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金融危机；风险投资业；应对措施
1次贷危机后我国风险投资的现状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致演变成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如今次贷危机的影响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有了愈演愈烈之势，而且必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全球证券市场受到重创，流动性紧缩，全球经济出现萧条。而中国的证券市场也于2008年初一路下挫，宏观经济自下半年出现紧缩征兆。这些都对我国的风险投资行业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恶劣的经济环境中，风险投资如何健康稳定的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我国风险投资的案例数环比来看，2008年第二、第三季度都有微幅上升。但除第一季度大体与去年持平以外，第二、第三季度均远远低于2007年同期水平，同比分别下降32.8%和21.1%。可见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我国风险投资的项目数同比出现了明显的递减，但存有复苏的迹象。从我国风险投资的总投资额来看，2008年第二季度环比增长15.5%，第三季度环比更是高达51.8%，这说明目前投资者投资动机在稳步增强，但与往年相比，第二、第三季度同比分别下降11.4%和6.8%。可见次贷危机与国内经济不景气还是对风险投资业造成很大影响。
2我国风险投资行业出现下滑的主要原因
2.1次贷危机造成全球证券市场持续低迷
该影响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对于拥有已上市被投的企业的风险投资机构来说，在证券市场的泡沫逐渐散去之后，企业的估值回归正常。但之前要求的必要回报率较高，所以会影响风险资本的安全退出。再加上前几年是我国风险投资飞速发展的时期，各家风险投资机构都在争抢项目，在造成要求回报率提高的同时，部分风投机构也忽视了对企业合理谨慎的估值，如果被投企业当初被过分高估的话，也增大了风险投资机构安全退出的风险。(2)对于被投资企业来说，前几轮估值较高的时候融资比较容易，为企业的成长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而如今估值下降，并且面对投资者愈发谨慎保守的资本市场，该企业的再次融资将面临较大的挑战。次贷危机造成全球经济不景气，众多企业今年的盈利状况会不容乐观，尤其是面向欧美市场的加工制造业、需求弹性较大的非必须消费行业、与房地产相关的建材行业、占用大量资金的工业产品行业都会面临亏损甚至破产的风险，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无疑会影响企业的上市进程。(3)对于刚成立的风险投资基金，资本市场的恶化使他们无法募集到足够的资金，那些之前募集到资金的风险投资基金也因为过早投资于那些估值还没下降到正常水平的企业而面临风险，即便这些风险投资机构能安全的存活下来，当危机逐渐过去，某些行业出现转机时，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再投资。
2.2国家相关政策影响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风险投资行业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不健全，风险资本的需求与供给、风险投资机构、中介机构和退出渠道等方面都得不到相关法律的指导和规范，因此风险投资行业还没有发展成为真正的以市场为主动的行业，所以我国政府的一些文件指示就成为了我国风险投资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政府部门相关政策的是否有利关系到了风险投资行业的兴衰。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持有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的106号文限制了私募股权投资对于很多高科技项目的投资，而国家六部委颁布的10号文件则规定：境外上市公司必须在设立SPV(特殊目的公司)审批核准后一年内完成资金接受和回流的全过程，这就意味着红筹模式今后要至少多花2-3个月的时间。今年8月底证监会出台了142号文，指出那些合伙制企业支持的公司不可以上市。这三大法令直接影响到了风险投资的退出问题。此外，次贷危机之后，国家对风险投资的监管和控制也会比以往更加严格。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出现，经济自营商、对冲基金、私人股权集团、结构投资工具与渠道、货币市场基金以及非银行抵押贷款机构等，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这次危机中也起到了推动危机不断恶化的作用。因此，我国势必吸取美国的教训，对国内风险投资行业这种新型资本市场进行严格监控。
3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应对措施
3.1与资金雄厚的风险投资机构合作
由于目前国内的金融市场相对较为安全，众多国外的风险投资机构准备进入国内市场，这就给本土风险投资带来了与国外先进风险投资机构合作的机会。通过与国外的风投机构进行合作，可以获得稳定的资金支持，不会出现资金断裂的情况。即使面临较为低迷的证券市场和萧条的国内经济，不能获取短期的财务回报，但从长远战略来看，这对本国风险投资有强大的促进作用。
3.2重新审视退出问题
由于全球证券市场的低迷，国内IPO审批难度的增加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的颁布，使得风险投资的退出问题日趋严重。因此风险资本必须适当措施才对待退出问题。首先，退出机制可以从传统的IPO改成借壳上市形式，这虽然在证券市场上没有先例，而且程序也比较复杂，但这不失为一种方法。其次，如果该风险投资下有上市公司，可以把风险投资集团的一部分资产注入到上市公司中，然后将其持有的股权互换，将自身持有的变成上市公司的可流通股份。最后，当退出受挫时，风险投资可以选择延期退出。面对萧条的二级市场，即使可以IPO成功，也对企业的成长不利，所以可以将重心转移到将企业做大做强的方向上来。3.3积极寻找反周期行业、获取投资机会
我国宏观经济已经开始进入一个紧缩周期，但市场上仍然存在一些反周期行业。这些行业在恶劣的宏观经济环境中依然保持良好稳定的增长。风险投资应放弃传统的热门行业，积极准确的评估新项目，寻找适合的投资机会。
由于传统的风险投资热门行业TMT受外部金融环境、经济周期的影响较大，因此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风险投资开始倾向投资于非TMT行业。例如对经济周期变化不敏感的新能源行业、医疗健康行业、教育培训行业。2008年第三季度，当传统行业投资额一直下降，而北美、欧洲、中国和印度以风能和太阳能为代表的清洁技术领域总获投资26亿美元，环比增长17%，同比增长37%。而我国的医疗健康业也开始得到风险投资的重视。2008年第三季度投资在医疗健康业中的案例数大幅度增加，在总案例数中占的比例也同样增加。而仅在十月份，投资在医疗健康业的案例数达到了4例，接近整个第二季度的总水平，并且占到了总投资案例数的16%，属于历史最高。越来越多的风险投资转向了此类行业。在此类行业中，风险投资如果能做到准确估值，选择科技含量高、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还是可以在将来获得较高收益的。
3.4与政府的创业引导基金进行合作
2008年10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指导意见》，创业引导基金是由政府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策性基金，主要通过扶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该引导基金本身不直接从事创业投资业务，政府可以看成是一个特殊的LP(有限投资人)，因此风险投资基金可以通过与当地政府创业引导基金的合作，在获得一定资金支持的情况下，还能发掘出当地具有投资价值的项目。但这对于风险投资对来，也存在一定的挑战。风险投资与当地政府合作时存在双方的博弈。首先是双方主要目的区别，政府引导基金的首要目的是合理引导资金流向，促进当地产业进步，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而风险投资首要目的则是获得最大财务收益。无论企业出于哪个阶段，只要符合政策要求，政府引导基金便会参与进来。而风险投资则不倾向于投资过分早期的项目。有的时候风险投资会为了战略上的安排，将15%-20%投资于早期，60%投资于中期，20%投资于Pre-IPO项目，双方可能在投资阶段选择上会存在矛盾。政府引导基金旨在促进当地产业发展，一般都会规定资金必须投资于当地产业，而风险投资则没有地域的界限，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收益最大的项目，这也是相互冲突的一方面。最后，政府引导基金纳入公共财政考核评价体系，考虑的是政府的绩效以及社会效应，同时为了扩大影响力，政府往往希望跟尽可能多的风险投资进行合作，而风险投资则适合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鉴于风险投资与政府引导基金的众多不同，风险投资在选择合作方不能为了短期利益忽视评估与审查，必须做到合作关系有利于自身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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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乐嘉.我国风险投资的现状及对策初探[J].时代经贸，2008.
