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学论文第1篇

（二）对现行法律设计的反思与改进建议 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在我国的提出始于80年代中期，尽管与国外情况不完全一致，争议的理由也不尽相同，但认为中央银行应有独立性的则占绝大多数，不同的只是如何独立法，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1.中央银行应独立于政府，独立于财政，直接隶属于全国人大，其地方分支机构应独立于地方政府，财政不能强行向中央银行透支。2.中央银行没有必要脱离政府直接对全国人大负责，因为经济工作是统一领导的，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它应独立于财政，独立于经济计划和主管部门，独立于地方政府。3.不提中央银行隶属关系，只提货币发行权，主张货币发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不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不得开动货币发行机器；另有人主张货币发行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财政向银行透支应由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审查并由大会批准。〔20〕《人行法》实际上采纳了第二种意见。 笔者认为，《人行法》较之过去的《银行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在独立性问题上有所进步，各种关系的界定也要明确得多。它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中央银行相对于政府部门（尤其是财政）、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个人的独立性，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在资金与财务上的独立性。但是，由于中国人民银行相对于国务院毫无独立性可言，这便为中央政府全面干预中央银行业务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上述法律规定的独立性能否真正落实，现在还应打个问号。例如：1986年出台的《条例》第三十条规定："财政部门不得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而实际上由于财政年年出现硬赤字，这些硬赤字主要靠向银行透支和借款解决，到1994年末，中国人民银行对财政部的透支和借款（长期性）余额约1800亿元，占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资产的12.2％，此外，中国人民银行每年的贷款也有相当部分投向本应由财政负担的项目上，如贫困地区的公共设施，国有企业和粮食企业的亏损补贴等。〔21〕又如：由于中国人民银行按行政区划设置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在人事安排、干部任免、信贷规模、中央银行贷款分配等方面受地方政府干预的事例比比皆是，尤其是地方政府通过分支机构向总行施加压力，以多要指标和贷款，同时要求分支机构放松对本地区的金融监管，"奉命批机构、批贷款"的事情屡见不鲜。这些现象说明，现有法律设计的这种相对独立性要真正落实，并非易事。 法律设计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初衷是为了克服中央银行缺乏独立性而引起的种种弊端，如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倾向，政治短期效益的影响，政府家控制中央银行的操作失当等；是为保证货币政府的正确制定和实施，强化金融监管，完善金融调控。由于在实践中，中国人民银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性，因此而造成的各种问题和弊端在改革开放后已充分显现。在中国当代的政治现实中，政府一般将经济增长作为工作的首要目标，考察政绩主要看经济发展情况，加之赶超心理作祟和头脑容易发热，使附属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货币闸门大开，货币连年超经济发行已成为近年严重通货膨胀的主因之一，此外，由于金融监管不严和不规范，金融领域的违法犯罪日渐严重，泡沫经济的出现早已不再耸人听闻。严峻的现实呼唤一个独立而权威的中央银行，把好货币闸门，治理金融混乱。 从理论上讲，中央银行直接向全国人大负责有利于增强其独立性，克服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各种偏颇，抵制各种不合法的干预。但是，在现实中很难想象中央银行能借助于全国人大的力量而独立于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因为在实践中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在宏观经济决策上并无差异。而且这种改革已远远超出经济体制改革的范围，更主要地含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涉及到我国宏观经济决策权力的再分配，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在现有法律框架的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我们应从以下方面着手改进：1.改善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务院的关系。应当承认，中央银行业务精妙，技术专门，国务院显然不宜过多干预中国人民银行的具体业务操作。《人行法》第三条已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稳定币值，国务院应支持中央银行为稳定币值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发展和稳定是我国经济工作的两大主题，改革以来的现实是发展往往压倒稳定，经济过热和失控屡次出现，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应成为宏观经济的制动系统，成为经济决策中坚定的稳定力量。故国务院与中国人民银行之间不应是单纯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应建立一种互相尊重 、彼此合作的关系，国务院在依法监督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时，应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履行职责的坚强保障。这一点虽然被立法所忽视，但在实践中应予以重视。

中央银行学论文第2篇

关键词：货币银行学　货币供给　乔顿模型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1-116-03

对货币供给的理解是掌握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以及分析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的前提，因此货币供给的在《货币银行学》教学中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在教学实践中，货币供给问题也是一个难点，本文的目的是探计在《货币银行学》中货币供给部分采取怎样的教学方法以提高教学效果。

一、货币供给中的教学难点

在长期的《货币银行学》教学实践中，通过问卷调查、课后交流、作业和考试等手段。我们发现在货币供给教学中，授课对象经常遇到的典型疑难问题有这样一些：存款派生模型比较抽象，授课对象对存款派生模型无限派生的假定难以理解，通过T型账户阐述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资产自债表的变化也比较难理解；存款派生模型和货币供给模型之间的关系理解不透；基础货币的本质难以把握。比如授课对象有这样的疑问：基础货币是货币供给的源泉，但基础货币的三个组成部分(法定存款准备金、流通中现金和超额存款准备)中只有超额存款准备金具有存款派生的能力，这是否存在矛盾；对乔顿模型理解存在偏差。比如授课对象有这样的疑问：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会导致货币供应量减少。但是当商业银行通过再贴现或公开市场业务获得资金时，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将提高，而货币供应量将增加，这是否存在矛盾。

经过梳理，我们认为存在这些疑惑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理解不清，通过教学环节的合理设计可以使得货币供给中的有关概念和理论更加清晰地展现给授课对象，以改善教学效果。

二、当前《货币银行学》课程货币供给的常见的讲授方法

目前国内《货币银行学》教学主要沿袭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开创的体系，货币供给教学主要围绕存款派生模型和乔顿模型展开。中央财经大学的《货币银行学》精品课程中第十八章货币供给安排了这样几个部分：现代信用货币的供给，中央银行与基础货币。商业银行与存款货币的创造，货币乘数与货币供给量，影响我国货币供给的因素分析。中国人民大学《货币银行学》精品课程中则将有关内容分为两章。在第十二章现代货币的创造机制中包括这些内容：现代的货币都是信用货币，存款货币的创造，中央银行体制下的货币创造过程，对现代货币供给形成机制的总体评价。在第十四章货币供给中安排了货币供给度其口径，货币供给的控制机制与控制工具，货币供给是外生变量还是内生变量，“超额”货币及其所反映的规律这几个部分。上海财经大学的《货币银行学》教学中。第十一章货币供给是按这样的顺序展开的：货币的定义。货币总量及其构成，存款货币的多倍扩张与多倍收缩，乔顿模型，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货币供给理论。

上述安排代表了国内《货币银行学》主流的讲授思路。可以看出来讲授内容差别并不大，但是讲授顺序安排则有较大区别。而我们认为具体的讲授顺序对教学效果有很大影响。本文认为货币供给教学可以按下述顺序展开阐述：货币口径，T型账户与银行资产负债表。存款派生模型，货币供给模型，货币供给的影响因素，影响我国货币供给的因素分析。下一部分具体讨论这样安排的原因，并对每一环节的教学难，董和教学方法设计展开讨论。

三、教学难点分析及教学方法的设计

1.货币口径。对货币不同口径的准确理解直接关系到对存款派生和货币供给模型的理解，因此本环节的主要目的是对货币供给理论的讲授作知识准备。按照一般的《货币银行学》体系，货币口径的教学可能已经在“货币”一章完成。但本文认为有必要在货币供给理论之前安排货币口径的讲授或者回顾，原因有二：第一，在讲授完信用、利息、金融市场、商业银行等章后再阐述按照流动性的大小加以区别的不同货币口径更容易为授课对象接受；第二，从讲授时间上看更靠近货币供给理论，授课对象可以带着对货币口径的深刻的印象开始学习货币供给理论。

