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服务的特性优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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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中职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餐饮服务技能教学原则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在飞速的发展，为此，至关重要的并不是知识掌握的多少，而是如何才能学会知识。为此传授知识不是教学工作的唯一任务，而教会学生学会学习，使学生保持持续的学习动机及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才是更重要的任务。

中职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学生要加强职业技能的训练，这无论是对于学生将来走向社会，还是升学都是很必要的，而且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

那么，如何抓好中职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的餐饮服务技能训练，关键在于要找出中职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餐饮服务技能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规律和特点，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就能在餐饮服务技能训练中提高训练的效率和质量。

一、中职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学生服务技能形成、发展的特点

1.餐饮服务技能形成和发展的顺序性和阶段性特点

餐饮服务的技能是经过反复练习而形成的，它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任何高级的复杂的技能，都是在掌握初级的简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就是所谓的顺序性特点。

阶段性特点是指学生餐饮服务技能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般都要经过初步掌握和形成技巧这两个阶段，初步掌握阶段又大体可分为接受示范后的模仿，动作干扰少，动作协调准确，稳定性提高和视觉控制减少、动作控制加强、紧张性消失的三个小阶段。如果说学生餐饮服务技能的形成仅仅停留在初步掌握阶段，那么这样的技能只能算作是“会”，只有继续进行不懈的训练才能达到“熟”的状态，这时餐饮服务技能也就成为餐饮服务技巧了，这就是餐饮服务技能形成和发展的特点之一。

2.餐饮服务技能形成和发展的不均衡性和差异性特点

人的身心发展是有差异的，中职学生都处于青年的初期，但由于先天因素、后天环境的影响，其生理、心理及智能水平都必然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也必然会影响学生餐饮服务技能的形成和发展，从而出现不均衡的现象。

所谓不均衡性特点，是指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某一个体对各种餐饮服务技能的掌握是不均衡的。也就是说，某一个体对不同技能的掌握速度、最终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从而形成有的善于餐巾折花、有的长于铺台布等个体的技能特点。

从学生群体对某一餐饮服务技能的掌握来看也有差异，也就是说群体中的各个个体，在统一的教学要求和相同的环境条件下，对某一技能掌握的速度，最终发展水平是不相同的，因而必然会出现个人餐饮服务技能水平的高低。

3.餐饮服务技能形成和发展的指向性特点

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的餐饮服务技能形成和发展还具有指向性，而且表现得较为突出和强烈。这是由于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学生职业定向的原因。这些学生毕业后的工作性质和内容大致是确定的，因此，对于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学生来说一般都有为了今后能做好工作希望把今天的学习和明天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的心理状态。于是，他们从今后的工作需要的角度来审视学习和训练的内容，对那些联系紧密的知识和技能兴趣较高，动作的要求也强烈，肯下功夫，那么其发展速度和水平就较高些。相反，对那些联系不太紧密的知识和技能，则不够重视，当然掌握得就相对要差一些。尤其是那些不想升学的学生，表现得更为明显。

二、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餐饮服务技能训练中的教学原则

根据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餐饮服务技能形成发展的特点，在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教学中应运用一下原则：

首先，在餐饮服务技能训练中需要认真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从而使学生由不会到会，再由会到熟，由会之不多到会之较多。这就要求教师对学生所掌握的技能经常进行分析，在教学中注重分轻重、别主次。先进行基础技能的训练，之后是主要的关键性的技能训练，反复进行练习，做到循序渐进。

其次，教师必须了解每个学生，分析每个学生的训练情况，实施因材施教的原则，对拔尖的学生，要提出较高的要求，要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条件，使他们的技能尽可能地得到发展。而对较差的一些学生则循循善诱，耐心教诲，是他们能达到教学的基本要求。这样才能使学生各得其所都有发展。

再次，根据学生的心理状态和现实情况，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必须正确发挥其主导作用，要正视现实，积极引导。一方面，教师要观察学生在餐饮服务技能训练中所表现的强烈的动作要求以及浓厚的学习兴趣，注意因势利导，指导学生进行餐饮服务基本技能的训练；另一方面，还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各种技能之间的相互联系，要使学生认识合理的技能结构对人的发展的重要作用，从而自觉地掌握好餐饮服务的基本技能，为自身的长远发展奠定必要的技能基础。

总之，通过多年的研究和探索发现，只有了解并遵循中职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餐饮服务技能形成、发展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才有助于学生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激发和鼓励，这样对学生的全面发展、主动发展，生动活泼地发展才会起到促进作用，同时为学生将来走向实际工作岗位打下夯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郭敏文.餐饮服务与管理（1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第2篇

随着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脱钩改制，司法行政机关由微观管理转为宏观管理后，基层法律服务所自律管理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如何切实做好基层法律服务所自律管理工作，已成为摆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的新课题，迫切需要加以认真思考。 一、 基层法律服务所工作现状及原因 去年基层法律服务所完成脱钩改制，经过近一年的运作，已成为“自愿组合、自我管理、共同出资、共担风险”的合伙制社会法律服务机构，构成了基层法律服务新的管理体制，注入了自愿组合新的用人机制，制定了基层法律服务新的管理制度，增强了基层法律服务从业人员竞争意识和进取意识，法律服务质量得到明显提高。但是，基层法律服务所改制后，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日益显现，有的所对自律管理不够重视，存在“重业务、轻管理、重分配、轻积累”的问题；有的所主任缺乏管理经验，法律服务从业人员整体意识弱化，难以形成整体合力；有的所自律管理意识不强，内部管理不规范等现象，就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1、基层法律服务从业人员的思想波动较大。去年基层法律服务所改制不久，司法部在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对基层法律服务又作了重新定位，加之去年未组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考试，使部分基层法律服务人员对基层法律服务前景感到担心和失望，有的认为基层法律服务是特定时期产物，随着律师队伍的壮大要逐步萎缩消亡；有的认为基于目前国情和律师业发展壮大，基层法律服务在农村保留发展，创造条件后逐步向律师并轨；有的认为基层法律服务是作为律师制度的有益补充，也是基层法治的重要辅助力量，应规范长期稳定发展。这些想法使部分基层法律服务从业人员思想上产生波动情绪，影响了基层法律服务事业的健康发展。 2、基层法律服务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从我县基层法律服务从业人员年龄结构来看，35岁以下的占基层法律服务从业人员总数的14％，36-45岁的占基层法律服务从业人员总数的69％，46岁以上的占基层法律服务从业人员总数的17％；从我县基层法律服务从业人员知识结构来看，法律大、中专毕业后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占总数12％，高中或其他大、中专毕业后通过函授或自学法律大专从事基层法律服务的占总数88％，无论从年龄结构上，还是从知识结构上既影响了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自律管理工作，也 很难适应社会对基层法律服务的需求。 3、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管理机制还不够完善。基层法律服务所改制后，司法行政机关主要对基层法律服务实行指导和监督，将行政权利型的管理模式转变为服务型的管理模式，行业管理由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承担。但事实上基层法律服务所改制近一年时间，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的指导、监督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的行业管理关系至今不顺，职能不清，各自的工作机制还没健全，在基层法律服务所转轨时期，势必忽视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自律管理工作。 二、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自律管理工作的思考及对策。 1、增强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自律管理工作紧迫性和重要性的认识。自律管理是基层法律服务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自律管理是管理工作的基础，是最重要的环节，既包括内部管理，又包括经营管理，即市场的调研和开发。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的法律服务市场进一步开放，法律服务的内容和方式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加之司法部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作了重新定位，明确基层法律服务的重点在基层、在社区，这就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管理者充分认识自律管理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进一步解放思想，牢固树立基层法律服务的新理念，及早研究市场，了解市场对法律服务的新需求；切实把握市场，掌握基层法律服务市场的主动权，开拓基层法律服务新领域，促进基层法律服务事业的健康发展。 2、建立健全基层法律服务所自律管理的工作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是加强基层法律服务所自律管理的前提条件，也是十分重要的环节。一是完善基层法律服务行业管理机制。在市级司法行政机关设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的基础上，各区县下设基层法律工作者分会，以弥补区县局行业管理上的空白，由分会负责区县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的日常管理，全面掌握基层法律服务从业人员的执业状况和思想动态，协调解决基层法律服务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促进基层法律服务事业的健康发展。二是完善基层法律服务所内部管理的各项制度。它至少要有健全的规章制度、明确的内部分工、团结的从业人员、顺畅的业务发展、保证的办案质量、规范的财务管理、齐全的档案卷宗、合理的收入分配、良好的纳税行为、自觉的自我约束等内容，涵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活动的每个层面、环节，是基层法律服务管理的基础。三是完善目标考核机制。目前，绝大多数基层法律服务所开展工作缺乏计划性，管理工作随意性大。因此，应倡导在基层法律服务所建立目标考核机制。年初要制定发展目标，围绕发展目标，给合伙人下达各自的工作要求，同时注重目标实施过程的管理，年底考核奖惩。这样既可做到工作有目标、有压力、有动力，又可促使合伙人除忙于自身业务外，也关心所里工作，对所里工作承担一部分责任。 3、加大管理力度，提高自律水平。管理是一门学问，是一门专业。一是要提高管理者的素质。实践充分证明，业务好的法律服务工作者不一定能做好管理工作。同样，一个好法律服务工作者不一定是一个好主任（管理者）。从人的职业特性上分析，一位好法律服务工作者要求具备的个人素质与管理者要求具备的个人素质是不一样的，好法律服务工作者注重体现自我价值，敢为人先。而管理者更强调顾全大局，善于协调，注重人际关系。这就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行业管理部门加大对基层法律服务所主任的培训力度，每年组织定期培训，定期检查考核，对成绩突出的给予表彰奖励，对不称职的建议重新选举产生，提高管理者的整体素质。二是管理工作要靠制度来规范。就目前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现状来看，一个好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往往有一位好的管理者，既

