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化论文第1篇

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变革的历史表明，不论是八十年代初期进行的中央银行职能分离还是外汇体制改革，抑或是九十年代初分离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等，中央政府一直都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主导者、发起者与组织者，而各级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及国有金融机构都只是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二行动集团。作为中央政府分支机构的地方政府既是地方行政机关，又是中央的人，而地方官员是地方政府的人，因而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再到地方官员存在着多层级的委托关系。虽然地方官员是由各级人大选出的，但中央的意志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人事控制向下传递，进而对地方官员的行为产生激励作用。与此同时，当前体制在经济上又高度分权，具有一定资源调控能力和配置权力的地方政府官员为追求地方经济增长的政绩及分享财政税收增长的好处，有动机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这在中国实施财政体制分税制改革之后尤为突出。既然金融市场化会弱化政府部门对金融资源的掌控，地方政府阻碍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势必成为自发的逐利行为。另外，横向的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也会激励地方政府官员干预商业银行信贷投向。另一方面，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在人、财、物上与各级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级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上不得不呈现出亲政府行为，尤其是地方性城市商业银行本身就是由地方政府或地方国有企业出资组建的，其经营管理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各级地方政府的控制。有证据显示，中国有82.6%的城市商业银行是受地方政府控制的。事实上，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为了在政绩竞争中胜出，有动力通过其控制的城市商业银行向更能凸显政绩的项目发放贷款，这不仅会影响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还会对地方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造成负面冲击。依据上述逻辑，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有动机也有能力干预地方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使其发展符合地方利益需求。因此，地方政府会成为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阻挠力量，干预商业银行的改革。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1:在当前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下，规模越大、对资源控制力越强的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干预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不同地区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所有制结构，比如，在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较高，东部地区私有经济比重较高。

众多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构成了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包袱”，在地方财政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地方“包袱”越重的地区越不能有效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并且，地方国有企业作为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低成本的从商业银行借贷资金，会游说地方政府改变其经济政策，诱使地方政府阻挠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甚至会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去银行融资。在金融资源供给有限的条件下，国有经济凭借强势地位抢占金融资源，其从银行获得的资金越多，对民营经济产生的挤出效应就越严重，这不仅会阻碍金融市场化的进程，而且会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另一方面，国有经济之于地方政府不仅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还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并且在稳定就业、弥补市场缺陷、落实地方产业政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当国有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地方政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会帮助国有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甚至还会帮助争取上市指标。随着中国市场化过程的推进，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从1980年的81.9%降到了2006年的30%。但最近几年出现了新的情况。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为尽快摆脱国外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提出了“4万亿”投资振兴计划，其中，中央财政承担1.18万亿元，剩余的2.82万亿元则由地方财政承担。在此背景下，为落实中央政府的投资刺激计划，各级地方政府依托各种融资平台从商业银行大规模抽取信贷资金。问题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催生的天量“地方债”不仅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还延缓了银行业的市场化进程、扭曲了“政银关系”。本来想借助金融市场化改革彻底斩断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不当关系，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崛起却拉近了地方行政权力与国有商业银行的“距离”。依据上述逻辑，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2:在政治地位上更接近行政权力的国有企业有较强的能力“俘获”地方政府，进而使地方政府有动机干预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所以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其金融市场化进程越慢。市场经济的顺利转型依赖于可靠的法律体系。若没有可靠的法律体系，人们无法预期从交易中获得的利益属于自己。正像LaPorta等(1997)实证研究发现的那样，若一国投资者的财产权受到了法律强有力的保护，那么该国金融发展水平往往较高。比如，德国银行体系的发达根源于对债权人的法律保护，英国发达的证券市场源自英国政府给予了投资者较强的法律保护。另一方面，法治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地区往往是官员腐败高发地区。

因此，我们可以将地区官员腐败与地区法治制度建设联系起来。在地区腐败较严重且缺乏高效的执法手段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的银行家们越没有动力进行金融制度市场化改革或创新，其金融市场化进程往往较慢，此环境下的银行家行为多偏向于非生产性活动。进言之，在恶劣的法治环境下，以科层等级制为特征的国有商业银行晋升方式并非由银行家的个人经营业绩决定，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政治表现和人脉关系，结果使大量人力资本被浪费在向上级领导“寻租”上;当银行家们的异质性才能不是用于投融资制度创新而是用于非生产性甚至破坏性的寻租活动时，没有人在意金融机构的声誉，也没有人关注经济中的潜在利润机会。再加上，在国家政策严禁私人组建民营银行的背景下，业已进入该领域的金融机构会获得制度性垄断租金，这会使具有行政垄断特征的国有金融机构丧失自主创新的动力。那些掌握金融机构行政控制权的银行家为了保持其垄断地位不受潜在竞争的威胁，甚至会与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寡头金融资本进行联合以借助其政治影响力游说权力当局，这极有可能封杀促进金融市场化的措施，结果使低效率的金融制度长期延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3:官员腐败不利于金融市场化的推进。

二、研究设计

(一)估计方法

考虑到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以存量改革为主、增量改革为辅，本文选择动态面板模型估计回归方程(1)，这既有助于验证地区金融市场化的历史惯性和收敛性，也有助于克服内生性问题。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有比较严格的适用条件，一是要使用Sargan和Hensen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二是要检验模型的误差项是否存在二阶序列不相关性和一阶相关性。在估计回归方程(1)时，为了控制残差项序列相关，加入年度虚拟变量;在系统GMM估计时除了年份虚拟变量为外生变量外，其他所有自变量均被视作内生变量，这就大大削弱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所有的方程在估计时均考虑了组间异方差问题，使用怀特稳健标准误进行统计推断。

(二)变量界定

为了验证上述假说，本文将樊纲等(2011)所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金融业的市场化指数”作为中国各省区金融业市场化进程的衡量指标(f)。在稳健性检验时采用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数(fc)作为被解释变量。事实上，尽管非国有经济已是中国经济总量的主体，但其从商业银行获得的贷款比重却与其地位不符，而国有经济仍与商业银行保持着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超经济联系，故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越低，表明金融业市场化改革越滞后。在2011年的报告中，只汇报了各省区1999年～2009年的金融市场化指数(f)，但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数(fc)却是从1997～2009年，为了扩大样本量，我们假设2010年各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与2009年相同，将时间延长到2010年。本文关注的核心自变量是国有经济占比(soe)、官员腐败指数(corrp)、政府规模(gov_con)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exp)。本文借鉴吴一平和芮萌(2010)等学者的做法，使用职务犯罪立案数占当地公职人员总数来衡量各地区官员腐败程度。

(三)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中国1997～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除了被解释变量来源于《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外，主要变量的原始数据取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各省份2009～2010年《统计公报》、《中国检察年鉴(1998－2011)》。其中，地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数额的原始数据单位为美元，通过各年中间汇率进行换算。样本包括31个省级单位，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省，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8省，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广西、内蒙古、贵州和云南等12省。

