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经济一体化取得的巨大进展，集中体现在欧洲单一市场的建立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建设进程上。由于银行业在欧盟金融市场以及整个经济中的关键地位，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在这两个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目前国内外有关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程的研究主要是定性分析，缺少经验检验。本文运用经济计量分析的协整检验方法，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实际进程进行经验检验。
一、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
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标志是1986年欧共体通过的《单一欧洲法案》的提出。在这份法案中，欧共体提出了在1992年12月31日之前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在这个市场内，实现产品、人员、服务和资本的完全流动。在《单一欧洲法案》框架下，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成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重点，而且随着德洛尔报告的发布和《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实施，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又成为推动欧洲向经济货币联盟迈进的关键动力。
《单一欧洲法案》只是明确了欧共体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方向性目标，具体的政策表现为欧共体理事会发布的指导性意见”。
早在1977年，欧共体委员会就发布了《第一号银行指导意见》，其核心条款是允许外国银行在符合东道国法规的前提下设立分支机构。它事实上打开了成员国银行在共同体其他成员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大门，具有重大的普遍性意义。但是，由于各国的立法差异并没有得到消除，因此《第一号银行指导意见》并没有导致任何重大的跨国银行活动。真正标志着欧洲银行业和金融服务业走向单一市场的是1989年欧共体理事会发布的《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Directive 89／646／EEC)，经过修订，1993年各成员国将其转化为本国的法律加以正式实施。这份立法涉及欧洲银行业金融服务和跨国活动的各个方面，具有十分广泛的内容，其核心是置于共同监管规则下的单一许可原则和母国控制原则。根据这两项原则，任何一个成员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只要在本国获得了营业许可，就可以在其他成员国开设分行，不用事先征得接纳国的许可，其业务也只受母国监管机构的监督，而不受东道国的监督和管制。单一许可原则和母国控制原则对银行业跨国经营的便利性不言而喻，银行不再需要为了申请在国外开立分支机构的资格而花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其经营活动也只由本国的监管机构监督，这样就避免了成员国之间由于监管规则不同造成的麻烦。另外，这两项原则也为欧盟各国提供了一个监管框架，这个框架有助于降低对欧盟各国之间进行协调的成本，并减少欧盟各国的监管负担，同时也限制了潜在的各国监管者的偏见。1986—1992年间，欧共体理事会还制定了8个附加的指导意见，分别对银行业监管、资本金要求、偿债能力标准、洗钱活动、信贷风险、年报的要求和银行并购重组各个方面做出具体的规定。
欧共体理事会的这些指导意见系统地阐述了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立法要求，然后各成员国将这些要求转化成本国的具体立法加以落实。因此，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不仅依赖于各项指导意见的有效性，而且也和各成员国的具体实施状况密切相关。芝摩曼(Zimmerman，1995)考察了所有单一市场指导意见在各成员国的实施状况，得出的结论是在1991年末至1994年4月间，已经被成员国采用的指导意见占全部指导意见的百分比已经从58％上升到89％。对于《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截至1994年4月，12个欧洲联盟的成员国中有11个已经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进行了国内立法，惟一的例外是西班牙。
总体而言，在欧共体发布一系列的指导意见之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法律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法律一体化比市场的实际一体化先行一步。
二、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经验检验
(一)假设和数据
首先，经验检验主要是针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同时也涉及货币市场，因为银行信贷市场利率是以货币市场利率作为基础的，银行信贷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关系很密切。
其次，检验的指标是利率，也就是以利率(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作为衡量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指标。根据利率平价理论，完全一体化的市场应该遵循单一价格原则，换言之，就是在完全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上，所有相同金融资产都具有相同的价格。由此，利率可以作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衡量标准。在实际情况中，由于风险的不同，文化对银行与客户关系的影响不同，货币政策条件不同，以及各国银行为解决信息不完全而采取的策略性行为不同，一体化的银行信贷市场内利率并不一定都实现均等化。因此，我们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检验不是以严格的价格均等化作为标准，而是使用协整的概念。协整分析认为，随着银行信贷市场日益一体化，区域内银行的定价行为将会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换言之，一体化地区内成员国的利率将表现出趋同的关系。而从具体分析的角度说，在一体化的金融市场内，利率(非稳定时间序列)在短期内可以分离变动，但是在长期，市场力量将迫使它们恢复到一个均衡的关系。
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这是出于下面几方面因素的考虑。第一，在金融市场上，名义利率能够比实际利率更好地反映国际套利过程。借款者用以进行比较、评判的是经过汇率预期调整的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相应地，那些不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行跨国业务活动的银行一般也只是对经过汇率预期调整的名义利率感兴趣。上述两者构成了国际套利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因此在国际套利过程中名义利率比实际利率更重要。第二，用实际利率进行衡量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问题。一方面，实际利率以各国的货币分别表示，其差异无法比较，同时，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对跨国实际利率进行比较，因此对于单个投资者或借款者来说，实际利率差异并不能够提供获利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平均实际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购买力平价，而各国的购买力平价在长期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偏离，也就是说各国平均实际利率在长期是基本相等的。这样，使用实际利率进行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检验具有潜在的误导性——无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是否发生，实际利率本身的差异就很小。因此，我们选择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作为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检验指标。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过程中， 通过初次分配的合理规划、微观调控手段的落实和计划资源的合理布局来实现效率第一，公平第二的发展目标。随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中， 对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重新配置， 将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发展的位置之中以此来实现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协同发展，保证两者对我国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对此，本文在公平与效率的视角之下， 对民商法与经济法的价值取向进行着重分析和简要探讨。
一、效率与公平的法律价值
( 一) 效率的法律价值
要对效率的法律价值进行探析，首先要明确效率与效益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立足于市场经济的整体框架下来对其所呈现的法律价值进行具体描述，以此来进行更为精准化的理解。效益，从其字面上的理解则是好处、效用等。美国学者认为，利益则是社会各关系群体通过联合、结盟等方式来对自身的切身利益进行维护，进而更好地提高自我在群体中的实际价值，从而实现功能效果的最优化。根据利益主体的不同可以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国家利益、集团利益、企业利益等几个方面。效率是经济学范畴之中的常用词汇，主要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人们要对资源进行高效整合和优化配置， 以此来提高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应用水平， 促使其发挥更大的经济作用。由此可见，在效益目标的确立之下要通过行之有效的方式来提高经济发展效率。法律是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群体相互合作的重要方式， 能够在人本思想的指导理念之下解决人们的利益冲突， 其中这些利益冲突包括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公共利益等多个组成部分。法院及相关立法部门需要就出现的利益冲突进行及时的管理，根据立法原则及法律构建准则来拟定出新的法律条款，进而科学有效的解决人民群众之间利益冲突， 使得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得到根本性的保护， 当然， 这其中将对他人具有威胁性的利益也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由此可见，法律的作用则是将个人、社会、群体、企业等主体追求效益的目的与效率行为进行明确规定，在尊重人性的基础之上更好地提高人的行为效率，从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经济的稳定发展。综上所述，效率的法律价值则是促使组织朝着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并进一步提高个体的社会化程度， 实现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均衡化。
( 二) 公平的法律价值
