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第1篇

任何一项人类事业的发展都需要特定的精神或信念的支撑。科学事业也不例外，科学之为科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有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古希腊先哲追问“世界的本原”和探究“万物的构成”;近代文艺复兴之后，人们转向探究事物发展和运动的规律及其性质等问题，从而诞生了经典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等近代科学体系;在当代，科学更是将探索触角伸得更广，宏观上大至宇宙，微观上小至夸克，不仅探索物理世界，而且也探究心灵世界的认知奥秘。这些活动始终贯穿着一种探索未知领域的求知精神，这是矢志不渝的追问自然和探究万物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最基本地反映着人们从事科技活动的态度、品格和气质。一般认为，科学精神既包括对真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精神，即“求真”精神;也包括面对现实，探索规律的精神，即“求实”精神。［5］按照这种理解，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能够肯定，那种主张“人本主义的极度发达必然导致科学精神的颓弱”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并非先天地缺乏这些科学基因。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是后来的继承者们逐流于世事的更迭，逐渐放弃了科技向度，并非儒家文化本身存在缺陷。

竺可桢曾总结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近代科学巨匠的事迹，归纳出科学精神应包括三个方面:“(1)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依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则不屈不挠，只是问是非，不畏，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专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6］这里，他将近代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科技文化贯通起来。其实，丰富的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都具有这种“求是”品格。但是，“由于把近展起来的科学体系看作了‘科学’本身，作为求知活动的科学以及它所包含的科学精神却恰恰在‘科学’的名义下被忽视了。”［7］其实，在《论语》中积淀着丰富的先人们勇于探索未知领域的精神气质和不懈不屈的坚毅品格。孔子提醒我们要做到以下四点:不凭空猜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唯我独是。做事不能固执己见，走极端，要虚怀若谷，祛除偏见。“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他提醒门人要保持怀疑的学问态度，如果只读书而不加怀疑和思考就很容易受骗，但如果只是空想或思考问题而不加学习则会缺乏信心，难成定见。在评价自己最得意的学生颜回时，他曾谈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论语•为政》)。在他看来，“违”其实并非大不敬，对权威和定见的质疑是智慧的一种表现。孔子是反对盲从与附和的，对颜回的表面顺从他曾表达过些许的不满意，认为他“非助我者也”。但是，通过对其私下与其他弟子的交流却发现，颜回还是有很多发挥的，能够“闻一以知十”，举一反三。“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怀疑精神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表现在它能够刺激人们去追问，有利于思想的创新。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即大家厌恶的东西，一定要去考察;大家喜爱的东西也一定要去考察。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有其原因，科学活动就是探究隐藏于事物背后的因果关系。培养创新精神第一步就是要大胆怀疑，不畏权威。

而且，孔子提倡弟子要“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甚至要为了“仁”的实现而献身，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观点。在他看来，“仁”是人道的最高真理，一旦认为自己掌握真理，就要据理力争，就算面对老师也不能有所谦让。相比于生命，真理的价值更高。为求真理，不畏生死，敢于抛弃一切，是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在西方，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过:“吾爱吾师，我尤爱真理”。纵观科学史，受到政治或宗教等外在压迫而仍然坚持科学研究、记录各种天文现象、扎实地收集各种数据的科学家比比皆是。在坚持和捍卫真理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科技工作者是一致的。《论语》的微言大义能对治国安邦和为人处世提供指南和启发，殊不知，这些思想也同样体现着求是精神。首先，孔子告诫读书人要有志于真理。那种以吃粗茶淡饭穿破旧衣服为耻的人，不值得同他商议和交往。“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其次，物质条件的匮乏不能阻碍对真理的渴望和追求。做学问搞研究要有这种甘于平淡、甘于贫穷的境界才能真正有所发现和创造。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知识分子应该有颜回的精神境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第三，追求真理任重而道远，需要刚强的意志和坚毅的品格。正如曾子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敢于担当，为求真理和道义而不畏生死。正所谓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并且，在追求真理和道义的过程中务必做到持之以恒、坚持不懈。“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第四，求真之路还需要有实干精神，不能只想不做、只说不做。“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不能说的多，而做的少，应该少说多做，这样才能积累实力，不断进步。做真学问不能图慕虚名，“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宪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要时刻牢记言语谨慎，工作勤劳敏捷。在学术共同体内，不要总是想着自己的研究是不是为人所知，要更多地想着我对别人的研究了解多少，我的研究和别人的差距在哪?对比之中找出差距，然后努力补足，提升自己能力才是关键。“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做事情要有一技之长才不至于为没有合适的职位而发愁，不断完善自身实力锻炼本领自然会为人知晓，以此来被共同体所接纳。是谓“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

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强调科研活动要尊重知识产权，讲究学术诚信，遵守学术规范和科研道德。一切研究和论证都要实事求是，严谨认真，反对任何形式的投机取巧、沽名钓誉和弄虚作假行为。这些观点，在《论语》里随处可见。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倪，小车无杌，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诚信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最重要的人格品质。如果一个人没有信誉，就像车子没有了轴承，可见诚信对一个人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如何做到诚信?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信守约定、遵守规范，不做任性而为之事。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因为对自己节制、约束而犯过失的，这种事情总不会多。规范对于学问是必要的，无规矩不成方圆。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君子广泛地学习文献，再用礼节来加以约束，也就可以不至于离经叛道了，因为不端行为大多是急功近利的思想作祟。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做研究不能只求快，更不要贪求小利。求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求小利做不出真学问。

二、“博学务本”的研究方法

李约瑟证明，通常认为的中国古代科学不发达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中国人在许多重要方面的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8］对此，他提出被后人称之为“李约瑟难题”的疑问:“为什么以伽利略为代表的近代科学———连同它对先进技术的一切影响，产生在欧洲，而不发生在中国?”按照他的分析，近代科学从方法上区别于古代的是将数学与实验结合起来。［9］有学者曾指出“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所走的发展路径和西方大不相同。事实上，古代几个主要文明在这方面走的发展路径都是互不相同的”。［10］好比说，我们无法断言“向南走的人比向东走的人领先”“某一围棋手的棋艺曾长期领先某一象棋手”。［10］其实，“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

几个主要文明的科学技术都沿着自己的轨道缓慢地发展着，这些多样的科技成就的取得不仅得益于那个时代的科技精神，同样也受益于盛于其时的科技研究方法。亚里士多德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著作加起来就是希腊人知识的概貌。其实，“述而不作”的孔子同样也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这一点从《论语》中便可窥一斑。“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论语•子罕》)孔子自谦年少时“多能鄙事”，生活实践上的磨练，使他学会很多技艺。但是，他也指出不能耽溺于这些，所谓“君子不器”其实就是说人一定要全面发展才行，不能只有一种用处。所以，有人说孔子非常伟大，但是很难称他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他警示门人，要广泛地学习，坚守自己的志向，恳切地发问，多考虑当前的问题。“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后来，《中庸》发展了这种思想，将其提炼为一种方法论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行，这完全符合认识过程和研究科学的方法，即获取信息，提出问题，逻辑推理，检验结果，躬身实践。”［12］但是，孔子也强调君子要专心致力于基础工作，不能舍本逐末。“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基础牢固地确立了，真理自然水到渠成。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孔子坚持的“博观约取”“务本生道”的方法论总纲。具体来讲，《论语》中有如下的求知方法或原则:首先，要重视学思结合。正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对此，孔子有着切身的体会:“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其次，勤学好问，虚心向别人请教。“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第三，温故知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论语•学而》)第四，要学会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叩其两端而竭焉”是一种科学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常用方法，抓住事物的正反两方面或者抓住问题的两个极端，就能找到符合中庸之道的解决策略。第五，要学会举一反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科学研究内部道理都是相通的，有了举一反三的能力，遇到问题即可“触类旁通”。第六，要见贤思齐，深刻内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不善者”作为教训是反思自身行为的一面镜子，要随时检讨自己，以人为镜，向贤者学习优点，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过，孔子也意识到，在做学问、搞研究的过程中很容易走弯路，误入歧途，这需要多加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学以致用。“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第二，要杜绝固执己见，走极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第三，学问要循序渐进，遵循进阶过程。“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论语•子张》)君子之道，哪些先传授，哪些后讲述，要像区分草木那样，做以区别和分类。第四，多闻多见，多交流，切忌闭门造车。“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要多听，有怀疑的地方先放在一旁不说，其余有把握的，也要谨慎地说出来，这样就可以少犯错误;要多看，有怀疑的地方先放在一旁不做，其余有把握的，也要谨慎地去做，就能减少后悔。“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第五，态度端正，实事求是，不可马虎行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反复强调要“敬事而信”(《论语•学而》)“事思敬”(《论语•季氏》)“执事敬”(《论语•子路》)“孔子认为敬就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13］最后，务必要做好基础工作，不要好高骛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

三、“以德摄知”的知识观

有学者论证，传统文化与科学之间是善与真的关系。传统文化和科学都涵盖真、善、美三个领域，但本质上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追求的是以“仁”为核心的善的哲学;而求真在科学的价值取向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前者所求之善以科学之真为前提之一，这被总结为“以德摄知”的传统。［3］在《论语》中我们能够看到言传身教在求善问题上的作用，也能读出“从求真的角度对什么是善、为什么要求善以及求善的方式方法有准确深入的认知”。“儒学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尊德性，但同时认为必须道问学。在一定意义上说，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前提。”［3］孔子提出“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知者利仁”(《论语•里仁》)，把“知”作为得“仁”的手段，视“利仁”为“知”的目的。这种“以德摄知”传统的确立，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因此之故，做学问要有更高的追求，为学不仅是为了求真、求知，更是为了成为君子，而且为学是成为君子的唯一路径。“孔子肯定了人只有借助于为学才能成为君子，才能更好地实现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自我完善”。［14］在孔子与学生之间的问答之中可以看出，“问答的发轫与完成，始终不在于知识的积累，而在于成就‘君子’的道德品行”。［15］这种“以德摄知”的知识观，要求研究者不断丰富见闻，提高综合素质。孔子将“有教无类”和培养“博学通才之士”作为教育方针和目标，“对学生进行礼、乐、书、数、御、射‘六艺’教育。其中数即数学，乐和声学有关，御和力学有关，射和机械有关。”

墨子曾这样称赞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墨子•公孟》)可见，孔子不仅具有较高的人文修养，其实也有着丰富的自然知识。孔子早年参加各种社会实践，对大自然和动植物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要求学生学习《诗经》，不仅学习其中反映出的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同时也要学习其中所包含的各种自然知识。“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苗而不秀，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论语•子罕》)这反映当时人们对有些苗木不开花、有些开花不结果生物现象早有洞察。而且，孔子在谈到自然知识时，喜欢运用比喻，将其与一定的哲学道理联系起来。一般而言，我们只有对本体和喻体有了充分的理解之后才能做出恰当的比喻。孔子将自然知识、技术知识与政治哲理内在地打通，使之浑然一体。在《论语》中，不乏利用天文现象来进行道德和政治说教的例子。例如，“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从《论语》受众的角度看，这段话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日食和月食等自然现象的关注，能够根据对它的认识来理解社会现象。又如，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北辰”也就是北极星，在这里将其用作为政治比喻，不仅反映了他对天文、历法和气象的了解，同时也能反映出当时一些天文知识(譬如，北斗星围绕北极星周期性地旋转等)普及程度。再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日月逝矣，岁不我与”(《论语•阳货》)，这反映了春秋时期人们的时间观念，不仅认识到时间的单向性或不可逆性，而且用它来诠释社会与人生的道理。《论语》中还涉及一些技术知识。例如，“《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我们一般对这句话的寓意理解是，学习和研究务必要互相商量研究，学习长处，纠正缺点。其实，这能够反映出当时手工业水平。一般而言，切、磋、琢、磨是针对不同的材质所使用工艺技术的分类。古代把骨头加工成器物叫“切”，把象牙加工成器物叫“磋”，把玉加工成器物叫“琢”，把石头加工成器物叫“磨”。这些专门的技艺孔子了熟于心，能够信手拈来打比喻。我们知道，传统技术多是以自然认知为基础的，而且认知与评价是相互融合的。加上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殊形态，“一方面促成了与民生直接相关的实用技术的发达，另一方面则造成对看似无用的‘奇技淫巧’的排斥或轻视，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理论理性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不过，在当下技术革命的新背景下，传统技术的这些认知特征以及相应的观念值得再次重视。”［16］结语综上所述，相比同处于“轴心时代”的古希腊先贤，称孔子为自然哲学家并不为过。而且，《论语》也有资格成为反映先秦时期我国传统科技文化发展的代表性著作，其作为一种古代知识分子的综合文化背景，对中国古代科技文化领先于西方一千多年亦曾发挥了积极作用。的确，中国的传统科技文化缺乏兴起近代科学的一些必要元素，以致没能独自发展出近代科学体系。正如生活在地球上不同地域的人形成了不同的肤色和生活习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有着自己的本色、长处和优点”，也因此发展出了不同的科技文化类型。李约瑟曾说，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一方面使科学受到损害，另一方面也助长了科学萌芽。考察中国科技思想史会发现，像张衡、祖冲之、沈括、徐光启、李时珍等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其实未曾受到儒学体制的阻碍，在中国历史上也罕有屠杀科技发明者的现象。而且，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最早接受了西方科学技术，并将其积极地介绍给国人的也是儒士们。因此，企图割断历史，全盘否定儒学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的做法并不可取。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第2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近代科学；关系；发展

