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社会发展第1篇

英文名称：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主管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广西社会科学院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672-2728

国内刊号：45-131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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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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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发展第2篇

    从外在于漳州社会以及社会的主体(漳州人)去寻求滞后的原因,也可以说是传统的实证主义方式。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则与此不同,在胡塞尔看来,与人脱离的所谓外部世界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存而不论,或悬置或加括号,现象学要探讨的是呈现在意识中的世界即关于世界的现象学。在这种视域中,没有脱离主体的客体,也没有脱离客体的主体。也就是说,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是深层地内在于漳州社会以及普通的漳州人。这些因素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需要现代哲学的素养和哲人的眼光才能穿透。如何把握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呢?胡塞尔认为,这个我们在清静时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总已经在哪儿了,先于我们的存在,而且是所有实践的基础,不管这些实践是理论的或超理论的。现象学哲学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描写这个观念的生活世界的结构。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现象学哲学不再以庞大而严密的思辨体系来推演生活的逻辑,也不采用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来解释生活,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即具体的、严格的方法直观生活世界。从这种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来考量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就不能采用传统的实证经验归纳方法来解释漳州市的社会发展与社会生活,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即面对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本身,我们融入进漳州人的生活世界,体验着、直观着这个特有的生活世界。体验与直观的结果就是所谓的现象学剩余。这种现象学剩余就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体验与直观的结果,这些因素是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反思对象和反思方式确认后,更为重要的和艰难的、甚至带有一些神秘色彩的是现象学的反思过程: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我有一个或几个个别直观,我抓住纯粹的内在,我关注现象学的还原。并且我纯粹直观地完成一般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的种类,现在个别性本身不再被意指,而是一般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我们直观它,它便存在于此,我们意指的是它,便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性质。这不是指这种个别单一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象,而是指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种类、程度本身是相似的;这种相似关系在这里正是一种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因而这种被给予性也是一种纯粹内在的被给予性,不是保持在个别意识范围之内这种错误意义上的内在。这里谈的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总本质以及在总的直观中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被给予性。在经过多重反思后,最终得出的反思成果(现象学剩余)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属于普遍而深刻其作用的文化深层次。具体说来: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内生变量或现象学剩余)是:①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②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③休闲第一的价值取向;④传统封闭的行为方式。其相应的对策理路是:①提升时空观;②推广普通话;③改变价值取向;④转换行为方式。现象学的反思是可以重复进行的,有时也是应该重复的,所以必须对反思结果进行再反思。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无论那一条因素,对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都是内在地起作用(内生变量),无论那一条都不是针对某个或某些漳州人,甚至还可以不是针对某个时空的漳州人或事。

    因为这些因素是普遍而深刻地影响和作用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比如,这里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内在时间观”。对于时间的内在化理解,是由其现象学方法所要求的“明证性”所决定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时间”概念,是基于第三人称视角而设定的超越实存,不具备现象学思维所要求的“自身被给予性”,所以必须首先对其进行还原。漳州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像遗传基因一样内在于漳州社会,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它作为一种背景意识,伴随着所有意识行为,我们只有通过反思,将我们的目光从排列着的连续的感知对象回溯到感知对象的连续本身,才能以我们意识的意向功能将这种连续本身构造为一个内在的对象,通过这种构造行为,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内在时间意识”才得以与我们照面,我们才能由此得出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内在时间意识)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再比如,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在意识的深层次上有了一个假设:所有人都会讲漳州话。在这样的假设中,普通话不是普通话,闽南话才是普通话。这样就普遍而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交往和效率。如何言说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社会实践问题。如何言说涉及观念的表达,涉及观念如何从理智的内在世界外显于一个公共的世界,涉及观念的传递和交流,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不利于观念的传递和交流,所以,它成为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之一。对休闲第一的价值取向和传统封闭的行为方式这二者的反思与对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和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的反思类似。最后,需要对“对策理路”进行反思。显然,这四个对策理路都是对应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四个内在原因而提出的。

    如果是实证性课题,接下来要做的就应该是对如何提升时空观、如何推广普通话。如何改变价值取向以及如何转换行为方式等提出在实践层面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但是,本文属于哲学课题,只提出对策理路而不是对策本身,对策的实施与展开是在对策理路的开启下进行的。本文的意义就在于开启一个崭新的视域,为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方面的智力支持。我们只需要对“对策理路”再反思即可。比如,“提升时空观”就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增强时间观念,而是在意识的内在维度上反思内时间意识对人的始源性作用。或者说,内时间意识在深层中影响了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它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之一。只有从哲学层面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提升漳州人的时间观念。再比如,在漳州市推广普通话,绝对不是那种应付式的至上而下的行政行为,也不是简单的提升漳州人民的普通话水平,而是在现象学语言哲学的意义上根本改变漳州人的言语意识,普遍改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际交往方式,普遍提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际交往效率,普遍而深刻地内在性地作用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可以这样说,用三年时间、花两千万元,在漳州市整个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像普法一样推广普通话,会极大地改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发展态势,极大地提升漳州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水平。总之,本文通过由对漳州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客观世界的考虑转向对思想主体(漳州人)的现象学反思,寻求一种普遍合理的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的深层可能性。在漳州人的意识主观性中,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意向性地显现于反思主体的意识中。这是绝对的、客观有效的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的先验源泉。在这种意识主观性(时间、言语、价值、行为)中,而且只在这些主观性中,客观性的存在(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才是绝对的。

经济与社会发展第3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和谐社会;构建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如何看待经济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和谐社会作为多方面、多层次与广范围的系统工程，无疑需要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多方面的协调、和谐与深入发展。要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为基点，妥善协调好经济社会结构变动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社会矛盾，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长期稳定和谐的环境。经济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者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

一、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更好的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同时，和谐的社会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进而推动经济建设更快更好地发展。

1.经济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

物质财富的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物质财富匮乏所造成的贫困，是造成社会发展不和谐的根本原因。由于社会生产的剩余产品数量极少，根本满足不了社会所有成员的需求，那些拥有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的剥削者就要侵吞被剥削者的生活必需品，相互争夺剩余产品。而被剥削阶级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就要与剩余产品的占有者展开殊死的斗争，于是社会处在严重的对抗和冲突之中。只有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不是凭空想象，也不是刻意求新，而是有着坚实的经济社会的基础。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强大的物质经济基础。经过60年的建设与发展，我国告别了短缺经济，基本解决了世界近1/5人口的温饱问题和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

要真正实现和谐，必须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生产决定分配与消费，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只有进一步发展，增大生产力总量，才能给解决矛盾留下更大的回旋余地，也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2.社会和谐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我国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的最基本的国情，也是我国最大的实际。中国的一切事情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然也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因为不改变社会生产的落后状况，我们就不可能持续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不可能为解决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不协调、不和谐问题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手段。这就决定了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也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

如果社会不和谐，人们就会感到不公平，就会产生不满情绪，社会就不会安定。就会像中国历史上不断上演的通过暴力对抗的形式来实现对存量的重新划分，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破坏。显然，和谐社会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社会的秩序才可能稳定。也只有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才可能得到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快速发展的数字指标掩盖了一些不容小视的问题,这些问题正影响着社会发展及和谐社会的建立。如局部地区形成的以GDP为中心单方面追求经济增长,为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而导致大量资源被掠夺及生态环境的破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能实现经济全面、持续、健康发展。人与社会是相辅相成的,和谐社会是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建设的主体,社会的有序、稳定与和谐为人的生活劳动与发展提供有利环境。

如果没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建设和发展上取得的成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不可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命题。构建和谐社会既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从经济发展来看，随着经济总量增加，由短缺经济转向相对过剩经济，经济发展从最大限度地增加供给，转向更大程度地满足需求，着力于实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和谐发展。从社会基础来看，由于个人财富的增加和私人财产的形成，并且受到法律制度的有效保护，以财产为基础的社会诉求更倾向于经济稳定与社会和谐。

因此要想继续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着手解决经济社会不和谐问题，想方设法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使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普遍地享受发展的成果，愉快地创造和生活，共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可以说没有社会的和谐，谈不上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二、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

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遵循的原则。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领导全国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也正是由于我们发展很快，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时空的急剧压缩也使我们在发展中积累下来了一系列不和谐的问题。

构建和谐社会应从经济发展和谐入手，要协调内部各个方面的关系，使得彼此要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经济发展进程要持久性、连续性和可再生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

1.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与社会发展第4篇

一、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

区分增长和发展并不是单纯的概念之争，而是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增长是产出增加即GDP的增长，而发展除了包括增长之外，主要反映了社会经济诸方面的变化，如投入产出结构的变化，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变，人民生活和卫生保健水平的变化，还应特别强调教育程度的提高、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以及经济效益提高等新内容。

