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哲学有一个耳熟能详的简洁定义,也是最高定义,这就是爱智慧,就是对智慧的追求。但问题在于对智慧本身的理解。就作为哲学典型发端的古希腊来说,智慧被明确地规定为理论知识,其基本的目标就是揭示绝对真理。不仅哲学的功能被理解为认识,而且认识的目的被把握为揭示真理。我们把这样一种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传统称为认识论路线的哲学。在这条路线上,哲学被理解为一种理性的沉思,追寻不受经验和现象干扰的自在真理。哲学以理论的方式面对存在世界,以期达到对存在世界本身的理解。在这条路线上,不论观念与对象符合,还是对象与观念符合,哲学真理只能被理解为符合论的知识。关于存在是什么并且我们如何知道存在是什么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成为传统西方哲学的核心。
在这一哲学传统中,哲学与政治之间产生必然的二元论划分和实践中难以解开的纠结。既然哲学事关存在的绝对真理,而政治是统治的技艺,政治中的艺术和经验就只是某种不确定的意见,没有真理性。而且权力可能干扰人们认识真理,只有在没有政治权力的地方才有真理性的认识,因此哲学高于并且远离政治。在柏拉图那里,哲学家管理城邦是从理念世界下降到经验世界,被理解为一种牺牲和贡献。柏拉图的哲学王,并不是说当上了统治者是哲学家的荣耀,而是说政治只有服从哲学提供的绝对原则才是好的政治。而近代的康德认为,不能期待着国王哲学化或者哲学家成为国王,而且也不能这样希望,因为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很显然,不论是柏拉图的哲学王还是康德的哲学家不能为王,都是肯定了哲学优先于政治的绝对地位。在西方认识论哲学传统中,哲学和政治是两回事情,并且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制。
然而,这个认识论哲学传统无可挽回地终结了。关于它的终结,我们已经在不少的地方谈论过,核心的问题是自在概念和绝对概念的瓦解。存在是在实践与认识中与我们相关联的对象性存在,现实是实践中的生成,而不是自在存在和自在运动。因此我们只能形成对象性的认识,而不是无时间的绝对真理。知识是被构成的,而且知识的对象也是在实践中被构成的。在这样一种思想视域中,哲学不是现实之外对现实的理论直观,而是在实践中面对现实并且超越实存的那样一种批判性的思想维度。它要反思的是人作为存在怎么存在,并且怎么样去存在,因此是事实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存在智慧,是我们应该依循它去生活的、关于世界的看法,即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再被把握为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科学。哲学从来就在生活世界之中,并且要自觉地立足于生活世界。洞穴之外的理念世界诸如绝对正义、理想城邦等等只是观念的幻想,存在的异化。
在自觉地以生存的实践为基础和目的的哲学中,不再有关于经验和现象之外的关于存在的冥思(本体论问题),也不再有内在的意识如何可能抓住外在对象的思辨困境(认识论问题)。关键的是:在物性世界生存的人作为个体和作为类如何面对现实并且超越他的实存。哲学就是超越性的批判和建构。诸如正义、平等、自由、至善、良知,乃至于宗教的上帝、天堂、来世等等本质上只是超越实存的观念建构,虽然对于生活实践具有根本的导向意义,使存在超越单纯的物性成为人的世界,但是,它们本身不是自在存在,也不是绝对的生存原则,而是历史性的思想建构。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一种发明观念的活动。有一本政治哲学导论的书名就叫做《观念的发明者》,这一书名恰当地表明了哲学的功能和性质。实证的真理让渡给了科学,哲学的任务就是发明观念、创造意义、思考价值,自觉地将自己看成超越性实践内在的构成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指向异常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当然,问题在于不要将这样一种实践的理论阐释为脱离时间的绝对真理和抽象教条,而是以实践思维为基础,将思想导向生存的世界。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思想趋向现实的同时,现实也要趋向思想。这是一种存在的循环。在这个循环中,有哲学,当然有政治。由此我们能够理解,“革命”乃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
随着哲学从认识论路线向实践论路线的转型,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哲学既然不是实践之外的理论直观,而是生存的智慧,哲学不在政治之外而是在政治之中发生。不是说哲学只有远离政治才能发现真理,政治只有远离哲学才能抓住现实。正好相反,哲学在政治权力的运作中形成,政治权力应该在哲学理念的引导下运行。政治与哲学相互规定和相互构成。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变迁意味着哲学存在论必须具备政治的维度。今天关于哲学存在论的谈论远离了这一维度,将退回到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辨。
只是从哲学形态和哲学性质的变迁来看政治哲学成为第一哲学,还是一个初步的认识。它讲的还是思想史内部的事情。真正说来,思想发展不是思想史内部自我推动的结果,而是思想与现实交汇作用的产物。今天,政治哲学成为第一哲学不仅是哲学形态变迁的结果,而且是政治作为社会历史维度的当代转型在思想上的一种体现、一种要求。随着政治内涵和功能在当代的变化,政治不再是社会历史的附属结构,而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构成维度,日益发挥着维系人类存在和推动人类发展的存在论功能,因此迫切需要一种具有哲学高度的政治理解。关于政治的谈论离开了存在论的高度,将变成一种关于统治的技术科学,难以理解政治的现实和意义。政治哲学成为第一哲学,讲的是适应政治变迁的当代趋势,将对政治的理解提升到社会历史的存在论高度。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说的是人天生地要过一种社会性的生活,并且天生地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当我们今天来谈论人的政治性的时候,其广度和深度与亚里士多德时代,甚至与启蒙开启的现代都不可同日而语了。政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政治已经真正地成为了普遍的政治,成为人类存在基本的构成维度。所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说,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传统对于政治的理解立足于公共与私人、国家与社会等等二元论结构,好像政治仅只是社会结构中的一块,可以并且必须划定自己的边界。但是,如今政治具有越来越强劲的渗透力,已经作为一种基本的力量构成生活的内在维度,我们的呼吸、我们的饮食乃至于我们的性爱都在政治中被构成。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都有政治因素的中介。我们生活在政治之中,政治构成生存的条件。这种政治的普遍性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在政治成为普遍政治的同时,政治也成为总体政治。过去的政治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因此主题是对内统治和对外关系,核心是权力的实现。进入现代之后,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类进入了世界历史时代,跨越民族国家和血缘地缘的限制成为总体性的存在。政治第一次获得了人类作为总体性存在的背景。在政治叙事中,人类作为主体,人作为类的生存和发展成为主题。政治本身成为总体性的政治,而不再只是局部的政治,诸如阶级的政治或民族的政治等等。赵汀阳先生提出了一个“天下体系”的概念,并依此谈论当代政治。很有意思。我想,核心就是人类存在的总体性进入政治意识。政治的理解具备了人类总体性的存在论意识和存在论背景,将意味着政治概念逐渐超越利益纷争和权力斗争的“厚黑学”层面。
政治要处理的不外是人类社会内部的关系问题和人类存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发生了质的变化。按照我的说法,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触及到了生存的社会底线和自然底线。也就是说,社会内部的斗争和冲突完全具备了多次毁灭整个人类的力量,人类生存的需求已经日益迫近了自然环境本身的承受能力。一句话,人类已经生存在一种自我发展的自我毁灭之可能性中。在这种语境中,政治的本质任务不再只是维系社会秩序,或者追求更好的生活,而是挽救人作为类的继续存在。政治对人类的存在必须具有根本的担当,因为我们已经到了可能完爆地球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不再只是一种自由解放的政治,而且是一种救亡的政治。关于政治这种担当意识的日益突出,不仅可以从政府间的正式会议,而且可以从许多民间的和平运动、环保运动中看得到。如果对政治的理解还是停留于天赋人权的解放话语中,将远离人类生存的现实和需要。救亡已经并将根本地成为政治实践的基本主题。
进入现代以来,由于批判传统政治的专制主义和集权主义,现代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是一种消极的政治。主张弱化政治的职能和限制政治权力,政治被看成一种不得不忍受的恶的力量。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发展,公共生活日益复杂化,私人生活越来越社会化,人类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也越来越多,这就迫切地要求政治承当更重要的使命和职能。除了强制性的政治力量,道德约束、宗教精神当然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不是根本性的。随着政治的功能不断强化,一种积极的、能动的政治形态正在日益成为现实。建立在权利扞卫和利益瓜分基础上的政治模式和政治理念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政治发展趋势。只有强大的、积极的政治才能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需求。