三、实证检验

(一)全样本估计结果

模型1表明，政府规模(gov_con)变量的系数为负数且显著，并且在模型4和模型5中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城市化等控制变量后，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进程仍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模型2中，引入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能力(exp)，发现该变量的系数为负且显著;在模型3和模型6中引入更多的控制变量后，exp的系数仍为负且显著。值得强调的是，当在模型4中同时引入gov_con和exp后，发现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变量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已不显著，但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具有负面影响，这表明，政府消费变量包括exp的信息，或者说政府对资源的控制通过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产生负面影响。模型1和模型2还表明，国有经济发展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其系数分别是－1.962和－1.69;在模型3中，引入国有经济与官员腐败的交乘项(soe_x_c)，发现该变量的系数为负值且显著，说明在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官员腐败对地区金融市场化的抑制作用越明显。在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分别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发现国有经济仍然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上述分析初步验证了假说2。官员腐败变量对金融市场化具有负面影响，在模型5和模型6中分别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结果显示官员腐败变量的负面作用依然存在。这初步验证了假说3。需要说明的是，在其他模型中官员腐败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这似乎表明我们的结论并不具有稳健性;其实，这是由于官员腐败变量(corrp)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exp)变量在解释金融市场化时具有相同的效应，若同时引入这两个变量，必然引起多重共线性进而影响官员腐败变量的显著性;但这并不影响结论，仅表明地方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更有可能引致腐败，进而抑制金融的市场化推进。此外，从模型5和模型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较快的地区，金融市场化进程越快。外商直接投资(fdi)对金融市场化具有促进作用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城市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抑制了金融市场化的发展，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二)分地区估计结果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的假说，将31省区分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分组检验。由于政府消费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这两个变量具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我们在表3的前3个模型中使用政府消费进行回归，而在后3个模型中使用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进行回归。由于分组检验的样本量偏小，在回归中并没有控制时间虚拟变量。

1．模型1和模型4的估计结果表明，在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对金融市场化具有高度显著的负影响，因此西部地区有必要降低国有经济占比以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模型2和模型5表明，中部地区国有经济对金融市场化的回归系数虽具有预期的符号但并不显著;模型3的估计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国有经济的增长对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尽管在模型6中该变量仅在13%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2．从模型1和模型3可知，政府消费对西部和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化具有抑制作用，但只有西部地区通过了系数显著性检验;模型4、模型5和模型6表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在三大区域均抑制金融市场化推进但都不是很显著。

3．模型2和模型5表明，在中部地区，官员腐败严重抑制了金融市场化进程，但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虽具有理论预期的符号但并不显著。上述分析表明，主要核心解释变量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均符合理论预期，但显著性水平在三大区域存在差别，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三个假说。

(三)稳健性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结论是否会因被解释变量的选择不同而发生改变，将上文的金融市场化指数(f)替换成信贷资金分配指数(fc)，估计结果表明，国有经济增长不利于地区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政府控制资源的能力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这与前文的分析基本一致，再次验证了我们的假说。另外，本文还使用国有就业占比(soe_job)来衡量国有经济增长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而被解释变量为金融市场化指数(f)，仍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此处不再赘述。

四、结论

金融市场化论文第2篇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世界在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的联系日益紧密，人民币的国际需求越来越强烈，人民币跨境使用取得重大进展。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上，目前货物贸易进出口的人民币结算比重已达15%;在人民币跨境直接投资结算上，截至2014年11月，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已达1．67万亿元;在人民币跨境金融投资结算上，截至2014年9月，人民币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试点额度已达7400亿元;在人民币离岸市场和货币互换业务的发展上，人民币清算行已在香港、台湾、新加坡、伦敦、法兰克福、巴黎等地初步设立，截至2014年10月，人民银行先后与26个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额度约2．9万亿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同时，人民币已被部分地区的货币当局纳入外汇储备，并成为世界第七大储备货币。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然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我国在金融实力、外贸结构、信用评级体系和资本项目开放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本质性问题，人民币国际化仍面临如下困境。

1.中国在全球的金融竞争力，不足以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路径支持从美元和欧元等货币的国际化历程来看，货币国际化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具有高度相关性。虽然中国已成为经济贸易大国，但缺乏深度和广度兼备的金融市场，这既不利于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又不利于分散来自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中国本土金融市场长期过度依赖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有商业银行，其垄断行为造成资本运作和风险内控能力的低下，制约金融市场开放的步伐;股票市场运作效率不强，未能与国民经济形成有效互动;债券市场发展缓慢，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国际债券的发展亦刚刚起步。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建设虽然成果颇丰，但仍困难重重:首先，人民币离岸市场缺乏高效、安全的清算系统和跨境支付系统，制约了离岸市场的交易规模;其次，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法制体系尚未形成，其运行中可能面临国际法律冲突、逃税漏税和资产非法转移等问题，这将降低其对海外资金的吸引力，不利于国内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协调配合;第三，离岸人民币市场缺乏投资工具，难以进行人民币资金的体外循环，其国际吸引力无法充分展现;第四，离岸资金运作会使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定价机制日趋复杂，离岸市场达到一定规模后，就会冲击本土金融体系，对我国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形成新的挑战。

2.经常项目顺差背后的外贸结构缺陷就货币国际化的理论路径而言，通过对外贸活动进行本币计价结算是推进本币国际化的重要途径。但我国在推进人民币外贸结算的过程中仍面临众多困难，美元等国际货币在我国外贸结算中仍占据主导地位。我国目前正处于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攻坚期，长期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对外贸易大而不强等结构缺陷在短期内难以解决。首先，在出口贸易构成上，加工贸易长期占据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但无论进料还是来料加工，其附加值在整个贸易过程中占比都很低。国际分工中，由于国内企业创造附加值的能力处于劣势，只能被迫采用美元、英镑等进行定价结算，使人民币在对外贸易中的使用空间大幅压缩;其次，在进口贸易构成上，国际大宗商品占比近40%，由于大宗商品普遍以美元计价结算，人民币在进口环节的使用空间再次受限，输出路径受阻;最后，我国外贸企业多数长期由境外母公司注资，而境外企业对汇兑风险较为敏感，通常避免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因此，运用贸易定价的方式将人民币推向世界举步维艰。从国民经济的微观角度分析，以上缺陷都与境内企业的生产方式落后和国际竞争力低下密切相关，这会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潜力形成制约。

3.信用评级体系的缺陷，阻碍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危机引发了对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质疑，也为中国信用评级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机遇。随着中国经济与信用规模的高速增长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未来必将凸显中国信用在全球信用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目前人民币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因缺乏有效的信用评级机制和评级机构，投资者利益和金融市场的规范运行难以得到有效维护。近年来，穆迪、标普、惠誉等西方评级机构利用中国信用评级的薄弱环节，在几乎毫无障碍情况下，已经掌控我国评级市场，严重威胁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安全。自2006年起，美国运用股权或技术合作对中国评级体系全面渗透，目前已收购中国信用评级行业中3家最大的龙头企业，控制了中国2/3以上的信用评级份额。美国对中国评级市场的控制，歪曲了我国的金融和企业的实际偿债能力，增加了资金成本，影响着金融资产的定价权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话语权;其次，美国利用信用评级搜集我国重要行业的战略信息，侵蚀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削弱人民币国际化的后备动力

4.资本项目以及汇率、利率形成机制改革面临众多矛盾经济学界尚未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证明，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利大于弊。国内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应全面加快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步伐，但这种观点有待商榷。罗纳德•麦金农等(2014)认为，若让人民币浮动，放松资本管制并追随发达国家进入零利率陷阱，那将得不偿失。不发达的商品和资本市场的货币吸收能力较低，中国将受到快速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的冲击……中国作为不成熟的债权国，完全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是做不到的。长期以来，中国面临严重的三难困境。但我国逆转三难困境，依赖的是货币冲销，即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发行央票并调整法定存准金率，回收因国际收支顺差而投放的流动性，潜在通胀压力得以控制。长期冲销对国内利率形成上涨压力，为维持被低估的实际利率，中国陷入美元陷阱，其不合理性日益凸显;冲销造成的资源错配，导致中小型企业信贷资金紧张，它们被迫转向影子银行融资，累积了大量债务风险;强售央票和提高存准金率等冲销手段，使商业银行的利润受到压缩，从而刺激商业银行过度涉足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加剧金融市场的风险。

