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知识要素和知识产业的创新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动机。从系统观来看，知识经济系统中的第一推动力是科技创新。要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通过技术创新，掌握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培育自己的世界品牌。而创新的能力和储备与研究开发的投入息息相关。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的合理使用是农业企业一项重要经营管理决策，它关系到农业企业长期、持续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研究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随着研究开发支出的大幅度增长，成为会计界关注的焦点。
一、农业企业研究开发过程的介绍
农业企业的研究开发过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技术引进，自主研发（内部研发）、合作研发。与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相比较，国内农业企业还没有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整体上自主创新的能力薄弱。较多农业企业处于对外部的依赖，内部研究开发支出较低。随着国内外市场竞争不断加剧，我国农业企业逐步实现研究与开发支出内部化，研究开发的支出必然增大。
二、农业技术研究开发活动的特征
研发活动作为一种投资行为，具有投资活动的一般特性，即时间性和风险性。农业技术研发活动又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计量困难
知识的投入具有明显的特殊性，知识的创造和投入并不一定代表与经济相关的知识存量的增加。这是因为：（1）研发成果转化为真实的生产力需要时间，有的甚至经过数年才能取得正的现金流量；（2）知识本身就是无形的、难以量化的，从而也是难以计量的；（3）新知识的投入有可能导致原有知识存量中的部分知识陈旧过时甚至失效。这就使得知识的累计投入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的关系。因此，对农业企业而言，研发活动的确认和计量具有很大的弹性。
（二）具有比一般投资活动更大的不确定性虽然风险是投资活动的一般特性，但由于研发活动是建立在新的科学知识或技术原理基础上的高度激烈的商品和技术竞争，只有在研发成果可以转化为商品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收益，因此，研发活动具有的不确定性远远大于其他的投资活动。研发活动的风险主要包括：（1）技术风险。由于受技术规律、技术垄断、产品标准化等方面的限制，研发成果不可预测，有失败的可能性。（2）经营风险。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瞬息万变，农业企业的管理者在确定研发活动的发展方向时出现失误、资金渠道不顺畅、技术骨干离职等因素，都会导致研发活动半途而废而无功而返。（3）行业风险。如果同行业竞争者的研发活动领先于农业企业，或者农业企业研发成果的产业化工作不到位，则意味着农业企业竞争的失败。（4）环境风险。如社会意识形态、法律及生态环境、国家政策、重大政治事件等，都会给农业企业的研发活动带来风险。
三、对新会计准则中研究和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变化的评价及其影响分析
旧的会计准则要求研究与开发支出全部费用化，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新的会计准则要求对研究与开发支出区分研究支出与开发支出，在“研发支出”中分“费用化支出”和“资本化支出”进行明晰核算。
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新会计准则体现的是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在一定条件下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做法与国际上的普遍做法一致，有利于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接轨。
有条件的资本化本身比单一的费用化或是单一的资本化更合理，这对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将产生积极影响。
（一）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
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是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研究活动是一种初步的探索性工作，是一个基础阶段，能否带来经济效益非常不确定，而且受益对象不明显，而开发活动是将研究成果付诸于实践，比研究阶段更进一步，带来经济效益的确定性高，所以将研究过程中发生的费用进行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而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在开发成功时进行将其资本化，不成功还是进行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这比单一的费用化或单一的资本化更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
（二）符合资产的定义
农业企业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已经投入了大量的经费，当然是一项过去的事项，它不是为了取得本期的利益，而是为产生未来的经济利益，当研究开发成功时，就可以成为农业企业的一项资源，也能够被农业农业企业控制，并且在开发过程中的成本也可以可靠计量，显然符合资产的定义。
（三）更好地协调谨慎性与相关性原则
单一的费用化能很好地遵循谨慎性原则，但损害了相关性原则，而单一的资本化能很好地遵循相关性原则，但又忽视了谨慎性原则。一定条件下资本化能很好地协调谨慎性与相关性原则，既可以避免费用化带来的资产低估，同时也最大限度地降低资本化所带来的风险。
（四）有利于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接轨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经济紧密地与世界经济融合起来，世界各国间的投资和对外贸易更加自由化，环境的变化就
必然要求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惯例接轨，采用一定条件下资本化的做法与国际会计准则及英国会计准则规定的做法相一致，这样，可以缩小与国际之间的差异。因此，一定条件下资本化的选择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对比2001年的相关会计准则规定，新准则关于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必然能够更好的促进农业企业投入研究和开发项目，提高农业企业核心竞争力和长期成长能力。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农业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农业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进行技术创新，与之相伴的则是农业企业加大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费用的投入，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费用在农业企业支出中的比重日益增大。
笔者认为，研究与开发支出的资本化仍对降低农业企业税收负担产生积极作用，因为根据2008年1月日施行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资本化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在摊销时仍可加计扣除。从另一方面看，费用化研究与开发支出的结果可能扭曲企业的决策，导致错误的收益衡量。研究发现，费用化研究与开发支出的处理方法，往往导致企业价值被低估。相反，部分研发支出的资本化能增加农业企业的资产，农业企业财务状况也会一定的程度有所好转。对于试图进行外部融资的农业企业来说，这无疑能降低负债比率，增加农业企业的融资信心，提高农业企业的商业信用，帮助其扩大融资渠道。而且，从长期来看，加大增强农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研究和开发支出必然能让农业企业在以后的长期内受益。虽然旧的会计准则依然有效，新的会计准则只在一定范围适用，但是新准则对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将产生积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摘要：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农业企业同样需要依靠科技提升竞争力，增加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成功与否将成为农业企业成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这将促使农业企业越来越重视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占农业农业企业总支出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大。
关键词：农业企业技术；开发支出；会计处理；费用化；资本化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7]63号．
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建设的核心主题之一。从本世纪初到现在的十多年来，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努力，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这个过程中高职学报发挥的作用却微乎其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高职院校对自身定位进行反思的过程中，高职学报没有同步，仍然停留在学科体制下的办刊套路中。“随着校企互动的频繁与深入……真正意义上的院校与企业的紧密合作伙伴关系即将建立”＼[1＼]，国内高职院校将向着国外职业院校“通过研发、创新带动企业生产”的方向前进。在这个过程中，高职学报已经感受到了自身的生存和价值危机＼[2＼]。因此，近年来已经有人开始探索高职学报在校企合作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以期寻求在当前阶段高职学报的出路，本文拟对这些研究做一综述，并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研究的基本概况
校企合作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成为国内职业教育发展研究的热点了，并且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一直如火如荼，高职学报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讨论中应该说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诸多高职学报在上世纪90年代就设立了相应的栏目，甚至有些学报的这一栏目在各种学报评比中还获得“优秀栏目”或者“特色栏目”的荣誉。但高职学报自身直到2008年才进入校企合作的研究视野。2008年10月，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付昌辉在《编辑学报》发表了《校企合作多元主体下高职学报的功能》，紧随其后，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顾健在《科技与出版》发表了《高职院校学报也应面向企业》。同年，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竺小恩的《高职学报服务地方经济的3项举措》中也有涉及学报和企业间关系的论述。至此，高职学报自身开始放下矜持步入了校企合作的大讨论中。2009年和2010年顾健又先后在《科技与出版》刊发了两篇相关论文，即《论高职院校学报企业审稿专家队伍的建设》和《高职学报服务社会的方法与途径》。2011年，上海电机学院学报吴学军在《编辑学报》发表了《让学报走进企业 为科技创新服务――〈上海电机学院学报〉的办刊实践》，不仅谈到了学报走进企业的做法，还列举实例展示了取得的成效，这虽然是一家普通本科学报，但对高职学报校企合作的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2012年，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王丽婷在《编辑学报》发表了《充分挖掘企业资源 提升高职院校学报影响力》。2013年，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李艳发表《服务行业企业是高职学报的必然选择》，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韩翠丽发表《提高高职学报企业作者论文写作规范化的探讨》，同年，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陈新文在他的《高职教育改革与高职院校学报转型》中深入探讨了高职学报与校企合作之间的关系。2014年，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袁能先在《编辑学报》发表《高职院校学报与企业合作发展的实践――以〈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为例》，高职学报也终于展示了自身的实践经验，同年，韩翠丽发表了《高职学报企业作者群的开发和培育》，王丽婷发表了《高职学报编辑对企业专家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开发》。
以上是近些年来高职学报在校企合作中的作用研究的绝大部分成果。可以看出，从呼唤高职学报面向企业到具体实践经验的展示，高职学报同仁在校企合作的大潮中是勇于探索和敢于实践的，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可喜的。但从另一方面看，每年发表的研究成果只能以个位计，说明高职学报在校企合作中的作用发挥确实有限。
二、高职学报在校企合作中的作用
1. 理论探索