面对政治领域中的这些巨大变化,应该从存在论的高度重新领会政治的内涵及其意义,形成一种积极的政治概念,重塑政治的基本形象。离开了存在论的高度,仅只是在技术操作的层面难以把握政治的功能及其当代变化。从回应政治的实现和深化政治的理解上来看,政治哲学应该成为第一哲学,成为后形而上学视域中哲学存在论的基本形态。
本文从高中政治学科的地位、优化教材结构、内化教材内容、深化教材价值等角度，略谈如何优化高中政治教材内容，实现思想政治课的教学目标，提升学生的学习水平。
关键词： 高中政治教学 优化教材 提升教学品质
一、高中政治学科在教学中的地位及意义
政治教学贯穿整个高中阶段，是学校教育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主要课程和教学手段，起着主导地位。高中的思想政治课内容丰富，从经济规律到政治思想，从哲学思想到文化知识，从国内现象到国际事件，从当前到未来发展趋势都是学生所需要掌握的，对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起着重要的作用，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塑造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教师要根据教材的内容、采用多种方式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对政治的关注，对国家命运和自身的命运相联系，让学生认识到政治课的重要性。在高中阶段，政治课不仅是考试的重要科目，更是认识一切事物的引导课程，在政治课中分析、理解、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建立完整的人格，这一切是高中政治教学的立足点。
政治教师要认识自身学科的重要性，充分发挥自己的能量，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政治教师是国家政治方针和政策的代言人，是教育领域中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的骨干。教师要做到在理论上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引导；在实践上以身作则，积极纠正学生的错误行为；匡扶学生的思想信念；指导学生的处事原则；以学生为本，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学生学习政治，树立正确的观念、提高个人政治素养，在掌握国家政策方针的基础上，能够做到身体力行，做有益于社会的人。
二、新课标是创造性使用教材的前提
国家课程标准、教材编写、教学是评价和检查的基础上，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体现了国家对不同阶段的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基本要求。课程设置的性质、目标、内容、结构，提出了教学建议和评估。教材是课程标准的具体体现，是教师通过教学课程标准的媒体。如果课程标准是圆的中心，教师对教材的理解是圆的半径，无论多么大，都离不开中心圆。所以教学中，教师应研究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准确、全面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课程标准。有许多一流的教师在教学期间总是把课程标准，目标拷贝、粘贴在备课本首页，基于这样理解阅读材料与教材编写意图，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为了解决课堂教学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真正的课程改革应更全面、准确地反映不同模块及实现主体价值和教育价值。
如《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呼吁关注高中生的心理、智力、身体和其他方面的发展潜力。在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和关注各种生活问题的同时，采用了合理的解释，以循循善诱的方法帮助学生确定正确的价值标准。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什么是原产地的“哲学”为例，思想政治必修4“生命哲学”教材，原哲学味道很浓的话题，在“生活充满哲学”箱通过教学，案例，现状与问题，得出一个结论，哲学源自人们在实践和思考的世界。马克思的哲学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教科书中的专家评论栏目，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提供给学生，师徒二人的哲学起源于惊喜，关注混乱，这些意见是正确的吗？与马克思的哲学相比谁更正确？当然是马克思的哲学。因为惊喜，混乱是一个主观的心境，而这种情况只能在实践中产生，看到柏拉图指导的哲学起源的质疑，只停留在半，只有马克思的哲学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表明，新的教学材料，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更是鲜明的思想政治教育。本指南不拘泥于强加给学生，而是通过一个分步指南来很自然地完成。
三、适度调整、优化教材结构
新课标理解注重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综合性人才。因此，高中的思想政治必修课新教材随之作了相应的调整。新课程注重学生的学习心理逻辑与学科逻辑，从生活理念出发，以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经济生活为主体，辅之以相应的学科知识为支撑。按照学生的认知，针对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结合社会生活，以感受生活、理解生活、适应生活、反思生活为逻辑顺序建构教材结构。这一结构的调整进一步贴近了学生，教师在教学的实践中也就变得得心应手。但是，这一教材结构不等于要求教师完全按照教材来教。在教学过程中，完全可以按照实际需求，临时做更贴近实际状况的调整。但应当遵循教材的大纲和与学生为主体的主方向，使得教学内容更加成熟，教学效果也便会随之增强。学生受益，教师也收益。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四、促进意义建构，内化教材内容
知识的本身是服务生活，学生在走进课堂的同时也在思考着生活中的困惑，试图用课堂上的知识去解决自己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这样反复，他们在生活与学习之间也便积累了许多经验，用经验作参考再去学习理解新的知识。由此可以看出，学生并不是知识的接收者，相反，而是知识的建构者。建构的意义就在于，利用自己对事物的有关经验，去判断学习新的知识，用学到的这些知识去形成新的经验，这样新旧交替，不断成长，形成新知，丰富个人思维。所以说，教学是师生之间的双向互动，不是知识的传递，是灌输、是知识的加工、转换。学生是主体，教师不可以忽视学生，不应只是进行简单的满堂灌。要设置相关教学探究情境，学会倾听学生的心声。比如，依靠学生的交流、讨论，或是依靠学生的观点阐述，依靠学生的观点引出新的知识，等等。这样才能激起学生的兴趣，活跃课堂的气氛，最重要的是也提高了课堂的效率，使得学生在旧知识的启发下理解新知识，引导学生获得新的经验，更好地服务生活，如此循环往复，从而使得知识的掌握更加牢固，学生的成长经验更丰富。
关键词:政治哲学;葛兰西;文化霸权
中图分类号:BO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224-02
尽管对政治哲学内涵的界定,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政治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之所以能够存在,就必须对政治生活的两个问题从宏观上做出回答。这两个问题即什么是优良的政治生活和人们如何才能过上优良的政治生活。这是政治哲学具有合法性的两个基本的向度。本文以这两个基本向度为参照系来分析西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葛兰西的政治哲学。
马克思主义(狭义)的政治哲学精神可以用马克思本人的两句话来概括:“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实现了人的自由和解放了的政治生活才是人类最优良的政治生活。为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就必然是实践的政治哲学,它致力于使哲学家们走出书斋,走出象牙塔,承担起改变世界、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使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还是具有历史主体性的政治哲学,它把自己的学说建立在现代人类社会历史主体一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是具有历史批判性的政治哲学,它主张通过批判和创新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与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在什么是优良的政治生活上,葛兰西尊奉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认为政治哲学的基本使命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因此,他提出了实践哲学的主张。他的实践哲学的基本原则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他在论及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是对历史的开拓,这种精神会延续几个世纪,直到传统的政治社会消失,最终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他的实践哲学的根本任务同马克思主义一样,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从必然向自由的过渡。其实,综合考察葛兰西的政治哲学,就会发现,他政治哲学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对“什么是优良的政治生活”的回答,而在于对“怎么才能实现优良政治生活的回答”。恰恰因为他对后者的回答,既奠定了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同时又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如何实现最优良的政治生活,葛兰西从西欧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完整的文化霸权理论。他以东西方的社会结构差别为契人点,构建了市民社会的核心范畴,提出新的革命观,制定了新的革命战略,并阐述了知识分子在实现革命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1.市民社会。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在葛兰西的政治哲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正是在分析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获得文化霸权,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使用过市民社会的范畴,但他们都是从物质生产关系方面来理解的。葛兰西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他是在分析东西方社会结构,从意识形态角度赋予了市民社会新的含义。
