设、国土资源、房产等四个部门办理各自证件的授意权，即对纳税缴费办证人没有办理税费缴纳业务的，县一体化中心就不能为其办理相应证件。
第十三条建立“一户式”存储基础数据库，综合国土资源部门的土地信息、工商部门的注册信息、发改部门的项目信息、建设部门的建设信息、规划部门的规划信息、房产部门的房产信息等相关部门信息。信息数据资料库建成后，信息资料数据在县一体化中心所有窗口传递共享，用于税费预测、数据分析、全程监控和税费征缴、检查清收等方面工作，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第六章配套措施
第十四条实行“七证一表两票”和资料备案管理。“七证一表两票”纳入县一体化中心管理，实行集中办理，切实做到“以票控税控费，先税费后发证”。
“七证一表”即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土地使用证、契证、房屋产权证和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两票”即税务发票、非税收入票据（包括服务性收费票据）。
第十五条房地产税费一体化征管运行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转）让只接受有资质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和单个自然人竞拍，不接受多个自然人联合体报名参与竞拍。
第十六条房地产税费一体化征管运行后，县非税收入管理局将对进入县一体化中心的各执收单位停止发放非税收入收费票据，由县一体化中心统一办理各部门的收费业务。对必须进行现场执行的，经县一体化中心审核批准，由县一体化中心统一向各执收单位发放和结算非税收入收费票据，并在发放的票据上注明专用收费项目。
第十七条县一体化中心实现的非税收入实行县财政与各职能部门分成的办法（不含土地出让收入和建筑行业劳保基金）。收入分成须遵循以下原则：确保单位既得利益的原则；收入分成共享的原则；确保单位正常运转的原则。以年—2009年三年的平均数为基数，完成或超过基数的分成标准将根据各职能部门的实际情况待“一体化”征收运行半年后制定具体分成细则报县政府审批后实施。返还单位的非税收入纳入部门预算，其余上交县财政。
第十八条部门自行查补的收入，由县财政按现行预算管理体制进行分配；由县一体化中心查补出的收入，全额上缴县财政。
第十九条按照县一体化中心实际入库税费总额的3％提取工作经费，设立专账，年初纳入财政预算，用于县一体化中心日常运转开支。
第二十条建立房地产税费一体化征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由县一体化中心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集各职能部门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集中研究解决一体化征管工作中的难点热点问题。
第二十一条成立“县房地产行业联合执法大队”，从监察、法制、财政、公安、规划、国土资源、建设、人防、房产、国税、地税、经济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对全县房地产领域的违法违规占地、违法违规建筑、偷漏拖欠税费的行为开展常年稽查。
第七章监督和处罚
第二十二条各相关部门要严格按规定的工作流程办事，实行项目资料公开传递、阳光操作、信息数据共享，实现房地产各项税费业务均在县一体化中心内部进行联审联批，税费在县一体化中心缴纳。
第二十三条严格按规定标准足额征收各项税费。不得擅自提高或降低征收标准，不得擅自增加或减少税费征收项目。严禁收“人情税、人情费”，坚决杜绝收入流失。
第二十四条严禁县一体化中心外发证、税前发证、费前发证、私自发证和在县一体化中心外给单位提供“两票”等行为。一经查出，立即停止其单位的非税收入返还，并从财政下拨经费中扣缴其造成流失的税费。
第二十五条各部门单位派出人员由县一体化中心管理，入驻工作人员工作表现由县一体化中心向派出单位反馈情况，年终考核、评先评优、提拔重用由县一体化中心和派出单位共同考评。对工作中涉及违规审批、越权审批及失职、渎职或不作为等行为，将严格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对不能按基本要求履行县一体化中心工作职责或严重违反有关规定的工作人员，县一体化中心要及时按规定提出处理意见并退回原单位，原派出单位应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并另行委派人员。
第二十六条土地及房屋中介评估机构必须以规程结合市场价格为准则开展评估。对有意出具不符合规程要求的评估报告，县一体化中心要将情况及时向评估机构通报；对屡次有意出具不符合规程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停止其参与本行政区评估业务；情节严重的，上报其主管行政部门，由其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二十七条县监察部门对各职能部门一体化征管工作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全面监督检查。
第八章附则
第二条对账制健全，能够准确核算收入总额、成本费用支出、正确核算经营成果、按照规定保存账证资料、按期申报纳税的企业，实行查账征收方式。
第三条实行查账征收方式的，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一般不予变动。如有特殊情况，纳税人出现国家税务总局《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文件第二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一经查实，可随时变更为核定征收方式。
第四条饮食业应纳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为应纳税所得额。
计算公式：
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准予扣除项目金额（或）
应纳税所得额＝会计利润总额＋纳税调整增加额－纳税调整减少额
会计利润总额＝营业利润＋投资净收益＋其他业务利润±营业外收支净额
营业利润＝营业收入净额－营业成本－营业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投资净收益＝投资收益－投资损失
