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检查的法律依据第1篇

【关键词】依法治国 执法检查 问题建议

一、综合执法工作基本情况

综合执法检查作为“两管理、两综合”工作的重要抓手，既是基层人民银行履行金融管理职责的要求，又是依法行政和法治央行建设的契机。自2011年基层人民银行综合执法工作开展以来，到2015年已经五年了。在这五年中，综合执法工作经历了从金融机构全覆盖到检查业务全覆盖，从检查与调查同步开展、本地与异地交替进行再到行政处罚全省统一标准的过程，人民银行保山市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保山中支）共参加异地交叉检查2次，本地检查3次，共检查了25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46个营业网点，进场（离场）会谈36次，调阅资料9664份，调取证据841件，询问证人91人次，制作事实认定书、检查意见书50份，发出行政处罚意见书16份，发现金融机构违法违规问题213个，对16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31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罚，其中警告28次，罚款44.8万元（不包含2015年数据），及时纠正了金融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维护辖区金融稳定。2011年以来，保山中支共组织101人次参加培训，82人深入现场开展执法检查，其中41人进行跨岗位轮换，64人进行跨业务交叉检查，培养了检查人员的业务敏感性和工作专业化，确保人民银行执法水平与金融创新业务同步发展提高，有效促进了基层人民银行检查业务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二、综合执法检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异地交叉检查执法主体与执法管辖名义主体制度设计上存在瑕疵

综合执法异地交叉执法检查，在授权委托和执法管辖权上还有一定的争议，按照现行体制，人行昆明中心支行在全省范围内拥有行政管辖权、执法检查权，而各州市中心支行行政管辖权、执法检查权仅限于行政辖区内，没有域外效力。在异地交叉检查中，虽然有上级行规范性文件安排，但从具体操作上看更像是上级行代被检查地人民银行的授权，在检查过程中全部使用被检查地人民银行的名义和格式文书开展检查，实际效果上应该属于被检查地人民银行的授权，而不是上级行授权，在授权主体资格仍存在一定瑕疵。由于检查主体使用被检查地人民银行名义，在政策执行、调查取证、事实确认、处罚建议等方面都需要与被检查地人民银行进行充分沟通协调，各州市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地域文化差异，金融政策和业务规范上存在不同理解和认识，执法尺度、自由裁量权和行政处罚惯例上可能存在差异，甚至语言文字表述方式都会成为双方沟通的障碍，可能会造成执法检查组与被检查地人民银行之间的分歧，导致执法检查组在被检查地执法时缺乏“名正言顺”的安全感，执法上不够“理直气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执法检查工作效率。执法检查组与被查地人民银行对违法事实的取证要素的认知也存在差异，由于受社会文化、执法惯例等因素影响，不同执法检查主体对证据链的完整性认识存在偏差，特别是违法违规行为带有主观性非量化指标时表现尤为明显，例如对“数额较大”、“情节严重”、“严重危害后果”等法定和酌定情节的认知，要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执法惯例因素，检查主体在异地执法中容易将主观性、习惯性判断和执法惯例移植到异地执法实践，导致执法检查自由裁量权在客观表现上不平衡，出现畸重畸轻的情况，对被检查地金融机构发出与被检查地人民银行不一致的管理信号，被检查地人民银行在日常监管中也会难以适用，影响了执法检查工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二）部分执法项目法律依据效力层级不高

综合执法检查不是单项执法业务和执法人员的简单拼接，而是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检查资源整合实现执法效果最大化，达到单项执法不能实现的效果。目前综合执法检查业务检查内容业务全覆盖，基本等同于专项检查的汇集，在优化整合上不够，重点不够突出，在有限的检查时间内很难达到检查效果。同时，部分业务执法检查法律依据也不够明确，例如金融科技、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业务，检查依据和处理依据都是规范性文件，缺乏更高位阶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支持，根据行政法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基层人民银行在这些业务执法上依据不足，存在一定的执法风险。交叉执法检查主体由于未参加被检查地金融机构的日常监督管理，对被查机构执行法律和政策情况、常见违法违规行为问题及表现形式了解较少，综合执法交叉检查在适应上需要较长时间，得出检查结论的依据仅限于执法检查现场发现，不能对被查机构作出全面的判断。

（三）交叉执法检查证据采集与行政处罚环节分离，不能实现执法效果最大化

异地交叉检查，执法检查与行政处罚环节分离，实际执法主体与行政处罚主体不一致，由于执法理念、惯例和习惯等文化差异的影响，执法检查组与被检查地人民银行、检查组内部各业务小组或不同的检查组之间对相关政策理解、执法尺度以及对依法行政认识等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对于未经授权查询征信报告的违法事实，从取证理论上应当包括被查机构查询征信报告的相关资料和询问笔录两个方面的证据，但部分检查人员或检查组认为，只要复印的资料中没有书面授权书，即可推定其未取得书面授权，这种认识与行政处罚举证责任分配不一致，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检查组认定被查机构存在违法行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而不是推定其没有证据。从证据链看，复印的资料只能证明被查机构查询征信报告的行为，而不能证明是否获得授权，需要辅助使用询问笔录证明查询征信报告时未取得被查询人的书面授权，将推定的事实固定为证人证言和书证，对后续处理更为有利。在推定没有获得授权情况下进行行政处罚，被查机构多数情况下会提交授权书从客观上进行陈述和申辩，对被查机构来说获取授权书较为容易，但对执法检查组来说固定证据较难，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对执法主体不利。当执法检查组取证不够充分，证据链不完整时，行政处罚委员会面对被查机构的陈述和申辩将很难决断，如果被检查地人民银行从尊重检查组角度考虑，行政处罚则不够严谨，不符合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国的要求，且面临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风险，影响人民银行的执法权威。

三、政策建议

（一）赋予执法执法组检查自，完善执法检查组织程序和形式内容

在依法治国背景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成为了依法行政的重要标准，基层人民银行执法检查作为履行金融稳定的重要抓手，对依法行政提出了更高要求。有的业务在《中国人民银行法》及专项金融法律法规规章中没有明确的执法检查授权，在执法中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由于没有上位法律法规规章层面的授权，即使发现存在业务风险也没有依据进行行政处罚，建议将缺乏法律明确授权的内容不纳入执法检查，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的严谨性。

虽然异地交叉检查存在个别需要完善的环节，但不可否认交叉检查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打破僵化的地区监管常例，提供管理经验借鉴，建议异地交叉检查可以赋予检查组更多的检查自，在授权方式采取昆明中心支行统一授权，按照职责和权力相适应的原则，赋予检查组与职责相适应的权力，检查组可以在全省执法检查的范畴使用昆明中心支行名义和法律文书，代表昆明中支行使行政执法权，以保证检查组的相对独立性，提高检查工作效率。

（二）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法律风险研判，在执法检查实践中提高金融管理水平

综合执法既是金融监管部门与被监管对象信息流、数据流交汇交换碰撞过程，也是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发现、识别和去伪存真的过程。通常情况下，金融监管要落后于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是对监管体系的局部或者部分上的突破或对现有监管体系进行了扩大解释。金融创新虽然丰富了金融产品表现形式，扩大了金融服务对象，但创新也具有一定的风险，容易突破法律或者制度底线演变成伪创新，破坏了金融管理制度，使不特定多数群体利益受损。综合执法提供了识别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平台，通过不同机构、不同地域、不同时间的横向和纵向比对分析，发现金融机构基础业务和综合管理上的差异，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检验和反复验证观察，总结提炼具有普遍性的创新产品和服务形式进行经验推广，通过“监管―创新―再监管―再创新”的过程，实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社会服务体验较好、节省工作效率、风险防控较好的产品确定为创新内容纳入管理体系，在丰富监管对象的同时提高监管水平。在日常监管中，金融监管机构不能全面掌握被监管对象的业务运行情况和风险隐患，通过定期组织综合执法检查和专项执法检查，及时发现被监管对象的业务风险，通过约谈、警告、罚款等多种方式进行风险警示，引导被监管对象防范化解和消除风险，维护金融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通过综合执法检查，金融监管部门可以掌握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在基层金融机构的演化和深化过程，了解政策落实的措施、政策影响和政策效果，发现政策，及时修正政策重复和政策真空，为上级决策提供基层实践经验和智力支持。

（三）严格依法行政，充分尊重和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基层人民银行要主动转变，积极适应依法行政要求，遵守法律法规，公平公正执法，树立金融监管权威。法律法规在规定金融监管职责和监管范围同时，也规范了被监管对象的救济途径。保山中支牢固树立“有权利必有责任”、“有义务必有救济”理念，在行使法律法规赋予的执法权利的同时，积极保障并维护被查对象的合法权益。正义不仅要实现，还应该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就是程序正义。保山中支积极梳理法律条款，对法律给予被查机构的权利高度重视，对有法律明文规定的知情告知权、陈述申辩权、异议权以及行政复议等救济权施行清单制管理，保障被查对象享有充分的救济时间，并内化到综合执法全过程，提前告知检查时间及内容，保障金融机构的知情权，充分尊重和保障被查机构的异议权，并将对方的权利行使时间延长到了取证全过程和事实认定书签订确认之前，在检查人员发现问题进行取证时，对方可以通过口头或书面附带证据的方式提出异议，并对问题及形成主客观原因进行合理辩解和阐释，执法人员充分听取对方合理解释，及时甄别反馈采纳或不采纳对方提供的合理证据说明，对大部分疑问和异议都通过双方合理说明形成共识，形成共识后再撰写事实认定书送交被查机构签字，这种事前解释有效避免了执法人员的主观臆断定性风险和单方事实认识错误，减少了以往出具事实认定书之后被查机构提供大量异议说明材料，而检查组已经退场无法进行现场真实性核实的问题。

（四）积极挖掘执法检查的风险导向价值，以执法检查促进管理规范

执法检查不仅是发现违规问题和收集证据的重要程序性载体，也是执法人员现场发现操作型业务隐患和识别制度性风险点的重要途径。发现整改类问题时，执法检查人员在调查取证后，还要现场进行业务指导，实时讲解正确操作步骤和被查机构现行操作之间的差距以及可能导致的系统风险，指导督促被查机构进行全面清查和整改，以严格的制度落实整改要求，充分发挥执法检查的风险导向作用。调查取证是执法检查的实质性内容，行政处罚核心是完整的证据链，证据完整性关乎综合执法后续处理的合法性。法律事务部门和执法人员要加强证据关联性要素的认知，熟练掌握取证程序和取证规则，学习掌握《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法律和司法解释，并将证据作为综合执法检查和行政处罚的重中之重，证据链有瑕疵、证明效力不充分、证据来源不合规等作为实质审核要件，证据链不完整的不进行行政处罚，从源头上维护综合执法权威。违法事实与行政处罚不具有必然联系，违法事实是主观性判断，不能作为行政出发的依据，行政处罚取决于与否有证据证明的违法事实，培养执法人员的证据意识，重视客观证据，能够被完整证据链证明的事实才能列入事实认定书进行行政处罚环节，减少执法风险，维护法律的权威。

参考文献

[1]梁健燕.浅谈综合行政执法的存在问题及改革建议[J].南方论刊，2011，3.

