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经典论文第1篇

主持人简介：姚文放，男，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议组评审专家、《文学评论》杂志编委。担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等。长期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与教学，发表论著600余万字，出版专著《现代文艺社会学》、《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当代性与文学传统的重建》、《泰州学派美学思想史》、《审美文化学导论》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出版和发表的论著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评述、转载、摘要和复印近300篇次。获教育部“第三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次、“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7次。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项；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

主持人话语：关于“什么是文学经典”的问题，自从19世纪英国两位著名诗人、批评家马修·阿诺德和T.S.艾略特作出定义以后，似乎已成定论，前者认为文学经典就是“最好的东西”，而后者则用“成熟性”、“广涵性”、“普遍性”等特性来界定文学经典。他们都是依据文学本身的特质来确认文学经典，而未曾考虑过还能有别的衡量标准。这一格局到20世纪70年代却被彻底打破了，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人们开始发现，在谁能入典、谁不能入典的问题上体现着文化权力的博弈：以往的文学经典几乎都是出自去世的、白色人种的、欧洲的、男性的作家之手，而活着的、有色人种的、非欧洲的、女性的作家则被一道无形的障壁阻挡在外。显而易见，这一“经典壁垒”是建立在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级歧视、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厚古薄今的偏见之上的，它体现着性别、种族、穷富、地缘等等之间文化权力的较量，带有显著的意识形态意味和政治色彩。由此看来，决定着文学经典的因素并不仅仅在于文学本身，更在于文学外部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政治的力量。

这一案例说明，在固有的理论中往往存在着某种空白、沉默和缺失，它像病人所表现出的“症候”，昭示着体内某种病患，从而读者必须像医生诊断和治疗病患一样，依据这种“症候”去查找和解决这一理论中隐含的问题。阿尔都塞将这种阅读方法称为“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譬如马克思在阅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著作时，发现了他们在“劳动”问题的表述上存在的沉默、缺失和脱漏，导致了对劳动力买卖、剩余价值生产等实质性问题的遮蔽。马克思在查验和诊断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些“症候”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力概念、剩余价值理论等，进而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可见，“症候式阅读”将发现阅读对象的空缺和疏漏作为把握和解决更大问题的契机，恰恰显示了一种理论的生产性和建构性。文化研究兴起以来对于马修·阿诺德和T.S.艾略特等人的传统的文学经典论采取的正是“症候式阅读”，发现了在其背后潜藏着一个被遮蔽的巨大理论空间，围绕文学经典的重建推动了文学批评模式的更新、文学理论观念的深化、文学概念范畴的陶铸和大学教学体系的改革，显示了极强的生产性和建构性。

还值得注意的是，阿尔都塞不仅高度赞赏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所作的“症候式阅读”，而且指出对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也可作如是观，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生产性、建构性地激发对于对象的反思，从而推动进一步的建构、创新、开拓。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对已经颇有时日的“文学经典之争”再作一番“症候式阅读”呢？是否可以从根据文化权力来求解文学经典的流行见解中寻得某种沉默、空缺和脱漏，进而发现更大问题的入口和起点呢？如果说从凭借文学本身的特质转向根据文化权力来确认文学经典显示了一种“向外转”的趋势的话，那么，是否可以从这一趋势对美学、诗学、细读和批评的遮蔽而为文学经典找到向文学的家园“归去来”的路径呢？

社科经典论文第2篇

在高校教育改革的背景下，教育经典在教育改革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文章以教育经典为视点，从教育经典中的教育基本理论对教育改革的影响、教育经典对于人才培养的价值、教育经典对我国课程改革的借鉴作用等方面具体论述教育经典在教育改革中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

教育经典；教育改革；现实价值

教育基本理论来源于教育经典，更来源于教育改革中的经验总结与理性思考，是与时俱进的理论，是教育家开拓创新的前景设想。因此，教育经典起着桥梁作用，其承接古今中外，连接理想与现实。然而，教育改革一直注重国外先进理论的学习与应用，对教育经典的现实价值缺乏深入思考。因此，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应回归教育经典，思考经典的现实价值。

一、教育经典中的教育基本理论对教育改革的影响

教育经典中蕴藏着丰富的教育基本理论，有些可指导教育改革向着良性有序的方向发展，有些却值得深入探讨。例如，对教学过程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这一命题，部分学者并没有拘泥于权威，而是从多学科视角进行探讨，为教育思想注入新鲜活力[1]。因此，对教育经典中的教育基本理论要辩证看待，存批判精神，不要被权威禁锢了思维。真理与谬误之间往往隐藏着许多深层问题，我们应发挥正向功能，抵制悖论。

二、教育经典对于人才培养的价值

以《学会生存》为代表，其引起国际社会和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对世界各国的教育工作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影响当代世界进程的重要文献”“当代教育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学会生存》探讨了教育与人类的命运、民主和科学、就业、学习化社会、技术、国际合作等不同方面之间的密切关系[2]。它全面系统地阐释了教育世界的今天与明天、教育与各个领域之间、教育自身特点等组成的综合报告，有完备的研究，有不同背景的人们批判性思考的结晶，站在独立客观的角度对变化中的教育展开讨论，对主要问题寻求总的答复。而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蒙学教材也蕴含着丰富的教育哲理，教导我们做人道理、处事之道和民族精神，注重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最终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要学习国外教育经典，更要注重对本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另外，要遵循人的客观发展规律，顺应天性的成长轨迹，懂得“物极必反”的道理，使课程改革真正适合学生的成长规律，培养他们成人成才。

