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工具性大语文生活化在《辞海》中，“化”字有12个义项。其中第8个义项是：“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如：绿化；现代化。”[1]所以，我们所提倡的“语文教学生活化”或“生活化语文教学”实际就是指具有“生活”性质或状态的语文教学实践。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人们对“语文教学生活化”或“生活化语文教学”的追求由来已久，而且经历了工具性、大语文和生活化的不同认识与实践阶段。
一、工具性：肯定了语文课程对生活的服务功能
工具性是语文课程与生俱来的基本属性。自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癸卯学制”确定语文独立设科以来，我国的现代语文教育已经走过了110年的历程。其间，语文课程的工具性经历了“具有时代印记”的若干阶段，大致表述为表情达意的工具、基本工具及阶级斗争工具、基础工具和交际工具等[2]。
语文课程被视作表情达意的工具，主要在语文课程单独设科至新中国成立期间。在单独设科之初，《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和《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分别认识到语文能“供谋生应世之需要”或“以备应世达意之用”，肯定了语文课程的实用性，这也是语文工具性的前身。明确指出语文课程是“表情达意的工具”，是国民政府1929年颁布的“小学国语暂行课程标准”，此后其他版本的课程标准虽然没有再直接使用“表情达意”一词，但都通过“表达情意”等表述，强调了语文课程“表情达意”的功能。
语文课程被视作基本工具及阶级斗争工具或基础工具，主要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语文的工具性得到了明确，但是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对语文课程工具性的表述略有不同。1955年颁布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初稿）指出：“小学语文科是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儿童的强有力的工具。”1956年颁布的《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和《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也都指出，语文“是对青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1957年语文课程被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1963年，张志公在《说工具》一文中指出：“语文是个工具，进行思维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因而是学习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工具，是进行各项工作的工具。”[3]同年，教育部颁布的小学和中学语文教学大纲都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项工作的基本工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叶圣陶也在文章中强调，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4]。
语文课程被视作交际工具，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对语文课程的性质进行了重新界定。1996年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供实验用）认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实验稿和2011版以及2003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都认为“语文是重要的交际工具”。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不可能独立于其他人而存在，相互之间的交流必然需要借助语言这一工具来实现。因为相对于肢体动作等而言，只有语言才能更清晰地表达人们的思想。因此，近年来学界对“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形成了统一的认识。
综上所述，人们在不同时期分别认识到了语文课程在“表情达意”、“认识社会”、“从事工作”、“相互交流”等方面的工具作用，虽然其中的视角有所不同，但都肯定了语文课程对生活的服务功能，这些认识为“语文教学生活化”或“生活化语文教学”教育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大语文：通过联系现实生活拓展了教学领域
关于我国20世纪语文教学的百年变革，有学者将其划分成4个阶段：“即20世纪20年代前后照搬西方教学理论阶段、30至40年代中西教学理论融合阶段、50至70年代受苏联模式影响阶段、80至90年代探索语文教学新方式阶段。”[5]依据这一判断，对语文教学新方式全面而又自主的探索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实在此前的教学实践中，我国学者已经开始了积极的探索。
在语文课程单独设科以后不久的1919年，孙本文就曾指出，“课内教授仅为指导课外自读之预备；国文之主课宜于课外自读求之，不当斤斤于课内求之也。”[6]夏丐尊也曾撰文“劝学生不要只从国文去学国文”，而要注意观察社会生活，把“读书和生活两件事联成一气、打成一片”[7]。这些与《语文学习》杂志从1993年第7期开始在封面上引用的美国学者华特的“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的观点完全一致。叶圣陶更是大力倡导语文教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他认为“生活是一切的源泉”，“必须在日常生活中随时留意，得到真实的经验，对于语言文字才会有正确丰富的了解”，“语感的敏锐，不能单从语言文字上揣摩，而要把生活经验联系到语言文字上去”；习作与实际生活的联系更为密切，“写文章不是生活上的一种点缀，一种装饰，而就是生活的本身”，“有了源头才会不息地倾注出真实的水来”[8]。这些论述充分肯定了语文实践所具有的潜移默化的习得性，倡导语文教学要向广阔的生活开放，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语文实践中理解、掌握和运用语文规律，从而提高语文素养和实践能力。
改革开放以后，探索语文教学新方式的实践更重视语文课程与生活实际的联系。其中，“大语文教育”的鼻祖张孝纯就倡导“联系社会生活”，其“大语文教育”思想的内涵是“以课堂教学为轴心，向学生生活的各个领域开拓、延展，把学生的语文学习同他 们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有机结合起来”[9]。余蕾“课内外衔接语文教学实验”的主旨是通过课内外有机衔接的方式，使语文教学能动地向学校、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自然延伸和拓展[10]。张孝纯和余蕾的实验虽然在具体的操作程序等方面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在指导思想上有着共同的一致性。他们不谋而合地将语文教学由狭小的教室引向广阔的社会生活，把语文课堂教学与课外语文生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提倡学生关注生活环境，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发现、学习和运用语文知识，从而拓展学生语文学习的空间，促进学生语文素质和实践能力的全面提升。
以联系现实生活为核心的大语文教育思想，当时就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在全国语文教育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刘国正曾亲临大语文教育研讨会现场，并到进行“课内外衔接语文教学实验”的有关学校调研，他对大语文教育思想大为赞赏，在进一步强调语文与生活联系的同时，还从课堂教学策略和课外活动形式等方面梳理了语文教学与生活联系的多重途径和操作要义，并预言“今天播下的种子会在下个世纪开花结果”[11]。21世纪初开启的新一轮课程改革正在全国范围深入实施，与之配套的语文课程标准就特别强调要营造大语文教育的氛围，并在“倡导联系生活、注重积累、加强口语交际、加大识字量以及多渠道开发、利用学生资源”[12]等方面，体现了大语文教育的思想。随着刘国正预言的实现，大语文教育联系现实生活的思想也得到了全国语文教育界的广泛认同，这也表明语文教育工作者在“语文教学生活化”或“生活化语文教学”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三、生活化：倡导从日常生活深入生活世界
从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文献来看，上世纪80年初就有语文教学论文开始使用生活化一词。如，在每句话中都找个重音“读起来就不生活化了”[13]。学生的生活过程就是一个学语文用语文的过程，语文的课堂应该是没有边际的。因此，“语文教材的生活化不可忽视，要在贴近生活和适用于生活上做文章”[14]。纵观近年来研究者对“语文教学生活化”或“生活化语文教学”中生活化的理解，主要有联系日常生活、养成行为习惯和深入生活世界等几种情况。
首先是联系日常生活。语文教学本身就是从与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来的，语文与日常生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语文教师要努力挖掘生活中的教学资源，让生活成为语文学习的教科书。对此，有学者认为要让语文课堂走向生活，主要策略包括“创建生活化的教学环境（建立生活化的师生关系、营造生活化的教学空间、创设生活化的教学情境）、建设生活化的教学内容（重视生活中课程资源的开发、注重教材中生活因素的挖掘、关注媒体中学习渠道的拓展）、构建生活化的教学方式（提倡在活动的情境中学习、提倡在感性的体验中学习、提倡在广泛的联系中学习）”等[15]。这种认识虽然强调了生活化教学环境、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构建，但主要强调的是语文教学与生活实际的联系，其内涵与改革开放以后大语文教育实验的思想基本一致。
其次是养成行为习惯。习惯是个体经过长期练习和反复实践而养成的稳定的行为方式，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需要意志上的努力和持之以恒的精神，同时也能让人终生受用。有学者就认为生活化语文，实际“是把读写、听说、积累等语文学习行为生活化，当日子来过，进而牢固地养成语文学习的好习惯，真正实现语文生活化、生活化语文，真正使学生成为功底厚、素质高，具有良好的意志品质、自主人格和创新能力的‘语文人’”[16]。这一理解将生活化语文视作“当日子来过”的语文，拟通过语文教学回归生活，让生活成为学生语文及人文素养发育和提升的根基，从而使学生养成语文学习的良好习惯成为“语文人”，但“回归生活”并“当日子来过”有将语文教学变成原始的生活状态的倾向。
第三是深入生活世界。虽然语文教学是从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来的，而且目前仍以日常生活为背景，但自从分离之日起就已经与日常生活有了本质的差异。所以，语文教学生活化不能只停留在注重语文教学与生活的联系，或指导学生在生活中学习并运用语文之上，还应该“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将语文学习与陶冶灵魂、磨练思想、完善人格水乳交融”，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打破语文与生活之间的‘厚障壁’，让语文教学与学生心灵相沟通，让语文课堂与社会天地相接壤”[17]。也就是说，语文教学要追求叶圣陶在《小学国文教授的诸问题》中所倡导的，让语文成为“发展儿童的心灵的学科”的境界，促使学生语文素养与情意水平的同步提升。
为此，有学者严正指出，“生活世界”不等于“日常生活”，语文教学生活化应该指向学生的内心生活，“并不是要把语文教学变成原始的生活状态，使它等同于日常生活，如果把教学变成生活，那无疑就等于取消了教学，也否定了学校教育存在的合法性”。语文教学生活化就是要让语文教学“回到教师和学生的生活中来，恢复其作为生活的鲜活与真实，并与师生的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相联结”。因此，“‘生活化’实质上是指向意义层面的生活、内心的生活以及哲学上的‘生活世界’”[18]。由此可见，语文教学生活化不仅要联系日常生活，养成行为习惯，更要深入生活世界，使学生既提高语文素养，也获得生命体验和情意水平的提升。其中，从联系日常生活、养成行为习惯到深入生活世界，也可以看成是对语文教学生活化理解的深化过程。
总之，语文教学生活化是在工具性属性和大语文实验基础上形成的教育理念。在演进过程中，工具性属性虽然具有时代印记，但都肯定了语文课程对生活的服务功能；大语文通过联系现实生活拓展了教学领域，并实现了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高；生活化则倡导从日常生活深入生活世界，使学生在提高语文素养的同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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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韩国存.让语文课堂走向生活.语文建设，2005（9）.