5.全球货币体系改革进程缓慢，霸权主义国家有意识地遏制人民币崛起人民币短期内未必能撼动美元的霸主地位，但势必会挤占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份额，使其重要性下降。目前，美国经济逐步复苏，QE3如期结束，美元升息势头高涨;欧元区经济疲软，通缩风险激增，欧版量化宽松呼之欲出;日本经济延续复苏势头，为实现其就业和通胀目标，将维持量化和质化宽松。随着中国金融体系的逐步开放，各大经济霸主之间的货币政策造成的外部冲击，势必会加剧人民币汇率波动。就大国政治角度而言，经济问题背后都是政治问题。纵观世界货币史，只有英镑和美元彻底实现了国际化，其背后遍布政治军事力量的支撑。人民币国际化是一项复杂工程，不仅需要国内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更需构筑全球的政治经济力量体系来接受世界市场的血腥洗礼。我国正处于经常项目跨境流动、资本项目逐步开放和离岸市场搭建的三重敏感期，人民币今后还会进军全球储备货币和大宗商品交易体系，这对美国等世界强国而言，意味着分割其在全球的核心利益。美国重返亚太和南海领土争端，也可能对人民币国际化造成威胁。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既要尊重市场的逻辑，更需在国际战略角度针对外在不利因素拿出应对之策。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宏观选择

1.培育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打牢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基础各大强势货币走向世界的幕后都有着国力深厚的经济体系作支撑，人民币的金融血液若要成功汇入国际货币的洪流，则必须拥有高效、开放且结构合理的实体经济作后盾，尤其要不断提高外贸和战略投资在全球经济战场中的地位。首先，应进一步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为实体经济注入内生动力。我国经济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已成定势，今后必须在对经济增速放缓容忍的同时，加强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出口品的附加值，从而改善我国的外贸结构，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跨越。其次，要推动实体经济国际化，提升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打牢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基础。随着经济增速稳中放缓，产能过剩加剧，国内投资低迷，我国更应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国内过剩产能的转移配置，建立以跨国企业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服务于本土经济的海外强大桥头堡一旦建成，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必然随之提升，这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广阔的天地。

2.提高中国在全球的金融竞争力，构筑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基石在本土金融体系的建设上，要逐步改变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为其注入更多社会资本。在运作稳健的前提下，不断拓宽国有银行经营范围，提高其运作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同时，要鼓励金融创新，规范中小银行的发展，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元融资渠道，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直接融资领域，应加强金融监管，并推动金融产品研发，建立多元化的投资市场，提高股市运作效率，使股票市场、银行借贷市场和实体经济形成有效互动，使国内金融体系成为实体经济的坚强后盾。在离岸市场的建设上，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应合理借鉴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建立全球离岸人民币清算系统，提高离岸市场的广度与深度，扩大其国际影响力;逐步完善离岸市场的法制体系，建立针对离岸市场的监管机构和监管制度，并与相关国建立互信机制，化解监管冲突;加强对跨国洗钱和金融犯罪的法律规制，遏制境内资金向海外非法转移，并完善国际税收合作机制，打击逃税避税，维护我国的税收秩序;加快金融工具创新，促进人民币资金在离岸市场的体外循环，并搭建离岸资金的回流渠道，逐步摆脱其投资渠道匮乏、回流机制不畅的困境，提高人民币投资工具在全球的竞争力。

3.完善国家信用评级体系，维护金融安全，为人民币国际化保驾护航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有序推进，政府应完善我国信用评级体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从而给中国金融边疆和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稳健的信誉屏障。在短期内，相关部门应采取措施，整顿被西方评级机构所控制的信用评级市场，明确规定外资评级机构在我国评级市场的业务范围，逐步限制外资机构在中国信用评级机构中的持股比例。在长期中，我国应加强本土信用评级机构的建设，完善国内信用评级法规，并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培养信用评级的高端专业人才，为金融风险的控制提供制度基础和人才支持，从而逐步建立完备、统一的国家信用风险管理体制，提高金融风险管理和控制的效率，逐步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话语权。

4.有序推进资本项目以及汇率、利率形成机制改革由于我国当前面临经济增速下降、全球金融动荡和国际金融形势日趋严峻的挑战，结构矛盾突出，在资本项目改革中，套利机会普遍存在。汇率市场化完成之前，跨国套利的短期资本流动，会给宏观经济带来严峻挑战。资本项目完全开放是经济体制改革中最敏感、风险最大的改革，一旦完全解除资本管制，中国金融体系就完全暴露在国际投机资本的强大炮火之下。因此，应结合经济改革的进展，利用上海自贸区测试自由化改革的效果，确保负面影响可控后，再在全国推动资本项目有序开放，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路径支持。在利率和汇率改革中，长期冲销和利率管制使资金供需失衡，影子银行的存在使管制利率和市场利率共存。如果贸然实行利率市场化，管制利率会迅速向市场利率靠拢。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减速期，完全放开利率将使以官方利率为参考的企业和中小银行不堪重负。因此，短期内不应完全解除利率管制，而应化解企业预算约束并加强存款保险制度建设，使利率市场化稳步实现。随着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逐步开放，三难困境将日益严峻。长期冲销的代价巨大，近期应在维持资本项目管制下，有序推进汇率市场化。当外汇市场达到动态均衡后，人民币真实汇率将缓慢上升，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最终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金融市场化论文第3篇

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发展对文化产业的作用机制可以这样描述：一方面，金融发展通过为文化产业提供更充足的资金和更便利的投融资渠道，而直接对文化产业产生作用；另一方面，金融发展通过对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以及整个国家的经济环境产生影响来影响文化产品的供求状况，从而对文化产业产生间接影响。在作用机制的第一方面，随着金融的发展，资金的供给更加充分，资金的投融资渠道更加便利，从而使文化产业的生产者更容易获得资金，从而使市场上文化产品的供应较少受到资金的约束。在作用机制的第二方面，一般来说，金融发展对一国整体经济会产生正向影响，从而对一国居民收入也会产生有利影响，当一国居民的收入提高时，居民的消费需求增加，从而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增加。这样，金融发展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对文化产业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与指标选取

（一）模型设定与样本选择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检验金融发展对文化产业的影响。模型的表达式如下。其中，yt表示文化产业的规模，x1t表示城镇居民收入，x2t表示农村居民收入，x3t表示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x4t表示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x5t表示金融发展。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整理难度，本文选取中国1995—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作为样本数据。

（二）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1．文化产业的规模。衡量文化产业的规模的指标一般是文化产业的产值。但是对文化产业的产值一直没有精确的统计，李昭赢（2006）、陆彪和徐维（2007）用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的统计值作为文化产业的粗略估计值。但是在教育业的产值在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的统计值中占很大比重的情况下，这样的估计值很不可靠。因此本文没有采用文化产业的产值来衡量文化产业的规模，而是采用文化产业的从业人数来衡量文化产业的规模。文化产业的从业人数来自于1996—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文化艺术和文物事业机构、人员情况这一统计项目。2．金融发展。本文借鉴周立、王子明（2002）的做法，将某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定义为“该地区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该地区GDP”，这一指标又可以称为金融相关率（FIR）。本文的中国金融发展水平就等于中国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中国GDP，而中国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和中国GDP的数据来自于1996—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3．城镇居民收入。居民收入决定着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所以居民收入对文化产业的规模有着重要影响。本文选择以1990年为基期的、以不变价来衡量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城镇居民收入，数据来源于1996—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4．农村居民收入。本文选择以1990年为基期的、以不变价衡量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数据来衡量农村居民收入，数据来源于1996—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5．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衡量的是居民的消费结构，而消费结构对居民消费文化产品的数量产生重要影响。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直接来源于1996—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6．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数据直接来源于1996—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各项指标在样本区间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三、实证检验