关键词：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证券市场风险；独立客观相似机制；模仿从众传染机制。
1.引言
证券投资决策的核心问题是证券本来的收益和风险。证券未来的收益充满不确定性。投资证券的风险可以界定为，在给定情况和特定时间内，证券本来可能的收益间的差异。如果证券未来收益仅有一种结果是可能的，则其收益的差异为0，从而风险为0.如果证券本来收益有多种结果是可能的，则风险不为0，这种差异越大，证券的风险也越大。
产生和影响证券投资风险有经济、政治、道德与法律诸因素。就经济方面而言又可以分成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购买力风险以及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等。对证券市场来说，上述风险大致可分成内生风险和外生风险两类。市场风险就是内生风险，它仅仅由证券市场内在机制引起证券本来可能的收益间的差异。其余风险可归入外生风险类，它由市场以外的因素引起证券本来可能的收益间的差异。
本文试图从证券投资主体处理信息的角度研究证券投资市场风险形成的市场内在机制。
2.预期和决策
在有效的证券市场中，证券市场价格的调节对所有新的、公开的信息能作出迅速反应，其信息集合除包括市场本身的客观信息外，还包括公开的证券市场相关的场外客观信息。简而言之，有效的证券市场中，所有场内外相关客观信息都能在上市证券的价格中得到充分迅速的反映。因此，通过证券市场价格计算的证券收益同样能够充分迅速地反映所有证券市场场内外相关的客观信息。
投资主体处理信息的过程通常总是通过证券收益客观信息的识别，获得证券未来收益的预期信息，提取证券投资的决策信息，然后选择证券投资行为。
根据证券投资主体预期形成模式的差异，可以将预期分成理性预期和有限理性预期两大类型。
理性预期是利用最好的经济模型和现已掌握的信息所得出有关证券未来收益水平明确的预测。其中包括不直接研究证券市场价格涨落，而直接研究证券市场所有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通过博弈模型进行证券本来收益的预期。
有限理性预期指证券投资主体不采用经济模型，凭借各自证券投资的经验或者参考其它证券投资主体的预期信息、决策信息和投资行为对证券未来收益的经济预测。
类似的，根据证券投资主体决策形成途径的差异，将决策也分成理性决策和有限理性决策两类。
理性决策是证券投资主体通过合适的证券投资决策模型或者通过证券的技术分析，然后选择投资行为的证券投资决策。
有限理性决策是证券投资主体不采用证券投资决策模型，也不采用技术分析，仅凭借各自证券投资经验或者参考其它证券投资主体的预期信息、决策信息和投资行为所进行的证券投资决策。
证券市场中，完全不考虑证券未来收益水平和变动趋势的完全非理性证券投资主体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本文研究的证券投资主体在信息处理的预期和决策两个环节中都具有理性或者有限理性。
3.两类证券投资主体
具有理性的证券投资主体在信息处理两个主要环节上是通过经济模型或者技术分析独立获得理性预期信息和理性决策信息，然后独立选择证券投资行为。故称他们是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
具有有限理性的证券投资主体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如果在两个主要环节上都是凭借自身证券投资经验获得有限理性预期信息和有限理性决策信息，然后，独立选择证券投资行为，他们也是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如果，至少在一个环节上，参考其它证券投资主体获得有限理性预期信息或者有限理性决策信息，模仿其它证券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选择自身投资行为，称他们是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
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可能采用相同的经济模型或者相同的技术分析，也可能凭借各自相似的证券投资经验，导致其证券投资行为产生客观相似的效应。
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基于自身认知的内涵、认知的结构和认知的层次以及投资的经验。投资的偏好和投资的心理的局限，不足以从客观信息中独立获取证券未来足够的预期信息和独立提取选择投资行为足够的决策信息，或者对各自预期信息和决策信息的置信程度不足以独立选择投资行为。他们不得不通过参考其它证券投资主体的预期信息、决策信息和投资行为，以便获取各自足够的预期信息，提取各自足够的决策信息，或者达到选择投资行为足够的置信程度，客观上模仿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进行证券投资。因此，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产生模仿的效应。
模仿型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比独立型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客观上非理性含量更高一些。通过社会心理和认知心理分析，特别是证券投资博奕分析可以得到，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模仿选择的投资策略是随大流的从众策略。
综上所述，在有效的证券市场中，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可能存在客观相似性，而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必定存在模仿从众性。
4.形成风险的市场内在机制
在有效的证券市场中，上市证券的价格能充分迅速地反映证券市场所有场内外相关信息。所有证券投资主体都能任意地、不断地获取有关上市证券价格、涨跌幅度和交易量的客观信息。因此，在有效的证券市场中，所有证券投资主体的客观信息是对称的，证券市场的竞争对所有证券投资主体是公平的。
面对客观对称的信息，两类证券投资主体预期形成的模式和决策形成的途径具有较大差异，导致其证券投资行为对未来证券市场价格的波动产生不同的作用，从而对投资证券未来收益的波动也产生不同的作用。因此，两类证券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对证券未来可能收益间的差异产生不同的作用。如引言所述，证券未来可能收益间的差异就是投资证券的风险，两类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对证券市场风险产生不同的作用，他们就是形成风险的市场内在机制。
若两个具有限理性的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通过相同的经济模型或者相同的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独立获得各自的理性预期信息和理性决策信息通常是大致相同的。
若两个具有限理性的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凭借各自的投资经验大体相同，他们独立获得的有限理性预期信息和有限理性决策信息也大体相同。
上述情况下，两个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间便具有预期信息和决策信息的对称性，通常其证券投资行为对投资证券的市场风险形成产生客观相似的作用。否则，两个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的预期信息和决策信息是非对称的，其证券投资行为也不尽相同，对投资证券的市场风险形成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桑塔弗研究所（SFI，SantaFeInstitute）通过计算机模拟完全由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组成的股票市场发现，股票市场价格波动，股票未来可能收益间的差异，即证券投资风险和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投资行为的客观相似程度及其变化速度有关。
综上所述，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投资行为的客观相似性是证券市场风险形成的一种内在机制。不妨称为独立客观相似机制。其客观相似程度以及所持资本资产结构的变化速度达到一定水平时，投资证券的市场风险会被成倍地放大，导致证券市场出现复杂现象，价格大幅波动，交易量增加，泡沫形成，甚至累积成危机。正如桑塔弗研究所模拟的股市一样。说明形成市场风险的独立客观相似机制是证券市场内在的非线性机制。
面对客观对称的信息，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各自独立获取的预期信息和独立提取的决策信息，通常是非对称的。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需要参考其它证券投资主体的预期信息和决策信息，以便选择各自的证券投资行为，他们的投资行为就会或多或少地模仿其它证券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也就是从众选择各自证券投资行为。这种模仿从众行为会在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间传染蔓延，他们个体的有限理性投资行为演化成证券市场整体的非理性投资行为，证券市场价格的波动被成倍地放大，导致证券市场价格极度剧烈地波动，证券未来可能收益间的差异大幅度增加，证券市场风险增大，甚至风险累积成为危机。
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投资行为的模仿从众性是证券市场风险形成的另一种内在非线性机制。不妨称为模仿从众传染机制。
5.结束语
是什么驱使投资者投资不同的领域，比如房地产、股票、债券以及其他的许多风险投资？为什么他们选择在美国或者在欧洲等不同地区进行投资？为什么他们应该来或者不应该来投资？他们应该来中国投资吗？有些人从全球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将引导大家纵览风险投资企业的发展历程，并对各国的风险投资情况进行一个国际性比较。
我先提一个问题：“什么是风险投资？风险投资的核心是什么？什么是风险投资的基本原理？”我想先听听你们的回答。
“我认为风险投资是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一位女同学回答道。
“这是其中的一个答案。我每次在中国或者在亚洲国家问这个问题，得到的90％的答案是‘投资、投资，回报、回报’。但对我而言其真正的原理是完全不同的。纯粹的风险投资是关于成长型企业的建立，是在中国的国内市场或从一个全球的范围建立盈利性的企业，最终获得可喜的与其高风险相对应的高回报。而风险资本只是使这些企业开始运作的前提条件，一旦风险投资企业建立起来，就要考虑其它各方面的因素。
