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第1篇

关键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033-02

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团结稳定的国内环境，也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营造和平国际环境以便顺利实现中国梦至关重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是中国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在会晤中用三句话作了精辟概括：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具备三大特征。中美双方应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着眼大局，面向未来，走出一条适应时展要求的大国关系新路。这种新型大国关系的特征应该是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在此基础上实现两国关系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二、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时代背景

一是世界进入新不确定期。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在《战略大视野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文中认为，目前，世界格局进入新的不确定期。首先，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因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各种矛盾上升，进入高危的社会转型期。其次，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再次，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与以美国为首的安全同盟之间，在安全问题上缺乏制度安排，由此导致“安全悖论”的局面。

二是中美以及整个世界面临严峻挑战。黄靖指出，当前，中美以及整个世界共同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三大根本挑战。其一，如何确保整个世界的可持续性发展。寻求一条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是中美两国共同面临的根本性挑战，也是不可回避的共同责任。其二，重建世界金融秩序。重建世界金融秩序，使有钱的“穷国”充分发挥力量，有债的“富国”承担应尽的责任，是恢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中美双方必须共同应对的重大挑战。其三，完善世界安全体系。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安全同盟成为全球安全体系的基础。如何在制度上将中国等新兴大国纳入世界安全体系，从制度建设上确保和平，是中美之间必须共同面对的战略课题。

三是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前联合国裁军事务首席政务官林国炯博士在其《“中国梦”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中文认为，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建设，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国际政治方面，在联合国安理会积极参与国际安全与世界和平各个领域的议题，在国际政治领域增加了话语权和重要性。在经济领域方面，三十多年来历经改革开放的机遇与挑战，如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更是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在科技方面，中国目前已经逐步赶上世界先进水准，尤其在高科技领域追赶之余勇于创新。在军事领域方面，中国近二十年来有了突飞猛进的成绩。

四是中国主动提出，中美两国达成共识。20世纪90年代，明确提出，要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2012年5月，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主题，这一概念被高调推出。发表了题为《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致辞。他强调，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美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3月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当晚祝贺当的电话中表示，“美方希望同中方共同努力，保持两国元首交往，加强对话沟通，再接再厉，继续推动美中关系沿着正确方向稳定向前发展，努力构建基于健康竞争而非战略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指出，中美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也存在一些分歧。中方坚定不移维护和促进中美关系发展，愿同美方一道，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大方向，增进互信，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保持高层交往，维护和发展好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机制，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如此，中美双方领导人都提出了从此构建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维护太平洋亚太地区的稳定、合作、安全的局势。新任中国外长在3月20日与美国国务卿克里通电话时指出，中美双方面临的重大课题，就是如何把两国领导人就共同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认为，中美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应面向全球，“首先从亚太做起，实现良性互动，合作共赢”。当克里在4月份访华时，也谈到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议题。

三、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大意义

国际问题观察员郑熙文撰文《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划时代意义》认为，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能否在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方面走出一条新路，关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涉及未来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首先，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启示作用，有助于推动形成一股新的健康强劲的时代潮流。新型大国关系始于但不限于中美两国，中美新型关系的建设对各大国关系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其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关键引领效果，有助于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变革进程。大国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国际体系的走向，中国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有利于引导国际秩序和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在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将一以贯之地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努力建设一个更符合时展需要，更能反映国际社会呼声、更具代表性、更富生命力的国际治理体系。

再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积极理论意义，有助于为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新的经验。不少西方历史学家和理论家认为新兴大国必然挑战守成大国，守成大国必须遏制新兴大国，“大国政治悲剧”是历史的“铁律”。21世纪全新的时代形势呼唤全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将提供大国关系良性发展的崭新实践，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实现里程碑式的发展。

四、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两国持久努力。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陈积敏撰文《如何理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表示，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两国做出持久不懈的巨大努力：一是超越历史宿命魔咒，树立和谐相处典范。二是超越零和博弈思维，探求互利共赢之路。三是超越意识形态分歧，拓展共有知识领域。四是超越发展道路异见，谋划人类进步前景。中美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唯其伟大而更加艰难。但只要中美两国抱定信心，保持耐心，坚持不懈地努力探索，一定会开辟出一条21世纪大国和平、合作、共赢的光明之路。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变问题为动力。陈积敏认为，以下问题的存在不应被视为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障碍，而应被视为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首先，中美结构性矛盾导致中美战略互信不足。其次，中美认知性差异导致中美战略性误解的固化。最后，中美现实利益矛盾导致中美关系复杂化。因为有矛盾分歧，中美需要加强沟通；因为有利益契合，中美需要拓展合作；因为有共同挑战，中美需合力应对。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第2篇

摘要：自十五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方面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特点，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党际关系在理论、思想、内容、形式的方面的创新，从而能清楚的理清它的发展及趋势。

关键词：政党交往 特点 趋势 创新

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经波折，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后（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中共党际关系逐步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并在此后得到迅速发展。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完善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强调在此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1］”，并且明确把党际外交作为国家整体外交中的一部分，作为促进国家间关系发展的重要方式，科学阐述了党际交往与国家交往之间的关系。从十五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和不断深化的新的历史阶段［2］，党际关系蕴涵的内容、追求的目标价值和构建途径都有了巨大的飞跃。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党际关系发展新局面。

1 十五大以来党际交往新特点

十五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党际交往在转型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党际交往呈现出新的特点，这些新特点既反映了十五大以来国内国际整体环境的深刻变化，又显示出中共党际交往理念的与时俱进。十五大报告中关于党际关系的论述有这样几个特点：

1.1 基础不同。十二大规定党际交往立足“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十五大提出党际交往的基础是四项原则，淡化了意识形态。

1.2 范围拓宽。交往对象从十二大的“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到十三大的“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再到十四大的“各国政党”，最终扩展到十五大的“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摒弃了门户之见。

1.3 主旨明确。从十四大的“增进相互了解和合作”明确为“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提升了党的对外工作的定位。

2 新型党际关系的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新型党际关系理论在涵盖内容、目标价值和构建途径上都有很大的创新，这种创新既是在总结过去党际交往的经验教训，又是建立在十五大以来党际交往实践转型的基础之上。新型党际关系理论不断与时俱进，创新的理论也对实践起着指导作用。

2.1 新型党际关系包含内容的创新。新型党际关系涵盖的内容不断创新，在原有的党际关系内容的基础上，又加入现代的元素，赋予时代意义，此外，还根据党际交往实践不断补充和调整党际关系内容。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新型行为主体，党际交往（尤其是执政党交往）不断地扩大，新时期中共坚持党际关系促进国家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原则，强调党际交往在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2 新型党际关系价值及目标的创新。中国国内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内部和谐社会的构建及外部和谐世界的构建，都是密切联系、相互统一的。内政决定外交，外交服务于内政，维护、拓展和谐的国际环境，是国内和谐社会构建的良好的国际大气候。“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是中国和平发展的两大价值观，积极合理而有效地实施外交政策，有利于中国社会和谐向度的顺利实现。中国共产党以和谐社会及和谐世界的构建作为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目标价值，体现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和平理念。一是通过政党之间交流治国理政、建党治党经验，促进内部和谐社会的构建。二是通过加强政党之间的协调、对话与合作，倡导外部和谐世界的构建。