[2]对我国综合行政执法相关问题的思考[J].行政与法，2011，5.

行政检查的法律依据第2篇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行政检查；程序；规制

  当前，我国处于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任务繁重复杂，需要参与社会管理的行政机关创新行政管理制度。行政检查作为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作单方面强制了解的一种行政行为，在行政管理中占居重要地位。以社会管理创新为视角，从设定权、法律要件和程序等方面规制行政检查行为，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均显得日渐紧迫。

一、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规制行政检查的必要性

行政检查是具有强制力的具体行政行为，它的管理服务对象具有广泛性，工作手段具有多样性，职能作用具有基础性。社会管理创新理念的提出，对行政检查规制提出了严峻挑战，也为完善行政检查提供了难得机遇。

（一）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规制行政检查，是社会管理现代转型的内在需要

在传统观念上，往往将社会管理权等同于行政权，将其他参与社会管理的行为视为对行政权的干涉。随着现代国家任务的转变，服务行政兴起。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行政检查的方式包括进入场所、查封、扣押、盘查等，会给行政相对人的正常生活造成干扰，可能侵犯行政相对人的隐私权及经营自由的权利。规制行政检查，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调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实现行政管理与社会服务的统一，保障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合法权利，用公众意见所赞同的长期原则来约束一切权力。[1]倡导参与型行政检查、依法行政检查，兼顾各方各类利益，是社会管理现代转型的内在需要。

（二）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规制行政检查，是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必然要求

创新社会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社会权利结构的重新配置，确立公民社会权利的理念。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包括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保护、住宅权、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等，主要是对抗公权力机关的非法逮捕、非法拘禁、非法搜查、非法侵入、非法检查等。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尊严与自由，是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核心价值。“在对人权的实证法的承认中，人权具有双重意义。在基本的体系上，人权是人类相互间的权利要求，在辅助的体系上，人权也是对应当保护这种权利要求的机构即国家提出的要求。”[2]行政检查权的行使会造成与宪法上保护的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合法权利产生冲突，行政检查的方式、时间等必须规定限制条件以保障公民和各类社会组织的合法权利。在创新社会管理的背景下，必须有行政检查法制的存在，以使行政检查权的行使有适用原则可循，并限制其权力范围。

（三）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规制行政检查，是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应有之义

当前我国法律法规对行政检查的规定不完善，需要有法律支撑，在实践中乱检查现象较为严重。行政检查权的行使应有一定限度，行使过程中也应抑制、控制检查权力滥用。创新社会管理，需要严格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检查执法各个环节的运行，正确地行使行政检查权，防止出现滥用职权，保证宪法与法律的有效实施，构建一种良性的法治环境。在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从依法行政与建设法治政府的高度落实行政检查的各项预防、监督制度，建立相应的激励、动力机制，实现社会管理创新，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二、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行政检查的规制原则

行政检查的原则应贯穿于行政检查活动始终，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检查权的最低限度要求。当前我国专门行政检查法和行政程序法缺失，学界对行政检查的法律原则探讨不多，难以为行政检查实践指明发展方向，行政检查在实践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也难以得到规范处理。从我国法律法规中行政检查规定、学术界研究成果以及行政检查实践情况看，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我国行政检查的规制必须坚持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参与原则、不得谋利原则等。

（一）法律保留原则

专制主义无论在何处，都首先从侵害私权、虐待个人开始着手。[3]行政检查权若不受任何规范和限制，则人民之权利、自由将难确保。“法律规范最主要之功能之一即在局限政府权力之发动，并提供人民权利有效之保障，因此，欲建立实质之法治国，除了形式上全民遵守法令之规定外，并能使人民之尊严与权益获得相当之尊重与保障，才是真正不可或缺之要素。”[4]宪法意义上的“法律保留”是指“立法保留”，即有些事项专属立法者规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9条的规定。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律保留”是指行政行为只能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作出，法律没规定的就不能作出。[5]行政检查权应受到法律的限制。秩序行政领域的行政检查旨在查明相对人遵守法律设定义务的事实状态，为了维护行政相对人权益，保障人性尊严或经营自由等权利，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即所谓的“干涉保留”或“侵犯保留”原则。服务行政的兴起使行政机关更多担当起为人民谋福利的角色，然福利资源的有限性又决定了需要对福利接受者进行福利分配的检查以避免分配的不公。“一代之法，不徒在立法之善，而在用法得其平。”[6]虽然给付行政领域的行政检查目的旨在查明相对人是否满足赋予利益的条件，并不涉及违法事实的查处。“法律保留”原则也适用于给付行政检查。社会管理视域下行政检查的规制，必须坚持法律保留原则。

（二）比例原则

比例性概念不仅是法体系内生的概念，同时也是各国法制所承认的实质法规范。学术界通说将比例原则分为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以及狭义比例原则。所谓妥当性原则系指所采行之措施必须能实现行政目的或至少有助于达成行政目的，并且手段正确。必要性原则，即对限制人民之权利自由的措施是否必要，应注意相同有效性要素和最少侵害性要素。狭义比例原则通常被描述为“手段不得与所追求 之目的不成比例”。行政检查比例原则是指，为了维持社会公共安全，促使相对人依法履行法律义务的行政检查，其所维护的公益目的和因此所限制、侵害的个人权利、自由之间应当形成适当的比例。依据比例原则，行政检查权力的行使应当从是否设定行政检查、行政检查的程序与方式等方面进行限制，对行政检查进行控制：妥当性原则要求行政检查的目的和行政检查所采取的措施必须适当，行政检查须是适合预防或督促行政对人对法定义务的履行；必要性原则要求在实施行政检查时，若有多种手段可供选择时，应选择对人民权利自由侵害最少之检查措施；狭义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检查手段不得与所追求检查目的不成比例。社会管理视域下行政检查的规制，必须坚持比例原则。

（三）参与原则

参与原则源于自然正义原则。自然主义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任何人之异议必须被公平之听取。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过程原本只是希望通过参与，影响行政程序经过与结果，避免遭受突击性决定，体现程序正义的追求，参与程序让人民被视为“人”，而不是被视为单纯的国家行为的“客体”。 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程序从不同的角度观之，则参与即是权利又是义务。从当事人主义出发，相对人参与行政检查程序积极提出主张、陈述意见是其权利。从行政机关依职权收集信息出发，相对人参与行政检查程序须协助行政机关，提供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则参与是其义务。在行政检查活动中，相对人有权利申请行政机关进行检查，有权利提供相关事实情况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法律有规定条件下，相对人有义务参与检查。社会管理视域下行政检查的规制，必须坚持参与原则。

（四）不得谋利原则

不得谋利原则系源于我国独特的检查实践所提出的一项原则。行政检查是与乱收费、乱处罚并列的三乱之一，行政检查不得谋利原则的提出与治理乱检查相关。不得谋利原则要求行政机关检查时依照法律规定收取费用，属于机关事务范围的检查原则上不得收取费用，不能利用检查谋取或变相谋取利益。

三、规制行政检查助推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行政检查的规制，就是要完善行政检查的制度、体制和机制，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增强社会管理活力，实现行政管理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一）行政检查设定的规制

行政检查权具有独立性，同时又具有侵益性。目前我国有关行政检查设定的规定，大多散见于各类行政法律法规相关条文之中，并未形成统一的行政检查法。行政检查实践中多头检查、重复检查和随意检查等情况比较多，以至于任何一个行政机关都可以设定行政检查，滋生腐败现象，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影响了政府的威信和形象，给行政相对人带来严重损害。应该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7、58、85、89、90、96、100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7、56、63、71条的规定，明确法律是设定行政检查行为的依据。要明确行政检查的设定机关、种类、对象和幅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13条设定行政许可的思路可为行政检查的设定提供借鉴，行政检查方式的选取首先是在市场条件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自我检查；其次是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的第三方私主体的检查；最后是行政检查，行政机关也一般是采用事后检查的方式。

（二）行政检查中相对人协助义务的规制

在行政检查中相对人具有协助义务。相对人协助义务，有人将其称之为“协力义务”[7]。“所谓相对人的协助义务，是指作为调查对象的相对人有接受、配合行政执法人员检查的义务。”[8]行政机关需要作成行政决定，收集证据自然是其职责。但当事人往往比行政机关更为知悉或掌握正确的资料，因此给予当事人参与机会，更符合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及行政程序之功能。在合理范围内，依法律授权当事人协力的义务，使其分担阐明事实的责任，应属法治国家所许。但是，我国法律对相对人协力行政检查的规定更侧重于从义务角度规范相对人的参与，既宽泛又不严谨。宽泛是指几乎所有的行政检查法律都规定了相对人的协力义务，甚至没有规定特定人的协力豁免义务；不严谨则是指法律仅规定了义务，却没有规定不履行义务的责任承担，即未明确规定罚则。有关协助义务的规定过多考虑了行政权力的实现，具有强烈的管理法的色彩。在社会管理视域下规制行政检查，要保障相对人协助行政检查也是相对人参与行政程序争取权利的一种权利。

（三）行政检查后信息处置的规制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出于行政管理目的进行的信息收集与处理活动。行政检查后所获取的信息面临着信息的证据能力、信息的公开和信息的保密等三个问题。行政程序中的证据制度在我国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不少国家的行政程序立法或是规定证据可适用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或是只字不提有关证据运用问题。”[9]行政检查时收集到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的证据无疑具有完全的证据能力。但是，为了“吓阻违法”取证行为的发生，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对于行政机关采取诱惑调查、法律没有规定的其他检查措施所获得的证据，应予以排除。行政机关进行行政检查后，需要将检查所获致的信息公开。我国有一些法律法规对行政检查后结果的公布进行了规定。但是，我国行政机关行政检查后的信息公布，应从重视制裁违法转为重视信息所影响的广大人民的基本需求。对于信息保密问题，应从保障相对人权利和规范行政程序的角度，在程序及实体两方面加以规定。

（四）行政检查程序的规制

我国宪法未对行政程序明文规定，当前行政检查也以获得真相为行政检查的价值理念中心。行政检查程序没有行政程序法或行政检查法的统一规范，由各类法律规范规定的行政检查程序不能有效约束行政检查，行政检查程序的限定基点过低。在中国“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法制背景下，直接导致了对检查程序的忽视和实力强制检查的随意启动。因此，在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规制行政检查制度，要将现代行政正当程序理念与制度引入行政检查领域，关注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检查程序中的地位和利益诉求。应在检查人员出示证件及告知理由、陈述意见和听证、检查结果的告知等方面作出严格限定。特别是对较为特殊的住宅检查、人身检查、交通检查、银行检查等方面的程序需要统一规范。

参考文献：

[1] [英]哈耶克. 法律、立法与自由（第2、3卷）[M].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421.

[2] [德]奥特弗利德·赫费.政治的正义性——法和国家的批评哲学之维[M].庞学铨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404.

[3] [德]耶林.为权利而斗争[M].胡宝海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76.