葛兰西认为在具有专制传统的东方落后国家,国家政权稀释了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不发达,它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在这里维护社会稳定的是国家政权和暴力统治。他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采取各种平衡形式的强力与同意的配合,而且避免强力过于显然地压倒同意;相反地,甚至企图达到表面上好像强力是依靠了大多数人的同意。”
葛兰西发展了马克思对国家结构分析的观点,提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结构的简明公式即“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这样,他对市民社会的含义有了新的认识:政治社会代表暴力和强制,是的工具;市民社会不再单纯代表传统的物质生活领域,而是代表着从经济领域中独立出来与政治领域相并列的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它既包括政党、工会、学校、教会等民间社会组织所代表的社会舆论领域,也包括报刊、杂志、新闻媒介、学术团体等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领域。正如他所指出的:“通常把国家看做是政治社会――这就是说,被用来把群众控制得和特定的生产和经济类型相一致的手段或某个其他的强制性机构,而不是把它看做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平衡。我所谓市民社会是指一个社会集团通过像社会、工会或学校这样一些所谓的私人组织而行使的整个国家的领导权。”
2.革命观。根据市民社会在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不同状态和地位,葛兰西提出了西方的革命形式应该是一种总体的革命。这种总体性的革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从社会角度而言,总体性革命是指要拓宽革命的领域。葛兰西认为,革命不应仅仅局限在政治领域,而应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领域展开,全面地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统治,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的形式。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必须在革命的过程中形成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文化、工作与权力机构的雏形,而把社会主义预先演示出来――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化概念――这是新制度的精神前提。这样就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准备了条件。
第二,从个人角度而言,总体性革命是指要使人成为真正的个体主体。葛兰西认为,不仅要在外部通过政治革命使人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获得自身的独立和解放,而且要在人的内部,在他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在他的文化结构和社会所起的作用中进行革命,从而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的个体主体,创造出脱离资产阶级结构的新人。
3.革命战略。为了实现这种总体性的革命,葛兰西提出了一种新的革命战略一“阵地战”。葛兰西借用军事上的术语“阵地战”与“运动战”来阐述东西方国家不同的革命战略及其革命战略的新转变。在这里,葛兰西所说的“运动战”是指采用暴力的手段直接夺取政权。而“阵地战”则是指逐渐夺取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并坚守自己的阵地,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要塞”和“堡垒”,要一个一个地予以摧毁,最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国家的领导权。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应该采取的新的革命战略。在他看来,像俄国那样的东方国家采取“运动战”是可行的,因为他们没有市民社会的基础,国家的力量表现在军队上。因此,只要客观条件适当,就可以通过政治革命进行改朝换代。
葛兰西形象地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市民社会”变成了很复杂的结构,能够经受直接经济因素的灾祸性的侵袭i在这种场合下,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起的作用好像现代战争中的堑壕体系。在这种战争中,看上去一定能够消灭敌人全部防御体系的猛烈的炮击,事实上只能破坏它的外部掩蔽的工事,因而,在冲击和进攻的时候,进攻者面临的是依然具
有威力的防线。也就是说,即使工人阶级的革命已经用暴力摧毁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也不会自行瓦解。因此,要想在现在的西欧资产阶级国家获得工人革命的胜利,就必须首先瓦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M。
4.知识分子。为了实现“阵地战”的革命战略,葛兰西认为必须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为此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特别关注,也试图从全新的角度探讨知识分子及其职能问题。
葛兰西重新界定了知识分子的范畴。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不仅包括哲学家、艺术家、作家和新闻记者,还包括政府官员、政治领袖;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家、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在知识界占有重要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智力活动专门化了并交给各类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经济学家。初级的专门化仅限于经济方面,但任何基本阶级决不会就此止步,它渴望领导社会,由代表其根本利益的知识分子行使领导权。
知识分子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活细胞,他们构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使后者认识自己的使命,进而使这种意识形态成为渗透到整个社会的世界观。在意识形态的传播方面,知识分子不仅掌握宣传工具,而且肩负着在市民社会内部组织、建立“意识形态结构”的重任。同样,在政治社会中,知识分子负责管理国家机器与军队。葛兰西把领导阶级与从属阶级对照比较时指出,某个阶级只有当形成了善于行使领导权和强制的知识分子阶层后,才能有效地具有同质性。
葛兰西把知识分子分为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两类。所谓有机知识分子,就是新生阶级的知识分子,而传统知识分子是与旧的经济基础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具体地说传统知识分子又分为两类:一是在旧政治社会中充当官吏,行使强制职能的少数人;二是在旧市民社会中活动的广大知识分子。他认为,有机知识分子不仅应视为无产阶级的力量,而且是最积极、最先进的力量。正是基于如此认识,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的全体党员应当看做知识分子。他还把文化、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建设联系起来,认为,一方面,要注意提高工农出身的党员的文化素养与政治觉悟,力争成为合格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要放手发展先进知识分子入党,扩大其在党组织内所占比重,从而从整体上提高全党的知识水准。
总之,葛兰西的政治哲学对“如何实现优良的政治生活”的探讨开辟了新的路径,这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和构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相统一的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294.
[2]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97-222.
[3]葛兰西.狱中书信[M].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59:204.
