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现代化；农业技术创新；三元结构；技术需求
ModernizationandtheFormationofATripartite-structureAgriculturalInnovationSystem
—ABriefDiscussiononRelationsBetweenAgriculturalInnovation
andtheRequirementofTechnologyinModernChina
Abstract：Inthispaper,amodeloftripartite-structureagriculturalinnovationsystemismadetoanalysistherelationbetweenthedevelopmentofChineseagriculturalscienceandtechnologyandthechangesofsocialandeconomiccircumstances.Itarguesthattherequirementofagriculturaltechnologyevokedbythevarianceofthesocietyplayanimportantroleintheformationofagriculturalinnovationsystem.
KeyWords:modernization；agriculturalinnovation；tripartite-structure；requirementoftechnology
一、引言
中国农业技术创新是整个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创新的路径是由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进程决定的。因此，要分析近代以来的中国农业技术创新或农业现代化，首先要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开始。
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它涉及到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1]（译者前言，P7）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西欧早期的现代化开始于16世纪市场和商业的发展，经过政治和制度变革，导致18世纪的工业革命。[2]（P5）工业革命以及随后的历次科技革命成为现代化的强大原动力，推动着现代化向纵深发展。这是对内生型现代化进程的一般描述。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应激型的，无论是现代政治制度，还是现代科技，都不是从本土产生，而是从外国引进的。不过，应激型现代化的实质，同样是“社会内部的传统性在功能上对现代化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1]（译者前言，P19）而且，中国的商业和市场在16世纪就已出现现代化的征兆。例如徽商、晋商、陕商等大商帮，就已属自由商人，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特殊的商人阶级”或希克斯所说的“专业商人”。[2]（P8）不过，这些经济上的变化不但没有引起政治制度上的变革，反受传统政治制度的压制而不能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革命也无从谈起。中国政治制度上的变革，是从19世纪中期以后，受外界压力开始的。从科举制的废除到辛亥革命，中国的政治制度从形式上来说已经出现现代化的端倪了。但是这种没有相应的经济制度安排的现代化只是一座海市蜃楼，中国受列强奴役的地位没有改变，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贫困状况没有改变。尽管如此，变化总是开始了，而一旦开始，就不可逆转。
引起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一项重大制度变革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国传统社会由四个基本阶级组成：学士、农民、手艺人和商人。这样的次序排列也决定了不同阶层的社会政治地位。位于他们之上的是有特权的官僚阶级，而在他们之下的则是人数较少的贫民。从古到今，官吏的地位一直是最有抱负的中国精英所追逐的最高目标。[1]（P224-225）据韦伯的观察，“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主要是决之于具有做官的资格，而非财富”。[3]（P30）自隋唐以后，取得做官资格，实现人生最高目标的主要途径就是科举考试。正是科举制强化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使它长期处于稳定状态。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社会上的才智之士，在对西方价值的向往以及新的利益的诱惑下，已经纷纷从传统政治的窄门中走出，特别是在西方式教育制度普及之后，“人们依着经济技术的专业化的趋向与需要，各自选择了性之所近的道路。数学、逻辑、物理、工商管理、政治、建筑、绘画……成为了新时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东西。而新的行业亦已一一出现，‘政客’就是一个新的行业，企业家、买办、留学生、工程师、律师、教授、医生、作家、报人乃至电影明星、歌星也都是崭新的职业。”[3]（P67）到了1919年，医生、律师、工程师等现代职业，以及在现代商业和金融业中的领导地位已被开始认为具有与传统社会的官吏同样高贵的地位。[1]（P225）这样，传统社会结构及等级次序发生了变化。原来身居末位的商人的社会地位提高了，而原来居第二位的农民可说是下降到末位。在农民之上，有各种各样的新兴职业。人往高处走，稍有才能之人都不可能安心务农了。但是农业领域的新兴行业——农科大学、农业科研机构却在农村之外的大城市应运而生生了。农科大学的教授、农业科研机构的研究员同样是有社会地位的职业。在城市也出现了专门从事农产品加工、贸易的企业，这些企业的业主也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总之，由现代化而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得农业本身发生分化，形成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三元结构。
二、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三元结构
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三元结构是指农业技术发明、应用、农产品社会价值的实现由三个不同性质的部门完成。这三个部门处在农业生产的同一条产业链上，但是各自独立实现自己的功能，各自独立追求自身的利益。现代农业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主要是由科研单位和企业进行；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主要由家庭农场实施；应用新技术生产的农产品的社会价值，则主要通过市场实现。
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农业是一种自给性农业，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包括产前、产中、产后）基本上在农业内部完成，农业技术创新也是在农业内部完成的，不存在三元结构。这种传统的农业技术创新模式与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相适应，推动着中国农业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传统农业技术创新模式已经将传统技术发展到了极至，不可能再在农业内部有重大的创新。农业生产力已经无法承受人口及市场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农民必须从农业以外寻求活路，农民兼业逐渐成了普遍现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现代化开始起步。
中国农业技术创新的三元结构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逐渐形成。从技术层面看，在农业生产系统的外部——城市制造的技术产品如良种、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开始进入农业生产系统，创造现代农业新技术的教育、科研机构也相继在城市中出现。换言之，在农业生产外部形成了引进和研究开发新技术的专门部门。这些部门的组织管理形式、经费来源、工作目标、人员素质、价值观念、社会地位与传统的农业部门完全不同，但确实是现代农业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从市场层面看，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企业相继出现，与之相伴的交通运输业也发展起来。这些都有利于农产品的商品化。这些部门的出现构成了现代农业的特征：农业生产要素（主要是现代农业技术）由农业外部的科研机构、工业企业提供；农产品主要作为商品出售。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部推动被迫做出的反应，而不是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新事物与传统社会经济缺少历史的继承性，较难融合为一体。表现在农业上就是农业科研机构、教育机构与农业生产实际的脱离以及农业生产者与市场的脱离。本来，现代农业科研教育机构的出现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之一，但是由于中国现代化的特点，使得这些机构在农业技术创新上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市场化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是中国农民大多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
尽管中国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三元结构从一开始就缺少内在的联系，但是毕竟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出现了现代化的农业新因素，开始了现代农业技术创新的艰难历程。农业技术创新三个环节之间的关联程度成了影响农业技术创新成败的关键。
由于近代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前人已经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所以本文不再重复。以下仅从技术需求与供给的角度对清末至民国时期农业技术创新三元结构体系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
三、现代化与现代农业技术需求的形成
技术创新由社会需求引发，但也可能相反，创新引发需求。近代以来中国的农业技术创新，兼有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和拉动。因社会需求而引发创新，我们称之为“需求填充效应”，它主要发生在城市，其创新主要表现在现代农业科研教育机构的出现；因创新而产生需求，我们称之为“需求诱导效应”，它主要发生在乡村，这种需求是通过农业新技术的各种示范推广活动引发的。