政治体制的确立、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的构建、道德行为的指引均要建立在公平这一原则基础之上， 将公平的发展理念渗透和践行与各自的行为规范结构体系之中，以此来更好的彰显以民为本的治国之道。对于公平一词各学者的理解不尽相同。从道德层面来说，东方人认为公平是正义公正、不徇私枉法、不偏袒自私，西方人则认为美德即公平， 是一个人德行的最好表现。由此可见，虽然东西方在思想文化、政治体制方面存在一定的不同之处，但是对于公平的理解却有着惊人的相似点。此外，公平的价值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奴隶制社会时期很多人认为这种政治体制是一种公平的标志，但是随着生产力的进步， 封建经济逐渐瓦解且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新兴资产阶级对公平原则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和解读，要求废除奴隶制建立资本主义制度， 以此来更好地实现更公平民主的发展目标。因此，公平的具体含义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逐渐改变的。而笔者在本文中所提及的公平，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民群众分配制度与社会利益的均衡化发展， 以此来实现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构建目标。对此，这种公平原则主要表现在法律体系的构建之中，通过极高的法律价值来得到进一步的彰显和突出。在不同的法律之中所表现出来的公平原则各有千秋，具有与具体法律相关的鲜明特征，如我国的基本大法《宪法》，在法律设置过程中其所遵循的公平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人生关系等方面的法律规范， 因此其所遵循的公平原则是平等、公平、自由; 而《经济法》作为我国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法律， 以效率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为公平原则的主要表现形式。由此可见，公平原则贯彻于法律体系建设的各个环节之中， 对法律体系的构建、实施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此外，公平的法律价值具有一定的弹性特征， 能够根据法律应用情况的进行及时的调整。以英国的《衡平法》为例，这种衡平思想本身就是公平原则的重要表现形式， 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当事人的实际行为及造成影响的现实情况进行自由裁量。由此可见，法律的一般性原则普遍适用在案件审理中，但是如果案件的具体情况与法律条款有所出入， 法官则可以运用公平原则对案件进行酌情审判，并且这种公平公正原则的应用则显得十分必要。因此，公平法律价值更多的是一个规范性原则和道德标准。二、公平与效率视角下的民商法、经济法的价值
( 一) 民商法的价值
公平作为民商法践行和实施的基础性原则， 贯穿于民商法构建、修订、完善的各个环节之中， 以此来更好的体现民商法的公平民主的立法理念， 对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给予高度尊重。同时，在民商法的立法、执行和应用过程中，相关人员需要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对案件的性质、内容、具体方案进行行之有效的审判，以此来保证民商法能够对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有效维护， 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构建进程，实现和谐社会构建的总体目标。此外， 公平原则是民商法的基础性原则，对民商法中的平等原则、自愿原则等起到了积极指导作用，能够最大限度地彰显民商法的价值属性、特征。
民商法中的公平原则具有一定的抽象性特征， 强调个体在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平等性，即社会赋予每个人的权利、条件是均等的，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之下， 人人都可以享受到起点的公平。同时， 民商法中的公平以个体能够自由发挥脑力、体力等条件为前提，通过此种框架的假设设置来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进而实现其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由此可见，民商法中的公平性是一种形式公平和个体权益的公平。个体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主体能够在合法的范围之内积极参与各项经济活动，在法律的整体框架之下个体享有公平的市场参与机会和平等的法律地位。这种以公平为核心的民商法理念能够保证人们处于同等的市场竞争环境之中，通过自己的能力提升和强化来获得与其相符合的利益。
民商法中的效率价值以经济的自由发展为基础， 保证经济人在市场竞争、经济发展环境之中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是相辅相成的，很多情况下经济人往往以自我的利益为主要出发点，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谋求与自我相关的利益融合点，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进而满足自我的发展要求。但是很多时候经济人对自我的这种利益需求是有意识， 但是对社会利益的驱动却是无意识的， 正是因为这种有意识的利益追求能够进一步促进社会利益的长足发展。民商法中的效率价值正是通过该种途径得到有效彰显，即民商法将经济人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行为以法律条款的形式进行明确规定， 在法律的范畴之内得到更加规范的实施， 将民主、自由、自愿、私权等原则落实其中，促使经济人的驱动性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 实现社会生产力全面提高的目的。
( 二) 经济法的价值
经济法中的公平价值是借助公平原则这一理念得到表现。经济公平主要是指经济主体在法律允许的范畴之内， 可以通过科学合理、规范适度的行为对自身的物质利益进行实现或者维护，并且在同等条件之下， 经济主体可以实现利益的均衡化发展， 当然这种平衡是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 要严格按照市场经济运行原则、程序进行，从而为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经济效益的提升所服务，切实有效的为其注入新的发展活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公平是经济人开展市场交易行为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条件，能够满足经济人在经济法发展过程中所谋求的实际需要。
经济法中的公平则是在同等的市场机制作用之下， 经济人或经济主体所获得的信息是同等的， 需要按照一定的市场规则来开展各项经济业务。同时，在经济活动的开展过程中， 各经济主体之间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要按照分配制度进行严格进行，保证每个人在同等的条件之下获得与自身脑力、体力相符合的物质或精神成果。但是值得说明的是，经济法中的公平与民商法的形式公平存在根本性区别， 民商法中的形式公平则是在传统形势之下融入了理性的探索成分， 将其赋予一种抽象思维，进而实现特质的平等化， 可是人与人存在本质性差别，这种差异将会促使公平中的不合理成分逐渐得到凸显， 即民商法中的私有化。此时， 则需要通过经济法的确立来消除民商法中的不公平特质，以立法的形式进行适当倾斜进而实现新的经济平等。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体情况来说，影响公平的因素有分配制度不合理、市场运行机制不完善、竞争手段不当、经济垄断等。对此，经济法则需要对这些因素进行逐一解决来实现公平价值的最大化。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占据基础性地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市场机制的运行均是有效率的，而民商法作为市场机制运行的辅助性的工具，其效率机制也并不是全都具有效率的。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市场会出现崩溃的情况， 而其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则是市场机制不健全、垄断经济行为的出现或者其他不完全竞争行为; 同时， 还受到外部性影响因素的制约，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面对此种情况，政府则会发挥自身看得到的双手，即宏观调控来对经济进行合理干预，如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货币政策等，而这些内容均包含在经济法的范畴之内，可以对市场行为进行及时矫正，进而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效率。
三、基于公平与效率视角下的比较民商法与经济法的价值取向
( 一) 相同价值取向
在公平与效率视角下，民商法与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存在共通点，其价值取向的方向、理念均趋于一致。一方面，从公平价值取向方面来说， 民商法与经济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协调的重要法律， 能够为市场经济关系的科学调整、巩固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法律框架，进而保证市场交易行为的公平性，从而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发展所服务。民商法中的公平原则是其法律构建的核心和关键所在，能够最大限度地彰显民商法的精神理念和法律精髓。其中，民商法中的公平原则的地位要明显高于诚实信用原则， 内容、方式等方面也具有较强的丰富性。同时， 民商法中的公平原则，能够最大限度表现出民商法的性质、内涵及特征，是民商法在法律运行过程中的基础性原则， 更是相关执法人员的执法准则。而在经济法中，众多的学者将公平原则看做是经济法的价值原则，经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水平、资质获得与自身相符合的经济效益，同时，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经济人的起点、发展条件均具有明显的公平性特征。
另一方面，从效率价值取向方面来说， 民商法与经济法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 通过法律宏观框架的科学设置和合理构建，引导经济行为朝着合理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实现经济人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同发展， 进而达到一种均衡化的状态。民商法立足于自由平等的基础之上， 对个人、集体的财产进行科学管理， 遵循公平原则来获取与之相对应的价值利益， 特别是在经济业务的开展过程中，更加强调效益第一的发展目标; 经济法则是从整体角度出发， 对企业经济行为进行调控， 并且与社会发展的整体情况相契合，从而实现社会效益与公共效益的双重提升。由此可见， 经济法和民商法都能够促进社会整体的全面发展。
( 二) 不同价值取向
在公平与效率视角下，民商法虽然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共通
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两者仍旧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 也正是因为价值取向的不同赋予了两者各自的特征。一方面，从整体角度来说，民商法属于司法的范畴，倾向于社会个体利益; 而经济法则利于经济发展的宏观角度， 对个人、国家、企业等方面的利益进行综合考量，属于公司结合的第三方领域。另一方面， 从微观角度来说， 民商法与经济法存在明显不同的价值取向，以公平价值为例，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第一， 生产基础不同， 民商法的建立是为了保护私人财产的合理性， 是产品经济的发展产物，在交换形式的转换之后逐渐以法律的形式对他人的私有财产进行行之有效的保护， 进而有效地维护了私人的财产合法权益， 对此， 民商法中的公平价值主要是对私权的保护; 而经济法中的公平原则， 则是建立在市场经济运行出现崩溃的情况之下， 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来参与到市场活动中， 以此来保证社会经济的日常运作。第二， 公平原则的形式不同， 民商法中的公平原则中明确强调，社会个体或经济人需要在平等的环境之中开展经济活动， 并且各个经济人的起点是一致， 可以适用于各种法律之中， 致使民商法的应用结果也具有相对公平性特征。第三， 实现方式的不同， 民商法在平等原则的指导之下，对私有财产的所有权进行相应的制度建立，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条款实现对私人财产的保护; 而经济法则是在市场机制崩溃的基础之上， 通过财政支出、货币管理、税收制度建立等方式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稳定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
［关键词］国债；国债市场；创新与发展
