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第1篇

摘 要：隋代《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病因病机专书，对后世影响极大，有“证治之津梁”的美誉。后世对《病源》一书研究成果极多，现汇集各家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分类探索不同研究思路及成果结论。目前研究，或为语词版本、段落考证的文献学研究，或结合临床、实验进行研究，或是从学术史的高度进行研究。但以《诸病源候论》一书结合晋唐时期方书的研究尚未深入，可作为进一步研究《诸病源候论》的思路之一。

关键词：诸病源候论；文献研究；思路与方法；综述

中图分类号：R2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717（2011）03-0480-04

The Actualities and Future of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s in Zhubing Yuanhou Lun

YAO Jie-min，advisor: YAN Shi-yun

（Basis Medical College，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Shanghai 201203，China）

Abstract:Zhubing Yuanhou Lun is the earliest Chinese specialist literature in cause of disease and pathogenesis, which named as "backbone of diagnosis and therapy", for the great influence on later development of TCM. Aftertime，there have be so many researches on this book, such abundan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brought up, which impossibly sumed up in one single treatise. Thus, the methods of different researches were gathered and categoriz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methods and results were analyzed, and a new visual angle for research in Zhubing Yuanhou Lun was provided.

Key words:Zhubing Yuanhou Lun；literature research；thought and method；summary

收稿日期：2010-11-17

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医史文献重点（培育）学科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各家学说重点学科项目；上海市中医医史文献重点学科项目（S30301）；上海市教委创新项目（10YS63）；上海市严世芸名医工作室研究项目；上海中医药大学严世芸名师研究室项目

作者简介：姚洁敏（1979-），女，江苏常州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学术思想发展史、晋唐医学理论的实践运用。

《诸病源候论》（以下简称《病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病因病机专书，全书50卷，分为71门，载述1739候，由于临床分科门类齐全，病因证候论述详尽，而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四库全书总目》誉为“证治之津梁”。大型医籍如《千金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幼幼新书》、《普济方》以及《医心方》中有关病因病机的论述，大多本于《病源》。这些医籍对《病源》的大量引用，进一步深化了《病源》一书对于临床的影响，使得诸多学者纷纷研究此书，形成研究《病源》的诸多成果。现将研究《病源》一书的不同思路与方法归类分析如下。

1 对《病源》本书的研究

1.1 对著者的考证

即考证著者，考察著者生平及背景环境的研究。此类研究方法源远流长，《四库全书提要》就曾对本书著者进行考证，日本丹波元胤也曾进行过类似研究［1］。孙溥泉［2］等对较为公认的本书作者巢元方的生平活动进行了考证，认为巢氏医术十分高明，尤其精通病因病理，对于病源的探讨和疾病的证候了解得非常细致，并通过《开河记》中的记载和隋炀帝敕令其治愈麻叔谋风湿病病案来加以说明。

1.2 从文献学角度进行的研究

1.2.1 版本流传考证 多位学者从版本学角度进行考证研究，分析本书的历史流传过程。乔文彪等［3］对本书目前已知的流传版本做了详细的考证。宋白杨［4］对《病源》的版本流传情况和各种版本之互相关系，以“一源二流”概括之：一源指北宋刊本;二流是南宋坊刻本和元刻本两个流传系统。乔、宋分别以“详”和“要”的方式对版本流传作了论述。

1.2.2 语词研究 点校注释 从文字学角度进行研究，既有语词研究［5-6］等语词层面的探讨，也有点校、注释等段落篇章层面的研究。近年点校专著有日本原孝市等的编集本（1981年）［6］，鲁兆麟主校、黄作阵点校本（1997年）［7］和刘晓峰点校本（2006年）［8］；注释著作有南京中医学院《诸病源候论校释》（1980年）［9］和丁光迪主编的《诸病源候论校注》（1992年）［10］。这些研究成果，或致力本书原貌，或便于现代读者阅读理解，为进一步研究其中深蕴的医学思想提供了基础。

1.2.3 辑佚、辑要 如宋白杨［11］曾对《外台秘要》中的《病源》条文进行辑佚，统计出《外台秘要》中共引用《病源》370候，并从《外台》中辑出3条不见于《病源》的病候以及10条篇幅较长的佚文。

以上主要是从版本学文字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注重“信”、“达”，或为研究者提供更可信的材料，或为方便后人正确理解原著者的意图，相对较少涉及医学学术思想。但这些研究力求忠实于原著原貌，对深入探索《病源》的学术思想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文献基础。

1.3 挖掘学术思想研究

已有相当多的学者从不同层面、以不同视角对《病源》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挖掘和讨论。其中，有用相同的方法对不同部分内容进行研究，也有用不同方法对相同原文进行研究。其种类繁多，众妙纷呈，不一而足，经过归纳，研究思路大致可分为下列几类。

1.3.1 与临床紧密结合的专病专科研究 《病源》一书的临床实用性，决定了人们对它研讨最广的方向是临床方向。此类研究数量庞大，涉及面宽广，诸多研究者从各个不同的专病专科角度，结合《病源》论述做了大量的专题研究。目前已涉及内科、外科［12］、妇科［13］、男科［14］、儿科［15］、精神科［16］、骨伤科［17］、五官科［18］、急症［19］等专科。

这些研究有的从学科角度归类研究总结。例如郭振球［13］全面论述了本书在妇科学上的成就，对妇人杂病经水诸候、将产难产产后病诸候、带下漏下崩中诸候、妊娠无子诸候等证候的病因病机做了归纳整理和比较研究，认为如此可从整体上把握妇科病病因病机过程，便于临床鉴别诊断。曹烨民等［12］探讨了隋代外科学水平，认为当时外科重视寒邪发病病因，独倡“虫感”学说，并已认识到发病与否与体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外科诊断方面已经有了初步系统化的分类，这些分类即使从现代医学的眼光来看，亦较为合理，说明了隋代外科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

更多的研究从单个疾病的发生发展角度入手，较为细致地整理了书中对于专病病因病机的认识。已经进行的专病研究有虚劳［20］、肺胀［21］、血证［22］、消渴［23］、外感热病［24、25］、痰饮［26］、中风［27］、痹病［28］、黄疸［29］、麻风［30］、毒病［31］、小便病［32］、不孕［33］、鼻病［18］等，对肿瘤［34］、血吸虫病［35］、神志病［36］、乃至新兴的睡眠医学［37］也有了研究论述。如舒鸿飞、潘桂娟等对痰饮病［26-27］的论述，不仅注意到《病源》首创“痰、饮”分论，首次构建了痰病的理论框架，还列举了痰病的复杂临床表现，归纳出痰病“其候非一”的特点。徐肇生等更认为《病源》实为痰病学说的奠基之作［38］。

对于外感热病，王秀莲［24］认为《病源》在病因上将温病、疫疠病、热病、时气病、伤寒病一一分列，提出“其冬夏有非节之暖，名为冬温，毒与伤寒大异也”，实已创立了“乖戾之气”的概念，而《病源》一书阐述温病病机的关键是“热结阴伤”。程磐基等［25］认为本书首创将伤寒病、时气病、热病、温病列为外感热病常见的四大病证, 并详细探讨了对于四大病证病因病机认识的渊源。王氏论病机，高度概括令人一见知其关键；程氏论病机，详细周到令人益能明其源流。

本类研究具有共同的特征：研究过程中注意关注首创性，立足于临床实用，为临床认识专科专病提供思路。此种研究，结论见仁见智，研究所得不仅与医籍有关，还与研究者当时的临床经历、临证经验密切相关。不仅可以此指导临证，规范证治；还可以进而得启发创新，发展理论与治疗。