2.3 新型党际关系间架结构的创新。灵活多样的交流形式；以政促经、以经固政的双向互动模式；多层次、有重点的党际交往方式。

3 实践中党际关系的发展

多年来，中共通过政党交往，在拉美结交了大批朋友，为促进双方国家关系和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3.1 在政治文化方面，中国在开展“中法文化年”、“中英科技年”、“中俄国家年”以及“中印友好年”发展双边关系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积极邀请与此相关的各主要政党和重要智库来华访问，进一步丰富了各种活动的内涵。配合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通过“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这一平台，加大了与日本执政党的交往，同时与日本其它政党也继续进行党际交流，增进了双方的了解，扩大了共识。为了配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国一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中国共产党也加强了与相关国家政党的交往和交流，这些重要的举措充分显示出党际关系发展对于国家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中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等等，这些都彰显出中共党际关系良胜发展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3.2 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党际交往中，积极牵线搭桥，为经济部门推荐合作伙伴，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提供各种有效信息，通过党际关系渠道，努力促进经济关系的发展。十五大以来，中国对外经贸关系发展很快，党中央提出要加强经济外交，并十分重视经济的作用。一些经贸交流团到达一个国家首先同该国的政府或政党建立联系，经济活动往往是直接参与或间接地通过政界来进行，这样不但能够很好地完成任务，而且能与有关国家的政界建立密切关系，扩大了在有关国家政治领域中的影响力［3］。

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新发展对于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全局、大局出发，从国家关系和世界格局出发来发展新型的党际关系，其着眼于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事实上，促进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的共同发展，正是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新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 权伟太.执政党论［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2-01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第3篇

2013年3月，主席在访问俄罗斯时，提出“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包含丰富内容，既是中国一贯坚持的国际关系原则的继承，又符合复杂多变的时展的需要。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是一项复杂长期的工程，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学术方面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仅从学术角度提出一些看法。

 

“新型国际关系”要在

继承基础上顺应时代潮流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国际关系经历了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抗、冷战后的多极化时期，现在进入到了多极化、全球化、多元化深入发展的新时期。

纵观60多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原则，有的已经过时，有的还应继续坚持，同时要赋予新的内容。已经过时的理论、原则和政策有：对苏联“一边倒”政策，打倒帝修反和支持世界革命，“一条线”政策和“三个世界”理论。这些政策和理论都是根据当时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特点确定的，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已经不适用了。

 

但中国一贯坚持的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和理论，理应包含在“新型国际关系”之内。这些政策和理论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争取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争取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发展中国家争取合法权益的斗争，和平协商解决地区和国际争端，不结盟、不称霸、不干涉别国内政，共同构建“和谐世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友好关系，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发展。

 

“新型国际关系”不是凭空而造，而是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这就是中国60多年来一贯坚持和创立有效的国际关系的原则和理论，这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深厚基础。

 

“新型国际关系”的提出，顺应了时代潮流。关于当今的时代潮流，可以归纳为“四化”，即“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其中“多极化”和“全球化”是多年前提出的，现在它们的内涵也有了新的变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是近年来所强调的。

 

冷战结束已20多年，可以分为前10年和后10年两个发展阶段，而现在进入了第三个10年，“国际关系”进入了又一个新的阶段。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形势、中国国内形势，以及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同这种发展变化相适应，“新型国际关系”应运而生。

 

然而，人们的认识往往落后于形势发展。“冷战思维”、“定式思维”依然存在，“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及“崛起大国同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冲突”的成见不断花样翻新地出现。中国主动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意在解惑释疑，破除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旧思维，充分发挥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作用，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国际格局多极化向

“多个发展中心”方向演变

冷战结束初期，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试图“单极独霸”世界，以“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作为其国际战略。但世界并未按照美国的意图发展。随着国际力量和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多极化迅速发展，冲击了美国的“单极”思想。特别是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多极化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向着纵深方向前进。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是冷战结束后最具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舞台上，新兴大国正在由新兴经济体逐步演化为一种强大的经济和政治的综合力量，冲击着几个世纪以来统治世界的“西方中心主义”，也由此使多极化深入发展，正在逐步形成“多个发展中心”。“多中心”是件大好事，多极之间相互合作又相互制衡，有利于平衡世界各种力量。

 

经济全球化向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

20多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已经改变了旧时的世界经济美欧日三足鼎立的格局。同时，世界经济总量也在全球化推动下迅速增长，特别是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六年多时间里，各种经济体的经济都有快速增长，这是难能可贵的。

 

同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经济全球化也有两面性，即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其消极影响表现在，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仍然占有优势，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以有利于它们经济发展的原则制订的。经济全球化就是在国际经济这种不平衡、不公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发达国竭力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取自己的利益，同时将经济危机转嫁与发展中国家。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全球化是适应全球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的，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而调整和进行生产配置及分工。它必然带动全球经济的向前发展。从20多年来经济全球化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结果来看，发达国家固然得到了好处，发展中国家顺势而为也有了空前的发展。“金砖四国”就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而催生的。除“金砖五国”之外，韩国、墨西哥、泰国、印尼、澳大利亚，以及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也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迅速发展。

 

2008年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及随后的欧债危机涉及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受到了牵连。因此，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提出了质疑，“反全球化”的观点和社会运动也活跃了起来。可以说，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对国际金融危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国际金融危机及欧债危机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原因，不应归咎于经济全球化，而且经济全球化也在为克服危机创造条件。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生，应归咎于30多年来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这种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金融化为特点的“新自由主义”，将当代资本主义推向“金融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在“金融创新”的口号下“虚拟经济”大行其道，动摇了实体经济的基础。

 

经济全球化极大地增强了各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经济关系。但是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命运共同体”将是一个远大的目标，有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是一种既合作又竞争、逐渐使合作成为主流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许是多层面的、先地区后全球的逐渐演化过程。总之，要顺应发展规律，既不能滞后也不能超前。

当前，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需要各国共同努力，通力合作，以“同舟共济”的精神相互协作与相互支持，渡过危机，转变经济结构，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确保全球经济平衡发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实现全球经济强劲和可持续发展。

 

文化多样性要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第4篇

本文旨在从要素角度出发，建立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理论体系，并以此理论为基础分析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状况。文中探讨了国际竞争力的思想及理论基础，建立了评价国际竞争力的理论模型，并应用数学分析方法对我国油田企业进行了实证分析。

在论文写作逻辑上，以发展为核心，以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为前提，按照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和实证分析的脉络构建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理论体系。在材料的组织上，从理论、实践与创新等方面进行讨论，研究各要素与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联系，并将理论研究与油田企业的实际相结合。

通过对我国油田企业发展现状的分析，研究了我国油田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挑战及采取的应对措施；论述了国际竞争力理论产生的背景、形成过程、国际竞争力理论的概念、基本内容、基本原则等内容，总结了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发展进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提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并提出了提高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思路，对油田企业产品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了提升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能力问题。

在对国际竞争力评价原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明确了各指标间的结构关系，为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提供了支持。

对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综合评价方法进行了研究，研究了国际竞争力指标权重确定的问题，确定了国际竞争力指标权重的方法，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b—p神经网络评价模型，并运用该模型进行了网络训练及检验；运用现场数据对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为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升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定量依据。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对油田企业进行了经营效率评价方面的研究，采用线性规划模型，将油田企业的产品结构优化过程分解为变量、目标和约束三要素，通过在目标和约束下对变量进行求解，获得了最优的产品结构。

