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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8-0342-01
一、前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区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社区中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社区的发展已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2015年10月22日，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进会在重庆隆重召开，在此背景下，为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我国社区治理的创新机制与路径选择，“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理念应运而生，为推动社区发展，创新社会社区治理的机制、构筑共建、共享的和谐社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发，并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下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推进社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所谓“三社联动”就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并实现“三社”相互支持、协调互动的过程和机制。由于社区建设在我国大陆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包括社工机构在内的社会组织更是处于初创时期，在近年来的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的发展中，三者之间虽然开始了“联动”，即互动和合作，但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机制。一些“联动”多是双方或三方基于各自“现实”权衡而形成的临时性关系，有的甚至还有“两张皮”现象。“进入新世纪，置身于我国大力开展社区建设的新形势，面对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任务，在社区积极推进“三社联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社联动”首先要明晰各方的目标、任务，认识及定位。通过建立互相学习、合作的关系，共享彼此所拥有资源。在此基础上，不断促进基层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方式民主化。因此，在现阶段的社区建设与治理中，通过引导和激励社区社会组织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反映和表达社区成员或特定居民群体的利益诉求，协调利益关系，开展自助、互助、志愿服务，提升居民素质，从而构建“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二、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的重要性
1.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城市基层组织的最小分子，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作用关键。社区治理是城市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存在政府部门管理越位、服务缺位、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功能错位、居民自治意识不强等问题。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要重视加强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
2.加快推进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是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引领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依法治理、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居民群众根本利益、保障居民群众民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
三、“三社联动”背景下社区治理机制创新路径选择
1.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的的首要任务，是培育以地域为基础的真实的生活共同体，塑造社区文化与社区认同，让老百姓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当前我国社区规模扩大了，类型增多了，然而人际关系却疏远了，服务也单一了。社区没有成为人们所需要的共同体，没有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要改变社区建设轻视社区价值和人际关系建设的现状，逐步把社区建设的重心转移到营造社区共同体上来。因此，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夯实社会治理基石，成为当前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2.加强社区自治规范和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方式多样化，不断推动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当前，社区建设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即将社区建设与基层政权建设混同，把社区居委会当作政府的延伸，使得社区居委会承担了太多的政府职能，工作不堪重负、疲于应付。为此，必须明确城市社区治理功能定位，加强社区自治规范和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方式多样化。
3.引入市场机制，激励社会组织深度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通过市场化治理，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优势，改变传统管理模式下的权利垄断，推动竞争-合作主义治理模式，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垄断，扩大社区居民选择权，提高社区治理效率。
4.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当前，政府角色失调和行为失范是影响社区建设深入发展的重要问题。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变倡导者、指导者为控制者、领导者，超越了其本来的职能与权限，没有很好地履行应尽的职责。为此，通过转换思维模式，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通过营造法治环境，开展法治活动，建立健全社区治理相关法律规定，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区治理体制创新。
四、小结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实现良好的社区治理局面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矛盾和问题十分突出，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势在必行。“三社联动”模式下的治理格局，在新时期群众公共服务需求及表达途径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及社会治理困境加剧的背景下日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者的优势，实现“三社联动”发展，这不仅是提升社区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也是不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与模式创新，全面推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性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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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淑珩.连云港市创新探索“三社联动”提升社会管理水平[J].中国民政报，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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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吕青.创新社会管理的“三社联动”路径探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2（6）：7-12.
[6]岳金.加快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若干问题的思考[J].行政管理改革，2014（3）.
按照组织安排，我参加了以“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定向培训班的学习，经过五天的学习，让我受益匪浅，感触很深。
在五天的学习过程中，我严格遵守了培训要求和纪律，细致听讲，认真学习并做好笔记，老师们精彩讲述，通俗易懂，丰富的学习内容，紧凑的课程节奏，让我的思想得到了提升。特别是经过专题讲座、现场教学、交流讨论，让我从先进典型身上看到了差距，找到了不足，指明今后工作努力的方向。