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深刻改变了我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同时，也带来了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并对实现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目标构成严峻的挑战，具体表现在：第一，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口增加，重要矿产、能源、水、土地等基本经济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凸现。第二，产业结构重工轻农，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日益突出，投资饥渴症愈演愈烈。第三，在长期发展进程中积累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日趋严重，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继续加剧，城乡失业和贫困问题趋于突出。第四，资源利用的低效和浪费，影响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我国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水平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第五，资源的不经济使用对生态和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我国每年环境生态损失大致相当于GDP的1--7%。高增长的背后是极低的效益水平，甚至带来众多的负效应。

具体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经历了26年的高速度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超过13%，人均GDP2440美元，尤其是2004年全省经济总量跃上万亿元的新台阶，农民人均纯收入一直保持全国省区第一位。但从浙江省统计部门出具报告《浙江省GDP增长过程中的代价分析》中，我们得知，35年耕地面积锐减726万亩，相当于2003年末实有耕地面积的30.4%，能源消耗是世界水平的1.7倍，工业废气排放达1万亿标立方米。这份报告第一次全方位展示了浙江GDP高增长所带来的负效应。最突出的问题是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退化。

二、负面效应的原因分析

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负效应的根本原因是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影响。现在通行的GDP指标中，对资源的损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是忽略的，这一指标体系为无视资源环境条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率开了绿灯，正适合粗放型的增长方式。

我们对现行的GDP分析一下；大肆砍伐森林导致的木材产出和进一步的产品加工都被计算进了GDP之中，但对植被的破坏，加工工业对空气的污染却没有在GDP中扣除；相反，人们从污染地区出发坐火车或飞机到空气清新地区享受大自然，会再一次被计入GDP之中。工人开采出来的煤算进了GDP中，但引发的疾病治疗费用和对工人生产力的损伤不但没有从GDP中扣除，相反，这儿的医疗费用还会再一次计入GDP中。破坏自然生产力的过程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值提供了两次机会，巨大、快速的经济增长常常建立在对自然资本的过度开采和耗竭基础之上，即建立在技术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之间的不协调基础上，建立在能源、森林、良田、地下水、渔业以及某些领域劳动者的健康等因素的不可持续性发展之基础上。

粗放型增长方式是产生环境的主要原因。人口多、资源少、环境容量小，生态脆弱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建立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基础上的快速增长，使资源难以为继，环境不堪重负。近年来，土地资源的浪费严重，全国6000多开发区有一半多是违反规定越权审批的。国家环保总局等部门最近对约500家已建立的污水处理厂进行检查，结果大约一半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和功能。这一轮经济过热中，政府直接投资的比例超过60%，政府通过廉价征用土地促进了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和开发区的过度膨胀。在很多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不得不采取行政手段，否则很难见效。

三、社会发展的战略取向

社会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于人民大众，这是一个十分浅显而又特别重要的道理。科学、合理的发展必须引入“以人为本”的理念。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绝不只是经济的范畴，更不能以GDP取代一切。惠及人民大众的发展，必须包含经济发展、民主政治、依法治国、机会平等和生态环境的改善等，真正满足人民大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需要。这种社会发展正适合于和谐社会。我认为，和谐社会发展战略取向上，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建立绿色GDP制度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经济增长与保护环境必须有所权衡，一方面必须适当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一方面必须从经济增长中拿出一定的份额用于环境保护。这样，我国每年GDP的增长应该有1%与环境保护相关。我们可以得出“十一五”期间我国GDP平均增长速度的规范预测分析结果为7.2――8.7%。也就是说，为了保证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实现赶照目标并不出现大问题，我国经济必须保持7.2――8.7%的平均增长速度。同时，尽早建立和完善绿色GDP制度。绿色GDP，即在通常的GDP中减去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挽回资源损失和修复生态平衡所需支付的经济投资。因此，绿色GDP是一个反映经济增长、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综合指标，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模式。建立不同层次的绿色经济核算体系。将绿色核算结果向社会公布，引导企业、社会、政府自觉加强环境保护，避免环境破坏。绿色GDP应成为各级领导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2、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实质上是以提高经济效益和质量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向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用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朝着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方向发展。第二，实现产业生态化。产业生态化要靠市场理性和生态理性的高度融合才能实现。而实现这一融合的经济形式就是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为特征。循环经济所倡导的原则是：资源利用减量化，资源回收再用和资源循环再生。其目的就是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它是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生态产业链为发展载体，以清洁生产为重要手段，达到实现物质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表明，在资源循环减量利用的过程中所导致的生产率提高，不仅针对市场需要，而且也可以很好节约成本，使资源、能源、水、森林等发挥出更高的效率。这样，社会、经济和生态就进入了一个和谐统一的良性发展轨道。第三，以产业结构升级为重点，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用高新技术改造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在加快城市化发展的同时，同步建设城市环保基础设施，提高污水、垃圾处理率。优化城市生态系统，扩大城市环境容量。政府要发挥积极引导作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在资源配置上要从产业倾斜转向公共品投入，加强国民教育体系和就业服务体系建设，为新增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为城乡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体制条件。第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地区协调发展。进入21世纪最初的5年到10年，是西部开发极为重要的关键时期，要把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开发的基础，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作为开发的根本，把抓好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开发的关键，把发展科技教育和加快人才培养作为开发的重要条件，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开发的强大动力。要加快中部地区的发展，中部地区要发挥承东启西，纵贯南北的区位优势和综合资源优势，加快发展步伐，努力提高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要提高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继续发挥东部沿海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带头作用，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3、用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取代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

传统发展观把追求物质需要看做是人的惟一目标，这种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一方面破坏了人的发展的完整性，同时导致了社会、生态危机的产生。可持续发展则用以人为本的理念取代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强调发展是包括物质需求、精神需求、生态需求等人的多种价值要求的实现过程和人自身价值的提高过程。以人为本的整合发展观念要求人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追求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自身发展的完整性。人，既是经济社会活动的主体，也是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享有者。发展说到底是人的发展，是人的素质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生命质量的提高和生存价值的提高。在发展中，一是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公正，自觉防止竭泽而渔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二是注重与他人之间的公正，倡导整体观念和全局观念，自觉抑制种种无节制滥用资源环境影响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三是主张消除贫富差距，实现代内平等，以及当代人的发展为后代人发展提供进一步发展潜力，实现代际公平。

经济与社会发展第5篇

[关键词] 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因子；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F27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2-0014-08

改革开放30年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0年中国GDP为58783亿美元，超出日本4194亿美元，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健康、教育和收入三个方面编制人类发展指数（HDI）评价各国发展状况的联合国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中国的HDI在全球169个受调查国家和地区中排名89位（比5年前提升了8位），属于中等发展组国家[1]；该报告指出，在过去40年间，中国的人均收入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了21倍，使亿万人脱离了贫穷，创造了“发展的奇迹”。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传统发展方式的弊端日益显露。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首次的《亚洲竞争力2011年度报告》显示，中国社会发展已经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在参与评估的35个经济体中，中国在亚洲经济体竞争力排行第11位，而社会发展水平则排名第31位[2]，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使得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然而，财富是否契合中国和谐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成果是否为社会所共享，经济发展方式和趋势是否符合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争的事实是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厘清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使经济发展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在接下来的5年内，要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取得实质性进展[3]。

本文基于287个地级以上市的统计资料，建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方程模型”，求取经济与社会发展内在结构间的关系方程，明确经济与社会发展内部结构间存在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赖与相互制约。基于制约社会发展的关键内部结构因素，提出促进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经济发展相关概念

对经济发展的概念性界定，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阐述。Bahar认为经济发展就是通过加工生产资源，来达到个人社会收入大量增长（潜在）的目的[4]。Amartyasen把经济发展看作是国家能力增加和责任的提升（该观点更侧重于经济发展的社会责任和义务）。Jerald M. Meier提出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国家收入不断增长的长期过程。Oliver E. Williamson补充说明这个过程还是制度和革新为市场经济运行和工业快速发展提供所需背景的过程。不论是出于增加收入，抑或增加能力和提升责任，或者其他目的，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产出的增加，还意味着随着产出增加而出现的投入与产出在结构上的变化及一般经济条件的变化，随着结构变化和调整，进一步推动收入增加，促进财富积累。鉴于此，熊彼特（J.A.Schumpeter）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国内学者车认为，经济发展是指经济的总量和人均产出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产出与收入结构、生活质量、环境与生态变化、社会政治体制、文化法律、观念和习俗的变革[5]。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既表征静态结果又体现动态过程的多维综合概念。经济发展是一个包括经济增长、缩小不平等和根除贫困，包括社会结构、国家制度和收入分配等主要变化的多元过程。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4月第29卷第2期张传平，等：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分析（二）社会发展相关概念