1.3.2 与基础学科紧密结合的专题研究 从中医基础理论角度：李翠娟等从中医体质理论的角度探讨了《病源》的贡献，认为《病源》已经非常重视体质与发病及治疗的关系［39］。而郭丽娃等对《病源》饮食致病说在中医病因学上的贡献作了较为系统的整理［40］。

从中医生理病理角度：王旭东［41］将《病源》对膀胱、心包生理的论述归纳总结，认为可以补充《内经》在此方面论述过少之不足。魏守健［42］认为《病源》不仅详尽论述了各种疾病的病候与病源,还对五脏生理病理既宗经旨而又多有发挥,丰富和发展了藏象理论。

从中医诊断学角度：杨徐杭等［43］详细讨论了书中的五脏病诊断思想，通过对五脏病机理和证候分类的分析、诊察五脏病脉象等方面的研究，认为五脏病诊断观对中医诊断学的证候分类等有重要参考价值。韩宇霞［44］研究论述了书中“腹诊”的情况，认为《病源》一书详细分述了腹症的部位，对腹痛、腹胀、腹水、腹块等进行了辨别，并描述了腹痛的性质、程度及放射方向；书中还对腹诊手法进行分类；对积、聚、癞、瘕等腹块的描述已注意到肿物大小、硬度、形状、压痛、活动度，虽无腹诊之名，已有腹诊之实。

此类研究将文献与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紧密结合，部分运用了实验手段和检测技术，从基础理论的层面试图将中医病因病机描述与现代医学沟通融合，不失为一项颇有意义的尝试。

1.3.3 与外治技术及养生医学密切相关的特色研究 《病源》对方药治疗并未涉及，然对外治如外科手术、针灸按摩、导引气功、养生康复等方法记录翔实，成为本书一大特色。

本书对外科手术方法及术后护理有相当详细的记载。覃纯初［45］探讨了书中动脉结扎术和开放性创伤术后伤口护理的经验。李经纬［46］考察了书中缝合法的记载，发现其中使用的缝合法就是“8”字缝合法或分层连续缝合，与现代医学外科手术缝合法有惊人的相似！

《病源》中养生方导引法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兴趣。丁光迪等对“养生方导引法”作有专题研究，出版《诸病源候论养生方导引法研究》一书，认为原著创造性地提出了“辨证施功”的证治体系［47］，一改从前各家导引养生法各自师承，不仅可与辨证用药证治体系相媲美，而且还完善了辨证论治的内涵，将辨证论治核心思想运用得更广泛。陶晓雁等、杨道建等分别对胃病导引法［48］和脚气病脉缓弱候的导引疗法［49］作了详细阐述。朱伟常［50］认为书中以吐纳按摩治疗虚劳乃正以“养气”、“练精”之法补虚益损，是积极有效的措施，在虚损之渐或药石无功的情况下，可以发挥其效用。

此类研究抓住《病源》的外治及养生特色展开研究，自成一体。养生法在两汉晋唐医学中占据了极大比例，而流传至今的相关资料却为数不多。《病源》中有关养生法的记述翔实而富有可操作性，无疑对研究早期中医养生医学具有颇高的参考价值。

1.3.4 对全书的综合研究评价 分为两种，其一是对全书做总结概括研究，如翟叔正［30］对全书进行扼要的综述，并结合现代医学理论对书中的病因、症候、养生诸内容进行探讨。另一种是进行述评，如李经纬［46］评价了《病源》在医学科技史上的贡献，从科技发展的角度对全书的历史功绩做出了评价，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2 结合其他医学文献的联合研究

2.1 纵向研究

纵向研究是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某一专题的前代与/或后世的相关论述，勾勒出其历史发展轨迹。

2.1.1 探讨学术理论渊源 《病源》中的病因证候多直接来源于丰富的临床观察，对于疾病的分类、病因病机认识和症候记录多为中医学术史上首创。然对于先秦两汉已有较多理论论述的部分，《病源》一书在以自身观察为主的记录中也不可避免地有前人思想的痕迹。如程磐基等［25］讨论了本书温病热盛伤阴的病机，认为其主要来源是《素问・评热病篇》和《针灸甲乙经》；温病病邪理论方面收载了《难经・风病・风邪候》中的相关内容。而伤寒病病机的论述，“夫伤寒病者，起自风寒，入于腠理，与精气交争，荣卫否隔，周行不通……”，则渊源于王叔和。

2.1.2 某一专题的历史发展过程研究 （1）病、证命名发展研究：李其忠等［51］曾考证古今病证命名由来，发现隋唐时医籍的病证命名有其共同点。在《病源》、《千金方》、《外台秘要》中,共同存在一种将脏腑、官窍名称冠以“病”的命名现象。如《病源》中列“五脏六腑病诸候”及“目病诸候”、“耳病诸候”等专篇；《备急千金要方》列“七窍病”上、下两篇；《外台秘要》卷二十三亦列“耳、鼻、牙齿、唇、口、舌、喉、咽病”。这种以“脏腑病”、“官窍病”为门类著书论医方法对后世颇有影响。（2）病因病机学的发展研究：俞慈韵等［52］通过汉代医籍《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隋唐医籍《病源》、《千金》、《外台》，结合后世的病源研究，对中医病因病机学历史作了概述研究。（3）临床学科及学说的发展过程研究：吴鸿洲［53］对古代中医急症学的发展及成就作了探究，认为在春秋战国时代，扁鹊对急症治疗已积累了相当经验；继《伤寒卒病论》、《肘后救卒方》后，成书于隋代的《病源》，虽是病因病机学的专著，但对急症的记述竟已达三百多条，反映出当时急症学发展已经达到相当水准，也为后世急症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在学说发展方面，如朱锦善［54］认为最早提出小儿“变蒸”的是王叔和，但其论语焉不详；至《病源》对变蒸的论述较为详尽，从此开始了对变蒸诸方面认识的逐步深入，拉开了学术争鸣的序幕。

2.2 横向研究

横向联合研究是指对于学术思想特征较为相似的数本著作的相关方面研究，以得出某一方面的共同特点。

2.2.1 中医辨证方法角度 邹世洁［55］等将《病源》舌象特点与《千金方》作比较探讨，并用统计的方法进行研究。赵瑞珍［56］通过对《病源》、《千金方》、《外台秘要》中脏腑辨证特征来探索隋唐时期脏腑辨证的基本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当时脏腑辨证方法学的十大特点。认为本阶段奠定了脏腑辨证形成的基础，为脏腑辨证的真正形成打下基石，其贡献不可磨灭。

2.2.2 疾病个性研究 李兴民［57］提出可从疾病个性研究的角度对隋唐医书进行考察研究。研究《病源》对某一疾病病因病机的论述，对应《千金》、《外台》等方书的治疗方剂，可对疾病个性进行研究，反映疾病发展全过程和当时侧重病源的治疗手段。然而用此种思路进行研究的学者尚不多，仅在温病学领域有类似的研究［58］。

2.3 全面综合研究

亦即综合纵、横向两种研究方法，对书中学术思想作纵横交错的研究。严世芸主编的《中医学术发展史》［59］，将《病源》、《千金方》、《外台秘要》作为研究元素，置于中医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长卷中，进行断代学术史研究。这些研究元素的某一方面，在学术发展史中，代表着当时该方面的最高水平。通过描绘这些最高水平的点，积点成线，勾勒出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轨迹。