论文最后从资源利用、成本管理、科技运用、人才开发、管理措施等几个方面总结了与国内外差距，提出了提升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保障体系。

关键词：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b—p神经网络，数据包络分析

创新点摘要

1.对国际竞争力理论、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战略进行了研究，建立了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明确了油田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目标、责任和义务，对企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定性描述，把国际竞争力强度分为很强、较强、一般和差四个等级。（见第2、3章）

2．建立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了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和各指标间的结构关系，并进行了指标的准确定义。将国际竞争力程度分解为整体规模、盈利能力、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市场、经营管理等二级子系统，以及19个三级指标，并通过改进的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贡献率。（见第3章）

3．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b-p神经网络评价模型，并运用该模型进行了网络训练及检验，实际评价了油田企业综合国际竞争能力。将不同量纲的指标按照效用函数归一成效益型指标，确定了学习速率和动量系数，采用了生成随机数的方法给网络赋予初始值，得到的网络评价输出值与实际评价值吻合，并对选取的国际公司进行了整体排序。（见第4章）

4．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对油田企业进行经营效率评价方面的研究，采用线性规划模型，将油田企业的产品结构优化过程分解为变量、目标和约束三要素，通过在目标和约束下对变量进行求解，获得了最优的产品结构。（见第4章）

第1章 绪 论

1.1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竞争和国际竞争力问题已经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之一。现代国际竞争力研究出现在二战后，上世纪80年代初，新技术革命推波助澜，美国的gnp世界占有量下降趋势严重，美国成立了“工业竞争力总统委员会”。1984年欧洲世界经济论坛开始关注竞争力问题。21世纪初，随着国际经济格局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如何提升国际竞争力成为各国研究的重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加入wto后对我国企业的挑战，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共识，也是当前企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选择、一些大公司、大集团已经把战略目标定位在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上，中国企业正面临以国际竞争力为基础的战略转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该国综合国力的体现，从长远的、全局的观点来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是否具有竞争力，将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关系到我国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油田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企业，其国际竞争力将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付费论文：11万2千多字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硕士论文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第5篇

关键词： 日语专业 创新型人才 跨文化交际

一、创新型人才培养呼唤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改革

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需要大量创新型人才。关于创新型外语人才的内涵，国内学术界已经开展了许多讨论，基本达成共识，即创新型人才必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1]。创新意识、思维和能力意味着培养的人才需要具有广泛的视野、多样的思考维度、批判性思维及开拓探索的意识能力。同时，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发展、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创新型人才必须在国际舞台和国际事务中发挥创新能力，这要求他们具有国际性视野及跨文化交际能力。无论是获取广泛的视野、多样的思考维度，还是培养批判性思维，接触和学习不同文化无疑能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对于培养创新型外语人才而言，发挥语言学习的优势，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个重要且有效的途径。

就日语专业的人才培养而言，近年来，我国的日语专业已经进入发展的转型期。开办日语专业的学校不断增多，日语学习者人数大幅上升，日语专业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大语种”、“大专业”[2]。但是另一方面，日资企业加速了向海外的资产转移，市场对于人才的要求不断提高，日语专业学生的就业形势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国家将培养“创新人才”作为重要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日语专业急需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以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意识、国际视野、人文素养及创新能力的人才为目标，构建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我国既有的日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大多注重“听、说、读、写”等语言能力的培养。近年来，对于跨文化教育的重视度逐步提高，相关研究讨论日益增加。但是整体来说，跨文化教育有的停留在“日本社会文化”、“日本事情”等对于日本文化的学习，有的在语言学的课程中穿插对于日本语言特点、语言习惯的学习。而在跨文化交际的理论基础上，以培养中日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进行有针对性的课程非常少。在全球化发展、中日关系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要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急需建立一套系统有效的课程体系，改进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

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胡文仲在分析总结了学界多位学者对于跨文化交际的定义之后，认为其包含认知层面、感情（态度）层面和行为层面的能力[3]。认知层面包括对于文化的一般知识，对于对象国及本国文化的知识；感情（态度）层面包括对于不同文化的包容、尊重，对文化差异的适应等方面；行为层面包括交际者的语言能力、非语言能力、变通能力等在异文化环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这个概念反思我国现有的日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可以认识到我们对于文化的一般知识、对于本国的文化知识上的内容非常有限，在感情态度方面的培养更显不足，在行为方面的培养更集中于语言能力的培养。

高一虹在探讨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时说，对具体的目的语文化的理解和有关交际能力的提高可以称为文化的“跨越”，但更高层也是外语教育的重要目标，应该是使学习者获得一般的、整体意义上的文化意识及反思的、宽容的态度，即文化的“超越”[4]。这是我们在思考日语人才培养的时候应当考虑的。许多日语专业的毕业生进入工作之后要进行广泛的跨国事务的处理，并不限于日本。因此，通过日语的学习，获得更广泛意义上的对于多种文化的反思的宽容的态度，才能使学生得到益处，才能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精神。

三、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的跨文化交际课程体系

基于以上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探讨，我们认为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的跨文化交际课程体系应该具有以下因素。

1.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在学习跨文化交际的一般理论的基础上开展具体交际能力和知识的学习，不仅要学习日本社会文化的意识，而且要学习国际社会共通的价值理念和文化的认识。在教学过程中应当注重培养学生对于多种文化的尊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在教学过程中，应当把培养对于多元化的思考、理解、对比作为主要的学习目标，而不限于知识的灌输，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2.提高对自身文化的认识

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学习自身文化是不可缺少的。自身文化是认识不同文化的一个基准，而认识不同文化也必然会促进对于自身文化的反思，这是培养批判性思维、开拓思考维度的重要途径。

3.采用多种方式加强对于非语言交际的学习

就日语专业的人才培养来说，由于日本人的语言交际具有“无声胜有声”，以大量省略语句和非语言表达交际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采用多媒体等形式，加强对于非语言交际的学习。

4.结合实地实践和海外学习

针对实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可以在课程中设置实践环节以提高学生处理交际冲突的实际能力。但是，许多研究表明，高层次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必须通过实地体验才能够获得。因此，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结合校企合作等实践学习及海外交流的实地体验是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不可或缺的。

基于以上探讨，我们对以日语专业创新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跨文化交际课程进行了一些讨论，这些思考并不完全充分，今后还需要在结合国内外具体课程体系进行进一步的摸索。

参考文献：

[1]庄智象.关于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思考[J].外语界，2011（6）：73.

[2]修刚.转型期的中国高校日语专业教育的几点思考[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1（4）：1-6.