（一）用OLS法估计模型用最小二乘法（OLS）得出的回归方程如下：由于R2较大，而且F＝6．776268＞F0．05（5，7）＝3．97，故认为文化产业规模与上述解释变量间总体线性关系显著。但是由于其中x3、x4的系数估计值未能通过t检验，故认为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

（二）检验简单相关系数由表中数据可以发现x1、x2、x3、x4、x5之间都存在高度相关性，而且它们的相关系数超过了样本可决系数，这表明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三）找出最简单的回归形式可见，文化产业规模受金融发展的影响最大，因此以x5为自变量的模型作为初始的回归模型。

（四）逐步回归将变量x1、x2、x3、x4逐步添加到回归模型中，得到的参数估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五）最优模型的确定从第（四）部分知道，在引入x2、x3、x4后，回归方程R軍2的都有提高，但是引入x3比引入x4对R軍2和变量的t值有更明显的提高，考虑到在式（2）中，x3、x4的t值都不显著，因此去掉x4保留x3。虽然在引入x1后，回归方程R軍2的下降了，同时t值也不显著，但是去掉x1后的y＝f（x5，x2，x3）与y＝f（x5，x1，x2，x3）比较，不仅R軍2有明显的下降，而且变量的t值也明显下降，所以考虑到方程总体的拟合优度，保留x1，因此，在前面一系列步骤的基础上，确定最优模型为y＝f（x5，x1，x2，x3），得出的回归方程如下。

（六）对检验结果的解释从最优的模型可以看出，各个变量的t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是显著的，方程的F值通过了检验，可决系数也较高，这表明方程总体性显著。此外，通过怀特检验和LM检验，验证模型不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所以方程的拟合效果较好。从模型中可以看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文化产业规模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文化产业规模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对文化产业规模存在正向影响，而金融发展对文化产业规模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发展对文化产业规模存在正向的影响，这与预期的结果一致，金融越发展，文化产业越能有效地得到资金的支持，于是文化产业的规模越大。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文化产业规模正相关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收入越高，居民对文化产业的消费能力越强，从而对文化产业的需求越高，进而拉动文化产业的发展。然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文化产业存在负向影响以及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对文化产业规模存在正向影响，却有一点难以理解。有两个原因可以用来解释这两个现象。一是城镇居民对文化产业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例如，以前人们喜欢看艺术团体的表演，而现在却喜欢到电影院看电影，而一个艺术团体的从业人数显然要比电影放映的从业人数要多，由此导致文化产业的从业人数的下降。另一个原因是科技的发展，使得原来需要十个人做的工作现在可能只需要一个人来做，而科技在城镇进步最快，所以导致城镇居民的收入对文化产业的从业人数产生负向影响，以及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对文化产业的规模产生正向影响。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中国1995—2012年的数据，以文化产业从业人数为被解释变量，以金融发展、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解释变量，建立了一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对文化产业的影响。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文化产业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文化产业规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文化产业规模有显著的正向的影响，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对文化产业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一些政策建议。

（一）加大对文化产业的资金支持力度，将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既然金融发展对文化产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那么金融对文化产业的倾斜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我国文化产业正处在一个增长阶段，而这一阶段对资金的需求是很旺盛的。可以预期，如果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能够获得充裕的资金支持，那么我国的文化产业将迎来一个持续的增长期。

金融市场化论文第4篇

关键词：政府干预；市场失灵；金融

一、**市地方政府干预金融发展的主要方式

1.提供公共信息服务，搭建银企和谐发展平台

(1)制定金融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信贷政策指导意见。了涉及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主导产业结构升级、下岗职工再就业、“两区开发”、双百双千、生源地助学贷款和新农村建设等信贷政策指导文件16个，引导金融机构不断优化信贷结构，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2)建立政、银联席会议制度。形成了政府领导，人民银行牵头，经济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参与的政、银联席联席会议，通过互相交流经济金融政策信息，分析经济金融运行形势，协商解决经济金融运行突出问题。

(3)建立银、企协作制度。建立了**市重点建设项目库，按照企业报项、政府立项、银行选项、共同支持的程序，辖内企业每年都要向市、县政府设立的经济局报备企业项目建设规划，而后由政府组织有关专家从产业政策、资源环境等方面进行论证，对经过论证符合产业、环保政策规定、适合地方经济发展战略，有发展潜力的项目统一纳入市县重点建设备选项目库，然后再由相关企业提请金融部门自主选择。

2.加强金融法制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金融市场环境

(1)坚持开展全民普法教育。每年都要在全市范围组织普法考试、知识竞赛，全面提高政府、企业、居民的法律意识。

(2)妥善处理企业改制与金融债权维护的关系。在企业合并、分立等过程中，人民银行和债权金融机都能通过参加地方政府成立的企业改制领导组或资金清算组，监督企业改制行为。如**离石城区进行劈山改河工程时，市级四家商业银行注入的800万元贷款久拖未还，山西龙虎水泥厂在改制过程中悬空**市建设银行2890万元，经过**市政府干预，这些贷款都得到落实。

(3)全面推进依法清收不良贷款工作。为支持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和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市政府在全市13个县（区、市）统一成立了清理不良贷款领导组，要求法院、公安、工商等部门多方联动，严厉打击涉及金融领域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3.建设诚信社会体系，培养文明守信的社会风尚

建立了政府领导、央行推动、各职能部门配合，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和城乡居民个人广泛参与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工作机制。形成了工商、税务、质量监督、环保等部门配合支持人民银行企业、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设的工作制度。开展了名牌产品、驰名商标、著名商标、知名商标和信用企业评定活动；推进了信用农村建设工作，培养出信用村镇（社区）977个、信用户57324户、信用市场41个，信用商户3735户。

4.制定科学的产业发展导向，夯实金融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

**市委市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就以生态工业，循环发展为重点，不断加强对各县市产业布局和产业准入的管理，根据各县市的资源、区位、技术、文化等优势，逐步确立了“一主三化”的工业主导战略和“双百双千”工程，形成了交城夏家营生态工业园区、文水百金堡化工园区等七个工业园区，克服了低水平重复建设对地方经济稳定发展的不良影响，实现了由资源优势向技术、资源优势的转变。

二、对加强县域金融市场化建设，发挥政府干预职能的几点建议

1.建立金融机构服务所在地经济发展的制度保证

国家应通过建立金融机构服务所在地经济发展制度安排，处理好全国信贷资金集中调度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建议通过修改商业银行法，改革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明确规定金融机构必须把一定比例以上的可用资金用于当地经济发展，明确规定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和服务区域，促使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改革经营管理体制，为支持县域金融服务地方经济提供制度保证。

2.全面落实创立新型金融主体的政策法规

国家应加强对新型金融机构创设制度的宣传解释，使社会公众明白新型金融主体的创设条件、申办过程，以减少行政寻租行为、人为限制；要通过公开透明的制度建设尽快推进私人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以及农村保险、信托、租赁等新型金融主体的设立。

