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的发展方向第1篇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媒介全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媒介与体育产业的联姻促进了体育传播的发展，尤其是电视缩短了体育活动与人们的社会距离，使体育运动的传播速度加快，社会覆盖面加大。在国际传播中，体育热点效应日益突出，体育新闻成为媒体争夺受众的重要手段，同时，境外传媒落户中国给体育传媒也带来了严峻考验。

体育新闻报道的不仅是体育运动内容本身，而且在宣扬高尚的人文精神、激励受众跨越困境勇敢面对人生等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当前我国各类传媒之间体育新闻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竞争也十分激烈，媒体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迎合受众的现象日趋明显，一些媒体甚至违背新闻的真实性，迎合部分受众的猎奇心理。

在媒介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应加强与国际传媒机构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参与媒介全球化进程，争取媒介全球化权益。参与并融入媒介全球化的进程，是做强、做大中国媒介产业的重要途径。中国传媒与发达国家传媒的差距，归根到底是人才质量上的差距。没有大批高质量的优秀人才，中国体育传媒就无法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企业管理全球化已成事实，而媒介管理全球化也在日益逼近中国，在学习国外先进的经营手段和管理理念的同时应考虑我国国情，注意消化、吸收和创新。此外，我们还应该加强学习和研究，根据国际新闻传媒规律和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制定行之有效的传媒策略，在实践中提高传媒技能，从而增强国际竞争力。

摘自《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5.6.14～16

媒介的发展方向第2篇

一、全球视野下西方媒介购买公司发展特点

1.对高额利润的追求。所谓媒介购买公司，也称媒体服务公司，是专门从事媒介计划与组合、实施媒介购买的经营实体，其主要业务是将报纸、杂志和电视电台的广告版面以及时段买断整合，通过“批量”优势占领媒介广告市场。自1966年世界上第一家媒介购买公司法国卡拉特国际媒体公司(Carat International)成立迄今，媒介购买公司的发展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对高额利润的追求是媒介购买公司出现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少数媒介主宰市场的情况下，广告主与媒介直接接触将可获得比广告公司更低的投放费用。为避免此种威胁，广告公司将媒介部门剥离出来，组建成专门的媒介购买公司，通过集中采买获得比广告主与媒介接触更低廉的价格和更多的机会，使广告公司利益最大化。

2.集团化、精细化、专业化的发展态势。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传媒集团的全球兼并、收购浪潮，媒介购买公司成为西方跨国广告集团组织架构的重要构成部分，发展日益集团化。此外，广播、电视、报纸和杂志等传统媒体以及新兴数字电视、手机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发展，打破了少数媒介垄断市场的格局，使得“媒介组合”整合营销传播成为必然要求。媒介购买公司通过专业和精细的媒介市场研究，为广告主提供更好的市场方案，在业务运作上逐渐走向精细化、专业化。为占领市场份额，在提高专业化水平方面，国际知名的几大媒介购买公司投入了大量资金。如全球最大媒介购买公司之一的传立媒体(Mind Share)，其在中国每年购买第三方调查资料的经费就达到了上千万元人民币。

3.影响世界传媒业和广告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媒介购买公司服务于各自的广告集团，同时积极开发新客户，在开拓广告集团客户资源方面优势显著。例如，隶属于全球最大媒体网络集团宏盟(OMNICOM)的媒体购买公司浩腾媒体，其客户只有20％～25％来自其母体的三大广告公司，而其余的75％-80％则由浩腾媒体直接联系获得。由于在拓展客户、扩张市场方面作用明显，媒介购买公司极大地巩固了欧美跨国广告集团的垄断地位。如2006年以来，全球广告业80％以上的媒介购买量被WPP集团(Wire&Plastic Products Group)、IPG(Interpublie Group of Companies)、阳狮和宏盟四大广告控股集团所垄断。随着媒体价格的不断攀升和媒介形态日益多元，媒介购买公司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成为影响全球传媒业和广告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4.媒介购买公司是西方广告集团向全球扩张的“利器”。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传统、消费心理和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差异，广告公司直接进入其他国家面临诸多壁垒，西方顶级广告集团大都采取组建媒介购买公司的“渗透”策略。WPP集团的群邑媒体，宏盟集团的浩腾媒体，阳狮集团的星传媒体和实力媒体，安吉斯集团的凯络媒体，IPG集团的优势麦肯、极致媒体、盟诺媒体，哈瓦斯集团的灵锐媒体等，都是跨国广告集团以媒介购买公司形式的“渗透”。

1996年宏盟集团在旗下三大广告公司恒美(DDB)、天联(BBDO)和李岱艾(TBWA)媒体部基础上组建浩腾媒体购买公司，现浩腾已在全球80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拥有140多家办事处。在北美，浩腾媒体自2002年正式营业以来，在媒介计划与购买领域占据行业榜首。同时他们还组建“欧洲中心管理团队”，积极寻找向欧洲扩张机会。浩腾媒体目前在欧洲的业务已经扩展到34个国家、40多个地区。亚太一直是浩腾觊觎的重点地区。1997年11月，浩腾把亚太地区总部设在香港，至今已进入9个亚洲国家，拥有14家办事处。

二、西方媒介购买公司多种方式“渗透’’中国

作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中国一直是跨国集团的重点扩张对象。上世纪90年代，跨国广告集团的媒介购买公司即开始进入中国。1996年成立的实力媒体和1998年成立的传立媒体，是跨国广告集团在中国最早创立的媒介购买公司。目前全球十大媒介购买集团均已在中国落户。西方媒介购买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渗透方式有多种：

1.“集团化、整合化”式。西方媒介购买公司通过整合集团客户资源，集中采买媒介，从而增强与中国媒体的谈判议价实力。如WPP集团整合旗下媒介购买公司组建群邑公司，阳狮集团整合旗下实力传播和星传媒体组建博睿传播，并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设立办事机构。

2.“联姻”式。对于一些进入壁垒比较高的领域，跨国广告公司和媒介购买公司多选择与本土公司合资组建媒介购买公司或建立战略联盟形式，从而规避管制。如在美国纽约挂牌上市的全球最大户外广告公司Clear Channel与白马合资组建海南白马广告媒体投资有限公司，进军中国户外媒体广告市场；德国BMC商务传媒集团与北京铁路局合作开发北京站等四个重点火车站的户外交通广告媒体。

3.收购、兼并式。对于中国最有实力的本土专业传播机构，如户外媒体公司、新媒体广告公司等，西方媒介购买公司则干脆采用直接收购和兼并的方式，提升自身在中国的整合传播能力和市场占有率。如群邑公司收购中国最大网络广告公司之一的北京华扬联众广告公司(拥有中国网络广告市场10％的份额)，组建华扬群邑进军增长迅速的中国网络广告市场。

4.“多线”式。中国的市场跨越度大，所以跨国媒介购买公司不仅重视一线城市，而且开始进入二、三线城市。如传立媒体先在深圳、南京布点，2006年4月成立成都分公司，并与杭州思美广告结成战略联盟，进军中国二、三线城市。

5.“新旧”结合式。在服务本集团广告客户固有媒介业务的同时，西方媒介购买公司非常重视开发新客户，特别重视把业务拓展至“新媒体”领域。如2010年，星传媒体获得上海家化媒体业务，凯洛媒体获得西安杨森业务；2011年，星传北京获中国电信媒介业务。

三、西方媒介购买公司给中国传媒产业带来的风险

从表面看，中国传媒产业与西方媒介购买公司合作，通过集中采买可降低媒介运营成本和经营风险，但从长远和深层考量，西方媒介购买公司的扩张会给中国传媒产业带来极大风险。

1.追求利益最大化，中国媒体面临巨大经营风险。西方媒介购买公司的本质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其“以量定价”的方式会无限压低媒体价格，大大压缩中国媒体的利润空间。

以电视媒体广告价为例，20世纪末期在中国通行的所谓“4A价惯例”(4A Rate Convention，各个电视台，

主要是省台，给予4A公司的折扣不得低于各台刊例价的七折)完全被媒介购买公司打破。本世纪以来，这些媒介购买集团取得的折扣突破五折，甚至达到二、三折。有些媒介甚至允许跨国媒介购买公司买断广告经营权，短期来看这有利于媒体营业额和利润的上升，但长期来看，这种方式导致媒体对媒介购买公司过度依赖，一旦经济下滑，媒体将面临极大经营风险。

2.垄断媒介广告市场，威胁中国中小媒体生存。在欧美模式的广告制下，作为跨国公司重要代言人的西方媒介购买公司实现了对中国优质广告客户的控制以及对本土优质电视媒体资源的掌握，其庞大的媒介购买量和年媒介购买额，以及对广告公司、广告主媒介选择的决定性影响，对中国中小媒体的发展构成极大威胁。

根据全球权威媒介评估机构RECMA的数据显示，2006年成立的博睿传播在中国的媒介购买量达110亿元；2008年群邑公司在中国的媒介承揽额约合227亿元，相当于当年中国媒介单位广告营业额前10位的总和。如此大的媒介购买量，给了媒介购买公司极大的资源优势和谈判实力，使得国内一些中小媒体在媒介计划、组合与购买格局中面临被边缘化的威胁。