[16] 董旭午.《老王》“生活化语文”教学设计.语文建设，2012（7~8）.
一 元代社会史研究
族群关系：元朝是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社会，萧启庆（清华大学台湾新竹）的《元代多族士人网络中的师生关系》以师生关系为主干，论述了蒙古、色目族群中士人群体的形成及其与汉族士人在文化上频繁的互动关系。饭山知保（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用地域史的研究方法，结合大量石刻资料，探讨了金末元初蒙古统治在华北确立过程中汉地精英层的变化以及他们和蒙古的关系，指出这一阶段不同地区历史变迁的不同面貌（《蒙元统治与汉地地方精英层的变动——以山西忻州定襄县的事例为中心》）。洪丽珠（清华大学台湾新竹）以《至顺镇江志》为主要资料，通过统计的方法分析了镇江路及其所辖州县的长官、佐贰官的族群组成，论述了元朝在江南地区进行统治的特点（蒙元镇江路官员的族群分析刍议——地方基层统治文化的讨论）。张沛之（天津师范大学）的《元代汪古马氏的汉化问题》通过社会交往、诗文作品、礼俗、信仰等方面分析了汪古马氏的汉化倾向。
社会阶层与社会组织：刁培俊（南开大学）在《试论元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兼与宋代的比较研究》中从元朝乡、都等乡村行政管理体系、乡村家族与宗族、乡村中的游离分子等几个方面讨论了国家与民众之间的过渡阶层，指出这些社会群体对于社会控制的重要意义。许守泯（成功大学台湾？）从士人网络的角度对元代浦江郑氏的经营发展做了详细的研究（《江南第一家：元代浦江郑氏的发展及其士人网络》）。吴小红（江西师范大学）注意到江西抚州地方势力在进入元代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指出当地政府中有大量官员出自平民，这可以从元代官制、抚州的地方性来进行解释（《元代布衣阶层的兴起——以抚州路为中心的探讨》）。
社会经济：孟繁清（河北师范大学）的《元代的契本》将文献记载与黑城出土的元代契本残件相结合，论述了元代的商业税收制度及其社会影响。赵华富（安徽大学）集中讨论了明抄本《婺源茶院朱氏家谱》中的元代契尾，对它的标题、年代、文字做了说明（《〈元代契尾翻印件的发现〉三点说明》）。王秀丽（华南师范大学）的《元代文人笔下的江南贾客》一文利用大量元人诗文集、笔记的资料对元代江南地区商人的活动及其日见增长的社会地位做了论述，颇有新意。
社会生活：吴海涛（安徽阜阳师范学院）注意到自然灾害对社会生活造成的重要影响，指出元代黄河水患造成皖北地区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秘密宗教的流行（《元代河患与皖北社会》）。周萍萍（南京晓庄学院）利用来华外国人的记载，讨论了元代的酒文化（《蒙元时期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饮料——酒》）。内蒙古师范大学的王风雷研究了元朝政府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元代野生动物保护法再探》）。
婚姻与妇女问题是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王晓清（武汉电视台）的《元代赘婿婚制述论》讨论了元代比较常见的赘婿婚制，对出舍女婿、养老女婿等类别进行了研究。马彩霞（河北师范大学）论述了元代和尚娶妻的现象，从教义、物质生活等方面分析了原因（《试论元代和尚娶妻现象普遍的原因》）。谭晓玲（首都博物馆）的《元代列女人数之分析》指出《元史列女传》中列女数量的提升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修史者的观念、元代的社会变乱和妇女的从众心理等等。
二 元代文化史研究
通贯的文化问题：陈高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元代出版史略论》中指出元代的书籍出版比较自由，没有严格的管制。蒙古国时期的编修所、经籍所不是元代出版事业的开端。该文对《元史艺文志》、《元史艺文志辑本》的优缺点做了评论。白翠琴、杜倩萍（中国社会科学院）从蒙古习俗与汉地传统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了元朝的皇家建筑，讨论了藏传佛教、中亚和西亚文化对元朝居住文化的影响（《论蒙古统治者居住理念的演变及元朝建筑特点》）。杨硌堂（南开大学）提出对于元代文人绘画中体现的“士气”不应仅从“书法入画”的技术范畴来理解，而要从画家心理层面的精神追求来把握（《元代文人画士气精神论略》）。
儒学与士人的研究：王建军（华南师范大学）的《教育与政治：元朝国子监创办之争》分析了至元前期设置国子监的经过，指出汉族官僚集团坚持设置国子监是为了坚守汉法文治的政治方向。沈仁国（江苏教育学院）用丰富的史料对元延祐年间的进士做了考证，并对钱大昕《元进士考》的性质做了新的说明（《元延祐进士再探》）。元代儒士是儒学的积极传播者，周鑫（南开大学）以抚州儒士为主，分析了仁孝思想得以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原因（《出处进退必有道——宋元之际抚州儒士研究》）。士人中的“隐士”引起了学界较多关注，本次会议有两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许佳君（河海大学）《元朝前期北方的汉族隐士》、申万里（武汉大学）《元代江南隐士考述》分别研究了元代北方、南方的隐士问题。申万里从隐士特征、谋生手段、心态、社会活动、社会地位等方面对江南隐士做了深入研究。高荣盛（南京大学）则注意到元代士人积极入世的方面，他通过对元代“游士”北上自荐，求取功名的分析，揭示了元代文化史另一个复杂侧面（《元代“游士”论》）。张斐怡（清华大学台湾新竹）从《录鬼薄》、《青楼集》入手，论述了元杂剧的创作群体和消费群体，分析了元代士人的生活状态和创作活动（《创作与消费——元代杂剧文化中的士人生活》）。
部分会议论文研究了元代儒学的重要人物。刘晓（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金遗民张本事迹考》考证了金末儒士张本的生平和寄予遗民思想的作品。张帆（北京大学）从刘因《退斋记》入手，考证了刘因对许衡的抨击确为事实，指出两人思想上的深刻矛盾可以从人生经历、性格、思想和政治背景等方面找到原因（《〈退斋记〉与许衡、刘因的出处进退——元代儒士境遇心态之一斑》）。王梅堂（国家图书馆）通过对赵孟頫与西域籍大臣的文化交往探索了当时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交流（《元人赵孟頫与朝中西域籍大臣》）。
元代宗教：宗教史的研究是本次会议的热点之一。在佛教方面，陈育宁、汤晓芳（？）研究了蒙古统一战争前后西夏的藏传佛教（《13世纪蒙古统一战争与藏传佛教》）。乙坂智子（日本横滨市立大学）的《西藏佛教与元代汉族社会》也对元代藏传佛教进行了研究，重点分析了杨琏真加掘毁宋朝帝陵的事件及其对汉人的影响。马明达（暨南大学）从诗文、佛道关系等方面研究了元初少林寺长老性英（《金末元初的少林寺长老性英粹中》）。王頲（暨南大学）的《清凉着奇——五台山与元代的佛教崇奉》以五台山为中心，论述了五台山在元代宗教活动和生活生活中的影响。
在伊斯兰教方面，姚大力（复旦大学）对元代泉州清净寺碑碑文做了比勘和复原（《元代泉州清净寺碑的文本复原》）。杨晓春（南京大学）指出河北定州清真寺的所谓元碑《重建礼拜寺记》实际上是明人所作，时间下限是正德十六年（《河北定州清真寺所谓元碑〈重建礼拜寺记〉为明人所作再考》）。马娟（南开大学）用三通元代清真寺石刻资料对当时的伊斯兰教信仰、经典翻译、文化认同做了分析（《试析元代汉人对伊斯兰教的“解读”——以清真寺碑刻资料为例》）。刘迎胜（南京大学）从元代回回人的称谓、分类、语言文字、谋生手段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元代回回人的文化面貌和社会适应能力（《有关元代回回人语言问题》）。
在道教方面，樱井智美（日本明治大学）用石刻资料研究了上都的早期建设和北方道教中正一教的地位问题（《〈创建开平府祭告济渎记〉考释》）。在基督教方面，佟洵（北京联合大学）研究了元代景教的传播与消亡（《也里可温在蒙元帝国的再次传入以及消亡原因初探》）。
元代科技技术：刘秋果（河北邢台郭守敬纪念馆）通过对元代历法的研究，肯定了王徇对元代科学的贡献（《浅谈王徇对元代科技文化发展的贡献》）。韩志远（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元人邹铉的著作为主，论述了汉族养生保健科学的发展（《邹铉及〈寿亲养老新书〉》）。陈广恩（暨南大学）以泾渠为主，研究了元代的水利建设和相关社会问题（《〈长安志图〉与元代泾渠水利建设》）。尚刚（清华大学）的《蒙元织锦》分别研究了汉地蜀锦和自西域传来的撒答剌欺的织造及匠作机构。杨玲（南开大学）运用大量实物资料研究了元代一种特殊的服装“辫线袄”（《元代的辫线袄》）。
三 元世祖忽必烈研究
陈学霖（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对《元史》中的忽必烈形象进行了分析，并与历史文献中的唐太宗、金世宗进行了对比（《忽必烈汗的“皇帝”塑形及评价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舒振邦和河北师范大学的陈志英分别研究了忽必烈中统至元初期的统治政策（《元世祖忽必烈与中统至元之初治》、《元世祖朝转运司沿革及其职能衰落原因考》）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卢明辉和北京联合大学朱耀廷分别从个案分析和宏观视角研究了忽必烈时期的文化取向（《浅谈元世祖忽必烈与帝师八思巴》、《征服与被征服——从忽必烈“治天下”的制度措施看军事政府与经济文化征服的关系》）。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李迪、河北邢台郭守敬纪念馆的胡考尚、谢剑荣研究了忽必烈时期的科学技术状况（《论忽必烈的科技政策》、《从郭守敬的伟大看忽必烈的英明》）。杨德华、石坚军（云南师范大学）以云南行省为例，分析了忽必烈对边远民族地区的政策（《忽必烈与云南行省》）。
郭万平（南京大学）介绍了日本学术界关于忽必烈时期元朝入侵日本的研究情况（《日本的“蒙古袭来”研究》）。中岛乐章、四日市康博（日本早稻田大学）利用日本海出土的元军战船遗物分析进攻日本的元军构成及装备情况（《元朝新附军与海外经略》）。向正树（日本大阪大学）的《忽必烈时代的朝贡与元朝的南海信息》研究了忽必烈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广泛的物质文化交流。
四 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一直是元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在政治制度方面，洪金富（中央研究院台湾台北）对元朝皇帝的蒙古语称号究竟是死后的庙号还是生前的尊号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元朝皇帝的蒙古语称号问题》）。舩田善之（日本东京大学）利用石刻资料，研究了元代圣旨的翻译和传递过程（《灵岩寺执照碑碑阳所刻公牍之价值》）。李治安（南开大学）的《元代的官吏贪赃》从蒙汉二元的官僚体制和蒙古旧俗等方面研究了元代官吏的贪赃现象、惩贪政策和有关政策失败的社会原因。屈文军（暨南大学）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元朝君臣关系的特点及其对中国整体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论元代君臣关系的主奴化》）。王敬松（广播电视出版社）研究了元朝频繁出现的大赦和有关原因（《浅谈元代的赦》）。党宝海（北京大学）的《论元朝的站户制度及其性质》通过对站户制度各层面的分析，指出其制度根源是蒙元时期汗权的强大与主奴关系的泛化。特木勒（南京大学）利用明朝和高丽文献，研究了高丽与北元、明朝错综复杂的关系（《高丽在北元明朝之间》）。