[3]胡文仲.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外语教学中如何定位[J].外语界，2013（6）：4.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第6篇

2012年7月19日至20日，以“继往开来，开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局面”为主题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中非友好合作关系中的又一件盛事。中国和50个非洲国家的外长、负责经济合作事务的部长以及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与会。

中非合作论坛自2000年成立以来，已成为新时期中国与非洲开展集体对话和务实合作的重要机制，有力推动了中非合作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全面发展。特别是2006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确立了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中非关系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角度透视】

一、从经济生活角度看

1.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遇。科学技术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使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国际合作日益加强。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遇，中非建立和发展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有利于中非抓住机遇、共同发展、共同提高，以增强各自的能力。

2.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面向世界。坚持对外开放，加强中非经济合作，有利于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赢得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利于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的水平，有利于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3.对外贸易具有重大的发展作用。中非在旅游、金融、电信等领域的合作，有利于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节约社会劳动，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技术的交流，增强双方的经济实力。我国的对外贸易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中非经济合作正是本着互利共赢的精神，以造福双方人民为根本目的的。

二、从政治生活角度看

1.国家利益是国家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国家之间出现分离聚合、亲疏冷热的复杂关系是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缘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家利益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权益，维护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础。中国和非洲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形势下，中非的共同利益在增加，合作的潜力在扩大，全面深化中非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的长期战略选择，也是新世纪中非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必由之路。

2.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和平是发展的前提条件，发展经济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消除世界不稳定因素，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中非建立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正符合当今时代主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国和非洲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3.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立足点。我国的国家性质和国家利益决定了我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是中国外交的基石。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将始终同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这正是我国外交政策基本立足点的体现。

三、从文化生活角度看

1.尊重文化多样性。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不同民族文化相互交融。我们对待文化多样性的正确态度是：既要认同本民族文化，又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尊重文化多样性，既是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世界文化繁荣的必然要求。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在文化上要坚持交流互鉴，正体现了这一点。

2.文化交流的过程，就是文化传播的过程。文化传播可以通过商业贸易、人口迁徙和教育等方式进行。商业贸易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中非经济贸易往来，不仅可以通过商品交换将商品中蕴含的丰富文化加以交流，而且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交流文化。教育是文化传播的又一重要途径。各国之间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则是一种更为直接的文化传播方式。

3.加强中非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中非在文化上互学互鉴、互相交流，既有利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非洲，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提高国家软实力，也有利于非洲各国优秀文化来中国传播。中非文化交流还有利于我国吸收、借鉴非洲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促进我国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加强中非两大文明多层次、多形式交流互动，更有利于为中非合作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使中非友好更加深入人心。

4.文化创新必须面向世界、博采众长。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借鉴与融合，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文化创新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文化的交流、借鉴和融合，是学习和吸收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以发展本民族文化的过程；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借鉴以“取长补短”的过程；是在文化交流、借鉴的基础上，推出融汇多种文化特质的新文化的过程。中非在文化上的平等交流、相互借鉴，有利于推动中非文化创新、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发展。

四、从生活与哲学角度看

1.物质决定意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但全球仍面临着发展不均衡、南北差距加大的严峻挑战。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共同利益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中国和非洲都面临发展经济的新任务，都希望建立平等、互利、共赢的新型经济伙伴关系。这体现了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论。

2.联系是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孤立地存在，整个世界就是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的状态下求发展。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可以加强中非各方面经验的交流和借鉴，使中非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增强各自自我发展能力。

3.矛盾的普遍性原理要求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两点论。当前中非关系发展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局面。这体现了一分为二的观点。要促进中非关系更好更快发展，就必须既重视经贸等领域务实合作，又重视非方关切的和平安全事务合作；既重视拉紧现实利益纽带，又重视双方心与心的沟通；既重视发展官方交往，又重视推进民间交流；既重视合作量的积累，又重视合作质的提升，这些都体现了两点论。

4.事物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而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在新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启外交关系的56年来，尽管国际风云不断变幻，中非各自情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中非友好经受住了岁月的考验，得到了不断巩固和发展。尽管前进道路并不平坦，但我们对中非友好合作前景充满信心。

5.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对中非关系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体现了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思维演练】

1.自2006年中非共同决定建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对非贸易规模不断扩大。2011年中非贸易额达到1　663亿美元，比2006年增加2倍。下列关于中非贸易增长的观点中，不正确的是　（　）

A.中非经济的互补性，促进了双方贸易的增长

B.中非贸易增长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C.在中非贸易发展中，我国要最大限度地追求顺差

D.发展中非贸易符合中非双方利益

2.中国历届政府和领导人都十分重视中非关系，这说明　（　）

A.促进世界发展是我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

B.中国与非洲国家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C.国家领导人的态度也是决定国际关系的因素

D.中国与非洲国家没有利益分歧

3.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在国际关系中，第三世界国家历来是中国团结与合作的对象，因为　（　）

①第三世界是国际社会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②团结第三世界符合中国国家利益　③合作是第三世界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　④第三世界国家在南北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

A.①②④　B.①③④　C.①②③　D.②③④

4.中非建立“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有利于　（　）

①中国和非洲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②促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真诚团结合作　③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④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发挥发展中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

A.①②④　B.①③④　C.①②③　D.②③④

5.要开创中非“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局面，中非就应该　（　）

①增强政治互信　②拓展务实合作　③扩大人文交流　④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　⑤加强合作论坛建设

A.①②③　B.①③④⑤

C.①②④⑤　D.①②③④⑤

6.《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同非洲国家及其地区组织建立和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我国在对外关系中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因为　（　）

①国家是国家的生命和灵魂　②国家是不能分割的　③国家具有对内最高性的特征　④国家应承担不干涉他国内政的义务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7.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与非洲友好国家间集体对话与合作新的平台，是促进“南南合作”的有效机制。这表明　（　）

A.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结盟有利于促进我国的发展

B.共同的国家间利益是国家间合作的基础

C.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往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D.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

8.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建设6年来，中非双方合作在22个非洲国家设立了29所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作为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目的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满足了所在国学习汉语的需求，逐渐成为非洲国家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桥梁。此举　（　）

A.表明中非文化已趋向一致，没有差别

B.是积极进行文化方面国际合作的表现

C.说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兼收并蓄

D.不利于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性

9.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非洲发展和谐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为建设和谐世界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表明　（　）

①只要中非和谐，世界就能和谐　②世界要实现和谐发展，离不开中非关系的和谐发展　③部分的性能状态及其变化会影响到整体的性能状态及其变化　④中非关系的和谐发展，必将为世界的和谐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10.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非洲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自然和人力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发展潜力巨大，但因长期的殖民掠夺和局部冲突，经济仍比较落后，缺乏发展的资金、技术和经验。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规模和实力有了显著增长，拥有各个阶梯层次的适用技术和设备以及30多年来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但同时也面临着资源短缺、国内市场竞争加剧等新的问题。由此可见，中非经济合作是一种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关系。

材料二　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确立了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中非关系新的历史征程。2012年7月19日，国家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指出，开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局面，中非应该：增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密切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加强合作论坛建设。

材料三　近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援非行动说三道四，不仅政府官员，而且不少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都在炮制“中国”，散布这样一种言论：在争夺非洲资源的斗争中，中国已呈咄咄逼人之势。他们极力宣扬，中国同非洲国家发展关系就是为了石油，为了攫取非洲的能源，说什么中国这是在搞“新殖民主义”，称中国是在“剥削非洲”。

（1）结合材料一，从经济生活的角度分析中非加强经济合作的重要性。

（2）材料二中的中非建立和发展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是如何体现我国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主张的？

（3）联系材料三并结合实际，对西方所谓中国对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舆论进行批驳。

【参考答案】

1.C　2.B　3.C　4.B　5.D　6.C　7.C　8.B　9.B

10.（1）①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依存的趋势也越来越强。②中非之间在资源、市场、资金、技术与经验间的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与合作可以促进中非双方的共同发展并极大地提高“南南合作”的水平。③中非经济合作，可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南北对话”中的地位，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与全球的均衡和谐发展。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第7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学习型政党 新理念