国债是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对于集中社会闲置资金，增加社会投资以及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有着重要作用。国债作为中国政府为筹措财政资金而向投资者发行的一种债券种类，伴随着国债市场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其发行量不断增加，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一、中国国债在市场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债发行量的逐步增大与交易额的不断增多，国债市场已成为整个市场体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点以及社会资金循环的一个重要渠道。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国债以多品种、多期限、滚动发行的方式，在调节财政收支、弥补财政赤字、筹集建设资金，全面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中国国债市场起步较晚，中国国债一级、二级市场还处于初始阶段，与国外高度发达和健全的国债市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还存在一些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1.国债利率并没有成为市场的基准利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债利率在金融市场上往往作为确定市场利率水平的基准利率，其他各类债券或金融资产均以相应期限的国债利率为基础，根据不同的风险、期限或成本确定其价格或利率，其收益率与同期限国债收益率保持相对稳定的差额，并随着国债利率变动而变动。同时，由于国债具有较高的安全性、流动性，遵循收益与风险对等原则，其利率一般低于普通存款利率。然而，中国目前尚未实现利率市场化，发行的国债均属固定利率债券，且以银行存款利率为确定依据，其利率比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要高出几个百分点，在通货膨胀较高时期，还对三年以上的国债实行保值补贴。这种做法不仅无法提供金融市场银根松紧的信号，而且也加大了国债的筹资成本，加重债务负担。
2.国债期限结构不适应国债市场发展需要。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国债的短、中、长期结构比较合理。政府发行不同期限的国债，对于政府预算收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短期国债可以用于经常性的财政支出和短期资金调剂，中长期国债可以弥补年度预算赤字。而中国大部分国债均为中期国债，长期以来一直未发行过短期和长期国债。由于国债期限结构单一，难于满足国债持有者对金融资产期限多样化的需求，也使国债发行规模在短期内急剧膨胀，国家还本付息时间过于集中，客观上不但影响了国债资金的有效使用，而且成为进一步扩大国债规模的障碍，并使中央银行无法选择多种不同期限的国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3.国债投资者结构比例失调。西方国家个人的金融资产多委托给机构投资者管理，国债市场的参与者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个人直接拥有的国债一般不会超过10%。而中国国债认购对象主要是居民个人，其中城市居民投资者占主要部分，农村投资量非常有限。国债作为金融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有着重要作用，其不应该局限于财政筹款阶段，而应扩大机构投资者的认购比例，提高国债发行效率，也有利于今后国债上市流通，活跃国债流通市场。
4.国债品种缺乏多样化。从1991年起各种期限的国债开始市场化发行，这些都符合其特定的筹资需要。但从实际发行中看，短期国债被投资者看好，特别是二年期国债最畅销，反映出居民对市场物价、存款利率的心理预期。因此，国债的期限设计应兼顾市场需求，宜长则长，宜短则短，使之适应不同机构和不同收入水平购买者的需求以及不同层面投资者的偏好。
二、中国国债在市场运行中应遵循的原则
中国自从1981年开始发行国债以来，基本建立起了国债发行市场和国债流市场，随着社会主义市经济的发展，国债市场也要不断发展和完善。国债市场管理政策及发展方向的制定，既要从中国国债市场现状出发，又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立足国债市场的发展，建立一个适应经济发展要求，低成本、高效率的国债发行市场和高流动性、高安全性的国债流通市场。需不断完善国债市场，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以更好地把握经济运行、缓解经济波动周期和稳定经济增长，为此要坚持以下几项原则：
1.坚持国债发行规模适度的原则。国家在发行国债时，要全方位考虑问题，从中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要重点考虑影响国债发行规模的三个因素：社会应债能力是决定国债发行数量的最基本因素；国家的偿债能力是确定国债发行数量界限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对国债发行数量有着重要影响。在国债发行过程中，既要适应中国目前各项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又要以偿债能力和应债能力为限，不可顾此失彼。要努力提高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低国债依存度和偿债率。同时要以此原则为指导，优化国债期限结构，实现国债期限结构的多样化，要调整国债利率结构，逐步实现国债利率市场化。
2.坚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原则。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点，不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其实施过程都与国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适应的国债政策是实现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的重要手段和保证，而国债政策的有效实施，也同样需要货币政策予以协调配合。提高国债的流动性，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具有很大作用。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控国债的流量和流向，从而调控流通中的货币存量，保证供需平衡，促进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3.坚持加强国债监管，防范国债风险的原则。国债在市场运行中存在着发行风险、利率风险、竞争风险、核算管理风险等多种风险。为了规范和完善国债市场，必须坚持加强国债监管，防范国债风险。首先要建立健全国债法规，使国债管理有法可依，明确国债管理部门权限职责、相互制约关系和法律责任等，财政与人民银行要加强合作和协调，进一步提高国债监管效率。要加强对承销机构的监管，提高国债风险意识，主动规范承销行为，使其树立市场意识和社会意识。加强对国债发售整个过程和内部核算的有效管理，积极维护国债市场正常秩序。
三、中国国债在市场运行中的创新与发展
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表现为信用经济即债务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债已不再是单纯的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更是各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和工具。国债的突出任务是强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调节生产和消费，促进社会总供求总量和结构的平衡。为此要创新和发展中国国债，适应经济发展要求，发展国债市场，形成统一托管结算的国债登记托管系统，创建低成本、高效率的国债发行市场和高流动性、安全性的国债流通市场，更好地为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服务。
1.改变国债利率结构，实现利率市场化。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债是由中央政府发行并以国家财力和国家信誉为保证的债券，是金融市场中信誉最高、安全性最好、风险最小的金融产品。按照金融市场上收益与风险对等的原则，国债利率在市场利率体系中应是最低的，并作为基准利率供市场利率参照。然而，目前中国国债发行利率都是比照银行存款利率设计的，并且前几年总要比后者高1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国债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地位无法得到确认。不仅如此，国债利率机制缺乏弹性和灵活性，既不利于反映社会资金的供求状况，也不利于运用国债利率政策灵活地调节货币流通和经济运行。因此，从长期目标看，中国必须从基准利率的市场确定角度出发，逐步调整国债利率结构，改变历时已久的国债利率高、银行储蓄存款及其他金融产品利率低的状况，增强国债利率弹性，充分发挥国债利率机制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制定合理的国债发行利率，逐步实现国债利率市场化，结合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和资金市场情况，兼顾通货膨胀、市场利率的发展趋势及投资者的偏好等参数，适当提高长期国债的利率，适时调整以银行存款利率为基准的做法，使国债利率真正反映出国债市场的资金供需状况。
2.增加国债发行品种，加大国债市场供应量。为了满足国家财政的不同需要，促进经济发展，要对国债进行改革。笔者认为，可在现有已发行国债的基础上，组成一种新型的记账式国债。这种国债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托管后，投资者可拿这种国债在银行网上进行买卖，银行购入这种国债后，可以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统一托管变更转变成可以流通的记账式国债，这样投资者可以随时在商业银行柜台买卖国债。在大力调整国债品种结构中，还可以适当增加财政债券、建设债券、可转换债券和储蓄债券以及本息分离债券等券种的发行，使国债品种结构进一步多样化。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国债发行应以可上市国债为主，同时应进一步实行国债发行无纸化，逐步减少凭证式、无记名式等实物券国债，扩大记账式国债发行，增强国债的流通性。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商业银行；改革
利率市场化是指银行在融资经营管理中的利率水平。它是指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实现利率决定、利率传导、利率结构、利率管理的市场化，实际上是金融机构自己根据当前的金融市场来自主决定利率水平，最终形成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基础，货币市场利率作为中介，由市场供求最终决定银行利率的存贷款利率水平。
面对当前国际金融的自由化，利率市场的逐步放开，我国也逐渐经历着利率的市场化，然而，一旦价格的自由度增加，在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各银行是否会如同其他行业一样，利用价格战进行市场竞争呢？如果展开价格战，对我国银行的影响如何？我们试图通过对国内利率市场化的历史进程、战略规划、国外利率市场化经验以及国内金融行业现状的分析，分析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尤其是上市银行未来的影响。
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一系列的变化，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过度，我国在价格领域取得了显著进步，尤其是在商品价格的改革效果更加明显，但要素价格的改革进度显然比较落后，尤其是利率体制的改革呈现逐步的、缓慢的趋势，具体来说，我国的利率体制改革的进程如下：
（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1949—1978），我国实行严格的利率体制改革，国家掌握着物资、信贷的分配权，大大降低了货币的能动性，较低的利率水平，银行也不把信贷资金当做商品来经营，不作为经济核算的指标，也不追求利润。
（二）改革开放以来至市场经济体制之前（1979—1994），这一时期，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相应的利率的杠杆作用也得到了加强，中央银行同时拥有了利率制定权，专业银行也具有了利率的浮动权，利率政策逐渐趋向灵活性，适应了当时宏观经济的变化，这一时期，中央银行先后进行14的存款利率调整，11次的贷款利率的调整，利率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1995—现在），我国由于受到国际金融自由化的影响，逐步放开了对利率的管制，利率改革的频率加大，多次进行降息来刺激需求，成功的抑制了通货膨胀，缓解了我国就业紧张的趋势，随着利率市场化的逐步加快，我国目前的同业拆借利率、国债发行利率、贴现利率、外币存贷款利率均实现了利率的市场化。
二、利率市场化原则
根据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综合我国当前金融发展的状况以及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对外开放的需要，我国中央银行先后确立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原则：“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最终实现由市场机制所决定的存贷款利率水平，这一原则说明中央银行对利率市场化持有非常谨慎的态度，在其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实行逐步放开，并且从非主流产品开始，这些业务在银行中所占比例较低，不会对银行造成巨大的影响。