国内外学者对于社会发展的基本概念/内涵界定也有不同的表述。Jacobi在其社会发展理论中指出，社会发展的原理和功能不仅是寻求更高的生活标准，而且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是为了服务我们的生活。Mack Graham和Guy Hopkins将社会发展指数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生活条件，比如社会安全和健康。第二部分主要是文化和信息方面，包括正规教育和识字率。第三部分关注一些社会现象（比如合作关系和失业率等）。Mousaaei认为评价社会发展应该包括卫生保健、医疗、住房、教育、就业、人口增长、收入分配和社会安全等部分。Nanacy认为社会发展应遵循社会规则，包括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健康环境和均等份额。Estes从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出发，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其寻求财政和社会福利，这些目标仅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最大限度的合作才能够实现。之前的Johnston提出社会发展就是公民社会的增强（组织能力和多样性的增加，社会团体相互作用等）；Stiglitz把社会发展看作是社会和平解决冲突的能力，以防发生利益冲突。对于社会发展涵义的广义理解，国内学者韩明漠归纳出它的三个层次：第一种社会发展涵义主要指人们的健康、卫生特别是社会福利的增长。第二种涵义是指经济以外的其他社会生活发展，如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第三种见解是从社会整体进行考虑的，指的是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发展[6]。

综上所述也可看出，社会发展既包括社会发展与自然关系的一面（健康环境），也寓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规定着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发展直接体现在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成员以及社会成员间关系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社会发展是从社会进步的视域来描述国家行为体的发展，具有规划、战略等方面的涵义。

（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

国外学者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极其重视，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有：（1）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持此观点，Hagen在其著作中说“经济发展提高了财政福利”。Mazmadar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滴流效应（Trickle Down Effects）自上而下地发生，从而实现社会发展[78]。Jabbarei更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着相互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居民如果拥有高社会福利，其人均产出也比较高；过分强调基本需求，短期内会拖累经济发展[9]。但也有部分学者直接强调经济增长带来了负面的环境和社会效应。（2）社会发展决定经济增长，典型代表有Hicks，他认为社会发展是第一要务，至少说，人力资源应该是经济发展加速的先决条件。

与国外相比，国内有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同步问题日益显现，国内学者也开始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研究。王思斌发现，随着新的发展观的出现和日盛，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已是毋庸置疑。许多经济学家已不单关注经济过程本身，而且关注经济过程、经济效果的社会影响[10]。朱华构建了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11]，并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度进行了实际测度，为测度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度提供了有效的测度工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课题组用综合评分法对中国各地的社会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评估，得出各地区的可比得分并进行排序比较，认为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是高度相关的，并且用回归方程测量两者的协调度[12]。

国外学者关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中，大多聚焦于定性分析的层面，定量分析的研究比较少；同时在仅有的定量分析中，大多数学者都采用经济发展或者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方面（比如福利、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来研究，忽视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其实覆盖了很多方面的内容，只采用某一方面来进行定量分析，分析的结果是不能全面而准确地阐述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各个方面的，因此得出的结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国内对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定量研究甚少，更多的研究是定性分析，同时定性分析也浮于社会现象表层，缺乏对经济社会发展内部之间关系的探讨。

（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考量

Mervyn A King假设社会发展依赖于经济增长速度，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它们之间存在着正的相关关系，但是相关系数相当的小；同时他发现经济和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在低国民收入水平上非常显著；另外，社会得分和人均GNP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13]。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考量，Michael Peneder基于28个OECD国家的数据，经过分析，结果证明产业结构是20世纪90年代OECD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一个显著的决定性因素[14]。Dwight H. Perkins研究中国问题时，指出至少在总需求方面，中国有着与众不同的经济结构，其对中国造成了一些特别的挑战[15]。

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研究上，Mark Granovetter也认为社会结构，特别是以社会网络的形式，影响着经济产出[1617]。经济增长的一些直接社会效应可能会影响到未来增长的速度和结构，而此又通过各种渠道反馈到它们。Francois Bourguignon认为经济发展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比较复杂，远不是近几年的文献中所提到的简化的回归模型。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比如，库兹涅茨收入不均衡理论），依赖于一些国家特征，包括政策和体系变量[18]。对于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MarNeef提出“门槛假说”（Threshold Hypothesis），即在每个国家，经济增长都会带来生活质量的提高，直到一个“门槛点”，该点之后经济增长会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换句话说，即对于每一个社会，在某一个时期，随着经济增长，生活质量会随之提高，但是当到了一个点――门槛点，超过这个门槛点，如果经济持续增长，生活质量可能会下降[19]。

本文不拘泥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争执，旨在分析经济发展的内部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内部结构之间的影响效应，对它们各自的内部结构，选取相应的测量指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建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间的结构关系模型，求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间的结构关系方程，提出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建议。

二、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结构

（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表征指标选取

在研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之前，必须确定用什么指标来测度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当然，在不同国家和社会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状态，用于测度其发展的指标也不一样。不少人是从Juster 提出的幸福指数①开始了解社会指标的，有一点是共同的：“不同的指标很难客观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指数”。Raymond Bauer是最早对社会指标、社会报告、社会系数方面研究做出贡献的学者，其在《Social Indicators》中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框架，选择了健康、教育、运输、住房、劳动、城市发展和其他公共部门发展等指标用以进行社会发展分析②。同时在国际范围内，不同的国家、国际组织或机构，根据自身研究主体和对象的不同，所界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在指标体系设置时，尤其在社会发展指标中都会提到福利、生活质量、教育和就业等③④[20]。如欧洲议会将社会发展指标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卫生健康和民主、自然资源和收入分布、公民权利和参与度、就业和教育、文化、住房、福利、犯罪等。

一个被大多数人接受，并且也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组织所采纳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是人类发展指数，其是巴基斯坦经济学家Mahbub ul Haq在1990年提出的，旨在将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从国民收入核算转向人类实际幸福感[21]。人类发展指数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分别为寿命、识字率和生活水平（个人GDP或购买力平价）。但是自其被提出以来，受到很多的质疑，因为在其中，教育和收入的比重过大，而忽略了生态环境和道德⑤，但它仍是应用最广泛的指数之一。

本文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指标的选取中基于以下原则：指标必须合法且具有可靠性、代表性、及时性，指标要容易解读、具有分析的作用、反映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同时指标的选择必须具有政策关联性。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指标必须反映“产业演进、产出增长、效率表征”，社会发展指标则应恪守“经济发展惠及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支撑经济发展”原则。

综合文献，基于中国的实际国情及相关统计数据，本文选择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二）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假设

Francois指出，区分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用结构模型处理隐含的或者是显性的关系，而不是利用简化形式的模型进行相关性分析，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复杂的分析。为探究经济发展内在结构和社会发展内在结构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遵从提出假设验证假设解释问题范式。经济发展内在结构和社会发展内在结构之间的关系假设如图1所示。

图1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假设：H1：经济效益和生活质量间有正相关关系；H2：产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存在负相关关系；H3：社会结构和人口素质存在正相关关系；H4：生活质量和人口素质存在正相关关系；H5：社会结构和社会稳定存在正相关关系；H6：人口素质和社会稳定存在正相关关系；H7：生活质量和社会稳定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模型

1.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结构方程模型

三、基于实证结果的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分析

（一）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及其主要影响因子

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关系如方程（12）～（16）所示。变量间的相互影响不仅包括直接效应还包括间接效应，二者之和为总效应。根据Bollen的研究，影响因素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强度可通过估计潜变量之间的直接影响系数和总影响系数来获得。在结构方程模型中，直接效应是原因变量对结果变量的直接影响，用路径系数来衡量（表2中的因子载荷值）；间接效应是原因变量通过一个或几个中介变量对结果变量的间接影响，当只有一个中介变量时，间接效应大小是两个路径系数的乘积。本文潜变量之间影响效应，如图1和表2所示，其结果如表4所示。

（二）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主要原因度分析

1.经济效益之于其他

经济效益因子在本文中是用人均财政收入与社会劳动生产率量度，它对经济增长（0992）、生活质量（0746）、人口素质（0491）、社会稳定（0383）以及社会结构（0247）皆有正向的拉动关系。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屡屡引发民众对税负的指责和有关专家对中国宏观税负与世界平均水平的解释。财政部新近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高达89万亿元，同比增长226%，税收占GDP的比重超过19%。其中，企业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87%，且在2010年9月上调个税免征额之后，个税整体税负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有所上升。本文无意解释中国税负高低，只是从经济与社会结构关系看，经济效益因子/财政收入是中国经济社会活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因素。无需赘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是“投资、消费、出口拉动”三驾马车，而内需一直未能在GDP的增长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且消费占GDP比重在近10年呈现连续下滑的态势；当前中国的家庭消费只占GDP的三分之一，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55%的水平。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政府投资，财政收入则是政府最大的弹药库。纵观历年数据，中国30多年的经济以两位数高速增长，但政府的财政收入远远大于国内经济增长，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由此可见，本文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关系”解释了中国经济社会（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强势政府）的过去发展。但是，财政收入是经济社会发展结构中最具影响力的“因子”，也寓示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偏离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建立一个有限的、公共服务型的政府的改革目标。