3 讨论与展望

以上是对当前研究《病源》一书的各种文献研究方法的概述。从研究素材看，这些研究有以单本书为切入点的，有以数本书为联合研究对象。从研究角度看，有语词版本、段落考证的文献学学科角度研究；也有从中医学术角度的研究，其中又分临床角度研究和实验角度研究，但更多的是不可避免地放到当时的时代中进行学术研究。

由于《病源》一书的临床实用性，大量临床学者从各个不同专病专科角度进行挖掘整理并密切联系临证。其中产生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推广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不一定完全成熟，但都是对《病源》文献学研究方法论的有益探讨。有些思路可以给我们以进一步启发，如针对隋唐时疾病个性理法方药的联合研究，可以将《病源》一书的病机理论与稍后的《千金方》、《外台秘要》中记录的大量方剂相联系，探索蕴涵其中的内在联系。这种研究思路在目前所见的文献中没有出现，仅横向研究中的“个性疾病研究”与之有相似之处。将这些内在联系的结论，也就是隋唐理法方药使用经验，与当今中医内科学使用理法方药的经验相比较，定能发现古人遣方用药与今日之不同。如能从中重新发现目前临床已经不太常用的治法方药，将其重新运用于现代疾病的治疗，则必可为当今之中医临床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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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第2篇

1　建立规范化、定量化证候诊断标准是证候深入研究和多中心协作研究的基础

近年来，我国十分重视中医证候诊断规范化的研究，探讨了一些疾病证候量化诊断的方法，对指导临床，促进科研工作和学术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86年全国中医内科学会制订了《中风病中医证候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1］(简称《标准》)，使证候诊断有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和大家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但是《标准》还存在着一些不足：①《标准》是非定量化的，可重复性、可交流性较差。受到医者水平、学术流派等因素的影响，同一病人在不同单位、个人处理时，辨证可能随个人主观倾向而偏倚，使多中心协作研究缺乏共同的基础。②《标准》把中风病中经络分为5个证类，中脏腑分为4个证类，基本上是2个证候和3个证候的组合，如气虚血瘀证、风火痰上扰清窍证等。受证类诊断术语的约束，临床工作中对有些病人难于进行证类的归属。1988年1月～1991年6月我们曾应用电子计算机中风病证候诊断软件对210例中风病人进行了追踪调查［2］，平均每个病人进入调查时发生3.16个基本证候，急性期平均每例变化4.9个证次，共出现58种组合形态。说明不可能用少数固定的证类概括多数中风病人，也不可能用一个证类概括一个病人的全过程。③《标准》缺乏等级可分辨性，不可能客观地记述证候的增减、进退，难以进行证候动态演变的研究分析。因此对中风病证候进行深入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建立规范化、定量化的证候诊断标准。

应用数学方法进行表述，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目前，国际上十分流行应用量表的方法进行疾病诊断，并要求量表具有特异性、可靠性、敏感性、可行性、规范性、可计量性、可推广性等特点。本次研究，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和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首先由中医、中西医结合专家提出了一个中风病证候诊断专家经验量表。然后应用多元回归、对应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线性映射等多种数学方法，对3026例中风病人、200例假中风病人进行了统计学处理，筛选出——风证、火热证、痰湿证、血瘀证、气虚证、阴虚阳亢证，建立了每个证候的量化诊断标准和数学模型。应用电子计算机可以迅速作出6个基本证候的量化诊断，并进行基本证候之间的随机组合。经过对1663例中风病人进行前瞻性检验，证候可辨率为95.79%，达不到证候诊断标准的70例也均有相应的分值。同时应用基本证候随机组合的方法能够准确地、动态地反映中风病人的真实病机，为中风病证候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础。

2　证候具有疾病本身所决定的特异性、阶段性、动态演变性3个基本特征。

2.1　以病统证、提高证候诊断的特异性

每个疾病都有其特定的病因和病理，有一定的发展演变规律，包括了邪正斗争的全过程，是由不同的阶段，也就是不同的证候组成的。证候是呈现于外的综合性、特征性的总结，是邪正斗争在特定阶段总的形式，是认识疾病的途径和方法。对证候进行深入研究，目前一方面是研究证候的共性，如探讨气虚、阳虚、阴虚等证候的实质，这对认识和发展中医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是探讨不同疾病证候的特异性，这对提高辨证论治水平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本次研究对1663例经CT或MRI确诊的脑出血、脑梗塞患者，进行了影像学诊断和证候诊断同步调查，研究分析了证候得分均值、发生概率、证候组合形式、组合形态与出血、梗塞等病变性质，左、右、双侧等病变侧位，脑出血区域、脑梗塞血管系统等病变部位，出血量、梗塞范围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病变性质、范围对证候有非常显著的影响，病变部位对证候有一定的影响。脑出血风证、火热证、痰湿证、血瘀证、气虚证的均值和发生概率显著高于脑梗塞，以3证及其以上组合形式为主，风、火、痰在各种组合形式中的地位高于脑梗塞。脑梗塞阴虚阳亢证的均值和发生概率显著高于脑出血，证候组合形式以两证组合及单证存在为主，在组合形态中痰瘀互阻的地位高于脑出血。混合中风介于两者之间。左侧病变气虚证的均值和发生概率显著高于右侧。跨区出血风证，原发脑室出血火热证、血瘀证、阴虚阳亢证，脑干出血气虚证，丘脑出血痰湿证的均值和发生概率显著高于 其他部位。梗塞血管系统对证候无显著影响。脑出血的出血量与风证、气虚证的均值和发生概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脑梗塞的梗塞范围与痰湿证、气虚证的均值和发生概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经过探讨证候与脑病理改变的相关关系，提高了中风病证候的病理诊断水平和特异性，为指导临床治疗提供了客观依据。

2.2　对证候阶段性的横断时限界定是保证证候研究科学性、准确性的基本条件之一

证候是动态变化的，与疾病的不同阶段有显著的关系，选择研究对象时所处的病程阶段不同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特别是中风病的证候变化多端，比如，风证在中风病发病时得分均值和发生概率分别为11.24%、80.76%，1周后则变为4.27%、21.30%。在以往的研究中还没有人对研究对象作病程阶段的限定，这无疑是造成对中风病因病机认识不一致和一些很好的经验在其他单位不能得到重复验证的原因之一。本研究首次限定发病至进入调查时间≤72h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在1663例患者中≤24h的951例，占57.19%，平均(25.91±20.1)h，基本上可以反映中风病始发态的证候特征。通过证候得分均值、发生概率、组合形式、组合形态、证候组合阵形图、证候相关关系矩阵，分析了中风病证候的发生组合规律，为深入认识中风病的病因学、发病学，客观评价病因病机提供了理论依据。

2.3　研究证候的动态演变规律才能全面地、完整地认识一个疾病的证候特点

疾病的病理基础决定了它有一定的传变规律和发展趋势。研究疾病的病能和病势，把握其发生和发展规律，截断其恶化趋势，是中医学治未病的预防治疗思想的体现。病能和病势是由疾病各个阶段的证候体现的，所以研究疾病的发展规律实际上就是研究证候的演变规律。过去由于缺乏客观的、定量化的证候诊断标准，使追踪研究证候的动态变化受到限制。本次研究在建立了证候量化诊断标准的基础上，对733例中风病始发态患者进行了为期4周的7次追踪调查。结果显示：证候的得分均值、发生概率、组合形式、组合形态是动态变化的，随时间序列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并受到病变性质的影响；求得了不同时间序列6个基本证候逐阶转移概率和高阶转移概率。研究分析了6个基本证候在急性期各个阶段的地位和意义，为预测证候由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或由始发态一步进入各个时间序列的发展趋势提供了客观依据，也为深入认识中风病急性期的病因病机提供了依据。