中图分类号：N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190-02

中国古代的许多科技成就，如四大发明，对东西方社会及整个人类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这其中无不凝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中华民族的智慧。中国传统文化在接受外来文化挑战的同时，与之又不断地融合，推动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不过从明代中期开始，中国的科技逐渐走向下滑。作为科学技术生长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不得不进行反思。

一、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科学的区别

近代科学探求自然规律的方式跟中国传统文化相比，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1][2]。其一，跟传统中国文化一样，近代科学采用归纳法求得这些规律。其二，近代科学另外有一套思维的方式，是用逻辑的方法来推演的，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所没有的。

传统中国文化怎样进行归纳呢？那就是思考。比如有名的王阳明“格”竹子：坐在那儿，看着竹子，脑子不断思考，希望能够了解到这个竹子的“理”是什么。这跟西方的近代科学精神是不一样的。近代科学的精神，是要把归纳法跟推演法结合起来，为研究基本的现象，你需要做一些实验。从这些现象和实验中，在一个很广但很浅的领域里提炼出一些规律性东西。这些规律性理论跟这些现象之间的关系，又是归纳的，又是推演的。因此，传统中国文化跟近代科学从精神上最主要的分别就在于：传统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是以思考来归纳天人之一切为理，但缺少了推演和实验。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近代科学的益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代创造的文化的综合，它反映和代表了我们祖先的思想和智慧[3][4]。由于它已被中国社会长期认同，因此它对科学的影响全方位、多层次，同时也根深蒂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精神归纳起来主要有“自然” “天人合一” “会通”等。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精神的出发点就是要人们“如实的认识自然，不要附加主观想象”。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汉代王充的“天道自然”观。它并非要人们在自然面前无所事事，主张按照自然本身的结构和特点去认识它，在不伤害自然的前提下向自然索取人类的生活资料，这些“自然”观，充满着朴素唯物主义的色彩。也就是说，人与自然密切关联，要客观地认识自然，然后利用自然的规律为人类服务[5]。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特点，主要强调要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协调发展。世界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共同组成的矛盾统一体，两者辩证统一。人类如果能够恰当把握与自然的关系，就能不断取得改造自然的成果。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如果被破坏，那么遭受自然的报复也就难以避免。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人类曾一度滥用改变自然的能力，迫使资源枯竭，物种消失，这一切促使人类反思并选择理性发展道路，维护生态协调，使人与自然能够和谐发展。因此，“天人合一”对当代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明显的指导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汉族为主体，各族人民在保持自身特点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创造的。在创造过程中并非故步自封，而是不断学习各种文化体系的优点和长处，加以消化吸收丰富提高自己，这也形成了中华民族宽容的气质。这即是“会通”精神的含义，这对科学的进步起着直接或间接作用。

三、中国传统文化在科学发展方面的弊端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政治伦理为本位，最为强调人伦。历代文人学士的“格物致知”，无不限于伦常之中，科举考试则更偏重于“为圣贤立言”的道德文章，远离经济生活和科学技术。当古希腊科学家逐渐从哲学分化出来，有了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时，中国的科学则还游弋在伦常的海洋中。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伦理修养，忽视自然科学研究，这阻碍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的科学非常重视直接观察和实际应用，但缺乏必要的科学实验。如李时珍为写《本草纲目》深入樵夫、猎人中间收集民间的药方，主要是直接的考察和现有经验的归集，但缺乏相应的科学实验和理论升华。即使有科学理论，也多进行描述性叙述，缺少严密的理论推理和论证，如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内容多为记述形式，缺乏理论思考。

对经验的重视，是中国思想千古以来的传统。前人的经验和生活模式，便是后人生活的基础；前人的所言所行，便是后人立身处世的准则。人们习惯于从前人的言行中去寻找标准。《墨子・非命上》中说：“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可以看出其高度重视前人的经验和功利，轻视对知识的追求和探索。也正因为此，在代表西方演绎思维的《名理探》传入我国之后，数百年间，“习者盖寡”，影响甚微。“中国的经验长梦”虽然使其在一些实用型、技术型的学科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它后来就停步不前了。因为，科学一旦走进理论的殿堂，“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由于中国古代科学长期局限于经验材料的记录、整理，因此就只有量的积累，而无质的飞跃[6-11]。正如哲学史家罗斑所说，“东方的科学在它存在的许多世纪之中，甚而至于和希腊科学接触之后，都从来没有超出实用的目标，或对细微末节的好奇心，以提高到纯粹的思辩和决定原理的阶段。”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偏重于在宏观上把握世界，从总体上观察和描述自然界、社会及人生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又忽视了事物本身要素、结构、关系等方面的深入剖析。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中还主张通过内心的情感体验来把握事物。这种思维方式把科学限定在人的自我体验的狭小范围，淡漠了对自然本身的深入探讨和验证。各个朝代都自诩中国是“天朝”大国唯我独尊。这种内省而不外求的思维方式影响了对外部优秀科学文化的学习。

四、中国传统文化对未来科技发展的启示

在五千年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大潮的双重夹击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碰撞和融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方面，新时代的中国显然仍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去思索、判断和选择。

一方面，现代科技的思想基础可以取法中国古代哲人的某些思想。李约瑟就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科学中保存着“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当代西方有一些自然科学家已经把目光转向包括《道德经》《论语》和《周易》在内的中国古代典籍上。这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价值理论和思维方式在推动未来科技的发展中可能会重新获得其生命力。

另一方面，在时代转折的新历史时期，要使未来科技不断发展，中国文化需要不断地开陈创新。新时期的中国不仅要引进科技成果， 更重要的是要吸取和消化科学精神、科学规范、科学方法。要吸取现代科学的优点，去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理论及其思维成果，增强科学意识，构建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12]。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才能在创新中得到真正发展[13][14]。

李约瑟、卡普拉、普里高津等人都特别强调中国系统思想的现代科学价值， 中国的学者也越来越强调中国传统系统论思想对于当代科学整体化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可以在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发展规律，指导现实科技工作；而且其本身特有的理念和方法等也可以直接推动科技前沿的探索。我们应该重视并发挥中华民族文化的优势， 大力加强优秀民族文化的教育， 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升华， 促进传统哲学和科学思想的研究， 探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特殊规律， 在新的世纪中，实现中国科技的历史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吴禾.传统文化与近代科学的求理方式之比较[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2）：137-139.

[2]陈方正.谈科学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J].自然辨证法研究，2015（6）：3-8.

[3]王渝生. 传统文化与中国科技发展[J]. 传承，2012（9）： 82-85.

[4]杨长春.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J].琼州大学学报，2004（6）：74-75.

[5]余卓群.从科学发展观视觉看中华传统文化[J].科学咨询：科技・管理，2012（12）：16.

[6]李斌全，郑伟建. 论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科学的发展[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89（5）：50-52.

[7]孙岩.李约瑟难题与文化基因移植[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19-22.

[8]乌尼日，何华青. 从中国传统文化特点解读“李约瑟难题”[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83-85.

[9]孙小淳，储姗姗.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对科学起阻碍作用吗？[J].科学文化评论，2011（2）：97-116.

[10]余静.中国文化背景中的科技现代化[J].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45-48.

[11]宋会群.中国文化传统与科学发展的关系研究[J].韶P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42-50.

[12]赵宇善.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发展的辩证关系[J].彭城职业大学学报，2003（5）：103-105.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第3篇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课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G807.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6-0808-04

民族传统体育是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确定民族传统体育学为体育学下的二级学科，纳入了学科发展的轨道。1998年，民族传统体育出现在国家教育部新修订的本科专业目录上，自1999年开始招收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生。这为促进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丰富体育文化，培养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作为民族传统体育，国外没有现成的经验，国内的理论研究视野多局限于项目和技术，缺乏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支撑和宏观上的把握。十年过去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学科体系建设仍然处在经验阶段。表现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主干课程是武术学科，武术学科研究的内容又多为技法。

为了使民族传统体育学成为传承民族体育文化，弘扬民族体育精神的载体，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完善奥林匹克运动的载体。必须对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进行深入研究。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民族传统体育学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武术学院毕业并参加工作的往届毕业生、武术学院2003级应届毕业生、2005级在校大学生、在校学生的家长。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本文收集的资料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 教育部关于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方面的指导文件：2) 开设民族传统体育学部分高校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等教学文件：3) 2000年以来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相关研究成果。

1.2.2问卷调查法本文根据调查内容所需设计四类问卷：调查对象是如上“调查人员”栏所述四类人员。共发放问卷450份。其中往届毕业生50份，回收38份：2003毕业生85份，回收79份：武术学院在校2005级学生100份，回收89份：学生家长45份，回收36份。问卷进行了新度、效度检验。

1.2.3逻辑分析法本文依据对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为逻辑起点，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课程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学时分配等相关问题进行依次递进的逻辑推理。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问题原因和解决对策。

1.2.4数理统计法将回收的问卷进行分类统计，并在SPSS上进行数据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的设定

2.1.1确立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的主要依据

2.1.1.1我国当前政治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对高等人才的需求我国正处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创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的使命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99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的规定》，明确指出我国素质教育的宗旨和目标就是要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当前形势下，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学生必须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注重良好习惯的培养，健康人格的铸造和人文素养的提高。

2.1.1.2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及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有人指出中国高等教育：过弱的文化陶冶，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思想底蕴不够：过窄的专业教育，使学生的学科视野和学术氛围局限：过重的功利导向，使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和扎实的基础训练受到影响：过强的共性制约，使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抑制。

人文素质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1) 具备人文知识；2) 理解人文思想；3) 掌握人文方法；4) 遵循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或文明的真谛所在，是人文素质的核心。人文素质缺乏会影响大学生思维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对工作的创造能力、对问题的洞察能力、对事物发展的前瞻能力、对问题的分析、判断、解决的能力。而文化素质欠缺，文化根底肤浅，正是当代学生素质缺陷的突出表现。

考察世界高等教育，有两种典型的模式：1) 以美国为代表的通才教育，2) 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专才教育。在信息时代，“方法教育”尤为重要。方法教育的实质在于学习技巧的提高与学习的有效性的增强，在于对资料卡、图书馆、计算机、信息网的充分利用。

文辅相教授提出教育的第3种模式：“普通教育――专业教育――‘临床’教育”的构想。这种基本模式的设计基点在于要正确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

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的关系，实行专业性教育与综合性教育相结合，让专业人才的成长建筑在较宽知识面的基础上。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实行现代科学教育与现代人文教育相结合，让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建筑在较高文化素养的基础上。

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关系，实行理论与实际结合，让人才的培养不囿于书本和学校的范围。