3.开始向媒介采编领域渗透，中国媒介内容安全值得重视。实际上，在压缩本土电视媒体经济利益的同时，西方媒介购买公司已开始出现向内容领域扩张的倾向。如，2007年6月成都传媒集团与WPP达成合作意向，采取前者提供部分媒介资源，后者提供资金、客户、咨询以及服务网络的方式，共同投资6000万元至1亿元成立新公司，展开深入合作。WPP集团作为广告公司，以与成都传媒集团合作的形式，打开了影响电视媒体内容服务的通道，使跨国广告公司对我国电视媒体内容的影响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四、防范之策

1.高度重视西方媒介购买公司的影响。随着中国传媒的市场化和日益开放，西方媒介购买公司对中国的渗透有可能越来越深，中国传媒将不仅面临经济风险，还会面临文化安全问题。我们要立足长远利益，从国家与传媒产业发展的战略高度重视西方媒介购买公司深度“渗透”中国，积极防范风险。

2.多管齐下，加强对西方媒介购买公司的监管。本世纪以来，多方人士曾大力呼吁加强对西方媒介购买公司的监管。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尤其是西方媒介购买公司通过多年发展积累了丰富的逃避规制的经验，所以监管效果并不佳。尽管西方媒介购买公司在中国发展很快，但其实际上一直在以不完全合法的身份发展。由于媒介购买公司庞大的媒介采买量对中国传媒业和广告业构成极大威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在1998年便下发了《关于停止核准登记媒介购买企业的通知》，但是此后由于一直缺乏强有力的监管措施，跨国媒介购买公司采取多种规避策略，以挂靠母集团等方式继续在中国大肆扩张。目前，面对西方媒介购买公司在中国发展的事实，我们可以利用已颁布的《反垄断法》和《广告法》等法规，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多管齐下，加强监管。

3.防范西方媒介购买公司垄断中国媒介广告市场。由于资本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媒介购买公司必将向垄断发展以获得绝对利润。由于西方广告业是线性发展的过程，企业、媒体和广告公司是同步成长的，所以，媒介购买公司的出现及其形成的垄断对欧美广告行业更多地起到了一定的制衡作用。但对于中国广告业而言，由于广告公司和媒体的发展都还不够充分和成熟，西方媒介购买公司的出现和势必形成的市场垄断，将加剧恶性竞争，并有可能对整个广告行业的发展造成巨大伤害。西方媒介购买公司在中国台湾的发展及其造成的严重影响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因此，要严格防范西方媒介购买公司对中国媒介广告市场的垄断，限制其对中国本土专业传播机构的收购行为，在电信媒介等领域设置较高的门槛禁止西方媒介购买公司的进入。近年来，西方媒介购买公司开始大力向中国网络市场渗透，值得警惕。

4.大力扶植国内媒介集团组建广告公司。西方跨国媒介购买公司依靠其雄厚资本，占据中国媒介购买市场相当有利的位置，而中国本土目前尚没有产生同一重量级别、与之相抗衡的媒介购买公司。所以，应当大力扶植中国大型传媒集团独立组建媒介广告公司，或是并购国内有实力的媒介公司，从而降低对跨国媒介购买公司的依赖，防止媒体利益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在这方面可借鉴日本经验。在日本，媒介广告公司和企业广告公司主导日本广告市场，十大广告公司均脱胎于本国大的媒体集团。中国目前经营比较好的媒介广告公司，也大都诞生于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强势媒体集团，并发展成为大型整合传播集团。例如中央电视台的北京未来广告公司，北京电视台的京视博传媒有限公司等。媒介广告公司依托强势媒体，拥有优质的媒体资源和雄厚的资金支持，可以获得初期的快速发展。然而，当媒介广告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须实现公司转型，即由单一媒体的广告走向多媒体甚至是全媒体的广告，从而提高媒介广告公司的整合传播能力。

5.鼓励本土广告公司组建媒介购买公司。由于媒介购买公司逐渐向广告产业链上游发展，本土广告公司要获得市场主动权、提升市场竞争力，组建媒介购买公司成为一种战略必需。国内一些上市广告企业如分众传媒、广而告之、中视金桥、合力昌荣传播、广东省广等也在积极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媒介购买公司将会成为公司利润的重要构成。

媒介的发展方向第3篇

【关键词】全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媒介素养；提升路径

一、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引领

在全媒体时代，人人都将参与到大众传播的过程中去，极大地丰富信息传播的方式，拓展信息传播的范围，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程和个人的成长方式，每个人都面临着如何面对媒介现实性的问题，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水平是顺应时代潮流、紧跟时代步伐、实现自我发展的必然要求。面对网络世界多元文化的冲击、意识形态上的挑战，必须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引领，努力塑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崇高的理想信念，正确的道德准则，健康的伦理观念。

1、培养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准确把握国际形势

互联网技术高度发展，逐渐渗透到每个角落，尤其在信息传播领域，人们越来越离不开媒介。互联网在传统媒介的基础上，不断塑造着新的媒介环境，在互联网环境下，媒介传播活动更加方便活跃，传媒手段多样化，传播信息多元化的趋势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在享受信息时代巨大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复杂的信息内容令人眼花缭乱，作为网络信息的积极接收者和主要使用者的大学生，极易受到不良信息的诱导，尤其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知识观念和自我意识的建构。在时展的大潮中，既不能躲避，也不能拒绝，而应做出正确的选择，抓住机遇，积极迎接挑战，以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契机，努力培育自身的创新思维和发展能力，在网络世界里有效驾驭信息，用批判的眼光挖掘网络信息背后蕴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最终做出正确选择并采取有效措施。

2、立足国家需求，科学判断，积极推进社会发展

曾强调：“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2]在全媒体时代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需要依托强大的互联网技术，目前我国的互联网发展迅猛，却也存在许多问题，媒介素养水平的提升，需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价值理念集中系统的一种观念表达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之中，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价值取向、标准、尺度和追求的具体化实现。

3、坚定政治立场、积极参与，争做新时代新青年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作为广大青年中的特殊群体，肩负着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重任。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培养成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在信息时代媒介素养教育占据重要地位，必须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根精神支柱，发挥其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的作用。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学习的过程中，既要发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关注世情、国情、党情；又要关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美好社会诉求，积极倡导学生投身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在身体力行的过程中渗透家国情怀，养成良好的媒介习惯；还要形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道德素养，以正确的价值导向甄别不同的媒介信息，做良性媒介信息的接收者、使用者和传播者。

二、优化媒介信息传播的有效载体

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3]优化媒介信息传播的有效载体，必须坚持从主体优化、过程优化、内容优化三个方面着手。

1、优化媒介信息的有效载体，重点在于主体优化

在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的主体。微信、微博等自媒体的发展，促进了信息短缺向信息过剩的转化，在信息爆炸时代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必须关注媒介信息传播主体的优化。积极开展教育宣传活动，提高从事信息传播工作者的媒介素养水平，有效发挥媒介把关人的作用，从源头上做好信息获取、筛选和工作，控制不良信息的传播。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作为传播主体的一部分，也影响着校园媒介环境，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倡导学生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信息，保证传播信息的进步性、积极性、有效性，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身边的同学，助力校园文化的健康发展。

2、优化媒介信息的有效载体，关键在于过程优化

美国新闻工作者沃尔特李普曼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并不会决定人们对于某一个事件或者某种意见的看法，但常会通过提供特定的信息和安排与之相关的议题来影响人们对一些事实和意见的看法和观点，包括他们讨论的先后顺序，因此新闻媒介给大众提供的是他们的议程，一般情况下，媒介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大众的关注程度是正比关系。因此在媒介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议程设置的作用，通过多种方式、多种途径促进信息的有效传递。此外新媒体交互式的信息传播方式提升了“议程”的被执行力，[4]在线实时的交互传播，让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方便的表达出自己的观点，而带有这种观点的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会影响大众的选择和行动，媒介信息传播的过程优化有助于对校园主流文化及舆论导向的控制，通过媒介议程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议程，使学生在思想上形成价值认同，行动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优化媒介信息的有效载体，核心在于内容优化

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核心内容，发扬有利于全世界、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全面可持续发展的信息，杜绝落后文化、腐朽文化的传播。弘扬主旋律，社会思想就有了主心骨；传播正能量，社会发展就有了动力源。把人生理想、政治思想、科学文化、道德品质等融合起来，以品质教育为重点，以社会公德、个人美德、职业道德为切入点，以社会主义价值为突破点，营造符合时代特点的精神价值氛围，让媒介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发挥统一思想、催人奋进的作用。创新媒介信息传播方式，增添时代元素，充实媒介信息内容，改善媒介信息的碎片化趋势，打造完整性强，正确性高，主流价值浓厚、人们喜闻乐见的媒介信息。

三、加强媒介素养培育的协同探索

在素质化教育趋势下，要求学生全面发展，大学作为学生全面发展的主阵地，要在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下，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根本要求。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培育，需首先在理论层面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的媒介素养标准，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媒介素养知识传递；其次在实践层面发挥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重要作用，有效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第二课堂的开展，全校上下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最后加强学生自我教育能力提升，多途径展开媒介素养培育协同模式的探索。

1、媒介素养理论教育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媒介辨识和批判意识

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5]为人师表就要加强自身学习，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老师要自觉学习媒介素养知识，做到教师和网络一同更新，正确认知和运用媒介，传递给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正能量的媒介信息，在传授网络新技术的同时扩展学生网络视野，自主更新网络知识结构，此外，教师还要运用媒介，如教室中的投影仪、多媒体等设备，让学生认识到媒介的积极作用，加强和学生的交流，及时为学生解决困惑，让一堂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理论性、思想性的基础上变得有亲和力和针对性，在理论学习中提高学生的媒介批判和辨别意识。