在重要的政治人物和家族的研究方面，张金铣（安徽大学）考证了泰定帝的生年与排行（《元泰定帝生年及其他》）。王献军（海南师范学院）的《元文宗图帖睦尔出居南海考》考订了元文宗出居南海的时间、年龄、原因、侍从人员、历史影响等。王晓欣（南开大学）考证了海都之父合失的“太子”身份问题，并对海都政治影响力的来源提出了新的说明（《合失身份问题再考》）。内蒙古大学的瞿大风研究了元代山西蒙古诸王的封地、待遇和社会影响（《有元一带山西地区的蒙古诸王》）。内蒙古师范大学贺咏梅对以木华黎家族为代表的札剌亦儿部的政治地位进行了探讨，分析了不同入世途径对蒙古人的影响（《札剌亦儿部勋臣世胄的仕进情况及其与蒙元政治的关系》）。赵文坦（山东大学）的《大蒙古国时期的顺天张氏》研究了张柔家族在当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事务中发挥的影响。张国旺（南开大学）利用新出墓志对真定史氏的姻亲家族崔氏进行了研究（《元代真定崔氏家族及其与史氏相关的两个问题》）。
在行政区划的研究方面，薛磊（南开大学）、杜立典（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分别就东北地区和福建台湾地区的政区建置进行了探讨（《元代的开元路和水达达路》、《再论澎湖巡检司与台湾岛的关系》）。赵琦（南京大学）对《元史》中的“朵怜赤”、“大千户部”、“野马川”等名词进行了考证（《释〈元史〉中的几个与蒙古相关的名词》）。内蒙古大学薄音湖对包头市明隆庆四年美岱召泰和门汉文石刻中的人名、称号、国名做了详细的考释（《关于美岱召泰和门石刻》）。
由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首都师范大学美学所、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前沿》编辑部主办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暨《文学前沿》创刊座谈会,于1999年12月18日在京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40余人,就西方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历史、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及90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评价、文化研究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以及市民社会、知识分子角色等学术界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一、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特征与概况。王逢振认为:所谓文化研究,最好理解为一种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特殊途径,而不是属于少数人的或专门化的领域。文化是不同群体或民族---国家的象征行为的空间,文化研究必须考虑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各群体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张力,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孤立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从事文化研究应强调当前所在的语境,要从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及文化关系来考虑问题,必须关注社会文本与国际化的大背景。王宁认为:所谓"文化研究"在我们今天的理论讨论中并非其传统意上对精英文化的研究,而是特指当今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的一种反精英意识的文化理论思潮和研究方法。文化研究有着鲜明的反建制和反理论倾向,并有着跨学科研究的特色。文化研究至今仍是一门界定含糊的准学科批评话语,它虽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但是它的政治性并不能达到对文学艺术现象的美学批评和分析。但作为一门正在形成中的准学科,文化研究的这些局限已经得到一些著名学者和理论家的重视,他们中的一些有着良好文学修养和理论功力的人正试图把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使之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语境下得到观照。金元浦认为:文化研究在西方被作为一个准学科,有具体所指,包括文化诗学、文化批评还有文化唯物主义,等等。这种新理论的特点首先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超越。在本世纪西方理论界,文本中心主义与形式研究盛行了相当长的时期,作为对此的一种反驳、改造和容纳,文化研究应运而生。但是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对20世纪文本中心的反驳,另一方面又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成果进行保留、改造后的新理论。同时它也是对学术中心主义的改造与超越。西方长期以来学术化、专门化的发展方向在90年代走向文化研究时,实际上已从学术中心主义转向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罗钢认为:文化研究主要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批评运动。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接触到的有关文化研究方面的东西是很少的,一些研究范本我们都没有接触到。因此,应该对从伯明翰当代文化中心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自身的文化研究。西方文化研究始终贯彻着关怀政治的立场,这是从伯明翰开始的文化研究一直都有的倾向。中国的文化研究在吸取西方的经验时,能不能吸收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吴琼认为:文化研究应该是指一种方法的运作，是一种"症状分析"。它的核心是运用这种"症候分析"方法动手去解构权力。这种对于权力的解构必须结合文化研究的本土性,而所谓本土性就是指我们所处的现实,它实际上是立场问题。我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什么?症状分析最后归结到权力问题。有权力的地方也必然存在解构权力的权力。在一个充满建制的社会,我们都处于无权者的地位,但我们也有一个出路,那就是解构权力。文化研究方法的运作就是要揭示权力背后潜在的建制化的层面,就是解构权力。
二、关于如何评价中国90年代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以及它与西方文化研究的关系。陶东风认为:90年代中国的文化批评,但说到底是当今中国本土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也应当在自己的语境中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与研究方法。西方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批判话语,产生于西方的语境中,它的主流具有强烈的反思与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倾向;而在中国,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我们不能原样照搬。中西方文化背景既有相似也有错位,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我们建构自己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意义与难度同样巨大。一种特定语境中的批判理论在另一个语境中未必依然具有批判性,一种文化批判理论是否具有批判性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正确把握并正视具体环境中的具体的权力关系。温儒敏认为:文化研究这几年兴起有其必然性,值得我们关注、提倡。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势在必行。文化研究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视野,拓宽了我们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它要我们从事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从关注所谓"精英"、关注知识分子本身,转向关注民间日常生活的一些现象,这是值得提倡的。但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或学科分支,应有自己的目标、理路、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近几年的文化研究有一个泛化的问题,有的文化研究文章写得太空、太泛,连基本的概念、理路、学科规范都没弄清。在研究的目标、方法不是十分确定,而且研究的论题又搞得很大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学术论文质量下降的问题。温儒敏先生的观点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兴趣。黄卓越认为:应区别"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批评还属于泛泛而谈,文化研究则要具体落实。文化批评应该建立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在文化研究方面,我们应该参照西方发展得较好的学术经验,进入到一种实证主义的研究中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我们的文化批评。我们要了解大量的大众文化的产品,不仅阅读经典文本,还要进入大众文化的制作领域、市民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调查,这样的文化批评才能论之有据,才不至于泛泛而谈。盛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也对于现在有些人一窝蜂地追赶"文化研究"表示担忧。他认为:今天在这里讨论"文化研究"的转向,好像人家人人都在搞文化研究。从事介绍国外文化状况的学者,往往会把事情说成一股风,好像人家都在做同一件事。回顾80年论热以来我们对外界状况的介绍,就严重存在着这样一种一窝蜂扎堆的现象。现在有人告诉我们,搞"文化研究"已是大势所趋,其实也未见得。他同时指出:在目前的文化交流中,我们很有必要检讨一下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文化主体的。孟繁华与童庆炳等则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中国90年代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出现的必然性与正面意义。孟繁华指出:90年代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老是说没有读到一些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其实不是的。有很多具体的扎实的文化研究的文章。文化研究就是一个跨学科学的、反学科的、反机制的、反经典文本研究的,它给我们带来了宽广的视野。不能再用精英的立场、规范化的、中正性的对学科的要求来面对文化研究的现象。