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内容提要]民生同公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息息相关，媒体可尝试以“公共参与式新闻”实现民生新闻的实质性突破，在解决民生问题中发挥告知与预警、质疑与监督、代言与反馈、参与与整合等方面的作用，创新公众参与方式、搭建社会善治平台。
高度关注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其中发挥媒体作用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因为“传媒的作用对于整个社会转型的方向及转型的质量都曾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亟需充分发挥媒体在解决民生问题中的积极作用，以创新公众参与方式、搭建社会善治平台，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良好的信息环境和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一、民生与公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
民生事关民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其要件在于民众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即“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曾经有力地证明：饥荒不可能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度出现，因为饥荒并非食物总体上的缺乏所致，更主要的是由于贫穷地区的特困人群缺乏获得食物的途径，而言论自由可以将这些问题曝光。问题一旦曝光，舆论和公众的压力将迫使问题得到解决。我国“非典”前期SARS迅速蔓延并导致公众恐慌，同媒体失语、公众知情权遭到破坏密切相关。
(一)民生与知情权
知情权是指公民有知悉、获取社会资讯、公共信息的权利，因此也称知晓权、获知权，既包括社会知情权，也包括以“政务公开化”为要求的政治知情权，还涉及所谓自身知情权，即公众有了解与自身息息相关的各方面情况的权利和自由。
实际上，知情权这一概念从一产生开始，便同媒体结下了不解之缘。首次提出这一概念的正是一位新闻记者，他就是美国人肯特，库柏。1945年，库柏在一次反思法西斯猖獗问题的演讲中提出，应保证新闻业和大众获得信息的权利。8年后，他出版了《人民的知晓权》一书。“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政治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公民知晓权的有无或多少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自由程度和信息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由于知情权对于其他权利的实现具有基础性作用，因此，关注民生需要从尊重和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做起。
说到知情权，首先应提到普通民众的知情权，因为在现代社会，知情权是公民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人生活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公民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前提。不过，我们常讲的知情权，多从狭义的角度出发，只把它当作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强调公民对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公共权力机构所拥有的知情和知察的权利，要求公共权力机关要担负起向公民公开信息的责任和义务。实际上。“从广义上来说，知情权指的是社会成员获得有关自身所处的环境及其变化的信息，以及生活所需各种有用信息的权利，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人的生存权的基本内容之一”。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一贯强调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理应在实施狭义知情权的基础上进而实施广义的知情权，这无疑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除普通民众的知情权外，还要强调领导干部的知情权。领导干部既是公民，而且是国家权力机关担负不同职责的领导工作人员。所谓领导干部知情权，特指领导干部通过媒体真实客观地了解社情民意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除到基层调研和听取下级汇报外，领导干部通过各级媒体的报道来了解社会实际情况和民众的真实意愿已成为普遍而直观的方式。这也是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强调新闻报道应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因之一，使媒体更有效地发挥领导干部与群众的沟通作用。
知情权往往同话语权联系在一起，前者是基础。话语权是指人们所发现、阐释和创造的概念、思想或视角传播于社会，被他人接受和使用并将其引导到特定思维层面上思考问题的能力。话语权的实质，是一个人在社会上能否维护其合法权益、能否争得做人之尊严的重要标志。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个公共空间，在公共空间里共有三大成员，即政府、媒体和公众，它们扮演着彼此区别而又相互关联的角色，行使着各自的话语权。
政府话语权。在话语权理论中，一般把那些思想活跃、创新能力强，又掌握着某种政治、经济或文化资源因而具有较大“社会音量”者称为拥有较多社会话语权的组织或个人。在当代社会中，代表国家意志的政府及其领导人就是这样的组织及个人。在公共领域，政府以领导者的身份制定政策，管理公共事务，具有强大的社会话语权。尤其是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等的重大公共议题，政府能够从宏观的立场上把握全局，其话语权关系到国家的重大利益。一般而言，政府话语权由宪法和法律、法规所明文规定并经由依法行政的过程来体现。
公众话语权。建设和谐社会，推进民主政治，离不开尊重和扩大公众的话语权。“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须以民主为内涵，提升公众的话语地位，促成政府、媒体、公众的沟通与交流，共同探求公共问题的解决之道。”公众在媒体上充分行使话语权，不仅有利于形成广泛的群众监督，而且有助于集中民智，将其变成科学决策的源泉。
媒体话语权。媒体话语权是社会公共生活中颇有影响力的话语权。一项调查显示：64.1％的被访者表示，“当看到社会上的不平事”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24.3％的被访者“在生活中遇到依靠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15.8％的被访者“当遇到有意思的事”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这些数据表明，公众心目中的记者已经成了社会正义、公平的化身。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尤其是在社会有重大利益调整时，更是需要媒体发表各种不同的声音，建立社会各阶层沟通的平台，就各类公共问题形成社会共识。因此，推动公众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促进政府政治变革，既是新闻媒介的重要的政治功能，也是新闻媒介在社会正义实践中所应担负的重要社会责任。
综上所述，民生同公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息息相关。在当代社会，关注民生需要从尊重和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做起，其中包括领导的知情权。在此基础上，则应借助媒体的话语权来扩大领导的话语权，特别是放大普通民众的话语权。在操作层面上，既需要实现领导干部通过媒体真实、客观地了解社情民意的权利，更需要普通民众通过媒体放大他们的声音，直接表达他们的意见、愿望和要求。
二、民生新闻与公共参与式新闻
目前流行的民生新闻对于尊重和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了诸如市井化、娱乐化甚至庸俗化等不良倾向。2006年10月在天津举行的“首届全国都市频道协作暨民生新闻发展论坛”在肯定民生新闻之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呼吁融入公共新闻的合理元素，将其转化为公共新闻。但从国际潮流来观察，引进“公共参与式新闻”的概念，才能真正实现民生新闻的实质性突破，打造新型的公共话语空间。
“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Journalism)是美国新闻界近年来提出的。在英文中，“Participatory”的含义是“提供参与机会的、供人分享的”，这里是指普通公众可以借助现代网络技术主动地加入到传播活动中。2004年8月，美国“公共新闻网络”主席LeonardWitt教授在“公共新闻兴趣小组”年会上正式提议，鉴于“公共新闻”在美国的现实发展，可以考虑将“公共新闻”与“参与式新闻”相结合，改称为“公共与参与式新闻”(PublicandParticipatoryJournal-ism)。它强调公众对社会生活的参与性。本文为论述方便，笼统地称为“公共新闻”。我国传媒学者孙旭培曾把“公共新闻”概括为：“培育和营造公民社会，监督和构建公共领域，报道和指导公共事务，交流和引导公共意见”。
当代社会的一个最大特点便是公民社会。所谓公民社会，是指随着国家公共意识的日益强化，社会成员已不是简单的纳税人和消费者，而社会的公民，享有完整意义上的公民权，因而有权参与社会领域的公共事务，并形成公共意见来讨论和决定社会事务。
在传统的新闻学理念中，“大众”强调的是受众无意识和被动接受意识，忽视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参与性。而“公共新闻”则将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定位为“公器”与“公众”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它更能强调媒体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和“对话”意识，意味着受众本位的回归，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执政方针。如果说“民生新闻”是在“国家的声音”之外传递“民间的声音”，那么“公共新闻”则把“国家的声音”和“民间的声音”整合为“公共的声音”，以培育和营造真正的公民社会。
因此，“公共新闻”是在国家公共意识日益强化的大背景下对党和政府执政理念的新的阐释和传播，强调的是媒体力量在公共生活领域的导向与介入，意在通过媒体搭建的公共平台，塑造民众的公民意识以及公民的公共意识，协调公共生活，提高公众应对社会问题的行动能力，以实现缓解矛盾、化解冲突的社会和谐目标。
三、媒体在解决民生问题中的作用
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新的规定：制定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或者重大疑难问题的司法解释，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扩大司法解释的来源，公民个人也可以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建议立项司法解释。这无疑是对公民和媒体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积极作用的回应和期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指出：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已经从过去的以解决“吃饭”问题为第一要义转变为以解决“说话”问题为第一要义的基点上，即如何通过传播话语的多元参与与表达，增进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理解，以最大限度地消除隔阂、减少偏见，进而降解社会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改变既往‘舆论一律’的单极化倾向，建立多元和谐、彼此尊重、畅所欲言的舆论氛围就成为新的媒介‘语法’规则应当致力于实现的情景和目标之一。”由此可以看出，媒体在解决民生问题中的主要作用，大致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告知与预警。就基本功能而言，媒体实际上是通过对信息流的经营来获取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收益的。传媒应当在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追求经济效益的最优化。媒体首先应当发挥对公众的信息告知作用，保障公民获知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利，让他们了解有关自身所处环境及其变化以及生活所需的各种有用信息尤其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新闻资讯。
如果说告知作用是一种常态功能的话，那么，预警作用则是媒体在守望环境的过程中对可能发生的各类突发事件的预先警告，以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防范和化解风险，尽可能地减少损失。据介绍，欧盟媒体监测系统监测全世界通过互联网的25种语言的新闻报道和公众意见，以尽可能早地了解每天的新闻信息，并在分类一收集和跟踪分析的基础上，为重大事件的早期预警提供决策基础。由此可见，媒体应当发挥预警作用，通过对社情民意的监测，正确反映、引导和化解等社会矛盾，避免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
质疑与监督。新闻媒介要成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不仅要让人民群众耳闻目睹各类新闻信息，还要让党和政府能够随时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以便及时了解社情民意。这就需要媒体发挥适度的质疑作用，报道公民民意，报道公民对涉及国计民生的各类决策的诘问、质询甚至质疑意见，并要求相关部门特别是其新闻发言人承担向公民释疑解惑的职责。媒体有必要发挥质疑功用，让那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公共政策和社会管理办法得以通过新闻报道接受公民的广泛评议和认真质证。
谈到监督，一般都会想到媒体所实施的舆论监督。然而，舆论监督的真正主体应当是媒体背后的公民而不光是媒体本身。公民同媒介工作者之间实质上是一种委托关系，即公民将新闻信息的收集处理权委托给媒介工作者，其中公民是委托者，媒介工作者是者。也就是说，媒介的所谓采访权、编辑权和报道权等项权利，实际上都受托于公民。传媒只有行使好公民所托付的这些权利，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才能确保公民的知情权、选择权，并在此基础上保障他们对媒体的接近权与使用权等相关权利。媒体有责任代表公民对涉及国计民生问题的政府行为进行舆论监督，通过新闻报道沟通公民与政府之间在解决民生问题中的意志与愿望。
代言与反馈。按照委托理论，作为受托者，媒体应当首先是公众的代言人。不仅如此，从实质上说，连执政党和政府本身也是公民的受托人。因此，媒体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应当勇于并善于为民代言。在民生问题的解决中发挥代言作用，其实是媒体社会角色的回归。
说到反馈，目前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同受众之间的反馈已经大为改善。但在解决民生问题的过程中，媒体不仅应增强传受之间的反馈，还应强化政府同公众之间的反馈，通过信息传播，在二者之间真正搭起理解和沟通的桥梁。除公开报道外。媒体还应通过提供内参的方式，把当下敏感的民生问题反馈给政府，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论文摘要：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农民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政策模式，重工融入城市问题。捉民工融入城市是劳动力价值的内在要求；是政策关怀的具体化；是道路的必然选择；是城市公共管理的客观要求。然而，目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一方面是户籍身份制度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社会排斥的影响。因此，实现农民工的城市的是使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服务体系，并阶段性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防止出应”。
自从改革开放出现农民工以来，农民工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政府和学界的普遍关注。2006年，中央政府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思路，表明了政府对农民工问题高度重视的态度。
一、问题的提出：艰难的融入
学界近年来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文章连篇累牍，汗牛充栋。然而，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现有的研究，多是从经济政策的角度进入，即便是从社会保障角度出发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文献，也带有明显的蒂特姆斯(RichardM．Titmuss)所言的婢女型社会政策的色彩。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农民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政策模式，从制度化的社会政策建构入手，从社会结构转型和城市化的长远发展眼光，重点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目前，绝大多数农民工仍然是城市的候鸟，由于其边缘身份的特殊性，使之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或一些不确定就业的独特群体，他们游离于城乡之间。相对于城市生活来讲，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入”。其原因在于：第一，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无法逾越的身份壁垒。长期以来户籍身份制度的制约，使得农民工的身份歧视无法消除。当他们想融入城市生活时，还面临地域排斥等非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同时，如前所述，国家出台的有利于农民工的政策，更多强调农民工经济方面的权益保护，如工资拖欠、劳动保护、工伤赔偿等等，而较少关注自身生活和心理层面的问题。凡此种种，使得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
二、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必然性
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的流动，从微观过程的角度说，并不是直接对“大量农村劳动力处于剩余状态”这种状况的反应，而是对“由于劳动力大量剩余而造成的普遍贫困化”这种状况的反应。改革开放以来，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村劳动力逐步释放出来，是农民工流动的基础条件；而农村社会的普遍贫困化和城市就业的高收入示范效应，则是农民工流向城市的主要动因。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农民工仍将是城市产业大军和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融入城市不单是在劳动力市场的进入，更是在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全方位进入。这是因为：
(一)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劳动力价值的内在要求
当前中国农民工就业的独特之处在于劳动力价值的低廉性，这种低廉性是由于劳动者就业环境与生存环境的脱离造成的。这种脱离降低了劳动力成本，用以支付生活资料的费用无需由雇主支付。农民工住房、疾病、子女教育、娱乐所需的费用都变成了劳动力价值之外的花费，进城农民工除了少部分住在雇主提供的廉价房屋或工棚外，绝大多数自己租住房屋，并自行解决在高昂生活成本的城市生存下来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农民工纯粹变成了雇主赚钱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劳动力价值包括三部分：一是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以再生产他的劳动力；二是劳动者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以延续劳动力的供给；三是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用以培训再生产需要的劳动力。劳动力价值的一般理论客观上要求为农民工提供满足生活和照料家庭的生活费用，否则就会带来“民工荒”等劳动力供应危机，也容易诱发其他城市社会问题。为此，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提高农民工生活质量、适应劳动力价值需求的必要手段。
(二)农民工融入城市是政策关怀的具体化
近年来，中央政府对农民工问题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200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在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工问题的16字方针：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2003年，中央政府又接连发出“1号”、“78号”、“79号”等3个文件，并修订一个条例。“1号”文件中规定了取消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规定以及不合理收费等；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保障农民工权益；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改善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居住条件及工作环境；对农民工进城务工做好跟踪服务等6方面的内容。2004年，中央政府发文要求改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就业环境。2005年年初，国务院又发出进一步改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就业环境的文件。此外，2005年的中央1号文件还把农民工正式列入了产业工人的队伍。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思路。上述政策的出台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工的舆论环境，为解决农民工问题指明了方向，却很难改变农民工被同情和怜悯的社会地位，也很难改变其城市认同和归属感。笔者认为，在政策落实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对接机制，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有效举措。
(三)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在谈论农民工问题时，很多研究者都把农民工现象看作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进步，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力量。例如，白南生、何宇鹏(2003)认为，农村劳动力候鸟式的流动正是逐步实现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方式，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转型的贡献。关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选择，上个世~．LSO年代，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过“小城镇”理论，主张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实现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城市化模式。当时的讨论中，亦有发展大中城市、吸收外来人口的观点。农民工问题的凸显似乎为中国城市化道路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中国实现城市化道路绝不可能是单一的模式，而是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在这个多元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已经成为一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主导力量。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从长远来看就是解决中国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
(四)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城市公共管理的客观要求
应当看到，农民工进入城市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为城市公共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其中，农民工犯罪就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赵树凯(2001)研究发现，城市犯罪中的民工成分已显著上升，对城市社会秩序和公共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以北京市为例，外来流动人口中犯罪人数占全市处理犯罪人员总数的比例，1980年占3．41％，1985年占9．28％，l988年占23．3％。北京市从1995年以来发生的刑事案件中，外来人口作案占50％左右，1998年查获的10519起刑事案件中，外来人员有11028名，占62％。上海、广州等地情况也大致如此甚或更为严重。目前，城市公共管理的偏差在于，重视生活层面的治安控制和就业限制，忽视体制层面的社会整合。突出的问题是，各种规定办法出台过频，相互不配套，管理体系内部本身也存在一些不协调，在某些情况下又加剧了原有的冲突。因此，从城市外来人口的公共管理来看，整合的关键是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本身要体现外来人口是“新的市民’’的价值理念，而不是旧体制下的一般意义上的“暂住人口”。要取得进城农民对于政府管理的认同，最根本的办法是把他们看作城市里的自己人，而非城市里的异己分子。但是，这不能仅仅停留在宣传舆论上，而要有制度化途径，就是应当使外来民工市民化，真正地融入城市社会。农民工的城市公共管理涉及到劳动就业管理、治安管理、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社会保障管理等诸多方面，目前还主要停留在劳动就业和暂住人口管理上，管理主体分割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在管理形式上，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强制式管理，而非公平对待的融入式管理。解决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是解决好现代城市公共管理的客观要求。
三、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的主要障碍
尽管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大势所趋，然而目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诸多障碍。一方面是户籍身份制度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社会排斥的影响。
(一)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受到户籍身份的制约
城乡二元户籍身份制度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长期以来，在城乡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下，城市和农村形成了两个相对隔离的板块。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形成两种差异很大的生活方式。农民要想改变其生活方式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中，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市场经济虽然瓦解了户籍制度的地域限制，但是，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身份标签(statusstigma)及其他制度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消除，“市民”和“农民”仍然是区分社会等级的一个重要标准。笔者认为，农民工身份地位的合法化是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首要问题。农民的身份标签不取消，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就是一句空话；农民的身份标签不取消，针对农民工的制度安排最多只是居高临下的同情和怜悯，而非保障基本权利满足和实现社会公平的长远举措。取消户籍身份制度，与公民基本权利相关的政治权利、就业权利才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障碍才能真正消除；农民工融入城市后社会地位获得才能得到根本性保障。
(二)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社会排斥等制度
据调查，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工大多是青壮年劳动力，文化程度也相对较高，因此可以把他们视为农村社会的精英群体。然而，这些农村社会的精英流动到城市以后，面临着在城市社会中对自身地位进行重新定位的问题。而城市原有的地位群体倾向于划一个圆圈，来限制外来人口的进入。社会分层的经典理论认为，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是由多个维度决定的，其中地位群体是划分一个阶层区别于另一个阶层的重要维度。在韦伯(Weber，1978：PP．305—06)看来，一个“地位群体”意味着在一个大的群体内大多数人成功地要求：一种特别的社会尊重，也可能是地位垄断。地位群体可能由下述情况产生：1．首先是凭借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职业类型：“自封的”或者是职业地位群体；2．其次是通过世袭的魅力，凭借获取较高尊重的成功要求：世袭地位群体；3．通过对政治或僧侣统治权力的垄断占有：政治的或僧侣统治的地位群体。农民工流动到城市以后，虽然自身经济地位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总体上而言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只能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劳动力，而不是社会意义的公民。在城市社会中，农民工阶层只有经济上提供服务的义务，没有政治参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就是一种简单的雇佣化的经济关系，而不发生政治联系、社会联系。笔者的研究也发现，农民工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大多是城镇劳动力不愿做的工作。同时，在外出流动的过程中，除了户籍身份排斥外，农民工还面临着从农村向城镇、从小地方向大城市的地域排斥。可以说，农民工的社会排斥是长期以来城乡户籍身份制度和地域排斥的一种延续，并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
四、如何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要把握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重要的是使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服务体系
社区是个人生存和生活的空间，群体归属感的培育也是社区服务的重要功能。我国的城镇社区服务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民政部的积极倡导下，已经开展了多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务院，2006)明确指出：“要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平台。鼓励农民工参与社区自治，增强作为社区成员的意识，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能力。发挥社区的社会融合功能，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与城市居民和谐相处。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和文化设施，城市公共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有条件的企业要设立农民工活动场所，开展多种形式的业余文化活动，丰富农民工的精神生活。”目前，政府要进一步整合管理职能，劳动保障部门和民政部门要密切联合，在解决农民工就业和劳动保障问题的同时，积极接受和吸收农民工参与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当前，我国社区服务的主要内容包括社区就业服务、社区社会保障服务、社区救助服务、社区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社区文化教育体育服务、社区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社区安全服务等方式。笔者认为，社区管理和服务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内容提要】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为谋求自身的生存的发展，在千差万别的生存环境下创造了千百态的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珍宝，是人类智慧的总库存。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有助于人类生存环境的宽松，对缓解目前已出现的生存环境恶化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有效地利用各民族文化的多地并存源，人类21世纪的生存环境将仍然是美好的。
【英文摘要】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human beings created variousethnic cultures in an immense variety of survival environments.the various ethnic cultures are the precious items in thehuman treasure house of wisdom. to protect the cultures isconducive to the human survival environment and is importantto help stop the deterioration of survival environment.