2.T型账户与银行资产自债表。本教学环节要借助T型账户解释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各种业务对它们的资产负债表的影响，这些业务包括：中央银行通过买卖证券等资产改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和还款，两个商业银行通过在中央银行的账户转移资金，商业银行发放和收回贷款，商业银行向非银行公众购买和出售证券。

安排这一环节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由于《会计学原理》一般在第一学年开设，《货币银行学》通常在第：学年以后开设，授课对象对会计基础知识已有陌生感，而且《会计学原理》的视角和《银行会计》的视角不同，如果授课对象没有学习过《银行会计》课程，它们对于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的资产和负债可能缺乏准确的理解。虽然在一般的《货币银行学》教学安排中，在“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两章已经讲授过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的资产、自债业务，然而在货币供给部分中对这方面的知识进行回顾仍然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如果在讲授存款派生时才开始通过T型账户解释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授课对象就会不断地转移精力去理解T型账户的变化。如果在这一环节另花时间先把这方面问题提前解决。则在后面教学中授课对象就可以集中注意力分析存款派生问题。

3.存款派生模型。在某些《货币银行学》讲授体系中，存款派生模型与货币供给是分开讲授的，比如黄迭的《货币银行学》和人民大学精品课程《货币银行学》，然而本文认为把存款派生模型和货币供给模型都放在货币供给这一章讨论有助于改善教学效果。

男外，本节的教学中还应当强调这几个知识点。

中央银行学论文第3篇

[关键词]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相当独立 相对独立

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的独立模式分为三类:相当独立性中央银行、相对独立性中央银行和无独立性中央银行。前两种模式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而第三种则没有代表性,只存在少数几个国家,如意大利。因此,本文只分析中央银行的前两种独立型模式,进而对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提出建设性意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相当独立,亦或相对独立”概况

西方学者Eijffinger(1997)认为中央银行的独立包括中央银行首脑任命、货币政策独立执行等诸方面,本文从以下三方面入手分析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1.人事的相当独立,亦或相对独立

相当独立性中央银行的各项工作只对国会负责,在其人事安排上政府不能干涉,较典型的为德国的德意志银行。而在相对独立性中央银行模式下,央行的人事安排,尤其是中央银行行长的任命,往往受制于中央政府,较典型的为中国人民银行。

2.组织结构的相当独立,亦或相对独立

首先,从央行的隶属关系上分析,相当独立性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而直属于国会,各项工作只对国会负责。而相对独立性中央银行虽然一般情况下与财政部为平行关系,但两者均属于中央政府。

其次,从央行与财政部的关系上来分析,相当独立性中央银行同财政部相互独立,原因在于中央银行具有创造货币的特殊功能。而相对独立性中央银行模式下的国家的政策都希望中央银行能帮财政部融资,以弥补政府的开支。

再者,从央行分支机构的设立上分析,相当独立性中央银行多按经济区域设置分支行,避免行政区划的干预,美国就将全国分成12个储备区来进行,德国亦如此。而在相对独立性中央银行模式下,央行的分支机构多按行政区域划分,受地方政府制约。

3.货币政策制定的相当独立,亦或相对独立

在货币政策的制定上,相当独立性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期有自主决策作用的机构,其成员多为长期从事银行工作的官员,还有货币理论专家与有关学者,可保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及其程序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合理化。而相对独立性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制定的最终决定权往往在中央政府的手中。

二、“相当独立,亦或相对独立”影响

相当独立性中央银行受政府制约较少,政策制定较独立;而相对独立性中央银行受政府制约较多,其政策往往掺杂着政治利益。基于此,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模式对一国的经济将产生重大影响。以下我们从三方面分析其影响:

1.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

中央银行独立性越大则通货膨胀率越低,独立性越小则通货膨胀率越高。因此,为稳定物价,央行货币政策运营的独立性十分重要。

2.对财政赤字的影响

这一影响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着高额财政赤字主要是因为他们都依靠中央银行为财政融资,最终给通货膨胀增加了新压力。所以,减少财政对中央银行的依赖成为减轻通货膨胀压力的重要手段。

3.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

一旦宏观经济未达到既定目标,央行总是无一例外地进行货币政策操作,这时它的独立性如果过小则会影响货币政策执行,大大削弱货币政策的效果。

三、我国中央银行相当独立,亦或相对独立?

现阶段我国的中央银行基本上采取的是相对独立性的模式。纵观银行发展新趋向,中国人民银行从“相对独立”走向“相当独立”也是大势所趋。

具体来说,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而直接对全国人大负责,中央政府对其拥有质询权

虽然有学者反对这种建议,认为这样会使中央银行处于“无控制状态”。这种担心是没有道理和没有必要的,中央银行对全国人大负责,尽管某些人大代表并不懂经济,但中央政府可以对其行使质询权,并提交全国人大决议。

2.提高中央银行的政治独立性,把货币政策委员会建成实质性的货币政策决策机构,而不仅仅是咨询议事机构

现阶段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责、组成和工作程序,由国务院规定,其独立性和职能的履行受到国务院的制约。在实践中,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构成为清一色的政府官员,要想改变这种弊病,我们必须在相关法律中对其职责、组成和表决程序等方面做以明确规定,借以排除政府干预,确保货币政策的独立、稳健和权威,确保货币币值的稳定。

3.中央银行行长由国家主席提名若干候选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决定。

人事上的独立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的重要内容,我国现阶段央行行长由国务院总理提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职权的行使,使其在“潜规则”下不得不受制于政府首脑。

此外,还要赋予中央银行经济上的独立性,使其不受政府财政制约;立法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与相关政府机构的关系;加强我国相关银行法的建设,完善法律体制,将中央银行的行为纳入法制化。

参考文献:

[1]陈洋林,王涛,. 中央银行相对独立性比较与借鉴[J]. 北方经济,2007,(13).陈洋林,王涛.

[2]中央银行相对独立性比较与借鉴[J]. 北方经济,2007,(13).

[3]文慧.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法律思考[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

[4]闫素仙. 论中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中央银行学论文第4篇

【关键词】中央银行独立性 通货膨胀 世代交叠模型

一、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一）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内涵

对于中央银行学的概念，学者从理论或经验发现并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弗里德曼认为，“中央银行应该是立法、行政及司法部门等同的一个独立的政府部门，而且他的行动受制于司法部门的解释。”而库基尔曼认为，“中央银行独立性就是一种承诺将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置于价格稳定方面的行为”。综合各方学者观点可以理解，中央银行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在履行法定职能时自主性，能不受外界压力、干扰的影响。当然这种独立性是有限制的，一般是相对于政府的独立。

（二）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据调查发现，在8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中央银行独立性较差的，通货膨胀率较高，独立性较强的通货膨胀也高于同比的发达国家，表明政治稳定性，良好经济基础等因素可能使通货膨胀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联系减弱。同时，选定的发达国家在80年代都没有出现高通货膨胀率，而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率较高。所以仅仅依靠中央银行独立性指数不足以明确其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但大部分学者仍认为二者间有一定关联，并且二者之间呈反比关系。

二、中央银行独立性和通货膨胀率的分析

保持央行独立性充分，不仅可以降低货币政策不一致性与通货膨胀偏差，还可以抵御政府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压力，降低通货膨胀压力。通过建立两期世代交叠模型考察政府l行货币融资造成通货膨胀是否受央行独立性的影响，即用理论模型分析央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间的关系。

情况一：政府完全控制货币发行权，即中央银行没有独立性。

假设政府的目标既包括控制通货膨胀率，又包括利用转移支付，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减轻社会动荡，因此政府目标可以设为：

minL=Ч（π-π*）2-ωW （1）

其中，π*表示社会最优通货膨胀率，W= wdw，Ч和ω为正的参数。根据以上可得，转移支付的总价值：

W （2）

情况二：中央银行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且由一位保守的银行家来执行各种货币政策。

