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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藏族民居（1）青海藏族概况：藏族占全省人口的24%（2010年），是由古代吐蕃族群发展而来，进入青海的吐蕃人同青海地区土著的羌人、鲜卑吐谷浑人及汉人等交错杂居，长期融合形成今天的青海藏族。藏族素以牧业为主，兼营少量农业和手工业，游牧文化是藏族文化的主要内容。青海藏族中绝大多数人信仰藏传佛教，少数人仍信奉古老的苯教。按藏族语言划分，青海除玉树地区以康巴语系为主，其他地区均以安多方言为主，这主要是受巴颜喀拉山的影响。巴颜喀拉山主峰海拔5266m，不仅划分出黄河和长江源头水系流域，而且也一定程度上阻隔了交通和信息地交流，逐渐形成康巴和安多的藏族语系区。（2）聚落特征：①类型多样：青海地域广阔、地理自然环境多样，加之藏族分布范围较广，因此藏族相对其他民族聚落类型多样，基本包含青海东部农耕聚落、南部山地聚落、中部游牧聚落三种类型（表1）。青海东部河湟农耕地区藏族多生活在脑山及高山地区，这里海拔多在海拔3000m左右，多从事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由于位处脑山及高山之间，地形多变河谷纵横，建筑依山就势，聚落整体形态灵活且松散。仅在一些河谷台地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聚落相对紧凑，但是依然受到山地地形的限制，民居建筑之间参差错落。青海南部藏族聚落多分布在大山山谷地带，受青海南部整体海拔高度的影响，即使聚落是在河谷谷底，但是海拔也多在3600m左右，与山顶海拔多为5000m相比，落差将近2000m，高落差与小的水平间距，使得山体的坡度较大，约50%的坡度，因此聚落形态受地形地貌的限制极为明显，属于典型的陡坡山地聚落。受到大山的阻隔这里多交通不便，加之高海拔冬季严寒，常有大雪封山等自然条件的限制，致使聚落之间较为分散，只有沿同一河谷居住的村民相对联系较为紧密。青南山区藏族聚落整体上呈现规模小、形态松散的特征。严格来说牧区的聚落概念一定程度上是牧民的放牧点，牧民帐篷流动性极大，同时牧民固定式住屋变动性也较大，不同季节住居存在使用和闲置两种状态。从牧区放牧点较为集中的部分游牧点来看，聚落形态极为松散和自由，可以说是聚落形式完全与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相一致，除小面积的居住空间以外，聚落中大面积的空间均为牲畜圈，各家院墙的形式也从农业区高大院墙变为低矮的牲畜院墙。聚落以外即是广袤的草场，聚落中看不到类似农业区的密集巷道和树木，唯有远山、牛羊和草场。②上寺下村：不论是东部农业区聚落和南部山区聚落还是牧区藏民游牧点，在聚落附近不远处往往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佛教寺院，形成藏族聚落典型的特征即“上寺下村”。有的村落紧邻寺庙，寺庙居于高处，居民区位于地势相对较低的位置，两者之间相隔一段距离，这与回族、撒拉族围寺而居的聚落形态有很大不同。③宗教设施鲜明：藏族聚落中“佛塔”、“经幡”、“玛尼石堆”等宗教设施十分普遍。虽然有些村落距离寺庙较远，但村中的佛塔必不可少，这是藏族聚落的重要标志。经幡在牧区表现为，用色彩丰富的“风马旗”组成的宗教图案，往往会把大量经幡布置在村落附近的山腰处，经幡规模庞大甚是壮观。玛尼石堆在石材充足的地区如青南山区分布较多，有的玛尼石是在道路两侧山体石壁上雕刻，有的是在村头入口处堆放。（3）住居形态：①形态多样。与多样的聚落特征一样，藏族民居类型相对其他民族最为多样，东部农区以庄廓民居为主，中部牧区以帐篷和土木房为主，南部山区以碉房民居为主（图2）。庄廓是东部农业区藏族民众普遍的一种居住建筑类型。从跨地域建筑视角看，庄廓是我国青藏高原藏族碉房建筑与黄土高原生土合院式建筑的一种结合，它集藏族碉房的厚重规整与汉族合院民居的院落空间双重特质于一体，呈现出西部游牧文化与东部农耕文化的融合，是青海特有的一种民居类型。藏族庄廓内院空间规整没有过多的空间转折，且内院植被种植较少，这与汉族、回族、撒拉族内院花园式庄廓不同，这主要是受到草原牧业文化的影响。作为游牧民族帐篷是藏族广泛使用的一种流动性居住建筑类型。黑色牦牛毛编制的帐篷作为一个家庭中核心的生活空间，可满足必要的住宿、饮食、储物等生活要求。与固定式民居不同的是，帐篷民居“地为床、天为被”逐水草而居，是一种流动的家。帐篷其构造形式相对简单，主要由牦牛毡布、绳索、支撑木柱三大部分组成，根据家庭人口数量和具体功用帐篷的大小分为不同的规格，大部分牧民家庭用帐篷尺寸约为长7m、宽6m的长方形的平面形式。除大型的牦牛毡帐篷以外还有一种是行旅帐篷，空间较小一般长宽仅2m左右，可满足1～2人使用。从帐篷结构上看，其结构形式简单、拆装灵活、运输方便，很好地满足了游牧生活的要求。土木房多为牧区藏族冬季牧场的一种建筑类型，它具有冬季使用和夏季闲置的特点。冬季游牧民从海拔高的夏季牧场，转场到冬季牧场，在冬季里帐篷的使用率降低，海拔较低相对固定的土木房即成为冬季游牧民主要的住居建筑。该类房屋空间较小，往往紧邻草原溪流，周围配有大大小小的牲畜圈。牧区中土木房的分布也极为普遍，是游牧民除帐篷以外的另一种重要住居类型。碉房为多层民居，一层常做为牲畜间及杂物房使用，二层由主人房、起居室、厨房组成，在房屋北侧墙面外侧设置旱厕，三层多为老人房或者佛堂使用。从传统结构形式来看，为获得安全的建筑受力，一层很少开窗且空间封闭、低矮，二层开窗不是很大且多集中在南向，三层窗口较大可获得日照采光也最多，三层加之有露天阳台，空间使用率较高。②佛堂：虽然藏族居住建筑类型多样，但其中居住空间多会设置佛堂等宗教空间。佛堂紧邻卧室，内部供奉佛像等宗教信物，佛堂也常作为起居室。碉房佛堂多设在顶层，庄廓的佛堂多设置在正房一侧，而帐篷空间有限，佛像等宗教信物多放置在帐篷的中轴线上，与帐篷入口相对。③宗教设施：藏族不论碉房还是还是庄廓，宗教设施必不可少。住居院落中常见的宗教设施有煨桑炉、经幡旗杆、中宫等。煨桑炉、经幡旗杆多与中宫组合，放置在内院中间。中宫多是长宽3m高0.7m的方形池台，地下埋设宗教信物，中宫体现出藏传佛教中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中宫这种宗教设施多出现在东部庄廓民居中。④独立旱厕：藏族厕所与其他民族有着很大的不同。从事游牧的藏族是不建厕所的，从事定居生活的藏民也是多属牧业地区或半农半牧地区，人的粪便被认为不洁之物，人们在建造房屋时一般会将厕所布置在室外。受到藏族“洁净观”文化习俗的影响，厕所一般相对独立与建筑以外且与地面保持一定的距离。
1.2回族民居（1）青海回族概况：据统计回族人口占青海全省总人口的14%（2010年），主要居住在青海省东部农业地区。青海回族的来源有多种解说，主要认为元代从阿拉伯等地迁入，也有明朝时期从中原南京一代移民而来，元代是青海回族定居及初期活动的时期，明代是民族形成时期。回族信奉伊斯兰教，宗教始终成为一种凝聚力量，规范着这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回族有独特的生活习俗，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社区组织，与其他民族有着明显区别，形成鲜明的民族特色。（2）聚落特征：①围寺而居。青海回族多从事农耕，分布在海拔较低的川水和浅山地区，川水地地形相对平缓，但在浅山地区地形变化相对较大。聚落形态以清真寺为中心做放射状发展，形成典型的“围寺而居”的聚落形态。②高耸的礼拜塔。从聚落天际轮廓线来看，聚落最高的建筑即是清真寺的礼拜塔和大殿屋顶。③“尚绿”的建筑色彩。色彩在穆斯林建筑装饰以及生活服饰上特色鲜明，不论中式歇山顶还是阿拉伯式穹顶的清真寺，屋顶颜色多采用绿色。（3）住居形态：①院内空间较为宽松。回族多在北墙单面建房，院落空间围合程度不高，因此院内空间较为宽大。②正房多“一”字形为主。居住房屋在院内空间布局多以“一”字形为主，根据具体需要在正房东西两侧建有厢房。③屋顶形式“平坡兼有”。在门源至平安地区多以缓坡屋顶为主，在华隆至同仁等地多以平顶房屋为主。④净房。受伊斯兰教义的影响，净身是每个穆斯林必须遵守的宗教习俗。