（一）民族危机与国家对西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民族优越感使其对西方文明不屑一顾，也就不存在对西方新技术、包括农业新技术的需求。直到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才有了向西方学习的意识，对西方技术的需求也随之出现。最初是对西方军事技术、工业技术的需求。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对西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才提上议事日程。国家对西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主要通过政府官员及士人的启蒙提倡来体现。清中期以后，政府官员及士人已经意识到传统农业因人口压力所产生的危机，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还是想方设法增加耕地面积。此外，在最大限度利用传统技术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有条件的地方改旱地为水田，推广水稻种植；推广接茬作物，变水田一收为水旱两收。[4]（P237-239）对于西方农业技术，绝大多数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也就谈不上需求和利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的大量引进，西方农业科技知识也被介绍到中国。但是，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关注的重点是西方军事技术和工业技术，对西方农业技术真正全面了解的人不多，但是已经有了向西方学习之倡议。他们提出向西方学习，大多并不是因为已经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对改进中国农业有何实际作用，而是因为中国在与西方的交锋中屡战屡败，从多次失败的经历中逐渐得出一种认识：中国军事上不如人是因为经济上不如人，经济上不如人最根本的还是科学技术不如人，科学技术不如人，则是因为教育不如人。要改变这种状况，当务之急是兴学校、育人才，其中包括兴办农学堂、培育农业人才。
薛福成在《出使四国记》中描述了西洋各国学校的兴盛，并由此推断西洋各国强盛的根源：
西洋各国教民之法，莫盛于今日……文则有仕学院，武则有武学院，农则有农政院，工则有工艺院，商则有通商院。……近数十年来，学校之盛，以德国尤著，而诸大国亦无不竞爽。德国之兵多出于学校，所以战无不胜。推之于士农工贾，何独不然？推之于英法俄美等国，何独不然？夫观大局之兴废盛衰，必究其所以至此之本原。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欤？[5]（P3）
康有为、梁启超、胡燏棻等都有类似的观点，并提出兴办西学的主张。他们倡办西学的出发点，是基于对民族兴亡的忧患意识，而不是基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换言之，在中国创办西学，不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需要各种专门人才的程度，而是因为西方列强打败了中国，中国要雪耻、要富国强兵，就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其中暗含这样一个认识逻辑：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是因为他们的军事力量比中国强，而军事力量强的原因是经济比中国发达，经济比中国发达的原因又可以追溯到教育比中国先进。因此，中国要变得与西方列强一样强大，就得从学习其教育制度开始。至于将西式教育移植到中国是否能适合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尚未考虑到。但是，分科培养专业实用人才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当时的士人能认识到分科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并大力提倡，已是一大进步。分科办学自然包括建立农学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明确提出要建立农学堂。张之洞不但指出农业和农业教育的重要意义，而且在武昌设立农务学堂，聘请外国教习从事农事试验与教学研究。自1898年起，清政府多次下诏分科办学，其中包括举办农学。随着士人兴办农学的主张变为政府的实际行动，我国的农业学堂从中等到高等，相继建立起来。与此同时，也创办了一些农事试验机构，进行农业技术试验。
综上所述，国家对西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源自列强入侵所引发的民族危机，由士人及政府官员的言行体现出来，满足需求的途径是兴办农学堂、农业科研机构。由于这种需求不是来自本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所以因这种需求而建立的农业教育科研机构，是官僚士大夫的事业，与中国农村、农民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这种需求虽然引发了中国农业技术在制度上的创新，但是要对农业生产、农村社会产生实际影响，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首先对本文所用现代工商业的概念作一界定。从组织制度上讲，现代工商企业与中国传统工商企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随着国家的逐步现代化，在工业领域，如纺织业和面粉业，新兴工业企业有可能逐步取代传统工业。但是，许多传统形式的商业企业，并不会被现代企业取代，他们能在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即使在近代化程度最高的上海，除了永安公司、先施公司等大型百货公司，以及部分大商号，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形式以外，大部分中小商店都是独资或合伙经营的，为数最多的是街头巷尾的夫妻店。大部分商店，诸如绸缎庄、皮草行、南货店、衣庄等，都同传统商业一脉相承。因此，传统的家族式商贩或合伙经营的店铺仍在商业中占主导地位。在近代上海是如此，在整个近代中国更是如此。[6]（P20-21）有鉴于此，本文在运用现代工商业这一概念时，并不是指采用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的工商企业，而是指与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工商企业，只要它们为全国乃至世界市场生产和服务，就属于现代工商业。它们可以是机器工业，也可以是手工业；可以是股份制，也可以是家族商铺或合伙制；可以是外资企业，也可以是民族资本企业。
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由市场决定，通过工商企业家或工商团体的言行反映出来。这种需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增加农产品产量的新技术的需求；二是对提高农产品质量的新技术的需求。
1、对增加农产品产量新技术的需求。现代工商业的兴起使非农人口增加，导致市场对农产品产量的需求增加。现将农产品分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来分别探讨。
首先分析粮食需求的增加对新技术的需求。中国传统农业发展到近代，出现区域专业分工后，在经济作物区域已经出现了粮食短缺。随着城市及现代工商业的兴起，粮食短缺现象更加普遍。侍郎张弼士“奏陈振兴商务条议”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张氏认为粮食短缺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是由于农田面积减少，也不是由于耕田的人减少。水旱灾害等是造成粮食减产的原因，但只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事非农行业的人数增多，引起市场对粮食需求的增加，粮食价格上涨。[7]（P771）从现代的观点来看，非农行业人数增多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而且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城市规模的扩大，农田面积会有减少的趋势，从事农业的人口也有减少的趋势。在这样的趋势下，如何解决粮食问题，是近代中国面临的课题。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人口增加也会引起对粮食需求的增加。但是这种需求主要是非市场性的，通过增加农田面积，充分发掘传统农业技术潜力可以解决。即便是到了近代，传统的增产手段用尽，不能增加粮食产量，农民也可以通过节衣缩食，降低生活水平来克服粮食不足的问题，只要能生存下去，不至于发生社会危机，当代中国的农民仍然如此。但是城市市民就不同了。城市的政府官员、工商界人士决不会像农民那样忍受贫困，他们要维护自己的生活水平、要发展自己的事业，对粮食问题会很快做出反应，通过报纸杂志形成社会舆论，从而影响到政府的农业政策，使改良农业、增加粮食产量提到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议事日程。
就工商业而言，以农产品为加工原料的企业，如果原料供应不足，不仅会影响本企业的发展，还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如工人失业所引发的社会动荡等等。正因为如此，工商企业会直接采取行动，从事农业改良活动，满足其对原料的需要，以供应市场，维护其企业的发展。工商企业从事农业改良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本国人民对粮食的需求，而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以获得自身的发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企业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源自对利润的追求。以与粮食生产密切相关的中国近代面粉加工业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面粉“为一时输出品之大宗，而粉厂次第设立，于斯为盛，小麦产量有限，随不得不采用国外原料，其数量且与年俱增。”面粉厂为了解决小麦求过于供的问题，“陆续派遣厂员分赴各处劝导种麦，更岁集巨资，补助农事试验场”。[7]（P154）还与农业院校合作，建立小麦实验场，进行小麦改良。[8]（P173）由此可知，工商业对农业技术的需求与其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工商企业资助的是与其事业发展密切相连的农业技术改良，例如面粉厂会资助小麦生产的技术改良，但它不会去资助棉花或蚕桑的改良。
与工商企业关系最紧密的还不是粮食生产，而是经济作物的生产。所以我们接下来分析经济作物需求的增长对新技术的需求。
自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市场之后，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和中国农产品（主要是经济作物产品）的输出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内容。丝棉等农产品是出口的重要商品，由于国际市场的需求，外国企业直接介入中国的农业技术改良。[8]（P154-156，161-164）为了切实改良中国蚕桑，外商还成立了改良蚕桑的机构，设立制种场培制、购买改良蚕种，分给农民饲养。同时在发种区域内设立蚕业指导所，指导农民养蚕。
随着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对农产原料需求的增加，中国的工商界也产生了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提出了改良棉植和蚕桑的要求。工商界要求农业改良的主要原因，在华商纱厂联合会会同中国棉业联合会、国立东南大学，给北洋政府农商部的呈文中，得到很好的说明：
窃我国自七年以还，纱锭倍增，棉产未旺，无论年岁丰欠辄有供不应求之势，每年外棉输入，恒在一二千万两以上。……近年敝纱厂联合会，曾年拨巨资，分向直、鲁、苏、鄂等省设立之棉试验场，力图棉植之推广改良。……今年（1923）印、美棉产均嫌不敷应用，国产棉花，又无法禁其输出，全国数百万锭之纱厂，皆以原料缺乏有不能维持工作之势，而未来之棉荒，且必一甚一日。[8]（P167）
为了扩大棉花来源，纱厂积极从事棉花改良与推广事业。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专门成立了植棉委员会，主持植棉事宜，在产棉区改良棉种，在不产棉之地推广植棉，所需经费，“由全国各厂用花一担，抽费一分充之”。还先后与南京金陵大学农科、东南大学农科合作，进行棉花改良推广。[8]（P169，172）
总之，现代工商业的兴起使市场上的农产品供不应求，从而促使工商界人士直接介入农业生产，引发了对增产技术的需求。