【关 键 词】民族文化/生存环境/文化类型ethnic culture/survival environment/cultural types
【 正 文】
人类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梦想彻底征服自然。开始是凭巫术，以后是凭信仰、凭人类的科学和技术及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人类经济秩序。其结果是人类在局部问题上使自然按照人类的意志发生了改观，但在总体上却不断地遭到了自然的报复。那么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协调还是控制，是利用还是征服，是依存还是对立？本文拟从民族文化多样性与人类生存环境的关系加以分析。
人与其他生物物种不同，其他生物物种完全是凭借自身的生物属性，在生态区域内参与生态系统的协调运作，任何一个物种在其间失去平衡，该生态系统内的其他物种都会相应按生物规律做出反应，使之重归于平衡。人则不同，就其生物性而言，他与其他生物物种无异都得摄取生物能，消耗生物能，都得接受同一区域并存物种的生物性制约。而就人的社会性而言，人与其他生物物种就迥然不同，他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特有文化，凭借文化结成社会，维系成个体集合——民族。用人类特有的手段——文化去摄取和消耗生物能，因而和人并存的生物，只能在生物性上层面上对人的生息和繁衍加以制约，而在生物层面之外对人类却无能为力，人类却能在生物层面之外凭借文化按自己的意志对于伴生生物加以控制甚至彻底征服。这样一来，矛盾酿成了，即人类超越于生态系统之外，它可以左右生态系统，却不受生态系统制约。终有一天人类这个脱控的生物物种会打破生态系统的均衡运作，使所处的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这一天目前已经迫近了，这就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降临。
人类在生态系统内的脱控既然导因于人类的文化，那么要使之在生态系统中重归于平衡，也得惟文化是问。要使人类这一物种在生态系统内重归于平衡，当然得靠一种制约力。这种制约力只能是文化，文化又只有人类才有，因而不能靠其他生物种的文化来制约人类，只有靠人类自身的文化来制约人类自身。如果这个制约的方案能够行得通，人类这一生物物种在地球上的失衡也就随之得到解决。人类生存环境恶化问题也就彻底缓解了。
我们知道文化可以划分为具体的类型，类型之下又可以划分为具体的样式。要使文化对生态失衡发挥制约作用，当然不能靠文化的整体，而只能靠文化的不同类型、不同样式之间的交互作用去实现。为此，我们得按照文化的类型一一分析，看看他们各自对生态系统失衡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以及如何去加以制约。
属于狩猎一采集类型的文化，由于是在伴生生物的运作中获取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这种文化类型也能够积累有限的代偿力，但是这样的代偿力仅作为转换生活区域、对付生存环境不测因素的变故之用。一旦所维系的民族成员个体数量超过所处地带生态系统所能承担的生物个体数，随之而来是该种文化在该区域内适应度的锐减。人们的反应只能是扩散或出现该种民族的分裂。在这种文化类型中，人类虽然超越生态环境的生物性，但是由于他们所拥有的文化仅仅用于人类转移生存环境和对付生存环境的不测变故之用，而不是在生态系统之外按自己的意志，迫使生态系统改观来适应自己，因而不会造成生态环境的阻滞，即生态环境运作仍能按其生物性正常延续。
斯威顿耕作类型的文化也是在所处生态系统中凭借伴生生物在该系统内的生物正常运作从中获取生活资料。在这种文化中可以积累较多的代偿力，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从所处的生态系统中划分出由人严格控制的生产区，于是仅具有生物性的生态系统开始接受来自人类文化的强制性控制。这时所积累的代偿力已经可以使自然生态系统局部地改观，但却不会使这种改观延续下去，否则，人类在生存区域内所构建的生存环境，就会与其对应的文化失去平衡，导致适应度的降低。于是，在这种文化类型下的人们，为了避免适应度的降低，同样只能向新的生存环境扩散，去构建新的生存环境，使暂时的生态系统阻滞迅速得到恢复，而不能在使生态系统改观中找出路。因而在这样的文化类型下，人们仍然没有完全脱离生态系统中生物性特征的制约。由于代偿力的积累，人类可以局部地扰乱生态系统中生物的正常运作，但那仅是处于构建生存环境的临时需要，并非以此为目的。因而在该类型文化下，人类对其处的生态系统造成的阻滞是暂时性的。
关于斯威顿耕作是否会造成生态危机，曾有过不少的偏见，处于一般进化类型较高的民族，往往指责斯威顿民族靠毁林烧畲谋生，是生态资源破坏的罪魁。这种提法，带有很大的民族偏见色彩，近年来很多切实细致的研究工作已对这种偏见进行了有力的匡正。尹绍亭在云南边境地区所作的研究工作，使这种带有传统性的偏见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在国外也有很多卓越的学者，同样地证明了这一点。拉巴婆特在对岑巴甲玛凌族的生计生态研究后，明确地指出，该民族的斯威顿耕作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呈相当和谐的平衡状态，并未造成生态系统运用的阻滞。
畜牧类型文化不是用代偿力去使所处的生态系统暂时改观，而是凭借控制大型的食草动物去谋求生存，其所控制的大型食草动物，是在其所处生态系统中按生物性参与生态运作，人类则在这一运作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该类型文化下，人们所控制的仅是饲养的动物本身，不是这些动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因而这些人类手中的动物一直在接受着生态系统中生物运作规律的制约，一旦这些动物的繁殖超过该系统所能容纳的数量，造成生态运作阻滞，受到制约的首先是这些动物本身，依赖这些动物为生的人类则受到间接的制约。由于这种类型中，人类没有直接控制生态系统的运作，因而不存在人为的生态运作阻滞。生态系统规律却间接地控制着人类的过分活动。很多中亚和北非的草原尽管从局外人看来条件十分险恶，但是生存其间的游牧民族却得到长期的延续，这间接地证明了在畜牧类型文化之下，生态运行阻滞是极为有限的。
在历史上很多农业民族都曾蒙受过来自畜牧民族的威压，因而从感情上难以公平地对待处于这一类型文化的民族，总是谴责处于这一类型的民族破坏他们的生存环境。但是，这种内容的指责与畜牧民族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人为破坏并不相关，因为畜牧民族一旦离开了他们的固有生存环境，必然被农业民族所同化，所谓畜牧民族专事破坏生态环境的指责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农业类型文化和以往的生产类型都不同，它必须积极地使生态环境改观。使生态环境按人的意志只适应特定的由人类驯化的植物生长，凡干扰该种作物生长的其他生物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一律从生态系统中被人驱赶出外。随着人类农业水平的提高，这种驱赶伴生生物的做法越来越彻底。这样一来，作物的生长不是靠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体的自然运作而生存，而是在人的监护下以打乱生态系统正常运作为前提而得以生存。一旦作物生长越过生态系统所能容许的范围，人类所积累的代偿力又足以匡复，那么，长期性的运作阻滞就必然产生，随之而来的是文化在其生存环境内的适应度锐减。加上在本类型文化中，生态环境的改观是固定化了的，避免适应度锐减的办法就只能是靠强化代偿力投入来加以暂时的维持，于是长期的生态运作阻滞就可能诱发为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性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终止人类的过分活动才能使生态环境重归于均衡运作。
在一些生态系统较为脆弱的地区，人类曾经一度建立起高度的农业文明，但在一度的文明之后诱发成了局部性的生态危机，这些繁荣的农业文明，在历史上昙花一现之后就消失了。中国西北地区的大夏政权，曾经一度繁荣昌盛，而今却埋没在荒凉的沙漠之中。不过在农业类型文化中，由于它所要求的生态系统改观，并不是在人力的全部控制下实现文化运作，因而诱发生态危机的可能性并不普遍，只有生态环境自身较为脆弱地带，才可能出现局部生态危机，比如降雨量较少的地带，又比如土层较薄、坡度较大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至于宽旷的平原、水量丰富的江河三角洲，人类通过文化的特殊进化也可以长期地保持文化的高适应度运作。汉族在长江三角洲长期稳定的发展并保持着人口的高聚合度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此外，在17世纪的西欧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特别是莱茵河下游的尼德兰族和佛来芒族就十分成功。
农业类型文化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来说并不会导致大面积的生态危机，但是该类型文化可以积累大量的代偿力，可以诞生出强有力的稳定性大帝国，而这样的大帝国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滥用积累起来的代偿力，比如为了增加财政的收入，可以迫使非农业民族接受涵化，迫使非农业民族向他们交纳农产品，其结果必将造成被它控制的弱小民族在不适宜农业生产的区域强行进行农业生产。这往往导致这些民族所在地区生态环境的长期性运作阻滞，甚至诱发为生态危机。萨珊王朝时期的中亚、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马格里布和巴勒斯坦都曾局部地出现过类似情况。
工业类型文明与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化都不同，它是立足于最终性地彻底改变所在地区的生态系统为其文化运作的基本前提。这种改变随着工业文明的成长而与日俱增。由于这是按人为意志凌驾于生态系统上而从事的活动，因而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对它完全失去了控制，这种文化运作的本身就必须建立在生态运作阻滞之上，是靠人力来加以平衡的生存方式，一旦人力超出了生态控制的极限，必然酿成生态危机，这种状况在本世纪初已经开始在局部地区露头。比如北美的草原局部退化、莱茵河下游的海水倒灌、英伦三岛的环境污染，都是这方面的明显征兆。但是，由于该类型文化可以积累巨额代偿力，局部性的生态危机不足以从全面动摇该文化类型的运作，因而往往被掩盖下去，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一直延续到了近年，人类才日益感到对自然的束手无策，生态危机的话题才引起了全人类的关注。
工业类型文化由于伴随有巨额代偿力积累，还带来另一个生态恶果。为了维护本类型文化的运作，为了大幅度地提高其生存环境的适应度，工业类型民族往往赁借其代偿力的直接投入，控制其他类型文化的民族，强迫他们提供廉价的原材料，成为接受工业产品的市场。也就是说，凭借实力推行全球范围内的涵化政策或同化政策，打乱其他民族文化运作的外部环境，迫使有关民族不得不按工业民族意志人为构建的外部环境去调适其文化。然而，工业文明自身的弱点导致了他自身生存环境的不稳定性，同时也必然造成他为其他民族人为构建的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这就必然导致有关民族文化运作调适上的混乱，迫使这些民族超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而不考虑因此而造成的所处生态系统的运作阻滞，一旦工业类型民族不能维系他为其他民族所构建的外部环境，有关民族的文化运作阻滞就有可能爆发为大面积的生态危机。当前世界上已出现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征兆，而且这些征兆在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中更为严重。埃塞俄比亚全国性的干旱、撒哈拉沙漠的扩大化、亚马逊原始密林的破坏、印度和孟加拉的水患、巴基斯坦的干旱，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在这里我们必须严格地区分生态运作阻滞和生态危机两个截然不同的学术概念。生态运作阻滞是生态系统内有关物种的个体数比例失调而造成的生态运作暂时性失衡，一旦外来因素消失，生态系统的自身协调律可以使之重归协调和达成新的平衡。生态危机则不同，生态危机是由于对生态环境的根本性改变而造成的生态系统运作混乱，单纯凭借生态系统的自身协调律无法恢复正常。对人类总体的生存而言，生态运作阻滞并不可怕，其最终极的严重后果仅止于导致某些民族的兴盛衰亡，从人类总体而言，只需换用另一种文化去从事开发利用，同样可以使之趋于正常。
就农业文化类型而言，在其有效生存环境内，虽然改变了生态环境的原有面貌，打乱了原有生态运作结构，但这样的文化还必须接受生态环境适应度的制约，一旦适应度降低，有关的民族就只有暂时地部分地中断该种文化的运作，同样不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仅止于有关民族文化的蜕变和民族的衰亡。这与生态危机的出现没有直接关系。农业类型文化诱发生态危机不是在它的有效分布区内，而是在它的代偿分布区上。由于不是有效分布区，在出现危机时，可以轻易地退出，自然会促使原来的文化在该地区的重新启用，所造成的危害经过相当时间后，也能趋于缓解，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恢复。
真正酿成祸患的倒是某些农业民族高度发达，人口聚合度极大，能够持续地积累巨额的代偿力，因而对已经出现生态危机的地区出于军事、政治的需要，强行投放代偿力，以维持该民族势力在该地区的存在，这就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生态危机的质变和扩大其规模。历史上汉民族在内蒙古西部和塔里木各绿洲的活动正是这种情况。要缓解这些地区的生态危机，惟一可行的办法是换用其他类型的文化代替汉族农耕文化的代偿性存在，才能救治这一地区的生态危机。
工业类型文化由于需要最终地改变自然生态环境，因而造成生态危机的隐患是人力的控制限度，而不是生态系统运作本身。换句话说，工业类型文化是造成生态危机隐患的根本原因。而这样的危机隐患又不能靠自然力加以节制，只能靠工业民族的自我约束，这乃是生态危机被人类注意到并作为重大问题提出来的文化背景。更为严重的事情还在于工业类型文化还把积累的巨额代偿力强加于其他民族，使之为其提供有利于本民族文化运作的外部生存环境，又无需为这些民族承担任何责任，以致于生态危机可以扩展为全球性的危机，并且把祸水泼向其他民族，这才是当代人类最大的灾难。这种损人利己的生态危机转嫁办法得以扩大推广，正是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本性的特征。
环境污染与资源危机一样都是世界统一经济秩序的派生产物，在世界统一经济秩序下，只容许一种经济计量体制存在，而不容许多种体制并存，因而处理污染物无利可图，不能纳入文化正常调适之中去加以解决，而最终诱发为全局性的环境污染危机。
在统一的经济秩序下，人口越密集，经济越有利可图，作为20世纪高度繁荣的都市化进程，正是这一不合理需求的表现形式。而高度都市化导致了污染物的集中排放，加上对资源的浪费性消耗，又促成了废物的超量排放，这是环境污染激化的另一个原因。
环境污染的激化还导致资源的单向倾斜消费。自然界本身是一个庞大的整体，污染物的存在是早已有之的事实。只要对自然资源消费不过分地单一化，有限的污染完全可以凭借自然的运作去加以平衡，问题在于人类的消费高度单一化剥夺了自然力平衡的必需时间，从而构成了全局性的环境危机。
环境恶化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不是好事。而文化的可调适性本身具有对付恶劣环境的能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同样具有抑制不利作用的牵制能力。问题在于这样的调适从无序到有序得有一个过程。20世纪的超速发展和对资源超前消费，使不利因素的出现频率加大，从而加速了无序状态的延续时间，使各民族文化的调适难于形成定型的反馈，也使各民族之间的互动牵制力难以有序化，从而无法抑制环境污染因素的蔓延。
基于上述原因的并存，同时导致了同一的结果——全球范围的人类生存环境恶化。
针对环境恶化的症结，对待人类生存环境形势，如下一些认识应当逐步地建立起来：
第一，20世纪末，环境专家在评估污染危害时往往与短期的经济利益纠缠在一起，没有将短期的经济损失与人类长期的延续加以严格的区分。举例说，人们在评估二氧化碳的超量排放时就有如下几种相互关联的结论：一是二氧化碳过量排放会造成温室效应，致使原先富饶的农业区会因为过热干旱而蒙受经济损失；二是温室效应的出现加速两极冰雪的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从而造成足以代表人类高度繁荣的濒海城市彻底报废；三是温室效应会导致某些寒生物的生存危机，而这些生物具有经济价值或者具有生态价值，这些生物生存危机也会带来人类的经济损失；四是温室效应的出现将造成世界气候的震动，使很多原先有效的经济活动变得无利可图，甚至会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等等。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些评估的背后，短期的经济利益在起着潜在的关键性作用。
比如说温室效应导致一些原先的农业区干旱，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局部问题不是全局问题。因为在同样的太阳能补给下，全球的水蒸发量应当趋近于一个常数，总蒸发的水蒸气结成雨时，回落到地面也应当接近于一个常数，因而局部地区的干旱的同时，在另一些地区又会有多的雨量，使原先不能耕作的干旱地区重新变得可以利用。因而雨量的重新分配造成的经济损失是一个局部问题而不是全局问题，从全局来看，得失是相抵的。
又比如海平面上升的问题，这虽然会使一些已经高度繁荣的大都会，使一些极为宝贵的工程设施被淹没掉，但是凭心而论，这被破坏掉的仅是人类构建的经济产物，而不是人类本身。人类完全有能力凭借经济活动重新加以构建，经济损失是短期的，人类修复损失的能力是长期的。这同样不能最终毁灭人类本身。
气候震动和气象的超常肯定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但这并不足以造成全人类的创伤。得失相较，同样处于人类可以调适的范围之内。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对环境恶化的评估，必须将短期的经济损失、局部的毁损与人类长期的延续和全局性的威胁区分开来。关键的目标是要让污染的变动不至于太突然，以至于人类无法发挥文化的调适能力，也无法让各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并存发挥有效的相互牵制力去缓解环境恶化的速度。
第二，环境污染诱发的后果具有多重性。对环境质量的评估如果停留在线性思维模式上，就必然限制人类思维的正常发挥，使人们无法看到因果的多重性，进而把环境的恶化看死，无法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应对环境的变动。以上述的二氧化碳排放为例，目前学术界谈得最多的是二氧化碳排放过多导致的温室效应，而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对刺激植物生长的作用，却没有形成问题的热点。事实上，二氧化碳的浓度提高后肯定会加速植物的生长。地质学研究表明，地球表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曾经一度较高，但经过植物的光合作用后，二氧化碳的浓度也就相应降低了。这样的过程虽然需要较长的时间，但却具有稳定的可持续性。而植物的快速生长对人类来说是具有长远经济效益的。此外，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也会诱发目前尚不显著的化学反应，进而较多地消耗掉二氧化碳。总之，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不光作用于人类社会，同样作用于自然，以至于自然的正常运作全为之而出现相应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二氧化碳浓度的快速提高，这样的变动对人类来说同样得失参半，只有加以有效的扬长避短，环境的危机才不会像线性思维模式得出的结论那么恐怖。
第三，同样由于20世纪末对环境评估使用的是线性思维办法，所提出的对策也脱离不了线性思维的影响。这些线性思维的特征就在于片面地依赖于对污染物排放的硬性控制，而不在于诱导人类社会对此作出有效的调适，也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发挥各民族文化多样化的交互制约力上去有效地调控“三废”的排放。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说，这种评估是一种被动的评估，提出的对策也是一种消极的对策。
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后，我们就可以按照非线性思维的模式去讨论人类文化多样化与各民族文化环境的关系。环境污染既然是族际关系多样化被忽视的必然产物，治理环境污染的积极对策就得从各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入手。
首先，应尽力维护全球范围内多元文化的并存，以缓解环境的恶化。在这一点上，对付环境恶化的对策与对付经济震动、资源危机的对策是同步的，只要解决资源消费的单一化，就能一举而三得。这从经济投入的效率上看，人类社会是可以承受的。比如说只要多渠道能源的获取能替代化石能源的消费，哪怕是部分地替代，化石能源的资源危机就可以得到局部的缓解，利用化石能源造成的污染也可以得到缓解，经济秩序单一化的弊端也可以得到解除。对付其他形式的环境危机在本质上与此相同，解决的思路也可以比照执行。
其次，环境污染对人类的威胁具有相同性，但造成污染的直接责任在不同民族间却是有区别的。因而在族际关系互动过程中，各民族的利益和损害是有差别的。“三废”的排放，完全可以通过文化的互动去形成有效的制约力，以放缓“三废”的排放，事实上在20世纪后期这种制约力已经有所表现。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的民族和国家已经遭到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谴责，从而使“三废”的排放者和因事故污染肇事者受到应有的制裁。问题在于在统一经济秩序下，总是抑制这种制约力的形成，致使消除污染的效益并不显著，不能真正起到改善环境的作用。举例说很多发达国家为了怕污染自己的环境，把那些高度污染的产业以资本输出、技术输出的方式移置到欠发达地区，又利用统一的经济秩序以低价吸收高污染企业的产品为自己赢得好处，这实质上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做法。如果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形成的制约力能够行之有效的话，完全能够抵制这一不合理的行为。遗憾的是统一的经济秩序在作怪，致使明知不合理，发展中民族也只好被迫接受。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出现，这种损人利己的做法肯定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抵制，随着各民族文化多样化抵制力的凝聚，这种转移环境污染的短期行为肯定会被最终制止。
再次，人类社会的调控能力也不容低估。20世纪环境污染的症结在于污染物排放的集中与污染物排放的超量，致使自然力无力在短期内消耗这些废弃物，重新使环境清洁。但是当“三废”排放达到一定的限度后，原有的生产成本必然会提高，比如说水质污染必然使用水的企业要耗费一定的成本去提高水质才能正常生产，这样一来，产品的成本就会提高，原有的生产秩序就会被打乱，从而迫使当前的人们极力地支持保持水体资源的对策，即使是耗费经济的对策也在所不惜。因此环境污染导致成本的提高，会反过来促使企业为治理环境而努力。有效的对策就应是及时地将治理环境的经济代价有效地分散到现有企业的生产成本中，迫使造成污染的企业参与到治理的行业中来。通过社会的调控让当事人合理地负起责来，环境污染问题就可以获得有效的遏制。
最后，20世纪环境污染的症结还在于污染物排放的速度超过了必需的调控时间，致使各民族文化对于污染的反馈长期无法定型，因而加剧了环境的恶化。同时抑制恶化的定型反馈不能稳定，有效的对策就应当针锋相对，利用环境监测的结果针对污染物的排放施加压力，有效地压低不顾后果的经济膨胀。一方面降低了强污染企业的增长速度，为各民族文化的调适赢得可贵的时间，再一方面又直接减少了对环境的压力，同时还使自然力的自我复原能力有发挥作用的可能。只要这种监测和抑制合理，就能够收到多重性的环境治理实效。
总而言之，环境危机是经济秩序统一化的派生产物，核心问题是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的调适能力是否发挥实效，只要这种调适能力有效地发挥其效能，同时又为自然界的复位能力创造一定条件——不言而喻，创造这种条件同样得依赖文化的调适，只要能兑现这些做法，人类的生存环境绝不会像线性思维模式所预言的那样可怕，21世纪的环境对人类来说同样具有光明的一面。
我们认为要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必须明确责任，依赖人类自我节制，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具体的解决方案，必须明确以下三条指导原则。
第一，多种文化类型、多种文化样式的并存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必要前提。维护现有各种文化的合理并存是医治生态危机的根本大计，因而某些民族为了其文化运作需要，使用代偿力企图改革其他民族的文化运作的做法必须加以制止。
第二，代偿移置往往是造成局部生态危机的根源，因而代偿移置的规模和代偿移置所推行的地区，必须进行严格的控制，应当保证代偿移置所涉及的民族拥有最大限度的发言权和最终的否决权，个别民族的需要必须通过民族间的协商解决，不允许强加于人，在这种情况下，被损害的民族有权做出强烈的反应，这是正当的，是维护人类总体利益的正义举动，应当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
第三，工业类型文化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高文化类型，但是对其必须一分为二。在承认其对人类所做贡献的同时，必须充分地注意到，其对人类生态危机应承担的责任，其他类型文化的民族应当动员起来，有效地限制其规模。而工业类型文化民族也应当自我节制，不应当把其他民族的限制看作敌对行动。事实上，人类的创造拥有巨大的潜力，其他民族的限制，虽然造成了外部环境的不利，但是却有利于促使工业类型文化民族向更高的层次更新文化。把这种形式下的民族关系理解为敌对行动，是民族本位偏见在作祟，不应当使之合法化。只有按上述三大原则达成各民族之间的谅解和相互制约，生态危机才能最终地解决，全人类的永世其昌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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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市纪委监委部署开展民生领域群众反映突出问题的专项监督。
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强调，围绕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一体推进“三项改革”，是深入贯彻党的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任务。要适应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要求，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以高质量党内监督、国家监察促进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提质增效。
近期，x省x市纪检监察学会课题组围绕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调研。
关于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情况
从实践情况看，自监察体制改革以来，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得到全面加强，严惩腐败高压态势持续保持，纪法贯通、法法衔接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纪检监察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