2、媒介素养实践教育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媒介获取和使用能力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离不开实践探索。高校要打造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网络媒介，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传播载体，在丰富除专业理论课外的“第二课堂”文化实践活动中意义重大。高校应充分整合、利用网络资源，丰富高校网络文化实践活动，提高大学生参与网络媒介的实践能力。[6]尤其是校报、广播站、新闻网页、海报、校园橱窗等由大学生自主运作的校园媒体，虽然规模较小，但也是依照媒体技术的要求而建立，遵循新闻传播的规则来运行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实践操作的良好平台，在参与校园媒介运作的过程中，了解媒介的性质、特点和运作流程的基本知识，掌握创作和的技巧，理性区分媒介现实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区别，进而感知并获得媒体信息的价值以及使用媒体的能力。

3、媒介素养自我教育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媒介参与和发展能力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作为新时代青年，既是媒介信息享用、媒介功能使用的主体，也是媒介环境丰富、媒介系统发展的主体，我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媒介表达，促进媒介生态的良性发展。作为媒介信息享用者，要努力学习媒介素养知识，阅读与媒介素养相关的书目，形成良好的媒介批判和辨别意识，提高自己的媒介素养能力，积极融入媒介实践过程中，掌握获取和使用媒介的技能。作为媒介系统的发展主体，在媒介环境中自觉承担社会责任，贝克汉姆曾说：“媒介即讯息”，意思是说正是媒介技术本身而非媒介所承载的信息与内容对人起决定性作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要加强自我教育，正确使用媒介，理性对待媒介信息，作为未来媒介技术的发展者，关注媒介发展的趋势，倡导建设健康的媒介环境，让媒介在传递社会信息、整合社会意见、传承知识遗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四、构建媒介素养教育的延续机制

媒介素养教育是一项兼具复杂性和长期性的工作，促进媒介素养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及时应对出现的新挑战，是适应社会进步发展的诉求，构建媒介素养教育的延续性机制是对之前媒介素养教育成果的维护，也是之后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保障和参照。就目前我国媒介领域的发展状况来看，媒介素养教育起步较晚，延续机制缺乏，迫切需要从顶层设计、资源集约和绩效评价三个方面开展研究，促进媒介素养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

1、加强顶层设计是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动力和方向

总结当前媒介素养教育经验，宏观把控媒介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建构媒介素养教育结构体系，比如制定媒介素养教育目标、任务，规定媒介素养教育相关要求、原则，以及运行方式的设计和规划等。让媒介素养教育成为一项系统性工程，为教育发展提供方向引领，为实施过程提供机制保障，为教育成果提供绩效评价，扎实推进媒介素养教育，占据媒介信息舆论导向、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使媒介素养教育产生更开、更广、更深入的影响。尤其是针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特殊性，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工作纳入重点，找到更加适合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方式。

2、促进资源通融是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媒介素养教育要促进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的合理整合。在媒介信息方面，整合资源变各自服务为公共服务，例如信息采集者外出时，可以携带录音笔和相机，为互联网和广播同时提供稿件，保证了稿件内容的一致性。鼓励学者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相关理论研究，深入调研，优势互补，扬优去劣，探寻符合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模式与方法，宣传有效的媒介素养知识；政府加强财力和物力的支持，建设健康的媒介信息传播平台，同时为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提供场地、教育人员的支持。在开展媒介素养教育课程的基础上，联合多项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开展相应的实操训练等。

3、完善绩效评价是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依据和保障

媒介的发展方向第4篇

摘要：媒介作为一个社会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其无可匹敌的重要性随着信息时代的迅速来临也愈加凸显，对其的研究也早已系统化和深入化。文章回顾和归纳了前人对媒介技术一些理论性分析。

关键词媒介；媒介技术；传播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在提出对这两者进行批评的同时，威廉斯也谈到了自己对媒介文化意向与社会科技发展关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术的创造与发展都是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类实践，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往往产生原先并未预料到的使用情况与效果，他们也是对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决定是一个过程，一个牵涉到整个现实的社会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总之，媒介技术是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传播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本身巨变。所以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定义，其蕴涵的社会含义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媒介的发展方向第5篇

关键词：媒介整合 媒介生态 媒介组织 媒介市场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是传统媒体生存发展、赢得未来的必由之路，也为传统媒体的改革、创新，实现再造与重生，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带来了新的机遇与希望。电视作为具有多重优势的传统媒体，在互联网时代遭遇了挑战，也最有可能在媒介融合中率先突围，在重新布局中建成新型主流媒体。

重新布局的主要依据

媒介融合是现实与趋势的召唤，技术创新的眼花缭乱使融合充满了想象空间，而电视台媒介融合的具体操作，则需要脚踏实地，认真分析。首要的问题是，新媒体到底改变了什么，还在改变什么。这是实施全新布局、介入与深化媒介融合的依据与着力点。理论总结刚刚兴起且十分丰富，归结起来，一个基本观点是新媒体的出现与崛起使传播生态、媒介产业、媒介组织、传播对象及其相关的各种传播模式与方式、媒介要素聚合与离散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革。一个显著的方面就是包括电视在内的传统媒体面临着舆论场收缩、影响力衰减、受众群瓦解、收入比下降等严重挑战。而循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我们发现，至少在关乎媒介生存发展的三个主要方面发生了革命性、本质性、结构性的牵动全局的变革。

一、媒介生态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影响媒介生态的诸多条件中，技术一直起着决定性作用。每一次媒介技术的变革和新媒体的出现，都或快或慢地改变着原有的媒介生态，从而改变着所有媒介的生存与发展方式。今天，以互联网为标志的全新“技术――社会”生态环境，无疑正在建构着全新的媒介生态。相对于前互联网时代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核心建构的大众传播生态圈，新的媒介生态正在迅速生成。其主要特点，一是社交媒介迅猛发展，迅速崛起。以Facebook、Twitter、微博、微信、QQ、客户端、APP等为代表，形成了以私人圈、交友圈、粉丝圈、产品圈、营销圈等为特征的无数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上的社交圈，构筑了庞大的社交媒介圈，大有冲击、整合、吞噬一切媒介之势，成为新媒介生态的最鲜明特点。二是随着社交媒介圈的无限膨胀，传统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核心的单一媒介生态，演变为由大众传媒与社交媒介双圈互动，新型的人际传播借助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平台，形成新的颠覆传统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跨大众――人际传播模式构成的复合媒介生态。三是复合媒介生态的主体相应由原来的大众传媒为主，演变为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多元、多层、多维的泛主体、自主体、微主体等。四是新的媒介生态中，信息与新闻传播路线与方式发生了颠覆式的变化，由原来大众传媒的单向、一对多、体系内转载，变为互动、几何式转发、病毒式复制，信息的瞬间聚合离散能量与能力爆炸式扩散。五是媒介生产、传播、效果评估、评论等媒介综合评价方式方法与体系均呈现出重大变化，相比新的社交媒介，传统大众传媒的传播、生产、评估的盲目性、模糊性更强，针对性更弱。大数据、云计算将成为新型媒介生态中主要工具。

二、媒介组织发生了重大质变。传统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均以某项传播技术和某种编辑方针为核心和主业，展开新闻报道和媒介产业。具体的媒介组织形式表现为通讯社、报刊社、电台、电视台。近年来，媒体改革的着力点之一即是媒介组织再造，表现为报业集团、广电集团的成立，地方有线电视网络公司的全省一张网等。媒介组织的变革总是有原因的，在报业、广电改革为重点的媒介改革时期，改革出发点大多是为了做大做强、整合资源，甚至期望整合后由物理整合向化学反应升级。新媒介组织包括的资源大多是原有社刊资源，频率、频道资源量的增加与衍生的子报、电视剧、广电购物等传统资源的再放大，变革动力也大多是行政主导的外部推动。然而，当互联网时代到来后，传统媒体陆续开设了网站、网址。如果说此时只是媒介组织增加了一个部门，变化不大的话，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后，当某一版面、某一记者、某一栏目、某一频率频道发出自己的第一条微博、第一条微信，收获了第一条评点、第一个粉丝时，或者说，当这些林林总总的新型媒介的评论、粉丝、好友突破一千、一万、十万、百万乃至更多时，当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入到这些变化不定的新媒介时，媒介组织实际上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主要表现，一是由传统的增加业务即增加部门，改变为全员向新媒介发力，而新媒介又呈现出个人化、个性化的明显特征。二是由此媒介管理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签发变为即发、快发、碎片发，媒介管理权限也不得不下移至最基层的编辑、记者、主持人，空间由媒介空间向现场空间转移。三是媒介采、写、拍、制、播的技术、管理和传播全流程发生了变化。四是媒介产品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传统的单一产品改变为同一信源多向多时多维分发，单一产品正变为复合式的“产品包”，包中的产品组合则根据多种终端的需求不断重新塑型、全新烹制、重新上架。五是就媒介拥有而言，所有的媒介组织都将变为拥有多种大众与社交等传统与新型的媒介集团，因而所有的媒介组织都面临着媒介组织再造，而再造的重点、方向还在探索之中。

