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科学技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0 — 0009 — 02
自近代科技革命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变化，科技已经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不断改变着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领域的面貌，对于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是当代意识形态理论领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于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在西方争论基本上分为两种对立的观点，即科学技术的“对立论”“等同论”。“对立论”观点认为二者性质不同，形态各异，功能相反，是绝对对立的。“等同论”认为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已经取代了传统意识形态的作用，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并提出了“新意识形态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功能的分析向来都是辩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1〕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对科技的评价和描述可以说成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是一种关系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是有区别的，是不能等同的，同时，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是有联系的，不是对立的。这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过程中应该一直坚持的，不能忽略科学技术的作用，但是绝不能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等同起来，认为科学技术已然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一方面涉及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合理性问题。因此，正确把握两者关系，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必须要明确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
（一）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现代科技通过控制和满足人们的需要进而支配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并为政治合理化提供依据，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功能，成为新的统治形式。然而，科技虽然更多地承担起了影响社会和人文发展的角色，但它并不能回答和解释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科学技术不能成为与意识形态等同的意识形态。首先，二者的所反映的对象不同，科学技术反应的是自然界的的各种关系，而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第二，二者的属性和功能不同。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属于知识形态的生产力，是构成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意识形态则是一个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取向和观念的总和，其特征是自觉或不自觉的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盖现实的联系。郑永廷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一书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地反映一定社会集团（在阶级社会就是阶级）经济政治利益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念体系，是一定社会集团、阶级的政治理想、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思想基础。”〔2〕第三，二者的任务不同。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实施判断。而意识形态是为人类思想和行动定向的价值体系，它引导人们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辨别善恶和美丑，提供人类活动的价值规范，也提供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
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观点，事物之间不仅是有区别的，也是有联系的。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郑永廷在《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互动共进》〔3〕一文中指出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中指出：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意识形态的变革，丰富意识形态的内容。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强化了意识形态功能：维护政治制度，服务政治需要。再次，科学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一个国家的重要事业，他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本身具有扩大政治影响的作用。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具有重要的反作用，政治作用作为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意识形式，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有保证也只制约，“也就是说，进步的、民主的政治能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而落后的、专制的政治则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4〕
（二）.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
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意识形态，它坚持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是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文化。在它的指导下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但是，我国的科学技术，由于历史的原因，同发达国家相比总体上是落后的，科技水平不高，科技实力和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强。二者关系上处于不平衡的地位，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推动作用不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的指引作用也不强， “对科学技术作为动力推进意识形态发展的作用也重视不够，对科学技术强化意识形态功能亦缺乏研究，”〔5〕这对于我国而言，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尤其是科学技术竞争和意识形态的冲击中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进大量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任何一种科学技术成果都不仅仅是一种纯技术那么简单，它一定连带着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文化背景与之相随。我们不可能完全同时引进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只能根据我国价值观与道德观的要求对引进的科学技术加以改进和应用。所以，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要引进科学技术与外资，又要抵制与之相伴随的西方价值观和思想文化，并根据我国社会发展需要，对外来的科学技术进行消化。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对世界政治局势稳定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充分的利用科学技术不仅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能够发展国防，维护政治的稳定。科技的发展使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也会不断上升。但是，这绝不是说科学技术本身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国家把科技上升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是为了解决严重的社会危机而寻找的一条道路，这种科技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科学认识不能代替人文认识，科技理性不能代替价值理性，技术解决不能代替政治解决，自然矛盾不能代替社会矛盾。所以一定要认清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这是我们认清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价值功能，加快实施科技创新战略的前提。
二、正确把握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合理的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效应
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它日益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一观点片面的强调了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把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简单的等同起来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西方学者关于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论断，虽然极端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联系，但是却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要重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研究，除了积极的社会功能还要研究其消极的社会功能，除了科学技术的经济功能还要研究其社会功能、政治功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对我们的生活各个领域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也不可否认当今的能源危机，环境危机，人口危机等问题也是和科学技术或多或少的有关系。怎样在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效能的同时抑制其负面效应，是一个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是一个急需解决而又相当棘手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由于片调强调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造成了一些难以弥补的损失。正确处理好科学技术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成败的重要问题，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国际政治关系及政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发达国家凭借科技经济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差距日益拉大，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对立。二是科技的发展也为发展中国家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提供了机会，这就会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变化，形成政治多极化格局。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力发展科技，才能促进经济的高速稳定发展，才能保证政治的稳定，才能不断的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渗透是指被各个领域所使用，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或者说是被意识形态化了，但其本身绝不能称之为意识形态。
三、正确应对科学技术发展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挑战
科技的发展某种程度上缩小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同时带来了经济全球化脚步的加速发展，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处理科学技术发展与意识形态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意识形态趋同论、终结论其要害无非是要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否定世界范围的民族文化多样性。这些理论不符合世界的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浪潮中也是站不住脚的。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导致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形成一些经济共同体，制定一些共同的经济条约，但是这只是谋求自身经济利益发展的需要，是互惠互利的产物，这并不能代表政治的一体化，不能代表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成立。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政治经济多极化的出现更是对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有力反驳，所以我们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必须抵制这种思想的侵蚀，维护政治的稳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面临着经济和意识形态发展的双重挑战。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扩张，跨国公司的建立，核心科技的加强等都对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思想渗透，推行其所谓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也面临着与发达国家差距扩大和文化冲突的复杂局面。所以我们要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和平的方式与资本主义并存竞争，积极的去应对意识形态的挑战。
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个突出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全面研究、正确处理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对于推进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效发挥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在文化激荡，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环境中，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正确的认识和处理好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与时俱进的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
〔参 考 文 献〕
〔1〕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268.
〔2〕郑永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M〕.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04.
〔3〕郑永廷.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互动共进〔J〕.高校理论战线，2012：12-13.
关键词：科技英语；翻译教学；原则；策略
在与时俱进的科技信息时代，科研论文、科普文章在我们的生活中都随处可见。目前大多先进的科技成果仍以英语为分享和传播载体，由于缺乏完备的英语教学与交流环境，语言成为科研成果共享与交流的瓶颈。如何根据科技英语的文体特点，做好科技论文与科普文章的翻译教学工作意义重大。
一科技英语的文体特点
由于内容固有的科学性，科技英语要求更客观、准确和精炼，在词汇、句法方面都有许多与普通英语不同之处。科技英语的逻辑性、严密性和简明性更突出，其文体特点表现在词汇上，是缩略语和复合词多，技术词汇多且意义专一；表现在句法上，是名词化结构多，长句多，被动语态使用频繁[1]。
1.词汇特点：
（1）在科技英语常用缩略语的形式，简洁明瞭、通俗易记，如物联网（InternetOfThings,IOT）、无线射频设备（RadioFrequencyIdentificationDevices，RFID）、语义网（SemanticWeb，SW）等。
（2）随着学科交叉与融合，论文中涌现出一些新的复合词，通常是用已有的单词通过词缀法合成新词，比较灵活，不太受构词法约束，如：chargingneutrality（电荷中和），softland（软着陆），informationprocessing（情报整理），rayproofing（防辐射），integratedmanagement（集成化管理）等。对缩略词和复合词的准确翻译是科技英语翻译忠实于原文的重要体现，总结和积累专业词汇是提高学生对此类词汇掌控能力的直接途径[2]。
2.语法句式特点：
（1）被动语态的广泛使用。科技论文强调虚实推理、逻辑论证，客观准确为首要原则。第一、第二人称往往会给读者过多的主观臆断印象，因此第三人称和被动语态成为科技论文的常用叙述方式，如：InternetofThingsissupportedbyRFIDtechnology.（无线射频技术支持了物联网技术的实现）。在被动语态的句子中，一般情况下由事实、行为、活动、作用等作为主语，且往往是句子里首个出现的词语，阅读起来更醒目，如：Attentionmustbepaidtothetimecostoftheactions.（注意行动的时间成本）。而很少说：Wemustpayattentiontothetimecostoftheactions.