中图分类号：D41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4-042-02

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的重大战略要求。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是要求我们广大党员同志深入学习、善于学习，运用科学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并联系工作实际，尽快建设一支具有高素质的党员队伍，从而不断推进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

一、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概念提出

1986年，美国学者罗伯特・哈钦斯首先提出了在《学习社会》一书中提出“学习型社会”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发表的著名报告《学会生存》中提出了“向学习化社会前进”的目标，从此这一理念正式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之后，西欧和日本纷纷推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计划并付诸实践，直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带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效仿，使建设学习型社会成为一种国际共识和社会潮流。

此时，中国共产党人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作为国际世界的重要成员国之一，要想屹立于民族之林，必须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提出切实合理的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具体办法，这是时展客观要求，也是国家发展的必然保障。据此，2002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明“建设学习型社会，最重要的是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学习型政党”；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把“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总的来看，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提出，借鉴了国内外先进的社会发展理念，体现了我们党紧随时代步伐，又独具中国特色的执政理念；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提出经历了一个由理论上升为实际的飞跃过程，这体现了我们党事实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提出，也体现我们党要求全体党员、各级党组织以学习作为基本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实现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的根本态度。

二、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要意义

建设学习型政党是我们党在深刻认识党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基础上作出的战略决策，体现了党对时展脉搏和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新要求的高度自觉和清醒把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建设学习型政党有利于我们党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和传播者，提出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践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这种推动作用。建设学习型政党，就是要在深入了解学习型政党的一般规定性的基础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关政党先进性的一般要求，紧密结合当前历史条件下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特殊要求，进一步发展我们的政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可以说，我们党提出的建设学习型政党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学习型政党之间的关系是哲学上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在当下坚持建设学习型政党也就是真正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先进性政党发展的学说。

其次，建设学习型政党有利于广大党员统一认识，集中力量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发展至今已经走过了90多个年头，纵观我们党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在危机关头认清现实，统一思想，坚持不懈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正是由于有着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做后盾，我们党才能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发展至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走出去、引进来”的指导方法的确立，各种新鲜事物涌入我们的视野，各种思想也充斥着我们的头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使广大党员时刻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如何使广大党员坚持正确的价值理念是我们党的当务之急。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就是以马列主义为依托，学习历史和现实经验，促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和错误认识，将思想统一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上来，并不断为之奋斗。

最后，建设学习型政党有利于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努力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想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就必须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发挥党员的先进带头作用，努力使我们的党变成学习型政党。只有这样，才能应对来自国内外的种种挑战，为祖国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才能用全新的理念和视角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切实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宗旨。

三、确立思想政治教育新理念 适应学习型政党建立

（一）科学安排思想政治教育学习内容，适应学习实效性要求

要建设学习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学什么的问题，根据党中央在《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中所要求的，结合现实实际情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学习：

1.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是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也是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自由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它是19世纪欧洲重大社会科学成果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简单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即人的解放学。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十分严整而彻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体系，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综述。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解决现实问题。

2.坚持用中国特色理论体系武装头脑。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命题，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和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实际问题。这个理论体系，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就要求我们全面、系统、深刻地理解和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理论体系，学习这一理论体系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3.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各方面知识。党中央在《关于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意见》中指出：积极推动党员干部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和国际等各方面知识，学习反映当代社会发展趋势的现代市场经济、现代国际关系、现代社会管理和现代信息技术等方面的知识。党员干部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应走在时代前列，因此必须拓展知识视野，尽可能建立广博且精深的科学体系，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辨别能力和判断能力。

（二）重塑思想政治教育终身化概念，适应学习终身化要求

我们党提出的建设学习型政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求党员干部树立学习终身化的思想，学习在这里不能作为一个任务，而是一种习惯，这是对传统学习理念的颠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是人，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引导，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在工作和学习过程中不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全面参与创建学习型党组织的过程中。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要肩负起引导人们把科学文化学习与思想道德追求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任务，将学习融入党员干部的日常生活中去。总体来说，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将党员干部的学习过程提升到一个追求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的一个高度，促使党员干部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学习一切有用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党内形成一种学习氛围，从而形成一种时时学习、处处学习、终身学习的新的学习格局。

（三）普及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适应不同学习要求

人是学习的主体，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者。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把受教育者看作是教育客体，认为受教育者只管倾听和牢记就完成了教学，然而接受者却常因此对教育过程产生反感，无法达到教育目的。学习型党组织的最终目的，应该体现在对人的关怀上。“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就是要求教育者通过在与不同受教育对象的交往过程中了解受众的不同需要，结合他们的自身特点进行不同的教学。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自身发展和进步结合起来，使教育过程充满人性，逐层地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加快学习型政府的建立。

总之，新的形式和挑战为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以更饱满的工作状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努力将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学习时报，2009.11.16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第8篇

关键词：外交政策 交叉研究 比较政治 国际政治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4-0032-38

外交政策研究在西方被称为外交政策分析或外交决策学，研究决策者与所处环境之间在不同层次上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内容。在传统的外交政策研究中，一些学者通过描述和解释各国的外交政策来分析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研究决定外交政策的国家间实力对比、国际规范，使外交政策学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些学者大量使用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关注外交政策本身如何形成，因而外交政策学一度被称为比较外交政策学。在交叉学科兴起的背景下，外交政策学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和比较政治学科的有机结合点，在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上需要全新的解析和建构。本文旨在梳理外交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尝试在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方向上对其未来发展作一粗浅说明。

一、外交政策学的发展脉络

外交政策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形成于二战以后，受当时政治学学科中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迅速发展的影响，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分别为“外交决策论”、“比较外交政策论”和“外交政策环境论”。

1.外交决策论

1954年，施耐德（richard snyder）、布鲁克（henry bruck）和萨宾（burton sapin）发表《决策：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路径》一文，文中提出“国家即决策者”，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一条研究路径“外交决策论”，主张在国家层面研究外交政策，将国内政治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970年以后，外交决策论逐渐发展出两大分支，一派认为外交政策是国内各种政治组织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派认为外交决策是国内特定决策集团内部相互作用的结果。

前一派的代表人物首推埃里森（grahamallison）。在1971年出版的《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一书中，埃里森分别用理性决策模型、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对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进行了分析，他对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的分析都强调了外交决策过程与国内各种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使外交决策变为一个受政治组织规则支配并被政治组织之间的权力斗争所左右的过程。此后，他进一步将组织过程模型发展为组织行为模型，将政府政治模型发展为官僚政治模型，将外交决策看作是一个各种政府组织和官僚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此外，纽斯塔特（richard neustadt）和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等学者也对外交决策过程中的政治组织进行了研究，为该学术派别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后一派的代表人物为詹尼斯（irving janis）。1972年，詹尼斯出版《群体思维造成的牺牲》一书，对美国政府在珍珠港事件、猪湾事件、水门事件、马歇尔计划、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扩大事件和朝鲜战争扩大事件中的决策过程展开了分析，认为外交决策是政府内部小集团的行为，一旦决策集团具有高度凝聚力，就很容易为维护群体内部的团结一致和行动一致而陷入群体思维，从而导致决策惨败。为了说明决策集团在何种情况下会陷入群体思维，詹尼斯提出了一个包括一系列变量在内的单线因果关系模型。此后，外交决策中的小集团现象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赫尔曼（margaret herman）和彼得森（randall peterson）等人都相继采用案例研究和实验研究方法对此进行了后续研究，决策集团中的领导能力变量、权力结构变量、群体发展阶段变量、群体构成原则变量都被看作是影响决策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加以研究。