三、教育经典对我国课程改革的借鉴作用

21世纪科技、经济与社会全面进步，教育也随之发生改变，科技与教育将同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21世纪教育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教育结构将呈现出新特征，教育内容将焕然一新，教育手段将更加完善[3]。我们应将教育经典中的优秀教育思想充分融入课程改革，做好立德树人的根本工作。首先，利用教育经典的优秀思想加强课程建设。教师要通过学习教育经典，了解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掌握教育的科学方法，做到因材施教、循序渐进，注重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次，利用教育经典，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不能再单纯地说教，而要注重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作用，增加师生互动，做到教学相长，让学生从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通过教师的引导学会学习，勤于思考。再次，运用教育经典，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由于社会对人才更加具有选择性和挑剔性，学校必须摆脱过去单纯注重学生智育发展的理念，加强对教育经典的学习和运用，注重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学习的培养，以及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培养身心健全、具有高尚人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最后，运用教育经典，做好学生的价值引导和人生规划指导。教师应借鉴国外优秀的教育经典，更不要忘记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教育思想。教师需注重对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教育学生具有崇高的家国情怀、高尚的道德风范、博大的仁爱之心和勤勉的乐学思想，关心国家，关爱社会，树立远大的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同时，教育学生做好人生规划，脚踏实地，学会学习，学会生存，更要学会生活，做生活的主人。

四、结语

教育经典与当今社会发展的关系非比寻常，对我国课程改革的价值更是不容忽视。我们要在贯彻党的十精神过程中，逐步完善课程改革的各项目标任务，科学合理地进行规划，克服前进中的挑战与困惑，为建立健全综合协调、充满活力的育人机制打好坚实的基础，为实现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发挥独特优势。面对教育经典，我们也要冷静客观地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课程改革的现实相适应，在传承的基础上开拓创新[4]。

作者：陈晓霞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1]冯文全.教育沉思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80-81.

[2]陆有铨.躁动的百年:20世纪的教育历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社科经典论文第3篇

关键词：新世纪；文学经典；消费语境；经典性

中图分类号：I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7-0007-02

新世纪以来，有关文学经典的研究一直是文学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在现代社会中，当大众文化、网络文化不断扩张，后现代主义文化价值观下的文化批判席卷整个文学领域，消费时代的文化在凭借着视图媒介不断颠覆人们的价值观时，经典文学的解构自然也由此引发不同的声音。当现代化领域中的文学逐渐去政治化，失去文学显学地位而成为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的时候，文学经典化的问题便成为学术界开始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关于文学“经典”内涵的论争

西方学者关于“经典”的论争始于对“经典”概念的界定，学者们从文学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世界的影响性以及时间的筛选等几个方面，来阐释文学经典的概念及内涵。

中国文学界对“经典”有着本地域性的独特见解，黄曼君认为，文学经典应该是原创性文本和独特阐释的结合，其存在形态生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特征，价值定位上必须具备民族语言和思想的象征符号。①同时，文学经典应是特定历史时空与文化语境中思、诗、史相交融的结晶。必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有着“诗性”的内涵，还有着民族的文学特色。②童庆炳认为文学经典“必须经过时间的筛选；是达到艺术极致的作品；是开辟了新的艺术范式的完美之作”③方忠认为应该首先坚守“文学是人学”的原则，将文学作品的审美性、艺术价值还有经典应具有的原创性作为衡量经典作品的标准。④刘晗从“经典”二字字义考究，贯通古今进行纵横比较，得出结论：“文学经典是指那种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经典指是指那种能够超越具体时代的价值观念、美学观念，在价值和美学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普适性的文学文本。”⑤刘象愚对比古今中外、英汉文中“经典”的含义得出结论：“经典’指那些权威的、典范的伟大著作，文学经典的本质特征必须具备内涵的丰富性、实质上的创造性以及时空的跨越性。⑥陈定家在结合中西方学者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之后认为：“真正的文学经典应该是那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超越价值观和美学观之时代局限的优秀文学作品，是那些在历史维度与美学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普适性，富有教义且常读常新的权威性的典范之作。”⑦

众多学者对文学经典的定义在一定范围内达成共识，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学经典既有传统视角，又有现代的革新。基于主体对文学文本认识的不同，对现在文学文本进入经典序列后，关于经典的争论更是不休。时代语境的不同，对经典的定义及内涵的阐释仍会继续，文学经典也在阐释和再阐释的循环中发挥着它不朽的艺术魅力，对其内涵及外延的界定，是对文学经典及经典性问题研究的基础。

二、追问文学经典的建构及生成机制

学术界在对文学经典问题研究的逐渐深入中，逐渐跳出对文学经典本身定义的格局，转向如何建构文学经典，推动文学经典建构的主要因素有哪些等相关问题上等，此类更为深入更具有针对性，更加具体化。