1.3土族民居（1）青海土族概况：土族是青海特有民族之一，人口约20万人，占全省人口3.6%。青海土族主要分布在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和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另外在乐都、门源、同仁县等地也有土族聚居区。土族的起源众说不一，代表性的看法是，土族是蒙元时期入居青海河湟地区的蒙古族为主体，吸收了汉、藏诸民族成份及其文化因素而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土族先民信奉多神教、苯教和道教，元明以后普遍信奉藏传佛教。土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种，但其历史上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字，其文字多使用汉文和藏文。（2）聚落特征：①半农半牧。土族先民多从事游牧，后与汉族及其他民族融合交流，学会种植后从高山游牧迁居到脑山地带，转变为半农半牧的农业生产方式[2]。②依山傍水。土族的聚落依山傍水，“依山”多是指脑山地带，“傍水”多是指山间河溪。③宗教景观。土族多信奉藏传佛教，聚落中宗教设施也是构成土族聚落特征的重要元素。（3）住居形态：①封闭紧凑。土族庄廓平面形式多采用合院形式，居住空间占据较大比例而庭院空间相对较小。②缓坡悬山屋顶。平中带缓、双面放坡以及悬山屋顶的构造形式是土族民居的主要特征。③角楼和坡顶门楼。角楼的设置主要是考虑粮食的储藏，门楼受到汉族坡顶建筑的影响多为坡顶，有直接镶嵌在庄廓墙上的单坡门楼，也有高于院墙的双坡顶门楼（图3）。
1.4撒拉族民居（1）青海撒拉族概况：撒拉族是青海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主要分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也有分散在华隆县甘都镇及其周边州区，在循化以东甘肃积石山一带也有少量分布。青海省撒拉族人口有10.7万人，占全省1.90%。撒拉族起源学术界普遍认为，元朝初年中亚撒马尔罕一带突厥乌古斯部落分支，迁徙经新疆、河西走廊定居于青海循化县境内。经过长期发展与汉、藏、回、等融合逐渐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3]撒拉族主要从事农业种植兼营园艺业，多数人家都有大小不等的果园，所产的冬果梨、核桃、葡萄等驰名甘青。撒拉族信奉伊斯兰教，在生活、礼仪、习俗上均带有鲜明的伊斯兰文化。（2）聚落特征：受到伊斯兰宗教和文化的影响，撒拉族聚落特征同样具备“围寺而居”、“高耸的清真寺”、“尚绿的建筑文化”等伊斯兰民族聚落特征的基本要素，但从撒拉族居住的地理环境来看，依然具有本民族的建筑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河谷绿洲。撒拉族聚居的河谷谷地的川水地区，犹如一片绿洲，聚落形态沿河谷呈带状发展。②形态紧凑。撒拉族在伊斯兰“围寺而居”的聚落形态的基础上，更强调聚落的紧凑和对空间的充分利用。③聚落类型较为单一。与藏族人口多分布广聚落类型多样的对比来看，撒拉族聚落类型较为单一，基本为紧凑型川水聚落形态。（3）住居形态：与类型单一的聚落相比，撒拉族住居空间形态却十分丰富，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①篱笆楼。撒拉族传统住居建筑二层是使用当地柳条编制成篱笆，然后敷抹上草泥做围护墙面，当地人称之为“篱笆楼”。②内院园林化。撒拉族并不像信奉藏传佛教的民族在庄廓内院设置中宫，而是在院内种植花木、果树用于观赏，庄廓入口也常设砖雕照壁，并由月洞门链接入口和内院。③空间形态丰富。撒拉族住居院落形态相对青海其他民族民居变化较大，其庄廓平面形态并不十分规整，趋向自由组合的方向发展。④“凹”字型住居平面。撒拉族民居正房平面为凹字形，但凹处上面是带屋顶的，撒拉族将这种带屋顶的凹字形住居形态称之为“虎抱头”。[4]⑤正房空间开敞。与其他民族正房空间感不同，撒拉族正房空间是联通的，中间常不设隔墙（图4）。
1.5蒙古族民居（1）青海蒙古族概况：据统计2010年底青海蒙古族人口9.98万人，占全省人口的1.75%。青海蒙族族主要分布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祁连县默勒乡、海晏县的哈勒景乡和托勒乡、门源县的皇城乡等地区。蒙古族进入青海的历史，可追溯到元朝。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中亚东返，灭西夏占领河湟地区蒙族族由此开始进入青海。青海蒙古族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海西州的都兰、乌兰农业区的部分蒙古族从事农业兼营畜牧业。青海蒙古族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受宗教文化的影响，蒙古、藏族都有祭俄博（敖包）、转山、转湖等传统习俗。（2）聚落特征：①聚落松散。青海蒙古族相对其他民族人口数量并不多，以至于没有出现类似汉族、藏族等人口较多的大型乡村聚落，蒙古族牧民多分布在牧区，以乡镇为单位分散居住。蒙古族农业方式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受生产方式的影响青海蒙古族聚落形态极为松散，在牧区即使在较为集中的乡镇，民居之间也多由牲畜圈、草料间阻隔，聚落空间宽松及形态自由发展。②放牧点。每户牧民有属于自己的一片草场，在草场的端头是牧民的定居点，定居点沿道路两侧分布，每户之间相隔大约300m左右，每户的草场并排相联平面布局形态呈现鱼骨状发展。（3）住居形态：青海蒙古族多以蒙古包和土木房为主要住居类型，在东部河湟地区散居的蒙古族也多采用庄廓作为居住建筑，从民族特有民居类型来看，“蒙古包”仍是其典型代表。蒙古包是蒙古族特有的住宅类型，它是历史上“逐水草而居”的蒙古牧民游牧生活的一种物质载体。青海牧区往往在同一片草场同时存在藏族的帐篷和蒙古族的蒙古包，说明两种民居形态均能很好的适应高原草原的自然气候环境，但外观上两者又存在较大差异。藏族使用牦牛毛编制帐篷形状多为长方形，蒙古族多为羊毛毡为材料的圆形毡包，两者居住习惯、建造工艺各不相同，体现出民族文化在住居形态的重要影响力。
2民居建筑文化多元共生的成因分析
基于以上多元民族建筑文化的分析，青海乡土民居建筑文化具有典型的多样性特征，多样性背后的因素主要表现在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宗教文化三个方面。
2.1自然气候地理环境多样如前所述自然气候地理环境是民居类型生成的主导因素，青海地域广袤、土地类型多样，这势必形成风格多样的民居类型。青海民居建筑类型主要有庄廓、碉房、土坯房、帐篷等，它们都是基于本地区气候条件和资源环境所做出的适宜建筑模式，[5]这也是高原特色乡土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2.2生产生活方式多样应该说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模式，青海高原多样的地质地貌类型必然形成多样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又导致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根据青海土地类型，分为草地、耕地、林地、水面等，受海拔高度的影响不同海拔气候地貌条件有较大差别，由此形成了畜牧业、农耕种植业、以及半农半牧的农业生产方式。在历史的长期演变发展中，各民族逐渐适应了不同海拔高度的自然环境，形成各自相对成熟的生产方式，各民族各居其位、各得其所，构成高原地区多元民族聚居团结互助的社会环境。正是因为每个民族从事着对方民族不同的生产方式，利用着其他民族不善使用的种植技术，各民族之间形成了和睦相处、互通有无的社会关系。
2.3民族宗教文化多样青海世居着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民族，他们信奉着不同的宗教文化，这在他们日常生产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汉族兼信儒、道、佛三教，藏族、土族和蒙古族多信奉藏传佛教，而回族和撒拉族信奉伊斯兰教，除汉族以外其他少数民族多为全民信教，按照教义的要求，他们的生活模式、社会关系都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以宗教为纽带形成不同的民族共同体。各个民族均拥有本民族的宗教文化设施，用以强化民族身份实现民族内在的凝聚力。纵观青海各民族宗教及民俗文化，他们拥有本民族的集体记忆、审美情趣以及生活方式，这些都基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建立。
3结语
