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来历和起源第1篇

昝。中国汉字，上下结构，部首为日，总笔画数为9。主要释义有：同“咱”；姓氏；表示时间的模糊位置。汉字，是中文的记录符号，也在日文、朝鲜文等文字中使用。与英文、俄文、印地文、阿拉伯文等表音的字母文字不同，汉字是典型的意音文字。与拼音文字单词的单音或多音表义不同，汉字一般单字单音表义。

汉字起源：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关于汉字起源的说法历来各家有不同主张，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说法有：结绳说、八卦说、刻契说、仓颉造字说、刻划说和图画说。

经历阶段：汉字主要起源于记事的象形性图画，象形字是汉字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后来的演变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历程，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阶段，都在使用楷书，但仍未完全定型。

（来源：文章屋网 ）

汉字的来历和起源第2篇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苍颉是皇帝的史官，他长着跟龙一样的面貌。他特别喜欢观察身边和周围的事物，他也非常爱动脑筋或者是想问题。他每天抬头观察天上星星的变化，看乌龟背上的花纹、雀鸟羽毛的色彩和山川起伏的样子和形象，经常在自己的手上描画事物的形体和特征。久而久之就创造丁文字。苍颉在创造文字的时候，上天下起鱼点一样的粟米，怕人们光顾写字。将来人们饿肚子。鬼在黑夜里偷偷的哭泣，龙也藏躲起来，是因为怕文字把他们的丑恶行为记录起来，昭告天下，使他们遗臭万年。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汉字的来历演变起源发展历史。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汉字的来历演变起源发展历史。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以及草书以上的“甲金篆隶草楷行”七种字体称为“汉字七体”这就是汉字的来历。

一年级:十月

汉字的来历和起源第3篇

关键词：汉字 记载 文化 缆绳

中图分类号：H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4（c）-0221-02

汉字是记录中国人语言的书写符号，它记载着我国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瑰宝，大多以文字的形式传承下来。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文明。汉字符号系统驱动人们对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性的认同。在它发展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有上古原始社会的象形文字―甲骨文―钟鼎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汉字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文字，它所具有的独特的造型美，读音的音调美，语义的文化内涵无不牵引着中华儿女的心灵感应。汉字是中国人都能读得懂的文字，是维护中华文化的根系，是中华文化永远的缆绳。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千秋大业，守护我们的根，让中国汉字走向世界，为全人类认同和应用。

1 汉字记载中华文化

世界文化有中华文化和希腊文化两个主要源头，发展成为东西方文化。中华文化是东方文化的源头；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而且一直使用到现在的唯一的文字。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画大抵是动物和人像，这是汉字的前驱。三千年前的殷商甲骨文，已经有部首、偏旁，两三千个甲骨文至今可以识读，已是非常成熟的文字。近年出土的陶文，根据碳14同位素检测，已有八千年历史。可见中国汉字是最古最伟大的发明。汉字的产生发展决定了它的形体与语义相比附的特点，而语义内容则是特定文化内涵的反映，所以，人们通过观察汉字形体结构便可直接捕捉到丰富的文化信息。汉字是中华民族得以一统、延续、繁衍、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息载体，同时它本身又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因此谈中华文化，就离不开汉字，谈汉字就已经切入了中华文化。

汉字承载着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化的血肉载体。中国有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历史，汉字是中华文明的先导。文字既是文化内涵的重要元素，中华文化与中国文字息息相关。人类在不断发展进步中，认定复杂的事物最好用符号来替代，以形成共识，使之得以代代相传，譬如数学、物理、化学等，都以符号代替。全世界所有各类文字最接近符号的就是中文。中文脱胎于象形，中华文化起源于形象，以相似的符号作为文字的基础，发展视野所及的指事，相成的会意，结合语言的形声，字形通音近义的转注，和依声托事的假借，这就是“六书”。这是汉字发展的基础理论，环环相扣，没有无凭而来，无据而至的。因此学习中文，许多字虽然不识读，但看其结构、上下字句交接，它的意思大概也猜得出来。曾有文字学者在世界文字中选出孩子最接近的“猫”字，让孩子们去辨认，结果认中文的“猫”字最多，法文第二。

群体社会、国家或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累积而成的文化，是包括文字、语言、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社会价值等具体事象和抽象观念以至信仰。其中文字在文化内涵中所占比重最大，因为这些具体事项、抽象观念和信仰在累积过程中，是靠文字记载而传承下来的。一个久经历史长河考验的民族―― 中华民族，能历经沧，屡经挫折，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则文字在文化上的功能是不容忽视。

2 汉字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感

中国是一个崇尚文字的历史古国。远在周代，宫廷教育的科目设“六艺”。这说明，周代不但有了识字教学的科目，而且已经产生了分析汉字形体结构的科学。每一个汉字都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字形；二是字义；三是字音。我国传统语言学一直是以语义的研究为出发点，又以语义的研究为落脚点的，其范围包括了文字学、象形文字画出一个物体，或一些惯用的符号，叫人一见就能认识这是什么。经过很长的时期，人类由渔猎社会，进入农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密切起来，汉字也就越来越规范，成为较普通较广泛的交际工具。汉字中常用的只有5000个左右，是人与人书面交流的最重要的辅工具。中文单字能力强，新生事物用相关的配词便可成为新的词汇，不像英文，因而又多一个新字。如“手”是个象形字，作为偏旁使用频率极高，《汉语大字典》仅“手部”就收有1367个，“手”字还有许多变形见诸各部，这说明“手”的形成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手”的用途亦极广。因此，在联合国的诸类文件中，中文是最薄的一本或一页；而在联合国调查当中，中文小学生毕业所认得的单字和英文小学毕业生大致相等，可知中文的学习不比英文难。

汉代为汉字确立的这种崇高地位，经过历代科举制度的强化，借助诸多名人书法的传扬，又由于被汉字书写的典籍越来越多，汉字用于外交政务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因而日趋巩固。汉人称文字学为“小学”，在经今古文斗争中，一批古文经学家利用汉字因义构形的特点，把分析汉字形、音、义作为解读儒家经典的津梁，使文字学取得了与儒家经学相应的地位。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做出了“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有名论断，汉字在中国文化传播中的崇高地位已确定无疑。只要看历代纂集“小学”专书数量之多，就可以知道前人对汉字的重视。过去曾有人埋怨方块字是落后产物，靠人在庞杂的铅字粒中逐个字找，不若英文只控制廿六个字母便可。谁知现代人从中文的基本结构，理出法则，同样可以输入计算机。由于中文字具有科学性，未来的研究结果将更进步，定能超越不能变的英文打字，而到计算机对中文能精准辨音时，就更不在话下了。

汉字历史的悠久性是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性直接的、有力的佐证。汉字起源之早，足以证明今天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华夏民族是最早从茹毛饮血、穴居野处的远古洪荒中步入文明社会的。汉字现在作为一种艺术的载体、文化的载体，要进入百姓生活，还有很多需要创新的地方。比如汉字可以做出很多的产品，比如绣一个“福”字作装饰，当然还有很多艺术的方法。对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性的认同，可以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愫，使人励志，树立民族自信心，产生民族自豪感，从而增加为祖国事业而奋斗的向心力。

3 汉字牵引人们的心灵感应

汉字讲“六书”，具有形式美。方形成字，外形有整齐之美，书者易于掌控布局，加上字的严宽不一，造就中国书法独步艺坛，任何文字难望其项背。提到汉字的字体美，我们会想到书法艺术，书法对于生命、对于艺术的意义，众所周知。书法在中国文化中地位很高。汉字之所以能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推广，书法功不可没。汉字本身具有艺术性、生命性和励志性，如“心正则笔正”的说法，就是对书者自身修养的工夫。汉字传递着空间美感。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讲：形式之所以美，是因为有继续成长的空间。继续成长的空间因人而异，所以这个空间不是固定的。因而，形式美还体现在“书品如人品”，人不正字也不正。汉字同样有层次美。如建筑一样，文字也有层次，否则没有办法写好。

汉字不但是天才的简笔画，而且有音乐美。中文单字单音，富音乐性，由于有这个特点，造就中国诗句或文句的抑扬顿挫，易于朗朗上口，不管是铿锵的朗诵，或是哀婉的咏叹，都能使听者入神，而产生共鸣，终于成为文诗大国。中国有韵文学的优良传统，有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戏曲等，是中国独有的音乐之美，要求咬字吐音，有板有眼，如中国美食、武术一样，令外国人羡慕不已。

汉字是适合汉语的，它与拼音文字优劣恰好互补。几千年来，汉语与汉字的使用者习惯了用字形和音节来区别词与词义，用字面的造字理据来沟通字与词。另外，汉字之美在于它的形声义。汉字的美是一个知识的美，它可以传达很多知识，即这个字是不是有情感，具备不具备思想、道德。汉字通常是道德、学问的体现，它的机能是由形声义配合起来建构出的。总之，汉字之美有对空间的考究，字体和整幅字之间的平衡，以及层次和韵律的讲究，传承着中华文化的思想道德、知识学问，激励着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汉字是中华文化永远的缆绳。

4 汉字是中华文化永远的缆绳

在汉字发明、创造、应用、传播的数千年中，从焚书坑儒到十年浩劫，从鸦片战争的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到美国公司妄图用“智能+拼音”取代汉字编码来势汹汹的围剿，中国汉字遭受过无数次的冲击破坏，但都没有撼动中国汉字在世界的地位。已故香港著名学者安子介先生说得好：“撼山易，撼汉字难。”古老的汉字承载了中华文明久远深邃的历史。汉字蕴藏着广博的内涵，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审美价值。汉字是中华文明传承之根。汉字是中华民族凝聚之根。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日趋提高，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和重视，全球汉语热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通过学习汉语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国内国学热潮方兴未艾，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众多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青睐。然而中国汉字真要走向世界，为全人类认同和应用，其道路仍然是曲折漫长的。我们推广汉字，要团结友爱外国朋友，要尊重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母语要遵循语言文字的基本规律，正如荀子在《正名篇》中所说的，是民间“约定俗成”的。没有生活、风俗的“俗成”就没有文字交流的“约定”。我们要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推广汉字，充分响应十提出的“文化强国”国策，倡导规范使用汉字，保护中华文化的本源；进一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凝聚民族向心力，增强民族自豪感，激发全民进取心，带动并促进经济发展，引领中华文化成为世界主流文化。深刻认识汉字文化的深远意义，全面传承华夏文化，唤起全球华人的爱国热情，让中国汉字走向世界，为全人类认同和应用。

参考文献

[1] 谭振江.汉字―― 中华文化之根.在国际教育学院的讲演整理稿，2007-10-10.