改革措施进一步落实。坚持党委负总责、纪检监察机关负专责、相关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严格按照“施工图”
推进监察体制改革。优化机构设置，完善监督格局。把深化纪检监察内设机构改革作为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三转”，实行监督检查和审查调查职能分设，推进机关内部工作流程再造。有效扩充案件审查调查、执纪监督、案件审理等部门力量，执纪执法一线力量进一步充实加强。出台派驻机构改革实施意见，制定市属国有企业、金融企业、高校等事业单位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方案，开展综合派出监察员办公室工作，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覆盖监察体系。
主责主业更加聚焦。始终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不懈探索强化监督第一职责，坚守政治监督根本定位，切实做到监督常在、形成常态。注重抓早抓小，用好第一种形态，让“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尤其是紧跟党中央有关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围绕加大“六稳”工作力度、落实“六保”任务，聚焦常态化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达产、打好三大攻坚战、基本民生保障，强化监督合力，整体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察监督，切实提高综合监督效能。
制度机制持续完善。严格落实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和监督执法工作规定，以监察工作运行“1+N”制度为牵引，健全统一决策、一体运行的工作机制。制定执纪执法工作中向党委请示报告事项清单，出台民营企业监督检查和审查调查工
作指引、中止被留置党员权利工作规范、外查工作程序和纪律，完善与司法机关、检察机关联席会议等制度，提升执纪执法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开展违纪违法、涉嫌职务犯罪案件证据标准调研，探索建立不同类型案件的证据体系，建立职务犯罪案件报备制度，规范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工作，确保纪法深度融合，推动纪法双施双守。
深化改革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对标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的新部署新要求，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还需要在双重领导体制机制、工作协调衔接、创新监督方式方法等方面不断加强完善。
落实双重领导机制方面。个别地方下级纪委向上级纪委报告工作不够及时。在落实派驻机构“日常履职考核以上级纪委为主”要求方面，部分基层同志反映日常履职考核的标准不统一、与基层实际有差距，考核“指挥棒”作用未充分发挥。
工作协调衔接方面。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巡察监督统筹衔接、贯通融合还不到位，没有最大限度实现“四项监督”之间的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体监督效果。审查调查工作中，刑事强制措施与留置措施对接等事项的配套规定有待细化，需进一步健全完
善刑事司法与监察调查衔接机制，实现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法法衔接顺畅高效。
履行监督首责方面。对于监察法中未进一步细化明确的内容，如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程序、操作规程、实施方式等，需要不断探索、规范、细化、完善，从而构建起职责清晰、权责对等、履责到位、追责有力的监察责任落实体系。此外，推动监察职能向基层特别是向各类开发区延伸需要进一步完善，往哪里派、怎么派、派出机构怎么管理等需要试点探索。
干部队伍建设方面。随着监察对象大幅增加，监督任务更重、责任更大，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与新形势新要求存在一定差距。有的对纪检监察工作的职责定位认识不深不准，推进更高水平、更深层次“三转”的主动性、自觉性不强。有的“以大案要案论英雄”的惯性思维依然存在。有的考虑纪法效果多，考虑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少，不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有的对纪法规定学习不透，纪法贯通、法法衔接的意识有待强化。
持续释放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综合效应
当前，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已由前期夯基垒台、立柱架梁，中期全面推进、积厚成势，进入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新阶段。纪检监察机关要主动适应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要求，
持续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创新，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以高质量党内监督、国家监察促进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提质增效。
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强化领导机制。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协助党委健全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完善党内监督体系，推动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纪委监委监督责任贯通联动、一体落实。强化上级纪委监委对下级纪委监委的领导，完善对下级纪委监委“两为主一报告”、对派驻机构“三为主一报告”工作机制，特别是针对“日常履职考核以上级纪委为主”要求，研究制定针对性、操作性强的考核办法，探索建立科学可行的考察机制和评价标准，为下级纪委监委、派驻机构等纪检监察机构充分履行监督第一职责提供可靠保障，推进纪检监察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工作衔接机制。准确界定监察机关职责定位，厘清与其他监督机构之间的关系，按照边工作边实践边探索边完善原则，查遗补漏、固强补弱。打通监察机关与审判、检察、公安等机关法法衔接各个环节，在案件移送、程序对接、个案沟通等方面完善制度规则、规范工作流程，推动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运行机制。加强对派驻机构的领导和管理，有序推进市属国
有企业、金融企业、高校等单位纪检监察机构改革的制度配套。探索信息化条件下的工作方法，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信息化监督手段的应用，实现对监督执纪执法主要环节全过程监管，推动建立权力运行可查询可追溯反馈机制。
强化精准思维，落实监察全覆盖要求。学好用好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是当前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必修课。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将法定的监察对象全面纳入处分范围，使政务处分匹配党纪处分、衔接刑事处罚，构筑起惩戒职务违法的严密法网。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精准把握政务处分适用规则，真正发挥政务处分的惩戒作用。同时，依据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明确的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主体责任和监察机关监督责任，强化日常监督，对有职务违法行为的公职人员，根据情节轻重依法给予处分，对情节轻微的进行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或者予以诫勉，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确保监察监督有效覆盖。
强化部门协调，持续深化机构改革。进一步明晰相关监督主体的职责，党风政风监督部门负责强化对监督检查全局工作的综合协调，及时对监督情况进行督促检查、监测评估、通报曝光、分析研判；监督检查部门除负责对被监督单位进行日常监督外，还应加强对被监督单位、派驻机构的业务指导和沟通协调；派驻机构与监督检查室建立信息共享、共同
一、怀疑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存在性问题即已凸出。1982年佟德富等发表《谈谈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一文，即明确强调在开展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两年多来碰到的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其中首要的即是中国少数民族有无哲学思想的问题，因为有些人“抱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在以后的研究中，这一问题被逐渐深化，依次形成了几个紧密相关的问题: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有无的问题;如果中国少数民族有哲学，在什么形式下有的问题；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与少数民族其他文化形式有何关系;如何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有何价值……正是这些问题的展开，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认识。到新世纪初起之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存在问题即已由价值判断转化为事实判断，即转化为对少数民族哲学研究范式选择的合理性问题。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有无的问题，有全面否定论和部分否定论两个层次。前者强调中国少数民族都没有哲学，后者强调只有先进民族有哲学。在中国哲学界，这一问题最先发生在蒙古族哲学研究中，因为在中国首先倡议蒙古哲学史研究并列入整个学术规划的是内蒙古哲学界，因而蒙古族有没有哲学和哲学史即首先被学界怀疑13146，并有种种议论|312。后来在各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中都曾先后发生过这一问题，如有学者认为朝鲜族没有或少有专门哲学著作而强调其不可能有或少有哲学思想141;新疆少数民族即使有哲学史也不过是与宗教掺合在一起的、毫无价值的大杂烩，在哲学史方面很难开口15;土家族哲学研究则被直接否定166;其他各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也都差不多遇到过这一问题，以致于有的就加以存而不论，如佟德富等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概论》[71中即没有讨论这一问题;黄庆印在《壮族哲学社会思想》中也是直接肯定壮族有自己的哲学思想1817笔者在《土家族口承文化哲学研究》等书中也没有讨论这一问题。其他如《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肯定中国少数民族同汉族一样有反映本民族特点的哲学思想或哲学思想萌芽，并且是中国哲学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持肯定论者居多，有学者甚至认为，否认中国少数民族有哲学是一种主观偏见，而且积习太深，特别顽固，因此更需要解放思想。研究结果表明，各国民族也都有自己的哲学史，一些学者之所以强调只西方有哲学史而东方没有哲学史，正在于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西欧各民族的哲学创造物有不少本是起源于东方各国各民族的哲学1111；那些强调只先进民族有哲学而后进民族没有哲学，如说蒙古人在“精神智力方面没有发展，没有独立思维能力”“单纯地追求宗教思维”“对哲学稍微有些爱好”等等，可是事实也证明蒙古族有自己丰富的哲学思想。据笔者手头所掌握的现有研究资料，白族、苗族、纳西族、朝鲜族、回族、彝族、土家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满族等民族都已写出了自己民族的独立哲学史，有的民族还形成了自己的多部哲学思想史著作，强力地证明了中国各少数民族有自己的哲学思想。总之，中国少数民族有无哲学的问题长期以各种形式存在于哲学界，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界。
综观产生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原因，避开某些文化中心论因素的影响外，有三个因素起着关键作用:一是西方哲学重点关注问题及相应思维方式的影响，二是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惯性，三是客观上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缺乏研究。1141
二、归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类型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存在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重要问题，一是有无哲学的问题;二是中国少数民族有什么哲学?即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特殊类型问题。从本质上说，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类型，也就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与一般哲学，其中特别是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目前有代表性的学说主要有代表说或融合说、多元一体说、汉族哲学说等三种类型。
一是接受汉族哲学说。这是在蒙古族哲学、朝鲜族哲学、土家族哲学等研究中都曾遇到的问题，表现为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即使有哲学思想，也是从汉族那里接受过来的，实际上就是汉族的哲学思想。
二是中国哲学融合说或代表说。已故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论集》序中以肯定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民族共同的创造成果为前提，强调中国哲学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认识史，因而现在的中国哲学本身即包括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在内，即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已融入中国哲学中，讲中国哲学即亦代表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虽然他强调“少数民族的哲学应当成为中华民族的哲学的组成部分，但他同时也强调“汉族是许多兄弟民族长期融合的结果，历史上并不存在‘纯汉族’。中国哲学史上的优秀哲学家、思想家，不应当只看作汉族的，他们也属于所有兄弟民族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这一思想的更高认知，是人类思想代表说，即强调“每个具体的哲学家虽然属于一定的民族，但我们研究哲学史，却不应把他看做仅仅属于某一民族的哲学家，同时也要看到它代表着全人类的先进思想。
三是中国哲学多元一体说。伍雄武先生以中国民族关系、中华民族结构（格局堤多元一体的实际为出发点，同样强调中国各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的多元一体关系，强调我们既应分民族地深入研究各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又应开展各民族思想关系史的研究，“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171这一说法的基点是承认各民族有自己的独立的哲学，如佟德富、金京振等。
笔者认为，哲学史研究，同时也就是哲学研究，它必须如黑格尔所说，“哲学史的研究就是哲学本身的研究，不会是别的。也就是说，研究者必须有自己的哲学观渗透进自己的哲学史研究中。因此，希望人们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定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是困难的。但是，从中华民族的哲学关系而论，应特别强调的是两个基本关系：一方面是随着“用夷变夷”的进程，中国诸少数民族在逐渐融入“汉族”过程中，也的确把自己的哲学带进了“汉族”，成为“汉族”哲学的一部分，以致于不能说出这些哲学的少数民族特性，如土家族先民范长生、鹖冠子，回族学者李贽等即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哲学中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汉族哲学，而是以“汉”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哲学，即少数民族融入以后的哲学已不再是“少数民族哲学”而是“中国哲学”。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各少数民族一般都有数千年以上的“土著生活”即使是那些“用夷变夏”的汉人进入了少数民族地区，也仍然成为该少数民族哲学的传承者，并带入相应的“汉族”哲学，从这个尺度认定，则我们所说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其中显然也有“汉族”哲学的因素，但其主体却仍然是少数民族的，因而可以用“前中国哲学”来称呼。总之，在“华夷之辩”的框架下，“夷”变而为“华”则是“中国哲学”;相反也可能有“华”变而为“夷”的情况，如不少原来的汉族融入少数民族的情况。这样，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即发生了“中国哲学的多民族背景”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前中国哲学背景”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即可解决“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显然，据此而论，融入说、汉族说都是片面的，而多元一体说似又过于笼统。因为这一问题的本来意义即是“华夷之变视阈的中国哲学”问题，这一问题所要解决的有三个基本方面:华夷之变——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尺度，这里要解决“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合”的问题；中国哲学的多民族文化渊源，这里要解决的是目前“中国哲学”中的多民族文化根基问题；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对象、性质等一般问题，这里要解决的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独特性问题。
三、思考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形式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形式，实质上解决的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在什么形式下存在的问题，笔者此前曾概括为范式说与文化内部构成说两个方面，并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要素论证说。根据近年的研究进展，实质上可以概括为四类解决方案，即范式说、阶段说、层次说、广狭义说等。
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何以可能”问题成为人们自觉的关注对象后，解决这个问题即产生了改变范式的理路，如“中学西范”等。从本质上说，范式说是根据不同哲学观来评定中国少数民族是否有哲学的问题。黑格尔曾说过：“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与别的科学比较起来，也可以说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对于它的本质，对于它应该完成和能够完成的任务，有许多大不相同的看法。据此，笔者在《20世纪土家族哲学社会思想史》中曾专门讨论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并区别了“不同哲学观对哲学合法性的讨论”。而传统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实可概括为三类范式:一类是传统教科书范式，坚定地承认少数民族有自己的哲学并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理解模式和概念框架分析问题，笔者也曾有过这种尝试。这种范式还包括从教科书的哲学定义出发否认少数民族有自己的哲学，从而放弃在哲学意义上探究民族文化。一类是生存论范式，即把哲学理解为“以某种文化样式对关于自身存在的这种自我意识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有人的存在，就会有某种形态的哲学存在。所以，少数民族哲学即“是存在于少数民族各种文化样式或'文本’形式之中，以少数民族哲学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各种独特方式……为中介，所反映出来的他们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以及他们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思索和'觉解’。三类是思想权力说。宝贵贞即强调“哲学是一个民族思想的权力”。他以哲学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精华为前提，阐明特定时代、特定民族所特有的哲学思想。
在范式说之外，较普遍的申论形式是用“哲学”的层次关系求得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其中有两层次说者主张中国少数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创造的丰富多样的物质文明和灿烂的精神文明，其中的核心即是各民族鼓舞自己的精神力量和维系群体的精神纽带，这种核心凝聚为观念、结晶为理论、升华为体系即是哲学，而其中有的虽未成体系却深涵哲理，则可称为哲学思想122、有三层次说者如刘蔚华先生主张哲学观念、哲学思想、哲学是各少数民族哲学的基本层次，有的处于观念层次，有观念而系统者是哲学思想，从理论上回答哲学终极问题者是哲学。在三层次说中，伍雄武先生则以哲学、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三层次来加以阐明。124笔者也同样讲哲学的三个层次，但却是基于哲学问题来认定的，即哲学之思本身就具有层次性，第一层面的问题即哲学本体论问题、哲学认识论问题;第二个层面即历史观和文化观上的问题;第三个层面即政治哲学层面。不能用没有一个层面的问题来否认其他层面的哲学存在性。有四层次说者主张依据哲学产生、发展条件的完备程度及哲学本身发展的水平而划分为“哲学观念一哲学思想一哲学理论一哲学体系”。肖万源也强调以层次性方法分析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以免误认少数民族无哲学，并可实事求是地研究、评估少数民族哲学。
与层次说同时运用的是广义狭义说，如一些学者从古今中外哲学史的比较中，特别是从哲学思想资料来源的分析中，首先把“哲学”分为理论哲学、应用哲学、宗教哲学、民间哲学等，并据此强调理论哲学史是狭义哲学史，其他几种形式的属广义哲学史，而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则可归入广义哲学中。这样既解决了少数民族有无哲学的问题，又衡定了少数民族哲学的发展水平。与此说相应，笔者则以哲学理论的阐明有理论阐释和理论运用两种形式、哲学在存在形式上可分为学术的和日常的两部分来立论，强调不能用一种存在形式否认其他存在形式。
与上述论说方式相异，还有一种哲学发展的社会阶段说，即夏里甫罕阿布达里在《从诗歌民族向哲学民族转变》|26]中认为，从社会文化发展程度这一视角来看，诗歌民族大多处在传统社会、传统文化发展阶段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文化阶段，与哲学民族比较，显然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我国各民族都还处于诗歌民族阶段。准确地说，处于从诗歌民族向哲学民族转型的漫长而复杂的阶段。据此而言，整个中华民族都应该是还没有哲学的民族，是非哲学民族。与此相对，张天鹏在《从求善向求真的转变一兼评<从诗歌民族向哲学民族转变>》中则又提出了另一种横向划分：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从求善向求真的转变，而不是从诗歌民族向哲学民族的转变。其中“求善”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宗旨，而“求真”是西方传统哲学的最高宗旨。
关于上述的范式说，笔者曾强调，范式说本身并不能说错，但对范式的选择性却有合理性的问题。因为我们谁都有接受或信仰某种哲学范式的权力，并且也能据此体现哲学史研究就是哲学研究的真实意义。而上述层次说与广义狭义说的共同特征则是着眼于从文化的内部结构来分析，其中后者则更强调从哲学的结构来分析。严格说来，这是一种文化哲学的分析范式，仍然可以归入哲学范式说中，如蔡茂生在《民族文化建设的哲学审视一“文化哲学与民族文化建设”研讨会纪要》等中，实际上即提出了“文化哲学”的存在形式问题等。至于发展阶段说，可以认为是基于民族思维发展水平的论证，从理论上说，还是一个哲学观的问题，即是否坚持或承认所有民族都有哲学的问题。当然，上述分析也并不是探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形式的全部方面。不过，所有这些努力都告诉我们的是:无论是范式说还是层次说，也无论是广狭义说还是社会阶段说等，都在执着于探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而关键在于找到一种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恰当存在形式的分析路径。
四、确认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根据