在培训班上，通过xx教授对基层党建引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的精彩讲解，让我对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主要抓好乡镇党建重点工作任务，夯实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严格做好基层党支部双化建设，掌握各党支部工作。xx教授做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解读，深入浅出，剖析入理，让我影响十分深刻，对于我学习掌握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有非常大的帮助。叶林教授关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三化”分析，为基层城市治理提供了指导，对我今后进行基层治理提供努力方向。xx教授对智慧城市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的精彩讲解，使我深刻认识到创新驱动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性，基层治理需要智慧创新不断提供内驱动力。xx教授对城市社区治理难点及其突破的分析，深入剖析了城市治理的重难点，用实际案例和浅显易懂的讲解方式，为我们提供了“突围”的方向和策略。xx专家在讲解城市治理中突发事件的危机管理与舆情应当上，通过深圳治理经验，结合南雄实际，在面对突况时提供的清晰的解决思路，并分享了深圳治理过程中提前预防的有效措施，很好的提供了解决类似突发事件的化解路径。xx处长针对基础依法民主治理的深圳实践--以街道办事处为例进行了分享，全面分析基础治理过程中民主治理的重要性，让我收益良多。培训期间还组织了相关现场教学，让我深刻体会到深圳城市治理过程中的先进经验，使我内心得到深深的震撼，也更加坚定了我朝着城市治理现代化方向的步伐。
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求变。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我国城市化进程进行相当缓慢，1950年到1980年的这30年里，全世界城市人口比重从28.4%上升到41.3%，而我国却仅从11.2%上升为19.4%。可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实施，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我国城市化进程得到迅速推进。按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公报，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已为49.68%。2012年10月31的一份报告更显示我国内地2011年城镇居民的比例已超过农村居民，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3%。这标志着我国从以农村发展为主进入到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正因此，如此迅猛发展的城市化进程、整个社会结构的极大变化，带来诸多新的社会问题，无论主观还是客观的因素都促使和要求城市社会的管理必须要适应新的发展，从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在发展中求变。
二，社会人口的结构性变化，促使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创新。
社会人口的结构性变化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城市流动人口的急剧膨胀。伴随劳动人事、流通体制、社会保障、户籍等制度的改革，前所未有的自由活动空间在我国社会出现。城乡之间，原来附着于农田的农民大量流入城市，出现一波波全国规模的民工潮；单位之间，职员的流动已日渐频繁，大量国企职员流入外企私企，大量内陆人才流入沿海城市。这些城市流动人口的剧增，给城市基层管理与社会治安带来了极大压力，城市原有社会系统及其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既定平衡被打破，以行政隶属关系与行政命令建立起的传统基层管理体制也受到严峻的挑战，原有社会治理模式在应对新情况与新问题时的捉襟见肘和无能为力也暴露无疑，这些都逼迫着对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进行变革和创新。二是人口的迅速老龄化。我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1.6亿，且每年还以近800万的速度递增。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尤其是失能老人和高龄老人年均百万的增长速度，使全社会在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康复护理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凸显，养老问题已日趋严峻。因此这种形势也要求新的治理模式能在社区范围内为老年人们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与生活环境，完善文体娱乐、医疗保健以及公共安全等多项服务，以便满足人们安度晚年的需要。
三，单位制的瓦解，客观上要求街居或社区发挥更多的社会整合功能。
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变化，打破了原来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基层社会的管理模式在经历了一段单位制管理后，也逐渐朝街居制和社区制发展，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源由国家依靠行政指令计划配置的局面一去不返，职工的生活也不再由单位来全面控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更带来国有企业和政府事业单位的全面改革。国有企业开始学习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努力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政府事业单位则改革管理体制，提高工作效率，一步步开始推行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和事社分离。因此，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使得单位制的运行基础不复存在，也同时产生了更多、更新的社会问题，让原本依靠单位制进行控制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出现了社会控制的真空。而伴随单位制的弱化，这些从企业、单位剥离出的社会职能以及政府转移出来的服务职能，迫切需要由新的城市社会管理机构来承接。而无论是基层社会管理问题，还是下岗失业问题，抑或是社会信任问题，又都与街道、社区密切相关，所以需要街居和城市社区来发挥作用。
四，街居制的职能超载和职权局限，迫使在更广泛的社区范围内构建治理模式。
随着城市基层管理中越来越多新领域的不断出现，在单位制朝街居制转化的同时，街居制本身的负载量在不断加重。一是单位制的瓦解导致的单位职能外移，需要街居来承接。二是外来人口、无单位归属人员的增多以及人口的老龄化的加剧，无形中给街居的职能增添了更多更新的管理与服务工作。再则我国推行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使管理重心下移，将原来实行“条条”管理下，由诸多部门负责的相关任务，直接下放到街区，给街区管理一下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和压力，如民政福利、市场管理、交通道路、园林绿化等管理任务。由此可见，当前的街居体系不但要承接原有的单位所剥离的职能，还要肩负更多更新的管理职责；不只是承担行政功能，还要担负社会功能，甚至不少的街区更承担着部分经济功能。可尽管街居制的职能已大大超载，却依然很难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街居体系虽然承担了这些新增的职能和任务，可街居的权力却非常有限。当前的情形是，上一级的政府及各职能部门越来越多地将大量的事务和职责转到街道一级，但街道办事处却没有相应的权力和法定地位来承接这些事务，不仅财政及人员编制受制于上级政府，而且也没有足够独立与完全的行政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更多的是充当行政职能传递者的角色，受制于各职能部门的委托。因此，街居制因为自身的现实困境并不能全力承担起所有的工作，还需要在社区范围内建立一个政府和其它各种非政府组织以及居民的共同参与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服务网络。
韩国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治理
城市养老院老年人自杀意念初探
婚姻中的贱农主义与城市拜物教
特殊民族的贫困治理何以可能
农村老年人社会形象的自我认知
韩国社会福利法人的组织特性研究
社会工作本科培养模式的本土化构建
社会治理的核心要素及其相互作用
郑杭生教授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四大贡献
创新社会治理与实现和谐善治的“中山经验”
边疆多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服务机制创新研究
社区治理视野下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社会创新
中国土地制度:农民工与工业化、城市化
统治治理自治: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
单位共同体变迁与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建
论残障儿童家庭支持利政策与服务体系建设
政府主导型殡葬改革与厝棺土葬传统的变迁
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宗族变迁与慈善复兴
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困境的核心问题及其应对
体弱老人虚弱程度与其亲属照顾者精神健康的关系
时空社会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的新视角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犯罪时空结构探析