如果中央银行具有独立性，能够独立制定并执行货币政策时，必然会对通货膨胀率给予更多关注。所以在公式（1）中引入另一个正的参数δ，使对通胀的比重增加为Ч+δ，则央行的目标设为

minL=（Ч+δ）（π-π*）2-ωW （3）

一阶条件：

=

2（Ч+δ）（π-π*）2-ωW （4）

所以只要满足（3）式中的π与Ч成负相关则说明央行的独立性可以抑制通货膨胀率。因此将（3）式两边δ求导得：

2（π-π*）+[2（Ч+δ）+ωW ] （5）

因为一般情况下r大于0，π大于0小于1，所以

（1+r）（2+p）-π2（1+p）>0 （6）

则式（5）中的 前面的系数为正。

由（6）得，（4）式中的

ωW >0

根据（4）式可得：（π-π*）>0。可得：

三、针对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提出调节建议

从经济层面看，我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现象持续不断，但这种通胀不具有西方国家政府的偏好性质，而是由我国客观的国情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需要提高央行的独立性，但是就业和经济增长等其它经济目标必定受到损害。通货膨胀目标制是我国央行实行货币政策最高阶段，可以逐步建立，不可一蹴而就。

从政治层面看，央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不可能完全保持独立性，因为不仅要考虑财政措施，还要考虑金融体系的稳定、增长和就业。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2011年的希腊危机说明央行在货币政策的执行上需要和政府合作，许多央行都是在受到政治压力下调整了货币政策[8]。缺乏绝对的独立性也说明了央行和政府存在共生关系。所以，就我国而言提高央行的独立性是一个渐近过程，在宏观经济稳定运行下，央行独立性会慢慢得到提高。

从法律层面上，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没有从法律上进行严格保障其独立性，所以中国企业品牌竞争力指数（CBI）需要在法律上和制度上建立完善的保证机制。货币政策委员会中学者很少，大部分由官员担任，这使得货币政策委员所起作用有限。货币政策委员会几乎没有决定货币政策的权利，更不用说在央行任免人员问题上的权利。所以建议扩大货币政策委员的权利同时增加学者数量比重，且从法律上给予保证其独立性。以此为基础，央行的独立性稳步提高，使宏观经济保持平稳。

参考文献：

中央银行学论文第5篇

关键词：中央银行沟通；透明度；预期管理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01－0008－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1.02

随着预期在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央银行沟通在引导和管理市场预期方面所具有的工具价值引起了国内外学界、业界的广泛关注。中央银行沟通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相对来说为时不长，在实践过程中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为了充分发挥沟通的工具作用，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需要对沟通进行全面、系统的专题研究。本文围绕中央银行沟通本质属性，对其内涵和外延、沟通所要实现的目标以及沟通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探讨。

一、中央银行沟通的内涵和外延

通过成功的沟通有效引导市场预期，促进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提高，已经成为各国中央银行的共识。近年来，学界、业界围绕“中央银行沟通”这一研究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但并未就“中央银行沟通”给出一个规范的定义。把中央银行沟通直接定义为实现货币政策透明的工具，或者混同于货币政策透明，忽略了中央银行沟通的诸多核心特征。

（一）中央银行沟通的内涵

Blinder et al（2008）认为，中央银行沟通可以被定义为“中央银行向公众披露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策略、经济前景及未来货币政策意向等相关信息的过程”[1]。这一定义强调了“信息披露”在中央银行沟通中的重要性，但却仅强调了中央银行的信息披露过程，而忽视了中央银行寻求信息为沟通对象理解认同这一重要目的。

谢杰斌(2009)利用一个简单模型对中央银行沟通内涵加以阐释，认为中央银行沟通主要包括信息编码及解码、信息传递和信息反馈等三个过程[2]。针对经济主体关注的参数向量?兹，中央银行运用一套经济主体与中央银行所共同认同的编码系统，对相关信息进行编码后向公众传递出相应的信号向量y，y经过一定的信道(c)传递到经济主体，经济主体接收到的信号向量为y，经济主体对收到的信息加以解码形成对于参数向量?兹的后验判断?兹，并做出相应的经济决策a。继而，中央银行通过加强与公众双向信息沟通，在双向互动中获取公众相关信息，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改进中央银行沟通的过程。

上述的分析表明，对中央银行沟通的理解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中央银行对政策相关信息的披露程度，二是公众对所披露政策信息的理解程度。基于此，谢杰斌(2009)将中央银行沟通定义为“中央银行向相关主体披露货币政策信息,并寻求该信息为沟通对象理解认同的过程”。中央银行沟通不仅仅是货币政策信息的被动披露与透明化，更是为了实现有效引导公众预期目的而主动进行的信息沟通过程。”

（二）中央银行沟通的外延

从某种意义讲，沟通是个与中央银行与生俱来的话题。在长期的实践中,学界在对货币政策透明度、可预测性展开系列研究时，无法回避“沟通”不可替代的工具作用。

1.中央银行沟通与货币政策透明度

一般来讲，“货币政策透明度”泛指货币政策的公开程度，特别是指中央银行对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等的公布及决策理由的解释程度。

Winkler(2000)认为，应该从公开、清晰、诚实和共同理解四个方面来理解货币政策透明度，提出了“广义透明度”的概念[3]。Eijffinger and Geraats(2002)根据货币政策决策不同阶段的信息披露，将透明分为政治透明、经济透明、程序透明、政策透明和操作透明五个方面[4]。Blinder(2004)认为，如果中央银行的行为“易于察觉”、政策“易于解读”、公告“没有欺骗”的话，那么就称该中央银行是透明的”[5]。

实现公众对货币政策决策过程和政策决定的真正理解，是提高透明度的理想境界，而沟通则是谋求透明从而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工具。在实现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透明可看作是中介目标，可从工具与中介目标的意义上将沟通与透明区分与联系。

2.中央银行沟通与货币政策可预测性

中央银行的有效沟通，不仅使得经济主体能根据沟通所传递的信息，较为准确地预测短期内的货币政策走向，提高了货币政策的“短期可预测性”，而且能够根据中央银行沟通传递出的前后一致的系统性信息，逐渐对货币政策框架有较为正确的认识与把握，提高了货币政策的“长期可预测性”。Amato Morris、Shin(2003)认为“中央银行的沟通是决定市场对货币政策决策以及利率未来走势预测能力的关键因素”[6]。Ehrmann、Fratzscher(2005)认为，更高频率的沟通有利于帮助市场预测未来货币政策决定[7]。

透明是中央银行沟通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Geraats(2002)将透明定义为“货币政策决策者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不存在信息的不对称”[8]。根据这一定义，一个透明的中央银行应该是可预测的，然而一个可预测的中央银行并非一定是透明的。有些情形下，即使中央银行不透明，货币政策行动也可能是可预测的。比如，如果宏观经济环境非常稳定，那么政策利率就不必发生变化。或者中央银行通过一些特定模式的用语，预先向市场明确传递下一次政策决定的信号。

尽管货币政策行动的可预测性具有很多积极效应，但可预测性本身并非是中央银行的目的，不应扭曲货币政策行动来实现可预测。比如，为了避免市场的出其不意而推迟政策决定，将会导致公众更难以理解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反应。关注短期的可预测性实际上将降低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有损中央银行的可信性，降低货币政策中长期可预测性。