确认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根据，首先即是一个哲学观的问题。故早在1982年佟德富先生即强调“少数民族有无哲学思想的争论，实质上是如何理解或看待哲学的问题，它也涉及到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等问题”1112他由此强调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一般规律的自觉、完整、系统、严密的观点，即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这一思想在他与金京振共同撰写的《应当重视朝鲜族哲学及社会思想研究》中也得到了体现。141但是，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哲学观而各自提出了不少的确认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的根据，如佟德富等提出了条件成熟说、存在形式说、社会贡献说、相互影响说;伍雄武先生则强调了实践论证、文化核心论证、哲学事实论证;笔者则提出了客观依据、理论依据、现实依据、构成根据等论说121。综合诸家所论，以下论证可以说是比较被接受的。
实践论证说认为: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也不论其历史长短，只要它战斗过、拼搏过，它就一定有自己的民族精神之精华一哲学思想。有学者还直接与人们的生活实践相联系提出论证，强调“哲学不是神秘的'玄哲’，哪里有社会生活、有生产、有社会意识，哪里就有哲学。
文化核心论证说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多方面的、丰富多彩的，这些众多的方面又总是由某些深层的、普遍的、核心的观念把它们贯穿和联系起来，整合、建构成为有机的文化整体。“这种贯穿各种文化形式中的深层、普遍、核心的思想观念，就是哲学思想和哲学观念。“哲学观念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互不相同，但是，贯穿着深层的哲学观念，这一点是各民族都相同的。如在维吾尔族高度繁荣、发达的音乐、歌舞之中“应有深层的哲学观念”;古代傣族有繁荣、发达的叙事长诗，“其中自有某种深层的观念”;藏族的佛教、维吾尔族和回族的伊斯兰教或傣族的佛教“和哲学的密切关系”也是十分明白的事实12213。总之，我们“要从文化中来发掘、认识和评价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
哲学事实论证说认为:经过各民族学者、专家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所取得的一大批引人注目的成果已让世人能够看到“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有悠久的历史”，“少数民族哲学史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12214至于各少数民族，如蒙古族有无哲学史的问题，就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只要
拿出实际的研究成果用事实来说话即可。
哲学产生条件论证说认为:各民族能够形成哲学的基本条件是已进入阶级社会、有了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有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及一定发展程度的科学文化知识等。这一思想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然是被学界坚持。其他如有学者分析蒙古族有没有哲学思想问题时即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哲学思想产生条件的分析，基本内容与上述略同。
发展水平说认为:不能因历史上的哲学原始和朴素而否认哲学思想的存在，如对古希腊哲学苛求，对少数民族哲学也不能苛求。也就是说，不能把哲学发展的水平作为否定哲学存在的理由。
存在形式说认为:科学文化与理论思维较发达的民族能产生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不能由此判断其他民族不可能有或者很少有什么哲学思想。这实质上是阐明哲学思想的载体问题，笔者认为应分两个方面，一是以什么文献形式存在，一是以什么话语或符号存在，后者包括范畴、行为。蒙古族的《蒙古秘史》及《蒙古源流》、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等都有珍贵的哲学财富1114—5。这一论证也为《应当重视朝鲜族哲学及社会思想研究〉一文所坚守。总的结论是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1131。
社会贡献说认为:哲学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最高成就和理论思维的最高发展，不能设想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少数民族竟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作指导。这正象“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291应该说，从时展及其贡献的角度，认为应有哲学指导，这是以果求因的方法。
[关键词]大学生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意义 途径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当前，高校加强对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和对待民族问题，自觉地做党的民族政策的践行者，从而巩固和发展我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在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的意义，内容和途径方面谈一下看法。
一、充分认识高校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国经济社会机构发生深刻变化，各种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这一切必然会对我国的民族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随着冷战之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民族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明显上升，各种民族主义思想和活动趋于活跃，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在我国周边一些地区仍然相当活跃。西方敌对势力为遏制中国的发展，采用“西化”和“分化”的手段，利用民族问题对我国进行渗透和破坏活动。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人员流动的频繁，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也开始向内地许多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进行经商、就业、旅游等活动；内地许多高校也开始招收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在不同民族的交流中，如何实现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维护稳定的社会环境，也是当前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策教育的重要课题。总之，在当前民族问题面临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高校着力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引导他们增强珍惜和维护民族团结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1.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正确认识和对待民族问题的特征和规律，抵制各种错误的民族观。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包涵着马克思主义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总认识，它一方面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看法，另一方面反映在马克思主义对待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上，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理论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要求压迫民族或大民族，特别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先进民族的无产阶级，不仅要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要采取措施，甚至要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以帮助后进的弱小民族获得平等权利。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指的是民族与民族之间在互动中的认同和整合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观察民族和民族问题，从而能够正确去解决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科学进步的理论，是鉴别正谬民族观点的试金石。党的民族政策是我们党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科学指南，是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是党和人民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加强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认清是非，抵制各种错误的民族主义思潮，增强实践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自觉性。
2.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增强驾驭民族问题的能力，从而提升自身的政治思想素质。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民族的世界里，民族和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一个十分重要、复杂的世界性问题。当今世界约有3000多个民族，总共60亿人口，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我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民族分布小聚居、大杂居、交错杂居。因此，各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尤其重要。进入21世纪，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民族融合等成为民族发展的大趋势。但是，在另一方面，民族对立、民族纠纷、民族冲突等在局部地区有升级和加剧之势。民族问题仍是当今国际热点问题之一。利用民族问题实施“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是西方敌对势力的主要手段。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民族互助、民族和谐的政策教育，能够提高大学生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正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等特点，提升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也有利于挫败西方敌对势力的分裂和破坏活动，维护和打击国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的分裂和破坏活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3.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增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自觉性，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通过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尤其是学习党的民族政策，理解党的民族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是增强学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自觉性，从而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是党和人民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民族关系在多民族国家至关重要。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愈来愈密切，各民族人员往来愈来愈频繁，内地普通高校招收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也越来越多。面对频繁的交流，为了消除由于民族差异而造成的误会，减少不必要的矛盾和摩擦，使各民族同胞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和睦相处，共同进步，共同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华民族大繁荣。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民族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学习，在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措施以及民族基本知识的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增强珍惜和维护民族团结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尤其要在各民族青少年中开展各种形式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
二、高校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十分丰富，其主要观点包括马克思主义民族历史观、阶级观、社会观、团结观、互助观、和谐观、融合观、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国情、民族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它的基本特征体现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互助、民族和谐、民族发展等方面。在新形势新阶段，应着力对大学生加强这几个方面的教育。
1.加强民族基本知识的教育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我们对学生的教育的重点体现在，一是关于民族起源的教育，使学生认识到，民族不是历史上的偶然现象，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在有的民族形成发展中，宗教起着重要的作用。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民族的消亡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通过这些内容的教育使学生正确认识民族这一历史现象的本质规律，树立正确的民族观。二是进行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重要性的教育。民族的产生、发展、消亡是长期的历史过程，只要民族存在，民族问题必然存在，民族问题的解决也是长期的历史过程。在我国实现了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对此，我们要有充分认识。民族问题又具有复杂性，民族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和宗教等方面，解决民族问题又受这些方面的影响。从我国目前现实的民族问题来看，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它所反映出来的，既有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有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矛盾；既有经济领域中的问题，也有政治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既有文化方面的，也有思想意识和宗教方面的问题；既有国内的，也可能涉及国外同民族，这样就使民族问题表现出了十分复杂性。民族问题具有国际性。有些民族跨境而居，有些民族信仰的宗教是国际性宗教，所以，一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可能引发国际问题，影响国际关系。有些西方大国出于本国利益的需要，以宗教、民族问题为借口，插手别国事务，一起地区性民族间冲突，甚至战争，这都使民族问题带有国际化特征。民族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它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重大问题。它关系到我国的统一，社会稳定，边疆巩固，事业成功。”[1]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通过教育，使学生全面认识、分析、正确对待民族问题，自觉为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为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而做出贡献。
2.加强大学生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2005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指出：“坚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体现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
加强对学生的民族平等观教育。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列宁说过，我们要求国内各民族绝对平等，并无条件地保证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绝对不容许一个民族享有任何特权。在对大学生的教育中，一要阐明民族平等的科学涵义。在我国，民族平等主要体现在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居住面积大小，也不论语言文学，和风俗习惯是否相同，在政治地位上一律平等。各民族人民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都享有管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民族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每个民族都依法享有同样的权利，依法履行同样的义务和承担同样的责任。各民族不仅在政治上，法律上平等，而且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所有领域平等。民族平等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促进各民族团结合作，共同繁荣发展的前提和保证。二要对学生进行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教育。承认和坚持各族人民的真正平等，就必须理解和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并无条件地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切实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从制度上保障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保护少数民族当即做主的权利，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尤其是要重视民族平等的法律保障。
加强民族团结观教育。我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创造和发展了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共同斗争和共同奋斗建立和发展了新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胜利的基本保证。”[2]高校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一是必须阐明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使学生认识到，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追求和目标，是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与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条件，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前提，也是全民族共同发展的基础。正如同志指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们能够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不断胜利前进的重要保证。”[3]二是对学生进行“三个离不开”观点的教育。使学生认识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密切关系。“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4]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56个民族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一关系。团结一致，形成强大的合力，才能战胜各种困难、风险和挑战，共同推进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和人类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三是进行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育。民族团结是社会安定、国家昌盛和民族进步繁荣的必要条件。我国的民族问题是我国的内部事务，坚决反对一切外部势力利用民族问题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以维护来之不易的民族团结大好局面。
加强民族互助观教育。民族互助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特征，是各民族在平等团结的基础上，为了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互助支持，互相帮助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阐明：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永远优越于其他民族。民族不论大小，都有其优点和长处，同时，又存在着劣势和不足。各民族应该互相尊重，互助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我国的实际情况是，汉族地区人口众多，经济、科技、文化比较发达。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因此，要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必须把汉族地区的人力、财力、先进技术和少数民族地区丰富资源结合起来，才能扬长避短，发挥各自的优势。我们在对大学生的教育过程中，重点是加强民族互助观重要性的教育。使学生清楚地认识到，各民族的互助合作，是全国各民族发展的重要条件，它是各民族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发展的需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历程证明，只有各民族间的互相帮助，才能加快各民族发展的步伐，逐步缩短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二是要阐明民族互助的两面性。发展各民族的互助关系，首先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支援和帮助，同时，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帮助也是很大的。特别是广大民族地区资源丰富，汉族地区经济建设所用的许多原材料和社会资源，来自民族地区的支援，这样才是全面的。
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和谐思想的教育。民族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特征。加强民族和谐思想的教育，一是要加强民族和谐基本内涵和重要意义的教育。民族和谐是指各民族间在存在某些差异性的基础上各民族和睦相处，关系融洽。民族和谐既是指我国56个民族的和谐，同时，也是指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和谐、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和谐，以及同一民族内部成员的和谐。民族和谐是社会整体和谐的重要内容，只有各民族的和谐，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各民族只有和睦相处，亲如一家，才能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的整体优势和创造力，才能充分增强中华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二是要加强中华民族和睦相处的历史传统教育。中国自古拥有众多的民族。从秦汉至清代两千多年间，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和平相处，互惠互利的交往史事大量存在。民族的交往有利于缓解民族矛盾，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有助于各民族间增加了解和各民族的发展。通常各民族交往的形式主要有和亲、通贡、互市、会盟等。
三、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的主要途径
高校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的方式和途径较多，当前，主要通过以下四种途径进行。
1. 通过课堂教学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