贫困儿童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农民工培训政策:一个分析框架与顶层设计
权威的构成:乡村治理秩序的古与今
社会组织管理制度规范性变迁的影响因素
项目下乡与基层环境治理——桂西M镇个案研究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社会倡导视角下社区公民利益表达机制研究
经济特区社会组织发展创新:探索、问题与对策
社区养老服务的供需失衡问题及对策研究
韩国跨国婚姻家庭生育及养育支援政策研究
论当前我国社会建设的实质内容及若干关键问题
福利体制研究中的二维视角——评艾斯平·安德森
我国城乡居民的环境友好行为及其综合影响机制分析
学贯中西,联系实际——对郑杭生老师的追思和悼念
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联动管理的定位、边界与模式
社区工作与社会治理创新——对S市M社区的个案研究
中国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意识研究——基于北京市的抽样调查
台湾社区型社会企业之资源连接与社会影响:兼论其可持续性发展
社会学如何培养专业人才——怀念作为教育家的郑杭生先生
倡导理论自觉,研究中国问题——郑杭生教授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
始终保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郑杭生先生的精神遗产与人格风范
追求至善之境——郑杭生先生后期学术事业与基金会事业的二三事
从“一体化”向“良性互动”发展:治理结构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
韩国社会服务供给体系的发展:社会经济模式的理论背景和政策意义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机制的研究——基于天津实践经验的分析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一、社会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
（一）社会结构转型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等方面。
（二）利益多元化的挑战。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在计划体制下，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高度均衡、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利益格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确立了个体利益的合法性，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个体利益凸显以后，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从高度均等逐步演变成一个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诉求分化越来越大。面临群众利益诉求多元化，利益协调过程中遇到的情况将日益复杂，协调难度将日益加大。
（三）民生建设带来的挑战。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发展型社会，在这个发展的新阶段，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开始全面快速增长。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加大了公共产品的投入，人民群众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目前人们所需要的公共产品还存在着大量短缺，公共服务的有限导致了很多问题特别是民生问题的凸显。
二、淄博市社会治理创新的做法和主要成效
（一）全面实施“三大工程”，夯实社会治理根基。一是全面实施以网格化走访、网格化服务、网格化代办为主体的网格化治理工程。全市统一设立“镇办―村居（社区）―基础网格”三级网格，将机关干部、“两委”成员、政法干警等下沉到基础网格，一网多格、一格多员、一员多责。截止目前，各级网格员已走访群众110万余户，提供服务60万余次，代办各类事项55万余件。二是全面实施以视频监控全覆盖为主体的信息化建设工程。整合全市各级各部门和社会视频资源，集中建设集信息采集、视频监控、调度指挥等功能于一体的全天候视频监控系统。三是全面实施以市、区县、镇办、村居（社区）四级社会管理服务中心为主体的社区化服务工程。市、区县和镇办建立社会管理服务中心，村居因地制宜建立社区服务中心或服务站（点），整合政法、综治、、维稳、民政、社保、计生等职能部门进驻各级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将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7大类90余项服务治理事项全部下放，为群众提供窗口化、一站式、综合。截止目前，各级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已接待群众115万余人次，办理业务112万余件。
（二）落地贯通“四大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一是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科学发展、项目实施的前置条件，建立了市、区县、镇办和重点村居、企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重大决策、重要政策、重点工程项目和重要改革事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安全性全面评估，实现了“被动求维稳”到“主动创和谐”跨越。二是构建社会矛盾排查调解控制体系。全市建设立了由法院、公安、司法等10多个部门组成的社会矛盾化解专项小组，建立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协调会议制度。三是构建公共安全防范体系。坚持网上网下相结合，全面推行“六小警务”、“一村一警”做法，全面落实责任民警、日常化巡查制度，完善信息预判预警、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治理、依法严打和社会治安防控“五项机制”，形成了全覆盖、全时段、网格化、数字化“两全两化”的公共安全防范体系。四是构建社会稳定督查考核奖惩体系。加强量化考核和动态管理，全市建立了“任务分解、责任到人、督导检查、调度通报、观摩评比、打分排名、考核奖惩”责任体系，实现了责任落实、督导、倒查、追究“一条龙”。
（三）完善提升“两大保障”，激发社会治理活力。一是强化法制宣传实践。在全市集中开展“学三法倡四德促五进”法制宣传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干部培训、媒体专栏、知识手册、手机短信、宣讲团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把法制宣传教育延伸到基础网格、到户到人，让法律走进群众的日常生活二是强化过硬队伍建设。以品牌政法队伍建设为突破口，从改进作风、提升能力、增强素质入手，在全市机关开展“服务发展、服务群众、服务基层，争创优秀服务机关”主题实践活动，着眼于打造“认真、专业、务实、廉洁”品牌政法队伍。
三、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对策建议
目前，通过“三四二”工作格局的设置，淄博市对现有社会服务和治理体系进行了资源的优化整合，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社会管理和服务所存在的资源配置重复浪费和效率低下的问题，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同时还面临着社会治理的组织和人才基础薄弱、政府和社会的边界需要进一步明晰、为民服务效能需要进一步提高的问题。推动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以理念创新为动力，以方式方法转变为核心，以基层基础建设为支撑，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推动社会组织融入基层治理创新。目前我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壮大起来。一是改革体制机制，也就是打破“双重”管理体制，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槛。对于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了，直接到民政部门备案登记。二是限期脱钩。就是转变官办社会组织的身份，让社会组织真正回归民间，目前推进的是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三是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来完成。四是加大培育力度。现阶段，我国的基层社会组织还处在初级阶段，因而，政府应继续坚持培育和发展的理念，为基层社会组织的成长提供必要的扶持。
（二）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深入推进的过程中，既是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又是社会矛盾凸显期。从大量的社会实践看，当前矛盾纠纷呈现出主体多元化、涉及领域广泛化、诉求反映方式激烈化以及触发低、突发性强的特点。第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大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框架而言，应当立足于社会公正的理念，切实维护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这样才能理顺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第二，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只有大幅度地改善民生，才能够从源头上减小社会矛盾产生的几率，减弱社会矛盾的“烈度”，从而有效地稳住社会的基本面。
