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经济论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 欧盟 经济一体化 欧洲模式

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上成立最早、成效最卓著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其50多年的发展历程和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世界展示了一个具有欧洲特色的经济合作模式，在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地区从欧洲模式中寻找经济合作的经验和灵感，通过分析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特点来分析欧洲模式，以期对现实有所指导意义。 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欧洲经济一体化以“舒曼计划”为起点，启动了从煤、钢、原子能领域到共同农业政策领域，乃至货币联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经理了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洲共同体，乃至欧洲联盟的一个过程。站在历史的角度，这一发展进程明显的分为四个阶段。

1.共同体建立到1968年关税同盟的建成以及1969年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一个阶段。1958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六国在意大利的罗马签订《罗马条约》，决定将他们之间的合作扩大到原子能和其他经济领域，决定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欧洲经济一体化就由一个领域扩展到多个领域，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出现三个共同体共存的现象。特别是《罗马条约》规定了下一步一体化的新目标：建立关税同盟和实施共同农业政策，从而经济一体化进程有约可依，按照条约规定的日程进行。到1968年，关税同盟提前一年半实现，共同农业政策也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2.自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二个阶段。进入7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的恶化，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共同农业政策执行难以为继。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石油国石油禁运带来的能源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使得欧共体国家纷纷采取自保的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欧洲市场分割严重。在七十年代，欧共体国家提出的稳定货币汇率的经济货币联盟计划也最终流产。只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相对缓和时，欧共体才建立起稳定货币汇率的欧洲货币体系。

3.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发动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三个阶段。进入八十年代后，欧共体国家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加上世界经济区域化浪潮的推动，欧洲在次走在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前列。1987年签署生效的《单一欧洲法令》规划了欧共体到1993年实现成员国之间在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为特征的欧洲统一大市场。与此同时，为统一大市场的正常运作做准备，在欧共体执行委员会主席德洛尔的主导下，开始了实现欧洲单一货币的准备工作。可以说，在这个阶段欧共体变成了一个具有经济联盟性质的共同市场。

4.以90年代初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和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的启动为标志，欧洲经济一体化走进其发展的第四阶段。冷战的骤然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欧洲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特别是剧变后的中东欧开始了一个申请加入欧盟的“回归欧洲”的过程和统一后德国在欧洲地位的变化。最终欧共体国家选择了更深层次的一体化。1991年12月的《马约》是一体化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它确立了欧洲一体化的三根支柱，并以第一根支柱——经济与货币联盟作为其发展的重心。此后经过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2001年的《尼斯条约》和2011年的《欧盟宪法条约》，欧洲经济合作向一个完全经济体化的经济联盟更加接近。

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特点 尽管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体化或者迅速发展、或者徘徊不前、或者硕果累累、或者成就难觅，但是最终欧洲一体化还是得以顺利的进行，体现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独特的进程特点。

1.一体化过程的渐进性。无论是合作的范围、领域，还是组织协调机构的建立、运行机制的完善以及一体化程度的发展本身，都体现了一个渐进性的发展历程。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6国煤钢领域的一体化发展到现在27国开始走向经济和货币联盟，每前进一步都是欧盟成员国反复协商、谨慎考虑后的结果。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对给成员国一定的准备和过渡时间。

2.一体化过程的协调性和妥协性。欧盟是各国联合起来组成一体化 集团，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在一体化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分歧和矛盾，甚至是激烈的争执乃至对抗，但欧盟各国最终都能认识到一体化集团是他们获得发展的最快、最好的经济组织形式。成员国为了实现共同利益通过互相协商和互相配合，通过实施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原则来消除矛盾。这些原则包括:民主平等原则、共同受益原则、核心欧洲原则以及灵活性原则。

3.组织运作机制的超国家性和均衡性。为保证一体化顺利进行，欧盟设立了具有一定的超国家性质的组织协调机制。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权力的分配上不但强调每个成员国参与，而且强调各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超越各成员国政府的权力，以及各机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凸现出欧盟独特的组织运作机制。

欧洲经济论文第2篇

进入2009年,在中欧关系回暖的大气候下,欧洲对华舆论的负面论调有所减少,但其基调和主旨未变。

欧洲涉华舆论的逻辑、视角和话题

全球化的汹涌之势和中国的迅速发展,正进一步塑造着欧洲涉华舆论的逻辑并牵引着相关话题。近期欧洲涉华舆论的主要逻辑包括:

(一)全球化中日益强烈的挫折感与零和逻辑。由于自身经济不振,欧洲国家政府和民众在全球化中的失落感越来越强烈,发展迅速的中国则被视为全球化的“赢家”,全球化是一场“零和规则主导的游戏”。欧洲损失则中国获利,因此中欧之间合作是表象,竞争是实质。

(二)中国“搭便车论”和“承担责任论”。中国的迅速发展被认为是分享了西方缔造的“后冷战和平”秩序、投资和技术转让的种种“红利”的结果。同时,作为一个实力迅速增长的政治、经济大国,中国仍然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在国际社会中“吃劳保”,并未在国际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国际社会应该提高对中国的要求,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其身份和利益平衡的问题。

(三)“聚焦说”和“代价论”。中国已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必须适应一个充满挑剔、批评和指责的舆论环境,这也是中国崛起后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四)“虚心”论和民族主义“抑制”论。作为大国,中国应有“虚心”对待批评的胸怀,在舆论和民众中树立起正确的批评文化。同时,民族主义作为中国迅速崛起的“主要思想动力”,有必要在国际舆论中受到约束,否则可能重蹈历史上“强权崛起”的覆辙,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

以下几个方面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欧洲涉华舆论的主要关切:

(一)中国的身份确认和国际责任。欧方舆论将继续鼓吹,由于金融危机的“水落石出”效应,中国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不能继续躲在“发展中国家”集团中“享受”利益和好处了,应当明确自己的发达国家身份,并在伊核、朝核、气候变化、阿富汗和非洲等问题上承担相应责任或顺应欧洲的模式和要求。

(二)中国的国际行为方式。中国崛起后的利益疆界和表达方式始终是引发欧洲舆论“焦虑”的关注点。由于宣扬自身的“软实力”特性和“规制性”的外交政策,欧洲希望中国模仿自己的行为方式,在国际事务尤其是多边事务中保持“谦恭”与合作。因此,凡涉及中国军力增长、利,技进步和经济扩张等的新闻都是其兴奋点;中国外交行为的“傲慢”和“冷漠”更是撩拨民众神经的卖点。

(三)人权和其他政治问题。由于在政治领域的分歧,涉藏、涉疆问题和国内等仍将是欧洲涉华舆论的兴奋点和炒作方向。

(四)双边经贸问题。目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从全球经济危机中的复苏最陕,而欧洲受危机影响最大且至今仍在蔓延,今后两年的经济形势堪忧,其政策可能趋于内向,其舆论炒作双边经贸问题的调门和频率极有可能升高。有关人民币升值问题、中欧贸易摩擦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问题、中国产品质量问题和中国对欧投资的性质和目的等问题,都将是欧洲涉华舆论的焦点。

应对之道

(一)从稳固和发展中欧关系的大局出发,对欧洲涉华舆论的性质和表现进行冷静分析,保持清醒认识。

在经历近年的曲折之后,中欧关系正逐渐调整到位,务实合作、有序竞争成为双边关系的主流。欧洲在市场、技术和政治影响上仍是我重要的来源地和借重对象,在经济相互依存深化的格局中,中欧之间未必一荣俱荣,但必定一损俱损。在坚持推进合作的同时,我们也应对欧洲推行价值观外交、通过种种“软实力”手段来博取现实利益、影响中国发展方向的基本政治立场保持清醒认识。对外舆论是欧洲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我们要认清欧洲涉华舆论背后意识形态主导、经济利益驱动的两面性,同时对支撑其舆论的逻辑和政策因素进行冷静分析,构筑起自身的理论体系和逻辑链条,为舆论攻防提供支持。

(二)在解读和应对涉华舆论的过程中历练心智,加快自身软实力的建设进程。中国正在经历的迅速发展史无前例,中国采取的发展模式前无古人,难免招来外界的种种揣测。如何处理好自身发展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是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的课题。我们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这样势必引来外部世界的剧烈反弹;二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这是自私自利的发展道路,偏离了和平发展的道路,而且不可持续;三是走共同却有个性的路,让别人心服,即便口不服。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对外战略和舆论策略。

(三)在应对欧洲涉华舆论时加强主动性并讲求策略。首先,欧盟及主要欧洲国家政府对华政策与舆论在表达方式、调门高低上有区别,应加以区分。其次,欧洲涉华舆论主要由涉华新闻报道、学者专论或分析、民意调查等组成,构成多元、分层的复合体系。我们应针对性地对其加以分析,进行前瞻性的议题设置和采集。第三,要敢于和善于在价值观问题上做出回应。最后,在舆论回应和对外传播工作中注入人文因素,注重细节,变大张旗鼓的工程式外宣为“润物细无声”式的持续渗透。

责编:吴奇志

[短讯]

欧洲华文媒体共商“后危机”发展

据法国《欧洲时报》报道,4月10日,欧洲华文传媒协会第九届研讨会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召开。此次研讨会研讨的核心定为在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海外华文媒体所承受的压力、所面对的行业危机以及在新形势下海外华文媒体的经营和发展之路。

葡萄牙当地时间上午10点,欧洲时报社执行社长张晓贝首先致辞并宣布会议开幕。随后,本次会议承办单位葡华报、欧洲联合周报葡萄牙版社长詹亮,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政务参赞金红军,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文宣司司长刘辉等分别致辞。此后,包括来自欧洲各地的华文传媒负责人以及葡萄牙当地的政府部门、民间协会的官员等参会人员围绕研讨会的主题发言。此外,受邀来研讨会演讲的中国知名专家学者有

中国人民大学高钢教授、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

在召开会议的同时,主办方还举办了关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图片展览。60多幅世博会图片使众多华文媒体和葡国嘉宾第一次正面领略到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风采。

欧洲经济论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欧洲模式 美国制度 经济效率

面临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人口老龄化、环境变化等诸多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经济增长缓慢。针对欧洲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国外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基本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欧洲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是创新不足，经济结构调整迟缓；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改革的负效应短期内显现，时滞和测度因素是欧洲经济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据此，本文尝试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对90年代以来欧洲经济增长进行简单分析，无论对欧洲经济的研究，还是对中国发展的借鉴，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经济概况

资本主义制度有两种模式。美国制度，是美国和英国实行的以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强调企业的自由经营，推崇利润至上的企业经营目标。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实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他们关注经济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建立了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它们的优劣，人们一直有分歧。由于法国和德国与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再次被人们关注。

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法国伦理与政治科学院院士米歇尔?阿尔贝尔就欧洲与美国的矛盾这个角度来分析欧洲经济发展的状况。他认为欧洲一体化将产生新的欧洲经济模式，并断言欧洲合众国将会比美利坚合众国更美好。阿尔贝尔先生提出，大欧洲创造了社会市场经济，中国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们有某些相似性必然成为21世纪的几大法宝之一。

美国企业的优势，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显示出来，这主要是因为，一场起源于美国的新技术革命突然发生了。由于风险资本增长迅速，小型新技术企业发展很快。