2、对提高农产品质量新技术的需求
现代工商业的生产与经营以市场为导向，而且是进行大规模生产与经营。这两个特点对农产品的品质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市场，就有竞争。在竞争中，质量不好的产品就会失去其在市场中的份额。有学者提出，鸦片战争后，我国丝茶贸易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加工技术落后，产品难以和国外竞争。而中国对外丝茶贸易的衰落，则激起了人们改良农业技术的要求。[9]（P4）这是从农产品加工角度得出的结论。农产品加工技术似乎更多地与工业生产技术相关，例如缫丝厂对丝的生产加工技术，面粉厂对面粉的生产加工技术，都会影响产品质量。但这都是工业技术对农产品加工质量的影响。农业技术对农产品加工质量的影响要从原料角度去分析。
原料对农产品加工业的影响可分两个方面：第一、生活习俗变迁对原料品质提出新的要求。第二、机器大生产对原料品质提出新的要求。
罗振玉在《农事私议》“农业移植及改良”一文中提到：
近来外国麦粉进口者日多，初则因西人憎华麦调制不精，输入以供西人之食，今则华人亦嗜食之，由商埠而输入内地者日有所增。夫华麦固调制不精，而粉量亦不如美麦，盖种类之异矣，宜求美国嘉种传布内地，一蕲改良。[7]（P859）
此文反映出近代中国引进美麦品种的原因之一，饮食习惯的变化。外国人到中国通商口岸后，不习惯食用中国产面粉，于是从外国进口洋面粉。洋面粉进入中国后，渐渐引起中国人的喜好，由通商口岸传入内地，在中国的市场需求扩大，于是国内有了引种美麦的技术需求。
引种美棉也与人们衣着习惯的变化有关。据同治、光绪年间的海关贸易报告及报刊反映，实际上洋布没有土布耐用，但比较柔软美观，加上价格低廉等因素，渐受华人欢迎，占领了中国市场。于是引出朱祖荣这样一段议论：
子独不见夫今天下乎？无论通都大邑，僻壤遐陬，衣大布者不过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已有十之八九，风尚之变，由来已久……而近来亚东日本，所织洋布，亦复花样翻新，既精且巧，足以广事招徕。[7]（P495）
洋布的普及为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棉纺工业的发展则对其原料棉花的品质提出新的要求。
洋布与土布的差别主要有二：从生产方式上讲，洋布是用机器生产，而土布则是手工生产。从生产原料上讲，洋布是用洋棉、主要是美棉生产，而土布则是用国产棉。因此，洋布不一定是从外国进口的布，国内机器生产的布也称作洋布。洋布也可以用国产本地棉生产，但是规格和质量受到限制。“中国原先栽种的亚洲棉（中棉）品质差、纤维短，不能适应机纺要求，每年不得不进口大批美棉以补其缺，花费甚大。于是，一些实业家和有识之士开始提倡引种美国陆地棉以解决上述问题，美棉由此开始引入中国。”[9]（P55）
机器生产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在面粉工业同样有所反映。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早已存在面粉加工业，根据消费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自给性加工和商业性加工两部分。[1]自给性加工是农民加工自家消费的粮食，对小麦品质没有特别苛求。商业性加工主要服务对象是城镇居民，对小麦品质有一定要求，但是由于传统磨坊的加工量有限，每个磨坊对小麦的需求量不是太大，因此对品种规格的要求不一定很严格。近代机器面粉厂则不同，其生产能力强大，因此对小麦的需求量也大。如果品种规格混杂，就会影响面粉质量。[2]而面粉的品质则会影响食品的进一步深加工。原颂周在分析我国小麦的缺点时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国普通的麦种，大半交杂不堪，几无纯种之可言，以至制造食品的工艺，颇不发达。例如品质不良的硬小麦，不适宜机械面粉厂的制造。又如通常的软小麦，对于制造饼干，无大妨碍。但若用他来制造上等面包，则不相宜。因其中所含的胶质较少。至如半硬小麦，品质不甚恶劣。倘能选择北方的良种，和南方的良种相，而成一优美新种，推及农民，广为种植，则以后不致再向外国输入小麦，以作制造各种食品之用。[10]
上文表明，不但机器制粉业对小麦品种提出新要求，而且食品深加工业对小麦品种也有要求。中国传统小麦品种混杂，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结果让外国小麦占领了中国市场。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进行品种改良。
总之，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对农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提出新的要求，为了满足这种要求，工商企业往往直接参与同他们利益相关的农业技术改良。由于工商业界投资农业新技术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工业原料，所以其对农业科技的支持程度与市场密切相关。市场前景好的时候，支持力度大。市场前景不好的时候，就会取消支持。正因为如此，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能引发农业技术创新，但不能长期支持农业技术创新。
（三）农业生产者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生产者主要是小农的家庭农场。一家之长既是农业生产的管理者，又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因此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取决于家庭主要劳动力。也可以说，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生产领域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主要取决于农民。到近代，出现了新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农业公司。在农业公司中，农业生产的管理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分离，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取决于公司的管理者。这些管理者大多是政府官员、绅士、商人、华侨、外国资本家等等。[3]家庭农场的主人与农业公司的主人，无论在文化知识水平、社会政治地位等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他们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层次和表现形式完全不同。在近代中国的报纸杂志上，经常有农业公司采用国外先进技术（主要是引进外国农业机械）进行垦殖的报道，但是几乎没有农民主动采用西方技术的报道。相反，到是有向农民推广农业新技术困难重重的报道。这并不能证明在家庭农场的生产中不需要新技术，只是反映出农民对新技术需求的条件和形式不同。因此，在分析近代中国农业生产者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时，要区分这两种不同的生产者。
1、农业公司经营管理者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就农业公司的经营管理者来说，其学识及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取决于理性和现实利益两方面的考虑。从理性上说，由于他们对国内外的农业发展大势有比较全面的了解，通过中西对比，能够认识到西方农业技术的先进性，并能推断出引进西方农业技术对自身企业发展是有益的。从现实利益来说，如果通过理论分析证明，用西方先进农业技术开发农业有利可图，就足以促使他们投资农业。但是公司以追求利润为目标，如果经过实践证明投资新技术于实际农业生产无利可图，他们会放弃对农业的投资，转而经营其他行业。或者放弃先进技术，转而采用传统的农业经营形式，即招佃经营。
民国时期，创办了许多新式农垦企业。这些企业从组织管理形式上看，具备某些现代企业的特征，如采用股份制等等，但是在农业生产上，大多采用招佃形式，由农民一家一户从事生产。当然，这种生产形式与传统的小农生产也有区别。首先，生产什么是由公司决定的，如何销售也由公司决定。其次，生产技术也由公司指导。因此，这些公司对农业生产技术的需求是由公司管理层决定，而不是取决于从事生产劳动的农民。农业公司虽然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但是其数量很少，对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不大。在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还是家庭农场。农业科学技术最终的服务对象，还是广大农民。因此，分析农民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更为重要。
2、农民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通常认为，传统社会的农民愚昧落后，对新技术持排斥的态度。本文认为，农民排斥新技术，并不能说明农民没有对新技术的需求，而只能说明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遇到了障碍。我把这些障碍分为习俗障碍、知识障碍、经济障碍、社会环境障碍几个方面。
习俗障碍可分为生产习俗和生活习俗两方面。生产习俗是农民世代相传下来的组织生产的规矩、程序，它属于一个农村社区，而不是一家一户农民的事情。据费孝通调查，开弦弓村在长期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排水灌溉的组织管理程序，依靠这套程序解决农民旱涝时的排灌事宜。后来村里有了两台动力抽水泵，承包全年的灌溉，按每亩收费。然而，这种机器在当时并没有被普遍采用，主要是因为使用机械而节约下来的劳动力尚未找到生产性的出路。村民们宁愿使用旧水车，不愿缴纳动力泵费用而自己闲搁数月。有些人告诉费孝通，那些依赖动力泵灌溉的人，自己没有事，便到城镇的赌场去赌博，害了自己。[11]（P116）这说明，一个地区的农业生产习俗是经过长期生产实践形成的，它是和当地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改变生产习俗的前提是相关的社会环境必须改变，否则就会带来社会问题。就费孝通所举例子而言，就是用机械代替人工后，如何安置闲余的劳动力或劳动时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引进现代机械未必是好事。农民经过理性的判断会拒绝新机械的使用。这其中反映出来的不是农民的愚昧，而是农民的智慧：用劳动来打发时间，总比去赌场赌博要好。提到赌博，就牵涉到生活习俗。据当时人反映，近代中国许多地方的乡村社会赌博成风，很多农民除了在田间劳动，剩余时间大都去进行赌博，哪有时间精力考虑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喝酒赌博已经成为农民生活的习俗，所以有人在参观金陵大学农民服务社后评论道：
农民之无正当娱乐，尽人皆知。每遇秋收之后，或迎神赛会，或邀朋聚赌。工作之暇，尤多喝酒啜茗。欲阻止此种不正当之娱乐，非有相当正当之娱乐代之不可。农民服务社有鉴于此，乃以种种有益身心之游戏代之，对症下药，定能妙手回春。[12]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农村社会风气问题，在这种社会风气下，也就不能指望农民会产生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知识障碍可分为文化科学知识和社会见识两个方面。如果说近代中国的农民都是文盲，那未必准确。据李伯重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大众教育已经普及，并深入到农村地区，到了19世纪初期，识字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另有学者估计19世纪初期广东农村男子识字率为40~50%。[13]（P443-444）但是识字并不足以引起对新技术的需求，只有当农民掌握了一定的现代科技知识后，才具备对农业新技术产生主动需求的可能。如果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存在某种新技术，就不可能产生对该项技术的需求。中国农民没有对新技术的需求，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有新技术的存在。所以，农民产生对新技术需求的条件之一是，有机会接受现代科技知识教育。而近代中国的大多数农民不具备这个条件。如果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但是能有机会通过耳闻目睹接触到西方的农业新技术，也有产生对这种技术需求的可能。但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的特点、农民的社会生活地位决定了这种机会也很少。