其他业务利润＝其他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支出
营业外收支净额＝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
第五条营业收入是指饮食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及其附营业务收入，包括：餐饮收入、住宿收入、娱乐收入、文化体育收入、商品销售收入及其它服务收入。营业收入的确认依据《河南省地方税务局饮食业营业税管理暂行办法》豫地税发90号文件规定。
收入时间的确认：纳税人应在其提供劳务后，同时收讫价款或取得收取价款权力证明时，确认营业收入实现。
第六条除税收法规另有规定者外，成本、费用税前扣除的确认一般应遵循以下原则：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原则、相关性原则、确定性原则、合理性原则、正确区分经营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原则。
第七条纳税人成本、费用的扣除要真实、合法。真实是指能提供证明有关支出确属已经实际发生的凭据；合法是指符合税法规定。
第八条饮食业成本、费用核算的对象主要包括营业成本、及期间费用的核算。
（一）营业成本的核算：饮食业营业成本通过营业成本科目进行核算。
（二）期间费用的核算：期间费用包括营业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营业费用是指各营业部门在经营中发生的各项费用。
管理费用是指企业为组织管理经营活动而发生的费用以及由企业统一负担的费用。
财务费用包括：企业经营期间发生利息净支出、汇兑净损失、金融机构手续费、加息及筹资发生的其它费用。
第九条企业随经营收入缴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
第十条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年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的中间开业或由于合并、分立、关闭等原因终止时，应在停止经营之日起60日内向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第十一条企业所得税实行按年计算，分月预缴，年终汇算清缴，多退少补的征纳办法。
第十二条纳税人在纳税年度内，无论是盈利或亏损，均应按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
第十三条纳税人应当在月份终了后15日内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会计报表和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及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它资料。
第十四条纳税人某一纳税年度发生亏损的，可以用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进行弥补，下一纳税年度所得不足弥补的，可以逐年延续弥补，但延续弥补期最长不得超过5年。纳税人的税前弥补亏损应在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后，可自行弥补。
第十五条纳税人当期发生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盘亏、毁损净损失、坏账损失、以及对外投资损失等必须按照《企业财产损失所得税前扣除管理办法》（2005年国家税务总局令第13号）的规定报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方可准予税前扣除。
第十六条纳税人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主管税务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十七条本办法未尽事宜，按有关税收法规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此前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一、现行注销税务登记的流程做法
注销税务登记是纳税人发生解散、破产、撤消以及其他情形，依法终止纳税义务的，应当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前，持有关证件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按照规定不需要在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的应当自有关机关批准或者宣告终止之日起30日内，持有关证件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
纳税人因住所、经营地点变动而涉及改变税务登记机关的，应当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前或者住所、经营地点变动前，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并向迁达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纳税人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应当自营业执照被吊销之日起30日内，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对纳税人在注销税务登记前已经作了明确的规定，其办理程序为：1）纳税人申请；2）税务机关受理；3）税务机关核准；三个程序环环相扣，互相监督。
二、现行做法中存在的基本问题
本来是一个完整的“链条”而在日常的税收管理中所见到的有另外一种现象，部分注销户名不副实，有的纳税人在注销税务登记上大做文章等，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改头换面