西方文艺界对文学经典的建构有着两种主要观点，即限定于文学作品内部的本质主义经典化理论与限定于外部因素的建构主义经典化理论。国内文学理论界对文学经典建构的内外因素同样重视。孙邵振认为，引入西方理论的价值归宿就是对文学经典作品的改写，使得作为历史流传当中的经典文本重新获得一种时代的生命，这实际内在于文本的一种对经典的确认。⑧童庆炳将文学作品内外因素相结合，具体考察经典建构过程中两者的作用方式，认为文学经典的建构是处于一种不断地建构的过程中，同时提出文学经典建构的六个要素：“（1）文字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⑨朱国华则认为应该从历史的维度辩证地认识经典的准则：“一方面，各种经典的合法化来源都是独特的，我们应该对其进行语境还原；另一方面，在一个个具有连续性的历史长时段中，可能存在着相对稳定的经典化规则。”⑩

此外，也有学者针对文学经典建构的外部因素发表了看法，侧重点不同，观念有着些许不同。刘晗认为推动文本进入经典序列的方式主要有：政治权利的推行、知识精英的遴选和大众舆论的评判等。{11}南帆认为围绕在文学周围强大的社会群体、研究机构、出版社、学生团体、教育部门，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庞大的文学机构，从而形成一整套对文学作品行之有效的选择机制，并逐渐确立各种文学制度。{12}陶东风着眼于文化研究的视野，认为文学经典并不是普遍的艺术价值的体现，而是有着特定时代的文学规范与审美理想，凝聚着文化权利。{13}王宁认为，文学经典的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批评话语、权力机构及其他的一些人为的因素。{14}此外，黄书泉立足当代文化多元化语境，认为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需要从三个维度辩证统一地把握，即充分认识文学史撰写的作用，破除确立文学经典中文学史的话语霸权，从当代社会文学生产和消费的现实关系中确认当代文学经典。{15}注重经典建构内部因素的洪子诚认为：“当代的经典秩序的确立标准，最为要紧的是作品所表达的历史观和政治立场……文学文本在揭示‘历史规律’展示历史发展前景上的典型性和深刻性，是当代经常起作用的经典衡量尺度。”{16}

在笔者看来，文学经典及相关论题是十分重要且关系重大的研究课题，对整个文学自身价值体系的构建、主流意识形态对读者的文学价值观念引导、文学史的编纂和文学教育等都息息相关。当然对文学经典的判断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的，对文学经典内容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不断构建的过程。

三、当代消费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命运

在当前的消费社会下，视觉文化以及媒介文化都以不可挡之势，闯入审美文化的背景中。尽管众多学者对文学经典的超时间性与超历史性都满怀信心，但是当经典面临当下消费时代的语境，图像霸权危及语言的中心地位的现实状况时，对文学经典的命运堪忧。

很多学者就从当下的消费文化语境中探讨文学经典的境遇，分析消费关系对其他社会关系以及文化的影响。吴兴明就从当下消费关系的座架中看文学经典的商业性扩张，他认为文学经典在消费社会不断被广泛的借名、挪用，出现大规模的异质重现，他指出，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在消费社会的命运即是：走向终结。{17}但同样是从消费语境中看待文学经典境遇的赵学勇则相对较为乐观，他认为文学经典所面临的危机源于文学经典和消费关系的语境冲突，调和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则是经典问题消弭的关键所在。同时他进一步提出，要依靠市场手段来调节文学经典在当下消费语境中的接受和传播。{18}

在当下消费社会的现实语境下，有学者认为文学经典的n势不可避免。刘晗认为，当下文化语境中语言和图像之间关系的不平衡，图像文化的异军崛起使得语言中心地位旁落，消费文化思潮使得文学经典呈现出消费化趋势，文学经典存在的根基被消解。{19}也有学者着力分析文学经典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孟繁华认为，20世纪以来作家们参与社会的情感需求，与“宏大叙事”热情所创作小说文体，在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他分析其原因：“现代媒介的发展和多元化和多元文化，特别是与科技手段相关的消费文化的兴起，是文学不断走向式微的原因和条件。”{20}

此后，学者们对文学经典理论话语的拓展与深入、文学经典的命运及古今文学经典承传重构与评估重建等方面做了深入探讨。一些学者基于消费文化语境中对经典表示出担忧，如赵学勇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语境的关系入手，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审视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经典所面临的一系列矛盾。{21}在陈家定看来，文学经典不仅遭遇了市场上的“生存危机”，而且还出现了观念上的“信仰危机”。但机遇与挑战共存，在去经典的潮流中文学也得到了更广范围的传播；新秩序与新经典为重构文学经典提供了更多种可能；激发了文学经典的多种潜在的文化功能。{22}而盖生认为，在当前的消费文化语境下，文学被媒介文化冲击的边缘化反倒是文学非线性进步的表现，指涉当下、提升现实承担社会的经典化文学仍将是社会价值整合元和意义的生产地。所以文学不仅不会终结，还将在新形势下具有重建经典的可能。{23}

经典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最能够体现人类思想精髓，最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当下文学终结的声音不仅在国内出现，许多外国的学者也对“文学终结论”的论断发生论争，赞同与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作为文学作品中主流价值观念的代表，学者们对消费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处境也是忧思与期望并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社会形态变迁的大环境中看待具体的文学现象是理论研究者需要坚持的态度。

注释：

①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J].中国社会科学，2004（03）.

②黄曼君.回到经典重释经典―关于20世纪中国新文学经典化问题[J].文学评论，2004（04）.

③童庆炳.文学批评首先要讲常识[N].中华读书报，1998-03-25.

④方忠.论文学的经典化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J].江海学刊，2005（03）.

⑤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J].文学研究，2003（04）.

⑥刘象愚.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J].中国比较文学，2006（02）.