风险资本的产生源自五个方面因素：分别是经济环境（包括人才、技术、货币稳定性、基础设施、政治稳定、竞争力、创造力和经营成本）、财政因素（包括一般税收原则、税收激励、国际税收协定）、文化因素（包括教育水平、权益资本所有权、风险厌恶程度、合作行为）、法律制度因素（包括投资来源、资金结构、劳动法、专利权、股票和期权、破产法、退出途径等）以及中介机构（例如银行、人、有关专家、律师、会计师等）。也就是说，一些外部因素会影响风险投资的运作，但是政府能够采取相应的措施，这就是财政政策和法制环境在起作用。我们再看看整体经济环境，意味着你即使拥有很多钱，但如果纳斯达克指数暴跌，也就是如果经济环境很糟，那么风险投资也很可能失败。社会对风险的接受程度也是很重要的。我举日本为例。日本是世界经济最强的国家之一，但它的风险投资运作情况真的非常糟糕，所占比例非常之小。为什么会这样？有两三个原因可以解释。第一个原因是日本人非常厌恶风险，因为他们很爱面子，对风险的接受能力小。第二个原因是如果一个日本人生意失败，或者没有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将对他们的余生产生不利的影响。而风险投资意味着要冒很高的风险，要非常“勇敢”。其他方面是关于教育与培训，
这五个因素围绕风险投资的主要方面，它们之间也相辅相成。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同时完美地满足这几个因素，即使满足了这些因素，一些国家的风险投资取得了很高的收益，而另一些国家的汇报率则非常低。
我们知道在中国有一些大的问题，比如在中国没有“纳斯达克”（即中国真正意义的中小企业板块市场），存在一些对于国际投资进出的法制障碍，这些结构性问题的存在，因此我不打算讲风险投资在中国的运作，而我在这里要阐述的是风险投资如何在最佳的经济、最好的环境中运行的。
主要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投资者——国际风险投资流量与绩效；二、风险投资企业——国际化与技术；三、风险投资家——国际化挑战；四、机会与展望——马丁的水晶球模型。
首先，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对风险投资的成长会产生有利的影响。从图中可以看出欧洲大陆、英国、美国和日本2003年至今的各年经济增长率，印度的平均增长率为5％，而中国高达8～9％，在部分沿海地区甚至达到了12～16％。投资者首先考虑的就是GDP。我们来展望一些未来20～40年世界各国的GDP增长情况。到205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排在全球第一位，美国第二，印度第三，日本第四，巴西第五，俄罗斯第六，这意味着今天的G6集团中将来只有两个国家能够继续处在经济前六强中，它们是美国和日本。其他几个经济强国将被新兴的国家所替代。记住，投资者总是在寻找哪里是成长型的市场。中国的GDP将从现在起任一时刻超过英国，在2008年左右超过德国，2015年超过日本，一切顺利的话，将在2040年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印度、巴西、俄罗斯这些国家也将在2040年左右超过现在的G6集团其他成员。因此到2050年世界经济将有一个大的转变。如果我是投资者，我将寻找每一个经济增长的角落。
第二，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良好，许多企业都能获得利润。在2001年世界经济突然陷入低谷，企业利润为负，投资者没有钱，就不能购买机器设备，不能购买股票，不能对成长型的新兴企业进行投资，所以原始资本对于风险投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start-ups来说。在美国，如果一个企业有很好的业绩，获得高额的利润，该公司的市场价值就会急剧上升，也就是公司的每股收益上升。这意味着该公司有钱进行投资。比如他们把钱投资于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总之记住：强大的经济—高额的利润产生了高的企业市场价值，从而刺激资本支出。这对于成长型企业是非常有帮助的。
接着我们来看私人权益资本投资。在过去的25年中，美国有一个非常成熟的资本市场，这正是中国所缺少的。筹集的私人权益资本约有70％用于buy-out收购企业，上世纪90年代共有5500亿美元的私人权益资本，而80年代只有700亿美元。过去10年里，大约2500个基金共筹集到超过1万亿美元的资金。在达到2000年的最高水平后，无论是收购还是风险投资，资金筹集水平又回落到96－97年的水平。
记住，美国有着50年的企业收购的经验，而欧洲进行企业收购的历史较短，亚洲就更不用说了。
可以看到，2003年，美国筹集到的所有资本中，有86％是在美国国内筹集到的，14％来源于国外（其中，来自欧洲的占9.1%，亚洲3.2%，其他地区1.9%）。欧洲筹集到的资本有72％来自欧洲境内，28％来自欧洲以外国家和地区（其中22.1%来自美国）。来自欧洲的资金大部分也是用于欧洲境内，不是进行风险投资，而是用于企业收购。因此欧洲的风险投资企业并没有很好的业绩。有趣的是，以色列有90％的资本来自国外，主要是美国，占55％，来自亚洲的在上升，占20％，来自欧洲的占15％。这些资本主要投资于技术部门，因为以色列以其强劲的技术水平而闻名。亚洲有63％的资本来自亚洲内部，37％来自亚洲以外，主要是美国。
许多机构投资者（养老基金、保险公司、一些大银行等）将大部分资金投资于房地产、股票、债券，较少投资于私人权益资本。私人权益资本的全球分布情况是：美国始终所占比例最大，2003年占到了全部资本投资的7.8%，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欧洲从1999年的2.5％开始，到2001年的3.6%，再到2003年的4.0%，其增长趋势显而易见。我们预计到2005年底这一比例美国为8.2%，欧洲达4.5%。亚洲用于私人权益投资的比重小的很，比如日本资本充足，但多亿养老基金的形式存在。
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很需要资金。因为随着世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中人”的养老负担大大加重。因此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要寻找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机会。
美国的风险投资和企业收购都占较大比例，而欧洲的企业收购占大部分，风险投资则比例较小。在公开市场上，无论是房地产投资、固定收益证券投资还是股票投资，每种投资最高25％的收益并不比其最低25％的收益高出多少。但是在私人市场上，无论是企业收购还是风险投资，其最高25％的收益远远高出最低25％的收益。有如此大区别的原因是：在公开市场上，信息容易获得，投资者能进行很好的分析，而在私人权益市场上，投资者要进行的是建立风险企业，一切从零开始，三、五个合伙人进行长达几年的合作。在这过程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来把企业做得更好，每个投资者都想获得最高25％的收益。
我们再来看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在中国，没有纳斯达克，没有二板市场。而在欧洲，把所有的技术板块的股票加总起来，其规模还不到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份额的一半。问题在于，欧洲市场缺乏专业人员，没有技术基础，他们不了解市场的活跃程度，我记得4年来在瑞士只有17支股票上市。亚洲也有类似的问题。我认为，欧洲要有一个纳斯达克，美洲有一个，亚洲有一个，这三个纳斯达克市场要有相同的透明度，相同的上市要求，从而吸引国际投资者。我相信今后几年里，唯一能够有自己独立的纳斯达克市场的国家就是中国。因为中国跟美国一样有足够大的市场，允许强大的跨国公司和一些新兴的企业进入，但这需要几年的时间。建立这样的市场需要获得投资者的信任，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并且中国要想吸引众多的国际资本，必须要建立一个国际通行的市场标准而不是其自身的标准。欧洲和亚洲的二板市场为风险投资企业提供了一个退出途径。但如果公开市场选择有限，则另外有一个退出机制就是被其他企业兼并。如果只有一个退出途径，没有竞争，这意味着市场价值和股票价格就会很低。但股票市场和兼并这两个途径并存，就会有竞争，就能推动风险企业的价值上升。由于中国没有纳斯达克，中国的地方风险投资企业在竞争上就处在劣势。因此其解决办法就是对欧洲和亚洲的成长型股票市场进行合并成立纳斯达克板块。
接下来，这几张图表把美国与欧洲的IPO以及M&A的情况做了一些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市场的波动性较强，而欧洲市场则表现的相对平稳。我们再来看风险投资在过去十几二十年发生了几个大的变化：一是高科技企业更加全球化，它们主要集中在无线电、半导体、电子通信、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等领域。你可以在中国建立，然后在欧洲或者美国上市退出，这无关紧要，因为全球的标准是统一的。另一个变化是技术的流动性，资金的流动性，也就是过去10年里资金的流动更加全球化。第三个变化是人口的流动性增强。比如有很多中国人与印度人到美国留学、工作，获得了很多技术、营销、管理方面的经验，再回国创业，推动经济增长，这种力量是很强大的。当市场竞争变得更加激烈时，决定企业成败的不是技术，不是生产的产品，而是非常准确的消费者行为分析和定价策略等营销行为。这正是中国的中小型技术企业所要做的。
中国的高科技中小企业大多是在当地融资，这不是不可以，但如果它们走出中国到世界各地融资，则企业的规模和收益都能够翻番。而到国外融资最成功的要数以色列了。以色列是一个小国，人口只有600万，但以色列技术十分先进，也是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在美国拥有最多上市公司的国家。原因之一是以色列没有国内市场，那些企业在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目标定位于要国际化，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大公司竞争。
一般来说成立5至10人组成的小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非正式的投资，主要来自家庭、朋友与政府的支持，这部分占到了92％；另一部分则是正式的风险资本投资，只占8％左右。但是以色列的风险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比例达到35％这么高，而中国则是另一个极端，风险资本只占0.8％。
对于前景良好的成长型中小企业，风险投资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在R&D上进行较多投资的企业，其回报将比一般企业高出2至3倍。而且小企业更灵活，发展也更迅速。
这里有一份2004年各国风险投资总量的数据，美国212亿美元，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紧接着的是加拿大、以色列和英国，中国以12.7亿美元排在第五，而在四五年前中国的风险投资排在很后面。我的预测是，在未来两年内，中国的风险投资规模将超过英国、以色列甚至加拿大而居世界第二。但这不意味着日本和欧洲在技术上不先进，只是融资结构和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不同。比如欧洲人福利好，不喜欢冒险搞风险投资。