是业务骨干，又是管理者，还要有奉献精神，这些我们不能要求大部分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管理者都有上述才能和精神，也不能把基层法律服务事业的发展寄托在少数人身上。而随着社会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加之法律服务执业特点，个别人左右全所的格局势必会打破，关键还是要有一个好的管理机制，有切实可行的制度，使每一个人都受到制度的制约。三是要提高自律水平。事实证明，自律管理的好坏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发展有着巨大作用。一个好的管理模式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每位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效率，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效益。经过我们对几个所比较，发现有的所单个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业务水平并不高，但由于全所自律管理模式好，有凝聚力，整个所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有的所整体素质并不差，出现各忙各的业务，谁也管不了谁，管理自然是一盘散沙。由此可见，自律管理工作对于个人来说可能显得并不重要，而对于整个基层法律服务所来说却是举足轻重。这就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行业管理部门增强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自律管理工作的意识，加大基层法律服务所自律管理工作力度，提高自律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使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工作上一个新台阶。

[1]

第3篇

通过此次培训，我深刻意识到企业管理渗透到法律服务中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首先，了解是沟通的开始，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行业特性，受到影响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存在的法律风险也是多样化的，如何通过在日常的企业管理过程中，通过寻找企业管理与法律防范相结合的契合点，才能真正满足顾问单位的实际需要，解决其在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问题。

从微观的角度出发，按不同的分类标准，企业主要存在以下几种风险类别：(1)按照企业所需生产要素，可以分为人力资源风险、资本风险、设备运行和工艺风险、材料风险、产品风险、技术风险、信息风险、知识产权风险等;(2)按企业的主要活动或主要经营环节，可分为材料采购风险、筹资风险、投资风险、制造风险、市场营销风险、收账风险、会计工作风险、安全风险、企业技术活动风险、人事活动风险、信息系统风险、企业组织变革风险;(3)按照供应链的顺序，可以分为来自供应商的风险、采购风险、生产风险、市场营销风险、来自客户的风险。每一个企业风险类型都隐含着法律风险，作为法律顾问如果能主动的参与到其中为企业在这些环节中提供法律服务，这样才能让顾问单位看到法律顾问在其中的价值。

从宏观的角度考虑，我们也可以根据企业的不同运营模式，判断企业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比如有的企业是采取连锁加盟经营模式，那么其可能存在品牌抢注、品牌延伸、与加盟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等特有的法律风险;或者我们从顾问单位企业规模的大小去判断，规模大的企业通常具有劳务派遣的用工形式、人员流动性强的特点，在人力资源这一块可能存在更多的法律风险，规模小的企业为了企业发展可能会在企业融资这一块存在更多的融资风险，此时我们可以根据其经营模式固有的法律风险制定一套有针对性适用于企业管理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

其次，做好企业法律顾问也要从企业的发展角度出发为企业提前做好商标注册、看好财务报表、做好行业分析报告、查询关联企业工商档案信息、企业管理隐含的刑事犯罪法律风险防范培训讲座等工作，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为企业提供法律增值服务。

第4篇

一、律师的样态

协助当事人解决纠纷是律师的分工定位、生存手段和职业道德。然而，律师还应当规训当事人，成为司法过滤或筛选或屏蔽因负气、寻仇、听人教唆等无效诉讼的一道设置，负有实现沟通审判者与诉讼人以保障司法制度有效运作的机制要求和社会责任。 [1]

这是对律师的理想道德期待，在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的边疆，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并肩携手开发法律服务市场的，而在法律服务市场的战场，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竞争非常激烈，在有些乡村法律服务中，律师败下阵来，只是保留着刑事自诉这类案件的垄断权。因此，在乡村社会中，人身伤害纠纷一旦咨询了律师，这个案件的性质往往从民事侵权变为刑事犯罪，这两种性质不同案件收费差价巨大，而当事人进行刑事自诉，常常会因犯罪嫌疑人缺席而被中止，如果当事人诉民事侵权就可以缺席审理。

律师的特征在于法律规定熟悉、专项业务熟练、法言法语擅长、服务费用较高和空间距离较远。律师事务所设立的最低层级在县城，因此律师离纠纷发生地相对较远，尤其是律师来自所设立层级越高就对案件的社会结构越陌生，无论从时间、空间和精力上都不会对审判人员处理案件起到“听话的”法律工作者的作用，而来自层级高的律师对法官智识的挑战也会使法官“捉襟见肘”；精通法律、业务熟练和收费较高就决定了律师一定要满足当事人找其服务的要求，一般当事人在委托律师时只会要求律师代为消灭对方当事人的请求，因此，律师不会有促成当事人和解或达成调解协议的动力，但不排除在诉讼的进程中当事人改变服务要求的可能；法言法语擅长，这是在能动司法环境下，基层司法予以重点批判的现象，而这恰恰可以作为律师区别于其他法律服务者的特征，从而形成自己的市场定位和营销策略，但当事人听不懂就会去找审判员求解释，“语义和语用转化”的活落在了法庭头上而律师却坐享其成。

总之，在大多数乡村司法中，律师的特征决定了他们在纠纷解决中向人民法庭“卸责”的多样性和随时性，对于案件的判决律师的作用很大，但判决恰恰不是当前司法终结实体的积极追求和主要方式。

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样态

在我国乡村，存在着两种法律工作者，一种是乡镇的司法所的司法助理员，另一种是只向县司法局缴纳一定管理费用的私人执业者。由于司法助理员需要在乡镇承担繁重的综治维稳工作而无瑕提供法律服务，而且财政经费的不足和激励机制的缺乏也使其丧失了提供法律服务的动力和能力，因此，以薄利多销为生存策略的私人法律工作者依循市场运行原理在农村地域开辟和拓展法律服务市场，他们的出现表明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使乡村社会出现了新的职业分化或进行着社会分工深化。

在大多数乡村司法中，这种主体及其提供的法律服务不仅体现为回应某些新的社会需求，而且在作为公共物品的国家处理纠纷的制度和民间通过自行解决纠纷而形成或维系秩序的努力之间，起到了某种沟通连接的作用。 [2]但是，由于基层法律服务的纵向管理体制的断裂，基层法律工作者失去了正常的通过考试和考核的法律服务行业准入路径，然而，未通过司法考试的年轻法学毕业生正在不断进入基层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中国律师业“后备军”的训练基地。 [3]

法律工作者的来源很杂，如从公检法司退休或离岗人员、也有因司法行政机关改革而剥离出来的人、还有各乡村文化程度高的自学法律业务者，总之，这个群体比较熟悉本地的风俗情况，但法律知识没有律师那么丰富，因为乡村司法中的案件类型有限，而知识从来都是在使用中记忆的，这也注定了他们在中级以上法院缺少对他们提品的消费主体。他们与纠纷发生地近，就决定了他们对案件的社会结构很熟悉，加上法庭调解率的硬性限制和潜在激励，他们知道配合审判员向当事人做工作，当然审判员也会向他们透露案件处理的可能情况，法律工作者通过对当事人案件结果的分析换取当事人同审判员的合作，而合作的预期结果的实现又增强了他们在乡村法律服务市场的市场地位和特有优势。

因此，不少法律工作者与法院的良好关系主要建立在法官通过诉讼过程中的交往逐渐觉得此人“办事认真踏实”、“不乱来”、“真懂法律”和“能够帮助做当事人工作”等等感觉上。 [4]尤其是当法律的规定与当事人自己的认识不一致时，对法律规定的“语义转换”就由法律工作者自觉承担起来，当事人一般会信任自己花钱请的法律工作者，这为审判员适用法律减轻很大的阻力。总之，法律工作者是靠同审判员在法律诉讼实践中（尤其是调解）建立起一种交换共生的关系，这种关系常常是互惠性的。

三、黑律师的样态

“黑律师”指没有取得律师资格或者没有得到司法行政机关许可反复从事有偿诉讼的人，其应当归属于有偿的公民人之中。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8条之规定，公民人可以是经人民法院许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任何公民。由于公民人的主体之广、特征之多和关系之杂决定了很难对有偿的公民人进行合理的类型区分，只是“黑律师”的唯利特性决定了其较其他有偿的公民人更市场化和经济性。

“黑律师”所占的法律服务市场份额很小，这可能和司法行政机关的对法律服务行业的监督力度有关，也有可能和“黑律师”的社会关系、营销策略、业务能力和“职业”素养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决定了“黑律师”既可能与审判员有互利或者互惠的交换和共生关系，也可能只是因为熟悉业务、“听话”、“不乱来”而被法院许可成为人。

在法律服务市场的边疆，基层法律服务市场稀少的案源和低廉的收费形成了一个“无需律师的社会秩序”。正式和非正式法律职业与政府管理机关之间的制度性分化非常低，职业层级系统的日常运作很大程度上就被来自县、乡镇政府和村组织的政治影响力所塑造，正式和非正式的法律职业者需要共同来开发乡村的法律服务市场。 [5]