经济障碍是影响农民技术需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便他们知道某种先进技术，如果不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也不会主动去采用。经济障碍主要体现在农民接受新技术的经济承受能力上。如果新技术的使用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农民无法承担，他们就只能沿用旧技术。即使将新技术免费提供给他们，也会考虑将来的收益是否可靠，这就是所谓的“机会风险”。在不能确定采用新技术的实际效果之前，农民一般是不会采用新技术的，因为农民承担不起失败的风险。这与官员、军阀、工商企业家这些有权有钱的人不同。这些人可以引进外国机器从事农业垦殖，即便不能从农业垦殖中获利，于他们自己也无太大的损害。而农民，只有已经通过示范证明是切实可行的新技术，才敢使用。南京金陵大学农科的推广员在农业推广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是：农业推广之成绩与各地领袖或农友之切实辅助成正比例。从事推广最有效的办法是与当地领袖或农友合办“表证场”，用以证明农业新技术的有效性，当农民们亲眼目睹新技术的成就时，就会纷纷采用新技术。[14]
社会环境障碍。近代中国军阀连年混战，政权更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使得农民没有一个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一家人朝不保夕，也就谈不上采用新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了。另外，随着城乡差别的加大，农民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下，促使乡村中最有能力、有文化的人都流向城市，而本来最有可能首先采用农业新技术的就是这些人。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结果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扩大，传统乡村精英城居化，人才资金流向城市，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下降了，这也影响到新技术的需求。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代化所引起的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来自不同的方面，这些需求对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由民族危机而引起的国家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促成了制度上的创新，使中国建立起专门的农业教育、科研机构。但是这种需求是纯理性的，建立在这种需求之上的现代农业教育、科研机构，与当时中国乡村的农业生产实际有很大的距离，对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有限。现代工商业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既有理性成分，又有现实利益的成分，因此与农业生产实际联系较密切，对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也切实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其局限性在于同市场需求联系过于紧密，容易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而且其对新技术的支持仅限于某个特定的领域。因此近代中国源自工商业需求的农业技术创新不能持久，也不全面。农业生产者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分两类，来自农业企业家的需求和来自普通农民的需求。由于近代中国的农业企业发展并不顺利，数量有限，其对农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有限。而普通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则有待农业推广者去开发。创造各种条件激发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在农业技术创新的三元结构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不是三元结构中的某一环，而是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农业新技术供给者、需求者以及应用新技术的农产品价值的实现者之间，应该有一种共同利益为纽带。找到并建立这种纽带是实现农业技术创新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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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为农业科技型企业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一批科技型农业企业兴起，有力地推动了科研与经济的有效结合。但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及传统观念的制约，加之人才、资金等方面的困扰，农业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还存在以下问题：
1．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有待于完善
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与农业知识创新体系、农业技术创新及其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系统，主要包括农业企业、农业科研机构和大学。目前，农业科研机构与大学具有较强的农业技术开发能力，但是由于受内部传统考核管理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其开发出来的技术往往难以形成有效的技术供给；而农业企业有很强的技术需求，但技术开发能力比较弱。
2．农业科技企业创新意识不强
目前，我国农业科技企业大多数处于创业成长期，技术积累和经济实力较弱，加之一些企业家的短期行为和技术外部性特点等因素的影响，农业科技企业普遍存在着技术创新意识不强的问题。
3．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创新风险管理力度不够
技术创新是现代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也是提高企业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而技术创新是一项高风险活动，技术创新风险按阶段划分，可以分为决策阶段风险、技术开发阶段风险、生产阶段风险和市场阶段风险。面对这些风险，农业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组织体系及技术队伍建设等方面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加之，政府对农业科技企业扶持不足，使农业科技企业难以应对技术创新风险。
4．农业科技企业创新能力不足
在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研究开发机构，因为前者的经费投入和经费使用均占绝对优势。然而，在我国，企业没有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一方面，从技术开发能力看，我国科技力量的2/3以上在企业之外，企业缺乏高水平的技术人才；另一方面，大中型企业设立专门技术开发机构的比例偏低，并且，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开发机构要么资金不落实，要么缺乏高水平的技术人才，要么没有明确的技术开发方向，要么基础条件薄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我国，技术创新的主体不是企业，而是企业外的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
5．农业技术创新缺乏激励
目前，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不高，大多数企业的产品缺乏科技含量和竞争力。造成这种状况除长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以外，缺乏有效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是一个重要原因。同时，技术创新的外部效应，技术创新周期和高风险等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企业技术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农业企业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其结果是企业轻视技术的自主创新，竞相引入成熟技术，虽扩大了生产能力，却未形成技术创新能力[①]。
6．现有的农业科技人才培养模式不适应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的要求
创新人才是创新活动的主体。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研究轻开发的弊端，造成了其研发实践能力较差，难以满足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创新的需求。
二、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优化
根据我国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创新的实际，农业科技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有效运作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及配套政策的支持。
1．完善农业知识产权制度
①在法律普及方面。加强农业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和宣传教育，建立一支适应国家农业创新体系建设需要的农业知识产权队伍，增强全社会的农业知识产权意识。目前，农业知识产权审查、审判人才、律师人才奇缺，特别是农业知识产权法律人才和管理人才的供需矛盾将是困扰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一大难题。因此，应大力发展农业知识产权教育事业，大力培养农业知识产权专门人才，提高灵活运用农业知识产权战略、策略的能力，促进农业科技工作更好开展、各学科更好发展。这是我国解决农业知识创新与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协同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同时要在全社会开展农业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重点结合典型案例宣传我国现行的一系列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