关键词:政治哲学;葛兰西;文化霸权
尽管对政治哲学内涵的界定,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政治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之所以能够存在,就必须对政治生活的两个问题从宏观上做出回答。这两个问题即什么是优良的政治生活和人们如何才能过上优良的政治生活。这是政治哲学具有合法性的两个基本的向度。本文以这两个基本向度为参照系来分析西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葛兰西的政治哲学。
马克思主义(狭义)的政治哲学精神可以用马克思本人的两句话来概括:“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实现了人的自由和解放了的政治生活才是人类最优良的政治生活。为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就必然是实践的政治哲学,它致力于使哲学家们走出书斋,走出象牙塔,承担起改变世界、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使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还是具有历史主体性的政治哲学,它把自己的学说建立在现代人类社会历史主体一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是具有历史批判性的政治哲学,它主张通过批判和创新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与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在什么是优良的政治生活上,葛兰西尊奉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认为政治哲学的基本使命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因此,他提出了实践哲学的主张。他的实践哲学的基本原则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他在论及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是对历史的开拓,这种精神会延续几个世纪,直到传统的政治社会消失,最终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他的实践哲学的根本任务同马克思主义一样,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从必然向自由的过渡。其实,综合考察葛兰西的政治哲学,就会发现,他政治哲学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对“什么是优良的政治生活”的回答,而在于对“怎么才能实现优良政治生活的回答”。恰恰因为他对后者的回答,既奠定了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同时又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如何实现最优良的政治生活,葛兰西从西欧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完整的文化霸权理论。他以东西方的社会结构差别为契人点,构建了市民社会的核心范畴,提出新的革命观,制定了新的革命战略,并阐述了知识分子在实现革命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1.市民社会。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在葛兰西的政治哲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正是在分析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获得文化霸权,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使用过市民社会的范畴,但他们都是从物质生产关系方面来理解的。葛兰西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他是在分析东西方社会结构,从意识形态角度赋予了市民社会新的含义。
葛兰西认为在具有****传统的东方落后国家,国家政权稀释了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不发达,它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在这里维护社会稳定的是国家政权和暴力统治。他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采取各种平衡形式的强力与同意的配合,而且避免强力过于显然地压倒同意;相反地,甚至企图达到表面上好像强力是依靠了大多数人的同意。”
葛兰西发展了马克思对国家结构分析的观点,提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结构的简明公式即“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这样,他对市民社会的含义有了新的认识:政治社会代表暴力和强制,是的工具;市民社会不再单纯代表传统的物质生活领域,而是代表着从经济领域中独立出来与政治领域相并列的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它既包括政党、工会、学校、教会等民间社会组织所代表的社会舆论领域,也包括报刊、杂志、新闻媒介、学术团体等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领域。正如他所指出的:“通常把国家看做是政治社会——这就是说,被用来把群众控制得和特定的生产和经济类型相一致的手段或某个其他的强制性机构,而不是把它看做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平衡。我所谓市民社会是指一个社会集团通过像社会、工会或学校这样一些所谓的私人组织而行使的整个国家的领导权。”
2.革命观。根据市民社会在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不同状态和地位,葛兰西提出了西方的革命形式应该是一种总体的革命。这种总体性的革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从社会角度而言,总体性革命是指要拓宽革命的领域。葛兰西认为,革命不应仅仅局限在政治领域,而应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领域展开,全面地****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统治,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的形式。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必须在革命的过程中形成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文化、工作与权力机构的雏形,而把社会主义预先演示出来——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化概念——这是新制度的精神前提。这样就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准备了条件。
第二,从个人角度而言,总体性革命是指要使人成为真正的个体主体。葛兰西认为,不仅要在外部通过政治革命使人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获得自身的独立和解放,而且要在人的内部,在他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在他的文化结构和社会所起的作用中进行革命,从而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的个体主体,创造出脱离资产阶级结构的新人。
3.革命战略。为了实现这种总体性的革命,葛兰西提出了一种新的革命战略一“阵地战”。葛兰西借用军事上的术语“阵地战”与“运动战”来阐述东西方国家不同的革命战略及其革命战略的新转变。在这里,葛兰西所说的“运动战”是指采用暴力的手段直接夺取政权。而“阵地战”则是指逐渐夺取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并坚守自己的阵地,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要塞”和“堡垒”,要一个一个地予以摧毁,最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国家的领导权。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应该采取的新的革命战略。在他看来,像俄国那样的东方国家采取“运动战”是可行的,因为他们没有市民社会的基础,国家的力量表现在军队上。因此,只要客观条件适当,就可以通过政治革命进行改朝换代。
葛兰西形象地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市民社会”变成了很复杂的结构,能够经受直接经济因素的灾祸性的侵袭i在这种场合下,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起的作用好像现代战争中的堑壕体系。在这种战争中,看上去一定能够消灭敌人全部防御体系的猛烈的炮击,事实上只能破坏它的外部掩蔽的工事,因而,在冲击和进攻的时候,进攻者面临的是依然具有威力的防线。也就是说,即使工人阶级的革命已经用暴力摧毁了资产阶级 的政治统治,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也不会自行瓦解。因此,要想在现在的西欧资产阶级国家获得工人革命的胜利,就必须首先瓦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M。
4.知识分子。为了实现“阵地战”的革命战略,葛兰西认为必须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为此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特别关注,也试图从全新的角度探讨知识分子及其职能问题。
葛兰西重新界定了知识分子的范畴。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不仅包括哲学家、艺术家、作家和新闻记者,还包括政府官员、政治领袖;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家、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在知识界占有重要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智力活动专门化了并交给各类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经济学家。初级的专门化仅限于经济方面,但任何基本阶级决不会就此止步,它渴望领导社会,由代表其根本利益的知识分子行使领导权。
知识分子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活细胞,他们构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使后者认识自己的使命,进而使这种意识形态成为渗透到整个社会的世界观。在意识形态的传播方面,知识分子不仅掌握宣传工具,而且肩负着在市民社会内部组织、建立“意识形态结构”的重任。同样,在政治社会中,知识分子负责管理国家机器与军队。葛兰西把领导阶级与从属阶级对照比较时指出,某个阶级只有当形成了善于行使领导权和强制的知识分子阶层后,才能有效地具有同质性。
葛兰西把知识分子分为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两类。所谓有机知识分子,就是新生阶级的知识分子,而传统知识分子是与旧的经济基础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具体地说传统知识分子又分为两类:一是在旧政治社会中充当官吏,行使强制职能的少数人;二是在旧市民社会中活动的广大知识分子。他认为,有机知识分子不仅应视为无产阶级的力量,而且是最积极、最先进的力量。正是基于如此认识,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的全体党员应当看做知识分子。他还把文化、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建设联系起来,认为,一方面,要注意提高工农出身的党员的文化素养与政治觉悟,力争成为合格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要放手发展先进知识分子入党,扩大其在党组织内所占比重,从而从整体上提高全党的知识水准。
总之,葛兰西的政治哲学对“如何实现优良的政治生活”的探讨开辟了新的路径,这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和构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相统一的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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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狱中书信[M].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59:204.