理论探索是高职学报在校企合作中发挥的最重要的作用，并且也是在校企合作讨论热潮中一以贯之发挥的作用。以“校企合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精确搜索，有3万余篇论文，模糊搜索的话会有4万余篇，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高职学报上发表的，高职学报在促进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功不可没。但随着校企合作的进一步深化，高职学报的理论探索功能应进一步加强，对此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陈新文教授在他的《高职教育与高职院校学报转型》中予以了深刻的论述。他认为“随着校企合作互动的频繁与深入，高职院校‘贴牌式’校企合作模式行将结束，真正意义上的院校与企业的紧密型合作伙伴关系即将建立”＼[1＼]。而高职院校学报在这个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服务好行业企业，他认为应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一是加强校企合作理论研究成果的整理与宣传，推动校企合作理论的丰富与完善”;“二是加强校企合作实践模式的创新研究，推动校企合作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三是加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推动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培养企业核心竞争力”＼[1＼]。陈新文教授对高职学报在校企合作理论探索方面的认识无疑是非常深刻的。理论探索也是高职学报在校企合作中最能够发挥其所长的本职工作，因此发挥好理论探索的功能，引领校企合作发展的方向，因为高职学报重要的发展之道。
2. 技术研究
技术研究是高职学报在校企合作中作用研究的重点。几乎所有的相关论文都提及技术研究的重要性。袁能先甚至进一步认为高职学报的发展方向应更多地侧重于“专业技术领域的理论探讨、工程实践以及应用性科技成果如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等方面，这样才能更好达到为本校师生教育科研和行业企业的广大技术人员服务的目的＼[3＼]。为此各高职学报想尽办法，不遗余力，其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是积极组稿，发掘企业专家、技术人员作者队伍。这方面，顾健、竺小恩、王丽婷、李艳等人的文章都分别有所论及有的甚至将企业专家聘为特约撰稿人。韩翠丽还专门撰文讨论《高职学报企业作者群的开发和培养》的问题。袁能先所在的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更是紧紧“依靠德阳市科协、德阳3大央属企业科协、中国二重的《大型铸锻件》《中国重型机械》、东汽的《东方汽轮机》、东电的《东方电机》编辑部”，与他们“达成了互通互换稿件协议”＼[3＼]。其次是聘请企业专家作为审稿人。这方面大家也都有谈到，顾健在《论高职院校学报企业审稿专家队伍的建设》、王丽婷在《高职学报编辑对企业专家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开发》中有更为详尽的论述。但企业专家和技术人员毕竟不用于高职院校的教师，虽然他们“身处生产与管理的第一线，掌握着最新和最实用的技术成果和管理成果”＼[4＼]，可他们中的大部分在论文写作上还是新手，因此韩翠丽专门为此撰文《提高高职学报企业作者论文写作规范化的探讨》以寻求有效解决途径。总的来说，高职学报要将技术应用研究发展壮大必须加强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互动、文化互动、人才互动”＼[5＼]。
3. 宣传窗口
企业技术应用文章的刊发本身具有一定的宣传、展示作用，是高职学报作为媒介的一项辅助功能。但这项功能在高职学报编辑的努力下获得了进一步的挖掘。付昌辉在《校企合作多元主体条件下高职学报的功能》一文中提出“编辑应当发挥并利用高职学报的媒介功能，积极、真实、具体地介绍企业，宣传企业。可以利用封二、封三和封底，以图文结合的形式报道合作企业的有关信息。内容可以是企业及其机构（部门）介绍、科研成果和产品展示，以及校企活动等;内文空白处可以用来刊登企业的科研动态信息、成果应用的追踪报道和企业科研人员优秀成果展示等”＼[6＼]。顾健甚至在他的《高职院校学报也应面向企业》中提到“以专栏的形式来反映企业家的声音，及时反映和展示新技术、新设备”。此外还有编辑提及企业及企业文化、企业优秀人才、校企合作成果、校企合作优秀教师等方面的宣传。这些都是高职学报能够通过努力做到的，但限于学报较低的发行量以及读者的小众，可能产生的影响力不会很大，这是目前不得不正视的实际情况。
4. 服务平台
李艳在她的《服务行业企业是高职学报的必然选择》中提出“高职学报服务行业企业是学院的办学定位所致”，“那种不顾自己的实际状况、一味模仿普通或重点高校办刊模式的做法”，“实是愚蠢之举”，她提出高职学报要为“高职学院发展和行业企业搭建交流平台”。顾健、王丽婷等人也有类似观点。综合来看，这个平台涵盖的内容较为广泛，涵盖了上述理论探索、应用研究、宣传窗口中的大部分功用，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内容。如袁能先提出“扩大学报在企业中的交流发行”，韩翠丽提出要将“企业普遍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刊登出来”等等。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校企联合办刊”。顾健在《论高职院校学报企业审稿专家队伍的建设》和《高职学报服务社会的方法和途径》两篇文章中分别提到要“聘请企业审稿专家担任校企互动栏目的主持人或指导专家”、“联合开辟栏目”，但这两篇文章提到的合作办刊是仍是局部的，小范围的。随着高职学报的发展，可能会有更加深入的合作办刊形式出现。
三、结语
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发展的大方向，同国外职业院校通过研发、创新带动企业生产的方式相比，目前国内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方式技术含量明显偏低，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在今后必将朝着“真正意义上的院校与企业的紧密合作伙伴关系”方向前进。在这个过程中对高职学报来说应该是个发展的好机遇。但是目前高职学报存在几个方面的制约瓶颈，严重影响高职学报在校企合作中作用的发挥。首先是高职学报内容上的大而全问题，当前大部分高职学报都是综合性期刊，栏目众多，做好做精的却很少。这种格局对高职学报的影响力和发行量都是致命的，高职学报必须在进行深度校企合作之前解决好这个问题，否则校企合作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其次，目前高职学报的期刊评价机制仍是沿用普通高校甚至重点高校学报的评价机制，唯影响因子独尊，这种导向异常不利于高职学报在校企合作中作用的发挥。从2012年始开始的学术期刊改制大讨论，虽然在学报界影响广泛，但是并未在高职学报中形成独有的发展与改革观点，高职学报在这场讨论中实质上是“失语”的。高职学报应该借助即将到来的又一次学术期刊改革，提出并形成自身特有的发展思路，否则高职学报最终会在期刊改革和校企合作的大潮中被淘汰。
[参考文献]
＼[1＼] 陈新文.高职教育改革与高职院校学报转型＼[J＼].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3）：73-76.
＼[2＼] 李垣璋，石青青.“后改制时代”下高职学报的生存危机和价值危机＼[J＼].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1）：70-73.
＼[3＼] 袁能先.高职院校学报与企业合作发展的实践――以《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为例＼[J＼].编辑学报，2014（01）：69-70.
＼[4＼] 韩翠丽.提高高职学报企业作者论文写作规范化的探讨＼[J＼].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4）：94-96.
＼[5＼] 顾健.高职院校学报也应面向企业＼[J＼].科技与出版，2008（11）：33-35.
＼[6＼] 付昌辉.校企合作多元主体下高职学报的功能＼[J＼].编辑学报，2008（5）：418-419.
Function of Journal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LI Yuan-zhang1， SHI Qing-qing1， ZHENG Yan-yan 2
（1.Section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Hubei Industrial Polytechnic;2.Section of School and Enterprise Cooperation， Shiyan 442000，China）
关键词：低技术；升级；全球价值链理论；开放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F4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6010405
一、导言
企业创新可以增加市场份额和价值，有助于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抓住机会，获取竞争优势及长期利益[1]；企业升级可以增加利润与产出附加值，改变相对竞争地位，因而成为后发国家制造企业发展及应对全球化竞争等挑战的一种主要方法[2]。企业创新与企业升级关系密切，两者是跨越经济发展瓶颈的根本途径[3]，升级甚至被界定为提高增加值的创新[4]。低技术制造业对各国就业、出口和经济增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贡献[5]，也是中国产生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低技术制造企业日益普遍地进行产品、工艺和组织等创新[6]，欧盟、OECD国家2000年的低技术制造业研发支出分别占其制造业研发支出的53％和48％[7]。那么，应该如何从理论上解释创新促进低技术制造企业的升级呢？目前，全球价值链（GVC）理论是低技术制造企业创新与升级研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理论，虽然Muscio[8]曾指出低技术制造企业可以运用内外资源进行开放式创新，从而为探索低技术制造企业升级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但开放式创新理论能否作为低技术制造企业升级的理论依据，相关研究非常有限。通过对研究文献的梳理，本文对企业升级的内涵进行了辨析，揭示GVC理论在分析低技术制造企业升级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结合低技术制造企业的创新特征，探索运用开放式创新理论分析低技术制造企业升级的基本理论框架，并指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二、低技术制造企业升级的内涵
企业升级是指一个国家、地区的企业转向更具获利能力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的过程[9]。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企业通过升级实现了由简单组装向高利润制造业务的转型[10]，完成了由低技术、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状态的演变[11]。企业升级与企业创新密切相关，但两者又有差异。OECD将企业创新分为产品、工艺、市场与组织四类，并制定了测度上述四类创新绩效的Oslo手册[12]。尽管有一些学者采用其他方法，如市场份额、利润、销售增长率、投资回报等混合标准，或者采用企业过去3年开发新产品的销售比率等单一标准作为企业创新绩效测度指标，但Oslo手册的企业创新绩效测度方法应用得更为广泛。与此不同的是，低技术制造企业的升级常常被划分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及跨产业升级四类[2][13]，升级测度内容很少与上述分类一致，目前也没有通用标准。Gereffi[9]使用利润与资本/技能强度指标，其他学者用单位产品价格[14]、市场份额[15]、出口商品相似度指标[16]，或者依据企业是否使用外国企业零部件、企业是否为外国企业生产零部件、生产自己设计的产品供应外国企业的生产过程或者企业为外国企业生产最终产品的标准来测度企业升级绩效[10]。造成企业升级测度标准较大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测度层次的区别，也可能是基于具体产业部门特征[15]，甚至是升级企业自身劳动关系的国民特色等影响[14]。Ponte和Ewert[2]指出，低技术制造企业的产品升级包括并不必然提高附加值的产品质量改进，并指出流程升级并不必然带来效益，产品和功能升级应该包括一些规则以及某些被认为是降级（Downgrading）但对发展中国家企业最佳的产出。因此，低技术制造企业升级绩效测度标准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探索企业升级过程的不同理论视角。
三、基于GVC理论的低技术制造企业升级面临的主要挑战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信息技术、运输技术的高速发展，促进了GVC理论的形成及其衍生发展。目前，GVC及其相关的国内价值链（NVC）理论、产业链理论等被广泛用于低技术制造企业升级过程的研究，并大多突出创新在企业升级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企业技术水平及能力的提升、附加值由低向高的演化，体现了创新与GVC升级的一致性。其中，Gereffi[9]提出生产者和购买者的驱动模式，分析了低技术制造企业从OEA到OEM、ODM和OBM的升级模式，UNIDO[17]认为GVC是全球资源在全世界调配以达成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企业通过达到GVC标准，提高自身技术能力和市场能力实现升级。綦良群和李兴杰[18]等运用GVC理论分析了中国制造企业的升级模式、路径和过程；江静和刘志彪[19]指出长三角制造业应尽快调整以嵌入GVC，从走“低道路”转向走“高道路”；毛蕴诗等
[20]探讨了台湾自行车产业的整体升级经验；朱卫平、陈林[21]归纳出加工程度高度化、价值链高度化等企业升级模式。陶锋等[22]认为，企业资源优势和核心业务要在全球优化配置，低技术制造代工企业可建立基于GVC分工的升级模式等。随着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开始质疑基于GVC的企业创新与升级间的一致关系，认为GVC理论用于企业升级分析时面临一系列挑战， Ponte与Ewert[2]甚至认为，基于GVC的升级分析没有意义，企业应该突破“沿价值链、生产更高价值产品升级”的观念。基于GVC理论的低技术制造企业升级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
（一）嵌入陷阱
GVC理论没有注意到新的生产者的嵌入具有加剧全球竞争、平均收益持续下降的风险[23]，嵌入GVC可能推动流程、产品升级，但可能阻碍功能升级，特别是加工制造环节的规模扩张和技术升级并不必然带来产业整体升级[13]。发展中国家企业在产业价值链上的创新可以促进，也可能会阻碍甚至抑制企业升级。而且，基于GVC的企业升级会限制、弱化本土企业的创新和升级潜力[24][25]，GVC上出口导向产业的下游企业发展还会造成国内产业上游部门的需求不足，抑制其创新和升级[26]。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品全球生产的片段化往往使一国的产业发展依赖于产业特定环节的技术优势和市场能力，升级不一定需要向价值链高端移动，产品内的国际分工并不必然将企业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因而GVC升级理论不适用于“片段化”生产的“平行演化模式”升级路径[27]。
（二）升级路径选择陷阱
