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论文第1篇

[论文内容提要]从苏联时期开始，媒体的职能与属性就被定住在如何协助振兴经济与发展国力。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媒体的定位集中在新闻自由与媒体集团等概念上面，倡导公共媒体与公共利益。本文简要论述俄罗斯媒体理论回归服务国家社会的内因要素与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发现俄罗斯媒体仍循着一条既定的规律在运行。

一、俄媒体理论基础：社会机制与宣传工具

英国传播学者BrianMcNair于1991年出版了“Glasnost－PerestroikaandtheSovietMedia”(《公开性、重建与苏联媒体》)一书。该书中写到，黑格尔定义了媒体在公民社会中的中介作用，媒体可以协调不同社会团体和阶级，以及协调政治机制，包括法律、政府、官僚体制之间在社会中产生的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的一种竞争关系。黑格尔的定义应该影响了媒体成为西方国家社会制度中相对独立的阶层。马克思否定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使得苏联的媒体走向了另一条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道路上来。

BrianMcNair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对苏联媒体的影响至少有两点：

第一，媒体是社会机制的一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支撑苏联社会政治机制的运行，包括媒体。

第二，媒体是机关的一部分：马克思首先建立了共产党人的媒体机关，184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组建共产党人联盟，同年5月31日正式发行它的首份机关报《新莱因报》，影响了俄罗斯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对于媒体功能与其社会角色的看法。

BrianMcNair认为，列宁对苏联媒体的影响主要是反映在媒体与革命的关系上面，列宁成为俄罗斯社会民主工人党领袖之后，就反对党内主张经济斗争的一派，而主张通过政治斗争对抗沙俄专制。为此，党需要一份全俄的报刊负责宣传与鼓动，作为党广泛讨论革命技巧和指导事务原则的工具，使党宣传与鼓动的内容能够遍及全俄罗斯地区。革命报纸的目的就是首先达到无产阶级的政治自由。

当社会逐渐解决社会利益不公与贫富差距的问题之后，媒体可以在体制之外运行，以追求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人们也依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媒体，这时媒体无须负责调动全国人民的力量去维护国家利益，因此媒体较能发挥平衡社会利益与协调矛盾的功能。在社会相对稳定与人们生活水准比较高的情况之下，人们会较少将注意力放在资本家与劳工对立的角度上看问题，而更关心自身的实际需求，以及个人是否有足够的自来落实想法和完善生活。马克思处在资本家剥削劳工阶层的时代，在社会贫富差距的恶劣环境之下，马克思的喉舌观点便是建立在媒体都是属于资本家的基础之上，社会政治机制包括法律、政府与国会都是由资本家组成，无产阶级根本没有自己的喉舌可以伸张社会正义。

二、国家媒体论：媒体地位提高

列宁进一步把共产党的报纸提升到更高的地位，成为全俄的国家报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全力对付纳粹德国，媒体的舆论在此时得到了统一，斯大林藉此强化了媒体意识形态的控制。现在普京一部分延续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媒体观点，即媒体必须是国家机关与社会政治机制的一部分，也就是媒体不能单纯为资本家所垄断，一部分融入自由多元的观点，作为媒体发挥专业精神的自主空间。

2000年9月，普京刚上任不久，了一道总统命令，主要是修正前总统叶利钦颁布的《关于完善国家电子媒体工作》命令中的一条，将原来属于地方政府对地方广播电视机构领导的任命权，转而纳入全俄罗斯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总部的管理范畴内，全俄罗斯国家广播电视公司不但有对地方国家广播电视分支机构的人事权，同时还具有负责预算编列的财权，这主要是防止地方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对于资金的滥用与浪费。普京总统采取由全俄罗斯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的中央集权管理方式，牢牢地控制住地方媒体，防范其与国外势力的勾结，也可控管地方媒体对中央政策的确实传播。简言之，俄罗斯的媒体脉络可以从4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马克思将媒体认定为社会政治机制的一个机关组织来看，研究苏联与俄罗斯媒体传统上应该从体制内来看待，但是必须注意两个时期的媒体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须加以区隔。

第二，列宁提出媒体的工具论，将俄共(布)党的媒体提升成为国家媒体，在革命与建国期间具有在全俄罗斯各地进行宣传、鼓动与组织的功能，宣传的对象是知识分子，鼓动的对象则是广大下层的民众。在苏联时期，媒体的宣传与鼓动功能没有明显的差别。

第三，斯大林强调“强国媒体理论”，媒体绝对是强化意识形态建筑以及全面进行工业化的机制与工具。

第四，普京建立媒体的国有公共服务体制。普京对于媒体的概念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继承马克思的机制机关论、列宁的“国家工具论”、斯大林的“媒体强国意识形态与资源优势论”，另一方面融合“媒体公共服务论”与“自由多元结构”中专业主义的部分，作为媒体回归国家与社会的补充。

三、媒体回归服务国家与社会

在西方传播理论中，援引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来解释政权对媒介的操控，以“国家资本主义”与“国家统合主义”对周边世界如何看待俄罗斯媒体变化仍具有影响力。但这两项理论是无法完全解读俄罗斯媒体改革的现行脉络。俄罗斯媒体已经与国家政府保持一个互动良好的状态，而未来俄罗斯媒体比较明显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在国家媒体在过渡到公共服务制过程中的资金来源问题。俄罗斯媒体的改革必然会是与经济改革结合在一起的，俄罗斯经济结构势必从能源型经济结构走向全面正常化的经济结构之后，才能进行媒体公共服务制的改革。

媒体论文第2篇

微信朋友圈的兴起使国人的“圈子文化”得以施展，必得是互相加了好友才有机会看到对方的朋友圈内容。况且微信好友数量有设限，最多不过5000人，每个用户都有名有姓有昵称，这种模式让朋友圈确实成为了一个“圈”，圈内的用户所对应的均为特定的好友。于是，问题来了，在朋友圈作品的行为到底算不算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发表？众所周知，《著作权法》将发表权规定为作者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那么微信的“圈文化”是否适用该规定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项规定的‘公之于众’，是指著作权人自行或者经著作权人许可将作品向不特定的人公开，但不以公众知晓为构成要件”，该条所解释之发表对象为不特定的人。朋友圈的信息，直接受众至多是圈内的5000人，那么作者在作品时对象就成了这特定的5000人。显然，在朋友圈中的就好比朋友之间的相互传阅，并不能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发表。那么，当我们再回到医生自拍的案件中，微博网友将医生的照片到微博上，面对的受众是不特定的广大微博用户，从这个角度来讲，真正构成著作权意义上发表的并不是朋友圈中的医生，而是此微博网友。而我国《著作权法》有明确规定，发表权是作者的一项权利，作者有权决定作品是否发表以及在何时何地如何发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微博网友“当维美不再唯美”未经医生同意发表照片的行为确实侵犯了医生的发表权。这不禁使人感叹，朋友圈里并非都是“朋友”。

二、传播是否侵权

解释了特定与不特定的问题，接下来讨论照片传播者的行为是否也会构成著作权法中的侵权。关于“传播权”的定义及权利限制，早在《世界知识产权版权条约》（WCT）第8条就规定了“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其内容为：“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我国《著作权法》中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也正来自于此。此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及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上传至或以其他方式置于向公众开放的网络服务器中，使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处于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下载、浏览或以其他方式在线获得，即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无需当事人举证证明实际进行过下载、浏览或以其他方式在线获得的事实。”回顾此次事件，表面上看来始作俑者是那位名叫“当维美不再唯美”的微博网友，但是笔者认为真正的推手却是那几家转发微博的媒体。从本案的事实来看，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快报”栏目官方微博转发涉案自拍照片，并在其电视栏目中对此事进行特别报道，这种传播行为无疑使该事件急剧升温，再加上其后网友的大面积转发，使得原本只是朋友之间传阅的作品流传于世，大大侵害了当事人的权益。“都市快报”作为陕西地方一个主流媒体，在未经权利人许可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向公众传播作品，从这个角度来看，“都市快报”显然侵害了原作者医生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佐证这一推论的是一起由上海二中院裁判于2014年1月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原告安徽省天然摄影有限责任公司拍摄了一组主题为“费加罗”的摄影作品，而被告上海新民网有限公司未经原告许可，擅自在其经营的网站上以娱乐新闻的形式转载使用涉案图片，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的行为已侵犯了原告所享有的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根据《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的规定，最终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相应赔偿。由此看来，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的时候的确应该慎之又慎，切莫为了点击率而侵权。

三、复制如何禁止

媒体论文第3篇

截至目前，《风从山中来》栏目组已累计制作出二百二十多期优质节目。栏目组通过发挥栏目日播优势，在其自主策划的技艺下打造出《南水北调中线行》、《环丹江口库区行》、《武当神韵——武当道教养生、探寻武当之谜、古今名人与武当》、《武当之谜》等系列节目，突显出十堰市地方文化旅游节目的特色，也更使得《风从山中来》的收视率保持了更高的水平。除此之外，在十堰网络电视网站中，《风从山中来》的多项系列节目点击率飙升，极大地扩大了栏目影响力。