童庆炳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界搞文化研究不能一味地照搬西方文化理论,而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90年代中国的文化研究的突显,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是对于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的回应。文化研究的落脚点是社会政治问题。9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过几年发展以后,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时,文学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是很自然的,文学研究采取一种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视角也是自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是对时代说话,理论并不局限于解释作品,它是可以接过文学作品里面的许多问题,对"社会文本"说话。这种批评仍然是一种文学批评,是文学的文化批评。王德胜指出,今天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或文学研究者大多不再满足于局限在传统文学范围内,而是渴望把自己的身份社会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批评家的主体意识与批评过程本身都发生了改变,现在不从文学文本出发,而从社会文本出发,即借文学来说文化问题,或说借文学话语来说文学现象。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及其成果问题。王富仁结合新文学谈了自己想象中的文化批评。他认为,新文学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现在看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是文学革命。中国古代文学与艺术的特征是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分离,它受到传统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压制,停留在个体才能或私人情感单向交流的层面。这样的文学不具有整体的社会性,用现在的话说,不是国民文学,而是知识分子这个特殊阶层的文学。"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把个体人和整体社会结合在一起,感受的是整体的社会,形成了朦胧的、不自觉的公民意识。这样,他们的文学活动就和他们的公民意识紧紧结合起来,在独立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个人与社会沟通的文学。但是这种文学受到两方面的压制。一是大众的功利主义的阅读态度,另一个是政治权力,现代文学就是夹在两者之间。袁济喜谈到了古代文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真正要把古文论研究激活,使它在当挥作用,文化学的解读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不在于具体的范畴与文本,而在于内在的文化精神。现在许多古代文论研究视野比较狭隘,注重具体的作品的欣赏点评,当谈到文化精神价值时就认为是空论。其实文化研究不存在空论,只要言之有据,就能对文化、文学作出回应。陈光炜从最近一二年文化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反应或动向,切入了同样的问题。他举例指出,钱理群、谢冕、洪子诚等教授最近的研究吸收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解决了一些过去很难解决或不被重视的问题。这种研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产生了有意义的影响,扩大了文学研究的空间。过去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文本研究,文化研究使比较纯粹的文学和社会文化制度的关系开始受到了注意。但他同时指出,文化研究渗透到文学研究中,要处理好文化研究与文学性的关系。四、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化领导权以及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许明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概念,就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文化态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葛兰西认识到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理解为只是运用暴力夺取政权,一定要注意在无形的思想文化领域中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承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公共空间,正因为存在这个公共空间,葛兰西才论证到文化空间的领导权问题。文化领导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和官方机构的支配权、统治权,不仅仅存在于政治机构的系统中,也存在于无形的民间生活空间中。不管在什么体制下,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能完全控制这个空间。这种领导权应该是由精英知识分子来掌握。面对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知识分子应肩负起这个历史任务,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显示出对文化历史的深层次思考。文化批评的意义就在于向这个空间渗透我们认为合理的价值体系,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的问题。马相武(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对许明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他承认知识分子没有进入巨大的公共文化空间,知识分子没有起到文化引导的作用。但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与政府主导机构对文化的领导有一个距离,其对文化的介入与领导应该在一个比较高的层面上,而不是直接充当一种政治化的文化角色。知识分子还是要通过自己的专业的工作影响文化、社会、政治,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角色。针对上述争论,傅瑾(中国艺术研究院)则试图通过个案研究来说明:如果精英知识分子掌握公共空间的领导权以后会出现很可怕的结果。他指出,知识分子可以用自己的艺术观和政治观来从事艺术批判,但是一旦他的艺术观成为意识形态,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只有存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公共空间的前提下才是有益的。
教师要做到课前精心备课，精心设计导语内容，要求每堂复习课都要在教师有效指导下进行，杜绝随意性和放任自流现象。例如，在二氧化硫有关知识的复习中，教师可以展示几种红葡萄酒标签，与学生一起研读配料表，引导学生归纳出红葡萄酒中均含有二氧化硫这一成分。用简洁的导语引出掌握二氧化硫性质和用途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后带领学生探究如何检测二氧化硫的存在和含量及葡萄酒中加入二氧化硫的作用。通过这一过程可以复氧化硫的还原性、漂白性、水溶液的酸性等一系列重要性质和用途。
依托教材，梳理知识
枯燥、简单重复的复习方法，很难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效率是低下的。其实，复习是帮助学生系统地整理所学的基础知识，使某些遗忘的知识得以巩固，零碎的知识得以条理化，让学生形成整体的认知结构。在知识梳理过程中要充分运用“概念图制作”这一工具，在教师引导下由学生自己理清各部分知识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概念图，从而巩固所学的基础知识，发展能力。现在许多学校为了不把复习课上成新课的模式有意抛开课本，这样做的好处是学生直观感受上有更多的新意，不容易产生“炒冷饭”的感觉。但这样做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首先是脱离了课本就脱离了原来知识生成的环境，不利于已学知识的再现和重组。其次是学生如果抛开了课本，单记复习用书上列出的知识要点，对于许多学生来说还不能全面掌握概念和规律的应用的内涵和外延，难以应用在复杂的新情境中。复习时一定要重视化学课本的合理利用。对化学教材的再利用，重点是教师自身要能正确理解教材的重难点和知识结构。教师通过设置一些有意义的问题，让学生在问题的驱动下去精读教材收获会比较大。例如，有机合成中官能团知识的复习，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协作探究的合作学习方法进行。为了有利于合作学习的顺利进行，先对授课班级学生进行分组，通常将有不同特长和学业水平的学生分成一个组，即“异质分组”。分组后对各组分别布置如下任务：（1）有机合成中怎样引入卤素原子？（2）有机合成中怎样引入羟基？（3）有机合成中怎样引入双键？（4）有机合成中怎样引入醛基或羰基？（5）从分子中消除官能团的方法有哪些？各小组学生通过阅读课本、讨论后归纳出有关结论，通过课堂汇报并由各小组同学补充完善，形成规律性的知识。
变式训练，精练精讲
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在新情景中的应用，不是仅通过对概念和规律的理解和识记就能达到的，更需要通过适当的训练来内化成个人的能力和技能。例题教学和变式训练是传授知识和巩固知识的关键环节之一。传统的例题教学是教师边讲边板演，学生听讲后提出问题，再由教师答疑。这种方法看似效率高，一堂课中能讲的题目多，但实际上学生由于缺少思维的加工，没有真正参与问题解决过程，依靠机械记忆题型和方法，缺乏亲身的操作体验，学生对所学的知识不但记忆不深刻，而且难以迁移到新情景中应用。选例题时要加强基础，即通过这些题目，加深学生对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的理解、掌握；尽量选用足以暴露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的有关题目，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门训练。例题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审题能力，强化答题规范，尽可能变“讲练结合”为“练讲结合”。教师先布置学生练，在练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巡视发现学生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和典型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讲解过程别关注“审题、构建解题思路”这两个环节，审题不是简单的文本阅读，是对文字、图表信息的提取和有效信息的筛选并找出隐含条件。构建解题思路要注意充分利用题目所给信息，分析清楚逻辑关系。