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也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的主渠道。目前，各高校所开设的“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课程中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我们党的民族政策以及民族团结、民族解放和民族斗争的内容。教师将这些问题讲深讲透，对于大学生掌握理论的基本概念、基本内容，提高理论水平有重要的作用。其次，通过每学期的“形势政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课程，专门开设有关民族理论与民族热点问题的专题，尤其是及时结合国内外实际，系统讲授，深刻剖析，使大学生对国内外民族热点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而更理解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做维护民族团结的促进者。第三，通过开设全校性的选修课，普及民族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方面的知识。近年了，烟台大学开设的相关课程有“中国少数民族史”、“少数民族风俗文化研究”等，这些课程，增强了学生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可度，使大学生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
2.通过社会实践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提出：“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实践也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的社会大课堂，是提高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的针对性、实践性，增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的重要方法。如，学校暑期组织学生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活动，能使学生更直接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引导学生自觉关心、支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自觉地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通过社会实践，增长才干，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3.通过校园文化活动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
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一方面可以陶冶大学生的情操，丰富大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另一方面也可以增进各民族学生的团结友爱。所以，高校校园文化活动也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烟台大学以落户我校的国家民委“山东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为依托，研究中心的教师曾举办多场学术讲座，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党的民族政策、民族问题、少数民族发展史、国外民族热点问题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专题讲座，同时，还邀请国内著名民族学专家到校做学术报告，受到学生的广泛欢迎。这对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起到重要的作用。此外，学校组织学生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之际，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为各民族学生创造相互交流、互相了解、相互学习的平台。通过这些活动，使学生认识到各民族都有自己优秀的传统和独特的文化，都为中华民族做出过伟大的贡献，各民族的文化特点、风俗习惯，都是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都有存在的合理性，都应该得到尊重。
4.通过校园网络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教育
在许多高校中，网络技术的应用，全面地深入到学校的各方面工作。网络广泛地关联着大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网络活动已经明显地成为大学生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主动利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使网络成为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的新平台。利用网络拥有的信息资源丰富，传播方式迅速、参与性广泛等优势，以及图片、文字、动画等多彩形式，结合国内外民族问题的热点、焦点，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学生解疑释惑，引导大学生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分析和对待国内外民族问题，厘清模糊认识，自觉地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度山东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地方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研究》课题编号：（J11SY55）的阶段成果。
[1]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第192页
[2]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第75页
[3]《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第6页
论文题目：民事裁定救济的研究
一、选题缘起、目的及意义
(一)选题缘起
由于裁定依据既判力与执行力的扩张，裁定措施外观推定的特点，均可能对裁定当事人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法侵害。如果不为裁定当事人和第三人提供救济，那么，他们在裁定过程中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将成为一纸空文。但我国的裁定救济制度规定较为粗糙，在救济范围、救济方式、救济程序等方面规定极为简单，存在理论上难以弥补的缺陷，难以实现对裁定程序中相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有效救济。同时，裁定救济制度的不完善，也是裁定实践“乱裁定”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民事执行救济具有独立的价值、功能和地位，但由于多种原因，我国现行执行救济存在严重不足。
我国现行法只规定了执行异议和执行回转两种救济方法，且执行异议只授予对执行标的物有排除执行力的第三人享有救济权，而对裁定过程中其合法权益可能受到损害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缺乏相应的保护。这不利于确保裁定公正，提高裁定效率，也远远不能适应复杂的社会现实的需要。就执行异议而言：1、对执行异议的审查制度并不能充分地保护案外人及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案外人对裁定标的主张实体权利而提出裁定异议时，案外人与执行当事人就裁定标的的实体民事权益产生争议，而依据诉讼法的基本原理，民事主体之间就实体上权益发生争议的，就应当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即诉讼程序予以解决，裁定人员仅仅通过审查就来处理民事主体之间的实体问题，这与诉讼法的基本精神是相悖的。因为审查程序本身毕竟不是诉讼程序，不能促使各方提供全面、真实的证据，不能保证充分听取争议各方的意见，也无法进行公正的裁判，这在事实上剥夺了争议各方应当享有的通过正常的诉讼程序获得救济的权利。司法实践中，多发生裁定法院仅凭案外人的一面之辞，便确认异议有理而中止执行程序，使申请裁定人的合法权益再次受到侵害。对异议理由成立的中止裁定，不能保护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的规定，经审查异议成立的，由院长批准中止裁定。这是对提出执行异议有理由的案外人的最基本的保护方法。但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的目的是为了排除对该裁定标的的强制执行，或对已裁定的部分恢复到裁定前的状态，以确保其对裁定标的实体权利，并不是中止裁定，因为中止裁定以后仍要恢复执行。根据现行法规定，案外人对裁定标的物主张部分或全部权利时，只能向执行机关提出异议，而不能直接起诉，而执行机关以裁定的方式解决实体问题，这在法学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有害的。原因在于，裁定机构的任务就是以国家强制力确保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的得到实现，裁定人员只能就案外人在裁定程序中异议情况作出裁定，无权就案件的实体权利进行裁判，这是其一；其二，以裁定的方式解决实体权利无异于剥夺了当事人的诉权，使当事人无法通过举证、辩论、质证等开庭审理程序请求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这种裁定实际上是一裁代替了一审、二审和再审。
将审判监督程序和裁定救济制度混为一谈，而且第三人异议制度不能仅仅依靠审判监督程序来解决。审判监督程序又称为再审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已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或者很可能有错误时，依法进行重新审理的程序；执行救济则是执行当事人、案外人因强制执行行为而遭到损害时，按照一定程序对受害人予以保护的方法。二者的目的、内容、作用等方面各不相同，不能互相混淆。案外人寻求裁定救济，只能限于因法院的执行行为受到的侵害；因裁定依据错误给第三人造成损害的，不是裁定行为错误，案外人只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错误的法律文书，或者另行起诉保护自己的权利，但不能通过执行异议寻求保护，因为这时案外人所称的损害不是由裁定行为造成的。但《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的规定却把执行异议与审判监督程序直接联系起来，即：只要经审查异议有理的，决定中止裁定，便要对裁定依据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再审，如果经审查认为裁定依据确有错误并决定再审，便是异议理由成立；如果经审查认为裁定依据无误，便是异议理由不成立，这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在关于金钱债权的裁定案件中，案外人对裁定标的异议与裁定依据是否正确毫无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只存在异议有无理由的问题，不存在是否应按审判监督程序处理的问题。
对程序上违法及不适当的裁定行为缺乏相应的救济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裁定救济制度就是一种程序上保障制度，对裁定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来说，则更是如此。当其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赋予其可行的救济途径是保护其合法权益的必然手段，否则，一切所谓的权利都是虚无的，不真实的。正是在这个意义英美学者认为“救济先于权利”。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08条也规定，对于案外人的异议，由裁定人员执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但是，这种法定程序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以，我国的案外人的异议制度其实处于一种虚无的状态。也正因为如此，在司法实践中某些裁定机关和裁定人员想依法办事，却又无法可依，无章可循，致使同一案件或同类案件因人而异、因地而异的现象时有发生；更有甚者，某些别有用心者就可能利用这一制度上的缺陷，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任意作为，损害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利益。
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的不够健全，致使裁定救济制度还存在一些制度性的缺陷，最为明显的是裁定机关的裁定行为还缺乏必要的外部监督机制。
(二)选题目的
民事裁定是运用国家公权力实现私权的一种国家强制力。国家公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保护公民私权的同时，也同样存在着对公民权利的危险或侵害，既是个人权利的保护神，又是个人权利最大危险的侵害者。随着权力制约理论的发展，形成了两种模式，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即企图在国家权力大厦内部形成一种自我控制的良性机制，以便防止专制和集权的产生。二是以权利制约权力，即赋权予公民制约国家权力。具体到民事裁定过程中，赋予裁定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在裁定程序中获得裁定救济权利，为强制裁定权设定必要的限度，维护国家权力体系内部的平衡。
裁定中出现错误时，裁定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针对出现的错误进行抗辩，具体而直接，利于裁定机关发3现导致错误的原因而易于纠正。同时，裁定救济应当在裁定程序中提出，使得错误的裁定行为得到及时纠正，受到的损害也能及时得到补偿。因此，裁定救济在规范民事强制裁定行为方面表现得有力且有效，成为维护法律尊严和法院形象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一切程序都含有对程序安定的价值追求。强制裁定中，强制裁定权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确实易于滥用而导致侵权，权利受害者往往对侵权表现出相应的回应以避免侵害。若无裁定救济，受害人积极或消极的回应性行为必然表现为“私力救济"。很可能造成程序上不安定因素的产生而影响裁定的顺利进行。由于“私力救济"的不可预见性，很可能将裁定中的争议事项升级为社会冲突，现实存在大量的涉法上访案件便是实证，会给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危害。因此，必须从制度的角度规范裁定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救济方法与救济行为，维护裁定程序的安定，预防社会冲突。
(三)选题意义
法具有公正、效率、效益、自由、秩序等若干价值。从总体上来说法应当是这些价值的完美结合，但就具体部门法而言价值追求会有所侧重。民事审判程序功能是确认权利、定纷止争、以公正为其价值所向。民事裁定程序功能不是在于确认权利，解决纠纷，而在于实现执行依据所确认的权利。如何实现执行依据所确认的权利，是民事执行程序的根本任务之所在，其价值取向应当为效率。所以，有人认为效率是执行的第一价值取向。当然，强调高效执行并不能否定执行对公正的追求，公平与正义一直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主题，如果说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民事执行就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公正也是民事执行程序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一，只不过在执行程序中更加侧重于效率而已。
由于民事裁定强制性以及效率的内在要求，决定了执行措施必须迅速及时，所以执行时只能就裁定依据的外表加以判断。裁定程序具有侵害当事人和案外人实体权利的特点。裁定工作所追求的效率与公正地保护当事人案外人合法权益之间必然存在冲突。裁定瑕疵即冲突产物。但是效率是以公正为边界，效率如超越公正边界，只是速度。民事裁定救济程序作为执行程序中纠正瑕疵裁定行为和排解有关利害关系人之间权利、义务纠纷的程序装置，首先对瑕疵裁定行为予以纠正，保护执行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促使执行机关依法、合理执行。即纠偏和救济双重职能。其次，对裁定过程中出现的争议和纠纷进行解决，包括程序争议及实体争议，依法排除执行程序的障碍，确保执行顺利进行。最后，促进司法公正，提高人们对司法的信赖度。民事执行救济程序价值取向仍在于富于效率地实现对公正的追求，在效率与公正辨证关系上，对公正则应当更为侧重。民事裁定救济程序的公正包括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必须坚持法官中立、当事人平等、程序参与、程序公开，保障执行人员及裁定法官独立审查、审理裁定程序中出现的违法和不当裁定行为，保障当事人救济权的行使不受贬损和压制，保障民事裁定救济体系的完备，保障法官准确认定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而在程序效率方面则应当尽量缩短民事执行救济周期，简化民事执行救济程序，提高救济的效率，保障当事人及时获得执行救济。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截止到2010年底，我国对民事裁判救济机制问题的研究是零散杂乱的，很多学者侧重于对我国立法上规定的裁定补正程序的研究，从适用范围、权力保护、缺陷弥补等入手，提出设想，完善裁定补正的具体程序。有的学者则从脱漏判决的现行救济机制入手，分析该机制的缺陷，提出应然的救济机制。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我国学者借鉴西方国家的立法规定，开始对民事裁判瑕疵救济机制进行整体性的研究。主要有：2004年邵明在《人民法院报》发表的《民事判决更正要论》；2008年陈晓君在《法律适用》一书中发表的《缺陷的弥补与权力的补充救济一民事裁判瑕疵的补正程序》：2009年占善刚在《法商研究》一书中发表的《我国民事判决脱漏应然救济探究》。还有学者注重对民事裁判瑕疵问题的研究，界定民事裁判的内涵以及种类。若是对民事裁判瑕疵的内涵以及种类形成相对统一的观点，对于其相应的救济机制的研究也会变得简单许多。各理论学者的观点可说是真知灼见，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的珍贵的资料，学者们的研究针对的是某一种救济程序，并非整体的救济机制。
国内学者早在1994年，就提出我国诉讼保全制度在对象上的不完善，建议将行为纳入诉讼救济的范围，而对诉讼保全进行简介评析的文章就更多。另外，也有些学者对我国民事诉讼体系中财产救济和先予执行制度进行分析和评价，并对之提出完善的构想。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在制订《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和修订知识产权法(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时均引入了与国外相关法律中类似的法律制度，如海事强制令和诉前临时措施的建立。理论界也对立法上的新变化做了很多探讨，如：《论知识产权诉讼中的禁令制度》(张成立，《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5期)、《美国禁令制度研究——兼评我国知识产权诉讼中临时禁令制度》(李澜，《科技与法律》2003年第2期)、《浅析海事强带怜与玛瑞瓦禁令的异同》(赵彤)、《美国商业秘密法中的禁令救济》(彭学龙，中国私法网)等。归纳起来，对如何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中临时性救济措施，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在保持现有的财产救济和先予执行不变的基础上，确立行为救济制度，使之与前两者成为并行不悖的制度；二是以临时性救济措施的直接目的为标准将民诉中临时性救济措施划分为两种类型，保全性措施和暂时状态方面的措施，三是将海事诉讼中的强制令引入—般民事诉讼中，同时确立财产保全、行为保全、强制令和先行给付几种并行的制度。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工作方案和进度计划
(一)研究思路
第一章选择了民事裁定的涵义、功能以及民事裁定的类型等三个基本问题进行阐释。首先，通过对我国民事裁定概念的历史追溯和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相关规定介绍，厘清民事裁定概念的法律涵义，为下文对民事裁定救济制度的论述做好铺垫。其后，简要分析我国民事裁定本身所具有的重要功能，如保证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实施、保证诉讼顺利进行等等。最后，就我国民事裁定的类型进行了详尽的介绍，为在后文详细阐述我国民事裁定救济制度打下基础。
第二章是对民事裁定救济制度的概述，通过对民事裁定救济制度的概念、特征以及内在机理的阐述，剖析我国民事裁定救济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法院时常随意运用判决或裁定、裁判类型适用比较混乱，注重判决的效力、缺乏对裁定效力的应有尊重等等。同时，以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裁定救济方式的规定为基础，对民事裁定救济途径进行了分类，即复议、上诉审以及再审。
第三章是对我国民事裁定救济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完善进行了完整论述，本章紧密承接第二章内容，对民事裁定救济从复议、二审上诉、再审制度三种制度上分别加以剖析。在民事裁定复议制度中，主要论述了民事裁定复议的缺陷以及完善。在民事裁定上诉审程序中，不仅阐述了我国民事裁定二审上诉程序的目的以及法理基础，还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裁定二审上诉制度进行了介绍，在对上述立法例有较为全面了解的基础上，阐述我国民事裁定二审上诉制度的弊端及其完善措施。民事裁定再审制度是程序完善的基础，其后以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裁定再审的规定为线索展开对民事裁定再审问题的研讨，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于我国民事裁定再审程序中的弊端及其完善。
(二)研究的方法
1.文献查阅法。运用文献法，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2.比较分析法。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有关民事裁定救济进行比较分析，指出民事裁定救济对现实社会的意义和局限性。
3.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在民事裁定救济理论做较为系统、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把民事裁定救济置于社会背景下，对其理论本身的价值做探讨，来确证其民事裁定救济在现实社会的应用中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意义。
(三)研究的进程
1.20XX年8月——20XX年2月，查阅文献，收集资料。
2.20XX年3月——20XX年5月，撰写开题报告，并参加开题。
3.20XX年6月——20XX年12月，完成论文初稿。
4.20XX年1月——20XX年3月，修改论文，完成论文第二稿。
5.20XX年4月——20XX年5月，论文定稿，并参加答辩。
四、前期研究基础及主要参考文献
(一)前期研究基础
本文以民事裁定救济的目的及意义为切入点，分析了民事裁定救济的涵义、分类、存在的原因以及效力。机制问题上的缺陷，并针对笔者界定的民事裁判瑕疵完善相应的救济机制。民事裁定是人民法院执行机构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运用国家强制力依法采取裁定措施，强制负有裁定义务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完成一定义务，实现裁定权利人权利的司法活动。执行程序的职权性和强制性决定了债务人必须容忍并服从裁定行为。
(二)主要参考文献
1.著作类
[1]李浩主编：《强制执行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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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于喜富主编：《民事强制执行制度创新与争鸣》，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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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邓辉辉著：《既判力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法]让文森、塞尔日金沙尔：《法国民事诉讼法要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10]邓辉辉著：《既判力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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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文期刊类
[1]石洪彬：《论强制执行救济》，载霍力民主编《民事强制执行新视野》，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2]黄伟：《论完善我国的强制执行救济制度》，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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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霞：《论执行救济制度及其重塑》，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l期。
[7]童兆洪、林翔荣：《民事执行救济制度刍论》，比较法研究2002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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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蔡虹，梁远.也论行政公益诉讼.法学评论[J]，2002第3期：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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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赵梅生：《关于专利侵权救济的国际比较分析载学术研究》2004年第11期.3.优秀硕博士毕业论文
[1]刘润发.论环境侵权及其救济[D]，中南林学院硕士毕业论文.2003年6月，23页.