二、中央银行沟通的目标

近十多年来，中央银行与公众的沟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仅表现为沟通渠道趋于多样化，而且沟通的内容也不断丰富。中央银行强化与公众的沟通，不仅是问责制等外部因素的推动，也是央行自身建设的需要，体现了中央银行工作理念、工作方式的转变。中央银行沟通的目标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维护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地推动中央银行独立性建设，授予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操作的更大独立性，成为中央银行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独立性是中央银行维护货币稳定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问责制是一种既能对权力进行规范与制约，又能与独立性良好兼容的制度选择。无论是何种问责制安排，中央银行及时、准确地传递出相关信息都是其必要条件。公众对中央银行政策行为的有效评估与监督，是以对中央银行决策信息和决策依据的充分了解为前提的，这就需要中央银行针对其政策意图和政策操作与公众进行更为有效的沟通。

Blinder(2004)指出，如果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那么关心中央银行的外部人士将无法监督中央银行的行为；如果无法取得中央银行的分析及论证，那么外部人士也将无法评估中央银行的分析及论证的质量；如果不知道中央银行试图要达到什么目标，那么外部人士就不能评价中央银行政策的成效。

（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1996年Alan Blinder在伦敦经济学院发表演讲时，阐述了其对中央银行沟通的看法，当时央行沟通研究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9]。他指出：“更为开放的中央银行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因为对中央银行未来行为的预期成为了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之间的联系纽带。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央银行，通过向市场提供其自身对影响货币政策决策基本面的更多信息和判断，有利于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通过提高金融市场对货币政策行动的预测能力，中央银行也能更准确地预测到市场对货币政策所做的反应，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经济管理的目标。”2007年，Michael Woodford(2001)在美联储的一次演讲中强调：“成功的货币政策并非只是有效控制隔夜利率，更重要的是影响市场对未来隔夜利率走势的预期[10]。因此，透明度的提高对于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显得尤为重要。”

预期的有效管理是货币政策成功实施的一个关键要素。中央银行沟通，通过“创造信息”和“降低噪音”两条途径加强预期管理。中央银行与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有效双向沟通，有利于提高信号噪音比，实现中央银行预期管理的目标，这是沟通工具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键。

（三）提高货币政策的可信性

货币政策可信性是指公众对中央银行实现物价稳定目标决心、能力的信任程度。可信性成为了货币政策框架的核心要素。一般来说，货币政策的可信性越高，该政策对公众预期形成和决策行为的引导作用越强，政策效果就越好；反之，政策的可信度越小，其政策效果就越差。

中央银行沟通是决定货币政策可信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中央银行与公众缺乏有效的沟通，公众就无法判断调控效果与承诺目标的偏离是由于中央银行的短期行为或控制不当造成的，还是由未预料到的需求与供给冲击造成的，这会对货币政策的可信性造成损害。中央银行的有效沟通，有利于公众对目标偏离的原因有一个全面和正确的理解，可以增强公众对中央银行的信任，提高货币政策的可信性。

（四）普及公共金融教育

普及金融教育既是中央银行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中央银行自身建设的需要。现代中央银行承担着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职责，其职责的有效履行与公众金融素养的提升密切相关。通过实施公共金融教育，提高全社会的金融素养，对于个人充分享受现代金融提供的服务，对于维护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某种意义讲，中央银行沟通的过程也是普及金融教育、提高公众金融素养的过程。中央银行面对着多元化的沟通对象，针对各种对象金融素养的现状，不同的信息需求，在沟通的过程中，中央银行应采取差异化的沟通策略，提高沟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沟通中提高公众的金融素养，在公众金融素养提高的过程中增强双向沟通的有效性。在如此良性循环的双向沟通中，货币政策实施的环境进一步优化，中央银行预期管理的效力不断增强，有利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提高。

三、中央银行沟通的基础理论

随着货币政策透明度制度的兴起，作为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工具的中央银行沟通，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注重与公众和市场的沟通，不仅是货币政策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也与相关经济理论的发展密不可分。经济理论的发展深化了人们对中央银行沟通本质属性的认识。

（一）理性预期理论与中央银行的隐密性

20世纪70年代，Lucas(1972)、Sargent、Wallace(1975)等人在宏观经济领域掀起了一场理性预期革命[11-12]。此后，“理性预期”逐渐替代“适应性预期”成为刻画公众预期形成的主要分析范畴。“理性预期”在货币政策领域的运用得出了“政策无效性定理”，即认为任何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对实际变量都没有影响，而只有意料之外的政策才是有效的。

作为“政策无效性定理”的派生产物，在一段时间内各国中央银行信奉的是“越不透明越有效”的货币政策观点，认为在制定及实施货币政策时应特别注意保持“隐秘性”，希望通过“出其不意”的政策来实现货币政策意图。在这一背景下，作为主动与经济主体交流信息的中央银行沟通被认为是降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不智之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各国中央银行的重视。

（二）信息不对称理论与货币政策透明度

经济人拥有完全信息，是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之一。现实生活中，市场主体不可能占有完全的市场信息。信息不对称会导致信息拥有方为获取自身更大的利益使另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害，这种行为在理论上被称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在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中央银行和公众所拥有的信息显然是不对称的。中央银行的机构特殊性，决定了其拥有天然的信息优势。中央银行在当前的经济运行状况、政策目标及工具、决策程序等方面都比公众更具有信息优势。这种信息不对称，对公众而言不仅造成了信息不确定性程度的加大，也间接增加了公众对相关信息进行搜寻的成本。

为了降低公众面临的不确定性，作为政策决策部门的中央银行应及时有效地披露信息，减少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公众预测误差，使双方走向合作博弈，提高货币政策效率，改善社会福利。

（三）时间不一致性理论与货币政策可信性

Kydland、Prescott(1977)将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学，探讨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深化了“规则和相机抉择”的讨论[13]。自从提出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问题后，许多学者分析了约束中央银行实施相机抉择货币政策、降低通货膨胀偏差的种种办法。

实践表明，在促进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提高、有效培育并保持中央银行的可信性等方面，中央银行与公众之间的良好沟通发挥着积极作用。比如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特别注重与公众的沟通，通过通货膨胀目标为货币政策实施提供了一个名义锚，使货币政策操作不能随意更改，以便公众更好地监督和评价中央银行的行为。定期通货膨胀预测，阐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以便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实现通货膨胀目标的责任规定及政策绩效的社会评价，形成了对中央银行的有效约束，有利于降低时间不一致性，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可信性。

（四）新凯恩斯学派与预期管理

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新凯恩斯学派。该学派接受了理性预期学派的理性预期假设，在理性预期的基础上，从价格粘性、交易成本和市场不完全等角度得出结论：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对实际变量依然会产生实实在在的作用，而且这些作用可以持续，从而在有微观理论基础的前提下坚持了原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思想。

新凯恩斯革命进一步推动中央银行沟通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在新凯恩斯框架中，“价格粘性”的存在使得预期在决定经济变量未来走势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从而也强调了沟通对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作用。只有系统性的、可预测的货币政策当局才能有效影响经济主体的预期形成机制，从而更有效地实现其最终目标。既然政策的效果取决于公众对该政策的预期，如果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能够清晰准确地传导到公众那里，货币政策就会对公众的预期产生积极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各国央行纷纷将政策目标的重点转向控制通货膨胀，并开始注意提高政策的透明性。中央银行在实行反通货膨胀政策时，如果提高政策透明度，向公众告知实情，事先详细披露政策信息，那么预料中的货币政策则更有利于稳定经济，能以较低的代价达到降低通货膨胀的目的。如何通过有效的双向沟通，既为市场的未来政策路径预期提供指导，同时又不会造成公共信息对私人信息的挤出，是中央银行沟通过程中面临的重要挑战。

参考文献：

[1]Blinder, Ehrmann, Fratzscher, De Haan, Jansen.Central Bank Communic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M].A Survey of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8.