文化资本一词最早可追溯到Baumol、Bowen（1966）《行为艺术：经济学困境》一书的出版问世。该书虽没有明确界定文化资本的基本含义，但却论证了行为艺术等文化产品也像普通商品一样具有经济价值，并将给传统实体经济学研究带来新的挑战。法国学者布迪厄（1990）是文化资本理论的集大成者，他首次从社会学角度对文化资本进行了系统的论证，指出所谓的文化资本是指基于文化交易的一种社会关系，是可赋予人们权力和地位象征的累积文化知识；文化资本通常具有三种形态：一是个人内嵌式的文化资本，即包含在个人之中的价值观、文化知识素养、等；二是实物附着式的文化资本，如书画艺术作品、建筑造型艺术等能够以物理形态作为资本交易；三是组织制度化式的文化资本，如各类学历学位证书、从业执照等。继布迪厄之后，澳大利亚学者思罗斯比（1998）则从经济学视角进一步论述了文化资本的经济价值功能，他认为所谓的文化资本是基于文化表现出来的有形或无形财富的积累，可称之为有形文化资本和无形文化资本。有形文化资本为物质文化遗产和有文化价值的文化产品，包括建筑、遗址、油画、雕塑、工艺品等；而无形文化资本包括民众的思想意识、实践信念和传统价值等。这两种形态的文化资本均可以通过消费和服务的不断流动，如旅游、广告，激发艺术家、建筑师和音乐家的创造灵感等方式，获得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实现文化资本的增值。从上述关于文化资本的含义不难看出，作为我国文化遗产瑰宝的徽派建筑也一定蕴涵着丰富的文化资本。
首先，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表现形态来看，它兼具有形和无形两种形态：一是有形文化资本，这是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主体，包含了以徽州建筑本体为单元的文化资本，如古民居、牌坊、祠堂等古建筑，也包含了所有以徽派建筑符号为元素的其他建筑实体，如园林景观、工艺品、艺术创意作品等；二是无形文化资本，包含附着在建筑本体上的文化价值，这是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核心，是通过建筑形式表达出的民众共同认知的文化价值，如审美价值、历史价值、教化功能等。其次，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分类来看，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不可移动实体型文化资本，主要是徽派建筑实体以及与徽派建筑实体相关联的徽州自然风光、地形风貌，这些都是徽派建筑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类不可移动实体型的文化资本可以用来旅游开发；二是可移动产品型文化资本，主要是根据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再创造出来的，能够像普通商品可以移动带有显著徽派建筑符号特征的文化艺术产品，包括图书、影视作品、摄影绘画等；三是意识形态型文化资本，是指那些依附在实体的徽州建筑文化资本之上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历史传说等能够带来精神经济价值的文化资本。最后，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本质特征来看，一是复杂多样性。在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中充满了生机盎然、形态各异的诸如审美价值、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象征价值等文化价值，这庞大的文化价值子系统，使得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具有结构复杂多层的特点。二是边际效应递增性。
经济学著名的戈森规律认为边际效用递减。然而，由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构成要素并不是简单的生产和积累，而是大量的信息符号，它能够通过文化符号的创意使用不断生产出新的需求；同时还因为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中的无形资本具有累积生长的能力，能够自我更新，培育发展出新的符号与财富价值体系，因而它不像一般资本通常会边际效用递减，而是呈现独特的边际效应递增性。三是溢出效应强大性。文化资本的溢出效应是指一个群体如拥有相同的道德观念、传统价值等文化资本时，会产生文化认识的趋同，这种文化的趋同会带来更广泛的带动和模仿效应，从而获得外部的收益。由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中的文化价值所包含的道德观念、风水观念、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以及涵盖在建筑形式中的道德伦理诉求，这些均能产生强大的约束力、效仿力、凝聚力和传承繁衍力，从而获得不可估量的外部收益，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综上所述，徽派建筑的文化资本是指附着在徽派建筑之中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的各种形式资本（具体结构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徽派建筑的文化资本结构分为有形和无形两大部分，其中有形部分对应的是徽派建筑的不可移动实体型和可移动产品型的文化资本，无形部分则对应的是徽派建筑意识形态型的文化资本。因此，无论是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表现形态，还是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构成要素及本质特征来看，徽派建筑文化资本除了具有一般资本的共性之外，还具有文化资本的特殊属性。
二、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构成要素
符号化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进化的结晶，是社会文化资本发展完善的根基。正如卡西尔（1944）所指出：符号化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社会文化的发展依赖于人类的符号化行为。索绪尔（1916）最早从语言符号的结构中提出了“符号化”理念，并指出任何符号化系统都是由“能指”和“所指”元素组成的：“能指”元素是指符号的形式，表现为可感性，而“所指”元素是符号传递的意义，表现为抽象和不可感性。皮尔斯（1873）则结合建筑文化符号的特点将建筑文化符号分为“图像”、“指示”和“象征”等三类符号，其中，图像符号是能指和所指之间具有图像相似性的符号；指示符号是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符号；而象征符号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约定俗成的联系符号。据此，我们可以分析出经过漫长历史演变的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系统及其构成要素。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能指元素是其文化资本的有形部分，是由徽派建筑的本体构成的。诸如粉墙黛瓦、祠堂、牌坊、马头墙、水井等已成为徽派建筑文化资本标志性的能指元素符号，如表1所示。所指元素是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无形部分，是附着在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之中反映先民生活理想和愿景的符号要素（如表2所示），也是“器以载道”的典型代表，并通过谐音、联想、约定俗成的隐喻等，表达了先民们祈盼富足美满的意愿。综合表1和表2可勾勒出由各种能指和意指元素所构成的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系统结构，具体如图2所示。
三、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消费