二、《风从山中来》栏目中存在的问题

1.规章制度有待完善近年，《风从山中来》栏目组伴随着栏目举办过程中出现的执行问题已不断的制定出许多的规章制度，并且为了鼓励前线记者的创新与节目生产流程的优化，栏目组不断完善奖惩措施，加强管理模式的改进。然而，随着人们对精神生活需求的增加以及电视媒体文化旅游栏目竞争力的加剧，栏目组原有的规章制度不能适应时展的变化，并且“闲人忙私活，下级唯上级”等不良现象开始发生，管理规章制度在具体执行环节中亟待调整与完善。2.栏目编制水平有待提高对于地市级电视媒体而言，栏目编辑水平仍然不高不仅是十堰广播电视台《风从山中来》栏目编制存在的不足，也是诸多地方电视台栏目编制中突显出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地市级电视媒体较省级电视媒体在制作团队的素质及整体业务水平上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同时，《风从山中来》栏目组与其他地市级电视媒体的栏目组一样，人员流动量较大，不利于栏目组整体编制水平的提升。此外，硬件设施与节目经费不足的客观原因也是影响栏目编制整体水平的重要因素。3.栏目编制周期长，耗资较大在众多地市级电视媒体文化旅游栏目中，普遍存在“大投入、小产出”的不良现象。在十堰广播电视台中，《风从山中来》栏目中任何一档旅游系列节目的编制基本都花费了较长的周期。无论是从策划、采编、拍摄，还是制作、播放等环节上都花费了较长的时间，因而需要投入巨大的资费，这对于地市级电视媒体而言，是比较难以承受的。

三、地市级电视媒体办好文化旅游栏目的有效策略

1.积极完善栏目管理制度及考核制度为了提高地市级电视媒体举办文化旅游栏目的水平，地市级电视媒体首先仍需深化体制改革，积极完善栏目管理制度与考核制度，通过制度的约束与控制，规范栏目的编制，提高栏目制作的质量。对于十堰广播电视台而言，其要加强对《风从山中来》栏目的管理力度，尤其加强在栏目执行上的管理制度建设，从节目制作的工作环境、节目制作流程及规范、节目外景拍摄规章、硬件设备应用于管理等各个环节上加以制度建设。最后还应该对全体媒体人员进行工作质量的考核，通过对个人成绩的考核，达到规范节目编制，提高节目制作质量与效率的目的。2.加强技能培训，鼓励创新创新是发展的不竭动力，地市级电视媒体的文化旅游栏目要与时俱进，坚持创新。因此，这就必然要求地市级电视媒体加大创新投入，从硬件设施及软件设施上加以投入。首先，地市级电视媒体文化旅游栏目组要加强对媒体人的业务培训，从栏目设置、节目内容、节目编排与包装等方面进行培训，通过对媒体人业务技能的培训，强化其创新意识，激发创造性。其次，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下，地市级电视媒体的文化旅游栏目也应该坚持引进计算机、互联网等电视设备，提高节目制作的科技化水平。总之，无论是技术力量还是硬件设施，都需要地市级电视媒体引以重视，鼓励文化旅游栏目制作的创新，这样才能使得其栏目在激烈的竞争中彰显新鲜活力。3.强化栏目全体人员创收意识，鼓励资源联合为了进一步增强地市级电视媒体文化旅游栏目的影响，强化栏目全体人员创收意识，通过创收带动栏目与外单位的联络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对于《风从山中来》栏目及更多的地市级文化旅游栏目而言，节目播出只是其产业链中的一环。栏目中将地方文化通过多媒体及广告营销等多项业务进行标识，以此获得栏目收益，这不仅促进了资源的整合，还强化了地方文化的识别功能，扩大了地方文化的知名度。地市级电视媒体要与网络、广告等多重领域进行资源整合，从创收的角度来提高文化旅游栏目的影响力。

四、结语

媒体论文第4篇

一、“党管媒体”制度的解体

在前苏联以及俄罗斯的政治体制转轨过程中，媒体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引起了传播研究者和社会其它各界人士的密切关注。

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已经开始放松共产党国家对媒体的传统管制。前苏联出版部部长米.费多托夫参与制订的前苏联《出版和其它大众传播新闻媒体法》就是在苏联解体前夕由前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出版和传媒法》在法律上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公有国营广播电视制度”。该法律承认新闻工作团体有成立媒体公司的权利，并宣布每个编辑部都是独立的法人，这意味着那时新闻传播媒体已经获得了部份的自由和权利。该法律的缺点在于没有明确规范新闻媒体在经济发展中所应负的义务和如何利用来自国外的投资，以及国家如何管理媒体的金融运作[1]。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联邦继续执行1991年前苏联通过的《出版和传媒法》。俄罗斯联邦于1992年成立了“印刷委员会”和“广播电视委员会”，管理印刷媒体和广播电视媒体。

在上述《出版和传媒法》尚未通过的1990年，叶利钦的媒体改革总顾问波尔托拉宁在有关“办人民的电视”的文件中就提到：为了适应民主改革，俄罗斯需要建立一个完全新型的电视公司，其设想是要与苏联民众熟悉的苏联国家电视台竞争。叶利钦积极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两次电视采访中解释道：它应当是另一种电视，它应当维护社会的利益，对政府进行批评，并对政府及最高层官员的事件进行公开的报导[2]。叶利钦一直认为，报刊、电视对于自己的忠实是某种客观事实，他认为媒体的忠诚是对他在1991年8月所作的贡献的自然回报。但叶利钦不信任一些有影响的著名记者，叶利钦认为他们曾经为戈尔巴乔夫卖过力，疑心重重和猜忌心强明显害了叶利钦，但他无法克服自身的缺点[3]。

在俄罗斯政府高层争夺最高权力与扩充政治版图的竞赛中，控制媒体经营权或限制媒体活动是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手段。俄罗斯传播研究者亚仙.扎苏尔斯基认为，俄罗斯媒体是叶利钦登上权力高峰的主要工具，而争取一个属于他权力掌控之下的电视频道是叶利钦长久以来所希望达成的愿望[4]。1991年5月，当时担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钦与当时的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进行了激烈谈判之后，叶利钦终于成功地为俄罗斯联邦争取到开播第二频道《俄罗斯广播电视台》(俄文简称PTP)的权利，这立刻扭转了苏联时期《奥斯坦丁》广播电视公司一家独大的媒体垄断局面[5]。

1991年8月之前，在民主派中间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把电视、广播、报纸给我们，我们就能提高人们对改革的支持度。苏共发动的“八月”失败后，大众新闻媒体充满了民主主义的奢侈安乐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情绪。前苏联出版部部长米.费多托夫在自己的回忆中谈到：在那个时期，中央政府为减少保守的州和边疆区地方报纸的影响，出版部曾说服叶利钦计划出版几十种到地方发行的报纸，并准备与新闻工作者团体一起合作创办这些报纸。但许多报纸在初创时期行事草率仓促，既未做市场调查，也没有制定经营计划，结果一两年之后这类报纸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事实上，长期习惯于社会主义体制的官办媒体从业者往往只会完成上级的政治任务，而在经济管理上毫无头绪。

1993年3月20日叶利钦签署了第377号《关于保障新闻稳定和对电视广播要求》的总统令，总统令对于新闻市场、自由观点、新闻平衡、职业责任、电子生态、信息保护等分别提出具体要求。总统令中还强调：大众新闻媒体和权力机关在其相互关系中应遵守《大众新闻媒体和人权宣言》（欧洲委员会宪法大会1970年第428号决议）、《广播电视管理原则》（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1975年第748号建议）、《大众新闻媒体与议会关系原则》（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1984年第820号决议）。这一总统令的签署主要是叶利钦与最高苏维埃之间在电视问题上激烈斗争的反映。该命令加强了电子媒体获得独立的法律基础。

当时，叶利钦理想的媒体模式是美国式的商业化经营模式。但前苏联出版部部长费多托夫认为，民主派的政治领导人对媒体依然有很多旧式思维。例如，叶利钦本人受的是前苏联制度的教育，并接受了带有旧官僚式的新闻观念，即新闻就是集体鼓动者、集体宣传者和集体组织者。叶利钦担任过苏联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非常清楚如何让新闻记者扮演“党的助手”的角色。他担任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时，对报界的态度就是，必须由他决定在莫斯科的媒体上刊登什么，而且只能登他认为重要的东西。民主化之后，叶利钦对于大众传播媒体仍然会表现出家长式的态度，确切地说是父亲式的态度。普金担任总统以后的媒体政策也明显地有管制操纵新闻报导的痕迹。

由于俄罗斯联邦继承了前苏联的债务，又未能从西方国家获得经济改革所必需的巨额资金，政府无法在财务上支撑媒体的转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场化过程中崛起的新型金融寡头趁虚而入、经营媒体，并开始干预政府政策的制订，使《出版和传媒法》无法正常执行。

二、媒体民营寡头的兴起和媒体运营模式的转变

全球传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快速成长。跨媒体之间的资源整合通常采用建立卡特尔的形式。在一般情况下,西方国家的媒体由于受限于反垄断法，普遍采用隐蔽式的卡特尔；俄罗斯媒体由于前苏联的解体而提前进入卡特尔垄断时期，这属于非商业性质的卡特尔，俄罗斯媒体之间建立卡特尔的目的在于获得其自身所需要的政治利益；中国媒体则由于缺乏类似的法律限制，媒体之间普遍采用公开性质的卡特尔[6]。

寡头媒体之间建立卡特尔形式以获取利润或资源的前提条件为：

1．寡头媒体建立的卡特尔必须有能力不致引起来自其他媒体的挑战。寡头媒体在建立卡特尔之后，由于资源的集中而使成本及广告费上升，其他竞争对手可借机趁势而入，使大家的竞争壁垒普遍降低。

2．寡头媒体建立卡特尔之后，媒体市场的整体需求面的弹性降低。寡头媒体建立卡特尔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控制市场，当市场需求下降时，卡特尔可以增加向受众出售广告信息的数量，此时媒体市场的弹性空间往往变得更加脆弱，媒体卡特尔的收入反而下降。

3．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出于保护媒体竞争的考虑，往往对卡特尔实行严厉惩罚，只有当政府的惩罚门坎相对较低时，寡头媒体才会试图建立卡特尔。

4．相对于所得利润来讲，寡头媒体组织和执行卡特尔协议的成本必须较低。如果组织成本和执行协议的成果过高的话，卡特尔显然难以形成，市场中的媒介数量越多，新建立的卡特尔越难获得预期利益。