⑦陈定家.市场与网络语境中的文学经典问题[J].文学评论，2008（02）.

⑧孙邵振.西方文论的引进和我国文学经典的解读[J].文学评论，1999（05）.

⑨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5）.

⑩朱国华.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J].文艺理论研究，2006（02）.

{11}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J].文学研究，2003（04）.

{12}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117.

{13}陶东风.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利（上）――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J].中国比较文学，2004（03）.

{14}王宁.经典化、非经典化与经典的重构[J].南方文坛，2006（05）.

{15}黄书泉.论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三个维度[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4）.

{16}洪子诚.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J].中国比较文学，2003（03）.

{17}吴兴民.从消费关系座架看文学经典的商业扩张[J].中国比较文学，2006（01）.

{18}赵学勇.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处境与命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5）.

{19}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J].文学研究，2003（04）.

{20}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J].文艺争鸣・评论，2005（05）.

{21}赵学勇.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处境与命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5）.

社科经典论文第4篇

同志在中央党校20__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学员开学典礼上的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这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十分迫切。

其一，有助于从根本上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并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经验。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不可动摇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在新的形势下，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就要原原本本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其二，有助于从源头上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无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是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与时俱进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我们要学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其三，有助于从纵深层面上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素养。现在我们党已经拥有8000多万名党员，一大批具有高学历、高素质等特点的年轻干部走上重要领导岗位。但不少人没有经过长期严格的党内生活考验和艰苦条件锻炼，党性意识、理论素养相对比较欠缺。中央党校曾有学员反映，听老师讲《费尔巴哈论》原著课后，了解了唯物史观曲折发展的历程，认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区别，有了真正在思想上入党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要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素养，加强经常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是其中一个重要途径。

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要管用

中央党校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育和教学。从教学实践看，领导干部平时工作繁忙，难得静下心来读经典，即使到中央党校学习了一段时间，也不可能把所有经典著作读完。因此，读经典，一要精，二要管用。具体来说：

要选择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篇目来读。比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集中概括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再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为撰写“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而写的总的导言，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论证了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科学方法。还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用通俗的语言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类似这样的经典著作，一定要重点研读，从中感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涵和魅力。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哲学是基础。学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掌握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党员领导干部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作为重点，养成学哲学、用哲学的良好习惯。

要选择对当代中国实际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篇目来读。比如《资本论》这样的经典著作，虽然是以19世纪初期至中叶的资本主义为背景的，但其中阐发的关于商品、劳动、价值、货币、分配、生产、消费、流通等方面的原理，对今天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类似这样的经典，必须重点研读。要紧密联系当代中国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力求从新的视角读出新意，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认识。

要以《选编》作为基本读本来读。马列著作卷帙浩繁。目前已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有50卷，约3200万字；列宁全集有38卷，约1600万字。底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共10卷，《列宁专题文集》共5卷。要求一般党员干部自己从中选择出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具有代表性的篇目来读，是不切实际的。《选编》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编译局组织编写，重点遴选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具有代表性的著作25篇，还附有6个方面的专题论述摘编，比较完整准确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适应了当前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实际和理论需求，具有权威性、代表性、实用性，是党员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基本教材。

三、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在求真务实

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是为学习而学习，而应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既要通过学习经典原汁原味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又要切切实实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做到“四个结合、四个着力”：

一是结合坚定理想信念和增强党性修养，着力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体现着鲜明的群众立场和党性立场。《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读经典，要深刻体会这样的立场，牢记共产党人的立党宗旨，坚定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坚持真理，增强党性，自觉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

二是结合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共同的理论品质，具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特点。读经典，要深刻领会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从源头和基础上弄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观点和体系，以及这一成果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丰富和发展，更好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改造。

三是结合提高战略思维与领导能力，着力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方法论。领导干部读经典，要重点学习经典著作中所阐明和运用的科学方法，并善于运用这些方法，准确分析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全面看待前进道路上的主流和支

社科经典论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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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经典论文第6篇

围绕领导干部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了阐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是保持政治上坚定的思想基础。领导干部要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必须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重点是学习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包含着经典作家所汲取的人类探索真理的丰富思想成果，体现着经典作家攀登科学理论高峰的不懈追求和艰辛历程。阅读经典著作，本身就是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增加思想深度和训练思维方式的过程，就是培养高瞻远瞩的战略洞察力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的过程，会使我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他们崇高风范和人格力量的熏陶，从而实现自己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的升华。

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卷帙浩繁，领导干部都集中较长一段时间进行脱产学习是有困难的，主要是靠自己挤时间学习，因此要突出重点，精选精学。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已经出版发行，这两部文集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权威性教材，领导干部可以精读其中的代表性篇目。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认真学习同志的重要著作。

强调，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尤其要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是人类的智慧之学。在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哲学是基础。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完整科学体系的重要前提。今天，我们的领导干部要正确判断形势，在错综复杂的形势变化面前保持头脑清醒，坚定理想信念，科学分析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全面看待前进道路上的主流和支流、出现的矛盾和问题，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思想方法搞正确，增强工作中的科学性和全面性，才能不断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社科经典论文第7篇

论文摘要:在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推动下，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很快，成绩显著。但是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问题，突出的是某些学科点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教育，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培养质量;同志2010年9月27日在中国浦东千部学院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强调了把马克思主又经典著作的学习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习结合起来，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基木路径，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应以此为指导和动力，深刻理解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重要意义，坚持正确的方法，抓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研读和教育。快速