②在司法方面。加强农业知识产权的司法队伍建设。根据农业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性、技术性特点，要尽快培养一批专业法官，设立专门审判机构和专业法官集中审理农业知识产权案件。另外，还应采取多种形式对案件所涉及的专业技术问题进行鉴定，其途径包括聘请农业技术专家担任陪审员、委托专家组进行技术鉴定和走访有关农业技术专家等。
2．建立合理的市场结构
不同的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不同的，促进技术创新的理想的市场结构是介于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之间的“中间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目前我国农业技术市场化程度较低，不利于农业技术创新。如我国的种子行业是国有种子公司垄断的市场结构，种子法律法规对农业科研单位、农业科技企业经营种子做出很多限制。因此，应建立合理的市场结构，以激励农业科技企业进行农业技术创新。
3．建立由政府引导，以企业和社会力量为基础的技术创新投资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是农业科技的重要投资者，而在我国目前财力有限，不可能大幅度地增加农业技术创新的投入的情况下，应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力量共同投资的多渠道、多途径的投入机制。由于农业技术创新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要尽快设立农业科技创新融资担保基金，资金主要来自政府拨款、社会捐赠和定向募集等，启动资金应以政府为主。同时，支持和引导高新技术项目从资本市场融资，推动农业高新技术的发展[②]。
4．建立和完善我国农业技术风险投资机制
①要加大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
首先，要制定和实施农业技术创新风险投资的扶持政策，在税收方面给予减税或免税。其次，建立农业技术创新风险投资保障体系。为鼓励农业技术创新风险投资，应对投资者在投资中的经济风险予以保险，为农业技术创新风险投资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再次，要规范资本市场，发展和完善支撑条件。
②发展农业风险投资公司，建立多层次的农业技术创新风险投资体系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建立社会、个人、企业多方参与，并同国际接轨的我国农业技术创新风险投资运作模式，引导民间的大量游资投向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筹资渠道的多样性。
5．加大农业共性技术开发的政府扶持力度
共性技术是指在很多领域内已经或未来可能被广泛应用，其研发成果可共享并对整个产业（而非个别产品或企业）或多个产业及其企业产生深度影响的一类技术。[51]共性技术尤其是农业共性技术有很强的共用性、外部性、基础性和关联性。开发农业共性技术往往投资大，外部性强，所以，一般农业科技企业不愿意进行农业共性技术开发。因此，需要政府通过项目引导，协调组织大学、农业科研院所及有关农业科技企业进行农业共性技术开发，项目应重点支持能够对农业经济发展起重大作用，并显著提高农业产业技术水平的技术领域。
6．消除条块分割的科技管理体制，促进产学研一体化
要通过整合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技力量，加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优化技术创新人才的资源配置。大力支持和鼓励应用开发型科研院所进入企业或改制为企业，促进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其次，企业可以采用多种形式与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广泛的技术创新项目合作；再次，加快创业中心、大学科技园区的建设和发展，重视科研中试基地、成果孵化基地的建设。此外，要改革农业高等教育体制，调整优化教学培养结构和方式，面向市场，加强培养农业科技创新所需的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用社会学术语来说就是“社会结构”影响“能动作用”［20］。Krackhardt(1992)认为在社会网络关系可分为三种:情感关系、情报关系与咨询关系［21］。因此，结合前人基础及研究的实际情况分别构建农户的三种情境网络，分别是:朋友网，即在日常生活中，农户之间经常在一起聊天，遇到烦恼、情感问题时向人诉说，由此构成村屯内部之间的关系网络;技术情报网，即农户在想要获取农业技术相关信息时经常交流的关系网络;技术学习网，即农户之间为解决农业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形成的关系网络。农户在遇到的问题时，大多选择与自己关系较好，且在该问题方面比较权威的人进行咨询商量，这些权威成员也就成为了各自网络中的意见领袖，对周边农户的最终选择产生较强影响，如对新产品的扩散人群及速度产品产生正向影响［22］。孙立新以高新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程度中心性与工作绩效的关系，认为在非正式组织中的核心人物或在网络中占有有利位置者会对工作绩效有显著影响［23］。姚静等在研究小微企业贷款可得性时发现，须对网络成员特征加以关注，较高中心度能使网络成员更易获得资源优势、具有更强的影响力［24］。因而进行如下假设。假设1:农户程度中心性与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绩效相关。假设1.1朋友网农户程度中心性与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绩效相关假设1.2技术情报网农户程度中心性与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绩效相关假设1.3技术学习网农户程度中心性与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绩效相关不同群体因其生活环境不同，受环境的影响会形成不同的网络结构，从而导致网络关系也不尽相同。格兰诺维特通过对美国的调查发现，大多数美国人都是通过弱关系寻找到工作，一个人认识的各行各业的人越多，就越容易实现自己的想法［25］。根据格兰诺维特的理论，华裔学者边燕杰提出了强关系假设，即认为中国社会并非美国的弱关系社会，而是一个强关系社会。也就是说，在中国，想要办成事，靠的不是弱关系所能够获得的信息的广度与多样性，而是强关系所能给予的确定而有力的帮助［26］。可以看出，在整体网络中，网络结构特征不同，会对网络中个体网络关系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对农业技术创新扩散产生影响。假设2:网络结构特征显著村屯的农户网络特征对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绩效影响大。社会上的每个个体都生活在一个整体之中，个体的一些行为必将受到整体关系的影响。彭兰在研究网络社区对网民影响时提出，由于网络结构因素和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因素等不同，网络中的群体压力和群体心理都会对个体产生不同影响，对网民的意见、态度与行为所产生的作用不可忽视［27］。彭建平的研究表明，在国有企业中工作协作网内整体员工行为对个体影响为正相关，而工作咨询网整体员工的行为对个体影响为负相关［28］，整体网络关系会对网络中的个体行为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农户在采用新技术时也会受到整体网络关系影响。因此，网络的整体关系对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绩效有影响。假设3:网络的整体关系与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绩效相关。假设3.1农户朋友网的整体关系与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绩效正相关。假设3.2农户技术情报网的整体关系与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绩效正相关。假设3.3农户技术学习网的整体关系与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绩效正相关。
2研究设计
农业技术创新扩散对农业技术的有效推广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研究使用两种数据:一类是反映农户不同情境社会网络特征对农业技术创新扩散影响的关系数据，如社会网络程度中心性、网络密度等;另一类是反映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绩效的属性数据，如采用新技术对收入、投入成本及产量等衡量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绩效的指标。笔者对属性数据进行了信度及效度检验，对关系数据的检验主要通过该村屯的干部及线人进行检验，使关系数据与现实相符。
2.1研究对象的选择
本文主要是通过两个整体网之间的比较，看不同情境网络结构对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的影响。为使比较结果能更好地体现出网络结构特征要素的影响，通过走访比较，最终选定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某乡的J村屯与T村屯为研究对象。此两村屯相距大约12公里，主产农作物都是玉米，其种植情况如表1所示。因其归属同一个乡镇，所处自然、政策、人文等环境都基本相同，因此，可以更好地排除与社会网络不相关因素，真正达到本项研究目的。2.2调查设计本研究需测量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绩效、村屯的社会网络及农户在网络中的位置等相关特征信息。村屯社会网络及农户在网络中的位置特征等调查可通过名册法进行实地调查［20］，对此我们借鉴罗家德在《社会网分析讲义》(2010，第二版)中的问卷设计了相关调查内容。影响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绩效的量表设计主要依据陶佩君［29］、李普峰［30］、刘宏［31］等相关文献，通过与当地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和农业委员会的专家进行研究讨论，设计出调查问卷初稿，而后针对预调查过程中发现问题，对调查问卷进行了反复修订，最终才展开正式调查。调查分两阶段:第一阶段，分别对两个村屯进行调查，并结合初步调查分析结果，依据乡、村干部等推荐，走访村屯内线人，进一步核实调查结果;第二阶段，对调查结果中存在疑问重新调查，并进一步与线人、村屯干部等进行核实，分析原因。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95份(J村屯44户，T村屯51户)，指定各户主填报。累计回收答卷95份，有效率达100%。两村屯研究对象基本特征比较见表1，并由此构建了三个情境网络的关系矩阵。以朋友网为例，运用UCINET软件画出农户的朋友网络图(见图1、图2)。正如图所示，J村屯的核心点的关系较强，如SJQ有20个农户与其有关联，而T村屯的核心点的关系较弱，TZW只有9个农户与其有关联，这就说明J村屯网络结构特征比T村屯显著。
2.3数据检验
对调查问卷中的属性数据，即扩散绩效内容运用SPSS进行信度与效度分析:信度值为0.846，较好符合信度检验标准;用因子分析检验结构效度，KMO值为0.728，并且前三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97.995%，基本符合效度检验标准。对关系数据构建出不同情境下的整体社会网络矩阵，运用UCINET软件分别算出朋友网、技术情报网和技术学习网中农户的程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这两个位置特征，形成研究的自变量。为保证关系数据的信度与效度，所回收的问卷均经过村干部及线人检验，确保数据真实可靠。
3数据分析
3.1整体网络结构特征比较分析
运用UCINET计算三个网络的整体网络结构特征(见表3)，可以看出两个村屯的整体网络密度和平均距离均有差异。J村屯三个网络的网络密度比T村屯的网络密度都要大，平均距离均比T村屯短，农户的网络关系比T村屯紧密，由此可见J村屯的网络结构特征相对比较显著，更加进一步说明了两村屯的朋友网络图同样也表明出的这种差异的正确性(见图1和图2)。