在中国这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中，律师法律服务收费日益市场化、高涨化，法律服务动向日益城市化、扎堆化，法律服务内容日益程序化、技术化；法律工作者又失去了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服务团体的规范依据，在法律服务市场中“自生自灭”，如果不是其拥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和政治地位，那么，他们就等于一群有偿的公民人。因此，有偿的公民仍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合理性、地域性、阶段性和公益性，是低收入的诉讼消费者可以选择的法律助手，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在现行法律框架中和职业监管体系内对其进行合法的规范和合理的引导，使其成为遵守法律规定和内化职业操守的法律服务者。

【注释】

[1]苏力：《司法制度的合成理论》，载《清华法学》2007年第1期。

[2]王亚新：《农村法律服务问题实证研究（一）》，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3期。

[3]刘思达著：《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04-105页。

第5篇

一、律师的样态

协助当事人解决纠纷是律师的分工定位、生存手段和职业道德。然而，律师还应当规训当事人，成为司法过滤或筛选或屏蔽因负气、寻仇、听人教唆等无效诉讼的一道设置，负有实现沟通审判者与诉讼人以保障司法制度有效运作的机制要求和社会责任。 [1]

这是对律师的理想道德期待，在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的边疆，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并肩携手开发法律服务市场的，而在法律服务市场的战场，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竞争非常激烈，在有些乡村法律服务中，律师败下阵来，只是保留着刑事自诉这类案件的垄断权。因此，在乡村社会中，人身伤害纠纷一旦咨询了律师，这个案件的性质往往从民事侵权变为刑事犯罪，这两种性质不同案件收费差价巨大，而当事人进行刑事自诉，常常会因犯罪嫌疑人缺席而被中止，如果当事人诉民事侵权就可以缺席审理。

律师的特征在于法律规定熟悉、专项业务熟练、法言法语擅长、服务费用较高和空间距离较远。律师事务所设立的最低层级在县城，因此律师离纠纷发生地相对较远，尤其是律师来自所设立层级越高就对案件的社会结构越陌生，无论从时间、空间和精力上都不会对审判人员处理案件起到“听话的”法律工作者的作用，而来自层级高的律师对法官智识的挑战也会使法官“捉襟见肘”；精通法律、业务熟练和收费较高就决定了律师一定要满足当事人找其服务的要求，一般当事人在委托律师时只会要求律师代为消灭对方当事人的请求，因此，律师不会有促成当事人和解或达成调解协议的动力，但不排除在诉讼的进程中当事人改变服务要求的可能；法言法语擅长，这是在能动司法环境下，基层司法予以重点批判的现象，而这恰恰可以作为律师区别于其他法律服务者的特征，从而形成自己的市场定位和营销策略，但当事人听不懂就会去找审判员求解释，“语义和语用转化”的活落在了法庭头上而律师却坐享其成。

总之，在大多数乡村司法中，律师的特征决定了他们在纠纷解决中向人民法庭“卸责”的多样性和随时性，对于案件的判决律师的作用很大，但判决恰恰不是当前司法终结实体的积极追求和主要方式。

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样态

在我国乡村，存在着两种法律工作者，一种是乡镇的司法所的司法助理员，另一种是只向县司法局缴纳一定管理费用的私人执业者。由于司法助理员需要在乡镇承担繁重的综治维稳工作而无瑕提供法律服务，而且财政经费的不足和激励机制的缺乏也使其丧失了提供法律服务的动力和能力，因此，以薄利多销为生存策略的私人法律工作者依循市场运行原理在农村地域开辟和拓展法律服务市场，他们的出现表明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使乡村社会出现了新的职业分化或进行着社会分工深化。

在大多数乡村司法中，这种主体及其提供的法律服务不仅体现为回应某些新的社会需求，而且在作为公共物品的国家处理纠纷的制度和民间通过自行解决纠纷而形成或维系秩序的努力之间，起到了某种沟通连接的作用。 [2]但是，由于基层法律服务的纵向管理体制的断裂，基层法律工作者失去了正常的通过考试和考核的法律服务行业准入路径，然而，未通过司法考试的年轻法学毕业生正在不断进入基层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中国律师业“后备军”的训练基地。 [3]

法律工作者的来源很杂，如从公检法司退休或离岗人员、也有因司法行政机关改革而剥离出来的人、还有各乡村文化程度高的自学法律业务者，总之，这个群体比较熟悉本地的风俗情况，但法律知识没有律师那么丰富，因为乡村司法中的案件类型有限，而知识从来都是在使用中记忆的，这也注定了他们在中级以上法院缺少对他们提品的消费主体。他们与纠纷发生地近，就决定了他们对案件的社会结构很熟悉，加上法庭调解率的硬性限制和潜在激励，他们知道配合审判员向当事人做工作，当然审判员也会向他们透露案件处理的可能情况，法律工作者通过对当事人案件结果的分析换取当事人同审判员的合作，而合作的预期结果的实现又增强了他们在乡村法律服务市场的市场地位和特有优势。

因此，不少法律工作者与法院的良好关系主要建立在法官通过诉讼过程中的交往逐渐觉得此人“办事认真踏实”、“不乱来”、“真懂法律”和“能够帮助做当事人工作”等等感觉上。 [4]尤其是当法律的规定与当事人自己的认识不一致时，对法律规定的“语义转换”就由法律工作者自觉承担起来，当事人一般会信任自己花钱请的法律工作者，这为审判员适用法律减轻很大的阻力。总之，法律工作者是靠同审判员在法律诉讼实践中（尤其是调解）建立起一种交换共生的关系，这种关系常常是互惠性的。

三、黑律师的样态

“黑律师”指没有取得律师资格或者没有得到司法行政机关许可反复从事有偿诉讼的人，其应当归属于有偿的公民人之中。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8条之规定，公民人可以是经人民法院许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任何公民。由于公民人的主体之广、特征之多和关系之杂决定了很难对有偿的公民人进行合理的类型区分，只是“黑律师”的唯利特性决定了其较其他有偿的公民人更市场化和经济性。

“黑律师”所占的法律服务市场份额很小，这可能和司法行政机关的对法律服务行业的监督力度有关，也有可能和“黑律师”的社会关系、营销策略、业务能力和“职业”素养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决定了“黑律师”既可能与审判员有互利或者互惠的交换和共生关系，也可能只是因为熟悉业务、“听话”、“不乱来”而被法院许可成为人。

在法律服务市场的边疆，基层法律服务市场稀少的案源和低廉的收费形成了一个“无需律师的社会秩序”。正式和非正式法律职业与政府管理机关之间的制度性分化非常低，职业层级系统的日常运作很大程度上就被来自县、乡镇政府和村组织的政治影响力所塑造，正式和非正式的法律职业者需要共同来开发乡村的法律服务市场。 [5]

在中国这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中，律师法律服务收费日益市场化、高涨化，法律服务动向日益城市化、扎堆化，法律服务内容日益程序化、技术化；法律工作者又失去了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服务团体的规范依据，在法律服务市场中“自生自灭”，如果不是其拥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和政治地位，那么，他们就等于一群有偿的公民人。因此，有偿的公民仍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合理性、地域性、阶段性和公益性，是低收入的诉讼消费者可以选择的法律助手，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在现行法律框架中和职业监管体系内对其进行合法的规范和合理的引导，使其成为遵守法律规定和内化职业操守的法律服务者。

 

【注释】

[1]苏力：《司法制度的合成理论》，载《清华法学》2007年第1期。

[2]王亚新：《农村法律服务问题实证研究（一）》，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3期。

[3]刘思达著：《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04-105页。

第6篇

一、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性质

笔者认为，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性质应由法律援助的性质决定。法律援助最初由宗教团体或慈善机构等基于道义或者良心为穷人提供法律帮助，再到律师自发地根据职业道德要求加入其中，最后由国家责任取代了个人责任。因此，法律援助发展史其实就是国家责任回归史。通过法律援助，为公民提供诉诸法律、寻求救济并获得公正审判机会，被视为国家职能重要内容之一。由国家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法律帮助，这是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一项标志性特征。许多国家通过立法明确获得法律援助是公民一项法定权利，这也被《世界人权宣言》等联合国有关文件所认可。因此，法律援质就是政府责任，这是包括民主制度确立、经济水平提高、社会思潮影响与法律制度完善等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作为政府，承担法律援助责任主要体现在设置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经费支持和监督管理法律援助工作上。具体到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在我国主要集中在两类群体上：一类是公职人员，包括法律援助机构人员和具有公职身份的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是应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另一类是非公职人员，主要是不具公职身份的社会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是应法律援助机构代表国家实施政府购买服务。法律服务是专业人员利用专门知识为当事人等提供的一种技能。作为非公职的法律服务人员，其提供法律服务是以预期获得报酬为前提；而公民获得法律服务，就如同获得实物商品，也理应支付相应对价。这类法律服务应该遵循的是有偿原则。而作为公职人员，承担法律援助是职务行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就不应该遵循有偿原则。因此，作为为法律援助承办人员提供报酬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其性质应根据提供人员的身份来决定，作为公职人员的办案补贴，是法律援助人员的办案费用支出补贴，只包括付出成本，不含智力服务费用；作为非公职人员的办案补贴，是政府付给法律服务人员的服务薪酬，包括办案费用支出和智力服务费用。认为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不应包含智力服务费用的理由是：《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但是该规定并不排除智力服务费用。因此，对于非公职法律服务人员来说，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是基于与政府之间的法律服务合同，应遵循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既然市场法律服务包含了智力服务费用，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也应包含智力服务费用。同时笔者认为，法律援助不应该是律师的义务。理由是：一是社会律师是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核心是等价有偿。社会律师不属于财政供养人员，他们是以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而获取报酬，从而获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作为民事主体，其行为具有一个本质特征——对价性，即以自己的劳动或服务在市场中进行等价交换，以换取劳动报酬③。就此而言，国家要求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是不适合的，超出了其作为市场主体应承担的义务范畴。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由律师承担法律援助义务，是国家在目前人力、物力、财力等稀缺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权宜之举，充分考虑到律师可以利用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具有相对优势④。目前，我国财力、物力和人力已今非昔比，已经具备了对法律援助义务重新合理分配的条件。二是责任义务不可转移性。任何一个主体都不能任意转移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社会律师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并非完全出自其自愿，因此出现律师法律援助积极性不高和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高的现象。三是以职业特性或职业伦理作为律师承担法律援助的义务比较牵强。虽然律师的社会公共责任是律师安身立命的根本之一，不能放弃对社会公共责任的追求，但是不能以公共责任这一职业伦理而要求律师承担过多社会责任，就像医生没有为穷人免费提供医疗的义务，教师没有为贫困学生免费提供教育的义务。