[4] 彭国能.法治国之基本理念[G].//城仲模.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一）.台北：三民书局，1999：403.

[5] [日]盐野宏.行政法[M].杨建顺译，姜明安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54-60。

[6]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1369.

[7] 吴志光.行政法（第二版）[M].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237.

行政检查的法律依据第3篇

一、遵循的原则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执法检查，必须具备法定的主体资格，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权限内，依照法定的检查事项、内容和程序进行。要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做到检查依据公开、检查程序公开、处罚决定公开、不得越权和滥用权力。

二、规范行政执法检查的方式

区政府法制办对全区的行政执法检查活动进行统筹安排，以实行行政执法部门联合检查为主，防止重复检查和多头检查。同一行政执法部门对同一企业的检查，原则上每年不超过两次；对同一事项由几个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检查的，确定一个行政执法部门检查或由几个部门联合检查；各行政执法部门对同一企业、同一事项的检查，不得重复进行。行政执法部门每年度对企业进行的检查，年初应拟定检查计划，报送区政府法制办批准后实施。

各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实施的日常执法活动及国家统一组织的检查活动不在其列，其在计划外自行组织实施的执法检查，也应从严掌握，并经本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批准后实施。

三、规范行政执法检查行为

1、提前向企业下达《行政执法检查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

经区政府法制办批准的对企业的执法检查，应在三日前下达《通知书》，同时报送区政府法制办备案。《通知书》的格式应统一，内容应包括检查理由、检查依据、检查时间、检查事项、是否收费及收费标准和依据、实施检查的人员、联系电话和负责人。

对企业检查时，行政执法部门要向企业出示《通知书》，没有《通知书》的检查活动，企业有权拒绝检查并向相关部门举报。

2、行政执法检查以书面形式为主

行政执法检查不得干扰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一般以书面形式为主。行政执法部门向被检查企业送达《通知书》并提出书面检查的要求，且可根据企业的书面检查材料及其他情况，对被检查企业进行抽查，抽查率一般不超过15%。对突发事件，制假贩假等违法行为以及接到举报的，可以采取突击、实地检查。

3、严格遵循“三步式”执法原则。

实施行政执法检查，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严格遵循“三步式”执法的四项原则，法律和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4、依法检查，文明执法。

（1）对在制定检查计划或检查中弄虚作假的，区政府法制办将会同纪检、监察部门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查处，并追究实施检查的行政执法部门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2）行政执法部门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要做到过罚相当，罚款一律开具合法票据，必须全部上缴国库，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不得截留、挪用、私分。严禁借检查之机，向企业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或者要求企业参加带有强制性的收费培训。

（3）行政执法人员实施行政执法检查时不得少于两人，必须持市政府颁发的行政执法证件，严格执法纪律，树立公正、文明的执法形象，严禁临时工、协勤人员混同执法人员进行执法；严禁越权执法、徇私枉法、野蛮执法；对违反以上规定者视情节轻重进行通报批评或由法制机构移交纪检、监察机关查处。

行政检查的法律依据第4篇

一、遵循的原则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执法检查，必须具备法定的主体资格，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权限内，依照法定的检查事项、内容和程序进行。要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做到检查依据公开、检查程序公开、处罚决定公开、不得越权和滥用权力。

二、规范行政执法检查的方式

区政府法制办对全区的行政执法检查活动进行统筹安排，以实行行政执法部门联合检查为主，防止重复检查和多头检查。同一行政执法部门对同一企业的检查，原则上每年不超过两次；对同一事项由几个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检查的，确定一个行政执法部门检查或由几个部门联合检查；各行政执法部门对同一企业、同一事项的检查，不得重复进行。行政执法部门每年度对企业进行的检查，年初应拟定检查计划，报送区政府法制办批准后实施。

各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实施的日常执法活动及国家统一组织的检查活动不在其列，其在计划外自行组织实施的执法检查，也应从严掌握，并经本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批准后实施。

三、规范行政执法检查行为

1、提前向企业下达《行政执法检查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

经区政府法制办批准的对企业的执法检查，应在三日前下达《通知书》，同时报送区政府法制办备案。《通知书》的格式应统一，内容应包括检查理由、检查依据、检查时间、检查事项、是否收费及收费标准和依据、实施检查的人员、联系电话和负责人。

对企业检查时，行政执法部门要向企业出示《通知书》，没有《通知书》的检查活动，企业有权拒绝检查并向相关部门举报。

2、行政执法检查以书面形式为主

行政执法检查不得干扰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一般以书面形式为主。行政执法部门向被检查企业送达《通知书》并提出书面检查的要求，且可根据企业的书面检查材料及其他情况，对被检查企业进行抽查，抽查率一般不超过15%。对突发事件，制假贩假等违法行为以及接到举报的，可以采取突击、实地检查。

3、严格遵循“三步式”执法原则。

实施行政执法检查，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严格遵循“三步式”执法的四项原则，法律和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4、依法检查，文明执法。

（1）对在制定检查计划或检查中弄虚作假的，区政府法制办将会同纪检、监察部门对相关单位和负责人进行查处，并追究实施检查的行政执法部门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2）行政执法部门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要做到过罚相当，罚款一律开具合法票据，必须全部上缴国库，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不得截留、挪用、私分。严禁借检查之机，向企业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或者要求企业参加带有强制性的收费培训。

（3）行政执法人员实施行政执法检查时不得少于两人，必须持市政府颁发的行政执法证件，严格执法纪律，树立公正、文明的执法形象，严禁临时工、协勤人员混同执法人员进行执法；严禁越权执法、徇私枉法、野蛮执法；对违反以上规定者视情节轻重进行通报批评或由法制机构移交纪检、监察机关查处。

行政检查的法律依据第5篇

湖北省行政执法条例解读

法律法规的基本精神和行政执法新的理念，将行政执法的基本原则规定为：合法性原则、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效率原则、诚实守信原则、合法权益保障原则。

根据上述原则，《条例》强调，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必须平等对待行政相对人，不得利用职权保护本地区、本部门的不当利益;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定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所采取的执法方式应当必要和适当;不依法履行职责造成行政相对人损害的，应当依法赔偿;等等。破解多头执法多层执法难题多头执法、多层执法，以及由此引发的执法冲突，一直是困扰行政执法的难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我省一些地方相继开展了综合行政执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减少行政执法层次的试点工作。

《条例》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相对集中实施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调整设立综合执法机构。”经批准成立的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主要由市、县两级行政执法机关实施。向行政不作为、乱作为说“不”《条例》明确禁止行政乱作为和行政不作为，有针对性地列举了这些违法行为的主要类型和表现，如滥用权力，违法委托行政执法，野蛮、粗暴执法，不及时受理投诉和举报等，并设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条例》强调，行政执法必须有法律、法规、规章的依据;应当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如执法公示、出示证件、告知和说明理由、开具罚没票据和清单、建立执法案卷等;应建立和完善行政执法制度，如回避制度、罚缴分离制度、期限制度、预警执法制度、执法争议协调制度等。加强对“垂直部门”的监督根据宪法、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条例》对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等实行垂直管理的行政执法机关的监督作出规定：“县级以上政府依法协助和监督设立在本行政区域内垂直管理的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活动。”“省垂直管理的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主体资格，由政府登记，并向社会公告。”“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垂直管理的行政执法机关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进行监督。县级以上政府发现本行政区域内的垂直管理的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行为违法，应当向其提出改正建议;对不采纳改正建议的，当地政府应当向其上级机关反映，并提请依法实施监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省行政执法监督检查，保证法律、法规、规章的正确实施，督促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全省各级政府及所属工作部门，和负有行政执法任务的国家有关部门所属驻鄂机关(关法律、法规、规章授权或被委托行使行政执法职权的组织，下同)及其工作人员，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是指各级政府对所属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各级政府工作部门对本部门所属工作机构和下级工作部门，依法主管实施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政执法活动进行的监督和检查。

第四条 政府统一领导全省的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

各市、州、县(含市辖区、，下同)政府负责对本行政区域的行政执法进行监督检查。

各级政府工作部门在本级政府的领导下，负责对本系统的行政执法进行监督检查。

监察机关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决定、命令的情况的监督检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的规定执行。

国家有关部门驻鄂行政执法机关，在政府和国家主管部门的领导下，负责对本系统的行政执法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条 县以上(含县，下同)政府的法制工作部门，是本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工作机关，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并掌握和汇总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情况。

县以上政府工作部门中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是本部门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工作机构。

第六条 各级政府应当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实施法律、法规、规章情况的监督检查，并向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情况。

第七条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必须遵循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

第二章 监督检查的内容和方式

第八条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包括对被监督检查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检查。其内容是：

(一)制定和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及存在的问题;

(二)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实施情况;

(三)行政执法主体的合法性;

(四)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适当性;

(五)行政执法的协调与督查;

(六)其他需要监督检查的事项。

第九条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通过下列方式进行：

(一)制定和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清理;

(二)法律、法规、规章实施情况检查及报告;

(三)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

(四)重大行政违法案件督办;

(五)行政执法情况统计;

(六)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采取的其他方式。

第三章 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检查

第十条 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制定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应上报备案。具体办法，按国务院《法规规章备案规定》和《政府关于规范性文件备案工作的通知》执行。对不按时报送备案的，予以通报批评。对与法律、法规、规章有抵触的，由有权机关视情况通知改正、

责令自行废止或予以撤销。

第十一条 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应适时清理本机关制定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应予以公布并上报。

第十二条 法律、法规、规章后，被授权执行的机关应当制定实施方案。施行后每隔一至二年，应对该项法律、法规、规章的执行情况进行自查，并将配套措施的制定、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的建议，向本级政府和上一级主管机关提出专题报告。

第十三条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机关应当根据国家的工作中心结合实际，确定当年重点检查的法律、法规、规章，组织检查或抽查。检查前可预先通知被监督检查对象，也可不预先通知。被检查对象必须如实报告情况，提供有关资料，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检查或抽查。

第四章 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加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检查，重点是：

(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或组织是否具备行政执法主体资格;

(二)适用实体法律、法规、规章是否正确;

(三)是否履行法定职责;

(四)是否超越法定的职责和权限;

(五)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足;

(六)是否遵守行政执法程序。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在行政执法监督检查中，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或明显不当的，应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处理：

(一)不具备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或授权、委托不当的;

(二)违反法定程序，影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

(三)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适用法律、法规、规章错误的;

(四)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人员在检查中，发现情况紧急、危害严重的违法行为，应当立即制止纠正，再提请有权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六条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中对发现的问题作出处理决定的，应作用《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处理决定通知书》;提请有关机关处理的，应使用《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建议书》。通告书和建议书，由政府统一规定制发。

被通知机关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执行，并将执行情况报告通知机关;被建议机关收到监督检查建议书后，必须及时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告知建议机关。

已经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除外。

第五章 行政执法协调及备案统计工作

第十七条 本级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执法部门，因职权交叉、影响执法时，由本级政府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协调后确认其职权。