还有一份2004年风险资本全球直接投资流量的数据。美国87％的风险资本投资于本国的新兴成长型中小企业，13％投向欧洲、以色列等地；欧洲有25％投向境外，以色列14％，亚洲26％。为什么亚洲投资海外的比例这么高？一个原因是投资报酬率最高的国家是美国，因为其利润很高。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于美国的风险企业，可以学习美国风险投资企业是如何运作的。
再来比较一下美国、欧洲、以色列的风险投资合作情况。美国风险企业平均87％投资者来自本国，10.4％来自欧洲；欧洲的风险企业也有87％的投资者是来自境内，12.9%来自美国；而以色列风险企业的投资者来自美国与欧洲的分别占到26％和15％左右，使得这些企业易于国际化发展。这给中国的一个启示是：如果中国的风险投资企业不试图与美国、欧洲和以色列的投资者合作，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是很艰难的。
要想走向世界，风险企业面临许多两难选择。它们遇到的问题有：本企业只在当地或者国内发展，还是向另一国家或者全球化进军？如果选择国际化战略，是在企业发展的初创期或者早期，还是选择在后期或者平衡阶段？是选择单一的部门发展还是多元化发展？是雇佣当地的员工还是本国自己的人员？是采用单一投资者还是辛迪加策略？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总之，把前景良好的风险企业引向国际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强的管理能力、更多的沟通与交流，这就需要更大的成本来进行。
风险投资要获得成功传统上需要的三大因素是：丰富的操作经验、实体因素相似、地域经验。而在全球环境下风险企业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一些新的条件，即建立全球性关系网。首先要对文化差异非常敏感，还需要更紧密的国际性执行网络和认知网络。当然，成功的风险投资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人力资本。那么风险投资家必须具备的能力有哪些？第一，善于倾听；第二，招募顶级管理人员的能力；第三，优秀的分析技巧；接下来是深谙指导、咨询和建议；沟通技巧；战略计划；劝说技巧；企业家关系网；团队精神；特定的产业知识；获得融资的能力；营销技巧；技术；金融知识；会计知识；等等。
风险投资能给企业带来哪些价值增值呢？对来自美国、欧洲大陆、英国和以色列的350个初创的初创成长型企业的调查表明，战略发展排在第一位。此外还能在吸引顾客、引进战略联盟、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等方面获得很大好处。
在美国，风险资本投向高科技企业在2000年达到顶点（7350万美元），这里有一个泡沫。2001年就急剧下降至3230万美元，2003年只剩下1540万美元。再做一个国际性的比较：风险投资投向高科技领域的比例为：欧洲为42%，美国为84%，以色列高达97%，中国台湾为73%；2003年中国的这个比例为48%，但不包括利用外资的部分。这里中国与欧洲比较类似。
高科技风险投资企业退出的途径有IPO和兼并收购（M&A）。从2001年至今，95%～98%的企业通过兼并收购来退出。尽管选择IPO方式退出的企业所占比例很小，但其实现的价值在2003年却占到了30%以上。因此，选择IPO进行退出更能创造企业价值增值。
风险投资企业通常在地理上有群集效应。例如，在美国的硅谷，生产半导体的风险投资企业位置非常接近。而且它们都和学校、法律公司的距离也很近。
董事会管理和公司治理对于想要走向国际的风险企业来说是一个关键问题。尤其在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不是很健全，需要在这方面有所改善。
风险投资在欧洲发展的机遇很多，但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其缺乏商业化运作的能力。许多技术是在大学实验室里产生的，由于各种原因，教授们获得了专利权，却不愿意把它商业化。解决办法是将这些专利权通过一些政府机构，把使用权转让给企业，交由市场进行商业化运作，从而获得最大的收益。
从2002与2003年美国和欧洲最杰出的5家风险投资企业可以看到，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平均都有25年的存在历史，丰富的风险资本运作经验，数量多、范围广的技巧，多数集中于美国市场，充足的交易信息来源，较好的退出途径，等等。
如果你想从国外对风险企业进行融资，这里有几个资金的选择标准№一是私人权益资本的投资经验，二是具备持续性的追踪记录，三是投资战略的相关技巧，四是具体的操作经验，还包括创建交易的能力、团队合作时间长短、融资技术等方面。我在中国曾问过许多风险投资企业它们是怎样运用资金的，许多企业的回答是：你也知道现在生意不好做，我们就把钱投向了股票市场！但问题是现在中国的股市持续暴跌。这样就损失了今后用于投资的资本。风险资本不知道往哪里投，我想这就是中国市场的结构性问题。
论文关键词：金融市场；投资；
论文摘要：通过分析美国资级房贷危机始末，揭示了国际投资市场的风险，并提示了投资者投资时需保持清醒，理性投资。
1信贷紧缩仍未解决，金融市场恐慌依旧
像万圣节前夜狂欢的年轻人攫取所有的糖果一样，投资者花费几年功夫以高收益债券和贷款的方式来获得最大利润。这场狂欢随着八月的信贷紧缩震撼收场了，与此同时投资者顿悟这些高收益的乐事并非他们所认为的那样物有所值。然而两个月以来，信贷市场仍旧表现得明显疲弱。
10月24日，美林公司公布由于该投资银行84亿美元的巨额资产冲减，使其出现了六年来的首次季度亏损。对更多此种损失的担忧已令多个市场如履薄冰。在本周一次会议上，前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阿兰格林斯潘表示：“目前我们处在恐惧当中。”
在投资者消化他们过度获利的同时，最大的问题在于是否目前的恐慌情绪只是暂时的，还是这种萎靡状态将会更加持续不振。这主要依据美国房地产市场崩溃的结局如何。如同里面有蛆虫的太妃糖苹果，债券市场受到与其相关联的美国次级房贷危机的传染。那些给虚假借款人的贷款已经被打包胡乱塞进称之为结构性产品的热门融资工具里，要甄别他们证明是十分困难的。
但也很明显，金融体系并非其看上去那样健全。传统观念认为把债务分解成为若干结构产品的方法可以分散风险从而降低风险，特别是对银行业。结果银行从前门化解走的风险又从后门潜入。这是因为结构性资产的新所有者不是银行的大客户就是已经向银行借过款。
此外，结构性融资对杠杆作用和非流动资产的依赖使其有危机倾向。被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一家基金管理集团)的保尔麦考利称之为“影子银行系统”的一些新载体，比如对冲基金和一些管路，它们高度依赖借入资金或杠杆作用。同时这些载体也被那些提供巨大回报的非流动资产所吸引。但当多个市场发生转变时，这些载体就像被挂在了一个钩子上，它们被迫清还借债但是发现很难售出资产。如果它们接受最低的价格，他们也许会破产。这就是为什么看似是资产流动性的问题结果或许是偿付能力中的某一难题。
在许多方面，结构化债务萎靡不振源自一些机构的杰作，尤其是中央银行。他们关于温和的通货膨胀，趋于缓和的经济衰退以及随时拯救金融危机威胁的报告鼓励了投资者去冒险，特别是鼓励他们向信誉不佳的借贷者放贷和对非流动资产投资。这种趋势能够自我增强。当高风险的借款人发现很容易获得贷款时，他们不太可能破产，这使得借贷者显得风险不大。当众多的投资者购买非流动性资产时，贸易量增加了，又使得这些资产似乎更具流动性。
借贷去投资于高收益或高风险的资产是“套利交易”的一种形式。这是通常称为结构性投资载体(SIVs)和管路的匿名机构所采取的策略。他们短期借贷，转而将高收益处的盈利时常投资在与大量贷款相关联的复合产品中。借贷与投资间的差额就是他们的利润。这种资产向投资者提供了额外收益，以弥补其非流动性造成的损失。
高收益和非流动性资产也吸引了资金管理领域正在崛起的对冲基金。由于他们收取高额的费用，所以对冲基金需要赚取大笔总收益来分配给客户体面的净收益。
金融市场的史学家心里将非常清楚结构性投资载体和一些对冲基金所做的实际上是行业内最老套的策略：短借长贷。这种策略有赖于投资者拥有持续融资或售出资产（以体面的价格）的能力。当平衡的一方出现问题，另一方就会出错。一般而言，如果投资者没有能力获得资金那么将几乎没有买家愿意购买资产。
一切问题在八月份适时地发生了。信贷和货币市场都被冻结了，此时在股票市场，已经运行数年的计算机驱动交易模式突然失灵了。同时，清晰地表露出现代金融系统对风险的化解远非人们认为的那样成功。
许多可疑的资产的确被对冲基金所持有。但多数对冲基金从银行获得资金并且其中60%的资产由三家主要的经纪人所把持(他们都是大的投资银行)。另外,对冲基金拥有和银行交易柜台同样的资产。这就意味着当对冲基金被迫售出资产时,交易柜台很可能有资金损失。
2厌食模型
难道银行和对冲基金没有雇用数学天才开发高尖端的模型来控制这些风险吗？他们做了,但是他们有项艰巨的任务。风险管理的标准统计方法是基于“钟型曲线”或正态分布的,其中绝大部分结果位于中间而极少位于两极端。当投资者谈到“九个标准偏差事件”时，他们所指的正是钟型曲线。但是金融史充满了泡沫及其破灭，证明那些极端事件或所谓的“肥尾”现象出现的频率远比钟型曲线预测的要多得多。
在肥尾现象中很难监控所承受的风险大小。众多银行使用一种“风险价值法”，它以测度以往波动为基础，用来说明一项投资组合也许要面临的每日最大损失。这需要交易者在波动率上涨时斩仓。但如果所有的交易者都试图照做,那么波动率将会上升得甚至更高，完全超过模型所表明的界限。
投资者也会面临同样的困惑，他们要依据每日的市场成交量来控制仓位。理想的情况是交易量很大，这样他们就无需转移不利价格而出售资产。时机不错时成交量通常很高,但时机不好时,成交量就不存在了。
这就表明模型应当建立在流动性会一夜消失的假设基础上。但除了涉及复杂的数学计算外,那也可能产生另一个困难。在短期，那些使用传统模型的机构可能会承受更大的风险，为客户赚取更高的利润。而持谨慎态度的公司可能会失去业务，眼看着明星员工被别家能够支付更多红利的公司诱惑走。直到危机出现,持谨慎态度的公司被证明是对的,但一切都太晚了。
全世界仍在收拾这个烂摊子。本周，苏格兰皇家银行参与了同Cheyne资本管理公司就其步履维艰的结构性投资载体的专门会谈，该公司运营的结构性投资载体资产达66亿美元，此次会谈可能会导致再次融资。
在更大范围内，计划设立1000亿美元的救市基金，称其为超级结构性投资载体。有四家美国银行支撑的超级结构性投资载体计划从那些没有银行背景被称为“孤儿结构性投资载体”手中收购资产。假如突然间被迫甩卖所有资产，这些孤儿结构性投资载体就会引起价格暴跌。那将迫使其他投资者资产负债表估值缩水,从而使危机加剧。
无论发生何种情况，这一策略将能否解决问题还不清楚。特别地，希望超级结构性投资载体将能够通过确定基金资产的市场价格来提升信心。然而,超级结构性投资载体旨在从其他结构性投资载体手中仅购买最优质的票据，对其余被婉称为“有毒垃圾”的资产绝不染指。此外,超级结构性投资载体似乎包含了矛盾。
那引起结构性投资载体和管路到底是否应该存在的疑问。CQS的一名对冲基金经理MarkBenson说:“还不清楚结构性投资载体和银行管道的这种商业模式在目前的结构形式下是否可以幸存。”