2.产业结构之于其他

3.社会结构之于其他

本文用第三产业就业比例、非农业人口就业比例、医疗占财政支出比例测度社会结构，其对社会稳定总效应为0917，对人口素质总效应为0559。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2月22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位数为6194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9118元，前者只是后者的324%；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404%，城镇为363%。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无需赘述。

五、结论

基于2010年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市的经济社会统计数据所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结构由7个主要方程所反映；依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结构影响力大小，经济效益、产业结构、社会结构是原因度最大的3个因子。

经济效益（由财政收入与社会劳动生产率量度）因子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结构的影响，解释了政府投资是过去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时过境迁，中国发展还应回到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建立一个有限的、公共服务型的政府的轨道上来。

效率低下的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农村、农民）是中国社会结构（第三产业就业比例、非农业人口就业比例、医疗占财政支出比例）提升的最大制约，出路在于通过城镇化建设，合理引导人口流向，让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社会结构关系社会稳定与人口素质提高，中国现在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还只是一个现代社会结构的雏型。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能达到就业结构合理目的；增强政府社会服务功能，能促使中国“社会中间人群”壮大和社会结构向“橄榄型”发展。

注释：

① 参见JUSTER F. T. A framework for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New York：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73，P3438。

② 参见RICHARD J. ESTES. Global change and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Pennsylvan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05，P25。

③ 参见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 2005。

④ 参见LESLIE D. WILCOX，WM. ALEX MCNOUSH， JOHN CALLAGHAN. A Methodology for Indicator of Social Development. Iowa State：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owa Stat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74，P1516。

⑤ 参见IAN MORRIS. Social Development.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2010，P24。

⑥ 本文所用的283个地级市和4个直辖市的数据资料，均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以及31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各自2011年的统计年鉴。

⑦ Mueller认为单纯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其样本大小至少在100以上，200以上更佳；如果从模型观测变量数来分析样本数目，则样本数与观测变量数的比例至少为10∶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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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发展第6篇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在1978年GDP是世界第15名，2011年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国民的幸福感是否也同步提升？ 2012年4月联合国首次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中，中国香港排名67，中国内地排名112；2013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的《2013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中，中国香港排名64，中国内地排名93。2015年3月5日李克强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群众对医疗、养老、住房、交通、教育、收入分配、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有些地方环境污染严重，……”根据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国内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给出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结构模型。[1]本文以济南市为例，利用济南市近13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建立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结构方程模型，从“市域”角度探索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具体影响，分析社会发展是否与经济发展同步这一问题，明确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找出促进和制约社会发展的因素，解决以往对经济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概略过广、针对性不足”的问题。

二、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模型的构建

Bourguignon指出，区分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用结构模型处理隐性的或者显性的关系，而不是利用简化形式的模型进行相关性分析。[2]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时需处理多个原因、多个结果的关系，会碰到不可直接观测的变量即潜变量的问题，这些是传统的统计方法不能解决的。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弥补传统统计方法的不足。结构方程模型（SEM）用可以直接观测的变量（指标）解释潜变量，建立起变量与潜变量以及潜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结构。然后基于数据，通过建模、估计和检验得到因果关系模型。结构方程模型可以替代多重回归、通径分析、因子分析、协方差分析等，清晰分析单项指标对总体的作用和单项指标间的相互关系。

（一）指标体系构建

钱纳里等认为，经济发展可被视为维持经济增长所必需的经济结构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变化。[3]这就意味着经济发展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的增长，还有更为广泛的内涵，包括经济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以及经济物耗的减少和增效。国内外广义的社会发展内涵包括经济发展的相关内容，范围过广，指标重叠，操作性较差；狭义的社会发展则不包括经济发展的相关内容，只侧重于人的发展研究。本文的社会发展选择居民生活质量、社会稳定、人口素质、生态环境4个潜变量作为量度；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48]以及《济南市十二五规划》中经济社会发展指标[9]，本文经济发展指标选取经济水平、经济结构、经济增速、经济物耗4个潜变量，这样就形成了8个潜变量与23个观测变量（见表1），以此来分析济南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

经济水平。经济水平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本文选择GDP（从宏观层面量度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人均GDP（将人口数量包括在内，衡量经济发展的水平）、人均财政收入（衡量政府财力的重要指标，不仅反映经济水平，也反映政府“能力”）、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既体现经济发展现状，又预示经济未来发展）作为反映经济水平的潜变量。

经济结构。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本文选择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反映产业比例关系，描述经济增长方式，并隐含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就业总数比重（反映第三产业对就业的贡献度，并从用工分布角度描述经济结构）作为量度经济结构的潜变量。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6月第32卷第3期张传平，等：基于SEM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经济增速。本文选用GDP增长率（衡量经济发展的相对水平）、财政收入增长率（反映政府“能力”增长的相对水平）、进出口增长率（描述对外开放与国际竞争综合能力水平）体现经济增速。

经济物耗。从能源消耗和原料消耗两方面考虑，选取每万元GDP能耗和每万元GDP原料消耗（反映经济活动效率）描述经济物耗。

居民生活质量。居民生活质量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既要考虑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差别，又不失全面性。本文选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基础）、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体现社会保障覆盖面）、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城市人均住房面积比农村更能体现生活质量）、每万人拥有执业医生数（是衡量社会发展“阶段”的指标，也是发达国家的突出指标）量度居民生活质量。

社会稳定。社会稳定是共享发展的结果，是和谐发展的体现，是可持续发展（自然环境与人口的可持续）的必要条件。本文选取人口自然增长率（反映人口可持续的指标）、城镇失业率（负指标，隐含反映社会不稳定）、每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负指标，直接反映社会的不稳定情况）反映社会稳定情况。

人口素质。素质是人的先天秉赋和通过后天培养而获得的能力、品行、修养、素养、本领。本文选用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从居民受教育程度视角反映人口素质）和全年专利申请总量（从能力视角反映人口素质）量度人口素质。

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主要是指居民的生活环境，本文选用城市绿地覆盖率、环境空气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和二氧化硫排放量测度生态环境。

（二）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假设

综合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1012]，本文提出以下经济发展各潜变量与社会发展各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假设：

H1，经济水平对居民生活质量具有正向影响；

H2，经济水平对人口素质具有正向影响；

H3，经济增速对经济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H4，经济增速对生态环境具有负向影响；

H5，经济物耗对生态环境具有负向影响；

H6，经济结构对经济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H7，人口素质对居民生活质量具有正向影响；

H8，人口素质对社会稳定具有正向影响；

H9，居民生活质量对社会稳定具有正向影响。

（三）模型构建

1.济南市经济与社会发展路径图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的济南市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如图1所示（图中数字是后面模型估计检验的结果）。

简记为η=Bη+Γξ+ζ。

式中，ξ为模型的外生潜变量；η为模型的内生潜变量；Γ和B为结构系数矩阵，分别表示模型外生潜变量ξ对内生潜变量η的影响以及内生潜变量η之间的互相影响；ζ为模型的残差。

由图1可知，对经济水平而言，其测量方程为：

求解非线性方程组Σ=Σ（θ），可实现完整模型的参数辨识。

3.数据的收集及其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选用的数据来源于2002―2014济南统计年鉴，个别年度缺失的数据通过查阅《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及通过插值法得到。利用SPSS软件对搜集到的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数据可用。

4.模型的参数估计和检验

利用AMOS170软件进行计算，得到模型的拟合指数情况（如表2所示）以及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如图1所示）。

（二）济南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考量

式（12）在本文指标界定下，反映的是复杂函数η1=f（η3，ξ3），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城市人均住房面积、每万人拥有执业医生数与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以及GDP、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关系。从手段到目的统一来看，济南市经济发展较好反映了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的因果关系，人口素质对居民生活质量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式（13）第一项表明居民生活质量与社会稳定负相关，这不是离经叛道的奇谈怪论，而是揭示了居民生活质量作用于社会稳定、社会稳定是生活质量固有要求、生活质量不是社会稳定“格兰杰原因”的事实。伴随经济与社会发展，人们必将更加关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加广泛参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实践；更加直接参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对就业、教育、文化、社保、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有更高期望，对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有更高诉求。

式（13）中，第二项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助于社会稳定。本文选择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全年专利申请总量作为人口素质的度量指标，关联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失业率与每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其正向关系不言自明。减少社会弱势群体，消除分配两极分化，建设和谐国家，实现中国梦，都依赖人口素质的提高。