（三）提升社会服务效能。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着力点应该放在社区，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一要坚持群众观点，始终尊重群众意愿。这是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的首要前提。实施民生工程需要在广泛征求民意、全面摸清需求的情况下实施，这样，民生实事才能真正办到群众心坎上，群众才会满意。二要用心用脑用力，沉到一线抓小抓细抓实。这是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的关键所在。基层工作千头万绪，都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干部只有沉到一线，从细处入手、从小处抓起，把关系群众切实利益的每一件事情都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在实处。三要健全完善长效机制，提高广大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的热情。这是提升为民服务水平的不竭动力。为民服务是一项经常性工作，不能因干部调整、人员变化而使联系断了线、服务打了折，必须健全和落实长效机制，一以贯之地抓执行，使为民服务成为每一名党员干部分内职责。
参考文献：
2007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农业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供销社，应通过构建流通网络，引领合作经济，促进现代农业发展。近年来，石家庄市供销合作总社结合自身实际，提出实施“三进三建”工程，突出“三大主题”，打好“三个战役”，打造“三大合力”的工作思路。
一、实施“三进三建”工程，全面拓展为农服务功能。石家庄市供销合作总社把实施“三进三建”工程作为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战略举措，充分发挥供销社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所谓“三进”：（1）农户进社。按照高层次、全方位、区域化要求，重点推广灵寿南阳沟烟叶协会“三位一体”组织模式，努力做大做强专业社（协会），广泛吸收农民入社（协会），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实现社农共兴。（2）网络进村。结合“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和全国总社“新网”工程，大力实施超市下乡、农产品进城战略，把连锁配送经营的触角延伸到乡村。通过品牌化、规模化、区域化经营，系统构建农资、日用工业品、农副产品、再生资源回收、食盐、烟花爆竹“六大经营网络”和市、县、乡、村“四级连锁体系”，创建让农民“放心、称心、省心”的流通服务品牌。（3）农产品进市。通过建立农产品基地、组建农产品专业社、培育农产品流通和加工型龙头企业、组织培训农产品经纪人、发展农产品收购网点等，千方百计帮助农民把农产品推向国内外市场，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所谓“三建”：（1）建平台。规划建设好“四大服务平台”：以“农合联”为龙头的合作经济组织服务平台、现代流通服务平台、供销合作信息网络服务平台、农业保险服务平台。（2）建龙头。建立和培育一批机制灵活、效益良好、对农村经济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带动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3）建市场。把市场建设作为服务“三农”、培育经济增长点的重要载体，拓宽思路，加大力度。培大育强现有市场，努力提升传统市场，积极拓展新兴市场。
二、突出“三大主题”，提高供销社核心竞争力。基层社建设、社属企业转制、县级社综合改革是供销社工作的三大主题。一是加强基层社建设。基层社是供销合作事业的基础和系统建设的根本，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一步完善基层社的组织体系，理顺管理体制，创新经营机制，改进服务方式，逐步建成布局合理、产权清晰、功能健全、运作规范的供销社新型基层组织。采取兴办专业合作社、组建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等多种有效形式，因地制宜、因社制宜地改造基层社。二是优化社属企业发展战略。对尚未改制企业，坚持有利于企业重组、增强供销社实力，有利于安置职工、确保职工稳定的原则，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以产权多元化为重点，加快改革步伐。对已改制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科学的决策机制、高效的经营机制、开放的用人机制、灵活的分配机制、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完善基础管理，引进现代化管理手段，全面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三是加快县级社综合改革。按照“提升、完善、巩固”的思路，进一步抓好县级社综合改革，构建起“两个体系、一个中心”的新体制框架。充分发挥市、县“农合联”的作用，积极构建以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为基础的合作经济组织体系；加快发展以连锁经营为特色的流通服务体系。把“两个体系”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互动双赢。在村镇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上下功夫，坚持多样化建办、多元化投资、连锁化经营、综合化服务的“四化”原则，努力把村级综合服务中心打造成为集经济、文化、卫生和政务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平台。
三、打好“三个战役”，全力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拉动力量。要把项目建设作为促进发展的第一引擎，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真正在思想认识、力量组织、政策措施、具体工作上落实到位，一抓到底，抓出成效，重点打好“三大战役”。一是打好石家庄北方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建设战役。按照政府引导、供销社主办、社会各方参与、多元化投资、市场化运作的思路，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严格目标责任，强化督导服务，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按照“设施完备、交易方便、管理先进、物流通畅”的目标，以最快的速度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农产品流通枢纽，构建起畅通高效、便捷安全的农产品进城绿色通道。二是打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战役。“城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城市方案”已获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部门原则通过，即将进入实施阶段。要把“双试点”建设作为重中之重，继续按照全方位谋划、分层次推进、市场化运作、多元化投资、体系建设先行、重点项目保证的工作思路，巩固市区，拓展县乡，全力推进。力争在全市建立起以社区回收为基础，以转运中心为纽带，以市场集散和分拣处理为平台，以再生资源科技工业园为终端的城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三是打好新基业物流中心项目建设战役。石家庄新基业物流中心项目是近年来实施项目兴社战略的重头戏，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审批立项，进入实施阶段。要全力以赴开展招商引资活动，积极寻求合作伙伴，搞好合资合作；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引进现代化管理手段，形成科学管理的长效机制；合理确定经营布局，确保项目建成后取得预期收益。
四、打造“三大合力”，着力构建和谐供销社。从提高能力、激发活力入手，打造三大合力，创造合心、合力、合唱的局面，着力构建和谐供销社。一是打造城乡一体互动发展的合力。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重大战略，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也是社属企业发展的有效途径。石家庄市供销合作总社按照城乡统筹的要求，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把市、县和基层供销社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重新理顺城乡供销社的经济关系，搞好功能布局。努力把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机结合起来，打通城乡市场梗阻，促进城市供销社龙头企业向农村市场延伸，帮助农村供销社企业把农产品送进城，通过双向流通，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实现互补、互促、互动，共同推动供销合作事业迈上新台阶。二是打造环境优化党政支持的合力。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是做好工作的关键。要注重协调，主动汇报，赢得党委、政府的支持和信任；加强与有关职能部门沟通，争取支持和配合，形成部门协调联动、密切配合的良好局面；广泛吸引和利用社会资源，主动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为供销合作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三是打造“三个文明”和谐共建的合力。党、政、工、团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在建设繁荣、文明、和谐石家庄进程中做出更大贡献。
[关键词]城市；社区参与；困境
随着改革开放后单位制的解体，大量的“单位人”转化为“社会人”，在这种背景下，城市社区逐渐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与居民生活的基本单位。基于社会管理的需要，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国家提出了“社区建设”，旨在通过社区建立起基层社会的共同体，满足国家基层治理的需求以及适应社会整合方式的变化。在这种语境下，居民社区参与作为推动社区建设与满足基层社区治理的核心要素，一再受到学界和政府的关注。但是从城市社区发展与基层治理的现状来看，城市社区居民参与一直处于困境中，远离社区建设的初衷，也并没有完成社区基层治理与秩序整合的功能。因此探讨城市社区参与困境并提出解决对策具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