二、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在制定标准、制定主体及发放方面均存在一些问题。

（一）办案补贴标准整体偏低。从全国来看，2013年平均办案补贴为479元／案⑤。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认为法律援助是律师义务。有些地方法律援助管理人员认为，既然《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律师义务，因此，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应该是无偿的，法律援助机构无须支付任何费用。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承担法律援助责任的主体——国家，很大程度上只是扮演一个管理者、监督者的角色。结果导致一些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或律师事务所敷衍了事。一些律师事务所委派执业年限较短、资历较浅的律师从事刑事法律援助。他们在经验、能力方面的欠缺决定了援助的质量不高。另一方面，即使律师愿意承担法律援助义务，费用的严重不足也制约了律师的办案质量。二是办案补贴仅仅是办案成本的补助。认为只须对案件承办人员因为办理案件所支付费用的补偿，不包含承办人员为之所付出的劳务和智力服务费用。即使是也仅仅考虑成本，按照最低标准计算。目前的律师管理体制，社会律师成为市场化竞争主体，不仅国家没有为其支付任何工资和补贴，而且在执业中要向国家缴纳税收，同时，还要自行承担各项费用。有些律师为了将自己“损失”最小化，只能尽量减少援助工作的步骤和时间，其结果只能是牺牲了援助案件的质量与效果。另外，还要承担与其收益完全不对等的风险，导致一些律师不愿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营利合法化的具体规范起源于天职的“职业”义务观⑥。社会律师从事刑事法律援助需要时间、精力、物质、专业等成本的大量付出，没有基本对价的回报，仅仅靠道德和责任的支撑，法律援助事业很难获得长足发展。三是法律援助经费不足。从全国来看，2013年法律援助经费才16亿⑦，人均不足1.3元。因此，法律援助经费仍然存在较大缺口。

（二）办案补贴制定不规范。一是制定主体不规范。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由各省司法厅和财政厅联合制定。但在实际操作中，有的是由地市或者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制定办案补贴标准，甚至有的由法律援助机构自行制定补贴标准。而有些司法行政部门由于经费紧张，就尽可能压低办案补贴标准。二是制定程序不规范。《法律援助条例》要求结合当地经济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成本确定补贴标准。但很多地方在制定办案补贴标准时，并没有认真核算当地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成本，仅仅是参考其他财力相当地区的补贴标准，或者在往年的基础上适当提高。造成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与办案成本严重背离。三是调整不及时。有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从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就没有调整过，因为地方财政核拨的法律援助经费也从来没有调整过。

（三）办案补贴支付不规范。一是发放不及时。办案补贴不能及时足额发放已是公认的问题。根据司法部《法律援助办案规程》的要求，承办人员在结案时，法律援助机构应支付办案补贴，但是实践中，经常存在拖欠办案补贴的现象。有的是因为经费紧张，等到财政经费到位后统一发放；也有的是法律援助管理人员图方便，一定时间才统一发一次办案补贴。二是法律援助机构人员不能领取补贴。工资改革以后，对发放津补贴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人事、审计部门认为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也属于津补贴，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对公职承办人员发放办案补贴被认定为违规发放，轻则退款，重则党纪、政纪处分。因此，公职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所产生的费用只能用票据报销，但有部分费用无法获取票据，如通讯费、餐费等，造成他们倒贴成本办理案件。以致法律援助机构人员不愿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而是将案件指派给社会律师或者基层法律服务人员办理。由于律师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县域律师较为匮乏，大量的法律援助案件只能由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导致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尽如人意。三是办案补贴政策简单僵化。目前采取低标准包干补贴的现象非常普遍，且常常不能及时兑现，四是发放审核标准缺失。办案补贴的发放是基于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提供了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但由于目前没有一个可操作性的法律援助服务标准，审核人员要认定一项法律服务是否符合标准难度较大。结果只能是承办人员按规定提交了案件卷宗，法律援助机构就必须支付办案补贴。这也是造成部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

三、完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制度的对策

针对以上问题，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制度。

(一)确定法律援助国家责任。一是加快《法律援助法》立法进程。在《法律援助法》中明确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按照等价有偿、公平竞争的原则，通过公开招标，吸引鼓励社会律师积极参与到法律援助活动。以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同类法律援助案件的成本为依据，结合当地经济状况，适当确定律师智力服务费用，科学合理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二是完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制度。政府财政拨款是法律援助经费的主要来源，中央要明文各地建立起法律援助经费最低保障机制，即规定省、设区市、县（市、区）三级法律援助机构经费保障标准，并形成自然增长制度，逐年提高法律援助保障水平。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要求专款专用，并建立有效的监督和审计机制。同时，积极鼓励社会捐赠，建立和完善社会捐赠法律援助经费补充渠道。将社团组织、行业协会的法律援助经费纳入统一的法律援助经费体系，由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统一支配，将分散的法律援助经费统一起来。允许和鼓励设区市设立法律援助专项基金，鼓励企业为法律援助基金捐款，并对捐款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拓宽社会捐资来源。

（二）完善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制度。在现有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的基础上，建立一支素质高、业务精、战斗力强的公职法律援助律师队伍。一是明确公职法律援助律师职责。应包括：承担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事项的审核；收集、反馈法律援助工作中的情况，针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二是提高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待遇，提高公职法律援助律师队伍素质，从而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增强法律援助服务能力。对于诉讼中的权利与义务，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应当与一般律师相同。鉴于公职法律援助律师是国家工职人员，其行使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应当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三是明确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办案补贴。应当明确公职法律援助律师能够领取办案补贴，但由于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属于职务行为，因此，办案补贴只能是办案支出成本的补偿。考虑到有些成本很难用票据报销，可以沿用之前采用的办案成本包干制，由管理机关按照当地办理法律援助的平均成本，确定办案补贴标准。

（三）完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制定程序。一是规范制定主体。《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核定。也就是说地市和县级财政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是无权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的。由省级司法行政部门和财政部门联合制定标准，有助于提高标准的权威性和科学性，有利于标准的执行。二是建立科学的成本调查制度。《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因此，在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时，应该掌握不同地区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为了确保数据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应当建立法律援助办案成本调查制度，由办案补贴制定机关定期委托统计调查机构进行统计，在此基础上，科学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同时制定不同区域标准。由于办案补贴标准由省司法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联合制定，往往同一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办案成本也是千差万别，因此，应当科学划分区域标准。三是定期调整。《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办案成本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应定期对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进行科学的调整，使其不断适应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办案成本，以保持办案补贴标准的科学性。

（四）加强法律援助质量控制。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是法律援助制度成败的关键，是法律援助制度的生命线。因此，建立完善的质量监控体系，加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应是当前法律援助工作的重中之重。一要加强监管。完善法律援助质量标准体系、加强日常监督和开展集中质量检查。二要强化监督。设立法律援助监督员，邀请部分受援人、社会团体、社会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作为志愿者，对法律援助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过程进行监督。三要建立奖惩机制。建立投诉查处制度，法律援助机构对投诉进行认真查处，对查证属实的，依照《法律援助条例》及相关规定进行惩处。建立案件质量奖惩体系，让优秀案件承办人员得到褒奖，对于不称职的律师进行相应的惩处。四要建立民事赔偿制度。从民法的角度来说，辩护律师的不称职行为是一种失职行为。对于因这种失职行为造成的损害，被告有权主张民事损害赔偿⑧。一方面是对受援人的损失进行弥补，另一方面也是对律师的一个惩戒，有助于督促辩护律师在参与法律援助活动中尽职尽责。

第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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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卢学英，金国华.法律职业共同体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