式（14）解释了济南市经济发展对人口素质提高的正向推动作用。山东省“十二五”规划指出：在前进道路上山东省仍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快，结构性矛盾突出，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人均经济指标水平偏低；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节能减排压力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够强，人才支撑能力不足；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对外开放水平不高；保障和改善民生任务繁重，公共服务水平亟待提高。济南的人才支撑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

本文用城市绿地覆盖率、环境空气可吸入颗粒物浓度与二氧化硫排放量测度生态环境；用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和进出口增长率测度经济增速；经济物耗则用每万元GDP能耗与每万元GDP原料消耗测度。式（15）表明济南市经济发展过程对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性”。济南应转变工业发展方式，加快实现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的转变；通过全面优化技术结构、组织结构、布局结构和行业结构，促进工业结构整体优化提升；切实解决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逐步实现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居民环境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13]。

四、结论

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也是经济发展的最终意义所在。本文以济南市为例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经济结构及经济增速对经济水平具有正向影响；经济水平对人口素质具有正向影响；经济水平及人口素质对居民生活质量具有正向影响；人口素质对社会稳定具有正向影响，而居民生活质量对社会稳定具有负向影响（与假设不相符），说明居民生活质量作用于社会稳定，社会稳定是生活质量固有要求，生活质量不是社会稳定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速及经济物耗对生态环境有负向影响。

经济与社会发展第7篇

关键词：社会经济发展；民商法；变化与发展

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经济贸易交往频繁，民商法在经济贸易交往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引起来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为了适应当前日益激烈的经济贸易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的民商法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从而使其能够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纵观各项法律法规，可以探寻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的变化和发展。

1 社会发展中民商法在价值体系上的变化与发展

当前经济发展迅速，使得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关系由此变得日益复杂。民商法的意义和价值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也日益突出，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民商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以便更加有效地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新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商法的价值体系也随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传统的民商法价值主要体现在安全价值上，由于传统的交易大都是现金交易，所以安全性价值并没有较大的空间来发挥它的作用，仅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浪潮中民商法的安全价值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大都体现在其交付安全、信用安全、信息安全等过程中。在社会经济发展下，网络技术发展迅速，当前大部分交易都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下进行。由于网络环境是一个开放的环境，有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导致了网络环境复杂且不安全，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对民商法中的安全价值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民商法的价值体系内容主要包括自由、平等、公平、安全、效益等，自由是民商法制定的目标，正是为了人们之间的贸易经济、沟通交往自由才制定了民商法中的相关规定。平等价值传统上主要是体现在其目标意义上，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更大的作用价值是它的工具性，指导着人们之间的各种交易。安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越来越重要，它起着维护交易、交往环境的作用，为经济往来营造了稳定的环境。效益是民商法一直追求的最大价值，不管是传统时期还是当代，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民商法中的效益价值内容变得更加丰富。从以上来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的价值体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发展，其目的是紧跟时代潮流，维护时代环境。

2 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在基本原则上的发展与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商法的基本原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发展和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意思自治原则方面的变化和发展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民商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是意思自治原则的范围得到了扩大，内容也更加充实。当代网络发展迅速，当事人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在意思自由的情况下进行各种民商事行为，不会受到限制与强制，在网络环境中意思自由地与人沟通交流或进行相应的经济贸易。这样的情形完美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和发展。

（二）在平等原则方面的变化和发展

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这样的环境背景对平等原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时代赋予平等原则的内容是在民商事行为的过程中每一个参与主体的条件是平等的，其地位是平等的，其所受的权利和义务也是平等的。当前，经济贸易交流日益频繁，交易范围逐步扩大，交易方式也多种多样，交易参与的主体也逐渐增多，涉及的内容也日益复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等原则的内容也扩大了，涉及到技术平等、交易条件平等、实施标准平等、保护平等等。

（三）在安全原则方面的变化与发展

安全原则是民商法原则之本，它是确保民事行为正常进行的重要原则。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安全原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对安全原则的理解和范畴上。当前社会，经济贸易竞争日益激烈，网络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而确保虚拟网络世界的安全是重中之重。虚拟的网络世界存在许多的安全隐患，比如在网络设置上就容易引发安全性问题，个体的信息和相关的关键内容很容易被盗、泄露、丢失。网络世界还有另一个弊端就是很容易遭到网络黑客、病毒的攻击，保存的信息或者是正传输的信息都会被破坏或修改。鉴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为了保护社会经济安全，所以对民商法的安全原则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来防止信息的丢失、破坏，避免经济交易风险。

3 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在制度和范畴上的发展与变化

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日益复杂，险象叠生，所以民商法仅仅在价值体系与基本原则上发生变化是远远不够的，其民商法范畴和制度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一）拓展了民商事权利的范围

传统的民商事法律体系主要包括法律事实和社会生活内容，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民商事法律体系的范围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首先，在信息库专用权方面，由于当前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各种社会信息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着民商事行为，信息成为了民商事活动的主要内容。所以在民商事立法的过程中赋予了信息库投资和开发主体适当的民事权利，能够让他们在权利受到侵犯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劳动成果，这样也在无形之中激发了信息库投入者和开发者创造的积极性。另外就是网络用户对信息数据的控制方面，民商事立法赋予用户在自己的作品和网络信息上更多的保护权利，当作品或网络信息受到侵犯时，有相应的民商法来支持自己的诉讼，从而保护个体的利益。

（二）对民商法调整对象进行了有效扩大

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过程中，为了适应当代环境，民商法扩大了其调整对象。在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滋生了许多新的信息关系，被纳入到了民商法调整的范围内。网络世界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各种信息在这个平台上交流，为了维护虚拟网络世界信息交流的安全，民商法将传统没有的信息关系纳入到了民商法的调整范围内，以期改善、净化网络环境，维护网络信息交流安全，确保经济效益。当前的网络信息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民商领域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应当高度重视网络信息安全。因此，民商法扩大了调整的对象，这样就能够使民商法解决更多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保障经济秩序的稳步发展。

4 结语

近几年来，世界各国社会经济都在快速发展，尤其是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之快。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各样的社会纠纷随之产生，新的问题也不断出现。如果民商法一直稳定，毫无发展和变化，那么其难以解决新出现的现实题。为了解决出现的民事纠纷，民商法就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变化。当然我国近几年不止一贯的追求社会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也不断追求民商法的变化和发展，其在价值体系、基本原则以及制度和范畴等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推进了我国民商法改革和完善，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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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发展第8篇

一、*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过去的一年，是江西经济社会发展不平凡的一年。全省上下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认真落实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围绕"建设和谐平安江西，共创富民兴赣大业"的主题，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全省经济保持又快又好发展势头，全面和超额完成省十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和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十五"计划。全年生产总值4070亿元，增长12.8%，比*年计划目标高1.8个百分点，超过"十五"计划目标1070亿元。财政总收入425.7亿元，增长21.4%，比"十五"计划目标多150.7亿元。

（一）"三农"工作扎实推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全面贯彻"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出台30条惠农支农政策，免征农业税，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预案，并对36个粮食主产县和31个困难县实行"三奖一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建立重大项目用地协调制度，严格执行农用地转用计划，切实保护基本农田。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建成南昌市"双低"优质油菜生产基地、宜春市优质稻米生产基地等项目。全省粮食播种面积5419万亩，增加158万亩；粮食总产370.8亿斤，增产10亿斤，创历史新高。高效经济作物和养殖业持续快速发展，肉类总产245.6万吨，增长11.6%；水产品产量168.2万吨，增长7.6%；经济作物面积2126万亩，增加107万亩。农业产业化进一步推进，新增省级以上龙头企业82家，总数已达206家，新增畜牧小区300多个、畜禽养殖户3.68万户。农民技能培训"阳光工程"进展顺利，培训农村劳动力17万人。赣州、宜春等地还从实际出发，积极开展以发展新产业、形成新机制、建设新村镇、树立新风尚、培育新农民、创建好班子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农村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二）工业运行质量明显改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坚持以工业的崛起带动全省经济发展，促进城镇化进程。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828.5亿元，增长23.6%，江铜年销售收入超200亿元，新钢、江西电力公司、九江石化、江铃、萍钢5家企业销售收入均超百亿元。工业经济效益稳步提高，经济效益综合指数147.3%，上升17.2个百分点，实现利税275.6亿元，增加72.7亿元，综合能耗降低8%。工业园区和支柱产业带动能力进一步增强，全省园区实现销售收入1520亿元，年销售收入超30亿元的园区达到9个，其中南昌高新区突破200亿元；六大支柱产业实现增加值497.2亿元、利税189.8亿元，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的60%和68.9%。九江昌河10万辆轿车和15万台K系列发动机、新钢3500毫米中厚板轧机、江铜-耶兹高档电解铜箔、九江3T光电等一批重大项目建成投产。江铃30万辆汽车及6万台VM柴油发动机、江铜翁福40万吨硫酸及铜杆漆包线、广丰10万吨氟化工等项目进展顺利。三次产业结构继续优化，工业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33.7%。积极主动配合国家对我省工业园区进行设立审核，配合国家审计署武汉特派办对工业园区财税政策进行审计调查，取得较好效果，全省93家工业园区初步通过国家审核。城镇建设扎实推进，开工新建宜春、新余等一批设区市污水处理厂，加快城市供水、道路、电网等建设步伐，城市对人口的承载能力进一步提高。中心城市集聚力和辐射力进一步增强，南昌城区人口超过200万人，九江城区人口超过50万人。全省城镇化率达到37%，提高1.4个百分点，初步形成以南昌为核心，以九江、赣州等中心城市为支撑，其他城市和县城为骨架的城镇体系框架。