由于前景不明朗,投资者仍将持续紧张不安。在10月19日这一天，高收益债券违约的保险损失增长到自七月末以来的最高数额。而那些高收益借贷者所支付的差额（额外利率）仅比紧缩高峰时期低大约0.5%。
3保持清醒，理性投资新晨
美林公司第三季度的惨重损失暗示以后或许有更多麻烦。与其他那些早先做出了报告的华尔街银行不同，它的报告结果包含九月份的一个困难时期。这就表明那些银行的第四季度报表数字也会很糟糕。许多涉及被评定为3A“顶级”证券的资产减值暗示即便最优质的结构性产品也不是很好。
论文摘要摘要：通过分析美国资级房贷危机始末，揭示了国际投资市场的风险，并提示了投资者投资时需保持清醒，理性投资。
1信贷紧缩仍未解决，金融市场恐慌依旧
像万圣节前夜狂欢的年轻人攫取所有的糖果一样，投资者花费几年功夫以高收益债券和贷款的方式来获得最大利润。这场狂欢随着八月的信贷紧缩震撼收场了，和此同时投资者顿悟这些高收益的乐事并非他们所认为的那样物有所值。然而两个月以来，信贷市场仍然表现得明显疲弱。
10月24日，美林公司公布由于该投资银行84亿美元的巨额资产冲减，使其出现了六年来的首次季度亏损。对更多此种损失的担忧已令多个市场如履薄冰。在本周一次会议上，前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阿兰格林斯潘表示摘要：“目前我们处在惧怕当中。”
在投资者消化他们过度获利的同时，最大的新问题在于是否目前的恐慌情绪只是暂时的，还是这种萎靡状态将会更加持续不振。这主要依据美国房地产市场崩溃的结局如何。如同里面有蛆虫的太妃糖苹果，债券市场受到和其相关联的美国次级房贷危机的传染。那些给虚假借款人的贷款已经被打包胡乱塞进称之为结构性产品的热门融资工具里，要甄别他们证实是十分困难的。
但也很明显，金融体系并非其看上去那样健全。传统观念认为把债务分解成为若干结构产品的方法可以分散风险从而降低风险，非凡是对银行业。结果银行从前门化解走的风险又从后门潜入。这是因为结构性资产的新所有者不是银行的大客户就是已经向银行借过款。
此外，结构性融资对杠杆功能和非流动资产的依靠使其有危机倾向。被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一家基金管理集团)的保尔麦考利称之为“影子银行系统”的一些新载体，比如对冲基金和一些管路，它们高度依靠借入资金或杠杆功能。同时这些载体也被那些提供巨大回报的非流动资产所吸引。但当多个市场发生转变时，这些载体就像被挂在了一个钩子上，它们被迫清还借债但是发现很难售出资产。假如它们接受最低的价格，他们也许会破产。这就是为什么看似是资产流动性的新问题结果或许是偿付能力中的某一难题。
在许多方面，结构化债务萎靡不振源自一些机构的杰作，尤其是中心银行。他们有关暖和的通货膨胀，趋于缓和的经济衰退以及随时拯救金融危机威胁的报告鼓励了投资者去冒险，非凡是鼓励他们向信誉不佳的借贷者放贷和对非流动资产投资。这种趋向能够自我增强。当高风险的借款人发现很轻易获得贷款时，他们不太可能破产，这使得借贷者显得风险不大。当众多的投资者购买非流动性资产时，贸易量增加了，又使得这些资产似乎更具流动性。
借贷去投资于高收益或高风险的资产是“套利交易”的一种形式。这是通常称为结构性投资载体(SIVs)和管路的匿名机构所采取的策略。他们短期借贷，转而将高收益处的盈利时常投资在和大量贷款相关联的复合产品中。借贷和投资间的差额就是他们的利润。这种资产向投资者提供了额外收益，以弥补其非流动性造成的损失。
高收益和非流动性资产也吸引了资金管理领域正在崛起的对冲基金。由于他们收取高额的费用，所以对冲基金需要赚取大笔总收益来分配给客户体面的净收益。
金融市场的史学家心里将非常清楚结构性投资载体和一些对冲基金所做的实际上是行业内最老套的策略摘要：短借长贷。这种策略有赖于投资者拥有持续融资或售出资产（以体面的价格）的能力。当平衡的一方出现新问题，另一方就会出错。一般而言，假如投资者没有能力获得资金那么将几乎没有买家愿意购买资产。
一切新问题在八月份适时地发生了。信贷和货币市场都被冻结了，此时在股票市场，已经运行数年的计算机驱动交易模式忽然失灵了。同时，清楚地表露出现代金融系统对风险的化解远非人们认为的那样成功。
许多可疑的资产的确被对冲基金所持有。但多数对冲基金从银行获得资金并且其中60%的资产由三家主要的经纪人所把持(他们都是大的投资银行)。另外,对冲基金拥有和银行交易柜台同样的资产。这就意味着当对冲基金被迫售出资产时,交易柜台很可能有资金损失。
2厌食模型
难道银行和对冲基金没有雇用数学天才开发高尖端的模型来控制这些风险吗？他们做了,但是他们有项艰巨的任务。风险管理的标准统计方法是基于“钟型曲线”或正态分布的,其中绝大部分结果位于中间而极少位于两极端。当投资者谈到“九个标准偏差事件”时，他们所指的正是钟型曲线。但是金融史布满了泡沫及其破灭，证实那些极端事件或所谓的“肥尾”现象出现的频率远比钟型曲线猜测的要多得多。
在肥尾现象中很难监控所承受的风险大小。众多银行使用一种“风险价值法”，它以测度以往波动为基础，用来说明一项投资组合也许要面临的每日最大损失。这需要交易者在波动率上涨时斩仓。但假如所有的交易者都试图照做,那么波动率将会上升得甚至更高，完全超过模型所表明的界限。
投资者也会面临同样的困惑，他们要依据每日的市场成交量来控制仓位。理想的情况是交易量很大，这样他们就无需转移不利价格而出售资产。时机不错时成交量通常很高,但时机不好时,成交量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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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引起结构性投资载体和管路到底是否应该存在的疑问。CQS的一名对冲基金经理MarkBenson说摘要:“还不清楚结构性投资载体和银行管道的这种商业模式在目前的结构形式下是否可以幸存。”
由于前景不明朗,投资者仍将持续紧张不安。在10月19日这一天，高收益债券违约的保险损失增长到自七月末以来的最高数额。而那些高收益借贷者所支付的差额（额外利率）仅比紧缩高峰时期低大约0.5%。
3保持清醒，理性投资
美林公司第三季度的惨重损失暗示以后或许有更多麻烦。和其他那些早先做出了报告的华尔街银行不同，它的报告结果包含九月份的一个困难时期。这就表明那些银行的第四季度报表数字也会很糟糕。许多涉及被评定为3A“顶级”证券的资产减值暗示即便最优质的结构性产品也不是很好。
在资本市场得到不断完善的情况下，风险投资在国内也取得了发展。但就目前来看，国内风险投资管理存在着退出渠道不畅通、风险管理体制不完善和缺乏风险投资人才等问题，从而影响了金融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因此，相关人员还应加强资本市场条件下风险投资管理的研究，以便更好的促进资本市场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二、风险投资的相关研究
所谓的风险投资，其实就是创业者以知识密集和高科技为基础将资金投入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融资方式。在金融行业，金融风险投资又被称之为创业投资，伴随着不同程度的风险。但是，拥有较高的风险也相对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收益，所以风险投资管理将成为高新技术行业发展资金的重要获取方式。早在1946年，发达国家就出现了风险投资，而国内的风险投资则处在起步阶段。但是，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就开始研究风险投资问题。依据新疆实际情况，学者张文中（1999）提出风险投资应该以高新技术开发区及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基地，同时加强政策优惠的利用，从而进行持续不断的投资。同时，其认为内地可以成为风险投资退出的主要渠道，但是还需要尽快完成风险投资技术交易和产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在资本市场结构分析方面，郭建林（2007）指出风险投资市场需要打破行政区规划限制才能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完成由场外交易市场、主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构成的资本市场结构体系的创建。此外，近年来，也有学者对风险投资退出问题进行了研究，高如券（2009）就指出，需要通过完善市场配套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实现股权协议转让为风险投资提供退出路径。
三、基于资本市场条件下风险投资的问题
（一）组织形式与退出渠道
在资本市场条件下，国内金融行业的风险投资机构的组织形式明显过于单一，主要包含有限合伙制、信托制和公司制。目前，发达国家主要采取有限合伙制进行风险投资管理，但是国内采取的是事业型公司制进行风险投资管理，以至于金融行业主要需要依赖政府获得风险投资资金。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投资的项目选址和资金投向都会受到政府限制，从而导致不公平竞争在资本市场出现。此外，政府寻租行为也会随时发生，继而影响民间投资发展。而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则会导致政府出现营私舞弊行为，同时造成投资懈怠问题的出现。在风险投资退出方面，国内金融行业缺少畅通的风险投资退出渠道。在国外发达地区，政府将通过建立二板市场为风险投资提供退出渠道，比如美国的纳斯达克。但从国内情况来看，具有可行性的退出方式仅有股权转让，需要企业通过清算、兼并和收购将股权转让给第三方[1]。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国内通常采取场外协议转让和大宗交易方式进行股权转让，从而大幅度降低了风险投资人的资本得利。
（二）体制问题与资金来源
在资本市场条件下，国内风险投资明显存在着体制障碍。目前，金融行业的风险投资制度建设仍然未能完善，以至于资金、人才和技术等要素无法得到合理的利用，从而导致风险投资的激励和约束难以有效实施。在风险投资资金来源方面，国外的资金来源渠道具有多元化的特点，风险投资者可以通过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养老基金和商业银行等多个渠道获得风险资本。但从国内来看，金融行业的风险投资虽然已经注入了民间资本，而政府投入仍然为风险资本主要组成部分，以至于大多数从事风险投资的公司都是由政府主导创建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成为金融行业的风险投资主体，以至于风险投资市场只能在行政干预下运行。在这种管理模式下，不仅投资决策主体的产权将以明确，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也将产生信息不对称，继而导致风险投资的风险加大。
（三）风险投资的人才缺乏
作为高收益和高风险并存的行业，金融风险投资行业需要拥有综合素质较高的人才，才能够使投资风险和经济效益得到最大程度的控制。但就实际情况而言，国内金融风险投资行业缺乏足够的专业人才，很多机构的人员专业知识储备不足，并且欠缺业务技能[2]。同时，也有一些人员缺乏职业道德素养，从而导致金融风险投资行业蕴含了较大的道德风险，会给金融风险投资工作的开展埋下较多的安全隐患。而从事金融风险投资行业，从业人员必将时常接触巨额资金，所以容易因无法承受优惠而挪用投资基金或收受贿赂。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投资者较容易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同时投资者的名誉也将遭到严重损害。