三、媒介市场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在前互联网时代，媒介市场中报刊、广播、电视、有线电视分割着伴随经济发展而不断增长的广告投放。先是以都市报为标志的报业崛起，再是汽车时代到来的广播繁荣，而电视则依其一定时段内的技术优势持续保持增长势头。无论市场如何变化，只会发生结构固化的量变，传统媒介共享着经济持续增长推动的媒体发展。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到来，这一切被快速打破，媒介市场发生了颠覆性的结构性变化。主要表现：一是新媒介异军突起，作为新增板块进入媒介市场并快速增长，媒介市场原有结构被迅速打破。二是新媒介与传统媒介的快速结合甚至融合，使所有的传统媒体都兼营、兼容乃至融合新媒体，新媒体的理念、技术基因迅速植入传统媒体。媒介市场原有结构被迅速打散，不断重整、重组。三是新媒介本身的内涵伴随信息技术的不断变化而快速刷新，媒介市场传统的超稳定结构被打破，并将持续变动下去，呈现出结构变革的动态性特点。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菲利普・迈耶的调查研究中，到2043年，日报的读者将归零，到那时，媒介市场又将呈现出全新结构。

重新布局的突围重点

实际上，依据上述三大变化，宏观上媒介融合的重新布局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端倪、方向与范畴。

一、在新的媒介生态中重新布局，建构全新的大众――社交媒介生态圈。在互联网时代，以电视为主的传统媒介面对的已经不是以大众传媒为核心建构的大众媒介生态圈，需要在巩固、维护、升华大众传媒生态圈的同时积极调整媒介自身生存发展的生态系统，建构以媒介价值和品牌为核心，以观众――用户为对象，以服务――参与为模型，以体验――收获为基础，以共享――共生为目标的开放型、成长型的全新媒介生态圈。

（一）大众传媒生态的重新布局。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电视应当如何保持、提升自身的生态优势，如何通过改革创新，排除干扰和影响电视发展的机制、体制、资源环境中的诸多问题，只有更加明确了电视与具体电视台自身的优势与力量，才有可能进一步行动。对那些频道多、收入少的台来说，首要的就是按照宣传要求和成本核算，大力削减现有频道数量，以便优先保证新闻生产与传播，集中力量凸显自身优势。其次，要深化改革，把频道分为公益性与经营性资源，保证公益性频道的国家、公有属性，牢牢建构电视舆论格局，同时，大量释放市场性、经营性频道，不以行政区域划分频道资源，而以市场方式分配非新闻性频道资源，形成几个全国性、区域性强势电视集团。微观而言，电视台需要明确理清自身的价值、品牌、服务对象和成长方向，借鉴国企改革的方式，对收视、收入双低迷又没有成长价值的频道和栏目实行关停并转，打破小而全、大而全，有概念、难实施的办台模式和思想，集中优势资金、技术和人才办好一两个主要频道，有条件的可以通过制播分离运营本地或外地的频道和栏目，守好舆论主阵地和经营主战场，以改革的精神和方式开拓区域性、全国性和平台性的电视、视频市场。特别是在城市台中，许多弱势频道、边缘栏目的收视人口往往不及主持人的微博、微信的粉丝多，无论从舆论引导、服务观众、经营发展、成本核算等角度，都应该及早决断，关停止损，把有限的力量投送到更有影响力，更有前景的领域和方向中。目前，许多省市台已经实现电台、电视台合并，完全有条件在新的框架、基础上，重新布局区域性的大众媒介生态，突出重点，整合资源，做好加减法，形成主频道、主品牌、名主持、名记者构成的有影响力生态要件，形成精、奇、特、新的生态特点，把更多的力量向新的社交媒介生态转移。

（二）积极介入建设布局以电视媒介核心价值为内涵的社交媒介生态圈。在第一个布局后才能进入新的媒介生态中全新布局的第二个方面。有统计表明，中国拥有全球最活跃的社交媒体用户群，每两名中国网民中就有一人在超过一家社交媒体网站进行过注册。电视在社交媒介生态圈中要建构形成以自身品牌为核心的社交媒介生态，将大众传播力延伸融入社交媒介，并形成影响力。首先，要进行社交媒介战略布点，根据自身的实力、特长、目标，有选择、有重点地在不同社交媒体开设账号，建立客户端，可以媒体、频道、栏目、名编、名记、名主持人的多层次、多种类、多侧面的公共和个人账号，形成直接、间接、整合的社交媒体群，这也是多数国际国内媒体正在积极实践，并取得成效的普遍做法。问题是要突出重点，有所突破，不少媒体社交账号要么形同虚设反应不及时，要么进入瓶颈不知如何突破，反应一阵之后便是沉寂，沉寂之后便是放弃。这都不利于社交媒体的发展。其次，精心培养社交媒介的品牌大V、品牌大圈、大群。要从媒介整合的战略出发，重点培养人格化、标志化、品牌化的社交媒介标志性的有影响力的大V，并以大V为核心建构品牌大群、大圈、大客户端，在信息传递、新闻首发、重要评论等方面，有计划、有重点地支持品牌大V，不断提升他们在社交媒介生态圈中的影响力、引导力。第三，加强社交媒体的转发能力建设，在社交媒体战略布局中，划分层次、领域，研究媒介大V和公众大V的圈群成份和影响力边界，形成定向、定量、定时的社交媒体转发覆盖能力，确保以此强化舆论引导，保证社交媒介生态中导向正确，真消息、正能量占上风。第四，采取多种模式，建构媒介社交平台。有条件的新型媒介集团可以自建社交媒介平台，没有条件的电视媒体要依托现有社交媒介平台，建构自己的媒介社交平台。同时，要以社交媒介的思维方式运营好网站、微博、微信等社交账号，最大限度地发挥好新媒介、新媒体在新的社交媒介生态中的作用。第五，提高与社交平台合作的战略层次，要从电视媒体发展和媒体整合的战略高度主动提升与社交平台合作的战略层次，在开设账号的基础上，要与社交平台开展区域性或全局性的资源、宣传、技术等合作。一方面，电视媒体可以减少重复建设与投入，把视频云端、大数据与社交平台合作托管，进行再开发、版权合作等;另一方面，社交媒介也可以获得更充分的资源，推广、推介、植入电视媒介品牌，更好地满足电视媒介的整合需求与品牌成长，探索出整合的更多更好模式。最后，紧跟技术潮流，及时实现媒介升级与叠代。例如，不少电视台的网址受制于出口流量限制和内容质量与数量的限制，已经没有大的传播与市场价值，应该尽早通过叠代解决，实现台属网络媒体的重组。

实现了上述两个布局，只是总体布局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要同步开展在大众传媒圈和社交媒介圈的交互布局，这才是真正的在布局中融合，在融合中布局。重点通过技术手段不断整合这两个生态圈的媒介布点、媒介手段，最终形成一个后台、两圈呈现、多维分发，进而在实现技术交互的基础上，实现思维交互、组织交互、呈现交互，进而融合成一个媒介集团，拥有多种传播领域和传播阵地。因而，只考虑大众传媒生态布局，或只注重单纯社交媒介生态布局，都是不完全、不完善的。当然，这是一个技术、组织、战略运营的实践过程，但交互与融合的方向、思路与战略应当是基本的遵循。

二、在媒介组织再造中重新布局，建构生成全新的媒介融合组织。在新的传播技术出现之初，人们对媒介融合的关注大多停留在技术融合层面。实质上，技术的选择与应用、新旧技术的融合乃至扬弃只是媒介融合的最基础部分，技术融合提出并推进媒介融合，而作为传媒组织，媒介融合要求组织再造以适应――推动――提升媒体融合，最终生成新型媒介集团。因此，就媒介组织而言，媒介融合中的重要问题是媒介组织再造，这要求对互联网时代的媒介组织进行重新定义与定位。

从产业视角观察，传统的电视台是内容生产与渠道控制叠加的内容+渠道型的媒介组织，不同的台因内容生产与渠道运营的市场化程度差异而导致实力不同。应当承认，因上星政策、区域覆盖、区域经济的千差万别，中国的大多数电视台市场化程度不高，内容生产的广告转化率与版权价值也不高，传统播出渠道如无线覆盖已经基本无直接市场价值。有线网络则一方面因全省、全国一张网而日益进入集中化垄断化的产业经营，与台的关系远近不同;另一方面，三网融合与新的互联网电视平台与各种盒子极大地冲击着、消解着传统的有线电视，有线电视的价值处于波动之中。因此，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电视台的传统定位必须改变，要在技术融合、市场细分与价值链整合当中重新定位新型电视媒介组织。

（一）要注重内容生产，成为视频为主的内容提供商。首先是做好新闻等公益性内容，这是电视台的性质决定的。同时，充分利用已有和应有资源，做出适合不同新媒介的终端产品，发挥其最大的传播价值与市场价值。其次是向市场提供特内容。在媒介融合时代，传统的电视被视频的大海包围，也只有投入到视频的海洋中才可能形成自己的新价值体系。因而，一定要打破传统的自产自销式的内容生产，打破改版再改版的封闭的恶性循环。在所有的新节目中注入新媒介基因，注入超越本台的市场基因，绝不能再为了满足播出和填补时间做节目了。最后，要作好视频内容的版权管理与评价，不制作没有版权价值的节目，改变小而全的电视台频道与栏目结构，结合大众传播生态的结构变化，集中力量做好新闻与特，其他的内容生产力量全部面向市场，重新集结，为市场制作内容，使电视台从电视频道内容提供者向视频平台内容提供商转变。