（2）大量采用后置定语和复杂长句。
为了完整地表达清楚科技文章的意义或概念，又不显得句子重复啰嗦，使用后置定语是较好的方法——将较短的句子成分前置，或将本应修饰某些词类的句子成分后置。这样既可以明确突出句子的语义，同时又能保持句式的平衡，一般情况下，后置定语采用的是“就近原则”，即定语从句跟在哪个名词后边就修饰哪个名词。同时，为体现逻辑关系的严密性，会用到大量的修饰语（尤其是后置定语）、并列成分以及多层次的语言结构，因此复杂长句是很屡见不鲜[3]。翻译者要翻译好这些长句，关键在于了解句子的结构层次，掌握其内部的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再运用一定的翻译技巧，按中文习惯把它表达出来，做到既忠实于原文内容，却又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
二科技英语翻译教学的原则
（1）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原文思想和内容。
通过经典科技论文的翻译实践，引导学生了解作者的主要思想，不能在文章主线上出现理解的偏差；进而解析文章的结构，包括段落衔接关系和句子层面的逻辑结构；熟悉所要翻译的科技内容的实质，如技术原理、科学知识、工程技术要求等背景知识。
（2）指导学生掌握相关科技内容涉及的词汇。
分析句法结构，弄清词与词、句与句的语法联系；熟悉词汇的实质含义，从语义层面分析词汇的词义及用法；结合相应的科技业务背景知识，了解文章技术逻辑，分析词汇在文章中的上下文语用环境，准确定位其科技意义[4]。
（3）帮助学生明确源语与目标语之间的异同。
一方面，在实际翻译教学过程中，必须帮助译者了解并利用汉语和英语在结构上相似的地方，方可通过直译的方式使得译文既符合原文的结构形式，又保留原文内容的原汁原味。另一方面，由于英语和汉语之间存在的差异性，译者要妥善选择直译和意译方法，既要避免完全直译出现“英化汉语”现象，又要基于按照科技文献准确、严谨的特点，遵循“能直译处尽量直译，不能直译处才用意译”的原则。
（4）以完整性、准确性为标准。
针对科技论文论证完备、准确严密、清晰精练的文体特点。在科技翻译教学时，完备和准确是第一要素，要强调科技术语翻译的准确性。如果为追求译文的流畅性而牺牲准确性和完备性，不但会造成科技信息的丢失，还可能引起误解，造成严重后果。译文内容的完整性、准确性和语言的流畅性是衡量科技英语翻译水平的重要标准。
三相应的翻译策略教学内容
1.增词和减省译策略：
（1）增词，通过在译文中补充原句中没有的词，实现句子更完善的展现。如：Sinceairhasweight,itexertsforceonanyobjectimmersedinit.（因为空气有重量，处在空气中的任一物体都受到空气的作用力）。增词为了更好的展示句子的逻辑，达到平衡结构的效果。
（2）虽然有的词从语法层面看是不可或缺的，但毫无实际意义，或有的词虽有实际意义，译出又显得多余，此时可以省略不译。减省译法的目的在于使译文更加通顺流畅，更符合译文习惯。如：Whenthecostgetslow,theprofitbecomeshigh.（成本低，利润就高。）根据汉语的习惯省译了动词become，句子看起来更精简。
2.被动语态的翻译策略：
（1）保留被动语态。一般加上“被，由，为，受……”等词,再翻译谓语。这些助词在汉语中都表示被动的意思，如：ItissaidthatthedesignforthecarwillbemadebyaspecialgroupundertheguidanceofDr.Wei.（据说汽车将由特别小组在韦博士指导下设计）。
（2）译为主动语态或无主语句。将英语句中的主语译成汉语中的宾语,一般加上“我们、大家、有人”等主语，如：Itisconsideredthattheresourcesshouldbeintegrated(人们认为资源应被集成)。也可用句中某成分作主语，将被动意义译成主动意义，如：Measureshavebeentakentodiminishfriction.（已经采取了措施来减少摩擦。）
（3）对it的翻译。It作为人称代词，可以翻译成“它”或所指代的名词，当它被用作非人称或没有意义的时候，往往省略不译。
3.复杂长句的翻译策略。
要将复杂长句翻译得条理清晰，必须依据汉语的习惯，将其分解成几个简单句来完成对于科技文章中出现的长句、复合句，通常我们可以在对原文思想内容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运用意译的方法进行翻译。
4.引申译策略。
指从原词的内在含义出发，结合语境和译文的表达习惯，在译文中对某些词作一定的语义调整，以达到忠实、通顺的目的。英译汉时常常会遇到许多单词，按词典上给的词义来翻译，译文就会生硬难懂，甚至造成意思上的曲解。因此，需对词义进行必要的变动，引申出能表达词语内在含义的新的表达方式。引申既可化具体为抽象，也可化抽象为具体。
四结束语
准确的翻译要求对原文的技术内容、原理等科技因素具备充分的理解。本文分析了科技英语文体的特点；从原文思想内容、词汇、源语与目标语之异同、完整性和准确性四个视角探讨了科技英语翻译教学的基本原则；并以增次和减省、被动语态、复杂长句、引申译等策略为重点，设计了教学内容。
参考文献：
[1] 胡莹.科技英语的词汇特点及其专业术语的翻译[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04):122-124.
[2] 谢天,李从东,汤勇力,等.面向突发性制造需求的跨领域语义X列表集成方法[J].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2015,21(4):1063-1076.
[3] 李建军.新编英汉翻译[M].东华大学出版社.2004:10-60.
关键词：凝聚共识;中国梦;马克思主义科技观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8-0032-03
筑造中国梦，近乎成为国家的精神旗帜，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精神信仰与民族情怀。一定程度上讲，凝聚中国梦共识已是新时代中国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实现中国梦的社会意义，已经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层面。
一、中国梦的政治意识形态价值
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客观反映。当下的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主旋律，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意识需求的真实反映。中国梦具备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具有三个明显的时间节点。
2012年11月29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展览，首次提出中国梦。中国梦被定性为一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民族复兴是中国梦的核心要素。这种表达易于引起每一个中国人，从各自立场与需要出发进行解读，不会将其上升到执政理念中的意识形态层面。而且，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作为参照系，中国梦属于一种伟大理想与美好愿景，是中国共产党希望带领中国人达到的一个新的历史坐标。中国经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在世界历史与国际舞台上，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发展地位，这都可以通过中国梦给予相应的解释。所以，中国梦从其提出之初，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功能，使中国梦免于落入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而是展现中国式发展之路的总特征与总原则，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为整体的复兴之梦。与之相适应，学术界从提出中国梦到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的近半年时间，关于中国梦的研究文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研究的内容主要是涉及微观角度，很少涉及国家宏观的意识形态层面进行深入探讨。
2013年3月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就任宣讲中，坚定中国梦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而一定能实现其政治目标。中国梦归根究底是关于人民的幸福的梦，人民群众的福祉是中国梦的根本落脚点。中国梦最终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又一丰碑，依赖每一个人对其准确地认识与把握，人民群众对这样梦想的理解与践行才是最直接的反映。换句话说，只有每一个人对中国梦有合理的解读，才会成为所有人对中国梦的合理解读，才会达成凝聚中国梦的共识，从而实现中国共产党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执政目标。虽然，提出中国梦是基于中国历史实情，这能为每一个人凝聚中国梦共识奠定情感基础。但是，因为这种历史进程与现实发展条件的差异，尤其关于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同步性，这样的情感基础不可能解决每一个人现实中的实际问题。尤其，在高技术时代，中国梦从提出思想框架到孜孜追求成现实梦想，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想，并逐步具有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能够更大范围凝聚中国梦共识，主要是依赖每一个人与时俱进的社会发展意识，从意识形态层面对中国梦内涵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2012年3月19至30日，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及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都提及中国梦。这是在国际场合正式提出中国梦，使其承载了中国顺应时展而具有的崭新意义，其内涵逐步演变为中国发展模式的代名词。中国梦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又一执政目标。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中的中国梦，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为理论指导，是立足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作为总依据，是坚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全面综合为总布局，进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意识形态角度看，中国梦正如欧洲梦、美国梦等世界梦的国家发展方式，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执政理念而走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特色之路的意识形态反映，是“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体现于现阶段的中国特色的伟大实践中，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并以思想和价值发挥着重要作用”[1]。伴随国际社会与国内民众的广泛接受与认可，中国梦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中已具备意识形态的功能。基于此，学术界以意识形态属性为研究角度，围绕中国梦作为内核的研究，与国家宏观建设的需要相结合，为这种梦想与现实能够对接寻求路径、方法，及衡量其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意义。
高技术时代对中国梦的解读，不仅依赖传统的立足国情、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道路，通过民族情感将这样的发展道路潜移默化宣传到人民的意识形态中，也依赖人民群众在科技突飞猛进时代能够从意识形态层面，对中国梦的内容、结构、特征及目标等做出合乎国情的分析，如此才能“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2]，自觉地将这样的社会理想变为现实梦想。