2.比较外交政策论

1966年，罗西瑙（james rosenau）发表《预理论与外交政策》一文，认为外交政策理论应运用政策科学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开发出适用广泛的一般理论，开启了

外交政策学的第二条研究路径，即“比较外交政策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试图发掘出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一般理论，强调理论的系统性、跨国性和多层次性。其研究侧重两个方面：外交模型的构建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

比较外交政策论的模型构建，是开发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第一步，也是建立研究假设的过程。同比较政治学一样，比较外交政策的模型构建也深受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结构一功能”（structurn-funcfional）模型和伊斯顿（david easton）“投入一产出”（input-output）模型的影响，广泛运用了体系、结构、功能等概念，甚至有一些分析模式直接来自比较政治理论。如罗西瑙的链接政治模型（linkage politics model）就认为影响外交政策有五个投入因素，即外部因素、国内社会因素、政府结构因素、决策者的角色因素和决策者的个人因素，这些投入因素以大小、发达程度和开放性为标准划分为的不同国家类型依次以不同的顺序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继罗西瑙之后，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着手研究国际纷争和外交危机的关系，先后整理出《国际危机手册》和《外交政策危机手册》，囊括了1929年到1979年在全球278个国家发生的627件外交危机事件，从危机状况、关联国家、引发危机的势力、危机的程度、纷争的程度、超级大国和国际机构介入的程度等方面收集整理了相关数据，为比较研究的展开提供了资料。 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则为检验外交政策一般理论提供了依据。除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在外交危机数据库和鲁梅尔在国家特征数据库上的贡献外，麦克利兰（charles mcclelland）主导的世界事件相互关系调查数据库、阿扎（edward azar）主导的冲突与和平数据库、赫尔曼（chades hermann）等人主导的各国事件比较研究数据库、泰勒（charles taylor）和乔迪斯（david jodice）主导的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数据库都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科学化作出了贡献。数据库的盛行，导致外交政策研究主要运用调查统计方法。然而，各式各样的调查统计方法并没有促进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诞生，反而使研究陷入了纷杂的数据之中，原本明晰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看似复杂的研究却只得出了一些常识性结论，这使比较外交政策的研究在1980年代进入了反省时期，期待在研究方法上得到新的突破。梅斯基塔（b，buenode mesquita）引入的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和博弈理论在外交决策方面的发展，是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新发展。

3.外交政策环境论

1956年，斯普劳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出版了《国际政治语境下的人与环境关系的假设》一书，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三条研究路径，即“外交政策环境论”。外交政策环境论将研究比喻为开启决策的“黑匣子”（black-box），把重心放在对决策者个人心理认知过程的研究上，认为影响外交决策的各种客观环境因素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主观环境（即认知过程）才能对决策结果产生实际性的作用，不被决策者主观认知的客观决策因素对决策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根据影响决策者主观认知因素的类型，外交环境论可以分为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面。

从国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强调国家之间的相互印象对决策者的影响，决策者的认知来自相对国家的行为特征。唐肯（george duncan）和西沃森（randolph siverson）是该领域的拓荒者，贝利（william berry）、约翰（freeman john）和乔布（brian job）利用马尔科夫链（markov chain）开发出了对国家层面认知的测量方法，认为国家之间过去的合作或敌对行为直接影响今后决策者在相关外交决策中的认知，其认知类型包括对冲突敏感的认知、对冲突迟钝的认知、封闭型认知和开放型认知四种。

从国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认为国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对决策者的认知产生重要影响。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和麦克迪斯（roy macridis）将政府类型分为民主政权、独裁政权、共产主义政权、民主社会主义政权等类型，认为不同的政府类型有不同的外交选择。奈（joseph nye）的“软实力”概念和古里恩（edmund gullion）的“公共外交”概念，均强调文化、教育机构和媒体等多种主体在外交决策中的参与。

从个人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主张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价值观等因素影响决策者的认知，特别是在集权政治体系和

机状况下，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在决策中至关重要。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有赫尔曼（margaret hermann），其研究将领导人的个性与外交决策联系在一起。此外，霍尔斯蒂（ole holsfi）还研究了领导人的信念体系与国家印象之间的关系，巴伯（james barber）和乔治（alexander george）等人还对决策者的领导类型进行了分类。

二、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视角

在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路径中，既可以看到比较政治学中对国内结构因素的分析，又可以看到国际关系中对国际体系因素的分析，具有明显的交叉性。这种交叉性使外交政策学以国家为界分为两大研究层次：国内结构层次和国际体系层次；三大研究视角：国内政治视角、国际政治视角、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1.国内政治视角

以权力和利益为基础展开研究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最理想的外交政策是不受国内其他政治因素影响，完全为国家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外交政策。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国内政治结构就成为了外交政策研究的重要因素。因为，根据国内政治结构的不同，国家利益的定义也不同，国家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反映程度也不同。国内政治结构的分析，一方面从政治体制人手，一方面从政治行为体人手。

政治体制是比较政治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由政府组织、政治人、市民团体和一般市民共同构成。在伊斯顿的影响下，政治体制的研究主要围绕“投入”、“产出”、“需要”、“支持”和“反馈”之间的关系展开。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同样的“投入”经过不同的政治体制会“产出”不同的外交政策，不同的政治体制不仅有不同的外交“需要”，而且面临不同的国内“支持”状况。这样，找出政治体制中影响外交决策不同的因素，再以这些因素的变化为标准将政治体制加以分类，就成为研究政治体制与外交政策关系的首要任务。这类研究将注意力放在政府结构、议会结构及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上，关注政府首脑的合法性和权限大小、政府与议会关系、议会中的政党关系、政权交替时的连贯性等具体因素。从政治体制人手来分析外交政策，使外交决策成为了国内政治研究的一部分，虽然可以将国内决策理论成果运用到外交政策分析中，但是却很难找出一般决策和外交决策之间的差异性。

政治行为体的研究是指，将国内政治行为体分类后，选择并研究特定行为体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前文中提到的群体思维模型就是研究决策小集团与外交政治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以国家元首为中心的首脑与外交研究，以经济组织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与外交研究，以新闻媒体为中心的媒体与外交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在方法上都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广泛引入了社会学、法学、新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以上这些研究都把原因变量的范围限制在国内，忽视了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被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还没有从政治学中脱离出来，对构建独立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意义不大。 2.国际政治视角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行动虽然依托国内实力，但这种实力必须放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加以审视，是相对实力而不是绝对实力决定着国家的行动样式。换句话说，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影响国家行动。根据这样的思路，外交政策研究开始分析国际体系因素的作用，除比较外交政策论的类似倾向外，还有一些国际政治学者开始关注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华尔兹（kennethwaltz）、温特（alexanderwendt）、佐兹曼（johnzysman）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华尔兹将国家看作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的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行为体。以小到追求本国的生存，大到称霸世界为目标；对内增加自身实力，对外强化本国同盟并弱化他国同盟。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下，华尔兹预见了战争的不可避免、实力均衡的形成和维持、两极体系的稳定性等等。温特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变化的，存在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种状态，在不同的文化状态下国家会作出不同的对外行动选择。佐兹曼联合善德海尔兹（wayne sandhiltz）、宝儒斯（michael borrus）等人研究经济外交政策，他们认为国际体系已经从无政府状态转变为相互依存状态，传统的军事、政治外交应该让位给经济外交；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关系、地区经济合作程度、经济摩擦和冲突的大小影响着国家的外交政策。另外，主张霸权稳定论的学者认为，霸权国家为了维持霸权地位而在全球推行