      一、问题的提出快速

    在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强有力的推动下，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很快，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些成就，无论是在学科体系、教材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还是在人才培养、科研成果上，都得到充分体现，从而稳定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提升了其教育教学的质量。同时也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加强了党的思想理论阵地，促进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这是当前我国思想理论战线健康向上的大好形势的重要表现。

      现在的问题是要进一步发展这种大好形势。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来说，就是要始终坚持以中共中央国务院(2004 ) 16号文件的精神为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下发的学位(2005 ) 64号文件及其附件二的具体要求，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中心，进行规范化建设。这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重要的或基础的一环，就是要抓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学习、教育。这项工作，既关乎教材、教学内容，也关乎教师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在一定意义说，关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根本性质、发展方向和社会服务功能。现在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本学科的某些学科点、某些指导教师对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有所忽视。其具体表现多种多样，如:有的未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课列人重要学位课程;有的在学位课程设置中虽然规定有这门课程，但建设得很差，教育质量不高;有的学科点在一批老教师退休之后，已经没有真正能讲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师，只好随便应付;更有甚者，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教育。如此等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思想上不重视，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毛泽东思想教育、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最重要、最基础的学位课程，甚至受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影响，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100多年前的“老东西”，没有研究的现实价值，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总之，不管具体情况如何，上述种种表现，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的质量。

      二、重要指导意义

    我们党一贯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教育，党的几代领导核心都反复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教育的重大意义。2010年9月27日同志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座谈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宝。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领导干部，不可能是合格的成熟的领导干部。他指出: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阶段主要是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干部教育培训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重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他要求将这一精神充分体现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的培训内容、教学布局、教材建设上。同时他又强调说: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在重点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的同时，还要抓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学习教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也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运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就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要求，党内要有相当多的干部每人读一二十本、三四十本马列的书。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强调学马列。邓小平同志说，读马列要精，这个“精”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导师们的经典著作。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也都强调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去年底，出版了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这两部文集，是党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全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是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权威性教材。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都应当开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课程，专门讲授一些有代表性的篇目，指导学员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习结合起来，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建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三所干部学院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在教学计划中加以安排。

    同志这一段话，是直接针对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三所干部学院讲的，这些单位的教育对象是领导干部，这自然同我们地方高校有许多不同的特点、不同的要求、不同的做法。但是他强调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重点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重点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的同时，还要抓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学习教育等等精神，总结了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反映了我们党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指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对领导干部的政治要求，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这是完全适用于我们地方高校的，特别是给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对我们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应该全面领会和很好贯彻。

      三、研读经典的重要性和方法

    同志的讲话，已经把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重要意义、学习内容、学习要求和学习方法讲得十分明确。这里，根据同志的讲话精神，笔者着重就学原著的意义和方法提出一些看法。

    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即钻研经典作家的原著，这是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科学方法论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给追随者和后继者的忠告。1884年8月13日，恩格斯在给格奥尔格·亨利希·福尔马尔的信中就提出:要“研究原著本身”。1890年9月，在致约·布洛赫信中，他再次强调:“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在这封信中，继后在1894年1月25日于伦敦致西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这位社会主义的“保姆”和导师，还开列了一系列重要阅读书目，以供有志于研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们学习。

    恩格斯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除了有当时的特殊背景外，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原著即马克思主义的载体，是其理论的文字存在和表达形式。钻研经典作家的原著，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跨越历史时空，面对大师，直接与经典作家对话、交流，把他们的原论直接传给后继者。研读原著具体说有四点意义:

    第一，要真切地了解经典作家思想形成的根据和发展轨迹，就必须研读原著。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领略这些思想的精髓、底蕴和历史发展脉络。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三卷写的序言中就说过:“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

    第二，要在正确地理解经典作家有关思想的同时，有效地学习他们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立场和和科学方法，就必须研读原著。列宁在建议青年们研究国家问题要看看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说过:“我所以提到这部著作，是因为它在这方面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它从叙述历史开始，讲国家是怎样产生的。他还指出，要正确地分析国家问题，必须对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作历史考察。第三，要不“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人迷途”，就必须研读原著。这个论断是恩格斯当年在给格奥尔格·亨利希·福尔马尔的信中着重提出的。今天，简述读物和第二手资料多得不可胜数，在这种背景下，恩格斯的论断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就不言而喻了。

    第四，要有效地抵制和反对错误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肢解，就必须研读原著。这是从现实出发的。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继续保持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但是，在充分肯定意识形态领域主流的同时，要清醒地看到，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平静，思想理论领域呈现十分活跃、十分复杂的状态。一些错误思潮往往采取折中主义的、混合主义的手法，提出一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观点，歪曲、肢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混淆视听。面对多种思潮的交流、交融和交锋，只有研读原著，才能正本清源，与各种错误观点划清思想界限。

    学习、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应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这可以从多个方面探索，笔者以为以下方面值得重视。

    第一，要在研读文本上下苦功夫

    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说过:“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他还说:“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谁怕下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这一点，是每一个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人都需要明了和有精神准备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科学真理，只要愿意付出定能学懂学通。列宁曾向大学生建议说，为了弄清国家这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要多花些时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至少读几本”。他告诫大学生:“起初也许有人又会因为难懂而被吓住，所以要再次提醒你们不要因此懊丧，第一次阅读时不明白的地方，下次再读的时候，或者以后从另一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明白的”。他强调，“想认真考察和独立领会它的人，都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这些话，既鼓励了我们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信心，也指出了我们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方法。

