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问题论文优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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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土地资源问题

首先，随着经济增长带动城市化的发展，我国城市的数量在逐年的上升，一些中小城市的规模也在逐渐的扩大，这样导致的结果是更多的农业用地转化成城市的建设用地和工业用地，农耕地面积在逐渐的减少。尤其在我国近几年房地产发烧阶段，很多城市频现“无人区”，大量的土地被圈成住宅用地，但由于种种原因房子修好无人居住，逐渐荒凉变成一片废墟;其次，由于农业生产都是家庭联产承包，每家就那么几亩地，粮食作物生长期长，劳动者从中获得的利润远远小于二、三产业，再加上整个社会消费水平的逐年上升，家庭经济开销的压力，使得很多农民扔下土地跑到沿海一些城市打工，这样产生的结果是很多的农耕地被荒废，杂草丛生。再者就是农村的宅基地问题，很多家庭在修建新住宅楼时并没有修建在旧的宅基地上，或者在其他地方重新修建而老房子并没有拆除并转化成农耕地。

以上三种现象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明显，使得我国的土地资源逐渐的减少。在连续这几年召开的两会上，都会涉及一个问题――保护中国18亿亩耕地红线。民以食为天，我国是一人口大国，尽管国土面积很大，但由于受到地形和气候的影响，使得耕地面积有限，再加上我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多自然灾害，所以确保一定的耕地面积是保证人民粮食问题的本质所在。针对这一问题，国家应从法律政策方面给予相应的土地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把关，严防盲目占用农耕地，防止土地的流失;当然，针对农村出现大面积的荒废地，除了法律制度，也可以采取一些其他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将大量分散荒废的土地统一收回再承包给个人或集体，发展一些农业产业园，瓜果、蔬菜种植基地等，实行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这样既保护了荒废的土地，同时又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2、家庭问题

这一问题主要发生在大量的农村，体现在两个方面：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和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不协调，东部沿海地区利用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雄厚的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良好的工业基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快、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吸引着大量农村人口的流入，使之成为我国人口的主要迁入地。相反，我国中西部地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城市化水平低，成为我国主要的人口迁出地。计划生育的实施，使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减低，人口增长速度逐渐减慢，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总数依然持续上升，导致当今很多家庭呈现出“4―2―1”模式（即两个年轻人，一个小孩，四个父母），加之整个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和人们消费水平的提升，使得一个家庭的两个年轻人生活压力很大，尤其在广大农村，如果两个年轻人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只好通过常年外出打工供养整个家庭。正是这样一个原因，很多小孩从小就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之父母长时间不在孩子的身边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和良好的教育，导致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如性格孤僻，缺乏自信心、感恩之心，自暴自弃等。“少年强则国强”，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从小一个孩子没有在一个好的环境下生活成长，长此以往，将会影响一个孩子，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国家！老有所依，养儿防老，看着自己儿女常年在外奔波，自己相帮但也实在没有办法，遇到逢年过节双休日，看着别人一家人围着桌子热热闹闹的吃饭，自己家里冷冷清清，孤独、冷清，还有一颗对儿女的思念之心！老人有病，儿女也不能在身边照顾。

走进农村，很少见到年轻人，留下的都是老弱病幼。建设一个和谐社会，首先是家庭的祥和！作为一个刚参加工作三年的新教师，看着身边的很多孩子和家庭我深有感触。个人认为，解决上述两个问题，除了靠国家近几年实施的农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更关键的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人口的流动，即进行“产业的转移和升级”。大量农村人口流向沿海地区，就是因为沿海地区经济水平高，有很多的就业岗位和工作机会，所以，适当的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工业部门从东部逐渐迁移到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进行产业的升级寻得更大的经济效益，这样，中西部地区大量的农村打工者就可以在自家门口打工，即可以保证家庭的收入，又可以留在家人身边照顾小孩赡养老人，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的经济差距。可谓“一石三鸟”。

3、环境问题

城市化的发展使得更多的农村人口流向大城市，大城市人满为患，固体垃圾废弃物随意堆放，城市大型工业的生产排放的废气废水，并且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私家车的数量也迅速猛增，汽车尾气的大量排放，而且它又属于低空排放，给人们带来的危害更大，加之城市建筑密集，高楼林立，不易通风，导致污染物不易扩散。这些现象给城市带来了严重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土壤污染等等。尤其近两年，全国多个城市出现了严重的雾霾天气，往日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的天气已不再常见。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一些极端的天气频繁发生，干旱、洪涝、沙尘暴、台风、寒潮发生频率影响范围逐渐增大。除此，城市的交通问题随着私家车越来愈多与日俱增，交通拥堵、交通事故、停车问题……尽管一些大城市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法规加以调整，象摇号买车限制车辆数量的增多，单双号限制出行减少车辆出行的数量，各地修建高速公路，完善城市交通网，但交通的堵塞依然很严重。就连停车问题也成为很多现代商业网点选址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所以，无烟生产，绿色出行，“菜篮子”活动等这样一些保护环境的的活动被不断倡导。