二、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意识形态属性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关于科技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及社会价值的观点与看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是意识形态领域，对科技历史发展的科学反映。坚持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才能尊重不同历史阶段的科技发展实际，才会在意识形态层面对科技与生产力、科技与社会发展等有更准确的认识与把握。
科学作为传统思辨思维方式的一个分支，相较于技术及其成果的应用，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冲击具有间接性。但是，这种局面伴随工业化的不断深入，尤其技术发展的刺激作用越来越明显而趋于淡化。科学作为生产力所直接体现出的社会变革力，已经与技术及其成果的转换直接挂钩，如科学实验、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等所带来的具有颠覆性变革意义，更直接地外化为技术及其成果的发明。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已经提出“技艺之母是科学”的论断，科学也不再是单纯思维领域的工作，也与社会效益产生直接联系，社会效益“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3]。唯其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既看到科技发展对工业化进程的巨大推动作用，也看到其对社会意识与社会关系所形成的冲击，故而以理性的、审慎的视角评价科技对社会发展的功能，以此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它是以辩证思维方式认识与评价科技与社会的关系。一方面，科技造就社会物质文明迅速增长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科技造成社会生存竞争多样性而越来越残酷。随着技术与科学关系的日益紧密，技术及其成果的应用，对社会发展的促动更具颠覆性、全面性与彻底性，会引起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巨大变化。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在意识形态层面，没有模糊科学与技术的界限及其各自功能而含混对二者社会功能的认识与评价。相反，基于科技对自然、社会与人的双刃剑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将社会发展看作更大的系统，将科技作为其子系统而进行多角度的考察，对科技与社会发展做纵向与横向、宏观与微观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参照，对科技的社会功能持谨慎的审视态度。所以，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坚持以动态的历史发展作为基点，考量科技与社会双向的良性互动，既肯定科技作为社会发展的正向推动力，也不否定科技作为破坏社会和谐的反向破坏力。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核心要素，就是能对社会发展中科技价值或功能在意识形态层面形成准确把握。
伴随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为其继承者们认识科技与社会的功能，奠定了基调与方向。在意识形态功能方面，每一代新中国领导人在其执政理念中都强调科技与社会发展的相契合，进而与时俱进提出符合中国科技与社会发展的新观点。受限于科技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的落后，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继承，更多的是从科技作为生产力属性而发挥其功能，提倡摆脱落后的社会面貌应该依赖科技的发展。立足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提出以三步走的方式发展科技，并以此而带动社会的发展。邓小平从国内与国际具体实情出发，关注科技发展及其带来的问题，进而逐步形成鲜明的科技思想，即以生产力的视角认识科技对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性。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发挥，更多的是注重科技对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促进，促进了中国科技与社会的双重发展。和时期，则开始注重中国科技的自主创新、科技人才与科技伦理建设等方面的问题，提出“科教兴国”与“科学发展”战略，强调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均衡性与长远性，尤其关注科技与社会、科技与环境、科技与人文等方面的综合良性发展。进入高技术时代，提出以中国梦方式恢复民族自信，将科学技术融入国家核心竞争力之中而展示中国综合国力的信心，中国共产党不仅是要带领中国走向富强繁荣，更要彰显中国的大国风范与历史贡献，从而实现“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增进人类共同利益”[4]。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既属于意识内容之一，也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部分。依据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分析，才能科学掌握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而在高技术时代能够更好地实现意识形态的价值。在中国梦的指引下，不仅建设一个依赖科技而强大的国家，也建设成一个以科技与社会双向良性互动共融发展的和谐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恰是中国为世界发展所提供的一个模板。马克思主义科技观重视科技与社会双重功能的观点，在中国共产党新世纪执政理念中重新得到丰富与发展。
三、凝聚共识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基础
作为对科技与社会发展的总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也将随着科技不断进步而得到调整与发展。在高技术时代，根据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意识形态属性，发挥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理论引导，“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保证多方面的技术训练和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5]，帮助中国共产党实现执政目标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这就意味着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如何应对新兴媒介所带来的诸如思想观念、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意识的冲击，在执政理念与执政目标中实现凝聚中国梦共识，仍然要以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作为重要的理论基础。而且，如何在民众意识里凝聚中国梦共识，除了对内容、结构、路径等具体现实问题进行分析，更重要一点则是民众受该意识引导而自觉付诸行动，诸如应对科技手段及其带来的信息辨识能力等。所以，如何实现中国梦所具备的群众基础，使其不仅仅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单向执政意愿，则依赖群众形成符合社会发展的科技观，从而自下而上对中国梦做出合乎时代的解读与践行。
中国梦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与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属性，成为人民群众可以认识并坚持中国梦的重要纽带。换句话说，在高技术时代凝聚中国梦共识，离不开合理的科技观在意识形态中的引导。通过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理论基础而凝聚中国梦共识，从二者兼有的意识形态属性来看是一个重要通道。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在其形成时期，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历程，都认识到科技对社会发展的真正良性标准是与社会发展双向互动。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们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功能认识与评价的智慧结晶。中国梦是高技术时代关乎民族全面复兴之梦，“凝聚了全党全社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和行动智慧”[6]，不仅体现在中国所要达到的高度现代化物质文明，也体现在中国对高科技时代如何良性发展的独到理论见解。高技术时代的中国梦更重要的社会价值，是体现中国人对科技与社会发展达成的新共识，并以此为世界发展创造一条新的模式之路。如何凝聚中国梦共识，需要许多要素与条件的支撑，但人民群众具有与时俱进的科技观是其中之一。所以，从意识形态层面对中国梦与马克思主义科技观进行深入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在高科技时代的又一次丰富，也是能够凝聚中国梦共识的关键。
在高技术时代，中国梦是要实现国家的富强与民族的振兴，归根到底是细化到每个中国人所实现的梦想，并以此为基础的整个人民群体的梦想的实现。事实上，如果没有具体民众个体梦想的实现，中国梦也只能停留在简单的口号而失去现实意义。但是，实现民众梦想不可回避要应对科技带来的各方面挑战，不仅表现在科技对民众生活与理念的影响，也表现在民众在科技中如何定位和把握自己的梦想。一方面，中国梦的实现是以高科技环境作为背景，民众应该认识到这种实现理想的科技环境。另一方面，高科技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需要民众具备相匹配的科技素养。中国梦虽已具备意识形态功能，但能够真正得到贯彻执行，还是离不开民众在高科技时代具备相应的意识，这种意识就是对科技与社会发展关系认识的意识。
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可以提供正确的理论引导，“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意识形态是国家权力的组成要素，即‘思想的上层建筑’”[7]。随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发展，中国共产党也因时因地对其科技观进行补充与完善，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与实践提高到新的水平。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梦，既是一个民族崛起的自信象征，也是一个国家团结凝聚力的表现。换句话说，在高技术时代，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可以随中国梦的形成得到进一步确定，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自下而上的凝聚力也由中国梦达成共识而得到认可。而且，中国梦是用最简朴的语言表达社会意识，必将能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并践行。
参考文献：
[1]杨建新.“中国梦”的思想根基与意识形态价值[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10）.
[2].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3-1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共同谱写中非人民友谊新篇章―在刚果共和国议会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3-03-3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6].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3-11-16.
[7]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历史转型及其当代挑战[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12）.