    第二，要认真领会并学会运用科学的方法

    我们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既要把握其中提出和论证的重要思想理论观点，又要重视研究和掌握形成这些理论观点时运用的立场和采用的方法。恩格斯多次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列宁还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a)历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y)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包含着极其宝贵的科学方法，我们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认真领会和全面把握。

    第三，要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又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方法。在这方面，总的说要具备问题意识，带着问题有针对性地学。展开来说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要注意联系历史实际，把握马克思主义某一理论提出的社会历史条件，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和文化的多个方面，特别是重大的历史事件;二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去思考和解答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未曾遇到过的问题或感到困惑的问题;三是要关注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思潮，通过分析、比较、对照，深刻地把握理论，以期澄清是非，划清界限，提高理论水平。

    第四，要注重理论的应用和创新

    毛泽东说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因此在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和观点之后，要自觉地以此为指导，去进一步学习、研究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历史和现实，自觉地努力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为此，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高度关注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分析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双重探索中，推动理论的创新。

    当然，发展理论，创新理论，是一项艰苦的科学工作，需要思想家费尽自己的心血。理论工作者要抱着慎重和严肃的态度，不能有任何轻率和随意。恩格斯早就讲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恩格斯的这个论断应成为我们理论创新的座右铭。

社科经典论文第8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冲击

中图分类号：G6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01

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重点关注了制度这个以前被经济学家们忽视的要素，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假设、有限理性假设、个人主义的效用最大化假设、机会主义假设等假设的基础上对制度展开了经济分析，逐步发展了产权理论、组织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新经济史学等多个分支学科，它的研究领域广泛，涉及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经济学、传统历史学、社会学等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目前已经有人把它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并列为经济学的三大基础。它颠覆了传统理论学说，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一、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冲击

首先，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产生了冲击，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学术理论最重要的冲击。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但是现实经济必须在正交易费用和不完全信息的环境中运行，所以制度的经济分析是十分重要的。[1]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科学研究的方法就是他们所特有的“显微镜”[2]。新制度经济学运用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制度。在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理论的三大基础是天赋、技术和偏好。新制度经济学引进了制度要素，论证了制度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从而使得制度成为经济理论的第四个基础。新制度经济学改变了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假设，用现实的人进行了代替。此外，新制度经济学还假设了交易费用为正，以交易费用比较各种制度的经济效率，这种种的努力使得新制度经济学相对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更加接近于现实环境，其重要的研究成果科斯定理揭示了交易费用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科斯于1937年和1960年分别发表了《厂商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两篇论文，产生了著名的科斯定理，甚至被成为科斯革命。科斯第一定理：若交易费用为零，无论产权怎么确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有效率配置。科斯第二定理：若交易费用为正，不同的产权确定，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科斯第三定理：产权制度的供给是人们交易、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科斯通过分析大量实例来证明他的理论成果，虽然科斯定理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他已经很贴近现实了，对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科斯定理认为交易成本为正时，法律制度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在进行权利初始配置时，必分考虑各种要素，运筹帷幄。政府应该通过权利的合理性配置改变收入分配，实现公平的目标。因此，新制度经济学起步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运用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制度要素，极大地冲击了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堪称是一场大革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科斯也因此荣获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世界主流经济学界对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认可和褒扬。

二、对传统的社会理论的冲击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的社会理论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国家的起源是传统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研究的热点话题，但是传统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的成果过于肤浅，难以取信于人，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研究的介入使得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大飞跃，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着重发展了社会契约论和暴力掠夺论这两大理论。社会契约论者放弃了对国家的演技过程的研究，专注于理论逻辑的角度，他们认为：国家起源是人类为了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达成社会契约的结果。暴力掠夺论的学者则认为国家起源于阶级的对立，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则提出“暴力潜能”分配论。他把国家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他认为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平等分配，就会产生契约性国家，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不平等分配，就会产生了掠夺性国家。诺斯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新制度经济学与传统学派的区别在于，将效用最大化、交易成本分析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到国家理论。[3]新制度经济学把国家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框架，研究了国家的起源、作用和演变等一系列问题。总而言之，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冲击了传统的社会学科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

三、对传统的经济史理论的冲击

最后，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的经济历史理论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新制度经济学家们从制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人类的经济发展历史，造成了巨大的反响。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运用了假设演绎模式，用数学方法研究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这与传统的、偏重于历史材料罗列的经济历史学理论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一点，堪称是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巨大突破，把经济历史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新制度经济学家们重新解读了西方社会的兴衰，对奴隶制、庄园制有着独到的见解。除此之外，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还对“李约瑟之谜”进行了研究，罗斯托、埃尔文、林毅夫等经济学家通过对制度的考察解释了“李约瑟之谜”，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原因就在于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他们的这一结论发人深省，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的经济历史理论的冲击也是让人深思。由此可见，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对制度展开经济分析，对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的社会学、传统的经济历史学等学术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得经济分析的情景更加现实，也使得人们对社会、国家、历史的演进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它的发展还远远没有停止，还需要我们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