5．寡头媒体所达成的卡特尔协议、包括卡特尔之间的非公开性协议必须易于执行。媒体卡特尔通常对市场生产、传播信息产品数量或价格进行限制。任何一个卡特尔中的媒体如果要秘密执行非协议的商业行为，就会破坏卡特尔整体的利润获得，同时卡特尔之间的竞争经常会触犯国家利益，这会招引政府对卡特尔的整顿。

前苏联解体后，国家与传媒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俄罗斯联邦的媒体由国家一手控制的局面不复存在，大众传媒开始正式走向自由化、股份化、私有化、财团化和卡特尔化，政府则通过立法为媒体的发展提供法律保护。

在俄罗斯联邦成立初期的3年间，由于经济发展滞后，间接导致俄罗斯的国家力量几乎全部撤出媒体。在报纸方面，属于政府的报纸仅剩下《俄罗斯报》和另一份仅在内部发行、属于总统办公厅的《俄罗斯讯息报》。原有的两大中央电视台“社会电视台”和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中，仅剩下后者仍归政府管理，但由于政府拨款不足，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许多节目质量欠佳，收视率经常落后于“社会电视台”和一些商业电视台如“独立电视台”和“第六电视台”等。在广播电台中，国家仅控制着3个广播电台，即俄罗斯台、俄罗斯一台及灯塔台。俄罗斯台的收听率为23.7％，俄罗斯一台为2.3%，灯塔台不到1个百分点。

政府全面退出大众传媒之后，由于缺乏资金来源，媒体经过了一段短暂的阵痛期，这段阵痛期大约从1992年底一直持续到1994年底。1995年后俄罗斯的媒体基本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即代表过去的国营企业的国家天然气集团与代表企业改革派的欧耐克希姆银行集团为一方，另一方为支持莫斯科市政府的“桥媒体集团”，最后一派就是自成一体的别列佐夫斯基所拥有的媒体。

别列佐夫斯基1993年投资《独立报》时，该报正陷于严重财政危机而不得不面临停刊的窘境。别列佐夫斯基联合当时《独立报》的总编辑特里基雅科夫，把一些《独立报》的记者派到欧洲进行短期培训，然后再把足够的资金注入《独立报》，于是这份报纸又重新以崭新的面貌站立起来，基本上仍然坚持其一贯的前卫、辛辣的作风。在俄罗斯具有百年历史的《星火》杂志同样也有别列佐夫斯基的投资。该杂志同样在1993年遇到危机，叶利钦总统办公室主任由马舍夫曾任该杂志编辑。通过注入大量资金，别列佐夫斯基开始进入俄罗斯最大的电视台“社会电视台”。最初，别列佐夫斯基金仅拥有该电视台2％的股份，但他成功地登上了该电视台董事会主席的宝座。此后，他通过自己手下的财团不断冲抵电视台的亏空，到1995年，别列佐夫斯基已基本控制了这家俄罗斯最大的电视台。

“桥媒体集团”主要是由“桥银行”老板古辛斯基一手创办。古辛斯基完全以美国的传媒经营模式来塑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媒体。虽然“桥媒体”在1996年总统大选后得到叶利钦的大力支持，但其立场与2000年新任总统普京的强国政策相去甚远，这也是“桥媒体”后来走向灭亡的原因。由于古辛斯基与当时主管俄罗斯新闻事物和政策的波尔托拉宁关系密切，波尔托拉宁于1994年将国家电视台的第四频道让给古辛斯基经营的“独立电视台”，开始了“独立电视台””与第四频道的教育电视台共用频道的局面。起初，“独立电视台”只在晚上7点之后播出约3小时的节目，其创办人基辛廖夫所主办的“总结”节目，最初是在圣彼得堡第五电视台播出，每天也只有1个小时。“独立电视台”后来逐渐成为俄国一个颇受欢迎的媒体。

[page_break]1993年，古辛斯基创办了一份综合政论型报纸──《今日报》。《今日报》最初的报业人员都来自《独立报》，这使得《今日报》声名显赫，但由于主编奥斯塔尔斯基一直无法突破集团利益的障碍，《今日报》一直无法突破发行量10万份的大关。接任的总编辑别尔戈尔将《今日报》的内容、风格转向经济方面，《今日报》的从业人员也换成《每日商报》的编辑，发行状况有所改善。1996年，古辛斯基又联合美国的《新闻周刊》创办了《总结》杂志，《总结》杂志以丰富的内容、精美的画面和便宜的价格迅速占领了俄罗斯一部分杂志市场。但由于该杂志的文章中用了过多的西式语言，使得读者产生了不适应的感觉，最后《总结》的影响力一直停留在俄罗斯中产阶级的范围内。古辛斯基还一手创建了对俄罗斯政治影响力最大的“回声电台”，至今“回声电台”还是莫斯科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广播电台。

代表国营企业的国家天然气工业集团也逐渐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媒体帝国。1997年以前，国家天然气集团总裁韦辛列夫背后最大的支持者就是前政府总理切尔纳梅尔金。国家天然气集团控制着俄罗斯的第一大报《消息报》，以及《劳动报》、《先锋真理报》等。在言论上，该媒体集团一般都倾向于为政府的政策“保驾护航”，在经营上则重投资而疏于管理，这与前两派媒体的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代表企业改革派的欧耐克希姆银行集团基本上是将媒体作为进入政府的垫脚石。该集团总裁波塔宁在成功地经营《专家》杂志和《每日商报》等媒体后，便跻身政府，成为俄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担任副总理的银行家。1998年俄罗斯金融风暴发生后，该派媒体的影响力逐渐式微。

民营媒体的兴起也带来了媒体运营模式的转变。以电视业为例，它在90年代的转型期间凸显了4个特点：

首先，节目内容多元化。“独立电视台”率先采用SNG（卫星直播转播车），对重要新闻采取直播方式。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也采用多种方式来培养学生在现场新闻采写直播中的各种应付能力。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黑与白”节目的摄影棚就设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二楼，学生下课后可直接参加节目的录制。笔者就曾以观众的身份观看了该节目，当时节目主要是采访新闻系系主任扎束尔斯基。卫星电视台的出现使电视节目变得丰富多彩。例如，俄罗斯与美国成立的“宇宙电视台”属合资媒体，该台主要转播西方的新闻台与电影台的节目；1996年“独立电视台”开设了4个卫星电视台，它们分别为电影台、俄罗斯老电影台、体育台、新闻台，其中新闻台的影响面最大，该台可以在美国、以色列及西欧各国同步收看。

其次，制作方式多元化。俄罗斯各大电视台普遍改用制片人制度，整个节目的制作与发行都由制片人主持。

再次，观众分布多元化。俄罗斯的电视观众逐渐分化，因此电视节目的内容也开始面向不同的观众群体，有面向全国观众的节目，有面向特定地区观众的节目（如靠近高加索地区的观众所收看的节目有一定的特殊性），还有面向本地观众的地方性节目（这批观众以看有线电视为主）。

最后，电视台所有制多元化。国家、民营电视台同时存在，非国家经营的电视台主要包括私营、社会合资的有限公司及无限公司等形式，还有如“绿色和平组织”、以研究性质为主的媒体组织（如“公开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的媒体。

三、普京整肃媒体寡头并建立“国有公共服务体制”

苏联解体之后，媒体寡头通过与政治领导人的合作曾一度在政坛上十分活跃，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古辛斯基。叶利钦在执政的后半期才认识到寡头控制媒体对国家的影响。1998年5月8日，叶利钦以总统令的方式宣布以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为基础成立以国家股份为基础的媒体国家垄断集团，它包括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俄罗斯通讯社新闻”和遍及88个行政区、自治共和国的地方电视、技术转播中心。这一总统令的颁布表明，俄罗斯联邦政府开始逐渐收回自前苏联解体之后各大电视台获得的新闻自由权利，中央与地方共同建设新闻媒体的构想逐渐形成，而民营的媒体如“独立电视台”、“第六电视台”等则继续独立运营。

以1996年为分水岭，古辛斯基对俄罗斯政坛的影响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从苏联解体后到1996年，古辛斯基与其它合伙人一起创办了“桥银行”，又与莫斯科市市长鲁日科夫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使得“桥银行”的业务得以迅速遍及全莫斯科市。与此同时，古辛斯基与以色列以及美国的银行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使“桥银行”再上一个台阶，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大银行，古辛斯基也成为持有俄罗斯及以色列两本护照的银行家。1996年，古辛斯基以渐进的方式开始参与俄罗斯的政治。由于俄罗斯人对俄裔犹太人的印象不太好，古辛斯基起初隐藏在政坛的幕后，以避免不必要的误会与争执。待时机成熟后，他于1996年组织成立了“俄罗斯犹太人代表大会”，亲自出任代表大会的主席。他成立这个“代表大会”的主要意图是为了团结俄罗斯境内零散居住的犹太人，同时也可与海外的犹太人建立广泛的联系。

自1996年到2000年，古辛斯基把“桥银行”的管理权交予他人，开始筹组他的媒体帝国”。他梦寐以求的目标是既控制克里姆林宫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传递，又发挥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作用；这样，无论谁当总统或谁想当总统，古辛斯基的话将会有一言九鼎的作用。到2000年，古辛斯基已建立了一个涵盖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与互联网的媒体“帝国”。在他的媒体“帝国”中，电视以“独立电视台”、“独立卫星电视台”为主，虽然这两个台的信号发射面不能象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以及“社会电视台”那样，远达全俄偏远地带，但“独立电视台”与“独立卫星电视台”以精采的电视节目吸引了主要都市将近2千万观众，他们遍布各阶层。此外，古辛斯基的“莫斯科回声电台”也是一个莫斯科市民必收听的政论广播台。他的《总结》杂志与《今日报》也得到俄罗斯白领阶级的青睐。在俄国传媒界，“桥媒体”职员敬业的精神成了其它媒体学习与竞争的对象。