The Research on Gathering Consensus about the Chinese Dream and the View of
Marxism’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AO Peijun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Xiaozhuang University， Nanjing 211171，China）
现代科技的过分张扬，形成了技术理性对自然、社会及人类本身的霸权统治，从而将现代人逼近生存的死胡同。正是在对现代科技发展观念进行解构的基础上，后现代科技伦理观将哲学对人类生存困境的理性反思与应用伦理学对科技发展的规范性要求统一起来，力图建构一种新型的面向未来的新的科技伦理。
一方面，后现代科技伦理观主张科学技术发展应重拾其社会历史维度。反思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科学技术异化导致的技术理性垄断是其主要原因。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产物，是在社会历史中逐渐发展、强大起来的。在其发展过程中，技术理性的力量不断得到彰显，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人对科技依赖性的不断增强，技术的支配作用也越发强大，自然成为技术的资源库、材料库和能源库，其结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和恶化。不仅如此，在技术发展过程中，连人也未能幸免，成为技术作用的对象和材料，人的价值遭到技术的忽略，其结果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冲突。人或社会历史维度的缺失导致了技术与人及社会的分离，使技术成为独立于人和社会之外的垄断力量。海德格尔曾经对此进行过深刻分析，他将技术称之为“座架”，并指出：座架不是什么技术因素，不是什么机械的东西，它乃是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自行解蔽的方式，这种解蔽方式就是现代人的不可回避的生存方式。座架概念表明技术将人的生存方式与生存的意义剥离开来并导致对生存意义的遮蔽。这正是造成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根源所在。后现代科技伦理正是抓住这一关键之处，主张重拾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历史维度，强调人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作为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成果的科技和人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自然具有其社会历史性。所以，科技不仅要关注人的存在方式，更应关心人的生存意义。后现代科技伦理观就是要从人的终极意义上的救赎与解放的维度，要求科技去思考如何更好的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将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作为科技发展的追求与原则。
另一方能，后现代科技伦理观主张以“提升人的生存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科技发展的合法性根据。承认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是后现代科技伦理观反思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前提。科技的异化并不能否定科技本身。技术是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对技术的否定就是对人自身的否定。因此，后现代科技伦理观强调彰显伦理对科技发展的引导和规范作用，目的就是努力寻找科技发展的合理性形式，重新赋予科技存在的合法性根据。未来科技的发展应该告别过去单纯追求技术的任意扩张和垄断的发展理念，将提升人的生存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作为衡量科技发展是否合理的价值标准。后现代科技伦理观正是秉承这一使命，努力研究和发掘新的伦理形式，强调将自然的价值、技术价值、人的生存价值等诸多价值因素纳入科技发展之中，用伦理的力量校正科技异化，限制技术理性的扩张，通过对科技发展的伦理考评促进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促进科技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
二、后现代科技伦理观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语境； 科技英语翻译
进入21世纪的中国，不仅是经济逐渐实现了与国际的接轨、文化与世界各国的互相交流，而且在各项先进科学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方面也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科学技术的创新、使用和转化为生产力方面仍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积极地把世界的先进知识转化为促进本国科技发展的动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当前，英语不仅是科技创新和发明大国美国、英国等的第一语言，它更是世界性的语言。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末，全世界出版的科技书籍有80万篇到100万篇，科技期刊有5万多种，会议论文也有10余万篇，标准资料约10万件——20万件。其中，用英语的科技文献占总量的60%以上。到了上世纪末期全世界发表的各种科技文献平均每年约265万篇（种），而其中用英语发表的就占了65%左右。因此，科技研究和科技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科技英语的研究和翻译。
根据前人的科技英语翻译理论和科技英语文本的特点，传统的科技英语翻译研究者和工作者主要关注和解决科技英语文本中存在的大量被动句、动词非谓语成分和长句等造成的汉译问题。但是，随着科技英语本身语言、表达形式等特点的变化及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众多其他因素也被逐渐考虑和重视。其中，科技英语的语境就被众多翻译家们认为是越来越重要的、在科技英语翻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leech曾表述语境对确定语义的三大作用：1）语境消除信息中的歧异和多义；2）语境指出某些指称词的所指；3）语境能提供说话人和作者省略的信息。而具体到科技英语的翻译过程中，语境的重要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专业知识”语境对科技英语翻译的重要作用。
科技英语翻译的目标就是要用通顺的汉语言文字客观、准确、清楚地表达出所译学科的专业知识。因此，专业知识对于科技英语翻译来说不仅是翻译的目标，更是翻译基础和根本。如果说文字功力是文学翻译的基石，那么专业知识则是科技翻译的基石。在“专业知识”这块大基石上进行的科技翻译自然受其支持和影响，可以说专业知识对于科技英语翻译来说是范围最大、涉及面积最广的语境。由于不了解或没有充分理解“专业知识”语境而导致的译文不忠实或不准确的例子有很多。例如：
例1， massless particles, including photons, the quanta of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and others, were mentioned in section 8-8.
原译：没有质量的粒子，包括光子、电磁辐射的量子，等等，已在8-8节中有所叙述。
由于译者对光学知识的缺乏，导致了译文的“不信”。光学理论告诉我们，光子（又称光量子）就是电磁辐射的量子。因此，原文中的“the quanta of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应该是“photons” 的同位语，而不是它的并列成分。
改译：没有质量的粒子，包括光子（即电磁辐射的量子）等等，已在8-8节中有所叙述。
例2， if the electron flow takes place in a vacuum, as in the case of electronic valve, the electrons will travel at considerable speed, since little resistance is offered by the medium.
原译：如果电子在真空里流动，比如电子真空管，那么电子的运行速度非常快，因为介质对电子几乎不产生什么阻力。
将“since little resistance is offered by the medium”译为“因为介质对电子几乎不产生什么阻力”，没有充分表达出原文的内涵。该段谈得是电子在真空中的流动，懂物理的人都知道，真空中是几乎没有空气的。原文中的“medium” 指的是真空。因此，翻译时应更深一步挖掘出原文内涵，将“medium” 进一步具体化。
改译：如果电子在真空里流动，比如电子真空管，那么电子的运行速度非常快，因此几乎没有空气对电子流动产生阻力。
例3， he took a course of machine drawing.
原译：他曾选读过机器制图课程。
将“machine drawing” 译为“机器制图”，说得是“外行话”。 “machine drawing” 在汉语中有其对应的专业表达制图法：机械制图。
改译：他曾选读过机械制图课程。
在上面的三个例子中，不论是对句子成分功能的错误判断（例1），对句子语义内涵的不充分表达（例2），还是译文词语的非专业化使用（例3）都是由于译者在科技英语翻译过程中对“专业知识语境”的忽略和不重视所引起的。要做好科技文献的英译汉，转业知识这个大语境是必须正视和考虑的。
二、语境对确定科技词汇词义的重要性。
所谓语境，就是指语言所处的外部的和内部的环境。英语是由其基本语言单位——单词所组成的，因此可以说词汇意义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其所在的语境，单个词语可以是词组，也可以是短语、句子，再到整个篇章。而科技英语词汇具有出现频率低、词义专一、词汇来源广泛和数量庞大等重要特点。另外，科技词汇构成法中的借代法和转换法更是使词汇的意义扑朔迷离、难以琢磨，因此，其词汇意义的确定也更加依赖于语境。在科技英语翻译中，词汇含义随语境变化而出现各种变异也是非常普遍的。
1. 语境对科技英语中借代词汇语义的确定。
所谓借代词汇是指一些词本身或其表示的概念和含义是从外来语、人名、地名等直接借用和代替过来而产生过来的。科技英语中，用这种方法构成词汇的频率是非常高的。例如下面这些就是借代词汇。
robot机器人（源自捷克语robota）； satellite人造卫星（源自拉丁语satelles）
alloy合金（源自古法语aloier）； silo 导弹发射井（源自西班牙语）
roentgen-ray伦琴射线，x射线（人名）；japanner 油漆工（地名）
china clay陶土，瓷土（地名）； xerox 施乐复印机，静电复印机（商标名称）
虽然这些借代词汇一旦出现，其科技含义就会相对稳定，但并不排斥他们的灵活多变性，尤其是在当代科技翻译越来越注重美学观的潮流下。
例1，business lobbyists on capital hill are keeping close tabs on what is known as the “family and medical level act”.
“capital hill” 是美国国会所在地，是一地方名词。但lobbyists（说客，在议院院外活动集团的成员）们不可能会对着一个地方进行游说，显然他们的对象应该是这个地方的人。因此，这句话应该翻译为：“围绕国会议员进行商界游说的人士，正在密切注意着所谓的‘家庭与病假法案’”。
2. 语境对由一般生活词汇通过转换法生成的科技英语词汇意义的确定。
一般生活词汇是语言的共核，许多科技词汇都是由一般生活词汇转换而成。通常情况下，由一般生活词汇转化而成的科技词汇都与原意有着关联性，但由于科技英语词汇要求其含义准确，所以由一般词汇转换生成的科技词汇的确切含义就必须通过语境来解读和确定。例如：
英语中的“carrier”一词作一般词汇时的意思为“搬运工；携带……的人”，转换为科技词汇后，它又有多重含义。它可以表示“航空母舰；载体；载波；病毒携带者；带基因者”等,甚至是“显微镜载物的玻璃”。面对众多的选择，其词义的确定除了要依据资料的专业这个大的语境外，词汇所在的段落和上下文也是确定词汇含义的重要一环。
“space”一词在日常交谈中指空间、地方等，但在科技英语中，它可以指太空、宇宙等。如space junk(太空垃圾)；space cell(太阳能电池)。但是，由于忽略固定的文化和话语语境而造成错误的理解和偏差也是层出不穷。如在美国硅谷地区，有人会问你“what’s your space?”在不了解这一问话独特的文化语境前提下，一些人想到了硅谷的高科技环境，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在问宇宙或电子方面的问题，其实不然。“space”在这里既不失宇宙，也不是空间，更不是电子时空，而是指“谋生的手段”。故该句意为：“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你在何处供职？）其真正的语用涵义有“the living is more than a day’s job.” 即有份稳定的工作。
3. 语境对于其它一词多义词汇词义确定的重要性。
例如：① in the following pages
a number of examples of the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designs will be shown and described.