（三）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增长，重点领域建设得到加强。认真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在抑制房地产投资过快增长和高耗能行业低水平建设的同时，加大对交通、电力、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建设的投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93亿元，增长26%。省重点工程投资总额和规模再创新佳绩，当年实施项目72项，完成投资246.9亿元，增长16.3%。其中，建成投产28个，完成投资72.62亿元；续建16个，完成投资130.16亿元；新开工28个，完成投资44.12亿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大大加强，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580公里，硬化农村公路1万公里。建成乐温高速公路、赣龙铁路、南昌国际集装箱码头、井冈山机场等工程，续建景婺黄（常）高速公路，加快浙赣铁路电气化改造，开工建设景德镇至鹰潭高速公路，迁建赣州黄金机场。电力建设步伐加快，在建电力装机容量286万千瓦，贵溪电厂扩建两台机组顺利投产，黄金埠电厂、丰城电厂二期工程正在抓紧建设；经过反复争取，国家同意在江西等省开展核电站站址比选工作。文化卫生体育设施得到改善，省疾控中心、省传染病医院、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等一批项目投入使用，省人民医院综合病房楼等项目进展顺利，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省艺术中心、省档案馆开工建设。

（四）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消费市场繁荣活跃。与长珠闽的对接正在深入，积极参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加快融入国际经济。先后在韩国、日本、法国、荷兰等国家和香港地区开展九次重大招商活动，成功举办第三届赣台经贸合作研讨会、第二届中国"五会"经贸恳谈会、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吸引日本九州电力株式会社、意大利OMP公司等一批知名企业来赣投资。全省直接利用外资24.2亿美元，增长18%，总量连续保持中部六省首位。5000万元以上工业项目吸收省外资金472.4亿元，增长23.2%。外贸出口24.4亿美元，增长22.3%。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营业额2.1亿美元，增长26%。开放平台进一步完善，九江出口加工区获准设立，景德镇海关、南昌海关驻龙南和南昌高新区办事处顺利开关，南昌至厦门、南昌至深圳"五定"班列正式运行。高度注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抓住消费结构升级的有利时机，着力改善消费环境，努力开拓城乡消费市场，促进城乡居民消费快速增长。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36亿元，增长15%。接待国内旅游人数5058万人，增长23.7%，接待入境旅游人数37.25万人，增长29.5%；实现旅游总收入320亿元，增长32.9%，其中旅游外汇收入1.04亿美元，增长30.3%。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积极疏导价格矛盾，市场物价稳中趋降。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1.7%，比上年回落1.8个百分点。

（五）各项改革深入推进，发展活力日益增强。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深化，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试点稳步推进，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全面铺开。国有企业改革扎实推进，江信公司资产重组、江中集团重组江纸公司顺利完成，省投资集团公司、省外贸资产经营公司和省盐业集团公司相继成立。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营运体系进一步完善，全省11个设区市相继成立市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稳步推进，部门预算改革在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全面推开，"省直管县"和"乡财县代管"试点有序进行。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措施进一步完善，全民创业激情与活力竞相迸发。投资体制改革已按新规定实施，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试点成效明显，重大项目稽察工作有序展开。价格改革不断深化，成功出台煤电联动方案。

（六）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把发展社会事业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促进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科研成果产业化步伐继续加快。国家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增加到35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增加到105个；省部共建景德镇国家陶瓷科技城正式启动。成功举办*年科研成果与企业见面推介会，签约项目142项，总投资32.32亿元。办学条件明显改善，组织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完成232万平方米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南昌高校新区三期建成并投入使用。高校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在校生人数达到64.6万人。卫生事业得到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医疗救治体系建设步伐加快，启动以乡镇卫生院为重点的农村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由7个县扩大到11个县，202万农民获得就医补助。文化事业健康发展，小康文化工程和文化精品工程全面实施。体育事业再创佳绩，我省体育健儿在十运会上夺得12枚金牌，实现历史性突破。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新成效，人口自然增长率7.8‰，控制在计划目标之内。生态示范区建设稳步推进，东江源保护工程正式启动，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全省森林覆盖率60.05%，主要河流断面Ⅰ-Ⅲ类水质占76.4%。

（七）居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社会和谐稳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620元，增长14%；农民人均纯收入3266元，增长10.6%；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752.89亿元，增加405.17亿元。就业再就业工作进一步加强，新增城镇就业岗位43万个，下岗人员再就业20.8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3.5%，低于计划目标1个百分点。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为105万企业离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64.6亿元，为10.6万失业人员发放保险金1.8亿元，为100万城镇低保对象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7.3亿元，为105万农村救助对象发放救助金1.6亿元。提高农村23万"五保户"供养标准，分散供养的由500元提高到800元，集中供养的由800元提高到1200元。医疗救助有序展开，在23个县（市、区）开展城市医疗救助试点工作，救助特困居民6000多人，发放救助金1400多万元。扶贫工作进展顺利，完成5万库区、深山区移民扶贫搬迁和1200个贫困村整村推进任务，解决50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和饮水安全问题。九江地震抗震救灾工作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救治伤员624人，转移灾民25万人，并对受损房屋等进行修整。目前灾后重建工作正在有序展开，灾民情绪稳定，社会秩序安定。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看到，经济社会生活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和体制不完善的问题比较突出；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相当艰巨；就业和再就业压力较大；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不少。

二、*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和主要任务

*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江西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前进的一年。根据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部署，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生产总值4600亿元，增长11%，其中一产增长4%，二产增长15%，三产增长9%；财政总收入481亿元，增长1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750亿元，增长2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95亿元，增长13%；出口29.3亿美元，增长2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00元，增加780元，增长9%；农民人均纯收入3566元，增加300元，增长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幅度控制在3%以内；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7.8‰以内；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降低4%左右。

实现以上预期目标，需要着力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夯实"三农"工作基础，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切实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增加粮食直补资金，并相应提高补助标准；继续安排良种补贴；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建立省级淡季化肥储备制度；继续实行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力争粮食总产稳定在370亿斤。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世行贷款综合农业现代化项目、鄱阳湖二期防洪工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滨湖地区排灌设施改造等一批重大项目，建成上饶优质稻米生产基地、赣抚大堤加固配套工程、龙潭水库、廖坊水利枢纽，开工建设抚州优质稻米生产基地、伦潭和山口岩水利枢纽。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和农产品结构，大力发展经济作物和畜牧水产业，积极推进"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努力形成区域特色。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做强做大省级以上龙头企业，力争销售收入超亿元企业达75家以上，建设规模化农产品生产基地6400个，带动农户300万户。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切实抓好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工作。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强规划指导，尊重农民意愿，通过旧村改造、整体搬迁、折旧建新等方式搞好新村镇建设。完善农村电网，改造农村道路1万公里，新增沼气池16万个，解决80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和饮水安全问题。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实施好以工代赈工程，搞好深山区、库区农民易地扶贫搬迁，力争搬迁人口5万人。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着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围绕优化产业结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继续实施支柱产业带动战略，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力争建成昌河7万辆新一代微型汽车、星火10万吨有机硅、九江石化100万吨焦化和120万吨加氢装置、上高裕盛840万双运动鞋等32个项目，加快建设江铜10万吨高性能铜板带和30万吨铜冶炼、洪都钢厂异地搬迁、亚东水泥三期扩建、鑫新公司2万吨特种漆包线、东元电机60万台空调、方大新材料生产基地、美国科勒（南昌）卫浴、蓝恒达化工10万吨离子膜烧碱及10万吨PVC、富达公司50万吨制盐和10万吨离子膜烧碱等54个续建项目，开工建设新钢300万吨薄板、南钢高炉改造及1.2万千瓦热电联产、景德镇TCL60万台冰箱和240万台洗衣机、新时代2000吨高纯度净化硅、台湾远东集团纺织城等25个项目。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加速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建成联创光电LED外延片产业化工程、鸿源数显LCOS产业化、浙大中凯MENS轮胎压力监测系统产业化等11个高技术项目，加快建设华春新型高强度三防幕栅材料、晶湛70万片8寸晶元片、江铜闪速冶炼综合自动化系统、晶安高科1000吨海绵锆等11个高技术项目，开工建设省科学院科技研发与产业化基地、诚志公司D-核糖结晶、LCOS产业升级等6个高技术项目。依托南昌高新技术开发区，大力发展软件产业，以金庐软件园为核心，加快建设国家软件基地。注重发展循环经济，引导和鼓励企业开展清洁生产、节能降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重点抓好江铜30万吨铜冶炼余热利用等一批示范项目。优化工业园区发展环境，鼓励和引导关联企业、配套企业向重点园区集聚，着力培植30个特色园区，力争销售收入超百亿元的工业园区达4个，超50亿元的达8个以上。加强运行调度，改善企业融资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预期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000亿元，增长20%。注重节约土地，完善城市功能，强化城市内涵，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进一步支持南昌做大做强，加快九江、赣州、上饶等中心城市发展，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在新余、萍乡等地建成4个垃圾处理场和7个污水处理厂，续建九江医疗危险废物处置场，开工建设南昌医疗危险废物处置中心和赣州、景德镇污水处理厂。预期今年全省城镇化率达到38.6%。