政治哲学家的哲学追问源自对自身所处时代困境的密切关注和深刻反思。被誉为“自密尔，甚或伯克以来盎格鲁一撒克逊传统中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欧克肖特面对的难题是近现代政治中理性主义所带来的灾难。伴随文艺复兴对中世纪价值观的颠覆，人类逐渐摆脱上帝的主宰并重新发现自身——世俗生活世界终归属于现世中的芸芸众生，人类需要自己掌控现世生活。启蒙运动则为人类掌控自己的生活找到了一把钥匙——理性。“理性无疑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具有理性使人类区别于世间其他万物。人类确信，凭借自身的理性认识能力，通过观察与思考可以获得真确的世界图景，从而摆脱对神话传说、等外部权威的盲目依赖。理性要求置身于现实世界的个人亲身观察、独立思考、探求知识，以便真切地认识、适应客观世界，指导自身的生活，从而有助于廓清迷信，破除虚幻，明智审慎地追求和行为。然而，理性的这种功能却隐含着一种危险——走向理性主义，即对理性的无限夸大乃至崇拜。特别是近代以来，在自然科学成就的鼓舞下，人类对自身的理性能力呈现出明显的自负倾向。
以培根、笛卡尔为代表的启蒙哲学家们开始谋划寻求确定性的知识，试图从一个确定无疑的逻辑起点，经过理性的推理演绎，建构逻辑上自洽的知识体系，从而获致某种具有确定性的结果。理性成了最高的法庭和裁判者，一切都要放到理性的天平上进行评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性是以人对‘神’的反抗开始的：人把自己虚幻中观念化的超自然力量拉下了神坛，把人及其理性放在了原来上帝的位置。原来以神圣天意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和道德秩序，不得不让位于以人的‘理性’为基础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理性思维完成了向理性主义的蜕变。这种理性主义倾向不仅体现在哲学认识论上，而且开始渗透到现实的社会生活领域。
人类不仅试图凭借理性实现对自然世界的控制，甚至开始计划依靠理性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彻底重构，建立一个至善的俗世天堂。人类相信，社会生活的至善、人类的解放通过自身的努力而不是借助于外在的力量即可实现，仿佛依靠理性设计能够完全控制社会的运转，带来意想中的进步并进而达到“至善”的境地。“这种从笛卡尔那儿传给现代的理性主义，不但抛弃传统，甚至声称不需要任何这样的媒介，单纯的理性就可直接为我们的欲望效力，它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够建立一个新世界、一种新道德、新法律，甚至能建立一种全新的纯洁语言。”II至此，在理性主义的鼓舞下，人类试罔实现从上帝的救赎到人类自我救赎的转变。
欧克肖特观察到，近现代以来，政治领域受到理性主义的主宰，人类期望依赖政治的手段自己在人间建立一个完满的天堂。政治被认为在人性完美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政治被理解为为了实现人类完美而对人类活动进行的控制和组织。一种新的信仰随之诞生——欧克肖特称其为“信念论政治”。各种满怀完美理想的理性政治设计在近现代世界大行其道，整个社会似乎也开始朝着这个目标转向，“幸十会主义理想”和新自由主义开始在欧洲呈现繁荣之势并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正当人们信心满满之时，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西方的福利国家分别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极权国家盛极一时，战争与奴役成为时代的表征，最后导致了种种疯狂的行为和结果，人类文明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巨大的灾难。哈耶克警言，人类“致命的自负”正引领自己走向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对政治中理性主义的怀疑、反思和批判成为当代政治哲学致思的时代任务和难题。身置现代性社会的欧克肖特，自觉承担起破除政治中理性主义神话的重任。
二、经验及其类型与知识的二分：欧克肖特政治致思的哲学基石
史上伟大政治哲学家深刻的政治哲学洞见是建立在其深刻的哲学基础之上的。作为政治哲学家的欧克肖特，认为哲学在人类精神活动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构成其他领域沉思的前提。“一种政治哲学如无形而上学的前提为基础，或建立在根本错误的形而上学前提之上，注定不会演绎出真理，而只能是谬误。”此，要真正理解欧克肖特的政治哲学，当以理解其哲学思想为前提。欧克肖特从澄清哲学概念开始，系统阐释了自己的“观念论”哲学学说，为“哲学”正名。与众多包藏野心的哲学家们试图在哲学追问中发现并提供所谓的真理、规律等福音以指导和规划人类生活不同，欧克肖特认为，哲学是一种没有预设、没有限制、没有限定的经验。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把握“经验”的含义。作为观念论者，欧克肖特反对经验主义赋予“经验”的含义——认为“经验”是外在于思想主体的客观事物，“经验”与“思想主体”是割裂与对立的，面对“经验”，思想主体处于纯粹的被动地位。
在欧克肖特看来，经验即是意识到某事物，而意识到某事物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将其识别或等同于某类特殊事物。这样的识别已经涉及到思考、判断——无论感觉、知觉、直觉、意志或推理莫不如此，其问的区别仅在于复杂或清晰等的程度。以思考、判断形式呈现的经验意味着没有任何形式的经验是独立自存的，而是与思想主体密不可分的，是经验活动与被经验的东西的统一。在思考时，我们不是解释独立于并先在于解释的纯粹材料，而是重新解释已认识到的、对我们有意义的原有的解释。“经验不仅在任何地方都与思维不可分离，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思维形式。”；经验的世界实则是由思考建构的“观念世界”——个联系在一起、相互确立和解释的意义整体。虽然经验是经验活动与被经验的东西的统一，但“它们之间的关系肯定不是因果关系。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被经验到的东西的特征与它被经验的方式相关。”l9在欧克肖特看来，实在世界具有多样性的特征。面对这样的世界，主体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和方面对其加以理解和解释，从而获得不同的经验，构成不同的观念体系。这些观念体系既无等级之分，也无先后之别，彼此之间不可替代和混同，但自身都构成一个逻辑完整的系统。欧克肖特称之为主体经验或理解世界的不同“模式”。其中最主要的三种经验模式为历史、科学和实践。
欧克肖特认为，“历史是一个观念世界，是历史学家的观念世界。”历史不是独立于人的经验之外的客观事件，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是因为它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视野，并得到了他们的思考、判断和建构，从而使过去的事件变得具有连贯性。因此，“历史学家的任务并不是发现、重获、甚至不是解释；而是去创造，去建构。”哪历史学家建构的依据仅仅是“证据迫使我们相信的事情”，并不是过去“实际所发生的事情”，造成“历史的过去根本不是过去”，而是历史学家当下的观念世界。科学作为一种经验模式是通过定量化的方法建构一个本质上稳定的、可言传的观念世界。在此过程中，科学家排除一切不具有确定性的特殊的、偶然的事物，从中抽象出普遍的规则和一般的关系。与通常接受的观点“科学研究的内容是作为实在世界之一部分的‘自然”’不同，欧克肖特认为科学经验中的“自然”是“通过摈弃日常经验世界或实践经验世界”建构的一种数量化的抽象物，一个抽象观念世界。
悯-昕实践经验是最常见的经验形式，包含着属于生活操行的一切事情。不同于历史和科学皆假定一个固定不变的实在，实践的经验模式面对的实在具有易变性的特征。『在一个可变的实在世界中，人们用道德、宗教等来判断事物、指导生活，并且由一种系统性、连贯性观念加以支配，对“实然”进行改造，使其与“应然”相符合。然而，“实然”与“应然”之不符从来都未得到解决，实践生活的每一次成功皆是片面的，并孕育着新缺陷的种子和未来的任务。在欧克肖特看来，每个经验模式都是一个同质的抽象观念世界，但只是在某个特殊层面上和预设前提下达致的连贯统一，有其适用的领域和范围。因此，任何经验模式对世界的理解和把握都是局部的和有限的，其真理性依赖于其条件预设，故而是相对的。不同的经验都是在不同的模式条件下获得的“限定物”，因而也是一个“缺陷物”。无论历史、科学或实践都不能为我们提供有关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或发展模式。与其他经验模式不同，“哲学是一种没有限定、没有限制的经验，并且这种经验始终是批判性的，它不为一些次要的、片面的、抽象的东西所干扰和曲解。”在欧克肖特看来，哲学既不是人类精神成就的最高阶段，也不是要建构一个完美的整全体系以取代其他诸种经验模式，而是无条件地对各种经验模式的前提、预设和条件的审视、批判和检验。各种经验模式无法质疑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性条件，否则就难以为继。
哲学则运用其批判性的功能，检视各种经验模式的根基以驱散心智迷雾，使观念清晰化。一种更加明晰的经验只有通过持续地批判和否定的过程才能够获得。哲学始终在不断地质疑、批判和否定中前行，它努力纠正偏见、澄清模糊、破除迷信、解构虚幻。因此，哲学虽有目标，却没有终点；致力于批判，却无意于建构。在这里，欧克肖特回到了哲学的最初本义——爱智慧，是不断地理解、追问和反思。欧克肖特政治哲学致思的知识论基础在于其对知识的分类。在他看来，正是关于人类知识学说的模糊不清导致理性主义政治的滥觞。“一切科学，一切艺术，一切实践活动，都需要某种技艺，实际上无论什么人类活动，都包含知识。一般说来，这知识有两种，任何实际活动总是都包含这两种知识。”其一是技术型知识，其二是实践型知识。前者是指可以被精确地制定为规则、条例、指示等被学习、记住并运用的知识；后者则无法用言语精确表达、也无法传授和学习，只能借助长期反复的实践才可能习得，内蕴着睿智、创造力、鉴赏力等心灵品格。两种类型知识的区分只存在于理论中，在实践中两者则浑然一体、合二为一。澄清知识的类型及其内在关系对于批判理性主义政治至关重要。
三、意识形态政治之不可能：欧克肖特对理性主义政治的批判
基于对哲学的性质以及知识的类型的认识，欧克肖特对政治哲学的属性和功能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解和阐释，对理性主义政治展开了富有洞见的反思和批判。在欧克肖特看来，近现代政治的病症表现为各种意识形态大行其道。“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意味着一个抽象原则，或一套抽象原则，它独立地被人预先策划。”它以抽象理念的形式预先给一个社会提供一个(套)明确表述的、有待追求的目的(组合)，如自由、民主、正义、幸福、至善等，为实现诸如此类的目的，它将人的欲求区分为值得鼓励追求的与必须禁止追求的，并为此设计一套看似完美的行为准则和制度安排，借助国家的名义和力量加以推行，人民被强制纳入某种固定的生活方式甚至思想体系。这样，“政治活动被理解为保证一个社会的安排符合或反映所选的抽象观念的事业。”
结果是“全体人民已经被它们弄得服服帖帖”。_假如这种趋势不受抑制，必将证明是一个自我毁灭的行为。欧克肖特指出意识形态政治的盛行来自于对政治哲学的性质和功能的误解。一般认为，当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并且迫使它对人生和礼俗以及善恶之物进行研究”，助推政治哲学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孕育后，政治哲学即沿着自然哲学的路径致力于“探寻变化中的恒定和多样性中的统一性”，从此，对人类政治事务进行理性建构和实践指导成为政治哲学当仁不让的追求和任务。欧克肖特认为，这恰是由于对哲学的误解而带来的对政治哲学的误解——苏格拉底只是提醒人们用哲学的方式审视习以为常的观念，却从不提供所谓的真理。“政治哲学本身不是一项政治计划，不是据以建构一项政治计划的某个基础或一套基本原理。”政治是实践生活，而哲学是理论反思。
如同哲学是无条件地对各种具体经验模式的前提预设的理解、反思和批判，政治哲学是一项无限制的反思政治经验前提的事业，是批判性地理解El常政治实践的诸种预设和范畴。它的任务在于不断分析和澄清政治活动中的一般观念，有助于减少犯错误，但却不能提供一套既定的解决方案或行动指南，指向通往政治真理的方向和道路。而所谓的政治哲学家们试图用哲学的方式建构意识形态政治的深层根源则在于对理『生的误解和崇拜。理性作为人类特有的禀赋本无可厚非，理性主义者的错误在于将理性仅仅理解为“工具理性”，将知识等同于“技术型知识”。结果是，试图通过政治的手段以机械操作方式全盘计划乃至重构人类的社会结构、秩序和形态，成为某些野心勃勃的哲学家的孜孜追求，意识形态政治随之产生了。基于上述对哲学、政治哲学及知识的分类，欧克肖特解构了理性主义政治的神话。