三、利率市场化对国内商业银行的影响
金融市场自由化的逐步发展，我国在“入世”后逐步放开的承诺这一系列条件，决定了利率市场化将是大势所趋，无论是利率的市场化还是外资银行的引入，这一切均将给我国国内商业银行产生深刻的影响，当然利率市场化对给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对此我们必须采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
一方面看，利率市场化给我国商业银行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利率的市场化给我国商业银行提供了规范的经营环境，金融工具的多样化，信息制度的充分僻陋，对金融体制监管制度的完善，金融主体的竞争意识的增强，势必为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规范经营；利率市场化有利于促进我国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的变革，利率的市场化可以改变银行利率的预算的软约束，进一步落实商业银行的经营自，确立银行的自主经营地为；利率市场化也有利于降低金融风险，具体来说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对市场的预测，建立负债组合，从而随利率水平做出控制和调整；利率市场化也有利于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利率市场化可以加强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对外资引入的金融机构产生更强的抵抗力，提升我国商业银行在国际中发挥的作用。
另一方面看，利率市场化如同一把“双刃剑”，再给我们带来机遇时也伴随着挑战。利率的市场化将加大对其利率风险和管理的难度，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由于影响利率波动的因素更多，利率波动的频率和幅度更大，利率的期限结构也变得复杂，利率的风险度上升，加大了对其监管的难度；利率市场化加大了银行的竞争压力和经营压力，与利率管制相比，利率的市场化重新对市场的的份额进行分配，银行的竞争不再局限于为争夺客户之间的简单竞争而是扩大到从贷款之间的中间业务的竞争，从实际角度看，最近几年国内银行的竞争加剧，国有银行和商业银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几家大规模的企业成为其竞争的对象，为了争取更多的从贷款，我国的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的展开主要依靠利差来维持，从而导致利差的降低，营业收入的减少。
四、总结
利率市场化的过程是漫长的，渐进的，利率的市场化在我国有一定的基础，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我们不能忽略这一现象，应该借鉴国外利率市场化国家的有利经验，通过研究其对我国商业银行所产生的利弊两方面的影响，探讨其应对策略，坚持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基本原则，充分利用其带来的优势，最终做到因势利导，主动求变，尽快建立一系列难以复制的业务和组织能力（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参考文献：
[1] 黄建锋，利率市场化与商业银行利率管理，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
［关键词］ 国债；国债市场；创新与发展
国债是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对于集中社会闲置资金，增加社会投资以及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有着重要作用。国债作为中国政府为筹措财政资金而向投资者发行的一种债券种类，伴随着国债市场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其发行量不断增加，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一、中国国债在市场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债发行量的逐步增大与交易额的不断增多，国债市场已成为整个市场体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点以及社会资金循环的一个重要渠道。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国债以多品种、多期限、滚动发行的方式，在调节财政收支、弥补财政赤字、筹集建设资金，全面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中国国债市场起步较晚，中国国债一级、二级市场还处于初始阶段，与国外高度发达和健全的国债市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还存在一些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1. 国债利率并没有成为市场的基准利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债利率在金融市场上往往作为确定市场利率水平的基准利率，其他各类债券或金融资产均以相应期限的国债利率为基础，根据不同的风险、期限或成本确定其价格或利率，其收益率与同期限国债收益率保持相对稳定的差额，并随着国债利率变动而变动。同时，由于国债具有较高的安全性、流动性，遵循收益与风险对等原则，其利率一般低于普通存款利率。然而，中国目前尚未实现利率市场化，发行的国债均属固定利率债券，且以银行存款利率为确定依据，其利率比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要高出几个百分点，在通货膨胀较高时期，还对三年以上的国债实行保值补贴。这种做法不仅无法提供金融市场银根松紧的信号，而且也加大了国债的筹资成本，加重债务负担。
2. 国债期限结构不适应国债市场发展需要。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国债的短、中、长期结构比较合理。政府发行不同期限的国债，对于政府预算收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短期国债可以用于经常性的财政支出和短期资金调剂，中长期国债可以弥补年度预算赤字。而中国大部分国债均为中期国债，长期以来一直未发行过短期和长期国债。由于国债期限结构单一，难于满足国债持有者对金融资产期限多样化的需求，也使国债发行规模在短期内急剧膨胀，国家还本付息时间过于集中，客观上不但影响了国债资金的有效使用，而且成为进一步扩大国债规模的障碍，并使中央银行无法选择多种不同期限的国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3. 国债投资者结构比例失调。西方国家个人的金融资产多委托给机构投资者管理，国债市场的参与者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个人直接拥有的国债一般不会超过10%。而中国国债认购对象主要是居民个人，其中城市居民投资者占主要部分，农村投资量非常有限。国债作为金融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有着重要作用，其不应该局限于财政筹款阶段，而应扩大机构投资者的认购比例，提高国债发行效率，也有利于今后国债上市流通，活跃国债流通市场。
4. 国债品种缺乏多样化。从1991年起各种期限的国债开始市场化发行，这些都符合其特定的筹资需要。但从实际发行中看，短期国债被投资者看好，特别是二年期国债最畅销，反映出居民对市场物价、存款利率的心理预期。因此，国债的期限设计应兼顾市场需求，宜长则长，宜短则短，使之适应不同机构和不同收入水平购买者的需求以及不同层面投资者的偏好。
二、中国国债在市场运行中应遵循的原则
中国自从1981年开始发行国债以来，基本建立起了国债发行市场和国债流市场，随着社会主义市经济的发展，国债市场也要不断发展和完善。国债市场管理政策及发展方向的制定，既要从中国国债市场现状出发，又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立足国债市场的发展，建立一个适应经济发展要求，低成本、高效率的国债发行市场和高流动性、高安全性的国债流通市场。需不断完善国债市场，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以更好地把握经济运行、缓解经济波动周期和稳定经济增长，为此要坚持以下几项原则：
1. 坚持国债发行规模适度的原则。国家在发行国债时，要全方位考虑问题，从中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要重点考虑影响国债发行规模的三个因素：社会应债能力是决定国债发行数量的最基本因素；国家的偿债能力是确定国债发行数量界限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对国债发行数量有着重要影响。在国债发行过程中，既要适应中国目前各项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又要以偿债能力和应债能力为限，不可顾此失彼。要努力提高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低国债依存度和偿债率。同时要以此原则为指导，优化国债期限结构，实现国债期限结构的多样化，要调整国债利率结构，逐步实现国债利率市场化。
2. 坚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原则。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点，不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其实施过程都与国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适应的国债政策是实现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的重要手段和保证，而国债政策的有效实施，也同样需要货币政策予以协调配合。提高国债的流动性，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具有很大作用。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控国债的流量和流向，从而调控流通中的货币存量，保证供需平衡，促进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3. 坚持加强国债监管，防范国债风险的原则。国债在市场运行中存在着发行风险、利率风险、竞争风险、核算管理风险等多种风险。为了规范和完善国债市场，必须坚持加强国债监管，防范国债风险。首先要建立健全国债法规，使国债管理有法可依，明确国债管理部门权限职责、相互制约关系和法律责任等，财政与人民银行要加强合作和协调，进一步提高国债监管效率。要加强对承销机构的监管，提高国债风险意识，主动规范承销行为，使其树立市场意识和社会意识。加强对国债发售整个过程和内部核算的有效管理，积极维护国债市场正常秩序。
三、中国国债在市场运行中的创新与发展
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表现为信用经济即债务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债已不再是单纯的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更是各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和工具。国债的突出任务是强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调节生产和消费，促进社会总供求总量和结构的平衡。为此要创新和发展中国国债，适应经济发展要求，发展国债市场，形成统一托管结算的国债登记托管系统，创建低成本、高效率的国债发行市场和高流动性、安全性的国债流通市场，更好地为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服务。
1. 改变国债利率结构，实现利率市场化。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债是由中央政府发行并以国家财力和国家信誉为保证的债券，是金融市场中信誉最高、安全性最好、风险最小的金融产品。按照金融市场上收益与风险对等的原则，国债利率在市场利率体系中应是最低的，并作为基准利率供市场利率参照。然而，目前中国国债发行利率都是比照银行存款利率设计的，并且前几年总要比后者高1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国债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地位无法得到确认。不仅如此，国债利率机制缺乏弹性和灵活性，既不利于反映社会资金的供求状况，也不利于运用国债利率政策灵活地调节货币流通和经济运行。因此，从长期目标看，中国必须从基准利率的市场确定角度出发，逐步调整国债利率结构，改变历时已久的国债利率高、银行储蓄存款及其他金融产品利率低的状况，增强国债利率弹性，充分发挥国债利率机制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制定合理的国债发行利率，逐步实现国债利率市场化，结合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和资金市场情况，兼顾通货膨胀、市场利率的发展趋势及投资者的偏好等参数，适当提高长期国债的利率，适时调整以银行存款利率为基准的做法，使国债利率真正反映出国债市场的资金供需状况。