低技术制造业具有很大升级空间，低技术制造企业可以通过引进并消化高新技术，或者通过技术集成与创新，推动升级[28]；存在引进与研发新技术、新材料，或者引进成熟技术，采用高新技术等多种升级路径选择[20]。封思贤等[29]发现，内生性创新更有利于制造企业的效率提高。但是，内生式的企业升级存在“能力陷阱”[25]，期望进行自主创新的低技术制造企业往往由于创新投入不足陷入发展的“低技术陷阱”[30]，或者由于GVC不同环节在能力、资源结构上的障碍难以升级[31]。一些低技术制造企业尝试通过引进高新技术以获得后发优势，实现升级。但是，由于技术、设备的转移和扩散需要学习才能被理解和运用，上述企业往往跌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追赶陷阱”，甚至由此被锁定在竞争日趋激烈、收入不断降低的产业价值链低端，呈现“贫困式增长”现象[23]。
四、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的低技术制造企业升级探讨
（一）影响低技术制造企业升级的因素
影响低技术制造企业升级的因素众多，概括起来有：
1.技术进步与创新。技术的渐进性发展、突破性创新与企业升级关系密切，提高研发支出、加强自主技术学习和创新，可以促进低技术制造企业的升级[32]。从中国的经验看，中国制造业已在资本深化基础上转向技术深化、进入大规模技术创新的创造新阶段，国际代工要转向产品创新等[33]。
2.国际分工与外部的联系。研究表明，技术联盟、参与GVC的治理结构以及从内部代工转向产业网络的专业化代工等，对企业升级具有重要影响[34]，生产业的发展及其与制造业的协同、制造业与创意产业等的融合，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化、参与GVC的零部件贸易以及内外部知识整合等，可以促进企业升级[35]。
3.企业要素禀赋及其内部因素间关系的作用。企业升级是企业生产要素禀赋相对比重变化的结果，资本积累是我国低技术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基础[36]，重要生产要素的转换、组织结构创新、企业品牌与关键资源的变化等，已成为影响低技术制造企业升级的关键因素[37]。
此外，还有学者注意到，低技术制造业升级中企业外部制度环境与内部能力[38]、价值链治理模式选择与吸收能力，以及政府、政企关系的作用[39]。正是由于影响低技术制造企业升级的因素众多，因而有必要从新的理论视角探讨低技术制造企业的升级实践。
（二）开放式创新理论：低技术制造企业升级实践一种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1.开放式创新的基本原理。虽然GVC理论涉及自主创新、引进创新等理念，但大多属于企业边界内的封闭式创新。这种模式的基本逻辑是，公司依赖内部资源完成理念的产生、开发、生产、销售、服务等，以实现获利。由于企业研究与开发部门各自目标与功能的差异、外部供应商能力的提高以及上市时间对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作用，企业依靠自有资源独立创新难以赶上市场变化，但可以利用外部资源进行开放式创新。Chesbrough和Crowther[40]认为企业不需要发明最新或最好的知识，有价值的创意可以从公司内部或者外部获得，创意的商业化可以在公司外部或内部实现，知识的外部研发与内部开发应置于同等地位。企业作为创新系统中知识广泛分布的一部分，可以利用更多主体的知识和资源，需要管理和协调外部知识并与特定网络互动。
2.基于开放式创新的低技术制造企业升级理论探索。开放式创新理论为低技术制造企业的升级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低技术制造企业的主要特征是，使用的技术较为成熟，研发强度、创新能力较低[41]，企业升级的界定可以是“更好交易”（Better Deal）的实现[2]。根据Humphrey和Schmitz[13]的研究，企业升级所需的技术能力可以依赖自身积累、提高，也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GVC 关系获得。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升级不会自动发生。低技术制造企业获取的收益依赖于产品差异、成本优势和对补充性资产的控制[41]，并且可能受企业组织或市场创新战略的影响[42]，外部机器设备和信息等的供给，非正式研发、外部资源的利用具有重要作用，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吸收行为是发展中国家企业研发活动的重要内容[43]。这一企业升级现象与开放式创新理念具有一致性，都需要注意外部与内部环境中机会的识别，注意发展路径或者组织过程，突出商业实现以及对企业价值、经营的影响等内容[40]，强调外部关系是企业获得创新投入的关键，认为企业要有效地吸收外部技术知识就必须更加关注外部环境及公司内和公司间资源的整合，将外部网络潜在的资源转化为创新绩效[44]。Todorova和Durisin[45]进一步提出，企业对外部知识的评估、利用是知识源和原有相关知识的函数，并依赖于企业对外部知识占用的能力，仅依赖自身知识不能识别外部潜在的、新的有价值知识，吸收能力是理解开放式创新的关键。这些理论为构建低技术制造企业升级实践的分析框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BT（1+1]五、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的低技术制造企业升级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BT）]
尽管开放式创新理论可以为低技术制造企业的升级实践提供借鉴、指导，但作为低技术制造企业升级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仍有一些重要问题尚待研究，特别是以下两个方面。
（一）低技术制造企业升级的测度
企业升级的科学测度是该领域研究成为一个定量、科学的研究主题的关键[46]，但企业升级的测度目前没有通用的标准。由于企业升级不等于企业创新，不能直接采用企业创新的测度标准作为企业升级测度的标准。研究低技术制造企业升级必须结合低技术制造企业的特征，梳理企业升级测度的相关文献，通过专家访谈等方法，探索低技术制造企业升级的测度内容和方法。这是研究低技术制造企业升级理论的基础工作。
（二）开放式创新模式的拓展
开放式创新理论构建时间较晚，文献较少，企业如何有效实施开放式创新缺乏研究[47]。尤其是，开放式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集中于大型、研发密集型企业[40]，且大多针对供应商、客户进行分析，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的综合性分析框架不多，更少涉及低技术制造企业进行创新所必需的吸收能力[48]。低技术制造企业的开放式创新实践明显不同于高技术制造企业。更值得研究的是，大量低技术制造企业有限的内部吸收能力达不到进行开放式创新所需的必要水平，从事开放式创新必须在内部培育吸收能力的同时，从外部获得吸收能力。而且，低技术制造企业的开放式创新与升级之间的内在联系也需要更深入地进行探讨。有鉴于此，未来的研究需要拓展现有的开放式创新模型，说明低技术制造业的开放式创新原理，并通过案例研究、统计分析等进一步说明开放式创新对于低技术制造企业升级的影响方式和路径，解释实施开放式创新的低技术制造企业内、外部资源如何配置，探讨吸收能力对于低技术制造企业升级的可能效应，以有效促进企业升级。这是开放式创新理论用于分析低技术制造企业升级实践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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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供应链；绿色技术合作；影响因素；扎根理论；验证性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6-0149-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6022
绿色技术 （environmentally Sound Technology，简称EST）的概念最早是由E.Brawn和D.Wield于1994年提出，它以技术应重视环境保护为理念，几乎涵盖了所有与环境相关的技术，得到了各国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1]。近年来，我国的绿色技术发展也比较迅速。我国政府于2012年相继出台了《国家产业技术政策》、《绿色制造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等，明确提出我国要积极采用和发展绿色制造技术和绿色产品。与此同时，随着发达国家对进口产品的绿色技术贸易壁垒不断加强，以及国内消费者对于绿色产品的需求不断加大，企业面临着空前的环保和技术压力，企业逐步意识到如果不将绿色技术的开发和使用纳入到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中，不注重绿色产品的开发，那企业必将在新一轮的绿色竞争中失去优势[2]。受到单一企业资源和能力的限制，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合作方式实现绿色产品的生产和环保要求逐渐成为一种趋势[3]。单个企业往往仅在整条供应链的某些业务环节上拥有优势，而在另一些业务环节上却是供应链上其他企业占有优势[4]，如果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能够在各自的优势环节上展开相互合作，往往可以达到信息共享、合作双赢甚至多赢的目标[5]。来自国外学者的大量实证研究[6-7]表明，在世界各制造业强国中，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的合作研发是企业最普遍采用的合作研发模式，也是企业运作最成功的合作研发模式。而在我国，由于供应链管理以及绿色技术的相关理念本身发展较晚，导致供应链上企业间绿色技术合作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从现有学术成果来说，关于供应链上企业间绿色技术合作研究数量也非常少，本研究以此为立足点，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探讨影响我国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绿色技术合作的主要因素，力求为企业及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参考和现实依据。
1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于绿色技术的概念尚未统一，不同的学者从不同方面给出了不同理解[8]，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将企业间绿色技术合作定义为：“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企业通过提供不同的生产资源和技术专有知识，共同研究和开发能够节约资源、避免或者减少环境污染、改善环境的技术或者环境管理活动”。与一般的技术相比，绿色技术更加注重“绿色”和环保的概念，对于企业而言，其环保效益往往要大于其带来的经济效益。
综合现有文献，发现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研究供应链上企业间一般技术的影响因素，如Francis[9]认为促使制造商采取与供应商合作生产新产品的主要因素主要分为三类：即环境压力、社会和工业法规以及组织选择。Roberto Fontana[10]发现企业本身的规模也极大影响了它与伙伴的技术合作倾向，同时企业本身对于外部环境的开放程度也对企业间的技术合作产生重要影响。马士华[11]提出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占主导地位的企业）的影响力（企业规模及其在行业中的影响）、拓展力（产品开发能力和产品导向能力、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可信任感（商业信誉）、可参与度（主导产品结构）、吸纳力（经营思想与合作精神）对提高供应链的整体运作具有重要影响，尤其对于形成供应链战略伙伴关系影响最大。罗炜和唐元虎[12]把企业参与合作创新的动机归纳为三个方面：与研究开发有关的合作动机，与技术学习和技术获取有关的合作动机，以及与市场进人有关的合作动机；并进一步将研究合作动机分为技术协同效应、基础研究、降低风险、共同承担开发成本以获得规模优势、改善企业对技术成果的独占性、缩短创新周期六个因素；将技术学习合作动机分为获得合作伙伴的经验型知识和技能、技术转移两方面。袁立科[13]提出在研发合作形成过程中，主体间相互信任的影响更为重要。张汉江、陈声益[14]影响供应链合作技术创新绩效的主要因素有企业间知识的相关性、联合问题的解决能力、内部协调能力以及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等四个主要方面。王建华和闻燕[15]借用古诺模型的变换与讨论， 对企业研发合作的动因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得出了企业开展研发合作不仅是共摊费用、共担风险、共享成果的需要， 同时也是企业为了获得生产阶段的竞争优势，以及研发中的先发优势的一个重要手段等相应结论。陈丹[16]通过一项对山东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影响企业参与合作的障碍因素主要有防止技术溢出问题、合作脱节问题、专利产权与利益划分问题、中小企业缺乏长远发展的战略考虑、合作的持久性问题五个主要因素。寿涌毅[17]从四个维度概括了影响企业间研发和生产合作的影响因素，分别是企业因素、技术与 生产因素、环境因素和合作伙伴因素。李玲[18]从企业资源和能力理论的角度，将影响企业由非合作创新转向合作创新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产品替代、技术溢出、信息共享和技术研发难度。综合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本文将目前针对企业间技术合作影响因素归纳为以下五个维度，分别是政府的相关政策、企业外部压力、企业本身的技术行为、技术本身的特征以及合作方的信任和沟通关系。
宿丽霞等：企业间绿色技术合作的影响因素：基于供应链角度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6期
2实证研究
扎根理论是一种基于归纳的定性分析技术，能够有效的从现象和资料中提炼理论，从而创建或丰富既有的理论体系[19]。与传统指标体系构建的方法相比，该理论克服了传统研究方法指标来源缺乏科学支撑的缺点，注重从以往研究成果和现实的访谈资料中提取指标，使指标更具代表性和现实性。其研究流程如图1所示：
图1扎根理论研究流程
Fig.1Grounded theory study process
在综合考虑我国行业绿色技术发展特点的基础上，该研究选取了家电、汽车、电子以及机械制造等行业制造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两种方式。在深入企业访谈和对以往文献分析梳理的基础上，运用扎根理论和三级编码识别出5大类22个主要因素，编码举例如表1所示。
2.1因素识别
经过编码后可初步得出5大类22个主要影响因素。最后由来自家电和汽车生产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6名、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的资深教授4名，共10名专家组成了一个研讨小组，对22个因素指标进行分析把关，删掉了 “消费者对绿色技术产品的需求”“上下游企业间的熟悉程度”“上下游企业间的距离”等题项，最后将5大类修订为17个因素指标。具体如表2所示。
2.2问卷的发放