20世纪90年代，在新技术革命中，欧洲模式落后了，资本市场不如美国发达，风险资本市场规模小，小型新技术企业筹资比较困难，因此新技术革命进展缓慢。但其他一些因素也不可忽视，例如德国统一花费的成本比人们开始时想象的要大得多；由于通货膨胀率低，欧盟的实际利率较高，因而使欧洲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增长缓慢。在欧美两种模式的较量中，如果最有争议的、效率最差的、最粗暴的美国模式取得主导地位，这是危险的。我自己认为欧洲模式是有前途的，因为欧洲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这是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

欧洲经济结构的主要弱点在于它的人口结构，即老年人的比重增加很快，它与美国不断增长的人口形成了鲜明对照。然而经济效益并非注定要伴随社会不公，今后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之间将出现新的矛盾是错误的。

在公正与效率之间始终存在着互相协调和配合的作用。实行欧洲模式的国家就是这样。我认为大部分欧洲大陆国家的劳动市场过于僵硬，但这种僵硬已经不再是社会福利必然的副产品了，因为实行社会福利政策不一定就损害经济发展，也不必然损害国际竞争力。欧洲模式的经济优越性来自于无与伦比的工业能力和贸易攻击力。他们特别重视生产，强调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并促进企业把新技术应用于生产。让我们看看北欧国家（芬兰、瑞典等国）的例子，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最发达，财政压力也最大，但他们的国际竞争力却很强，特别在信息与通信等新技术领域。诺基亚是一个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

二、欧洲的前景

然而，全球化的今天，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迫切，我认为无论是欧洲的问题还是世界的问题，它都是有阶段性的和有规律可循的，这也正好为经济发展谋求一个新契机。所以我仍相信欧洲经济能在短时间内复兴起来，

第一、无论与90年代之前相比,还是与同期美国相比，90年代以来欧洲经济增长不断减缓，主要原因是电子制造业、金融业、物流业等部门的增长相对较低。

第二、欧洲模式的重要特征是经济宪法规定的宏观经济稳定和以社会公平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凝聚，欧洲宏观经济稳定制约短期欧洲经济增长，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经济社会凝聚与长期经济增长相互促进。

第三、90年代以来欧洲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了就业率，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但欧洲信息通信技术资本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低于美国，是欧洲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从部门层次看，欧洲电子制造业以及金融业、物流业等现代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低于美国。

第四、技术创新是欧洲技术进步的主要决定因素,技术模仿影响不大,欧洲已经接近技术前沿面。决定技术进步的因素包括研究开发、人力资本等创新资源的投入以及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和政策。欧洲技术进步缓慢的决定因素包括欧洲研究开发活动相对较少、人力资本投资和存量较低、产品市场规制较多、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不足、金融市场规制差异较大等。

第五、里斯本战略实施以来,由于劳动力市场改革效应显现，就业率提高，促进欧洲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增加，但由于技术进步缓慢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劳动生产率增长继续恶化。金融危机对欧洲潜在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欧洲经济复苏计划将短期经济刺激和长期结构调整结合起来，有利于提高欧洲长期竞争力。

欧洲经济论文第4篇

关键词：现代性；连续性；联系性；《白银资本》；《大分流》

一、 《白银资本》的发展理论体系考察

安德列·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物和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白银资本》 获1999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

第一，《白银资本》的全球发展理论

弗兰克自承："我在写作本书时，最初的首要目的之一是要证明，早先就有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然后欧洲人才能在这里面大显身手和颐指气使。由此很自然地派生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是，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以及东南亚和西亚比欧洲更活跃，前三个国家和地区比欧洲对这个世界经济的作用更重要。第二个推论是，那种宣称‘历史学家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一个世界’的说法是完全反事实和反历史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欧洲是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但是，不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基于历史理解的社会理论，这个历史事实还有更深远的意义。" 世界体系是自古存在的（"世界体系存在了五千年，而不是五百年" ），从航海大发现到工业革命，处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特别是中国。欧洲和亚洲存在着商品和贵金属的反方向运动：欧洲从亚洲进口大量商品，却不能出口同等数量的商品，而要用白银结算贸易的逆差；18世纪，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生产的白银，有一半流向了中国。欧洲利用征服美洲获得的贵金属，取得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使欧洲有可能站在亚洲的肩膀上，并最终成为新的经济中心。长期流行着一种看法：西方对东方的征服，是先进的工业文明战胜了落后的农业文明。弗兰克认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中国和印度的衰落发生在前，西方的兴起出现在后。在他看来，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在西方的兴衰一个以500年为时段的长周期，当东方收缩到最低点时，正是西方扩张阶段的最高点。强胜弱败是一时的，并没有内在原因和必然性。在世纪之交的现在，人们似乎可以看到，西方的衰落与东方的强盛正以另一个周期的方式出现。

第二，《白银资本》的东亚发展理论

弗兰克认为，公元1500年以来，具有世界规模的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的单一全球经济就己经存在了。整个亚洲特别是东亚处于经济权力的中心，而西欧和后来的北美只是公元1800年以后才取代这一中心。现在，西方的支配地位行将结束，以前的亚洲占支配地位的模式正在重建。弗兰克分析的观察点是消费品、白银和黄金。当时，金银起到双重作用，既是商品又是货币。弗兰克指出，中国和印度是全球贸易的中心，多数美洲白银途经欧洲和菲律宾流向中国，这样才使得欧洲的初始扩张成为可能。公元1500-1800年间，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增长比西欧快得多，亚洲人也要长寿得多。亚洲有很高的生产力水平，在世界上具有巨大的竟争力。亚洲内部贸易比任何欧洲商业活动都大得多。欧洲人只是依靠美洲白银才能挤进繁荣的亚洲贸易体系。欧洲商人起到的是中间人的作用。弗兰克解释了为什么欧洲赢得了胜利。19世纪时亚洲经济长时期扩张最终走到尽头，这主要是内因所致：由于人口和收入的增长，生产和贸易开始衰退；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分化对资源施加了压力，约束了底层的有效需求，亚洲廉价劳动力大量增加。欧洲和美洲利用这一形势进行工业化，成为全球主要的生产者和贸易者。

第三，《白银资本》的基本研究取向

弗兰克在撰写《白银资本》的时候，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既十分宏大，又极其有限"的任务："向众多被公认为‘经典的’和‘现代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欧洲中心历史学挑战。"（对1400年一1800年的世界经济作出另一种提纲挈领的展示） 刘禾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思潮的角度对《白银资本》的研究取向作了更系统的说明。她说，关注西方学术新动向的人都会注意到，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已在西方学界持续了二十多年，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到马丁·伯纳尔(Matin Benal)，凡处于学术前沿的各科学者，都无一不对近代出现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理论上的清算，但环顾左右，我还没有见过像弗兰克那么不客气的人。《白银资本》对有史以来正统的和非正统的社会理论，都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清算。比如，弗兰克认为，从来没有过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闭关自守"、"停滞落后"的东方，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持欧洲中心立场的人编造出来的神话，在他看来、早在欧洲兴起之前，在1400——1800长达几个世纪的时段，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围绕亚洲，尤其是围绕中国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则长期处于这一体系的边缘，直到十九世纪此局面才开始扭转，也就是说，欧洲居于中心的时间来得很晚，也很短。他强调，无论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还是资本主义的兴起，都必须放在这个大的世界体系的结构和发展中去解释才有意义，因此，那些认为现代文明是从欧洲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种种理论，用弗兰克的话来说，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无稽之谈。

第四，《白银资本》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

在《白银资本》中，弗兰克用一种"全球学"的视野来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他从一种涵盖世界的全球视野来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史。试图分析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动，而不是仅仅分析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只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因为弗兰克认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如果要分析任何部分（包括欧洲）的发展，都必须分析整体。" 他说《白银资本》"就是想从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角度，为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视野和理解提供某些基础" 。他强调：不仅在世界经济史方面需要这种全球视野，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能够在全球整体的范围内给从属和参与世界经济的部门、地区、国家以及任何片断和进程定位，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这个全球整体的组成部分。具体地说，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是为了鉴别、理解、说明和解释——简言之，理解——"西方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霸权"、"大国的兴衰"，以及前"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前苏联、"洛杉矶的第三世界化"、"东亚奇迹’等等诸如此类的过程和事件。这些过程和事件都不是仅仅。甚至主要由于上述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内部"力量的结构或互动而造成的。它们都是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发展的一部分。 弗兰克甘冒得罪大批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危险，指责：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一直最缺少的就是一个整体视野。历史学家最喜欢用显微镜来考察和猜想在一个很短暂时间里的一个小片断。不要说"文明研究者"，就是"世界史"学者也习惯把自己的注意力局限在某些大树上，仅仅对某些大的片断加以比较。实际上，许多人喜欢关注自己文明的特点或文化相似与相异之处。有些人为自己的方法辩护说，遵照"科学"标准，我们只能研究整体的片断，这样我们就能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它们的差异。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如果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那么整体本身也会造成整体的部分或片断之间的差异。总之，他们或者由于不愿看见整体，或者由于看不见整体，因而不去看整个画面。因此，他们甚至也无法理解他们考察的那个片断或他们想加以比较的两个或更多的片断的某些基本要素。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世界史"学者指出，明摆着的真实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全球拼图，他们本来可以把它组合起来，但不去做，更不用说去设法理解它了。

弗兰克并非不重历史证据，但他认为历史证据并不能取论建构，世界历史的研究模式需要有一个理论取向上的根本转型。他说："虽然历史证据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主要不是用新的证据来挑战公认的证据，而是要用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公认的欧洲中心范式。" 弗兰克充分利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各种理论分析工具与研究方法，他申明："为了说明和解释在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情，我采用各种互补的方法进行了人口结构的、货币的、康德拉捷夫的、长周期的分析。"

二、 《白银资本》的合理内核与缺陷

欧洲经济论文第5篇

关键词 欧洲模式 区域共治 欧洲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D8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5-0045-51

放眼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选择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有着五彩缤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这其中，战后欧洲创造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实行欧洲一体化和区域跨国共同治理新模式，有其独特意义和创新价值。探析欧盟区域共治形成的背景条件，有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欧盟治理模式及其意义和影响。

区域共同治理模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治国理政的革命性伟大变革，是一种有深远意义的制度创新，是当今世界国家应对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战略选择中一种有效的政策工具。区域共同治理模式首先在欧洲诞生绝非偶然，这是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和特定的时代背景。欧洲追求联合和统一具有合适的历史人文条件以及良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是由天时、地利、人和综合促成的。

一、欧洲历史和欧洲文明溯源

欧洲位于亚欧大陆板块的西部，作为亚洲向西伸展的半岛形的地界地貌为何定名为欧洲，有多种传说考证。“欧罗巴”（Europa）一词最早见诸于公元前8世纪希腊神话中，仅指爱琴海中的克里特岛，随着人们地理视野的不断扩大，逐渐把整个欧洲大陆称之为欧罗巴。[1] 其实，上古欧洲的地理界限是极其模糊而局限的，直到中世纪才逐步大体上勾勒出欧洲的地理范围。严格地说，直至近代欧洲才绘制出近乎今日欧洲的地域图。[2] 追根溯源，欧洲属于印欧语族，欧洲的本源还需从边缘和外力探讨其形成，欧洲的古典文明发源于欧洲的边缘地区：希腊和罗马，欧洲更是通过蛮族入侵和基督教的传入，通过连绵不断的分裂、冲突和战乱逐步发酵和搅拌，慢慢融合才得以在欧洲的中心地区冉冉生成起来，最终形成今日欧洲的地界和历史。