[2] 王宁.20世纪汉字问题的争论与跨世纪的汉字研究.2008-8-3.

汉字的来历和起源第4篇

关键词：汉字理论 汉字起源 汉字性质 构形方式 演变规律

一、绪论

在人类文化史上，文字的产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人类已经从蒙昧步入文明。几千年来，汉字是世界范围内唯一没有间断发展的文字，在历史长河中，汉字经过多次演进，成为当代一种独特的文字符号类型。

汉字研究可以追溯到周秦，汉代《说文解字》的出现表明汉语文字学的正式创立，清代以说文四大家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把传统文字学发展到巅峰。20世纪各种古文字资料的大量出土，开拓了古文字学研究的领域。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推动了近代汉字学理论的探索和体系的构建。[1]

文字学学术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为今后如何确定研究方向、途径、方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开拓更多新的研究领域，取得超迈前贤的成就做了铺垫。本文是对近十年学术史的总结，反映了文字理论研究在各个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学术动态，标志着文字理论正在逐渐走向成熟。笔者主要从四个方面，即汉字的起源、汉字的性质、汉字结构或构形方式、汉字的发展演变规律[2]，对近十年的新成果作简略的概述。

二、汉字的起源

汉字的起源问题，历来倍受关注。近十年来，学术界出现了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他们阐述的角度不尽相同，现列举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

（一）阐释《说文》中观点

陈文敏根据甲骨金文研究六书，发现六书原来竟是一个“五步相生”的造字程序，而运用六书“相生”之法创造出来的甲骨金文(古汉字)群落则是一张连环相生、纵横交错、辗转相注、交互说史的古汉字关系网络。作者在书中明确申明，他是通过“古汉字关系网络”强大而严密的“文字互释功能”来揭示华夏文明发祥史真相的。[3]

刘薇、张松竹认为，许慎《说文》把八卦归入文字萌芽范畴，并非毫无根据；肯定文字诞生之前结绳记事的存在，并推测其可能对文字起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许慎不取天授汉字的神话，主张受鸟兽之迹的启示也是合理的。[4]

宋瑞卿立足于汉代班固和许慎的六书说的差异，从细目到次第，对汉字起源问题进行了一个合理、全面的认识。[5]

（二）时间角度

连登岗提到，汉字产生于距今10000年至4000年之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创制期，二是形成期。汉字创制于母系氏族时期，时间界限为距今10000年至5500年前后，这个时期的汉字属于当时华夏文字的一种。汉字成熟于父系氏族时期，即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时间界限为距今5500年至4000年前后。[6]

包和平、黄士吉从考古学角度论证了后红山文化时期（新时期时代晚期）石棚山陶文的发现，表明四五千年以前的西辽河流域已露出了文明的曙光。据考证，创始汉字的是陶工，他与传说中的仓颉均为皇帝时人。陶文比殷墟甲骨文要早1000多年。[7]

（三）地域角度

李立新认为，伏羲依据河图洛书而画成八卦，形成中国最早的文字形式，并引发汉字的发明，最早的一批汉字应是族徽文字。从文献记载看，无论是伏羲画八卦、造书契，还是仓颉造字，都发生于中原地区。从考古发现看，中国四方远古文化在中原地区不断交汇、融合、发展、升华，首先在中原地区形成汉字体系，露出中华文明的第一线曙光。[8]

（四）符号学原理

叶其容指出，汉字符号的形成问题，应从它的前提条件讨论起：其一，远古汉语已经存在；其二，原始思维的发展；其三，原始造型艺术的发展；其四，社会的发展需要记录语言。具备这些条件，只是有可能产生汉字符号，但并不具有必然性。[9]

（五）特殊形态

在汉字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几种特殊的形态。庄建东提到，作为皇帝的史官，仓颉造字说是基本可信的。“仓颉”是结绳记事向符号记事过渡时的一种形态，仓颉因发明这种形态而得名。[10]

王立民认为陶文符号和图形是汉字的萌芽期，金文徽族和“集形短句”是汉字的初始期，殷商时代金文及甲骨文是汉字的成熟期。从金文中保存下来的族徽和“集形短句”看，可以推测出在陶文符号、图形与甲骨、金文之间的文字应是与族徽和“集形短句”相同的形态。[11]

（六）宏观角度

连登岗认为，汉字包含于华夏文字之中，探讨汉字的起源，应该把视野扩大到华夏文字的范围，且要考虑到关乎文字起源的诸多方面。例如文字起源于社会治理、文化传播的需要；文字产生于农业经济确立、氏族公社出现之后；文字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华夏文字起于多源，汉字是华夏文字多元起源的优胜者。[6]

（七）考古学角度

黄德宽从考古学的角度，通过对商代后期甲骨文发展水平的论证，确立探讨商代前期文字的起点。他认为甲骨文是一种经历了较长时间发展、功能完备、成熟发达的文字符号体系，它不仅是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符号，也是迄今为止可以确定的汉字进入成熟阶段的体系完整的文字样本。此外，他还获得了关于商代前期文字发展情况的基本结论，如：夏商周在文化上有相当程度的共性特征，三代使用的文字属于同一体系；商代前期陶文可以作为考察汉字体系发展的珍贵样本，它们对衡量各阶段文字发展水平具有珍贵价值；商代前期的文字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其后各时期陶文符号的相同性大于差异性，这也进而证明当时的文字已发展到成体系的成熟阶段。[12]

对于汉字起源问题的讨论，一方面寄希望于新资料所提供的新线索，汉字起源研究和考古历史研究是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不同民族文字起源的比较研究将是寻求研究突破的重要途径，这方面的研究虽有了新的进展，但作为汉字研究的重大疑难问题还将长期被关注。

三、汉字的性质

汉字性质问题是汉字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核心。20世纪关于汉字性质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种争论：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提出的表意文字说，周有光最早提出并比较系统论证汉字的意音文字说，姚孝遂提出的表音文字说，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和赵元任分别提出的表词文字说和语素文字说。[13]关于汉字性质的争论几经高潮，近十年，有代表性的争论有以下几家：

（一）“三方面”说

张玉金对于汉字的性质是遵照“三方面”说提出的。提出“三方面”说的是王伯熙，他在《文字的分类和汉字的性质》一文中指出，可以从“文字的符号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文字的符号形式”、“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这三方面去讨论一种文字的性质。[14]张玉金由此得出结论：古文字阶段的汉字是语素+形意音+图符文字，隶楷阶段的汉字是语素+意音区别+字符字。[15]

张爱萍也是从三方面对汉字性质进行了阐述：汉字是理据性和审美性完美结合的形体结构；从文字单位和语言单位的关系来看，一个汉字就是一个独立音节；从字形层面考察汉字特点，汉字是方块字。[16]

（二）“两方面”说

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提出“两方面”说。裘锡圭认为，考察文字的性质，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方面是看一种文字使用什么字符，字符包括意符、音符和记号是第二方面即看文字在所表达语言中是什么单位，裘锡圭认为汉字应称为语素――音节文字。[17]

（三）构意文字说

李剑影提到裘锡圭关于汉字性质的两个观点：汉字是语素―音节文字、意符音符记号文字，并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用图表的方式综合两个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汉字是构意文字。[18]

（四）构形原则说――表意体系文字

郑振峰认为汉字的性质只能根据它的构形原则，而不能根据文字体系中单个符号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确定。它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形体与意义之间存在着理据性。[19]李莹也认为，汉字性质应该从汉字构形原则的角度出发，把汉字概括为具有一定表音功能的表意体系的文字。[20]

（五）共时历时说

项科旭提到，汉字的性质是表意文字，这是运用共时方法得出的正确结论之一；若从历时的角度看，汉字的性质应从汉字构形方式的演进方面进行考察。两者不应互相排斥，应合理共存。[21]

（六）语素文字说和意音文字说

寇延年对裘锡圭提出的意符音符记号文字说提出几点质疑，认为赵元任等提出的音素文字说和周有光提出的意音文字说是比较合理的。[22]

（七）符号工具说

连登岗提到文字的性质应该这样表述：文字是视觉图形符号与语音听觉符号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人工制作的以视觉图形为存在形式的主要充当语言符号、同时也兼备思维符号、物象符号、艺术符号、文化符号等功能,以系统为其结构形式的社会交际不断发展变化的认识工具。[23]

（八)批判周有光意音说

仝国斌提到，不少学者在汉字性质表意、意音甚至表音的选择上纠缠不休，皮尔士的三元符号模式能有效地帮助我们走出这一困境。事实上，表意和表音是记录语言的方式不同，符号抽象化的程度不同而已。意音文字的提法不科学，因表意表音本身就处于“理据性理据性・约定性约定性”的符号链中。表意文字是最大强度的理据性与最大限度的约定性的完美结合，表音文字是最大强度的约定性与最小限度的理据性的完美结合。[24]