对同一部门的同一行政执法权限，下级政府确认结果与上级政府确认结果不一致的，下级政府必须服从上级政府。

行政执法部门之间在行政执法中发生的具体我议，由本级政府协调裁定，或逐级报请有权机关处理。

第十八条 各级行政执法机关作出的重大行政处罚、重大行政强制措施决定，应当上报备案。上级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机关应组织抽查或复查。

重大行政处罚、重大行政强制措施的界限，由政府各行政执法主管机关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确定。

第十九条 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应按规定及时上报行政执法统计报表。

各级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机关，应将半年或全年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统计表如实上报。统计表由政府统一制定。

第六章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员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政府设立兼职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员。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员必须忠于职守，作风正派，办事公正，熟悉法律、法规和行政执法业务工作，有较强的行政管理能力和工作经验。

第二十一条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员的职责是：

(一)参与本级政府或政府工作部门组织的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活动;

(二)参与监督检查行政执法机关是否依法行使职权;

(三)参与查处行政执法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四)承办本级政府和政府工作部门交办的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其他事项。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员依法行使职责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协助，不得阻挠。

第二十二条 行政执法人员和行政执法监督检查人员应当持证执行公务。行政执法证由法律法规规定的主管部门制发，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证由政府统一制发。证件管理具体办法由政府法制工作部门制定。

第七章 奖 惩

第二十三条 县以上政府对具备下列条件的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机关或工作人员，应给予表彰奖励：

(一)模范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忠于职守、清正廉洁、秉公办事、事迹突出的;

(二)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成绩显著的;

(三)在查处重大违法行政行为中有突出贡献的。

第二十四条 县以上政府对有下列行为的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机关或工作人员，应分别予以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改正、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取消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资格或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认真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或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的要求组织开展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

(二)明知行政执法机关或工作人员有执法违法行为而采取放任和纵容态度的;

(三)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反映其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执法机关和工作人员损害而无动于衷或互相推诿，不予处理的;

(四)借执法监督检查假公济私，对严格执法的行政执法机关或工作人员打击报复、予以诬陷的。

对因前款所列行为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对拒绝、阴挠、妨碍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的行政执法人员，由行政执法的主管机关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取消行政执法资格或行政处分。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拒绝、阴挠、妨碍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的，应给予通报批评，或追究其负责人的行政责任。情节严

重的，应由有权机关给予其负责人的行政处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地区行政公署代表政府在本行政区域内实施的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适用本规定。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政府法制工作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之日起施行。凡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第十四条 加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检查，重点是：

(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或组织是否具备行政执法主体资格;

(二)适用实体法律、法规、规章是否正确;

(三)是否履行法定职责;

(四)是否超越法定的职责和权限;

(五)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足;

(六)是否遵守行政执法程序。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在行政执法监督检查中，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或明显不当的，应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处理：

(一)不具备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或授权、委托不当的;

(二)违反法定程序，影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

(三)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适用法律、法规、规章错误的;

(四)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人员在检查中，发现情况紧急、危害严重的违法行为，应当立即制止纠正，再提请有权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六条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中对发现的问题作出处理决定的，应作用《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处理决定通知书》;提请有关机关处理的，应使用《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建议书》。通告书和建议书，由省人民政府统一规定制发。

被通知机关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执行，并将执行情况报告通知机关;被建议机关收到监督检查建议书后，必须及时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告知建议机关。

已经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除外。

第五章 行政执法协调及备案统计工作

第十七条 本级人民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执法部门，因职权交叉、影响执法时，由本级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协调后确认其职权。

对同一部门的同一行政执法权限，下级人民政府确认结果与上级人民政府确认结果不一致的，下级人民政府必须服从上级人民政府。

行政执法部门之间在行政执法中发生的具体我议，由本级人民政府协调裁定，或逐级报请有权机关处理。

第十八条 各级行政执法机关作出的重大行政处罚、重大行政强制措施决定，应当上报备案。上级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机关应组织抽查或复查。

重大行政处罚、重大行政强制措施的界限，由省人民政府各行政执法主管机关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确定。

第十九条 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应按规定及时上报行政执法统计报表。

各级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机关，应将半年或全年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统计表如实上报。统计表由省人民政府统一制定。

第六章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员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兼职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员。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员必须忠于职守，作风正派，办事公正，熟悉法律、法规和行政执法业务工作，有较强的行政管理能力和工作经验。

第二十一条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员的职责是：

(一)参与本级人民政府或政府工作部门组织的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活动;

(二)参与监督检查行政执法机关是否依法行使职权;

(三)参与查处行政执法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四)承办本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工作部门交办的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其他事项。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员依法行使职责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协助，不得阻挠。

第二十二条 行政执法人员和行政执法监督检查人员应当持证执行公务。行政执法证由法律法规规定的主管部门制发，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证由省人民政府统一制发。证件管理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法制工作部门制定。

第七章 奖 惩

第二十三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对具备下列条件的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机关或工作人员，应给予表彰奖励：

(一)模范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忠于职守、清正廉洁、秉公办事、事迹突出的;

(二)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成绩显著的;

(三)在查处重大违法行政行为中有突出贡献的。

第二十四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对有下列行为的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机关或工作人员，应分别予以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改正、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取消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资格或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认真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或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的要求组织开展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

(二)明知行政执法机关或工作人员有执法违法行为而采取放任和纵容态度的;

(三)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反映其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执法机关和工作人员损害而无动于衷或互相推诿，不予处理的;

(四)借执法监督检查假公济私，对严格执法的行政执法机关或工作人员打击报复、予以诬陷的。

对因前款所列行为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对拒绝、阴挠、妨碍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的行政执法人员，由行政执法的主管机关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取消行政执法资格或行政处分。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拒绝、阴挠、妨碍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的，应给予通报批评，或追究其负责人的行政责任。情节严

重的，应由有权机关给予其负责人的行政处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地区行政公署代表省人民政府在本行政区域内实施的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适用本规定。

行政检查的法律依据第6篇

论文关键词 纪律检查委员会 党内监督 准司法职能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违纪及腐败现象水火不容。党中央、国务院一向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对党内腐败工作，强调不管是谁，不管职务多高，只要出现腐败现象就坚决处理，绝不手软。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党中央查处了薄熙来、刘志军等人，充分表明了党做好反腐败工作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态度和决心。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坚决反对腐败，反腐倡廉工作要紧抓不懈、拒腐防变工作要警钟长鸣，向全党提出了“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号角。在这一背景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准司法”职能的行使就特别重要。

一、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性质及职权

纪律检查委员会是依据党章党规成立的，是党内的“执法”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各党组织和党员进行检查监督，具体工作主要包括受理违反党规党纪的案件，独立调查违纪案件，配合其他部门侦查案件、报告并移交司法机关等。纪律检查委员会涉及“准司法”性质的职权主要包括：

一是查处党组织及党员违纪案件。根据党章的规定，纪律检查委员会要维护党的权威，监督党组织及党员干部行使权力，检查和处理党组织及党员违反党章党规的案件，发现党组织及党员有违纪现象可以对其核实调查，决定对违纪党员的处分，并把重大或复杂违纪案件的问题和处理结果向同级党委会报告，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向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

二是党纪处分权。纪律检查委员会享有依照党章及党内法规的规定，按照规定的程序对违反党章和党内法规的党组织及党员给予相应党纪处分的权利。这种处分权主要包括做出处分权、批准处分权和改变处分权。

三是上级党委对案件处理的复查权。根据党章的规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把处理的特别重要或特别复杂的违纪案件中出现的问题及处理结果，向同一级党委会报告，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向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如果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同意同一级党委会对违纪案件的处理结果，可以请求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案件进行复查。

四是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案件处理的改变权。根据党章的规定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权监督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权批准和改变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于处理案件做出的决定。如果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改变下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做出的已经得到其同一级党委会批准的决定，则这种改变必须经过它的上一级党委会批准。

二、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准司法”职能的合法性及有效性

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其“准司法”职能是在宪法体系范围内行使的党内监督职权，因此具有其合法性，合法性依据包括宪法依据和党章党规依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具体实施办案查处违纪违规案件的过程中运用了与检察院、法院等司法机关办案类似的办案程序，其办案程序和办案结果具有有效性。

（一）合法性依据

1.宪法依据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党的政策和国家意志具有高度的统一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整个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对腐败工作的重要载体，是符合我国宪法价值取向的。《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处分条例》是党章党规的重要支撑，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受到宪法的认可。纪律检查委员会所行使的“准司法”职能是中国共产党赋予的，而这一权力又是宪法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因此，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在宪法体系内行使其职能的，其职权具有合法性。

2.党章党规依据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章党规和国家的法律一样都体现着统一阶级意志，都是为了维护党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社会关系，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准司法”职能，通过监督、教育、调查、查处等活动行使职权，约束党组织及党员的行为。在该“准司法”职能的行使中，体现出了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行使职能中的调查权、检察权、巡视权等一些权力概念，由此，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的是一种党内司法职能，这就为纪律检查委员会“准司法”职能的实现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二）有效性依据

1.办案过程有效性

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查办案件的过程中，从立案到给予党纪处分或移交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每一程序都遵守严格规定，这些规定必须得到预计的办案结果，否则，案件就无法进入下一个程序，影响案件的进展，进一步影响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及其权威性。党章党规规定，纪律检查委员会有对举报或发现的案件享有初查权，该权力的行使分别有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同职能部门负责，各个部门之间分工协作，相互监督，这样就形成一种权力制约，保障了权力的正确行使。

2.办案结果有效性

据统计，2011年全国纪律检查委员会共接受举报1345814件，其中检举控告960461件，核实违纪155008件，立案137859件，结案136679件，处分142893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118006人，给予政纪处分35934人。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843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84.4亿元。查处了宋晨光、刘卓志、张家盟等大案要案。十八大召开前又查处了薄熙来、刘志军、黄胜、田学仁等违法乱纪案件。纪律检查委员会查办这些案件既维护了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准司法”职能的正当性和可行性又维护了党纪的严肃性，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三、纪律检查委员会“准司法”职能行使过程中的问题及对策

查办违纪案件是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贯彻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对腐败的有效手段。但是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查办案件，履行其职能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些严重问题甚至影响到了查办案件的质量，影响了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威信，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思想认识上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党纪的纪律性和严肃性认识不足。有些纪律委员会在查办违纪案件时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致使很多违反党规党纪的行为没有得到有效地惩办。部分办案人员思想上存在着私心杂念，不敢如实查处案件。还有些办案人员法制意识淡薄，不严格依法办事，致使党章党规没有真正贯彻执行，纪律检查委员会没有起到应有作用。

二是对纪律检查委员会查处工作的透明度认识不一致。有些办案人员认为纪律检查委员会查处案件应当秘密进行，这样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外部干扰，有利于案件的查处。还有一些办案人员认为办案程序应当透明化，把查处工作置于阳光之下，这样更有利于党内党外的监督。

（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在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其职能的实践操作上，存在着职权界限不清、工作方法弹性过大难以掌握等问题，主要体现在：