2. 增加国债发行品种，加大国债市场供应量。为了满足国家财政的不同需要，促进经济发展，要对国债进行改革。笔者认为，可在现有已发行国债的基础上，组成一种新型的记账式国债。这种国债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托管后，投资者可拿这种国债在银行网上进行买卖，银行购入这种国债后，可以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统一托管变更转变成可以流通的记账式国债，这样投资者可以随时在商业银行柜台买卖国债。在大力调整国债品种结构中，还可以适当增加财政债券、建设债券、可转换债券和储蓄债券以及本息分离债券等券种的发行，使国债品种结构进一步多样化。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国债发行应以可上市国债为主，同时应进一步实行国债发行无纸化，逐步减少凭证式、无记名式等实物券国债，扩大记账式国债发行，增强国债的流通性。
随着国债发行量的逐步增大与交易额的不断增多，国债市场已成为整个市场体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点以及社会资金循环的一个重要渠道。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国债以多品种、多期限、滚动发行的方式，在调节财政收支、弥补财政赤字、筹集建设资金，全面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中国国债市场起步较晚，中国国债一级、二级市场还处于初始阶段，与国外高度发达和健全的国债市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还存在一些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1.国债利率并没有成为市场的基准利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债利率在金融市场上往往作为确定市场利率水平的基准利率，其他各类债券或金融资产均以相应期限的国债利率为基础，根据不同的风险、期限或成本确定其价格或利率，其收益率与同期限国债收益率保持相对稳定的差额，并随着国债利率变动而变动。同时，由于国债具有较高的安全性、流动性，遵循收益与风险对等原则，其利率一般低于普通存款利率。然而，中国目前尚未实现利率市场化，发行的国债均属固定利率债券，且以银行存款利率为确定依据，其利率比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要高出几个百分点，在通货膨胀较高时期，还对三年以上的国债实行保值补贴。这种做法不仅无法提供金融市场银根松紧的信号，而且也加大了国债的筹资成本，加重债务负担。
2.国债期限结构不适应国债市场发展需要。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国债的短、中、长期结构比较合理。政府发行不同期限的国债，对于政府预算收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短期国债可以用于经常性的财政支出和短期资金调剂，中长期国债可以弥补年度预算赤字。而中国大部分国债均为中期国债，长期以来一直未发行过短期和长期国债。由于国债期限结构单一，难于满足国债持有者对金融资产期限多样化的需求，也使国债发行规模在短期内急剧膨胀，国家还本付息时间过于集中，客观上不但影响了国债资金的有效使用，而且成为进一步扩大国债规模的障碍，并使中央银行无法选择多种不同期限的国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3.国债投资者结构比例失调。西方国家个人的金融资产多委托给机构投资者管理，国债市场的参与者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个人直接拥有的国债一般不会超过10%。而中国国债认购对象主要是居民个人，其中城市居民投资者占主要部分，农村投资量非常有限。国债作为金融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有着重要作用，其不应该局限于财政筹款阶段，而应扩大机构投资者的认购比例，提高国债发行效率，也有利于今后国债上市流通，活跃国债流通市场。
4.国债品种缺乏多样化。从1991年起各种期限的国债开始市场化发行，这些都符合其特定的筹资需要。但从实际发行中看，短期国债被投资者看好，特别是二年期国债最畅销，反映出居民对市场物价、存款利率的心理预期。因此，国债的期限设计应兼顾市场需求，宜长则长，宜短则短，使之适应不同机构和不同收入水平购买者的需求以及不同层面投资者的偏好。
二、中国国债在市场运行中应遵循的原则
中国自从1981年开始发行国债以来，基本建立起了国债发行市场和国债流市场，随着社会主义市经济的发展，国债市场也要不断发展和完善。国债市场管理政策及发展方向的制定，既要从中国国债市场现状出发，又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立足国债市场的发展，建立一个适应经济发展要求，低成本、高效率的国债发行市场和高流动性、高安全性的国债流通市场。需不断完善国债市场，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以更好地把握经济运行、缓解经济波动周期和稳定经济增长，为此要坚持以下几项原则：
1.坚持国债发行规模适度的原则。国家在发行国债时，要全方位考虑问题，从中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要重点考虑影响国债发行规模的三个因素：社会应债能力是决定国债发行数量的最基本因素；国家的偿债能力是确定国债发行数量界限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对国债发行数量有着重要影响。在国债发行过程中，既要适应中国目前各项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又要以偿债能力和应债能力为限，不可顾此失彼。要努力提高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低国债依存度和偿债率。同时要以此原则为指导，优化国债期限结构，实现国债期限结构的多样化，要调整国债利率结构，逐步实现国债利率市场化。
2.坚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原则。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点，不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其实施过程都与国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适应的国债政策是实现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的重要手段和保证，而国债政策的有效实施，也同样需要货币政策予以协调配合。提高国债的流动性，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具有很大作用。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控国债的流量和流向，从而调控流通中的货币存量，保证供需平衡，促进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3.坚持加强国债监管，防范国债风险的原则。国债在市场运行中存在着发行风险、利率风险、竞争风险、核算管理风险等多种风险。为了规范和完善国债市场，必须坚持加强国债监管，防范国债风险。首先要建立健全国债法规，使国债管理有法可依，明确国债管理部门权限职责、相互制约关系和法律责任等，财政与人民银行要加强合作和协调，进一步提高国债监管效率。要加强对承销机构的监管，提高国债风险意识，主动规范承销行为，使其树立市场意识和社会意识。加强对国债发售整个过程和内部核算的有效管理，积极维护国债市场正常秩序。
三、中国国债在市场运行中的创新与发展
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表现为信用经济即债务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债已不再是单纯的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更是各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和工具。国债的突出任务是强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调节生产和消费，促进社会总供求总量和结构的平衡。为此要创新和发展中国国债，适应经济发展要求，发展国债市场，形成统一托管结算的国债登记托管系统，创建低成本、高效率的国债发行市场和高流动性、安全性的国债流通市场，更好地为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服务。
1.改变国债利率结构，实现利率市场化。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债是由中央政府发行并以国家财力和国家信誉为保证的债券，是金融市场中信誉最高、安全性最好、风险最小的金融产品。按照金融市场上收益与风险对等的原则，国债利率在市场利率体系中应是最低的，并作为基准利率供市场利率参照。然而，目前中国国债发行利率都是比照银行存款利率设计的，并且前几年总要比后者高1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国债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地位无法得到确认。不仅如此，国债利率机制缺乏弹性和灵活性，既不利于反映社会资金的供求状况，也不利于运用国债利率政策灵活地调节货币流通和经济运行。因此，从长期目标看，中国必须从基准利率的市场确定角度出发，逐步调整国债利率结构，改变历时已久的国债利率高、银行储蓄存款及其他金融产品利率低的状况，增强国债利率弹性，充分发挥国债利率机制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制定合理的国债发行利率，逐步实现国债利率市场化，结合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和资金市场情况，兼顾通货膨胀、市场利率的发展趋势及投资者的偏好等参数，适当提高长期国债的利率，适时调整以银行存款利率为基准的做法，使国债利率真正反映出国债市场的资金供需状况。
2.增加国债发行品种，加大国债市场供应量。为了满足国家财政的不同需要，促进经济发展，要对国债进行改革。笔者认为，可在现有已发行国债的基础上，组成一种新型的记账式国债。这种国债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托管后，投资者可拿这种国债在银行网上进行买卖，银行购入这种国债后，可以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统一托管变更转变成可以流通的记账式国债，这样投资者可以随时在商业银行柜台买卖国债。在大力调整国债品种结构中，还可以适当增加财政债券、建设债券、可转换债券和储蓄债券以及本息分离债券等券种的发行，使国债品种结构进一步多样化。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国债发行应以可上市国债为主，同时应进一步实行国债发行无纸化，逐步减少凭证式、无记名式等实物券国债，扩大记账式国债发行，增强国债的流通性。
3.优化国债期限结构，加快国债市场化步伐。调整国债期限结构，适当增加短期和长期国债比重。中国在以往几年的国债发行中，期限多以三年左右的债券为主，且大多数不能上市流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兴趣，不利于进一步开拓国债市场。为了配合公开市场业务开展和繁荣证券市场，提供更具短期调剂功能的国债品种，应当增加短期国债的发行，并逐步实现发行制度化、周期化。同时，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满足重点建设资金的需要，也为满足部分投资者获取稳定投资收益的需要，长期国债的比重也需适当提高。特别是应当利用低通货膨胀时期的有利条件多发一些长期国债。国债期限结构的合理化有助于调整偿债期结构，降低举债成本，避免和缓解偿债高峰的压力。笔者认为，应积极推行发行短期国债，适当增加发行长期国债，短期凭证式国债的期限应以半年、一年、二年等，长期国债期限在五年以上，形成一个短期、中期、长期国债结构，丰富国债发行市场种类。
论文关键词 经济法 基本原则 社会整体利益 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释义
“原则”一词来源于拉丁语PrinciPium,译为“起源、基础、准则,”按汉语的词义是指说话、行事所依据的准则。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所下定义:所谓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本真理或准则,一种构成其他规则的基础或根源的总括性原理或准则”。