问卷调查的时间是2012年3-8月，问卷的发放方式主要采用了两种：一是现场发放；二是网络发放。现场发放对象主要为北京理工大学MBA和EMBA班、长江商学院MBA和EMBA班同学等，发放问卷200份，回收问卷42份，回收率21%，剔出无效问卷6份后，有效问卷为36份。通过企业网站、企业名录等方式选取了68家相关行业企业作为调研对象，并通过E-mail、QQ等现代网络工具进
行网络发放。网络发放方式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217份，回收率为43.4%，按照同样答题率要求，剔除无效问卷38份，得到有效问卷179份。本次问卷调查共得到有效问卷215份，问卷有效率为30.7%。从国内的社会学研究情况来看，问卷的回收率通常都在20%以下，因此本研究30.7%的有效问卷回收率尚属正常。因为本研究涉及的内容需要对企业发展情况有较全面了解的人才能填答，所以本问卷要求填写者为企业的主要管理者，然而这不仅增加了问卷回收的难度，也增加了收回问卷的无效比例。测量项的衡量指标问题选项采用5分Likert量表，用数字5代表被调查者对问题中描述状况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的意见，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同意”。问卷内容包含本文研究所建立模型的各个变量，总共17个变量分为5个部分。表3为测量样本基本特征。
2.3影响因素指标的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又称可靠性分析，是一种测度综合评价体系是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的有效分析方法。检验结果表明，本问卷中各个影响因子的测量量表信度系数均大于0.7，同时各题目的总体相关系数也远大于0.35，因此保留了所有题项，并对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2.4验证性因子分析
与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相比，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可以一次对多个因变量进行处理；同时还允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含有测量误差，在估计出因子关系的同时，可以估计整个模型的拟合优度。所以该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影响因素结构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模型的各项指标均达到判断标准，说明修正后的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修正后的模型如图2所示。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绿色技术合作与5个变量之间的解释系数均通过置信度为99%的t检验，达到显著水平。说明我国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是否
图2CFA测量模型图
Fig.2Measurement model of CFA
注：Law为政府政策因素；TE为行业绿色技术环境；TL为企业绿色技术行为；TP为绿色技术特征因素；PR为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依赖
开展绿色技术合作确实受到企业实施绿色技术行为、绿色技术特征、外部技术环境压力、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依赖关系以及政府相关政策5个因素的影响，模型得到很好的验证。
3结果分析
对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进行讨论，可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企业本身的绿色技术行为对于供应链上企业间绿色技术合作的解释系数较大，为0.90，说明企业本身的绿色技术发展战略、高层管理者的支持、企业对绿色技术的投入等是直接推动供应链上企业间开展绿色技术合作的首要原因。这与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企业需要有明确的环保目标，加大对绿色技术研发行为的投入，才能进一步推动企业进行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合作，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要有绿色的环保意识。同时企业建立严格的绿色技术专利保护制度，相应也就减少了技术外漏和溢出的可能性，也是推动企业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开展绿色技术合作的重要原因。因此，通过政策宣传和相应法规的制定，提高企业管理者的绿色意识，激发企业的绿色技术开发能动性，同时政府要加快建立绿色技术专利申请的便利通道，使企业的绿色技术成果能够得到保护，这样企业才能放手进行绿色技术合作和共同研发。
（2）绿色技术本身的成本、难度对于供应链上企业间的绿色技术合作解释系数分别为0.87，这与现有多数研究成果也保持一致。企业出于减少绿色技术研发的成本，降低绿色技术开发的难度，缩短绿色技术开发周期等因素的考虑，实施供应链上企业间绿色技术合作，以达到上下游企业间共同分担成本、同时弥补技术上的缺陷，互取优势，达到整个供应链的经济和环保效益的双赢。
（3）外部技术环境压力的解释系数为0.85，略小于前两个指标，说明供应链企业面临着行业绿色技术发展的压力也极大促使供应链上企业间绿色技术合作行为的产生。目前，国家对部分重点污染的行业制定了相应的绿色技术标准，如煤炭、化工、钢铁等行业，这些绿色技术指标的制定极大助推了企业开发和实施相应的绿色技术，另外一方面，来自同行业竞争者的绿色技术压力以及消费者对绿色技术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大，出口企业面临着严格的绿色技术贸易壁垒，都不同程度上促使企业实施绿色技术开发及联合开发的行为。
（4）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的依赖关系的解释系数分别为0.82，说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依赖关系对于供应链上企业间绿色技术合作关系的形成也具有重要作用，这与现有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也基本吻合。本研究在对相关企业管理人员的访谈过程中，也注意到：“对于供应商的生产和技术情况较为了解”，“技术上具有互补优势”，“较易建立合理的合作机制”
等等是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语句，分析其原因：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往往面临着相同的行业绿色技术标准，同时技术上多存在互补性，这为绿色技术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同时上下游企业间在日常的信息沟通上比较频繁，对于彼此的商业信誉较为熟悉，这又为绿色技术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信任基础。因此，供应链上企业间纵向绿色技术合作也成为目前被企业采用较多的绿色技术合作方式。
（5）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政府对于供应链上企业间绿色技术合作的相关政策对于供应链上企业间的绿色技术合作的解释系数为0.71，与其他因素相比，该解释系数最小。这充分说明了我国目前针对企业间绿色技术合作的鼓励政策还没有发挥到实质性的作用。这与目前很多学者将政府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相关政策作为企业间开展技术合作的首要原因的研究结论有一定差距。
4总结
随着供应链管理理论和绿色技术发展理论的兴起，供应链上企业间绿色技术合作成为目前企业间开展绿色技术合作的主要方式之一。国内外一些著名的制造企业，如宝钢、格力、大金、东风汽车、惠普等等，都已经同其供应商和下游制造商建立起绿色技术合作关系。
该研究对我国主要制造行业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的绿色技术合作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应用扎根理论和验证性因子分析了影响其合作的主要因素，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企业绿色技术发展策略对于推进绿色技术合作行为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与策略行为理论观点相一致，该观点提出，供应链上企业间绿色技术合作是为了获取供应链整体绿色竞争优势，提高供应链整体竞争实力。供应链上企业间绿色技术合作能够有效降低单个企业开发的成本和难度，合作双方在资源的使用、信息的交流程度以及零部件生产供应方面都有密切联系，长期而稳定的合作关系极大降低了绿色技术合作的交易成本，这也是双方选择合作的重要原因。制造行业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保压力，随着环保法律、行业绿色技术标准的不断出台，消费者对绿色技术产品的呼吁日益提高以及绿色产品的国际贸易壁垒，迫使企业需要大力发展绿色技术，重视和增强同其它企业的绿色技术合作开发。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企业之间合作关系形成的原因是双方具备相互依赖的资源禀赋，并且相互依赖的资源创造的价值要超过单一资源所创造价值的简单加总。本研究实证结果验证了该观点，结果表明在技术使用上具有较强相似性和兼容性的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更容易达成绿色技术合作。政府政策对于推动供应链上企业间绿色技术合作的作用尚未得到真正体现。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政府对于企业实施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合作仍缺乏明确的财政支持，尚未真正从政策上带动企业参与绿色技术的积极性。虽然目前针对某些行业绿色技术产品实施补贴，如2010年6月起，我国陆续在深圳、杭州、北京、上海、长春、合肥6个城市试点对私人购买新能源车进行补贴，其中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最高补贴5万元，纯电动车补贴6万元。2012年6月1日起我国继续对消费者购买节能空调、平板电视等最高可享受400元节能补贴等政策。但是多是出于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动机。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包括政府补贴、政府采购、政府贴息（用财政收入或债券收入）、税收优惠、贷款或提供担保、抵免所得税等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开发及联合开发的支持，真正发挥政府对企业实施绿色技术研发和合作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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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内容摘要：民营企业的现实条件决定了指导其跨国经营的理论只能是现代跨国公司理论，而非传统跨国公司理论，民营企业要成功实施跨国经营，需要政府、民营企业两个主体在宏观政策、跨国经营理念、跨国经营战略、跨国经营策略、跨国经营人才、跨国经营方式等方面构建一个支持其跨国经营的体系。
跨国经营是指企业以母国为基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并以此展开的跨越国界以赢利为目的的生产经营活动。本文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传统跨国经营的理论，然后从政府和民营企业两个角度分别论述了怎样构建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支撑体系。
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指导理论
传统跨国公司理论
传统跨国公司理论大多建立在企业拥有一定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如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资源配置理论，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和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这些理论模型都认为利润驱动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基本动机，且通常将海外子公司视为“海外市场进入者”或者是“母公司专有技术转移的接受者”，并认为企业的专有优势只存在于母公司，只有母公司才是知识发展与扩散的承担者，对外投资的企业必须拥有超过当地企业的独特优势。由于在海外经营会比国内经营发生更多的额外成本，因此，如果一家外国企业各方面的条件与本地企业一样的话，那么它在进入外国市场后就会处于不利的位置，或根本无利可图。传统跨国经营理论在指导跨国公司经营活动的发展，加强对跨国公司的管理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该理论也存在缺陷，主要表现在这些理论始终以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垄断优势作为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条件，而对发展中国家企业跨国经营的解释受到限制，因此正受到大量实证分析的挑战。
现代跨国公司理论
现代跨国公司理论认为，企业决定到海外去投资，不是为了利用他们现有的竞争优势，相反，他们是为了弥补劣势，去获得竞争中所必需的知识和技术。这是因为，开展跨国经营的企业首先可以获得技术外溢的好处，技术外溢又带来了尾随优势和干中学效应。技术外溢在优势企业与劣势企业间是非对称的、单向的过程，即追随者从领先者处得益的过程；尾随优势是指缺乏优势企业与优势企业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时，前者可能会从当前的生产技术及正在从事的研发活动中获得更多好处；干中学的效应是指落后国家或行业不用经过专门的研究与开发，而在技术外溢的过程中边干边学就可以获得先进的技术。技术外溢与技术创新不同，技术外溢不需要大量的投资和研究，且可以发生在行业间，因为许多行业虽然生产的产品不同，但使用的很多要素都是相同的，当某一行业提高要素使用率的时候，通过尾随优势和干中学效应也将受益于其他行业。技术外溢包括国内技术外溢和国际技术外溢，并且国内技术外溢比国际技术外溢快得多。事实上，技术的溢出和扩散效应对经济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溢出和扩散效应随着地理距离的扩大，作用呈下降趋势。因此，Fosfuri和Motta(1999)指出，没有技术优势的企业通常也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原因是由于缺乏优势的企业通过开展跨国经营可靠近技术领先者而便于学习和获得领先者的技术，从而提升其长期的竞争优势与盈利能力。大量实证研究也证明了现代跨国公司理论的观点。2003年的数据显示，除香港、澳门以外的地区，我国对外投资额排在前3位的国家依次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而近年来对欧盟的投资也稳步上升。相对于当地企业来说，我国投资企业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均缺乏竞争优势。另有学者在对我国企业在英国的投资动机进行调查后发现，母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被列为企业在英国投资的首要动机，市场扩张和获得海外市场、技术信息也成为主要动机。而降低成本和获得较高的利润已不是现阶段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动机。这表明了企业对外投资的目的不是利用其现有的自身优势去谋求利润或者其他资源，而是为了弥补劣势去获得竞争中所必需的知识和技术。