近些年，也有学者针对性质定义不一的情况作出一些思考，例如，王德寿对汉字性质研究中的一些主要的不同观点进行了介绍，并提出了汉字性质研究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25]杨世铁也提出了解决汉字性质问题的五点意见；讨论汉字的性质，不能只就汉字论汉字问题；不能撇开汉字和汉语的关系；要兼顾汉字发展的几种字体；不能只就汉字构成方式之一种来认识；不适合从文字发展阶段的角度来认识。[26]

关于汉字性质认识之分歧的产生，往往是由于讨论问题所依据的材料、理论根据、研究方法等的不同造成的，在进一步研究中应注意对各种不同的意见予以合理的吸收和整合，作出更符合汉字实际和理论逻辑的阐述。

四、汉字结构或构形方式

汉字结构或构形方式的研究是中国文字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六书”作为最早阐释汉字结构原理的理论，在汉字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六书”本身又存在着很大的局限，现代学者相继提出“三书说”，动摇了“六书”的绝对权威地位。[27]随后，刘钊古文字构形学，黄德宽构建形声谱系，王宁构建汉字构形理论，李圃字素理论使汉字结构理论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一）新“三书说”

陈梦家在其《殷墟卜辞综述》的“文字”章里提出了他的新“三书说”：象形、假借和形声。裘锡圭在其《文字学概要》里也提出了“三书说”：表意字、假借字和形声字。[17]裘锡圭对汉字结构的研究全面深入，举例丰富，分析精确，材料可靠，表明汉字结构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刘钊古文字构形学

刘钊在《古文字构形学》中第一次把对古文字构形的研究称作“古文字构形学”。在书中，刘钊分析了甲骨文、早期铜器铭文的构形特点，介绍了西周金文中“声符”的类型、 “变形音化”、“一字分化”以及古文字中形近易混形体的区别形式等构形规律，还总结了古文字考释方法和古文字构形演变条例。“古文字基本构形构成演变谱系举例”、“秦汉篆隶资料在古文字构形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古文字考释举例”三部分则是用来检验上述理论的实践性工作。[28]

（三）黄德宽构建形声谱系

黄德宽的博士学位论文《古汉字形声结构论考》以殷商到秦汉的古汉字形声字为研究物件，比较全面地考察分析了形声结构及其发展，揭示出形声结构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等。[29]他主编的《古文字谱系疏证》对同声系内部具有亲缘关系的同源字进行考辨确认，试图比较全面地揭示古文字阶段汉字体系内部字际关系，为进一步揭示汉字发展演变规律奠定基础。[30]他还提出，不同汉字构形方式构成一个互补的系统，从历史的、动态的角度可以看到这个系统内不同的构形方式此消彼长，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并经历着内部的功能调整。[31]

（四）王宁构建汉字构形理论

王宁汉字构形学理论的核心是，用系统的观点看待汉字，用系统的方法描写汉字，用系统比较的方法观察和总结汉字的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规律，认为汉字构形的基本元素是“形位元”。在汉字使用的每个历史时期，“形位的数量都大致在250－300个左右，它们分别或完全具有表音、表义、表形、标示四种功能”。几百个形素又可以组成上万个汉字；汉字的结构方式主要有两种：层次结构与平面结构。汉字有五类属性：汉字的基础构件在不同汉字中具有不同的功能；汉字的基础构件有不同的组合样式；汉字构件的组合过程；结构的级层数和各级构件；汉字的构形模式。[32][33]

（五）李圃提出字素理论

李圃在《甲骨文文字学》中指出：字素问题是基于汉字与汉语语素之间的关系提出来的。字素系统由静态系统和动态系统共同构成。字素的静态系统指字素进入造字过程以前的字素系统，字素的动态系统指字素进入构字过程之中的字素系统。一个合体字结构类型的分析要以语素的音义为出发点和归着点去确定字素及其组合的上位层次，即直接显示语素的音或义的层位。[34]

由于历代汉字资料极为丰富，汉字结构的研究最有可能取得突破，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许多研究古文字的学者满足于依据旧说而就字论字，他们关注的重点并不是文字学理论问题；而研究语言文字学的学者对古文字资料和研究成果钻研、吸收不够，从而影响了理论的总结和深入探讨。全面研究分析历代文字尤其是古文字资料，是汉字结构理论研究获得新的突破性进展的关键。

五、汉字的发展演变规律[35]

汉字发展演变的研究，一方面在字体形态发展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新成果，另一方面学者们突破长期以来只注重描述形体发展的局限，开始致力于揭示汉字内在的发展变化。例如，讹变与讹混、双声符字、饰笔、借笔、规范问题等等，将建立单个汉字发展历史档案和汉字系统发展沿革谱系、描述并揭示其发展演化轨迹和发展规律作为研究的重点。

（一）字体形态演变

1.隶变研究

刘凤山的博士论文《隶变研究》对“隶变”问题作出阐释，细致地描述了各个阶段的特点。[36]张晓明对春秋金文字体的演变规律、特点以及原因作了考察。[37]杨宗兵考察了出土的秦文字材料，认为秦文字“草化”不仅完全属于自然书写状态下的“草书萌芽”，而且与“狭义草书”相距不远，对汉代草书的形成与趋于成熟具有“导源”意义和“示源”作用。[38]于丽萍阐述了汉字构形的发展和字体的演变之间的关系。而今文字阶段字体的发展演变破坏了汉字的构形理据，使构形系统不断地进行调整以实现新的平衡。[39]

2.字体演变总规律

王宁提到汉字字体演变总规律，字体风格的形成由微而显，两种主流字体交替必有一个过渡带。类别风格常被说成是个人的创意，言小篆则以李斯、许慎为代表，言隶书则以程邈为代表。字体形成的渐变说，对汉字学、汉字史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40]

3.古文字发展谱系

黄德宽以国家“九五”重点项目“商周秦汉汉字发展谱系研究”为阵地，组织课题组成员在2005年完成最终成果《古文字谱系疏证》。它科学地揭示了汉字发展的规律，为汉字发展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疏证》的出版必将为中国文字学的研究带来新气象。[41]

（二）讹变与讹混

文字形体讹变问题在这一时期得到更加深入的研究。古敬恒、李晓华从形近相混、字形的离析与粘连、误形为音三个方面探讨讹变的原因并追溯了讹变形体所折射出的文化意蕴。[42]沙宗元分析了这两类讹变在古文字各个阶段的情况。[43]魏宜辉用大量字例论证了楚系简帛文字形体中笔势变化讹变、简省讹变、增繁讹变等六种类型的讹变现象。[44]方勇细致地分析了战国楚文字中31组形近偏旁混同现象。[45]闫华梳理出“西”、“勺”、“百”等字及与之相关诸字的讹变脉络，并总结归纳了支配这些讹变现象的规律。[46]

综上来看，“讹变”与“讹混”、“变形音化”这三个概念还没有得到严格的区分。刘钊在《谈讹混》中指出：“‘讹变’既包括独立的字和偏旁的讹变，也包括笔划的讹变，而发生‘讹混’的构形因素基本是指可以独立的字和构形偏旁；‘讹变’一般是指构形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大都是不能逆转的单向发展，而‘讹混’则不光有单向的发展，还有两种形态之间的混用，有时是可以互换的双向互动。”[45]“变形音化”是人有意识地对一个字的形体的一部分进行改造[28]，而“讹变”则是无意识的，发生讹变的形体可以是笔划、偏旁，也可以是独立的字。

（三）双声符字

刘钊在其博士论文《古文字构形研究》中指出：双声符字是指一个形体的两个构形因素，对于所记录的词来说都是标音的声符，而没有形符、意符或其他别的成分。[28]陈伟武将双声符字分为两类，同时在考辨一些字例的基础上，他还阐释了双声符字的结构原理、双声符字与形声字的关系等问题。[47]许文献深入细致地考察了十二例楚文字中的双声符字。[48]宋鹏飞指出了一些殷周金文中的纯双声符字例。[49]黄丽娟也把双声符字纳入其研究范围，指出了七例双声符字及其来源。[50]黄天树指出了甲骨文中的双声符字。[51]

（四）饰笔

刘钊在其博士论文《古文字构形研究》中指出：饰笔，又称装饰笔划、羡画、赘笔，是指文字在发展演变中，从对形体美化或装饰的角度看，添加的与字音字义都无关的笔划，是文字的羡余部分，并在最后在第十四章“古文字构形演变条例”中他总结出二十一条关于“饰笔”的演变规律。[28]

张振林考察了商、周、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期间文字的发展及使用情况，认为羡符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在隶变期间还存在饰笔、羡符，只是未规范的古文字的孑遗。[52]

湛玉书将文字羡余现象分为字素、非偏旁构件、表意偏旁羡余三类，又进一步指出文字羡余现象的五种成因：为增强文字形体的区别性、为求字义表达的彰显性、因文字类化、受民族心理文化因素的影响、因书写习惯等而增加羡余成分。[53]

（五）借笔

吴振武的《古文字中的借笔字》是最早的关于借笔的专题性文章。他认为古人写字用借笔，求简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有时可能也有“玩”的意思。[54]

刘钊的《古文字中的合文、借笔、借字》在理论上对“借笔”作了进一步探讨。他认为：借笔是古文字为书写简便而产生的一种变通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装饰化的意味。[55]

（六）规范

龚嘉镇提到新时期的汉字规范的重点需放在现代汉语通用字种的分级定量和简繁对应上。[56]潘文国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汉字规范问题。[57]王宁指出，在规范汉字表研制的过程中，对汉字简化的怀疑论也再次提出。[58]费锦昌认为现代汉字规范的两个热点问题：偏旁类推简化、“同音代替”简化。[59]黄德宽认为汉字应用中“繁、简二元并存”是客观存在的现实。[60]王宁提出制订规范汉字表的重要性与迫切性。[61]沙宗元认为对汉字的规范和统一既是本身职能的必然要求，也是汉字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主流倾向。汉字系统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在多因素制约下相对平衡、稳定的状态。[62]