原译：下面几页将示出和描述一些弹道系统的设计。
在这里，“design(s)”可以明显从句子的结构中看出是一个名词，因此虽然“设计”在汉语中也可以作名词，但却给人以不达的感觉。
改译：下面几页将示出和描述一些弹道导弹系统的结构。
② fighter 一词是根据词根fight（动词：战斗、斗争、搏斗、忍耐）加表示人或物的后缀“-er”构成的，但在不同的语境中意思也不尽相同。如：“he is a fighter of the pla.” 应译为：他是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而“fighter escort wing”则应译为“护航战斗机联队”。
③ shipment 一词也有若干意义。究竟如何解释，只有放入具体的语境中才能确定。a）shipment is effected during may.(装船)；b) we have done our best to hasten shipment. (装运)；c) quality must be the same as your last shipment.（船货、到货）；d) please extend shipment 30 days.（装船期限）；e) shipment by air would be quicker.（运输）。
三、语境对分析和翻译隐含意义时的重要性。
多用主动句、含人称的句子和简单句是科技英语的新特点。加上其越来越受重视的艺术和美学功能及英汉两种语言本身存在的差异性，这些都促使科技英语的语义越来越具有含蓄性、引申性和推理性。这就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的词义、句意和语篇含义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词典所罗列的含义，而是需要译者根据上下文去分析、去揣测、去推理它们的隐含意思。在这样的情况下，语境就对深刻透彻地理解原文，准确判断词汇含义，完整表达原文内容有重要的积极的意义。
例如：every candidate has its own brain trusts in the process of election. and jourge w bush has the biggest one. （每一位侯选人在大选过程中都有自己的智囊团，而乔治.w.布什拥有最大的一个。）
在这里，根据其上下文语境（election）把“brain”所隐含的抽象意义“智力”具体化和明确化了。
尽管科技英语文体以直观、清晰为其主要表现形式，但并不影响其使用生动的语言，特别是在很多以普通读者为对象的科普文献中。所以科技英语文本中也常常使用一些隐含意义较深的词或短语。这种情况下，语境是译者需要多加斟酌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与文学翻译一样，科技英语的翻译也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科技翻译旨在准确地传递科学技术信息和成果，它的过程不仅要求译者熟练各种专业术语，精通英、汉两种语言，而且要求尽量用词准确、文本专业、行文流畅。这些科技英语的翻译特点及其在两种语言之间造成的翻译障碍都需要语境来帮助解决，毕竟任何词语、语句和段落都必须在特定的联系关系，即语境中才能有确定的意义。总而言之，语境是科技英语翻译不可或缺的参照因素之一，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 冯志杰 《汉英科技翻译指要》[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
[2] 韩其顺、王学铭 《英汉科技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 赵萱、郑仰成 《科技英语翻译》[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4] 冯广艺 《语境适应论》[m]. 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212-217
关键词：语境； 科技英语翻译
进入21世纪的中国，不仅是经济逐渐实现了与国际的接轨、文化与世界各国的互相交流，而且在各项先进科学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方面也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科学技术的创新、使用和转化为生产力方面仍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积极地把世界的先进知识转化为促进本国科技发展的动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当前，英语不仅是科技创新和发明大国美国、英国等的第一语言，它更是世界性的语言。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末，全世界出版的科技书籍有80万篇到100万篇，科技期刊有5万多种，会议论文也有10余万篇，标准资料约10万件——20万件。其中，用英语的科技文献占总量的60%以上。到了上世纪末期全世界发表的各种科技文献平均每年约265万篇（种），而其中用英语发表的就占了65%左右。因此，科技研究和科技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科技英语的研究和翻译。
根据前人的科技英语翻译理论和科技英语文本的特点，传统的科技英语翻译研究者和工作者主要关注和解决科技英语文本中存在的大量被动句、动词非谓语成分和长句等造成的汉译问题。但是，随着科技英语本身语言、表达形式等特点的变化及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众多其他因素也被逐渐考虑和重视。其中，科技英语的语境就被众多翻译家们认为是越来越重要的、在科技英语翻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leech曾表述语境对确定语义的三大作用：1）语境消除信息中的歧异和多义；2）语境指出某些指称词的所指；3）语境能提供说话人和作者省略的信息。而具体到科技英语的翻译过程中，语境的重要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专业知识”语境对科技英语翻译的重要作用。
科技英语翻译的目标就是要用通顺的汉语言文字客观、准确、清楚地表达出所译学科的专业知识。因此，专业知识对于科技英语翻译来说不仅是翻译的目标，更是翻译基础和根本。如果说文字功力是文学翻译的基石，那么专业知识则是科技翻译的基石。在“专业知识”这块大基石上进行的科技翻译自然受其支持和影响，可以说专业知识对于科技英语翻译来说是范围最大、涉及面积最广的语境。由于不了解或没有充分理解“专业知识”语境而导致的译文不忠实或不准确的例子有很多。例如：
例1， massless particles, including photons, the quanta of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and others, were mentioned in section 8-8.
原译：没有质量的粒子，包括光子、电磁辐射的量子，等等，已在8-8节中有所叙述。
由于译者对光学知识的缺乏，导致了译文的“不信”。光学理论告诉我们，光子（又称光量子）就是电磁辐射的量子。因此，原文中的“the quanta of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应该是“photons” 的同位语，而不是它的并列成分。
改译：没有质量的粒子，包括光子（即电磁辐射的量子）等等，已在8-8节中有所叙述。
例2， if the electron flow takes place in a vacuum, as in the case of electronic valve, the electrons will travel at considerable speed, since little resistance is offered by the medium.
原译：如果电子在真空里流动，比如电子真空管，那么电子的运行速度非常快，因为介质对电子几乎不产生什么阻力。
将“since little resistance is offered by the medium”译为“因为介质对电子几乎不产生什么阻力”，没有充分表达出原文的内涵。该段谈得是电子在真空中的流动，懂物理的人都知道，真空中是几乎没有空气的。原文中的“medium” 指的是真空。因此，翻译时应更深一步挖掘出原文内涵，将“medium” 进一步具体化。
改译：如果电子在真空里流动，比如电子真空管，那么电子的运行速度非常快，因此几乎没有空气对电子流动产生阻力。
例3， he took a course of machine drawing.
原译：他曾选读过机器制图课程。
将“machine drawing” 译为“机器制图”，说得是“外行话”。 “machine drawing” 在汉语中有其对应的专业表达制图法：机械制图。
改译：他曾选读过机械制图课程。
在上面的三个例子中，不论是对句子成分功能的错误判断（例1），对句子语义内涵的不充分表达（例2），还是译文词语的非专业化使用（例3）都是由于译者在科技英语翻译过程中对“专业知识语境”的忽略和不重视所引起的。要做好科技文献的英译汉，转业知识这个大语境是必须正视和考虑的。
二、语境对确定科技词汇词义的重要性。
所谓语境，就是指语言所处的外部的和内部的环境。英语是由其基本语言单位——单词所组成的，因此可以说词汇意义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其所在的语境，单个词语可以是词组，也可以是短语、句子，再到整个篇章。而科技英语词汇具有出现频率低、词义专一、词汇来源广泛和数量庞大等重要特点。另外，科技词汇构成法中的借代法和转换法更是使词汇的意义扑朔迷离、难以琢磨，因此，其词汇意义的确定也更加依赖于语境。在科技英语翻译中，词汇含义随语境变化而出现各种变异也是非常普遍的。
1. 语境对科技英语中借代词汇语义的确定。
所谓借代词汇是指一些词本身或其表示的概念和含义是从外来语、人名、地名等直接借用和代替过来而产生过来的。科技英语中，用这种方法构成词汇的频率是非常高的。例如下面这些就是借代词汇。
robot机器人（源自捷克语robota）； satellite人造卫星（源自拉丁语satelles）
alloy合金（源自古法语aloier）； silo 导弹发射井（源自西班牙语）
roentgen-ray伦琴射线，x射线（人名）；japanner 油漆工（地名）
china clay陶土，瓷土（地名）； xerox 施乐复印机，静电复印机（商标名称）
虽然这些借代词汇一旦出现，其科技含义就会相对稳定，但并不排斥他们的灵活多变性，尤其是在当代科技翻译越来越注重美学观的潮流下。
例1，business lobbyists on capital hill are keeping close tabs on what is known as the “family and medical level act”.
“capital hill” 是美国国会所在地，是一地方名词。但lobbyists（说客，在议院院外活动集团的成员）们不可能会对着一个地方进行游说，显然他们的对象应该是这个地方的人。因此，这句话应该翻译为：“围绕国会议员进行商界游说的人士，正在密切注意着所谓的‘家庭与病假法案’”。
2. 语境对由一般生活词汇通过转换法生成的科技英语词汇意义的确定。
一般生活词汇是语言的共核，许多科技词汇都是由一般生活词汇转换而成。通常情况下，由一般生活词汇转化而成的科技词汇都与原意有着关联性，但由于科技英语词汇要求其含义准确，所以由一般词汇转换生成的科技词汇的确切含义就必须通过语境来解读和确定。例如：
英语中的“carrier”一词作一般词汇时的意思为“搬运工；携带……的人”，转换为科技词汇后，它又有多重含义。它可以表示“航空母舰；载体；载波；病毒携带者；带基因者”等,甚至是“显微镜载物的玻璃”。面对众多的选择，其词义的确定除了要依据资料的专业这个大的语境外，词汇所在的段落和上下文也是确定词汇含义的重要一环。
“space”一词在日常交谈中指空间、地方等，但在科技英语中，它可以指太空、宇宙等。如space junk(太空垃圾)；space cell(太阳能电池)。但是，由于忽略固定的文化和话语语境而造成错误的理解和偏差也是层出不穷。如在美国硅谷地区，有人会问你“what’s your space?”在不了解这一问话独特的文化语境前提下，一些人想到了硅谷的高科技环境，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在问宇宙或电子方面的问题，其实不然。“space”在这里既不失宇宙，也不是空间，更不是电子时空，而是指“谋生的手段”。故该句意为：“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你在何处供职？）其真正的语用涵义有“the living is more than a day’s job.” 即有份稳定的工作。
3. 语境对于其它一词多义词汇词义确定的重要性。
例如：① in the following pages a num
ber of examples of the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designs will be shown and described.