采用思维导图方式呈现解题思路是加深学生理解、帮助学生掌握解题规律的有效方法。首先，引导学生认真审题，在此基础上由学生依据他们自己的理解，分别画出本题的思维导图。教师从中抽取几幅有代表性的作品，由其作者介绍思路，其余学生帮助修改、完善。通过这种方式有利于学生间分享解题思路，也有利于教师了解学生的解题误区，这对复杂问题的教学特别有效。另外，在习题教学中也要提醒学生注意答题的规范性，减少失误。在可能的情况下，例题的讲解尽量由学生来完成。在实际教学中经常听到有学生说考试时太粗心，不能考出自己的实际水平。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平时的训练方式和训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直接相关。在复习教学中，要重视课堂上的师生互动，概念、原理会越辩越明，通过训练尽可能形成规范的解题思路和方法。一些重点和难点问题可通过设置一些典型习题，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提高已学知识在复杂情景下的应用能力。课后练习的编制一定要做到精心选题，高三学生的课业负担重、时间紧，只有精心选题才能提高复习课的效益，化学复习不能以加重学生学业负担为代价。规模较大的学校应充分发挥备课组的作用，编制符合本校学生实际情况的练习，外来的复习用书只能作为参考，要合理地对复习用书的内容，特别是书后习题进行筛选，使精练的结果能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变式训练对于基础薄弱的学生特别有效，帮助学生不断搜集整理典型题目和解题方法总结。在精练和精心批改后进行的有针对性的精讲，对于一些重点、难点问题可适当进行“错题变式重做”，实践证明这样的复习效果很好。另外，习题训练时也要注意提高学生的解题速度，“限时训练”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给学生的练习尽可能在教师督促下限时完成。限时训练由于任务具体而且明确，能提高学生的注意水平，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长期坚持下去能有效帮助学生合理分配解题时间，提高考试时的正确率。
关于“转型期”大众文化的沉思
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及其活动的广泛展开，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当前中国人的日常审美取向及审美意识。潘知常代表认为，从美学的角度看，当代大众文化的出现，意味着从时间角度对传统美学的解构；当代大众文化在美学上的特点，是提出了一个虽不完善但值得反省的命题：“审美与生活的同一”，这与传统美学所固执的命题：“审美对于生活的超越”显然对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当代大众文化看到了传统美学的根本缺憾。
陈炎代表指出，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变革不仅在经济上给大众带来了更多的实际利益和发展空间，而且在精神上为其带来了更多的自信心和创造空间。此间所形成的以感官享受、现实利益和初级关怀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无论对于国家的以群体、客体、秩序为要义的观念体系，还是对于知识分子以个体、主体、自由为旨归的价值标准都有一定的消解作用。其历史意义在于：1．缓和国家与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由于长期的二元结构所形成的紧张关系；2．在客观上实现了中国城市社会观念体系的多元化；3．在结构上有利于中国社会在现阶段的稳定性。傅瑾代表通过对中国戏曲盛衰的历史性审视，而认识和评价大众文化的意义，认为中国戏曲的生存与发展，一直主要受着大众审美观念的支配；何时民众没有话语的权力，何时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众艺术，大众艺术就必然衰亡，中国戏曲的盛衰是一个突出的样本。
袁济喜代表认为，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实际状况可谓忧喜参半。有些状况令人担忧，表现为意义的丧失、感官文化的泛滥，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与传统审美文化的断裂。中国传统美学以政教为中心，审美境界以“天人合一”为中心，尽管宋元以来出现了商业化大众文艺，但一直被裹挟在封建体制之内。可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审美文化的断裂在转型期则显得十分突出。因此，弥补大众文化中的真空地带，建立健康的大众审美文化机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
关于“美学话语系统”的考察与界定
在关于美学话语系统的讨论中，与会者尤为关注的是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中的美学话语问题。姚文放代表指出，当代美学话语系统应将自己的话语中心落在建立人文精神之上。美学的人文精神在本质上是形而上的、理性化的，带有很强的理想色彩——常表现为一种人文理想。这种人文理想主要是通过提供一种价值体系以凝聚整个社会的精神结构，使之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之上，使人们的社会行为取一种健全、合理、向上的趋势，进而有效地达到一定的社会目标。张胜冰代表认为，人文精神的重建恰是当代美学话语转换所面临的一个现实性问题。传统美学话语中的人文精神是依据传统哲学的原则建构起来的，强调美学的人生哲学意义和终极关怀作用，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这与当代人所处的文化情境形成较大距离，以致造成当前审美文化中人文精神的失落。美学要重塑当代人的人文信仰，其话语转换中的人文精神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用传统话语系统来演绎今天的现实，而是努力寻求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方的新的对话方式和渠道，在这种对话中找到它们之间相互沟通、接轨的理论的和现实的最佳契合点。
现实文化背景下的文艺状态
关于中国当代文艺的现存状态、进路选择，以及在今天的文化背景下，中国艺术精神何去何从的问题，许多与会者颇为关切。王德胜代表从文化背景的考察切入，认为90年代的中国文艺转型，在特定方面正与市民文化意识的要求不谋而合；在对普通人生的实话实说中，在对平常生活琐事和凡俗情绪的缀拾中，90年代中国文艺成为了一个个满足市民文化意识的叙事文本。这种文艺转型与市民文化意识的认同，其策略表现为：其一，以审美主义的叙事形式来拆解历史的深度模式，并在拒绝“沉重”的过程中追逐生活的轻松、闲适和快意；其二，在渲染市民情调的人际温情中，对人（包括知识分子）进行心理疗治，如《北京人在纽约》、《过年》、《渴望》、《秋菊打官司》等，即不仅投合了普通人对现实生活的温情要求，而且投合了处于“无奈的守望”之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温情幻象。
罗筠筠代表指出，80—90年代普泛的文艺创作心态不是中国艺术精神中的“忘”，而是“入”。无论文学、绘画，还是影视，当代艺术家所追求的是揭露现实、开掘人性、宣泄渴望。正因为此，当代艺术家很少有那种来自心灵与技巧解放的自由感和充实感，也很少有那种“心斋”下“踌躇满志”的审美观照。
朱青君代表认为，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环境的较为宽松，以及文化传媒现代化，为大众提供了参与艺术创造和自娱自乐的诸多便利和可能，大众自身的艺术潜能也可以得到较充分的挖掘。
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任务与出路
尽管本次会议并未事先明确拟定“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任务与出路”这个议题，但在研讨中，与会者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出对此问题的共同关怀和一种明确的共识：当代中国美学研究任重道远，对其出路也需作多方面探索。
有的代表明确指出，当代中国美学的真实而持久的发展，需要美学研究者站在美学学科的前沿位置上，广泛联系当前文化进程来深入考察和探索现实的中国文艺和中国人的审美生活，从而确立美学话语自身的现实功能的价值。
岳介先代表则认为，当前我国的美学研究陷于一种独自咏叹的困境。缘由是大众需要的东西研究者关注的少，而研究者所热衷的东西，许多人并不理解。所以，出路之一就是改变研究思路和侧重点，即，切切实实地关心大众文化的生存和发展，以强化美学的应用而改变自身形象。
论文摘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内地学界对“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历经三十年，在传统文化传播的主体、媒介和内容三个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史料梳理、理论建设和成果的实践应用方面存在不足，未来仍具备较大的拓展空间。
“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尽管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的相关现象早已有所关注，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内地以来，大陆学者才开始尝试以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固有文化传播的历程，历经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传播主体研究方面，大陆学者关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较具特色的文化传播活动，特别是活动者的身份、在何种传播思想的指导下如何进行，造成何种社会影响，试图以此另辟蹊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特点重新评估。