[2]钱怡：<论专利侵权救济中的临时禁令制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五、拟解决的主要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文通过对民事执行、民事执行权以及民事执行救济的相关理论研究，借鉴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相关执行救济制度的经验，分析我国执行救济方面存在的缺陷，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措施。
(二)本文论文拟研究的主要内容
民事裁定救济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设计之一，是民事诉讼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在民事诉讼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对之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和有用性。通过分析民事裁定救济的基本理论，对其的价值、分类、存在原因以及效力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借鉴日本、德国、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裁定救济制度的成功经验，从民事裁定基本内涵出发，提出我国现行民事裁定救济制度的不足，从而以程序性裁定救济和实体性裁定救济提出了相对的应对措施，并对其予以完善，是本文的研究的主要内容。
六、重点难点、主要观点及创新之处
本文在研究梳理民事裁定救济理论的基础上，对民事裁定其救济对社会的现实意义等进行整合和进一步的归纳。
1.研究的重点
本文力图在充分和合理借鉴中外有关对民事裁定救济问题研究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民事裁定救济思想所包括的内容进行重点阐述，从民事裁定救济理论的域外考察的分析论述中，对民事裁定救济在日本、德国、法国以及我国的台湾的救济进行了剖析总结，这是本文所研究的重点。
2.研究的难点
我国民事裁定救济的缺陷不足是本文研究的难点。
3.研究的创新点
通过对民事裁定救济的解读，为解决国内外社会现实问题，探寻民事裁定救济实际应用中的措施。
七、论文写作提纲
拟论文题目：民事裁定救济的研究
导论
(一)民事裁定救济的目的及意义
1.民事裁定救济的目的
2.民事裁定救济的意义
(二)我国民事裁定救济的特征
(三)民事裁定救济的研究现状
1.国际上对民事裁定救济的研究现状
2.国内对民事裁定救济的研究现状
(四)本文的基本思路
第一章民事裁定救济的基本理论
(一)民事裁定救济的内涵与价值
(二)民事裁定救济的分类
(三)民事裁定救济的存在原因
(四)民事裁定救济的效力
第二章民事裁定救济的域外考察
(一)日本民事裁定救济
(二)德国民事裁定救济
(三)法国民事裁定救济
(四)台湾民事裁定救济
第三章我国民事裁定救济的的缺陷及构建措施
(一)我国民事裁定救济的的缺陷
1.缺少债务人救济
2.缺乏案外人执行异议制度
3.民事裁定过程中没有全面的程序保障
(二)构建我国民事裁定救济的措施
1.程序性裁定救济
2.实体性裁定救济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浅谈本科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
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是培养本科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有机环节，是大学本科生今后就读研究生、从事科研工作的前期训练。开题报告是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在毕业论文写作中举足轻重。笔者拟就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的撰写和答辩问题进行探讨。
一、开题报告的含义
本科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是大学本科生在完成文献调研(文献资料的收集与文献综述的撰写)后写成的关于毕业论文选题与如何实施的论述性报告，是开题者对毕业论文课题的一种文字说明材料。开题报告主要说明选题应该进行研究，自己有条件进行研究以及准备如何开展研究等问题。本科生作开题报告的时间一般在第七个学期末或者第八个学期初，即基础课程学习完成之后，研究工作实施之前。开题报告一般为表格式，它把要报告的每一项内容转换成相应的栏目，便于评审者一目了然，把握要点。
二、开题报告的意义
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一般没有硕博研究生开题报告要求严格，在深度和广度上也小于科研课题的开题报告。本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的主要意义在于使大学生通过毕业论文的开题，熟悉科研工作的一般步骤、流程和解决科研课题的思路与方法。同时，在本科毕业论文的形成过程中，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是提高毕业论文选题质量和水平的重要环节。开题者可以通过开题报告把对课题的认识和想法加以整理、概括、提炼，并通过开题报告的答辩明晰解决课题的思路，纠正一些可能错误的方法，以使具体的研究目标更加明确，解决的方案更加切实可行。
三、开题报告的内容
开题报告的主要内容一般包括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选题研究内容、选题研究技术路线、研究方法和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调研计划及主要参考文献。由于开题报告主要体现论文的构思和写作的大致思路，因而篇幅不必过长，一般以2000字左右为宜，但要侧重把计划研究课题的题目、研究的大致思路、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等说清楚。
1.选题目的和意义
选题目的和意义就是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课题？研究这个课题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有什么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其主要内容包括研究的有关历史背景，指出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或现实应用中存在这个问题，有研究的必要性。要写得具体、精炼，有针对性，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
2.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这一部分内容的写法与毕业论文的文献综述大致相同，但更加精炼。一般包括引言、正文和总结三部分。
3.选题研究内容
基本内容一般包括研究的对象和问题，主要介绍与课题研究有关的基本基础理论以及研究内容的确定。重点写研究过程中的主要理论、方法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包括对解决问题的一些假想或构思，可以问句的形式进行陈述。
4.选题研究技术路线、研究方法和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研究的技术路线”主要涉及研究中需要的一些基础理论，包括收集的文献中的一些论点或论据；“研究方法”一般指归纳、分析、证明、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经验总结法等方法，确定研究方法时要叙述清楚“做些什么”和“怎样做”；“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论文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开题者对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构思。
5.调研计划及主要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一般应以文献综述部分所引用的第一手资料为主，以创新性强、可信度高、科学性强的核心期刊文献为主，且一般要引用新文献，这些文献相对来说容易反映选题的研究最新进展和争论焦点。参考文献格式的写法可参照一般正式发表的学术期刊上的格式来写。
调研计划中，方案的制定要做到切实可行，操作性强。因为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周期偏短，在这一部分一般不提倡难度较大的调研方案。相反，一些电子文献的查找、简单的实验或就某个问题的问卷调查，这些方案都是可行的。
四、开题报告的答辩
关于开题报告的答辩，研究生的答辩时间一般是一个小时。由于每个教师指导的本科生较多，同时其要求没有研究生的标准高，因此本科生毕业论文开题答辩的时间较短，一般是陈述10分钟，然后评委提问和学生回答问题约10—20分钟。因此，文献综述部分宜精炼，不能为求全面而掩盖了综述的重点；同时，应该把报告陈述的重点放在拟研究的内容或关键问题上，并在陈述时对拟研究的内容进行必要的阐述，尽量解释内容的含义，以及自己对此的观点或打算着手解决的构思，使人容易明白研究方案的可行性和创新性。另外，在评委提问过程中，要注意倾听，认真思考，对不能回答的问题最好明确表示不懂，不能糊弄评委。要认识答辩的目的，答辩不是为了蒙混过关，而是通过答辩，从评委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中明白研究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而使课题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受到启发。
五、开题报告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般来讲，学生在写开题报告时，往往只是知道开题报告要填写的表格及需要填写的内容，但难有一个可以参考的范例。所以，在写作中仍然有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1.文献综述部分力求精练
简要介绍选题所涉及的主要概念、历史背景、研究现状和主要存在的问题，切忌长篇大论。关于这一部分的写作，很多同学常常是将文献综述的内容直接粘贴到开题报告中来，冲淡了开题报告的主题。正如前面所述，开题报告的重点应放在陈述拟研究的内容上而不是陈述文献综述。因此，这一部分的写作其实是单独文献综述的“综述”，即浓缩或提炼。另外，学生在写作中，要注意一些叙述的术语表达。例如，许多学生往往在开题报告中作如下的叙述：“本文主要对……问题进行了……研究”。须知，开题报告是在毕业论文形成之前就要写的，而文章还没有形成，因此建议改成“本选题主要对……问题进行……研究”。
2.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部分，在写作中要简短醒目，叙述清楚
很多学生在写作此部分时，常常叙述得很多，而一些常识性的问题也成了其研究的关键问题。有同学在写作时，把一些概念的定义也作为研究关键问题，给人一个无论什么问题都是关键问题的感觉。关键问题一般应是解决问题的突破点，在这部分要把关键问题和选题用到的基础理论分清楚。
3.关于开题答辩进行中的问题
为了使评委能对开题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在开题时最好能用幻灯片进行演示。在演示时，应重点展示研究的思路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必要的时候可以边展示边口头阐述，以便评委能对方案的可行性有一个较好的把握。
4.关于开题答辩之后的问题
这一部分往往被大家所忽略，很多学生只重视开题答辩之前和进行过程中的准备工作，而对开题答辩之后的工作则极不重视，把开题报告当成了一种“期末考试”，答辩完毕后就不再考虑开题报告的问题了。实际上，开题答辩是对选题是否恰当、研究能否如期进行的一个初步检测，在答辩过程中，答辩评委往往会提许多不曾想到的问题，纠正一些可能错误的认识，帮助同学们理清解决问题的思路。答辩完毕后，应该根据答辩情况，再次修改开题报告，有时甚至可能要重新选题，并且将答辩时的一些思想贯彻到今后毕业论文的写作中去。
一、哲学的民族性：少数民族哲学可能的客观依据
人们对哲学民族性的研究，已达成了共识，这就是：民族性是哲学的存在方式和基本特征，哲学是以民族的生命实践为源泉和基础的。虽然有超越于具体的民族性的哲学价值和观念，但任何现实的哲学都必须以民族哲学的形式才能存在。无论是哲学观念还是哲学形态，都有其特定的民族归宿和民族性格，即使在当代，虽然哲学的非民族性趋势日益增强，但要理解和体验具有非民族性的哲学观念和哲学价值，也仍然要从特定的民族背景出发。
在讨论哲学的民族性时，我们遇到了民族性的不同层次，并曾因此而对中国哲学合法性提出了挑战。这种哲学民族性的层次性表明在最高层面，即是哲学具有民族性，任何哲学概莫能外;同样，任何民族都有其哲学，尽管有不同的发展水平。在这个层面，人们讨论的是：是否所有民族都有哲学?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从一般是个别的体现的角度，顺理成章地可以得出有少数民族哲学的结论，而且得出只要是一个民族，就有其哲学的结论。过去从思辩哲学的角度，人们认为不是所有民族都有哲学，如任继愈主编的多卷本!国哲学史》即强调7不能说每一民族都有哲学。”伍雄武则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论证各民族都有哲学，他强调7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不论是否如蒙古族那样有过震惊世界的伟绩，只要他战斗过，拼搏过，生存发展至今，它就一定有自己民族精神的精华——哲学思想。”
在次层面，即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民族所具有的民族底哲学”，如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按冯友兰的说法，这不是哲学在中国”，而是中国底哲学”。这个层面的问题是哲学范式”问题。由于哲学”一词是根据西文philosophy而经日本人西周翻译过来的，中国人没有取得哲学”的初次命名权，所以要在中国讲中国哲学”，就有一个名符其实”的问题。尽管目前中国哲学”在学科上已成立，中外课堂上都已开设了中国哲学课并有众多的硕士、博士招生点，产生了众多的专家学者。但是在学理上的成立，却仍然是一个还在继续讨论的问题。特别是!国哲学”的研究者，似乎也总忘不了在自己的研究中找寻这样一个根据，借以确立!国哲学”的合法性，如胡适在!国哲学大纲》中以哲学问题为根据'、冯友兰以哲学内容相似来论证(、韦政通以哲学起源来论证、牟宗三以文化要素来论证等*。直到最近还有学者在I明日报》上讨论这个问题+。可见，中学西范”带给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心病，已成为一个世纪心病。
再次层面，是由中国底哲学”而下至中国少数民族底哲学”，这个层面的民族性是解决中国少数民族是否有哲学这一问题的关键。换句话说，这也是解决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的问题。在这里，是运用!国底哲学”范式?还是直接运用西方哲学的范式?还是另找生路?同样，这也有一个范式运用问题。李兵、吴友军的E数民族哲学何以可能?——兼论民族文化的哲学基础》、李兵的E数民族哲学：意义及可能》是运用的当代哲学范式;伍雄武在‘论少数民族哲学及其意义》中从民族文化构成的角度立论，从哲学与宗教的关系的角度立论，在论证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方面，算是另谋生路，但与韦政通以哲学起源来论证、牟宗三以文化要素来论证中国哲学合法性的方法是一个理路。
最后一个层面，即直接将哲学的民族性落实到某个具体的民族上，如土家族、苗族等。龚友德的族哲学思想史》、李国文的™巴文化与纳西哲学》#、伍雄武的_族哲学思想史论集》气乌兰察夫等的蒙古族哲学-想史》&等即如此。这最后一个层面，目前还没有看到讨论某民族哲学合法性的报告。大约是越具体越敏感的原故。
当然，也许还有人说，中国哲学民族性问题还有另一层次，如西南、西北等。我们认为，这样分也可以。其实在现实中已有人在这样分。
哲学具有民族性，这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但对哲学民族性的论证，却具有很大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可归结为两种理路：一种是改变范式，如中学西范”等，目前多取这种理路[一种是寻找内部支撑，如文化构成说等。我们认为，由于哲学民族性本身已不只是一个价值判断，而且是一个事实判断，所以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其合法性是不应成为问题的。但是，对民族哲学研究范式的选择却有一个合理性的问题，即如何才能更合理地理解这一民族哲学的问题。按照这种思考，我们面对的就只是民族哲学研究的科学化、合理化问题，也许还有现代化问题。
二、理论的适用性：少数民族哲学可能的理论依据
为了有效解决少数民族哲学何以可能”的问题，首先必须有一定的理论视点作为理论支撑。有这些理论视点吗?回答是肯定的。
1.哲学问题的展开方式具有不同的层次性
哲学之思本身就具有层次性。如在20世纪的中华大地上，至少在哲学思潮和哲学问题上，涉及到三个层面的问题，并相应地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思潮。第一层面的问题即哲学本体论问题、哲学认识论问题，围绕这个问题产生了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哲学思潮。第二个层面即历史观和文化观上的问题，围绕着这个层面的问题，形成了唯物史观和进化史观、民生史观等多种历史观，在历史观上产生了复杂的争鸣局面，形成了文化保守主义、西化思潮、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等多种文化观的复杂交错的局面;历史观讨论的当然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问题，而文化观讨论的则主要是文化上的中西古今之争问题。第三个层面即政治哲学层面，这是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展开的。在这个层面，产生了自由主义、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一个民族的哲学之思，在任何时代都具有层次性，不能因为不具有某个层次而否认其整体。对少数民族进行哲学研究当然也应作如是观。
2.哲学思维有理论的表达与文学的表达之分
哲学的理论表达是理论化的哲学思维。这本身就意味着还有非理论化的哲学思维。也就是说，哲学思维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用概念的形式来表现，也可以用文学的形式来表现。用文学的形式来表现的哲学思维，就是一种非理论化的哲学思维。这种哲学思维，大量地存在于哲学专著之外。如恩格斯在研究哲学辩证思维的形式时，就没有忽略这种情况。他说：近代哲学虽然也有辩证法的卓越代表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却日益陷入#特别是由于英国的影响$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18世纪的法国人也几乎全都为这种思维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们的专门哲学的著作中是如此。可是，在本来意义的哲学之外，他们也能够写出辩证法的杰作;我们只要提一下狄德罗的粒摩的侄子》和卢梭的I仑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就够了。”#这两部辩证法的杰作”不是哲学专著，但却富有哲学的辩证的思维。中国古代文献仙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惟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獅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_非子》中所讲的自相矛盾”，西方文献伊索寓言》中所讲的快乐是懊恼的姊妹”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矛盾的相互转化，具有哲学辩证思维色彩。这就说明，在文学作品中，哲学思维是大量存在的。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理论支撑，所以我们在论述少数民族哲学思想时，就有了更宽阔的取材范围。
3.哲学理论的阐明有理论阐释和理论运用两种形式
我们在对某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进行讨论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其是否有专门的哲学论著”。其实，这是一个假设问题。因为哲学理论的阐明本身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专门的哲学专著，如反杜林论》等;一种是在解决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中通过运用某一理论来体现这种理论，如倏本论》。人们可能谁也不否认倏本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但却并未因此而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表述形式，没有注意到这种形式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发其哲学世界观的重要形式。其实，任何哲学理论都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来表述。对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大钊曾在俄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指出：迄兹所陈是历史的唯物论者共同一致的论旨。今当更进而述马氏独特的唯物史观。马氏的经济论，因有他的名著倏本论》详为阐发，所以人都知道他的社会主义系根据于一定的经济论的。至于他的唯物史观，因为没有专书论这个问题，所以人都不甚注意。他的资本论》，虽然彻头彻尾以他那特有的历史观作基础，而却不见有理论的揭出他的历史观的地方。”可以看出，李大钊在这里明确区别了这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我们国内的一些学者，之所以对少数民族精英人物如向警予、赵世炎、卓炯等人的著作没有从哲学上去研究，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没有区别这两种哲学的阐明方式。4.哲学在存在形式上可分为学术的和日常的两部分别林斯基曾说，哲学在存在形式上可分为两部分，可以分为两类，即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两种哲学：一种是学术性的，书本上的，庄严而堂皇的;另一种是日常的、家常的、平常的。这两种哲学往往或多或少地相互关联着，谁要描绘社会，那就要熟悉这两种哲学，而研究后者尤为重要”!。高尔基也说：X民不仅是创造一切物质价值的力量，人民也是精神价值的唯一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无论是就时间、就美或创造天才来说，他们总是第一个哲学家和诗人。”列宁也曾指出A这是令人惊讶的事情，我们的学者，所有讲师和教授们，就会研究那些哲学小册子，研究那些突然想过哲学瘾的冒牌知识分子写的毫无意义的文章。其实这指他谈到的无名作者的手抄作品)才是真正的人民创作，可是他们却忽略它，没有人知道它，谁对他也不发生兴趣、也不写文章评述它。不久前我翻阅了一下考鲁包夫斯基的俄国哲学图书目录。那里应有尽有!俄国哲学家的著作的书单子一指厚!洋洋大观!可是富有人民哲学思想的作品书目却一点也没有。要知道，这比起我们许许多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生的哲学家所谓的哲学的’胡说八道要有趣得多。难道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中竟找不到一个愿意研究这一切和对这一切写出有系统论文的人吗?这件事情必须做。因为许多世纪以来，人民的创作反映了各个时代他们的世界观。”&可见，我们研究哲学，不宜只专注于哲学家”，还要关注于这些第一个哲学家”。