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律原则是体现发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它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构成法律体系的神经中枢;周作翔教授认为,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指一定范围的法律规范体系的基本精神、指导思想,是具有综合性、本源性和稳定性的根本准则;周旺生教授认为,法律原则,就是体现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的原则,是法的原则体系的上位阶原则。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一切经济法规中,体现经济法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最高准则,始终起指导、规范、引导作用的总括性原则,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诸多经济法原则中更具根本性的经济法原则,它最为充分地展现着经济法主要价值并最为集中地承载着经济法的核心理念,它是经济法规则制定和实施的基准,是经济法体系内具有最强普适性的原则,是经济立法的基础,是执行经济法律法规,进行经济管理、处理经济关系的依据,对经济立法、司法和经济法学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是连接经济法宗旨与经济法具体规范的桥梁和纽带,所有的经济法律规范、经济法律行为都以它为基础展开。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对于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有很大作用,是经济法理论研究中重要的一环。
二、我国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现状和确立标准
(一)我国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观点我国经济法学已有20余年发展。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我国经济法的研究也欣欣向荣,我国的经济法理论研究也不断走向深入,但是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却是各成一家,没有定论。而一个学科基本原则的确立对于促进本学科的繁荣发展有重大作用,比如,民法确立了“平等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原则,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行政法确立了“实体性和程序性方面的”原则,而经济法作为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法之一,却没有统一的基本原则,确实应该加大这方面的理论研究。
我国学术界关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王保树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1)经济上的公平与公正原则;(2)违法行为法定原则;(3)经济管理权限和程序法定原则。”
第二,潘静成和刘文华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平衡协调原则;(2)维护公平竞争原则;(3)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
第三,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原则为:“注重社会总体利益,兼顾社会各方经济利益公平。”
第四,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资源优化配置原则;(2)国家适度干预原则;(3)社会本位原则;(4)经济民主原则;(5)经济公平原则;(6)经济效益原则;(7)可持续发展原则。”
第五,张守文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调制法定原则;(2)调制适度原则;(3)调制绩效原则。”
第六,程宝山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社会本位原则;(2)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
(二)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标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该是经济法所特有的原则,体现了经济法的最高价值和基本精神。笔者认为确立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如下标准:
1.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经济法基本原则能够统领整个经济法,是经济法基本精神、基本价值的高度抽象,是价值观念和法律规则的汇合点。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法规总是带有滞后性,因此可以弥补经济法律法规的不足,解决经济法法规法发展滞后的问题。
2.是经济法所特有的原则,体现了经济法质的特定。不同社会关系的特质决定了调整该社会关系的法的基本原则也是特有的。经济法基本原则必须是经法所特有的,像“违法行为法定原则”、“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可以认为是所有法律部门都应具备的原则,不应认为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还有一些学者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以人为本原则”,着更多是我们处理社会问题的立场、原则,也不应认为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3.体现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经济法是社会法,它是在社会化条件下,国家基于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而对经济进行干预、协调、参与等进行规范和保障的法。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根本准则,以维护、实现、发展好是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该体现出经济法社会本位法的本质特征。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具有高度抽象性、是经济法所特有的基本原则,体现出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以上三点是判断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有力标准。
三、我国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一)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原则17、18世纪以保障个人自然权利为本位的古典自然法哲学思潮向重视社会利益为特征的社会本位法哲学思潮的转变,社会本位法哲学思潮盛行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作为部门法意义上的经济法,产生于该时期——即近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多元社会。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市场主体对自身利益的无限制追求和对他人、社会利益的漠视导致产生垄断,由于市场本身的缺陷,导致市场失败,经济运行需要国家对市场进行积极的调节和控制,从而形成了集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于一体的混合经济体制,这种特定的经济结构迫切需要既尊重市场调节,又体现国家干预。
“我们考虑任何一个法律部门,它在确定自己的调整对象的时候,都应当有一个基本出发点,或者说本位思想,正是这种本位思想构成了一个法律部门区别另一个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志。”经济法正是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社会整体利益所追求的是一个个社会的实体,是建立在个体利益基础之上的社会整体利益。所谓社会整体利益,是一个社会之中全部合法利益的有机统一。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体相加,而是谋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并通过对不同利益的对比特别倾向于对弱者的保护,以形式上的不平等来达到实质上的平等;通过对当前发展的合理调节与限制,保存和创造未来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条件,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使得个体利益能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个体长远利益的最大化。
经济法在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中立足于社会整体,强调人的理性,认为在个人理性的指导下,整个人类社会最终会形成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经济法的理念是站在社会本位的高度追求对国家、社会、个人的平衡下调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重。中国经济法天然以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己任,其从产生之日起,就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为其使命。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根本原则,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其他基本法律原则是为社会整体利益原则服务的,同时社会社会整体利益原则也是消除其他各种原则之间冲突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保障社会主要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最本质体现、最基础内容。
经济法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原则的确立,是由经济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决定的,明确了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社会公共利益,为经济法具体法律制度的实施起到根本的指导作用。
(二)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是指在处理两者关系时,强调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相互不能取代。笔者认为,“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不同于“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并重”表明同样重视,同等看待,缺一不可,其强调不分主次,彼此之间不能取代:“兼顾”指的是同时照顾(两方面以上),描述的是有所选择地对另一种、另一些事物或情况加以关注,其更多地体现的是主观意识。显而易见,“并重”比“兼顾”更能突出重要性。
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是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指导方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公平要以效率为前提和基础,一方面,效率决定公平,效率的水平决定公平的程度,没有效率,充其量只是低水平的公平;另一方面,效率又来源于公平,没有公平就难以有效率,难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一定要把公平与效率统一并重地看。在当今社会,我们只有把“蛋糕”尽可能地做大,并且把“蛋糕”公平合理的分配,才能构建和谐社会,使人民生活得更加安心、放心和舒心。
市场经济的主要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率,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是我国全部工作的重点,同时也是国家加强经济立法所要追求的价值目标。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可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经济效率,而且在实现经济效率的同时不会以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是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提高社会整体经济利益。