（三）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全面启动重点城市电网和县城网建设与改造项目，确保500千伏"三站四线"建成投产；新建和扩建220千伏变电站15座，线路1002公里；新建和扩建110千伏变电站31座，线路556公里。加快建设黄金埠电厂、丰城电厂二期，开工建设瑞金电厂2台30万千瓦机组，力争开工建设井冈山电厂二期工程、萍乡电厂和分宜电厂30万千瓦循环流化床项目，做好核电一期和天然气入赣前期工作。建成景婺黄（常）高速公路、南昌绕城公路乐化至生米段，续建景德镇至鹰潭、南康至大余高速公路，开工建设武宁至吉安、九江至瑞昌、上栗至萍乡、隘岭至瑞金、瑞金至赣州高速公路，改造国省道1000公里，建成农村公路10000公里。完成浙赣铁路电气化提速改造，加快建设井冈山铁路、铜九铁路，力争开工建设向莆铁路控制性工程、昌九城际轨道交通、南昌铁路枢纽西环线、赣韶铁路和京九铁路电气化改造，做好九景衢铁路前期工作。加快赣州机场建设，抓紧实施昌北机场扩建工程，启动宜春机场、赣东机场前期工作。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活跃城乡市场。继续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在试点地区建设与改造8000家日用消费品和农资"农家店"。完善和落实促进消费的各项政策，减轻居民住房、汽车消费税费负担，规范发展消费信贷。积极培育壮大教育培训、文化娱乐、卫生保健等新的消费增长点，加快发展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大力开拓旅游市场，力争接待旅游总人数和旅游总收入分别增长20%以上。围绕促进消费增长，加快建设上饶商品大市场，开工建设南昌深圳农产品批发市场昌南物流中心，做好赣州江信农产品配送中心、鹰潭物流中心、省供销社综合仓储物流中心等项目的前期工作。

（四）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经济国际化进程。坚持"对接长珠闽，联结港澳台，融入全球化"的方针，更加务实推进区域合作，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分工，进一步拓展开放型经济发展空间。认真组织好各项招商活动，着力谋划重大利用外资项目，力争全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26.6亿美元，增长10%，5000万元以上工业项目利用省外资金543亿元，增长15%。积极参加区域性、国际性重要出口商品博览会，支持重点企业和重点产品出口，着力挖掘重点生产企业、外资企业出口潜力，力争全年出口29.3亿美元，增长20%。加快江西电子口岸建设，建立"大通关"协调服务机制，推进铁公水联运，进一步提高通关能力。做好出口加工区工作，确保九江出口加工区3月底封关运行，力争申报设立南昌、赣州出口加工区和南昌保税物流中心。充分发挥出口加工区的带动作用，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促进外贸转型、升级和产业延伸。积极稳妥地引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海外建立资源原材料供应基地。推进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带动技术和成套设备出口。

（五）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加速经济市场化进程。积极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大力推进省属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积极稳妥地推进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优化企业资本结构。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支持和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制、改组、改造。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完善投资项目核准制和备案制，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监管，逐步扩大代建制试点范围。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扩大"省直管县"和"乡财县代管"改革试点范围，加大对基层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深化金融改革，逐步推开农村信用联社向农村合作银行改制，鼓励社会资金参与中小金融机构重组改造，争取新的国内外股份制银行来赣落户。完善资本市场，发展壮大优质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群体，做好债券发行申报工作。继续推进价格改革，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促进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认真抓好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招投标改革，确保减轻群众教育负担。进一步加快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增强国有粮食企业活力。

（六）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繁荣。围绕建设创新创业江西，加大科技投入，构建科技创新平台。加强科研成果与企业见面推介，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大人才引进力度，集中力量在冶金、陶瓷等行业建设2～3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为更多高端人才进入江西提供有效平台。积极开展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工作，严肃认真搞好推荐申报，力争有更多的人员入选。巩固和完善农村义务教育，进一步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对农村学生和城市困难家庭学生实行"两免一补"。稳步发展高等教育，重点提高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计划高校招收本专科生22.8万人、研究生4741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力争全年完成各类职业培训60万人。进一步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抓好省人民医院综合病房楼、省妇幼保健院住院部综合大楼建设，提高中心城市医疗保障水平。建成疾病控制体系和医疗救治体系，完成300个乡镇卫生院改造任务，力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覆盖80%以上城市街道和居民。做好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等重大疾病防治工作。发展文化体育事业，加快建设井冈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档案馆、省艺术中心、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等一批重点工程，建成景德镇陶瓷博物馆，开工建设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馆。加强生态环境建设，重点实施好鄱阳湖、赣江源、东江源等生态保护工程。