四、基于资本市场条件下风险投资的模式
在资本市场条件下，金融行业采取的经营模式主要有混业经营模式和分业经营模式。而采取不同的经营模式，则会给风险投资模式的选择带来不同的影响。在德国，金融业采取的是混业经营模式，风险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为德国银行，而银行可以向非金融机构进行不超过总资产15%的股权投资。在这种限制下，德国风险投资资金来源受到了影响，从而导致其资本市场发展较慢，同时其风险投资退出也较为困难[3]。而美国金融业采取的分业经营模式，拥有较多种类的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产融结合中占据主要地位，所以其资本市场较为发达。在风险投资方面，采取的分散决策投资模式，即投资众多高新技术小企业。目前，美国金融风险投资拥有有利的金融环境，能够通过各类基金获得投资资金，并且拥有良好的投资退出机制。从国内金融业发展情况来看，目前采取的仍然是以政府资金为主导的风险投资模式，主要资金来源于政府和国企，只有小部分资金来源于民间投资和境外投资[4]。但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政府资金在风险投资中的主导地位已经开始逐步弱化，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在风险投资中的比重则在逐渐增加。因此，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国内风险投资模式将转变为以保险基金和养老基金为主的管理模式。
五、基于资本市场条件下风险投资的管理
（一）风险投资退出渠道建设
针对国内资本市场风险投资问题，还应尽快加强风险投资退出渠道建设，从而加强金融业的风险投资管理。为达成这一目标，政府还要进一步完善创业板市场的配套制度，并且积极引导创业板企业上市，从而建立畅通的金融风险投资退出渠道，以便帮助风险投资者顺利退出资本市场。在上市融资的过程中，创业板企业可以通过找寻已上市的公司进行资产注入，也可以通过购买部分股权控股以达成上市的目的[5]。此外，政府还要进一步进行股权转让协议和产权交易机制的完善，以便建立国内风险投资的外场交易退出渠道。具体来讲，就是在实现股权转让时，既可以利用自有渠道，同时也可以借助专业机构，从而帮助风险投资者尽快退出风险投资市场。
（二）风险投资体制建设
为加强金融业风险投资管理，还要建设适合国内资本市场发展的风险投资体制。一方面，为使风险投资的委托问题得到解决，可以利用信息传递或型号甄别功能进行外部信息的获取，从而对风险投资委托人展开客观评价。而通过建立风险投资运作机制，则能够使风险投资的逆向选择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解决，从而使风险投资者更加积极的参与投资项目的管理决策。所以，通过加强风险投资体制建设，能够减少委托的不规范行为，因此能够有效降低投资风险。另一方面，为降低投资失败带来的损失，可以建立灵活的股权制度，从而使风险投资者进行分阶段投资[6]。而该制度的建立，将能使风险投资机构和投资方的利益得到更好的协调，所以能够使风险投资的激励约束问题得到解决。
（三）政策扶持体系建立
为促进金融业的发展，政府还应该建立扶持体系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发展。首先，在税收方面，政府可以为风险投资者提供一定的税收优惠，比如通过减少投资者承担的税种帮助其获得更多的利益，从而鼓励风险投资者进行投资。从获利来源上来看，风险投资主要需要依靠资本增值，即需要通过股权转让获利。所以，政府可以调整有关税法，即通过减免资本利得所得税鼓励投资者的风险投资行为。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采取有力监管措施进行金融风险投资行业的监督管理，从而使该行业得以健康发展[7]。为此，政府需要充分发挥自身在金融风险市场管理的主导地位，加强对投机取巧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风险投资者的惩处，从而确保金融风险投资行业的秩序。此外，针对规模较小的风险投资企业，政府可以通过降低银行贷款门槛扶持其发展。
六、结论
总之，通过促进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将能为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融资渠道，从而使我国的经济科技实力得到提升。所以，相关机构和人员还应该加强对资本市场条件下的风险投资管理问题的认识，积极寻求对策解决风险投资问题，从而使国内金融风险投资行业取得更快的发展。
作者:王祉懿 单位:民生银行太原分行
参考文献:
[1]万幸.我国社保基金投资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析与管理[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12，02:53-57.
[2]邹辉文，周夕志.契约理论和实物期权在风险投资契约设计中的应用评述[J].金融教学与研究，2014，06:11-21.
[3]晏文隽，郭菊娥.不确定性条件下风险投资高收益的触发条件———以估值调整协议为视角[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2:22-26.
[4]贾正晞，杜纲，李娟.基于内部模型的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经济资本分配方法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2015，03:231-238.
[5]袁琳，陈凌云，何玉润.集团资金集中控制下的风险管理———基于大中型集团公司的案例分析[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3，02:40-49.
关键词：证券投资；市场风险；类型；控制；对策
引言
证券投资作为风险投资，风险主要的指向就是投资者的投资与预期相分离，证券投资的收益不具备确定性。证券投资的风险类型很多，其中市场风险是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的结合体。市场风险主要是指证券市场本身因各种因素的影响引起的证券价格变动风险。证券市场的变化很快，所有的变化都会影响供求关系。在证券市场的现实发展中，证券市场的冷热与政策和现实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风险也是体现证券市场价值的重要要素，没有风险，就没有利润，风险和利益并存是证券市场最为基础的特征。
一、证券投资风险的认定
风险主要是指事件发生后，其损失机会或损害的可能性、不确定性。证券投资中，风险和收益是一对矛盾结合体，有收益就有风险，二者存在内部的必然性。证券投资的风险可以运用科学的手段进行一定程度的预测分析，通过对对主客观风险、市场及经营风险等要素进行控制。证券投资在运行过程中处于动态的、复杂的交互性的选择过程，对市场的了解，对投资时机选择，对投资品种的确定，都是影响风险和收益程度的要素。一个证券在一定时期内收益率、收盘价、上期收盘价、单位红利及股息收入等指标产生的，都是需要在现实操作中进行评估和预测的，收益率的方差和标准测度是证券投资的重点。证券投资风险的分类标准是从多个方面界定的，根据风险构成可以分为系统风险，如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政治风险等，业包括相对应的非系统风险，例如企业经营风险、财务风险、操作风险等。根据操作角度一般划分为，选择风险和投资者风险。证券投资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股票、债券、衍生证券。
二、提高证券投资市场风险控制的对策
1、正确运用证券投资风险测的重点理论方法。从风险的定义来看，证券投资的风险是在证券投资过程中，投资者的收益和本金遭受损失的可能性。科学的测度理论是规避风险的重要手段，只有科学的理论，才能达到其控制目的。证券投资风险的理论主要是效用函数的概念，风险金测度模型，标准风险测度模型，随机优势选择模型理论，均值——方差测度理论。值理论，下偏矩测度理论，VaR测度理论，信息嫡测度理论等。在实际操作中，新的风险测度指标主要从定量、定性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三个方面提出，在定量测度方面，主要基于损失序列、紧迫程度、分布和频度进行风险测度；在定性测度方面，是投资者对某证券投资风险的定性判断，在投资市场上主要是指主观风险的评估问题；在系统测度方面，兼顾指标的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平衡单方测度可能产生的矛盾。
2、强化对风险的预测与控制。证券投资风险主要分为非系统风险的控制和系统风险控制。风险预测是为了更好地控制风险，证券投资风险的预测主要是计算出各标准时段内投资风险，形成风险时间序列，然后对其进行预测。预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这里使用组合预测的方法，使预测模型更具有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非系统风险，主要控制方式是确定各类投资的权重，实现投资的多样化，对风险本质的认识及测度指标的定义是风险预测和控制的基础。系统风险的控制主要方法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如股票指数、期货进行系统风险的控制研究，在确定多个证券的情况下，设定满足预期的约束条件，进而确定各类投资的权重，通过目标收益率与期望收益率进行比较，作为风险控制的分界线。设定股票投资组合即现货、股票指数期货、观测时期数，组合现货持有量，保证在一定预期收益的前提下，投资风险最小。现货与期货组合后的收益率可通过目标收益率、期望收益率及调整后的现货收益率计算得出，进而实现对风险投资的优化。
3、降低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干预作用。市场存在一定的缺陷，市场的自由调控作用难以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和优化，政府需要选择多种方式对证券市场进行调控，对证券投资实施法制建设和监管，并且把握调控的力度。在相关法律法规的参与下，杜绝证券市场中出现无序竞争的现象，证券市场具有复杂的经济体系它的运行和发展需要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实现对市场主体的调节和规范作用。有关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则发生变化，可能引起证券市场价格波动，使投资者存在亏损的可能，投资者将不得不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机构投资者具有信息、资金上的优势，个人投资者盲目跟从就容易导致投机风气的盛行，对机构投资者进行有效的培养，并有效发展证券投资基金，是证券市场健全的方式。如果能深入分析有关企业或公司的经营材料，并不为表面现象所动，看出它的破绽和隐患，并作出冷静的判断，则可有效回避经营风险。