一是立案程序中存的问题。立案是调查、审查、处理等程序的前提，只有经过立案其他程序才能依次开展，未经立案，纪律检查委员会不能行使诸如扣留涉案物品，暂停支付存款等权力。目前存在着很多纪律检查委员会查办案件时，未办理立案程序就采取了其他措施，不符合规定程序的要求。

二是证据收集中存在的问题。当前纪律检查委员会收集证据主要依据的是《关于查处党员违纪案件中收集、鉴别、使用证据的具体规定》和法学上的“违纪构成四要件”理论。两者在实际操作中都存在着局限性，两者都侧重于事实层面的判断，没能兼顾更高层面上的价值判断。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查办案件收集证据时简单地套用《规定》及“违纪构成理论”，不能从实际情况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三是违纪责任划分不清的问题。对违纪责任的认定缺乏统一性，任意性太大难以实际操作。对违纪案件的处理过分注重执行时的问责而忽视决策时的监督，责任追究上也过分强调惩罚机制。另外还存在纪律检查委员会查办案件后对责任划分不一致问题，如对同一违纪行为的不同人定性不一或只追究其中一人的纪律责任等。

（三）解决和改进措施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尽快解决。

一是严格执纪，建设高素质的纪检队伍。严格执纪是指按党规党章办事，实事求是地查清问题。只有严格执纪才能确保“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统一，才能纠正党内不正之风，清除违法乱纪分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同时，严格执纪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和殷切希望，只有严格执纪，严肃处理党员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才能在人民群众中有说服力。严格执纪要求建设一支政治强、作风正、业务精的纪检队伍。如果纪检干部的素质不高，作风不正，立场不坚定，以权谋私，玩忽职守则体制再好也无济于事。因此，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措施，建设高素质的纪检队伍。

行政检查的法律依据第7篇

一、基层央行行政执法概况

长期以来，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按照科学行政、民主行政、依法行政的要求，积极推进基层央行法治化建设进程，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进一步建立健全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进一步明确行政执法权限，完善执法程序，提高执法水平，广泛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制，做到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基层央行根据要求设立了行政处罚委员会、行政复议委员会等常设机构，配备了专业的条法干部负责日常的法律事务，行政执法工作不断向规范化、专业化方向迈进。基层央行严格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执法检查程序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令[2010]第1号)和《中国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银办发[2006]116号)，建立了行政执法责任制度，形成了内外相结合的监督体系，进一步规范了行政执法行为和执法程序，明确行政执法责任，保障行政执法的合法与公正，使依法行政工作稳步推进。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行政许可法》、《人民币管理条例》、《行政处罚法》、《现金管理暂行条例》、《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实施细则》、《反洗钱法》、《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会计法》、《统计法》、《统计法实施细则》、《金融统计管理规定》、《外汇管理条例》、《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境内外汇账户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目前基层人民银行行政执法内容主要有如下几个类别：一是存款准备金管理，二是中国人民银行特种贷款管理；三是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管理；四是人民币管理；五是国库行为管理，六是清算管理；七是反洗钱管理；八是财务会计管理；九是调查统计管理-十是外汇管理。

从上述行政执法依据及内容来看，近年来，人民银行基层行行政执法工作总体而言有逐步规范的趋势，对于执法行为和行政处罚行为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对于检查程序和行政处罚有严格的要求，严格遵守行使行政处罚权的告知、听证、处罚与执行等程序，做到有法可依，法治央行的建设在不断深化，但行政执法工作取得进步的同时，也存在诸多的问题。

二，基层央行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

(一)相关法律法规立法滞后，出现“法律真空”或法律冲突

基层人民银行作为行政处罚依据的金融法规、规章未及时修订，这使基层央行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依据不明，困难重重。如1994年制定的《银行账户管理办法》对开户主体、开户条件、开户程序、账户设置种类、账户管理手段的界定等与现实的经济生活相脱节，无法满足账户管理的需要，一些支付结算中的风险点及新兴业务仍没有系统的法律法规对其加以约束，如对大额支付、电子支付工具及网上支付业务的监控等。1985年颁布的《国家金库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整个思路和框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没有体现国库风险防范的需要。一些重要的国库业务如国库监管、国库退库、国库拨款，以及一些新的国库业务，如支付系统往来、国库内部往来和横向联网等，没有明确的管理操作规定，使国库业务陷入制度盲区。由于无法可依或法制不健全，金融机构各行其是，基层央行在执法过程容易引起纠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基层人民银行行政执法的效力与权威。《反洗钱渤规定：对不建立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与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或者为客户开立匿名账户、假名账户的金融机构，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取消其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任职资格。但是对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管理是由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承担的，作为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的人民银行仅有建议权，只能建议有关金融监督管理机构给予纪律处分。这使得基层人民银行处于一种虽行使反洗钱监督管理职能，但行政处罚权却受到限制的尴尬境地。

此外，总行出台部门规章或行政执法操作指南，大区分行、省会中支及部分地州中支也相应出台执法检查指南，各操作指南虽然有相同之处，但有时部分法律文书格式有所差别，对程序要求也非完全重合，甚至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在上级行进行检查时会适用不同的检查标准，这给基层央行适用何种行政执法指南造成疑惑。

(二)“重实体，轻程序”，未严格遵守行政执法程序

1.对程序的执行力度有所欠缺。公正的程序比不公正的程序更能产生公正的结果，这是程序存在的价值，但目前基层央行执法过程中没有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操作，随意减少执法环节。笔者进行依法行政监督检查和案卷评查工作检查时发现，行政执法检查工作时经常出现如下问题：未及时调整法律事务工作领导小组人员；因调离人行、执法证遗失等原因未及时收回和注销执执法证；不发送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直接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发给当事人；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中，未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做出数额较大的行政处罚时，未告知当事人听证的权利等；时间顺序颠倒，如调查取证日期早于立案日期、处罚决定书送达日期早于行政处罚决定的日期等，基层央行所检查单位的工作人员为熟知人员时未及时出示执法证件；新行员无执法证便进行执法检查；个别行政许可公示内容不够完整，未公示与行政许可事项有关的业务办理流程；单位人事变动后末及时调整行政处罚委员会、行政复议员会等内设法律事务部门组成人员。

2.对证据收集重视程度不够。在实际工作中，部分基层人民银行在进行行政执法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未及时按检查程序要求收集账表、票据、证人证言、凭证等原始证据，或是收集证据不全，未形成强有力的支撑，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这就给行政执法行为带来隐患，一旦被处罚人提起行政诉讼，则作为行政处罚主要判断依据的证据由于不全，其效力就会受到质疑，甚至陷入败诉的境地。

3.送达程序及手续不完备，法律文书送达困难。基层央行在执法过程中往往会不严格执行有关法律规定的形式履行相关手续等，不按法定程序送达问题比较突出，容易出现应当直接送达的文书未送达当事人或送达后没有送达依据；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的文书不直接送达当事人，而让其他人代收转交；文书能够送达到当事人却以公告送达方式进行送达；遇当事人拒收，留置送达不规范等问题。

(三)执法环境不够理想，易受外部环境干扰

基层央行大多由于受地域因素限制，人际关系较为微妙，行政执法工作易受当地人文环境的影响，执法环境不够理想，很难做到公平、公正、公开的执法。在县支行，执法活动受到这些因素影响特别明显。究其原因，部分源于基层人民银行自身，部分来自于其他单位和个人。在部分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由于金融机构自身经营状况较差，金融机构负责人或主管部门认为对其进行处罚将加重金融机构的负担，个别地方政府从地方保护主义的角度出发，对人民银行行政执法行为施加压力。目前，很多基层央行的执法报告中体现出的多为次要问题，例如在人民币管理、账户管理、反洗钱管理进行执法检查中暴露出较为严重的问题常常不列入书面报告，存在重大法律风险，不利于依法行政工作的开展。

(四)执法人员专业素质有待提高，法律知识运用能力有所欠缺

多数业务部门执法人员为非法律专业人士，较少接受过专门系统的法学教育、培训，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不够，法律素养长期得不到提升，行政执法队伍建设跟不上新形势下央行行政执法工作需要。以人行怒江中支为例，县支行未配备有法律专业的条法干部，在行政执法检查工作中会形成法律风险，执法队伍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呈老化趋势。形成熟悉法律知识者具体业务知识不足，业务岗位人员法律知识缺乏的局面，部分执法检查人员没有在依法行政、履行职责、提高检查监督有效性的角度出发，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剖析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切实有效的整改意见，未及时进行宣传、解释、引导，未进行跟踪监测后续的整改工作。这导致行政执法检查中，重视检查实效少，流于形式多，屡查屡犯现象时常发生。

(五)行政执法案卷存有问题，规范化程度不高

按照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规定，要健全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建立健全行政处罚案卷评查长效机制，相关执法机构要定期或不定期对执法单位处罚案卷进行抽查，并及时将评查情况进行通报，指出案卷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并将案卷评查结果作为年底重要考核依据。为此，多数基层人民银行自2006年开始，每年均会对行政执法形成的案卷资料进行评价，通过监督检查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1.案卷材料填写不规范。一般按照立案、调查取证、告知、听证、决定、送达、执行、结案的顺序，案卷内的文书材料应按照办案的时间先后程序进行归档，兼顾文书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排列。但在评查中，笔者发现部分县支行行政执法资料没有目录，或没有编码。另外法律文书中的书写用语不规范，有的部门在法律文书中使用繁体字或口语化的用语表述案件。案卷材料应该严格规范全面填写，但在评在中笔者发现部分执法单位案卷材料填写不规范，有错填、漏填现象，个别执法单位在文书中被处罚对象名称不一致或名称填写错误，处罚决定书送达回证没有送达人签字。

2.未注明处罚所依据法条的具体内容。由于行政相对人自身法律知识所限，对行政执法单位的行政处罚决定和强制措施所依据的法律具体条文并不熟悉，在文书中列明法律具体条文内容，可以起到说理劝服的作用，强化当事人自觉守法的意识，也可以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但部分基层央行在执法文书中未列明法条具体的内容。

3.执法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引用错误。法律法规是处罚决定和其他行政执法行为的依据和支撑，但部分基层央行在处罚决定书或其他文书中由于疏忽或理解错误，所引用的法律法规名称或具体条款出现偏差。例如将法律的具体第几项看作第几款，或是直接将法律条款引用错误。

三、对策建议

(一)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执法操作指南要统一规范 　应重新梳理过去制定的有关行政执法的各种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度，尤其是那些涉及到行政执法的规章、制度，从中找出相互之间的矛盾之处，并及时加以修改和完善，使之形成一个完整、规范的行政规章，弥补行政执法中相关法律法规不一致的问题。各有关法律法规的衔接要一致，特别是对涉及两个以上部门共同负责查处的违法案件，应明确界定参与方的权利、职责和义务，从而提高法规的执法力度，避免“法律真空”和法律冲突问题的出现。总行及相关部门要建议或主动对不适应新形势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执法相关的制度进行修订或者废除，要尽快出台一些与《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相适应的实施细则或相应的司法解释、配套规章，修改《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国家金库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提请国务院尽快修订《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等规范性文件。