3　证候深入研究要注意对影响因素的质量控制

中医学认为，体质与发病，体质与病证的变化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同一邪气致病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可以导致疾病的多变性和证候的多态性。所以在辨证论治时十分注意整体观念和素体、新感、宿疾等因素对辨证的影响。在中风病证候研究时，为了保证研究的准确性，一方面对证候影响因素进行了严格的质量控制，研究对象均为未用药或未正规用药的患者，伴发疾病评分和既往史评分均控制在5分以内，排除了药物、并发症对中风证候的干扰。另一方面，研究分析了年龄、性别、职业、伴发疾病、既往史对证候得分均值、发生概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男性患者痰湿证的均值和发生概率显著高于女性；气虚证、痰湿证、血瘀证得分均值和发生概率与年龄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风证、火热证的均值和发生概率，中青年组显著高于高龄组，提示中风病高龄患者在辨证治疗中要高度重视气虚证和痰瘀互阻的病因病机，而在中青年组要重视风火相煽；职业对中风病证候无规律性影响；伴发疾病和既往史对证候的均值和发生概率有显著的影响，二者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在进行证候的深入研究和新药开发评价时，要注意这些影响因素的质量控制。

4　证候研究在方法学上与国际临床研究的要求接轨问题

近年来，国际上对临床研究的要求更严格。可信的结论必须是覆盖面大、大样本、多中心协作的，设计周密，观察指标明确，研究对象选择严格合理的前瞻性研究，且资料需经电子计算机进行科学的统计学处理。进入9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国立

神经精神疾病研究所作了两个特别报告［3,4］，对国际脑血管病研究现状做了总结，除在流行病学部分摘录了中国的资料外，没有中医药的内容。这固然和我国的一些研究资料未能进入国际资料库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研究方法学的缺陷，作为中医诊断治疗疾病基础的辨证诊断未能得到承认，中医疾病诊断也还没有列入CCD、ICD。因此，从中医药学术走向世界的需要出发， 中医证候学的研究在方法学上，亟待与国际临床研究的要求接轨。本研究在前瞻性科研设计下组织了12个省市的23家医疗单位、大专院校协作攻关，样本数量达到6763个。应用DME的方法统一标准、统一研前培训、填写统一的调研表，并应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统一的资料处理，基本符合了国际临床研究的要求，这在中风病证候学研究上尚属首次，对中医证候学研究也是一种探索和尝试。中医证候学是中医理论体系中的精髓，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难度很大。现在一方面做了大量的临床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和检测手段有了相当程度的普及，具备了组织联合攻关的基础和条件。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中医证候学研究必然会出现突破性进展。

参考文献

1　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风病中医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中国医药学报，1986，1(2)：56～57

2　王顺道.中风病证候的研究.医学理论与实践.1991，5(4)：3～4

病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第3篇

病证结合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方法。其中病不应纠缠于中西之分，其二者的本质都是在整体上把握疾病发展的病机，也就是疾病进展在哪一个阶段(证)都要谨守的核心症结，只有据此辨证，才能有的放矢，不至偏差。证是疾病某一阶段本质的体现，辨证是针对病的静态过程的分析手段，如卫气营血辨证，是以4个具体的位置为横轴，病情进展的具体时间为纵轴，形成一个相对静止的区点，使辨证更加明确，施法用药也更加准确。但这样二维的分析方法，毕竟是片面的、不稳定的。故应将其放入疾病整体的过程中，使其成为一个三维的分析体系，据此将相对的静态辨证转化为绝对动态的病证结合诊疗手段。医者依此可以从一个较为立体的角度去分析患者的状态，既把握现存之证，又可展望疾病预后，使得立法处方兼顾前后。这正是同病异证与异病同证的精髓所在，也是病证结合的最佳体现。

病证结合的基础研究

疾病与证候相结合的模型制作则成为这一方法的瓶颈。刘丽梅等［3］以具体的病种作为载体，建立相应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并结合现有的单因素病制备动物模型，再叠加其他与中医病因、病机相关因素制备复合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在动物实验时做到病证结合、方证相应，已成为解决这个难题的突破口。病证结合机制研究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病证结合的基础性研究已成为本领域的研究重点。尤其探索病证的微环境物质及其内在联系，阐明微环境与病证发生的机制的研究已成为中西医基础研究的重点，诸多发现证明了二者之间的联系。蔡小军等［4］认为，代谢组学是生物体整体功能状态的生化表型，可以用来表征中医思想中诸内，中医思想与代谢组学思想是外与内的结合。因此，代谢组学以生物体整体代谢物为研究对象，阐明整体功能状态的基本思想与中医理论的整体观是相对应的。

病证结合临床应用研究

临床疗效评价研究病证结合的医学理论，正逐渐被广大医务工作者广泛地应用于临床实践，对临床研究及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5］。首先，不断完善中医临床证候观察指标的客观化与量化。如申春悌等［6］采用设计—衡量—评价(DME)方法收集病—证的临床信息，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及界点理论进行病—证辨证标准的研究，形成了完整的中药新药疗效评价体系。同时，多元模式的临床医疗也移入了本研究，包括目标病种选择、研究方法思考、评价标准的整体复合，从而建立增强式的病证结合，宏微观和整体局部统一的循证医学模式［7］。其次，通过临床实践丰富病证结合理论。陈大舜等［8］将2型糖尿病进行证型分析，并建立病证结合诊疗方案，将病与证有机结合，使得中西医优势互补，显著提高了临床疗效。故在开展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时，应有针对性的设计到疗效评价指标体系中，有利于建立突显中医疗效优势的评价指标体系［9］。然而，在证的标准化、客观化研究中，存在病证孤立研究的现状［10］，这也成为研究的桎梏，促使我们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进而完善病证结合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方证相关研究病证结合是以证为根本，以症为参考，以病为过程，三者互参，形成的一种动态的、整体的、宏观的诊疗体系［11］，进行辨证，确定治法，组方遣药。临床实践中应遵循病证结合、方证对应，才能把握辨证论治的精髓，取得最佳的临床疗效［5］。王师菡等［12］通过引入病证结合方证对应、方证次对应、常规西药3种治疗方式，干预冠心病心绞痛，其发现方证对应治疗不仅能够改善中医临床证候积分，并从生物学基础方面诠释了病证结合方证对应的临床疗效优于方证次对应治疗及单纯西药治疗，进而将病证结合拓展至方证对应的研究思路上来。方证对应研究有利于明晰复方作用的物质基础—证。研究证病理机制，观察证—方、方—证的相互关系以进一步加强中药复方的针对性，改善方证之间所存在的特殊对应关系，对于提高中医药临床疗效有着切实意义［13］。病证结合的中西医结合研究部分学者将病的涵义扩展为西医的病。王阶等［14］认为，病证结合即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以借助于现代医疗检测手段、现代医学理论、思维方法对患者做出疾病诊断，在此基础上运用中医辨证思维进行辨证，确定治法，组方遣药，最终达到提高疗效的目的。故中西医学在病证结合理论上得到了有机结合。中西医在证与病之间的有机结合，是基于二者在生理和病理上的相似性。西医的诊病方法，是一种从病理解剖与病理生理学为切入点的微观诊疗方法，而中医学则是以证为根本，以症为参考，以病为过程，三者互参，形成的一种动态的、整体的、宏观的诊疗体系，即王永炎所提出的内实外虚、动态时空、多维界面［11］。故在以上2种思路的融合下，就形成了西病中证的结合模式，其涵义是以西医病的基本病机作为主线，将贯穿于相互关联的证型，病与证、证与证之间形成有机的联系［15］，从而揭示了病机演变规律，同时也反映了疾病各阶段主要矛盾。这样利用西医学的微观分析，促进和充实中医学对基本病机的认识。