4、规避市场风险的存在方式。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政府会改变发展证券市场的战略部署，出台一些扶持或抑制市场发展的初期，在社会经济比较繁荣时，市场风险来自各种因素，每种股票价位变动，其公司利润有保证，历史数据详细的分析，是要掌握趋势，了解收益的持续增长能力，了解其循环变动的规律。有的企业受其自身的经营限制，其股价出现不稳定状态，就要选择买卖时机，当股价低于标准误差下限时，可以购进股票，当股价高于标准误差上限时，最好把手头的股票卖掉。注意投资期，经济气候好时，股市交易活跃，经济气候不好时，股市交易必然凋零，不要把股市淡季作为大宗股票投资期，根据历史资料分析，正确地判定当时经济状况在兴衰循环中所处的地位。股市得变化对经济气候的反映更敏感，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风险，上市公司所处行业整体经营形势的变化，或者经营决策重大失误等，使投资者的交易委托无法成交或者无法全部成交，投资者将不得不承担由此导致的损失。证券产生影响的风险，它通常是由某一特殊的因素引起，与整个证券市场的价格不存在系统、全面的联系，而只对个别或少数证券的收益产生影响。
5、综合性风险的防范。综合性风险主要包括经营风险、购买力风险、利率风险。在现实生活中，所有企业都受全局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在购买股票前，要认真分析有关投资对象，与那些经营状况不良的企业或公司保持一定的投资距离，在购买股票前，要认真分析有关投资对象，研究它现在的经营情况以及在竞争中的地位和以往的盈利情况趋势，如果能保持收益持续增长、发展计划切实可行的企业当作股票投资对象，较好地防范经营风险。在规划和政策既定的前提条件下，政府应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管理手电引导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在通货膨胀期内，应留意市场上价格上涨幅度高的商品，从生产该类商品的企业中挑选出获利水平和能力高的企业来。周期波动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常见的现象，我国经济在年度间的频繁波动是一种随机波动，尽量了解企业营运资金中自有成份的比例，利率升高时，会给借款较多的企业或公司造成较大困难，从而殃及股票价格，而利率的升降对那些借款较少、自有资金较多的企业获公司影响不大。由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给投资者带来实际收益水平下降的风险，它是与整个股票市场或者整个期货市场或外汇市场等相关金融投机市场波动无关的风险，由特殊因素引起的，股民可通过投资的多样化来化解风险，对证?投资中的风险需要有宏观与微观上的认识，防止易变的收入将导致收益和现金流量的不确定。
结语
我国证券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无论是体制还是机制上，都逐渐接近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成熟需要在现实操作中不断进步，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指导，更需要遵循市场发展规律。证券投资中控制市场风险过程中，一定要从证券市场的基础情况做起，运用专业化、科学化的方法，对市场有足够的了解，对证券发展有足够的认知，在投资中恰当选择，在发展中有效控制，是证券投资能够在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的过程中运行，促进证券投资的新发展，使证券投资，能够更加符合操作者的意愿，创造出更加具有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经济运行模式。（作者单位：深圳富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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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志伟，证券营业部操作风险分析及防范[J]，山东大学，2011年。
我国市场风险投资公司的能量级别较低，根本不能达到产业规模。因此。在高科技产业难以起到主导作用。一些风险投资公司的资本也只有上千万甚至几百万，只能支持一些投资少、风险低的项目。由于实力限制，也没有抵御风险的能力。风险投资事业得不到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就是风险资本不足。我国市场风险投资的融资渠道狭窄，资金流量单一，导致风险基金的风险投资职能较弱，风险投资行业也不规范。我国目前风险投资的主体主要是政府，银行的科技开发贷款为其主要来源。在现阶段虽然风险企业发展必须由政府资助，但是随着风险企业向纵深发展，为了长远发展可以开辟多渠道的融资体制。因为由政府资助的话。可能会受到政府财力的影响。我国市场知识产权制度不够完善，加剧了我国风险企业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首先，国外产品已经占领了我国国内的高技术市场的绝大部门，加剧了我国风险投资企业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其次，我国市场化程度由于资金比较短缺而不够高，投机者不必冒很高的风险，只要利用经济转型期出现的漏洞及可以获得很高的收益。另外。我国市场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不畅，导致一些潜在的投资者对风险投资望而却步。
二、完善我国市场风险投资的策略
1．改善风险投资主体结构。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构建民营资本主导的多元化投资格局
目前，我国风险投资主体结构不合理，应该对其政府主导现状进行逐步改变，积极构造多元化的投资者结构，转变由政府主导的风险投资模式，大力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及高科技企业参与风险投资，放宽对保险基金、信托投资机构、养老基金、捐赠基金、资金实力雄厚的个人投资者以及国外风险资本等投资者介入风险资本运营的限制，拓宽风险投资资金来源。大力发展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风险投资企业，如有限合伙制、信托基金制和公司制的民营资本主体等，刺激民间主体投资的积极性，形成由民营资本主体主导的风险投资格局。
2．构建畅通有效的风险资本退出机制
没有退出渠道的创业投资是没有发展前途的，风险投资资本的成功退出代表着高额回报和风险投资不断循环的基础。构建畅通有效的风险资本退出机制不仅要重视退出方式的选择，退出时机的选择更为重要。以下对风险投资退出时机决策模型建立进行分析。在建立模型时，把风险投资公司的效用分为拥有的现金最和拥有的风险企业价值，其指标函数为：总而言之，通过建立模型能够准确的计算出风险投资退出时机，再加之合理的风险投资退出方式，能够很好促进畅通有效的风险资本退出机制的构建。
3．优化风险投资的投资环境
投资环境可以促进我国市场风险投资的发展同时也可以阻碍我国市场风险投资的发展，这就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一个道理。因此，为了我国市场风险投资能够顺利健康的发展，必须对其进行优化处理。风险投资的投资环境的优化可以通过制定有关风险投资的法律法规来实现。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风险投资健康发展实现的重要保障措施是立法和监督。由此可见，政府应尽快拟定《风险投资法》。并且把它作为风险投资领域的基本法律。对风险投资主体从风险资本的筹集投放、管理运作到退出各阶段的经济关系进行专门调整。另外，对风险投资配套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并逐步完善，同时有关支持风险投资发展的法律体系也建立起来-“公司制风险投资机构”作为风险资本组织形式的主体，并逐步引入有限合伙制基金形式。为有限合伙制投资机构提供应有的法律地位。风险投资的主要目的就是为风险企业提供创业资本，它与传统上任何形式的投资都不同。风险投资严格的来说是一种法制化的市场行为，完善的法律法规是不可缺少的。因此，用相关的法律法规对风险投资的运营机制进行严格规范是保证我国市场风险投资业健康发展的主要措施。
4．建立风险投资专业人才培养机制
首先，各大高校要增加风险投资课程，把风险投资以及相关的专业知识传授给学生，包括理论与实践；其次，国家为了促进我国风险投资从业者实践能力的提高，必须从初级到高级建立风险投资职业认证；再次，风险投资各企业、各中介机构以及各大高校、研究所进行合作，为国家培养具有理论与实践能力的复合型风险投资人才；第四，国内外风险投资行业要深入开展各种交流与合作平台，并且制定出优惠的政策，从而吸引国外更多优秀的人才向我国涌入；最后，注重培养风险投资高端人才。并且建立有效的选拔和考核机制。要想构建完善的风险投资专业人才培养机制。必须从低到高建立人才储备体系，并且使国际范围内风险投资人才的合理流动得到保证。另外，加大科技投入，鼓励技术发明与创新。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知识的生产与创造，而知识的生产与创造又离不开科技的进步与创新。因此，科技进步与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决定竞争能力高低的根本性因素，这也是我国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发展国际贸易的关键。
关键词：企业;绿地投资;非市场风险
中图分类号：T11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10-0205-02
一、海外绿地投资的内涵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是指一国或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者通过垄断优势或比较优势的国际转移，获得部分或全部外国企业的经营控制权，以实现最终目标与直接目标高度统一的长期投资行为。FDI有两种进入方式，即绿地投资（Start-up or Green-field Investment）和海外并购（Merger & Acquisition，M&A）。绿地投资（Greenfield Investment，GFI）也称新建投资，是指跨国公司依照东道国的法律，以“一揽子”生产要素投入的方式在东道国新建全新的企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它不考虑东道国的相应产业市场原来是否存在着一定的生产能力，新建的企业可以是独资企业，也可以是合资企业。
二、海外绿地投资的非市场风险与特征
（一）海外绿地投资的非市场风险