[1]胡乐明,刘刚.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社科经典论文第9篇

论文摘要 词典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较强的学科。现代词典学在吸取其他学科，特别是现代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出众多边缘学科，不仅拓展了词典理论研究的内容，为词典编纂实践提供了新的理念和方法，也对词典编纂者的素养及词典编纂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词典学的兼容性

1　现代语言学的延伸与边缘化

语言学兼跨文理学科，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都离不开语言这一工具。同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又促进了语言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丰富了广义语言学的学科分支，由此催生出众多语言学边缘学科。例如，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结合产生了人类语言学，语言学与社会学结合产生了社会语言学，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结合产生了文化语言学，语言研究与人类大脑研究结合产生了神经语言学，数学思想和方法运用在语言现象上产生了统计语言学和代数语言学，等等。“现代语言学不仅吸引并采用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而且对语言作跨学科的研究，从而导致众多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的建立，这已成为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趋势。”

2　词典学和语言学

词典学和语言学之间的渊源颇深。词典学作为研究与处理词汇信息的学科从一开始就被打上语言学分支的烙印。“语言学理论无疑是词典学基本理论的核心。”词典学对语言学的借鉴是毋庸置疑的，从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词汇学到语用学、语体学、词源学，语言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催生了词典编纂界的累累硕果。但词典学对语言学的借鉴与依赖并非来而不往，一味的拿来主义。词典对语言的规范和描写影响着语言发展的方向，词典理论与编纂实践的深入对语言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词典学、语言学和其他学科

语言这根纽带促成了词典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姻关系，词典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不可避免地具有跨学科的性质。而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又大大拓展了词典学的研究领域，信息社会的高速膨胀又进一步加快了词典学的跨学科性，在语言学各交叉学科的基础上，产生出众多词典学交叉学科，如认知词典学、交际词典学、计算词典学、语料库词典学、电子词典学、机助词典学、自动化词典学、英语教学词典学、网络词典学、文化词典学等。此外，词典学还涉及哲学、美学、文学、翻译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可谓无所不涉。总而言之，语言学、词典学和其他相关学科三者之间呈现出一种交叉的三角关系，

二、词典理论研究的跨学科趋势

20世纪中期，随着现代语言学研究的纵深发展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词典学大大拓展了原有的疆域，也打破了词典编纂是经验性学科和语言学附庸的传统观念。在跨学科环境下，现代词典学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独立性、综合性与跨学科性。

1　新视角、新方法层出不穷

从最初作为记录“难词”的词汇表，到19世纪50年代成为规范与权威的卫士，直至历史语言学蓬勃发展之时开始被看作是语言的忠实记录者，词典一直处于静态的、一厢情愿的状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应用催生了诸如网络词典或在线词典之类的“动态词典”，词典跨入“动态性”时期，这也是未来词典研究与发展的大方向。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发展又促进了对语料库的研究，为现代词典编纂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由此产生出各类基于语料库的词典类型，也出现了计算词典学与语料库词典学等交叉学科。时代的变化使词典学表现出非常强烈的跨学科需求。

与视词典为释疑解惑工具的传统词典观不同，交际词典学把交际学的理论应用到词典学中，从崭新的视角提出词典交际的理论模式。“词典编纂已不再像人们过去一直认为的那样是纯粹的语言活动。在本质上，它是社会文化行为，而词典使用则是社会心理行为，因而对于词典和词典问题的探究不仅要涉及语言本身，还要涉及到人文、信息、社会心理等诸多其他学科和领域”。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认知语言学作为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的结晶，是一门“从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等多角度研究人类智能系统的性质和工作原理的一门综合学科”。如何利用其研究成果编纂出旨在帮助读者掌握语言学习规律的认知词典，成为当代词典编纂的热门话题。“目前，计算语言学的发展与认知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已形成一股合力，诱导了关于语言本质的思考和理论探索，与此同时也催生了词典学的后结构主义。”

2　词典类型研究的新空间词典分类问题历来受到词典学家们的关注，也因此产生出多种较具有代表性的词典分类法。这些分类法各有理据，也各有优缺点，但至今还没有一种分类法能“包罗万象”。如今，跨学科环境下各种词典新理念的产生催生了各类新型词典，也为词典类型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新的思路、新的方法。词典学家r.r.k.hartmann教授和gregory james教授在《词典学词典》中提出一种全新的分类方法，从词典篇幅、规模、编排、载体、功能、信息类别、语言、用户等视角对词典类型进行重新梳理。今后的分类法将表现出更大的开发性，把当代词典编纂理论指导下的各类新型词典都“收入囊中”，并为将来词典类型的进一步丰富留下充分的空间。

3　词典批评理据的多元化

作为当下词典学研究的内容之一，词典批评正进一步趋向理性化。“词典批评实践逐步摆脱感性的自发与无序状态，走向多学科语境下的科学分析与理性思考。”人们将不再局限于对词典文本、编排等宏观、微观信息的缺乏系统性的评价，而开始寻找多学科语境下的现代词典学理论依据，表现出“批评理论的理据多元化，即从传统的就词典论词典的单一分析转向借助于诸多语言学的新理论(如第二语言习得理论、语用学理论等)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如心理学、美学、教育学以及文化学等)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与评判”。