汉字发展历史的研究，目前已具备较为充分的条件，今后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汉字系统内在发展规律的揭示和断代研究两个方面。开展这项工作时正确确定汉字发展研究的视点也显得尤为重要。从哪些角度、依据什么标准来衡量汉字的发展，是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前提问题。

六、结语

以汉字为研究对象的汉字理论研究，是21世纪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时显著的学科之一，各个方向发展的全面性，研究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已发表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非常引人注目，呈现出良好势头。但是总体来看，汉字理论研究仍是较为薄弱的环节，无论重视程度还是所取得的成果，都与汉语文字学整体的发展不相适应。世纪之交，汉字理论研究呈现出的新态势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新世纪的研究水平会跨入开拓创新、科学建构自身学科体系的新阶段。

注释：

[1]黄德宽：《汉语文字学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6页。

[2]黄德宽：《从转型到建构：世纪之交的汉字研究与汉语文字学》，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第3期，第9-12页。

[3]陈文敏：《汉字起源与原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4]刘薇，张松竹：《从析许慎关于汉字起源的理论》，说文解字，2008年，第8期，第308-309页。

[5]宋瑞卿：《汉字起源考略》，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6期，第34-35页。

[6]连登岗：《华夏文字与汉字的起源》，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2009年，第6期，第36-44页。

[7]包和平，黄士吉：《原始陶文――汉字的起源》，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7期，第93-96页。

[8]李立新：《试论汉字起源于中原地区》，中州学刊，2010年，第9期，第186-189页。

[9]叶其容：《从符号学看汉字的形成》，咬文嚼字，2010年，第1期，第62-63页。

[10]庄建东：《汉字起源新说――“仓颉”：结绳记事向符号记事过渡时期的记事方法》，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8期，第105-109页。

[11]王立民：《“集形短句”――汉字形成过程中由萌芽到成熟的重要形态》，北方论丛，2005年，第5期，第60-63页。

[12]黄德宽：《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中国文字学报》（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13]郑振峰：《20世纪关于汉字性质问题的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62-67页。

[14]王伯熙：《文字的分类和汉字的性质》，中国语文，1984年，第2期，第108-116页。

[15]张玉金：《论汉字的性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9期，第65-68页。

[16]张爱萍：《汉字性质与汉字类型研究的辨正》，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7期，第87―89页。

[17]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页。

[18]李剑影：《论汉字的性质――裘锡圭之读后感》，安康师专学报，2004年，第2期，第44-45页。

[19]郑振峰：《“六书”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兼评王宁先生的汉字构形理论》，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35-39页。

[20]李莹：《浅议汉字的性质》，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12期，第64-66页。

[21]项科旭：《汉字性质的共时和历时观》，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57―60页。

[22]寇延年：《再论汉字的性质》，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31页。

[23]连登岗：《关于汉字的性质》，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21页。

[24]仝国斌：《汉字性质的符号学观照》，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52-56页。

[25]王德寿：《关于汉字性质研究的一些思考》，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0期，第110-115页。

[26]杨世铁：《有关汉字性质研究问题的几点认识》，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11期，第117-119页。

[27]张先坦：《“三书说”比较说略》，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108-113页。

[28]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9]黄德宽：《古汉字形声结构论考》，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6年。

[30]黄德宽：《对古代文字发展沿革内在关系的探索与揭示――关于》，学术界，2005年，第292-295页。

[31]黄德宽：《汉字构形方式的动态分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7期，第1-8页。

[32]曾昭聪：《王宁学术思想述略》，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69-75页。

[33]王宁：《系统论与汉字构形学的创建》，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0年，第3页，第15-21页。

[34]李圃：《甲骨文文字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

[35]叶玉英：《二十世纪以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2辑)(繁体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36]刘凤山：《隶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37]张晓明：《春秋战国金文字体演变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版。

[38]杨宗兵：《秦文字“草化”论析》，《汉字研究》（第1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537-544页。

[39]于丽萍：《汉字构形的发展与字体的演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00-103页。

[40]王宁：《汉字字体研究的新突破――重读启功先生的》，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第25-29页。

[41]党怀兴：《构建汉字形体流变谱系》，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80-83页。

[42]古敬恒，李晓华：《试析古文字的形体讹变》，江苏大学学报，2005年，第70页。

[43]沙宗元：《古汉字字形讹变现象初探》，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44]魏宜辉：《楚系简帛文字形体讹变分析》，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45]方勇：《战国楚文字中的偏旁形近混同现象释例》，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46]闫华：《古文字中的讹变现象举要》，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47]陈伟武：《双声符字综论》，《中国古文字研究》（第1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339页。

[48]许文献：《战国楚系多声符字研究》，彰化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49]宋鹏飞：《殷周金文形声字研究》，台湾成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50]黄丽娟：《战国多声字研究》，《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184页。

[51]黄天树：《殷墟甲骨文“有声字”的构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六本）（第二分册），2005年版。

[52]张振林：《古文字中的羡符――与字音字义无关的笔划》，《中国文字研究》（第2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53]湛玉书：《论文字羡余现象》，语言研究，2005年，第64-66页。

[54]吴振武：《古文字中的借笔字》，《古文字研究》（第20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08-337页。

[55]刘钊：《古文字中的合文、借笔、借字》，《古文字研究》（第21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97-410页。

[56]龚嘉镇：《关于新时期汉字规范问题的思考》，中国语文，2005年。

[57]潘文国：《从语言学角度谈汉字规范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2期。

[58]王宁：《从汉字改革史看汉字规范和“简繁之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1期，第42期。

[59]费锦昌：《现代汉字规范的两个热点问题》，渤海大学学报，2007年。

[60]黄德宽：《论汉字规范的现实基础及路径选择》，语言文字应用，2007年，第11期。

[61]王宁：《再论汉字规范的科学性与社会性――关于制订规范汉字表的思考与建议》，语言文字应用，2006年，第11期。

汉字的来历和起源第5篇

关键词：汉字起源；渐创说；突创说；甲骨金文；六书；仓颉造字

H12

汉字起源观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决定着古汉字研究的方法和成败。由于古汉字是上古历史信息最全面、最深刻的载体，所以古汉字研究的方法与成败又深刻影响着上古史（神话史）的研究。因而我们必须选择正确的汉字起源观，摒弃错误的汉字起源观，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最终看到汉字起源与原理的真实状况，由此为上古史研究开辟道路。

一、“突创说”与“渐创说”

目前学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汉字起源观，即“突创说”和“渐创说”。所谓“突创说”即认为汉字是由少数人在有理论、有设计、有邃远目的的情况下在短期内一举完成的。所谓“渐创说”即认为汉字是在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由广大民众零散地、渐进地创造和积累的。

1.突创说

汉字“突创说”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传统信仰。其典型说法是黄帝时代“仓颉造字”的神话传说。该神话传说目前看来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赵国史书《世本・作篇》，其曰：“黄帝使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叟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作调历，沮诵、仓颉作书。沮诵、仓颉为黄帝左右史。”又曰：“史皇作图，仓颉作书。”宋衷注：“沮诵、苍颉，黄帝史官。黄帝之世始立史官，沮诵、苍颉居其职矣。”但后世多言仓颉而忘沮诵。又传说仓颉造字是“上天作令”并且是根据上帝所赐造字范本“丹甲青文”（《路史》）在短期内一举完成了古汉字原始系统的创造。“仓颉造字”属汉字“突创说”，这种传统信仰在“新文化运动”后被逐渐打入冷宫。

然而，近年来有不少学者根据考古证据再提汉字“突创说”。如姜可瑜先生在《殷墟文字形成假说》[1]一文中就提出我国最早的成熟的殷墟文字体系是在短期内由少数巫史一举完成的。该文内容主要有三：一是殷墟甲骨文已达相当成熟之阶段，字数近5000个，可识者近1000个，词类句法自有规范，已能记述相当繁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形成以象形为基础的方块汉字表意体系；二是大多数学者认为甲骨文体系至少需要几千年演进过程，有的还认为需要八千至一万年，然而检阅从仰韶文化到商代后期许多环节，除了一些零星的、幼稚的、简单的、原始的刻划符号或‘文字’外，根本找不到可与洋洋大观的殷墟文字相彼此的链条，实际上这个链条并不存在；三是商代的“少数特权分子”是殷墟文字真正的创造者和使用者，“汉字的产生不是等距离地、比肩式地、稳步渐进地运动过程，而是在短时期内急剧地、大量地产生的。这个时期，就是殷墟时期，亦即商代后期。”

李万福先生在《突变论――关于汉字起源方式的探索》[2]一文中也认为：“文字很可能是突破关键之后，在较短时期内创造出来的”。迄今在我国境内发现有书写符号的遗址共32处，其中殷墟符号约1500000个，约4500类；其余31个遗址中数量最多的是乐都湾遗址，约679个，约114类；数量最少者为1个（多处遗址）。这31个遗址的所有符号加起来也不过约1446个。这就是说，从盘庚迁殷到武王灭商约300年间，殷人创造出1500000个符号，而从8000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到3300年前的殷墟遗址，其间经历4700多年，却只造出约1446个符号。合计下来，殷墟符号约占99.9%以上，其他符号约占0.1%。根据统计学原理，后者之数量、种类和增长速度均可忽略不计或趋于零，故殷墟文字理当是在短期内一举完成的。