经济与社会发展第9篇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第十一届全国政治经济学研讨会于2009年4月18—19日在山西财经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召开。会议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14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共和国六十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现将与会发言专家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共和国六十年经济发展的总结 中国自建国60年来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积累了自己独特的经验。 《求是》杂志社郑宗寒研究员回顾了中国建国60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与政治成就，认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从千年史的视角来看中国60年的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的变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程启智教授分阶段地对建国以来我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体制的认识过程做了总结，认为这一认识过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上世纪90年代初逐渐突破了传统思想的束缚，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在思想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在本世纪得到了发展与深化；从认识论上来总结经验有三点：一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三是中国共产党需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创新。 山西财经大学张华明博士从共和国60年经济发展的整体视角，依据罗斯托经济起飞理论，提出中国经济起飞的年份应该是1992年，与此同时伴随了中国政治的起飞，并进一步提出，中国在经济起飞之后不应该过度地注重经济增长速度，应该逐步适应6％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把经济增长的质量、结构调整、充分就业、科技进步以及环境改善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并以此为基础创立新的指标体系来衡量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标准。 在分配制度问题方面，河海大学贾后明副教授提出建国60年来社会分配之争并没有为社会分配提供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原因在于解决这一问题时不是以事实为优先考虑，而是以概念为优先考虑；强调在分配理论研究中需要注意实事求是的问题、着重研究市场的作用、着重研究社会分配改革共识形成的条件和价值基础。 二、对建国之初30年经济发展基本问题的探讨 回顾中国建国之初，计划经济在历史上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成为一种束缚，最终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成为历史。 南京大学葛扬教授基于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整体视角，认为否定计划经济不等于否定计划经济时代所创造的经济基础，新中国前30年采取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新中国的基本选择，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基本路径。以公共供给为特点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取向具有历史的必要性和适应性。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运行机制有着强烈的政治权力支持和意识形态支持。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供给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公共供给，无论在内容还是内部结构上都有了明显的不同，但是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必须更加注重社会保障、环境生态、农村城市一体化发展等方面的公共供给，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浙江财经学院周冰教授认为，我国1957年之后存在以革命任务决定革命性质的嫌疑，“摸着石头过河”内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坚持中国特色等三个纠偏机制，取得了成功，但是这种以目标来确定当前任务的方式，仍潜藏着矛盾。 三、对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基本问题的探讨 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世界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这一过程改变了全球的经济面貌与格局，三十而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而立之年，对在此期间获得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评价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山西财经大学冯子标教授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问题，指出在新时期要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尤其是在当前受金融危机影响，农民就业问题凸显的条件下，建立土地银行有助于实现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的资本化，为农民的创业就业筹集资金，建立土地银行是新时期条件下农村实现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支撑和借力点。冯子标教授进一步指出农民在转型过程中必然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最困难的是农民的素质转型，这一问题必须也只能通过教育来解决。建立土地银行给农民创业资本，加强教育给农民知识资本，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这两个紧密相扣的 环节是实现工业化的坚实路径。 西北大学宋宇副教授对改革开放30年间的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做了分析，提出当代资本主义所体现的一些发展规律和特点，即当代资本主义对生产关系自我调节和改良的余地在缩小，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以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为思想基础的“第三条道路”成为政策框架；“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和“日本模式”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种典型的发展模式，既具有一定的共性，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新技术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成为20世纪80年代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宏观调控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微观经济的运行机制有所转变。 山东工商学院辛波教授也在回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对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路径的选择问题做了深入探讨。他认为，目前的形势下，要实现农村土地制度的私有化是不现实的，最可能的途径就是在实现农村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并且在法律许可的大框架下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具体内容进行相应的变革。即国家是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农户获得永久的、较完整的农村土地使用权；建立农村国有土地管理主体来履行土地的所有权职能，从法律、组织、运转机制等方面加强农村土地管理体系建设；改革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获得方式，明晰地租理论，实行农村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剥离现行农村集体组织经营管理土地的职能，将农村村民委员会塑造为类似于城市居委会的农村农民社区公共管理组织；扩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范围，重点保障失地农民和人地比例较小地区的农民。 四、对中国当前及未来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的探讨 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必将继续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众多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如何认识当前经济发展的重点问题以及中国在未来的发展路径是怎样的，应当着重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与会专家作了热烈的研讨。 1、关于金融危机问题 对于当前的金融危机，清华大学吴栋教授指出，目前学者们对金融危机原因的总结主要有次贷危机为导火索、金融监管的缺失、华尔街的贪婪，这些原因都是表面上的，从更深层次上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强调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将公有资源和私人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解决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王森主要就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提出几个观点：首先在新的历史现实条件下研究问题应该有国际化的视野，要注意事件之间的关联性和传染性；其次是研究方法上必须注意中国的总量的巨大变化，注意中国与美国经济联系的密切性，主张应该逐步降低与美国的经济联系，用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来取代。最后王森教授表达了对4万亿财政政策效果的怀疑。 上海市委党校鞠立新教授在谈及金融危机时，重申了马克思的有关信用、虚拟资本的论述，他认为金融衍生品是虚拟资本的进一步虚拟化，金融衍生品脱离实体经济的过度膨胀是造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浙江工商大学杨文进教授认为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运行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本次经济衰退是我国经济自身调整的需要，但因强劲的外部需求延缓了，这反而加深了衰退的力量，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可能要落后于欧美，前景不乐观。 2、关于经济发展模式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邰丽华认为，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构成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导致宏观经济失衡、阻碍产业结构的优化、加大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国内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引发社会矛盾等等。靠过度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有限，促进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要以扩大国内需求为主。 南开大学柳欣教授提出现代市场经济是以货币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从货币的角度可以深刻了解金融危机以及货币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认为中国经济在不久的时间内将得到恢复。 山东经济学院董长瑞教授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表现在改善人民的生活境况、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素质、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当前我国面临的问题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经济发展有背离人的发展的倾向，二是经济的发展恶化了人的发展空间，对于解决当前的问题，提出自然友好型的、以人为本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山东经济学院张志勇副教授认为，物质资本配置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一国现实的经济增长，我国应该高效地利用紧缺的物质资源，充分合理的利用人力资源，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中国社科院杨新铭 博士认为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扭转地区间机会不平等的局面，增强地区间收入流动性。 天津商业大学姜达洋认为中国模式的核心就在于创新，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所推行的创新政策则反映了我国政府积极运用相关产业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努力。 3、关于企业问题 江西财经大学康静萍教授认为国有企业的契约型劳动关系具有的特征有：雇佣与被雇佣，劳动者从“主人翁”向“劳动者”转变，由利益一体型向利益冲突性转变。契约型劳动关系不利于初次分配中的公平，而且契约型劳动关系主题双方利益摩擦不利于效率的提高。 上海财经大学包亚钧教授讨论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地位问题，认为对我国现阶段存在的民营经济或民营企业，不能简单等同于非国有经济。只要国家仍然掌握企业的控股权，那么仍未改变其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质。民营经济不单在壮大我国经济实力、推动社会生产力方面有积极作用，从深层次考察，对完善公有制主体地位还起着重要的“拉动”作用。 山西财经大学王玉珍副教授认为行业协会对行业的“第三方治理”不可替代，但是现在的行业协会需要“组织再造”，惩罚权是行业组织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 清华大学丁萌萌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侨资企业的发展进行了研究，而侨资企业的发展从另外一个角度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演进历程。 4、关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山西财经大学焦斌龙教授认为，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集群符合我国文化市场状况，马歇尔式的文化产业集群更符合当前我国实际，长远看轮轴式的文化产业集群则更具前途。目前，在东中西三个区域中，中部地区可能率先取得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集群构建的突破，在三大经济带中，发展的先后顺序可能为长三角、环渤海及珠三角。 山西财经大学景普秋教授针对资源诅咒现象，分析了资源收益分配制度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并对中国矿产资源收益分配制度改革做了探索性的思考，认为需要进一步完善资源租金收益分配机制，完善矿产品完全成本与价格形成机制，完善资源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台州学院张明龙教授对后发地区如何提高生产力做了深入分析，并鲜明地提出了实现路径，认为后发地区不能急于求成，应该从零部件开始提高整个制造业产品的质量、从优势产品开始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从先进适用技术开始加强区域科技创新、从龙头企业开始提高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 5、关于三农问题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钱津研究员认为，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一是需要贯彻执行国家早已确定的土地有偿转让政策；二是需要与现代农业的生产技术相适应，积极探索建立能够达到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生产组织；三是农产品市场的发展必须依靠市场化经营组织，进行公司化运作；四是应由国家负责农业科学技术进步的投入；五是必须在劳动主体方面实现彻底的转变。 北京工商大学廖运凤教授则从如何建设和完善合作社制度角度分析了农民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收入，以战略高度的眼光阐述了未来合作社在解决农民问题上的重要性。 农民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农民问题不能最终解决就不可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山西财经大学的王建功博士就农民就业与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反思做了探讨，认为宏观政策应该充分重视农民就业问题，从尽量减少挤出效应、将长期就业与短期就业相结合、提升农民劳动生产率、制定劳动力提升战略等方面来解决这一问题。 五、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讨论 西南财经大学丁任重教授认为应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重新认识，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在手段和方法的意义上使用过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并没有提出过计划经济；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列宁最早提出了计划经济并论述了计划经济的本质特征，但是实践中，列宁放弃了计划经济的设想，而转向实行商品经济；在我国的实践中，邓小平提出并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从而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湖北大学张建民教授认为“需求拉动”理论是对马克思生产与消费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一心一意搞建设”理论解决了“实现小康”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需求拉动”理论则解决了我国在建设中等发达国家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对我国当前经济学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反思，并讨论了什么是市场经济，“人才”应该如何定义等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强调了概 念的科学性与本质性，从哲学层面考量了这些经济学范畴的逻辑意义，并提出应对黑色经济问题进行研究。 浙江工商大学张宗和教授以当代中国资本积累的逻辑，认为在中国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是适用的，但也有自己非对抗性的特征，劳资关系的性质是由冲突与合作的权重决定的。 河海大学贾后明副教授认为研究分配问题必须要摆脱概念优先的思维方式，实事求是的研究分配的动力和运行机制，界定市场与权力在社会分配中的关系，促进社会分配的共识形成。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教授提出了分享经济理论，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变资本v和利润m之和可看作一个整体，并且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进行分配，实现共享。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赵玉琳研究员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运动过程，是逐步消灭剥削现象、逐步缩小贫富差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 浙江师范大学曹荣庆教授讨论了市场经济的成长阶段，认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也就是资源经济、价格经济、指数经济，并以浙江省为例进行了分析。 六、对其它经济热点问题和制度建设问题的讨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巧玲教授对关系经济现象做了理论探讨，引入了社会资本概念，依据社会资本的综合观点分析“关系经济”的原因和缺陷，认为我国应通过引导微观社会资本良性发展，加强制度建设来逐步实现关系经济向契约经济的跃迁。 河南财经学院樊明教授认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造就了一个高速增长但失衡的经济，本来资本可以通过GDP约束政府，劳动通过选票来约束政府，从而可以达到一种资本与劳动的协调。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以及在政治上对选举权的忽视，造成了劳动和资本之间力量的不均衡。所以经济要均衡必须政治要均衡，主张在经济改革的同时要进行政治改革。 清华大学研究生谢雪燕用累计成本法测量了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通过计量分析与检验定量分析了人力资本与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说明了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