2.1.1.3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特性对其培养目标的要求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几千年形成的民族文化在体育领域的缩影，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身体活动形式、内容、风格、偏好等。随着国家地位和民族威望在国际社会中迅速提升，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开始走上了全面振兴的道路。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为当前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它所承载民族自身内在的信仰、思想、文化素养的追求，或者说人文精神、文化底蕴是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生存的重要文化标示。弘扬民族体育文化，充分挖掘其教化功能，振奋民族精神正是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优势和特色，这一点是确立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立足点。

2.1.1.4社会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培养学生的实际需求状况由于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专业设置包括三个专业方向：武术方向：包括套路、散打：民族民间体育：体育养生。

2.1.2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存在的问题及目标确立

2.1.2.1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存在问题北京体育大学武术学院建院1958年。1998年以前，培养的人才主要是为了解决武术师资、教练员和科研人员。根据社会对民族传统体育人才的需求，民族传统体育学于1997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批准，被设为体育学下的4个二级学科之一；1998年国家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武术专业拓宽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北京体育大学民族传统体育（前身为武术学科）的本科学生培养目标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表1)。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目前民族传统体育的培养目标是：本专业培养具备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科研基本知识与技能的，能从事武术、传统体育养生及民族民间体育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存在问题是：过窄的专业技术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忽视了民族传统体育的特殊地位和功能；与遵循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重创新的人才培养要求相背离。这严重影响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和扎实的基础训练，并且与社会发展对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需要相脱节。

目前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毕业生实际就业与培养方向存在差距。

以北京体育大学为例，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培养的学生就业定位在运动训练和学校体育教学两个方向。然而，近三年的就业形势表明，毕业后从事专业运动训练的学生人数占毕业总人数不足2%；毕业后从事教学的学生人数占毕业总人数不足20%；从事公安的学生占到15%以上，有不少学生选择了自谋职业。而且，通过在校学生及其家长的调查显示。有45%左右的学生和38%的家长希望毕业后从事公安工作；有30%的学生和35%的家长希望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只有8%的学生希望从事教练员工作。这种培养方向和就业实际的差距一方面来自于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的单一性，另一方面来自于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普及化所带来的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的综合性、高学历的现实状况。

2.1.2.2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定位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应该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培养基础扎实、知识全面，具有良好的人文修养和科学精神、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掌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科研基本理论知识与技能，实际工作能力较强：从事民族传统体育以及相关领域教学训练、管理、社会健身咨询与指导以及安全机构等工作，承担弘扬和传播民族体育文化精神的“一专多能”的高素质人才。

2.2民族传统体育培养规格及其能力2.2.1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规格及存在问题以北京体育大学为例，2003年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培养规格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基本理论与知识，受到这些方面的技术、技能的基本训练，具有组织教学、训练、科研、竞赛、裁判、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掌握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体育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的技术技能；具有在本专业领域进行教学、训练、指导与管理的基本能力；熟悉国家所制定的与本专业有关的方针、政策与法规；了解本专业的国内外发展动态；掌握有关本专业的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目前本科教育存在的问题：没有体现素质教育和人文修养的理念；在知识和能力结构上，没有体现本科教育厚基础、宽口径的知识结构，而是过分强调专业技术；在技术上有过多依赖竞技体育的倾向而缺乏对学生全面能力的培养；不具有本专业特色能力，缺乏社会竞争力；没有体现一专多能的社会需求，能力结构单一。

2.2.2民族传统体育培养规格定位作为高等教育有机组成部分，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学生理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素质：

文化素质：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学习世界优秀文化遗产，掌握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加强文学、艺术等诸方面的修养，必须达到高等教育标准，能够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核心是做合格的大学生。

思想政治素质：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核心是做当代合格的中国人。

道德素质：遵循社会公德和较高职业道德的素养。核心是做高尚的公民。

业务素质：一专多能，有较强的岗位适应能力，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核心是做合格的高层次劳动者。

身心素质：身心健康、养成良好生活习惯、人际交往好、适应环境能力强。核心是做具有强健体魄的人。

综合素质：既要具备专业特长，有鲜明的个性，又要知识面宽，全面发展。形成良好学习习惯，为终身学习打下良好基础，保持可持续发展。

因此，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培养规格应定位为：

本专业学生必须有较高的政治素养、专业素质和人文素质，主要掌握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基本理论与知识，接受相关技术、技能的基本训练，具有组织教学训练、组织竞赛、管理、社会指导及相关领域的实践能力。

毕业生应补充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对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基本知识有一定了解；初步掌握继承和弘扬民族体育文化精神的理论与实践能力；掌握一定法律、公安领域相关知识，为从事国家安全机构工作打下基础。

2.3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2.3.1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历史回顾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进行了几次大的课程改革，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课程结构有所改革，教学内容不断更新，但就大的框架和体系而言，基本上仍然延续了50年代初的模式。民族传统体育课程包括：

1） 公共必修课。共30学分占到总学分的18.18%，其中外语为16学分、计算机为2.5学分、政治思想教育为10学分、军事理论为1.5学分、法律基础为1.5学分。

2） 专业必修课程。目前包括体育学概论、应用写作、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教育学、民族传统体育概论、中国文化概论、运动训练学、科研方法概论、专项理论与教学实践和专项训练。共70学分，占 43.75%。

3） 限制选修课（一）。包括传统武术各拳种、中国武术史、武术基础理论、中华体育养生概论、古汉语、体育社会学、中医基础理论、体育测量与评价、可视化程序设计以及中国式摔跤、体育养生、、木兰扇、舞狮、短兵、太极拳、散打、跆拳道等专业技术课程。共28门课，选够25分，其中必须包括10学分学科知识。

限制选修课（二）。分为运动训练方向和体育师资方向。前者包括运动训练方法、运动生理机能评价、运动员科学选材、疲劳恢复与营养、运动员生理机能生化评定、运动员心理咨询与训练、运动生物化学、运动技术分析与诊断。后者包括现代教育理论、学校体育学、体育舞蹈、田径、篮球、乒乓球、体育游戏、体育保健、教育心理学、足球、体育教学基本技能。选够10学分。这类课程主要是为将来择业准备的教育。

4） 任意先修课。共15学分，占9.39%。

5） 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毕业论文、毕业实习与学术活动三部分。共10学分，占6.25%。

完成全部计划共160学分达到毕业标准。

2007年计划虽做了相应的调整，但基本格局没有变化。

2.3.2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1) 目前许多全国重点院校都推行“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方针。在低年级实施通识教育，在高年级进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逐步推进在教学计划和导师指导下的自由选课学分制。而北京体育大学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方向课程几乎占据了77%。这严重偏离了目前加强基础淡化专业的方向，尤其受竞技体育的影响太大，通识教育严重匮乏，更像是职业教育。

2) 除了公共基础课所涉及的跨学科的内容外，民族传统体育跨学科的课程少之又少。现有的课程存在重复设置现象。例如，运动训练极其相关学课课程多处重复；民族传统体育概论、武术基础理论、中华体育养生概论存在重复设置；中国体育史、中国武术史存在重复设置现象。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体育心理学之间存在重复设置想象。术科类的重复设置现象也相当严重，套路类的专项训练与竞技武术中的长拳、太极拳、南拳、刀枪剑棍术有大量重叠、而传统武术也包括这些内容。专项训练中以散打为主、副项包括短兵和跆拳道，而限制选修课也有这些课程的设置。

3) 学科建设不够完善，缺乏支撑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主干课程。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对外的主干学科有：体育学、历史学、中医学三门，主要课程包括：民族传统体育概论、中国武术史、中国文化概论、武术理论基础、传统体育养生学、中医学基础、专项理论与技术、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运动心理学。这显然存在明显不足。

主干课是指对专业建设和发展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核心课程，是对实现培养目标能起主导作用的专业必修课和公共必修课。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设置中缺乏支撑本学科的主干课程。当然，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民族传统体育学科起步较晚，学科建设由不成熟到成熟有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基础理论研究严重滞后，影响了本学科发展。再者，尽管学科成立已经有十个年头，有近80所高校开设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但是缺乏学术交流的平台，没有相关的专业学术刊物。没有权威单位领导，各自为政，重复办学现象严重。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发展。

2.3.2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改革方案首先，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人文素养。通过增设通识教育中哲学类、文学与艺术类、历史类课程；专业理论中国武德教育课程；跨学科拓展课程公安基础理论类课程；公共选修课程中的人文社科课程。即全面，又灵活全面培养综合素质和加强人文素养。

其次，淡化竞技，突出技能培养。适当减少运动训练方向的课程和学时比例，增设提高学生技能的课程尤为重要。例如，通过专项教学与训练，在保障专项训练水平的基础上，加强学生教学、训练能力的培养，增加假期社会体育指导环节，扩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增强才干。

增设公安类基础理论课程有利于增强学生与法律有关社会学知识；针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特殊性，有利于进行预防犯罪教育，防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针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生就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就业方向的引导，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目前，毕业的学生中大约有20%左右的学生毕业后从事公安、特警、等相关工作，而且随着公安院校的转型，未来到公安系统就业的人数有增加的可能。

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主干课程的最终形成。目前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缺乏主干课程。通过增设武德教育、武术文化学等相关课程无疑丰富了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的内涵，为民族传统体育主干课程的形成奠定基础。

凸现学科体现特色。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课程改革中增设武德教育、武术文化学等相关内容正体现了继承、传播和弘扬民族精神。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1) 当前民族传统体育的培养目标缺乏当代教育理念：过重的功利导向，没有体现本科教育厚基础、宽口径的知识结构；与社会发展对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需要相脱节；没有体现民族传统体育在培植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2) 在培养规格上，没有体现倡导素质教育和人文修养的理念；在知识和能力结构上，过分强调专业技术的提高：在技术上又过多依赖竞技体育而缺乏对学生全面能力的培养；不具有本专业特色能力，缺乏社会竞争力；能力结构单一，没有体现一专多能的社会需求。

3) 目前民族传统体育课程设置存在重复设置现象：学科建设不够完善，缺乏支撑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主干课程。

4) 应增设哲学类、文学艺术类、史学类、公安类基础理论和武德教育课程。

5) 淡化竞技，突出技能培养。应适当减少运动训练方向的课程和学时，增设提高学生技能的课程。

6) 在学院范围内有目的的引导开展社团活动，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校内课程与校外学习相结合，拓展技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

3.2建议1) 成立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会等学术组织，搭建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的平台，研究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的定位和课程设置等相关问题。

2) 成立专业民族传统体育学术刊物，构建学术交流平台。

参考文献：

［1］ 刘靖，刘同为.民族传统体育的特点与发展现状［J］.内蒙古体育科技，2006(2)：41-42.

［2］ 叶伟,王晓东,徐伟军.试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现状及其运行机制的改革设想［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4，27(3)：314-316.

［3］ 王飞.民族传统体育武术专业课程理论基础研究［D］.武汉体育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07.

［4］ 姚重军.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之探讨［J］.甘肃科技, 2002,(12)：5-6.

［5］ 吕丽萍.浅析我国民族传统体育［J］.内蒙古体育科技,2007,(2)：31.

［6］ 姜凤云.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现状及其对策研究［J］.中国科技信息,2007,(16)：133-134.

［7］ 王润斌.略论民族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交互影响［J］.山西体育科技,2006,(1)：36-37.