（二）拓展传播渠道，成为渠道参与商。在前互联网时代，电视台控制了无线传输与有线传输两种主要的视频传输渠道，而在互联网时代，渠道呈现了多平台化、多通道化、多终端化的立体、网状、非线乃至量子与混沌的复杂结构，没有一种渠道可以被某一机构垄断，或者说，被垄断的渠道其价值日益衰微。因此，电视媒介融合必须把重点放在渠道拓展与利用上。首先是保持并增值传统频道。如保持并维护好公益性的无线传输，积极参与、控制区域性有线电视网络，在本区域实现台网一体，这既是确保舆论、导向之道，也是电视台内容分发增值的主要渠道。同时，积极参与控制有线电视网络的数字化、高清化、平台化、智能化，把有线电视网建设成为城市智慧化、家庭智能化的基础平台，实现多元增值。其次是以多种形式积极开拓多种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渠道。可以推送多种特色化的网络节目和APP，以产品开拓渠道;可以整合多个媒体，共同推出联合平台，如全国部分媒体共建的全国城市网络电视台CUTV;可以和网络、电信运营商合作，建设新的区域平台和渠道，有条件可以资本投入方式参与新渠道建设与运营;可以建立区域化的媒体网络联盟、新媒体网络联盟和社交媒体网络联盟，更要积极主动地参与运用现有的社会化平台与渠道，占领那些最热的社交平台。总之，要通过掌控主渠道，参与新渠道，借力社会渠道，合作多种渠道，形成自有内容产品的分发、分销、分享平台与渠道，实现有效的舆论引导与有利的内容产品增值渠道体系。

媒介的发展方向第6篇

《新新媒介》作者保罗・莱文森是美国著名的媒介理论家、科幻小说家、社会批评家和音乐人，他在媒介理论方面独树一帜，理论观点新颖独特，在音乐方面也很有建树，可以说是个全才。在媒介理论方面，他有《软利器》《数字麦克卢汉》等著作，为媒介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他也是媒介环境学派的新锐人物，被称为是“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这一点在《新新媒介》这本书中有所体现，书中作者试图运用麦克卢汉的研究视角来审视当前的媒介环境，使麦克卢汉的观点在新媒体时代得到发展。

何谓“新新媒介”？这是本书所提出的新概念，新新媒介不同于新媒介的特征是：新媒介用户不得不等待别人生产的内容，而新新媒介用户拥有选择生产和消费只为他们提供的新新媒介内容的权利，他们是消费者/生产者的共同体。《新新媒介》是一本理论性不强但实用性很强的书籍，其以美国当前活跃着的新新媒介――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为切入点，对新新媒介的基本属性进行了阐述，对如何操作这些新新媒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同时，本书也试图探寻新新媒介与新媒介、旧媒介、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关系。本书在理论方面有所创新，尤其是对于当今媒体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以往的媒介理论和传播学理论已经很难满足当前的媒介环境。因此，当前的媒介环境尤其迫切需要与其相适应的媒介理论。在这方面，《新新媒介》本身就是产生于当前媒介环境，其理论具有前瞻性和预测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填充了当前媒介理论的空白，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这本书在媒介理论创新方面的贡献不可忽视。

首先，本书最大的理论创新点就是提出了“新新媒介”这个概念。互联网成熟以后，有人把新一代媒介称为社交媒介、银屏艺术或Web2.0，莱文森对这些概念都一一否定。因为人类历史上产生的所有媒介都具有社会性，所以社交媒介并不妥当；银屏又不能充分涵盖新新媒介的传播渠道，例如类似于播客和纯音频的新新媒介，其并没有通过屏幕来进行传播，所以称为银屏艺术也不准确；而数字不能表达具体内容，难以做到严谨而准确。因此，作者开创性地提出了“新新媒介”这一概念，这个概念与时俱进，在一定程度上准确地表达了网络新媒体的发展环境，也满足了当前的学术需求，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

其次，本书还预测性地提出了新新媒介的发展未来。目前新新媒介的软件和硬件都在飞速发展，新新媒介的未来离不开硬件技术的进步，现在硬件技术发展迅猛，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和接受任何信息。而关于新新媒介未来的发展方向，莱文森在本书中提出，未来的媒介不是“后”新新媒介，也不是“新”新新媒介，而是新新媒介的“超级版”，即“仿生版”。但是关于“超级版”的新新媒介是什么形式的媒介，书中莱文森没有具体展开来阐述，但不管莱文森笔下的新新媒介的“超级版”或“仿生版”到底是什么样的媒介，这种思想起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和思维方式。

再次，作者在书中也对新新媒介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加以论证。互联网产生以来，尤其是新媒体技术得到广泛运用以来，美国的大选和一些政治事件都离不开新新媒介的身影。书中作者从维护《第一修正案》、“占领华尔街”运动和阿拉伯之春等一些列政治事件入手，分析了新新媒介在政治事件中的推动作用。政治上，新新媒介在传播方式和传播范围方面的特质使得政治由原来的精英政治向公民政治转变，虽然这个转变现在说来还为时过早，但是很明显，现如今新新媒介使得政治精英制定政治决策时开始考虑每个公民的政治权益。换句话说便是，新新媒介使民主政治得到很好的发展。其实，我们应该深知这样一个事实，当今的社会，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与新新媒介关系密切。这一点不可否认，也是我们新媒体理论研究关注的领域和研究方向。

最后，《新新媒介》重视媒介技术对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书中处处都体现出麦克卢汉的媒介观点，可见作者受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影响之深。麦克卢汉的媒介观点新颖独特，独树一帜，被当时的传播学者所不齿，并说其是“奇谈怪论”。但是现在看来，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确实正被逐渐印证，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媒介即讯息”等理论至今仍发挥着其独特的光芒。如今新媒体时代，技术对媒介发展的重要性也与麦克卢汉对媒介技术的重视不谋而合。而在本书中，作者莱文森也着重从技术方面对新新媒介进行阐述，认为硬件和软件技术是新新媒介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莱文森同时指出，技术不是万能的，关键看发明这些新技术的人如何控制和掌握。另外在媒介发展问题上，作者认为，每一种媒介技术的产生都是对已有旧媒介技术的补充和完善，它们相辅相成，在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媒介环境中共存。我对这个观点一直以来都深信不疑。

虽然《新新媒介》在学术上有所创新，为我们的媒介理论研究带来很多启发，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本书在很多方面还存在问题，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内容上存在重复，逻辑性不强。作者是按每种具体的新新媒介来安排章节的，比如，Facebook为一章，Twitter为一章，这种纵向的章节安排导致内容上缺乏联系，逻辑性不强，甚至出现重复。每一种新新媒介都有其特性，但也有着共性，每一章在阐述个性时不会重复，但在阐述共性问题时，每个章节之间难免不会出现内容重复的现象。

第二，论证不透彻，结论不清晰。有些方面，作者只是提出问题，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例如，书中提到类似于Myspace等一些新新媒介的衰落，但并没有明确分析其衰亡的深层次原因。

第三，书中关于新媒介和新新媒介的分野问题的阐释也是模棱两可。比如，书中把Wikipedia和Blogging列入新新媒介行列。我国学者通常认为新媒体脱胎于被莱文森否定了的“Web2.0”时代，其互动性强，信息传播者和接收者的界限被打破，变得模糊，在新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有“麦克风”，都能随时随地“发声”。而博客、百科是互联网发展前期Web1.0时代的产物，其互动性、灵活性并不强，这与书中所谓的新新媒介特征并不太相称，但是《新新媒介》这本书却仍旧把博客、百科纳入新新媒介行列。由此看来，新新媒介比我们平时所说的新媒体还要“旧”。其实在书中，作者已经完全打破了原有的媒介界定标准，他对旧媒介、新媒介和新新媒介的界定标准进行了重新定义。我们不能说这种重新定义是好还是坏，只能说这是一个新的的界定媒介发展阶段的方法。

第四，本书只关注PC端的新新媒介现象和问题，缺少对手机移动端的探讨。手机移动互联网是当前发展最快的领域，也是新媒体研究不得不关注的一个问题，而莱文森在《新新媒介》这本书中倾向于对电脑端新新媒介的探讨，缺少对移动新媒体问题的探讨。所以，这一点是滞后于当前媒介技术发展步伐的。

第五，翻译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导致内容稍显冗杂，长篇累牍。

媒介的发展方向第7篇

[关键词]媒介素养 发展传播学 多维构建

受众媒介素养问题，作为受众研究的一部分，是传播学的重要课题之一。随着传播学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与丰富，更鉴于媒介素养在破解“三农”难题中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发展传播学应是农村受众媒介素养研究的基本路径。

一、发展传播学――农村受众媒介素养研究的基本理论视角

（一）媒介素养内涵及农村受众媒介素养问题的提出。

“媒介素养”在西方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33年，英国学者ER・利维斯和丹尼斯・桑普最先提出“媒介素养”概念，目的在于促使人们对电影等大众传媒带来的流行文化保持批判意识，维护传统价值观念和精英文化。至80年代，随着官方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介入，媒介素养从纯粹学界关注向政府和跨国界方向发展。21世纪初，美国媒介素养联盟 （AMLA）和媒介教育行动联合会（ACME）的成立，标志着媒介素养教育的高涨。现在，很多国家都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学校课程内，并发展出许多教学模式及课程教材，媒介素养教育逐渐成为一种终身教育。[1]

媒介素养实践方兴未艾的同时，对其内涵却至今没有达成普遍共识。中国学者较多借鉴加拿大安大略教育部和美国传媒素养研究中心的看法，尤其是后者的定义：“一个媒介文化人――和任何有机会成为媒介文化人的人，能够理解、评价、分析和传播印刷及电子信息的能力”。（CMS，1992）