目前，从我国的国情和民营企业的发展现状来看，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普遍较低，不具备利用技术、管理、R&D、规模等竞争优势进行对外投资条件。因此，以海默等为代表的传统跨国公司理论不能指导我国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其原因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民营企业平均生产规模普遍较小，缺乏规模优势；第二，民营企业普遍技术水平较低，R&D投入严重不足，缺乏核心技术优势；第三，管理方式落后，企业决策呈现出经验性、随意性和独断性，缺乏管理优势。因此，民营企业的现实条件决定了现代跨国公司理论是其进行跨国经营的理论支持。我国应大力支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优势的民营企业，在母国技术外溢比较大的产业部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获得先进技术，这些产业部门包括低污染、低耗能产业，新技术、新设备、生物技术、新能源产业以及空间利用和第三产业。
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支持体系
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政策支持
政府在制定相关扶持政策时，应为民营企业创造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环境，给予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同等的待遇和社会支持。政府应为民营企业建立国际信息搜寻网络，利用政府的驻外机构，针对民营企业所需的市场、技术、人才、政策信息，搜集所在国相关资料，反馈给国内市场；在社会化服务方面，国家应鼓励相关部门和相关组织成立专门为民营企业服务的机构，针对民营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给予指导和解决，增强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能力；政府应在税收等方面给予从事跨国经营的民营企业一些政策上的倾斜和优惠，以支持他们更多的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同时，政府应参照发达国家制定的扶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政策措施，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尽快建立与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相配套的金融与保险体制，设立专门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为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促进民营企业的海外经营活动。
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理念支持
民营企业要树立跨国经营的理念，应认识到跨国经营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获取国际竞争力并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且应意识到企业国际化不只是简单的地域扩充，还包括企业管理和技术能力的国际化。应清醒地认识到企业国际化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实事求是，从自身实际出发，科学确定国际化的时间、合理设计国际化的路径。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竞争优势，培养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
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战略支持
民营企业要在国际市场上求得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其是否能形成并保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为此，民营企业需要构建基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跨国经营战略。首先，要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民营企业要明晰产权，并建立和创新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以及监督机制，建立科学的企业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坚定不移地走民主决策、科学管理的发展之路。其次，要加强管理创新，不断地提高民营企业的管理水平。民营企业在早期的发展中，由于受限于特定的环境与体制，其经营活动不规范，同时，市场与客观经济环境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民营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胜出，也必须要通过不断地创新来调整、提升管理水准，以支持企业日益纷繁复杂的经营活动。再次，要加强科技创新，创建独特并富有创新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灵魂，而以创新为龙头的企业文化的形成为挖掘企业核心竞争力建立了必要的内部环境和基础。跨国公司的发展历史表明，创新是维持企业在同行业领先地位的关键，企业只有在技术、营销和管理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创新，才能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因而，民营企业应坚持走科技创新之路，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及时针对自身技术力量薄弱的实际情况，瞄准国内外高新技术发展态势，实行技工、技贸相结合，依靠所在地高校及相关科研院所的技术优势，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最后，要提高民营企业产品质量的价值保障。价值保障是一种有效过程，它要求企业在不断降低成本的同时，保证其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不受影响。只有产品质量的价值保障提高了，才能改善民营企业管理、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策略支持
Michael E•Porter的价值链理论指出，企业创造的价值来自于企业价值链上某些特定价值活动，这些真正创造价值的经营活动，就是企业价值链的“战略环节”。企业把握了这些关键环节，也就控制了整个价值链。我国民营企业大多是典型的后发展型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的初期没有能力像大型跨国公司那样创造企业的全球价值网，其现实的选择就是根据企业已有的能力系统和外部环境选择价值链上的一两个关键战略环节作为其突破口，以集中资源，建立相对竞争优势。
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人才支持
在新的形势下，民营企业实现跨国经营，尤其需要人才的支持，没有足够的人才支持，走出国门不可设想。这里所说的支撑民营企业走出国门的人才主要是指具备开发能力、开拓能力、既忠诚又爱国的人才。我国多数民营企业不能获得更快发展，首先在于缺乏这类人才。因此，民营企业要有一种紧迫感，应尽快采取措施，搞好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一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确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人力资源的开发放在企业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二是制定出跨国经营的人才开发战略，包括稳定和壮大人才队伍、提高人员素质、优化人才结构、增强员工的积极性等；三要创新民营企业用人制度，积极探索适应国际人才竞争的选人、用人机制，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选择企业需要的人才。
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方式支持
民营企业由于受资金和规模的限制，营销环节一般比较薄弱，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跨国经营活动的发展。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传统的销售行业、金融行业、物流配送行业以及其他相关行业与互联网技术更为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这也为民营企业跨国经营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民营企业应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充分利用互联网的资源优势，降低营销成本和采购成本。电子商务对民营企业跨国经营有极大的适用性，可以为企业节省经营费用，减少中间商的盘剥，提供更多的出口贸易机会，减少中间环节，提高效率，节约交易时间，弥补信息不足。另外，还可以充分发挥其善于对市场变化作出快速反应的优势，发展个性化营销，既按照消费者的要求进行小批量试制，又可生产出与众不同的商品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消费。
参考文献：
1.李占祥，卢馨.中国企业如何创造跨国经营竞争优势[J].经济管理,2003(6)
20世纪80年代，AT＆T公司副总经理ArchineMcgill创新的将美国网球教练TimothyGallway所创造的“教练”同企业管理相结合。一种崭新的管理技术即教练技术诞生了。教练技术作为一种管理理念逐渐响彻西方，随着教练技术在心态、态度、人格、情绪、素质、技能、人际关系、亲子教育等个人成长及家庭和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广泛传播，各大高校学校也逐渐认识到了教练技术的重要性，纷纷开启与其相关课程或讲座，部分学校如CapellaUniversity，UniversityofMinnesota，GeorgetownUniversity，OxfordBrookesUniversity等已将其纳入教学课程计划中，并给予这类课程相应的学分。英国剑桥布鲁克斯大学（OxfordBrookesUniversity）则设立了“教练与导师实践硕士学位”。在国内，中山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也在不断开展相关培训、专题演讲，部分学校也开始逐步计划将教练技术作为教学课程纳入计划之中。[1]教练技术引入高校，被高校学者、教授等逐步认可，并不断的将其应用于高校管理、教育、就业以及各个专业之中。教练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就是其中之一。
二、研究现状
教练技术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90年代开始被引入中国，其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萌芽期（20世纪90年代—2000年）
20世纪90年代，教练技术被引入中国。教练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主要是依托于企业：一种是在华跨国企业将其在北美或者欧洲的教练技术的经验和做法进行推广，一种是外国管理咨询公司及其在华的子公司或者办事处在企业中推广教练技术。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教练技术凭借企业这一平台逐步为广大人士所认可，其中部分人士开始尝试将教练技术的应用范围逐步扩大到家庭、个人、高校等领域。2001年，“21世纪企业教练发展论坛”在上海的成功举行，标志着教练技术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和发展。
（二）发展期（2001年至今）
随着教练技术理念在中国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教练技术的高效性，中国香港和大陆的一些咨询机构开始引进和提供教练技术课程，并颁发相应的证书。部分高校已开设教练技术相关课程。对于教练技术的研究也在逐步增加。据陈国海在《中国企业教练技术》一书中阐述：“迄今为止（2010年），在教练技术的研究方面，国内翻译出版有二三十多种书籍”，比如：Logan，David＆King，John著，赵宏涛译的《教头革命》；佩里•佐斯，苏珊娜•斯基芬顿著，王莉等译的《人力资源训练工具箱》和《人力资源训练完全指南》；托马斯•G•克兰著，陈霜叶译的《企业教练法》等。国内研究著述的书籍也在不断的出版，比如陈国海的《企业心理教练》和《中国企业教练技术》；李中莹的《重塑心灵：NLP一门使人成功快乐的学问》；徐敬东的《唤醒沉睡的舞者／中国式NLP———灵性成长学》；胡谢骅的《把快乐还给自己Ⅱ：NLP创造开心的秘密》等等。相关论文献研究也在不断的发表出版，以CN－KI检索为依据，自2002年以来，共发表有关教练技术论文文献147篇，其中企业类教练技术论文有83篇，占总数量的56．46％，其内容主要是以介绍和引入国外企业教练技术的实践和研究成果为主，内容涉及教练技术的新技术和新理念、实施教练技术的必要性、如何做好下属的教练、领导的教练职能等。比如：陈国海的“欧美企业引进教练技术的模式”，文章分别介绍了基于性格工具度反馈以及教练技能等三种引进企业教练技术的主要模式，并且运用具体案例对欧美企业引进教练技术的实际操作和成果进行了阐述。刘宗强的“教练技术在新员工沟通能力培训中的应用分析”，文中以教练技术为核心，分析了在新职工沟通能力培训中的应用。范晓禹的“企业教练技术再认识”，文中通过科学再认识企业教练技术，引导中国企业对教练技术的定位从单纯的培训课程转向企业各级管理者必备的管理技能，使教练技术本土企业化，有效将人力资源转化为生产力。高校类教练技术论文有28篇，占总数量的19．05％，其主要内容涉及高校管理、教学、人才培训、素质教育、就业、学科应用等方面。例如：何华宇的“企业教练技术应用于学校管理的思考”，文章在对企业教练技术介绍的基础上，讨论在学校管理中应用教练技术的渊源，进而说明在学校管理中实施教练技术的步骤和途径，最后指出了运用教练技术应注意的问题。李慧的“教练技术在大学生职业指导中的应用”，文章主要内容介绍了T－GROAS职业指导模型，教练技术的应用的五个阶段（营造良好关系，使彼此信任；明晰自身需求，厘清职业目标；正视现实问题，明晰可能影响；发散思维空间，创新可行路径；制定行动计划，实现理想愿景）进行研究。丁雯的“论教练技术在高校实践指导教师培训中的应用”（2012年），文中论述了企业教练的理念和方法对高校实践指导教师培训的影响；从目标制定与达成技术“心理教练技术”能力测评工具”激励方法手段等方面，阐述了教练型高校实践指导教师培训内容。刘素婷的“教练技术在大学生潜能开发中的应用”（2013年），文中在分析教练技术的内涵、角色定位、核心原理、步骤与技巧的基础上，探索教练技术在大学生潜能开发中的应用，提出大学生潜能开发的具体策略，旨在通过支持大学的心态改变，促进大学生实现从平凡到优秀、从优秀到卓越的转变。思想政治教育类教练技术有6篇，分别是王富强，贾铭的“教练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启示”（2013年），文中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启示，