［8］ 马旭君.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信重塑的诠释［J］.内蒙古体育科技,2006,(4)：29-30.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第4篇

关键词：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文化创意；设计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J502　文献标识码：A

视觉传达在电影(19世纪末)与数字媒体(20世纪末)出现之前，主要以文字、绘画结合纸张、印刷为传媒形式。这四项在我国的传统文化里自成系统，汉语言文字是世界仅存的具意象特征的文字；造纸术先于西方文化千年之久，全盘被西方文化吸收；活字印刷术也领先西方文化五百年之久，不但全盘被西方文化吸收，还促使西方文化发生质变，促成传播体系与知识体系的世俗化；中国绘画的自成一格，不仅与造纸术、印刷术的发展融成一体，更重要的是也与文字的传意系统融为一体。这些都是视觉达设计的重要的有形和无形的文化资产。

一、视觉传达设计在中国的发展演变

有关中国视觉传达设计的发展史已有许多文章阐述，此处不再赘述，只作一简述，以示文化的变迁：

中国的视觉传达设计在1840年前后，主要形式为画洋画、拉洋片等，是以上海十里洋场、少数租借或重要通商口岸如：香港、广州、青岛、天津等的市井情态为素材。及以后，虽然“西学”的色彩与热情不减，另有蔡元培先生倡导的“美育”，但这时期的视觉传达设计，显然也只是简单的版面图文配合编排，在造形方面，木刻版画对平面设计有一定的影响。民国时期，由于陈之佛先生从日本所学图案学以及美国文化的影响，所谓的老上海风格或老上海式样逐渐形成：其一，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 style)，主要表现在图书封面设计上；其二，报纸版面，尤其是平面广告，中外文字夹杂出现，以此为时髦、摩登；其三，受木刻版画的线条影响，这和当时的某些视觉传达设计技术方式有关。

1949年建国后，平面设计上的特色为：其一，前期残存的老上海式样，这与创作人员流变有关；其二，苏联构成主义艺术风格影响，体现了政治对文化艺术的影响；其三，受民间艺术(如：剪纸)的线条影响，开始重视劳动人民的文化生活。

期平面设计的特点为：其一，人物形象为样板戏人物造型，线条较动感，色彩红、光、亮，女性形象男性化；其二，字体设计粗黑，具有视觉冲击力，没有外文出现。其三，报纸专栏多有政治色彩很浓的标志图形(Logo)出现，和各种花边一起构成简单的装饰。

进入改革开放期至1985年前后的特点，其一，媒体广告先以“叫卖”形式出现，功利性极强，元论电视还是平面基本上是以纯文字形式出现，后发展为以“美人图”的形式“叫卖”。其二，字体设计以美术字为主，英文或伪英文(汉语拼音)字母混杂其中，以此为时髦、摩登。

1985年后，视觉传达设计以及其周边知识丰富起来，其一，各种设计素材(图形、图片、字体、版式)日益丰富。其二，无论媒体广告还是平面杂志(如《看电影》、《读者》)都将创意作为设计成败的关键，这是在设计从业人员在对设计技术要素熟练掌握之后的，更高层次的文化较量。其三，国外视觉传达设计的作品进入，带来新的形式与理念，但有些作品的创意也受到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抵制。其四，国内视觉传达设计制作人无论对世界潮流的吸收还是对中国传统当然包括少数民族传统的艺术形式的融合都有着出色的作品。

从文化产业角度看今天的视觉传达设计――创意的确是关键，而创意的语境却还没有很好的提起注意。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出路只能是立足于本土的传统文化语境，在这条路上挖掘的越深，传播的越广，我们的本土的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就越大。

二、视觉传达设计的价值观――技术视界与人文视界的融合

从设计涵盖的范围来讲，不只是视觉传达设计，尤其是建筑设计、工业设计，其包含的技术成分是不言自明的，而在技术的应用过程中，新工具与新材料的应用造就了新的形式美感。

在艺术设计领域，从敦煌石窟彩塑和壁画的透视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原理，从刻版印刷术到活字印刷，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领域出现的“科学、技术”革命，许多新的设计材料、工具、媒介纷纷出现，这就使得到了20世纪20年代，国际上的建筑设计与身份日益独立的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在其艺术表现形式上，仿佛越来越依靠技术的存在，设计艺术仿佛成了一门以技术为主体的、并由技术决定的学科。

“设计”――从本质上讲是一个现代概念，“它是造成了制造者、销售者和使用者相分离的工业革命的结果。……所谓‘好设计’的概念诞生于30年代。在50年代，当人们试图用把它归因予某种风格、尤其是道德态度的方法，将工业生产统一到现存的品位价值中时，它变得突出起来。无怪乎人们会被‘好设计’的问题弄得不知所措，因为这个时期的品位的制造者还不能认识到，由于技术就是我们现有的文化”。更进一步的解析，由于“文化”的含意广泛，所以隶属文化范畴的设计自然能够统合科技的成就。这样，一方面，作为文化范畴的设计学就很容易的占据了西方设计理论的核心，另一方面则表明了作为文化范畴的设计与作为技术范畴的设计之差异就在于是否处理了“价值观”问题。但是，设计在作为“技术学科”时，是不考察“价值观”问题的，或是说会以“科学”的态度来处理价值观的问题。所以，在这种观点下，设计理论就会趋向于排除“价值观”的工程技术的片面理论、设计方法就会倾向于描述设计与生产步骤的程序性设计理论；方法论就会倾向于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乃至工程主义的观点、技术革新的观点、生产成本的观点、营销的观点、经济的观点。

不过整体而言，设计作为技术学科，对当代设计而言，其“内容”确实是很丰富的，值得研究的内容也很多，但这些丰富的“技术改进”的内容，从设计理论、设计方法与方法论的角度看，却停留在功利、效率、竞争策略，甚至其负面作用会对自然、人文环境产生破坏。所以到20世纪60年代，设计只作为技术学科的观点受到质疑与批判。从设计专业的“知识”带有人文的、价值观的成分来看，我们便较容易理解西方的后现代设计，为什么会跳过“设计的现代主义”直接与古典主义、历史主义、风土主义相连。而“设计的现代主义”在我国却多少有些与“现代化”的意思相近，这就是说“设计的现代主义”和“现代化”都是以“科学技术”或表现出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摒弃了或忽视了人文的、价值观的成分。

在设计中价值观应是一种有立场的价值(评价)系统。“所谓设计，指的是把一种设计、规划、设想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视觉的方式传达出来的过程。”在此定义下“文化”的概念即在于加强设计作品的个性、作品的创作理念以及语义表达作用。因此“价值观”的概念即在如何选取与确立设 计目标并解释设计作品“所以然”的原因。在设计领域，设计者谈文化与价值观时，在概念上应更清晰，而不是将文化与价值观挂在嘴上，充当解释作品时支吾的搪塞。

总的来说，设计是以融合了技术与艺术的人文学科，而不是以“一种客观、价值中立的技术”，来培养所谓“高级的”视觉传达设计人才的。在以人文主义为基础的观点下，理论会趋于对艺术、设计创作的整体描述与批判，设计方法会趋于设计过程中的内省与灵感、顿悟之说，方法论则会趋于形成多元化的设计理论。

三、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的理论框架――基于文化创意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究竟只是一种工艺美术或服务于商业的技术，还是一门学科(discipline)?如果只是一种专门的技术，仅仅在职业教育中实施便可，又何必在大学设系；如果是一门学科，那么，这门学科的研究内容和学科规范是什么?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其设计方法在哪里?视觉传达设计方法与思维方法的关系在哪里?有无特定的知识结构?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理论与实践训练的关系如何契合?等等以上这些的问题，促使我们试着构建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的理论框架。

从西方的设计、艺术发展史来看，到19世纪末期，由于人造工具的日趋多样与复杂，由于机械生产与工厂生产的取代手工生产，更由于产业革命后的社会经济的变革、专业分工的趋势，设计作为新兴的专业才逐渐与艺术专业区分开来。到了20世纪初，承续了艺术的现代转化，更承受了艺术现代主义运动的激荡，而出现了现代设计运动。更由于现代设计运动与工业化，逐渐从建筑设计专业里分裂出新的设计专业：工业设计与视觉传达设计。一般而言，工业设计专业大致在两次大战期间形成。视觉传达设计(或称平面设计graphic de-aign)专业大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以广告设计专业为先逐渐形成。也正由于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形成的时间较短，加上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与多种相关专业的亲缘性(诸如：文学、美术、大众传播、电影)，以及设计专业长期被认为是应用学科的学术取向(即认为只要将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拿来应用即可)。所以，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作为一种学科，这学科的规范、理论基础是较易被忽视的。

不过，当一门学科的处于以“实践”为主的时期时，从学科应用的角度，或许不觉得“理论”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期望一门学科的发展能有所突破时，“理论”所能发挥的正面作用首当其冲。张道一先生在谈话中多次强调：传统的手工艺设、计过程的特点是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而现代设计的过程的特点是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所以，当代的设计过程如果不是以理论支持作为开端便还是一种“口诀式的”技术操作，虽具有一定的艺术形式，但不能成为现代的设计。

要总结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的理论框架，首先要明确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的独特性。在对比建筑设计和工业设计后我们会发现：在确立设计目标的过程中，无论从技术层面和人文层面，视觉传达设计都有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它表现出来的技术非工程性，人文多维度、多层次性是它自身的独特性一此有别于普通的和其他门类的设计理论，亦即视觉传达设计学科理论存在的价值性。

面对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张道一先生归纳了三种设计：技术设计、艺术设计、营销设计。这是依次展开的程序性设计过程。当今设计学界所提出的“设计方法”，一般而言，大概要以建筑设计与工业设计这些领域最为领先，但是工业设计与建筑设计这些领域在“设计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下所开发出来的“设计方法”，基本上是以解决问题为取向的程序性设计方法，是较偏向物质生产型态下对“设计”步骤所作的理论设想，在视觉传达设计领域这种“理论”表现出较为特殊的特点。这个特殊的特点便是：“创意”自始至终占据着视觉传达设计过程的灵魂，没有创意的设计技术、技巧以及艺术形式的纷繁表现最终会遭受到营销阶段的全部失利，而在工业设计与建筑设计中至少还保有功能良好的产品进人营销阶段。所以，当今设计学界所持的“程序性”设计方法与在此我们将要讨论的以“创意”为统领的视觉传达设计方法最大的不同在于：一方面“程序性”设计方法似乎长于关注设计技术、艺术技巧，在程序进展过程中难于系统的结合、探讨“创意”问题；另一方面“程序性”设计方法难于处理“意义”与“人文价值”的问题。而“创意”与“深刻的意义”却是促成视觉传达设计成功和评价视觉传达设计优劣的关键。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第5篇