一、城市社区参与困境的现实表征
（一）娱乐活动参与型多、社区公共事务参与型少
在社区参与中，比较多的是娱乐活动参与型。在很多城市社区居民中，一部分拥有较多闲暇时间，家庭条件比较优越，自发形成一些娱乐型组织。这种娱乐组织一般进出自由，出于锻炼与娱乐的双重目的。如在一些些社区广场一些居民定期跳广场舞，或一些老年人下围棋[1]。娱乐活动参与在城市社区分布最广、涉及居民最多。这种社区参与更多的是基于居民的兴趣爱好，与关心社区公共事务无关。在很多社区调查发现，在社区参与中，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非常少。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一些小区的业主也成立了QQ群，对社区的公共事务也显示出一定的关心。但是现实中可以发现，一些业主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效果不理想，一些居民认为这是社区公共的事情，居民很难说了算，随波逐流心态突出。在关系业主切身利益的事情，如小区的车位问题、物业收费问题等，多大数居民也仅停留在私下议论的阶段。
（二）被动参与型多、主动参与型少
受多年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动员模式的影响，社区组织与居民群众形成了固有的行为惯性与社区参与的路径依赖。在社区活动中，社区组织为组织活动而动员社区居民参与。为提高参与率采用惯用的发动群众的办法，但是参与效果不理想。居民主动参与的少，被动参与的多。例如，在一些社区中，居委会处于满足居民活动的需要，也定期举行一些趣味运动会等活动。很多居民不愿意参与这种活动，认为没有意义。尤其是一些正值青壮年的居民，他们以工作忙、没有时间不愿意参与居委会举行的活动。参与活动的大多是退休的老年人或赋闲在家的全职太太。参与的目的也是打发时间、凑个热闹。在参与过程中积极性不高，“被动性”突出。一项所谓的社区建设活动如果只是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或个别人的政绩的话，那么，在居民有了不参与的权利条件下，该活动则会出现参与不足现象。社区建设的总体目标无疑是为了发展社区、服务于社区居民利益。但具体到社区建设活动时，则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偏离总目标，只有居民才真正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在居民有了不参与的权利的条件下，居民就会抵制那些违背他们利益的社区建设活动[2]。
（三）在关切居民切实利益的公共事务中，缺乏居民参与的路径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基层社会的组织方式与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逐渐发生变化。在城市社区，人们逐渐进入由不同文化背景、生活阅历组成的陌生人社会。居住在同一社区的居民因为社区场域的作用，逐渐产生了凝聚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基于业主利益的共同性，也正在产生关于物业收费、物业服务、公共空间权益等共同的利益诉求。在这种背景下一部分社区居民希望在涉及切身利益的物业管理收费、小区治安、公共设施等参与小区决策，希望在社区决策中维护居民的切身利益。很多居民都认为，目前居民利益缺乏合理的表达渠道。尤其在涉及物业收费、车位问题等方面，物业公司不顾居民的利益，服务质量差、收费高，时常侵犯居民的居住权益。社区是社会个体组成，居民个体基于生活利益的需求，在涉及自身社区权益的事务中也愿意表达自己的意见，尤其迫切需要同物业公司进行信息交流，维护居民的权益。
但是在目前的社区治理构架中，缺乏居民参与公共决策的路径。社区建设作为政府主导的一项长期工程，一直以来缺乏居民的有效参与。尤其是随着社区组织的多元化，物业公司基于盈利的目的，在物业收费、物业服务等方面很少让居民参与决策。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居委会多年以来一直扮演着政府“人”的角色，被日常行政事务包围，居民与居委会之间并没有联系的畅通渠道。调查中显示，很多居民认为，在事关居民利益的事务中，社区并未给予社区居民参与的渠道，让居民参与的大多是为体现居委会工作业绩或物业公司工作形式的集体文体性活动。居民个体自身势单力薄，也缺乏自组织的渠道，很难和物业公司、居委会等社区组织抗衡，居民苦于缺乏利益表达途径。
二、构建畅通的参与机制的路径分析
（一）构建居民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在社区场域中，来自于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社区居民因为商品房的购买而居住在同一社区，基于共同的生活价值诉求而有着共同的利益需要。社区的共同利益包括优美的环境、良好的服务、和谐的人际关系、健康向上的文化等。这些共同利益实质上就是社区公共物品[3]。多年以来，居民社区参与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在政府倡导下，让居民参与的大多是体现居委会政绩的文体性活动，缺乏居民利益表达机制。
面对居民利益诉求多元化的现实，要真正发挥社区基层整合的作用，必须从社区居民的真正需求出发，构建制度化的居民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如可以通过物业公司、居委会等组织与居民代表面对面的交流形式，让居民的意见表达显性化。同时也可以通过网络建立交流平台，使居民意见与社区组织双向沟通，让居民从“表面参与”、“被动式参与”等参与形式中解脱出来，释放出参与的激情与动力。建立健全沟通的渠道，在事关全体居民利益的小区治安、物业收费、公共设施维护、停车位等问题上，可以建立每周一次的居民意见日，由物业公司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接待，倾听居民意见，发挥居民的主人翁作用。
（二）设置居民自组织
社区不仅是国家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更是居民生活的共同体。当前时期，居民的原子化特征明显，缺乏有效的组织整合。要真正发挥居民的参与作用，在政府引导下，可以鼓励居民成立社区治理小组、居民意见组等居民自组织。通过居民自组织改变社区居民一盘散沙的局面，整合居民的利益诉求，同时建立居民秩序整合的组织载体。让居民在组织中找到价值诉求的表达途径，也作为居民意见与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与纽带。在政府引导下，发挥居民自组织的多种功能，完成基层治理与秩序维持的作用。真正把居民作为社区的主体，有序的推进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当居民有参与意愿时，不能把居民仅仅当作社区参与的幌子或仅仅把居民参与仅仅局限在卫生清扫、文体健身、为民服务、组织治安联防队、动员捐衣捐物等特定的事务中。让居民自组织成为居民参与的渠道，以促进居民之间的合作，最终促进居民归属感的产生与互惠行为养成。
三、结论与思考
在社会转型的特殊语境下，社区作为基层生活的共同体，被赋予了基层整合方式构建与满足居民不同利益与价值诉求的多元功能。社区参与是构建社区共同体的基础，也是形成良好的基层社区治理格局的重要保障。但是目前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的状况不容乐观，社区参与呈现出表面化的状态，居民参与娱乐活动参与型多、社区公共事务参与型少，被动参与型多、主动参与型少，缺乏促进社区发展的实质性参与。在关切居民切实利益的公共事务中，缺乏居民参与的路径与渠道。当前社区治理中，社区基层秩序整合作用并未很好的发挥出来，物业公司与居民之间矛盾突出，面对居民日趋显现的利益诉求与价值诉求，必须因此要构建畅通的参与机制的路径，建立常规居民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建立居民与社区组织的沟通渠道。在政府引导下设置居民自组织，让居民真正成为社区的主人，发挥居民参与的主体性作用。
参考文献
[1]杨敏.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J].社会学研究，2007（4）：150.
[2]杨雪云，周业勤.社区参与不足的社会学解读[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137.
[3]张宝锋.城市社区参与动力缺失原因探源.河南社会科学，2005（4）：24.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方针指引下，维护基层社会的稳定大局早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法院工作的方方面面。政策与“提法”的转变，一方面确实对基层法院的运作构成了制度上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为基层法院灵活利用政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话语资源。以前讲依法治国，强调司法独立，从上到下层层加码，一步步转换话语，到了基层法院就落实为“当庭宣判率”这样的法官绩效考评指标；而现在提倡和谐社会，稳定为先，
“当庭宣判率”又让位给了“调解结案率”。除了刑事案件，几乎没有不能调解的案子――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但可以“协调”一由政府出面协调。司法调解不仅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调解一起被纳入到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系统，而且还创造出了“诉前调解、立案调解、委托调解、邀请调解”等一系列贯穿民商事审判全过程的调解机制。审判庭的法官们现在也都有了很强的“全局意识”：以前提倡审判独立，要求严格适用法律，保证法律效果，审判庭是轻松了，但许多案件判下来都是空判白判，很难执行，等于把包袱都甩给了执行庭。执行不力，再碰上当事人上访闹事，“卖判决书”，造成不良影响，酿成“”，上面的领导可是要拍桌子的。所以说，现在广泛适用调解，注重当事人实际履行能力，强调社会效果，也确实是法官们不得不然的选择。