符号消费理论是鲍德里亚具有颠覆传统经济学意义的理论，他在其著作《物体系》（1968）中指出符号消费是指消费对象由物的使用价值转向了物的符号价值，而符号价值其实就是物品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权力。李恩来(2014)则认为这些符号价值不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为目的，而是通过消费物品中所包含的隐喻、象征和延伸的意义，满足人更高层次的欲望，比如旅游的目的已超越了仅仅欣赏风景名胜的功能，而是达到快乐、休闲的欲望。因此，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内涵丰富多彩的“能指”和“所指”元素所构成的符号化结构系统，不仅可以极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精神欲望的需求，还可以通过多种符号化消费的途径产生巨大的文化资本价值功能。徽派建筑文化资本挖掘开发的实践表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能指元素的符号化消费主要通过如下三大途径实现的：一是旅游消费。通过游客游览徽派建筑的历史遗址，使游客获得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实体形态的直接消费体验，从而构成了对徽州建筑文化资本的消费，整个旅游体验过程其实就是对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消费过程，这种体验带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和符号意义。二是博物馆消费。如安徽省博物馆举办的由水口园林、牌坊、祠堂、建筑构件与装饰艺术等单元构成的“徽州古建筑陈列”，以及黄山市的“徽州三雕”博物馆、明清古民居建筑博物馆、徽商博物馆等。这些以展示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能指元素符号为基调的博物馆正不断地吸引游客参观消费，使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得到传承和积累，极大地提高了徽派建筑文化软实力的经济价值。三是艺术设计消费。徽派建筑符号系统浓郁的地域风格使之成为独树一帜的民俗元素。众多设计师将徽派建筑符号的能指元素糅进园林景观、休闲度假村的设计当中，并成为显著的文化地标，如歙县新徽园、屯溪老街、黄山云谷山庄、合肥的三河镇等，而马怡西则运用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将“四水归明堂，归水亦弘扬”的思想融入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的室内设计中，喻意良性循环，凝聚力与外向力的辩证统一，充分展示了具有徽派建筑特色的艺术符号。所指元素的符号化消费，其旨趣不在经济现象的量化，也无法在消费行为与其他因素间找出数字表示的函数关系，只能做主观的判断，以满足某种消费欲望的过程。因此，人们对徽派建筑中的无形文化资本所代表的意义进行消费，是以满足或表达对生活的某种祈盼和理解，其实质就是徽派建筑文化资本所指元素的符号化消费。例如，大量的个体企业、门面商店、家庭装修等，采用徽派建筑装饰中的蝙蝠、荷花图、葡萄松鼠图等所指元素符号，以祈盼财源滚滚，祥和美好的生活愿景。又如以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为背景的影视、音乐、图书等文化产品（如纪录片《走进西递》、电视剧《红顶商人》等）都是将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所指元素的符号系统融入作品之中，从而满足民众的精神消费需求。
四、结束语
建筑文化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物化形式;其次是外部形式与内在的结合，也可称如各种创作理论、规范和法规等;最后是最本质的内在，如宗教感性、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民族习性，这些本质的东西影响着前面两个层面。现代主义建筑风潮的显现出弊端之后逐渐平息下来，而后的后现代建筑试图重拾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弥补之前的不足，但是后现代主义建筑的效果也并没有如预期一样，止步于建筑文化的表层，在本质上没有摆脱现代主义建筑的弊端。传统建筑文化是在它们所在的时代产生的满足它们那个时代要求的建筑，而我们所在的时代由于需求，背景的不同，同样需要具备我们时代的特点。如果我们回头审视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传统建筑文化整体上是在特定主题下发展的，属于建筑文化的第三个层次。和谐观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核心，出自于我国“天人合一、和谐共存”的儒道互补的哲学体系。自古以来，中国主流的传统建筑正是沿着这条清晰的路线发展的，这便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当代建筑文化重生的主干。建筑文化的重生所指的绝不是将传统的建筑形式形而上学地附着在建筑体中，这样低层次的建筑文化的表达方式最后只能导致建筑文化的面目全非，轻浮而没有内涵。真正重拾建筑文化是指在建筑文化的第三层次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背景，资源和要求加以创新，使建筑符合时展的需求，才是建筑文化活络重生的之道。
2建筑文化在生态建筑中重生
近年来，生态建筑潮流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复兴的良机。生态建筑是将建筑本身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利用技术、建筑学、生态学等将建筑内外的生态因素有机地融合起来，形成建筑生态系统内的自循环，从而解决建筑低耗环保的要求，这与中国建筑文化“天人合一”的观念不谋而合，是一个填补建筑文化缺失的一个契机。古代中国建筑宣扬的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在古代中国先贤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敬仰的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基于这样的观念，古代匠师从基地的选择到建筑的功能的布局、结构、造型等方面都考虑建筑与环境、建筑与建筑、建筑与人的相互协调与融合，建筑虽由人造，宛若天成。或使建筑顺应自然生态，成为自然生态中的一部分，即适应环境，或使建筑整体自成生态，创造自循环的小生态，即创造环境。这样的建筑观念本身就已经契合了生态建筑的生态学的主体。
2．1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
王澍的作品中充斥着传统低技术的运用，如碎砖瓦片拼凑而成的建筑外墙不拘一格展现了中国传统民居古朴而优雅的质感;建筑的水平发展趋势通过披檐的加入而得到加强，同时竖向层次也丰富了;大面积透明玻璃的应用增加了建筑的透光率，也使建筑通透清心，更加古典雅致。由王澍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对建筑细部的单纯的植入较少，而是通过创新来塑造建筑氛围和空间趣味使我们能够感觉到传统中国建筑环境的。正如安藤忠雄所提到的，建筑并非模仿形式，而是继承内涵。
2．2吉巴欧文化中心
吉巴欧文化中心是伦佐•皮亚诺的代表作品之一，这个温暖中心的灵感来源于当地人的“棚屋”文化。当地人认为人只是自然界中一个小小的环节，生死是人生命的历程，但是灵魂永恒存在，躯体只是灵魂的一个载体，终究还要尘归尘，土归土。“棚屋”是由自然界中的材料搭建而成的，当地人将他们对生命和自然的理解赋予建筑，使之与人一样同样有类似于生命体生老病死的过程，建筑来源自然，并最终归于自然。皮亚诺在理解了当地的建筑文化后，在利用当地建筑材料的同时采用新型的钢结构结合计算机的精密计算形成建筑编织结构的主体，并且在建筑中运用百叶窗调节自然通风使建筑更加生态节能，而经过精密计算的主体不仅具有形式美，更具有实用性。伦佐•皮亚诺设计的吉巴欧文化中心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尝试，他使建筑继承了传统建筑文化的同时通过创新更加深化了建筑的文化内涵，建筑的形式完美地融合于周围环境，营造出符合传统建筑文化的氛围，同时又不失时代感，是一次传统建筑文化与生态建筑结合的成功尝试。
3结语