1．遵循NLP前提假设，教师应以学生为本。教师进行一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个前提就是“学生是没有问题的”，教师应该作为协助者，帮助学生自己成长。相信学生自身蕴藏着巨大的潜能，他可以做得更好；
2．教师以成果为导向的理念来进行教学和教育；
3．教师应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把自己作为学生的引导者、陪伴者和支持者。[9]王富强，贾铭的“教练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的可行性分析”（2013年），文章主要阐述了教练技术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刘向辉的“教练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以课堂教学为例”（2014年），主要概述了教练技术的概念、起源以及教练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必要性和应用性；王富强，李玉祯的“教练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的应用”（2014年），主要内容是教练式沟通、逻辑层次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案例相结合的应用实践研究。王富强，申秀秀的“教练技术指导下教师如何实现教学主体性———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例”（2014年），主要内容是在“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下，教师在教练技术的指导下，通过问话式教学提高课堂掌控力，运用教练技术的逻辑层次理论解决教学困惑，运用三脑理论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从而更好的把握教学活动，实现教学主体性。[12]王富强，李玉祯的“教练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的应用”（2014年），文章主要内容是在教练技术的指导下学生通过思维方式、学习心态等方面的改变，掌握学习的主动权，从而实现自身的主体地位。迄今为止，大量教练技术相关书籍以及文献的研究出版，表示着教练技术在中国正以良好的趋势发展着。
三、文献研究特点
源于上世纪80年美国的教练技术，现如今已成为欧美企业家提高生产力的有效管理技术，其研究成果也颇丰，然而教练技术在中国还仅仅处于初步阶段。由上图表可总结得到，当前教练技术在中国的研究特点：
（一）教练技术在中国研究的领域特点
教练技术的研究重点虽然仍然在于教练技术与管理的研究，但是研究领域在不断的向外、向深处扩展。由图1数据可以看到，在CNKI中有关教练技术的论文总数为147，而其中有关管理方面的教练技术则占到了总数量的56．42％。也可以看到，整体上企业类相关论文一直高于其它类领域论文数量，教练技术的研究重点仍然集中于企业类的相关研究。从2002至2008年，教练技术的文献主要集中于企业类和其它，高校类论文为零，但是自2009年开始，高校类的教练技术相关论文开始发表，占到了总数量的19．05％，并且整体呈上升趋势，教练技术的研究领域在不断的扩大。2013年，思政类教练技术相关研究也开始在不断的深入，论文数量占到高校总量的17．65％，而且研究还在继续发展。
（二）教练技术在中国研究的内容特点
目前，我国对于教练技术内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应用性研究、理论研究和价值研究，理念研究相对较少。在具体的查阅论文之后发现，对于教练技术的研究方向一般是集中在教练技术的概念研究；教练技术的技能研究；教练技术与其他辅助技术的比较研究（教练与传统培训；教练与心理咨询和治疗；教练与指导辅导）；教练技术的起源发展研究；教练技术的应用性研究等方面。目前，国内对于教练技术的理念研究相对较少。
（三）教练技术在中国研究的数量特点
教练技术相关文献总量不多，但整体呈上升趋势。从上述曲线图表“总量”线可以看到，自2002年教练技术相关论文研究以来，每年都有相关研究文献的发表，至今为止已发表有147篇论文文献，年平均量为约为12篇，虽然总数看起来不多，但是发展势头良好，而且总体上论文总量也是在不断的上升的。从此也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教练技术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对教练技术的研究也在不断的发展。
四、发展趋势
内容摘要：本文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了梳理，修正发展中国家逆向投资的战略资产寻求理论并借鉴邓宁的OLI折衷范式，根据企业所有权优势产生的FDI动机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进行了折衷分析。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 对外直接投资 逆向投资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是国际投资理论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优势论视角的传统FDI理论无法解释逆向投资中发展中国家无优势企业进行FDI，以及并不获利的FDI项目仍在进行的现象。本文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梳理和修正，对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了全面分析。
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逆向投资的可能性
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跨国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企业对市场的垄断、产品差异、高科技和大规模投资以及高超的企业管理技术，而发展中国家企业并不具备上述优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逐渐关注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代表性成果包括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威尔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在于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拉奥进一步指出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的来源在于为满足当地市场需求而进行的企业创新活动。但是他们的理论主要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FDI，即“顺向投资”（downstream investment）产生的原因，而没有对发达国家FDI，即“逆向投资”（upstream investment）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也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加速增长的时期，特别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把触角直接伸向了发达国家，并成为当地企业有力的竞争对手。坎特威尔教授与其学生托兰惕诺共同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提出了第三世界国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技术能力迅速提高，产业结构明显升级，对外投资的产业领域也开始由传统产业发展到高科技领域的生产和开发。从海外经营的地理开发上看，发展中国家在很大程度受“心理距离”的影响，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道。
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逆向投资的必要性
如前所述，沿袭海默（S.Hymer）的企业特定优势的视角，国外学者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FDI的可能性，使得不具备特定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逆向投资无法获得理论的支持。中国学者在批判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探索解释逆向投资的FDI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开展FDI可以提升企业的优势，因而是必要的。
马亚明和张延贵应用策略分析的方法对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FDI和企业的优势具有双向的关系，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可以促进FDI的开展，同时企业也可以通过FDI来寻求、创造优势，即FDI可以促进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培育。作者批判了海―金传统，即认为不具备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就不具备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可能性。相反，作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应该积极地参与国际直接投资：“从短期来看，学习型的FDI（逆向投资）可能会招致利润的亏损，但从长期来看，前期的FDI可以学习与积累经验，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总体营销能力，从而改善企业在未来世界市场竞争中的地位。”此外，王炜翰在对内部化理论的批判基础上，将资源观/知识观引入传统的FDI理论，指出以知识观的角度审视FDI，它是企业获得资源和知识的途径之一。吴先明通过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可以获取国际科技资源，促进自主创新。
这些研究阐述了企业可以通过FDI来寻求、创造优势，指出开展逆向投资对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企业增强企业和国家竞争力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完全忽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分析会误导企业以交学费的心态从事FDI，这在实践中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国内的企业来讲，资源都比较有限。长期来看，FDI确实可以为企业创造优势，但是如果在短期内的亏损已经让企业无力承担，那么FDI的积极作用就无从谈起。
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逆向投资的战略资产寻求理论
针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逆向投资实践， Makino提出了战略资产寻求理论。战略资产寻求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资产开发型和资产探索型FDI是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的两类FDI，两者的主要区别见表1。资产开发型的视角将FDI视为企业专有资产的跨国界转移，而资产探索型的视角则将FDI视为获取东道国创造性资产如技术、营销和管理技能等的手段。其中心命题如下：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企业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不仅是当他们具有了某种可以在发达国家利用的所有权优势，当他们意图寻求发达国家的技术和技能时，他们也会开展FDI，因为东道国的这些技术和技能更为优越或者在母国的某一产品市场领域根本不存在。由于FDI的主流理论只采纳了开发的视角而没有采纳探索（创造）的视角，因此无法解释通过FDI所产生的创新过程。有关这一类型FDI的研究表明，企业特定的所有权优势不仅产生于对专有资产的占有而且产生于企业具有寻求或者有效配置东道国企业拥有的补充资产的能力。
具体地，Makino对战略资产寻求理论的理论框架描述如下：首先，企业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动机产生于区位特定优势―可能是自然禀赋（低成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丰裕也有可能是创造性禀赋（战略资产）丰裕。其次，企业的投资动机直接影响区位决策，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企业会选择投资于发展中国家，而寻求市场和战略资产的企业通常会选择投资于发达国家；决策过程中，企业的能力会增强或削弱动机对区位选择的作用。Makino利用328家中国台湾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具有战略资产寻求动机的企业如果也具有很强的技术吸收能力，这些企业会更倾向于选择投资于发达国家。
战略资产寻求理论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企业的逆向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首先，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逆向投资是必要的，因为企业可以通过FDI获得先进的技术和技能。其次，逆向投资也是可能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过之前的技术寻求经验具备了学习吸收的能力。但是，如果说海―金传统单纯强调了企业自身优势对FDI的推动作用，那么战略资产寻求理论又过于强调区位优势的拉动作用。
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逆向投资的折衷分析