原译：下面几页将示出和描述一些弹道系统的设计。
在这里，“design(s)”可以明显从句子的结构中看出是一个名词，因此虽然“设计”在汉语中也可以作名词，但却给人以不达的感觉。
改译：下面几页将示出和描述一些弹道导弹系统的结构。
② fighter 一词是根据词根fight（动词：战斗、斗争、搏斗、忍耐）加表示人或物的后缀“-er”构成的，但在不同的语境中意思也不尽相同。如：“he is a fighter of the pla.” 应译为：他是一位中国人民战士。而“fighter escort wing”则应译为“护航战斗机联队”。
③ shipment 一词也有若干意义。究竟如何解释，只有放入具体的语境中才能确定。a）shipment is effected during may.(装船)；b) we have done our best to hasten shipment. (装运)；c) quality must be the same as your last shipment.（船货、到货）；d) please extend shipment 30 days.（装船期限）；e) shipment by air would be quicker.（运输）。
三、语境对分析和翻译隐含意义时的重要性。
多用主动句、含人称的句子和简单句是科技英语的新特点。加上其越来越受重视的艺术和美学功能及英汉两种语言本身存在的差异性，这些都促使科技英语的语义越来越具有含蓄性、引申性和推理性。这就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的词义、句意和语篇含义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词典所罗列的含义，而是需要译者根据上下文去分析、去揣测、去推理它们的隐含意思。在这样的情况下，语境就对深刻透彻地理解原文，准确判断词汇含义，完整表达原文内容有重要的积极的意义。
例如：every candidate has its own brain trusts in the process of election. and jourge w bush has the biggest one. （每一位侯选人在大选过程中都有自己的智囊团，而乔治.w.布什拥有最大的一个。）
在这里，根据其上下文语境（election）把“brain”所隐含的抽象意义“智力”具体化和明确化了。
尽管科技英语文体以直观、清晰为其主要表现形式，但并不影响其使用生动的语言，特别是在很多以普通读者为对象的科普文献中。所以科技英语文本中也常常使用一些隐含意义较深的词或短语。这种情况下，语境是译者需要多加斟酌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与文学翻译一样，科技英语的翻译也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科技翻译旨在准确地传递科学技术信息和成果，它的过程不仅要求译者熟练各种专业术语，精通英、汉两种语言，而且要求尽量用词准确、文本专业、行文流畅。这些科技英语的翻译特点及其在两种语言之间造成的翻译障碍都需要语境来帮助解决，毕竟任何词语、语句和段落都必须在特定的联系关系，即语境中才能有确定的意义。总而言之，语境是科技英语翻译不可或缺的参照因素之一，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 冯志杰 《汉英科技翻译指要》[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
[2] 韩其顺、王学铭 《英汉科技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 赵萱、郑仰成 《科技英语翻译》[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4] 冯广艺 《语境适应论》[m]. 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212-217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科学技术 政治效应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 研究 ，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 影响 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 历史 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 社会 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 应用 于 自然 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 现代 科学越 发展 、越复杂，它的 方法 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 分析 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 工业 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 经济 、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 艺术 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 理学 ”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 科技 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 科学 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 现代 西方对这个 问题 研究 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 理论 ，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 自然 科学特别是物 理学 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 科技 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 社会 功能和 政治 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 工业 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 哲学 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 发展 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 历史 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 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 影响 。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 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 时代 ，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 内容 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 应用 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 参考 文献 】
[1][2]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4] 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载《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108页。
[5][6] 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7][8]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9][10] h·marcusc,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1972,pp.4,14.
[11][12][13][14] j·habermas,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boston,1971,pp.81,82,84,84-85.
[15][16][17] w·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序言），第130、138页。
[18] 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19]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3页。
关键词：科技场馆；人工制品；意义建构；借助于人工制品的中介
【中图分类号】G40-057【文献标识码】A【论文编号】1009-8097（2015） 05-0040-07【DOI】10.3969/j.issn.1009-8097.2015.05.006
一 科技场馆中的人工制品及其内涵与类型
1 科技场馆中的人工制品
近代以前，博物馆的职能是收集和保存各种文化产品与工具，利用它们来开展研究。近代以来，伴随着公共博物馆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些文化产品与工具被公开展示用来教育社会公众，场馆学习也由此发端。进入20世纪以来，伴随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展现出来的巨大力量，出现了越来越多以科技为主要展示内容的博物馆，它们被称为科学博物馆。20世纪下半叶，在“公众理解科学”这一科学传播新口号的感召下，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科学教育改革运动的推动下，科学博物馆逐渐开始向科学中心转型，其焦点从与科学技术相关之静态实物的展示转向强调展品的动态交互，基于科技场馆的学习也逐渐成为场馆学习的主流。与其他类型注重实物（Objects）的收藏价值的博物馆不同一一通常把实物叫做藏品（Collections），科学博物馆特别是科学中心并不特别注重实物的收藏价值，而是注重其是否能够有效地向社会公众传播相应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并且近年来还越发注重在其中渗透的人文价值。这些实物大多经过精心设计，具有明确的传播与教育目的，因此通常被称为展品（Exhibit）。这些展品实际上都属于人工制品（Artifact），通俗意义上的理解即它们都是“人造物”，而且大多属于不具有历史价值的人造物。在基于科技场馆的学习中，这些人工制品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然而，在科技场馆这一境脉中，这些人工制品事实上都是人们从其自然情境中剥离出来的，因此有可能会导致参观者难以充分理解和认识它们。在这种情况下，要揭示科技场馆境脉中人工制品对人的学习与发展的重要作用，对人工制品的性质及其价值进行深入分析与探讨显然非常必要。
2 科技场馆中人工制品的内涵解读