首先，社会是一种动态的复杂综合体。在欧克肖特看来，人类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是一种本体论存在，它无所谓好或坏，而是本来如此，任何人都无权去破坏这种多样性。在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极其多样的活动方向、目的和追求。理性主义者试图将人们极其多样性的活动通过政治的方式强制纳入同一个模式或同一个方向，去追求所谓的“完美”目标，不啻是走上一条绝路，也是一种不可能，结果将是“恐怖”政治的出场。我们所熟知的几乎所有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单一而又自认为确定无疑的抽象原则之上，它能够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某个看似完美的结论；然而当面对一个复杂多样而又变动不居的世界时，它逐渐显露出自身的简单、狭隘和贫乏。其次，近现代政治制度和政治词汇充满了复杂性、模糊性和异质性。欧克肖特指出，近现代政治制度不仅是多样的，而且每一种制度都是杂合而成的，所有的政治制度都不是为实现特定单一的目的而刻意设计，甚至在各种制度之间包含着冲突和制约。
“组成我们统治样式的习惯和制度都不是理性的组合，也不是偶然的积聚，而是历史的混合物。”而且，人们用以谈论和解释政府活动的语言和政治词汇也是杂合的。作为一门近现代语言，政治词汇是词语和表达方式的混合物。这也不足为怪，因为所有词汇、表达方式本身就有着多样化的起源。由此，每一个政治词汇和表达方式都是一个含有多重意义的复杂体。特定的时空环境赋予某个词汇难以消除的特定含义，不同的使用主体对同一个词汇的理解存有差异，甚至截然相反。确定、简单且获得普遍认同的“科学的”政治语言难以形成，实际使用的政治词汇只是一种活的、大众化的语言，每一个措辞因用法、环境、使用主体的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意义和理解，因而充满了异质性。一政治制度和词汇的上述特征显然与理性主义政治的目标相去甚远。再次，对政府的怀疑。
[关键词]中国政治哲学；宏观理论建构；微观政治主体；述评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近十年来，无论是从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人数，还是从政治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政治哲学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本文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线索，对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作一综述和简要评论。
一、从宏观理论建构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向
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激发了诸多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的兴趣。
从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政治哲学的体系。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是从哲学的人学理念推演出伦理学的道德原则，进而再引申出政治价值学说来展开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规定着政治活动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的政治哲学之思想来源，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学理念和道德原则的政治学演绎和逻辑结论；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体系应该坚持的逻辑起点和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本体论，辨证地继承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建立起一种既鼓励物质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学、道德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体系。
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价值性和事实性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门政治哲学的建构，都需在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之路应该从理想性转到现实性，即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卖性政治哲学的转变。
从理论综合的角度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模式等问题从根本处进行思考的一门学问；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来说，一件充满着挑战的理论工作应该是在综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近现代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三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与新的传统。
对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是近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趋势。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政治价值论、方法论等，对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种宏观建构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一个是玄之又玄，其表现就是在概念中转圈子，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一个是空发议论，其表现是依据某个政治价值，比如公正、自由来批判宏观现象与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实地分析身边的小问题与小制度。
对此，有学者着重强调，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中国学者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以及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对此我们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并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同时也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又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特别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成为了近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转向。
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问题为导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当前国内政治哲学界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准确定位。这不仅在理论上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而且在实践上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发现和确定当下我国社会处于何种类型应是我国当代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该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属于在根本利益上无对抗、无冲突，但在具体利益追求上体现多元的个性化差异状况，这种差异化主要表现为：(1)差异化的生产关系，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外资、民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生产关系；(2)差异化的政党关系，即一党执政，多党合作；(3)差异化的社会阶层关系一“两个阶级化为十大阶层”，即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因此，差异性社会无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其社会类型是“差异性社会”。因此，差异性社会与和谐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向度。
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问题很多，但从政治哲学的视野看，现实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带来的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政府运作体制和政治体制。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和建构虽然不能说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当然主要指国内问题)的惟一有效途径，但根据马克思社会层级结构理论，立足社会结构变迁，从学理层面和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无疑可作为破解“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分析进路。作为凝结和展现当代人社会政治地位‘c全息图”的社会层级结构既是当代中国问题的总根源，也是消解诸多中国问题的着力点，因而社会层级结构分析对诸多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就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域。
还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动力并非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刺激，而是来自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发展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之后，政治起飞的任务得以彰显，而政治起飞应该是中国思考的问题意识。因此，中 国政治哲学研究必须直面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难题一政治发展与政治起飞。该学者指出，面对中国发展的政治起飞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应当回答：中国社会的政治起飞如何可能?人类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现代权利政治之外，能否发展出第二种可能的政治(哲学)模式?若能，那么东方政治(哲学)传统能否发展出人类第二个政治(哲学)类型?从当代世界发展看，政治领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权与东方的崛起。于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批判地扬弃中国传统王道政治哲学与西方现代权利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政治哲学范式?围绕这一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还必须创造性地回答的重大问题有：良好的社会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上我们如何进行政治思考?中国的政治起飞如何实现?