3.2相关分析
应用UCINET计算朋友网、技术情报网和技术学习网的程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并进一步研究三个网络中农户不同中心度与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绩效相关性，见表4。运用SPSS对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VIF均小于10(只有两个超过5，分别为6.200、5.651，其余均小于5)，所以模型的多元共线性问题不明显;由于部分变量相关性较高，针对这一情况，对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结果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不影响对结果的解释，所以未对模型进行调整，回归结果见表5。结果1表明，J村屯的朋友网程度中心性、技术情报网程度中心性、技术学习网中介中心性及程度中心性对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绩效影响显著，前三者为正相关，而技术学习网程度中心性是负相关。结果2表明，T村屯只有朋友网程度中心性对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绩效影响显著，且为正相关。结果3表明的是引入调节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农户的朋友网程度中心性对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绩效影响是显著正相关，说明程度中心性高的农户，其扩散绩效也较高，表现为朋友网程度中心性提高1个单位，则扩散绩效提高0.937个单位，因此，假设1.1得到了验证;而技术学习网络程度中心性对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绩效影响是显著负相关，与假设1.3相反，该结果的产生是因为在技术学习过程中，由于中国人的面子情结使农户不愿意向他人学习导致了负相关。在结果3中可以看出，网络特征显著村屯变量显著，社会网络特征值对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绩效的影响是显著正相关的，假设2得到验证，即相对于农户网络特征对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绩效影响来说，网络结构特征显著村屯比网络结构特征不显著村屯影响大，超出3.513个单位。
4结论与启示
关键词生态农业推广创新
我国生态农业经过20多年的推广历程，依然处于试点阶段，可以说生态农业在我国的推广步履缓慢，这其中既有内部因素的制约，也有外部因素的影响。本文着重分析生态农业推广缓慢的技术创新内因。
推广学认为，影响一项创新被采用速度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创新的特性。这里所讲的创新特性强调的是指潜在采用者对创新特性的认识，或者说是潜在采用者所感知到的创新特性，而非技术专家或行为变革者所理解的创新特性。要想推广我国的生态农业，必须先了解它的技术创新特性。研究表明，影响创新采用的创新特性主要相对优越性、相容性、复杂性、可实验性和可观察性。
1生态农业的相对优越性
所谓相对优越性，是指一项创新的采用较未采用前的状况的改进程度。创新优越性与创新采用率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潜在采用者感到创新的优越性越明显，其采用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大。所谓生态农业的相对优越性指的是生态农业与以往其他农业（传统农业、石油农业）的相对优越程度。下面主要从效益性因素来分析。
这里所说的效益性因素包括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从我国当前的生态农业的试点来看，生态农业的三个效益是较为明显的。
我国1993年开始建立的51个生态农业示范县经过5年的实践，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效果。首先是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51个县中实施生态农业建设的，1994～1997年平均年增长分别为8.4%、7.2%和6.8%，比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分别高2.2%、0.6%和1.5%。其次是显著改善了生态环境。经过5年的努力，试点期间水土流失治理率达73.4%，土地荒漠化治理率达60.5%，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高。其三是推动了农村社会的进步，拓宽了农林牧渔各业的生产领域，缓解了新的就业压力，如湖北省京山县在建设生态农业中产生了“三回流”现象，山下人往山上流，城里人往乡下流，县外人往县内流。至1998年该县农村劳动力有11万人从农田中脱离出来、转向林果业、养殖业和二三产业，占农村劳动力的57%。
但是，生态农业与其他农业生产模式相比，在经济效益上的优越性并不突出。在全国2400多个生态村和生态试点中，几乎没有一个村镇经济发展水平能在当地居于首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者居多。纵观我国所有的亿元村镇，均是靠大力发展乡镇工业致富的。而追求生态建设的村镇，主要力量都放在了改土造田、林网建设、太阳能建设、沼气利用、生物链建设上了，工业往往发展不快，或者被有意加以控制。因此,在现阶段，由于各种限制，生态农业的生态效益还无法“显化”为丰厚的经济效益，它主要是综合效益明显，远期效益突出，而农民是最讲实惠的，他们只看重经济效益，而且是只看重近期的经济效益，并以此单项指标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南，从而大大缩小了农民对生态农业优越性的实际体验。
2生态农业的相容性
相容性是指潜在采用者认为创新与其需要、既有的观念、以往及现在的经验等相适合的程度。从创新采用导致的不确定性而言，相容性越高，意味着采用创新的不确定性越小，从而对采用者的冲击越小，不至于受太大的抵制。一般来说，相容性往往会影响潜在采用者对创新的认可。
就目前来说，我国广大地区的农民对生态农业知识知之甚少，对常规农业存在难以割舍的恋旧情结，再加上我国农业的总体利益较低，农民们从心理上认为农业不能使自己致富，因而对生态农业持怀疑态度，没有情感上的需求。一方面是因为常规现代化农业从50年代起就开始宣传，已对农业科技人员、管理者和农民起到较深的潜移默化作用，人们一讲农业现代化就自然想起“四化”，对“四化”可能引起的副作用不熟悉，对全球现今的新发展不了解，习惯性认识有意无意地阻碍着人们对生态农业的认同。另一方面，生态农业毕竟是一种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的实质内涵、它的优越性和他的技术要求，推动起来也容易被动和盲目。此外，我国生态农业研究和实践上处于起步阶段，理论上的阐述比较复杂，科技研究还不够深入，实践效果的定量分析和描述也很不够，尤其是未总结出一套让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短时间内就出效益的生态农业实用技术，这些也是影响生态农业相容性的原因。
3生态农业的复杂性
复杂性是指一项创新被认为难以理解和使用的程度。一般说来，创新越易于理解和使用，其被采用的可能性也就较大。复杂性和采用者对自身能力的评估都是一种主观感觉。一种创新的复杂性越高，自觉可以领会和使用该创新的人就越少，因此人们采用创新的可能性也就越低。
从总体上讲，我国生态农业比较复杂难以理解。首先，生态农业的系统既是一个复合生态系统，又是一个松散的集合体，有多重时空上的相对独立的组分组成，这些组分按一定的比例组合在一起，或构成时间上的延续，或得到空间上的互补。其次，在食物链设计上，试验的农业生物数量和种类、物质和能量投入的最佳值、生产管理条件等都要从实践中获得数据加以分析，拿出科学的依据，而这无疑是一个艰辛和复杂的过程。其三，生态农业的原理、原则过于抽象，难于为大多数农民所掌握。例如，何为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如何协调系统和组分间的关系？如何充分发挥系统的组织作用等等问题，这都是很难掌握的。最后，生态农业强调的是对现有的技术的优化组合，这是生态农业的创新之处，但过多的利用现有技术往往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生态农业同其他农业形式没有什么区别。同时，由于生态农业的技术支持系统不过硬，缺乏具体的优化组合技术，又受系统复杂多样性的影响，如何在实际生产中实现技术的有效组合仍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如农业资源保护增殖技术、小流域综合治理技术、农业环境综合整治技术等都比较抽象难懂，再加上农民的知识水平有限，要真正掌握生态农业的技术可以说是非常困难。
4生态农业的可实验性
可实验性是指用户在正式采用创新前对创新性能所能试验、考察的可能性。由于采用创新的决策过程是一个需要不断消除不确定性和风险感的过程，即使是有限度的实验或使用，也能够使用户对创新的特点和功能有一个实在的感觉，帮助消除诸多担忧和疑虑，从而有利于创新的扩散，因此，创新的可实验性越强，创新的采用率越高，它们之间有正向的相关关系。
总体上讲，我国的生态农业的可实验性较差。由于生态农业是一个涉及多学科技术的生产体系，技术种类需要多而且整合起来还比较复杂，且短期内不易见效益，单靠农民现有的知识水平难以消化和掌握，更别提单独操作和实验了。特别是对生态农业的早期采纳者来说，它们对生态农业可实验性特别看重，因为它们可参考的经验不多，他们可以借鉴的通常只有从大众媒体获得的有关生态农业的一般知识。因此，他们常常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感，对采用可实验性较差的生态农业可以说是慎之又慎。从宏观上来说，对于一个生态农业示范县或省，生态农业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多部门的事业，建设面广，综合性强，单纯靠某一个部门的力量是难以奏效的，生态农业必须在政府的领导下，把相关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结合起来，按照各自的业务要求，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统一协调，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农民采用生态农业的积极性，以弥补生态农业可实验性较差的不足。
5生态农业的可察性
可察性是指创新的采用结果对其他人来说显而易见的程度。有些创新被采用后不易为人所知，有些创新的采用则一目了然，尽人所知，通常，对大多数创新来说，可察性是和其采用率呈正相关关系。
由于生态农业毕竟是农业，无论是生产过程或是最终产品，外观上和其他农业的区别不大，其效益具有滞后性，因而，导致其可察性在短时间内不够明显。从附表可以看出，河南内乡县各种生态农业类型1999年比1995年粮食产量增长幅度远没有环境效益的增幅大，单从粮食产量这种可察性方面来看，生态农业的可察性就比较低。不过，近年来，我国大力宣传和发展生态农业，特别是51个生态农业示范县建设的成功，生态农业与其他农业相比，可察性有所提高。