中国现代主义式的技术强国理念得以确立起来,它的实践逻辑是:以竞争态势进入由技术、商业和军事霸权为主导的世界体系,复制资本主义的技术、资本和军事扩张的现代化途径,以便最终使中国在从向现代民族-国家转换中确立自身的地位。在技术强国的意识形态支配之下,一种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新型“科学话语系统”建立起来,并以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术语不断建构着保守/创新、传统/现代、中国(东方)/西方、落后/进步等世界时空秩序。这种科学话语系统作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社会理想和历史建构的理论框架,其在形而上学意义上无疑是将科学知识谱系看作世界秩序变革的基本要素,而将其对世界改造具有现实作用的现代技术创新置于科学知识的应用层面。但必须要指出,科学话语系统包含的世界秩序是以现代技术的去背景化操作力量或意志来构建。也就是说,中国现代主义思想的历史进程在于,先有技术强国理念,后有科学话语系统。在这种意义上讲,技术强国作为民族-国家秩序建构的力量或意志,应被看作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各种现代社会思潮产生的中心路线。因此与其说中国现代主义思想家们是通过科学话语系统构建当时中国社会和国家的理想秩序,毋宁说是技术强国理念通过科学话语系统获得了意识形态强化。第一,社会达尔文主义:技术变革的进化理论表达。西方进化论思想迎合了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需要,不仅为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等维新派所接受,而且也为孙中山、章太炎、严复等革命派所抱持。孙中山用“太极”代替西方哲学的“以太”概念,认为世界万物皆由进化而成,展示了“太极-电子-元素-物质-地球-人-人性”的世界单向进化过程。他用进化论思想解释人类社会,说明了“神权-君权-民权”的世界政治发展趋势。这意味着中国为顺应这一世界潮流,必须要实现从变“器”到变“道”的技术-政治转换,此即民主共和的政治革命诉求。但只有严复以进化论为思想基础,为这种技术-政治转换提出了最为完整的现代化方案。严复曾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群己权界论》、斯宾塞的《群学肆言》和斯密的《原富》等著作,其目的就是要告诫人们人类社会包含弱肉强食、物竞天择和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中国人必须要自强图存。在自强意义上,严复作为一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仍然保留着劝慰的传统文化风格,但问题在于这种劝慰一旦诉诸对西方现代技术何以如此发达的解释,就要转向对科学主义的主题叙事:“学者,即物而穷理,即前所谓知物者也。术者,设事而知方,即前所谓问宜如何也。然不知术之不良,皆由学之不明之故;而学之既明之后,将术之两者自呈。”[7](P1248)他从强调科学之用,转向科学公理、科学方法及其程式,以便打破宋代以来的程、朱、陆、王理学思维方法束缚。严复对实验和逻辑方法推崇备至,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便成为一种激进的文化与政治革命话语,其比较逻辑在于:西方现代技术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乃是因为科学公理或自然规律揭示用于人类社会秩序建构。对于中国来说,需要诉诸革命去革除那些不符合与支配现代科学(技术)的自然法则相一致的西方社会公理的一切政制和价值,然后通过发展技术、经济和军事能力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并不是历史延续的自然进化结果,而应是按照去背景化的技术操作秩序进行平等地物竞天择的现代化创制。第二,科学主义:技术去背景化操作的科学话语。20世纪以来,鉴于从基础科学到技术应用的单向度关系,当时中国思想界逐步将科学推上了偶像的高台。郭颖颐将这称为“唯科学主义”或“科学主义”,包括“唯物论的唯科学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唯科学主义”。[8](章1)所谓唯物论的唯科学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科学话语,还不如说它更接近于西方资本主义技术的去背景化操作思想。吴稚晖作为唯物论的唯科学主义的最好典型,最初是以其“无政府”概念表现其观点:人人“自范于真理公道”而无“治人与被治者”。1907-1908年期间,他一直致力于倡导“促新理新机之发明,造成世人之幸福,使世界进化者也”,要求整个中国抛弃传统文化,以完善科学工业知识,取得“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1916-1918年期间,他通过人工造物效用讨论,推出了通过机器取得“大同”的乐观主义观点:“到了大同世界,凡是劳动,都归机器。”[9](号2)吴稚晖以牛顿力学为基础,坚信宇宙的机械本质,根据物质性假定和机械性预先假设,认为人与现代科学呈现出来的自然物并无不同,因此人类社会可以作为对象被纳入科学研究范围。与吴稚晖相似,陈独秀将科学或民主与进步力量相等同,必须要以西方民主与科学取代中国传统文化,以使技术发展能够在富国强兵中发挥有效作用。这一文化变革主张面对的一项重要政治事件在于:1914年2月8日,袁世凯了尊孔的总统文告。这一文告的意义并不在于关心儒家作为经典还是作为宗教加以信仰,而在于它代表了君主专制力量,因此实际上成了包括陈独秀、胡适等现代主义思想家发动新文化和新思想运动的重要政治线索,其突出的意识形态特征是以技术的去背景化思想消解传统文化,同时突出技术强国理念的科学话语权力。第三,技术精英治国论:技术强国理念的政治形态化。近代以来的技术强国理念,已经通过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科学话语系统,使复制资本主义技术的去背景化操作成为一种合理化意识形态:一是技术要素从特定情境中抽取出来,以科学话语形式得到广泛认同;二是将自然和社会作为改造对象简化为实用功能,以目的和结果形式得到激进和非激进赞扬。这种合理性意识形态进入中国当时现实中,不仅在经济和社会形式上以广泛实用性和高度有效性赋予科学话语体系和专业技能以自主的合法性,而且也使以科学家和工程师为主的技术精英群体拥有在实践上推动世界技术化的“威权”地位。这种实践最初表现为科技术语审定、语言技术化,后逐步转向政治体制,从而导致1930年代的技术精英治国论盛行性。罗隆基发表的“专家政治”一文成为中国技术精英治国论宣言,提出“20世纪的政治,是专家政治”,[10](号2)一是工业革命带来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工业、交通和运输迅速发展,人口向工业地区集中,垄断兴起,这些问题使行政范围和职能扩大,因此正如铁路、电报、汽车、飞机和采矿等行业需要按照科技知识进行专业管理一样,在政治上无论采取何种意识形态,行政均需进入专门领域,以专门行政知识实行专家治理,否则再好的意识形态也只是空谈;二是专家治理的最佳途径是“专家知识的吏治制度”,如聘任考试制和任期制、分级及订薪制和官吏违法舞弊法、退职养老制和吏治职业化等。这种技术精英治国论观点,受到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广泛支持。胡适转向技术精英治国论观点并非来自经验,而是来自其理论逻辑:一是以科学主义支持自由民主的广泛内在价值时,其明显的意识形态指向是技术精英的自由主义;二是从科学主义转向技术精英治国论时,受杜威实用主义或实验主义原则支配,依靠技术的“效能”维护技术精英治国意义的独裁制度,从而宁愿放弃一般民主政治价值体认。中国技术精英治国论虽然仅仅局限于行政过程的科学化或技术化实现,但它在思想上毕竟与自由主义逻辑不相符合,因为前者要求确立高效的国家或政府威权地位,后者的基本诉求则是民主化。这种思想困境与其说是中国移植西方自由主义产生的“自由-专制”、“民主-独裁”、“主义-时事”或“自由民主-民族富强”之争,不如说是中国现代主义思想发展中从科学主义到技术精英治国论面对当时抗日战争的现实矛盾反映。

传统主义的技术批判与文化建构

从技术强国理念的意识形态强化过程看,几乎均是基于西方科学话语系统的技术原则。如果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思想已经逐步转向这一原则的话,那么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到技术精英治国论,一路下来不过是要将这一原则复制到文化、政治、社会和生活等各个领域变革中。这种复制对传统文化秩序无疑是一种创造性破坏,因此随着技术强国理念及其科学话语完善,也遭到传统主义对抗。这种对抗在晚清时期表现为坚执传统政制(人们至今还笼统地称此为“顽固派”或“保守派”),辛亥革命后逐步表现为退守社会生活方面的传统文化秩序(今天人们称之为“现代新儒家”)。传统主义的现代新儒家对西方现代技术给予了思想批判,同时又鉴于技术强国这一意识形态要求力图从传统道德话语对现代技术给予建构性阐释,由此来维护中华传统文化。第一,西方现代技术的文化批判。资本主义诞生后,现代主义以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天文学或科学革命表明的“空间同构”为基础,确立起了通过理性使历史逐渐克服野蛮的时间之矢。但西方思想家们却从二次世界大战中看到理性的异化,看到世俗化的科技文明不过是颠覆社会和道德的理智发现和发明。这种思想变化也在当时中国思想界获得反映。梁启超作为维新派思想家,在1898-1912年期间曾强烈主张接受西方科学和文化,但他后来赴欧洲考察,于一战结束后回国便转向了对现代主义的思想批判。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对机械论哲学及其“破坏性创造”进行了批判,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与梁启超相似,梁漱溟于1921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指出中西文化差异从根本上说是作为生活动力的“精神”或“意欲”差异,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中国文化是“意欲自为调和折中”。西方文化的“意欲向前”是一种现代技术文化隐喻,它包含两种倾向:一是对外在世界的理性计算导致科学发展;二是个人私利、权利的倾力追逐导致民主扩展。梁漱溟认为这两种倾向均源自“理智”运用,这种理智一方面发展了改造自然的技术方式,增加了知识和财富,另一方面也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分离开来。因为它“常常分一个目的、手段”,“若处处持这种态度,那么就把时时的生活都化成手段”,这样“彻底的理智把直觉、情趣斩杀得干干净净”。[11](P133-134)按照这一看法,现在是西方文化占据主流的时代,接着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主流的时代。接受梁启超和梁漱溟的现代主义思想批判,张君劢于1923年2月14日在清华讲演,说明了中西文明传统的差异在于,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内心生活之修养”的“精神文明”,而西方文化强调的是“以人力支配自然”的“物质文明”。正是由此引起了以丁文江为首的科学主义支持者的强烈反应,也吸引了陈独秀、胡适、吴稚晖、任鸿隽和唐钺等人的广泛参与。丁文江对张君劢把物质文明与科学等同起来表示不能认同,认为物质文明是科学的结果而非科学的原因,西方因战争引起的物质文明危机不能归咎于科学。这场“科玄”论战的焦点问题及其意识形态意义在于:一是西方现代技术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功能,就是表明中国落后于西方,从而在心理层面产生了一种以精神前提评判中西文明模式标准,因为人们意识到枪炮和机器制造只是一种具有开拓精神的文明的副产品而已;二是自洋务运动以来,当将中国古老文明与西方现代技术结合起来进行哲学思考时,体用范畴的传统理论已经逐渐被抛弃,中国整个思想领域甚至大众舆论倾向于吸纳西方科学话语系统,坚持科学方法万能的一派总是被认为拥有人生和宇宙的钥匙,而坚持传统文化秩序的传统主义一派则总是被认为玄学家而不受欢迎;三是科学主义派针对传统主义派所提出的技术后果往往采用工具论将科学与其负面影响分离开来,将其负面后果归于应用而保留科学的纯洁,传统主义派则一般不排斥科学,但在技术负荷价值意义上对机械论哲学给予批判,并试图以传统文化秩序给予批判和矫正。在这种意义上,传统主义不得不从技术批判转向对技术创制的本土文化解释,即在中国文化意义上对西方现代技术在中国健康发展的合理性论证。第二,现代技术的传统文化建构。梁漱溟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摧毁传统文化秩序的西化浪潮中,重又举起儒家思想大旗,力图在不完全拒绝现代科学的情况下复兴一种“孔颜乐处”的人生态度。他认为,“只有踏实的奠定一种人生,才可以真吸取收溶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两种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个结果”。[11](P214)与梁漱溟坚持“新心学”(或“新陆王”)把中西文化看作一种“路向”的个性差异不同,冯友兰从“新理学”(称“新程朱”)体系出发推演出中西文化的共性差异。在他看来,文化的“理”是公共的,是各个民族或国家都有的“共相”,但具体到每个国家又表现为不同形态,即“殊相”。在他看来,中西文化均包含共同的“理世界”(如功利境界),只是发展阶段不同而已:中国文化是“生产家庭化底文化”,西方文化是“生产社会化文化”。这里一个严肃文化问题在于:如果不能避免学习西方生产社会化文化,那么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持中国民族文化的个性或殊相。中国文化的出路是吸取西方文化共相(工业化)而舍弃其偶然性(如私有的功利),然后将西方文化的工业化属性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如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结合起来,以避免全盘西化与全盘孔化的文化困境。冯友兰强调超越中西实际世界之上存在的基本道德是不变的“客观”或“理”,即中国传统的“五常”(仁义礼智信)、“至善”或“良知”。他指出“我们的良知,遇见事物自然而然知其至当处置之办法,我们只须顺我们的良知而行”,“所谓至当或‘天然之中’本是本然的有,不过我们良知能知之”,而“良知即我们知之智者,我们的知愈良,即我们的知愈智”。[12](P187,193)他将“仁”(良知)解释为“智”,以“理”的客观性取代“心”的主观性,借不变的、公共的、超越的“理”和“理世界”应对变化的、流动的、生动的实际世界,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变革以及社会变迁等。这种主张虽然与梁漱溟不同,但他以“理”论证知识、技术、工业、制度、道德、规范、标准等一切现实的合理性,赋予梁漱溟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命题以深刻的哲学解释。与梁漱溟和冯友兰相比,熊十力更加明确地对科学与哲学做了区分,以避免科学主义一派将“从实用出发”、“以实测为本”、“从各部分区探究”的科学方法变成哲学上的科学认识论和机械论,从而追求与理智认识(“量智”)相反的非理智认识所能达到的本体境界(“性智”)。他以“体用不二”方法表明,现象是本体的“功用”,“功用”是永恒变动、生生不息和“流行”不已,而本体就是“流行”。熊十力喜欢以“翕辟成变”为隐喻,说明本体以凝聚(翕)与开发(辟)两种动力势能处于永恒运动之中。他指出“惟有凝摄之一方面所谓翕势,乃使健以开发之辟势,有所依据、集中,以显其胜用”。[13](P67)这种“翕辟成变”既适合解释自然世界运动,也可用于说明人工世界。他指出“翕势方起,即有辟势与之俱起,健以开发乎沉坠之物,转翕而不为翕转,是故就辟之一方面而言,终未尝物化”。[13](P145)这就是说,当现代技术展现其强大力量时,必须要以“内圣”的道德价值防止“外王”的“有体无用”情形。在以上三位现代新儒家中,梁漱溟以西方机械论的理智和算账意识批判,来衬托儒家文化的“孔颜乐处”。与此不同,冯友兰无疑赋予西方现代技术(大机器)和机械论(功利意识)以合理性,以便成就“极高明而道中庸”。但冯友兰在追求“天地境界”方面,即以“内圣”之道作为根本,应对西方文化和哲学挑战,不仅与梁漱溟相同,而且与熊十力也完全一致。熊十力坚持以“体用不二”方法传承和发展儒家文化,以应对西方哲学(包括机械论)挑战。也就是说,可以从儒家文化中通过“内圣”开出“外王”,如科技和民主等,其意义在于将西方现代技术包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借助技术强国途径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秩序。