现在，媒介素养一般指面对媒介信息时人们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可以简化为获取、分析、传播和运用各种形式媒介讯息的能力。中国学界对“媒介素养”内涵有多种看法。米丽娟在《媒介素养科学内涵述评》一文中，将媒介素养观点分为侧重传者、受众和兼顾双方三类，颇为全面、中肯。但是，尚无进行城市和农村受众媒介素养二元划分的观点。

“农村受众媒介素养”问题在中国学界关注程度如何？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可以搜到九篇相关论文，说明该问题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但是，这些论文多以个案调研为主，缺乏应有的理论视野。笔者以为，将发展传播学与农村受众媒介素养问题联系起来，应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角度。

（二）发展传播学视野的农村受众媒介素养研究。

作为传播学主要分支之一，经过勒纳、施拉姆、卡兹、罗杰斯等人的努力，发展传播学成为“运用现代的和传统的传播技术，以促进和加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过程的理论。在为国家发展服务时，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2]但是，不论“现代化范式”的肯定态度，还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忧虑态度，发展传播学始终以大众传媒、受众与社会发展为主线，进行三位一体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这是毋庸置疑的。

笔者认为，发展传播学始终坚信受众及其素养在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因为从勒纳开始，发展传播学逐渐形成了关注媒介素养的研究传统，这些传统在以后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继承与发展。

勒纳用“移情”这个术语描述人的一种心理模式“在一个社会中的人应该是‘能动的人’，这样的人是具有高度感应能力的现代人……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素质也是要现代化的，而且是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3]在勒纳看来，人的移情能力，是现代社会形成的动力之一。而“勒纳式”具有移情能力的人，与具有高度媒介素养的人，具有很大的内在相似性。

施拉姆认为，大众媒介有普及卫生知识、扫除文盲和实施正规教育的作用，这是对传媒提高受众素养的正面肯定。罗杰斯认为，通过大众传媒可以扩散新思想，提高人的现代性，强调了大众传播在国家现代化中的关键地位。1966年，他提出了以“接触大众传媒”为核心的传播与发展模式。[4]该模式的前提条件包括“读书能力、教育程度”等要素，恰恰体现了对受众媒介素养的重视。

90年代以来，打上了深深历史印记的“发展传播”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5]但是，这种在大众传媒、受众和社会发展三维互动背景下，重视受众媒介素养的研究传统在中国得到了继承，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方晓红的《大众传媒与农村》、张国良的《中国发展传播学》和王德海的《发展传播学》等书，葛进平的《浙江农村青少年大众传媒接触及影响实证研究》一书也值得关注。同时，发展传播学逐渐形成了包括乡村传播和农业传播在内的研究新分支。赵晓春的《农业传播学》一书第四章专门论述了“传者和受众”问题。在谢泳才的《中国乡村传播学》和方晓红的《农村传播学研究方法初探》中，都论及受众素养问题。

因此，不论乡村传播、农业传播或农村传播，都是发展传播学中国化、本土化的体现，农民媒介素养问题始终是其题中之义。

总之，发展传播学是研究农村受众媒介素养问题的基本理论视角。

二、研究路向与调研结果审视

2010年7月，为了解广州农村地区媒介素养状况，笔者在广州南沙地区进行了问卷调查。作为2000年后广州四个新设区（番禺、花都、南沙、萝岗）之一，南沙区属于以渔业和农业生产为主的“城中村”，处于由乡村向城镇发展的过渡期。大众媒介的普及、受众素养与农村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问卷以掌握农村受众媒介素养基本情况为核心，设计问题涵盖了受众背景、媒介认知、媒介态度和媒介使用等方面。在当地随机抽取141个住户发放问卷，除少量文盲是完成外，其余均由本人填写。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17份，问卷回收率为83.00%。最后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得出了一些数据与结论。

（一）受众属性与媒介选择分析。

传播学中，受众的属性一般包括人口统计学意义和社会关系意义两个层面上的属性，职业、文化程度和性别作为其重要属性，是分析受众媒介选择的重要参照点。

性别、文化程度与媒介选择有关系。受访者中，具有大专和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只占少数，初中文凭的人数最多，有40.52%；其次是具有小学学历和未受教育的人数，共占33.62%。这是一个人数可观的低水平文化群体。就受众文化水平与媒介（尤其是新兴媒介）接受能力关系而言，数据表明：文化水平越高，媒介接受能力越强，这个群体新兴媒介的应用越多；文化水平越低，媒介接受能力越弱，在这个群体中新兴媒介的应用越少，基本呈正比例关系。

就性别而论，具有高中（中专）以上学历的男性占30.91%，女性占19.35%，而且女性的文化程度在每个学历段均落后于男性。报纸（杂志）的男性受众比例远远超出女性。这应该与文字印刷媒介侧重理性，对受众文化要求较高有关。

就职业与媒介选择关系而言，两者关系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从事开店铺、打工和开厂三种职业的人，较多使用电视、电脑、手机等大众传媒及新媒体，信源较广，有条件成为“意见领袖”。

（二）媒介现状与媒介素养构建――基于媒介认知、态度、使用的分析。

1．南沙区农民的媒介生活现状。

受众的媒介接触呈现如下整体特征：电视是主流媒介，广播日趋边缘化，在网络和手机等媒介使用范围不断扩展的同时，受众信息渠道趋向多元化。

电视是主流媒介，广播日趋边缘化。69.56%的受访对象表示，在闲暇时间他们会选择接触大众媒介，有一半人选择看电视，电视成为农村受众获取外界信息的首要途径。在电视独占鳌头的同时，广播已经呈现边缘化趋势，对其使用情况和认知水平，都较电视、报纸、电脑和手机低。（见表1）

网民之中，年轻网民（20~39岁）占绝大多数。他们除对电视、电脑、手机有较多接触外，也不乏对报纸的喜爱。有21.43%的年轻人看报纸，占报纸受众总数的50%。在媒介接触频率上，广播受众每天接触人均频率至多为1.43小时；电视受众每天接触的频率人均至少为2.60小时；网络受众一天接触的人均频率至少为3.39小时。

2．受众媒介素养的多维构建。

全美传播学会将媒介素养教育具体化为五个标准和能力：首先是理解人们在私人与公共生活空间使用媒介的能力；其次是理解阅听人与媒介内容之间复杂关系的能力；第三是理解媒介内容乃是社会与文化产物的能力；第四是理解媒体商业化本质的能力；最后是使用媒体与特殊对象沟通的能力。（NCA，1998） [6]

笔者以为，媒介素养的构建，依其发生的逻辑顺序或表现阶段可以分为认知、态度和行为三个层面，受众素养的培养，是依次经历从被动向主动，从抽象理解向具体行动的多重转化和逐步具备上述能力的多维构建过程。

首先是基于媒介误读的认知分析。

认知指通过心理活动获取知识，强调外部信息作用于人们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知识量的增加和知识结构的变化，媒介认知是素养培养的起点，并习惯上将其与情感、行为相对应。调查显示，农村受众对媒介认识存在一些明显误区：

目前，几乎所有现代人都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由媒介建构的“虚拟世界”，另一个是客观的“真实世界”。对未知“真实世界”的认识，很多人是通过“虚拟世界”的信息来判断，所以这两个世界的界限很多人都会混淆。

本次关于媒介信息可信度的调查结果是：5.98%的受众选择“非常可信”；83.76%的受众选择“基本可信”；9.4%的受众选择“基本不可信”，选择“完全不可信”的只有1个人。由此可见，大部分人对媒介信息的态度是持肯定的，只有少数人对其产生怀疑。

传播学原理告诉我们：“虚拟世界”不完全是现实世界的重现，媒介传播的信息是经过重重“把关”、“议程设置”等环节之后才形成的，所以媒介世界与现实世界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差距，受众必须加强对媒介信息的辨析能力。

此外，调查显示，半数以上受众对网络持怀疑态度。实际上，网络自身并不存在好坏问题，媒体作为一种技术、工具或者社会组织，它的性质取决于使用者的能力和价值倾向，对媒介极端怀疑或盲目信任，都是片面认识。

因此，先要走出一系列观念和认知上的误区，才能为接下来的媒介素养培养夯实基础。

其次，基于接触倾向性的态度分析。

媒介认知的不断累积，可能影响人的观念、价值体系情绪或感情的变化，也就是心理和态度层面的转变。态度层面包含对事物性质的定性判断。调查显示，针对不同需求，村民会选择不同的媒介。

问卷中有一题“假如发生了与你们村生活有重要关系的事情，比如拆迁，你想了解清楚情况，你会采用哪种方式”，得出如下数据（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农民倾向于从人际传播的渠道而不是从其他渠道来获得信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共同的居住区域，相似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习俗之外，人际传播特有的交流方式也很重要。

至于社会信息的获取，32.76%的受众表示有从媒体获得过跟自己切实相关的重要信息；40.52%的受众表示没有从媒体获得过跟自己切实相关的重要信息；26.72%则表示不记得。可见，他们倾向从大众传媒处获得社会信息。

最后，基于媒介使用的行为分析。

认知和态度上的变化最后通过行动体现出来，这也表征了媒介素养最终的形成。受众媒介使用有两个明显特点。

一方面，媒介日常使用有倾向。调查显示，南沙农民收看的电视节目主要有： 1．新闻与信息；2．电视剧；3．搞笑的娱乐节目；4．文化教育类节目。使用网络的主要目的有：1．获取新闻信息；2．聊天；3．打游戏；4．查资料或收发邮件。