2000年，古辛斯基曾出席克林顿夫妇为美国所举办的筹款餐会，坐在克林顿夫妇的斜对面，并且在克林顿致词后也发表了讲话。由此可见古辛斯基在美国的知名度，“桥媒体集团”一度成为美国影响俄国政坛的一个桥梁。然而，正当古辛斯基一步一步地走近自己的目标，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时，这位从叶利钦时代开始，一直是克林姆林宫好夥伴的犹太裔媒体寡头大亨却遭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彻底清算。

普京登上俄罗斯总统的宝座之后，一方面以司法诉讼的手段来对付媒体寡头，另一方面让国营工业能源财团兼并大型商业媒体，这一兼并最后演变成为电视媒体营业执照权的争斗。

普京对媒体的整顿从2000年5月份就开始了。在此过程中，一浪高过一浪的法律追诉与调查令人眼花缭乱，非常典型地反映出俄罗斯政界整人的特性：稳步展开，但力道会越来越猛，直至对手投降为止。

2000年5月11日，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后的第三天，俄罗斯国家税务警察以偷税漏税为名，搜查了古辛斯基所拥有的俄国最大媒体垄断集团之一的“桥媒体”总部的4个机构，并于5月13日逮捕了担任该集团总裁的古辛斯基。这是普京整顿寡头媒体计划的开始，具有投石问路的味道。6月12日，俄罗斯最高检察院扣留了古辛斯基，此举在俄罗斯引起了巨大反弹。尽管不久之后古辛斯基被释放，但对“桥媒体”涉嫌经济违法的指控并未撤销。后来普京发现，俄罗斯社会上站出来保护“桥媒体”的只是一些右翼人士而已，于是他对俄国的犹太裔群体采取了一拉一打的两手策略，把古辛斯基与一般犹太裔区分开来，对俄国的犹太人采取开明政策，不反对犹太人的，但对已参政的古辛斯基则采取坚决依法处理的作法。

普京之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处理古辛斯基，是因为他认为古辛斯基的媒体在俄罗斯已严重地威胁到政府及政策的制定。而身为前国家安全局局长的普京深知，这些靠前苏联解体而发家的寡头们的淘金史没有一个是干净的。古辛斯基以前在莫斯科周边城市图拉开计程车，能在短短的几年内一跃而成为媒体大亨，自然有种种把柄，整肃他并非难事。俄国总检察院因古辛斯基于当年11月受传讯而未出庭，对他发出了国际通缉令，结果古辛斯基于2001年12月在西班牙遭当地警方拘捕。

归结起来，古辛斯基受到的指控共有3条。其一，“桥媒体”未按时足额缴纳税款；其二，“桥媒体”下属的“独立电视台”未按时归还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2亿6千万美元的债务；其三，古辛斯基非法取得以色列护照[7]。

前两点主要是“桥媒体”作为跨国企业与俄罗斯法律的矛盾所造成的。1998年“桥媒体”收购了以色列的地方性电视台马特夫电视台，还购买了以色列的著名报纸《马利夫报》25%的控股权，成为该报最大的股东。2000年初，“桥媒体”又在美国设立了“独立电视台”的美国分台，为自己万一沦为俄国政坛权力斗争的祭品时预留一条后路。1999年末，古辛斯基把“桥媒体”分解为2个机构，即在直布罗陀（英属殖民地）注册、拥有大量美国资本的“欧洲媒体中心集团”，以及在俄罗斯运营的“桥媒体集团”，前者主要负责古辛斯基媒体帝国在全世界的统筹运营和资金管理，而后者则只从事在俄国的传播业务，以维持古辛斯基在俄国的经济利益。“桥媒体”之所以未按时向天然气工业公司偿还2亿6千万美元的债务，并非古辛斯基无钱偿还，而是“独立电视台”本身并没有那么多的现金，古辛斯基控制的现金都在“欧洲媒体中心集团”手里；根据俄罗斯的经济法规，“欧洲媒体中心集团”属于外国公司，在俄国对外汇的出入境实施严格管制的情形下，古辛斯基根本不可能在半年之内从国外调入2亿6千万美元的现金去还债。

普京整肃媒体寡头成功地达到了政治目的，但也为俄国经济埋下了潜在的危机。寡头们担心再遭整肃，纷纷将金融资产转移到国外，使俄国经济大量“失血”，而普京只好靠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和出售军火武器来维持经济运转，这一策略相当冒险。

普京整肃媒体寡头之后，俄罗斯的广播电视媒体的管理形式开始转型为“国有公共服务体制”。“国家部分所有的公共服务体制”的具体特点是：国家资本进入广播电视领域，并以广播电视公司的最大股东身份出现；广播电视公司的管理原则是以专业人士实行专业管理，国家政府人员及政党人士绝不参与。这种管理形式的优点是，在媒体经营仍然离不开金融机构投资的情况下，既可以减少金融寡头干预政策制定的机会，又不至于让政府为媒体的亏损担负过重的责任。

当媒体的“国有公共服务体制”基本确定以后，1999年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出版委员会”与“广播电视委员会”合并升格为新闻部，“全俄罗斯广播电视公司”则成为国家媒体的专业管理机构，对各大电视公司调整分配资源。同时，俄罗斯各大电视台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主持人要在节目播出之前将自己准备讲话的内容以书面形式交给“全俄罗斯广播电视公司”，这样一道新闻检查屏障就形成了。“广播电视公司”对合资、私营或国家的电视台有不同的要求。比如，为了让合资或私营电视台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对这些电视台的侧重提高收视率的节目一般会放松要求；而对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则要求它每个星期播出1小时的“国会”节目，政府对此给予补助。

自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的电视业基本上形成了以国家媒体居主导地位的格局，私营电视台以及莫斯科市政府的电视台仅侧重于娱乐体育等节目，而政府丑闻则一般会被禁止报导。

普京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学生和教授座谈时谈到，如果新闻受控于“两三个”钱袋子，新闻媒体本身就不会存在任何自由，媒体反而会成为利益集团的保护者，新闻媒体只有在确定自己的基础之后，才能实现新闻自由。他的观点是，所谓“自由”就是公民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与此同时公民要受到用民主方式通过的法律限制，否则，“自由”就成了为所欲为处于失控状态的无政府主义[8]。他认为，俄罗斯媒体有维护国家利益的义务，而这只有在媒体的国有公共服务体制下才能实现。

【注释】

[1]吴非，《二十一世纪》（香港），2003年第4期。

[2]O.波普佐夫：《沙皇侍从惊醒》，莫斯科，2000年版，第101-102页。

[3]格·萨塔罗夫、雅·利夫希茨、米·巴图林、格·皮霍亚等著，高增训等译，《叶利钦时代》，2000年版，第607页至608页。

[4]ЗАСУРСКИЙИ.Я.МАСС-МЕДИАВТОРОЙРЕСПУВЛИКА,МОСКВА:МГУ,p.141.

[5]ibid.,p.142.

[6]赵曙光、史宇鹏，《媒介经济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255页。

媒体论文第5篇

1、大众文化的概念

2、.....................................

二、媒体批评的历史及现状

1、媒体批评的历史

2、.............................

三、媒体批评的定位

四、大众文化时代媒体批评的发展

1、.............................................

2、媒体批评的扩张

3、媒体批评的发展

结论

参考文献

论文题目：

要求：

1．新闻传播类电视编导专业，侧重人文点会更好，但不是特别陈旧的那些内容

2．如果可以用一些图表就用，没有的话也可以

3．按照毕业论文的指定格式，完成时就是直接可以上交的文稿类型。

4．7000字左右

5．一定要在五一前完成，一面影响答辩

6．之前我个人想写的是纪录片追求的社会价值方向，因为我个人不是很侧重设备的，所以尽可能不要设计一些关于设备、器械的题目，例如非线性编辑、斯坦尼康摄影之类的等等。

7．观点新，可以和文学相结合

8．严格按照论文格式来写，包括英文摘要，大纲等等，成文即可直接提交模式，保质保量

所属专业：新闻学电视编导专业

要求字数：7000左右

论文级别：本科毕业论文

摘要

媒体论文第6篇

校园扩建造成一些学校的校园广播覆盖面缩小，播出内容有限，其主要功能逐渐过渡为营造校园文化氛围。办好校园电视需要雄厚的实力和高水平的人才。许多有电视媒体的高校并没有自办的电视新闻节目，一些学校虽然有自办节目，但质量不高，内容形式单一，尚未承担起高校宣传主体的作用。网络媒体几乎所有高校都已经建有，逐渐成为校内外不同群体了解学校发展信息的主渠道，但大多以校园新闻网或者校园网主页新闻板块形式出现，少数高校推进到校报电子版，远远跟不上信息时代的发展。QQ、博客、微博、微信、网络视频、手机信息等是新媒体在当前的主要表现形式。新媒体对社会大众已经产生了一种无法回避的包围性力量，并正在形成新的文化生态。从现实来看，高校还缺乏对新媒体的深度把握，没有形成对新媒体的完整认识链条。与此同时，由于技术更新的加快，使得人们来不及适应已有的新媒体就必须重新面对更新的新媒体。陌生感与疏离感加重导致排斥更新的新媒体。借助新媒体的高校宣传工作，可以拓展自己的表现领域和表现能力，也可改变自身的构成和组成。同时，高校宣传工作固有的知识系统的介入，也可不断修正新媒体发展，两者互为倚重，繁荣共生。这对高校宣传工作者而言，是一次机遇，也是对自身素质和水平的一次全新考验。