培养具有“整体性思维"的卓越法律人才　何炼红

一、传统教育模式下法律思维面临的挑战

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者的特定从业思维方式，是法律人在决策过程中按照法律的逻辑，来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考模式。法律规则及其逻辑是法律思维不可缺少的内容，程序公正则是法律思维重要的特性。注重学生法律思维的训练是法学教育的传统，教师往往通过课堂教学传授学生法律知识，引导学生从逻辑意义和法律规范的视角对问题进行思考。这种法学教育过分关注对学生法律知识的传授和法律技能的培养，忽视向学生进行个人价值观和职业伦理的教育，也就是法治精神的熏陶。法律课程的学习过程，教师和学生往往关注于法律条文的适用，而不是法律精神和法律价值的探寻；往往执着于对具体观点进行论辩，却忽略了系统考虑其存在的法律背景和社会环境。在常见的案例教学中，往往忽视训练学生对法律涉及的“社会后果或道德影响”进行分析和反思，“常常迫使学生把他们的正义和公平感受从他们理解法律程序和法律原理的要件中分离出来”。这样一种思维，对其今后的职业生涯也将产生不利影响。例如，2011年9月21日，湖南郴州桂阳县农民李清售卖假羊毛衫，从中获利不过一万元，却被内蒙古鄂尔多斯法院以“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李清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151万元。“天价罚金”不仅使本案的罚金造成“空判”，更是让公众产生质疑。如此高标准的保护与我国当下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现状是否相符合?显然，此案的判决并未产生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可见，孤立地进行法律逻辑思维，一旦当事人的利益和社会的需求发生冲突，律师或法官往往置自己于“无人地带”。他们也许会冷静地进行法律分析，却忽略了他们作为法律人所应具有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目前，大多数法学院校过分关注传授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以提升个人在生活或工作中的竞争优势。但是，当学生知识的发展和作为一个法律人所应具有的伦理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之间脱节，也将带来严重的弊端。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传统法学教育培养出的法科学子尽管应试能力不俗，但能动司法能力和职业道德素养不够，不少人甚至成为司法败类。商业化的法律服务、官僚化的法院工作，法学教育科学化的趋势要求，以往所追求的为公众利益献身为宗旨的律师所具有的政治家思想正趋向堕落与迷失。

二、整体性思维：卓越计划下法学教育理念的转型

整体性思维来源于高等教育领域的复杂性思维理念，作为一种新的科学探究方式，它是在反思和统摄近现代简单性思维形成的，强调不以孤立和封闭的方式来把握对象，而是通过联系背景和综观全体来把握认识对象的方法。引入到法学教育领域，法律人的“整体性思维”，主要是强调站在战略的高度对法律问题和法律现象进行系统的思考，在分析问题时具有开阔的视野，善于全方位思考问题。这是由法律不仅具有规范性而且具有社会性决定的。法律人不能仅仅根据现行法律进行思考，而应该从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出发，运用多学科的知识，综合地、全方位地系统考察法律现象。

“整体性思维”的培养是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时应贯彻的一个重要理念。因为，“卓越”之标准，意味着我们培养的不只是技能型人才，而应是法律领域未来的精英和领导者。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各国为促进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而采取的政策性手段，具有浓厚的公共政策色彩。法学教育应为学生提供创造性思考的社会实践机会，以开发学生未来的卓越法律人才天赋。特别是应当启发学生结合中西文化的差异来探索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善于反思基本知识技能、法律制度建设和社会积极变迁之间的关联，要有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胆识和勇气。只有具备整体性思维的法律人才，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履行应有的职业责任与社会担当。

注重法律思维的传统教育也许可以培养法律工匠，却难以培养出引领社会发展潮流的律政精英。我们的法律工作者还没有普遍意识到在法律改革领域应当扮演的重要角色，当处理法律个案时，不大考虑法律体系如何完善、如何促进社会的福祉、当今社会如何发挥法律人和法律职业的积极影响等深远而有意义的话题。因此，“法律思维”也许只要求学生关注解剖、分析和重建错综复杂的法律事实与规则，“整体性思维”则进一步要学生系统考虑决策和行动带给一个社会整体的影响。尤其是当事人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就需要对法律与社会进行辩证地思考，承认地区差异、文化多元和个体发展的需要，反思决策的后果以及对其他人产生的影响。可见，整体性思维的培养并不排斥法律知识和技能，在培养卓越法律人才时，法律思维仍然举足轻重、不可或缺、不可替代。整体性思维的训练必须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背景为基础，否则是空中楼阁。我们只是不主张把法律知识和技能作为孤立的教学内容，教条性地遵循某一固定的逻辑思维指向，而是要训练学生知识开放、多维度、系统地思考问题。因此，在卓越人才培养计划下，倡导“整体性思维”的培养，这一理念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案例教学或诊所式教学目标，是法学教育理念的发展和创新。

三、卓越法律人才“整体性思维”的培养途径

(一)强调知识教育与心智教育有机融合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必须强调知识技能与精神信仰的有机融合与和谐发展，主张“身”、“心”、“灵”三个维度的均衡发展。大学教育的立足点和归宿点是人，应当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塑造全面发展的人，促使受教育者在人格方面得到最充分的完善。教育的目的不应该只是灌输知识，当知识与人类价值观和对其他人的仁慈情感隔离时，它将变得冷漠抽象且具有破坏性。正如Richard Zitrin所言，当法学院在训练年轻人的“法律思维”时，也要提醒他们，应当像人类一样思考。不只是在真空中理解法律规则，更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律师。为了在真实的法律世界中得以生存，并获得成功与快乐，法律学生也需要陶冶他们的“心灵”。要让学生在自主真实的环境中，充分发挥创造力，教育学生成为具有批判思维、行动理智，同时具有道德责任和社会正义感的法律人。

(二)把实践环节作为大学教育的支点

实践性是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在高等教育特别是法学领域，应当结合自身的特点，制定学生“整体性思维”的培养计划，并将其有效运用到教育培养的各个环节之中。学校开展实践性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在大学教育阶段受到角色化的知识熏陶和思维训练，从而有利于挖掘与开发学生的个人价值，并帮助学生在今后的职业实践语境下应用这些价值。强调学生实务技能的训练，并不是要求在学校教育阶段就完成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使之在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能够立即胜任工作的需要，如果将这个要求作为高校学生的培养目标，必然使高等教育蜕变为职业教育，在提高学生操作能力的时髦口号下牺牲创新能力的培养――这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悲哀!

实践性教学有多种模式。在法学教育领域，组织学生参加法律志愿者服务是训练其整体性思维、提高其综合素养的一种有效途径。学生们通过参与志愿者公益性活动，学生既可以发挥其专业优势，提升其社会适应能力，还可以帮助学生开发其个人价值，强化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例如，笔者曾指导大学生开展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为主题的志愿者服务。这一活动，要求学生对某历史文化名城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以揭示该地区在传统文化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存在的问题。通过检索分析，撰写相关的法律文书，帮助有关单位和个人申请专利和商标注册。大家通过系统分析、综合思考，提出该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和发展的战略规划，并呈交相关主管部门供其决策参考。通过这一综合性的社会实践过程，学生们不仅学会了从法律层面进行制度反思，在实务中锻炼职业技能，更重要的是学会了从战略的高度进行分析和规划，实现了法律思维向整体性思维的转型。

总之，卓越法律人才需要有优秀的个人品质，才会践行法律的公平和正义；需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才能有效地处理问题；需要有整体性思维和战略眼光，才能推动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应贯彻“整体性思维”教育理念，通过把实践环节作为大学教育的支点，“在行动中评价专业实践”，培育出未来社会的精英。

社区法律服务在卓越法律人才培养中的功能及其实现　唐东楚

如何培养卓越法律人才是目前我国法学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我们认为不管是从我国目前的国情、社情需要，还是从法学教育和法律从业的“全球化”来看，社区法律服务对于我国卓越法律人才的社会责任感、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等培养，均具有基础性作用。

一、社会责任感培养

自1904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提出大学要以社会服务为己任以来，社会服务已经成为现代大学继教学、科研之外的“第三职能”。当今，英美等国的社区法律服务与社区学院教育发展得如火如荼，即便是注重思辨和理论教学的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等，也都将法学教育的目光转向社会服务和法律诊所运动。我国司法部2002年出台了《关于加强大中城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的意见》，曾明确指出“把律师队伍、公证员队伍、基层法律服务队伍、法律援助队伍和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有机地组织起来，共同促进社区法律服务事业的发展。”同时，司法部还于2004年至2009年启动实施了中加法律援助和社区法律服务项目。

当代中国社区的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人”日益成为现代生活中的“社区人”，城市社区初具规模，农村社区已现雏形。社区是民众的“家”，民众是社会的“根”。法律学生来自社区，法律工作的对象住在社区，法学教育当然不能忽视社区法律服务。年轻学生正处人生价值观的形成阶段，其对人l生的思考和对社会的关注，往往离不开自己最为熟悉的社区环境。不光是高等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要重视社区法律服务，即便是高等法学教育的招生，也要重视社区服务，以便为人才培养“打提前量”。不少西方国家的大学招生，不仅要看考试成绩、看创新潜能和领导资质(leadership quality)，而且要看有无社区服务(community services)：“比如说帮助穷人、帮助老人、环保运动等等，还有到非常贫困甚至危险的第三世界国家去做义务工，因为这表明了年轻人对社会的一种承诺”。卓越法律“人才”，要先成“人”，再成“才”。社区法律服务对于法律学生的人本意识、民本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培养，以及对于学生的“成人、成才”，具有根部性的基础作用。

二、实践能力培养

康德认为，实践教育一般包含“技能、世故和道德性”三个方面，而且从严格意义上说，道德性教育才是真正的实践教育。社区法律服务，不仅可以培养和塑造品格(即道德性)，而且可以锻炼学生对法律的操作(即技能)，以及将技能施之于人的艺术(即世故)。法律的“临床”或“诊所”，不一定必须在法庭和法院，也可以在社区。美国的法学院在探索法律临床教学法方面，曾经成功地探索了把课堂教学和法律工作实践相结合的“合作教育法”，或者“法学院一法律诊所一公众利益律师事务所”的综合体。“高等教育的公共服务这个概念经常被引申为非教学活动的外延和地区性结构的扩张，如合作性扩展服务(Cooperative Extension Service)、大规模的医学中心、终生学习计划、社会经济发展和其他为专门满足公共需要而设计的特殊活动。”这些都可以成为我国高等法学教育与社区法律服务结合的有益借鉴。我国目前法律学生的就业渠道狭窄，主要集中在公检法、政府部门、律师事务所以及部分高校、公司企业的法务等。严峻的就业形势和空白的创业现状，与我国法律职业的体系不完备和我国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位不明等是密不可分的。社区法律服务对于未来律师、调解员和社会工作者等职业的就业和创业，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比如，美国ADR(Ah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社会化或者公司化运作，通过调解或者ADR谋生正在成为美国法学院学生就业和创业的新途径。这些，都可以成为我国法律学生未来就业和创业的新模式。