其中，文化传播活动主体的社会身份及其方式研究可谓关注者众，成果也较多，不乏有意义的创见。1988年出版的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堪称内地最早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尝试之一。该书在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例如作者指出不同于西方，作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组织如家族、乡社、职业社团、信仰团体等等通过家教、社祭、乡帮行会的活动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播和维系着传统文化。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成书时间亦较早，作者将目标聚焦于唐代，指出其时的社会信息传播分为官方、民间和士人三个层面，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官方主导文化、大众民间文化和士人经典文化由此形成。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05年出版，对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内核与传播方式进行了深人辨析，例如作者总结传统中国的特色之一即在制度设纳言之官主管审查政令，三礼之官总掌祭祀，典乐之官主管全国教育学术文化，司徒之官负责敦风化俗协调人际关系，“四官”不但负责实际事务，同时都担负着传播文化，在精神上引领民众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出版了数部中国传播史，如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及《中国传播史论》、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王醒的《中国古代传播史》、赫朴宁与陈路等合著的《中国传播史论》，尽管在侧重点上与前几部专著不尽相同，但大多史论结合，不但向读者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现象，还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其中在关于传播者的身份研究方面，多能对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现象加以特别关注，例如李敬一特别指出，中国社会向来重史，史官制度完备，史官记事对于纪录和传承文化具有特别的意义;王醒亦提醒读者，中国的邮骤官员及其系统自夏商周时代即已有之，作为官方所建立的社会信息系统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传播者如何进行文化传播活动由其传播思想决定。就文化传播而言，先秦阶段的中国文化轴心时代辉煌灿烂，儒、道、法等诸家不但创立了诸多原创性的思想学派，亦注重强调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传播出去，或游说或著书或官方化或转向民间，于无形中开创了中国传播思想之源因而探讨这一方面的文章数量较多，较早的如陈力丹的《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既是对前一时期吴予敏专著内容的回应，还指出孔子思想本身即是为己存在的社会毛序赋予了合理的灵魂，使强硬的权力关系转化成自上而下合伦理顺从，即伦理权力化，中国传统社会以政治权力为核亡的结构由此而起。其它对诸子传播观的专门研究也比较多例如余晓莉认为不能简单地把道家思想理解为“愚民”，道家之“无为”是针对需索无度的统治者提出的，事实上道易提倡“爱民治国”，也从未放弃以言载道的努力，只是他们弘调语言的暖昧和模糊性，提出“行不言之教”，提醒人们非言传播的重要性，谢清果则集中探讨道家语言传播的才真意向和求美旨趣。张翅、刘亚玲仁川关于法家传播思范的评估亦有一定交集，只不过角度有所不同，张翅总结更多地关注法家自身的特点，指出法家重视“法”的大力传播和普及，而对其它文化传播活动主张实行极端的控制政策，刘亚玲则认为儒家和法家看似水火不容，但在传播思想上却有札似之处，比如都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及高明的传播技巧。200年金冠军和戴元光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推思想史》古代和近代传播思想共三卷(现当代部分为一卷)体大虑周，以时代为背景勾画出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
(二)传播媒介研究方面，学界查考中国文化传播活动中不同的媒介所起的作用，怎样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媒介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据此，相关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关注承载文化信息的各种传统符号形式:例如1990年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一一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即以相当篇幅论及中国传统的文字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认为西方的字母文字纯粹是声音符号，而汉字取象为主、声形相拼，乃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因此具有超强的保存与整合文化信息的能力，几千年来汉字一脉相承从未中绝，不论任何地域而文字一直保持了同一性，造就了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但文化始终完整统一的局面。2.区分传承传统文化的各种物质载体: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孙旭培、王怡红、阂大洪等在学者合作的《华夏传播论》，中全面总结了从声音到服饰、建筑等多种作为主要的传统文化载体的物质形式，例如王怡红指出中国古代的官式建筑以作为专制权力象征为己任，扮演着传播皇权至上意识形态观念的角色，古代民居的布局、朝向等特征则可以视为伦理秩序观念的具体表现。毕跃辉《论文献载体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古代文献为研究对象，指出文献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以文献的物质载体论中国古代常见的种类有甲骨、金石、简犊、嫌帛和纸，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不同情况，甲骨和金石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后一直是最主要的文献载体，简犊的使用时间介于前者至公元5世纪，缴帛则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而纸张自公元1世纪至今仍是文献保存和传播的最佳介质。事实上作为最早使用纸质文献的古老文明之一，纸质文献对于中国社会意义重大，而中国古代的纸质文献种类与作用亦各不相同。于翠玲的《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以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特征和它存在的意义，并深人社会背景，考察不同时代和种类的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所造成的影响，亦有学者探讨时事传播的纸质载体一一邸报，较早的文章包括尹韵公的系列论文《南宋都城临安的“卖朝报”与“消息子”及其他》和《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徐枫的《宋代对出版传播的管理和控制》等。3.总结文化信息传递所依赖的媒介技术: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李敬一在《中国传播史论》辟专章探讨活字印刷、蔡侯纸的发明在传播技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基于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纸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在世界传播史上都是无可置疑的重大事件。王醒亦详列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的历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于毕异外尚有木活字、泥活字等技术出现，指出活字印刷的意义在于信息的批量生产而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已经部分做到，但由于社会条件所限中国古代的印刷事业一直停滞不前。
(三)内容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不同领域传播活动的内容为主，尤其是那些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充分、独具特色的领域，总体说来，内地学界对政治传播、文学传播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较为充分的领域着力较多。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即已经开始，直是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吴子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领 域的传播事关君主专制政体如何运作，其中内容不外乎君临之术和臣奉之道，他和周月亮均认为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制度结构具有对于政治信息和社会舆论超强的控制能力。后来的研究者更进一步细化了对此课题的研究，例如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专门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君臣之间的讽谏传播，从讽谏传播的主体、传播手段、方式和内容进行了专门考证;陈谦的《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政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观为例》则认为在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向来是政权兴衰系于君主一人、君尊臣卑和严格控制信息传播使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观的基本表述。李晓瑞的《政治谣谚: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则发掘了历来多被视为民间文学的谣谚，指出政治谣谚具有严肃的政治内容，是民间心态和意愿的非正式表现，是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
在文学传播的研究方面，虽然过去对某一种文学题材的流变史研究在古代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早已有之，但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相当一批具有文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尝试使用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人了传播研究的领域，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文学传播学”王兆鹏0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即已实践了这种设想。目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分析于文本之外的促使文学作品流行的要素，例如白贵的(略论诗话传诗中的“意见领袖”现象》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传媒不发达的条件下，诗歌作品的流传范围有限，诗话作者作为评介者对于诗歌的品评往往就左右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陈大康的《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指出人们过去往往忽略了在古代通俗小说的流传中，书商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宋莉华的《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认为古代小说特殊的包装形式—插图、评点，对于增加读者兴趣宣传通俗小说有着很好的效果;郭浩帆《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刘永文(晚清报刊小说的传播与发展》等则指出晚清大众传媒的出现才引发了近代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现当代文学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也渐渐多了起来，这种研究集中于传统文化对于今人的影响，例如樊星的《在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探索》即试图寻找当代中国作家身上的传统文化之根。