当然，欧洲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自其生成以来，欧洲一直被赋予人文理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具有独特的、光辉灿烂的欧洲文化和欧洲文明。就欧洲文明的同源性来说，欧洲人几乎一致认为他们继承的是希腊、罗马和基督教的历史遗产，认为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和基督教文化伦理是欧洲共同的历史文化源泉。位于欧洲东南一隅爱琴海旁的希腊顺理成章地成为欧洲文化最早发祥地。其后，希腊为居于亚平宁半岛的罗马所征服，罗马东征西讨，不断扩张，成了整个地中海的霸主，罗马也从共和国发展为帝国，罗马帝国的行省遍及欧洲的中部和西部，罗马帝国对行省的有效统治和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在欧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征服者被征服”，即征服了希腊的罗马人却在文化上被希腊征服了，罗马在文化上完全继承吸收了希腊文化。因此，希腊罗马成为欧洲古典文明的杰出代表，恩格斯曾有一句名言：“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3]

中世纪被称为欧洲的野蛮时代，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基本上名存实亡，真正的政治权威散落在千千万万个封建领地上的贵族领主手里，中世纪的欧洲政治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分裂割踞，混战厮杀无休止。所幸，产生于东方欧亚结合部的基督教，却在欧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罗马帝国各行省到处是基督教传播的踪影，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拜伏在主耶稣和十字架下，基督教逐渐取代希腊罗马的古典多神教而风靡欧洲，基督教成了欧洲的主流宗教，成了欧洲人共同信仰的宗教，基督教教义及其文化渗透到了欧洲社会各个领域，基督教也成了日趋衰败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国教，基督教文化成为当时欧洲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欧洲政治上的分崩离析和基督教文化的一统天下，成为中世纪欧洲的典型特征。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基督教在文化上、精神上占据垄断统治地位，对当时欧洲社会起着“粘合剂”的作用，所以中世纪也被认为是欧洲的基督教化时期。基督教和欧洲在当时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基督教的欧洲化和欧洲的基督教化，使教皇在当时欧洲成为至高无上的宗教权威。经过教皇、罗马皇帝和诸侯大公们几百年的混战，最终才确立了神权与世俗权力相分离的原则，结束了“只知有教，不知有国”的中世纪欧洲神权统治时期。

欧洲文明的溯源过程尽管有点混杂，但根源明确，线条清楚，文明的沉淀是厚实的。希腊人对自由的向往和探索精神，对民主共和政治的极力推崇和热切追求，罗马人的法律意识和法典制度，以及“天赋人权”的原始政治思想，这些精神世界的智慧和民主政治的实践都达到了古代世界的顶峰。基督教的普济主义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伦理道德也深入人心。[4] 这些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传统精华，经过近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使欧洲文明更增添了人文主义色彩，加强了人本主义精神，在促进“人性的解放”方面使欧洲走在世界的前列，把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人权和科学以及理性主义等理念逐渐凝聚升华成为欧洲文明的精髓和核心。这是欧洲得天独厚的历史人文背景。

二、近现代欧洲在战乱中嬗变和扩张

虽然欧洲地理上统合，世俗“欧洲观念”逐渐生成，真实的欧洲却是一个被四分五裂割据和战乱不已的大陆。15世纪是现代意义上的欧洲的历史转折点，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欧洲实现了脱胎换骨，此后欧洲加速发展。近代欧洲一旦冲破了基督教神权统治破土而出，陆续发生了震撼世界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经济的裂变，一个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欧洲崛起于世界并迅速走在世界的前列。然而，近现代欧洲的发展同样没有给欧洲带来和平与安宁，资本主义的欧洲也是在其自身内部混战中成长发展起来的。近代欧洲创造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超越了超国家性的教会，临驾于教会之上，从而把教会变成了国家的附庸。一旦民族国家确立了国家，国家利益成为至高无上，为了和国家利益，为了争权夺利和争夺欧洲霸权引发了无数的一系列大大小小连绵不断的战争，欧洲局势的发展完全失去了控制。欧洲创造了民族国家，但正是民族国家及其和自私利益又使欧洲陷入了几百年无休止并愈演愈烈的自相残杀、相互争霸的历史。欧洲深陷分裂和战乱而难以自拔。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欧洲崛起之后，很快成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最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的侵略扩张主义者，欧洲向全球各个地方肆无忌惮地疯狂侵占掠夺，迅速养肥自己，成了全球货真价实的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随着欧洲的崛起，欧洲开始了改造世界的进程，甚至妄想彻底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因此出现了“欧洲中心论”谬论，滋长了欧洲优越自负、自我为中心的傲慢心态，编织了欧洲是真理价值化身的神话，这是欧洲文明在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上的变异。欧洲通过掠夺、侵略、 扩张和使亚、非、拉美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统治了全世界，称霸全球；与此同时，欧洲内部各国列强之间从未停止过对霸权地位的争夺战，欧洲列强前赴后继不择手段地疯狂争霸，在维护和国家利益的掩饰下民族主义走向了极端，导致了20世纪上半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为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欧洲也在这样争霸战争的旋涡中甚至差一点埋葬了自己。历史表明，当欧洲民族主义膨胀，强盛霸权达到巅峰之际，也是欧洲开始走向衰败深渊，引向自我毁灭之时。可以毫无疑问地断言：黑暗的中世纪孕育诞生出来的近现代欧洲，和民族国家为利益分割和霸权争夺而战紧密联系在一起。直至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近现代欧洲仍然是一个分裂、对抗、争夺、战争的欧洲。这是与欧洲文明精髓所倡导的精神和理念完全背道而驰的。

在欧洲这个历史漩涡的空间里充满了变异和矛盾。由于欧洲组合的复杂性及其各个民族国家生成的混杂性，并由于欧洲历史文化渊源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以及世俗政权分裂割据的长期性，从而影响到整体欧洲的认同，影响到欧洲精神、欧洲观念和欧洲意识的松散和虚幻，甚至于影响到欧洲文明精华的扬弃、传承和断裂，这是欧洲在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方面表现出的独特的统一性和多元化并存的一个特征。正是欧洲生成于各民族的混合杂烩，在其不确定性、模糊性和矛盾性中呈现其复杂特征，从哲学观点来看，欧洲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二元冲突的实体。法国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把欧洲比喻为“像一个多变的几何图形”，认为“它经历过滑坡、断裂和变形”。[5] 他精辟辩证地描绘和阐释了欧洲：“如果说欧洲是法律的欧洲，那它也是强权的欧洲；如果说它是一个民主的欧洲，那它也是压迫的欧洲；如果说它是崇尚精神的欧洲，那它也是追逐物质的欧洲；如果说它是有节制的欧洲，它也是无节制的欧洲；如果说它是理性的欧洲，它也是神话的欧洲，即使在其理性思想内核里也包含神话梦想成份。”[6]

充满了悖论，千百年来生存在持续的分裂、对抗和冲突之中的欧洲，企盼着欧洲的新生，呼唤欧洲文明的传承和伸展，决心要与过去彻底决裂和告别，希望欧洲仍然能够引领世界文明的大潮。

三、深刻的历史反思，唤醒了和平的向往和联合的追求

分与合，同一与多元从哲学上说是相对的，是辩证的统一。欧洲这一概念的统合生成尽管面对现实的欧洲一直处于分割和分裂状态，但随着欧洲概念的牢固树立，企望摆脱分裂战乱的困扰，实现和平与统一的理想追求，很早也随之出现。罗马帝国的扩张理念以及基督教的欧洲化和神权大一统思想从反面印证了追求欧洲统一的愿望。我们说基督教在中世纪欧洲起了“粘合剂”作用，基督教成了欧洲共通的文化文明传统的源泉之一，这表明随着基督教传播的欧洲化，欧洲统一思想也成了欧洲人追求的一种信仰，至少是统一的一种表露，正因为如此，史家把基督教的欧洲化认作是欧洲观念和欧洲认同感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当然，欧洲的整合和统一，其基本元素归根结底应该是民族国家，因此随着民族国家在欧洲的生成，欧洲联合和统一之类的理念一直是欧洲一些政治家们和哲人们的理想追求，欧洲思想界早有酝酿某种超国家组织的设想。

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走向成熟，欧洲联合和欧洲统一的政治思想和理念也日趋成熟。1713年法兰西学院院士圣・皮埃尔神父出版了《争取欧洲永久和平方案》一书具有里程碑意义，他是第一个赋予“欧洲观念”以政治内涵的人，他比较完整地阐述了欧洲联合的政治思想，提出“欧洲联盟”的构想。圣・皮埃尔神父把“永久和平”作为一种崇高理念，认为欧洲人“最伟大、最瑰丽”的向往就是实现欧洲各民族间的“永久普遍的和平”。为了实现“永久和平”，就要建立欧洲的“联邦政府”，所有参加联邦的欧洲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服从这个联邦政府的法律。他提出建立联盟的基础是“要在各个民族间找到共同利益”，他论证了建立欧洲联盟的条件，强调“要建成一个实实在在的有自己宗教、习俗、风尚乃至法律的社会”，要注意体制的“相互平衡”和“均衡发展”，并提出这样的欧洲联盟应该恪守的五条通则。[7] 尽管法国先哲圣・皮埃尔的方案仅仅是纸上谈兵，但却是历史上最早的具有国际法含义的国际联盟构想，包含了对国家既尊重又予以必要限制的观点。圣・皮埃尔的方案一经问世就引起思想界的关注，他的同时代先哲卢梭、伏尔泰等人，以及后代的康德、雨果等著名哲人对他的思想理念和具体方案进行了认真探讨。他们把这一带神学色彩的理想进一步赋予了世俗的政治新意。伟大先哲康德在他1795年发表的《永久和平论――一个哲学方案》里就把和平问题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联系起来，提出“永久和平”就是要“远离一切战争”，进一步阐述“普遍实行共和制度”的构想和原则。康德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视野来探讨欧洲联邦问题。康德对人类社会历史总结的趋势――“从低到高” 、“从坏到好”作了论证，认为“连绵不断的延续进程，历史绝不停滞在哪一个阶段的静止状态。”他提出向往走向“世界大同和永久和平”的理想。[8] 大文豪雨果1859年在巴黎举行的和平大会上，他像朗诵诗一样地大声呐喊：“总会有那么一天……所有的欧洲国家，无须丢掉你们各自的特点和闪光的个性，都将紧紧地融合在一个高一级的整体里”，他预言20世纪将会诞生“欧罗巴合众国”，然后再诞生出一个“世界合众国”。[9] 正是这些欧洲思想家和伟大先哲的不朽理念和崇高理想把欧洲精神、欧洲观念、欧洲意识和欧洲认同感提炼升华到新的高度，并且不断推陈出新丰富充实，为欧洲联合和欧洲统一提供了永恒的精神动力。正是在这些先哲的思想理念指导下，19世纪以来欧洲主义和泛欧思想不断发展成熟，倡导欧洲联合和统一的政治主张和具体设想计划层出不穷，欧洲联合从思想理念发展为政治纲领，从理论思考变成为政治运动。使欧洲联合和统一的向往和追求在欧洲各国和广大人民尤其是在欧洲的政治和经济精英界中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思想基础。