总而言之，我国生态农业虽然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受各种条件所限，优越性不很明显，再加上它的可容性低、比较复杂、可试验性和可察性都比较低等特性，决定了其对农民的吸引力有限，而生态农业技术创新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其对政府的吸引力很大（生态农业的社会效益和长远效益所至），这也正是国内所有生态农业试点均为各级政府组织和扶持，而农民大范围的自发“学习”却是一个十分缓慢进程之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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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定产业集群发展规划，推进农业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的设计、构建与发展我市作为农业大省的省会，承担着保障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重任，为应对农业资源要素瓶颈和耕地资源减少不可逆转、水资源严重短缺、生态环境压力不断加大、农业生产成本持续上升、从业人员素质下降等制约因素，必须强化农业科技创新，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研究为先导，结合我市创新型龙头企业、农业高新技术企业、重点研发机构以及核心专利、知名商标的行业布局，确定产业技术创新的战略目标、战略方向和重点任务，提升战略引领能力，制定现代农业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规划。把握环渤海经济区崛起和京津冀优势互补合作发展的机遇，通过组织农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谋划、设计、构建和发展，充分利用京津冀科教优势，整合科技资源，加速技术转移，强化自主创新，走技术集成、协同创新、集群发展之路，把握市场脉搏和现代消费趋势，加快省会农业现代化、集约化、市场化、社会化进程，实现农业产业化，产业集群化、农民职业化、农村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为我市农业产业发展转型、构建省会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强化产业链和创新链建设，创新农业发展方式，依据我国现代农业和涉农重点产业发展趋势及产业技术创新战略方向，结合我市实际与区域特色优势，谋划我市农业梯次产业培育重点，着力发展生物种业、食品产业、生物农药、工厂化农业、饲料产业、中兽药产业、生物肥料、农机装备、山区特色农产品和农产品物流、农村信息化等新兴产业集群，制定石家庄现代农业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战略规划和全市农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展规划，通过三至五年的努力，全市构建由优势骨干企业牵头，中小企业和研究机构组建的农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达10家以上，加盟企业达到300家，从而探索建立联盟良性发展机制，完善产业链构建，实现产业集群市场利益最大化，促进以产中为主的传统农业向产前、产后环节不断拓展延伸，向农业产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增强产业整体的关联效应和技术对资源的增值增效作用，为保障粮食与食品安全和农民增收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2构建和完善长效合作机制，优化联盟协同运营模式
应坚持“面向市场，平等自愿、优势互补、合作创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遵循联盟内在规律，增强联盟内生动力，健全联盟运行管理制度，组织产业技术创新活动，进一步完善联盟的利益机制、责任机制、信用机制和开放创新的组织协同机制，修炼联盟内功，培育联盟生态，为促进联盟健康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一是形成契约协商、互惠共享的利益机制。利益机制是联盟发展的核心，是形成联盟产业技术创新价值链的最直接的体现。利益联合、利益创造、共同利益最大化以及利益分配合理化是联盟组织的生命之源。联盟应坚持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和“利益平衡、利益共享、利益约定”原则，形成以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为核心的契约协商、互惠共享的利益机制。二是形成分工协作、责权明晰的责任机制。责任机制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展的基础，责任机制要有利于推进产业技术创新。强化科研规范和伦理道德教育，严肃违约责任追究，加大对联盟中的欺诈和背叛行为的惩罚力度。制定联盟技术创新项目与过程管理办法，调动各方的积极性，确保项目合作实施和目标实现。三是建设相互信任、信息沟通的信用机制。信用机制是联盟发展的保障，联盟信用机制在于保障成员在协议框架下履行各自的责任。推进联盟信用机制建设，应通过建立联盟信用评价体系、完善成员准入退出机制，组织开展信用管理和考核评价、建立信息公开共享机制，促进信息交流、沟通协调，促进成员单位建立良好的自律机制和合作关系。四是推动建立开放创新、合作交流的协同机制。整合资源推进关键共性技术研发，面向目标市场设定联盟创新目标，推动产业整体发展。构建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建立产学研用结合、创新链与产业链衔接、大中小企业协作的协同创新机制，推动优势科技资源向企业开放共享和联盟间的合作交流、互利共赢，是联盟作为产业技术创新组织开放发展的必然要求。促进知识在合作组织间的转移、共享、集成和再创造，实施“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国际化”的知识产权战略，塑造和保护产业核心竞争力，构建支撑产业高端发展的协同创新机制。
3加强联盟建设危机管理、系统防控联盟失败风险
一是制定联盟建设管理办法，规范联盟构建基本条件、组织架构、运行制度，完善联盟顶层设计，构建市场化、民主化、社会化的联盟管理机制。二是对联盟实行定期评估考核制度，参照科技部组织开展联盟评估工作模式及评价指标体系，制定评估工作方案，重点对联盟创新活动、创新绩效、服务产业、运行管理和利益保障等情况进行自我测评及第三方综合评价。三是建议省市有关部门设立农业技术创新联盟建设专项计划，促进联盟完善组织架构、明确目标任务、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完善运行机制，组织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提升协同创新效率。
4大力培育创新型领军企业，建设科技型企业家队伍
加快构建和发展以企业为主导的农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培育产业技术创新的领头羊。针对目前我市42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中属省级农业科技型企业不足15%、省级创新型企业不足5%的现实情况，应组织实施“创新型领军企业培育工程，着力引导和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向科技型企业发展，农业科技企业向创新型企业发展，实现农业企业的转型升级，提升创新能力，提质增效，做优做强，更好地构建核心产业链和配套产业链，带动中小企业和农业合作组织加强农科教、产学研合作，走技术集成、协同创新、集群发展之路，通过市场优胜劣汰和政府扶优挺强，培育一批现代农业科技型龙头企业，成为产业技术创新的行业领军企业和农业高新技术后备企业，更好地发挥龙头企业推动产业发展的核心引领作用，提升核心企业领导力，打造区域核心竞争力。
5实施农业知识产权战略，提升农业品牌竞争优势
随着经济、科技全球化进程加快，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和核心竞争力，成为现代农业龙头企业和产业创新联盟建设的重要支撑与战略关键。农业产业创新联盟应勇当实施农业知识产权战略的先锋，深入贯彻实施农业部《农业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和2013年1月农业部、科技部、知识产权局联合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知识产权工作的意见》，按照“激励创造、有效运用、依法保护、科学管理”的方针和农业发展规律与自身特点，明确知识产权战略目标重点、健全规章制度和管理体系，通过提升农业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和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与自主品牌，提高特色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强产业链竞争优势，努力提升联盟协同运用与集群管理服务能力、集体维权与行业自律能力，把握技术创新的制高点、市场关注点和产业生长点，培育知识产权运用标杆企业，提升联盟农业知识产权质量，推动农业知识产权联营和商品化、产业化、资本化。
6着力加强科技金融结合，构建科技金融服务平台
1.1是科技转化生产力的有效途径
农业生产现代化首先要实现农业机械化，所以农机的普及是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须条件，而农业机械是科学技术的具体体现，通过农业机械才能将现代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通过农机在农业生产中的作业，发挥其高效优质的作用，达到促进农业生产效率及质量的目的，农机化推广是科研及生产之间的桥梁纽带，能有效推动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农机化推广工作，要通过一些试验把最新的科技成果及技术在生产中进行实践，检验新技术装备的各方面特性，比如实用性、安全性、可靠性、适应性、经济性，经过实践总结，不断改进，才能形成标准和规范的机械生产模式及配置方案，促进新技术、新产品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农机化新技术推广在农机化发展中起到引领和促进作用。
1.2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增产增收
农机化推广工作能把最新的科研成果、科学技术及新产品及时推广应用到农业生产中，能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起到增产增收的作用。另外在农机化技术推广过程中，对于新型农民的培养及农机合作组织的培育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先进的农机化技术已成为农民增加收入及农业增效的手段。
1.3农机推广中存在的问题
在农机化技术推广过程中，由于农业生产方式、农民的思想意识、文化素质、传统习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存在农机、农艺、技术、信息等多方面的融合问题，农机与农艺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但在实际生产中，需要长期磨合才能使其相互融合，达到应用的生产效果。在推广方面，有的机构性质不明确，在投入上经费不足，推广力度不够，还存在农机农艺难以融合的情况，所以对于农机推广工作，需要深入的细节还很多，任重而道远。
2农机化新技术推广工作应采取的措施
2.1增加投入，提高服务
在农机化新技术推广工作中，经费短缺是很多地区都面临的一个问题，经费不足导致推广工作的各个方面都上不去，服务能力低下，推广工作开展不利。所以要加大经费投入力度，明确公益性职能的定位，对于推广工作的条件加以改善，完善运行机制，对于工作活力及服务水平都非常重要。
2.2努力创新，提升成效
坚持创新完善机制，采用多元化、服务优质化的工作方式构建新型农机化技术推广体系，建立农机化科研、教学、推广、生产单位协作长效机制，对于新产品研发、新技术应用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加快新成果的转化，促进新产品、新技术能及时推广到农业生产中，完成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促进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2.3加强培训，提高素质
农机化新技术推广工作离不开推广人员的努力，推广人员的思想意识及工作能力对于推广工作的质量有直接的影响。要积极开展推广人员的教育培训活动，在思想意识方面加以强化，促进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更新，使其在业务素质、专业能力等方面得到综合提高，以适应新时期推广工作的需要。在高校、职业院校吸纳毕业生加入到推广队伍中来，加强队伍建设，发展村级农机推广人员队伍，提高推广一线的技术力量，促进推广工作质量的全面提升。
2.4加大宣传，建立试点