我们认为，少数民族哲学的研究解决了以上的理论视点问题，我们就知道了研究少数民族哲学的着手处。
三、哲学的特殊性：少数民族哲学可能的现实依据
哲学既具有一般性又具有特殊性，哲学的民族性即是通过哲学内容与哲学形式体现出来的哲学的特殊性。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特殊性已多有学者研究，我们只要举出两本专著即可。在萧万源、伍雄武、阿不都秀库尔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中'，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特殊性作了如下阐明：鲜明的民族性;内容丰富，流派纷呈;带有神话色彩、想象力丰富的原始宇宙生存论、原始宇宙演化观，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一大显著特色;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大都明显地受到宗教的影响;相当多的少数民族哲学思想，萌芽早、形成晚，发展缓慢，理论思维水平较低;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尽管有着朴素性、经验论等特色，但也有重知识、强调理性的特征;相互影响、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等。佟德富则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概论》中，作了更明确的阐明。
大家都习惯于用毛泽东关于矛盾特殊性的论述来论证学科成立的依据，即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r气事实上，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特殊性，也就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这一学科成立的依据。目前，在学科上，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已解决，这从中央民族大学等学校编写了教材、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走进了课堂等方面已可证明。至于学理上的合法性讨论，如上所述，虽然由于中学西范”给中国哲学”合法性带来的心病而受影响，但我们认为，这只是范式”的病，而不应是中国哲学”或)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病。所以，因为有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特殊性的支撑，少数民族哲学”自然有其现实依据。
最后，还有必要就民族性与阶级性问题加以研究。因为前辈学者任继愈认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优秀哲学家、思想家，不应当只看作汉族的，他们也属于所有兄弟民族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我们要指出的是哲学是阶级社会里的产物。哲学家的民族性与阶级性要结合考虑。民族性不能混同于血统论，不能光看哲学家的民族出身，还要看他代表哪个阶级、哪个集团，及其文化传统源流。”%无疑，对于哲学家的研究需要注意这个问题。但因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特殊性，除了哲学家”以外，还有那些非家的哲学思想”问题。所以，民族性与阶级性问题也是一个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特殊性问题。
四、哲学的内在性：少数民族哲学成立的构成根据
从哲学范式的类比论证到文化内部构成的要素论证，从论证的意义上讲，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我们要问的是，有没有一种可以直接从哲学内部的构成来论证的方法呢?或者说，再从文化内部构成的要素论证转向哲学内部构成的要素论证?我们认为是可能的。
一种哲学的确立依据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哲学观的问题。哲学观的不同，不仅影响其哲学研究的选材，而且影响其哲学分析的结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多少哲学家，就有多少哲学史观，就有多少种哲学史著述。大家只要注意黑格尔与文德尔班的哲学史著作就一定会对这个问题有一种清新的体验。比如，以葛兰西的人人都是哲学家”作为哲学观#，则少数民族哲学的存在，就是不成问题的。而以黑格尔的思辩哲学的眼光，就不仅是少数民族哲学，就是中国哲学也成为问题，因为中国哲学缺少抽象和逻辑。正是因为这个原故，探讨一种哲学的确立内在构成依据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认为，当我们在讨论少数民族哲学”确立依据时，我们必须注意到何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中提出构成哲学的以下要素，这些要素即是哲学定位和成立的共性因素：
1.哲学的时代性
大家都承认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但不要忘记，时代精神是通过它的研究主题表现出来的。哲学的时代性决定一种哲学的主题。虽然因为哲学家们对时代精神的体验不同，对人类文明未来的期望不同而致同一时代的哲学通常会出现不同的哲学主题，但这不是时代主题本身的问题，而是哲学家或哲学思维的主体对时代主题的把握问题。不同的哲学就是在这种对时代主题探索的不同中相互碰撞、交错发展的。承认了时代主题，就承认了一定时代的哲学共性;承认了不同的把握，就承认了不同的哲学个性。
2.哲学的思维传统
任何哲学都是一定思维方式的传承，这就是哲学的思维传统。哲学的思维传统不是过去了的、死的东西，而是不断积淀、日益丰富的人类的活的精神。每一代哲学家都会选择哲学史上的某一思维传统，对它进行加工、改造，创造出新的人类精神。所以，哲学的思维传统，决不属于过去，它永远是哲学的未来。如果我们把握了一种哲学的思维传统，了解创造它的哲学家们为什么选择这一思维传统，对这种思维传统作了怎样的加工、改造，那么，我们就领会了这一哲学中最深邃的思想，感受到它强大的生命力气对于哲学与思维方式的这种关系，有学者已强调哲学只有作为思维的方式和方法才有可能”$。而所谓的哲学思维传统，无非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传统而已。
3.哲学的研宄对象和运用工具
任何一种哲学，都是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特定的运用工具构成的。研究对象和运用工具的特殊性既可以构成不同时代的哲学性质，也可以构成同一时代不同哲学体系的差别，甚至还可以构成不同哲学传统之间，或同一哲学传统内部不同哲学体系的差别。哲学史就是由这些千差万别的哲学体系构成的。比如，在维科的文化哲学体系中，把人性作为哲学的对象和出发点并且以语言为理性工具，从而体现了其哲学的现代人文主义哲学的共有内容。
上述三条是作为一种哲学确立的共性标准。若具体到某个民族的哲学，则要同民族性结合起来。如时代精神，就一定是民族的时代精神，对此，黑格尔即强调：人们在某一时代内并不只是作一般的哲学思考，而某一特定哲学之出现，是出现于某一特定的民族里面的。而这种哲学思想或观点所具有的特性，亦即是那贯穿在民族精神一切其他历史方面的同一特性，这种特性与其他方面有很紧密的联系并构成它们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则对这个问题更明确地表述为：德国人是信仰基督教唯灵论的民族，他们经历的是哲学革命;法国人是信仰古代唯物主义的民族，因而是政治的民族，他们必须经过政治的道路来完成革命;英国人的民族性是德国因素和法国因素的混合体，这两种因素包含着对立的两个方面，当然也就比这两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更广泛、更全面，因此，具有这种民族性的英国人就卷人了一场更广泛的即社会的革命中去。”如果我们按照这些要素对少数民族哲学进行分析，即可确立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
十年前，我在拙作《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的前言中曾说：“研究毛泽东，不探讨中国的农村与农民问题；研究毛泽东时代，不认识这个时代的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与农村经济发展……就难以准确地把握毛泽东这位现代中国的历史巨人”[1]。然而，十年后的今天，面对当前严重的“三农”困境，我更愿意说：读不懂毛泽东，就理不清当代中国农民问题。 然而，要读懂毛泽东，确实是件万分困难的事情；不仅要读进去，还要能读出来。世人解读毛泽东，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期间，时事变幻，斗转星移，人们对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或因政治立场与人生经历的相异而认识有所不同甚至完全对立。对此，中国历史的发展似乎已经有了结论，却总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模糊难辩，事情总不是朝着善良的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发展。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国“三农”问题再度陷入困境；当前，“三农”解结，招数难寻；这让我们深感毛泽东与中国农民这本书，我们还没有读好，还没有读懂。毛泽东有关农民的理论，超越前人，精到独见；毛泽东试图解放农民的实践，丰富生动，规模空前；理论上真理与谬误胶结，难明是与非；实践中理想与策略交融，难分对与错；更何况，无论是同时代的，还是后来者，试图解读毛泽东的人们自身也或多或少的接受了毛泽东农民理论的熏陶或影响，而成为“身在此山中”的“当局者”。那些曾经当作真理接受的理论认识，那些根深蒂固充斥着我们脑海的有关结论，如今却要加以对与错的区分，那必定是“剪不断，理还乱”。显然，解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不仅难以读进去，而且更难读出来。
[1] 温锐：《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前言第1页，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
[2] 汤安中：《读不懂农民，读不懂中国》，第6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
二、由“注释”回归“学术”
中国人解读毛泽东，以1978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分成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就前期解读的背景而论，毛泽东在全党的至尊地位，经延安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就已全面奠定；随着天安门城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声音传遍中华神州大地，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顺利推进，毛泽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便由人变成了神，直至“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期间，伴随毛泽东致力于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变革、投身于人民公社理想目标的实践的，是人们对毛泽东的农民理论和农村改革实践的臣服。因此，这时对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解读，表现为学术研究与变革实践同时并进，并直接为后者服务的特点。毛泽东的宏文四卷以及大量讲话稿中涉及的有关农民问题的论述和观点，不仅成了直接指导农村经济变革与农民实践的真理化身，而且成了学者们从事农民问题研究的理论依据和最终结论。从某种程度上说，新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对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研究，实际就是对毛泽东有关农民问题的论点进行精心地注释。将其概括起来，主要形成了如下基本认识： 在实践方面，认为毛泽东半个多世纪来不断地探索解放中国农民的道路，在领导农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等实践中，都一次次地克服了党内错误路线的干扰，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正确路线的代表。
[2]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2-185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此为马克思主1857年所说，也为各种教课书转用并成为大家皆知的认识。如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1840-1949）》第4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4]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4页；《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第6-9页，解放出版社，1949。 [6] 毛泽东：《组织组织起来》（1943.11.2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1页，人民出版社，1991。 [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年12月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213页。 [10] 毛泽东：《<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1955.9.1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44-245页。
[11]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6页，人民出版社，1964。 [13] 孙祚民：《关于‘农民政权’问题》，《史学月刊》，1955年，第8期。蔡美彪：《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14] 翦伯赞：《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学习》第3卷，第10期，1951年。 [16] 蔡美彪：《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17] 嵇文甫：《关于历史主人及其它》，第7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54年。 [19] 孙祚民：《史学研究论文集》，第74页，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人解读毛泽东和农民问题进入新的时期。从“文化大革命”桎梏中解脱出来的中国人，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打破“两个凡是”的激励下，高扬“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旗帜，对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解读也由“注释”开始回归到学术研究。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建国党的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带头重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打破了将毛泽东长期神化的一统局面；随着农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80年代初期的全面推进、人民公社的瓦解和农村改革推向城市，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人民公社和农民战争等许多重大的理论，开始受到来自广大农民改革实践的全面挑战，毛泽东集体化运动中追求的“一大二公”目标，在学术界也普遍当作所谓农民平均主义错误，广泛受到批判[1]；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虽然很快由热变冷，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民与商品经济关系问题以及家庭经营模式的研究，却因实践需要进一步升温，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逐渐展示了某些了新的突破。
首先，学术界对毛泽东领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及其整个集体化运动开始出现了新的评价，打破了毛泽东“无比正确，样样正确”的神话。根据中共《关于建国党的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作的结论，即农业集体化运动存在“四过”（过急、过粗、过快和过于简单划一）[2]的错误，学术界出现了基本肯定与基本否定、部分肯定与部分否定等多种看法：或认为农业集体化运动“符合于客观需要”，“是一件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只是存在“四过”问题[3]；或主张“既是水到渠成，又是重要发展”，具体的策略步骤创造性多，但目标模式是照搬苏联，不适合我们的情况，“带来很多问题”[4]，或认为“基本方向正确的，但搞早了或搞急了”[5]；或认为改造是正确的，但应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1955年就掀起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目标的运动，离开了中国国情，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6]；有的则主张，“三大改造从根本上讲是搞错了”，当时条件下，不应该消灭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7]；而对合作化运动是否必要的问题，普遍认为，以1955年夏天为界，前面是正确，后面才有错误，认为后期违背了自愿互利原则，“高级社”搞急了，更多地是靠政治手段进行；等等。但翻阅期间十年左右的研究论著，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还没有全面系统研究毛泽东领导的农村经济变革的论著问世，只有阶段性、时期性和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导致对毛泽东所领导的近半个世纪农村经济改革的研究，是一种前后割裂式的与前后缺少逻辑联系的研究；二是因研究的前后割裂导致了研究对象的不可比性，得出前后自相矛盾的结论：似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孤立的，他在人民公社运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似乎与他在根据地时期或合作化前期的思想认识和政策措施没有承传关系与逻辑联系。
[1] 毛泽东：《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1921.2.8)《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92页，人民出版社，1981。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
[3] 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33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4] 龚育之：《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5] 薛暮桥：《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求是》19889年第1期。 [7] 参见之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997年联合增刊，第69页。
[8] 董楚平：《农民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浙江学刊》1980年，第1期。董楚平先生是这一时期研究农民战争与农民平均主义中着力良多的著名学者。他在1979-1983年间，先后在《历史研究》、《光明日报》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17篇论文， [10] 孙叔平：《谈农民的历史作用》，《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
[11] 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2] 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3] 孙叔平：《谈农民的历史作用》，《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
[14] 参见蒋大椿：《改革开放以来史学领域理论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
[15] 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 页。
[16] 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1840-1949）》第4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18] 白钢：《小农经济不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学术研究》1984年第1期。
三、为释疑而入，却负重难出
我开始研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正是前述的由“注释”向“学术”回归的80年代初期。那时，我大学毕业留校（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不久，对前述学术界关于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研读的成果与结论，自然敬重有加，全盘接受。尽管我生性愚钝，学习起来也是生吞活剥，囫囵吞枣，但在死记硬背传统观点与结论上则是循序见进，逐步印入了脑际。这些我在学生时代全盘接受过来的基本认识，是我作为一个史学研究的新兵进入所谓的“学术殿堂”的起点。当年，受农村经济改革大潮的吸引与驱使，也限于个人经历和知识水平，我在重新审视自己平生所学并寻求研究选题时，视线本能地聚焦于生我养我的乡村和改革开放中充满活力的中国农民。