绩效考核是现实的压力，但并不是说法官就因此一味无原则地“强制”调解，而是长期积累的司法经验与大面积的“执行难”问题已经使他们养成了一种思维习惯，即将执行问题前置。无论判决还是调解，都以化解纠纷、解决问题为第一要务，只不过调解的灵活性比较强而已。基层法官拿到一个案件，在了解了基本的案情之后，首先关注的就是双方的身份、职业、收入、家庭状况与社会关系，抽象的平等诉讼主体在他们眼中迅速转化为基层社区中某种具体类型的人(“放高利贷的”、“黑摩的司机”、“外来农民工”等等)，从而对他们的诉求、实际履行能力以及围绕审判可以动用的社会资源――包括一些符号资本――有了一个基本的预判。法官替当事人双方都“着想”过了之后，才本着“能拿到多少算多少”的宗旨，以此为指导开始选择进一步的纠纷解决方式或判决尺度――“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如果当事人坚持不适用调解，很有可能最终还是会拿着一份无法兑现的判决书走进执行庭，接受执行庭法官关于执行和解的“教诲”。
以这个基层法院所受理的大量的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为例，官司能打到法院，有很多情况都是因为肇事车辆手续不全――“黑车”或“黑摩的”，一方或双方都没有保险，并且最重要的是，这“黑车”或“黑摩的”可能还是一家老小糊口谋生的工具，除此再无其他可供变卖的财产。如果考虑严格依据侵权责任归属，判决不能解决问题一“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法院就只有居中调解。但如果受害方有保险，法官甚至会一边“软硬兼施”地督促肇事方想办法弄钱，一边协调说服受害方多承担些责任，从而可以通过判决从保险公司那里多拿到些理赔。所以说，无论判决或调解，化解纠纷的考虑总是压倒严格的法律责任判定。
这不禁会使人越过“书本上的法律”，将视野投向广袤的基层社会。“道路通向城市”，连接城市的是宽阔平整的现代化公路，但这些交通动脉还连接着如毛细血管般密布的乡村土路。我们已经过了先生谈及的乡下人进城“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的年代，各种现代化交通工具也早已风驰电掣般地穿行于城乡的大街小巷，但是在基层社会，却很难说已经拥有了配套健全的交通和车辆管理系统与社会保险机制，来驾驭、控制和分担现代交通的风险。法律文书中“平等的民事主体”在利用各种易得的现代化机器作业时造成了一些现代的“侵权类型”，但他们的身份、社会法律关系与责任能力却可能还是“前现代”的――需要法官来“剪裁事实”，所造成的损害也可能远远超出一个裸的“自然人”的承受能力。如果没有保险之类的社会机制来分担风险，“人祸”亦是一场“天灾”。因此，在这样一个来得太早的“风险社会”中，现代侵权法的施行不仅找不到一个基本的平面――缺乏均质化的现代社会“责任主体”，甚至还可能遭遇“同命不同价”的尴尬。因此，基层法院所能够提供的“司法救济”，究竟是强调形式化的“司法”，还是着眼于实质性的“救济”?的确成了一个问题。
再以“司法救助制度”为例，我们所在的这一基层法院在当地政府较为充裕的财政支持下，推行一种特殊的“司法救助制度”。这并非一般意义上减缓免交诉讼费的便民举措，也并非逐渐开始推行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而是一种类似于“执行救助基金”式的制度，即对生活极度困难或急需医疗救治、被执行人又无力履行判决的申请执行人进行经济救助或救急资助。但是，这一本来无可厚非的救助机制却在实际施行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无论是交通事故，还是工伤赔偿，需要救助者都不在少数。执行庭的走廊里每天都是人来人往，但究竟是哪些申请人从中获益了呢?在翻阅了上半年所有的申报材料之后，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受益的申请执行人都是“上访大户”，基本上都有越级上访、直奔北京的备案纪录。大概是当地局到北京领人领怕了，市领导的政绩本上也扣了不少分，所以才由市政法委牵头(作为司法救助基金的最终审批者)，市财政拨款，通过司法救助的形式来真正做到“息诉罢访”：往往是申请人在执行庭法官的指导下起草一份申请书，不论实际判决赔偿10万还是20万，每笔救助款最多都不能超过一定限额，一般情况批下来也就是两三万元，但必须签协议按手印，保证就此结案永不追究，更重要的是，保证不再上访闹事。因此，只有那些将司法过程中的“执行难”问题“闹”成一个事关稳定大局的政治问题的申请人，才有可能优先进入司法救助者的视野。
虽然“司法救助基金”的数额在逐年增加，但是刚过7月，这一年的救助款基本上就快用完了。“明年还得向财政申请追加20万”，执行庭的庭长不禁感叹，“我们是做好事，但不宣传，申请人一般也不能问这笔钱的明确来历。”的确，等于是一纸打了折的判决书，最终还要在上访的压力下由财政“埋单”，个中的曲折与无奈，能宣传吗?
治理不循法律，重要的是福柯意义上
的“安全配置”。正如之前的研究早已揭示的，“行动中”而非“书本上”的基层法院，在中国现阶段主要着眼于纠纷解决，而非规则之治。因此，并非是法院要提供打折的公共产品，而是如果不打折变通的话，明显感觉，转型时期社会结构中某些脆弱的部分就承受不起――不是打折品，就是奢侈品。如果我们可以把基层法院这种处处以稳定为先，灵活运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摆平理顺”问题的运作模式称之为基层司法的“治安化”；那么，基层司法的“治安化”就不仅仅是为了“保一方平安”，拔高一点，同时也是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与民族崛起的“稳定大局”――“全国一盘棋，稳定压倒一切”。基层法院的日常工作也必须随时与中央和上级的步调保持高度的一致。临近奥运，刑庭的法官和政法委的同志们都很忙碌，筹备着在空旷的市政府广场召开公审公判大会――“迎奥运，保平安”。执行庭的工作反倒轻松了许多，特殊时期为防止激化矛盾，上面指示，执行庭“不能有大动作”，强制执行这块的工作基本上都停了。不唯如此，每年赶上国庆春节、全国两会召开、省市人代会党代会前后，一年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执行庭都处于半歇业状态，大部分“敏感”案件都停办了。但维护稳定大局下的这种“轻松”都是暂时的，都是不轻松的，在执行期限的压力之下，一方面要防止案件持续积压，一方面还要在数字上保证每年度的“执结率”稳定上升。
执行难与合法性
“县级市”这种行政建制，本身就隐含着一定的动态属性，意味着一定的工业化发展程度与城市化转型步伐。在县域经济蓬勃发展的长三角地区，这一点尤为明显。在发达贯通的现代化高速公路两旁，你会发现，连接县与县的并非是西部地区常见的广袤农田，而是鳞次栉比的开发区与厂房，商品批发城与交易中心；农地在逐渐减少，高楼在日益增多；江南水乡古镇的风景依旧，只不过更多的是出现在路旁巨幅的旅游广告牌上。
这就呈现出一幅不同的基层司法背景。传统乡土社会的纠纷形态正在逐渐退隐，代之而起的除大量的民间借贷、合同纠纷、金融债务，还有日益棘手的城建环保、拆迁补偿与劳资矛盾；传统乡土社会中人们安土重迁，“生于斯，长于斯”，现在人员财产流动频繁，执行庭法官日伏夜守，却还是堵不到“老赖”；传统的乡土社会文字不必下乡，现在执行庭的法官们考虑的却是打报告请示批准“短信送达”，先解决法律文书“送达难”的问题；传统的乡土社会靠的是“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语)，现在执行庭的法官们却整日巴望着所谓的信息化管理、全国联网的“社会信用体系”；传统的乡土社会中靠添丁加口来壮大家族，现在执行庭的法官却要东奔西跑地为计生委收罚款。如果涉案的是市里重点扶持的“龙头企业”、“利税大户”，执行庭的案子可能就更难办了。
“科学发展观”是高蹈的远景，地方政府的GDP生存逻辑才是具体的现实。“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许多基层法院所面临的一个基本的制度约束。现在基层法院办案受到政府直接干预的情况的确是越来越少，但法院整体的工作和发展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受当地政府的制约，服从服务于当地政府的工作大局。我们所在的这
基层法院办案经费不是问题，办公条件也得到了很大改善，但这个县级市每年的财政收入以及它在全国百强县中的排名，依然是法院的领导不能不关心的问题。
发展经济靠的是招商引资，招商引资靠的是政策优惠，项目的审批、立项、建设、投产，有“绿色通道”一条龙服务，土地、工商、税务、城建、环保等等一系列部门都密切配合。法院作为司法部门虽然不会直接参与――法院和公安一样，只是负责保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环境”，但亦不能自绝于为政府招商引资、发展经济降低交易成本的这样一个“场域”。在当地土地储备不足的情况下，投资办厂需要土地；招商引资有必要重塑城市形象、“打造城市名片”，所以旧城改造也需要土地；级差地租形成，外来人口增多，房地产开发还是需要土地。推民房起高楼似乎成了当下经济发展的必经之途，似乎任何东西都抵挡不住开发商轰鸣的推土机。这一过程中，如果有“钉子户”到法院告状，基层法院要么因为“受案范围”的缘故不敢受理，要么受理之后帮助政府从中“协调”――但法律规定，行政诉讼期间不中止强制拆迂的行政裁决的执行。
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一些纠纷在所难免，个别判决的执行遇到一些阻力也属正常，但如果执行庭里涉及建筑承包纠纷的待执行判决越堆越高，执行庭一次次为农民工讨薪的行动都差不多全体出动、大动干戈，那就恐怕不仅仅是“执行难”的问题了。不唯如此，从社会转型的角度而言，因为渐次被纳入到现代社会系统中的“责任主体”尚未最终定型，“历史遗留问题”不断累积，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法律主体身份模糊混乱。乡镇政府“多方筹措资金改善办公条件”，国企改制分流，“挂靠企业”剥离，事业单位“法人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林林总总的纠纷，往往也都是“找不到管事负责的主儿”(冯象：《政法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9－70页)。基层法院执行庭一次次清理积案的“专项行动”，都需要党委、政府、公安、工商、银行、劳保等等其他系统的配合协作，“重拳出击”，方能收到一定的成效。
基层法院既然无力触碰体制性的司题，所以也就只能如灭火队一般着眼于个案的“摆平理顺”。这个法院执行庭每年70％－80％的“执结率”中，一般都包含三种执结形式：执行完毕、双方和解或申请人自愿放弃。真正全额执行完毕的案件可谓少之又少，至少有一半的案件并非“案结事了”，而是“不了了之”。因此，与其说“执行难”是一个社会问题，强调“执行难”问题的彻底解决需要社会各系统之间的协作配合；不如反过来说，转型时期诸多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历史遗留问题”都需要“执行难”这一法治话语的修辞来推脱、回避与掩饰。因为坦白言之，转型时期许多复杂的矛盾)中突可能永远都无法得到实质性的解决，但是又必须将这些矛盾纠纷化约为一个“执行难”问题，在形式上找到一个纾解社会压力的出口。一方面，“司法独立”的法院像海绵一样吸收大量的社会纠纷一“有纠纷找法院”、“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但另一方面，作为“政府”之一部的法院又像一块绝缘体，为政府“排忧解难”，替政府隔离和分担着合法性的压力――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是因为“执行不力”、“执行难”，是法院的问题。