第2篇

“中国传统绘画，扎根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中，经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融汇着整个中国画民族独特的文化素养、审美意识、思维方式、美学思想和哲学观念的完整的艺术体系。”中国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当代为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画除自身重要的艺术价值外，其社会功能也是不可忽视的。中国画的社会功能分为：认知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

一、认知功能

中国画往往通过记录典型的形象反映生活，画面中所描绘的景象，可以帮助观者很好地认识社会。尤其是古代中国绘画，它的历史意义是非常大的，通过画面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形态、生活习俗、人物特点等很多方面，从而达到认知真理、了解历史、联想现实的作用。通过欣赏战国楚墓室出土的《人物龙凤图》可以想到“楚灵王好腰细，国中多饿死”这样一种现实，作品中描绘的是一个身着宽袖长袍的女子，她的腰非常细，这很符合当时统治阶级的一种审美取向。再比较唐代仕女形象和清代仕女形象，会发现在不同时期的审美取向也是大不相同的：唐代以肥为美，而清代比较喜欢瘦弱的。再比如北宋《清明上河图》这幅长卷反映了当时社会欣欣向荣的繁盛景象，很好的帮助观者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因此，观者可以在这些古代中国画作品中了解到一些我们这个时代看不到的东西。

作为艺术创作的主体，画家在创作时应以反映社会最真实的一面为己任，做到反映客观事实，表现主观世界。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一些所谓前卫艺术、新思潮艺术的出现，反映的却是一些荒诞、无趣的东西。完全忽略了中国画根本的精神内涵，不再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而是以一些行为艺术作为中国画的艺术表现形式，追求所谓的“新”“奇”，制造一些脱离中国本土文化发展的“中国形象”，从而影响一些人对世界、社会、人类本质及生活的认识和态度，起到的是消极的作用。

二、教育功能

中国画反映的是“真”“善”“美”的思想内涵，中国画作品能起到一种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的作用，也就是观者在欣赏中国画作品的过程中，通过画面所表达的内容，思想上得到教育，内心得到启迪，从而使思想境界得到升华。一件好的中国画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对社会有教化作用。比如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此画是根据西晋张华所写的《女史箴》记录的一幅作品，“箴”是用来规范他人的一种文体，张华以宫中女史的口吻来规劝、教育这些嫔妃妇女修德养性，最终达到一种宣扬对圣主衷心、对神有敬心、对夫君要顺从，凡此种种女性的箴条，为了更好地去管理这些妃嫔之间的关系，顾恺之就将这个箴言用图画的形式生动地表现出来。

中国画的教育功能是其很重要的一项社会功能，有责任的画家会将作品的“真”“善”“美”作为审美理想，将善恶的标准作为衡量作品的标准。画家应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否则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涵就不会有任何教育意义。近年来一些消极、暴力、泄愤的艺术形式直接影响波及到艺术院校的学生，误导了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偏离了美学思想。更有一些画家的作品，为了迎合市场、追求价值，忽略了中国画的教育功能，以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是当今社会存在的一些现象。

三、审美功能

一幅优秀的中国画作品本身就是美的，观者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得到享受与满足，中国画的意义在于表现美，并使观者产生共鸣。中国画的审美功能是其他社会功能的基础，欣赏作品时观者被作品中的内容感动，使之产生共鸣，才能达到其审美功能。中国画的审美功能主要表现在能陶冶人的情操，满足人们的精神享受，提高人的审美能力，有助于高尚人格的塑造。一幅优秀的中国画作品往往是通过构图、用笔、韵律、节奏及黑白灰关系来体现的，从古至今我国的绘画史上有大量这样的中国画作品。比如齐白石的作品强调诗书画印并用的形式美，强调以情寄景、以理观景、以心观景的原则。从中国画重意、重情感的抒发、重外在形式美等方面就可以看出中国画自身的审美标准和审美功能。因此，不难看出齐白石的作品具有强盛的生命力，符合中国画社会功能的主旋律。然而一幅作品中，如果没有了美，就必然是走向相反的方向，过于模仿西方、照搬西方是行不通的。当代中国画作品中有种以丑为美的现象存在，画家将其称作“创新”，这种创新失去了“真”“善”“美”的意义，作品中的审美功能就没有了。