讨论

病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第4篇

蛋白质组学和功能蛋白质组学随着蛋白质组的提出，蛋白质组学也自然而然地孕育产生。但目前，蛋白质组学仍无明确的定义。一般认为它是研究蛋白质组或应用大规模蛋白质分离和识别技术研究蛋白质组的一门学科，是对基因组所表达的整套蛋白质的分析。现阶段，蛋白质组学研究的内容不仅包括对各种蛋白质的识别和定量化，还包括确定它们的细胞内外的定位、修饰、相互反应、活性，和最终确定它们的功能。并对由此获取的数据进行数据库构建，以及不可或缺的推动这一学科进步的蛋白质组分析技术研究。由于对全部蛋白质的研究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研究策略：功能蛋白质组学。它是位于对个别蛋白质的传统蛋白质研究和以全部蛋白质为研究对象的蛋白质组研究之间的层次。研究特定时间、特定环境和试验条件下基因组所表达的蛋白质。

2　中医证候的现代研究方法

“证”是生命物质在疾病过程中具有时相性的本质的反映，“候”的原意是说明事物变化的性状，在医学范畴是指病变的临床表现。“证候”说明了中医学是通过观察病人的异常表现来把握疾病本质的。证具有整体性、定型性＼定系性、制约制、时相性，可以概括反映疾病发生的原因和病机、部位和范围；反映邪正相争的态势、病变的性质、类型和机能异常。证候是在致病因素作用下。机体内外环境各系统之间相互关系发生紊乱所产生的综合反应。是反映疾病处于某一阶段病因、病性、病位、病势等病理要素的综合性诊断概念。而证候的多态性是指在目前所认为的某一最基本的证型中包含着若干可分辨的有意义的不同病理状态网。中医的“病”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理论体系，每一个病都有各种不同的临床特征，各个不同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转归等一整套理论体系。中医的病与证是密切联系的。病统辖证，证从属于病，一病可以见数证，某一证候可以见于数病。临床上，一般先了解病人的各种临床症状，舌脉表现，判断疾病的证候，使用相应的方药进行治疗。辨病与辨证是用药的前提，没有正确的疾病诊断和辨证分型，就无法正确地进行治疗。

目前，中医证候学研究方法有：(1)多学科多层次多因素分析法。该法是借用数学模型达到辨证的计量目的。(2)在宏观辨证的基础上，用现代医学的方法，寻找证的客观指标，探讨其本质，即用微观指标认识与辨证。(3)主次症状判断法，根据中医的现证，用传统的辨证方法分析综合，通过临床实践，反复修改、完善，确定主次症状，制定辨证标准。(4)主症辨证法，主症通常是诊断该证必须依靠的特征症状或非特异性症状的特意组合，在证中起决定和主导作用，而次症只起补充和参考作用，此法在辨证中将复杂的辨证条理化、简明化、系统化。

中医重视疾病某阶段机体的整体状态。传统中医学对疾病的认识侧重于整体、宏观、司外揣内，通过疾病表现在外的征象推测演绎疾病的病因、病性、病位。归纳出证的概念。证候是致病因子与体质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反应，这种综合反应的过程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方法来揭示其物质基础并进行定量和定性对证候及辨证的规范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医界早年致力于探索证候的高特异性和高灵敏性的指标，试图建立证候实验诊断单个金指标，然而，由于证的整体性、动态性和异病同证，同病异证等特征，不可能用单一指标作定性、定量、定位的说明。据此，脏腑证候客观化研究采用综合指标，精选非特异指标进行特异组合，建立能反映证本质并能区别他证的定性、定量、定位综合实验指标，辅助四诊，确定证候诊断。

病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第5篇

关键词：证候系统生物学；慢性乙型肝炎；基本概念；研究思路；技术方法

中图分类号：R51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9)06-1130-05

目前，我国慢性肝炎以慢性乙型肝炎为主，在严重危害我国公民身心健康的传染性疾病中高居首位。中医针对慢性乙型肝炎病程进展的不同阶段所出现的“证”进行辨证论治，行之有效，但由于对证候的生物学基础缺乏全面、系统和深入地研究，严重阻碍了疗效的进一步提高。运用系统生物学(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的理论与技术构建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证候系统生物学研究平台，建立慢性乙型肝炎证候系统生物学的系统研究方法、研究慢性乙型肝炎中医主要证候(肝郁脾虚、湿热中阻、瘀血阻络、脾肾阳虚、肝肾阴虚)的系统生物学基础，形成完整的上述慢性乙型肝炎主要证候的系统生物学研究结果，提升中医药防治慢性乙型肝炎机制研究的能力和水平，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必要性。

1　基本概念

证候系统生物学是综合运用中医证候学和现代系统生物学的理论与方法的新交叉学科。中医证候是中医认识、诊断疾病，据此遣方治疗和观察疗效的基本概念。“证”是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某一特定空间、时间的本质特征，“候”是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某一特定空间、时间的情况、现象、信息流，“证候”是疾病本质与现象的统一体，藏于内的“证”通过现于外的“候”而反映出来。通过辨析疾病外在的现象(候)就能把握疾病内在的本质(证)，这一过程即“辨证”。有鉴于此，现代中医临床上，“证”与“证候”又常通用。疾病的本质极其复杂，反映疾病本质的现象变化莫测，加上人们的认识手段、方法和能力总是有限的，故“辨证”的结果通常不是唯一的，其准确性亦须实践检验。证(证候)是致病因素(单一或综合)与机体相互作用的综合反应状态，是对人体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空间、时间)的病因、病位、病性、病势以及治疗反应等病理生理状态的高度概括，它反应了疾病变化的个体性、阶段性、动态性和方向性。

中医针对慢性乙型肝炎病程进展的不同阶段所出现的“证”进行辨证论治，行之有效，体现动态化、个体化特点，但由于对证候的生物学基础缺乏全面、系统和深入地研究，严重阻碍了疗效的进一步提高。随着系统生物学技术不断成熟和飞速发展，为揭示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证候的系统生物学基础和提高临床疗效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和机遇。

根据人类基因组计划创始人莱洛伊・胡德(Leroy Hood)的定义，系统生物学是研究一个生物系统中所有组成成分(基因、蛋白质等)的构成，以及在特定条件下，如遗传的、环境的因素变化时，分析这些组分间相互关系的学科。也就是说，系统生物学不同于以往的实验生物学――仅关注个别的基因和蛋白质，它要研究所有的基因、蛋白质等组分间的所有相互关系。同时，通过整合各组成成分的信息，以图画或数学方法建立能描述系统结构和行为的模型。系统生物学的理想就是要得到一个尽可能接近真正生物系统的理论模型，这些模型不仅可以模拟生物系统的行为，而且可以用来预测该系统受到干扰后未来的行为。它的技术平台为组学，即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相互作用组学、表型组学和计算机生物学。