二、建立在稳固合作关系上的媒体融合

媒体联动和融合不是简单地组合和拼装，而是建立在稳固合作关系上的一种互补，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协作关系。“全媒体校园”是在具备文字、图形、图像、声音和视频等各种媒体表现手段基础之上进行不同媒介形态（校报、校园电视、校园广播、网络媒体、手机媒体）之间的融合，产生质变之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传播形态。“即时通信传播＋互联网传播＋平面传播”的组合，使得宣传更具立体优势。要建设“全媒体校园”，必须考虑流程再造：一是在内搭建起一个统一的平台：“全媒体数字复合出版系统”，支持图文、音视频、彩信、微博等多种信息录入，这是实施全媒体战略的一个重要标志；二是在学校层面构筑一个统一的全媒体方阵，即组建全媒体新闻中心，一方面使传统媒体内容全部数字化进入网络，另一方面建构新媒体各种表现形式，如微博新闻、手机报、新闻网、网络电视、移动宣传平台终端等，各种信息在这里集散，发挥协同效应。三是整合新旧媒体形成统一的全媒体内容生产链，力争实现从“第一时间采写”向“第一时间、即时滚动播报”转变。完成“全媒体校园”布局，要注意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比翼齐飞”。比如，传统媒体通过“全媒体校园”开通网络主页、手机报、微博等，采用网友评论、相关帖子等作为补充，进行整合报道。传统媒体通过网络进行延伸和放大，然后再重新“反馈”回来，推动更深入更活泼地开展有关报道。在校园各种媒体共存的情况下，新闻报道的同质化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根据各种校园媒体的优劣，扬长避短，统筹安排功能定位。新闻网要以海量、快捷、新鲜、详尽的图文新闻吸引读者。校报因为出版周期长，则应对新闻网上的信息进行深入挖掘，多角度地对社会价值高、读者认可度大的新闻进行连续和深入的报道，同时适合多种文体的展示，如散文、诗歌、理论文章、纪实等。校园广播可在大学生关注度高的各类活动和赛事上下功夫。校园电视可在文化建设上做文章。手机报特别适合简短、标题式的新闻及图片，可以视为新闻网的“精编版”。

三、增强“全媒体校园”的宣传时效

媒体论文第7篇

“新媒体”一词最早见于1967年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NTSC电视制式的发明者P.Goldmark发表的一份关于开发EVR(电子录像)商品的计划书。后来,1969年，美国传播政策总统特别委员会主席E.Rostow在向尼克松总统提交的报告书中也多处提到“新媒体”这一概念。②由此“新媒体”一词开始在美国社会上流行，并在不久以后影响了全世界。

随着新媒体产业的迅猛发展，近几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传播与媒体研究人员开始关注新媒体的现状与趋势、发展与创新，整个学术界对于新媒体的探索与争论也在持续升温。然而纵观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有关新媒体的很多基本问题都尚未得到解决。比如“新媒体”的权威定义的提出、适用范围的确定、具体研究对象的划分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定位等等。一个准确权威的定义的提出不仅可以建立理论研究领域中系统性、全面性的基础，也可以为该理论领域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解除最基本的定义分歧。笔者认为，新媒体研究混乱局面的始作俑者就是悬而未决的新媒体定义纷争，分众楼宇电视称自己“新媒体”；手机短信称自己“新媒体”；早已出现的都市类、财经类、时尚类、IT类等纸质媒体也纷纷改头换面，把自己扮成所谓的“新媒体”……鉴于这种混乱的持续和加剧，及时准确地定义出当今的新媒体，为新媒体的涵盖范围作以界定便成了当务之急，以为它直接影响着学术界今后对新媒体理论系统全面的研究和深入细致的探索。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W.Schramm）曾经预言：“人类传播的基本性质不会改变，但传播本身的社会体系，很可能同我们已经知道的各个传播时期大不相同。”③诸多新兴媒体的产生对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已经逐步显露出来。新媒体在占据大众心智资源上自成一派，在政府管理监督与宣传、社会经济参与、企业公关营销与品牌宣传等方面都表现出无可复制的优势，新媒体对社会的影响无孔不入，用户数量也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据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介绍，近几年来中国读者传统图书阅读率呈下降趋势，而电子书和网络出版物的阅读率却大幅上升。调查数据表明，国民图书阅读率2005年比1999年下降了11.7%。然而网上阅读率迅速增长，从1999年到2005年7年间增长了7.5倍，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07％；④据2008年中国互联网络调查（CNNIC）显示，我国已经有2.1亿网民，成为世界上的互联网使用大国；⑤手机用户也已达5.75亿之众（2008年3月国家发改委的我国电话用户发展情况统计）占全国人口的约44.2%。⑥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新媒体正在被大众普遍认可并日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学习交流习惯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新媒体”定义的研究不仅是学术界对新兴事物的好奇，也不仅是新媒体理论系统全面的研究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对于规范形势模糊、规则紊乱的传媒市场具有很必要的现实意义。

二、关于国内外新媒体定义的分析

目前，关于新媒体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但有一定影响而被普遍传播的主要是以下观点。

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⑦这一观点一语道破新媒体的本质特征，见解独到深刻，但严格地说，这不是一个概念的定义，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句口号。首先，该“定义”的核心概念“传播”并不是“新媒体”的所属类而更像是一个动词，应解为“人类社会的信息流动过程和信息系统的运行”。形式逻辑学对定义的要求首先必须满足被定义项与定义项之间的所指对等，本质定义提出的前提是被定义项的所属类的确定，因此“传播”一词不具备定义“新媒体”这个名词的资格；其次，“所有人对所有人”概念不够清晰，过于笼统泛泛，不能准确界定新媒体本质特征，这只是其众多特质中比较显著的一面，不足以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彻底分离出来。

在线媒体顾问、资深媒体分析师VinCrosbie定义的新媒体，“就是能对大众同时提供个性化的内容的媒体，是传播者和接受者融会成对等的交流者、而无数的交流者相互间可以同时进行个性化交流的媒体。”⑧他指明了新媒体的传播模式——既包括人际媒体的“一对一”和大众媒体的“一对多”的传播模式，还包括特质层面上的“多对多”的模式。这与《连线》杂志“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的表述异曲同工，但显然要具体明确得多。可以说，在此之前，没有人对新媒体做出更加全面准确的定义。但仔细分析VinCrosbie的说法，在有关“个性化传播”方面表述稍显冗余，定义尚需提炼。而且对于新媒体的传播渠道、信息表现形式、传播范围等区别于传统媒体的重要特质还是没有明确的涉及与界定。

对于“新媒体”的定义，国内学者也是各执己见、百家争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岳颂东提出：“新媒体是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载体，从而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的介质。”⑨他的发言侧重于为新媒体寻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希望该定义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不被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所淘汰，所以提出“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的说辞。然而笔者认为，这种尝试没有实际意义，正如很多学者讨论过的那样，“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任何人都无力掌控它今后的定义走向和效力范围。况且，定义揭示的是事物的本质，其中不应出现带有模糊时间概念的限定词，诸如“当代”、“今天”、“未来”等。另外，“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载体，从而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更像是“媒体”的定义，并没有界定出新媒体有别于传统媒体的特性。而且，“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说法过于笼统模糊，所有传播活动都期望对受众产生预期的效应。显然仅用“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这一特征无法准确描述新媒体的概念。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在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上指出，“今天的新媒体主要是指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上产生和影响的媒体形态，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⑩熊教授的定义基本上已经概括了“新媒体”概念的内容，观点清晰明确，但不符合形式逻辑学思想里本质定义的呈现形式。定义中“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上”范围过大，现在很多传统媒体都利用了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但这种技术的应用并没有使传统媒体发生本质上的改变，从而不能被定义为新媒体，例如电子杂志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它只是通过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改变了纸质杂志上的信息的存储形式，传播内容、模式和目标受众并未发生任何变化。“产生和影响的媒体形态”用词晦涩难懂，不易理解；“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外延太广，这将各种户外音视频播放设备（如LED广告牌）也囊括在“新媒体”的范围内，笔者认为此观点尚需完善。

三、新媒体概念的定义方法与新媒体的定义

概念清楚明确是思想正确的先决条件，概念模糊浮泛则是探求真理的阻碍。现在，对新媒体概念之内涵与外延的说法稍显混乱，但也不能仅因标准不同、观点不一等问题，把传统的类别和属差轻易忽略，形式逻辑学中定义本身需要这种层层剥离的过程。换句话说，对新媒体定义的研究离不开缜密的思辨性，“以偏概全”只能让我们在新媒体的研究道路上越走越迷远。康德的“批判哲学”将世界分割为“感性界”、“知性界”和“理性界”，并提出了“感性——>知性——>理性”的事物认知过程。在已有的针对新媒体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我们要使“新媒体”的概念明确全面，应该从大众普遍的感性认知出发，培养自身在学术研究中理应具备的知性认识，进而将这种认识升华为对理性的深入探索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近些年新媒体的定义常是以推理论证的方式给出，在给出关于新媒体定义一般性要素以后，接着证明推断出有关新媒体分类的种种假设，最后被分离出来的若干似是而非的类别成了新媒体确定性的划分。这样的定义方式在新媒体研究领域俯拾皆是。由于普遍的新媒体论是由从具体形态的根据中推论出来的一套并不完善的系统，根据的本身又是来源于假设，因而其总是处于不断的争论与分歧中失去了根基，这种利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建立的体系在聚集了极端的可能性（不同的角度）后，已远离了新媒体本身是什么的问题，而事实上新媒体本身的问题却又是这些理论的进步所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新媒体理论应该回到新媒体本身，只有确定了新媒体的本质定义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完成扩建，新媒体今后的研究才具有根基和支柱。本文对新媒体的定义正是回归本体的体现。