3.发挥政府干预对金融市场化的促进作用

(1)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地方政府要在保证宏观调控政策落实的同时，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通过统筹规划地方产业布局，提高地方经济运行质量，为金融运行提供持续的发展基础，不能通过人为设卡逼迫金融机构向限制行业发放贷款。

金融市场化论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轿车营销;营销策略

一、金融危机形式下我国轿车营销市场的新变化

1.轿车从奢侈品向生活必需品过渡，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凸显

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消费升级，使轿车逐渐进入普通百姓的生活。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而在中国，轿车持续增长的需求潜力使轿车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愈加凸显。同时，汽车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地位为未来轿车市场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

2.轿车市场增长速度放缓，产业链的资源配置逐步调整

中国轿车经过近十年的高速增长，而金融危机使中国轿车市场逐渐进入到个位数低速增长时代。高速增长所形成的整个产业链资源配置将发生重大改变，具体涉及到生产制造、销售、市场营销和后市场等各个环节。

3.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小型车逐渐成为未来轿车消费的主力

中国市场预计今后几年都将是全球最好的轿车市场。国际跨国公司为了摆脱金融危机带来的厄运，必将加大在中国市场的投入力度。同时，国内轿车生产企业轿车出口量直线下降，也必将加强国内市场的争夺。现阶段,国内国民平均收入水平还远没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小型车是轿车普及的主要车型。燃油税的实施积极推动了小型车的热销，以经济、省油为见长的小型车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成为轿车消费的主力。

4.三、四线城市将成为未来发展的重点市场

金融危机使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的市场需求出现大幅下滑。而中国轿车市场的刚性需求，主要体现在尚未购置轿车的城镇家庭的购买需求，这部分家庭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城市，是未来发展的重点市场。

5.经销商面临行业洗牌，大型经销商集团加速成长

过去几年中，新增的渠道网络扎堆在一、二线城市，当市场增长率下滑时，经销商的盈利能力下降，大量的实力不足的经销商将被淘汰出局。金融危机加速了经销商整合的进程，从而促进了大规模经销商集团的加速成长。

二、我国轿车营销的新策略

1.加强轿车售后市场资源配置，售后市场成为品牌营销的关键

国际上轿车售后市场服务业有“黄金产业”之称。随着市场逐步走向成熟，轿车企业间的竞争逐渐由产品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传统的利润链模式的中心也必将会往后推移，这也成为轿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国内的轿车售后市场显现出积极发展势头。国内外轿车生产企业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加强客户关系，深度挖掘客户的需求，积极拓展新业务，以延伸服务环节利润链，进一步加强品牌建设。

2.加快三、四线城市营销渠道建设，渠道模式将向大型化、多级化和多样化发展

随着轿车市场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消费者追求更加便利、高效、集约型的服务方式，单纯的“4S”模式的渠道网络已经不能满足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当主流消费人群从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转移，以及原有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对经济性和便利性提出更高的要求时，轿车生产企业应根据形势对目前的渠道政策进行相应调整。目前轿车生产企业采取渠道下沉、加速拓展网络、加大对区域市场广告资源的投入的方法，这就使得营销渠道逐渐多级化，大型化。此外三、四级市场的差异化特征进一步影响渠道模式。中国地大物博，每一个地级市、每一个县城的消费者审美习惯、消费需求、媒介接触习惯都有着巨大的差异，以一套营销策略来涵盖区域内的所有城市，显然是不太现实的，这样就导致渠道的多样化、差异化发展成了必然的趋势。:

3.产品结构调整，精准营销成为轿车营销的趋势

小车型在国内市场的热销促使国内外轿车生产企业调整产品结构，进行客户细分，新车型不断推出且车型个性化趋势明显。同时，由于轿车市场进入低速增长的阶段，传统营销的局限性日益凸显，迫切需要营销方式上的创新，让营销更加精准则成为轿车营销的新趋势。轿车企业可以根据以前积累的客户资料，利用数据库技术，将这些信息进行有效的分类、筛选、匹配和运算，以实现销售线索挖掘、客户价值细分和客户管理等功能，不仅可以有效降低企业营销成本，还将为企业未来发展创造巨大价值。

4.营销方式多元化，网络营销在轿车营销中的应用进一步完善

目前消费信心持续相对低落的情况下，轿车企业纷纷寻求新的营销方式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这些新的方式包括：体验式营销、激情互动营销、车型“垂直换代”销售到“多代同堂”销售。体验式和激情互动式营销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在让消费者充分了解各类车型特点的同时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而车型“多代同堂”的营销方式是为了瞄准市场细分，企业利用多款车型来重新细分市场，扩大产品覆盖面。目前，建立网站的方式进行轿车品牌营销已经非常普遍,网络营销的功能正在逐渐健全，各轿车生产企业正在着力充分利用网络的互动性、群落性和较强的顾客定位能力,从网络产业链中寻找轿车销售的业务链，以求实现轿车销售中更大的价值链。

三、结论

金融危机逐渐转化为全球的实体经济危机后，虽然无法改变中国轿车市场增长的长期趋势，但无疑加大了市场持续高速增长后的调整幅度，使中国轿车市场多年持续增长而积累的矛盾得以集中释放。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进一步深入，我国轿车市场必将充满着机遇与挑战。轿车生产商只有在认真分析轿车市场的新变化、新形势的基础上，不断的探索轿车营销的新策略、新模式，才能在挑战中抓住机遇，更好更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燕:汽车行业营销渠道变革的新思路[J].营销方略，2008(9).

金融市场化论文第6篇

1.1净利息收入角度的风险分析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主要的盈利来源依旧是净利息收入。影响净利息收入的两个主要因素是资金价格和数量。资金价格指的是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资金数量指的是存款规模和贷款规模。利率市场化改革开始以后，存款利率水平普遍上涨，要想保证盈利水平不下降，商业银行主要有以下三个办法：一是通过大量揽储来增加存款规模；二是将贷款利率水平提高；三是将存贷比提高。这三种办法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给金融体系带来风险。

1.1.1价格竞争风险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放松对利率浮动范围的管制，因此各商业银行的自主定价权都会扩大，他们便可以采用价格手段来展开竞争。为了保证盈利水平与原来持平甚至增长，一个重要的手段就增加存款规模，而为了吸引存款，必然要提高存款利率的水平，因此，价格竞争的结果就是银行资金成本将会上升，净利息收入减少；如果竞争进一步加剧，各银行会在提高存款利率的同时降低贷款利率的水平，这会进一步减小其净利息收入的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银行缺乏相应的中间业务收入来抵抗风险，它将会面临严重的经营风险甚至是银行危机。

1.1.2信贷风险银行机构为了保证净利息收入来源，因此在资金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可能会上调贷款利率的水平，这一举动将会带来以下几方面的影响：第一，企业间接融资的成本上升。在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环境下，优质企业通过发行债券来融资的成本已经低于向银行贷款的成本，所以，如果贷款利率进一步提高，那么优质企业将转向直接金融市场来进行融资。第二，根据经济学的理论，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则低收益。随着贷款利率水平的上升，企业的资金成本也随之增加，而为了保证盈利水平不致降低，企业很有可能放弃低风险的项目，转而去寻找一些高风险高利润的项目，凭借这样的项目向银行申请贷款，这会加重银行与企业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1.1.3通货膨胀风险如果银行上调贷款利率，企业的资金成本也会随之提高，这容易导致物价上涨，从而引发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