两次世界大战是在欧洲引爆的，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和重灾区，欧洲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最沉重的摧残打击，从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的顶峰迅速跌落，所有欧洲国家，尤其是几个大国，不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损失都非常惨重，惨痛的历史教训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显现的美苏对垒的活生生现实，使欧洲国家和广大人民都深刻而清醒地认识到，在维护国家和领土完整，为国家利益争夺生存空间和霸权的名义下发动战争，自相残杀就等于自杀，分裂和战争使欧洲从未得到过和平和安宁，日趋繁荣富强的欧洲各国就是自毁于分裂和战争之中，回顾历史发展进程，饱经了千百年分裂战乱的欧洲险遭灭顶之灾。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欧洲人在鲜血淋淋的惨痛教训中进行了深刻地历史反思，痛定思痛，真正开始醒悟过来，记忆和回味起先哲们真知灼见的倡导指引，终于知难而进，奋发图强地为争取欧洲的和平、安全、统一和稳定而努力奋斗。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千百年来的分裂、对抗和战争的历史是欧洲为求取长治久安而走向联合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共同基础。战后欧洲联合最强有力的直接动力就是避免血与火的历史重演，避免共同毁灭悲剧的出现。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战后欧洲联合才得以能够比较迅速、顺利和有效地实现。事在人为，以莫内、舒曼、阿登纳和保罗－亨利・斯巴克等为代表的西欧国家一批政治精英们为欧洲一体化事业的开启做出了贡献，他们身居法国、德国、比利时的关键权力高位，全力以赴地促成欧洲联合，在战后短短几年里就把欧洲一体化付诸实践，从而开创了史无先例的区域一体化和欧洲共同治理的伟大事业。

四、欧洲文明推陈出新，开拓进取，使欧洲成为创新变革的基地

统观全球各主要区域不同形态文明的历史，世界各大主要文明都各具特色，各有其发展的脉络特点。就欧洲文明而言，其特色鲜明，有后发的旺盛生命力，相对其他文明比较看来，“它代表的是一个古老而又有创新的十分成熟的文明”。[10] 各种文明都是在不停地运动着，停顿就将走向衰落，同时在相互交流和融合中实现优胜劣汰。从上古到中世纪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总体上说领先于欧洲文明，特别在物质文明方面更为显著。但自15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进步与落后的位置逐步颠倒了过来，欧洲文明开始后来居上。拥有古典传统的欧洲文明日益焕发出青春活力，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欧洲文明推陈出新，迸发了开拓进取的创造力，逐渐走向成熟，迅速而大步地推动社会发展变革，取得了显著的社会进步。这一切关键在于敢于创新、善于创新和不断创新，根本在于思想观念的升华。

发端于意大利，遍及欧洲的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继承了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和基督教教义中优秀遗产，大力实行创新变革，使欧洲文明获得了再生，或曰新生，“Renaissance”直译是“再生”，中国人已约定俗成地译为“文艺复兴”。[11] 正是文艺复兴运动使欧洲领先世界最早进入了近现代，得以使欧洲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文艺复兴运动最伟大之处在于，它既是继承古典，更是激励和崇尚创新。在文艺复兴的启示和带动下，欧洲先后开展了宗教改革（革新）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向迷信、愚昧、权威、压迫发起挑战，发扬批判精神和开拓进取精神，开启了人民智慧，倡导理性思维和科学探索，大力宣扬了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把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法治等理念升华成为欧洲文明精神的核心，使欧洲人的精神世界广为振奋，精神面貌大大改观，精神状态为之一新，从而迅速推动了物质世界的发展变革，重商主义推动了产业革命和科技革新的蓬勃发展，所以史家都把15世纪文艺复兴作为欧洲社会发展史的分水岭，把对欧洲文明实行扬弃的文艺复兴标志为欧洲开启了觉醒的崇尚科学和创新的新时代的起点。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系列真正的思想，把欧洲人的思想解放、理性解放、人性解放大大推进了一大。欧洲人民的创造性活力大大发扬光大，进入了一个思想文化革命、科技产业革命、社会政治革命相互促进互为推动的新时代。从此以后欧洲成为一片神奇而伟大的土地，奇迹叠出，群星灿烂，因此恩格斯对这一时代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这是一次人类从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12] 在15世纪以来的几个世纪里，欧洲在文化、艺术、科学、思想和社会政治、经济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不少巨人，恩格斯认为这些巨人都是“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13]

自15世纪资本主义萌芽以来，欧洲文明推陈出新，开拓进取，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使欧洲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成为世界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最具创造力、生命力和变革活力的地区。由于人性解放、思想解放大大激励和鼓舞了各路精英人才辈出，他们勇于创新、不断变革的开拓进取精神，使近现代的欧洲在思想理论、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物质生产、劳工运动、政治改良、社会革命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极其丰富多彩的累累硕果，重大理论万象更新，民主日益完善，市场经济机制日趋成熟，科学探索和科技发明频出奇迹。大师传世精品琳琅满目，物质生产极大丰富，劳工争取权利斗争蓬勃高涨，政治改革前仆后继，社会革命风起云动，从而使欧洲在众多领域引领世界潮流，长时期走在时代的最前列。在世界近现展过程中，欧洲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担当开拓、探索、创新、变革和革命的重任方面做出杰出的贡献，在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科学各个领域里，欧洲成了新思想、新理论、新主义、新发明、新制度、新模式、新运动、新政策以及新生产要素的最重要的创新发源基地，而且还是各种各样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社会发展理论的实验室，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都是起源于欧洲，实践行动在欧洲。近现代以来，引领人类社会的重大经济、政治、社会、思想变革几乎绝大多数发生在欧洲。

上述这一切起源在欧洲绝不是偶然的，正是拥有伟大的精神遗产和硕果累累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坚实基础，正是拥有先进发达的生产力和不断改良变革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才得以能够在欧洲孕育催生像欧洲一体化和欧洲区域共同治理这样较为先进而务实的创新实践探索。欧洲精神、欧洲观念，具有欧洲特色的理念得以向现实转化，绝不是凭空而来，一蹴而就的，同样需要深厚的积累和坚毅不拔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五、冷战的国际环境造就和推进了欧洲一体化

外部环境对事物的生成发展也是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时也可以对成败得失起到决定性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欧洲局势的发展和欧洲力量格局的变动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彻底改变了欧洲面貌、欧洲形势和欧洲政治格局。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尤其是欧洲政治力量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持续几百年以欧洲为政治和经济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被战争摧毁，美国和苏联以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成为欧洲和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欧洲国家不论是战败国还是战胜国都处在美苏对抗下苟延残喘地在夹缝中生存，不仅德国被分区占领和分割，英法也沦为二流国家，欧洲被美苏超级大国一分为二，筑起了所谓“铁幕”，形成东西欧冷战对垒的极不正常的态势。欧洲这样的人为分割和东西对抗态势，却为西欧一些国家寻求复兴，选择区域联合之路提供了最佳历史机遇和全新的政治舞台，甚至可以说战后欧洲的政治局势和力量对比为欧洲国家走上联合之路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外部严峻的局势发展环境态势成为一种压力，逼迫西欧国家唯有联合才能生存和复兴。

美苏两极对垒和冷战的日益加剧，使美国为遏制苏联咄咄逼人向中东欧扩展的势头，也支持西欧国家走联合起来的组建一体化集团的政治道路，认为这有利于美国对西欧的控制和增强与苏联的对抗。战后欧洲一体化从酝酿到起动得到美国的许诺和有条件地支持，以及苏联强大的压力是欧洲一体化得以顺利起步和不断发展的有利外部条件。

冷战态势的加剧和持续，以欧洲为焦点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两极对抗争霸世界愈演愈烈的国际局势，一直是欧洲一体化发展和不断扩大进程中起促进作用的外部国际环境。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大趋势和冷战的终结又进一步推动欧洲一体化朝着更加纵深的方向加快发展，为欧洲经济和政治联盟的建立以及扩大和东西欧走向融合统一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国际条件和外部动力。

从欧洲一体化发展进程来看，欧洲一体化的顺利起动得益于美苏在欧洲的对抗。欧洲一体化巩固、发展和扩大则得益于冷战的加剧和持续，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深化还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国际经济和贸易竞争对欧洲的挑战。所以，欧洲战后成为美苏两极对抗的重心和焦点，冷战的爆发和终结，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综合起来促成了欧洲一体化的兴盛发达，成为欧洲一体化得以顺利启动并持续加快向前推进的有利国际环境和时代背景，同时也清楚地表明欧洲各国精英们能够及时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顺势利导地推进欧洲联合，开创了史无先例的欧洲一体化，构建了欧洲区域共同治理这一全新的政治经济模式。

机不可失，时不可待。国际局势和国际环境复杂多变，时过境迁，没有非常有利和合适的国际形势变化和国际环境，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发达而较为完善的欧洲一体化。外部动力和有利的国际周边环境是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共同治理模式取得成功的客观外部条件。

综合上述五方面原因，正是在欧洲具有独特的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深刻的历史教训与追求和平和安全的高度共识，以及发达的现代化社会经济基础，才能使欧洲具备比较全面和成熟的构建区域共同治理的主客观条件，这一切在世界其他区域无论是过去或是现在是很难齐备的。

注释：

[1] 严双伍：《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欧洲一体化起源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9页。

[2] 郭华榕、徐天新：《欧洲的分与合》，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20页。

[4] 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温克勒认为，“没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仰，就不会出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没有古典时期以及基督教对不成文的永恒法的信仰，就没有对不可转让的人权的宣言；西方的特征可以溯及的历史比信仰坚定的欧洲人承认的还要久远。”载[德]《世界报》2007年12月31日。

[5] [法]埃德加・莫兰著，康征、齐小曼译：《反思欧洲》，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页。

[6] 同上，第1-2页

[7] 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的进程》，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3-140页。

[8] 同上，第149-162页。

[9] 同上，第168-169页。

[10] 同上，第13页。

[11] 同上，第17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5页。

[13] 同上，第493页。

欧洲经济论文第6篇

关键词：现代性；连续性；联系性；《白银资本》；《大分流》

一、《白银资本》的发展理论体系考察

安德列·贡德·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物和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白银资本》获1999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

第一，《白银资本》的全球发展理论

弗兰克自承："我在写作本书时，最初的首要目的之一是要证明，早先就有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然后欧洲人才能在这里面大显身手和颐指气使。由此很自然地派生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是，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以及东南亚和西亚比欧洲更活跃，前三个国家和地区比欧洲对这个世界经济的作用更重要。第二个推论是，那种宣称‘历史学家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一个世界’的说法是完全反事实和反历史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欧洲是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但是，不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基于历史理解的社会理论，这个历史事实还有更深远的意义。"世界体系是自古存在的（"世界体系存在了五千年，而不是五百年"），从航海大发现到工业革命，处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特别是中国。欧洲和亚洲存在着商品和贵金属的反方向运动：欧洲从亚洲进口大量商品，却不能出口同等数量的商品，而要用白银结算贸易的逆差；18世纪，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生产的白银，有一半流向了中国。欧洲利用征服美洲获得的贵金属，取得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使欧洲有可能站在亚洲的肩膀上，并最终成为新的经济中心。长期流行着一种看法：西方对东方的征服，是先进的工业文明战胜了落后的农业文明。弗兰克认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中国和印度的衰落发生在前，西方的兴起出现在后。在他看来，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在西方的兴衰一个以500年为时段的长周期，当东方收缩到最低点时，正是西方扩张阶段的最高点。强胜弱败是一时的，并没有内在原因和必然性。在世纪之交的现在，人们似乎可以看到，西方的衰落与东方的强盛正以另一个周期的方式出现。