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有助于政府和市场积极的发挥作用。公平更多的要政府主导,效率要市场主导,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也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一个折射,政府和市场是两种配置资源和协调经济活动的主要机制。只有市场之手和国家之手协调并用时,才能使经济协调发展。对于市场能调节、能调节好的,应交由市场自行调节:在市场失灵的情形和领域下,则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旨在提高效率,政府重在促进公平,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能使市场和政府的定位更加科学,发挥的作用更加合理。
论文关键词 经济法 基本原则 社会整体利益 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释义
“原则”一词来源于拉丁语PrinciPium,译为“起源、基础、准则,”按汉语的词义是指说话、行事所依据的准则。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所下定义:所谓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本真理或准则,一种构成其他规则的基础或根源的总括性原理或准则”。
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律原则是体现发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它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构成法律体系的神经中枢;周作翔教授认为,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指一定范围的法律规范体系的基本精神、指导思想,是具有综合性、本源性和稳定性的根本准则;周旺生教授认为,法律原则,就是体现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的原则,是法的原则体系的上位阶原则。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一切经济法规中,体现经济法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最高准则,始终起指导、规范、引导作用的总括性原则,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诸多经济法原则中更具根本性的经济法原则,它最为充分地展现着经济法主要价值并最为集中地承载着经济法的核心理念,它是经济法规则制定和实施的基准,是经济法体系内具有最强普适性的原则,是经济立法的基础,是执行经济法律法规,进行经济管理、处理经济关系的依据,对经济立法、司法和经济法学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是连接经济法宗旨与经济法具体规范的桥梁和纽带,所有的经济法律规范、经济法律行为都以它为基础展开。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对于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有很大作用,是经济法理论研究中重要的一环。
二、我国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现状和确立标准
(一)我国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观点我国经济法学已有20余年发展。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我国经济法的研究也欣欣向荣,我国的经济法理论研究也不断走向深入,但是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却是各成一家,没有定论。而一个学科基本原则的确立对于促进本学科的繁荣发展有重大作用,比如,民法确立了“平等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原则,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行政法确立了“实体性和程序性方面的”原则,而经济法作为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法之一,却没有统一的基本原则,确实应该加大这方面的理论研究。
我国学术界关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王保树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1)经济上的公平与公正原则;(2)违法行为法定原则;(3)经济管理权限和程序法定原则。”
第二,潘静成和刘文华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平衡协调原则;(2)维护公平竞争原则;(3)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
第三,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原则为:“注重社会总体利益,兼顾社会各方经济利益公平。”
第四,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资源优化配置原则;(2)国家适度干预原则;(3)社会本位原则;(4)经济民主原则;(5)经济公平原则;(6)经济效益原则;(7)可持续发展原则。”
第五,张守文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调制法定原则;(2)调制适度原则;(3)调制绩效原则。”
第六,程宝山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社会本位原则;(2)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
(二)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标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该是经济法所特有的原则,体现了经济法的最高价值和基本精神。笔者认为确立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如下标准:
1.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经济法基本原则能够统领整个经济法,是经济法基本精神、基本价值的高度抽象,是价值观念和法律规则的汇合点。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法规总是带有滞后性,因此可以弥补经济法律法规的不足,解决经济法法规法发展滞后的问题。
2.是经济法所特有的原则,体现了经济法质的特定。不同社会关系的特质决定了调整该社会关系的法的基本原则也是特有的。经济法基本原则必须是经法所特有的,像“违法行为法定原则”、“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可以认为是所有法律部门都应具备的原则,不应认为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还有一些学者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以人为本原则”,着更多是我们处理社会问题的立场、原则,也不应认为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3.体现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经济法是社会法,它是在社会化条件下,国家基于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而对经济进行干预、协调、参与等进行规范和保障的法。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根本准则,以维护、实现、发展好是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该体现出经济法社会本位法的本质特征。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具有高度抽象性、是经济法所特有的基本原则,体现出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以上三点是判断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有力标准。
三、我国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一)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原则17、18世纪以保障个人自然权利为本位的古典自然法哲学思潮向重视社会利益为特征的社会本位法哲学思潮的转变,社会本位法哲学思潮盛行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作为部门法意义上的经济法,产生于该时期——即近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多元社会。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市场主体对自身利益的无限制追求和对他人、社会利益的漠视导致产生垄断,由于市场本身的缺陷,导致市场失败,经济运行需要国家对市场进行积极的调节和控制,从而形成了集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于一体的混合经济体制,这种特定的经济结构迫切需要既尊重市场调节,又体现国家干预。
“我们考虑任何一个法律部门,它在确定自己的调整对象的时候,都应当有一个基本出发点,或者说本位思想,正是这种本位思想构成了一个法 律部门区别另一个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志。”经济法正是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社会整体利益所追求的是一个个社会的实体,是建立在个体利益基础之上的社会整体利益。所谓社会整体利益,是一个社会之中全部合法利益的有机统一。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体相加,而是谋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并通过对不同利益的对比特别倾向于对弱者的保护,以形式上的不平等来达到实质上的平等;通过对当前发展的合理调节与限制,保存和创造未来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条件,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使得个体利益能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个体长远利益的最大化。
经济法在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中立足于社会整体,强调人的理性,认为在个人理性的指导下,整个人类社会最终会形成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经济法的理念是站在社会本位的高度追求对国家、社会、个人的平衡下调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重。中国经济法天然以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己任,其从产生之日起,就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为其使命。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根本原则,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其他基本法律原则是为社会整体利益原则服务的,同时社会社会整体利益原则也是消除其他各种原则之间冲突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保障社会主要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最本质体现、最基础内容。
经济法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原则的确立,是由经济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决定的,明确了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社会公共利益,为经济法具体法律制度的实施起到根本的指导作用。
(二)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是指在处理两者关系时,强调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相互不能取代。笔者认为,“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不同于“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并重”表明同样重视,同等看待,缺一不可,其强调不分主次,彼此之间不能取代:“兼顾”指的是同时照顾(两方面以上),描述的是有所选择地对另一种、另一些事物或情况加以关注,其更多地体现的是主观意识。显而易见,“并重”比“兼顾”更能突出重要性。