[2]谢杰斌.中央银行沟通:理论与实践[D].厦门：厦门大学,2009.

[3]Winkler, B.Which kind of transparency.On the need for clarity in monetary-policy making[R]. ECB Working Paper,2000.

[4]Eijffinger,Geraats.How transparent are central banks[R].CEPR Discussion Paper,2002.

[5]Blinder.The Quiet Revolution: Central Banking Goes Modern[M].New Haven,CT:YaIe University Press,2004.

[6]Amato, Morris, munic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R].BIS working Paper,2003.

[7]Ehrmann,munic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by central bank committees: different strategies, same effectiveness[R].ECB working paper,2005.

[8]Geraats, P. Central Bank Transparency[J]. Economic Journal,2002(112).

[9]Blinder.Central Banking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R].1998.

[10] Woodford.Monetary Policy in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In Economic Policy for the Information Economy[M].Kansas City：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2001.

[11]Lucas.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1972.4(2): 103-124.

[12]Sargent and Wallace.Rational Expectations, the Optimal Monetary Instrument,and the Optimal Money Supply Rul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5(83): 241-254.

中央银行学论文第6篇

爱岗敬业,

忠诚于中央银行事业

诚者,成也。欲成就事业,必须拿出诚心。“品格德行,立身所贵”。个人的成就,靠上级封不出来,靠权力压不出来,靠自己吹不出来,只有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央行事业,才能用实实在在的“作为”实现“有为”。

对于央行干部而言,我们要以关注民生、改善民生为己任,在大局下定位、在大局下行动,想问题、作决策、干工作。

要慎欲、慎微,常思贪欲之祸,常怀律己之心,始终保持高尚的人格和淡泊的心境,只有这样,才能经受住各种考验,才能在履行金融调控、金融稳定和金融服务三大职能的行动中,经受住各种风浪的考验,忠诚于中央银行的事业。

遵纪守法,

尽职于中央银行事业

中央银行是银行的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可以预见,未来中央银行面临的体制环境、政策环境、经济环境、市场环境的变化会逐步提速,对整个金融生态和金融管理将带来新的挑战。

良好的工作作风既是保障科学发展,构建和谐央行的需要,更是实践“领导就是服务”、“干部就是干事”的职业道德的要求。多年来人民银行通过制定《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人员手册》,倡导“三铁”精神和“严格、规范、谨慎、诚信、创新”的“十字”行风,开展文明单位、“创先争优”、“巾帼建功”、“创争”活动等,逐步积累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行业文化。央行人要秉承其间的文化精髓,牢固树立立足岗位建功立业的主人翁意识,始终做到理论上清醒、政治上坚定、作风上过硬,自觉维护所在单位的团结;讲同舟之情,千斤重担大家挑,不争功诿过,以干部职工、社会公众、金融机构、上级和地方党政满意与否作为衡量工作实效的重要标准,树立良好的金融监管、金融服务、内部监督形象。

学习创新,

奉献于中央银行事业

近年来,中央银行不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实现了一个又一个金融创新的奇迹,重要原因在于中央银行的金融文化中蕴涵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促使我们及时总结金融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利弊得失和潜在风险,不断学习、不断创新、适时改革,从而奉献于中央银行事业的健康发展。

中央银行学论文第7篇

一、厘清央行文化的理论基础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研究和建设央行文化首先要对央行文化的理论含义有一个比较合理和基本统一的理解,这是研究和建设央行文化必要前提。

要弄清什么是央行文化,首先要弄清文化的含义。“文化”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从不同层面研究，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人类层面，是与“自然”相对应的文化概念。凡是经过人类意识烛照，打上人类活动烙印的，便是文化。二是社会层面，是与“经济”、“政治”相对应的文化概念。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整个社会是塔形结构，经济是基础，政治在中间，文化在上层。它们相互分工又相互协调，共同维系着社会的运转。三是精神层面，是与“哲学”、“宗教”、“教育”、“科学”等各种知识体系相对应的文化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理念、精神，核心是价值观。但价值观是抽象的、形而上的东西，须通过一定的载体外化出来，人类以社会实践活动为基础而形成的生活方式及其产品，都是文化的不同表现形态。

“央行文化”概念中的“文化”含义当属第三层面，即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理念、精神及其外化的显性形态，亦即央行文化特殊属性中所包含着的文化的一般属性。

弄清央行文化所包含的文化一般属性后，还需要进一步弄清其有别于其他文化的特殊属性，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完整把握央行文化的本质。央行文化的特殊属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央行文化是中央银行从业人员特有的文化，而非大众共有的文化；其二、央行文化是支撑中央银行依法履行职责的职业文化，而非其他文化。

与此同时，在央行文化建设实践中通常借用的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般理论，因此，央行文化与企业文化一样都可以归属于管理机制。但因行业属性的不同，央行文化建设，除了具有鲜明的行业性之外，还具有明显的社会性与公共性，央行文化精神要体现的是以人为本，以社会责任为重的价值观，反映的是央行科学决策、诚信服务、和谐发展、稳定大局的职责要求。这与企业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性质是不同的。

所以，央行文化建设实践中，既不能不分层次，把含义非常宽泛的“文化”一词随意滥用，或不管什么东西，随意贴上一个“文化”标签，就当作是文化建设，要注意克服央行文化研究和建设中简单化、功利化、浮泛化等急功近利的不良倾向。也不能脱离企业文化的一般性原理和基本原则，另搞一套。也不必要完全拘泥于企业文化的理论，生搬硬套，不敢突破与创新。在央行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中，既要将优秀企业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理论和原理加以借鉴和吸收，又要与人民银行的行业特点相结合，最终形成具有人民银行特点的央行文化。

二、把握央行文化的层次关系

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文化有主次之分,即主文化与亚文化。主文化是指社会成员共有的文化,是占主导或统治地位的文化。亚文化是指部分社会成员特有的文化,是不占主导地位或在某一局部产生和起作用的文化。就当代中国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主流文化,相对于这一流主文化，央行文化是亚文化。

在央行文化与其分支行文化这对矛盾关系中，央行文化是主文化，基层央行文化是亚文化。央行文化，是人民银行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形成，被全体或绝大部分央行员工普遍认同并自觉遵循的一系列理念和行为方式的总和。而基层央行文化是央行各分支行分别所辖员工的文化。二者是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辨证关系，他们相互影响，又相互转换。各基层分支行形成的亚文化，一方面需要体现央行主文化的核心思想和理念，另一方面，各具特色的基层央行文化中一些潜在的、超前的新文化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被主文化接受，转换成为央行主文化。

各基层分支行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要注意协调好与央行主文化的关系，处理好一致性与灵活性、主旋律与变奏曲之间的关系。人民银行作为一个自上而下垂直管理的系统，应该建立自己共同的文化，树立共同的形象。各分支行要根据整个央行系统的主文化，对各自的亚文化进行建设和调整，使之与主文化相适应。但是，在形成统一主体价值理念，塑造统一对外形象的前提下，各分支行也应该保留自己独特的观念、习惯和规范，在核心文化一致性的基础上，发展自身丰富多彩与独具特色的基层央行亚文化。因为基层央行文化旺盛的生命力和无穷的魅力正源于其独创性与独特个性。

中央银行学论文第8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教育背景；职业背景；通货膨胀；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类型：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2-0085-08