自由经济体系。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依附理论学者认为，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正的国际体系是阻碍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

单纯从国际体系来研究外交政策的理论，基本都处于框架和假设阶段，在理论发展和证明方面始终踏步不前，被认为仅从国际体系层面无法充分解释和预测外交政策的变化，国内体系和国际体系的统合势在必行。

3.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虽然，外交政策学的发展需要国内结构分析方法和国际体系分析方法的结合，但如何结合学者们并未达成共识。一些学者侧重从国际体系层面研究外交政策，认为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国际体系通过国内结构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在综合考虑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时，国际体系因素应该总是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国际体系因素绝对不仅仅是对国内结构因素的补充。而那些侧重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并不赞同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的看法，认为国内结构变量不受国际体系限制单独发生作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就认为像侵略、占领这样的国家行为很多时候并不是国际体系在国内结构上的简单反映，需要将国际体系和国内结构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加以考虑。侧重从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认为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使国内因素也通过各种国际势力变得相互依存起来，以国家为界线的研究方法已经变得过时。安德森（perry anderson）、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学者认为，早在400多年前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相互依存在欧洲就早已出现，尤其是在战争和对外贸易中。15、16世纪的国际贸易引发了一些主要都市的兴衰和国家地位的改变，甚至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建立和世界格局的变化。

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研究的结合克服了外交政策分析层面的单一性，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在结合的过程中应该选择哪些国内结构因素与国际体系因素。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就造成了分析因素选择上的随意性。

三、外交政策学在交叉研究中的未来

正如外交政策分析学者所说：“尽管政治学的任何分支都不是完全独立的，但外交政策学的特殊性却在于它既研究国内也研究国际，从个人到国家，再到（国际）体系层次都进行分析，并努力将所有这些方面结合起来”。因而，外交政策学的发展，有赖于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学（区域和国别研究）乃至政策科学的结合。这种交叉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就外交决策论来讲，可以将国际协商和国际组织中的多国互动内容纳入研究范围。在全球化时代，许多外交决策都不再仅由国家内部的政治人和组织决定，而是多个行为体跨国讨价还价的过程。普特南（robert putnam）将国际协商中外交决策的产生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际协商中各国代表之间的谈判过程，第二阶段是使谈判结果得到国内相关机构批准的过程。作为可以在第二阶段得到国内批准的谈判方案的集合，“赢集”的大小在各谈判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而决定其大小的因素则包括国内制度、国内政治集团的偏好和国际谈判的战略。这种双层博弈理论对于研究外交政策中的多国互动是个有益的贡献，但国际体系的诸多因素（如谈判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国际规则和惯例）在国际协商中的作用还有待研究，这些国际体系因素如何与国内决策行为体相连接也有待探索。

第二，就比较外交政策论来讲，在目前还不能建立起囊括各种国内外因素并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理论的情况下，在国际组织或地区一体化问题上将国内外因素与外交政策结合起来研究不失为一种方法。国际组织是现代国家外交政策的产物，没有国家的让渡和相互合作就不会有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产生后同时也成为各国外交征战的场所。国家通过讨论、投票、决议等形式进行外交活动，这些外交活动与国内议会政治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国际组织中的外交行动直接受国际组织的体系因素和国内结构因素的共同影响。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行为不仅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而且影响国际体系。不同的国际组织、地区体系，其地位性质、一体化道路和各国的外交政策各不相同，必须结合国内国际因素加以研究。

第三，就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结合研

的方法来看：有的以国内结构为主、国际体系为辅；有的以国际体系为主、国内结构为辅；有的则是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并重。这些方法并无真正的优劣之分，因而按照不同的外交政策议题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显得就很有必要。外交政策议题可以按照对国际社会的敏感程度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指政治安全等议题；第二类是指经济贸易等议题；第三类是指文化宗教等议题。对国际社会敏感度越高的议题越需要在研究方法中重视国际体系因素。战争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传统问题，处于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对来自国际体系的危险因素感知并不相同，感知内容直接影响了国家选择战争的可能性。而感知内容又和国内结构相关，只有综合国内外因素对其研究才能解释和预测国家的战争行为。经济问题在20世纪中叶以后地位逐渐凸显，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已经超越了政治问题，几乎不存在不考虑国际经济体系而制定外交经济政策的国家。和政治、经济问题相比，文化问题的国内性更强，再加上国际文化体系还处于松散和不完善的状况，研究重心应放在国内结构上。此外，由于文化外交政策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大于国际体系对文化外交政策的影响，文化外交研究在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的结合中，可以以国内结构为原因变量，国际体系为结果变量。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第9篇

关键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大国冲突；战略互疑

中图分类号：D8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5）02-0061-04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领导人主动提出，而后得到美国领导人回应的一个重大命题。该命题的提出反映了近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新趋势。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能否成功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直接关乎两国、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状况。新型大国关系是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内容的大国关系，是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一种新方式。尽管目前中美两国领导人对新型大国关系没有使用相同的概念，两国学术界尚未对其进行系统的理论阐释，双方对其理解和期待不尽相同，但两国有关方面已经形成基本共识。21世纪的中美关系必须避免大国对抗与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超越大国冲突的历史宿命，切实走出一条新路，为大国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崭新实践。研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

大国关系是指大国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是国际关系格局和国际秩序规则的决定性因素[1]。在国际政治中，大国的担当是推动国际体系良性发展的重要动力。中美是当今国际舞台上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传统大国关系以对抗冲突、敌我分明、零和博弈为主要特征，已经不符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极端重要性。

（一）超越大国冲突历史宿命论的需要。17世纪上半叶，欧洲大陆发生了长达30年的宗教战争。本轮战争以有关各方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结束。国际社会由此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即国家体系。自此以后，世界舞台开始上演大国兴衰、霸权纷争的历史。无论是近代史上的法英俄德，还是冷战时期的美苏，大国之间无不充斥着冲突对抗、扩张战争。新老大国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因经济利益冲突白热化所致，如英德之争；二是缘于政治立场水火不容，如美苏冷战[2]。英德冲突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德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机遇，不仅在经济总量上超越英国，而且在人均GDP上与英国非常接近。这意味着当时英德双方的经济结构趋同，竞争性大于互补性。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对殖民地的瓜分在当时已经完成。殖民体系的固化限制了世界统一市场的发育和原料产地的开放。德国作为后起大国，占有的殖民地少，“生存空间”有限。为了争夺“生存空间”，改变自身在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德国要求对世界殖民体系格局进行重新洗牌。这就导致它与老牌殖民帝国英国的冲突不可避免。美苏矛盾由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尖锐对立引起，然后发展为两个政治阵营和军事集团之间的殊死较量与恶性竞争。美苏对抗是政治对立的产物。双方的发展进程与经济结构始终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因素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有限。可见，传统大国关系容易引起大国之间特别是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的冲突对抗，其结果只能是零和博弈和两败俱伤。这成为一些现实主义者的政治信条。他们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保障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是权力的最大化，也就是拥有霸权；崛起国不可避免地会挑战霸权国的国际地位和现存国际秩序。然而，这个政治信条不仅忽视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而且忽视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演进。国际关系理论的谱系已经由现实主义发展到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从强调循环向强调进化发展”[3]。大国冲突的历史宿命论已经在理论上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能够为超越大国冲突的历史宿命论提供事实支撑。