第二，《白银资本》的东亚发展理论

弗兰克认为，公元1500年以来，具有世界规模的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的单一全球经济就己经存在了。整个亚洲特别是东亚处于经济权力的中心，而西欧和后来的北美只是公元1800年以后才取代这一中心。现在，西方的支配地位行将结束，以前的亚洲占支配地位的模式正在重建。弗兰克分析的观察点是消费品、白银和黄金。当时，金银起到双重作用，既是商品又是货币。弗兰克指出，中国和印度是全球贸易的中心，多数美洲白银途经欧洲和菲律宾流向中国，这样才使得欧洲的初始扩张成为可能。公元1500-1800年间，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增长比西欧快得多，亚洲人也要长寿得多。亚洲有很高的生产力水平，在世界上具有巨大的竟争力。亚洲内部贸易比任何欧洲商业活动都大得多。欧洲人只是依靠美洲白银才能挤进繁荣的亚洲贸易体系。欧洲商人起到的是中间人的作用。弗兰克解释了为什么欧洲赢得了胜利。19世纪时亚洲经济长时期扩张最终走到尽头，这主要是内因所致：由于人口和收入的增长，生产和贸易开始衰退；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分化对资源施加了压力，约束了底层的有效需求，亚洲廉价劳动力大量增加。欧洲和美洲利用这一形势进行工业化，成为全球主要的生产者和贸易者。

第三，《白银资本》的基本研究取向

弗兰克在撰写《白银资本》的时候，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既十分宏大，又极其有限"的任务："向众多被公认为‘经典的’和‘现代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欧洲中心历史学挑战。"（对1400年一1800年的世界经济作出另一种提纲挈领的展示）刘禾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思潮的角度对《白银资本》的研究取向作了更系统的说明。她说，关注西方学术新动向的人都会注意到，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已在西方学界持续了二十多年，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Said)到马丁·伯纳尔(MatinBenal)，凡处于学术前沿的各科学者，都无一不对近代出现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理论上的清算，但环顾左右，我还没有见过像弗兰克那么不客气的人。《白银资本》对有史以来正统的和非正统的社会理论，都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清算。比如，弗兰克认为，从来没有过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闭关自守"、"停滞落后"的东方，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持欧洲中心立场的人编造出来的神话，在他看来、早在欧洲兴起之前，在1400——1800长达几个世纪的时段，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围绕亚洲，尤其是围绕中国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则长期处于这一体系的边缘，直到十九世纪此局面才开始扭转，也就是说，欧洲居于中心的时间来得很晚，也很短。他强调，无论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还是资本主义的兴起，都必须放在这个大的世界体系的结构和发展中去解释才有意义，因此，那些认为现代文明是从欧洲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种种理论，用弗兰克的话来说，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无稽之谈。

第四，《白银资本》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

在《白银资本》中，弗兰克用一种"全球学"的视野来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他从一种涵盖世界的全球视野来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史。试图分析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动，而不是仅仅分析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只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因为弗兰克认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如果要分析任何部分（包括欧洲）的发展，都必须分析整体。"他说《白银资本》"就是想从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角度，为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视野和理解提供某些基础"。他强调：不仅在世界经济史方面需要这种全球视野，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能够在全球整体的范围内给从属和参与世界经济的部门、地区、国家以及任何片断和进程定位，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这个全球整体的组成部分。具体地说，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是为了鉴别、理解、说明和解释——简言之，理解——"西方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霸权"、"大国的兴衰"，以及前"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前苏联、"洛杉矶的第三世界化"、"东亚奇迹’等等诸如此类的过程和事件。这些过程和事件都不是仅仅。甚至主要由于上述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内部"力量的结构或互动而造成的。它们都是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发展的一部分。弗兰克甘冒得罪大批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危险，指责：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一直最缺少的就是一个整体视野。历史学家最喜欢用显微镜来考察和猜想在一个很短暂时间里的一个小片断。不要说"文明研究者"，就是"世界史"学者也习惯把自己的注意力局限在某些大树上，仅仅对某些大的片断加以比较。实际上，许多人喜欢关注自己文明的特点或文化相似与相异之处。有些人为自己的方法辩护说，遵照"科学"标准，我们只能研究整体的片断，这样我们就能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它们的差异。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如果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那么整体本身也会造成整体的部分或片断之间的差异。总之，他们或者由于不愿看见整体，或者由于看不见整体，因而不去看整个画面。因此，他们甚至也无法理解他们考察的那个片断或他们想加以比较的两个或更多的片断的某些基本要素。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世界史"学者指出，明摆着的真实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全球拼图，他们本来可以把它组合起来，但不去做，更不用说去设法理解它了。

弗兰克并非不重历史证据，但他认为历史证据并不能取论建构，世界历史的研究模式需要有一个理论取向上的根本转型。他说："虽然历史证据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主要不是用新的证据来挑战公认的证据，而是要用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公认的欧洲中心范式。"弗兰克充分利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各种理论分析工具与研究方法，他申明："为了说明和解释在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情，我采用各种互补的方法进行了人口结构的、货币的、康德拉捷夫的、长周期的分析。"

二、《白银资本》的合理内核与缺陷

《白银资本》在理论与方法方面既有合理的内核，也有基本的缺陷。这是一部优点与缺点同时存在且对比鲜明的著作。

我认为《白银资本》在理论方面合理的内核是对"欧洲中心史观"的批判，并试图在世界体系或全球历史的框架里重构世界历史。这一点，中外学者已经给予充分的肯定，前文已作了说明，在此不再赘述。在理论方面的缺陷是强调一个方面而对另一个方面缺少关注，从而有损理论的周延性。也因这一点而遭到中国学者广泛的批评。例如，对普遍历史的强调而忽视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对历史的偶然的渲染而屏蔽了历史的必然；对历史的联系性（"全球性"、"整体性"、"共通性"、"经济性"）的强调而遮盖了历史的地域性（"民族性"、"差异性"、"制度性"、"文化性"）；对历史的连续性（陷入"历史循环论"的陷阱）的偏爱而看不见历史发展的断裂性（"社会质变"、"社会进化"）等等。不过，弗兰克的理论框架可能使他受到了一些限制，他不可能根据历史材料炮制出一个万能的理论出来。弗兰克在强调一种研究取向的时候可能正是针对另一种研究取向的缺陷而设定的。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他的思维方法还是具有辨证性的。例如他认为："多样性里存在着统一性。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统一性本身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不断地改变多样性的，我们就不能理解和欣赏世界的多样性。"

在方法方面的合理内核是采用"全球学"（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部分的相加并不是整体，部分分析的方法存在着根本的缺陷）的方法，以及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的协同研究方法。尤其是历史学与经济学的交融分析方法，并在历史哲学的层次上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予以思考。弗兰克强调，研究历史应该是总体史。世界史象一个三条腿的凳子，有经济、文化和社会。因此，应研究整个世界史。整体世界史影响部分以及部分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世界每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不了解比较着的二者之间的联系，不可能真正比较。中国史不是各省历史的总和，即使部分的历史做得再好也不是整体的历史。弗兰克征引约瑟夫·弗莱彻在1985年曾说过一段话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事实上，大多数欧美大学所耕耘的史学领域造就了一种微观历史学、甚至一种地方眼界。历史学家对于纵向的联系(如传统的延续等等)很敏感，但是对于横向的联系则视而不见。......无论用各种专题研究所拼凑起来的历史‘学科’的马赛克是多么绚丽多采，如果没有一种宏观历史、一种尝试性的总体联系图式、至少是一种历史的平行论述，那么就不可能看清某一社会的历史独特性的全部意义——整合史学就是探索、描述和解释这种相互联系的历史现象。其方法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首先，需要寻找历史平行现象(世界上各个不同社会里的大体同时发生的类似发展现象)，然后判断它们相互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为了发现近代早期的相互联系和横向连续性，必须深入到政治和制度史表象的背后，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在这样做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在17世纪，日本、、伊朗、小亚细亚和伊比利亚半岛在表面上相互隔绝，但实际上都回应着同样一些相互联系的、至少是相似的人口、经济乃至社会的力量。"研究部分的历史容易，研究总体的历史难。诚如保罗·科斯特洛所言："面对世界历史也就意味着面对一些有关人类命运的终极问题。——我们应该把历史，尤其是世界历史看作对一种未来希望的反映。——逃避全球视野的挑战，也就是不敢面对历史学家的中心任务——译解历史的意义。在一个危机时代拒绝世界历史，也就是拒绝承担历史学家的根本责任：用一种有意义和有益的方式让社会反思自己的过去。——世界历史已经变成一项追求世界统一性的事业。"《白银资本》在方法方面的主要缺陷是以第二手资料为主，而且中文资料的利用尤其欠缺。但弗兰克辩解道："光有证据是不够的。证据本身并不能替代一个整体主义的涵盖整个世界的理论模式。我们正是需要（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理论模式来组织和解释现有的证据，而且使我们能够远远超出原有西方理论路灯所照射的范围，指导我们去寻找世界各地的更多更好的证据。"三、《大分流》的发展理论体系考察

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学教授，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加州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是彭慕兰对世界经济史重估的最新著述之一。获2000年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

第一，《大分流》的全球发展理论

彭慕兰认为，三十年前，中西差异被认为是由于欧洲的"工业革命"所造成。这场"工业革命"一般认为有下列几项特征：第一，它与"前工业"（pre-industrial）时代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第二，它首先发生于英国，然后传至欧洲大陆；第三，本质上，它仅限于某些重要工业的技术突破（先是棉业，然后才是煤、铁、钢及陆地运输），但并没有造成其他产业稳定而缓慢的成长；第四，正如某些学者所强调的，英国的工业革命主要依赖与殖民地间的贸易往来及奴隶的劳动力。彭慕兰对此持深刻的怀疑态度，他通过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得出新的结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大分流"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中国在人口、农业、手工业、收入及消费等方面与欧洲并无明显的差异。就是说，直至18世纪，中国并不落后。18世纪欧洲和中国都遭遇了生态危机，为了减轻中心的生态压力，中心开始向边缘发展。但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中国与欧洲面临着很不相同的形势：中国由于边缘地区的发展，使其没有形成像西方那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英国则不然，除了煤矿的地理位置距工业区比较近、煤层埋藏比较浅易于开发以外，殖民地提供很多条件为英国本土节省了大量的土地，像棉花、木材、糖的供应等，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心的生态压力，使英国不至于发生生态恐慌，最终使西欧摆脱了一系列生态方面的制约，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他并提供了一系列数据，殖民地棉花、糖、木材的供应，帮助英国节省下来的土地达到2500万到3000万亩，而当时英国的全部耕地也不过2300万亩，等于多了一个英国。他说，如果没有美洲，英国很有可能走上一条与中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相同的道路。正因为拥有殖民地和煤矿这两大支柱，英国才逐步发展起来，使西欧和东亚走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彭慕兰强调，欧洲由市场引动的稳定成长过程并非不重要，但它并不是造成与东亚及其他地方不同的原因。斯密型动力（Smithiandynamics）在中国及西欧都有极大的发展，但它并没有改变经济的基本形态——高度发展地区终将面临严重的资源限制，一部分是因为商业化与手工业都加速人口的增长。欧洲要避开这个难题需要新的科技，再加上煤、新大陆的资源及各种有利的全球性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这种条件在英国较为明显，至于法兰德斯及荷兰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所导致的结果，则与中国的长江三角洲或日本的关东平原较为相似。从19世纪起，西欧和中国才走上不同的道路，开始了"大分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前面提到过的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二是美洲的殖民地。如果没有新大陆这个欧洲之外的因素，西欧很可能在19世纪以后走上一条与中国同样的"内卷化"的道路。新大陆殖民地的作用主要不在于以前学术界常常提到的资本积累、工业品市场、廉价的资源和农奴劳动等，而是新大陆提供的丰富的土地集约产品——首先是棉花，然后是木材和谷物等——解除了西欧受到的生态制约，从而使工业革命能够迅猛发展，使西欧与世界其他部分发生了巨大的分流。因此，工业化并非原始工业化的自然产物。我们很容易在中国及欧洲找到例证。要解释东西方的差异，我们需要观察在欧洲这些限制是怎么突破的。这就牵涉到技术创新的问题。既然我们不能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如果中国也有类似的资源，它就能自行产生工业革命。然而创新本身也不足以松缓土地的限制并在1750至1850年间带来成长。而且，如果没有煤及新大陆以节省土地（亦即劳力并不密集），可以想见发明的焦点会十分不同。因此，要了解"欧洲奇迹"，我们必须要用中国的经验作为一面镜子，重新注意过去的学者所研究的重点：煤、帝国、英国例外情况、以及工业革命的不连续性。