1.1.4支付危机“存贷比”是一个重要的监测指标，目的是控制商业银行信用扩张、确保商业银行安全经营。一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存贷比上限为75%。但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行，关于调整或放宽存贷比的呼声越来越高，不排除未来存贷比上限提高的可能。如果在风险管理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提高了存贷比，则很容易引发支付危机，侵害到债权人的利益。

1.2金融创新风险

1.2.1业务创新风险利率市场化改革后，商业银行的净利息收入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所以，为了弥补这部分损失、抵御利率的风险，必须要积极地开展中间业务。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只占总收入20%左右，且业务种类不够丰富、业务范围比较狭窄、同质化竞争较为激烈。要发展我国银行的中间业务，应从提高业务的科技含量以及附加值方面入手。中间业务虽然能为银行带来可观的利润，但它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风险。在众多的中间业务中，既有结算、、咨询等低风险的业务品种，也有承诺、担保、金融衍生等高风险的业务品种，因此，要审慎安排中间业务的品种结构、平衡好收益和风险的关系。

1.2.2产品创新风险金融衍生产品本身具有一定的风险，但它同时也是一种能够规避利率风险的重要手段，因此，商业银行可以将衍生产品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盈利模式。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不断加深，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已经逐步放宽了对银行业从事衍生产品业务的管制，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开始从事衍生品的业务。但国际经验同时表明，一些结构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本身含有巨大的风险性，所以，对于从事衍生品交易的商业银行来说，如何在规避较大风险的情况下利用金融衍生品来获取最大的利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2利率市场化的金融风险控制

2.1完善利率传导机制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存贷款利率可能会出现非理性的频繁波动，进而会引发各类金融风险，为了规避这些金融风险，中央银行通常会制定并实施相关的货币政策，而货币政策的实施具体要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来进行，比方说，央行利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再贷款率、公开市场业务等工具来影响市场的基准利率，再通过市场的基准利率，来影响各种资金的市场价格，继而影响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水平。以上一系列影响过程的顺利进行都必须以利率传导顺畅为前提，所以，央行必须要理顺利率的传导机制，才能把握利率的走势、稳定金融环境，进而保证货币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

2.2发展债券市场近些年来，我国的债券市场发展十分迅速，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债券市场的融资规模增长迅速，债券市场的迅猛发展对于完善金融体系、改善企业融资结构、分散银行系统风险等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尽管如此，整个社会的融资规模中间接融资依旧占据着一个绝对的份额。另外，银行体系的债券持有量也非常大－达到整个市场存量的70%以上，这意味着债券融资的风险仍大部分集中在银行体系内。所以，基于上述情况，未来应朝着以下几个方向来发展我国的债券市场：（1）让更多的优质企业通过债券这种直接融资方式来进行融资；（2）丰富债券持有主体的种类，增加证券、基金、保险、个人投资者及海外投资者等投资主体的债券持有量，以此来分散银行承担的债券市场风险；（3）确保债券市场产品向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不仅有基础产品，还有衍生产品，以此给投资者更多的选择。

2.3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难免会给经济带来一定的风险，比如金融垄断、道德风险、多头监管等。尽管这样，但为了保障国家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依旧应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特别是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存款保险制度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过程中，必须谨慎考虑好以下问题，比如如何制定差别费率、该制度对商业银行信贷扩张能力的影响以及各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监管问题等，这些都是影响存款保险制度建立的关键问题。

3结束语

金融市场化论文第7篇

1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缘起

——忽略的葛兰里奇警告体现对政府干预作用漠视

2008年的金融风暴使我们看到，美国原有的“双重多头”金融监管模式使得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最佳的监管时机往往因为会议和等待批准而稍纵即逝，因此，普遍认为正是这些监管重叠和调控失灵缺陷的暴露直接引发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动机。

然而回溯美国金融风暴缘何祸起，我们更应深层次的关注到，与效率优先的美国金融监管机制的相对应的是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一代美国金融家们所拥戴的典型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和主张，他们认为，“政府干预往往会带来问题，而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只有在市场自我纠正机制威胁了太多无辜的旁观者的那些危机时期里，监管才是必要的”，他们认为，监管往往或总是会妨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也就是说，究其更深入的原因，过度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相信任何从事放贷的金融机构都有能力控制他们的风险这一理念对美国金融风暴祸起至关重要。

曾经被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忽略的葛兰里奇警告就是最好的例证。早在2000年，美国经济学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委员爱德华·葛兰里奇(EdwardM.Gramlich)就已经向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指出了快速增长的居民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可能造成的风险，希望美国有关监管当局能够“加强这方面的监督和管理”。其在2002年、2004年和2007年也曾多次拉响警报，并且明确揭示出美国金融监管存在着严重的空白和失控问题。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他的警告并没到美国主要货币和监管当局高层的重视。究其原因，因素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正是上述提到的漠视政府干预作用的典型自由市场经济思想作祟。

因此，与其说普遍认为美国监管重叠和空白之结构性缺点是危机的祸根和金融监管改革的动因，隐藏在这种结构性缺点之后的政府干预缺失更应是危机深层次的缺陷。就连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不得不承认：“我原来想当然地认为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自利性(交易的另一方为自身利益将严格把关，形成金融业内互相监管的机制)，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护股东利益和公司资产安全。现在看来错了，必须加强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统一监管力度。”

2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理念变化

——呼吁调整政府干预具体方式并要求加深力度

正如格林斯潘所说，“必须加强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统一监管力度”，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动向的确反映了美国监管者对于市场和政府关系的不断反思，并明显地建议调整政府干预的具体方式和加深力度。从未雨绸缪角度来看，华尔街金融风暴不但证明了政府应当对处于危机中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进行干预和救助，实际也证明了为预防危机，一国的金融监管中适度的政府干预是绝对需要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府干预论”的差异主要不体现在要不要政府干预，而在于干预“度”的把握，在于干预的“范围、手段和方式”等方面。而度的判断离不开具体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和监管需求。回顾美国1929年金融大崩溃以来的金融监管演变可见，伴随着经济的起伏，先后经历了“自由放任—加强管制—融创新—加强监管—放松监管”等多次转折。此次呼吁加强监管也是这样的规律使然。而对于中国的政府金融监管是否适度性的思考也应从中国具体的金融市场发展和监管需求出发。

二、中国金融监管政府干预适度性分析

1金融监管价值滞后于金融运行价值，中国当前金融运行态势决定，目前金融监管应当以金融安全为首要的价值目标

从过度论者的理由不难看出，其重点在于强调中国金融体制及金融监管体制限制自由竞争、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安全和效率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一观点主要从中国金融运行价值角度出发作出判断，但实际上，同一时段，金融运行和金融监管具体价值观的具象内容是不同的：金融运行主要体现人和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的具体行为及其效果，其效果和价值观的判断往往具有自利性和缺乏系统性；而金融监管是通过法律授权对金融运行的监督和管理，是对某种偏离既定规则的行为实施的某种干预，其侧重于对行为的评价，因此，其效果和价值观的判断具有滞后性但相对较宏观；因此，金融监管的价值观必须随金融运行态势的效果而定，不能简单地附随于金融运行本身：即当金融运行态势处于金融安全时。金融监管主要体现为对竞争机制的维护，自由竞争成为主要乃至唯一的价值追求；随着风险的不断增加，当金融运行出现不安全的状况，金融监管则主要表现为对金融安全的追求，通过限制金融机构的权利，较大程度地赋予监管机关权力来实现金融的稳定；如果金融风险未能得到控制，出现严重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金融崩溃、经济倒退、社会动荡，那么金融安全将成为唯一的价值追求。因此，金融监管的价值判断要滞后于金融运行价值判断并取决于金融运行的效果。