在对人工制品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出于不同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立场，存在着很多种各不相同的认识。认知科学与人工智能专家Herbert Simon指出：“人工制品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存在于‘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结合点一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交互界面，――内部环境是指人工制品自身的材质及组织，外部环境则是指其运转所处之周遭事物。”他强调的是人工制品的功能，即为交互提供“中介”（Mediation）；而且具有非常鲜明的“器物”色彩.即人工制品是作为物质实体存在的。认知科学家Donald Norma采取了一种更加鲜明的认知取向，认为“任何东西，只要它是由人为了提升思想或行动的目的而发明出来的，就可以算作人工制品，不管它是一个实体存在，还是一个心理存在。”他的这一观点不仅明确揭示了以认知与行动为核心的人工制品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表明人工制品既可以是物质实体，也可以不是物质实体。而文化心理学家Michael Cole则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出发，认为自杜威开始，甚至早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时代，“物质世界就被纳入了以目标为导向的人类行动之中，通过这一历史进程，物质世界的某一方面也已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被熔铸于人工制品的创造及使用过程中，因此人工制品既具有观念性，又具有物质性。”这段话揭示人工制品的双重本质，即物质性和观念性。从上述一系列观点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有关于人工制品的几点关键认识：第一，人工制品是人制造出来的，它既具有观念性，又具有物质性；第二，人工制品和使用人工制品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建构的关系，人工制品影响着使用者的思想和行动，同时使用者又在思想与行动中推动着人工制品的持续进步与发展；第三，人工制品是人与物质世界进行交互的“中介”，而且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交互关系实际上是被整合于人工制品之中的。这三点认识应该成为理解科技场馆学习中的人工制品及其中介价值的基本立足点。
3 科技场馆中人工制品的三个等级水平
要把握人工制品对科技场馆学习的意义与价值，从分类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也非常重要。Marx Wartofsky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出发，把人工制品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等级：一级人工制品是诸如针、锤子、斧头之类的物质工具，另外还包括通常能够促使主体（Agent）以特定方式采取行动的各种技术设备或其他物件；二级人工制品是对一级人工制品的表征以及人在使用一级人工制品时行动的模式；三级人工制品是意像世界（Imaginary Worlds），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自己的法则与规范，这些法则与规范并不直接表现出实用性。笔者认为，一级人工制品即Michael Cole所谓的“作为实物的人工制品”（Artifact as Object）是人的躯体的延伸，可以增强人采取行动的能力，在科技场馆境脉中，它主要表现为各种有形的实物展品；二级人工制品的目的在于统御人的行动，而且和一级人工制品相比还具有反思的性质，在科技场馆境脉中，它主要是指各种文字、标识与符号等；三级人工制品则是二级人工制品及其实践的扩展类型，它涉及诸如对世界进行整理、理解和分析之类的议题，在科技场馆这一境脉中，它主要表现为各种与科学技术有关的概念与理论以及相应的社会文化与行为规范等。还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三种等级的人工制品都是人类有目的地创造出来的。当一个人工制品被建构出来时，构成人工制品的材料（物质的或观念的）便把人类知识与经验整合到客体对象之中，从一种状态转换成了另一种状态。正是基于这一意义，我们才认为人工制品内在地体现了人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这种意向性集中体现为人工制品被视为人与外部环境之间进行交互的中介工具，这也是人工制品最为本质的特征。
二 对待场馆学习的两种立场及科技场馆学习中基于人工制品的意义建构
1 场馆学习中的嬉戏文化及两种不同立场
Emanuela Marchetti认为，与正规学校教育不同，在博物馆境脉下发生的学习最显著的特点是寓教于乐，具有非常鲜明的“在玩中学”的色彩，因此博物馆境脉中的学习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嬉戏的学习文化”（Playful Learning Culture）。“在玩中学”的这种“嬉戏的学习文化”显然离不开以展品为主要代表的各种人工制品，因为没有作为展品的人工制品，玩就失去了对象，而没有玩，也就没有了学，“玩中学”就无从谈起了。但是，这些人工制品在以“玩中学”为主要特征的场馆学习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认识。如果我们进行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人们对场馆学习中这种嬉戏的学习文化以及人工制品在场馆学习中扮演何种角色实际上持有不同的立场。
按照Palmyre Pierroux的观点，场馆学习的文化实际上是被两种相互对立的立场或“叙事”方式统治着，一种是现代主义的立场，另外一种是后现代主义的立场。现代主义的立场关心的是科学技术的学科境脉以及如何对学习进行评估，以此来避免误解的发生及虚假知识的涌现，它实际上坚持的是一种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与知识观，在学习的基本观念上坚持的是一种处方性的标准，聚焦于解说员在知识传递中的作用，其背后潜藏着“以教师为中心，以讲授为中心”的教学理论，在实践中表现为一定要把真的知识传递给参观者，讲解员的机械说教遮蔽了作为科技展品的各种人工制品本应发挥的中介功能，“在玩中学”的学习文化渐行渐远，科技场馆学习本来具有的寓教于乐被逐渐消蚀，日益蜕变为正规学校教育可有可无的附庸。
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则强调“诠释”，不再坚持极端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与知识观，强调以视觉思维的教学方法为基础，通过为参观者提供各种不仅“上手”（Hands-on）而且“上心”（Minds-on）的科技展品，克服现代主义统御下科技场馆学习面临的“言语主义”危机，认为应该充分发挥科技场馆相对于正规学校情境的优势，通过作为展品的各种人工制品来帮助参观者通过直觉思维来发展自己的感知及推理技能，主张把主要精力投入在与参观者以各种人工制品为中介的对话上。它把科技场馆里的各种人工制品作为有边界的实物对象，认为它们被展现出来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场域，引导员和参观者可以在这个场域中发起建设性的对话，进行双向协商，分享自己的认识，建立双向理解。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科技场馆境脉中参观者的参观过程可以被视为一种具有对话性质的意义建构实践，并且这种实践主要是由物质或器物层面上的各种人工制品提供中介支持的。
2 科技场馆境脉下的意义建构及人工制品的作用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两种相互对立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场馆学习不同的理论与实践范式。近年来，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出发对场馆学习进行探索逐渐成为最基本的理论取向，推动着场馆学习在这两种范式的竞争中逐渐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换，使场馆学习越来越关注深层意义的建构。在这种情况下，参观者基于参观经验的意义建构便成为场馆学习关注的焦点]。Jrene Rahm曾通过在微观层次上对一些案例进行分析，揭示出在科技场馆学习中参观者的意义建构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模式，其中既有杜威意义上的“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也有布鲁纳意义上的“发现学习”（Learning by Discovery），还有Seymour Papert意义上的“在建造中学习”（Learning by Making）。但无论何种模式的意义建构，都是基于作为科技展品的各种人工制品进行的。从这一角度看，在科技场馆这一境脉下发生的意义建构，实质上离不开作为科技展品的人工制品。
Shawn Rowe认为，在博物馆场景下发生的意义建构具有社会性分布的特征，要认识作为展品的人工制品在为参观者的博物馆体验提供中介支持的过程中究竟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那么选择的研究视角就需要充分考虑到参观者在博物馆境脉中主动进行的具有社会性分布特征的意义建构，而像这样的研究视角主要表现为社会文化取向。对于科技场馆境脉中发生的学习来说，要认识作为科技展品的人工制品在参观者意义建构过程中的作用，有两点非常关键：第一，包括意义建构在内的所有活动都具有社会属性，它分布在以群体形式存在的人之中，即存存干“学习者共同体”或者是“实践共同体”之中，它是以各种社会性中介的方式不断向前发展的，而这些社会性中介主要是由作为科技展品的人工制品提供的；第二，意义建构过程是参观者主动做出的行为，这意味着参观者要使用各种文化工具主动参与意义建构，而这些文化工具都属于人工制品，在科技场馆境脉中主要表现为各种科技展品。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参观者在参观科技场馆的过程中的确会发生各种意义建构，但仅仅为他们提供可供上手操作的实物，对引领他们的意义建构来说却并不充分。如果通过人工制品呈现的科学技术没有为参观者提供把新知识进行整合所必须的境脉与资源，那么参观者不但学不到新知识，而且还可能会损害其己形成的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因此科技场馆必须改变过去一贯坚持的仅仅把焦点放在科学技术知识上的做法，即从提供仅仅聚焦于非常狭隘的科学概念的无境脉展品转向能够让科学技术植根生活、境脉丰富、主题宽泛的展品。从这一意义上说，科技馆中作为展品的人工制品必须要嵌入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同时置于一个相对广阔的境脉中，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这些人工制品把抽象的科学知识与参观者的日常生活经验结合在一起，在“上手”的基础上实现“上心”，即完成深层的意义建构。
事实上，正是各种社会文化因素，诸如围绕这些人工制品展开的个体与群体层面上的会话、操作与行动等，通过各种非常重要的方式为科技场馆境脉下的学习特别是深层的意义建构提供着中介支持。如此一来，这种中介支持便具有了社会文化的属性，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社会文化中介。这种社会文化中介构成了科技场馆学习中意义建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直接决定了科技场馆学习的绩效。一般情况下，科技场馆促进参观者意义建构的社会文化中介主要表现为各种实物与非实物展品，二者均属于人工制品。从这一意义上说，作为展品的人工制品便是科技场馆学习中的社会文化中介，对科技场馆境脉下发生的学习与意义建构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这就是人工制品在科技场馆学习中、尤其是在意义建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三 借助于人工制品的中介：实物与非实物科技展品之于意义建构的中介功能
1 作为展品的人工制品是科技场馆境脉中意义建构的中介手段