在纷乱的现代思维中,存在四种这样的基本形态:形而上,逻辑实证,结构主义,存在历史。而后三者都是对形而上的反判,三者又存在争执,逻辑实证否定本质和原则,结构主义在否定本质时却又坚持原则,存在历史肯定本质反对技术逻辑,而我们要做的是在坚持某些必要的定义原则基础上运用形式逻辑学原理探求“新媒体”的本质定义。“本质定义乃是用基本特征去解释事物本身的句子。它只包含事物的本质要素，也就是说，严格的本质定义必须是类加上种差两个要素合成的。”所以在为“新媒体”下定义之前，本文主要从类和种差两个要素对新媒体进行界定。

“类是一个普遍概念，存在于多个不同种的对象上，表现出主体的和其他同类物体所共同具有的部分本质。”美国在线媒体顾问、资深分析师VinCrosbie在他的文章《whatis“newmedia”?》提到，大众媒体的特征为：完全相同的内容到达所有接受者；内容发送者对内容有绝对的控制权。笔者同意这一观点，因此新媒体显然不属于大众媒体。但从新媒体的传播影响力出发，新媒体的传播无疑是一种大众传播，由此，在类概念上只能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视为两个平等的研究对象，它们共属“传播介质类”。

对于本质定义中的另一要素——种差，它是一普遍概念，表现出主体的部分本质，此部分本质为主体和其他同类异种之差异者。‘种差’加上‘类’就结合构成齐全本质的‘种’，这里的“种”也就是本质定义的定义产物。

首先，传统的大众媒体由于各种技术的限制，基本上都是区域性的传播。而随着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发展，如果没有人为管理因素的限制，在新媒体的平台上，所的每个内容理论上都是面对全球所有的使用者的。就传播者而言，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传播的主体，这使得大众传播的领域得到了极大的延展。传统媒体是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博弈场，无论如何受众在其中都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纸媒体的交互性还停留在读者热线、读编往来阶段，虽然以借助电子版本，但始终属于辅助手段，电视媒体交互性只表现在专题节目中，也就是说，传统媒体归根到底是一种少数人对大众的传播载体。新媒体提供的一种可能是，任何使用者都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上信息、言论等各种内容进行地位对等的交流，通过与其他参与者的互动发出更多的声音，这种“全民DIY”式的信息与思想的传播是对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方式的彻底颠覆，使新媒体内容传播模式呈现多根网状，原创性日益增强。同时，这种交互是实时性的，参与各方都能够立即得到反馈信息，彻底打破了大众传播时代文化与传播精英对传播主体的把控。由于实现了个人成为传播主体的大众梦想，新媒体传播的内容所涉及的人类生活的广度、对各类问题所讨论的深度以及传播形式的多样性都是空前的。实际上，新媒体已经涉及和全面展现了人类现有的所有文化形态，并针对不同个体实施个性化的精确传播，这种个性化的范围完全可以缩小到单个个体，使得“个人化精准传受”一词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分众时代新媒体的代名词。另外，传播技术发展到今天，由于传播载体发生了改变，信息的传播形态也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依托于数字技术作为新媒体的共同特征，成为现代传播方式与传统传播方式更合适的区分词，“数字化”的字眼在新媒体定义中不可或缺。最后，新的传播技术在传播形态上产生的最大的变化就是能够在新的媒体平台上把传统媒体的各种信息表现形式复合起来。在已有的大众媒体中，按照传播形态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而网络和数字技术所能提供的可能性是主要的传播载体如网络、数字电视、手机等都既能进行文字的传播，同时又能进行视频和声音的传播，并且还能把文字、视频、声音存储下来，为受众提供闲暇时的信息消费。新媒体是多种传播形式复合的媒体，大众媒体界限分明的媒体类型区分在新媒体阶段将不再具有意义，“复合信息”将在新媒体研究领域备受关注。

综合以上特质，笔者将新媒体定义为：新媒体是所有人向大众实时交互地传递个性化数字复合信息的传播介质。

事实上，由新媒体革命推动的不仅是传媒产业的突飞猛进，更是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大发展。它是全球化浪潮推动下的产物，又是全球化浪潮强大的造势引擎。在新媒体的平台上，全球正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网状传播整体。新媒体的互动性和个性化精准传播等特点更适合现代人的生活和消费观念，“全民DIY”既是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方式的颠覆，同时也是新媒体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自新媒体引起人们瞩目至今，国内外对于“新媒体”定义的研究百花竞放、争奇斗妍，本文对其的定义也只是一家之言，笔者期待各位学术同道的评论和高见，并希望这篇文字能为学术界对新媒体的探讨有所裨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服务大众的层面上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应该看到，在不久的将来，整个世界将因为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和与传统媒体的互利共赢而愈发丰富多彩。

注释

邬昆如：《哲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蒋宏、徐剑：《新媒体导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

《后互联网时代的大众传播事业》，/13171620/2054279/articledetail.htm

《中国人网上阅读率年均增长107%》，/2007-04/12/content_9772578.htm

《我国网民人数达2.1亿》，/news/2008-01-17/000003192711.html

《2008年1-3月我国电话用户发展情况》，/showdt.asp?sid=336158

胡昱晖：《新媒体的泡沫经济?》,《广告人》,2007(12)

郑治:《新媒体是什么？》，/s/blog_591eeecd0100085r.html

《岳颂东：新媒体产业的8个特点》./hy/20080519/17024884944.shtml

《认识新媒体》，/tvguide/tvcomment/wtjj/xzlz/7233_3.shtml

媒体论文第8篇

关键词：入世、英语媒体困境、战略思考

引言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表面上只是一个经济和贸易概念，但是事实证明入世所带来的影响往往超越经济范畴本身。正因如此，我国入世后对我国各行各业可能产生影响已成为世人所关注的焦点。

有关入世对我国新闻传播业所产生影响已有不少论述，但这些论述多从宏观角度展开，较少涉具体媒体行业。本篇论文将重点探讨我国英语媒体的现状、我国入世后英语媒体面临的各种困境、以及他们应对这些困境的战略思考。

一、我国英语媒体的现状

相对于我国中文媒体而言，我国英语媒体仍属于“少数媒体”：到目前为止，我国只有一个英语电视频道、一个英语电台、九家英文日报和周报、十家英语杂志和九大英文网站。应该说，对于一个以汉语为官方语言的的国家，我国的英语媒体能发展到目前的规模已属不易。

在过去20年中，我国英语媒体发展的最大一个趋势是从“单一媒体为重”的格局逐步转向“多种媒体并重”的格局：40年代只有英语广播书刊，到80年代创办英语报纸和英语电视频道，90年代互联网与各大传统媒体已形成一种多种媒体并重的局面。

总体来说，我国英语媒体目前仍以中央级单位为主，多集中在首都北京。他们一般都得到政府或大媒体的资助，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目前，能够做到自负盈亏的大概只有全国性的英语日报《中国日报》。

我国英语媒体在树立和维护我国良好国家形象，增进世界对中国了解方面作出了其应有的贡献。[1]但从整体上讲，我国英语媒体的发展仍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的需求，我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声音还较弱，中国的形象还主要由西方媒体主导，“西强我弱“的局面还十分明显。[2]

就传播效果而言，我国英语媒体目前至少还存在以下四方面的问题：（1）受众定位趋同：一般都确定为：境内外受众（外国人和华侨）和国内受众（主要以外语学习为主）。各大媒体未能形成非常明确的受众群。（2）受众构成失衡：主要以华人受众为主，真正西方国家的受众则较少。尽管中国受众的重要性无容置疑，但是这偏离了创办英语报纸的宗旨，即主要针对外国人。（3）信息需求不足：在众多的中国受众中又以学习英语为目的学生受众为主，而以信息需求为目的的受众比例则较底。这使得我国英语媒体在某种程度上讲道只是一种英语学习工具，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息载体，直接影响我国英语媒体能否成为国际性或区域性的舆论中心。（4）我国英语媒体可信度仍较底：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我国英语媒体所拥有为数不多的西方受众中，媒体自身可信度还较底，减弱了我国英语媒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3]

二、入世后我国英语媒体所面临的困境

我国英语媒体的首要目标是在国际上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在国际舆论中塑造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这一定位在我国入世之后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每个国家总希望在国际上享有一个良好的形象。但是同时应该承认，入世后我国英语媒体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主动权也将受到更大的挑战，因为入世后海外媒体对我国的报道会更广更深，他们在我国的各种形式的渗透（包括资本）会进一步扩展。

不过，本文认为光是这些外部的挑战还不足畏惧，最大的挑战在于当我们面对这些外部的挑战之时，有时还没有真正意已识到这些挑战，或者出于各种原因还不愿实事求是去面对并克服我们现存的问题。所以入世后我国英语媒体所面临的如其说是挑战还不如说是困境。本文认为这些困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困境之一：市场还是政策？

我国英语媒体目前基本上由政府或大媒体投资。如果政府或大媒体继续对英语媒体进行投资，那么我国英语媒体即使传播效果不十分理想但至少不会有生存危机。但是我国入世后，我国英语媒体肯定会日益受到市场化的影响。换言之，政府或大媒体对英语媒体的投资将来只会逐步减少甚至完全终止。英语媒体在继续担负维护国家利益和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政策性任务同时，必须学会在全球市场强手如林的竞争中求得自己一席之地。

在竞争中求生存就是市场意识，而维护国家利益和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政策性任务在西方人眼里就是宣传。从某种角度讲，这两者是不可调和的。

由于我国英语媒体在走向市场的同时还必须接受国家政策性的导向，于是市场导向和政策导向之间孰重孰轻便成了我国英语媒体的一大困境。

这一困境不但会影响我国英语媒体的发展，而且与英语媒体的可信度问题直接有关。而可信度的高低则直接影响我国英语媒体的传播效果好坏。一般来说，由政府投资的媒体较难获得西方受众的信任，其可信度较底，传播效果也往往不太理想。我国英语媒体当然也不例外。[4]