战略资产寻求理论虽然分析了逆向投资的动机和区位选择，但是根据动机理论，内在的需要是动机产生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企业特定因素而不是区位特定因素首先决定了企业的FDI动机，而企业的FDI动机会进一步直接影响区位和进入模式的选择。在战略资产寻求理论的基础上，借鉴邓宁的OLI折衷范式（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 Eclectic Paradigm）， 本文建立了发展中国家FDI的理论模型（见图1）。
首先是模型中的企业所有权优势，融合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和技术产业升级理论，发展中国家企业所具备的小规模技术、当地化技术以及通过产业升级获得的高新技术构成了企业的所有权优势。高新技术的掌握无疑会提升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能力。同样，发展中国家企业掌握的灵活适用技术也完全可以应用在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而不仅仅是应用在对发展中国家的顺向投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成熟的产品市场细分化趋势显著，某些利基市场恰恰需要的是一些灵活的适用技术。引进学习型企业的资源观/知识观观点，企业的学习、吸收能力同样构成企业的优势，并使得开展战略资产寻求型FDI成为可能。因此从根本上讲，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备某种所有权优势，否则就是一种盲目的对外直接投资。
其次是模型中的动机因素。如前所述，资产开发型FDI包括了资源、市场、效率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处于FDI的起步阶段，这类投资动机目前主要是寻求市场或资源，只有少部分企业开始考虑为寻求最大效率的FDI全球布局。资产探索型FDI即战略资产寻求型FDI虽然在形式上与资源寻求型FDI类似，但是它与开发型FDI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寻求互补资产特别是技术等无形资产，因而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是模型中的区位选择因素。早期FDI所考虑的主要是区位的资源和市场优势。随着FDI的发展，跨国公司意识到企业应该对FDI进行全球布局，以实现全球战略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效率寻求型FDI要求所选择的区位有助于全球战略目标的实现。引入知识观，一个国家的区位优势也包括了他所集群的产业技术创新优势。因此，资产开发型FDI指向区位的自然禀赋，具体区位的选择可能是发达国家也可能是发展中国家；而资产探索型FDI则要考察区位的创造性禀赋，通常位于发达国家。
最后是模型中进入模式的选择，这里指FDI进入模式的选择，包括合资、并购和新建的方式。如果企业具备很强的所有权优势，希望通过资产开发寻求资源、市场或效率，很显然企业最为关心的是如何维护和保持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交易成本因素在投资方式的选择中是主要的考虑因素，在效率寻求型投资中企业还会考虑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通常在其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企业会选择独资新建的方式。相反，在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中，企业投资方式的选择必须有助于企业获得这些通常是默示技术和知识的战略资产，组织的学习吸收能力因素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在其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企业会倾向于选择横向并购或合资。但是并购通常面临整合问题，需要较多的国际化经验，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合资的方式成为首选。
综上所述，取决于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发展中国家企业的逆向投资可能是市场寻求型FDI，也可能是战略资产寻求型FDI。图2总结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逆向投资折衷分析的结果。开展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发展中国家企业不仅能开拓市场，更为重要的是获得根植于东道国的创造性资产，培育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但是与单纯强调FDI对企业优势的促进作用不同，本文认为开展战略资产寻求型的企业也必须具备一定的学习、吸收能力，即有效配置东道国企业拥有补充资产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拉奥.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John Wiley&Sons出版公司，1983
2.刘易斯•威尔斯.第三世界跨国企业.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6
3.马亚明，张岩贵.策略竞争与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关键词】美国高校;教育技术;企业应用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09)11―0057―03
目前,我国的教育技术应用实践研究偏重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等学校应用,随企业发展及教育培训需求的增多,教育技术研究人员已经注意到企业应用实践这一缺口。理论研究上,已有一些涉及企业培训课程设计、企业培训模式探究以及企业e-learning系统开发等数量不多的研究成果。应用实践上,高校与企业合作的案例屈指可数,并没有太大突破。各个高校教育技术专业中也少有相关的研究机构与研究方向,国内教育技术专业在企业应用方面的局限,限制了教育技术专业的发展以及教育技术人员的就业前景。
美国教育技术的研究和实践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其教育技术的应用实践不仅面向学校教育及新技术、新媒体的创新应用,也关注其他场合领域(如商业、工业、军队、医疗等)的应用,并具备完善的理论研究及实践体系。本文将视角投向教育技术的企业应用实践,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教育技术研究领域进行分析,通过透视他们专业发展的趋势,探究其实践研究的特点,获取对我国教育技术企业应用这一视角有价值的观点。
一 面向企业的教育技术应用是美国高校教育技术研究的重心之一
通过网络搜索及相关文献资料,对美国高校的教育技术专业研究领域进行查询和分析,了解到美国高校教育技术领域基本侧重两个方向,一是学习过程的设计、开发、应用及评价;二是当今新技术手段的教育应用研究及开展。这两个方向包含的研究内容多种多样,主要有人类绩效技术、教育与培训、教育系统设计、教育产品的研究和开发、计算机辅助教学、远程教育和学习、技术整合和研究、互动性学习环境等。由于各个高校的学校性质、专业设置、研究背景的差异,研究内容上各有侧重。
面向企业的教育技术应用是美国高校教育技术研究的重心之一主要体现在:①高校教育技术研究对象面向社会生活中各类环境下的学习,以获得符合需求的社会价值。如印第安那大学对教育技术涉及的教育领域的定位为:我们认为学习可以出现在任何场合,不仅仅局限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此外,还包括会出现在商业、工业、政府、医疗卫生机构及其他场合。佛罗里达大学的学习系统研究中心下包含八个不同的研究群体,分别进行知识社区、专家技能、学校改革、国际教育、绩效等不同角度、不同人群的研究。乔治亚大学的教育技术专业隶属于教育心理与教育技术系,为学生提供知识尖端的计算机和多媒体技术及其在各种不同教育场合的应用,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商业工业的培训等。②美国高校培养的教育技术人才主要流向一是政府、军队和医疗机构的培训机构、教学设计公司和公司的培训部门以及教育咨询公司,从事培训师、教学设计师、教育咨询师、在线学习教师等职业;二是作为多媒体设计师在计算机公司从事技术研究或软件设计;三是作为对技术的教育创新应用感兴趣的中小学教师,或是从事研究工作的高校教师。
二 进行人类绩效的研究为教育技术的企业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美国AECT的教育技术05定义中,指出教育技术是通过创造、使用、管理适当的技术性过程和资源,以促进学习和改善绩效的研究与符合道德规范的实践。从定义中,我们可以了解美国教育技术并不仅仅涉及学习,绩效也是其研究领域的重要部分,这也是美国各高校教育技术专业的共同趋势。美国教育技术领域的教授已经分成两个“阵营”:研究教育形式下的教育技术专家;研究企业情形下绩效技术的专家。[1]
以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研究机构――学习系统研究所为例。学习系统研究所将自己定位为“主要通过应用基于多学科及系统思想的方法改善组织或个人的学习及绩效。”[2]其下包含十个研究中心,其中有三个与人类绩效相关,分别是知识社区、专家能力研究中心和学习、教育和绩效系统国际中心。知识社区是对能够促进知识建构、分享及重用的手段和工具进行研究,以提升人类绩效。专家能力研究中心是一个致力于应用设备以便能够客观地测量专家技能,该研究中心拥有一个人类绩效研究实验室,利用客观的方式检测专家及现实世界中人类的表现。教育和绩效系统国际中心具有多学科交叉的性质,融合了认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教学技术和信息技术等多种学科知识,该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对人类学习和绩效的研究进行指导,使此领域的一般理论走向成熟,并在各种环境下开展实践。
从上述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研究中心看,美国教育技术领域对绩效技术的研究,并没有局限于企业培训,而是借鉴多种学科知识,深化绩效的一般理论,融合应用信息技术,为绩效技术在企业工作场合的实践应用提供实用的理论价值。高校对绩效的研究符合企业绩效技术的历史发展路线,企业绩效技术产生于本世纪60年代末与70年代初之间的教学系统设计运用系统方法分析、解决教学的培训问题,最初是用于解决企业培训中出现的问题,以便企业教学和培训能发挥其应有作用。[3]90年代,教学设计者意识到工作场合中很多绩效问题不能通过培训解决,而开始突破原有专业领域的局限,将注意力转移到如何在专业之外表明自身实践的有效性。[4]
三 创新技术应用为教育技术的企业应用提供有利工具
教育技术是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其应用的“技术性资源”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技术也包括促使学习者参与的设计和环境,同时还包括可以促进学习的任何一种技术或方法。[5]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名称为Instructional Systems,此专业的研究领域主要开展研究及应用技术以提高教育和培训效果。此专业将(教学)材料开发和技术应用作为课程的核心技能,学生要学习该专业的理论基础,并接受与教育及培训项目有关的设计、开发、应用和管理的应用培训。技能领域包括通过系统设计与评价进行的需求评估和职业分析,同时特别重视计算机在绩效提升中的应用。此专业的学生在完成硕士阶段的学习之后,一般进入商业,工业,政府和教育等组织工作,因此学生具备的专业能力包括传播和领导能力(向特定的人群清晰的阐明计划/项目的目标和进程)、设计能力(根据绩效目标规划和选择教学策略及绩效支持工具)、评价和研究能力(以制定管理和教学决定为目的,收集和解释适用于改善人力绩效的多方面的数据)、应用能力(在多种场合管理学习环境并给予指导)、管理能力(通过组织、变更、项目和人事管理工作,制定和实施促进实现教育/组织的目标的程序/项目)、媒体与技术(规划、选择、修改、设计关于教学及绩效的支持教材/材料)。
教学设计是美国教育技术一大方向,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是这一方向的主要代表。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获得教学设计过程中的每一环节的真实经验,包括:分析、设计、开发、应用、评价和管理。[6]专业方向分为教学系统方向和开放远程教育方向,课程设置紧紧围绕培养目标,随社会需求的发展而变化,如绩效技术是一个新兴的领域,为一个组织的发展过程带来了很大的改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学系统提供了人类绩效技术证书(Human Performance Technology Certificate)相关的课程,以帮助学生通过学习这种系统程序或过程,能够面对社会和市场上的挑战。
四 进行组织项目设计是教育技术企业应用的主要实践领域
面向企业的教育技术应用实践需要采用系统方法、教学系统设计、绩效技术等与专业相关知识,针对组织需求,设计一系列的可以提升组织绩效的项目。在解决企业组织工作领域的问题时,还要结合其他领域的知识如企业文化学、组织学、知识管理、动机理论、企业营销学等。
在美国,教学设计的概念和实践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由于该方法能够帮助企业有效地提高员工的绩效,从而得到广泛的欢迎和关注。[7]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育技术研究机构―绩效研究中心(Center for Performance Technology)将自身定位于“通过应用系统论方法,为组织设计、开发及开展基于技术的教育和绩效项目。”该中心主要为大规模的组织提供服务,包括州立、国家政府机构、公司、军队及发展中国家等,在实践中获得巨大的社会价值并促进对教育与培训的意义重构。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强大的教育技术理论及实践研究成果的支撑下,该研究中心能够胜任并开展的工作主要有企业员工及专家发展培训、课程开发、公共意识和销售、媒体设计与产品、评价和质量体系以及咨询顾问等。
另外,美国高校教育技术专业与相关的企业部门及公司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很多教授大部分都做过或一直做企业的教育技术或绩效技术的顾问。[8]高校的合作伙伴很广泛,涉及到公司、军队、政府部门、教育咨询公司以及发展中国家等,高校主要为其提供教育咨询及教育产品应用方面的支持。保持与企业的合作关系是高校学术理论能够得以实践验证的最好途径,也是保证专业发展切合社会需求的前提,能够拓宽并保证专业的持续发展。
五 对我国教育技术企业应用实践的展望
我国的教育技术发展多年,高校培养的教育技术专业人员的毕业去向以学校为主,涉及像企业、计算机公司等一些其他领域甚少。目前中国企业经历了近20年的发展之后,受国际跨国企业的影响及自己发展的需要,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扩大,而国内教育产业的体系建设不完善,面对企业教育培训中的诸如教学实施、课程设计、质量评价等问题更多是从人力资源部门寻求帮助,无法从教育的专业角度解决。教育技术是以应用为主的学科,面临巨大的企业需求,如何发挥其理论优势,扩展自身的研究领域,与企业管理相融合,创造出社会价值呢?