从调查中来看，这种情况80%主要集中在小规模纳税人和个体工商户，第一种情况为：纳税人利用生意差、资金周转困难、想到异地发展等形式作为“幌子”到税务机关要求注销税务登记。一方面又在其它的地方重操旧业开始经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和管理人员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第二种情况为：有的纳税人在进行假注销税务登记后，为防畚检查，故意几个月不经营，等风声不紧后继续经营。第三种情况为：采取“突然死亡”，注销登记，然后以家人或其他人的名义，更换法人代表，另起炉灶，成立新公司。第四种情况为：由于税务人员人手少，征管力量薄弱，对注销税务登记纳税人的事后监督管理不到位。
（二）逃避打击
近年来国税系统加大了对纳税人监控力度，少数企业为经营、纳税不规范的企业，在税务机关组织大规模专项检查权之前，闻风而逃，因经营不善等借口纷纷办理注销手续，
从而逃避达税务机关的稽查。
（三）滥竽充数
一些现行个体纳税户，经营规模和税款缴纳方面均达不到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法定标准，利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暂认定的有关规定，注销税务登记后，另外注册新公司，变相地享受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税收待遇。对于上述这些注销登记的行为，其实质是一种变相逃避政府职能部门对其的监控，从而达到少缴税的目的，是偷税的一种变相行为。
（四）利用注销税务登记前大量购买发票
从调查中来看，解散、破产、撤消企业中都有部分没有缴销的发票，有的企业财务人员还利用企业解散、破产、撤消前工作上的便利，大量购买发票，税务机关检查清算要收回发票时，总是以各种原因推辞、撒慌说发票已经丢失，将发票据为己有，日后出售和为他人代开谋取私利。
（五）纳税人利用解散、破产、撤消等情形，偷逃税款
这种情况极为普遍，在调查中某县国税部门所辖管企业就有这中情况，机械厂是一家老厂，现有职工人数280人，年龄都在40——50岁之间，主要生产机械阀门的初加工，将初加工的产品销售到xxx阀门有限公司，和这家阀门公司有着长期的业务往来关系，经济效益一般，职工的工资也能按时发放、税款也可以及时缴纳，2003年9月合同到期，该阀门有限公司由于某种原因也迁到外地，寻找了新的合作伙伴，取消了与机械厂的合同，致使产品大量积压，苦于无奈，企业派大批的销售人员到全国的几个大宗城市寻求新的合作伙伴，但最终都因价格问题没有达成。欠下了38万元的税款。2004年10月企业宣布解散。在清算过程中企业的法人、财务人员、员工认为现在企业都不存在了，当前面临着失业，企业拍卖后的钱连工人的工资和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金都不够，你们税务部门还要我们把税款结清，是不是没有一点人情味。
（六）后续管理未跟上
在对注销税务登记纳税人的后续管理上尚未形成一个统一、规范的管理制度，使得注销税务登记后续管理工作逐渐成为征管工作的薄弱环节，导致了税款的大量流失。
为此，建议采取以下相应措施加以完善
1、加强税法宣传，大力推进纳税信用体系建设
实践证明，税收宣传在增强全社会依法纳税意识，保证税收改革顺利进行，推动各项税收工作的开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税务机关要加强注销税务登记管理工作这一薄弱环节的宣传。同时，还应大力推进纳税信用体系的建设。一套完整的纳税信息体系，是用以记载和查询纳税人信用状况的基础平台，可以引导纳税人提高纳税遵从度，也可以将道德约束与法律约束紧密约束结合起来，增强纳税人依法纳税的自觉性，可以从体制上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流失。
2、实行注销税务登记专项稽查制度和建立注销税务登记后续管理制度
对纳税人注销登记实行专项税收稽查制度，有利于保持税务管理的完整性，堵塞因纳税人注销登记而流失税款的漏洞，增加税收收入。建立注销税务登记后续管理制度，就是要从制度上对申请注销的纳税人，通过加强对此类纳税人未处置资产的后续监管和巡查，有效地减少税收流失。为此，税务机关要建立注销企业登记台账，详细记录纳税人的名称、法人代表及尚未处置的资产等内容。
三、建立健全社会协税、护税机制，从法律上明确部门间的协调与制约，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
协税护税制度是依法治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协税护税网络，对进一步强化税收征管，堵塞征管漏洞，提高征管质量，营造依法治税的社会环境有着积极的作用。目前，我国协税护税机制尚未形成。协税护税法律制度还不健全。因此，要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多种形式、多条渠道建立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相对稳定的协税护税网络体系，并通过组织协税护税网络活动达到内外信息畅通，相互支持配合，协税护税有力的工作要求，确保各项税收政策和征管措施及时落实到位，切实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营造良好的依法治税环境。但是，《税收征收管理法》只规定了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支持、协助税务机关依法执行公务。但没有对不支持、协助税务机关依法执行公务应如何处理的规定。可以说，缺乏法律责任约束的法律无异于一纸空文。因此，应当尽快修订和完善《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以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应从法律上明确对不支持、不协助税务机关依法执行公务的单位和部门的法律责任，建立起相应的法律约束机制。
四、建立双向工作交流制度和协作机制，实现部门间信息共享
税务机关应加强税收管理信息系统的现代化建设，建立、健全税务机关与政府其他管理机关的信息共享制度，特别是建立、健全与工商部门的双向工作交流制度和协作机制，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平台的建设，这将对于创新和规范税收管理程序，提高行政效率和税收管理水平，增强税收决策能力，提高为纳税人服务、为社会服务的水平以及税务公开，增强税务工作透明度等有着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