（二）引导美国理性看待中美两国国际地位变化的需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美两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即“中升美降”。这种变化是中美两国自身及国际体系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在现实主义者看来，这种变化很有可能导致中美两国重蹈历史上大国冲突的覆辙。中美两国国际地位的变化触发美国社会形成这种认识：中国正在崛起，美国却在衰落，美国有被中国赶超的危机。在政策层面，奥巴马在其第一个任期就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把战略重心东移到亚太地区。美国的战略东移使亚太地区尤其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变得更加微妙。实际上，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是在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大背景下出现的，是全球财富和权力从西方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国家转移的体现。这种变化使国际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更加均衡，符合历史趋势和时代潮流。然而，这种转移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不愿意看到的。财富和权力转移引起的美国非理性战略焦虑，对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主动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希望美国能够正确理性地看待两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减少其非理性焦虑情绪对两国关系的冲击，避免两国关系发展偏离正确轨道。

（三）防止中美冲突变成现实的需要。2400多年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阐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他指出，战争不可避免的根本原因在于雅典实力的上升及由此在斯巴达人心中引起的恐惧。修昔底德所揭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起源，其实就是大国冲突历史宿命论的立论基础。当前，中美两国实力的变化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客观条件非常相似。问题的关键在于，中美实力的变化是否会促成战争爆发的主观条件，即中国实力上升引起美国的恐慌。就目前来看，美国已经对中国的崛起产生了危机感和非理性战略焦虑情绪，只不过还没有达到战争爆发所需要的那种程度。近代以来，大国之间权力的转移是伴随战争而完成的。但是，时代在进步，人们的观念也在发展。“历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4]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两国已经迈出任重道远的第一步。中美双方需要共同努力，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克服各种风险和挑战，防止中美冲突变成现实。

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性

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顺应时代潮流的理性选择，是以中美建交30多年来两国关系的实践和各自国内发展背景为基础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现实可能性。

（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外因。当前，中美两国所处的时代同欧洲殖民扩张、列强争锋和美苏争霸的历史时期截然不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美两国要实现共同发展，必须顺应当今时代潮流。时代的发展使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越来越广、越来越深。这种相互依存包括在拓展共同利益上相互合作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时同舟共济。拓展共同利益从主观上促使中美之间进行合作。合作能够提供交流机会，增进了解，减少冲突。中美已经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高度相互依存使中美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当然，由于国家利益的不同，合作不等于和谐，摩擦也会伴随着合作。从总体上看，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是稳定的。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从客观上促使中美不得不进行合作。随着全球日益融为一体，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严峻。在反恐、气候变化、能源短缺、网络安全等问题面前，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国际合作。仅有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中国和美国，任何全球性问题都无法解决。

（二）中美双方顺应时代潮流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因。中美双边关系的良好发展为破解大国冲突的历史宿命奠定了基础。自建交以来，中美两国高层一直保持默契，维护中美关系的整体稳定。继1997年和1998年和克林顿成功实现互访之后，中美高层交流在21世纪变得更加频繁。两国高层的积极互动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能够避免两国在重大问题上相互产生误判。中美两国之间已经建立起不同级别、不同领域的60多个双边对话机制。日益完善的双边对话机制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造就了两国合作的良好势头。从经贸到反恐，从军事关系到防止核扩散，从能源到司法，从科技到教育，从文艺体育到疾病防治，从政府到民间，中美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中美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已经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大国之间的互动，而且这种积极趋势在进一步发展。

（三）中美均以国内发展为重点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中美两国都将发展重点放在国内，相互对抗只会妨碍各自国内中心任务的实现。从197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历史经验出发，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强调外交要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国际环境。这一思路为之后党的几代领导集体所继承发展。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同威廉时代、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及与美国争霸的苏联不同，中国不寻求“生存空间” 和领土扩张，也不输出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反，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努力做负责任的大国；在重大问题上与美国积极沟通，努力减少双方之间的误解，增加双方之间的信任。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无意挑战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是具有全球利益的国家。美国对于发生在世界任何角落、危及其国家利益的事情都会给予关注。美国对中国这样一个地区性大国的崛起尤为敏感，对中国进行遏制也就理所当然。但是，当前美国发展面临巨额赤字、金融动荡、经济复苏乏力、高失业率及国内政治极化等困境。中美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是美国走出这些困境的一个重要推动力。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会更加理性，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更有保障。

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注意的问题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性和可能性，但不意味着能够一帆风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妥善处理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一）应对双方战略互疑。“战略互疑”指的是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对方国家实现其主要长期目标，要以本国的发展前景和核心利益为综合代价[5]。战略互疑同样存在于中美之间，且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在两国均有所增长。一旦这种观念无限度发酵，就可能导致中美关系呈现全面对抗的状态。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微妙的双边关系。一方面，两国关系相对比较成熟。两国领导人都很务实，清楚哪些问题可能带来分歧，充分认识到要在重要问题上开展合作。另一方面，中美关系存在不确定性。这主要体现在涉及中美两国双边和多边领域的诸多问题上。比如，经贸摩擦、国家安全问题、人权问题、涉藏问题、南海问题、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等。这种不确定性的根源在于中美战略互疑。因此，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最为紧迫的任务是有效应对中美战略互疑。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是相互信任。如果没有信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只能是空想。有效应对战略互疑虽是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现实的做法是增进相互认识，实现双边及与其他国家之间更有效的国际合作。

（二）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有效管控双方之间发生的可能引起两国关系高度紧张的危机。一般而言，国家之间发生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如何管理和控制好危机。大国是国际体系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行为体。大国之间建立危机管控机制尤为必要。中美两国之间存在战略互疑，意味着一个小事件就可能在两国之间引发危机。即使两国都能够以大局为重，战略互信缺乏所造成的危机也足以让两国蒙受巨大损失。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并让这种关系能够经受住历史考验，中美之间必须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防止两国关系发生大的波动。

（三）拓展双方共同利益。中美关系是由利益驱动的。共同利益是两国合作的基础，是联系两国关系最坚实的纽带。在拓展共同利益过程中，中美要善于挖掘合作潜力、积累正能量，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奠定坚实基础。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的外部因素是中美共同面临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断得到拓展。当然，拓展共同利益不必要也不可能否定各自的核心利益。尊重对方核心利益是中美进行交往的基础。中国高度关注自身的、安全和发展，美国高度关注其国土安全和全球领导权。但是，双方都向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繁荣的全球经济。只不过，双方是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来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处理好各自核心利益之间的关系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重视的一个方面。

中美关系从建交到现在，其战略定位和框架几经调整，已经进入成熟阶段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美关系之间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更加凸显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中美两国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大势，积极行动，厚植友谊，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为国际社会树立典范，为世界进步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李海龙，毕颖.剖析"新型大国关系"[J].党政论坛， 2013，（7）：15-18.

[2] 徐坚.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条件与主要问题[J].国际问题研究，2013，（2）：8-19.

[3] 秦亚青.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J].教学与研究， 2004，（7）：5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