马克思主义的适应性表达与统摄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第6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 整体和谐 有机论 兼容并蓄 复兴

一、近代西方科技的弊端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产生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科技的进步使西方社会进入大工业时代，然而科技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向社会进行全面渗透，另一方面在帮助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产生异化，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潜在的威胁。科技在给西方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将西方社会引入了黑暗的沼泽。许多严重的问题深深地困扰着人类:道德沦丧、环境污染、资源危机。人类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向东方世界寻求解决之道。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恰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李约瑟认为不应把传统的中国科学视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失败的原型，他认为中国科学在世界新科学的过程中具有更崇高的地位:中国科学传统将为科学的未来发展开辟道路，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各种道德上的问题，都可以从中国文化所包含的伟大的传统道德精神中得到解答，将西方世界从它陷入的机械唯物论和唯科学主义的深渊中解救出来。

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科技发展的推动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传统文化价值观概括起来主要有整体和谐思想、有机论思想、兼容并蓄思想。

1. 整体和谐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包含许多相反相成的子系统的复杂体系，中国各派哲学家的价值学说分为儒墨法道四家，他们内部的不同学派都持有和谐思想的价值观，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合力，造就了中华民族文明崇尚和谐的特质。

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应是和谐关系的观点非常鲜明。中国古代在许多专门领域已有系统的论著，如《黄帝内经》、《天工开物》、《梦溪笔谈》等。如果说当代西方科学可以称为“精确科学”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科学可以称作“整体性科学”。整体和谐思想在我国古代医学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如《黄帝内经》就吸取了儒家关于天地人相统一的“和谐”(即“天人合一”)思想。整体和谐思想和整体研究的成果，也推动了哲学、医学、天文学、数学、军事学、物理学、农学、建筑学和人文科学等的发展。如万里长城、无数雄伟壮丽的宫殿、巧夺天工的桥梁也是整体和谐思想的有力见证。

2. 有机论思想

有机论是一种把活的有机物当作整个自然的模式和比喻的哲学。它认为，有机物拥有物化分析所难以理解的性质，而这些性质是因这个整体的统一作用造成的。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有机论生态自然观根据阴阳五行的宇宙一体化理论，认为自然界与人有相互联系，有同构性，这种生态价值观把人与自然看成是高度相关的统一整体，强调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整体性和有机性。每一个物种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位，都离不开与其它物种的联系和对环境的依赖。人类呵护自然的内在价值就是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从而将人文法则逐步推广到非人类的自然——从动物到植物，到所有生命的存在，再到大地生态环境。有机论思想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医学、农学、手工学著作很好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科技发展的有益导向。

3. 兼容并蓄思想

兼容并蓄就是把不同内容、不同性质的东西收下来，保存起来。自古以来，谦逊的中华民族就善于吸收前人和外来的优秀成果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

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创造和丰富了中国文化，汉族的统治者利用通婚等手段使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少数民族统治者更是积极向汉族学习，促使自己“汉化”。中国还善于向外国学习，从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经历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唐朝时期形成鼎盛局面。然而，中国人对外来的佛教并不照搬照抄，而是加以消化吸收、加工改造，形成了中国自己的佛教。到了宋代，中国化的佛教的某些内容和思维方式被儒学吸收，并加以融合，形成了被称为新儒学(理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唐玄奘取经等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思想，这些活动在当时对科技的进步都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

三、中国科技崛起的可能性

然而，往往很多中国人本身并未意识到这些，他们看到的只是近代中国科技的衰落和西方科技文明的崛起，探讨的只是“李约瑟难题”，却忽略了有这么一句话:“不过，正如人们在阳光明媚的法国所说的‘注意!一列火车也许会遮挡另一列火车!’”近代西方文明确实极大的改善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但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凸显，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关系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障碍，科学的发展、社会和经济的进步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新的文明，而它们的核心思想与东方科学和文明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东方科学与文明将面临一个巨大的发展。

目前，经济社会全球化浪潮正在给东方文明的复兴提供一个巨大机遇，我们可以自信的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必然会实现伟大复兴，而东方文明的思想和方法将会被全世界所接受，中国会当仁不让的成为下一个科技崛起的中心。

参考文献

[1] 林坚、马建波，《论中国文化传统对科技发展的双重作用》，《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6， (11).

[2]李杏、丁振国，《浅谈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学术论坛》，2002，(6).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第7篇

关键词：数字出版；稿件采编系统；网络监督；期刊推介；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G25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1-0067-03

技术决定论者坚信传播技术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深刻改变[1]。互联网的日益普及正冲击着传统媒体的许多方面。作为传统媒体的一种，印刷版中国科技期刊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科技期刊发展在许多环节进行了各种积极尝试及措施以应对网络的深刻影响，并正在发生着各种发展转变。

一、对科技期刊传统稿件处理的冲击与发展转变

中国科技期刊在网络应用及普及前，对稿件的投稿、审稿、退修、编校等环节均在纸质稿件上进行，并通过邮局邮寄方式联系，费时费力。

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之后，网络的运用逐渐推广并在近十余年得到迅猛发展和普及，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科技学术期刊稿件的处理方式也悄然而不断发生改变。

在21世纪初，有期刊就开始尝试通过网络，利用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与作者、专家进行稿件的传送，一定程度上缩短了稿件的处理时程；之后，逐渐出现专业的开发软件公司，制作并推广使用期刊网络采编系统。

该系统借助互联网技术构建期刊门户网站和期刊采编业务集成化信息平台，将在线投稿、查询和在线审稿、流程监控等采编业务整合在一个系统平台上，以实现传统平面期刊的数字化存储、网络化传播和个性化利用的目标[2]。

目前采用稿件采编系统的期刊已较为普遍，这种方式易于实时查阅稿件处理进度，而且快捷、方便，提高了稿件采编流程的效率，有效缩短论文编审及发表时滞[3]。

二、对科技期刊编辑策略及传统印刷出版方式的冲击与发展转变

互联网不受地域、时间限制及方便快捷和可主动选择等优点，正在深刻影响着科研工作者查阅文献的方式，即不只是受限于传统印刷版科技期刊获取科研学术信息，而是充分利用网络搜索引擎或各种专业数据库，主动检索并查阅所需内容。科技期刊编辑必须积极改进并提升编辑策略，以应对这种转变。如对网络检索频率较高的关键词、篇名及摘要等正投入更多精力，编修中不断提升其关注度，以便于科研工作者查找到相关单篇文献，提升论文的传播效果[4]。

同时，网络普及也促使中国科技期刊出版方式发生着深刻转变。由于网络的即时快捷，可避免传统印刷版科技期刊发排、印刷装订等过程延搁。为了使科研论文及时与传播，现今中国科技期刊出版方式正处于印刷版期刊与数字出版并存的阶段，并逐渐走向定量印刷或全部数字出版的未来。

目前，有些科技期刊在保存传统印刷版期刊的同时，自建期刊网站，应用网络即时论文，随后再按期印刷出版。2007年，我国上网期刊已有6000余种[5，6]。也有利用网络平台，建立网络数字化期刊或论文平台。自20世纪末以来，开放存取（Open Access，简称OA）这种全新的学术论文传播模式大规模兴起，促进了学术期刊的网络化发展，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取得长足发展[7-8]。如中国科研界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中国科技论文在线（http：），即通过网络即时来自不同作者和不同领域的电子版论文，并逐渐开始尝试同时也出版纸质期刊。

此外，优先数字出版也是一种迅速发展并得到认可的科技期刊网络化数字出版模式。这是以印刷版期刊录用稿件为出版内容，先于印刷版期刊出版日期出版的数字期刊。目前大多数期刊选用的优先出版模式是录用并完成编修的经编辑定稿的稿件，一般以期或单篇论文为单位出版。目前，国际上许多著名学术期刊都有优先数字出版期刊，如Springer创办了“Online First”， Nature的“AOP”（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Science的“Express”， Elsevier的“InPress”；国内期刊大多采用中国知网平台进行优先出版。这种即时发行且灵活的出版方式，节省了等待期刊版面时间、排版印刷时间、邮发邮寄时间、图书馆编目上架时间，作品一般可以提前半年与读者见面[9-12]。这些不同的网络数字化出版方式，顺应了科研工作者在网络上查阅信息并阅读的现状，也便于利用互联网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向读者主动推荐、推送，有力促进了期刊论文影响力的提升。

三、科技期刊对数字出版版权争议及网络监督的发展转变

随着网络应用及对期刊出版方式的影响，逐渐出现了对数字出版版权争议及网络出版是否是正式出版以及缺乏相关法规制度等方面的新问题，并进一步产生了大讨论和新的思考[13-17]。例如，互联网普及之前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仅在答辩后收藏于学位授予单位和相关图书馆，学术期刊和司法界都将之视为未公开发表。因此，国内外学术期刊传统上并未将学位论文内容再次发表认定为重复发表。但近年来，随着网络出版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知网等数据库建立了硕博士学位论文库，读者可以检索并阅读全文，这一传统认识已受到挑战。张小强等[18]认为学位论文被收录进网络数据库属于正式出版——网络出版。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统一法规或规范，但中国科技期刊界的很多编辑工作者，已对其学位论文内容的研究论文投稿采取尺度不一的拒绝。很多科研工作者及硕博士研究生对此不能理解，或产生不满而抱怨甚至责问期刊编辑部，或者对毕业时学校要求上传电子版学位论文并网络产生抵触情绪，但为了顺利毕业而委曲求全并被动放弃投稿期刊。这些均对科研工作者的情绪、工作热情等产生了负面影响。

因此，中国科技期刊及相关各方均急需重视并积极应对这一系列的新变化。如完善规范制度和机制，形成共识，达到有据可行，避免混乱；目前也并非所有高校都提供研究生毕业论文电子版全文，故是否应全面考虑各方利益，如研究生只提供毕业论文摘要或应有自主决定权提供全文，或数据库按研究生论文下载支付给研究生费用等措施，以期达到互利共赢。这些均需进一步深思并转变。网络普及在提升中国科技期刊所刊发论文质量方面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网络数据库检索的广泛性及文献不端检索软件的应用，均有效避免了刊发抄袭、文字复制等不端行为，保证期刊的原创性和首发性，提升了期刊论文质量和传播效果。

四、中国科技期刊利用网络不断提升国际传播和影响力并有望促进学术交流

利用网络的无地域、时间限制的优势，中国科技期刊特别是占主要份额的中文科技期刊走国际化之路并减少知识产权外流，是一个有利时机，必须积极利用互联网，寻求走出国门的方法和途径。

目前侨居海外的华裔科学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近三十年来迁往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发达国家的新时期移民逐步增长，这一时期的移民大多具有高学历或为技术移民。因此，积极利用互联网，推进中国科技期刊（含中英文版）的国际化进程，可为遍布全球的华侨华人科研工作者提供方便查阅和了解中国科研成果的机会，也利于增进国际化传播。

中国知网数据库正在积极探索将中国科技期刊推介到世界各地，目前正在积极推进。此外，科技期刊也应进一步开拓各种方式，在国际范围内拓展更广泛的读者、作者和审稿专家。如高校科技期刊应充分利用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国际间校际交流和科研合作优势，将其科技期刊网站在对方院校或研究单位的互联网站上建立广泛链接；或借助海外科研工作者及编委等，在其名片、电子邮件末尾签名处或博客主页等，标注上相应中文科技期刊的网址等，通过其与其他科学家交流或参会等机会，便可以使中国科技期刊得到积极推介，并逐步扩大国际传播及影响力。截止到2006年，已有超过500家的大型海外机构用户通过互联网使用中文期刊，中国的传统期刊在通过互联网发行到世界各地。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国外知名院校及皇后图书馆、多伦多公共图书馆等海外大型图书馆的借阅者们，可通过互联网阅读到了中国的科技期刊。而且，很多中国科技期刊也已拥有国际编委或审稿专家，正是利用了网络的便利，使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也促进了期刊的国际化进程。