2　科学意义

运用系统生物学(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的理论与技术构建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证候系统生物学研究平台，建立慢性乙型肝炎证候系统生物学的系统研究方法、研究慢性乙型肝炎中医主要证候(肝郁脾虚、湿热中阻、瘀血阻络、脾肾阳虚、肝肾阴虚)的系统生物学基础，形成完整的上述慢性乙型肝炎主要证候的生物学研究结果，提升中医药防治慢性乙型肝炎机制研究的能力和水平，至少可解决如下重大科学问题。

病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第6篇

【关键词】中医院校；流行病学课程；改革

流行病学（ epidemiology） 作为现代医学的一门工具学科，是研究人群中疾病与健康状况的分布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并研究防治疾病、促进健康的策略和措施的科学[1]，在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和疾病预防控制领域中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在中医药医学领域亦是如此。本文根据本校流行病学课程的教学实践，探讨具有中医特色的流行病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改进措施，以期提高教学质量。

1 学生对课程的重视程度不足

中医院校学生都以学习中医知识为主，认为流行病学不是他们的主干课程，因此在学习时对课程不够重视，热情不高，不会主动去学习，导致他们不能很好地掌握本课程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近几年，世界范围内几次大的流感病毒蔓延，包括我国在内，都导致全球范围的大流行，其中让人最为惊讶的是在此次流行中很多医务人员都被感染了[2]，这足以说明了我们医生流行病学知识的匮乏。针对该现象，我们的应该从教学本身出发，改变教学理念，通过各种教学方法鼓励学生主动学习。

目前，我们对本科生的教学内容主要以总论基础理论知识讲解为主，主要介绍几种流行病学方法，比如：横断面研究、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及实验研究。在以后的授课中可以采用从具体事例出发，引出相应的流行病学方法，并且通过经典事件的分析学习不同方法的特点及实施步骤。在讲授病例对照研究时，可以引用比较经典的吸烟与肺癌的研究；在讲授横断面研究时，可以结合相应的现况调查（大学生网络生活知晓度调查）进行学习等等。一方面提高学生对本课程的认识程度；其次，培养学生理论结合实际的动手操作能力。

2 上课内容及课时的限制

涵盖各种专业和层次，而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培养层次的学生，讲授的内容和要求是不一样的。教师应在授课的过程中根据不同专业学生知识体系及需求的特点，制定不同的授课方案[3]。比如：流行病学做为预防医学的主干课程，学时一般安排较多，教师应重点讲授不同方法的理论思想、特点、实施步骤及应用，在此基础上，还应尽可能多安排案例分析讨论课，及时将理论知识应用于现实事件中。对于非预防医学专业学生，流行病学作为一门方法学科，在课时比较少的情况下讲授应做到重点突出，重点培养学生流行病学在科研中的应用思路，让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了解以后工作中应用流行病学的科研思路、研究内容和具体方法。

3 增加实践教学环节

流行病学作为一种方法学科，在教学中应包括理论基础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两部分。理论教学注重讲解基本概念、不同方法基本思想等；而实践教学则注重各种方法的具体应用，但目前的教育是教师偏重于理论知识讲解，不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遇到实际问题，不会运用流行病学方法进行分析解决，比如：进行最简单的社会调查，学生不知道怎么去开展实施；临床上遇到比较罕见的疾病，不知道怎样运用流行病学方法去查找病因，因此，加强实践教学整个本科教学的重要环节，而实践教学本身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具有特殊作用。流行病学实践教学环节主要以两种形式来完成：一是选取医学中经典案例课堂讨论的形式，有利于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具体事件相结合，更好的巩固课堂所学知识；二是现场实践，现场实践是流行病学教学中的重要环节[4]。为了完成流行病学实践教学任务，学校和教师要做好与地方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院、社区及相关部门的联系工作，组织学生实地开展如个案调查、小规模的现况研究和利用现有资料进行生态学研究等现场实践教学环节。

4 考核方式的改革

流行病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在以往教学中我们多采用试卷形式进行考核，但单纯通过一份试卷很难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和能力[5]。所以我们应在考核方式上做相应的调整。整个考试可以分为两个环节：试卷基本知识点识记和具体方法应用。试卷内容应包含本门课程需要学生掌握的一些基本概念原理，还包括对经典案例中所涉及到的流行病学方法进行分析；第二部分考核内容教师可以提供多个研究题目，由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写出相应流行病学设计方案（研究目的、方法、步骤、结果、偏倚的控制等等）。通过这样不但可以锻炼学生综合考虑问题的思维能力，还可以提高学生应用知识解决医学问题的实际能力。

流行病学作为预防医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同时也是为临床、护理、检验、药学等各研究部门服务的一门工具学科，在科研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作为流行病学的带课教师，应在不断学习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准确理解流行病学的基本原理，正确应用流行病学原理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以期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 李立明.流行病学[M].6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1- 13.

[2] 陈新林，徐谦，郎建英，等.中医药院校本科生流行病学教学改革探索[J].基础医学研究，2013，4（15）：360- 361.

[3] 王福彦，李欣炜. PBC教学法在流行病学教学中的实践与体会[J].山西医科大学学报（基础医学教育版），2001，3（2）：106- 107.

病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第7篇

关键词典型病例库；医学生；医学教育

随着医患关系的变化，伴随医学生人数急剧增加，教学任务加重，示教患者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多媒体教学系统的建立，可以通过采集典型病例的视频资料，文字、图片、影像学资料、动画和摄像材料，以病例为基础，以问题为引导，以多媒体交互为形式的教学手段，层层深入演示疾病的发展，剖析症状体征的表现，培养学生良好的临床思维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教学资源相对不足的局面。因此建立妇产科基本病案库，依据常见妇科疾病临床表现特点，每一种疾病收集4-8例病例，每例病例反应出疾病的某一特征，试图通过4-8例典型病例，囊括该疾病的全部临床特征。在临床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实习医师先通过基本病案库中典型病例的分析，认识疾病、诊断疾病，逐渐培养良好的临床思维[1-2]。本研究是在妇科基本病案库建立的基础上，分析实习学生通过对基本病案库中典型病例的分析、处理后对疾病特征的认识、疾病诊断和鉴别诊断的思路、临床处理的策略及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探讨基本病案库在教学资源补充中的应用价值。

1材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2012年8月至2015年12月在妇产科学临床实习的五年制中国医学生123人，按随机方法分为研究组61人和对照组62人。以异位妊娠为研究疾病。

1.2研究方法

研究组实习生对基本病案库中5例异位妊娠病例进行病史询问（代教老师作为标准化患者）、查体（模型），得出可能的疾病谱，并提出需要做哪些检查，代教老师给出相应辅助检查的结果及影像学图片，学生提出初步诊断及诊断依据，并提出鉴别诊断及鉴别诊断要点，最后提出处理意见。5例病例分析过程中学生针对不能回答的问题查阅文献、了解相关进展。带教老师可以针对学生分析过程中的疑问进行引导。5例异位妊娠囊括不同临床特征的同一种疾病，包括破裂型异位妊娠、输卵管妊娠流产型、未破型异位妊娠、药物流产后腹痛、间质部妊娠。对照组实习生由带教老师带领床边对1-2例术后异位妊娠或异位妊娠保守治疗患者进行病史询问、查体（模型），得出可能的疾病，并提出需要做哪些检查，带教老师给出相应辅助检查的结果，学生提出初步诊断及诊断依据，并提出鉴别诊断及鉴别诊断要点，最后提出处理意见。病例分析过程中学生针对不能回答的问题查阅文献、了解相关进展。带教老师可以针对学生分析过程中的疑问进行引导。对异位妊娠病例的分析后，两组实习生接受同一命题考试：包括病案分析、异位妊娠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研究进展。对两组学生考试成绩进行比较。