第二，《大分流》的东亚发展理论

18世纪以前，东西方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东西方曾经有过数不清的相似之处，由于它们太相似，以至18世纪的东西方看起来实际上是沿着相同道路前进的一个世界，而不是19世纪以后表现出来的那样明显的分离。当然，这个世界并不是统一的，正相反，它是多元的，没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经济中心，它的相似性表现在，一些主要的经济核心区，如欧洲的英格兰，中国的江南和岭南，日本的畿内，曾经各自独立地走上一条相似的道路，达到了大致相当的发展水平。在这些相似因素中包括了人口、资本积累和技术对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了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中国和西欧的土地市场以及对土地利用的限制，劳动体系，人口迁移、市场和制度，农产品市场，农村工业和副业活动，中国和欧洲的家庭劳动，还有引起争议的"内卷"与"勤劳革命"。惟一的例外是英国煤矿有着幸运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既使英格兰获得了充足的动力能源，又促成了蒸汽机的发明、使用和推广。无论是从农业、手工业、消费、市场发展水平上比较，还是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上分析，1800年之前，中国和欧洲都没有太大的差距和差异。大分岔主要发生在随后的世纪。使西欧最终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的原因，一是英国煤炭的采掘及其有利的蕴藏位置引发了动力革命，其次是新大陆提供的土地密集型产品缓解了欧洲在生态方面的制约。无论是从农业技术、生活状况还是人口条件角度来看，欧洲与亚洲在1750年左右都有着"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作者由此推论说，西欧在此时期的优势并不明显，而且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相似发展模式会"自然而然"地在任何地方导致工业突破。在19世纪之前，西欧与东亚比较，各方面的发展都处于大致同样的水平上，西欧没有任何内部因素（除了煤以外）比东亚更为优越，而两者进一步发展所受的制约也是同样的，实际上西欧与东亚是处在一种同样的发展模式中。

第三，《大分流》的基本学术取向

《大分岔》的基本学术取向，是从全球相互联系的角度来探究现代世界经济（经济的现代性）的起源及其发展。在这一学术取向下，彭慕兰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英格兰为什么没有成为江南？"传统的提问方式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西欧，西欧有什么独有的优势？曾经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中国江南地区为什么没有像英格兰那样实现工业化、为什么没有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彭慕兰认为，这个命题暗含着"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即以英国道路为模式，认为英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常态，而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偏离或陷入了停滞状态。鉴于此，彭慕兰提出了相反的发问，这样的反问并不只是所谓"标新立异"，也不是仅仅为了与更为常见的问题"江南能否成为英格兰"对称，而是具有经验（从历史的原点出发，不轻易地套用历史的必然性预设，从而遮蔽历史偶然性的可能）和规范（符合比较研究方法中的交互比较原则）的双重意义，譬如18世纪的英格兰无论在人口增长、劳动生产率、土地单位面积产量、生态压力、能源供应等方面，可能面临比中国更大的压力，也可以说是"瓶颈"。"江南为什么没有成为英格兰？"，这样的提问蕴涵的预设是英格兰是"标准答案"，即英格兰是经济发展的常态，而"英格兰为什么没有成为江南？"则把英格兰的工业化作为变态，而以江南的发展为常态。《大分流》就是从这个思路出发重构了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史，彭慕兰在中国和欧洲都看到了动力和危机的存在，而不是在欧洲只看到动力，在中国只看到"内卷"和危机。中国和欧洲具有原始工业化中的共同因素，而不是在世界的这一个部分只有发展，而在另一部分只有停滞。

第四，《大分流》的基本研究方法

关于《大分流》的基本研究方法，我认为有两个：一是全球联系性的视角；二是比较研究方法的创新。

从全球联系性的视角出发，《大分流》对欧洲的工业化启动的研究不是从欧洲内部的特殊性回溯，而是回到历史的原点，从全球比较和全球互动的视野来进行新的探索——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历史探险之旅"。由于他审慎地选取了比较单位与比较目标，因而，他的"探险"有独特的"收获"——1800年左右的"世界历史大分流"之说被构建出来。

其次就是比较研究方法的创新。吴承明在《〈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一文里谈得很透彻。我在前文研究转述过了，此处再概括一下。彭慕兰对比较方法论的贡献在于对世界经济史比较目标和比较单位的创新。彭慕兰没有以传统研究中的生产水平或消费水平或GDP的增速为比较目标，而是以斯密型增长模式（即通过市场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增长）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式（新古典原则是：最佳经营方式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比较目标，看哪方据有更完整的自由竞争市场，便更能适应斯密型增长要求。看哪一方更能避免或"跃过"内卷化，走向现代化生产。在比较单位方面，彭慕兰采取了中国与欧洲双向交互比较的方法和回溯分析与前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大分流》扬弃了传统的比较单位，而根据各方面客观条件（人口、土地面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大致相当的区域作为进行比较的单位。"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据此，作者选取了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作为具体比较的单位，而与英格兰／江南的比较相伴的是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单位的比较——欧洲与中国，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完全可以与作为整体的欧洲相抗衡。两种比较方式并行采用，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四、《大分流》的合理内核与内在缺陷

彭慕兰自己对《大分流》的评价是：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期望任何作者作出定论的课题，在我的著作受到非常多的称赞的同时，它也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一些争议具体针对我的著作，一些则针对着一个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学术再评价的更广泛的潮流。当我们找到新的证据时，某些具体观点无疑会被。但我以为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将证明有长久的生命力。我认为，彭慕兰对自己的评价是真诚的、客观的。从学术界对《大分流》的研究来看，《大分流》的合理内核与内在缺陷都被充分地展示，相对《白银资本》来说，意识形态方面的争执有所淡化。我们可以期待对《大分流》有更深入的学术评价。

《大分流》的合理内核可以从基本理论与基本主张、基本视野与基本方法方面来评估：

其一，基本理论与基本主张方面。《大分流》认为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显然主要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此前，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以此为基础，彭慕兰认为1800年以前的世界历史并非如"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展示的历史画面：亚洲是停滞的，甚至数千年以来就是停滞的，而欧洲则在不断地发展。欧洲的现代化启动和现代化发展几乎是欧洲自己的启动，与其它地方没有干系。是欧洲特殊的制度、文化与理性开拓了欧洲现代化的征途。彭慕兰并不否认欧洲制度、文化与理性有其特殊性，但是欧洲的现代化启动应该从更加广泛的联系性视角来观察，即要高度重视外因的作用（尽管不是决定性作用）。彭慕兰认为欧洲和亚洲在1800以前都呈现"斯密式的发展"（不是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而这种发展最终会受到资源和生态（尤其是土地）的限制，从而堕入"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发展对资源和生态的压迫，资源和生态受人口膨胀的制约，形成一个发展的"瓶颈"）。西方（主要是英国）是怎样跃过这个"陷阱"的呢？彭慕兰认为，解除生态制约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二是美洲的殖民地，而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没有后者，前者本身并不能解决西欧的生态问题，也就无法真正对工业革命发挥作用。因此，如果没有新大陆这个欧洲之外的因素，西欧很可能在19世纪以后走上一条与江南同样的"内卷化"的道路。过去对现代化的解释长期忽视从欧洲之外去寻找机缘。彭慕兰的解释可以启发我们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诚如王家范所言：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

其二，基本视野与基本方法方面。彭慕兰强调历史研究（无论什么历史研

究）的整体性和联系性视野，而要做到这一点，比较研究方法是其中的关键。因此，他特别强调"比较单位"（如何选取"比较单位"？）和"交互比较"（如何选取"比较坐标"？）。他说他与王国斌教授（彭慕兰承认王国斌在比较方法方面作出了创造性贡献）都主张"所用的比较单位必需具有可比性"和"最好的比较是交互比较（互为比较的参照物）"。

（1）从单位的可比性来看，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因而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或印度作为一个整体）更适合与整个欧洲而不是与具体的欧洲国家进行比较：正如中国既有富裕的江南也有贫穷的甘肃一样，欧洲同样既包括英格兰也包括巴尔干。江南当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在18世纪，其人口超过除俄国以外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就其在自己所处的更大社会中的经济职能来说，江南——而不是整个中国——是英格兰（或者英格兰加上尼德兰）的一个合理的比较对象。这种想法给了我们一条进行类比的基线，能使比较真正具有意义，从而使我们得以弄清，在世界不同地区，区域之间重要关系的建立方式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进一步使我们得以把经济发展看作地区间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始终寻找某种对一个具体地区内生的成功来说是具体的致命缺陷或关键的东西，并用这一关键性特征对1800年前的相同和1800年后的差异进行困难的解释。换一种方式表达，西方很多社会理论问的是"为什么是欧洲？"然后，在把世界其余部分从发展进程中排除后，再问"在欧洲内部为什么是英格兰？"但如果江南或畿内或古吉拉特与比方说塞尔维亚相比，对于长期发展来说是更好的候选对象——或者说它们肯定如此——为什么不彻底取消以洲为单位，直接去比较核心区？我们可能常常折回去引进比较传统的单位，当它们看起来有用时——毕竟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英格兰有它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建立了与它的殖民地和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而江南没有——但如果我们把这些传统单位引进太早，它们就会妨碍我们的视野而不是帮助它，因为我们甚至会永远没有足够的可比性以开始我们的工作。

（2）从选取比较坐标来看，"交互式比较"有几个优点。首先，它承认对西方经典社会理论（马克斯·韦伯等人）的批评，认为这些理论把非西方社会当作发展"失败"或"没有发生"的实例，同时没有培养我们了解在其他地方确实发生过的不同形式的变化；但一些后现代学派的理论家根据这一问题断定我们应该放弃比较，与他们不同，王国斌的主张提出了一种避免欧洲中心论（或至少将其最小化）的不同方法，即，在欧洲也寻找"没有发生"与"失败"。尽管诸如"为什么英格兰没有变成江南？"之类听起来古怪的问题无疑并不比人们更为习惯的"为什么江南没有变成英格兰？"天生更高明，但它们也并不更低劣，它们还具有重要的优势，因为人们通常很少提出这类问题，所以我们在研究它们的过程中还没有遭遇到成果急剧递减。史建云强调，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西欧也就成为史学界极为重视的一个问题。解答这样一个问题，理所当然要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欧洲史学家最经常的是以中国作为对照。在这种比较中，人们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江南没有成为英格兰?换句话说，为什么江南这个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很可能也曾经是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没能发生工业革命。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却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命题：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中国江南?《大分流》倡导不再用西方的标准权衡中国历史，而是回到历史的原点，去触摸那一扇扇曾经打开或者未曾打开的门，体会在历史的某一时刻一种文化和一个社会曾经有过的众多可能性和偶然性。尽可能避免决定论或欧洲中心主义的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这确实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