结合当前中国具体的金融运行态势，尽管中国金融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金融自由化并没有对中国金融安全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正如政府干预过度论者所担忧的一样，由于中国金融市场一些旧有的痼疾，其间蕴藏的金融风险不可小觑，中国金融运行的安全基础还并不牢靠，因此，中国金融监管作为保障金融运行的后盾决定了其当前应以保障金融安全为首要价值。

如此看来，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着力保护国有金融机构是有其“苦衷”的，也是忍阵痛而顾大局之必须。

2金融监管市场化应以培育良好的金融市场化为前提，中国尚不具备该前提

当然，金融监管的滞后性本身并不值得提倡，完善的金融监管需要人为能动地提高先验性、事前性和灵活性，但这种效果单纯靠市场化是无法达到的，而且其效果提高需要一个阶段和过程。何况就中国的金融市场化而言，除了经济货币化比率，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其他指标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如在2000年，中国的金融化比重为229％，远低于同期美国(364％)、英国(356％)、日本(312％)等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也低于新加坡(319％)这样的新兴国际金融中心；另，在银行竞争格局中，国有商业银行垄断格局虽然在弱化，竞争因素在增强，但还未形成完全开放自由竞争的格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仍面临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还有待于提高，在中国资本项目的汇兑管理力度和对政策的掌握尺度上看，中国仍保持较为严格的管理。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指出：“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越落后，一个开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围就越大”，上述转轨体制背景下的金融市场运行，状况决定了中国金融系统自身不具备完备的自我稳定机制，因此，必须依靠政府的非经济力量予以干预，才能保证金融系统的平稳运行，否则有可能加大金融系统的累计性风险，陷入金融危机的困境，这也违背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初衷。

3市场机制、行业自律，目前，还不能有效解决中国市场失灵问题，凸显政府监管的优势

中国目前的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政府干预必不可少；而培育行业自律监管组织虽然也的确刻不容缓，但由于目前行业自律组织发展伊始，不平等的谈判力量将使监管效果微乎其微，此种情况下政府恰恰应起到培育市场机制和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而不是退出干预，而且其相对优势是明显的：其一，富有权威性的政府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进行严格的规定，并且直接实施检查，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减少个人在交易中要负担的交易费用，以及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发生的可能；其二，由政府出面维护金融体系的有效和稳定，能够避免因免费搭车造成的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困境，填补了市场失灵形成的真空和行业自律组织的缓慢。政府得天独厚的优势与市场失败和自律不完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金融这一特殊领域尤为如此。实际上二战后，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也都还实行了政府干预的较为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度。美国的金融改革也正朝这个方向迈进。

综上所述，尽管中国目前的政府监管作用无法与上述这种理想化描述相比拟，也的确会带来若干负面影响，但以政府为主导的金融监管却是中国特定阶段金融发展的监管需求使然，局部缺陷可以通过调整具体方式和范围来达到完善。相形之下，强调干预过度论者“打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的激扬论调则显得缺乏理性。当前，中国监管机制的政府主导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否认和忽视的，此次美国金融风暴和监管改革提示我们，冒然仓促的追求金融监管市场化显然不现实。

金融市场化论文第8篇

关键词：金融体制改革；现状；发展趋势

1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所取得的主要成果

(1)以市场经济原则为导向，逐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组织机构体系。

首先是分设了专业银行和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大一统”的计划金融体制的框架。先后恢复和分设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

其次是成立投资信托类型的金融机构和发展城乡信用合作社。1979年至1984年，先后成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投资银行以及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以后各省市也相继成立地方性的投资公司和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4年以后，不少大中城市相继成立城市信用社，成为为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服务的金融机构。

三是实现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在法律上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的性质、职能和地位，以及明确了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化。

(2)改革信贷资金管理体制，逐步建立起中央银行间接金融调控机制。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中国宏观调控手段从直接控制向间接调控转变的关键。从1979年起，先是在部分地区试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但新体制仍然存在各专业银行与人民银行、专业银行之间吃“大锅饭”的问题，指令性计划指标管理为主的框框仍然没有打破。

(3)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金融市场，建立了金融市场的基本框架。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推行，使人们重新考虑建立金融市场问题。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之间的短期拆借市场；二是证券市场。货币市场中的贴现业务和同业拆借市场首先得到培育和较快发展。1981年上海市首先出现商业票据承兑贴现业务，1986年中国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正式开办了商业票据承兑贴现业务。1994年以后，商业汇票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一些沿海经济发达省市被广泛使用，成为企业主要的结算方式和融资手段。1985年，中国先后在广州、武汉、上海等一些大中城市成立了同业拆借中介机构，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中心城市或经济发达城市为依托，跨地区、跨系统的同业拆借市场。

2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

当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产生广泛影响情况下，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仍在稳步进行，金融开放渐进扩大，但也应该看到，我们所处的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已经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浪潮滚滚而来。金融变革和金融创新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同时，在国内也遇上了经济发展格局从需求过旺到需求不足的变化。在这种既面临挑战又面临机遇的条件下，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将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

2.1积极进行金融组织机构的深化改革

今后除应完成机构调整任务，加快新机构同各方面关系的磨合，建立新的工作制度，发挥新机制的优点，进一步搞好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工作外，必须花更大的力气加强金融监管。并把这一工作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尤其要与促进国有企业尽快实现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运营机制、改善经营管理、彻底消除新的亏损的各项改革相联系。商业银行要真正企业化，真正实行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优胜劣汰。

2.2银行利率市场化

目前我国利率仍处于双轨制，官方规定的利率水平较低，而市场上利率较高，其原因是违约风险贴水较大，这使得利率市场化改革面临困境，对此，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法律法规，建立良好的信用体系，降低违约风险，保持经济的稳步增长和低通货膨胀率，逐步扩大利率的浮动范围，最终完全放开利率管制。按照自主经营的原则，银行有权自定贷款条件。在中央规定的最高利率和最低利率幅度内，银行可根据时常资金供求情况自定利率，灵活调整利率，运用利率杠杆，调节资金供求。实现资金商品化和利率市场化。

2.3谨慎对待金融自由化。稳步把握市场开放的程度

金融自由化是今后改革的方向，对我们来说，金融自由化也就是走向国际金融市场，与国际惯例接轨。对此，我们一方面要持谨慎的态度，另一方面要积极创造各种条件，稳妥地实行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这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今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经济实力，丰富从事国际金融活动的经验，培养一大批能熟练进行国际金融业务操作、精通国际金融活动的金融财务人才。具备了这些条件，人民币不但应该实现自由兑换，而且应该逐步发展成为重要的世界货币之一。今后引进外资银行的力度会加强，因为中国需要借鉴其管理体制和操作方式，提高银行的管理水平与素质，为中国金融机构走向国际市场积累经验。

2.4进一步发展和规范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化论文第9篇

[关键词]金融证券类专业 课程体系 金融学 证券投资 学科体系

[作者简介]刘建和（1973- ），男，浙江绍兴人，浙江财经大学投资系主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证券市场和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工作。（浙江 杭州 310018）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30-0142-02

随着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断努力使其金融市场全球化，10年后A股市值已经超过12万亿美元。自从中国去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股市市值第二大的国家，中国两大证交所――上交所和深交所的市值总和为4万亿美元左右。而据美国高盛公司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股市市值有可能超过美国。