李万福先生还运用比较法对全世界三大古老文字的起源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惊异地发现：三者都在原始符号与成熟文字之间存在“明显断层”。据此他指出：就像殷人迁到垣河之畔后就突然有了文字一样，苏美尔人也是迁到两河流域后就突然有了文字。一些学者假定，要么“这种文字是凭空制造出来的”，要么是“苏美尔人随身带来的”。[3]129殷人和苏美尔人都是从它处迁来的，没有发现比甲骨文和楔形文字更早的大量符号人们还有理由推断这是因为没有找到他们的‘来龙’。但古埃及人留下了从旧石器时期至文字诞生时期各个文化的堆积层，在这些遗址中，仍然只发现了与我国仰韶陶器符号相似的简单刻划，并且数量也不多。正如裘锡圭先生所说：“古埃及圣书文字、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我们的汉字，都缺乏能够充分说明它们的形成过程的资料。”[4]2因而有人怀疑古埃及文字“是被一位熟悉文字的人当作一个统一整体一下子人为地创立的”[3]105。这与世界文字起源神话多相吻合。世界上许多文字的起源都与天神有关。如古埃及人相信Thoth是一切文化的创造之神，并称文字为mdw-ntr，意思是“神的语言”。印度梵文也叫“天城体”，即居住在天上城市中的梵天所创的文字，故亦名“梵文”。作为世界语言始祖的希伯来文字也传说是上帝使者摩西创造的。[5]34贵州彝文经典《帝王世纪・人类历史》曰：“人类始祖希母遮之时，直到撮休读之世，共有三十代人，此间并无文字，不过以口授而已。流于二十九代武老撮之时，承蒙上帝差下一位祭司宓阿迭者，他来兴奠祭，造文字，立典章，设律科，文化初开，礼仪始备。”在人类文明起源神话传说中，各民族的文字起源传说几乎都与天神有关，我们应当直面这些铁的事实。

李万福先生还指出，渐创说往往称巫史是文字的整理者和颁布者，然而此说亦与考古学证据相悖。考古发掘证明：在洋洋大观的殷墟甲骨文之前，可供巫史整理和颁布的传统符号“寥寥无几”，以致缺乏整理和颁布的条件和价值。殷代巫史要在这寥寥无几的传统符号中整理出洋洋大观、举世闻名的甲骨文体系，那无疑是在说童话。李万福先生援引《共产党宣言》语：“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而殷代巫史在三百年内留下的符号总数也比过去几千年留下的符号要多近千倍。这期间，不可能没有某种革命性的“突破”。

对于这种“革命性的突破”，李万福先生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然而历史传说本身其实已经把这个“革命性的突破”说得很清楚，问题只在于我们总是把这些传说视之为假、为幻想、为先人的臆造和呓语云云。即说问题不在史料本身，而在我们对于史料的态度。如果我们总是以今天的某种“理论”和“常识”来强加于古史，对古史资料作“削足适履”的改造，使之适应我们的“理论”和“常识”，那我们将永远也看不到真正的古史。因为我们不尊重史料、不相信史料、不就史料本身的“系统机制”来作结论，这就等于我们没有史料，只有我们头脑中的“理论”和“常识”。然而凭借这些与史料不符的“理论”和“常识”，我们是看不到史料本身反映的客观事实的。正确的方法应当是：我们必需立足史料本身所描绘的古史环境、运用史料本身的“系统机制”来分析和判断古史。例如史料告诉我们：中国汉字是仓颉造的，而仓颉造字又是“上天作令”，即是上帝赐给仓颉造字范本“丹甲青文”，仓颉根据这个造字范本创造了最早的古汉字体系。对此，无论我们是信还是不信，史料本身的客观记载是不可否认的。不仅如此，考古证据也与神话传说是相应的，这样我们就更加应当尊重史料，遵循史料本身的“系统机制”来得结论，而不能用我们的“怀疑”、“理论”、“常识”来代替古史，并建立一套符合于我们的理论但却纯属臆想的古史。假如真是如此，那我们就是生活在臆造的史学天地中的史学家，而不是脚踏实地地生活在史料本身的“系统机制”中的史学家。

王蕴智先生在《远古符号综类摹萃》一文中也说他们试图通过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高科技手段等科学途径对原始文字材料做一番整理，排比出商代以前汉字发生、发展的头绪。结果证明：除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等小宗材料可与殷墟文字比序外，其他商前符号彼此缺环较多，且零星分散，多数与商代文字不合。[7]徐中舒先生在《关于夏代文字的问题》一文中也认为：汉字是在殷代晚期“一班巫卜手中，日趋纯熟，以至完备”[8]126的。卢丁先生在《汉字的起源及早期发展》一文中也认为：只有巫师“才有条件将早在广大群众中流传的不统一的各种图形符号加以整理总结，传习使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字应该产生于巫师集团之中”。[9]而近年谭世宝先生的《苍颉造字传说的源流考辨及其真相推测》[10]一文又证得“仓颉”就是“商契”（音近通假），“仓颉造字”就是“商契造字”，这就使得“仓颉造字”传说与商代甲骨金文体系的突然出现形成了相互印证，达到了古史传说与考古证据相互统一，从而使得古老的“仓颉造字”传说变得更加可信了。

2. 渐创说

汉字“渐创说”是在20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中初兴的，以后成为正统的、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汉字起源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汉字是广大劳动人民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渐创造和积累起来的。换句话就是说，汉字是在无理论指导、无规划设计、无邃远目的的情况下自然产生、零散积累起来的。例如高明先生在《中国古文字学通论》[11]一书中就说：“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数以千计的古汉字形体而论，绝非一人一时所能创造，而是广大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他们在长期生产与生活当中，因时因地不断地观察、思考和创造，并经过若干年代的积累，逐渐形成共同使用的文字，而绝不是天授神意或出于某个‘圣人’的灵感……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有意地把许多来自群众的发明创造转嫁到某个‘圣贤’的身上，目的就在于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鲁迅在《门外文谈》中也说：“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耳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家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郭沫若也说：“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语言一样，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捡、发展出来的。”[12]244这些说法初听起来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我们研究上古史是不能“以理求是”的，即不能仅以今天的常识、常规、常理来强加于古史，因为古史距今极其遥远，那时的自然人间与今日世界在某些方面可能存在天壤之别，所以我们研究古史的正确方法应当是根据史料本身的客观规律来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判断，必须合上古资料之理，而非合某种纯粹的理论之理；合今日之理不一定合上古之理，合上古之理不一定合今日之理。如前所述，无论是传世文献所记载的神话传说，还是现代考古发掘的古汉字证据，都是支持“突创说”的，都没有给“渐创说”提供有利的证据。“渐创说”仅仅只是一种听起来很合理的“理论”。而这种听起来很合理的理论必需得放到古史资料的“系统机制”中去进行检验，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二、“突创说”与“渐创说”的方法论比较

汉字“渐创说”主要是根据“劳动人民创造历史”这一理论建立起来的，然而其说与史料并不相符。所以，汉字“渐创说”的重大弊端即在于它可能走上“史学为理论服务”的可悲道路，并可能走进“约定主义”的自欺欺人的象牙塔中，从而难以完成揭示历史真相的史学使命。相反，当我们摆脱“渐创说”的桎梏，施行“实事求是”的治史总法，根据古史资料本身的“系统机制”来分析和判断古史，我们的研究竟如鱼得水、四处逢源，获得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发现，并进入了一个广阔无垠、博大精深的古汉字及上古史研究新天地。下面我们再来通过一些实例分析说明“渐创说”与“突创说”的方法论利弊。

1.“仓颉造字”与“无神论”

如前所述，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相信“仓颉造字”的传说，然而这种传承了数千年的传统信仰在“新文化运动”的打倒旧思想旧文化思潮中却被逐渐打入冷宫。先前学者否认“仓颉造字”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其“渐创说”，二是其“无神论”。即认为“仓颉造字”传说中存在很大的“神话”成份，而“神话”几乎就是“幻想”的代名词，是不可以当真的。在其“无神论”看来，“天帝”是先民因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对大自然的恐惧等原因幻想出来的，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当我们脚踏实地地分析“仓颉造字”史料时，我们发现事情远远不是那么简单――那些与“仓颉造字”相关的“上古图画”，其以惟妙惟肖的“图画形式”展现给我们的“天帝”事物远不是用“幻想说”和“无神论”就可以打发的。这些铁铮铮的“天帝”类事物图像让我们对“仓颉造字”传说中的“天帝”、“神龟”、“丹甲青文”等事物的真相恍然大悟。甚至，古人亲笔记载的上古图文证据竟让我们走向了“突创说”的反面，即走向了新的广义的汉字“渐创说”，即认为汉字的创造知识来源于天帝的传授，蕴含着天帝文明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博大精深的知识内涵，而其高深莫测的智慧和原理理当就体现在举世无双、无与伦比的“六书”理论中（详后）。而狭义“渐创说”用以否认“天帝”存在的所谓“无神论”实质上是一种“宇宙封闭论”，即认为宇宙中只有地球上才有人类这种智慧生命，除此之外，宇宙间不可能再有其他智慧生命。诚然，这样的“无神论”显然无异于哥白尼时代的“地球中心说”，是一种实质上的“宇宙封闭论”。真正的“无神论”是指“反对在物质世界之外存在着神，并由它主宰世界万物和人类命运的观点”[13]，并非指“宇宙封闭论”这种狭隘的“无神论”。反之，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从来没有否认过宇宙中存在其他智慧文明及其来过地球的可能性。而“仓颉造字”传说以及其他大量与“天帝”有关的上古图文和传世文献记载都在为这种可能性提供历史学上的证明材料。

如果我们不能“实事求是”地考察分析与“仓颉造字”有关的上古图文和传世文献记载，再加上“宇宙封闭论”这种荒唐的“无神论”的扼制，最终将会得出“割断历史”的研究结论。即在并未深入了解上古史料的情况下仅根据某种纯粹的理论就臆造出了一种汉字“渐创说”。在这样的汉字“渐创说”看来，“仓颉造字”传说中的“天帝”、“神龟”、“丹甲青文”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先有六书，后有汉字”的观念等就都显得不合理起来，甚至我们的先人在传世文献中重复了千百遍的华夏神话史也都显得不合理起来。殊不知，真不合理的是我们“以理求是”的治史方法，这种方法会把治史者引向主观成分极强的臆造历史的环境中而永远无法看到华夏初史的真相！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战国以前的古史是‘民神杂糅’的传说”，“那时的社会最多神话”，“在战国以前，古史的性质是宗教的，其主要的论题是奇迹说。我们不能为了孔子等少数人的清澈的理性，便把那时的真相埋没了。”[14]142