随着中国科技期刊通过互联网的这种广泛传播，也将对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及研究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产生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国内科技期刊以这种方式走出国门，特别对不容易收录入以英文为主的SCI等国际知名数据库的中文版期刊，通过利用网络的各种方式推介，将极大促进中国科研成果的传播，并为世界各地掌握汉语或以汉语为母语的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提供一个了解中国科研发展的窗口。在增进国际科研工作者了解中国科研成果及期刊发展的同时，也必将吸引更多海外华裔科学家将其科研成果以其熟悉的中文撰写，并投往中国科技期刊，从而形成科研成果共享与期刊发展共赢的良性循环。随着其在国外推广力度的加大和提升，对国内科技期刊发展将会有巨大的推动；而且也方便世界各地华裔或他国的科研工作者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开辟并寻找更多与国内同行的相互合作与交流。

中文版科技期刊还应进一步重视并提升论文的英文摘要的编辑加工和规范，为不掌握汉语的国际科研工作者提供了解中国科研进展的窗口。相信科技期刊在传播科研成果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发挥其促进交流的作用，这也顺应中国制造业“走出去”到中国声音“走出去”的需要，避免科研领域购买国外试剂、仪器而将科研论文成果发表在国外英文期刊的“两头在外”的弊端。中国科学院院士金振民等知名学者建议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重视中国科技期刊发展，改革旧有的片面追求SCI评价体系的奖励和职称评定体系，对国内外期刊一视同仁，承认中国期刊和国际期刊的同等重要性，不采取双重标准。在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随着互联网的深刻影响及积极应对转变的进程中，这些无疑又将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要坚持世界一流和国家需求方向，要关注科学前沿和热点问题，妥善处理好国内期刊和国际期刊的关系，充分认识到中国科技期刊是国际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积极利用互联网这个平台，并采取各种应对方式，不断转变思路和运营模式，建立自己的科技文献品牌体系及学术期刊评价的国际话语权。目前，利用网络平台，将以往小而散的期刊进行整合并实现集约化发展，也是目前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又一个趋势，并正在不断发展。这必将使中国科技期刊经历深远而有历史意义的发展阶段，更高效地发挥科研成果的传播作用。

参考文献：

[1] （美）斯坦利?巴兰，（美）丹尼斯?戴维斯著.曹书乐译.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 张科，王景发.期刊网络采编系统研发及系统功能分析[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8（4）.

[3] ，韩锟，游苏宁.采用稿件网络采编系统对期刊时滞的影响——以《中华神经科杂志》为例[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0（2）.

[4] 国荣，邱芬，胡爱玲.重视呈现度和发展机遇：提升高校科技学术期刊的影响力[J].编辑学报，2011（6）.

[5] 刘虓，冯金东，刘飚.我国科技期刊的网站建设调查[J].编辑学报，2006（S1）.

[6] 张宜军，杨中启.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现状及发展[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12（3）.

[7] 李若溪，黄颖，欧红叶等.国际学术出版开放式访问（OA）：实践与前沿问题研究进展[J].编辑学报，2006（3）.

[8] 曾湘琼.学术信息开放存取模式运行机制与前景探析[J].情报科学，2006（2）.

[9] 陈海燕，卢有泉.优先数字出版：学术期刊面临的新浪潮[J].编辑之友，2011（3）.

[10] 郑丹.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探究[J].今传媒，2011（7）.

[11] 郑爱莲，任玉欣，张晓晔.抓住机遇走网络化出版之路[J].中国科技信息，2009（23）.

[12] 谢明俊.学术期刊数字化的版权保护问题再认识[J].出版广角，2011（6）.

[13] 张小强，张苹.学术期刊开放式访问中的著作权问题及其对策[J].编辑学报，2009（1）.

[14] 张今.期刊业数字化发展过程中的版权困境与治理[J].出版发行研究，2011（3）.

[15] 施勇勤，张凤杰.数字版权概念探析[J].中国出版，2012（5）.

[16] 施勇勤，张凤杰，马畅.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的概念、类型及其在出版领域的应用[J].科技与出版，2012（3）.

[17] 董琳.网络版权技术措施刑事保护研究[J].中国出版，2012（7）.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第8篇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西方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3-0068-03

（一）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从纵向看是从“史前史”向“人类史”的转变，从横向看是从“民族史”向“世界史”的转变。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结束了长期与世隔绝的闭关自守状态，逐渐纳入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并开始了社会转型。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1]276这里的“文学”是广义的“文学”即文化。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使世界各民族的需要、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行为，从而加速了各民族多元文化的交流互动，而且呈现出超越时空限制的特点。各民族文化由狭隘地域性的民族历史性文化向开放的“世界历史”性文化亦即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现代文化是对“世界历史”的观念呈现，本身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1]87近代中国社会革命的文化任务就是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使狭隘封闭的农业文化转变成“世界历史性存在”的现代文化。但是民族救亡的重任使文化现代化始终不能在和平的环境中顺利实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年时间，依然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还没有真正介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华民族从狭隘地域性的生存空间走出来，迈向了开放的“世界历史”的大舞台，逐渐树立起了开放的整体性“世界历史”文化观。

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历史”文化场域中，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为指导，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价值取向，把中国与世界相联系，传统与现代性相对接，整合创新，形成的民族性、开放性、现代性的多元文化互动的文化成果。

（二）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邓小平理论之文化结构的生命源泉。邓小平创造性地吸收了传统文化关注民生的富民思想，注意功利、讲究实效的实用理性传统，革故鼎新、变法自强的思想，“和而不同“的思想，以及西方的重视科学技术的功效作用，强调个人生活幸福的工具理性精神、民主法治精神、竞争创新精神相结合，扬弃了其中重义轻利、因循守旧、人情本位、忽视法治的落后观念，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为指导，对中华民族传统的政治伦理文化与民主科学、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第一次整合。由于它以平民化的立场、大众化的情怀来阐释自己的文化理念，在全社会各阶层获得了普遍认可，所以，它形成了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理论创新的浓郁的文化氛围，也以观念形态的精神力量激励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这样，民族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世界，不仅获得了理论创新的民族形式，更转化成了强大的精神源泉。

重视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注重文化系统内部各文化要素之间的互动互渗。他是从系统性、结构性的视角来解读文化的，着力于在开放的“世界文化”场域中对文化意识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超越，所以，的文化理念是文化精神层面的理念。他把文化从因素构成上理解成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多元互动体，从内容上看成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统一体，从物质形式上看成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结合体，从内在精神上理解为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主要体现为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民族精神概念，并系统阐释了它的功能意义，较完整地概括了中华民族精神。在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他深刻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民族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2]559应当指出的是，并不是孤立地解读中华民族的传统政治伦理精神，而是把它放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舞台和大熔炉之中，与西方的资本主义是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在碰撞中对话，在冲突中融合，在批判中吸收，在扬弃中提升。的民族精神体系是传统精神、革命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结合体。对“井冈山精神”、“长城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的重新诠释，就是要寻找传统文化精神在革命战争岁月中的延续机制，并把它与时代精神相对接，形成源远流长的一脉传承的精神结构体。所阐释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救灾精神”、“64字创业精神”和“6种精神”是民族的时代精神，那就是科学求真、改革开放的创新精神。“64字创业精神”是对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集中阐释。他在1993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劳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这些都应该成为新时期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所要倡导和发扬的创业精神。”[3]301它们统一于爱国主义这一基本思想之中，是以科学性为基础，以伦理性为动力，以开放性为条件，以创新性为特质的时代精神。总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历史传统精神，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革命精神和以创新为特质的时代精神，是所考察阐述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三大历史形态。其中，历史传统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历史源头，革命精神是革命战争年代民族精神的崭新形态，其所高扬的共产主义信仰、人民本位的价值伦理观正是传统爱国主义的政治伦理精神的革命化体现；而时代精神则张扬、肯定了传统、革命精神的政治伦理情怀，以之为底色，以科学性、创新性、开放性来保证理想信念道德等人文精神的实现。可见，族群主义的价值观念和奉献牺牲的道德情怀，统领于爱国主义这一历史主题，它是传统、革命和时代精神共同的价值本体。而勤劳自强、艰苦奋斗、科学求真与开放创新，不过是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主体品质和能力而已，是民族精神的外在功用。中华民族精神是爱国主义的政治伦理精神和求真务实的主体性精神的有机统一体，具有体用统一、知行合一的特点。对民族精神的概括，鲜明地体现了他对多元文化的批判继承，整合创新的精神旨趣。

也非常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他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和谐世界的思想，就是对中华民族古代和谐思想的批判继承。早在西周时期，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4]470的宇宙生成论思想。老子亦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5]196其中，“三”即“和”。可见，“和”乃万物生成的根本法则。我们的老祖先把“和”诠释成天人和、人我和、人人和、身心和。强调人和天地万物的同根性，主张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人类对自然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反对过度开发，造成天人相违的不和谐困境。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方面，主张“和为贵”，[6]176 “仁者爱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7]95要求“待人如己”，爱天下所有的人和物，建设“天下归仁”、“天下一家”的“大同”世界。在达到和谐世界的方法途径上，推崇“和而不同”， [6]131 “执两用中” [8]21的人道主义和“中庸”方法，反对强人所难和走极端，这些对于今人锤炼和谐思维，养成和谐人格，建构和谐社会及和谐世界，都是珍贵的本土文化资源。的和谐社会（世界）思想无疑是传统和谐思想的当代创新。当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是中华和谐文化，优秀传统和谐文化是其本土文化资源。当然，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文化创新，不是全盘接受传统文化，而是以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文化为指导，以西方的民主文化为借鉴的整合创新。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扬弃了传统和谐文化之轻视个人的整体主义理念，吸收了西方文化之尊重个人的人本思想，用马克思的“真实”的集体主义[1]119整合中西新旧文化思想所形成的开放包容的现代文化结构。所以说支撑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结构是经过批判反思、价值和逻辑双重整合之后的多元一体的精神体系。这里的传统文化是内隐着马克思主义主导型文化理念，包含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合理性因素的传统文化，是经过现代性阐释之后的传统文化，它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结构的民族性之基。

（三）

邓小平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他认为经济一体化促使人类形成了整体性的世界联系，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性，使对外开放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开放的世界整体性格局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性条件，学习西方先进的肯定性文明成果，把西方先进文化植入传统文化的土壤，实现传统与现代性的成功对接，是传统文化重生的根本途径。因此可以说，西方先进的现代和后现代文化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共通性的现代性根基，缺失了它，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能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邓小平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吸收是全方位的，包括科技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明；态度是明确的，体现了历史认知与价值评判的统一，走出了近代以来历史与价值背反的文化误区；评判是辩证的，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民主法治以及效率、竞争意识的肯定性吸收，同时就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轻科技的道德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对轻法治重人情的人治模式的否定，对苟安顺从的奴隶意识的批判；他对西方科技理性至上所造成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腐朽文化的批判性否定，又意味着对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合理因素的肯定。

对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精神的高扬，对民主法治精神的肯定，对西方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吸收，是在文化精神高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精神理念上的融合。他的中西文化观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2000年8月6日，他在北戴河会见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获得者时的谈话中说：“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控制自然和人自身的能力。但是，科学技术在运用于社会时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工业的发展带来水体和空气的污染，大规模的开垦和过度放牧造成森林和草原的生态破坏。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有的国家利用高技术成果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在世界或地区范围内谋取霸权，干涉他国内政。互联网可以迅速、广泛地传播大量有用的信息，但也存在大量垃圾和虚假信息。如何区别网上哪些信息是真实的？哪些信息是被歪曲的？科学技术本身难以做到这一点。在21世纪，科技伦理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该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 [2]104 “科技伦理”问题的提出，是对“科学万能”的西方主导性文化理念的批判反思，意识到了科学技术的局限性，看到了人文精神对科学技术的引导作用。“科技伦理”还是对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文化理念的时代肯定。 （下转第72页）（上接第69页）的西方文化理念同样是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人本性的文化思想指导下，实现了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对话之后而整合成的多元文化互依互渗的整体性文化理念。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西方传统发展观的扬弃。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观是以工业化为中心、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单线条发展模式，其优势是促进了经济的急剧增长，满足了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其缺陷是导致了贫富严重分化和社会不公，人的精神家园的缺失，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背反，是西方传统发展观在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的最大缺憾。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注重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强调人的价值的全面充分实现，这无疑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超越，同样也是对中国传统的以重均平、轻效率的伦理中心主义文化理念的批判超越。但它又充分肯定保留了西方现代科技理性至上文化理念主导下的幸福、正义、自由文化价值的合理性。由此可见，西方先进文化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结构的现代性之基。