在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方面，彭慕兰倡导现代经济分析与历史分析方法的结合，而反对以现代经济分析取代历史分析的经济学取向。他说，现代经济分析尽管有很大的作用，但可能经常误导我们认为所有资源最终都是可以替代的，以至一个单独的计量数据（总收入或资本积累）就代表了一个经济的容量。即使在几乎有无限的能源供应、低运输成本和化学工业（能够把碳氢化合物转化成几乎任何东西）的当今世界，这也并不完全真实。在一个18世纪的世界中它更是远离实际，在那个世界中，几乎一切食品、燃料、衣物纤维和建材都来自于植物种植，从而来自于当年的阳光、水分和土地的交互作用；在那个世界中，即使极为大量的劳动和资本也只能提高某一块已知土地的产量；也是在那个世界中，欧亚大陆的两端都突破了此前已经保持千年以上稳定的人口上限，发现它们本地的土地供给受到了令人痛苦的限制。在这些情况下，一旦我们用难以找到替代品的具体项目的物量进行观察，无论是土地制约的加紧，还是使其松解的资源幸运，最终都能够证明要比我们简单地把它们换算成等值的货币，并假定它们具有可替代性时它们会表现出来的更为重要。它们本身不是对增长加速或危机形成的解释，但它们产生的关联确实有力地改变了东西方的发展轨道。由此引起的经济命运和政治命运的分流远远大于实际生活在18世纪的任何人的预料：它是如此之大，以至当回顾它的产生过程时，难以相信它或是发生在相当近的时期，或是具有任何强烈的偶然性。

总之，《大分流》发展了西方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交叉研究传统，主要是社会经济史学派，尤其是法国年鉴学派的方法传统，将长时段的视角以及计量史学的方法运用到世界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中，为我们重构了一幅崭新的近代经济发展的图景，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历史的中国与欧洲提供了全新视角。《大分流》在理论、视野、方法方面给我们从事历史研究有益的启示。

第二，《大分流》的内在缺陷。

文献方面的缺陷：恰如史建云所言：彭慕兰征引的多达600余部各国文献中，中文文献仅有40种，即使加上中文文献的英译本和一些中国人的英文著作，也不过70余种，有关中国的情况，主要是通过引用西方人或日本人的著作进行论述。与作者分析西欧中心论时广征博引，对几乎所有重要观点都加以讨论的做法相比，关于中国的部分显得相当薄弱，无形中降低了著作令人信服的程度。

逻辑方面的缺陷：由于缺乏充分的资料，书中对中国的很多论述建立在推理的基础上。这些推理看上去相当精巧，也有一定的内在逻辑，但由于史料不足，或受作者的主观愿望影响，推理过程及其结果有时显得不够合理。

九、比较

弗兰克和彭慕兰在历史理论、研究视野、学术取向、研究方法诸方面既有共通的一面，也有不少的差异。这两位坚决拒斥"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学家可以看作是同一思潮或流派（加州学派）下的极有个性的两大学术领军人物（加上王国斌是三位）。

第一，在历史理论、研究视野、学术取向方面，都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提倡从整体性和联系性的视角去重构世界历史。尽管他们都树起反西欧中心主义的旗帜，但在理论和方法上各有特色。贡德·弗兰是个激烈派，他的确如张芝联所言："以典型的反偶像战士的姿态从古反到今，一反到底"。弗兰克企图建立一套"去欧洲中心主义"的"横向一体化宏观历史"。由此，他以"全球学"的视野建立了自己的世界体系理论——5000年世界体系论，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他不主张把欧洲从全球孤立开来，去寻找纯粹的"现代性"，他也不认为由于欧洲的"特殊性"而成为现代化的策源地。他并没有取消"现代性"，但却取消了"现代性"由欧洲独霸的局面（强调"历史的横向联系性"），也取消了认为"现代性"完全由传统断裂而来的思维（强调"历史的纵向连续性"）。他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体系决不是1500年以后才由资本主义统一起来的，它的根基可追溯到5000年前，其中心是亚洲——非洲，然后逐渐扩大，欧洲到1500年以新世界的白银为资本加入进来。把持了两个世纪，以后又转到了亚洲。彭慕兰则着重研究了近代早期的世界历史，从全球比较视野出发，锁定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为"交互比较"的核心区域和有效的比较单位，认为导致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经济中心地区的发展水平，也不在于国家的特殊政策或那些原生国家(proto-nations)的文化特征，而是在于"新世界"的殖民地化过程中中心地带与地区之间极其偶然的一种关联。对于弗兰克和彭慕兰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的评估，诚如王家范所言，他们的主张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新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对话来交流沟通。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二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从宏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还是从微观的史实考据，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对于宏观叙事比较冷落的当下中国史学界来说，这一外来的逼迫，或许还是一种难得的推动。

第二，虽然都是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但《白银资本》偏重的是商业，尤其贸易和货币，而《大分流》却是侧重对农业的探讨。正如张家炎所认为的，它们的总基调都是认为18世纪前中国（江南）与西欧（英国）经济并无大的不同。但《白银资本》完全没有涉及农业，而《大分流》则以农业为重点，且比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具体得多，他不仅利用了不少有根据的材料，而且直接挑战不少中国学者普遍认同的见解：江南农业并不比英格兰农业更劳力集约。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挑战"欧洲中心主义"更有说服力的是《大分流》。当然，从哲学的高度来看，《白银资本》的挑战最为彻底。

第三，《白银资本》和《大分流》都结合了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方法，尤其是能够相对熟练地运用经济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当然，有学者指出弗兰克没有经过历史学方法的艰苦训练，大量使用的是二手的参考文献，在这方面，甚至身为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彭慕兰也受到相当指责，但正如刘北成和刘禾所言，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甚至是不着边际的。其实弗兰克和彭慕兰尽可能地运用了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从而避免了进行更多的简单的重复劳动，也避免了走向研究的岔道）。弗兰克受过正规的经济学训练，他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来又在各大学进行过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学术访问和学术研究，在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综合运用方面有较深刻的方法论体验。彭慕兰则长期从事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研究（从耶鲁大学博士论文开始），在世界经济史、中国经济史和比较经济史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弗兰克倡导"全球学"（普遍联系史观或全球史观）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主张对历史部分和片段的分析不能取代对历史的整体分析，整体不是部分的总和或综合。部分也不是整体的分割。正如中国各省的历史相加并不就是中国的历史。整体就是整体，整体研究与部分研究不能相互取代。他主张研究"世界体系"。彭慕兰则偏爱全球比较史观和比较研究方法（强调对"比较单位"和"比较参照物"的审慎选择，提倡"交互比较"）。弗兰克和彭慕兰都反对拘泥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研究，认为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单位。诚然，从"现代民族国家"出发，很多问题是看不清楚的。

结论

《白银资本》与《大分流》都对人文社会科学弥漫的"欧洲中心史观"（"欧洲特殊论"与"欧洲普世论"的一体）都进行了解构。不赞成以"欧洲"或"现代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弗兰克主张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彭慕兰主张以"（经济）核心区域"为分析单位。他们并不是要否认"现代性"的存在，也不是要否认作为历史事实的"欧洲崛起"，他们否认（或者说，针对）的是只看到"现代性"在时间上的断裂性（传统与现代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断裂）与空间上的地域性（"现代性"仅仅起源于欧洲），而认为"现代性"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所谓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巨大断裂"只是一个"世界体系"内部的"中心"转移）和空间上的联系性（所谓"欧洲的崛起"是与""的亚洲、美洲、非洲等世界的其它地方分不开的）。他们反对"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但也并不主张"亚洲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而强调对"现代性"探索的全球视野、整体史观和"交互比较"（或者说，"换位思考"）。

欧洲经济论文第7篇

随着欧洲一体化步伐的加快，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众多关注。1999年欧元正式启动以后，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问题更成为了人们舆论的焦点。

出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种种考虑，英国国内各阶层对是否加入欧洲货币联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简称emu）存在不同看法。如何看待布朗的“五项经济测试”标准成为决定英国能否加入欧洲硕士论文货币联盟并最终投向欧元区怀抱的关键。英国作为欧洲的重要国家之一，对欧元保持着观望的态度，不仅对英国国内经济、欧盟经济，甚至对世界经济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2008年1月1日，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同时加入欧元区，从而使欧元区成员国从13个增至15个，区内整体实力不断壮大，欧元的国际地位也正在不断提升。与欧元区良好的发展态势相比，英国近年来经济却一改往年“运行良好”之态势，渐呈疲软迹象。

本文首先简略的介绍了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最佳货币区理论（ocat）。然后回顾了欧洲货币联盟的发展历程，并简要的介绍了英国与emu之间的关系。接下来从布朗的“五项经济测试”标准入手，综合分析英国拒绝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原因及对英国、欧元区及世界经济的影响，最后探讨了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前景。

关键词：英国欧洲货币联盟；最佳货币区

引言

一直以来，英国何时加入欧洲货币联盟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话题。英国对欧洲货币联盟的政策问题，近年来严重困扰着英国的内政与外交。前梅杰保守党政府，曾在谈判制定《马约》的过程中为英国争得由英国议会最终决定是否加入欧洲单一货币的“例外权”。布莱尔上台后，对欧洲政策进行了重要的调整。在货币联盟问题上，坚持以英国的经济利益作为判断的标准，重申英国不大可能在1999年1月作为第一批成员加入单一货币。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有关货币联盟问题的讨论，为英国最终加入单一货币进行舆论和组织准备。面对已成为世界主要货币的欧元，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硕士论文虽然屡屡试图推动本国加入欧元区，但每次总是无果而终。对欧元态度冷淡并以“五项经济测试”标准使英国置身于单一货币之外的前财政大臣布朗2007年6月接替布莱尔出任新首相，也使英国短期内加入欧元区变得更为渺茫。英国政府至今对何时加入欧元区仍然没有一个大致的时间表。英国对欧元消极观望态度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首先简要介绍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及其创建、发展历程，之后介绍了英国与货币联盟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英国不加入货币联盟的原因及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总结，最后对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前景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一、货币一体化相关理论概述

（一）最佳货币区理论

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经济学家或赞成或反对。但有趣的是，他们赞成或反对的主要依据都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开创的最佳货币区理论（optimum currency area theory）。其作为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章将着重介绍最佳货币区理论并对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

所谓最佳货币区（optimum currency areas，oca）是指一种“最佳”的地理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的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最佳”是根据维持内部和外部平衡的宏观经济目标来定义的。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最佳权衡点，就算达到了内部平衡。外部平衡既包括区域内部的国际收支均衡，也包括与区域外的国际收支均衡。

蒙代尔在论文中将最佳货币区域定义为：受对称性冲击影响的地区所构成的一个经济区域，这些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他指出，区域内部生产要素充分流动，而区域之间不能流动时，具有要素流动性的区域就构成一个货币区，这样的区域可以采用单一货币或者将区域内各地区的货币汇率固定，从而组成最佳货币区。需求转移是引起硕士论文外部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而不能解决同一货币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后者只能通3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浮动汇率是不同货币区之间的均衡机制，而生产要素流动则是货币区内的均衡机制。

蒙代尔之后，不少学者对最佳货币区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与发展，他们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最佳货币区的判定标准，另一方面是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最佳货币区理论越来越成为研究的热点，该理论对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程起了重要的理论引导作用。