另一方面，特殊事件中的媒介使用有难度。通过媒介来获得信息、进行娱乐和查找资料，是媒介使用的一般形式。面对涉及农民权益等问题时，利用媒介来维权，则属于媒介使用的更高形式。

据统计，在自身权利受损时，会选择“通过大众传媒表达自己的意见”的人数只占22.41%，会“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的达44%，还有31%的人选择“没有办法”。因此，媒介素养的提高尤其要重视其在行为层面的提升，强化受众媒介接近、使用的能力。

三、相关建议

笔者以为，若要提高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努力：

一方面，以“信息广州”建设为契机，加快信息化体系构建。

1996年以来，国家先后实施了“广播电视村村通”、电话“村村通”、“金农工程”、“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等信息化工程，农村信息化进程明显加快。在此背景下，《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政府加快“信息广州”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在2012年前贯彻“信息富农”计划和国民素质培养目标。为了落实这些计划和目标，就要大力整合涉农信息，通过网络、广播电视、电话、手机短信等渠道，为农民提供气象、农资农机、卫生医疗、农业科技等信息服务。这些基于大众传播的信息化建设，为提高受众媒介素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另一方面，强化技术培训，完善人际传播渠道和意见领袖培养。

考虑到农村传媒发展水平与城市的差异，以及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环境对传媒选择的影响，用完善的人际传播渠道和意见领袖可以弥补大众传播的不足。施拉姆、罗杰斯等学者已经认识到人际传播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影响，罗杰斯更指出人际传播是新事物影响流重要的传播途径。意见领袖作为人际传播的构成要素，直接影响其传播效果形成。因此，可以选择当地有影响的人为意见领袖，重点提高他们的媒介素养，然后通过他们的示范作用，带动周边的农村受众，逐步提高这一群体的整体媒介素养。

综上所述，我国农村受众媒介素养水平落后于城市且参差不齐，其建设任重而道远。因此，必须以发展教育事业和普及大众传媒为前提，以认知、态度和行为三个向面为着力点，逐步推进，努力开创中国农民媒介素养全面提升的新局面。

注 释：

[1]张志安、沈国麟：《对中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的回顾和简评》[J]. 《新闻记者》2004年第5期

[2][美]韦尔伯・施拉姆著，金燕宁等译：《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3]魏文欢、罗杰斯：《发展传播学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借鉴意义》[J].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4]范东生：《发展传播学――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J].《国际新闻界》1990年第3期

[5]支庭荣：《由盛转衰的发展传播学》[J].《新闻大学》1996年冬

媒介的发展方向第8篇

关键词：媒介融合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可持续发展路径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2012年度研究课题《基于媒介融合的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研究》

当前，我国广播电视已经进入从模拟系统向数字系统升级换代的重要阶段。中央明确指出2013年至2015年，全面实现三网融合发展，基本建立适应“三网融合”的体制机制。伴随着我国“三网融合”的快速推进，我国跨媒体人才培养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在这其中也逐步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制约着我国媒介融合的推进。

一、当前我国媒介融合人才培养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思路上存在误区，一些概念及政策边界亟待廓清。一些人将媒介融合简单定义为传媒从业者跨媒体技能的培养，将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简单定义为广播电视媒体从业技能、网络媒体从业技能和书面媒体从业技能培养的简单结合，而忽视了媒介融合是多种媒体之间的聚化裂变反映，它催生了新的媒介理念、媒介形态、媒介内容、媒介运行机制等，带来的是媒介发展的革命性变革。它对传媒人才培养带来的是从理念、机制到内容的系统化创新，绝非是技术层面的简单叠加。还有一些人简单地将媒介融合定义为一个实践命题，单纯注重应用层面的技术融合、运行机制融合、所有权融合等的路径考察，对媒介融合的理论研究进路缺乏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导致媒介融合在实际推进中后劲不足。

二是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方案设计等工作亟待加强，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理论储备需要进一步夯实。面对媒介融合快速推进的态势，我国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方案的预研及理论储备工作明显滞后。当前只有个别高校对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规格、培养方式、培养路径等在学理层面进行了关注与研究，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尚未形成有效对接，具有通用性、被相关高校所普遍认知与接受的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框架体系仍处于初步建设阶段，不同发展水平地区、不同层次高校分层化、多类型的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方案尚未进入大多数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的视野。媒介融合相关要素在新时期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中的话语通道亟待疏通、话语内容亟待补位、话语效果亟待进一步彰显。

三是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现状不能适应媒介融合的形势发展需要。当前我国传媒单位中跨媒体人才的培养主要通过职后培训、传媒从业者自我兴趣迁移等方式来实现。媒介融合尚未作为一个专业开展普及性、系统化的人才培养实践。在一些开展媒介融合试点的高校，也大都局限在相关课程内容的设置中，增加媒介融合背景、现状及趋势等的相关介绍，或者开设一些媒介融合关联题材的选修课等；设置若干研究课题，开展国际媒介融合最新发展动态及国内媒介融合现状、趋势等的追踪研究，提供媒介融合发展策略与路径的理论研究等。或者以教学改革试点方案等形式，在部分学生群体中开展跨媒体技能培养的尝试等。媒介融合专业的师资储备、培养培训力度亟待加强，相关教材建设等急需填补空白。从总体上说，媒介融合尚未作为传媒人才培养的重要创新因素、产业发展的革命性技术创新因素发挥其对新时期传媒人才培养的创新引领及变革驱动作用，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辐射面、推广力度及现实绩效等都“乏善可陈”。

二、媒介融合人才培养误区形成的内在成因

媒介融合人才培养误区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传媒教育与传媒产业发展之间缺乏有效的联动，媒介融合对传媒教育创新的引领力、整合力、渗透力、发展力不足，产学研合作机制需要进一步梳理与完善。办学与市场发展相脱节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较为明显的弊病。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校忽视办学实际及办学规律，简单迎合市场表面的发展态势，导致办学在战略方向层面出现误差；二是高校漠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趋势与规律，在办学中墨守成规，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作为应用性专业，虽然从总体上说我国传媒院校与行业保持了密切联系，但是两者之间一体化、协作型发展格局仍然没有形成。主要表现在校企之间的合作仍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源培训、学生实习等方面，尚未进入到传媒发展战略设计、管理架构与运行机制创新、传媒形态与传媒门类变革等核心业务层面，高校对传媒企业深层发展、核心竞争力提升的拉动作用有限，这也直接制约了传媒院校深度追踪行业发展动态，把握行业发展规律，适度超前引领、预判行业发展走向的能力，使传媒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与媒介融合的发展实际相脱节。即使我国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体制环境相对健全，传媒院校与传媒企业之间政产学研合作机制较为完善，合作成效相对明显的长三角、珠三角与环渤海地区，传媒变革的最新趋势投射到传媒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实践上仍然有较为明显的滞后性，其传导机制过于复杂，反应机制的敏锐性有待提升。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当前传媒市场竞争呈现白热化的态势下，传媒企业过度重视短期市场份额的博弈，热衷于挖人才、抢时段、买创意获取竞争优势，在人才梯队建设、长线技术储备等发展命题上关注不足，严重忽略了传媒院校办学对其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支撑力，进而造成传媒院校与传媒企业之间合作动力的流失，对传媒院校贴近行业一线办学带来了严重的制约。同时在产学研合作机制建设中，过分重视传媒企业主体与传媒院校之间的能动作用的发挥，政府调控、引领职能相对不足，在合作某一方出现问题时较易影响到整体的合作格局。传媒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办学机制的内在调适与优化能力不强，对于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紧迫感、使命感的认识有所欠缺，对于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系统规划性不足，在遭遇政策壁垒与行业藩篱时，破解体制障碍的勇气与办法不多，其重要原因在于当前的高校办学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分解了市场竞争对高校人才培养创新的压力，即市场对人才培养规格、质量的反响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直接转化为高校办学资源获取的压力。所以解决好校企合作的深层次问题，促进传媒人才培养创新与媒介融合发展现状的紧密结合，提升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质量与水平不仅需要从战术上进行规划与布局，更需要解决战略层面的制度障碍及动力机制建构问题。

三、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制度创新的视角

提升媒介融合人才培养质量，满足传媒事业快速发展的需求，最关键的是要从制度层面入手，建立与完善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制度体系。制度体系建设分为战术与战略两个层面。战术层面主要解决基于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实施策略、实施路径的保障体系建设，战略层面重在解决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深层动力机制建构及体制障碍破解的问题，建立起促进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的框架。