一、提出问题

如此庞大的证券市场需要得到维持以及发展，必须依靠大量的证券人才才能得以实现。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证券市场的人才需求越来越呈现出复合型、高端型、高素质、具有创新和竞争意识多方面要求并进的特点。培育具有这些特点的人才，有必要对内地的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进行相应的专业化本土化改革。

林毅夫曾指出“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决定社会科学理论的贡献大小”。当前金融大学科的理论主要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历史长，制度设计比较完备，而内地金融市场发展时间短，制度建设仍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所以如何利用现代金融理论体系对内地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进行安全分析，这是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设计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因此，本文认为进行专业化本土化改革研究，就是要把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结合内地金融业的实际情况进行专业化和本土化，使得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适应本地金融市场的要求。一方面，课程体系改革的目的是可以把金融证券理论与中国股市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可以用理论知识来指导实践、面向实务；另一方面，课程体系改革的结果是培养能够把金融证券理论与中国股市的实践结合起来的人才，这样才能面向金融类企业对于实务人员的需求，推动金融市场合理化发展。

二、金融证券类的课程体系设计

内地学术界对于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的设立，虽然基本上沿袭海外金融体系的模式，但是受到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为基础的特征的影响，金融学专业教育主要以银行管理为主体，与金融学理论以投资学和公司金融为主体存在一定的差异。正是如此，随着内地证券市场的发展，内地学术界对金融证券类课程的教学改革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研究，这些成果主要可以归类为宏观和微观两大类。

宏观上，对于整个学科体系的建设诸多学者提出了不多的意见和建议。如“内地金融学内涵界定模糊，理论和学科建设滞后”“美国专业课程设置上比较灵活丰富，培养目标侧重于实用性”“我国金融学的教学有必要跟上时代步伐，增养适应市场需要的金融人才”。微观上，主要是对于学科体系中某门课程教学方法的研究。如“应发展实验金融学来推动资本市场的规范化”“案例讨论是调动学生积极性主动性的关键环节”。还有个别学者从“分层化教学的角度提出对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的改革”。

从这些前人的教学改革研究上，不难发现仍具有许多值得进一步发展的方面。目前内地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的设置与海外相比差距并不大，也具备了从金融学、金融市场学、金融经济学到投资学、金融工程、期权期货及衍生工具等一系列课程，也充分应用了多媒体教学手段和案例教学的方法。正是如此，笔者认为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的症结在于专业化和本土化问题，并试图提出一种针对整个课程体系的可行性解决方案。

三、目前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设计的不足

综上所述，金融证券类学科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来自于西方，如何利用西方的金融证券类理论体系对内地的金融市场和证券市场进行剖析，以使得内地的金融证券类人才的培养符合内地金融市场的需求，这是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设计面临的重点，但是现有高校的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更多地专注于理论体系的传授。专业化和本土化的提出，能够有效地解决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的实用性问题。总体来看，笔者发现现有的相关课程体系设计存在三个方面缺陷。

（一）论文教学走形式

虽然在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培养方案中会设立一些关于文献研读或是论文写作方面的课程，但是这些课程的安排时间一般都是偏向于最后的一个和若干个教学学期。但是对于相关涉及的学生来说可能要求的学分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所以这方面的课程可能会由于选课人数不够或是其他原因而开设不了，那么对于学生来说只能依靠自己去自学论文的撰写而缺乏一定的系统性教学。正如孙音在《探讨当前金融学研究方法及研究生教育存在的缺陷》一文中所认为的那样，甚至连金融专业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也缺乏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体而言，论文的教学并不符合专业化和本土化的要求。

（二）课程设置不合理

在内地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金融学基础课程主要是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等。一方面，基础课程体系主要侧重于宏观研究，使得学生对内地金融业的运作机制理解不多；另一方面，课程体系设计偏重理论性的文字描述，相关数理知识类课程相对较少。同时数理经济学方面课程设置虽然比较重要，但实际这方面许多课程有可能设置为选修课且被学生认为难度过高而选择性忽略。

（三）教学内容有偏差

同时内地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在教学上缺乏专业化和本土化的案例实践。内地相当大部分的投资者在投资分析中以技术分析为主，因此证券分析课程中教学内容也往往偏向技术分析，对基本分析和价值投资的内容涉及较少。学生也以为A股并不适合基本分析和价值投资，对课程的学习重视程度不足。这种思路的偏差使得固定收益证券和投资学等课程中大量的价值评估内容被学生认为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同时，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中大量使用海外的案例进行教学，最终导致理论的教学与内地金融市场尤其是A股的实践相脱节。

四、提高专业化和本土化的对策

正是如此，针对目前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设计的不足，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提高专业化和本土化方面来弥补。

（一）提高课程教学专业化

要提高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设计的专业化特别要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1.加强写作能力的培养。以普通高校的金融专业研究生教学培养方案为例。许多高校并未设置有关应用文（特别是研究生论文）的培养，即使是设置了例如像文献选读这样的课程，但是这些课仅是面对各自的相关专业方向。有相当部分金融证券类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方向为券商、投资管理公司、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的投资管理部或投资银行部等相对专业的投资岗位。因此，本文建议在研究生期间第一学期或在本科生大三年级就开设一门应用文或毕业论文写作的必修课程，不仅系统地教授未来走上工作岗位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文书格式，而且详细为学生撰写论一个全方位的引导与讲解。

2.完善课程体系的设置方向。内地的金融学科体系主要面向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两大专业为主，就业方向上以商业银行为主。随着内地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金融体系由以银行为基础将会逐步转变为银行体系和证券市场体系两条腿走路的模式。那么相关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的设计有没有可能在内容上进一步向证券投资和公司金融为主体的微观金融学科靠拢？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此，对于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有必要在方向上进行调整，逐步从货币银行学方向向公司金融和金融工程方向进行转化和完善。比如，通过在大金融专业方向下设置各个小专业的做法有效实现从原有的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学为主转变化以银行、证券、保险、金融工程等多学科的大金融专业为主。

（二）课程设置的本土化需求

金融证券类专业课在教学上有必要在更高层次上提供本土化的理论内容。

1.完善专业课程体系的层次化。比如在金融学专业基础理论课金融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上，金融工程专业方向作为必修课可以以数理经济的理论教学为主体，其他专业可以作为选修课以投资学和公司金融基础理论教学为主体；本科学生可以以说明分析为主讲述主要的教学内容，而对于研究生则可以量化推导为主讲述主要的教学内容；同时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分别从应用和数理推导的角度进行教学内容的再分层设置。而其他的专业课如投资学、金融工程学也是如此，都可以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置I、II和III等层次的进阶课程，进行分层次教学。

2.提高课程教学的本土化。刘建和、吴纯鑫在《金融证券类专业课本土化改革方法浅析》一文中把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从不同层次递进分为公司金融、投资学和金融工程等。笔者进一步认为可以在这三个层次之下分别进行本土化案例的培养和完善。比如，虽然贴现率的不确定使得贴现现金流模型（DCF法）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应用，但是可以从特定行业出发应用DCF法，同时设定不同的贴现率进行敏感度分析。这样就可以从A股市场中选择相应的实例让学生利用DCF法的敏感度分析来对上市公司进行基于现金流的价值评估。

当然，笔者也不过从专业化和本土化等方面对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的设计和教学进行了一些粗浅的分析，也希望相关专业人士能够对金融学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相应的探讨，共同推进内地金融证券类课程的理论和实践教学，为金融证券产业培养更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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