1．巨大的市场体量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迅猛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建筑业的增长极为引人注目。伴随着近年来快速推进的城镇化浪潮，2003年，中国建筑业增长首次超过20%，此后，一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速度，从1986年至2011年，中国建筑业的总产值增长了140倍，已成为国民经济的第六大支柱产业。2013年，中国建筑业的总产值达到了159313亿元，约为世界建筑业总产值的20%左右。在全国各地，各类工业、商业、公用建筑和住宅建筑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整个中国几乎成为了一个“大工地”。巨大的建筑市场为“表皮”概念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这个巨大的市场上，对建筑表皮创新的需求首先来自于由各级政府主导的公共建筑建设。经过三十余年的经济快速发展，相对于改革开放以前，各级政府已经掌握了雄厚的财政资金，加之近年来各地政府通过城市建设投资平台的快速发展获得了强大的融资能力，以巨大的可支配财力为支撑，在城市公共建筑建设中，或出于突出城市特色的需要，或出于“炫耀”政绩的心理，很多地方政府竞相攀比，片面追求建筑物的“档次”、特色。以政府办公楼与剧院、博物馆、体育场馆等体育文化设施为代表的公共建筑建设需求，是中国建筑市场上对表皮创新或奇观建筑的最重要的需求。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资本对建筑形象和环境意义的追求，是建筑表皮需求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消费社会。所谓消费社会，按照波德里亚的定义，即“以符号为中介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商业建筑表皮所塑造的形象和环境意义，作为一种激励消费行为的重要符号，是消费社会条件下商业建筑设计的重要内容。〔7〕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商业建筑的表皮实际上已经成为了重要的营销和竞争手段。除了前两种需求外，当代生态理念的兴起，也形成了对表皮创新的巨大需求。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愈益严重的能源危机和生态危机迫使人们不仅在生产和技术领域，也在生活和消费领域改变使用能源的观念和方式，重新思考和调整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建筑物是人最重要的生存和活动场所，建筑表皮作为建筑内部空间与外部环境的交换界面，面对能源危机与生态危机的巨大挑战，建筑的生态理念要求建筑表皮在满足采光、遮阳、自然通风、保温隔热等功能要求时，能够合理协调建筑与人、建筑与生物、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能够对气候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按照生态的理念，建筑表皮将不仅具有围护和造像的功能，它作为建筑的皮肤，还是建筑与外界环境进行能量与物质交换的界面。
2．科技进步
在任何时代，建筑的形态或建筑表皮的演变都不可能是人们随心所欲的结果。作为建筑物的一个组成部分，建筑的形态或建筑表皮始终是人类在既定的物质、技术条件下，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审美取向作出的选择。在整个20世纪，人类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在进一步加快，新材料、新技术层出不穷。当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也为设计和建造的革新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支持。〔8〕在建筑领域，这些新材料、新技术不仅为人们对建筑形式、建造方式和建筑材料的选择提供了几乎无限多的可能性，而且，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几乎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平，即，可以根据人们对建筑形式、建造方式和建筑材料的想象力，发明更多的新材料、新技术。可以说，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材料和技术对建筑师在建筑作品中自由表达的限制。如果说在20世纪之前，受技术和材料的限制，建筑师的自由表达空间还十分有限，那么，在20世纪，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新技术和新材料已经给建筑师们提供了几乎无限的自由表达手段。
3．建筑思想的多元化发展
建筑设计思想体现了一个时代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倾向，是一个时代的重要文化现象。它们代表了社会统治阶层的审美意识。由于它们是当时社会占支配地位的审美意识，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为建筑设计中的社会意识。在很多情况下，它们被称作时尚、风尚。建筑师通常都是按照雇主的要求从事设计和建造。这些雇主可能是政府、公共机构，也可能是商业机构、私人或社会团体。他们对建筑形态或建筑表皮的需求代表了当时社会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和审美意识。也就是说，建筑师的工作首先要服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但是，在这一前提下，建筑师如何利用材料和技术实现雇主的要求，既取决于建筑师的才干，也取决于建筑师的主观意愿，包括建筑师、审美取向、对材料和技术的理解等等。换言之，建筑师对材料和技术的利用方式就是建筑师的主观意愿的表达。由于改革开放的国策和建筑市场巨大的体量，自中国20世纪末开始融入全球化进程以来，各种建筑思潮也迅速进入中国并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建筑思潮的一个聚汇中心。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思想多元化的时代。在建筑领域，从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30年代的包豪斯主义，到20世纪中期的后现代主义、结构理性主义、高技主义、极少主义，在一个世纪内出现的建筑风格已经超过了以往数千年的总和。不仅如此，而且，从20世纪末至今的20余年间，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人类的交往空间迅速扩大，原先由于地理隔绝和国家边界对文化传播形成的限制正在迅速消失，思想多元化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现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后期以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能源短缺、过度消费等问题，不仅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社会热点，也日益明显地影响着建筑师们的设计思想。建筑师们可以表达，需要表达的思想、意识、观念也趋于多样化。无论是所谓奇观建筑，还是个性化建筑，甚或是符号化的建筑，即使我们不排除其建筑思想中含有迎合“新、奇、怪”这一当代社会意识的成分，也不可否认，当代建筑设计正在成为建筑师以具象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意识的重要舞台。因此，可以说，在当代中国的建筑领域，“表皮”概念及对“表皮”概念的运用方兴未艾。在当代中国，表皮概念不仅被广泛运用于新建建筑，也被广泛运用于旧建筑改造，表皮概念的运用和扩展正在改变着中国城市的面貌。与此同时，我们在中国建筑界对表皮的及奇观建筑的追求中也看到了不少非理性的表述，例如对所谓欧美风格的盲目引进。在我国所有大型城市，甚至一些二三线城市，几乎都可以看到以欧美城镇、地名命名的住宅小区，简单模仿欧美建筑风格的成片住宅建筑或街道、小镇。再如对城市建筑的所谓现代化改造。在各地的城市街区成片改建过程中，大批历史形成的建筑群被简单粗暴地彻底铲除，代之以商业化的现代建筑，天不分冷暖，地不分南北，千城一面。等等。