在处罚依据和适用范围上尽量细化规定，以增强基层执法的可操作性。建议总行出台统一的执法操作指南，各大区分行、省会中支及部分地州中支出台的行政执法指南要与总行的行政执法指南一致，避免出现因各行政执法指南之间产生冲突，从而使基层央行开展行政执法检查时使用何种执法指南造成困惑的情况。

(二)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重视行政执法程序规定

基层央行要严格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执法检查程序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令[2010]第1号)等法律法规，相关执法部门要加强与法律事务部门的沟通联系，相互配合、各司其职，对于执法相关程序要认真进行检查前的学习与领悟，在必要时，法律事务工作人员要对执法人员进行必要的检查前的执法培训，要求其掌握行政执法的程序以及要完成的相关法律文书，将制度执行到位，保证结果未出、程序先行，高度重视程序公正，避免“重结果，轻程序”的情况出现。

(三)加强行政执法管理，进行有效监督制约

1.构建法律、纪检、内审部门相互配合、各司其责的监督格局。根据行政执法行为的风险点和风险程度，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开展对行政执法工作检查、案卷评查、监察和审计，将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及时通报辖内各单位及执法部门，进行风险预警。建立和完善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各基层央行要成立由办公室、纪检监察室人员组成的金融行政执法督察组，负责对本行行政行为程序的合规性、行政处罚案件的合法性、法律文书制作和使用的准确性及行政行为人员的公正性和廉洁性进行督察，及时纠正不合规行为。完善执法责任制，实现责、权、利的统一。对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故意或过失地违反法律法规，造成重大执法错误所引起的法律责任要予以追究，从根本上改变有法不依、执法不力的状况。

2.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行政综合执法制度。行政综合执法综合集中检查的方式能促进金融机构认真执行法律规定，降低执法成本，提高执法效率，缓解执法力量不足，提高执法信息共享度，减轻被查金融机构的负担。严格执行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复议备案制度，对于拟进行的行政处罚、行政执法检查要进行备案审查，保证执法权力的正当行使。

3.严格执行行政执法立项审批制度。对于行政执法项目(包括

县支行)要由中心支行以上的法制工作部门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论证，减少执法项目安排上的随意性，保证执法质量。加强本单位法律事务部门与执法部门之间的联系，将法律审核范围扩大到行政许可决定、现场检查意见书等行政文书，及时揭示执法风险，将问题及时进行预防。

(四)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着力提高执法人员法律素质

切实提高基层央行执法人员的职业素质，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行政执法队伍，是解决行政执法中存在问题的最有效方法。

1.提高行政执法人员在办理具体案件过程中的实际操作能力。加强基层央行执法队伍建设，认真开展以法律业务知识和操作技能等为主要内容的“应知、应会、应能”培训，建立一支责任心强、政法合格、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金融行政执法队伍。通过加强业务培训，建设高素质的依法行政队伍，使依法行政人员的法律和遵纪守法观念明显增强，业务水平、理论水平和操作技能有较大的提高，为依法行政和强化监管打下坚实的基础。

2.加强法制学习，更新执法理念。基层人民银行要认真组织员工学习修改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中国人民银行执法检查程序规定》以及与基层央行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认真学习《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贯彻(全面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意见》，使干部职工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依法行政的理念，努力营造崇尚法治、遵守法律的氛围，实现基层人民银行的行政执法行为的程序化、法律化。

3培养专职的法制干部，向专业化方向迈进。由于社会法制化进程的加快，基层央行的法制工作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工作量也越来越大，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从目前县支行的现状来看，不仅人员不到位情况较为普遍，法律事务工作大多由非法律专业人员担任。此外，专职的条法干部除从事法制工作外，还要从事办公室其他的事务，无法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基层央行的法制工作中来。为此，县支行要配备有法律专业背景的条法干部，专门从事行内法律知识的培训、法律事务的咨询和法律业务的办理工作，做好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准确性、公平性的监督审查工作，及时发现和纠正行政执法行为中存在的问题，防范和化解行政执法产生的法律风险。

(五)加大案卷监督检查力度。保证档案资料完整规范

1.充分发挥法律事务办公室和行政处罚委员会的职能。法律事务办公室、行政处罚委员会和行政执法科室要实现良性互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发挥作用，同时法律事务办公室和行政处罚委员会要加强对执法科室和县支行的行政执法的监督与检查，为执法部门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务；同时要定期或不定期的对相关执法部门及县支行进行依法行政监督检查和案卷评查工作，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提出，并要求责任部门按时整改，保证基层央行的行政执法所形成的案卷完整规范。

行政检查的法律依据第8篇

摘 要 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检察监督原则是界分检察机关行政诉讼监督权的基本依据。检察机关要承担起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职责，必须对行政案件进行全面审查，大致包括四个方面：生效行政判决、裁定的合法性；当事人之间的行政争议；法院行政审判行为的合法性；其他当事人尤其是行政诉讼被告诉讼行为的合法性。从发挥国家监督的效用的角度考虑，有必要把行政审判程序、行政检察程序与追究违法行政责任的程序衔接起来。

中图分类号DF84 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043200209－0017－04

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实践中，有人过分看重“权”字，认为对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裁量权，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然而，根据公法理论，任何公权力都具有两面性-既是权力也是职责。据此，检察机关有义务根据法律规定全面履行行政诉讼监督职责。为发现和纠正违法的行政诉讼行为，检察机关应当对“行政诉讼活动”进行审查。既然是“法律监督”，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活动的审查程度就应当是合法性审查，而不包括合理性审查。可以说，全面把握行政案件的审查对象是检察机关适当履行行政检察职责的前提。

与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根据刑事诉讼规则确定刑事案件的审查对象、民事诉讼中法院根据民事诉讼规则确定民事案件的审查对象一样，行政案件的审查对象是根据行政诉讼规则派生出来的。三种诉讼的任务各不相同，其诉讼规则也不尽相同，决定了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中司法机关的审查对象各不相同，检察机关在审查行政案件的实践中，切忌套用刑事或民事案件的审查对象。而且，检察机关与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决定了检察机关审查行政案件的对象与法院审查行政案件的对象也不相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检察监督的对象，即“行政诉讼活动”，实际上是指所有行政诉讼行为，既包括法院的行政审判行为，也包括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具体地说，检察机关审查行政案件的对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政裁判的合法性

除检察监督原则之外，行政诉讼法对行政检察还有一条具体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实践中，抗诉是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活动行使监督权的主要方式，行政裁判的合法性也因此成为检察机关审查的主要对象。由于法律规定检察机关仅仅对生效行政裁判行使抗诉权，检察机关通常只受理、审查不服生效行政裁判的申诉。至于尚未生效的行政裁判是否应当作为检察机关的审查对象，虽然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但现实必要性和理论根据都显不足。当前，检察机关应以生效行政裁判的合法性作为主要的审查对象。

从理论上讲，检察机关全面履行监督职责的前提是审查生效行政裁判的全部，而不能有所遗漏。而法院的相应义务是每作出一个裁判就要把案卷移送检察机关进行审查。但是，如果环顾一下相关制度，就会发现，法律机制对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追求，就像人们追求真理一样，只能接近而永远不可能到达。法律应当普遍适用于所有的人，这是法律的内在要求，然而，再庞大的国家机器也做不到将所有公民、法人的全部行为都置于其视野之内。同样，依法行政原则也要求所有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而国家同样没有能力让所有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活动处于监督机关乃至公众的监督之下。正因为如此，行政诉讼、行政复议都只能是“不告不理”的监督机制。同样，检察机关对行政裁判合法性进行监督的实际范围，应受制于诉讼经济原则。检察监督只是保障司法公正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既然检察机关要做到审查全部生效行政裁判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检察机关应以哪些生效行政裁判作为审查对象，也就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按照《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四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受理行政案件，主要有以下来源：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诉的；国家权力机关或者其他机关转办的；上级人民检察院交办的；人民检察院自行发现的。在这一规定当中，国家机关被拟定为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化身，它代表了法律上承认的利害关系人之外的所有人来判断行政裁判是否侵害了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否严重践踏了法制。问题是，它的判断标准是它自己的，而不是大众的，也不是其他利益主体的。众所周知，任何国家机关的权力都是由人来行使的，不同的公职人员，虽然其智力、品行和责任感不尽相同，但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却大致相同，这就决定了他们对利益的判断标准具有相对的单一性，他们与其他阶层的人群对社会现象的感受完全不同①。而行政事务的公共性决定了行政裁判常常涉及到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根据宪法规定，各个阶层社会成员的利益因违法的行政裁判受到损害时，都应当有表达意见的机会，无论他它是不是法律拟定的利害关系人。如果将检察机关受理案件的来源局限于利害关系人申诉和拟定的公共利益代表的发现，就有可能影响检察机关的视野。实践已经证明，检察机关受理的案件绝大多数是当事人申诉的案件，自行发现的案件极为罕见。在今后的检察工作中乃至将来修订法律时，对“利害关系”应尽可能地作广义的理解，甚至可以将公民因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受损而受到的利益影响视为一种法定的行政申诉权利。如果做到了这一点，行政检察实践就向法治的理想又靠近了一大步，宪法赋予公民的检举权在这个领域也受到了保障。

与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参照规章一样，检察机关审查行政裁判的合法性也要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也要参照规章。所不同的是，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主要是指行政法规范，而检察机关审查行政裁判合法性的依据，除行政法规范之外，还有行政诉讼法。

从实践情况来看，行政判决违法主要指以下几种情形：（1）撤销了完全合法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或者撤销了不可撤销的违法行为；（2）完全维持了部分合法部分违法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3）完全撤销了部分合法部分违法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4）维持了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的具体行政行为或者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5）没有判决应当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主体履行法定职责；（6）判决行政机关履行不应履行的职责；（7）应当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而未驳回，或者不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判决予以驳回；（8）将违法行为确认为合法，将合法行为确认为违法，或者确认应判决撤销的行为无效；（9）应给予行政赔偿的，判决不给予赔偿，或依法不应给予行政赔偿的请求判决予以行政赔偿。

检察机关应当行使抗诉权的行政裁定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对应予受理的行政案件，作出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裁定；（2）对不符合撤诉条件的案件，作出准许撤诉的裁定；（3）对不符合终结诉讼的案件，裁定终结诉讼；（4）对不符合终结执行条件的案件，裁定终结执行。

检察机关审查行政裁判，主要是判断其是否符合抗诉标准。但这不是惟一目的。有些行政裁定并不具有终结整个诉讼程序的意义，通过抗诉来进行监督会造成诉讼久拖不决，弊大于利。对那些不宜通过再审予以纠正的行政裁定，检察机关虽然可以不提出抗诉，但仍然应将其作为审查对象，并论证和探索其他监督方式的可能性。

二、当事人之间的行政争议

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主要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这是行政审判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而检察机关监督行政诉讼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保障和监督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与此相对应，检察机关审查的直接对象不是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是裁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行政裁判及其作出过程的合法性。但是，检察机关对于法院是否依法作出裁判的判断，需要以准确地判断当事人之间的行政争议为前提。正因为如此，当事人之间的行政争议也是检察机关审查行政案件的对象。