一、当前农村组织存在的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组织化的社会基础。尤其在农村，要在尊重农民权利、保护农民权益的基础之上把农民组织起来，因为“现代的个体都是权利主体，它们之间因权利而平等，彼此之间的联系只靠契约建立。为了实现权利，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和普遍的社会交往成为必需”。。然而，在我国，农民的组织化水平仍然比较低，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我国农村社会，非正式组织的数量少、种类单一。有学者把我国农村组织分为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认为“在我国农村社会，正式组织包括乡(镇)党委、乡(镇)政府、村支部、村委会等；非正式组织则主要包括宗(家)族组织、宗教组织、农民自发的维权组织以及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等”。。然而，就我国广域的农村社会和庞大的农民数量而言，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数量显然很少，组织种类也比较单一，不能满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第二，从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发展趋势上看，一些组织出现衰微趋势，而一些组织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还不稳定、不成熟。首先，就农村社会中的宗族组织而言，虽然宗族组织和宗族观念在我国根深蒂固，仍会在以后很长时间影响基层农村社会，但是随着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变化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民工潮的出现，因为农民再也不会被固定在生他养他的血缘和地缘社会，宗族势必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千年基础”，因此，宗族会不断地瓦解，不断地浑蚀其固有的劣根性。其次，对于农民的维权组织来说，只能算是一种临时性的组织，它为维护农民的权益而成立，一旦所要求的权益得到解决便自行解散。至于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由于它产生时间短，所以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成熟，而且数量也很少。只有宗教组织在农村社会迅速复兴，填补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农村成为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人教人数不断增加，但即使这样，宗教组织也没有成为农村社会的主导组织。
第三，就正式组织而言，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组织的治理效能不理想，没有发挥应有的组织功能。首先，从国家与社会层面上看，由于农村实行和体制的解体，以及国家在农村推行“乡政村治”，农民开始自我管理，实行村民自治，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逐步分离，尤其在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以后，村民自治组织由于缺乏必要的财力支撑，难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已经影响了村民自治的有效运行。其次，从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运行机制来看，“村两委”相互掣肘，影响村级组织的有效运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而村党支部作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样，“村两委”在行使公共权力时就难免产生矛盾和冲突，“在这个问题上，抱怨是双重的，党支部方面认为村级直接选举削弱了党的领导，村委会方面认为组织法不落实”。加之“组织体系的制度化水平不够，组织运作的规范性、统一性、灵活性还都很差”，因此，“从改革之初到现在……一套真正体现乡村经济社会内在要求的组织体系还远没有建立起来。……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并没有带来组织体系的适应性提高，也没有有效地保障乡村社会经济的协调运行”。。最后，从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组织与村民的关系上来看，农民对村级组织的疏离感加剧了。“从乡村生活的观察出发，我们没有办法得出基层组织对于农民的服务越来越好、农民对于基层组织越来越亲的整体判断。相反，农民和基层组织的疏离感加剧了。”这已经被一项“农民对村组织、村干部的信任程度”的调查所证实。
从一些数字可以看出，村民对村组织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主要集中在“有点不可信”和“有点可信”之间，村民并不怎么信任村干部和村组织；更严重的是，在农村社会的实际生活中，一些村干部腐败、不检点的行为也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信任甚至是反感。因此，村干部和村组织在村民中的威信并不高，其管理活动依靠的不是权威而是权力。农民对村干部和村组织的不信任，大大地阻碍了“村两委”组织功能的发挥和乡村治理的效能。但是，“客观地说，基层组织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是强大而积极的，但比较而言，在治理方面的努力就差强人意。或者说，目前的基层组织体制，如果说在动员和组织经济方面是有效的，那么在改善乡村治理方面，是基本不相适应的。所以，改善乡村治理，首先要反思和检讨的，是改造基层组织体制”。“基层组织改革必须有大动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再造基层组织体系”。再造农村社会基础，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
二、农村(民)组织在农村基层的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为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创造了非常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我们要在现有的农村经济政策的空间里改造基层农村社会基础，逐步解决“三农问题”，在农村社会建立各种形式的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这有利于促进基层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具体体现在：
首先，在基层农村政治建设上，农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公民民主意识的成长，有利于农民利益表达和民主参与过程的有序化、制度化和对国家权力社会监督的机制化。从民主管理的角度看，农民组织可以平衡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制约基层政权组织的权力，防止强势群体侵犯农民权益，“必须让社会中的主要利益团体联合参与政府组织，以此来防止任何一个利益团体可能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利益集团”。。从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角度来看，随着社会格局的深刻变动，农民的利益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此而产生的许多社会矛盾和经济纠纷，就需要农村有相应的解决机制。而单个农民的利益表达和诉求就显得“软弱无力”，在整个政治参与体制中处于劣势；而且，作为单纯原子化农民的政治参与，容易带来政治参与的失序和低效，需要农民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建立与国家政权的联系通道。从农民组织的公益性来看，它会更多地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关注社会的多元化需求，统筹社会各方，兼顾弱势群体，发扬民主，实现社会公平。广大农民应该组织起来，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结成各式各样的农民组织，集中农民意见，代表农民利益，和政府部门以及其他社会组织进行对话，有序地进行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以增强农民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博弈能力。