非市场风险是根植于市场机制以外因素引起的风险。这些风险是超“经济”的，一旦发生后企业往往很被动或是无力抵御。本文对绿地投资非市场风险的涵义界定为：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相对于市场风险而言的，根植于市场机制以外的，与投资企业所处的宏观制度、政治体制、内生性的社会因素以及与企业自身有关的非经济因素给企业绿地投资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它是投资者难以抵抗且不易通过具体的财务指标进行衡量的风险。
（二）海外绿地投资非市场风险的特征
1.风险的非市场性质特征
市场风险可以通过交易行为体现出来，一般来说，市场风险可以体现为一定的财务指标，风险的损失最终体现为市场化的损失。而非市场风险脱离于市场机制，是多种非市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很难用经济计量的尺度去测定，其发生往往不能以货币性的财务指标进行衡量。
2.风险度量的模糊性
非市场风险的“超经济”特点，决定了这种风险无法像市场风险那样在资本市场中得以体现，使得企业很难从整体上对非市场风险加以准确计量，目前国际上大多采用专家评判的定性与定量的综合评价方法，对投资环境的优劣进行对比，以便企业做出决策。
3.风险的隐蔽性与突发性
非市场风险的模糊性，决定其不能通过市场交易提前察觉，相对于市场风险而言，非市场风险隐蔽性强，是一种内生性的社会因素，识别和判断难度增大，导致风险产生的突发性。
4.风险的多样性与多层次性
绿地投资项目建设周期长、规模大、涉及范围广、受到的非市场风险因素数量多且种类繁杂，大量的风险因素之间内在关系错综复杂、而各风险因素之间与外界因素交叉影响又使风险显示出多层次性。
三、企业海外绿地投资的非市场风险因素分析
（一）东道国非市场风险因素分析
1.东道国政治风险因素
（1）战争与内乱风险。由于东道国社会民族多元化、种族歧视、宗教冲突等各种矛盾所引起的社会动乱、暴乱及恐怖活动可能使绿地投资项目终止或建设现场遭到严重破坏。一旦动乱发生，境外投资者往往成为首要的袭击目标，对投资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构成巨大威胁，企业的资产将很难得到有效保护和撤回。
（2）政策变动风险。包括东道国政策反复多变，如税收政策的变动、优惠政策的取消、货币制度改革等;各类限制性政策出台，如价格管制、外汇管制、劳工限制等。
（3）第三国干预风险。海外绿地投资可能会受到外界的阻力，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第三国政府直接采取制裁的风险，就有可能面临无法进入美国市场、不能在美国融资等风险;另一类是在第三国借助所谓的“法律”手段阻止投资。
（4）国有化风险。国有化是指一个国家依据其本国法律将原属于外国直接投资者所有的财产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类似的措施，使其转移到本国政府手中的强制。由于电力行业高度的自然垄断属性，很容易被东道国政府直接征收或间接征收。
（5）违约风险。违约风险主要集中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是指东道国在接受外国投资过程中发生毁约或违约的行为，致使原定协议、合同无法履行或无法继续履行，因而造成外国投资者的损失。
（6）受到他国和区域集团的排挤。进几年来，欧洲大统一市场、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和发展，采取广泛的对外贸易保护主义，形成区域贸易壁垒，而中国则被排除在这个贸易保护屏障之外。
（7）中国风险。我国对外投资在体制上仍带有浓厚的部门和地方所有的行政隶属色彩。国内跨国集团的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经营决策权仍然保持高度控制，这种控制形成一种感觉，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与企业之间并非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而是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关系。在民众看来很一般的商业行为，却被东道国看成是整个国家的行动，进而引起多方讨论，将中国放大并具体化，这势必给企业的对外投资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2.东道国法律风险因素分析
（1）投资壁垒风险。投资壁垒可分为三类，准入壁垒、经营壁垒和退出壁垒。在准入壁垒上东道国为保护本国的产业，从法律上对绿地投资的准入设置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在经营壁垒上东道国会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设置种种不合理限制;在退出壁垒上东道国为了限制外国投资退出、外资企业利润离境，或在外国投资退出时谋求不合理的本国利益，在投资退出环节上设置不合理的限制措施。东道国法律政策的调整，海外办厂的企业也只能被动接受。
（2）法律法规不健全风险。海外投资项目所在地国缺乏健全的法律制度，存在诸多的法律空白点，缺乏透明的政策管理环境，使得我国投资者受法律保护程度不足，加大了新能源企业绿地投资的风险。
（3）劳工政策法律风险。一些东道国对劳工权益的保护比较严格，有一套相对完整的劳工政策法律规定，而我国的企业文化和用工制度与其相差较大，如果不深入了解该国的劳动力成本、风土人情、习惯做法和法律法规，一旦陷入纠纷会造成企业巨大的损失。
（4）社会责任法律风险
很多西方国家对环境保护尤为重视，而我国企业长期在国内经营，环保意识及风险评估不足，一旦触犯东道国的法律界限，企业将遭受损失。其次，很多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不强，企业形象在东道国受损，一旦发生风险不会得到公众的理解。
3.东道国社会环境风险因素分析
（1）劳动力资源状况。绿地投资利用当地劳动力往往面临两难的选择，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低廉，但劳动力素质差，生产能力低下。而一些国家劳动力素质虽高，但面临成本压力。
（2）基础设施风险。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有重大影响，并直接影响新能源企业绿地投资的效益。广义的基础设施还包括生活文化设施、金融保险机构等其他服务设施。但很多新兴市场基础结构不完善，投资面临不确定性。
（3）自然环境风险。主要是指东道国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地质水文、气候等因素。这些风险源主要是由于外界不可抗力产生的，再者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是否受东道国多变的气候影响。自然环境风险是不可控的，但与新建投资的生产经营活动直接相关，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可以在投资前识别来减轻风险的影响。
（二）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
1.企业体制实力的制约
首先，我国大多绿地投资企业尚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缺乏现代企业制度的经营机制，责、权、利不够分明，竞争机制较弱。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这些投资主体仍沿用国内企业的一套老方法进行管理，经营约束和激励机制不健全，对投资经营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其次，企业是否有实力“走出去”是海外绿地投资不可回避的一大问题，有能力真正走出去的都是那些有实力、资金雄厚的大企业，他们能够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行跨国经营。企业绿地投资的过程比较长，包括前期的考察、选址、规划设计以及后期的建厂、员工培训、投产等。这些环节中都需要进行大量的资金投入，然而带着释放产能、开拓新市场目的的中小企业来说本来自身就面临着经营的困境，要想走出去，还是要掂量一下自身有没有这样的实力，不能仅凭一时的冲动。
2.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时间短，国际化经营管理经验不足。可以说企业管理风险始终伴随着绿地投资的全过程。在绿地投资项目实施阶段，与投资者的经验与素质、项目组织管理体系的规范程度、投资者信息来源的准确性、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均相关。在企业的运营阶段，企业的管理风格与文化差异是一项重要的风险、文化风险具有模糊性，但影响力广泛而深入，表面上看来是和谐的组织，可能存在着影响企业的文化，企业在管理时往往忽视这一点。此外，部分海外投资企业财务管理水平和效率不高，没有建立起对个人财务权限的控制制度。在合资模式下，内部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制度不健全，难以与国际科学的管理方式接轨，致使企业资产流失风险加大。
3.投资决策的盲目性与随意性
很多企业对外投资热情高涨，但普遍缺乏对外投资和国际化运营的战略与技术支撑，由于信息不对称，自身评价和判断能力的限制，投资盲目性随意性较大。具体表现为：第一，决策盲目，风险意识淡漠，对外投资缺乏可行性分析，往往是没有充分了解东道国的政治法律环境、市场前景等各种风险的情况下，就草率做出投资决定，导致投资失败。还有一些企业比较重视外部风险，轻内部风险，对东道国的软硬环境分析到位，但对自身的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方面盲目乐观，最终引起投资失败风险。第二，决策实施过程失控， 缺乏事中的监督和控制程序。许多境外投资企业没有建立相配套的事中监督和控制程序，不能保证决策按照预先的计划和方案正确实施，在决策环境和企业具体情况发生变化时， 没有及时的补救措施， 致使投资风险进一步恶化。[4]
4.适用人才的不足
企业展开跨国绿地投资，需要和缺乏的是人才，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在于是否拥有一支能参与国际竞争、熟悉境外投资业务的法律、市场分析、企业整合管理及公关营销等方面的经营队伍。人才是企业顺利“走出去”的关键，没有过硬的人力资源作为保障，海外绿地投资恐怕只能停留在描绘蓝图的阶段。
四、结语
现分别从东道国以及企业自身的问题进行分析，以上各项风险源构成了企业海外绿地投资非市场风险的一个有机体系，纵观这些风险因素，东道国的非市场风险对企业绿地投资的影响深远，而企业自身的非市场风险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今后是否遭受东道国非市场风险影响程度。在进行投资时，要对体系中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很好的防范海外绿地投资的非市场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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