当代建筑文化显示出明显的“时尚化”的特征。所谓“奇观时代”，实际上就是一个高度商业化、信息化的时代。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对视觉呈现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商业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司空见惯的事物已经麻木而失去了兴趣，只有具有强烈个性的东西才能得到社会的关注，建筑也不例外。“时尚”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它意味着，在特定时间和地域范围内，某种新兴事物由少数人率先尝试，然后被大众所接受、认同，并且崇尚和效仿，然后被遗弃。时尚具有探索性质，往往与合理性与经济性有所偏离，并且“具有流行性和周期性”。“时尚”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但是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区域，时装总是占据了其中最显著的位置。建筑设计的“时尚”，与服装设计(cloth-ingdesign)的“时尚”有很多相似之处。
1．建筑与时装的交集森佩尔在其论文《编织的艺术》中详细地介绍了古代人用各种柔性材料进行编织的技艺，指出，这种技艺在两个领域中被发扬光大，一个是服装，另一个是建筑。建筑表皮与服装表现出大量的共性。我们在这里可以将建筑与服装做一个简单的类比。服装和建筑表皮都是“实用”的艺术，只停留在衣架上的时装和仅仅以模型和图纸的形式存在的建筑都是没有意义的，两者的价值都只有在人的使用中才能得到显示。服装和建筑表皮都是“物质”的艺术。与绘画、音乐等纯粹的“艺术”相比，服装和建筑还包含对材料、技术等物质层面问题的处理。服装的实现，不能离开测量、剪裁、缝补;建筑的实现，不能离开建造。它们都涉及几何形式，但是都超越了几何学。两者的设计都起源于“概念”或“意象”，而这种“概念”或“意象”都要结合实际使用的需要和生产加工的条件，进行进一步深化设计，将“非物质”的意象转化为“物质”的形式。服装和建筑表皮的服务对象都是“人的身体”，前者是为人的个体提供身体表面的覆盖，后者是对人的群体提供空间围护。服装和建筑表皮系统的目的都有两方面:一种是物质上的，两者都为人提供一种对外界环境的保护和遮蔽:既要便于活动，又要保温透气;另一种是精神上的，两者都具有较强的形式表现能力，为人提供一个自我表达的途径，来显示其身份、地位、能力和个人魅力，无论这种表达的内容是个性、地域、文化还是政治。服装和建筑表皮具有相似的影响因素和创新来源。对于形式，人们审美思想的转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任何一个时代，审美的理论和思想往往同时影响了人们对服装和建筑的偏好。例如，“折叠”和“褶皱”是当代服装和建筑共用最多的理念之一。经过“折叠”和“褶皱”，平面的材料因为折痕变成了有一定体量的形态。建筑师把建筑的折叠和褶皱当做一种工具，利用光影的戏剧效果来提升建筑外部视觉趣味，同时达到控制内部空间形态的目的。在建筑与服装的大量交集中，时尚正是最亮眼的区域。在相互的借鉴与融合中，“时尚”建筑与服装的边界正在渐渐模糊。
2．时尚的层级“时尚”是有层级的。在服装设计领域，服装按照创新性、变化和普及程度，可以分为“前卫型”服装、“时尚型”服装、“大众型”服装等多个层级。“前卫型”服装后，成衣制造商要解读其表达的理念和运用的技术的指导意义，并且根据实际穿着需要对其进行再设计，从而生成“时尚型”服装;另一方面，媒体对流行的信息进行传播，将“前卫型”服装的概念从一种倾向变为一种趋势，让具有这种倾向的产品投放市场时引起流行。相比之下，“前卫型”服装是设计师创造的个别的现象，“时尚型”服装是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设计师、消费者和媒体共同创造的一种集体行为。当新的理念和技术在“前卫型”服装和“时尚型”服装中趋于成熟后，才会被广泛运用于“大众型”服装。建筑表皮的“时尚”程度远逊于服装，但是，也有类似的区分:“前卫型”建筑是偏离了常规的目标和建造方式的极少数建筑。其表皮系统采用先进的技术，表达了前卫的理念，通常对实际因素考虑非常少，其材料、构造、结构的运用具有更强的探索性，相当于服装界的“mode”。这些建筑往往是临时的，小规模的，通常没有复杂的功能需求，例如世博会的建筑。而更前卫的以模型和图像为主的概念展示，实际建造的可能性更小，类似于“vogue”。“时尚型”建筑是新的理念和技术在“前卫型”建筑的引领下，经过合理化发展后，在标志性建筑中的运用。“时尚型”建筑有更长的使用周期。其表皮系统需要更完善的功能，需要对原始概念进行大量的改进和再设计，使之“可用”和“耐用”。与服装业类似，经过改进而成熟后的技术和理念，也需要媒体的宣传而变为趋势，并在建筑中引起流行。当新的技术和理念在“前卫型”建筑和“时尚型”建筑的运用中成熟，经济合理性达到一定程度后，才会被大量的“大众型”建筑接受并广泛运用。
3．建筑表皮系统的“时尚”与当代城市建设借助服饰理论对“时尚”的理解来解读当代建筑表皮系统的“时尚”，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这种现象。1)在全球服装产业中，“时装”只是一小部分。类似的，在城市建设中，对“时尚建筑”的需要也是少数。建设的主体仍然是经济合理优先的“普通建筑”。2)“T台上的时装”往往是不能穿出门的，“T台上的建筑”往往也不能满足日常使用的需要。“大众型”建筑被大量建造，正是由于其实用性和经济性。“与众不同”往往意味着和经济合理的原则有一定程度的背离。对于标志性建筑，与常规适当的背离是可以接受的，并且也可以看做建筑表皮系统“进化”的一种方式。正如文丘里对密斯的评价:“密斯之所以设计了很多奇妙的建筑，正是因为他忽视了建筑的很多方面。如果他试图解决更多的问题，他的作品将会软弱无力。”但是，过度的背离则会导致严重影响建筑正常使用、对生态环境或城市景观造成破坏、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违背了建筑“实用美学”的本质。许多“时尚”的建筑，为了某一个方面的探索，违背了建筑学的很多基本原则。它也许有十分重大的创新意义，但并不见得就是一个“好”的建筑。3)虽然“时尚”的实用性差，社会需求总量小，但是，无论在服装还是建筑表皮的发展中，“时尚”都占据重要地位。“时尚”是探索新领域的先锋，对普通的服装和建筑有引领和指导的作用，对推动服装、建筑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起着重要影响。“时尚”是短命的，许多“时尚”在被设计出的那一刹那就已经过时，但是，对时尚的探索却是永无止境的。“时尚”的价值，不在于其前卫的形式，而在于先进的建筑理念、材料和技术。借助材料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建筑表皮系统的“时尚”具有不断为城市建设开拓创新的可能。
1)加大政府保护力度，地处冀南地区的城市要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安排专业人员负责普查，全面了解和掌握该地区建筑文化遗产资源的类型、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综合评估分析建筑遗产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和开发等工作;2)要重视文化遗产要素与自然要素的相互作用，扩大保护空间范围，形成系列遗产及文化旅游线路;3)加大法律保护，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加大对损毁或破坏文化遗产行为的处罚和制裁力度;4)做好民间宣传工作，提高民众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让民众深入了解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清楚若损毁或破坏文化遗产需要承担的严重后果。
2建筑文化遗产景观化的途径是科学利用