三、创新能力培养

卓越法律人才的一个基本素养，就是要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而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离不开社区法律服务这种开放性、全程性、主动性、体悟性和基础性的实践应用活动。

首先是服务理念的创新。卓越法律人才培养中的社区法律服务不能仅限于公益案件，要包括但不限于法制宣传、接访调解、法律援助这“三大块”。这种法律服务应当本着公益服务和非盈利的目的，但可以是有偿的。我国目前的社区法律服务，还主要停留在“政府推动”的层面，没有明确将法学院系的学生作为社区法律服务的主体，缺少“民间推动”的理念和举措。可以探讨由服务双方协商收费或者免费的模式，要改变单纯的“政府推进模式”为政府、社会的“二元推进模式”，或者完全的“社会推进模式”，要从“人本”的角度来发展社区法律服务。这样，对卓越法律人才培养与社区法律服务互动的经费支持、长效机制和法律职业道德的养成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是服务制度的创新。社区法律服务的制度创新涉及方方面面，但关键是要做到经常化和规范化，即常规化：一是法律诊所和法律志愿者工作室的挂靠模式，当前主要由三种，即“内挂式”、“外挂式”(挂靠律师所、法律服务所或者基层司法所)和“合作式”，三者各有优劣和实效；二是法学师生对社区进行法律服务的指标考核和绩效评估，在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之《社区服务指南――第5部分：法律服务》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体系化的法律师生服务社区的项目导向机制、合作管理机制、考评激励机制和反馈保障机制；三是要借鉴美国关于社区生活琐事的立法，比如噪音、宠物限养、门前卫生等的“皮毛法律”。比如美国《新噪音防治法》规定，无论是狗叫、过大的电视音响还是汽车的鸣叫，都不得连续超过3分钟，违规三次就将被罚款525―2625美元。同时还要完善与社区居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各项法律。

如果把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比喻成“植大树”的话，职业化、国际化、应用型复合型好比是高大的躯干和繁茂的枝叶，相对法院检察院或律所实习等实践教学环节而言，社区法律服务就好比大树的“根须”。虽然没有法院、检察院、律所实习那样职业化和“高端化”，但如果离开了日常的社区法律服务，就没有法律人才培养走向“卓越”的基础，所以要充分挖掘和发挥社区法律服务对于卓越法律人才社会责任感、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等方面的“根部培养”作用。

国际化卓越法律人才的功能定位　毛俊响

国际治理的规则之治要求，任何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个人都必须在遵循法治原则和法律规则的基础上决策与行动，并以此为依据来确定它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与纠纷。因此，无论是从宏观角度还是微观角度来讲，培养精通国际规则的卓越法律人才都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势所趋。正是因为如此，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提出卓越法律人才应实行分类培养，其中之一就是培养“国际化卓越法律人才”。国际化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途径和模式取决于该类人才的功能定位。根据我国对外开放的宏观要求和当前社会发展的微观需求，国际化卓越法律人才的功能定位应当类型化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国际法律规则制定的参与者

国际立法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国际利益分配背后的真正决定因素还是国际立法者之间的实力对比。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缺乏既精通外语又有很深国际法造诣的卓越法律人才也是影响和制约其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重要原因。历史证明，小国也有外交。代表国家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外交人才的个人魅力、外交技巧、法律素养、语言沟通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规则制定结果。

当前，中国正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秩序的形成和建构、国际规则的制定和适用之中。中国在严格遵循现有的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应努力推动国际经济和国际规则向更加合理的方向转变。中国不仅要遵循国际规则，还要积极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这就要求我国的法学教育要培养出能参与国际游戏规则制定国际型法律人才。该类人才不仅要掌握法律专业知识，熟悉法条和诉讼程序，而且要理解和掌握法律规则和法律背后的法律意识、法律精神和法律价值，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治、经济、科技、历史、文化、社会、道德、伦理和传统等背景。

(二)国际法律理论变革的引领者

当前，国际法理论研究的话语权主要被西方学者所掌握。国际法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尽管不能直接成为国际法规则从而对各国产生法律约束力，但是对于促进国际法的发展和变革有着重要作用。在国际立法活动方面，专门从事国际法编纂和发展的国际机构，如国际法委员会、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等，在制定国际条约草案时非常重视国家实践和国际法学家的理论学说。在国际司法活动方面，国际法学家的理论学说往往成为国际法庭裁判的重要说理依据。

法律理论研究始终要契合社会发展的需求。中国目前正在处于和平发展和崛起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许多涉及自身切身利益的国际法问题，需要中国国际法学者提出适应中国和平发展和崛起的有特色的国际法理论，从而建立既系统承载国际法学话语体系的基本要素又充分展现当代国际法和国际法学中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或中国印迹的中国国际法学话语体系。因此，中国需要加紧培养掌握国际法学理论研究话语权的具有国际水平的理论研究人才，让他们引领国际法律理论变革潮流，改变我国国际法理论研究落后于欧美国际法学界的局面，推动国际法治进程并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三)全球公共事务管理的决策者

21世纪下半叶以来，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为代表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逐渐成为全球公共事务的重要管理主体。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又是世界人口大国。但中国公民在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任职从而参与全球公共事务管理却处于“人数少、比例小、地位低”的状况，这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很不相称。因为语言、法律专业素养等原因，我国在国际组织中任职的法律人才不多，能够完全胜任国际组织法律事务的专家更少。这削弱了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和参与全球公共事务方面的能力，最终可能对中国国家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参与全球公共事务不一定都需要法律人才，在一定情况下，还需要经济类、行政管理类高级人才。但是，随着国际经济组织数量的增长和强制性管辖权范围的扩大，法制化水平的日益提高，熟悉并善于利用现有国际法律、惯例，能在国际组织中为中国掌握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动权的高级法律人才更加紧缺。因此，我们应该大力培养并向国际组织输送大量能够胜任全球公共事务管理工作的国际化人才，特别是法律人才，增加中国人在国际组织决策层的数量，扩大中国在参与全球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四)涉外法律纠纷的裁决者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许多涉外民商事案件的诉讼活动在中国法院展开，这对我国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官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审判涉外民商事案件涉及对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国内法、外国法的正确适用，涉及管辖权、法律适用和司法协助各环节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要求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审判人员具有深厚的国际法理论功底。同时，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不仅会大大增加涉外民商事案件数量，而且还产生了许多新的法律问题，增加办案难度。因此，在涉外民商事审判活动中审判人员不仅要严格依法办案，而且要与国际上的通行做法相衔接。既要熟悉WTO规则，又要熟悉中国法律和相关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既要掌握国际经贸航运知识，又要有较高的外语水平；既要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又要具有较强的办案能力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培养、选拔大批国际化卓越法律人才充实到审判队伍中，进一步提升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质量，为涉外民商事活动营造公正、良好的司法环境。

(五)涉外法律服务的提供者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涉外法律服务市场发展了深刻的变化，机遇和挑战并存。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与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争端，这就需要国际法律专家提供准确的专家论证意见，以帮助中国政府在贸易争端中采取正确的法律对策。随着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企业成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害者。海外涉诉企业迫切需要熟悉国际贸易规则和外国贸易法律规则的律师为其提供风险调查、商业调查、诉讼等法律服务。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法律服务市场将逐渐对外开放，中国律师将愈来愈多地面对外国同行的竞争。

尽管中国涉外法律服务市场处于蓬勃发展的状态，但是在涉外法律服务市场上，真正能从事涉外经贸法律业务的中国律师事务所和中国律师为数极少。几乎没有一个中国律师事务所或中国律师能从头至尾独立承担一起反倾销诉讼，通常需要聘用欧美律师事务所或专门律师合作或协助办案，而且往往由政府主管部门出面联系海外律师。这既不利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也不利于维护我国涉外法律服务市场的独立性。因此，经济全球化和法律服务贸易的发展对我国法学人才需求发生了变化。我们一定要加紧培养复合型涉外法律服务人才，特别是融WTO法律、经贸知识和娴熟的外语技能于一身的法律服务人才，在国家间贸易争端、企业海外贸易诉讼案件中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以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

国际化卓越法律人才的上述五项功能定位强调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与法律职业的统一和整合，强调法律人才培养应立足高起点、高标准，表明国际化卓越法律人才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融合职业素养价值观和理论素养价值观的应用型人才。我国应紧紧围绕上述五项功能定位，进一步变革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方法、培养内容，走内涵式发展和中外联合办学相结合的道路，培养复合型国际化卓越法律人才，为我国实施对外开放和“走出去”战略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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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仁山.全球化背景下法律人才的培养的问题[J].法律科学，2011(2)：195―200.

[3]曾令良中国国际法学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J].中国社会科学，2011(2)：35―41.

[4]阎亚林.谈“入世”与现代法律人才培养[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208.