在战术层面的制度体系建构中，当前需要做好四个层面的工作。一是疏通媒介融合进入传媒人才培养视野的话语通道，在顶层设计层面为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提供伸展空间。通过将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纳入党委、政府文化及教育决策的视野，为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提供政策支持与文化土壤。地方政府在区域传媒及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制定时，要充分考虑到人才队伍建设对传媒及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明确人才队伍建设目标及保障措施等，尤其要关注好、回应好新形势下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问题，阐明媒介融合人才的培养意义、培养目标、培养路径及保障机制等。同时，各级政府在制定区域教育发展规划时，充分考虑到产业转型升级、新技术发展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在制度设计层面构建产学研贯通、面向市场、面向国民经济发展前沿，有效推进办学创新、提升办学质量的理念与机制。各高校尤其是传媒院校在制定学校“十二五”及中长期发展规划时，要充分注重将最新的媒介及文化产业发展动态纳入办学视野，作为办学的重要权变因素加以考量，为媒介融合人才培养工作的推进提供制度空间。二是要厘清形势与要求，摸清规律，科学设计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方案。要科学分析媒介融合的走向，对未来媒介融合人才的需求数量、规格层次等形成全面科学的判断，作为编制人才培养规划、确定招生数量，分专业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重要依据。在传媒人才培养方案编制中，完善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定位、培养方式等系统化指标体系，为媒介融合人才培养提供清晰的路线图。在这个过程中，要注重“新”与“旧”的结合，要注重对传统传媒人才的培养方式、培养手段进行全面的总结与梳理，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机制、新模式。要注重“快”与“慢”的结合，媒介融合人才培养不能一味求快，盲目追求“新奇特”的形式美感，要尊重培养规律，踏准产业创新的步骤，注重实效，注重衔接，分层次、分阶段地有序推进传媒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要注重“普”与“特”的紧密结合，在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中，要尊重媒介融合人才培养的一般规律，把握其通行模式与常态机制，同时又要充分结合学校自身的办学实际与办学特色，提炼有特色的办学内容、办学环节等，进一步提升传媒人才培养的效果，凸显传媒人才培养的特色品牌。三是要完善媒介融合人才的保障机制。完善师资队伍保障机制，积极创造条件，与国外有相关研究基础高校联合培养媒介融合专业博士生，在国内积极尝试开展媒介融合专业的硕博士教育，从国外选聘部分媒介融合的相关研究者与从业者，来国内开设讲座等，全方位涵养师资。推进业界与高校师资互通计划。高校具有传媒教育背景的师资去跨媒体业务经营较好的企业开展定期实践，积累业界工作经验，吸引、引进一批具有媒介融合工作经验的业绩精英，在经过一定时期的知名院校培训后，充实到传媒院校一线教学队伍，开展媒介融合的相关教学工作。政府和高校要为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提供优惠政策，确保能“引得进、留得下、用得好”。

在战略层面的制度建构中，要着眼于解决传媒企业和传媒院校合作的内生动力问题。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通过强有力的手段解决传媒企业之间的同质化竞争，推崇“新奇特”的短期收视率竞争等，通过制度手段坚决规避媒介低俗，引导传媒企业营建绿色收视率，更关注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支撑。传媒企业要通过编制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企业发展定位、频道特色、人才梯队建设要求、设备投入规模及技术储备等，明确新形势下校企合作的创新路径等，比如联合开展创新节目形态研究、定向培养高端人才等。政府可以牵头组织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产学研合作平台，明确运行机制与原则，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政府在对高校的考核中，不仅要注重其办学规模等指标，更要注重考核其实际发展绩效，考核其增量中的内容构成及效益等。比如产学研合作收入是以重大行业创新成果的转化作为驱动还是以初级员工的培训收入所得；学生就业率背后所呈现的就业质量等。并通过适当的方式，将发展绩效与高校发展资源的供给与分配相衔接，真正激发学校发展的动能，促进高校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媒介的发展方向第9篇

关键词：媒介融合；电视新闻传播；走向

媒介融合是现代媒体发展的主流趋势，从内容到方式，从网络到终端均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对电视新闻栏目的影响不可谓不大，而在日新月异的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媒介融合的进程将会更快。鉴于此，明确媒介融合背景下电视新闻传播的走向，论证其应用价值显得极为必要。

1.媒介融合的涵义分析

媒介融合所涉及的信息交流范围较广，在多元化交流方式的影响下，传统的报刊与电视的重要性逐渐不如新兴的互联网信息网络。本文所指的媒介融合主要是以新型的通信技术为依托，把多种的信息媒体融合为一体的技术方式，其核心目的在于信息的交换，针对各类的媒体信息资源进行整合与优化，把各类媒体的信息资源全部迁移到统一的媒介平台，便于受众浏览。笔者认为媒介融合当中主要包含着三大因素，分别是组织结构、传播手段、所有权属，可实现对信息交流发展的持续促进，推动信息传播向着更全面的方向进步。

2.媒介融合背景下电视新闻传播发展的契机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之下，电视新闻传播发展迎来了诸多的契机，集中体现在新闻观点的阐述以及新闻采编的方法两大方面，具体如下：

2.1多元化的新闻观点阐述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之下，独家新闻的形式几乎不再存在，其所强调的是信息资源的共享，因此新闻信息在传播方面往往会呈现出较大的共同之处，电视新闻的看点逐渐由类似的新闻内容向不同的新闻评论点与播报点的方向转变。鉴于各家电视台对新闻评价的立足点与切入点均有所不同，因此新闻观点的多元化特征更为明显，跟受众之间的互动性也得到了强化。电视新闻传播的立足点越贴近生活，就越能受到受众的喜爱与支持，简而言之，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之下，电视新闻观点的阐述更加趋向多元化，可引导受众以更全面而理性的态度去看待新闻事件。

2.2合作式的新闻采编方法

传统的电视新闻传播信息采编，信息来源匮乏，需要大量的信息采集员来完成信息的采集与编辑工作，效率较低，且所采集而来的信息缺乏全面性，影响了电视新闻播出的效果，难以起到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在媒介融合的新背景之下，可实现新闻信息资源的共享，无论的图片、视频，还是文字均可在短的时间之内完成最全面的采集与编辑，节约电视台内部的人力资源，对电视新闻的实时转播大有益处。扩大新闻信息资源的来源范围，可由普通人提供，确保了电视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在媒介融合背景之下，电视新闻采编基本上都是分工合作与团队合作两种方式混合的做法，可提高新闻信息整理的效率，保证新闻西信息采集的快捷性与真实性。

3.媒介融合背景下电视新闻传播的主要走向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之下，电视新闻传播的走向与传统的模式有着显著的差异，具体表现为表达方式创新、多种媒介的交叉使用、革新固有的新闻观点模式等方面，具体如下：

3.1表达方式创新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受众对于电视新闻传播的要求越来越高，从突显新闻事件的真实性到对新闻事件作出客观的评价，再从还原新闻事件本质到针对新闻事件作出创新的解释。如今的新闻传播方式繁多，电视新闻传播的固有优势被逐渐削弱，这就要求电视新闻传播在表达方式上作出创新。

针对相似的新闻，不过分注重内容的细小变化，而是着眼于新闻评论点的创新性与独特性，以期给予受众耳目一新的感觉，继而提高受众对电视新闻的关注度，彰显其余的新闻传播所无法达成的传播效果。除此之外，加大电视新闻传播特色栏目的建设力度，打造独具特色的精品新闻栏目，以吸引更多的电视新闻受众，对新闻事件的评论方式与表达方式积极进行创新，以增强电视新闻传播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的竞争力。

3.2多种媒介的交叉使用

多种媒介的交叉使用是实现媒介融合的关键前提之一，诸多不同的传播方式被强大的网络平台所涵盖，而电视新闻传播也应当看到这样的发展形势。目前我国大部分的电视新闻传播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网络新闻门户，连接客户端，用户能够实现电视新闻的电视新闻，这是典型的电视新闻与网络技术相互结合的模式，可大幅度提高电视新闻的浏览量，无论是对于网络门户，还是对于电视新闻而言，均是大有益处的。

“双赢原则”是多种媒介的交叉使用必须要遵循的核心原则，应当充分重视资源以及产业链条的完整性，通过方便快捷的新闻传播方式，电视新闻发展与传递的速度均可大幅度提高。同时，开发报纸类刊物的潜在价值，如对电视新闻内容进行补充说明与深入剖析，加深受众对电视新闻内容的理解，通过多种媒介的交叉使用的方式，可切实提高电视新闻传播的广泛性与有效性。

3.3革新固有的新闻观点模式

新闻信息资源来源的无限化可能源自于媒介融合的大背景，庞大而完善的新闻信息资源库可作为电视新闻传播信息来源的重要基础。然而，这个信息库仅仅是针对新闻播报而言的，如果要作出符合受众心理特征的新闻，同时讲解促进电视新闻传播的发展进步，那么增强电视新闻整合的能力久显得尤为必要，在强大的信息资源当中寻找到合适有效而独特的新闻信息资源，而非胡乱地把许多看似相关的新闻混合播报。

完成有效新闻的整理工作之后，选定独具特色的视角对新闻事件的本质进行深入的剖析与阐述，以确保电视新闻播报的整体效果。针对电视新闻传播固有的新闻观点模式进行革新，要求新闻视角必须要具备独特性与创新性，以提高受众的关注度，整合并筛选新闻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电视新闻信息资源的综合效益。

4.结语

综上所述，在媒介融合的时代大背景之下，电视新闻传播的走向值得深入审度与分析，这是时展与技术进步所共同创造的主流发展趋势。现如今，数字化多媒体、移动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均快速发展并融合，电视新闻传播置身事外是不现实的。媒介融合对传播、网络、内容、终端等诸多平台实现了有效的整合与优化，这是媒体发展的新形式。鉴于此，必须要对电视新闻信息进行强力的整合，进一步扩宽电视新闻传播的平台，立足于创新表达方式、交叉使用多种媒介、革新固有的新闻观点模式等方面，力保电视新闻在媒体传播当中的重要地位。（作者单位：渤海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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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卓颖.媒介融合背景下电视新闻传播的走向[J].新闻传播，2014，05：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