建筑文化遗产是一个地区重要的景观资源，如何利用建筑文化遗产，发挥其景观资源特性是实现其景观和艺术价值的关键。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是相互依存的，没有保护，利用只能是“无源之水”，只保护不利用就失去了保护的目的。前面提到冀南地区建筑文化遗产保护要充分考虑对其进行综合价值评估，利用亦是如此，根据价值评估，确定该如何保护和利用建筑文化遗产。对于一些民居院落、古城和古村落，可以采取保护性利用。如广府古城，是战国时期赵国毛遂的封地，同时也是杨氏太极拳和武氏太极拳的发祥地，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古城保存着比较完整的明清时期的方形城池格局，护城河环绕四周，古城内外历史文化遗存众多，如杨露禅故居、武禹襄故居、杨露禅墓地、黑龙潭、毛遂墓、弘济桥、隋代运兵洞、甘露寺、广生寺、赵斌太极园、傅仲文纪念祠等。古城内有大量保存完整的明、清时期的古民居院落，青砖灰瓦保持了传统民居风貌;街道格局保持了明嘉靖年间的原貌。除此之外，广府古城周边有着独特的湿地风貌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永年县通过制定保护与开发规划，以古城修复为基础、以太极文化为龙头、以生态园区建设为方向，对广府的明清古城资源、太极文化资源和生态资源进行整合，充分发挥了各种资源的优势，极大地促进了古城的保护与开发，很好地实现了这些建筑文化遗产的景观化利用，体现了其拥有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因此，做好城市的保护与开发规划，有效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整合文化遗产景观资源及周边环境，是实现建筑文化遗产景观化的重要途径。
3建筑文化遗产景观化的原则是尊重历史
建筑装饰不仅是多元文化的结晶，而且它对于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从建筑装饰的整体风格来看，一个好的装饰作品不仅有很高的观赏感受，还能够通过设计风格看出建筑物具体的用途，有很强的明确性。我国目前的大部分建筑材料都是选用质感厚重的混凝土结构，但是随着新的材料及科技的发展，建筑装饰的设计风格充满了人文特性，从设计的颜色、图案等都可以感受到建筑物带来的人文气息以及科技观念和信息发展的进步。带有文化内涵的建筑装饰风格的建筑给人带来舒适愉悦的生活体验，有很强的实用性和享受性，通过高品质的文化氛围可以使人的身心得到放松，从而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以及带来一定的社会影响。建筑装饰设计风格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对其二者的关系的研究，应该考虑到很多方面，建筑设计水平的提高可以加深建筑文化的内涵，同时文化内涵的提升也可以促进建筑设计风格的日趋进步。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社会文化背景和当地的自然因素的制约，还与整个地区的文化氛围以及设计师和当事人的文化素养有关。
2建筑装饰设计风格对文化的吸收
建筑设计的风格虽然是一种表象的表现形式，但是，其内在却渗透着包括自然情况、人文背景等在内的一系列相关因素，其中有着深刻的内涵。对于现代社会多元的建筑设计风格来说，风格更不是流于形式的呆板艺术品，而是赋予丰富地理和人文内涵的艺术活化石。贝育铭是著名的建筑大师，他曾经说过，一个好的建筑物，不仅要考虑带地点和当地的气候，还要考虑到当地的人文环境、历史状况以及大众的爱好等。所以，好的建筑设计风格的形成，首先是要结合当地的自然、人文情况，还要根据时代特征和地区特色来构思和创造出独特的设计风格。设计师要有一定的专业素养和深厚的文化功底才能设计出优秀的建筑装饰作品，针对特定的建筑物要设计出不同的作品，设计师要有一定的文学常识、历史知识、绘画功底以及现代的设计手法和计算机操作技术。当今的社会发展速度日益加快，人们对于建筑装饰的风格要求也日益多样化，不仅要从材料的选取上，在室内装饰的设备配置上也要能透露出人们对于建筑设计文化观念的改变，他们逐渐将视线转移到有完美的艺术风格的装饰物件上，从而营造一种底蕴深厚的文化氛围。
3文化对建筑装饰设计风格的影响
建筑风格将内在的文化和引进的文化相融合，兼容并蓄，相互融合促进，内在文化中的民族特色和传统的风俗习惯以及人们内心的使得建筑设计风格独具特色，或内敛，或沉稳，或者个性，都从根部影响着建筑装饰风格的设计；社会文化以及时代的文化潮流也为建筑设计风格的形成提供了一些流行元素；而固定不变的地理位置以及气候条件又是风格设计不得不考虑的影响因素。现代的建筑装饰设计风格势必会接受外来的设计元素，这些元素因其具有异域风情而颇受大众的喜爱，这种中西合璧，混搭的装饰风格能够给人一种独特的视觉体验和感官享受，个性的建筑风格使人们内心得到了平衡，最终引领更多大众对于建筑风格的选择。
4结语
1室内设计的表现
传统建筑文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文化基础，特别是一些地理、五行等都被灌输其中，室内设计要依据既定的室内外建筑环境进行重新的设计布局，以中国传统建筑设计为例，建筑的色彩偏重于灰黑色的表现方式，采光也注重自然的光线组合，通风情况也有自己的特点，室内设计就是将我国的传统文化融入到了室内设计中去，创造出适合人们居住的，更符合人们传统审美风格的环境空间。由于我国建筑一脉相承，很多好的地方可以被借鉴，未来的室内设计需要的就是继承和发展，多元化的处理。一些文化方面的价值导向也需要注意，创新的地方与文化价值也可以得以实践，我国传统建筑文化就是应该以人为本，在室内设计的同时达到居住的需要，室内设计可以遵循这一原则，在满足基本物质生活的条件下，达到对于人们精神层面建筑空间设计需求的满足，传统文化与建筑文化的结合才是室内设计表现需要注意的地方，这样才能共同促，进建筑设计与室内设计的共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之后，形成了丰富多样的传统图形和纹理，传统文化元素中，象征不同寓意的情感表现，如平安吉祥、福禄寿囍等也都是如此，传统文化形式与内涵的结合，使传统符号作为装饰元素营造出了现代室内设计文化的一种手段。目前，现代室内设计师需要掌握的就是去用室内设计语言去诠释传统文化，一些大型的酒店一般将传统文化装饰设计进行的较为充分，有的借助于一些传统的青砖、陶瓷、墙壁、房瓦等，将传统文化别是绘画与书法的一些东西也进行了铺垫，一些排列组合与现代室内设计融合起来，营造出了古典美的设计手法，因此，可以说，传统文化与现代因素的结合是室内设计的一种典型的风格表现，在实践运用中也很多。传统文化需要借助传播的媒介进行展示，室内设计空间就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媒介，无论哪一种风格，都承载着设计者的思想，承载了精神文化的内涵，中国的传统文化借助于传统媒介进行了一定的传播，由于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室内设计这一媒介可以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风格，历代不同的室内设计处理更趋细化，这样全面的展示，可以为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媒介。传统文化是室内设计的渊源，室内设计也可以使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无论何种室内设计风格，需要的是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的体现，社会风貌可以有着特定的精神文化内涵，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观念。此外，室内设计与生产力相结合，形式源于社会形式，设计师要依靠经验进行。
2小结
我国的建筑文化历史悠久，它与室内设计有着密切的关联。室内设计需要借鉴建筑设计的空间和文化表现，在此基础上进行设计创造，形成一门综合性的设计艺术，由于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室内设计还需要传承传统的文化特点，给予人们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
作者：王泉水 单位：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
绿色建筑材料相比于传统建筑材料应当具备以下的接几个特征：第一，在生产过程中应当以高新技术作为依托，最大限度的减少天然资源和能源的使用，最大程度地利用尾矿、废液、废渣等废弃物；将产生的有毒、有害物质和废料量降至最低；禁止使用甲醛、芳香族碳氢化合物、卤化物等，并且材料成品中不能含有铝、汞、铬及其化合等等有害物质。第二，在使用过程中最大程度满足人们在居住时对安全、健康、环保、卫生、美观等需求，同时具有防火、调湿、除臭、调温等功能，并具有良好的耐久性能。第三，对已经完成使用寿命的材料能够循环再生使用，或者可以转化成为对环境无明显影响的物质。因此，绿色建筑材料的本质就是减少对能源、资源的消耗，降低对生态环境的污染，能够进行重复循环再生使用。
二、绿色建筑材料对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的必要性