三、从宏观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观政治主体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现代社会日益走向复杂性，这也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正如我们所知，政治哲学所要面向的问题很多，有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之分。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经历了从以宏观政治制度问题为导向到以微观政治主体问题为导向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释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与正义的“中国结”。但是，其理论维度从一开始就超越具体的问题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结”之编组的原因与根据。也就是说，直接探讨一般国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比如讨论土地的所有权、政府的基本原则，或者立法的正当性基础等此类的问题，不是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对策。极其重要的一点，中国在与现代世界，尤其与西方世界对话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规则时，社会一历史的差异，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学者更趋向于选择社会一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因此，从政治哲学角度研究宏观的制度问题也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以(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矛盾为中心线索，把制度放进马克思主义价值学的视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进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及其实现机制。该论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全面转型，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问题凸显出来。如果说经济和军事实力属于“硬实力”，而政治价值观属于“软实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设则是存在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通过政治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将“硬实力”和“软实力”整合起来，而且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的根本途径，将推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机制化。因此，该论者认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
与此不同的是，有学者指出，尽管以政治制度为中心的宏观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对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宏观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观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种理论哲学，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支配。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和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对此，该论者进一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因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推进微观政治哲学研究更具有启发意义。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法制社会条件下’提升每一个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以形成广泛介入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是实现权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这需要有政治哲学层面的深层论证。该论者指出，政治主体分为“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两个层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维的根本缺失是“社会政治主体”认识的缺席与“政治权力主体”认识的强化，致使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参与意识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权利意识。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要关注微观的社会政治主体研究。
我国着名学者韩庆祥教授指出，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哲学，其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实践中生成自己与实现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为人，能力问题很重要。能力原则能培养人的先进性：第一个先进性是能力本位内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机会，这种公正，相对于等级而言是先进的；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二个先进性，就是它欢迎民主；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三个先进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过去我们的政治行为围绕权力做得太多，今天我们应该围绕能力来组织政治行为、政治活动；把能力原则引入我们的政治活动，用能力而不是权力来增强我们政治的权威及其影响力。以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应由权力本位的政治哲学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学，最终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为中真正成其为人，使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真正成其为人。
四、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狭义)的政治哲学精神可以用马克思本人的两句话来概括:“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实现了人的自由和解放了的政治生活才是人类最优良的政治生活。为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就必然是实践的政治哲学,它致力于使哲学家们走出书斋,走出象牙塔,承担起改变世界、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使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还是具有历史主体性的政治哲学,它把自己的学说建立在现代人类社会历史主体一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是具有历史批判性的政治哲学,它主张通过批判和创新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与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在什么是优良的政治生活上,葛兰西尊奉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认为政治哲学的基本使命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因此,他提出了实践哲学的主张。他的实践哲学的基本原则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他在论及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是对历史的开拓,这种精神会延续几个世纪,直到传统的政治社会消失,最终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他的实践哲学的根本任务同马克思主义一样,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从必然向自由的过渡。其实,综合考察葛兰西的政治哲学,就会发现,他政治哲学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对“什么是优良的政治生活”的回答,而在于对“怎么才能实现优良政治生活的回答”。恰恰因为他对后者的回答,既奠定了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同时又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如何实现最优良的政治生活,葛兰西从西欧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完整的文化霸权理论。他以东西方的社会结构差别为契人点,构建了市民社会的核心范畴,提出新的革命观,制定了新的革命战略,并阐述了知识分子在实现革命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1.市民社会。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在葛兰西的政治哲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正是在分析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获得文化霸权,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使用过市民社会的范畴,但他们都是从物质生产关系方面来理解的。葛兰西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他是在分析东西方社会结构,从意识形态角度赋予了市民社会新的含义。
葛兰西认为在具有专制传统的东方落后国家,国家政权稀释了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不发达,它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在这里维护社会稳定的是国家政权和暴力统治。他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采取各种平衡形式的强力与同意的配合,而且避免强力过于显然地压倒同意;相反地,甚至企图达到表面上好像强力是依靠了大多数人的同意。”
葛兰西发展了马克思对国家结构分析的观点,提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结构的简明公式即“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这样,他对市民社会的含义有了新的认识:政治社会代表暴力和强制,是的工具;市民社会不再单纯代表传统的物质生活领域,而是代表着从经济领域中独立出来与政治领域相并列的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它既包括政党、工会、学校、教会等民间社会组织所代表的社会舆论领域,也包括报刊、杂志、新闻媒介、学术团体等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领域。正如他所指出的:“通常把国家看做是政治社会——这就是说,被用来把群众控制得和特定的生产和经济类型相一致的手段或某个其他的强制性机构,而不是把它看做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平衡。我所谓市民社会是指一个社会集团通过像社会、工会或学校这样一些所谓的私人组织而行使的整个国家的领导权。”
2.革命观。根据市民社会在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不同状态和地位,葛兰西提出了西方的革命形式应该是一种总体的革命。这种总体性的革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从社会角度而言,总体性革命是指要拓宽革命的领域。葛兰西认为,革命不应仅仅局限在政治领域,而应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领域展开,全面地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统治,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的形式。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必须在革命的过程中形成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文化、工作与权力机构的雏形,而把社会主义预先演示出来——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化概念——这是新制度的精神前提。这样就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准备了条件。
第二,从个人角度而言,总体性革命是指要使人成为真正的个体主体。葛兰西认为,不仅要在外部通过政治革命使人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获得自身的独立和解放,而且要在人的内部,在他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在他的文化结构和社会所起的作用中进行革命,从而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的个体主体,创造出脱离资产阶级结构的新人。