困境之二：外语对母语

入世后，大量海外媒体必将以各种形式进入我国。这当中包括外国中文媒体和英语媒体。

海外英语媒体对我国用英语作为信息发送语言的英语媒体具有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因为我国英语媒体是在用我们的外语跟英语作为母语的海外媒体进行竞争，争夺国际受众。这方面我国英语媒体的劣势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我们的记者必须花较长的时间学习英语，打好英语语言基础；而后我们的记者必须熟悉英语新闻报道的基本知识；最后，即使我们熟练掌握了英语和英语新闻报道的技巧，我国英语媒体的记者编辑们每天生活在一个汉语环境中，英语只是在写作时使用的一种语言，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的工作语言。虽然我国英语媒体聘请大量外国专家作为改稿人，但用母语写作和在外语写作基础上的语言润饰毕竟是两回事。

大概正因为如此，我国英语媒体才逐步形成了我们特有的“中国式英语”，或者说是带有中国味的英语新闻报道。虽然这种“中国式英语”有特殊的作用，但在多数情况下，我国英语媒体这种“中国式英语”的形似并不意味着我国英语媒体被西方受众真正接受。

此外，我国英语媒体还受到国内文化环境和汉语媒体的影响。为了搞好英语新闻报道，我国英语新闻记者对国外受众的文化背景、习惯、风俗、历史等方面应有个动态了解，但是这在国内文化环境是很难获得的。尽管我国英语媒体也经常派遣编辑和记者赴英语国家参观、学习和工作，但这还是不同于在母语环境中的生活工作经历。此外，我国英语媒体的报道还会经常受到来自中文媒体的影响。虽然在习惯上我们把对外传播和对内传播进行分开，内外有别，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国的英语媒体还会受到我国国内中文媒体的一些做法的影响，从而使我国对外报道缺乏针对性和全面性。例如，我国的一些大型中文媒体一般都具有较强政治性，传播内容一般较严肃，主要以正面为主，娱乐化程度较底。这些趋势也会影响我国的英语媒体。

困境之三：外国人还是中国人？

这一困境可以从两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我国英语媒体的受众到底是外国人为主还是中国人为主呢？我国入世后，世界关注中国的程度会增加，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理论上讲，我国英语媒体应该是境内外的外国受众，这样才能实现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目标。但是，笔者通过对英语媒体领导的访谈和两次实地调查，发现我国英语媒体目前的受众中却主要以中国受众为主，而且中国受众中又以英语学习者居多。换言之，我国的英语媒体受众中主要是以英语学习为目的的受众，而不是以获取信息为目的的受众。这种受众结构会直接影响我国英语媒体的在国际舆论中影响力，因为以学习英语为目的的中国受众毕竟不是我国英语媒体预定的目标受众。但是，学习英语的中国受众又很重要，从某种角度讲，是他们在支撑着我国英语媒体的日常运作，尤其对以英语学习为主的英语媒体更是如此。[5]

此外，外国人还是中国人这一困境也适用于我国英语媒体的新闻人才选用上。上文已经提及，我国英语媒体合格人才不但需要有较高的英语水平还应该熟谙英语新闻写作技巧和英语国家的风俗和习惯。具有这样素质的人才一般都具有较高价值趋向。但是我国多数英语媒体由于基本还依靠政府或大媒体资助，目前可能还不能完全满足这些人才的价值趋向。于是，我国英语媒体的人才的流失现象就非常严重，有时每年进出的一个英语媒体单位的人数可达20多人次，英语媒体俨然成了英语新闻人才的培训基地[6]。这一趋势在报纸和广播单位表现更为突出一点。

由于英语新闻人才的快速流动使得我国英语媒体编辑记者中出现普遍低龄化趋势。据调查，我国英语媒体编辑记者的年龄一般都在25岁到30岁之间。象《上海日报》社全体采编人员的的平均年龄为26.7岁，[7]《中国日报》也只有30多岁。[8]

从长远讲，这种低龄化趋势不利于我国英语媒体提高自身的专业化程度，增加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

三、我国英语媒体的战略思考

历史发展规律表明：我国英语媒体的发展总是在我国最需要在国际上塑造良好形象时才出现。尽管入世对我国英语媒体的发展是一次巨大挑战，但同时也是一次发展机遇。我国英语媒体能否抓住这次机遇关键要看能否确立有效的对外传播战略。

目前，这战略已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因为现在国际舆论反华的声音还较强，而一个有效的、正确的对外传播战略可以影响西方公众意见和外交政策，有效传递我国要传递的信息，在国际传播重求得公论，打破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为我国寻求最大得国家利益。[9]

就目前而言，我国英语媒体战略应该具有以下一些特点：（1）符合我国目前国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环境；（2）能使四大媒体发展各自特色，并成为我国对外传播的有机组成部分；（3）能促进我国英语媒体不断进行新闻理论和实践创新，包括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新闻传播理论；（4）作为我国文化战略的主要部分，与我国的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和军事战略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5）以增强在国际舆论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为核心内容。

这样的战略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本文建议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这些方面：

（1）注重英语媒体自身形象设计、提高我国英语媒体的可信度

我国英语媒体要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必须注重自身形象设计，这样才能有效提高我国英语媒体的可信度，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因此，英语媒体自身形象设计应该成为我国国际传播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谈到改变我国英语媒体自身形象，有人马上会认为目前情况下较难做到，因为我国英语媒体是政府的喉舌，是为政府说话的；而西方国家受众往往会质疑政府创办的媒体的可信度。

但是，我国英语媒体是不是就真的没有可能改变自身的形象、提高媒体的可信度呢？应该说，只要我们调整我国的对外传播策略，我国英语媒体的自身形象是可以改变的。这点我们可以从美国之音（VOA）和英国广播公司（BBC）70年代后期对其对外传播战略的调整中得到一些启示。

众所周知，VOA和BBC是美国和英国政府创办的对外广播电台，归政府所有，为政府说话。在初创时期，尤其是在“冷战”时期，这两家电台为了强化其对外宣传的目的，在其广播节目中要么以救世主的口吻进行空洞说教，要么讥讽，甚至漫骂，公开“妖魔化”共产主义，进行裸的宣传，结果引起世界上很多听众的反感。[10]但是，进入50年代以来，特别是70年代后期，美英这两家电台开始逐步调整其对外传播策略，表面上给人以客观、公正的影响，实际上在节目内容的选择和编排上都融入了本国的宣传思想。

这种对外宣传的策略调整首先是强调“事实”的客观性，只报道事实，不作评论；其次是注意搞“平衡”，对正反两面都进行报道，以示其公正性。在“客观”和“公正”的光环中，VOA和BBC（尤其是BBC），在不知不觉中赢得了越来越多听众的信任，影响力也随之增加。这样，即使他们偶尔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事实上已发生过），听众也不会对他们产生怀疑。VOA和BBC的可信度提高了，在听众中的影响力也大了，但是这丝毫没有改变他们的性质。可是，由于传播策略的改变，他们的自身形象和可信度却得到了改变。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入世后如能确立一个有效的对外传播发展战略，我国英语媒体改变自身形象，提高可信度，最后取得较好传播效果是有可能的。

此外，我国英语媒体也有改变自身形象的客观必要性，因为大多数外国受众对我国的英文媒体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这一方面说明他们对我国的英语媒体心存疑虑，同时也说明：只要能认真分析他们的信息接受心理并制订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国的英语媒体有可能争取到大多数外国受众，也有可能扩大我们的影响力。

当然要能真正做到这一点，本文认为须有三个必要条件：（1）有关政府部门要有决心推动这项改革；（2）政府部门要逐步转变职能分离英语媒体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尽量通过法律形式而不是行政手段实施对英语媒体的有效监管；（3）政府部门要制订有效条例，把英语媒体的经营管理权还给媒体老总和管理层，让他们真正按照对外传播规律去开展传播活动，简言之，树立以外国受众为中心，而不是盲目以我为中心。

（2）正确自我定位

我国英语媒体能进行正确自我定位也是我国对外传播战略的重要部分。那么目前，我国英语媒体有没有能力成为世界性的媒体呢？客观地讲，我国的英语媒体还不具备成为世界性的媒体的实力和条件（包括资本规模和管理模式等）。但是，本文认为我国英语媒体应该可以成为一个报道中国和与中国有关问题的地区性权威。就现阶段而言，这样的目标比较符合我国现行发展水平。

这种自我定位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使我们能明确以下重大方略：（1）我国的对外传播针对的受众到底是谁？（2）我们应该在哪些问题上与西方国际性的媒体展开竞争？（3）我们应该建立怎么样的媒体运行模式来应对这些竞争？

我国的对外传播针对的受众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好象已不是问题的问题。我国的对外传播的受众当然是：境外受众（外国人和华侨）、境内外国受众（以工作、学习和旅游为目的）和国内受众（主要以外语学习为主）。[11]这样的定位总体上讲是对的，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受众定位重点不突出：基本上所有人都是我国对外传播的对象、受众，因此反之也然，即谁都可能成不了我国的受众。正因为这样，重新讨论受众这个问题还是很有必要。

本文认为现在我国的国际受众可以概括为一种“精英效果理论”，即以国外精英受众为主，兼带一般受众，但应以突出“精英效果”为主。前者主要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受众；后者主要针对非西方国家的受众的。