三、词典编纂过程的跨学科性

1　词汇的跨学科性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贯穿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语言是反映和认知客观世界的工具。词典作为记录、描写词汇的工具书，必然与各领域、各学科的词汇打交道。在信息社会，词汇爆炸，尤其是专科词汇和各类术语爆炸，伴随着知识爆炸而发生。专科词典以收录专业词汇为己任，本身具备跨学科的性质。一般语文词典虽然涉及的多是普通词汇，但对各学科词汇的收录近年来却同样有增无减，并且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是因为各国之间在商务、科技、政治、文体等领域的交流已成为国际交往的主要内容；此外，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又带动了人们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对各学科的认知需求。

2　词典编纂队伍的跨学科性

现代词典编纂是社会化的劳动过程，从资料的收集、整理、审读，到数据分析、词频统计、词条编排等都是在团队协调合作中进行的。词典编纂队伍是个跨学科“大家”，包括语言学家、词典学家、翻译学家、语义学家、历史学家、美学家等社会科学家及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计算机专家等自然科学家。其中，以词典编纂家为核心，语言学、计算机等专家为左膀右臂，构成词典编纂的主体，各学科专家则在提供各学科词汇与百科信息上起到重要的作用。每个“家”各行其职，相互合作。

3　词典编纂手段的跨学科性

计算机应用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对词典编纂和出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现代词典编纂进入到人机对话的计算机时代。词典编纂过程的计算机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实现词典编纂自动化，包括制作文本处理软件、检索和统计软件等专用软件，及采用多媒体技术实现信息传播多样化等。其二，实现词典编纂数字化，即利用数据库技术存储和检索词目等信息，并利用语料库技术进行词频统计、词义分析、词项搭配、例证提供等。其三，实现词典编纂网络化，即通过互联网进入语料库系统，实现远程协同工作和资源共享。计算机具有存储量大、检索方便、灵活性强等特点，从而大大改变了词典编纂的传统过程，使计算机检索法、语料库分析工具、词频统计法等技术手段成为当代词典编纂必备的跨学科技术条件。

四、跨学科环境对词典编纂者素养的新要求

人类三千多年的词典编纂历史在继承传统中演进。先辈们在词典编纂理论与实践上的成果为现代词典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现代词典学又充分汲取了其他学科的养分，表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词典学的发展无疑对词典编纂者的素养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

1　编纂者知识结构的多元化

在词典编纂史上，词典编纂曾被看成一门手艺，与理论无甚关系，而词典编纂者对语言学也颇为排斥，认为语言学对于词典编纂过程毫无实际帮助。尽管如此，词典学还是一开始就与语言学扯上了关系。随着语言学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运用于词典编纂，词典编纂者的理论水平面临新的挑战，他们不再只是把成堆的卡片理出头绪的“工匠”，也不该只是狭隘地了解传统词典编纂知识的“窄士”。“对词典编者来说，语言学理论造诣和实际驾驭语言的能力，应当是他们最根本、最重要的素养。”此外，词典编纂者还应涉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美学、哲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等众多学科，把现代词典学的研究成果及多元化的编纂理念更好地运用到词典编纂中。

2　编纂者的开拓创新精神

词典编纂史上的每一个丰碑都是在冲破传统中建立的。一部内容丰富、题材新颖、体例独特的词典的诞生离不开编纂者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无私的奉献精神和不畏艰辛的超凡毅力，也离不开编者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大胆的创新精神。近年来国内辞书市场一派繁荣，但除了一些著名工具书外，国产辞书在市场占有额上远不敌老牌进口辞书。这有历史与技术等客观原因，也与国内辞书界尚缺乏大胆的创新精神，没能跳出旧的编纂模式不无关系。好在国内辞书界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努力改变现状了。

现代词典学的跨学科发展促进了语料库词典学、交际词典学、计算词典学、认知词典学等词典学新理论、新分支的产生，并出现了语料库词典、认知词典、在线词典、机读词典、电子词典等不同介质、不同编纂理念、不同技术支持的新型词典。面对新知识、新理论、新视角、新技术，词典编纂者要有对新生事物的敏锐性，并且有发掘新事物、接受新事物、大胆开拓创新的勇气和能力。语言与社会的发展对词典的功能及种类的多样化提出了要求，如何编纂出具有时代感的种类丰富的新型词典是词典编纂者面临的新课题。

3　编纂者专科意识的加强

在信息时代，词典编纂者，包括语文词典编纂者及专科词典编纂者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挑战。对前者来说，作为研究词典的语言学工作者，对本学科以外的各门科学要有一定的知识积淀；而后者多为专业学科的工作者，对语言学的了解应是其编纂好的专科词典必备的条件。词典编者“头脑里必须建立较强的‘专科意识”，要“注意学科或专业的体系性”，还要“处理好通俗化问题”。0”面对专科词汇的膨胀，词典编纂者要既“快”又“专”，即对词汇的更新要反应快、收录快，对词汇的处理要保证一定的专业性，不能随心所欲。当然，对语文词典中的专科词汇要根据词典的宗旨和对象把握好专业性和通俗性的关系。

4　编纂者现代技术运用水平的提高

现代科技为词典编纂提供了快捷、广阔的信息检索途径，使传统词典编纂进入到计算机和语料库时代，大大促进了词典编纂的现代化进程。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语料库编纂词典成为当今词典编纂的主要趋势。对计算机的运用水平影响到词典编纂过程的效率与效果，因此，词典编纂者有必要熟练掌握、操作计算机，熟悉词典编辑系统，懂得使用文本处理软件、词性标注软件、检索和统计软件、词汇索引程序等专用软件，真正做到老传统、新理论、新技术的有效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