3.革命战略。为了实现这种总体性的革命,葛兰西提出了一种新的革命战略一“阵地战”。葛兰西借用军事上的术语“阵地战”与“运动战”来阐述东西方国家不同的革命战略及其革命战略的新转变。在这里,葛兰西所说的“运动战”是指采用暴力的手段直接夺取政权。而“阵地战”则是指逐渐夺取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并坚守自己的阵地,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要塞”和“堡垒”,要一个一个地予以摧毁,最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国家的领导权。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应该采取的新的革命战略。在他看来,像俄国那样的东方国家采取“运动战”是可行的,因为他们没有市民社会的基础,国家的力量表现在军队上。因此,只要客观条件适当,就可以通过政治革命进行改朝换代。
葛兰西形象地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市民社会”变成了很复杂的结构,能够经受直接经济因素的灾祸性的侵袭i在这种场合下,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起的作用好像现代战争中的堑壕体系。在这种战争中,看上去一定能够消灭敌人全部防御体系的猛烈的炮击,事实上只能破坏它的外部掩蔽的工事,因而,在冲击和进攻的时候,进攻者面临的是依然具有威力的防线。也就是说,即使工人阶级的革命已经用暴力摧毁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也不会自行瓦解。因此,要想在现在的西欧资产阶级国家获得工人革命的胜利,就必须首先瓦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M。
4.知识分子。为了实现“阵地战”的革命战略,葛兰西认为必须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为此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特别关注,也试图从全新的角度探讨知识分子及其职能问题。
葛兰西
重新界定了知识分子的范畴。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不仅包括哲学家、艺术家、作家和新闻记者,还包括政府官员、政治领袖;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家、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在知识界占有重要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智力活动专门化了并交给各类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经济学家。初级的专门化仅限于经济方面,但任何基本阶级决不会就此止步,它渴望领导社会,由代表其根本利益的知识分子行使领导权。 知识分子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活细胞,他们构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使后者认识自己的使命,进而使这种意识形态成为渗透到整个社会的世界观。在意识形态的传播方面,知识分子不仅掌握宣传工具,而且肩负着在市民社会内部组织、建立“意识形态结构”的重任。同样,在政治社会中,知识分子负责管理国家机器与军队。葛兰西把领导阶级与从属阶级对照比较时指出,某个阶级只有当形成了善于行使领导权和强制的知识分子阶层后,才能有效地具有同质性。
【关键词】单元总结课；有效导入
高中思想政治必修4《生活与哲学》的内容，由于涉及到专业的哲学词汇，特别是对于初次接触相关内容的高中学生来说，理解和记忆都具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在单元总结课中，需要学生有较强的知识迁移和逻辑思维能力，学生往往有畏难情绪，学习的积极性比较低，使得单元总结课成为政治教师一人的讲授课，学习的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如何有效的导入单元总结课，降低学生的畏难情绪、提高政治课的学习积极性，成为我教学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与学生的互动中，慢慢发现学生对于喜欢的歌曲可以说是百听不厌，很长的歌词也都记得下来，能否借助这个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改善政治单元总结课的教学方式呢？
一、歌曲改编
首先，我收集了学生收听的热门歌曲，了解了同学们的兴趣所在。接下来，根据单元总结的内容，我大胆的用哲学的知识对这些歌曲的歌词进行改编，并请同学们根据我重填的歌词来演唱。例如：
在开始单元总结课之前，首先进行了“哲学演唱会”。同学们参与的积极性非常高，基本都不需要看词就都顺利的唱下来。伴随着欢快的音乐，学生和老师都相对放松，而且学生记忆的效果很明显，还有一部分同学，自己利用前面傻ピ的内容将《演员》、《小幸运》等歌曲进行改编，自己组成演唱团来展示。有同学表示，如果哲学课都像这样进行的话，心里感觉没有那么难，而且也更有兴趣了。
通过歌曲改编，成功发挥了学生在单元总结课中的能动性，不是被动的进行知识的整合，而是用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系统性知识的构建。同时，为单元总结课的内容进行准备了良好的心理基础。
二、“图表大师”
高中政治必修4单元总结的重要内容是建立知识体系框架表，从而系统的梳理哲学知识，使得学生从全局上把握知识点。但是知识体系的建立之前主要是老师，要不就是借助现成的资料，如何让学生们自己动手来建构知识框架，从而深化对单元总结课的理解认知就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观察发现学生有很多喜欢漫画，也喜欢自己画一些小作品。所以，在单元总结课之前，请同学们自主的绘制“知识树”。并在单元总结课上进行展示。
同学们的作品给人很多的惊喜。用语言表述起来非常繁复的内容，通过自己绘制的“知识树”非常清晰的展现出来，还配上了幽默的旁白和生动可爱的人物。这一举措充分调动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仅展示了他们的绘画、构图和创意，而且训练了逻辑思维能力，增添了课堂的生趣。
单元总结课的知识总结不再是那么生硬，显得更接地气，更有温度了，学生们也更乐于参与到哲学课堂的内容生成中来。
通过歌曲改编、举办“哲学演唱会”、“图表大师”等导入方式，成功的提高了学生学习哲学的积极性，不仅单元总结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使得同学们对于必修4的内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课程的继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哲学本就是帮助我们不断反思的智慧之学，通过这些不同的教学实践，在提升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从而实现学生和教师的同步成长。
【参考文献】
[1]郑丽君.高中政治教学中互动交流模式的建构[J].魅力中国，2008（28）
[2]许建明.对高中政治新课程教学中若干问题的反思[J].新西部（下半月），2008（11）
关键词：金林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的哲学沉思；读后感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4）05-0011-02
金林南老师是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一位年轻的“70后”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的著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的哲学沉思》于2013年春季出版。笔者有幸在是年秋天捧在手中拜读并求知若渴地在两天之内把它读完，作为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普通一线教师，不禁有一种浑身通透又踌躇满志的感觉。据个人经验而言，一直以来，还没有看到一本著作能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进行过一次如此完整而深入的哲学审视和分析，其认真的态度和笔者无法望其项背的学术高度令人敬佩。
一、简介
在书中，金老师主要是借助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的“范式”理论，从哲学的高度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从理论到实践、理想到现实，进行了逻辑与历史的双重思考，为这个诞生于实践的学科在学术性与科学性的建构过程中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指导，也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
二、写作目的与基本框架
在绪论中，作者首先介绍了美国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继而指出此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本问题的反思具有巨大的方法论意义”。接着，便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最后明确提出了“本书任务”：一是“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二是“深思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三是“奠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认识论”，四是“探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本理论”，五是“创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范例”。
整本书的框架即是在“本书任务”的基础上确立的：第一章是“哲学精神与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主要考察了哲学精神的时代变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现象及其哲学诊断，得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哲学的贫血”，并探讨了“何谓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这一章主要为后面的论述奠定了理论基础，让读者把握了本书的核心理念和基本角度。第二章是“思想政治教育本体论”，先是介绍了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研究概况，现实地揭示了学界在思想政治教育定义和本质属性上的争议，同时分析了争议的原因。把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历史和今天，以及人们对于其历史和今天的认识掰开了、揉碎了，进行审视，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是“思想政治教育本体沉思的思维方式”，同时提出超越现有研究局限，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性的设定一个新的理论假设――意识的政治；在后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哲学沉思”中，结合中西方历史现实与理论研究成果，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定义和内涵进行了阐释，然后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矛盾的规定性，即政治与教育、政治与思想的矛盾及其发展。第三章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认识论”，作者首先界定了几个基本概念：学科，认识论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认识论，继而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属性和学科方法论的哲学思考，与第二章的侧重历史分析不同，这里主要是进行理论论述，从根本层面来考察作为一门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
后面的两章则较多从经验层面和建构层面来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第四章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哲学”，第五章是通过一门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性，首先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缺失及其原因，然后针对现实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进行审视与追问。
从整个著作来看，作者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广博的知识储备，以一种非常积极、负责、诚恳的态度，从纵横两个维度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过去与现在、理论与实践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哲学剖析。其主要构思是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现实存在的学科，并用范式理论来审视这一学科，企图在其现实运行的各种矛盾中完善这一学科。因为，从目前的事实来看，从实践中诞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书中对学科和学科范式的定义，其学科属性是“虚弱”的，学科体系是不健全的。
本书的几大优点可归纳如下：
1.理论分析深入，这缘于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通过仔细阅读文章，可以看出作者既具备了较高的哲学素养，对近现代哲学派别和大师们的基本理论主张都烂熟于心，同时还通晓各具体学科的理论与知识架构，如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等，也包括现实教育工作中的一些操作层面的知识与原则，这些在书中随处都有体现，这使作者可以从学科“范式”理论入手，以哲学的思维进行思考和分析。虽然读来并不容易，但是读过之后却使人有种深刻、通透之感，使那些散落于头脑中却经常困扰笔者的一些问题有了理论的梳理与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