（二）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最佳货币区理论除了说明有关国家应组成货币联盟的一些特征外，还力图阐明一个国家加入货币区域的代价与收益。欧洲货币联盟是最佳货币区理论的重要实践，本节将对欧元启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

1．欧元启动的成本分析

从成本角度看，欧元启动可能会给各成员国带来以下损失：

欧洲经济论文第8篇

【关键词】近代 非欧世界 历史地位

世界历史步入近代，欧洲先后经历了近代化与现代化的两次社会转型，驶入了经济与社会飞速发展的“快车道”。在此背景下，“欧洲中心论”得以形成，并伴随着“欧式文明话语权”积极向非欧世界扩散。但是“欧洲中心论”的盲阈在于其忽视了考察人类历史的全球视野和整体视角，其结论的严谨性也禁不起历史主义和辩证主义的推敲。因此，在世界近代史的教学中，运用全球史观和整体史观客观地解读近代非欧世界历史地位的变迁是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下面，便就近代非欧世界历史地位的渐变历程剖析如下：

一、近代初期的非欧世界：保持独立与自我的发展状态

近代伊始，非欧世界几个大洲间的历史发展并不平衡：亚洲经过数千年的开发和人类文明的积累，早已形成数个专制但繁荣的东方帝国，如、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以这些帝国为中心，形成了亚洲传统上的东亚封贡体系及穆斯林世界两大区域关系体系，这两大区域关系体系一直得以持续到16～17C的近代早期。但与亚洲相比，非洲、美洲、大洋洲的开发却相对滞后，原始部落形态占据了当地社会发展的主流。虽然非洲和美洲也曾建立起一些土著帝国，如西非的桑海帝国、南美洲的印加帝国、阿兹特克帝国等，但这些较为原始的帝国在文明发展程度和对外交往程度上还远远比不上东方专制帝国；同时，非欧世界几个大洲的内部发展也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最明显的是非洲，北非地区是古文明的发源地，地理位置又临近欧亚大陆，所以在文明发展程度和对外交往程度上远远超过了非洲其他地区。

由于交通和交往的限制，非欧世界直至近代初期仍保持着相对隔离和分散的发展状态。也是这种隔离和分散使非欧世界得以保持各自独立和自我的历史发展，没有或很少受到外来力量的干预。但是，随着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非欧世界原本独立和自我的历史发展进程开始被越来越多地融入欧洲因素。

二、近代早期的非欧世界：欧洲因素开始融入

经济方面，非欧世界开始被动融入欧洲主导的国际贸易网。从古代至近代初期，虽然相对隔绝和分散，但非欧世界各大洲内部早已建立内部贸易联系。如非洲，早在跨入近代以前就形成了内陆贸易和内陆与沿海之间的贸易，搭建起了非洲地区的贸易网；而亚洲内部、亚洲与欧洲之间也形成了类似的地区贸易网，但是这种贸易交往只局限在一定的地区内，不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意义。但是，新航路的开辟使情况发生了巨大转变，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连接欧-非-亚三洲的香料贸易路线、连接欧-非-美三洲的大三角贸易路线及连接美-非两洲的贸易路线等三大世界性的贸易路线相继被开拓出来，这三条由欧洲人开辟的同时并存的贸易路线把世界的四大洲和三大洋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国际贸易网。原来由非欧世界主导的地区贸易网开始被纳入到这个国际贸易网之中，非欧世界成为了国际贸易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向欧洲输出本地出产的大宗经济作物、奴隶和贵金属，而从欧洲输入欧洲生产的制造产品。欧洲作为商贸活动的组织者自然成为这个国际贸易网的中心。将欧洲、亚洲、非洲、美洲联系起来的国际贸易网的出现也预示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正在孕育。

政治方面，非欧世界开始遭遇欧洲的征服、殖民与渗透。16～17世纪，凭借军事与技术优势，欧洲也开始了早期的殖民、侵略和扩张，对美洲进行征服、对非洲进行殖民或政治控制、对亚洲进行势力渗透，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也正在孕育。

文化方面，非欧世界的本土文化开始受到欧洲文化跨区域传播的冲击。新航路的开辟和国际贸易网络的建立不仅促进了世界各地区间的交往，也带来了文化的跨区域传播，各种物种、商品、技术，甚至疾病、宗教等开始横跨大洋，在欧洲与非欧世界之间传播，给各个文明带来不同的影响。然而“全球文化交流过程表现出极大的不平等，欧洲人见到了整个世界，而其他地方的人只见到了欧洲人。美洲文明在这种接触中遭到毁灭性打击……非洲文明也被侵蚀得支离破碎。”

三、近代早期非欧世界的历史地位

虽然16～17C的近代早期，非欧世界的历史发展开始受到欧洲人的影响，但是有很多现象表明“从哥伦布和达・伽马往后的300余年里，欧洲虽然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但它对美洲除外的非欧世界远未建立起压倒性优势和统治权。”

首先在经济上，由于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而非欧世界的经济生产也保持着自给自足的状态，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没有被深入地触动。所以，欧洲虽然主导国际贸易网，但在与非欧世界的交往中并不具有明显优势。正是因为欧洲的经济优势尚不明显，所以工业革命以前，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交通运输工具落后，国际贸易规模小大，真正的国际分工体系并未形成。

其次在政治上，欧洲相对于非欧世界的政治优势也不明显。对于亚洲，一直到18C，西欧殖民者都一直渴望能与亚洲的强大君主国平等交往，但却事与愿违。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马嘎尔尼使团访问中国。作为西欧国家首次正式派到中国的外交使节，1793年英国乔治・马夏尔尼使团访问中国，提出通商、建交、传教等7项请求，并要求签订平等条约。然而，乾隆帝以“无此先例”为由加以拒绝。他认为中国作为天朝上国，不需要外国的商品即可自给自足，双方不存在平等贸易的基本条件。所以，“在17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和18世纪的中国，欧洲列强为战略或商业目的无不多所迎奉，几乎完全按苏丹和清朝皇帝规定的安排进行交往”。直到18世纪，欧洲在与亚洲的交往中都还明显处于劣势。“在向非洲和美洲探险、殖民和征服的过程中，殖民国家或者作为其人的殖民者也曾经尝试以签订条约方式与当地政权交往。但这种国家间交往只发生在殖民者与较为强大的土著政权之间，而当实力的平衡被打破时，殖民者往往撕毁和约，代之以枪炮和铁骑”。可见，欧洲在对非洲、美洲进行殖民和政府时也存在角力，并非是完全轻而易举的，一旦当地政权比较强大，欧洲人也只能用相对平等的签约方式与之进行交往，甚或是放弃。1535年，当葡萄牙人企图动用武力侵占比热戈斯群岛时，遭到当地人的迎头痛击，终未得逞。这一事件说明西非人民具有足以抵抗殖民侵略的武装力量，这也是近代早期欧洲人在西非始终未能像在美洲那样，在军事征服的一基础上肆无忌惮地进行经济掠夺和殖民剥削的原因。

在文化上，非欧世界大多数地区还能维持各自文化的基本面貌。

四、近代晚期（18～19C）非欧世界历史地位的变化

然而18～19C，欧洲相对非欧世界的绝对优势开始确立。

除北美以外的非欧世界被纳入欧洲主宰的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工业化时代的欧洲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对资本的渴望使欧洲列强迫切地需要扩充市原料产地和市场。这一时期，欧洲凭借着工业革命制造出坚船利炮打开亚洲、非洲国家的大门，逐步把除北美以外的非欧世界变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欧洲进入快速殖民和扩张的阶段，19C中后期，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非欧世界的区域关系体系最终让位于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从17C开始～19C末，欧美国家完成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普遍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制度；19C末20C初，随着殖民扩张达到顶峰，借助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优势，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了明显优势，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最终确立起来了。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逐渐确立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不断向全世界扩展，逐步侵蚀、挤压另外两个非欧世界区域关系体系的过程。最终，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东亚封贡体系和穆斯林世界的体系被摧毁，让位于以西欧为中心，囊括全球的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

除北美外的非欧世界逐步成为欧洲主宰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经济附庸：经历工业革命后具有非凡生产能力和获取资本渴望的资本主义更加地以掠夺其他国家作为基本的发展条件。进入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后，欧洲开始采用多样化的政策对非欧世界进行经济掠夺，结果就是在欧洲与非欧世界之间、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就出现了国际分工（工业生产与原料生产、世界城市与世界农村，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使非欧世界沦为欧洲的经济附庸，非欧世界便沦为了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边缘化或半边缘化国家。国际分工体系的建立，也标志着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国际分工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国际分工使世界各国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得到合理利用，有利于发挥分工国家各自的经济优势，并把这种优势转化为世界范围内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使世界生产力迅速提高，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成为先进国家控制、剥削落后国家的一种经济强制制度，造成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片面性和依赖性。

除北美外非欧世界的文化被极大地改造：近代晚期，欧美列强对殖民地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对殖民地进行统治：一种是直接统治、一种是间接统治。无论哪种方式都对当地的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法国是典型的对殖民地进行直接统治的宗主国。它就实行同化政策，大力向殖民地灌输宗主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以便同化尽可能多的殖民地人，尤其是当地的上等富有阶层，这样来使被统治民族对统治民族产生密切的认同感，感到自己的命运与宗主国休戚相关。这种做法必然会极大地改变土著人的生活方式。英国是典型地对殖民地进行间接统治的宗主国，但它同样推行同化政策。

综合起来看，随着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市场体系和殖民体系的建立，欧洲已经占据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绝对优势。而除北美外的非欧世界在整体上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沦落为欧洲的附庸。

【参考文献】

[1] [美]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商务出版社，2006年版.

[2] 何顺果.《全球化的历史考察》，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欧洲经济论文第9篇

希腊发生债权危机、西班牙经济问题凸现、欧盟未来十年经济战略颁布??欧盟的2010年，似乎是从多事之春开始的。欧洲在埋头打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或许会有种“又来了”的心态。

各领域进程不一的一体化程度，东扩后不再同质化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欧盟领导权问题以及由“新欧洲”、“旧欧洲”、“核心欧洲”和英国、美国之间组成的五角关系??这些问题对于绵长的“欧洲统一”的“贤哲之梦”而言，已经成为惯常的考验。而欧洲在实践之余，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争辩。虽然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盟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被认为是功能主义学说的成功，但实际上回顾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思想史，欧洲从来就是意识形态的欧洲。

比如，2003年5月31日，因对美英两国无视欧洲诸国的反对而出兵伊拉克不满，哈贝马斯联合德里达邀约30多位欧美知识分子所进行的那场关于“欧洲统一之路”的辩论。

最近出的简体中文版的《旧欧洲　新欧洲　核心欧洲》，让更多中国读者见识了那场辩论及其后续，也由此读到了“文化欧洲”及“公益/公共物品欧洲”之外的“意识形态欧洲”。

哈贝马斯和德里达搭档并发表檄文，本身就囊括了可以引起一场知识分子大辩论的要素：一个德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皆为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事关欧洲未来的话题。

这块“引玉之砖”俨然是战斗性的。文中呼吁由法德两国主导建立“核心欧洲”；对外在国际社会中以一个声音发声；反对美国唯自己意愿是图的外交政策；对内加强“欧洲性”的建构，以文化的联结填平“核心欧洲”、“旧欧洲”和“新欧洲”之间的差异??他们大声说出了“重建欧洲人的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