总体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传播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得到了共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传播模式和特点，并深深地影响了自古及今的中国社会。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毕竟刚刚起步，总体而言还存在着相当的不足。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量，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尚未完善，在以下三个方面尤有缺憾:
1.文化传播史的史料梳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但中国自古至今的文化传播史料方面仍存在着相当多的空白点。尽管以往其它学科对纵向的千年文化传承史和横向的文化交流史(即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也有所关注，但是从传播学角度进行“传播”本体的考察，势必产生新的发现。
论文摘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内地学界对“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历经三十年，在传统文化传播的主体、媒介和内容三个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史料梳理、理论建设和成果的实践应用方面存在不足，未来仍具备较大的拓展空间。
“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尽管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的相关现象早已有所关注，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内地以来，大陆学者才开始尝试以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固有文化传播的历程，历经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传播主体研究方面，大陆学者关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较具特色的文化传播活动，特别是活动者的身份、在何种传播思想的指导下如何进行，造成何种社会影响，试图以此另辟蹊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特点重新评估。
其中，文化传播活动主体的社会身份及其方式研究可谓关注者众，成果也较多，不乏有意义的创见。1988年出版的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堪称内地最早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尝试之一。该书在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例如作者指出不同于西方，作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组织如家族、乡社、职业社团、信仰团体等等通过家教、社祭、乡帮行会的活动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播和维系着传统文化。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成书时间亦较早，作者将目标聚焦于唐代，指出其时的社会信息传播分为官方、民间和士人三个层面，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官方主导文化、大众民间文化和士人经典文化由此形成。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05年出版，对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内核与传播方式进行了深人辨析，例如作者总结传统中国的特色之一即在制度中特设纳言之官主管审查政令，三礼之官总掌祭祀，典乐之官主管全国教育学术文化，司徒之官负责敦风化俗协调人际关系，“四官”不但负责实际事务，同时都担负着传播文化，在精神上引领民众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出版了数部中国传播史，如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及《中国传播史论》、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王醒的《中国古代传播史》、赫朴宁与陈路等合著的《中国传播史论》，尽管在侧重点上与前几部专著不尽相同，但大多史论结合，不但向读者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现象，还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其中在关于传播者的身份研究方面，多能对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现象加以特别关注，例如李敬一特别指出，中国社会向来重史，史官制度完备，史官记事对于纪录和传承文化具有特别的意义;王醒亦提醒读者，中国的邮骤官员及其系统自夏商周时代即已有之，作为官方所建立的社会信息系统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传播者如何进行文化传播活动由其传播思想决定。就文化传播而言，先秦阶段的中国文化轴心时代辉煌灿烂，儒、道、法等诸家不但创立了诸多原创性的思想学派，亦注重强调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传播出去，或游说或著书或官方化或转向民间，于无形中开创了中国传播思想之源因而探讨这一方面的文章数量较多，较早的如陈力丹的《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既是对前一时期吴予敏专著内容的回应，还指出孔子思想本身即是为己存在的社会毛序赋予了合理的灵魂，使强硬的权力关系转化成自上而下合伦理顺从，即伦理权力化，中国传统社会以政治权力为核亡的结构由此而起。其它对诸子传播观的专门研究也比较多例如余晓莉认为不能简单地把道家思想理解为“愚民”，道家之“无为”是针对需索无度的统治者提出的，事实上道易提倡“爱民治国”，也从未放弃以言载道的努力，只是他们弘调语言的暖昧和模糊性，提出“行不言之教”，提醒人们非言传播的重要性，谢清果则集中探讨道家语言传播的才真意向和求美旨趣。张翅、刘亚玲仁川关于法家传播思范的评估亦有一定交集，只不过角度有所不同，张翅总结更多地关注法家自身的特点，指出法家重视“法”的大力传播和普及，而对其它文化传播活动主张实行极端的控制政策，刘亚玲则认为儒家和法家看似水火不容，但在传播思想上却有札似之处，比如都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及高明的传播技巧。200年金冠军和戴元光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推思想史》古代和近代传播思想共三卷(现当代部分为一卷)体大虑周，以时代为背景勾画出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
(二)传播媒介研究方面，学界查考中国文化传播活动中不同的媒介所起的作用，怎样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媒介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据此，相关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关注承载文化信息的各种传统符号形式:例如1990年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一一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即以相当篇幅论及中国传统的文字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认为西方的字母文字纯粹是声音符号，而汉字取象为主、声形相拼，乃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因此具有超强的保存与整合文化信息的能力，几千年来汉字一脉相承从未中绝，不论任何地域而文字一直保持了同一性，造就了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但文化始终完整统一的局面。2.区分传承传统文化的各种物质载体: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孙旭培、王怡红、阂大洪等在两岸三地学者合作的《华夏传播论》，中全面总结了从声音到服饰、建筑等多种作为主要的传统文化载体的物质形式，例如王怡红指出中国古代的官式建筑以作为专制权力象征为己任，扮演着传播皇权至上意识形态观念的角色，古代民居的布局、朝向等特征则可以视为伦理秩序观念的具体表现。毕跃辉《论文献载体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古代文献为研究对象，指出文献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以文献的物质载体论中国古代常见的种类有甲骨、金石、简犊、嫌帛和纸，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不同情况，甲骨和金石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后一直是最主要的文献载体，简犊的使用时间介于前者至公元5世纪，缴帛则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而纸张自公元1世纪至今仍是文献保存和传播的最佳介质。事实上作为最早使用纸质文献的古老文明之一，纸质文献对于中国社会意义重大，而中国古代的纸质文献种类与作用亦各不相同。于翠玲的《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以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特征和它存在的意义，并深人社会背景，考察不同时代和种类的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所造成的影响，亦有学者探讨时事传播的纸质载体一一邸报，较早的文章包括尹韵公的系列论文《南宋都城临安的“卖朝报”与“消息子”及其他》和《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徐枫的《宋代对出版传播的管理和控制》等。3.总结文化信息传递所依赖的媒介技术: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李敬一在《中国传播史论》辟专章探讨活字印刷、蔡侯纸的发明在传播技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基于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纸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在世界传播史上都是无可置疑的重大事件。王醒亦详列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的历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于毕异外尚有木活字、泥活字等技术出现，指出活字印刷的意义在于信息的批量生产而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已经部分做到，但由于社会条件所限中国古代的印刷事业一直停滞不前。