当时，我任教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理论界尤其是史学界有一种似乎不容置疑的定论：即认为人民公社运动是农民平均主义的产物，毛泽东的“一大二公”追求是农民平均主义意识的反映或受农民平均主义的影响。这令我非常纳闷：在我从孩童到大学时代的20余年的记忆中，当年，中国农民正是在大批特批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中被赶进集体化和人民公社的；现在广大农民冒死瓦解了人民公社，怎么又是“一大二公”集体化运动的始作俑者呢？这左一巴掌、右一巴掌怎么都打在老实巴交的农民身上？这个问题刺激我进一步思索：平均主义到底是不是学术界所认定的“农民意识”或“农民主义”？古代农民抗暴起义追求的所谓“平均主义”是不是广大农民的追求？中国现代革命中的重新平分土地是不是农民的思想与主张？如若不是，那农民的思想意识与主张到底是什么？平均主义意识又源自何处？回答这些问题不能凭空说理，作“纯理论”上的论证，必须借助具体历史事件的考察与分析来得出结论。对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工作的我来说，要选择具体历史事件，自然想到自己比较熟悉的毛泽东与农村经济变革的理论和实践。这一事件历时长达半个世纪，资料丰富且被大家所熟悉，对它进行考察分析将能很好地解答上述疑问；由此我开始进入毛泽东与农民问题或农村经济变革的研究。我的研究从小处着手。首先思考的是：平分土地（平均主义思想的表现之一）为核心的政策（包括平分土地时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政策）能否保护中农乃至富农？如果不能，那么中农与富农自然就不会赞成平分土地，那也就不能说平分土地是农民的思想，" 至少不是所有农民的思想。进而思考：农民阶级中究竟是哪个阶层且大致有多少人是赞成平分土地的？自然又必须对毛泽东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进行研究分析，思考当年农村的阶级划分标准与农民政治态度存在如何关系？“劳动”与“不劳动”、“剥削”与“不剥削”能否正确区别？实际执行中又出现哪些问题？存在哪些局限？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农村改革中的阶级路线？接下来，就涉及对农民与农民家庭经营的总体看法和认识：农民家庭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农民家庭经济与现代化的关系到底如何？长期批判的农民自发倾向应该如何看待？集体化运动的错误只是时机与快慢问题吗？恢复农民家庭经营真是历史倒退？还是限于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暂时性政策呢？等等；正是这许许多多的未知亟待探索的强烈刺激，使我逐渐和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研究结下难解之缘。
1983年，我带着几个学生，先从毛泽东推动农村变革的大事记做起，撰写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中的几个问题》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为“限制富农”说质疑》两篇文章[1]，作为会议论文提交给当年5月与10月召开的学术会议，这是我尝试解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处女作。虽然，这两篇不象样的会议论文在观点的完整性、论述的层次性和写作方法与水平上都存在许多缺陷，但我当时自以为，所依据的论据是充分可靠的，所论述的观点也是站得住脚的，而且有自己的创见。然而，这两篇文章都没有得到权威专家学者的支持和认可，投出的文稿也“泥牛入海无消息”。到1984年上半年，十几万字的大事记完成了，并由此形成了《试论中央苏区土地革命中的“限制富农”政策》和《再论中央苏区土地革命中阶级划分的标准》两篇论文。而后我被送往南开大学历史系助教班进修一年，期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推进城市经济改革的若干决定》，经济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农村改革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低和农村落后而被迫进行的说法，已由改革的实践作了明确的回答，这进一步坚定了我对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深入研读的信心。在左志远教授具体的指导下，我利用南开丰富的资料，阅读了大量港台相关论著，研读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农村许多资料，并利用1985年的春夏期间，在河南、陕西、山西和山东等地进行过短暂的农村考察。这使我第一次有了中国南北农村社会比较的学术视野，并以中央苏区和晋察冀根据地这两个不同时期的南北农村变革作比较，完成了《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方式》一文初稿的撰写，还对前面几篇论文进行修改与充实。此后的几年中，《南开史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和《上饶师专学报》先后分别发表我在该领域从事研究的最初三篇论文，同时，又完成了《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研究之我见》、《土地革命革命时期中共地权政策的再探讨》等两篇文章。这些已经发表和还未发表的相关论文，实际已经基本形成了《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一书雏形。
[1] 这两篇论文分别是于1983年5月和10月提交给在九江市和新余市召开的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
[2] 后来于1991年4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4] 内田知行：《第二次中国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观感》，见（日）《中国研究月报》，第528期，（1992年2月）。
[5] 该书会后经马克·塞尔顿（Mark Selden）教授的努力，于1994年由艾平和张秋成两位先生完成了书稿的全部英文翻译与校对工作，并以《A Study of the Land Revolution in the Central Soviet》为题，在（纽约）《Chinese Economic Studies》1994年第5期、第6期和1995年第1期将全书逐一连载发表。
[6] 该学位论文经修改后于1994年夏天交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
拙著《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是我十余年研读毛泽东心得的一次总结与提升，并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表达了自己一孔之见： 其次，拙著就农民和农村经济相关的理论问题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如，以农民家庭为载体的小农经济，始终具有“自发‘竞争’的天性，也可以与商品经济共存，并在其中得到发展与改造”（第9页），它具有“自发竞争、适应和转化功能”，“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经济和开放经济”（第3页），“表现了他们那脱贫致富的强烈要求和敢于面对市场，走向市场的勇气”（第107页）；“中外古今的历史证明，家庭承包并不仅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决定，更重要的是受农业劳动本身的特点所制约，是由农业中家庭个体经营形式本身具有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决定的。它对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具有较大的宽容度，既能适应于手工劳动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又不完全排斥实行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先进生产方式。通过市场这一纽带，它可以适应专业化、集约化、商品化，走向社会化。”因此，“告别‘大呼隆’的时代，农民决不会感到寂寞；农业经济适度规模经营，农村经济的专业化、集约化，也不再需要通过人为的合作化集中土地或人为地将土地向种田能手转移。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那只‘看不见的手’绝对会比人为主观的‘手’调节得更为恰当，农村经济则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第265页）。农民的私有性与革命性、农民私有者与劳动者的创造性都是不可分的，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毛泽东，“对农民作为私有者和他的私有性的认识”都“存在片面性”，因而在实践上“导致对农民利益的忽视和对个体农民的仇视”（第124页）；在封建特权横行的社会里，农民“从来就难有机会在公平的市场中参与竞争，倒是长期深受官商勾结之苦，只能困缩于小块土地上挣扎度日。毛泽东对下层贫苦农民一往情深，立志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殊不知，农民长期不是苦于自己的小私有，而是苦于他们作为劳动者遭受的超经济强制，劳动产品得不到保障，苦于不能用自己的劳动和产品参与正常的公平竞争”（第9页）。“农民既不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天生的平均主义者”（第186页）；平均主义只能为“下层贫民所接受”而“必然受到广大农民基本群众的抵制”（第7页）；集体化时代，中国社会精英大批狠批农民的“自发倾向”并驱赶农民进入集体化，导致巨大失误后又反诬农民为平均主义者，这不仅是对农民主体的“一大误解”，而且是对农民几十年“忍辱负重，作出巨大牺牲的最大不公”（第183-184页）。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就是抛弃“社与资”、“公与私”、“大与小”的无谓争论；实行“劳动致富，共同富裕”，“不是收缴有钱人的钱袋子，而是让贫苦者也有自己的钱袋子；不是消灭有产者，而是让全体人民都成为有产者”（第263页）。同时，要推动“社会保障制度走向农村”，正视“农民的负担久减仍重，传统的重农政策急待更新，行政权力仍以它强有力的影响干预农村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城乡市场的形成，官商结合的阴影犹存……农民渴望平等竞争的权利与法律的保护，呼唤代表自己的组织（第267-268页）。 上述这些个人的观点，体现了我当年在解读毛泽东与农民问题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但它仅仅反映我那时为读懂毛泽东所作的主观努力，浅陋之处自可想见。在当年的论文答辩与书稿完成之后，书中涉及的许多还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始终在脑海中辗转。比如：书中区分了“农民主体”和“革命先锋”两个概念，深感学术界简单将部分赤贫农民的意识视为整体农民意识的不妥，但没有对农民进行阶层或层次区分，更没有对农民主体及其意识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论证；面对学术界那基础深厚又颇具权威的农民问题的基本理论，要重新对农民的意识及其追求进行论证，更感到束手无策，力不从心；因此，也没有去探讨农民所“呼唤”的“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和只有自己能够代表自己的问题。还比如，论证了农民家庭经济具有的自励、适应、转化功能和开放性，但缺乏实证性的分析；对传统租佃制度和农村民间借贷问题则缺乏从理性上进行基本的研究。又比如，提出了中国历代的民变、民众暴动造反实际上不能称之为农民战争、平均主义不是农民意识的观点，但缺少全面的、历史的深刻论证；在讨论平分土地与土地农有问题时提出了“法律产权”问题，但当时还没有从市场主体的角度来加以认识；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关涉进一步推进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研究的重大问题，也是重新认识农民与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后来都成了我继续进一步研究的所选课题[2]，然而，当拙作交付出版时，我不仅没有感到如释重负，而是有一种疑虑重重，负重而出的感受。
[1] 毛泽东曾说：“没收土地”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0页。
四、重新读进去，努力读出来
拙著出版至今已近十年，中国传统的农民问题以“三农”问题的新形式出现，受到全国上下的关注，学术界对农民问题的研究也推陈出新，成果斐然；虽然相关研究主要偏重于当前农村现实中的问题，但直接关涉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研究的仍然不少，至于间接关联的问题则更多。如有关农民意识，农民是不是平均主义者的问题，关于重新认识农民家庭经济问题，关于农民自我组织的问题，关于合作化运动的评价问题等等，都是期间重要的研究课题。 其次，对农民家庭经济的重新认识，秦晖、孙达人、武力等著名专家有了重要的创新，如孙达人认为：“中国传统文明的基础是个体农民奠定的，以中国农民和精耕细作农业为标志的封建主义其实是更典型的和更先进的”[10]；秦晖认为：“家庭经营在农业这种特殊产业中具有特殊的适应能力”；即使传统经济“也很少是所谓‘自给自足’的，物流与劳务流在传统时代也可以相当发达”，而“如今‘小’农早已不能作为‘传统农民’或‘农民落后性’的同义词”[11]；武力等则认为：“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小农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中农化而不是两极分化……小农经济、市场调节与工业化可以并存”，可以“接受能够提高收益的新技术的”[12]。但传统的认识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农民个体经济，是无法保证庞大的国家工业化对农产品快速增长的需求的”，“对传统小农的改造势在必行”[13]。作为封建生产方式的消极代表，农民没有力量超越政治上的皇权主义和经济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中国几千年同封建主义共生的小农经济，对毛泽东政治上长期“左”的错误思想，有更深广的影响……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提供了活动的舞台[14]。它“不可能‘致富’”，“不可能是‘产业’，不可能‘经济’”；“分散或合伙经营农业没有重大不同”；“农民家庭经营是不能减少农民的”，也“不可能走上‘致富’的路”；“农民仍然是个封建阶级，因而他本身并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天性’”（农民确实不具有“一大二公”式社会主义性质——引者）[15]；市场化对中国亿万小农家庭将是一场浩劫，会催生社会大动荡，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农民的能力取决于农村集体对土地的控制权；小农经济即现在的农民家庭经济“逃脱”不了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的牺牲品“规律”；“农村集体的崩溃和重新获得自由对农民未必是福音”[16]。显然，以“救世主”或“贵族式”的眼光俯视农民，敌视或蔑视农民家庭经济的观点与意识真乃挥之难去。
[2] 李秋洪：《中国农民的心理世界》，中原农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129页。
[3] 李锐：《李锐论说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190页
[4] 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3页。
[5] 张侃、徐长春：《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 [7] 李小平：《中央苏区土地改革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8]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6、153、154页。
[9] 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第297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
[10] 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第8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12] 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页。 [14] 李 锐：《李锐论说文集》，第188-1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6] 潘维：《农民与市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0、132、399-400、145、147、132页。 [18] 杜润生：《我们欠农民太多》见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序一》，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6月。 [20] 王景新：《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与农民组织发展——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观点综述》，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报》，总第491期。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4年5月 [22] 李成贵：《中国的二元结构与“三农”困境》，见《古今农业》2003年，第4期。 [24] 赵立刚：《建立农民协会的必要性及相关问题》、《从多重视角看建立农民协会之必要性》等文章，见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2003年3月1 2日 [26] 蒲文忠：《让农民组织起来－－兼论转型期社会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建立》，原载：中国改革论坛， 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7月。
[27] 程同顺：《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11月11日 [29] 署名“一通”的网友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
[30] 见李剑宏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中国能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吗？》
[31] 见袁方成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
在学术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和“权力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杂糅并存，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出现了许多严重不协调的音符；处于体制外的农民，受到来自“计划”与“市场”、“权力”与“竞争”的双重挤压，农民问题以“三农”困境的方式浮出水面：农民负担久减难轻，劳力转移路障重重，农民增收步履艰难，农村生态遭遇空前挑战；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在规模经营与产业调整中日益萎缩、乃至丧失，农民的土地等财产权益在虚置泛化中流失以至于失地失业、甚至失居，农民的国民地位待遇乃至基本人权都得不到尊重，农民与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享受无缘……市场的公平似乎对农民例外！尽管全国上下都十分关注“三农”问题，中央对“三农”问题更是一贯十分重视，农民减负问题、劳力转移问题、税费改革问题、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农民增收问题、民工工资问题、土地保护问题以及征地与种粮补贴问题等等，个个都有党政领导乃至中央最高领导亲自关注；2004年，中共中央在十七年后重新以“三农”问题颁布“一号文件”，农民问题进一步受到空前重视。但是，农村干群矛盾和“三农”前景仍然不容乐观。伴随“三农”困境，引发社会民众以至农民对毛泽东的重新评价，“毛泽东热”悄然兴起，持续升温。对此，被传统农民观束缚的人们认为，这是农民平均主义或农民意识的反映；农民意识与农民组织危害社会稳定的观点也颇有市场。现实的问题要求学术界对中国农民、农民意识和农民问题作出更为科学的阐释，重新深入研究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也有了新的内容和要求。 我自知生性愚钝；虽历经20多年孜孜以求于青灯黄卷之中，频频奔走于山村田埂之上，虔诚求教农夫于村舍田野之间，然谨呈于您面前的《毛泽东视野中的中国农民与农村经济问题》一书，仍然难免显得粗糙和浅陋。只是因在拜读了拙著出版后的近十年来学术界有关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和当前“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时，愚以为十年前我在拙著中所讨论的问题仍然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所阐述的主要论点也并没有过时；同时，拙著当时没有重视或没能深入讨论与研究的重要问题，现在学界已有了许多新的突破，我自己近十年在相关方面的研读也有些新的心得，便产生了出版本书以向读者同仁进一步表达求教之忱。为此，本书的出版做了这样的安排：本书绪论以《读不懂毛泽东，理不清当代中国农民问题》为题，详细回顾了学界相关问题研究的学术发展和成果，理清了本书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学术前沿问题，并对本书涉及的内容作了总结性概括；对拙著《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的所有章节则全部收入，但为尊重历史和学术规范，除对个别字、词因印刷错误作了修改外，没有作任何文字和内容上的改动；新章《遗产与超越》则阐述了我最近十年在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心得；本书结束语，则论说了“只有农民自己能够代表自己”的观点。最后，本书附上了全书的主要参考文献和中、英文提要。本书的出版，企望通过总结毛泽东领导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改革的历史经验教训，能对进一步推动“三农”问题的深入研究和中国走出目前的“三农”困境有所裨益。
[1]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5-167页。
[2] 郭书田：《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回顾用项经验教训》，《当代农史研究》，1996年第1期。
[3] 龚育之：《新" 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5] 谢茹：《新中国农地制度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64-65页；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3页；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3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