其次，在基层农村经济发展上，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建设现代农业，实现农业向科学化、商品化、集约化转型；有利于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经营的有序竞争，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有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宏观组织。应该把原子化的农民个体结成代表农民权益的组织，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也可以以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农村合作社、农民互助协会等形式，参与到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农产品贸易和流通体系建设中去。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信息化和农业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电话、电脑、网络等现代信息传输工具在农村的使用，农村市场服务型中介组织发展很快。这些中介组织在市场营销、信息服务、农产品加工、储藏和农资采购经营等方面提供了许多便捷服务，有利于农民r解市场信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规模，避免盲目生产}在弥补市场和政府的不足，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最后，在基层社会和文化建设方面，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村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目前，对于农民个体来说，一方面，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以及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控制的减弱，使得农民在生产、生活方面的需求不断增长，从而产生对各种社会组织的需求。在现实生活中，农民自发结成各种组织，如生产帮扶组织、特困户救助组织、儿童上学接送组织等。这些农村社会组织在社会互助、公共援助、社会福利、情感交流等方面进行合作。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基本上都是一家一户进行生产，大多数农村家庭很难备足各种农具，很难具有足够的资金、技术，或因家庭劳动力不足等原因，程度不同地需要各种农村组织的帮助。除了在物质利益方面需要实际帮助以外，农民在体育、卫生、文化和精神等方面还需要组织实体，以便于开展各种体育活动、卫生活动、文化活动等。这些活动既能满足农民的社会情感需求，也能满足他们的精神信仰需求。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农村组织的各种活动，不乏有迷信活动、非法宗教活动以及违法活动。所以，我们要对农民进行教育，以提高他们的素质，使广大农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消费观、婚育观，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让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既然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那么，就应该给予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民组织相应的法律地位，保障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在基层社会的活动，提高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律化水平。
三、国内有关乡村治理理论和农村(民)组织对乡村治理结构的影响
国内理论界对于乡村治理理论的研究以及乡村治理的模式和路径选择，大多是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出发，立足于解决乡镇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而很少有专文从尊重农民的权利。
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的视角，提出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影响，而这恰恰是解决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核心所在。
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村问题，而农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在于改造农村社会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农民的联结和组织方式。针对我国目前农村组织化水平低、农民居住分散以及农民群体具有散漫性的特点，乡村治理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各种农民组织，再造农村基层组织化的社会基础。理由是：
根据多中心治理理论，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各式各样的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使这些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中心，与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社会组织进行合作治理，实现基层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一方面，社会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组织起来，有序地参与到政策形成过程中去；另一方面，从这种制度化的参与机制中，国家权力获得了稳定的支持来源(合法性)和控制权”。在经济上，这些组织参与基层社会的经济管理，可以把乡镇政权从繁重的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切断了乡镇政府作为“谋利性政权人”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这些组织参与乡村社会的政治民主建设，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这样，乡镇政权可以从传统的政治管理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而它所要“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不是服务的直接供给者而是调停者、中介人甚或裁判员”。这样就切断了上级政府可借以利用的压力型体制的通道。在社会文化建设上，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可以为村民提供各种服务和帮助，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群众文化活动和互助活动，实现农民的自我教育、相互合作和相互援助。这样，乡镇“政府与社会力量通过面对面的合作方式组成了网状管理系统”。乡镇政府与农民组织及其他社会主体就能以平等的身份，通过对话建立合作关系来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
从国家对农村社会政治整合的转型来看。由于实施城乡一体化和“工业支持农业、工业反哺农业”的农村战略，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整合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以农业税费改革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为标志，国家对社会的整合开始由“汲取式整合”向“供给式整合”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国家应该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维护农民的权利和自由，保护农民权益，对农村社会应该采取新的整合方式，挖掘基层社会的内在潜力，为乡村社会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提供内生动力。这种内生动力借助于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外在力量的推动，使农村社会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具有坚实的社会组织基础。把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组织在基层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中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农民的各种权利，以便与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共同参与乡村治理。
显然，上述的治理结构必然涉及到乡镇政权改革的未来走向问题。从现有的对未来乡镇改革的各种观点来分析，其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解决乡镇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在实际生活中，乡镇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这一方面反映出乡村治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艰巨任务，不仅仅是因为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农民数量庞大、农村生产水平低下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所形成的黏滞性给治理带来难度；还因为我国以为主要形式的农村改革到现在也只有不到30年的时间，而要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理顺乡村社会的各种结构和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随着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各种新的政策、措施会不断出台，各种新的情况也会不断产生。所以乡村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调适过程。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所采取的立足于解决乡镇现实问题的乡村治理路径，都难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病。因为随着一个问题的解决，难免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同时又产生解决新的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乡镇问题，就要寻找产生乡镇问题的根源：农民组织化水平低下所造成的弱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