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是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指导方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公平要以效率为前提和基础,一方面,效率决定公平,效率的水平决定公平的程度,没有效率,充其量只是低水平的公平;另一方面,效率又来源于公平,没有公平就难以有效率,难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一定要把公平与效率统一并重地看。在当今社会,我们只有把“蛋糕”尽可能地做大,并且把“蛋糕”公平合理的分配,才能构建和谐社会,使人民生活得更加安心、放心和舒心。
市场经济的主要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率,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是我国全部工作的重点,同时也是国家加强经济立法所要追求的价值目标。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可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经济效率,而且在实现经济效率的同时不会以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是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提高社会整体经济利益。
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有助于政府和市场积极的发挥作用。公平更多的要政府主导,效率要市场主导,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也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一个折射,政府和市场是两种配置资源和协调经济活动的主要机制。只有市场之手和国家之手协调并用时,才能使经济协调发展。对于市场能调节、能调节好的,应交由市场自行调节:在市场失灵的情形和领域下,则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旨在提高效率,政府重在促进公平,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能使市场和政府的定位更加科学,发挥的作用更加合理。
一、公平与效率：国有股减持操作的基本原则
从近年来讨论的情况看，人们谈论较多的减持操作原则包括维护我国证券市场稳定发展、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保护投资者利益以及减持方式多样化、减持定价市场化，等等。这些原则当然都是不错的，但问题在于，强调的减持原则过多反倒会顾此失彼，失去对实践的指导意义。笔者以为，从可操作性上考虑，可将上述原则简化为公平与效率这一基本原则。国有股减持涉及当事各方切身利益，公平原则是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公平”在经济学中虽然颇有争议，但它终究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在国有股减持中，公平原则体现在市场各参与主体经济利益的损益上，它的最低要求是，国有股减持不应当仅使其中某一方受益而使另一方受损，其较高要求则是实现各方多赢。“效率”是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概念，一般而言，效率指对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与合理配置。效率原则体现在国有股减持操作上，就是要求所选择的减持办法应简便易行，能够在相对短的时期内完成预定的减持目标。因为很显然，国有股减持目标完成的程度与时间长短，同中国资本市场的效率乃至国民经济整体效率是密切相关的，因而，尽早完成预定减持目标便是效率原则的第一要求。因此，如果一种减持办法是公平而有效率的，那么它一定是保护了国有资产所有者和投资者双方权益的，因而它也必定有利于中国证券市场当前和长远发展，并能够极大提升中国证券市场的功能与效率；而强调多样化减持方式和市场化定价的原则，也旨在通过多种减持方式结合和市场机制在定价中的作用，实现国有股减持操作的公平和效率，可见公平与效率原则是可以涵盖上述各项原则的。从深层次上讲，效率与公平是市场经济产生、发展与完善之本，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价值，因而是公认的经济学规范分析的基本准则，它完全可以也应当作为评价和判定不同减持办法优劣的基本原则。
依据公平与效率原则，本文对不同国有股减持方案进行了分析评价。其所用资料来源于2001年12月中国证监会对社会各界提出的国有股减持方案的汇总整理结果，并基本上依照证监会对这些方案所进行的七个类别的划分。
二.从公平与效率视角看有关减持方案的缺陷
1.股权调整类方案。股权调整类方案即在对国有股内在价值进行评估的基础上，通过对国有股缩股或对流通股扩股的方法，使得国有股成本与流通股价格相接近，从而在保障各方利益的条件下实现国有股上市流通。由于缩股或扩股改变了公司股权结构，故称此种方案为股权调整类方案。股权调整类方案力图先行解决国有股与流通股的“同股同价”问题，以便实现两者的“同股同权”，使国有股具备上市流通资格；同时股权调整有利于改变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不合理股权结构。“缩股流通”是该类方案中最有代表性的建议。所谓缩股流通，即按照某一比例（如按照公司成立时国有净资产折股价格与股票发行价格的比例）合并国有股份，使合并后的国有股在二级市场流通（减持）。缩股流通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操作上难度大——上市公司大多进行过增资配股，这给计算两种价格的比例造成了困难；如果公司进行过分红派息或送股，则上述计算将更加繁难。缩股流通的第二个问题是缩股以后上市操作的问题，可以预料的是，缩股以后的国有股成本依然会与股票市价存在较大差异，于是我们不得不重新回到问题的起点——寻求适宜的国有股上市操作办法。可见，“缩股流通”在效率和公平方面存在明显缺憾。扩股方案即按照国有股评估值与流通股市价的比例，对流通股东实施送股，送股后国有股可在二级市场流通。显然，扩股同样面临缩股时所遇到的计算上的难题，因而在效率方面同样不具有可行性。
2.开辟第二市场类方案。开辟第二市场类方案指国有股先在A股以外的市场如专门建立的法人股市场、原有的NET和STAQ市场以及场外交易市场（三板市场、四板市场）等进行交易和减持，经一段时期后最终实现这些市场与A股市场并轨。以第二市场作为国有股减持的过渡市场，可以减少对A股市场的冲击，有利于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逐步平稳上市，也有助于规范公司产权转让行为。但开辟第二市场也存在明显不足：（1）减持期将旷日持久，不符合效率性要求，A、B股市场合并遥遥无期就是明证；（2）建立第二市场可能产生另类问题，比如诱发企业股票投机炒作等，这在原STAQ系统和NET系统已见端倪。一个B股市场业已给中国股市带来了诸多后遗症，开辟第二市场的建议理应慎重加以对待。
3.预设未来流通权方案。预设未来流通权方案以统一规定的某一时日的公司股票市价，加上一定“加价幅度”（50％或50％以上）后作为国有股的“流通底价”，俟该股票市价升至“流通底价”之上时，国有股即可上市流通。从理论上讲，这种方式可以在国有股减持中实现各方多赢，但其可操作性可能较差：（1）很明显，相当数量公司的股票市价的较长时期甚至永远不会达到预设的“流通底价”之上，于是这些公司的国有股减持之日就将“可望而不可及”。（2）此种减持方式无疑给高抛低吸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它会助长股市投机行为，不利于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可见预设未来流通权方案不能满足公平与效率的原则要求。
4.基金类方案。在香港特区政府采用盈富基金模式成功减持“官股”经验的启发下，许多人推崇以基金方式减持国有股的方案。所谓基金方式即所减持的国有股先由基金承接，基金视市场状况逐步实现其上市流通。基金类方案的优点在于将国有股减持的行政式运作转变为市场式运作，通过国有股长期渐进上市分散减持的负面影响，且基金持股也有助于公司法人整理结构完善，但该方式的致命缺陷是有悖于公平原则：如果基金是面向社会发售的，那么如何保护流通股东利益？不能保护流通股东利益自然谈不上公平；如果基金是面向流通股东发售的，也存在国有股减持结构与流通股东持仓结构不一致的问题，这种不一致必定造成流通股东损益不均等并诱发投机套利行为。香港“官股”与国有股有诸多本质差异，盈富指数基金也不同于一般的共同投资基金，照搬盈富基金模式减持国有股实非明智之举。
5.其他类方案。在其他类方案中，资产证券化和将国有股划拨给社会保障基金两种方式虽然具体操作不同，但它们都与基金类方案类似，其通病也皆在于不能有效保护流通股东利益。不能满足公平原则要求的方案肯定不具有可行性。
三、国有股配售方案的优点与不足
配售是1999年国有股减持试点提出的方式，其基本做法是，国有股东按一定比例和价格将公司国有股份转让给流通股东，转让后的国有股可以上市流通。1999年试点虽然受到批评，但事实上，人们批评的并不是配售这种方式本身，而是国有股持股单位“钻”试点方案中某些规定不严密的“空子”的行为。从最初的反映来看，不但各界人士对该方案一致给予好评，而且10家减持预选公司股票价格均有较大涨幅，这说明1999年方案还是颇受欢迎的。该方案提出的在每股净资产值与10倍市盈率之间确定减持价格的思路是可取的，采取向流通股东配售的方式减持国有股更是一项有意义的创新。从公平方面来看，该方案不只有效保护了流通股东的利益，国家更是最大的赢家——既能够达到国有股减持的目的，又可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既维护了股市稳定发展，为国有企业改制上市提供了更大市场空间，又增加了政府税收——在公平的基础上实现了多赢局面。以配售方式减持国有股，减持的差价收益由流通股东享有，排除了“局外人”投机套利的可能性，这有助于增强股民投资信心，也弱化了减持所带来的股市波动。从效率方面看，对大多数上市公司来说，若按照1∶1左右的比例进行配售，则不但减持目标可以一步到位，而且能够使虚高的市盈率下降至合理水平，有利于降解潜在风险，增强中国证券市场的功能和效率。可见，配售不失为减持国有股可行的方式。
在笔者看来，1999年配售方案主要有两点不足：
1.以10倍市盈率确定减持的价格上限缺乏科学性。（1）采用市盈率指标作为定价标准有很大局限——市盈率属于静态指标，以其评价公司的投资价值具有一定滞后性；并且市盈率水平依不同公司行业属性和公司特性（如股本规模结构）差异较大，以同一市盈率倍数为价格上限显属不合理。（2）对于基本面良好的公司来说，相对于我国股市较高的市盈率水平，以10倍市盈率作为减持最高限价明显偏低。应当认识，在国有股减持中，高定价固然是不公道，而一味强调低定价也并非可取。低定价不仅减少了国家社会保障资金收入，对国有股东（国家）不公平，而且极有可能引发投国有股减持之机的风潮，最终对股市健康发展不利，对广大股民不利。笔者以为，国有股减持定价应当参照股票市价来进行，因为股票市价在相当程度上包含了公司股本规模结构、行业属性等方面的信息，因而结合市价水平定价必定优于按照市盈率定价。若根据基本面将上市公司划分为好、中、差三类，则以净资产值定价大体上适合于“中”公司，“好”公司应当在净资产值的基础上向上浮动定价，最高者可以达到市价的1/2。而对于“差”公司，它们原本就不应当向社会公众减持国有股，因为这些公司不符合中央提出的“选择一些信誉好、发展潜力大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减持国有股的条件要求。这些公司面临的任务是寻求其他可行方式促进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实现公司经营机制转换。
2.以配售方式减持国有股，对流通股东将产生资金压力，这可能成为实施配售减持的制约因素。这一问题恰可以采取权证类方案的认股权证的办法来解决。认股权证的基本思路是，按国有股减持比例向公司流通股东发行认股权证，权证持有者享有按预定减持价格认购国有股的权利。认股权证发行后可以上市流通，这样，资金短绌的流通股东可以通过出售认股权证的收益来补偿国有股上市带来的损失，而无需实际执行认股权。同时，由于认股权证延迟了国有股认购的执行期限，又可以减缓国有股变现对市场资金需求的压力。由此看来，若能对1999年方案进行上述改进，则由配售+认股权证组合而成的减持方式，当属减持国有股的最佳方案。
四、配售为主、多方（式）结合，促进国有股减持顺利发展
由于上市公司所属行业不同、股本规模与结构方面的差异以及经营业绩上的差别，国有股减持在方式上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笔者认为，除上述配售+认股权证方式外，可选择的其他减持方式主要有：
1.对于因经营业绩和成长性较差而不便进行配售的公司，宜采用协议转让、拍卖等方式减持国有股。场外协议转让是国有股交易的最早形式，它具有交易成本较低、易于操作等优点；而以拍卖方式减持国有股宜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如前所述，绩差公司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采用协议转让或拍卖方式减持国有股，恰好利于矫正“一股独大”状况，发挥公司产权多元化的优势，所以，对绩差公司而言，向法人投资者转让国有股权是优于向缺乏监督积极性的社会公众减持的。同时，不准许绩差公司“享受”配售政策，是对其经营管理不善的一种“处罚”，对上市公司具有激励鞭策作用，也是对公众投资者的有效保护。
2.对业绩优良、现金流充足的公司，可以采用回购、股转债等方式减持国有股。以回购方式减持国有股，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已有成功的先例，符合条件的公司应继续采用；将国有股权转换为债权，以公司经营盈余逐年偿还债务，同样能够实现国有股的逐步淡出，这些可以作为国有股减持的辅助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