一、导言：文献综述与评论

通货膨胀是如何产生的？从成因上分析有凯恩斯主义者强调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cost-push)、货币主义者强调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demandpull)、供求混合推进的通货膨胀以及结构性通货膨胀（structure inflation）。货币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论战中，规则论者强调通货膨胀的可控性，认为因为短期菲力普斯曲线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而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在货币供给外生性情况下，央行有控制货币供给的能力，由于动态不一致（dynamic inconsistency theory）以及政治经济周期的作用（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有制造通货膨胀、增加就业和产出的动机，因此建议实施货币政策规则。Rogoff（1985）提出将货币政策委托给既有相机抉择又有灵活性的保守的中央银行家，则事后通货膨胀可以下降。其逻辑关系是在央行独立性、浮动汇率制度背景下，保守银行家决定货币供给，其偏好与通货膨胀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保守中央银行家（中国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偏好，或者说通货膨胀偏差（inflation bias）如何决定？理论上影响偏好的因素很多，比如公众态度（Maier and Knaap,2003；Maier andBezoen,2004）、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来自银行、保险、政府等，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对于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给与的权重（中国货币政策目标是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对两者权重不是很明确）、政府偏好对保守中央银行家的影响程度，以及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自身的教育与职业背景等(Belden,1989)。国内外学者从宏观经济角度对通货膨胀已经做出了大量研究，而本研究从微观的角度分析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教育与职业背景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理论基础是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早期所受的教育影响了他们对于通货膨胀危害性的理解和认识，且后天的干中学效应（Learningbydoing）没有改变其对通货膨胀的理解。劳动经济学文献显示，个人教育和职业背景在个人提升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Gildea, 1990；Havrilesky，1990）。而职业背景不仅加深了他们及其所在行业对通货膨胀的理解和认识（如房地产等行业明显喜好通货膨胀），更主要的是他们代表了一定利益集团的利益。

国外学者最早研究教育、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关系的是Belden（1989），他发现，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以投票决定经济政策时，委员的教育和职业背景、目前经济所处的状态等对投票有决定作用。Gildea(1990)、Havrilesky(1991)和Chappell(1995)研究了教育、职业背景和通货膨胀率的关系。Ghlmann和Vaubel（2007）分析11个国家和欧盟1973―1998年的数据，发现：在央行独立、浮动汇率下从最长职业背景考虑，在5%的置信水平内，保险公司背景和中央银行背景委员比政治家有更低的通货膨胀倾向。如果在央行独立、浮动汇率下从所有职业背景考虑，在10%的置信水平内非中央部委部门公务员背景的委员，在5%的置信水平内中央部门背景的委员、银行背景委员和保险公司背景委员，都有负的通货膨胀倾向；在1%置信水平内，中央银行背景的委员也有负的通货膨胀偏好。中央银行背景委员比政治家有低的通货膨胀倾向。在综合考虑了教育背景、最长和所有职业背景、央行独立性与不具有独立性、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制度后，他们发现工会领导人和政治家有通货膨胀倾向，相反，来自保险公司和政府部门的委员比政治家有更低的通货膨胀倾向，尤其是在央行工作的经济学家比一般经济学家有更低的通货膨胀倾向。在央行独立、浮动汇率下，法学专业背景的委员比经济学专业背景的委员有更高的通货膨胀倾向。研究支持了政治经济周期理论。但中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下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教育、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存在什么关系，国内尚没有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教育、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第三部分从国际比较视角研究中国与他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职业、教育背景分布特点；最后给出简要的政策结论。

二、中国实证分析

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教育背景划分为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法学、工程学和其它，委员有跨学科学位时本文仅考虑最高学位的教育背景（样本中仅2个人存在这种情况）。考虑中国具体现实，且结合国外文献（Gildea, 1990；Havrilesky, 1990），职业背景有两种不同的划分：一是只考虑此人任命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之前最长的职业背景；二是考虑到样本中此人所有的职业背景，且分别赋予相同权重。职业划分为：银行家、保险公司管理者、经济学者、地方政府官员、中央部委官员、企业管理者、农民、中央银行官员。由于中国1997年才开始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调整也不是很频繁，样本选区从1997―2006年，样本区间比较短。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公告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委员的教育、职业背景资料来自新华社播发的个人简历。样本区间以自然年为单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组成年内有调整的以中国人民银行年底公布为准。

1．描述性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第5条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由以下人员构成：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2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1人、 财政部副部长1人、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长2人、金融专家1人；第6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当然委员。条例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由11人组成，但是2000年开始由12人组成，2001年增加为14人，2002年增加到15人，此后一直稳定在14人。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数从1997年到2006年分别是：11、11、11、12、14、15、14、14、14、14。2003年6月，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加强了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主要变化有：增加国务院分管金融业务工作的副秘书长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增加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单位；为更全面、充分反映银行业对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意见，由中国银行业协会代替原来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作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单位。据认为调整后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更具广泛性和代表性，从而有利于发挥其货币政策咨询议事作用，有利于货币政策同其它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有利于充分反映社会各方面对货币政策制定的意见。

表1是1997―2006年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教育背景、所有任职与最长任职、年通货膨胀率、年经济增长率、年失业率分布表。从表1可以看出，历年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学历结构中经济学占绝对优势，为56%，各年总体稳定在7人左右，工科背景一直稳定在2人，占15%左右，再次是管理学与法学背景的委员。经济学背景占绝对优势是因为经济学教育的学生毕业后大体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其教育背景和职业背景相关系数很大，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按规定多由经济金融部门人员组成。从最长任职经历来看，中央部委、银行和央行占前三位。一个显著变化就是：2001年以前，曾长期任职于银行的官员比例很大，36%左右，但是2001年后，有银行经历的官员只占不到10%；相反，中央部委背景的比例从2000年的不到20%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57%。增加中央各部委背景的委员可以使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体现更多宏观经济部门对通货膨胀的反馈，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央行工作背景的官员所占比例从1997年最初设立时候的19%，提高到2002年的36%，最近几年稳定在20%左右。中央部委和央行背景的委员合计占77%。所有职业背景看，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银行管理者居前3位。但是从发展趋势上看，中央部委工作背景的人员比例逐年提高，地方政府工作背景的委员各年基本稳定，银行管理者工作背景的人员逐年下降。所有职业背景和最长职业背景人员变化趋势反映了中国货币政策执行的特点、中国体制的特点以及中国官员的提拔方式，即看重地方工作经验，同时更加注重把握全局工作的能力。

2. 统计分析

Ghlmann和Vaubel（2007）认为，估计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偏好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要区分中央银行是否具有独立性、汇率制度是浮动汇率制度还是固定汇率制度，央行有很强的独立性、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偏好更容易体现在通货膨胀上。他们还认为，即使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货币政策委会委员也有能力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背景对政府提出建议，其对通货膨胀也是有影响的。他们在固定汇率、央行非独立性下对教育背景和最长职业背景的研究表明，在1%置信水平内，法学教育背景人员有正的通货膨胀偏好；在5%置信水平内，地方政府公务员职业背景和银行背景人员有负的通货膨胀偏好。

本文的模型如下：

一些文献认为货币政策影响通货膨胀的滞后期为2～3年（Batini，2000）。Gerlach 和Svensson (2003)认为欧元区为9个月滞后期。王志强（2000）利用1990―1997年的月度数据，证明货币供应量对GDP时滞为4个月，对物价时滞为8个月。卞志村（2004）利用1995年1月―2003年3月的月度数据证明狭义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对GDP滞后时间为7个月和8个月，对CPI滞后时间为3个月和6个月。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实行例会制度，在每季度的第1个月份中旬召开例会。如果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或者1／3以上委员联名，可以提议召开临时会议。”因此，正常情况下，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每年至少有4次会议，经济政策至少有4次调整的可能，考虑到我国货币政策几个月的时滞，认为在1年研究的样本期内可以不考虑时滞问题。

本文分别讨论教育背景、职业背景（最长）、职业背景（各种职业背景）以及其组合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由于样本区间较小，教育背景与最长职业背景的组合、教育背景与所有职业背景的组合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本文不予考虑。