对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法院在什么情况下如何裁判，是法律事先拟定好的。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和有关的司法解释对法院行政判决的条件作了明确的限定。行政判决应遵循这些条件，违反了法定判决的条件就是违法的判决，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出抗诉。实践中，检察机关只有通过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权限、事实认定、程序和法律适用等要素进行全面审查，才可能无一遗漏地发现行政判决中存在的错误。检察机关出于判断行政裁判合法性的需要而不得不审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其审查标准、内容和审查的程度与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标准②、内容和程度大致相同，只是审查程序相对较为简约③。

实践中，检察机关审查行政争议容易出现以下问题：其一，以所谓的“客观事实”代替法律事实，忽视行政证据规则和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适用，从而导致对行政裁判合法性的判断错误；其二，忽视行政机关行使职权过程中遵循程序规则的义务，无视行政裁判在判断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方面的错误；其三，无视法院的不予受理、驳回起诉裁定对行政争议的实体意义，未能妥善履行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权的法定职责。

三、行政审判行为的合法性

行政审判行为，是法院行使行政审判权的体现，是行政诉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检察监督原则，法院的行政审判行为当然属于检察监督的范围。不仅如此，对行政审判行为实行法律监督，也是法院依法行使行政审判权原则的要求。《行政诉讼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行政诉讼法颁行之初，人们对这一规定常常突出强调独立审判的重要性，对依法审判的呼声不高，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社会观念的进步，法院独立审判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法院行使行政审判权受到的干预越来越少，防止行政审判不公也就越来越显现其重要性。在人大和检察机关之间，由谁来承担监督审判权的主要责任，并不是理论问题，最终的选择标准只有一个：实际效果。

检察机关对行政审判行为的监督，主要是对法院是否依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作出审判行为的监督。从这种意义上说，检察机关对法院的行政审判行为的审查，实际上就是对审判程序是否合法的审查。一个公正、合法的裁判，不仅要内容合法，而且应当是按照法定程序作出的。因此，行政裁判的合法性并不完全根据其内容来确定。正因为如此，法律把“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规定为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理由之一。从这种意义上说，对法院的审判行为的审查，也是检察机关依法行使抗诉权的需要。对于利害关系人申请抗诉的案件，检察机关的审查不应局限于生效裁判的内容是否合法，还要审查行政裁判的作出过程是否合法。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违法审判行为都会影响案件的正确裁判。检察机关也无需对所有违反程序作出的裁定提出抗诉。但这并不是法律对检察机关可以无视部分不具有抗诉意义的程序违法的暗示。遵守诉讼规则是每个法官和每个法院的法定职责，任何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都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检察监督原则的内涵非常丰富，纠正违法的行政审判行为应当是检察监督原则的基本要求之一。

问题是，检察机关经过审查，发现了违法审判行为，应当如何行使监督权以前的实践中，有的检察机关以“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作为纠正违法审判行为的主要监督方式，效果并不理想。长此以往，检察人员渐渐地失去了审查审判行为的责任感。到目前为止，旨在纠正违法审判行为的检察实践还没有展开，立足于全局的研究论证也不多。违法审判行为之所以会长期存在，其原因就在于违法审判的责任没有真正落实，因违法审判而受到追究者很少。其制度上的根源是，检察机关负有审查违法审判行为的职责，但没有追究违法审判行为的权力；人大及其常委会拥有监督、惩戒法官的职责，但缺乏发现违法审判行为的有效渠道；检察机关的审查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惩戒缺乏有效的衔接。我们认为，应当把检察机关审查发现违法审判的程序与人大及其常委会惩戒法官的程序衔接起来，赋予检察机关弹劾违法审判的法官的职责。只有这样，法院的审判行为才能真正成为检察机关的审查对象。

四、其他诉讼行为的合法性

与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有所不同，行政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行政诉讼活动”不仅包括法院的行政审判行为，还包括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行为。众所周知，作为行政诉讼原告的当事人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当事人是行使国家行政权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非诉讼活动要接受行政机关的监管，其行政诉讼活动又是在法院的指挥之下进行的，无论他它违反了行政法规范，还是违反了诉讼义务，都会导致相应的制裁，无需检察机关的制裁。只要诉讼规则得到执行，就足以防止法院纵容原告一方。因此，检察机关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诉讼行为进行监督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相比之下，行政审判受到行政干预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多年的行政审判实践已经充分验证了立法者的远见。可以说，行政诉讼法第十条的立法意图非常明显：通过检察监督，排除行政审判过程中的行政干预和其他非法干扰。在行政诉讼中，检察机关实际承担着监督和保障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双重责任。正因为如此，检察机关在审查行政案件过程中，应当把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行政机关是否依法作出诉讼行为作为审查对象，一方面，要审查法院是否依法追究了当事人违反诉讼义务的行为，对应予追究而未追究的，依法行使监督权；另一方面，要审查法院对被告妨害行政诉讼的行为的追究是否取得了实效，是否受到了来自行政机关或者其他方面的非法干预，在法院依法行使的制裁权不足以排除非法干扰的情况下，采取措施为法院依法审判排除干扰。

行政检查的法律依据第9篇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xx年的主要工作

20xx年，在市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市人大及其会的监督下，全市检察机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本届人大二次会议对检察工作提出的要求和意见，将“严格规范司法”作为贯穿全年的工作重点，依法履行检察职责，切实维护公平正义。

一、依法强化法律监督，确保严格公正司法

牢牢把握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依法履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诉讼监督职能，努力为首都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法治保障。

从源头上严防冤错案件。逮捕是刑事诉讼中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公诉是启动审判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一旦错捕、错诉，就会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甚至导致冤假错案。检察机关坚持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依靠证据，确保有罪的人依法受到惩治、无罪的人不受追究。一是严格把握逮捕条件。市检察院制定《审查逮捕办案细则》，细化审查逮捕的法定条件、办案标准、工作流程。对侦查机关提请逮捕的案件，全部当面听取犯罪嫌疑人供述，认真核实证据。对命案等重大复杂案件，派员参加现场勘验，引导侦查机关依法、规范、全面、及时收集证据。依法惩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侵害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破坏公共秩序和经济秩序犯罪，全年共批准逮捕16086人;对证据不足、需要补充侦查的1753人，依法作出不批捕决定，并督促侦查机关完善证据、查清事实。二是准确把握起诉标准。针对刑诉法严格了认定犯罪的证据标准，市检察院制定《提高公诉办案质量的工作意见》、《规范不起诉工作的指导意见》，严格执行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法律原则和规定，要求承办检察官必须听取犯罪嫌疑人辩解，必须核实关键证人证言，必须听取辩护人意见;对侦查取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排除非法证据55件。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对各类犯罪依法提起公诉25204人;对于司法解释调整人体损伤鉴定标准、提高盗窃和抢夺定罪数额，导致不构成犯罪的案件，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犯罪案件，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751人。三是着力统一司法尺度。针对利用互联网制造传播谣言、利用伪基站发送垃圾短信等新型犯罪，非法集资、寻衅滋事、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多发犯罪，证据标准、法律适用存在较大分歧的43类问题，积极协调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形成统一的证据标准，编发指导案例160余件，确保同类案件依法作出相同处理。

在诉讼中依法保障人权。检察机关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切实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一是依法落实诉讼权利义务告知程序。对检察机关受理的全部案件，依法告知诉讼参与人在每一个环节的权利、义务，增加告知文书99种，完善书面、口头“双告知”制度，依法送达告知文书时坚持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详细解释，确保诉讼参与人清楚、明白地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二是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更加重视律师对维护权益、保障公正的积极作用，对律师提出的无罪、罪轻、变更强制措施等意见，认真核实、记录入卷，并说明是否采纳的情况和理由。对律师查询案件、阅卷、会见当事人，全部实行网上预约、严格依法办理，全面落实与市律师协会签订的《关于保障和规范律师刑事诉讼辩护的若干规定》。三是依法维护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健全妇女儿童维权“绿色通道”、　残疾人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机制，严厉惩治侵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权益犯罪。依法适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对罪行较轻、认罪悔罪的56名未成年人，经过考察帮教，作出不起诉决定，促使他们重新回归社会，其中9人考上了大学。北京市有4个基层检察院获得“全国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四是完善涉军案件办理机制。依法打击破坏国防设施、冒充军人招摇撞骗、侵害军人及军属合法权益犯罪，切实维护国防利益。

依法加大对诉讼活动的监督力度。一是重点监督纠正侦查活动违法的问题。针对侦查机关违反法定程序调查取证、收集证据达不到证明犯罪标准等突出问题，集中进行通报、提出监督意见。针对侦查机关有案不立、有罪不究等情形，依法监督立案146件，追捕、追诉犯罪嫌疑人375人;提出书面监督意见253件，纠正侦查活动的违法情形。二是重点监督纠正不当裁判的问题。依法办理刑事上诉、抗诉案件153件，抗诉意见采纳率达到75%。针对危害食品安全案件判决没有依法加判禁止令，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仍然从事食品生产、销售的问题，依法提出抗诉、发出检察建议13件，监督审判机关改判和纠正，有效保障食品安全。切实加强对民事、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依法提出抗诉53件，发出再审检察建议18件，采纳率达到85%。针对民事执行监督中发现的执法、司法人员利用职权制造虚假民事诉讼、骗取巨额资金的问题，以涉嫌滥用职权、民事枉法裁判和诈骗罪立案侦查5人。三是重点监督纠正刑罚执行的突出问题。对刑期未满就提前释放的罪犯，逐案审查;重点对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人员进行专项检察，17名违法保外就医的罪犯依法全部被重新收监。同时，坚决查处上述案件中涉及的司法人员受贿、渎职犯罪，立案侦查5人，保证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依法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促进反腐倡廉建设

坚决贯彻中央依法惩治腐败的重大部署，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505人，同比上升15.3%;其中百万元以上的案件120件，占31.2%;县处级以上的国家工作人员137人，同比上升85.1%。

依法严惩重大职务犯罪。根据属地管辖原则，北京检察机关承担着查办发生在驻京国家部委、国有大型企业职务犯罪的重要职责。20xx年，我们先后查办了上级交办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信访局等13个系列专案，是历史上最多的一年，目前已经立案114人，其中省部级2人、厅局级20人，涉案金额千万元以上的12人。依法审查起诉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受贿案等省部级职务犯罪4件。这些专案案情复杂，调查取证难度大。仅在查办一起涉案13人、受贿数千万元的专案中，抽调本市各级检察院400余人，持续数月奔赴全国20个省近百个地区，调查取证近千人，查清了全部事实，使犯罪分子依法受到惩处。