首先应扩展面向企业教育的研究领域。面对企业的教育需求,教育技术专业应加强和其他学科的融合,比如成人教育、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管理等学科知识,尤其是管理类的专业知识,使其能在实践中立足于企业实际发挥学科价值。工作场所的学习不同于学校,具有学习者学习背景的复杂性、课程设置的多样性、学习方式的灵活性及学习环境的不定性等特点。针对这些特点,基于对教育技术学科知识的理解,此专业可以为企业教育提供培训课程规划和开发、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培训实施模式和技术支持下学习环境建设等内容。
其次开展面向应用的理论研究。美国教育技术的实践研究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将理论基础与面向需求的应用相结合,将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并行开展是美国高校教育技术专业的特点。教育技术面对企业教育这样一个新领域,需要创造性及实用性的理论研究为应用实践提供参考。一是需拓展理论基础,融合知识管理、企业管理、组织学习、成人教育等理论,进行非正式学习的研究,这涉及到学习模式、学习环境以及学习技术的改进;二是深化教育技术的理论研究,比如探讨教学系统设计如何应用于工作场景,解决企业中的绩效问题;三是从技术的维度出发,开展技术支持下的企业教育的研究,例如企业e-learning、移动学习、虚拟学习社区等。
再次是在实践中形成面向组织需求的方法论。企业是盈利性的经济组织,企业教育并不能仅仅以获得个人绩效提高为目标,而是以实现组织绩效的提高为主要目的。以组织需求为目标导向,教育技术的应用实践要从组织效益、成本投入、时间限制等方面全面考虑组织需求,形成实用性的方法论工具,以便能在实践中快速应用,主要涉及企业教育需求评估、教学设计规划项目、企业e-learning开展项目、学习评估项目(投入与产出分析)、课程开发流程及规范以及技术支持下的企业学习项目等。
目前国内教育技术的面向企业的应用实践太少,需要教育技术专业开拓者的寻求机会积极与企业相关部门合作,获得经验以形成面向我国企业的教育技术实践方法论,指导我国教育技术企业应用领域的拓展,也为理论及知识结构的构建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刘美凤.教育技术学学科定位问题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203.
[2] 佛罗里达大学学习系统中心[DB]
[3] 张祖忻.企业绩效技术是教育技术走向市场的重大突破[J].外语电化教学,1995,(3):23.
[4] 高文.教学设计研究的未来―教学设计研究的昨天、今天与明天(之三)[J].电化教育研究,2005,(3):24-28.
[5] 戴维•乔纳森.学会用技术解决问题―一个建构主义者的视角[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12-13.
[6] 罗筱,任长印.探索中国教育技术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之路[J].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10):21-24.
关键词：教育技术 人力资源 培训
1999年我国研究生开始大规模扩招，我国从研究生教育小国逐步跨入了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行列。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另一方面就业形势“一岗难求”的局面也日趋严峻，人们对高学历也开始了盲目的追求，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从2009年起连续4年增长超过10万人，仅2012年一年的硕士研究生毕业人数就达到了51.7万人。教育技术学专业的毕业生有着教育学、心理学、艺术学、物理学、传播学等学科背景掌握着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等信息技术技能，“万金油”就业方向口径宽。但随着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打破了金饭碗、铁饭碗的传统观念与局面，就业方向由教育行业逐步转向了企事业单位。越来越多的教育技术毕业生选择在公司、企业从事人力资源培训与开发的相关工作。
本文总结教育技术学在人力资源培训与开发方面的有利因素，有针对性地对企业、公司中人力资源的培训方式，提出目前教育技术学在人力资源培训与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以促进教育技术学在人力资源中的应用。近年我国企业在人力资源培训开发管理方面取得了整体性的进展，但实际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怎样进一步推进企业人力资源培训开发管理的发展，已成为当前研究的主要课题。本论文是对目前教育技术学应用研究文献的一种充实，是对高校教育技术学毕业生就业的一种积极的探索。
1 教育技术在学科建设中已为人力资源的培训开发储备了能力
教育技术学专业的教学目标以能力为导向，符合企业挑选员工以能力为导向的需求。位于我国华北、华东、华中、华南、东北、西北、西南，在教育技术学领域具有学术和地域代表性的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和南京大学八所高校。在教育技术学专业的教学目标中都明确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各种信息化教学设备的操作方法和基本技能，具备利用多媒体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进行组合教学设计的能力，能够参与企事业单位或培训机构中的管理工作。
2 教育技术在人力资源培训与开发中的应用
应用现代教育技术的人力资源培训，可使教学更加接近工作实际。在人力资源的培训中用现代教育技术思想为指导，能提高HR充分运用多种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通过现代教育技术的远程教育还可实现即时培训和终身培训的无缝结合，运用好现代教育技术能为培养出理论基础扎实、实践能力过硬，适合企业需要的“专业”人才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2.1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VR）创造令企业员工身临其境的教学情境，使之获得与环境相互体验的虚拟世界，形象生动地表现企业培训内容，让HR培训经理能更生动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教育技术人员还可利用VR技术根据不同的企业培训要求，按现代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运行价值规律以现代教育技术思想为指导，创建模拟市场让企业员工在学习过程中，自己体验、发现、探索利用，巩固员工的专业知识，培养员工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
2.2 利用计算机仿真实训软件，如：人力资源管理计算机仿真实训软件、商业大亨软件等，借助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现代多媒体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模拟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环境企业技术培训实训环境，问题解决情景设计等，让员工通过输入各种人力资源管理决策、实训操作方法、问题解决的方法，由计算机仿真系统运行生成各种评价结果，通过人机互动模式，让员工体验在特定的环境中，不同人力资源管理决策或问题处理方法所带来的不同运行结果，从而提高企业员工的专业实践能力。
2.3 以现代教育技术理论为指导，运用实践性的研究方法，解决企业培训过程中的教学与员工实践的问题，使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内在联系达到和谐统一。企业人力资源培训开发管理的具体措施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培训需求分析、培训计划制定、培训方案实施、培训效果评估。这与的传统教学方法不约而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企业对员工的要求也因行业、职业而变得多种多样，企业人力资源培训的方式方法也应切合转变，才能培养出“用得成”的人才。以现代教育技术理论为指导，将培训“形而上”的理论引导与“形而下”的实践研究相结合，将教育技术深厚的教育学、传播学、教学设计、媒体技术与人力资源培训开发进行深度结合，厚基础、重实践，讲效率，人力资源培训将会事半功倍。
3 目前存在的问题
3.1 教育技术的专业教育更专注于本专业的知识，在课程设置中几乎没有人力资源方向课程，人力资源知识基础薄弱；在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也鲜见教育技术学专业课程，这为下一步两个学科的深度结合与研究埋下了隐患。
3.2 企业对教育技术学了解不多，很多人将教育技术理解为“教育的技术”，教育技术在计算机、网络、教育、通信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不断被泛化和分化，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甚多。无形中减少了教育技术学学科研究者到企业人力资源培训开发管理部门深入研究的机会，同时也减少了教育技术学毕业生到企业从事人力资源培训与开发的就业机会。
参考文献：
[1]朱红春.教育技术人员能力结构与培训研究.2010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Training （ETT）
[2]赵登攀.关于人力资源培训开发管理的探讨[J].企业观察.2011（2）
[3]陈韩梅.人力资源管理模拟实训教学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0（15）
[4]邱立姝.现代教育技术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训课中的应用[J].北方经贸.20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