从表2可以看出，法学、工科和经济学教育背景对通货膨胀率在5%置信水平下存在显著影响，经济学的影响为0.81，法学为1.1，工科影响为2.2，文学和管理学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不显著。回归结果告诉我们，虽然总体上这3个学科都有正的通货膨胀偏好，但是相比较而言，经济学背景的委员有更低的通货膨胀偏好，而工科背景的委员则有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偏好，法学背景居其中。这也许是因为偏向文科的委员对通货膨胀有更深刻的学理上的理解。

职业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的回归结果显示，最长职业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中，各变量影响都不显著，即使考虑了经济增长因素后，结果仍然不显著。所有任职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回归不显著，但是若增加经济增长率变量后则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率变量和中央部委职业背景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经济增长率的系数为2.2，中央部委背景变量的系数为-0.44，这表明通货膨胀率对经济增长率有促进作用，1%的通货膨胀率导致经济增长率提高2.2%，这也与基本经济理论符合，即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存在。中央部委背景的委员有明显的通货膨胀厌恶，这可能与他们对1989年和1994年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的危害记忆犹新，也体现了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更加重视通货膨胀而不是失业的理念。这也与Ghlmann和Vaubel（2007）的研究结论一致。

注：**表示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回归结果显示，考虑了经济增长率后教育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货币政策委员会所有任职背景在不考虑经济增长率情况下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最长任职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都不显著。由于篇幅的原因，本文不再列出这些结果。为什么影响不显著呢？Cukierman(1994)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央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都不相关，因此在央行独立性假定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教育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就更不相关了。

还有可能是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使得货币内生性增强。据统计，中国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例已经从1997年的41.3%上升到2006年的108.5%。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比例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内生性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丧失。中国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见表3。

分析表明，虽然中国央行独立性较差，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业背景（最长任职经历）对通货膨胀没有显著作用，但是从表5可以看出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并不比央行独立性强的国家高。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不存在诺德豪斯所谓的政治经济周期，央行没有利用相机抉择政策制造通货膨胀促进就业的动力。Fuhrer(1997)认为通过汇率安排将本国货币钉住价格稳定国家的货币可以成功地稳定通货膨胀。Mckinnon (2005) 也认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通过钉住美元成功稳定了通货膨胀。

三、国际比较分析

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最长任职背景与通货膨胀统计检验不显著，这是由于中国不具备上述分析的一些前提条件。但是正如Rogoff（1985）所说，职业、教育背景对个人的通货膨胀偏好形成是有影响的，理论上与通货膨胀是存在一定相关性的。为此，本文认为进一步的国际比较研究很有必要，尤其是与西方大国中通货膨胀率比较低、宏观经济稳定国家的比较研究。对比中国与美国等12个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的教育背景，表4表明总体上经济学背景在各国货币政策委员会中都占最大的比例，其次是法学。在低通货膨胀国家如德国、比利时和瑞士都是经济学教育背景占第一位，法学占第二位，管理学占第三位。在中国、工程专业占第二位，这在各国中是比较独特的。而法国、英国等大国都是法学专业背景占第二位。

从表5可以看出，总体上看、大国来自企业的比较多，货币政策操作可以更好地反映和听取企业意见，而我国来自企业的委员相对较少；小国倾向于央行官员，与国家经济单一、规模较小有一定关系。在低通货膨胀国家，如德国、比利时和瑞士，任职最长职业背景包括：地方政府、央行和企业等。我国为中央部委、银行和央行。美国情况比较特殊，侧重专家学者，法国、德国侧重于企业。中国侧重于中央部委，也反映了中国央行接受政府领导，统一贯彻执行政府经济政策的经济理念。从趋势上看，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和银行背景的官员比例下降，而企业家、政治家和经济学者所占比例增加。而中国如表1所示，中央部委背景的委员比例显著提高，央行背景的官员所占比例也显著提高。

表6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所有任职情况。小国如比利时，丹麦、荷兰和瑞士有央行背景的人员占有绝大部分的比例，这与表5是一致的。大国如德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央行背景的人员都占很大比例，法国中央政府、央行、地方政府背景和经济学者所占比例也是较大的，美国来自经济学者、银行、央行与地方政府背景的人员占前四位，中国依次是中央政府背景、地方政府背景、银行背景和央行背景。因此从国际比较看，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业背景与西方大国分布基本一致，唯一区别是经济学家和企业背景委员所占比例偏少。

四、结论

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劳动经济学理论，即在不考虑外界因素，或者外界因素干扰较小情况下，个人主要依靠自己所受教育和工作经验做出决策。研究表明,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教育背景中工科、法学、经济学与通货膨胀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且工科有最高的通货膨胀倾向，其次是法学，最低是经济学。本文研究同时发现，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最长任职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关系不显著，即使考虑了经济增长率后仍然如此。所有任职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率关系中，中央部委工作背景与通货膨胀率显著负相关。

通过与西方国家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职业背景、教育背景与西方大国有很强的相似性，即委员职业经历结构广泛，既有地方背景，也有中央、企业和银行背景，体现了大国货币政策的特点。

本文还发现，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中经济学者背景和企业背景的委员比例偏少，这不利于我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广泛听取不同专家的意见，因为经济学家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往往分歧较大。现有委员组成中没有企业代表，由于我国是“世界工厂”，工业产值占我国GDP很大比例，因此货币政策不能不广泛听取企业的意见。

最后，一个新的趋势是,近年来,我国具有中央部委和央行职业背景的人的比例显著提高。这是我国最近比较突出的新特点。

参考文献：

卞志村. 2004. 中国货币政策外部时滞的经验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3).

马光. 2003. 关于中国中央银行独立性与宏观经济表现的实证分析［J］. 经济科学(4).

欧阳矩华. 1999. 中央银行独立性与货币政策效果［J］. 上海金融(3).

托马斯 L B. 1999. 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BATINI N. 2002. Euro-area inflation persistence［R］. 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er 201.

BELDEN S. 1989. Policy preferences of FOMC members as revealed by dissenting votes［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 Banking, 21: 432-441.

CHAPPELL H W, HAVRILESKY T M, MCGREGOR R R. 1995. Policymakers, institutions, and central bank decisions ［J］.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47: 113-136.

CUKIERMAN A. 1994.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and monetary control ［J］. Economic Journal, 104: 1437-1448.

FUHRER J C. 1997.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and inflation targeting, monetary policy paradigm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 ［J］. New England Economic Review, Jan/Feb: 19-36.

GERLACH S, SVENSSON L E O. 2003. Monetary and inflation in the euro area: a case for monetary indicators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0: 1649-1672.

GILDEA J A. 1990. Explaining FOMC members' votes ［M］// Mayer T.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merican monetary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11-227.

GHLMANN S, VAUBEL R. 2007. The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background of central bankers and its effect on infl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51: 925-941.

HAVRILESKY T. 1990. The influence of the Federal Advisory Council on Monetary Policy ［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 Banking, 22: 37-50.

HAVRILESKY T, GILDEA J A. 1991. The policy preferences of FOMC members as revealed by dissenting votes ［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 Banking, 23: 130-138.

MAIER P, BEZOEN S. 2004. Bashing and supporting central banks: the Bundesbank and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 923-939.

MAIER P, KNAAP T. 2003. Who supported the Deutsche Bundesbank ［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ling, 24: 831-851.

MCKINNON R 2005. China's new exchange rate policy: will China follow Japan into a liquidity trap ［J］. 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50: 463-474 .