全流程规范职务犯罪侦查行为。司法没有特权，必须依法规范。全市检察机关坚持把受理线索到侦查终结的全过程，都纳入依法、规范、受监督的轨道。一是规范线索管理。实行所有线索由市检察院集中管理、统一评估、重点督办，有证据证明涉嫌犯罪的依法立案侦查;不允许初查影响举报人、被举报人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对过去经初查认定不构成犯罪，但对被举报人造成不良影响的，到有关单位通报情况、消除影响。二是规范侦查活动。严格执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　“全面、全部、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做到凡接触犯罪嫌疑人必录、凡讯问必录、凡搜查必录;对立案侦查、逮捕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拟不起诉的，一律由上一级检察院批准;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一律实行电子台账、全流程管理，切实保障讯问合法、取证规范。三是依法开展追逃追赃，绝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对潜逃的95名职务犯罪嫌疑人逐人、逐案建立信息库，持续查明犯罪事实、赃款去向，通过网上通缉、边防控制、国际合作、敦促自首、亲情感化等多种方式，追捕、劝返21名外逃人员归案。

深化职务犯罪预防。在依法打击犯罪的同时，注重加强警示教育，与医疗卫生、工程建设等20多个单位签订预防职务犯罪共建协议，联合开展巡展，注重以案说法，引导公职人员远离“潜规则”、依法廉洁履职。各级检察院依托查办的案件，在国有企业、金融、司法等行业领域开展专项预防调查，深入分析案件背后权力寻租、资源分配不合理的制度漏洞，积极向党委、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提出专项预防报告76份，其中两项报告被最高检评为全国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十佳报告。搭建行贿犯罪档案便捷查询平台，把缺乏诚信的企业挡在招投标公平竞争的门槛之外。

三、依法稳妥推进改革，完善检察权运行机制

按照中央关于司法改革的部署，市检察院研究制定《深化检察改革实施意见》、《健全检察权运行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坚持依法推进改革，及时向市委、市人大报告改革方案、重大事项，认真落实各项改革任务。

开展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在主要检察业务部门、3个基层院推行改革试点，着力解决行政化办案模式导致司法责任分散、虚化和难以落实的问题。一是突出检察官的主体地位。按照现有检察官三分之一的比例择优选任主任检察官，配备相应的检察官助理、书记员，建立由主任检察官负责的专业化办案组织，保障检察官依法行使职权、承担责任。二是形成明确的权责清单。除了法律明确规定必须由检察委员会、检察长行使的决定权外，其他权限由主任检察官依法行使，切实做到“谁办案、谁负责”。三是健全责任追究机制。严格执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建立检察机关内外部人员干预、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和责任追究制度，做到排除干扰、公正司法。

深化检务公开改革。坚持依法能公开的一律公开，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检务公开机制。一是全面推进案件信息公开。建立程序性信息、法律文书、重要案件信息三大公开平台，从20xx年9月1日起，当事人及人可以实时在互联网上查询职务犯罪侦查、审查逮捕等14类案件的办理流程、处理结果等100多项程序性信息;对起诉书、抗诉书、刑事申诉决定书等6大类法律文书，除法律规定不公开的案件外，全部统一上网、提供公开查询;及时有较大影响的职务犯罪、典型案例等重要案件信息，回应社会关切，维护司法公信。二是全面推广案件公开审查。对127件有较大争议和社会影响的拟作不捕、不诉决定的案件，以及刑事申诉、民事申诉、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公开听证、公开示证、公开答复，听取当事人、人、专家学者、社区代表的意见，强化释法说理，以公开促公正。三是全面整合便民服务平台。把接待等候、业务咨询、受理控告举报申诉等功能，统一整合到各院的检务大厅，提供全方位的诉讼服务。北京市有13个检察院被最高检评为“文明接待示范窗口”。

探索优化检察职权配置。一是成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检察院。依托铁路运输检察分院成立第四分院，落实司法改革新要求，成立由资深检察官、组织人事部门、法学专家等组成的遴选委员会，从全市检察院、法院系统遴选检察官，集中办理跨区划的行政类、知识产权类、环境资源保护类、交通运输类检察案件。二是完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依托与市政府法制办共建的“两法衔接”工作制度、涵盖26家执法司法机关的联席会议，推动各区县逐步建立“网上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及时通报、移送案件，促进依法行政。三是积极探索提起公益诉讼制度。针对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领域危害公共利益的案件，研究论证提起公益诉讼的法律依据、诉讼程序等问题，为此项改革的落实做好准备。

改革业务管理机制。一是完善信息化办案系统。实现案件一律在网上办理，所有司法行为全程留痕，所有办案数据真实准确。对26项核心业务数据、692个办案关键节点实时公开、动态监控，并从绩效、案件、时间、人员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全面客观地反映各院、各部门、每名检察人员的司法办案情况，及时发现问题，立即整改。二是改革业务考评制度。取消对各级院计分考核排名，建立定期集中通报案件质量、司法办案中突出问题的制度，不允许为追求办案数量下达指标，不允许为了考核业绩弄虚作假，确保按照司法规律依法办案。加大案件质量评查和专项督察力度，针对发现的取证不到位、证据审查不细致、文书制作不规范等19项问题，在全市检察机关通报并限期整改，督促检察人员依法、规范、文明办案。三是切实提升司法能力。推进基层基础建设，始终把队伍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加强思想政治、职业道德教育的同时，利用9个月，在全市检察机关开展业务摸底考试、全员技能实训，公开通报考试结果、存在问题，在15个业务领域评选出176名业务标兵和骨干。全市检察机关有全国检察业务专家、专门人才53人。昌平院荣获“全国模范检察院”称号、西城院荣立集体一等功。坚持从严治检，始终用比监督别人更严的标准监督自己，严肃查处检察人员违纪2人，确保队伍清正廉洁。

自觉接受监督。一是依法接受人大监督。20xx年9月，市检察院向市人大会报告了依法规范行使检察权的情况，配合人大会组织开展专题调研30余次，认真落实审议意见，及时报告整改情况。挂账督办代表建议12件，积极将相关意见转化为深化检察改革、提升司法水平的具体措施。二是主动接受政协及社会各界监督。办结政协委员提案5件，向市政协通报检察改革进展情况。探索建立检察官与律师互相评价机制。深化检察开放日制度，邀请各界群众走进检察院了解检察工作开展情况。三是切实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建立统一的人民监督员库，充分发挥人民监督员对查办职务犯罪的立案、羁押、扣押冻结涉案财物、起诉等环节的监督作用，共监督评议案件33件，保障职务犯罪侦查权依法规范行使。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的检察工作，离不开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人大及其会的有力监督，政府、政协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各位代表、委员为深化检察改革、加强队伍建设积极呼吁、建言献策，让我们备受鼓舞。在此，我代表全市检察机关，向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以及各位代表、委员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目前，全市检察工作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司法能力亟待提高。部分检察人员法治意识不够牢固、业务素质不高，办理新型复杂案件、准确认定事实证据、出庭证明犯罪等能力仍有不足，对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还需加强。二是对深化改革的认识不到位、破解难题的主动性不强。各级院推进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检务公开等改革的进展不平衡，检察管理和检察权运行机制行政化的问题亟待解决。三是司法不规范现象仍然存在。有的检察人员执行法定程序和办案纪律不严格，办案质量和效率不高，影响了司法公信力。对于存在的问题，我们将在规范司法行为、狠抓队伍建设、深化检察改革中切实加以解决。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xx年的工作任务

20xx年，全市检察机关将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十一届六次全会部署，遵循司法规律，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法律监督，深化检察改革，在连续两年狠抓严格规范司法的基础上，再开展为期一年的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

依法履行检察职责，坚持以证据和质量为核心，防止冤错案件。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每一个案件都严格遵循证据标准、法定程序，健全客观性证据审查、非法证据排除、证人鉴定人出庭等工作机制，确保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依法惩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犯罪，严厉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侵犯知识产权等经济犯罪，重点惩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破坏生态环境等涉及民生的犯罪，切实保护公民人身财产权利，服务首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依法坚决惩治职务犯罪，促进反腐败斗争深入推进。始终保持惩治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犯罪的高压态势，依法查办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犯罪，深入查办涉及民生、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加大惩治行贿犯罪的力度。严格规范职务犯罪侦查行为，健全线索受理、分流、查办、信息反馈制度，对执行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扣押冻结涉案财物进行专项检查，切实提高侦查法治化水平。依托查办案件，深入开展警示教育、预防调查、年度报告等工作，提出预防对策建议，促进廉政机制建设，切实发挥预防工作对于保护和教育干部、遏制和减少犯罪的积极作用。

依法规范诉讼活动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严格执行修改后的刑诉法、民诉法、行政诉讼法，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明确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深化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加大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监督力度，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加大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力度，重点监督纠正裁判不公、虚假诉讼和程序违法等问题。在司法办案过程中，切实加强释法说理、法制宣传等工作，促进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

深入推进检察改革，健全检察权运行机制。以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为核心，落实司法人员分类管理、职业保障等改革任务，明确各类检察人员的工作职责、流程、标准，形成权责统一、制约有力、运行高效的检察工作机制。完善案件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健全干预查办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制度。加强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检察院建设，积极探索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健全主动重要信息、网上公开生效文书、便捷查询程序性信息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大检务公开力度，切实增强检察工作透明度。

努力建设过硬队伍，全面增强司法能力。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信仰法律、坚守法治，把保障人权、程序公正等司法理念落实到每一个司法办案行为。开展新一轮检察业务实训，完善与公安、法院的岗位交流锻炼制度，切实提升依法履职能力，努力建设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检察队伍。加强案件流程管理等基层基础工作，实现从注重办案数量向注重办案质量转变，从封闭式管理向公开透明管理转变，从侧重内部监督制约向全面接受外部监督转变，确保严格依法履行检察职责。坚持从严治检不放松，绝不允许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对检察人员违法违纪零容忍，坚决查处、绝不姑息。

各位代表，在充满希望和变革的20xx年，全市检察机关将在市委的领导、市人大及其会的监督下，依法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为建设法治中国首善之区作出应有的贡献。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工：基本概况

依法对贪污贿赂犯罪， 国家工作人员渎职犯罪，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进行侦查，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某些重大犯罪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 重大刑事案件依法审查批捕，提起公诉，领导全市各级人民检察院开展对刑事犯罪案件的审查批准逮捕、决定逮捕、提起公诉工作;领导全市各级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工作，对本级人民法院和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确有错的判决和裁定，依法向市 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或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对全市各级人民检察院在行使检察权中做出的决定进行审查，纠正错误决定;受理公民控告、申诉、检举和对贪污、贿赂犯罪的举报，办理刑事赔偿事项;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研究并提出防范对策;负责全市检察机关对检察环节中其他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指导;组织全市检察机关的对外交流，开展有关司法协助，办理与境外的个案协查等工作。

多年以来，市检察机关在市委和高检院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会的监督指导下，在市政府的支持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走在全国前列、当好“检察业务工作和队伍建设两个表率”的目标，坚持“学习、规范、创新、提高”的新思路和“三基”建设的要求，紧紧围绕首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突出“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主题，严格履行刑事检察职责，积极维护首都社会政治稳定;加大查办职务犯罪力度，积极促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充分发挥职能优势，深入开展预防犯罪工作;依法履行诉讼监督职能，努力维护司法公正和统一;不断深化改革，为检察工作创新发展提供新动力;坚持从严治检，全面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在队伍建设、业务工作、改革管理、理论研究和检察保障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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