第8篇

我国法律援助参与者具有多样性、广泛性的特点

我国法律援助参与者主体多样性和广泛性的特点是由我国目前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的现状和特点决定的。首先，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突出。一方面，我国的人口数量较大，法律援助对象众多，并且公民法律普及的程度不高，法律援助的需求量大。

法律援助对象不仅要求得到专业的诉讼和辩护，也需要得到专业的法律咨询，非诉讼的法律事务的指导和等其他形式的法律援助服务。另一方面，专业法律服务人员缺少，全国注册的执业律师不到13万人，平均每一万人不足一名律师。同时，律师分布不均衡，70％左右的律师集中在大中城市,只有30％的律师在为农村服务。基层法律工作者作为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服务人员正是为了弥补律师数量上的不足和分布的不均衡应运而生的，目前全国基层法律工作者也仅有10万人左右。法律服务从业者的数量不能满足社会对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的需求。

因此，在我国，社会不断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与法律援助供给能力不足的矛盾将长期存在，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法牵援助工作中来 ，共同促进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其次，法律援助服务的成本主要是人力资源成本。从降低和节约人力资源成本出发，应该对不同的法律援助案件或事项配置不同援助人力资源，合理调配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和其他参与者的力量，为有不同需求的法律援助对象服务，实现法律援助人力资源的最充分地发挥，防止人力资源的浪费，也是解决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突出的有效途径。

基于上述原因，在法律援助参与者的范围和对象上，我国的法律法规作出了两个方面的规定：一方面通过《 刑事诉讼法》、《 律师法》、《 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司法部《关于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暂行管理办法》，确定了由专职法律援助律师、社会职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共同组成的义务主体；另一方面对其他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工作作出了灵活的、倡导性的规定。《条例》第八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一些法律援助的地方立法也对此作出了规定。如《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规定：“ 法律援助实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

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存在的问题

经费困难。除个别经编制部门批准的法律援助组织外，其他社会组织基本上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设在各社会团体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站点情况相对好一些。这些站点虽然没有专项经费支持，但是由于其设在各社会团体内部，其办公经费一般都会从其所属部门开支。但是这些组织能利用的办公经费有限，所以其业务活动受到很大影响，有的形同虚设，很少开展活动。与上述组织相比，民间组织则困难更大，它们没有正常稳定的经费来源，有些组织因争取到境外资金而成立，后因为境外资金收缩或停止而遇到了生存困难。

社会法律援助组织人员的身份不明确，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较为艰难。社会法律援助组织中具有律师资格的工作人员由于受到执业场所的限制不能取得法律服务执业证书，他们在法律援助活动中的身份经常受到质疑，得不到法院、仲裁机构的相应支持，在协调处理纠纷及办案取证等等活动中，办理案件的工作人员也受到许多限制。由于经费及专业服务资质等原因，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活动范围很窄，与法律援助机构的受理案件范围很多是相同的，没有成为政府法律援助工作的有效补充。

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监督。目前，对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活动还缺乏具体的规定，针对社会组织踊跃但无序地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情况，有些地方的司法行政部门已经开始关注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的情况。但是目前仅仅是与经其批准设立的组织保持着经常性的工作联系；而对未经其审查、批准成立的社会法律援助组织，可以说是基本上不了解其从事法律援助活动方面的具体情/，！/况，更谈不上管理和监督。收费问题仍然存在。仅从了解到的情况看，曾经发生有些社会组织因法律服务方面的收费引起纠纷被投诉到司法行政部门的情况。

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定位思考不够。主要表现在：一是虽然挂了法律援助牌子，但工作仍处在权益维护的老模式上，对怎样开展法律援助思考不够；二是将政府法律援助机构视为维护社团成员利益的渠道，在工作开展中因依赖政府法律援助而失去 自治品格 ；三是致力于建立一套与政府法律援助相仿的工作体制 ，独立于政府外开展的却是与政府法律援助重合的工作。

法律援助机构履行职能的主动性和效率有待提高。是否能够切实有效地为困难群众提供及时、 便捷、 合格的法律援助服务，法律援助资源使用效率的高低，都与法律援助机构职能发挥的好坏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一些法律援助机构重办案轻管理，疏于履行组织实施法律援助的职责，影响了整个法律援助的工作效率。

如何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法律援助

明确参与法律援助的指导思想

我们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目标是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形成合力，努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对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监督和管理，我们要坚持：社会法律援助组织与政府法律援助协调互补；多元化发展；不从事有偿法律服务 。严格保证质量。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以社会法律援助组织自律为主的内部治理机制。为保证提供合格的法律援助服务，对社会组织要实行准入制度，明确监管的标准和责任。

加强政府在法律援助中的责任

立法 方面，加大力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法律体系。首先要求中央政府对外加大对国际法律援助制度的研究和交流力度，把握世界各国法律援助的发展趋势和成熟经验，对内则应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结合各地法律援助工作实践，制定详细的统一标准和规范性指导文件，形成以《 条例》 为基础，各种配套法律、法规为辅，相互衔接，多层次、综合性的法律援助法律体系，确保法律援助事业协调有序发展。对于地方各级政府而言，则应依据《条例》并结合本行政区域财政、法制状况，制定符合本地特点的具体实施标准，要本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制定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援助细则，并随着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时做相应调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向中央政府提出立法建议，使公民的法律援助权利真正具有可靠的法律保障。

资金方面，加大资金投入，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首先，必须加大国家财政拨款数额，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其次，建立政府性法律援助基金。从实践上看，这种基金是一个很有发展潜质的资金筹集途径。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法律援助政府性基金可采用以下筹集方式：一是每年由政府从律师行业收取的营业税及个人所得税中按一定比例返还给法律援助机构，用做法律援助经费；二是从福利彩票、募捐扶贫济困等各项公用资金中提取法律援助基金；三是政府将部分罚没款提取一定比例作为基金；四是依法收取应由受援人承担的合理费用，同时从败诉的非受援方交纳的诉讼费用中也可提取一定的比例，作为法律援助基金。

完善监督机制，加强监督。加强对法律援助机构、社会组织等开展法律援助活动的监督管理，严格法律援助实施主体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中的工作纪律，明确法律援助转移支付专项经费专款专用，定期予以监督检查。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要加强考核，无论是办案数量还是办案质量都应达到一定标准，对于能力素质不达标的人员要坚决调离法律援助队伍。

加强培训和信息交流，注重专业特色，加强业务培训，提高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的服务技能和服务水平。

动员、挖掘具有“维权性质”的社团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横向延展覆盖触角。

吸纳社会各界支持参与法律援助，更好地维护困难群体合法权益，是法律援助事业深入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通过对法律援助受众人群和服务实施主体分析发现，工、青、妇、残、老等社团组织工作的基本职能是代表和维护其社团成员的合法权益，其机构具有的维权特性与法律援助为困难群众依法维权的本质高度契合，且具有周密的组织网络体系，人员、编制和经费保障稳定，如果能够参与到法律援助中来，则是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有益补充。

发展专业的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完善维权网络，活跃工作局面。

充分吸收社会律师作为志愿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健全完善律师激励机制。截至 2013 年 11月，全国共有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颁行了法律援助条例，其中仅安徽、福建、江苏等 12 个省份规定“对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对此，一是要继续扩大激励机制的覆盖范围，在其余的省份中建立奖励和表彰的激励机制，以提升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同时，激励机制应当以义务和职责的形式明确化，具体到条文表述中宜规定为 “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突出强调 :请记住我站域名“应当”二字，更有利于保障激励机制的有效实现。

二是要增强激励机制的含金量。激励机制的实现形式主要为奖励和表彰。一方面，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成绩突出的律师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大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表彰力度，加强对先进典型、先进事迹的学习、宣传，通过授予荣誉、提高社会美誉度的方式来增强广大律师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自豪感和内心动力，激发其热情和积极性。

积极吸纳院校学生为志愿者从事法律援助活动。各地区可以与当地大学法学院合作开展法律援助活动，组织在校学生到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接待咨询、承办案件，法律援助机构成为了学生们的“实践课堂”，既为法律援助带来活力，也储备了人才。（江西省新建县人民法院 张小秀 邓金华）

参考资料：

1、宫晓冰: 《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研究》，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20__ 年，第 3 页。

第9篇

公民诉讼相对于律师诉讼而言，共同构成了目前我国的整个诉讼制度。从它的发展历史来看，公民诉讼一直处于非正式状态，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制度，但我们仍可以从我国诉讼制度的演变历史中发现一些普通公民参与诉讼的痕迹。

我国出现诉讼人的历史可追溯到奴隶制社会。当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诉讼，由于严格等级制度的存在，贵族在发生争讼时自己不能直接参与，而是派遣自己的诉讼人进行，该些诉讼人不是专门的职业人员，而是贵族能言善辩的臣下。这些人是作为贵族的替身看待的，当时有哪一方辩论失败则处罚相应人的情形。进入封建社会直至近代，被称作“刀笔吏”和“讼师”的民间诉讼人或辩护人逐渐普遍，几乎成为一种固定的职业，但由于他们的行为存在的“挑词架讼”、扰乱司法管理秩序的情况，并危及封建王朝的统治权威，因此一直未被法律所认可，相反，历代都有一些“刀笔吏”和“讼师”被送官治罪甚至遭处死的典故。在法律上认可诉讼人是到元朝之后，明、清两代亦有因袭。元朝法律规定，官员以及年老疾患者的亲人、家属可在特定的家事诉讼中出庭诉讼。此立法的原意在于维护官民等级制度，但也有体恤弱者的一面，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二、我国目前阶段存在公民诉讼的原因