按照Reijo Miettinen的观点，人工制品在意义建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中介价值，这种对人与人工制品之间关系的认识主要源于杜威和维果斯基，特别是维果斯基开创的心理学的社会文化历史观点及活动理论做出了最为关键的贡献。在维果斯基开创的社会历史文化理论中，“中介”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所谓中介，是指人与环境相互作用时所借助的手段。这些工具被称为中介工具，包括物质工具（实物）与知性工具（非实物），它们均属于人工制品。社会文化视角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理论假设，那就是作为中介工具的人工制品影响着人的思维与行动，各种物质工具和知性工具在具体而实际的情境中为人们中介着现实，并构成了社会实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维果斯基及其追随者认为，思维和高阶心智功能的创造与发展依赖于人在与外部环境交互时使用的或能够获得的工具与符号，而这些工具与符号无一例外都属于人工制品。工具是作为实物的人工制品，属于Marx Wartofsky所谓的一级人工制品，而符号则被人类学家James Wertsch界定为一种心理工具，它视为思维的手段，与作为技术手段的其它各种人工制品一道，为我们思维的内容与方式提供着中介支持，并影响着我们思维的内容与方式。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不把人及其与人工制品之间的交互包括在内，就无法认识个体的发展，如果不关注入究竟是如何在这些交互中使用中介手段的，就无法理解学习与意义建构，因为这样的研究具有过于严重的还原主义色彩。
2 借助于人工制品的中介：实物与非实物科技展品的中介功能
James Wertsch认为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中介，一种是借助于人工制品的中介（Mediationthrough Artifact），一种是人类中介（Human Mediation）。他认为人的心理与工具及人工制品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具有根本性和不可简约性，以至于对人及其行动的任何描述都应该从“个体一一行动/借助于中介手段”这一操作角度来展开。这意味着这一理论的实质是把焦点集中于学习者是如何与可以获得的人工制品进行交互以及这些人工制品是如何影响他们的行动与思维这一点之上的。在科技场馆的境脉中，这意味着要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参观者与科技展品以及在参观过程中遇到的其他参观者及工作人员之间的交互上。从社会文化或文化一一历史的理论框架出发，这些情形可以被称为“借助于人工制品的中介”。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科技场馆境脉下参观者意义建构过程中实物展品形式的人工制品之中介功能的发挥进行了探索。在这些研究中，有的把焦点集中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技术手段的应用上，比如触摸屏与语音导引等，以及这些技术应用究竟是以何种方式促进了作为实物展品的人工制品发挥其中介作用，从而对参观者的意义建构产生影响。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表明：通过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技术设备，可以有效影响与强化参观者在参观过程中及参观结束后发生的意义建构。另外一些研究则试图为参观者基于实物展品形式之人工制品的学习、交互与意义建构寻求理论解释，比如John Falk等人使用学习的境脉化模型来理解参观者究竟是如何在参观科学中心之展览的过程中完成意义建构，并揭示了影响其意义建构的诸种因素，以作为实物展品的人工制品为基础的各种社会性中介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维果斯基学派看来，以语言为代表的非实物展品形式的人工制品是一种在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比有形的实物人工制品更加重要的中介手段，特别是在强调交互的社会属性时更是如此。如果说以上这些研究揭示了作为实物的有形之人工制品的中介价值，那么另外一些研究则主要关注的是科技场馆中那些非实物人工制品一一比如展陈中的各种不同标识与符号等一一具有的中介功能。有研究发现那些包含“开放性问题”的标识不但有助于加强参观者与展品之间的交互，而且还可以有效促进参观者相互之间的对话以及基于对话而发生的深层意义建构。另外，还有一些研究发现，如果把非实物的人工制品――比如各种符号、标识、文字等――与作为实物人工制品的展品结合起来使用，可以更加有效地为参观者的意义建构提供中介支持，例如分层文字可以非常有效地为实物展品提供恰当的教育境脉，是展览中非常重要的一种中介手段。
关键词：科技英语；英语翻译；翻译技巧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294-02
一、科技英语的定义
科技英语可以泛指一切论及科学和技术的书面语和口语。其中包括科技著述、科技论文和报告、实验报告和方案；各类科技情报和文字资料；科技实用手册；有关科技问题的会议、会谈、交谈的用语；有关科技的影片、录像等有声资料的解说词等等。
二、科技英语翻译的特点
科技英语作为特殊英语的一个分支,在词汇构成、遣词造句等方面都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其语法结构不十分严密，语言习惯和汉语也有不少差别，词汇量大，词语繁多，因此科技英语翻译起来比较困难。从科技文章的特点来看，大多具有以下几个特征：述说事理、逻辑性强、结构严密、术语繁多，语言严谨、数据精确。这就要求译文必须概念清楚、条理分明、逻辑正确、数据无误，尤其对定义、定律、公式、图表、结论等更应特别注意。
（二）科技文章比较重视叙事逻辑上的连贯及表达上的明晰与畅达；避免行文晦涩，作者避免表露个人感情，避免论证上的主观随意性。因此科技英语翻译力求少用或不用描述性形容词以及具有抒情作用的副词、感叹词及疑问词，而是大量使用科技词汇、专业技术用语,译者应尊重客观事实，不能随意改动数据、回避不易翻译的文字，更不能加进自己的主观想象，进行“自由翻译”。
三、科技英语翻译的主要技巧
（一）词的应用和转换
英语中有些词在汉语中是没有的，如冠词、动名词、分词、关系代词等。英语中名词、介词用得多，动词用得少，而汉语中动词用得多，名词、介词用得少。因此，翻译时大部分词需要转换。同一个词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或不同的专业中往往具有不同的词义，部分词需要根据学科判断词义。在判断英语词义时，必须考虑到英语著作内容所涉及的概念究竟是哪个学科，哪个专业的。英、汉两种语言中，形容词和它所修饰的名词，动词和它所涉及的名词之间的搭配往往有不同的习惯。因此，形容词和动词的词义必须根据与其搭配的名词来确定，然后译成通顺的汉语。翻译过程中还应着重注意词义、增减词、词性、词序、词的搭配与重复等方面技巧。从词义来看，同一词在不同语境下意义有所不同。不同的语言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词汇表达，翻译日常用词或短语，很容易找到对应词，但对于专业术语，则应该根据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进行翻译。
（二）句的翻译和处理
多数英语句子成分需要转换，不仅是由于汉语中没有相同的成分，而且也由于英、汉语的句子结构和表达方式不同。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为使译文通顺易懂，往往要进行成分转换。英、汉两种语言中主要成分的语序大体相同，一般遵循下列规则：主语+谓语+宾语(或表语)。但是，定语和状语两种次要成分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语序却差异很大。英语中，单词定语可前置，也可后置，但以前置的较多；短语定语及从句定语则一般后置。汉语中，所有的定语都前置。英语中，表示语气、程度、方式的单词状语一般前置，其他单词状语、短语状语、从句状语则一般后置。汉语中，状语一般均前置，从句状语通常放在句首。翻译时，必须针对上述各种差异，按汉语规范和表达习惯正确安排各成分在译文中的语序。例如: Laser is less suited for surveillance, because it is difficult to search a large volume.译文：激光器由于难以搜索大的空域而不大适用于监视。翻译时英、汉语两种语言表达方式的转换，不是逐字逐句的死译。在译文表达过程中，必然包括对原文中某些词省略不译，也可能增补原文中所没有的词，使句子内容完整。在科技英语中，根据上下文的逻辑关系和文章涉及的技术内容，将句子内容补充完整。例如: Oxidation will make iron and steel rusty.译文：氧作用会使钢铁生锈。英语是分析性语言，句子中各个词语的语法功用主要由它们在句子中的位置决定。词序在分析、翻译英语句子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例如：For use as a design formula, this equation can be rewritten, because the maximum- shear- stress theory was assumed.译文：因为假设出了最大剪切应力原理，使用设计公式时，可重写等式。在科技英语文献中，从科技内容的严密性、准确性和逻辑性出发，常会使用一些语法结构复杂长句子，加上句子中经常出现省略、倒装、提前、移后、分隔现象，句子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不太明朗，需根据原文的句子结构，弄清每句话的语法关系，综合运用各种翻译技巧进行灵活的处理，并按照汉语习惯重新加以组织，力求做到通顺和简练。
（三）科技术语的译法
当今的世界在知识经济浪潮的推动下走进了新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给语言学界带来了广阔的空间。新事物新名词层出不穷。各学科交叉产生新的学科。科学术语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日常会话之中,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科学术语在相互渗透的过程中又保持其所指概念的特殊意义。正确把握词义,概念定位准确乃是翻译的前提条件,因而科技名词术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应引起我们科技翻译工作者的高度重视,从而避免名词术语和概念上的混乱并导致工作失误。科技术语的概念定位:所谓科技术语,是指在科技专业语言中有着精确和单一意义的词,这种词即使出现在口语中,也会使人感到它是属于某一专业领域的,如阻尼(damping),龙骨(keel),接口(inter-face),催化作用(catalytic action),温室效应(Green-house Effect)等等。科技术语应能恰当地反映所指事物的概念内涵,反映某些学科领域特定事物的内容。例如,拿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及广泛应用来说,其术语“bit”(比特)就不同于常用名词“bit”(一点儿)。而英语中一词多义、异词同义是一个普遍现象,如果离开了特定的语境,对一个词的概念意义就无法辨别和确定。科技领域的交叉发展以及科技与文学用语的混合使用,使得许多术语在新的语义场中改变了含义。例如induce一词,在文学作品中作为“诱发”;但是,物理学中induce作为“感生”或“感应”解释,在电子材料工艺学中则译为“引生”,因为在这个专业中并无“感”的含义。一方面,我们看到许多普通的社会用语进入到科技领域中,使得科技术语更富形象化。在作者运用语言表达概念时,有时用同一个词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不同的涵义,有时为了修辞上的考虑,又可用不同的词表达同一个概念。
四、结语
翻译是一种实践活动, 在翻译实践中总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 翻译技巧就是人们在翻译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译者, 必须善于发现、总结和掌握翻译的种种原则和方法, 只有真正掌握了翻译活动的规律, 才能在实践中创造出高质量的译文。
参考文献：
［1］Bartlett,F.C.Remembering［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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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松妍.科技英语的特点及其翻译方法［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0.
［5］牛晓红.科技英语翻译探析［J］.山东煤炭科技，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