2.对“六书”来源和原理的不同解释

“六书”是有关汉字创造方法的传统理论。关于六书的来源，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相信六书是仓颉造字的方法，由于目前所见最早记载“六书”的古籍只有《周礼》一书（这与历代“书厄”有关），其中称周代保氏教学童以六书，所以我们把这种六书来源观称之为“周代六书说”。清代以前的学者普遍认为周代的“六书”源于黄帝时代的史官仓颉。如清代江声《六书论》说：“（六书）不始于周，而始于造字之初。”清代黄侃《论六书起源及次第》也说：“六书者，造字之本，是仓颉时已有矣。”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也称：“仓颉之初作书。”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也说六书是“造字之本”等。然而到了20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中，吕思勉先生首次提出与古老的“周代六书说”相悖的“汉代六书说”，认为“六书之说，出于汉世”。此后，一些著名学者也在汉字“渐创说”理论的政治色彩影响下，开始提出六书是汉代学者根据秦篆体系总结出来的[15]139，并指出“仓颉造字”传说中所包含的“先有六书，后有汉字”的古说是不符合神圣不可侵犯的汉字“渐创说”的，因而就是不科学的。“渐创说”的理由是：任何理论都是在实践之后产生的，不可能先有理论、后有实践，因而认为六书理当是在汉字体系形成之后才被后人总结出来。[11]45汉字“渐创说”及其“汉代六书说”表面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也说服了很多后学，继而成为当今文字学界普遍遵循的文字学圭臬，许多学者“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人们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须知汉字“渐创说”及“汉代六书说”都存在着严重地与史料不符的重大弊端，甚至存在“割断历史”的重大隐患。其对古人关于上古时代是“神话时代”、是“天神时代”的强烈诉讼或者不加深究，或者不予理睬，只管坐在“史学为理论服务”的公堂上自说自话。长此以往，我们将永远看不到真实的六书起源史、汉字起源史和华夏文明起源史！还是那句话：我们必须依据史料本身的“系统机制”来分析和认识古史，万不可作纯理论的“想当然”！

嗟夫，当我们大胆地冲破长期统治中国文字学的汉字“渐创说”和“汉代六书说”等理论羁绊，遵循祖先的汉字“突创说”和“周代六书说”等传统观念，因而把“六书”与“甲骨金文体系”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脚踏实地地根据史料本身的“系统机制”进行分析判断时，我们对“六书”和“甲骨金文体系”乃至华夏文明发祥期的“神话史”，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的、层层相因的重大发现：

（1）首先，当我们冲破汉字“渐创说”的功能“敷衍说”而对古汉字体系作系统性精奥分析时，我们竟破解了六书中的“转注”这个“千古之谜”，发现所谓“转注”其实就是甲骨金文体系中“把象形字简化推演为一系列转注字，形成转注链”这一普遍现象。

（2）在发现转注真相的基础上，进而我们又发现了汉字构件“三要素”：象形字、转注字和指事之点。从理论上说，一切古汉字都是由“三要素”构成的，别无其他（换句话就是说，一切古汉字都由象形字、象形字简化来的符号、以及指事之点构成）。进而发现：由于转注字是由母体象形字简化来的，所以转注字的本音本义都是由其母体象形字赋予的，而指事之点也只有依附在象形字或转注字上才能表义，所以，从理论上说，懂得了象形字的所象之形（本义），就可以懂得一切古汉字的本义。再进一步，我们就可以通过古汉字本义系统了解众多上古历史事物的真相。诚然，这对于研究充满迷茫的上古史无疑提供了一条极为宝贵的探索之路，因为古汉字体系是“天地之蕴尽矣”的。

（3）在发现“转注”和“三要素”真相的基础上，我们进而发现“六书”原来竟是一个“六步相生”的造字程序，即：

第一步：按照实物的形状画出“微型图画”，造出象形字；

第二步：用象形字简化推演出一系列转注字，形成转注链；

第三步：在象形字或转注字上加指事之“点”，造出指事字；

第四步：在象形字、转注字、指事字中选择“义符”，组装会意字；

第五步：在以上四书中选择“形符”和“声符”，组装形声字；

第六步：对以上五书进行“借形借声”或“借形变声”，造出假借字。

（4）在此基础上，我们又顺理成章地发现了六书的“六步相释”功能，即：象形字解释转注字；象形字、转注字解释指事字；象形字、转注字、指事字（三要素）解释会意字；前四书解释形声字；前五书解释假借字。再进一步，我们又发现了“六步相生”的“五书返证”规律，即：由于六书是“六步相生”的，所以其后五书的本义和引申义就可以返回去证明其母体象形字的本义（所象之形）。“五书返证”对考证汉字本义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最终成为我们建立的“本义学”考证汉字本义的最主要的方法（其重要性类似于先贤考释甲骨金文生字的“识字学”的根本方法“通读”，先贤考释甲骨金文生字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最终都必需放回到卜辞铭文中去进行“通读”检验）。也就是说，正是由于“六步相生”和“五书返证”的发现，才使我们建立了一门新的学问“本义学”，从而为先前古文字学在本义研究方面的困难提供了新的探索途径和研究方法。诚然，假如我们一旦懂得了所有古汉字的本义，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部上古先民亲笔记载的、最为古老的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因为古汉字体系是上古现实世界的“缩影”。

（5）最终，我们就发现了“古汉字关系网络”这部“华夏第一史册”。即说上古造字者运用“六步相生”造字程序创造出来的甲骨金文体系其实竟是一张连环相生、纵横交错、辗转相注、交互说史的“古汉字关系网络”。该网络又因“六步相生”机制就具有“聚则记史，散则记事”的“双重功能”。所谓“散则记事”就是我们通常所知的用文字来写文章、记事情的“记事功能”。所谓“聚则记史”即说上古造字者是按照六书的“六步相生”造字程序来把华夏文明发祥期的神话史大真相记载在甲骨金文的形体结构和字与字的关系中的，后人只需把大量古汉字按照初创时的“六书关系”排列起来，一部记载方式极为神奇与绝妙的“华夏第一史册”就会横空出世！这就是中国甲骨金文体系举世无双、无与伦比的“记史功能”！虽然，人们在认识甲骨金文体系的“记史功能”时，还需要一个过程，但“华夏第一史册”的横空出世，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件！

以上就是我们遵循祖先的汉字“突创说”和“周代六书说”所取得的古汉字研究新成果。不仅如此，汉字“突创说”还引领我们在中国文字学和上古史研究方面产生了更多的前所未有的突破性发现：例如有关汉字的性质问题，先前学界一直遵照西方语言学的“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之定义而认为汉字性质也一样是“记语”，即认为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16]然而如上所述，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甲骨金文体系的根本性质不是“记语”而是“记事”，即是“记事”为本，“记语”为末。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甲骨金文体系还具有举世无双的“以字传史”的绝妙功能，如果我们只知道汉字的“记事功能”而不知其“记史功能”，那我们就只知道汉字功能的一半。另外，甲骨金文体系的“六步相生”机制与传说的仓颉造字总法“相生为字”也是不谋而合的！关于仓颉造字的总法，南宋罗泌《路史・史皇氏》记载是“相生为字”，罗泌之说必有其古老的渊源。而《说文》的“孳乳浸多”，《孝经援神契》的“垂荫画字”，《六书略》的“子母相生”等，也都显然是对“相生为字”的另一种描述。而甲骨金文体系的“六步相生”机制与仓颉造字总法“相生为字”的不谋而合，就从文字学角度再次证明了“仓颉造字”传说的高度可信性！同时，这也说明古老的神话传说并非子虚乌有空穴来风，而是值得我们深刻注意的！

三、结束语

总之，古老的汉字“突创说”显然可以引领我们不断深入认识“六书”的来源和原理、甲骨金文体系神奇绝妙的“双重功能”、乃至对上古神话史产生前所未有的彻悟。而这些都是汉字“渐创说”看不到的，因为在“渐创说”看来，“六书”出现是很晚近的，即是汉代的学者根据秦篆体系总结出来的，甲骨金文体系也只不过是由上古民众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无理论指导、无规划设计、无深远目的的情况下零散渐累而成的，因而也就谈不上、也不可能会有什么精妙的设计和高深的功能，不要说不会有精心设计的“传史功能”，就是其“记事功能”也都是史家们“敷衍”出来的（“史家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所以，我们说汉字“渐创说”是一种很危险的理论，它会把六书研究、古汉字研究、乃至华夏初史研究等，都引向不求深意、浅尝辄止的庸俗境界，甚至会成为揭示六书、古汉字乃至上古史高深机理和博大内涵的“禁令”，甚至从根本说它还存在“割断历史”的重大弊端！

至此，我们要问：假如我们继续地遵循汉字“渐创说”，因而继续把我们的古汉字看成是由上古广大民众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零散产生、逐渐积累、“敷衍”而成的，那么我们也就没有理由在古汉字体系中追究她博大精深的起源和庞大而严密的“记史”原理，甚至我们根据“突创说”所获得的一系列新发现也都将会因与“渐创说”理论格格不入而被打入冷宫！果真如此，那无疑是中国文字学和上古史学的莫大悲哀！诚然，在汉字“渐创说”称雄的近百年中，中国文字学之所以举步维艰、进展缓慢、甚至疑惑重重的根因，即在于“渐创说”理论是与史料不符的，是脱离上古史料之客观规律的，是建立在一种臆想理论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必须冲破脱离实际、误人子弟的汉字“渐创说”，复兴华夏英祖传承下来的、符合史料客观规律的汉字“突创说”。只有如此，我们的古汉字研究才能长驱直入、迅猛发展，并通过祖先恩赐的庞大而严密的“古汉字关系网络”，直取博大精深、直接苍穹的华夏初史大真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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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K].商务印书馆，2012年，“文字”条.