公民诉讼的存在，在于其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法律制度上许可公民诉讼的存在源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人民司法的精神内涵。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有权参与国家各项管理，公民参与诉讼是每一位公民行使民利的表现形式；而人民司法的一贯提法更加清楚地表明了我国司法诉讼对于民众参与的开放性，公民诉讼是其应有的题中之义。

其次，公民诉讼能够基本满足相对我国变革前简单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需要。从建国以来一直到80年代中前期的计划经济制度下，我国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经济、政治关系都相应的明确和简单，法律关系基本停留在传统状态，所涉的诉讼案件的领域十分狭窄，法律的专业化以及法律实践人员的专业化都不是急迫的问题，从当时的实践来看，公民作为人也是基本能够适应当时诉讼的要求的。

再次，专业律师在质量和数量上仍不能满足需求。律师制度经过建国前后的几番沉浮，后律师制度恢复后的一段时期内从业人员相对较少，不能够满足诉讼实践的需要，而诉讼事务的非专业状况也使得诉讼参与人对于律师的需求没有强烈的愿望。由于公民人一般都是当事人的亲朋邻友，进行诉讼也比较方便，同时这种关系也有助于通过案件的审理起到教育周围人群以及宣传法制的作用。因此，公民诉讼的存在缓解了诉讼当事人对于诉讼帮助的需求矛盾。

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传统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是公民诉讼存在的关键因素。我国的司法体制在实践中强化了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强调法院在查明事实、维护当事人权益的职权，在诉讼中当事人只需要消极地配合法院的诉讼指导，其自身的举证、辩论并不是最后裁判结果的决定因素，因此，由公民人参与诉讼与律师诉讼在很多情况下不存在什么区别。

三、 公民诉讼在目前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尽管公民诉讼的存在具有一些制度上的合理性，但随着“我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各领域的变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丰富，社会的分工也越来越细致和复杂；司法诉讼模式完成了从超职权主义向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并重转变；律师制度亦顺应社会的需要逐步完善起来”等一系列制度和事实上的变化，公民诉讼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以及在实践中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并引发了一些问题。

1、经济利益驱动违法，实践中冒充律师收取费用诉讼的黑律师、土律师大量出现。三大诉讼法对公民人的资格都有较宽的范围，按照其规定，几乎任何一个理智正常的个人都可以成为公民人（除法律援助案件对援助人有一定限制外），造成一些不具有律师执业资格的人员很容易以公民人的身份参与诉讼而向当事人收取报酬。前些年的实践也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以诉讼为业的“黑律师”、“土律师”群体在全国各地出现。这些没有律师执业资格的普通公民“挑词架讼、胡乱收费、骗取钱财、干扰司法审判”，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引起了法院、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司法部曾于1990－1992年间几次发文明确只有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才能向社会提供有偿的诉讼服务，但由于实践中缺少制度化的具体措施配套，相应的管理也没有到位，使得以营利为目的的公民诉讼问题屡禁不止。

2、素质不高，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社会生活的变化使得现代法律关系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诉讼的进行则更需要高度的技巧，由于公民人一般不是法律专业人员或者很少实际接触诉讼事务，因此其对于诉讼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的认识以及对具体诉讼程序的把握与律师相比有着较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在最后的诉讼结果产生上往往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从司法实践中也可以发现，许多案件的败诉方并不一定是在实体上没有理由，其败诉可能就是因为不合格的诉讼人没有尽到职责。

3、分割了法律服务市场，使法律服务行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断加剧。司法行政主管部门虽规定“不得以公民形式向社会提供有偿的法律服务”，但由于该规定缺乏落实的具体举措而形同空文。公民人的有偿法律服务破坏了法律服务市场严格准入的制度，造成法律服务市场竞争的无序状态。同时，由于公民担任诉讼人时不必承担任何管理费用和税费，因此在实践中除公民人进行收费外，出现了律师、法律工作者或公司法律顾问按本行业收费标准收费而以公民个人名义当事人进行诉讼的情况，加剧了公民诉讼问题的复杂性和法律服务市场的不正当竞争状态。

四、完善公民诉讼制度的若干建议

1、明确担任公民诉讼人应当具备的资格，并划分公民作为诉讼人可以进入的诉讼程序范围。

尽管在这一问题上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是首先应当考虑的问题，但保障当事人最基本权利的实现、确保司法诉讼顺利进行是制度设立的最初目的，因此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公民人的资格作出一定的限制是有必要的。

首先，以普通人具备的法定要求为基础，明确公民人应具有完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不得与委托人在委托事项上存在利益冲突；不得与对方当事人存在共同利益；不得双方等。

其次、除了根据诉讼特性的需要外，对各诉讼程序中可以担任公民人的人员含义进行统一明确的界定。现行的各诉讼法对于公民人的规定中都使用了类似“近亲属”、“亲友”、“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以及“社会团体”等语义模糊的词汇，该些词汇在语义上的不确定使得法律规定形同虚设；而即使是同一词语，各诉讼法中的解释也有不同，如在目前行政诉讼法的有关司法解释中，对于近亲属的范围界定与刑诉法的规定是不同的。此外，一些法条中存在的含义或标准不明确的规定（如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中都允许有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进行诉讼，但法条中没有对何种条件可以许可未作规定）则将标准进一步明确。目前法律的修订工作中，这样一些技术型的工作完全是可以做到的。

再次，明确不得担任公民人的除外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是可以参照的范例。对此，笔者认为以下人员不得担任公民人应予确定，包括：刑罚（包括缓刑）尚未执行完毕的人员；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的现职人员；受案法院的人民陪审员。除此，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是否可以担任公民人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笔者认为，外国籍人是否给予诉讼方面的国民待遇应按照对等原则处理；对于无国籍人，目前应规定不得担任人，将来则可视我国司法的开放程度以及管理方便与否再作确定。此外，港澳台等地区居民是否可以个人名义他人诉讼也是一个在实践中急需确定的问题，对此笔者的观点是肯定的。

最后，应按案件类别的不同区分公民人可进入的范围。对此问题，应作进一步的研究。公民人是否可以进入任何一种诉讼（刑事、民事、行政、审判监督），是否可以进入任何一个审级（一审、二审），都是今后诉讼法修订时应当明确的。从目前来看，法律援助案件排除公民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确保了柔弱群体在遭遇法律诉讼时得到最好的帮助。

2、建立公民诉讼的登记制度，确定由司法行政机关对公民人进行行政登记和管理。公民诉讼在现实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对诉讼制度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除了在立法上进行规范之外，加强行政管理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目前的司法行政部门对于法律服务市场的管理还局限于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其虽然对公民诉讼中假冒律师的行为拥有法定的处罚权，但对未假冒律师的公民进行的诉讼则无明文规定。笔者认为，江苏省在此方面的制度建设值得借鉴。在现有的立法框架下，江苏省由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司法厅联合了关于规范公民接受委托参与诉讼的有关规定。确立了以司法审查和行政登记为两个重点的双重管理体制，并在各地方建立了公民诉讼的行政登记制度。如金坛市明确“对公民无偿从事诉讼或者辩护业务的，应当由其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政机关登记审批”。在这里，强调的是公民人在诉讼前需经登记的程序，这里的登记并非许可，只具有一般的程式意义。但该登记却有助于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对公民诉讼情况的掌握，有利于其管理和规范公民诉讼领域出现的违法现象。为方便当事人计，建议由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安排专门的官员常驻法院负责行政登记和审核工作。

在司法行政主管部门或法院进行相应审查后，对于某些以诉讼为常业、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直接目的的公民人（包括目前实践中较为突出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以公民为名行谋利之实的情况），一旦确证，可认定其为非法经营进行相应处罚。如果该公民人有志于从事法律服务工作，可教育其通过相应的考试、考核，取得执业证书，合法地从事诉讼活动。对于一些非法从事法律服务的机构，则要坚决整顿打击。

由于目前法律没有授权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对于公民诉讼以管理和处罚的权力，因此相应的立法修改也是该制度确立的必须配套。

3、完善诉讼程序规则，落实司法审查权

根据现各诉讼法规定，法院除了对法律上已规定不得担任公民人的人员得拒绝其外，法院的审查权只限于形式上审查文件是否完备。同样，由于“不合格公民人”审查标准在法律规定上的缺失，法院的司法审查权无法真正落实。

笔者认为，从立法设置对公民诉讼进行司法审查为保障司法公正和当事人根本权利的目的来看，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对申请诉讼的公民加以审查：

（1）公民人详细的身份证明及其与当事人关系的相关材料。要求公民人出具详细的个人身份证明、与委托人之间关系的证明材料、已经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材料等，并明确不合格人的标准，从而最终确定公民人是否具有担任人的资格。

（2）对委托其他公民担任人的当事人本人进行相关告知制度。在案件审理前将委托公民人的法律后果告知当事人本人，确认公民人的行为将对其产生直接的法律效力，让其明确公民人可代表其行使授权范围内的诉讼权利，明确公民应属于无偿；同时明确公民人因活动中重大过错造成被人损失的，被人有权要求赔偿等。

（3）赋予诉讼对方当事人异议权。设立这一权利的基点在于当事人对于自身利益的关切。从实践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对于公民人走后门、收买法官等意见最大的是诉讼中的对方当事人，因此，设置对方当事人的异议权将有助于发现不合格的公民人。当然异议的提出必须佐有相应的证据，遵循一定的程序。

（4）确定人民法院对于否定公民作为诉讼人的决定为不可上诉之事项，但可参照回避申请决定的处理设置同级法院复议程序，对于坚持委托被拒绝之相关公民作为人的当事人，应明确告知其法律规定，如果该当事人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则应当积极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4、加强公民人权利行使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