ROGOFF K. 1985. The optimal degree of commitment to an intermediate monetary target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 1169-1189.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flation and the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Background of Monetary Policy Commission Members

LI Yongning WU Lianda

(School of Financ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2.PostGraduate School,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flation and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monetary policy commission members and get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exists strong positive relations between the inflation rate and the members with law, economic, engineering background, but exists negative relations between civil servant and the inflation rat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shows the sam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background and inflation in structure, but the members with economic and businessman background in foreign countries take up little percentage. Recently, members with civil servant background increase greatly in China.

中央银行学论文第9篇

一、问题的提出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指的是中央银行在决策、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职能过程中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是相对于政府而言的，也就是说，独立性体现的是中央银行和政府之间权利和责任的划分关系。近年来，各国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关注越来越高，增强独立性成为中央银行改革的基本方向。这是因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有着直接影响，是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制度保障。作为货币政策的决策主体、货币政策传导中的源头机构，赋予中央银行较高的独立性，可以缩短货币政策的时滞，提高货币政策的效力，从而在有效性的两方面加以改进。而且，和复杂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间过程相比，对于独立性的规定具有“外部植入”色彩，作用的发挥具有“相对单向性”，独立性的提高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发挥制度保障的作用。鉴于这些原因，本文在分析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上，将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分析作为落脚点。

二、相关理论和实证支持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1977年首先提出了时间非一致性的概念，他们认为，由于理性预期的存在，相机抉择的政策制定者与公众的相互博弈使宏观经济政策存在时间非一致性，即当期最优的政策在未来将成为次优或者非最优。政策制定者只有通过各种制度安排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即让公众认为未来的政策和当期的政策一样都是最优的，那么这样的政策才是时间一致性的，是最优的，而政策的预期效果就会发挥出来。巴罗和戈登在此基础上将时间非一致性的概念引入货币政策的分析框架，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具有潜在的通货膨胀倾向，只会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率，而在产出水平的目标上却无所收获。时间非一致性概念的提出使得货币政策规则论有了理论的逻辑，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规则胜于相机抉择――最优选择的非一致性》，因此获得了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于是规则论对政策有效性的作用在货币政策领域再次获得了高度关注。规则论要求货币政策当局即中央银行始终维持稳定的货币政策，这在制度上就体现为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由于政府的目标是多重性的，只有在法律上赋予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决策和操作上的充分独立性，使其始终将币值稳定作为天职，货币政策意图完全体现自身在技术和信息优势基础上做出的专业判断，并及时得到落实，那么，这样的货币政策才能在执行效力和时滞缩短两方面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另外，在实证研究领域，大多数研究结论都表明，一国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率之间是负相关的。例如，美国学者通过对德国、瑞士、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等17个国家1973～1988年中央银行独立性和宏观成就的研究表明，比起缺少独立性的中央银行，较独立的中央银行通常伴随着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劳恩甘伊和希特分析了1992～1997年东欧及前苏联的经济改革进程中通货膨胀对中央银行结构的影响，建立了12个经济转型国家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指标，结果也发现中央银行独立性程度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当然，也有学者对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表示质疑，影响通货膨胀率的因素也确实是诸多而且复杂的，但基于实证的检验，至少在客观上已经存在这样的事实，就是中央银行独立性较高的国家通货膨胀率较低，而中央银行独立性较低的国家则通常伴有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

三、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分析

角度不同，对独立性的分类也不同，本文采用目标独立性、经济独立性和政治独立性的分类方法，剖析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现状，并说明它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一）目标独立性。目标独立性就是指中央银行是否将物价稳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中心。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以来，货币政策一直以双重目标为主流。1986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条例》将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制定为稳定货币、发展经济的显性双重目标。人民银行成为了政府政策意图的执行者，毫无目标独立性可言。实践证明，此时的货币政策在外延式的经济发展道路下往往变成放弃货币稳定以满足经济增长需要的单一目标，结果造成了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和经济的大起大落。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实施，提出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种目标的表述方式事实上是存在歧义的，或者说存在隐性的双重目标倾向。因为在短期内，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分别属于稳定性和刺激性的政策要求，两者是难以同时实现的。而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政治体制都处于转轨时期，所以政府的目标必然是多重甚至也是多变的，而且总体上倾向于增长。如果不明确规定中央银行的最终目标只能是币值稳定的单一目标，赋予其目标独立性，就难以消除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在目标上干预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可能性，从而降低货币政策的执行效力。

（二）经济独立性。按照对经济转轨国家中央银行独立性测度的标准，经济独立性包括：第一，中央银行是否控制着货币政策三大工具；第二，对中央银行向政府直接融资是否存在法律限制；第三，是否允许政府从中央银行接受任何形式的直接融资；第四，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执行中是否接受政府指令。从这四个指标来看，人民银行基本上能达到后三项。但就第一点来说，1998年以后，我国具备了货币政策调控的三大工具，包括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和公开市场操作。《中国人民银行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由于我国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务院，“重大货币决策”都要经过国务院审批，这无疑削弱了中央银行对三大工具的控制权。关于这一点的表述，换种说法可能更易于理解。因为它实际上代表了中央银行对工具、变量操作上的独立性。法律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必须就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做出的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而至于对重要事项的界定，完全在国务院的控制之下，而且没有明确的说明。通过这样的扩展，就能明显看出人民银行不具备这方面的经济独立性。当然，考虑到人民银行在技术和信息两方面都具有优势，尤其是技术上的垄断性，国务院通常都批准人民银行的决定，但这已经增加了货币政策的外部时滞，人为地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三）政治独立性。转型国家中央银行政治独立性测度的一般标准体现为以下几条：若政策产生冲突，中央银行官员能否被行政机构或议会解职、中央银行官员的任期是否超过选举周期、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的任期是否超过选举周期、中央银行官员是否由行政机构任命、行政机构能否任命中央银行董事会其他成员、在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中，由行政部门任命的人数是否超过其他部门任命的人数、中央银行董事会中是否有政府官员或代表、中央银行董事会中的政府官员或代表是否具有投票权和否决权。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除了能肯定人民银行主要官员由国务院任命以外，其他各项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或者在我国不存在这种情况。这一方面与我国人民银行的组织结构特点有关系，另一方面至少说明我国人民银行政治独立性与国际标准还存在一定差距。《人民银行法》中的如下规定，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免”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由国务院总理任免。中国人民银行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责、组成和工作程序，由国务院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都使得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决策权限和操作性空间受到限制。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政治上的不独立往往决定了目标和经济上的不独立，货币政策由于得不到制度上的保证，有效性较差。

通过上述三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我国人民银行独立性总体上还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这也是造成我国近年来货币政策不稳定的一个原因。亚洲金融风暴以后我国陷入了通货紧缩的困境，人民银行实行服务于政府的经济目标，推行积极的货币政策，致使2003年我国一走出通货紧缩就出现通货膨胀的倾向。人民银行屡次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效果也不甚明显，加息、升值依然不能改变市场强烈的升息、升值预期。货币对内对外币值都不稳定，在制度上与政府对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决策、执行的干预和僵化关系密切。所以，加强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并改善相关配套措施，对于实现稳定的货币政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增强人民银行独立性以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政策建议

（一）赋予人民银行明确的目标独立性。货币政策的目标只能是稳定币值，而不应使用“稳定币值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样模糊的表达方式。

（二）明晰人民银行与政府之间关于货币政策决策和操作的权利与责任，提高人民银行的经济独立性。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赋予人民银行完全的货币政策决策权，在这种情况下，权责的划分就直接关系到货币政策的效率。对此，国务院控制的“重大事项”必须有清晰的界限。由于人民银行和国务院相比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明确人民银行可以自主决策的项目，才能使其在自己的职能范围内最大限度的发挥操作的自主性，提高货币政策的效力。而国务院对不能放权的“重大事项”也必须及时审批，从而缩短货币政策的外部时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