汉字的来历和起源第6篇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认为文字的形式与创造文字的民族的思想品质相对应，拼音文字对应优秀民族，图画文字象形文字对应原始民族“野蛮民族”。如果汉字是象形文字，中华民族就是“劣等民族”。这种观点是偏见的，是错误的，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不接受归不接受，如果我们长期弄不明白汉字起源问题，我们在思想上、精神上就会很被动，在世界各民族面前就缺乏底气。汉字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中华民族有责任有能力弄明白汉字起源问题。

以往的古文字专家错误地认为原始汉字是象形字，是图画文字。在研究活动中，凡是遇到古文字，必在象形上动脑筋，必在图画上“猜谜语”。谜语猜了两千多年，不但没有解决汉字的起源问题，还落入了西方学者“劣等民族”的圈套。此路不通啊！此路不通就走新路，我们不能一条道走到黑。新路就是理论创新。作者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创立了汉字起源学新理论，解决了汉字产生的时间、地点、气候条件、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技术背景，找到了发明人，基本弄清了汉字的品质、内容、数量等问题。

这个新理论就是“汉字发明说”，基本论点是：汉字起源于生殖崇拜文化，发明于阴爻阳爻编码的太极文化，创造于绘画、结绳、契刻、编贝等。汉字启动了人类文明。

第一批文字的基本内容根据古文字研究成果和中国古文化的特征确认。

伏羲易是两个短横为阴，也称阴爻或阴仪，一个长横为阳，也称阳爻或阳仪。阴阳代表了构成世界的两种基本物质，或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阴爻阳爻交替编码，就成了描绘世界万物的文字。伏羲易诞生在距今六千三百年前的以泰山为中心的古黄河三角洲，为伏羲氏的原始发明。伏羲易共有文字1024个。

归藏易是两个实心圆点为阴，一个空心圆圈为阳。归藏易的内容与伏羲易相同，形式有所创新。归藏易诞生在距今六千三百前长江中下游地区，为神农氏所创。

连山易是一个正角为阴，一个长横为阳。连山易的内容与伏羲易相同，形式有所创新。连山易诞生在距今六千三百年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为黄帝族所创。

上古三易不是孤立存在的，是相互融合相互交流的。上古三易是文字，三易混合使用还能创造出新的文字。如春夏秋冬和东南西北等字就是通过三易混合使用创造出来的。

汉字产生在一个特殊时间段里。在自然界方面，距今一万二千年，大理冰期结束。大理冰期以后，全球气温普遍上升，进入全新世大暖期。在大暖期中，气温仍然波动起伏，自然环境也不断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但是，大暖期中段，亦即七千年至五千年前左右，气温相对稳定，环境良好，可以说是冰期以来最适于人类生存的一个时段。在这个时段中间，距今六千五百年——六千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它特殊就特殊在比前五百年气温高0.6°C，比后五百年高将近2°C；降雨量比前五百年高100毫米，比后五百年高将近200毫米。人类文明就产生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段里，文字就诞生在这个特殊的时段里。

文字产生在一个特别适合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特别优越的时间段里。文字的产生也离不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这个历史机遇就是母系氏族社会变革为父系家长制社会。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研究表明，这次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是成功的。社会变革需要理论支持，这个理论就是阴阳变化。理论的传播需要文字载体，这个文字载体就是上古三易。

汉字的来历和起源第7篇

【关键词】古今字；异体字；假借字；简述

一、古今字定义

“古今字”概念原本是传统训诂学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早在西汉经学中便已有了今、古文之分。如《史记·儒林列传》载：“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西汉人所说“古文”、“今文”，与后来所说的“古今字”虽不完全是一回事，却是其概念的滥觞。可以考虑给“古今字”下一个这样的定义：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语言在表达同一词义时，分工明确地、不相淆混地使用了音同而形异的两个汉字，它们便构成历史上的一对“古今字”。出现在较早阶段文献语言中的那个字便是“古字”，出现在较晚阶段文献语言中的那个字便是“今字”。其实所谓古今字，实际上是汉字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孳乳分化现象，导致古今字产生的原因是部分汉字承担的语义过多，影响交际，古今字的形成是区别律作用的结果。

二、前人对古今字的研究

前人对“古今字”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郑玄为代表，《礼记·曲礼下》：“君天下曰‘天子’，朝诸候、分职授政任功日‘予一人’。”郑注云：“《觑礼》日：‘伯父实来，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诗·小雅·鹿鸣》：“视民不眺，君子是则是效。”郑笺云：“‘视’，古‘示’字也。”《礼记·曲礼上》：“幼子常视毋谁。”郑注云：“视’，今之‘示’字。”郑玄所说的“古今字’，主要是指在汉语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人表示同一词义时先后使用了同音而不同形的汉字这样一种用字现象。其中除了故书“仪’但作“义”这类情况以外，一般与汉字发展史上加注意符的造字模式都没有直接联系。从理论上来说，郑玄所谓的“今字”是应当包括“造字相承，增偏旁”一类的，但由于郑玄本人在理论上既未明确地提到这一点，而在实际分析中也没有自觉地、大量地列举这一类的例子，所以，他的“古今字”概念中的“今字”，便似乎没有包括加注意符及加注音符所产生的后起字。

第二阶段以唐代的颜师古为代表，颜师古不同意郑玄的“余”、“予’为古今字的看法，因为“予”之与“余”，“各有音义，本非古今字别”，其同训为“我”，只是一种同义现象罢了。这就是说.颜师古纠正了郑玄“古今字”观的个别失误。强调了“古今字”应当是音义相同，而古用彼今用此的一对字。他所说的“古今字”，既包括了汉字在不同历史阶段所产生的异体字，还包括了汉字在孽乳繁衍过程中所大量产生的加注意符式的后起字。

第三阶段以王筠为代表，他从文字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古今字问题，提出了“分别文”的说法。有二种类型：一则正义为借义所夺，因加偏旁以别之者也；一则本字义多，既加偏旁，则只分其一义也。”这段话表明王筠对汉字的记词表义功能有了深刻的认识，并且揭示了汉字的孳乳发展的原因及规律。他提出的两类分别文基本上能概括古字和今字的关系。他所认为的“古今字”以“分别文”为主，包括了不同历史阶段所产生的异体字，而汉人所分析的“古今载籍本”中的古今字似乎未包括在内，概念范围比颜师古的又缩小了一些。

第四阶段以徐灏为代表，他所说的“古今字”明确包括两类，一是“造字相承”的后起字，一是“古今载籍本”的不同用字，即认为古今字是造字相承的关系。就这一意义来说，先造字与后起字的关系就是古今字的关系；但就其实质来看，“古今”二字，却是古时的相对概念，并不表示具体时间。同时，古今字中的古字、今字与古本字、借字；与初文、后起字也有区别。

比较而言，颜师古的“古今字”概念范围最宽，徐灏次之，郑玄、段玉裁又次之，王筠的最窄。

三、“古今字”与“异体字”、“区别字”、“通假字”、“同源字”之间的关系

“古今字”与“异体字”、“区别字”之间是一种包容兼交叉重叠的关系。所谓“包容”，是说“古今字”可以是“区别字”，也可以是“异体字”。因为“区别字”的产生一般都有古今时代的问题，所以一般都可以归人“古今字”之中。所以，所谓“兼交叉重叠”，便意味着“古今字”不能包括所有的“异体字”.只有不同历史时期产生和使用的异体字才能纳人“古今字”范围，同一历史时期所流行的异体字便不能算作“古今字”。

“古今字”与“通假字”这两个概念都应是训诂学范畴中的问题，一般有其明确的界限。“古今字”是“古”、“今”不同时代使用音同而形不同的汉字来表达同一个词义，而“通假字”则是同一时代使用音同而形不同的汉字来表达同一个词义。但二者也有一定的交叉，这就是，如果“古今字”中的‘今字”是“区别字”，它们产生以后，世人使用它们并不严格地与其“古字”即初文区分开来，而是时有通用现象，这就既是“古今字”，也是“通假字”问题了。但总的来说，‘古今字”是异时用字问题，“通假字”是同时用字问题，这一条原则是始终存在的。

古今字和同源字关系十分密切，古今字并不都是同源字。王力先生曾给同源字下过这么一个定义：“凡音义皆近，音近义同，或义近音同的字，叫做同源字。分析这个定义，我们不难看出同源字的本质特征：必须“有同一来源”。古今字的形成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因假借造成一字记录多词最终发生分化而形成古今字，一是因引申造成一字表示多义后来产生分化而形成古今字。第一种古今字情况比较复杂，当今字表示古字本义时，今字和古字是同源字。如“莫”与“暮”，今字“暮”的傍晚、黄昏义是直接承袭古字“莫”的，“暮”字是由“莫”字派生出来的，莫、暮同源字。当今表示古字假借义时，今字和古字不是同源字，这是因为古字表示今字所表示的那个语义时，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借用，它自身的语义与这个假借义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一般来说，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同源字的区别是明显的，它们的着眼点、字义范围、读音、处理角度不同：古今字着眼于时代的先后；异体字表现在写法上的不同（音义皆同），通假字产生于音同或音近（多数无意义联系），同源字则音义皆近，音近义同，或义近音同，它们划分的标准不一样。但是，这几种字又是不能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交错的，如：“云谓”的“云”和“霎雨”的“霎”，从字源看，是古今字；从字形看，是异体字。“从”和“徒”本是古今字，但《说文》引为两个字头，从字形来看，则为异体字。