1.3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用（x_±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一般情况

两组实习生的年龄21岁～23岁，研究组年龄22.13±1.02岁，对照组年龄22.09±1.11岁，经t检验两组年龄显著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实习生性别比经χ2检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学生临床思维建立的作用比较

研究组和对照组考试总得分均数比较：命题总分数60分，研究组实习生得分50分～59分，平均57.09±3.49分；对照组实习生得分49分～59分，平均49.54±6.21分，经t检验两组实习生实习后考试总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和对照组临床病案分析题得分均数比较：病案分析总分数20分，研究组实习生得分18分～20分，平均19.23±2.12分；对照组实习生得分13分～20分，平均16.32±5.67分，经t检验两组实习生病案分析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学生学习兴趣及医学理论的影响比较研究

组和对照组基本知识题得分均数比较：基本知识总分数20分，研究组实习生得分16分～19分，平均18.53±2.32分；对照组实习生得分10分～19分，平均14.62±4.54分，经t检验两组实习生基本知识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和对照组基本理论和研究进展题得分均数比较：基本理论和研究进展总分数20分，研究组实习生得分16分～19分，平均18.53±2.32分；对照组实习生得分10分～19分，平均14.62±4.54分，经t检验两组实习生基本知识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讨论

3.1多媒体典型教学病例库建立的意义

妇科多媒体典型教学病例库的建立是研究组成员在日常工作中依据真实病例筛选出能够反应疾病某一特征的病例，选择病例数依据疾病本身的特征，比如本研究所采用的异位妊娠5个病例分别代表了不同分型异位妊娠的特征。通过不同特征典型病例的分析，使学生能够立体的理解疾病的特征，通过几个典型病例的分析后使学生对异位妊娠的临床特点有了全面的理解，不同病例其诊断思路和鉴别诊断不同，使学生开动脑筋，主动的学习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能够有理有据的完成诊断和鉴别诊断，临床思维逐渐建立。本研究中实验组学生由于接触到更多的实际病例，通过不同特点病例分析，临床思维更活跃，在病例分析中明显占据优势，与对照组学生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对不同病例的处理策略制定中，学生必然提出各种方法，其中不乏完全脱离常规治疗的方法，也暴露出学生思维的局限性和灵活性，也因此提出可能的研究进展，使学生在临床实习中了解临床科研的基本方法。多个不同特征典型病例的分析使学生懂得医学的复杂性、规律性，可探索性，因此提高学习兴趣。研究结果也显示经过多个典型病例分析后学生对相关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研究进展都有了明显改善，相对于缺乏多方位讨论条件的对照组同学，实验组同学更具有探索精神，而对医学的兴趣和责任感是一个医学生最需要的品质[1-2]。但Faramarz等人的随机选取的临床病例纳入病例库未能显示其在医学教育中的积极作用，考虑与病例的优选有关[3]。通过研究认为典型病例库的建立，对临床教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在弥补临床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但是建立典型病例库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典型病例必须具有代表性、侧重性，病例库病例必须能够囊括疾病的全部临床特征、不同的治疗方案，尚有不能解决的临床问题。通过不同临床特征的典型病例的分析，学生在病例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对一种疾病有比较全面、立体的认识。典型病例库建立过程中经过多次、多层次医师的讨论，严格筛选，在临床教学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2]。

3.2多媒体典型教学病例库的应用及发展

病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第8篇

基础医学病例研究教学作用基础医学教育是医学生学习医学课程的必经过程，基础医学包括生理、解剖、病理、药理及微生物和寄生虫学等。这些课程量大且内容多，知识抽象，特别是刚入校的职业学校医学生，学习困难大，死记硬背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学习方式。这种方式的长期发展就会导致学生对医学学习失去兴趣，也失去探索医学奥秘的动力。长此下去，不但影响临床课程的进一步掌握，更会导致将来开展临床工作后，在医疗实践工作中照搬生套，没有建设性开展医疗工作的能力。我校在教学过程中倡导在基础医学学科中开展病例研究教学模式。病例研究是近些年被广大教师应用的教学方法，病例教学就是通过设置典型病例，在该病例中将临床症状以常见方式展现，通过分析临床病例来和基础医学理论相联接。通过分析、推理和判断，帮助学生掌握基础医学知识。在病例分析中穿插理论教学知识点，使学生在头脑中把相应的知识点通过临床症状建立联系，产生深刻印象，建立大脑反射模式，形成病例判断分析程序，为学习和今后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学习基础和习惯。病例研究教学模式将病例教学法更深入开展，加重病例教学在课堂中的比重，侧重学生病例研究能力，通过研究病例来消化基础医学理论，让学生形成立体的基础医学理论模式。

一、以往病例教学存在的问题

病例教学方法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展，但是教师应用起来参差不齐。现在编写的中职及高职教材都强调将知识点活化运用，往往都要求引用病例在教材中，特别是一些职业学校的教材，病例更是占教材内容相当篇幅。但实际教学应用中，教师往往习惯于以往的教学思维，在教学过程中主导应试教学，强化学生掌握常规固定知识点。病例只是部分学生在课后随意阅读的内容，毫无实践应用价值。有时教师也受教学学时限制，无法开展病例教学，更谈不上病例的深入研究。例如，中职病理教学，教材要求学时72学时，72学时中既要完成基础病理学内容，又要完成病理生理学内容，每堂课内容知识点遍布，教师总感觉一直在讲，学生一直在听，但每每下课时都是仓促收尾。更深一步存在的问题，就是现在的中职基础医学教学注重知识点的细化掌握，考试内容固定死板，学生必须掌握教材的条条内容，才能完成考试。这种现状造成的结果，就是教师无法抛开期末考试成绩来开展病例研究。

二、病例研究教学模式实践开展状况

病例教学中，病例是教学的核心，学校倡导基础医学教学以病例研究为主导。病例研究在教学中的开展首先要求病例设置要科学、合理。我校要求基础医学解剖、生理、病理学科建立专业病例库，每节教学内容完全围绕病例研究来开展。建立病例库要求专业教师将知识点梳理后，寻找、选择、设计病例，让知识点潜藏在病例中，让学生通过浅显易懂的临床症状，深入追寻其内在原由根理，从而通过自主探知，培养临床思维能力，完成医学教学目标。病例库的建立激发教师到临床工作中寻找典型病例，将典型病例与教学中常遇到的问题结合，对典型病例进行适当的编撰，并紧扣病例设置问题，对病例灵活应用。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将每个知识点用病例串联在一起，在教学过程中选择一个或若干个典型的具体病例，经过精心设计、推敲，引导学生层层深入展开分析研究，既融合知识性，又要有一定趣味性，让学生的兴奋点能紧紧的围绕在学习中，从而让学生学会概括知识要点，便于深刻理解和把握。

病例研究方法在我校实践开展效果显著的原因，除了专业设置课程病例库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考试内容完全以病例形式设置。学校自2002年成立无纸化考试系统后，无纸化考试覆盖基础医学全部学科。题库最早建立中，病例题比例只占10%～25%，近几年通过病例研究教学后，病例题量已经提高到总题量的80%～90%。教师在开展教学中将病例研究结合到考试应用中，提高学生的学习关注力，也将教师对教学的研究集中到病例的采集、设计、应用中。