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宣传手段，加强宣传，提高各级群众及领导对于农机化新技术推广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广泛应用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媒介，进行农机推广工作的广泛宣传，传播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引起农民的注意和重视，加深其对新技术、新产品的认识。要建立示范点和推广基地，通过实地的示范作用，让农民朋友在实际的操作中对新技术、新产品有直观的感受。充分认识到先进生产技术和新机具的优势，转变传统观念和心态，自觉改变生产行为。
2.5大力实行农机补贴政策
新技术、新产品刚开始推广价格都要高一些，这对于农户来讲有一定负担，从成本的角度考虑，各地的收入水平不一样，在生产成本上都会有自己的考量，所以在推广工作中一定要认真落实农机补贴政策，加大对新产品、新技术在推广中的补贴力度，根据实际情况做好农机具的更新换代，科学配套，合理布局，综合当地的生产情况，结合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新型农机具的引进及推广给予一定的政策及补贴扶持，促进新产品的推广应用。
3结语
1.1合作社的发展有利于带动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合作社的最大作用就是将市场引入农户，为农户搭建市场化平台，引导农户开展专业生产、规模化经营。在此过程中，农业产业结构得以不断调整和升级，以不断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
1.2合作社的发展有利于科技成果的转化
合作社的发展，带动了农业产业链中的产、购、销、技等专业性农户。各个环节中的大户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向合作社中的成员提供统一的种苗、传授农业专业技术、开拓销售渠道，形成以科技为基础，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产业链，进而使产业链中的所有环节有效衔接，优化配置，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1.3合作社的发展有利于农产品标准化推广
合作社是农产品标准化推广的主体，能够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在合作社的组织下，农户进行统一生产标准、统一操作流程、统一产品质量标准、统一农资供应的一体式农业生产，并利用品牌效应，打造优质知名品牌。特别是加强绿色农产品生产的推广，将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推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1.4合作社的发展有利于我国推广体系建设
在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政府作为推广体系中的主体，肩负着引导农民群攻生产方向的重任。面对新的社会形势，政府应积极探索新的农业技术推广体制，不断改变农业技术推广的运行机制，以适应新的市场要求，为农民提供更广阔的发展平台。合作社的发展，有效的补充了政府推广体系，使得农业技术推广更具亲民性，并通过政府的正确引导，打开农业技术推广的新局面。
2发挥合作社优势，创新农技推广体系与机制
2.1加强政府扶持和引导
政府在农业技术推广中作用明显，应加大政府财政和政策支持，加强对民间推广体系的引导，加大投资力度，开阔投资思路，重点扶持前景可观的新项目，创新农业技术推广的思路，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人员队伍建设，鼓励合作社为主题创新农业技术推广。
2.2发动社会资源联合合作社开展农业技术推广
除了政府主导、引导合作社开展农业技术推广，其他社会力量的支持同样能为农业技术推广提供更多帮助。特别是农业院校及科研院所的科研力量，是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技术源头，优质的农业技术，能够为农业技术推广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能够使农业技术推广局面迅速打开。在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形成政府、合作社、农业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强强联合，形成农业技术新成果资金、理论、推广的联合机制，将农业技术推广项目的鉴定、审核、技术培训等环节通过合作社联系起来，开展公益性、经营性农业技术推广相结合的方式，将农业高尖端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同时也转化为经济效益，进而推动农业技术推广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2.3充分发挥“校社协作”的杠杆作用
1“三诱技术”在生态农业中的应用
1.1频振式杀虫灯
频振式杀虫灯主要是利用光、波、色、味4种方式诱杀害虫的一种物理防治方法，无污染，对人畜无毒，对鳞翅目、鞘翅目、直翅目、半翅目、同翅目、双翅目及膜翅目等40余种害虫具有良好的诱杀效果，当前已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中。某区自利用频振式杀虫灯以来，蔬菜田棉铃虫的田间落卵数量以及虫量明显降低。试验数据表明：挂灯区平均落卵2.8粒/百株，无灯区为12.2粒/百株，约降低了77%；挂灯区平均虫量1.5头/百株，无灯区7.9头/百株，约降低了81%。可见频振式杀虫灯对蔬菜棉铃虫的控制效果非常明显。利用频振式杀虫灯防治害虫，在消灭大量害虫的同时，能减少来年虫口密度，最大限度减轻害虫对农产品带来的危害；能够减少化学防治次数和喷药量，进而减轻对农产品和环境的危害；根据诱杀结果，可对害虫发生趋势做出预测，有利于提出预防措施，实现对来年病虫害的科学防治。
1.2黄板
黄板诱杀技术是利用害虫趋黄性诱杀农业害虫的一种物理防治技术，绿色环保、成本低、可自制，可在蔬菜地、茶园、果园中使用，主要用于防治茶蚜虫、潜蝇成虫、粉虱、蓟马等小型昆虫。在田间使用的时候，可用竹或木细棍支撑固定，棋盘式分布，悬挂方向以东西向为宜，只要方法正确，就会有很明显的防治效果。以某区苹果园为例，在果树开花前悬挂16.5cm×25cm黄板，挂上之后不摘除，6月下旬收回检查发现黄板诱集蚜茧蜂的效果最为明显，调查益害比为1235：192=1：0.16。可见黄板具有良好的生态效应。
1.3性诱剂
性诱剂是利用昆虫成虫性成熟时，释放性信息素引诱异性成虫的原理，将有机合成的昆虫性信息素化合物用释放器释放到田间，通过干扰雌雄减少受精卵数量，达到控制靶标害虫目的的新型绿色防控技术。该方法成本低，操作简单，无毒无污染，主要防治对象是小菜蛾、烟青虫、斜纹夜蛾等害虫，符合生态农业发展目标。陕西凤翔县苹果栽培中，未使用性诱剂前，每年食心虫发生面积约为总面积的76.92%，农药使用量和投入费用以及人工投入费用很高。使用性诱剂后，群众每年只需防治3次就能将害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商品果产量平均提高了364kg/667m2，农药使用量及相关费用都大大降低。
2防虫网阻隔技术在生态农业中的应用
防虫网阻隔技术是以物理阻隔方式阻隔害虫进入危害和繁殖。采用防虫网阻隔技术不仅能够阻隔害虫繁殖，还能适当调节小生境中温湿度，对炭疽病、软腐病等有一定的预防效果，适用于生态农业生产。实际生产中可采用22目的防虫网，对于烟粉虱，可采用30～60目的防虫网。比如，江苏省目前以小白菜为重点的防虫网覆盖栽培蔬菜面积在不断扩大，农户纯收入也不断提高。当前，该项技术已成为一项成熟、高效的现代农业技术，已被列为江苏省农业技术主要推广技术。
3植物保护新技术在生态农业中的实施方式
实施植物保护新技术时，单纯使用物理防治技术显然不能达到良好的防治效果，必须物理防治、化学防治、生物防治、生态防治等多种手段相结合，对于化学防治，应尽量限量的、科学的使用农药药剂，确保农产品安全、无污染的生产。为了保证植物保护新技术的更好实施，首先，应建立准确的病虫害测报系统和监测点，有关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全面监测、全面总结、科学研究，及时掌握害虫和疾病的发生、发展动态，并及时、准确地将情况汇报给相关部门，以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将损失降到最低。其次，建立专门植物保护控制队伍，为农民提供更为专业的服务，将植保新技术、新技能传授给他们，使他们能够做到病虫害的科学防治。再次，加大宣传力度，让农民朋友正确认识到，发展生态农业的重要性和利用植物保护新技术的意义，使其具备最根本的病虫害防治技能，为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
4结语
1.1自然环境恶劣由于历史原因，四川地区位于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带，自然灾害频发。四川地区地貌特征多以山地、高山、高原为主，由于如此复杂的地形，导致其水土流失严重，不仅制约了畜牧业的发展，而且经常出现局部沙尘等恶劣天气。特殊的地形还经常引发地震灾害和冰雹、雷电、大风、暴风雪等气象灾害以及泥石流等衍生灾害。这不仅是四川地区贫困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其发展新型现代农业必须突破的自然难题。
1.2农村基础建设薄弱，环境污染较为严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污染环境比较严重。其主要表现在：四川地区大部分地方处在边远山区，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导致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致使农民对新型现代农业技术知识的匮乏，阻碍了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步伐；在这些贫困地区农业机械化程度低，牛耕作业普遍；同时，农村污染较为严重，如许多农户没有用上卫生厕所；农村卫生院设施条件普遍较差。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着四川地区现代化农业技术的发展。
1.3农民综合素质较低由于历史原因，四川地区的文盲和半文盲基本上集中在农村，这些人接受科技知识和应用技术的能力很差，综合素质发展进程比全国水平落后好几年。近几年四川地区的农民虽然人均纯收入有所提高，但其收入水平比城镇居民相差甚远。由于农民收入水平低，有限财力难以支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致使经济增长缓慢，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由此可见，农民综合素质低导致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是农村发展现代农业的主要障碍。
1.4农民受教育程度低，观念落后由于历史原因、近似封闭的生活环境、习俗文化以及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致使一些农民综合素质相对较低，这些保留着封闭生活传统和方式的农民对现代科学农业技术的接受需要一个较长的适应过程。四川地区由于农村大量身强体壮和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农民外出打工，而留守人员大都是文盲、半文盲以及一些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孩子，这些人知识缺乏，种田不科学。这些低素质的人群成为影响新型现代农业技术发展的首要制约因素。由于受教育程度低的原因，农民思想保守，观念封闭导致这些人排斥新型的、先进的、科学的农业技术推广知识和信息。
1.5政府扶持力度不够，“三农”投入严重不足对于四川地区而言，发展新型现代农业技术的最大障碍是各级党政府的领导同志对现代农业技术的认识不到位。四川地区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成负增长，政府在制定农业发展战略和提供配套设施等方面工作进展速度远远跟不上新农村发展的速度。政府还在补充、修改和完善农业政策和规章制度等方面投入进展缓慢。虽然每年都有少量的资金投入，但相对农村的需求来说，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在偏远的农村则尤为突出。政府在“三农”政策中投入力度的不足间接的制约了四川地区在新型现代农业技术推广。
2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