四、结语

古今字是传统训诂学的术语，它反映的是同字异义现象，古字和今字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只有在表达同一个词或者同一个意义时才构成古今字。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分析问题，不能因循守旧，以偏概全，用同源字、通假字代替古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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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来历和起源第8篇

关键词：骨;汉字;标识设计

中图分类号：J5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08-0154-02

一、略谈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关于汉字起源，有很多种说法。普遍认为，汉字的出现源于符号意识的产生。中国历来有书画同源的说法，由此可推，汉字的起源分两种方式，第一种是象形，第二种是标记。

汉字的发展经历了多种形态，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如图1。

二、汉字的字形特征及表现

（一）不同时期汉字字形的特点

甲骨文的主要特点是字的结构由细的线条组成，多用直笔，转弯处大多是方笔，棱角分明，外形参差不齐，字的大小也不统一。

金文是通过浇铸而成的，所以笔画粗壮肥大，特别丰满。在结构和笔画上，金文往往更整齐、方正，图画特征降低，文字的符号性增强。

篆书有大篆和小篆之分。大篆指先秦时期的所有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小篆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所使用的标准字体，相比大篆在字形上简化了许多，笔画更简单，结构更匀称、整齐，线条略带弯曲，偏旁也相对比较固定，字型进一步区域定型化，小篆是第一个规范隶书的诞生在汉字发展史上占重要地位，它是古代汉字与现代汉字的转折点。隶书变古汉字的曲折线条为方折，变弧形为直线，从而形成新的笔画，打破了古代汉字的基本体式，变汉字为扁方形字体。

楷书使汉字完全变为由笔画组成的方块形符号。楷书的书写非常整齐，具有整体感。不同字形的宽窄、长短的造型产生局部参差变化，在整齐之中又不显不呆板拘谨。

草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草书，指不论何体，凡是写的草率，随便的字，都可以称之为草书，是书法中的一种书体。

行书大约是在东汉末年以后今草和楷书盛行时出现的一种字体，行书具有楷书的基本间架结构，富有艺术气质。

汉字字形的历史演变。是因为文字的社会流通，需要有标准规范的字形，它是由标准字体->变异->再规范->再变异的。汉字字形的演变过程是曲折式，是螺旋式的发展。

（二）汉字与字母文字的特点与区别

中国的汉字构成比较复杂，它更多继承了早期象形的图案;而字母文字就如西方的文化一样，更直白更简单。英文字母字型是具有高级抽象的造型，它不具备东方文字复杂的含义，但它却表明出早期人类的思维方式是简单而抽象的，基本上所有字型来源于自然界的造型。

汉字与字母文字比较起来，其各有各的特点。字母文字的一个显著的历史特性就是不断衍生出新的文字语言，汉字与字母文字差异很大，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汉字是源于自然、源于社会，历经历史的沉淀更加趋于完善，是更科学、更理性、更合乎逻辑的文字;字母文字所组成的单词，更像是字母符号进行游戏组合，完全割断了文字与自然、社会、历史的内在必然联系，随着文字的发展，虽然也有了字根、词缀，历史上也不断通过字母的细微变化而产生出新的文字来，即便这样也无法改变其毫无生机缺少理性的刻板的内在实质。这就是这两者之间具有的本质区别。

汉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汉字一个字本身就代表一种或多种意义，这一点，字母文字却不能完成。在中国历史上文人们创造了许多优秀的书体与书法作品的同时，民间的艺术家也通过他们的聪明才智设计出无数巧妙和很有趣的字体图形。这样看来，汉字不只是象征交流信息语言符号的工具，更像个性品味极强的艺术品而大放异彩。

（三）汉字相对字母文字的优越性表现

现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使用字母文字，而我国则是一直使用象形文字的国家，问其原因，字母文字的鼻祖还是象形文字。汉字的原始雏形源于图画，汉字是图形文字的代表，字母则是拼音文字的代表。但只有汉字在具备文字基本要素的同时，而同时又具备其装饰符号的功能，也就是审美功能，特别是古老象形文字。汉字造字之初就具有图形特征。

字母文字的构成则用几十万个字母组合才能表述，而且创造新词生硬不易;汉字简约，表达同样的内容，汉文简洁精短，英文字母则繁杂冗长;汉字结构优美大方，其书法自古至今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艺术奇葩。

三、汉字在标识设计中的应用

（一）汉字标识存在的价值

汉字标识以其文化性、时尚感及图形化的双重作用在标识设计中占据重要的位置。随着时代的发展，站在信息化、视觉化、艺术化的视角审视，汉字无疑是一种有巨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设计元素，特别是广泛地运用于现代企业的标志设计，铸就出现代视觉传达设计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演进为真正的文字信息传达媒介。

汉字标志的个性化特征使它在标志设计中独具魅力，失去个性的设计也就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在激烈的竞争中的商业，企业将更加重视运用标志设计来塑造品牌，塑造自身企业形象。与此同时，海外设计将进入中国市场，中国设计也将走向国际市场，设计将面临严峻的竞争局面。是挑战又是机遇，设计既不能一味的守旧，也不能全盘西化，要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广泛地融合世界艺术文化，”汲取精华，去其糟粕”，也许这才是设计的成功做法。

（二）汉字在标识设计中的表现

在运用古汉字为设计元素的标志设计中，我们要善于从汉字中吸取精华，使之更具意蕴美。中国的实力不断壮大，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更多人支持民族文化，外国人也越来越多的钟爱汉文化。

北京2008年奥运会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是一个传统图形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具有特定的标识含义。“中国印・舞动的北京”适合中国特点，她作为一种表达的主要形式，传统的汉字书法，印章和中文的艺术形式与奥运会标识完美的结合起来，通过夸张变形的艺术手段，巧妙地把京字转化为一个向前奔跑，舞动迎接胜利的人形。标志以印章形式出现代表了一种承诺，表示中国将举办好这次奥运。借中国书法之灵感，将北京的“京”字演化为欢舞的人，在挥毫间体现“新奥运”的理念。手书“北京2008”如图2借汉字形态之神韵，将中国人对奥林匹克的千万种表达浓缩于简洁的笔划中。标志主题色运用中国红为标准色，突出欢悦、喜庆的格调，非常富有历史内涵、时代特征和文化象征意义，极具视觉冲击力。这一独具艺术魅力的作品已被世界各界人士所认同，它是标志设计领域通过对中国汉字抽象化，符号化的成功实例。

四、结语

综上所述，汉字具有图形化和符号化的形态语言，其图形符号的特征在现代标志设计中大有文章可做。与字母文字相比，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针对汉字这一特殊的、具有自身深厚底蕴的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特质。通过完美的构思，加之合适的表达使得汉字标识设计在传达之中有着文化的特质，在文化特质的理解之中促成新企业的发展，在造型之中将生活具体化。在相互关联中在发展汉字标识设计。使汉字标识设计更加趋于完善。

参考文献：

[1]王国伦.现代标志设计[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1.

汉字的来历和起源第9篇

考古和文献记载说明，至少在四五千年之前，中国的文字———汉字，已经诞生并日趋成熟了。关于汉字起源的历史，基于现存的古代文献记载和现已得到确认的考古发现，至少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而汉字起源的历史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开端历史，所以通常我们说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史。关于汉字的起源，说法不一，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

(一)结绳说。《北史?魏本纪》说:北朝魏的先世“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记录了原始社会部落或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在文字出现之前，以结绳记事的方法，把大大小小的事件记录下来。过去亦有学者据《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的论说，推断“文字起源于结绳”。

(二)八卦说。孔安国《尚书》序(属伪作，但年代甚古)里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三)河图洛书说。《辞海》“河图洛书”条下说:传说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根据这种“图”、“书”画成八卦，就是后来《周易》的来源。一说禹治洪水时，上帝赐给他以《洪范九畴》(《尚书?洪范》)，刘歆认为《洪范》即洛书。

(四)仓颉造字说。“仓颉造字说”在战国时即已流行。《吕氏春秋?君守》说:“仓颉作书，后稷作稼。”《荀子》、《韩非子》也有记载。《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说:仓颉“生而见鸟迹，知著书”。到了秦汉时代，这种传说更加盛行。许慎《说文解字?叙》:“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

(五)图画说。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真正起源于原始图画。一些出土文物上刻划的图形，很可能与文字有渊源关系。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盆上，和晚商青铜器上的鱼形图案，形态逼真，栩栩如生。拿它们与古汉字中的一些“鱼”比较，其相似的程度，足以使人确信汉字是从原始图画演变出来的。

二、中国文字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分析

(一)汉字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和发展。平面设计这个词最初是有日本发明，而中国却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才开始引进，这还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春风。开放的社会加剧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竞争，而人们对于设计这个词，也是从不了解到深刻认识的一个过渡过程，设计与商业的相互作用让人们认识到了设计的重要性，等设计与传统的艺术相结合时，我们感受到设计带来的是多样性和多元化的世界。当社会的不断进步，得到的便是平面设计在中国的日趋成熟和发展，因此很多设计师将设计的目光定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上，开始挖掘属于中国本土的艺术元素，而最具民族传统文化的便就是汉字了，以此汉字被设计师们搬上了设计的舞台，作为特殊的设计元素加以运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2008年的奥运会标志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标志了，它利用篆书的形式充分展现了汉字的美，借用书法的飘逸灵秀，将“京”变化成舞动的人体和“世”字变化为三个人手臂相拥的形态你，由此来可见汉字的神韵跃然纸上。从这两个标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的汉字在世界文化中的影响力。但是汉字在平面设计中毕竟只是单纯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于更深层次的情感的表达则显得力度不足，不够完美。但是无论我们在平面设计中把汉字运用的如何娴熟，设计如何优美，它也只能是一种表达语言和手段，而我们要做的是要更深层次的去挖掘汉字根源，追寻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