三、病例研究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

以往的课堂教学活动，多是以教师为中心形成的灌输式教学，枯燥被动的学习，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2009年，基础医学等科目期末考试成绩不及格率高达35%。2010年，我校在2010级护理班基础医学教学中的病理科目中开展病例研究教学法，为对比教学效果，应用两种教学方法在同一年级专业学生中开展教学，最后通过学生的卷面得分情况，来探究开展病例研究教学模式在医学基础学科教学中的应用效果。2010级护理10个中专班分成两组，5个班仍是采用传统理论讲授法进行教学，另5个班则教师授课全程以病例研究为主导。病例研究贯穿课堂始终，教师在教学中侧重教授学生研究能力，通过研究病例来理解基础理论知识点。期末考试应用相同试题考试，采用病例教学法的教学班不及格率为11%，而另5个班的不及格率则为32%。通过对比，应用病例研究教学模式来开展基础医学教学能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提高学习成绩。在活跃课堂气氛的同时也能强化知识的应用能力，更能实现培养有创造力的实用型医学人才的目标。通过三年的教学实践开展，病例研究教学模式在中等职业卫生学校医学基础学科中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四、病例研究教学模式可增强教师的综合教学能力

基础医学教学中不断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与临床医学相结合，学生学习基础医学的最终目的是应用到临床实践中，通过掌握的基础医学理论解决临床医疗实践中遇到的复杂问题。病例研究教学模式对开展基础医学教学的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可以促进教师综合教学能力的提高。教师在开展教学中，不再只局限于传授书本上的规则和理论，而是将各章节的难点和重点，精心设计在病例中，创造出让学生身临其感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进行知识的探索，找到因果关系。我校通过在基础医学教学中应用病例研究教学模式，使基础医学教师不断增加了临床实践愿望。3年来，共有6名教师到本市三甲医院临床实践，在实践中教师通过经历的临床病例，把基础医学理论教学内容进一步巩固、活化，教师的教学技能和业务水平不断提高。

五、病例研究教学模式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能力

学生普遍反映，医学是一门难学的学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参与教学的意识差，通过病例研究教学模式的开展，学生在课堂中要分析讨论病例，这就促使学生要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查资料、查参考书籍，等等，这些方式都增强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求知欲。这种学习学生印象深、记得牢，而且也会活学活用，举一反三。

参考文献：

＼[1＼]董青生，冯驰，杨溢.以问题为导向教学法结合病例教学在临床生化检验实验教学中的初步应用.华西医学，2013，（03）.

病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第9篇

在美国当代的研究范围内试图对藏医进行了解的想法，是在公众为寻找一种替代或“补充”医学的条件下开始的。在为了研究其临床疗效的众多“民族医学”中，较普遍的替代医学是中医以及以“四部医典”为基础的藏医学。那些由生物医学文化背景下演化出来的其他替代医疗技术，它们应用生物医学的解剖学、生理学、效应（如螯合术、维生素、捏脊疗法），与此不同，民族医学由于其与生物医学极为不同的理论的作用，对生物医学工作者提出了特殊的挑战。研究者为了使研究和一般资料能简化进行以证实其疗效之有无，并克服这些困难，他们转向方法学的“结果”，这种结果研究应用标准的生物医学研究准则，基本上集中在治疗的临床结果，而避开阐释为什么这些方法有效或无效的问题。这样一来，理论的问题（如解剖学、生理学、治疗机制）基本上都被忽略了。例如，对于针刺术，就只研究对特殊疾病的好处，并没有标准的对照组（对这患者是按中医认为有益的治疗），然后与那些用有效方法治疗的患者进行对比其结果）。在替代医学临床研究中，另一创新之处是那些从事治疗垂危病症的病人做替代医学的临床研究（这种方法是由艾滋病流行而引发的），对这些生物医学束手无策的垂危病人，迅速进行了替代医学的研究。也就是说应用非西方制剂，而不是用通过完事而昂贵的，并由联邦食品药品局（FDA）批准（有时需时数年）的试验来治疗；这是经临时批准的，目的是对生物医学认为无可救药，即生物医学认为没有把握的病人来进行的。

对于把民族医学的好处融入生物医学中，对结果的研究是重要的第一步。然而，这种对结果的研究从长远观点看也有一种简化论和排队性的问题，他对于亚洲医学体系及其医者们，包括藏医在内是不利的。这里的简化认是指一种步骤，他把医疗理论原则和实践加以忽略，或者简化成在生物医学临床中得以容易实践的简单的技术；而排队性则是指这种替代形式的知识，如埋藏在对解剖学、生理学和治疗学中的藏医学方法，被用盛行的西方或美国框架加以排除或替代了。

我将在六个人种学方面的例子中阐述这些步骤，以阐明对临床疗效研究的复杂性。

1、翻译诊断法的复杂性

①在最早对临床疗效研究的复杂问题之一是如何在生物医学框架中找到与藏医诊断一致的翻译疾病的方法。如我本人在研究藏医妇人疾病时，收集了一般妇人病的资料。在一般的问题中，一种叫“mngal　nad　mkhris　rgyu”的是最普遍的，如果从文字上对译成妇女子宫与胆有关的病症，仅以病名而论，生物医学中并无与此相同的病症，在门诊中，每年要治疗3040个这类病人。另一种常见病是“子宫内肉赘”（sha　skran　phembo），我从资料中看到，也听说藏医对此病疗效很好，在对藏医治疗这些疾病的疗效进行观察研究时，我要向生物医学的医生们请教，以便决定这些病相当于生物医学的何种病。

②在确定临床疗效的努力中一个复杂的问题是在藏医学与生物学中好几种病症，反之亦然。例如：“妇女子宫与胆有关的病症”可相当于生物医学一类疾病，包括盆腔炎、性病、严重霉菌感染、月经不调及子宫内膜炎。就藏医学而言，生物医学诊断为盆腔炎症的可以有不同的诊断，如mngal　nad　mkhris　gyu或mngal　nad　rlung　rgyu等。而在子宫内赘生物（sha　skran　phembo），是否相当于一种特殊的子宫内可认定的新生物则尚不清楚，有别于血液的新生物（trag　skran），后者可以或不能相当于生物医学的一种疾病。就生物医学而言，医学对子宫肿瘤、癌症、囊肿和子宫内膜炎——这些可引致子宫和生殖管道中新生物是否能进行鉴别，也不得而知。

③另一个有关的复杂问题是，当对不同医学体系进行翻译时，在一个系统中称为症状者，在另一系统中可能称为疾病，反之亦然。因此，月经不调在生物医学中是一种疾病，而再加上一些其他症状在藏医学则有可能是一种症候。这与以下事实有关，即藏医学对一种“疾病”的确定，是基于对体内某些模式的失衡，意味着鉴别一种症候群或模式的紊乱，它可对全身产生有症状的影响。反之，生物医学则把注意力集中于把疾病作为一种独立的现象，它可以作为体内一种独立的病症加以处理。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经常听到说藏医治本，而生物医学则治标（症状）。

④最后，藏医依据经验把证据按疾病的严重程度把它分成原发病与继发病，这种把不平衡和疾病加以精细的模式造成了一种情况，即患有同名的原发病的患者，可能也患有一组不同的相关的继发病。换言之，藏医学对任何一种有名的疾病可以有较多的不同的内部（或近似的）病因。例如，原发的mngal　nad可以与胆失衡、风或痰有关，造成同一疾病具有三种不同的变化情况。或者说，患有mngal　nad　mkhris　rgyu的妇女可能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继发病，如trag　tshab或rlung　tshab。。由于藏医考虑每个人的体液体质不同，每一个病人可能有同一基本疾病而各有不同的诊断，而这些不同可以影响其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