(三)内容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不同领域传播活动的内容为主，尤其是那些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充分、独具特色的领域，总体说来，内地学界对政治传播、文学传播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较为充分的领域着力较多。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即已经开始，直是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吴子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领 域的传播事关君主专制政体如何运作，其中内容不外乎君临之术和臣奉之道，他和周月亮均认为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制度结构具有对于政治信息和社会舆论超强的控制能力。后来的研究者更进一步细化了对此课题的研究，例如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专门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君臣之间的讽谏传播，从讽谏传播的主体、传播手段、方式和内容进行了专门考证;陈谦的《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政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观为例》则认为在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向来是政权兴衰系于君主一人、君尊臣卑和严格控制信息传播使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观的基本表述。李晓瑞的《政治谣谚: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则发掘了历来多被视为民间文学的谣谚，指出政治谣谚具有严肃的政治内容，是民间心态和意愿的非正式表现，是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
在文学传播的研究方面，虽然过去对某一种文学题材的流变史研究在古代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早已有之，但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相当一批具有文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尝试使用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人了传播研究的领域，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文学传播学”王兆鹏0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即已实践了这种设想。目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分析于文本之外的促使文学作品流行的要素，例如白贵的(略论诗话传诗中的“意见领袖”现象》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传媒不发达的条件下，诗歌作品的流传范围有限，诗话作者作为评介者对于诗歌的品评往往就左右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陈大康的《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指出人们过去往往忽略了在古代通俗小说的流传中，书商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宋莉华的《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认为古代小说特殊的包装形式—插图、评点，对于增加读者兴趣宣传通俗小说有着很好的效果;郭浩帆《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刘永文(晚清报刊小说的传播与发展》等则指出晚清大众传媒的出现才引发了近代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现当代文学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也渐渐多了起来，这种研究集中于传统文化对于今人的影响，例如樊星的《在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探索》即试图寻找当代中国作家身上的传统文化之根。
总体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传播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得到了共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传播模式和特点，并深深地影响了自古及今的中国社会。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毕竟刚刚起步，总体而言还存在着相当的不足。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量，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尚未完善，在以下三个方面尤有缺憾:
1.文化传播史的史料梳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但中国自古至今的文化传播史料方面仍存在着相当多的空白点。尽管以往其它学科对纵向的千年文化传承史和横向的文化交流史(即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也有所关注，但是从传播学角度进行“传播”本体的考察，势必产生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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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共品的文献综述
1文献的概念及其分类
文献是通过载体记录的知识，载体是文字语言附着物，是物质形态。从古至今，载体有竹简、纸张、磁带、磁盘、光盘等。科技文献是记录、保存、交流和传播科学知识和思想的一切著作的总称。其分类包括：①一次文献即原始文献。②二次文献。在一次文献基础上加工而成，常称为“检索工具”，如目录、索引、摘要等。③三次文献。通过检索工具（二次文献）收集原始资料（一次文献），加工整理成的综合性文献资料，如综述、述评、年评、指南等。④零次文献。
未成文的口头传递的信息，或手稿之类的资料，即还没有传播载体。
从上可以看出，综述既不同于原始论文，不属一次文献，也不是论文的摘要、索引或书目，不属二次文献，而是一次文献高度浓缩的产物，是把多篇相关文献综合加工而写成的三次文献。因此，综述包容的信息量大、反映学术动态快，是获取信息、促进科研、指导实际工作的有效途径。
2文献综述的特点
综述包括现状综述——成就性综述、回顾性综述——动态性综述和专题争鸣性综述三种。其特点如下：①资料来源是拿别人的文章做自己的文章。②研究对象是文献资料，不是人或动物。③内容涉及面广，信息浓缩、精炼。④叙述性的表现手法，以事实为基础，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评论。⑤引文多，有很强的参考性。
3撰写文献综述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信息时代的特点如文献数量多、增长快，内容分散，重复交叉，语种增加，知识老化加速，质量下降，时滞严重等，呼唤着护理综述文章的出现，使其显得非常必要。此外，综述是知识再创造的研究（科研分为创造知识、修改知识、综合利用知识），写作综述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步骤，是促进护理学科发展、成熟，促进人才成长的重要环节。再则，综述提供回溯检索文献线索等，以上说明文献综述的撰写显得非常重要。
4写作步骤
4.1选题
①选取护理工作中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②选取位于学科前沿，有一定超前性，能反映新成果、新技术、新动向或矛盾焦点的问题。③选取自己熟悉或有一定研究基础的题目。④选题要大小适度。⑤希望在杂志发表的综述，应注意期刊的要求。总之，选题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掌握四个相符：与个人主观条件相符、与自身客观条件相符、与护理进展现实相符、与自己今后的研究方向相符。
4.2收集文献资料
4.2.1对文献数量和质量的要求：①数量要求。>40篇，有人提出初始收集资料最好>100篇。②质量要求。年代分析，文献发表的年代越近越好，近3年最好，至多不超过5年；专业分析，资料来自本专业学术期刊、核心期刊的论著性文章；国别分析，资料来自本课题研究的先进国家、权威机构、有威望的专家；主题分析，引用资料的主题与自己的选题相同或相近。
4.2.2收集方法：①顺查法。顺年查找，由远及近。②逆查法。由近及远，从当前开始，倒查近3年或5年的文献。③追溯法。又称篇后文献检索法，是利用已发表综述后的参考文献进行追溯查找的方法。
4.2.3检索工具：有目录、索引、文摘等类型。①中文工具。《中文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国外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全国报刊索引》（自然科学技术）、《中国医学文摘》和《国外医学》等。②英文工具。美国《医学索引》（IM）、荷兰《医学文摘》（EM）、美国《生物学文摘》（BA）、美国《化学文摘》（CA）等。③联机与光盘。中国生物医学光盘数据库（CBMDISC）、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联机数据库（MEDLINE）等。④网上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数据库、中医药信息检索系统网上数据库等。
4.2.4检索途径：①题名途径（主要按书名、刊名检索）。②著者途径（按作者姓名检索）。③分类途径（按文献所属学科类查）。中国图书分类法规定，“R”是医药卫生，如R4为临床医学，R47为护理学，R248为中医护理学，R5为内科学等。④主题途径（按规范化术语即主题词查）。
4.3整理加工文献
①阅读（浏览、粗读、精读；应确定优先阅读的文献）。②整理、分类、筛选。③综合组织（可按主论点、分论点组织论证材料，确定论证方法，安排层次结构）。④拟定提纲，完成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