（四）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文化结构中始终居于统帅地位。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思想根源，多元互动的“世界文化”理念构成其文化基础。以人的劳动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历史发展史与人的发展史相统一的整体性历史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唯物史观指导，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属物性和属人性的双重理解，的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的提出，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都是马克思整体性历史观指导下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理念也启迪了邓小平追求人民幸福的价值观的成型，也直接导引了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的新论断，更成就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人本文化精神的自觉。而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整体性与主体性相统一、批判性与重构性相统一、历史规律性与历史能动性相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针。当然，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现代阐释而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吸纳了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体现了多元文化互依互渗的整体性文化概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徐元浩.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5]陈永栽，黄炳辉.老子章句解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6][宋]朱熹集注・论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第9篇

一、创新办刊理念

办刊理念是期刊工作者在实践中通过理性思考所形成的思想和观念，它决定着实践活动的质量和效果。先进的办刊理念是对期刊出版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反映，对办好期刊、提高期刊影响力具有总体性和根本性的指导作用。理念创新处于一切创新的顶层，办刊理念创新就是对整个办刊工作的顶层设计。“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发展遭遇“寒冬”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学术期刊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对科技期刊来说，尽管在可预见的未来传统纸质期刊不可能完全消失，但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进步，纸质期刊发行量将会大幅度减少。媒体融合将是期刊发展的大势，期刊工作者的重心将不再只是传统的三审、编辑、校对，传播特别是新技术传播将成为期刊工作者的一个新的工作重心。关注、学习和应用新媒体技术传播产品是科技期刊工作者必须做的日常工作之一，也应当成为现代办刊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创新不是完全推倒重来，办刊理念创新既要尊重期刊实际，也要认清期刊发展大势。对高校科技期刊（学报）来说，既要有坚守学术定位的阵地意识，又要有“互联网+”时代的创新理念，认清大势，抓住机遇，才能做到因势而谋，在传统学术期刊和新兴媒体的融合中找准新时期办刊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找准新的定位，形成新的办刊理念。在先进办刊理念的指导下，高校期刊编辑部才能在办刊实践中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在媒体融合中更好地抓住关键，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把数字化、工具化、网络化等新媒体技术融入今后的编辑出版工作全流程，使高校科技期刊（学报）更好地服务于高校的教学科研活动，不断提高高校科技期刊（学报）的影响力，为向国内外展示我国高校先进科研成果、促进学术交流和科技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学术价值决定传播力，内容仍是根本

期刊影响力受制于传播力。对包括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在内的学术期刊而言，主要读者对象局限于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有着小众性特征。尽管所刊载论文的影响力与期刊影响力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但从根本上讲，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论文影响力决定期刊影响力。学术价值越高的论文越能得到相关学科专家及研究生的认可，即刊载论文的学术价值决定期刊传播力。刊载论文的传播力大，对应期刊的影响力才会大。因此，刊载论文的整体学术质量，即内容的生产仍是最基础、最根本的工作。

1．稿源拓展，着眼学术热点目前，我国科技期刊数量已近6000种，其中高校科技期刊（学报）有1000多种，完全称得上是科技期刊的量产大国。但若以学术质量和学界认可度评判，中国科技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的国内外影响力则不容乐观。狠抓稿源建设，多渠道组约优质稿件依然是提高期刊学术质量的根本途径［3］。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可利用网络优势和文献资源大数据库，使用科学的文献检索和分析方法去发现学科热词，动态定位学术研究热点及相关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以此作为潜在目标作者群，着眼学术热点，定向约稿，持续拓展优质稿源并迅速处理刊发，抢到学术热点并及时传播，自然有益于提高论文质量和期刊影响力。此外，积极参与相关学科的重要学术会议，关注国家立项的各类基金项目等也是定位学术热点的有效途径［4］。在科技创新的大背景下，建设一批与我国科研能力大幅提高相匹配的科技期刊已日益成为我国科研管理部门领导、科研工作者、期刊出版领域等专家学者的共识［5］。2015年底，国务院正式印发了推动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的方案，为高校科技期刊（学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高校科技期刊（学报）要依托高校的传统优势学科和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具体导向和任务，着眼学术热点，组约优质稿源，构筑内容特色，提升特色栏目学术品质，通过优质内容吸引和集聚国内外读者群，培育潜在作者群，实现科技期刊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2．提高编辑加工质量科技论文的学术影响力本质上取决于选题的创新及研究成果的层次和水平，但很多编辑在处理稿件时发现，有些作者的研究选题非常新，也处于学科研究前沿，却由于水平有限，未能很好地将研究成果呈现给读者。因此，科技期刊编辑通过编辑加工工作来提高论文的撰写水平和表达层次是编辑工作的应有之义，也是提高科技期刊影响力的一个途径。需要强调的是，在网络大数据普及的环境下，论文能够在海量信息中被读者检索到，并能依靠内容质量“粘”住读者，无疑将极大提高论文直接被引的可能性。从检索角度来说，关键词是论文的首要检索标志，它在提高论文的被检索和引用概率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键词选用不当，他引自然不会高，同样也很难被第三方文摘库收录。因此，关键词的选用不宜片面追求新颖，应选用规范化的并收入正式主题词表中的叙词及其上位词、下位词或替代词，在此基础上可结合文章主题选用必要的或能彰显新颖性的自由词作为关键词，但总数应控制在3—8个。此外，提高科技期刊标准化水平也是提高编辑加工质量的重要环节。如计量单位的标准化、专业术语的规范化、英文摘要的国际化等，这些都会直接影响论文被国际同行检索或被国际主流数据库收录的可能性，也关乎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化水平。

三、媒体融合中要有所作为

1．主动参与，注重大读者思维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传统媒体加速步入以“数与网”为典型特征的互联网时代。作为传统媒体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期刊，在出版发行模式、传播渠道、读者范围以及内部运行机制等方面，都面临媒体融合大势的冲击和影响，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新的形势，高校科技期刊工作者必须克服观望心理，不断转变传统办刊理念，积极适应国内外办刊环境变化，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不断开创媒体融合发展的办刊新局面。媒体融合的最终目的是要创造用户价值，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垂直化服务。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读者接受信息的渠道和数量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潜在读者范围将会更加广泛，这对提高期刊影响力来说显然是个很好的机会。由于现实原因，我国不少高校科技期刊虽号称面向国内外，但很大程度上是为教师评职称或研究生获取学位服务的，读者范围更是局限于以作者本人为主体的少数人。新媒体时代，高校科技期刊（学报）要有大读者思维，要通过思维互换来夯实读者基础，想读者之所想；利用各种网络资源和现实途径分析所有潜在读者的信息获取习惯和喜好，在确保内容品质的基础上，传播力求简单，服务注重精准定位和方便互动，让读者参与期刊媒体的生产流程，让更多的读者成为高校期刊的“粉丝”。

2．树立技术先导理念，融合发展新媒体时代，技术已成为现代科技期刊融合的有力支撑，科技期刊的融合发展要树立技术先导理念。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是当今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期刊融合发展所要依赖的新技术。树立技术先导理念，就是要结合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实际，勇于学习新技术，不断开发期刊出版传播的软件和技术，引领和驱动传统科技期刊和新媒体的融合发展。要在获取优质内容和条件的基础上，争取更多的软硬件投入，搭建采编、出版发行网络平台，架构多媒体传播渠道，实现高校科技期刊和各种媒介资源、技术要素的有效整合，逐渐形成一体化的组织架构和人性化的传播体系。拥有相对稳定的网络平台和高质量的技术架构为科技期刊的弹性发展提供支持，将是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在媒体融合大潮中得以持久健康发展的关键。在数字化产品开发方面，力求兼顾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喜好，同时有利于第三方检索。一方面，专业读者既是读者又是潜在作者，他们首先关注的是期刊的科技含量和文章的学术价值，吸引专业读者，也是培养潜在作者，是保持科技期刊生命力的源泉，是期刊之本。另一方面，方便快捷获取阅读内容是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对科技期刊的共同期待，数字化产品既要让专业读者及时获取和感受到其传播内容的科学性和新颖性，又要让包括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在内的读者及时感受到其便捷性。此外，高校科技期刊在自身人力、财力、技术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与知网、超星集团等高端数字化平台合作的方式来提高期刊的影响力。如超星集团开发推出的基于流媒体技术的移动客户端，得到越来越多期刊的认可和使用，特别是在高校师生中颇受欢迎，可谓媒体融合中技术开发的成功案例。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应用好新媒体工具，积极探索开发适合作者、编者、读者全流程互动参与的出版传播形式，找到真正符合高校科技期刊数字化转型的道路，更好地与新媒体融合，不断增强期刊的品牌建设力和传播能力，不断应用新技术拓展期刊的影响力。

3．优化编辑出版流程目前，国际主流科技期刊大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立体化网络平台，以荷兰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集团和德国施普林格（Springer-verlag）科技出版集团为代表的出版巨头仍在持续投入巨资建设先进的数字平台，出版流程和管理模式也正朝着与期刊数字化、网络化相适应的方向逐步完善，媒体融合程度日益加深。而国内科技期刊仍然停留在“观望者众、行动者寡”的阶段，甚至有些人仍认为“把论文电子版挂在网上就是数字化”了，媒体融合意识欠缺，改革积极性不够，期刊数字化水平明显滞后。媒体融合发展不仅是大众传媒领域，也是涉及学术期刊领域的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但目前国内还缺乏有关数字出版等网络信息产品的管理或指导规范，科技期刊基本上还在沿用传统的编辑出版流程和管理模式。要想在数字化大潮中持续绽放生机和活力，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必须行动起来，优化、升级采编流程和出版流程，积极推动学报编辑部改革创新，敢于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再造适应期刊融合发展的编辑出版体系。在经费使用上，改变以往大量资金单纯投入具体编辑业务的片面做法，大幅度向技术投入倾斜，增强开展数字化出版业务的自主研发能力。在流程分工上，不仅要打破编辑部内部不同角色、不同板块之间的分工模式，还要主动出击，打破科技期刊（学报）编辑部与现代媒体行业的业务边界，让传统科技期刊与现代媒体产业充分融合，以积极的心态解决媒体融合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创新传统编辑部工作机制，构建适合高校科技期刊（学报）的现代出版传播体系。

4．完善学习和激励体系，提升人力资源竞争力与一切实践活动一样，从事编辑出版及传播工作的主体是人，因此，传统科技期刊与新兴媒体的融合最终也要归结为人的融合。传统期刊要进一步树立人力资本观念，促进传统编辑的身份、角色转型，完善学习和激励体系，倒逼传统期刊编辑向全媒体编辑转型。由于管理体制及技术人才稀缺的原因，高校科技期刊难以大量引进新媒体技术人才，宜通过改革现有的管理和激励体系，促进现有人员的融合转型。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上，一要结合当前的职称改革，完善编辑部人才考核评价机制和绩效考核体系，激发编辑人员在组稿、编辑、传播等整个生产流程中应用新媒体技术的积极性，从根本上强化整个团队的新媒体意识。二要加强与新媒体企业和培训机构的合作，对现有编辑队伍开展音频、视频、新媒体平台等内容的培训，着力培养一批既具有期刊相关专业知识，又掌握编校技能，还通晓现代信息传播规律的复合型人才，造就一支全媒体型科技期刊队伍，提升编辑团队的人力资源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