确立这样的精英效果理论，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1）我国目前的各方面条件（包括财力力、物力、管理模式和报道手段等）还有限，不应该全面出击，应该选择重点，集中突破，以在现有条件基础上取得最大的传播效果；（2）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一般受众已经受到西方媒体的长期熏陶，对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已形成思维定势，我国英语媒体就是尽最大努力要在短期内改变这种思维定势难度较大，收效不会太大；（3）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中，公众舆论和民众意愿，尤其是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常常受到精英阶层、政治家和媒体潜移默化的操纵。他们的政体是民主的，但是他们的决策过程是非民主的，而一般由精英人物决定，[12]换言之，只要我们能够影响西方国家的精英人物，也就能够左右西方国家受众；（4）非西方国家，由于他们对我国没有较大偏见也不存在与我国的竞争关系，更多的是友好交流。因此，其受众范围仍应以一般受众为主。

目前这些“精英受众”可以包括在华外国记者、在华商人、来访政府官员、中国问题专家和来华学习和旅游的外国人。尤其是在华外国记者，他们在本国就是“中国信息源”。如何为他们提供一个宽松的采访和报道环境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非媒体性质的问题。

在确定精英受众为主要对象之后，应该考虑我们要与西方国际性的媒体在哪些问题展开竞争？换言之，要明确我们在哪些方面必须占优势，在哪些方面一般附和即可，只有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如果我国英语媒体定位为一个报道中国和与中国有关问题的地区性权威，我国英语媒体首先应该利用天时地利报道好、报道透、报道足发生能引起外国受众兴趣中国新闻事件。尤其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时，如我国入世、我国申奥成功等，一定要按照西方的报道模式在时效性、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等方面赶超西方媒体，以树立我们这方面的权威性。只有在中国问题上的新闻报道树立了权威性，才可能在其他问题逐步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3）建立高效的英语媒体管理体系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我们必须在这个大的对外传播战略之下建立一个高效的英语媒体管理制度，这样我们才能在国际传播中逐步扭转被动局面。

当然，要建立这样一个高效的管理体系，其核心问题是高级英语新闻人才的培养和管理。人才问题解决了，其他体制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这是因为只有高素质、高觉悟的英语新闻人才也能推动解决我国对外传播管理体制其他方面问题，如：如何使我国对外传播的发展更加符合新闻规律；如何较好处理有效把关和有效传播的关系、政府和媒体的关系、长期效果和短期效果的关系等。

上文已提及，现在我国英语新闻人才的问题突出表现在：英语媒体采编人员队伍不稳定，普遍年龄较轻，我国英语媒体已变成了“人才输出中心”。从此可以看出如何吸引高素质的采编人才从事我国对外传播活动已不但是媒体的人事工作，还是决定我国对外传播事业能否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否更上一个层次的重要因素。当然，人才流动是正常的。但关键是我们的人才流出去的多，流进的却较少。流进的人才主要是指外聘专家根据我国的外事规定，我国英语媒体可以聘请外籍专家，但只能把这些专家当成英语改稿人。他们可以修改由中国记者采写的英语稿子，而不能直接参与采访和报道，更不能加入我们英语媒体管理层，参与决策过程。这样的规定当然有其合理性，既可以利用外籍专家的语言优势，又可以防止在政治上的正确性。

但是，如果我们的英语媒体要能够打入国家舆论界，进入西方主流媒体，或与西方主流媒体进行竞争并能打造我国自己国家形象的话，那么我们上述的人才管理体制（当然也指媒体运作和管理体制）是落后的，还不够开放，至少在人才管理体制上已经注定我们的英语媒体是无法和西方媒体进行竞争的。

这里我们不妨考察一下CNN是如何管理其采编人员的。我们知道，以美国文化背景的CNN成立于1981年，靠着海湾战争的独家新闻而名声鹤起。通过20多年的发展，CNN实际上已成为世界性的电视新闻中心。为了保证其能及时播报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新闻，CNN设立的人才管理制度在理论上可以使得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它的的记者和编辑。它不但在美国本土聘用人才时注意各种人才的平衡，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招聘各个国家的人员成为它的的记者和编辑，并以此来标榜CNN在用人方面的公正性。用人公正了，其新闻报道当然也公正了（至少是表面上），因此就有成为世界性的电视新闻中心的可能。但是这丝毫不影响CNN在面临重大事件时及时成为一个代表美国国家利益的电视新闻中心。这次911事件便是一例，许多人感到CNN一直在维护美国的利益，缺少了一点世界性。

因此，本文认为我国英语媒体如果要有所突破，首先必须在人才管理制度上有所突破。上述提到我们的记者和编辑向外流的现象，那么我们可以采取“引进来”的办法，作为对策。我们不光聘请外籍人员当我们英语媒体的英语改稿人，也可以聘请他们进入管理层，甚至当高层管理人员。当然，我们必须尊重“外事无小事”的传统。但是只要我们事先制订严格的、有效的人才管理制度，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怕老外进入我们英语媒体管理层后会做不符合我国现行政策和法规的事情，因为严格的、有效的人才管理制度将会促使他们愿当一名守法雇员，并用他们的知识和专长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所以，聘请老外进入我们英语媒体管理层本身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要能制订严格的、有效的和完整的人才管理制度。而当我们确立了严格的、有效的和完整的人才管理制度，那么我们的英语媒体的有效管理制度也就自然会建立起来。在这样的管理制度下，我国英语媒体的运作体制也会自然发生变化。

到那时，我们的政府部门可能没有时间来争论产业化是否会削弱英语播媒体的喉舌功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底线，我们知道我们正在缔造世界性的英语媒体，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和西方国际性媒体展开竞争了，我们知道我们的英语媒体可以塑造一个相对真实的国家形象。

注释：

[1]张振华，个人采访，上海，2000年4月14日

[2]瞿树耀，1994年12月5日，试论对外宣传的确历史经验和在新时期的作用，新闻理论研究（新闻业务专辑，新华社新闻研究，12页。

[3][4][5][6]郭可，中国大陆英语媒体的发展趋势和传播效果，北广会议，2002年4月，未。

[7]张慈云，个人采访，上海，2000年4月5日。

[8]朱英璜，个人采访，北京，2000年7月26日。

[9]吴征，2000年2期，国际观察，传播战略在我国大国战略中得地位，49-53页。

[10]夏吉宣，1999年11月，国际广播，浅谈国际广播在信息社会的地位，8页。

媒体论文第9篇

（一）课程定位不清楚

大学语文课程的作用到底是什么？该课程该如何定位？这些问题长期以来都争论不休，没有定论。课程定位不清晰，也导致教师不知道教学的重点在哪里，学生无法明确学习本门课程的必要性，更不知该如何学习，教与学都陷入了盲目境地。大学语文课程定位的含糊不清还体现在学校的教学计划上，大多数高职院校在开不开设大学语文，开多少课时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较大随意性。

（二）学生学习兴趣不高

高职学生学习热情本来就不够高，求知欲也不强,大多数同学上课基本不做笔记，有问题稀里糊涂，很少与老师和同学进行交流探讨，课后该完成的作业不去思考，东拼西凑的敷衍了事。再加上文学素养普遍相对低下，使得学生学习兴趣更是低下。尤其是如今，语言环境的变化也对大学生学学语文的兴趣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现在大学生拥有电脑、手机的占绝大多数，现代科技固然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但是它使得本来就逐渐减少的与语文相关的阅读、写作的机会更少，这些变化也会给学生的学习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三）教学方法相对死板

一些教师的教学方法陈旧，他们还是用传统的方法，上课只是教师在讲台唱“独角戏”，课堂上没有小组的讨论，没有师生的交流，没有学习方法的指导，甚至有的老师连多媒体都不会用。这种相对死板的枯燥乏味的教学方法，使得本来就学习兴趣不高的高职大学语文课堂气氛更加的沉闷，教学效果理所当然的极不理想。

二、教学方法改革的具体措施

（一）明确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地位，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通过改革让全体大学语文老师明确自己在教学中的定位。一切的教学活动必须建立在以学生为中心的基础上，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而不是指导者。明确学生为中心，老师就要正确对待学生个体差异，努力做到因材施教，使每个学生都能体会到学习的乐趣，体验到收获的快乐。要想真正地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首先必须在教学中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对学习的热爱；其次要根据学生的知识基础进行教学，让学生可以应用他们以往所学的知识，提升学习的信心；最后要让学生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就要求教师要引导学生自己去认识和发现知识，就要精心设计每一节课，灵活多样地组织教学。

（二）强化素质教育理念，倡导探究性学习

大学语文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内涵，对于素质教育来说，大学语文有着极为重要的学科价值，同时它也是实行素质教育最为有效的教育手段。本课程的基本理念中强调对学生的基本人文素质的培养。出于提升学生素质的考虑，在教学中我们不能只是“授之以鱼”，“授之以渔”才是教学的主要目的。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强调，在教学中应该坚持倡导探究性学习。探究性学习主要是指通过学生自己的努力，形成自己对问题的基本认识，在这样的学习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升学生的基本素质。探究性学习的关键在于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使学生由被动地接受知识变为主动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教师在教学中要加强对学生的指导，由课本而举一反三，指引学生进行经典名著的阅读，由课本出发先推荐一些课本所涉及的经典的、优秀的作品给学生，让学生学会亲近名著、亲近经典，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而素质教育的核心就是健全人格的塑造。

（三）授课过程中必须贯彻趣味性、时代性教师

在讲授具体篇目时，应把相关的背景知识、作家的生平轶事、民俗文化等内容穿去。这些材料都会提高大学语文课的趣味性，从而满足学生的新鲜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提高学习兴趣。大学语文课不应脱离现实生活，教师要对社会的热点问题作出见解独到的理论分析，对一些新出现的文化现象进行科学阐释，进而培养学生运用理性分析问题的能力。对于描写古人的生活和思想的经典作品，大学语文课的教师也应该能挖掘出时代意义，古为今用。

（四）使用多媒体课件，提高学生的听课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