1、建筑材料发展趋势的影响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绿色建筑材料的重要性，强调了健康、环保的必要性，着力研究利用少量自然资源、降低环境污染的良性建筑材料，为保证人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做后盾。因此，人们在建设城市文化时应当不断思考和反思使用建筑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而使建筑材料在生产过程、使用过程和再生过程中造成的环境负荷与材料性能相协调。研究和使用绿色建筑材料是为了使人们在生存发展中减轻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符合，致力创造绿色建筑文化，进而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精神。
2、经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面临着资源、人口、土地。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压力，为了协调保护环境与利用资源之间的关系，人类需要良性建筑物创造绿色建筑文化。因此，研究和使用绿色建筑材料和设计建造人们事宜生活的生态环境受到了强烈的关注和重视。结合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以及我国居民的需求来看，利用高新提高建筑材料的性价比，促进建筑材料产品的更新换代，研究和使用绿色建筑材料能够满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3、满足建筑材料与环境的适应性需要
我国的建筑工业发展自改革开放以后一直持续了资源消耗高、成本投入高、能源消耗高、污染指数高的“四高”路线，传统建筑材料对使用性能的极度追求和建筑材料与环境适应性的严重忽视是导致我国工业发展还严重依赖于水泥、玻璃、陶瓷、塑料等材料。由于我国的传统建筑材料一般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主要针对特别的场合进行研究开发，使得建筑材料具备多样性，因此无法对建筑材料回收和再利用，长期使用传统建筑材料使得环境协调性较差，并且不能以少数绿色建筑材料取代大量传统建筑材料。因此，在今后的建筑设计、建筑材料设计和生产过程中应当更加注重生态环境问题，必须着重保护生态环境平衡，减轻使用传统建筑材料给生态环境带来的负荷，协调建筑材料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三、绿色建筑材料在绿色建筑文化中的应用及重要作用
我国虽然资源占有总量位居世界前茅，但是资源人均占相对较为贫乏，因此，对节能环保的绿色建筑材料的需求相对较高。目前，我国已经在绿色环保节能建筑材料中取得了不菲成绩。
1、绿色建筑材料的应用
（1）新型墙体材料
墙体材料是建筑材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以建材绿色化为主导，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将保护土地和环境相结合，通过限制粘土砖、优化墙体材料，使其有利于生态平衡。技能符合国家的政策要求，又能改善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坚持因地制宜、综合利废的原则，充分利用本地资源，综合利用工农业废渣等生产墙体材料。
（2）保温隔热材料
我国大部分地区采用的保温节能墙体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小墙体的传热活动，外墙的传热活动比例较大，墙体保温根据保温层的不同位置进行划分为外墙外保温、外墙内保温、中空夹心复合墙体保温。目前，我国的外墙保温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了节能建筑材料中的重点。
2、绿色建筑材料对建筑发展有主导作用
绿色建筑材料是建筑安全、健康的基础，采取先进的生产技术，减少天然资源和能源的使用，增加对工农业、城市固态废弃物加工生产的无污染、无毒害、无放射性、可回收循环使用、有利于保护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健康材料是保障绿色建筑文化的基础。随着政府部门对绿色建筑材料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大，绿色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各级政府为了响应社会对绿色建筑产品需求的呼声，制定了相应的建筑环境安全建设的发展规划，以此满足人们对绿色建筑文化的需要。
四、结束语
一切的文化现象都是符号系统，它包含着含义的存在与表达。一个优秀的建筑设计，不仅承载着地方文脉，并能用恰当的设计语言、符号等准确表达其建筑文化，最后使这座建筑的使用者与欣赏者能够理解、读懂这座建筑的精神含义，就如建筑师在设计这座建筑的初衷一样。在准备设计中构思建筑的文化内涵时，首先要研究当地的政治结构、经济形态、、文化心理及传统民俗等。从符号学角度看，以上所说的政治、经济、宗教、心理、民俗作为影响文化的因素，可统一看成是一个符号。按照句法学的理论则需要认清这个符号内在的关系及影响规律，哪些可以对建筑有直接的影响，哪些是间接的影响，哪些是显性的影响，哪些是隐性的影响，哪个影响力大些，哪个影响力小些。在清楚的认识了这一符号的内在关系后，则可抓住其主要矛盾，在建筑设计中依托于文化进行有的放矢。
其次，用符号学理论的语义学分析符号的能指与所指，能指如何表达所指。如江南园林中的假山，假山的能指指的是在一定的社会规约下它所代表的物质、实物及其表面所传达的信码，比如坚硬的、体块的、灰色的、堆叠的石头，也就是说假山的能指是这一名词所代表的物体，同时也包含着假山一词所携带的在形态、空间、颜色、嗅觉、触觉等方面的信码。而其所指，指的是文人墨客对假山形态美的喜爱，对自然山水的追求以及想回归田园生活的情怀。这里的所指不同于能指的物质层面，它包含着更高一层的有意义的含义、思想意识，以及对信仰的阐释、对美学的认知等。这里的能指与所指同时具有共识性与历时性的特点。共识性的意思是能指与所指的相互指示关系在造园主造园时或造园后的一段时间内(当时人们的信仰、思想未变时的一段时间)没有变化，所指始终指示着造园者对自然、田园的热爱。历时性说的是经过时代、社会、人文、思想的变迁，其能指未变，所指指的并非原来的所指，而是有了不同的内容。如上文的假山，若处于现代社会，欣赏它的人的知识结构、文化积淀与古时不同，则对假山的所指或许有新的理解，比如假山更多的意味着观赏与攀爬，便体会不到更深层次的含义。因此，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会因时而变。在实际的建筑设计中，若要准确表达建筑的某种文化，则要在空间、结构、建筑表皮等方面分析各个符号所代表的能指和所指，并能选取恰当的表达方式使能指指示设计者想要表达的所指，同时考虑符号的共时性与历时性对符号信码的影响。
任何一个建筑都是服务大众的，为大众所使用，那么就必须用符号学理论的语用学分析建筑设计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建筑是否能引导使用者按照设计者的意图来使用建筑、理解筑。在这一关系中就存在符号的传达、信息的接收是否对等。人们对符号的理解是以社会约定为中介的，那么设计者需要依托现有的约定俗成，运用恰当的设计手法，表达建筑中承载的文化，使大众不仅能欣赏建筑的物质文化，并且能读懂建筑中的精神文化，以达到建筑设计中文脉传达的目的。
2基于符号学的建筑设计手法
依据近代建筑师对符号学设计手法的提炼和总结，共有以下几种设计手法:实用型设计、型类学设计、类比型设计、规构型设计。实用型设计:这种设计方式多指在建筑材料上，反复实验，最后选取某些能够表达设计者用意的材料来完成建筑的创作，如拱券结构使用石材，中国古建筑使用木材。型类学设计:设计“类似”于某特定文化成分在大众心理中所共有的一种固定形象。如现代办公大楼，多数有大面积的玻璃幕墙，或是有规律的窗墙比。又如西方的教堂，人们心中固有的形象就是高耸、神秘、复杂、华丽的建筑。类比型设计:通过利用视觉的相似性进行设计，例如仿生设计———悉尼歌剧院，整体造型类比贝壳，以传达海的文化。规构型设计:利用几何图形的变形与组合，依据一定的比例关系进行设计。通过以上四种最基本的建筑设计手法，结合建筑符号学三方面的分析理论，可以为建筑设计中文化的传达提供一个存在的基础。
3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