四、娱乐功能

观者在欣赏一幅内外兼修的中国画作品时，会从精神上得到享受，审美上得到愉悦，使身心得到放松和休息，这就是中国画的娱乐功能。大多数的观者欣赏中国画作品主要是为了享受、放松，中国画作品通过作品的内容、色彩等方面使观者直观的感受到其中的乐趣，比起语言更具有直观性。正如明代何良俊在《四友斋画论》中所说：“余观古之登山者，皆有游名山记，纵其文章高妙，善于摹写，极力形容，处处精道，然于语言文字之间，使人想象终不得其面目。不若画之缣素，则其山水之幽深，烟云之吞吐，一举目皆在，而得以神游期间，顾不胜与文章万万耶。”何良俊认为游记写的再好、再妙、再细致，也不如绘画形象、生动，这就是中国画作品的魅力所在，也是娱乐功能的一种表现。

在当今这个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的社会中，中国画的娱乐功能给观者带来了精神上的放松和愉悦。但与此同时，有些中国画作品却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各种抄袭、复制的作品充斥着观者的眼睛，给观者带来视觉的疲劳。这是当今社会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为了达到某些目的而缺失了审美的愉悦，使观者达不到放松身心的作用。

第3篇

关键词：男女权；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男女权

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秋瑾如是说。

于中国，从古代起便一直有男尊女卑的观念，女子要遵从三从四德，女性从一出生便注定开始一生管理家中琐碎事物的命运，同时兼顾了生育哺育后代的义务。若是哪一家的女人能干精明，会持家过日子，便会受到邻居周围亲戚的羡慕和赞叹，但对于女性的自我觉醒和追求自我价值并没有正确合理的引导，确实是社会舆论导向的原因，也是中国男权社会制度下根深蒂固的弊病。现代中国禁止缠足，禁止查询胎儿性别，使男女拥有同等接受教育的权利等一系列保障女性的权利，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与法律系统的完善进步，现今的确是应当努力争取女性权益的时期。

一、男女的不平权性

然而无论怎样先进的思潮蔓延进入日常生活，大多数的人还是未能逃离传统思想的禁锢与束缚，尽管已接受现论和高等教育的熏陶，内心还是缺乏与之对抗争取权利的信念，或觉得无关痛痒，或认为习以为常，甚至早已接受默认。最常见的，如果某个用人单位的招人启事上写着“仅限男性”，大家都会见怪不怪，顶多感慨一下“女人找工作就是难！”真正的，切实的追求男女平等的重要性已经刻不容缓，又有多少人能够意识到呢？现代意识的觉醒以及权利的争取才是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正是在争取与运动，协商与妥协，求同与存异中，社会愈加多元、丰富和美好。我们追求的已不再是过去求温饱的日子，而是更有品质，拥有更多精神内涵的生活。

可是，这绝非小众的发言和想法，妇女受压迫和男女不平等是阶级社会存在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不同的社会分工模式决定了男女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阶级分化是根源，女性受到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领域双重的不公平对待。推动男女平权，并不是单纯为了女性的解放和崇高，而是为了改变积压已久社会对男女认知的偏见，为了追求更加平等的两性关系，追求全人类的解放。另一观点认为，生理差异是男女无法平权的原因。生理上的差异，形成思维的环境因素影响，这些客观因素的确无法忽略，但这却非无法追求平等的借口。有人认为，是因为女性力量的弱化和与生俱来的生理差异，才应该去保护女性，为女性争取更多的权利，但并非如此，要求的本身就是最基本的平等的权利，并不是特权。

二、国内外对男女平权的认识

全球范围内，大部分女性是承担家务劳动的，而这份劳动是无偿的，这份劳动的存在保证了资本全球流通时降低人工成本的可能性，比如一个家庭，有女性作为家务劳动提供，可以减少饮食、衣服、清洁等人工，也就保证了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工资的最低控制，不需要更多的钱，工人家庭也能也能生存下去，因为有女性的无偿劳动，这些工人阶级家庭里的女性不单单只承担家务劳动，而且还要外出工作，也就是说往往承担着双重压迫和剥削。

现代社会也大量存在着不平等的问题，而且十分严重。就业不平等就是性别歧视的常规现象。2014年11月安徽大学经法研究中心《我国女性就业歧视问题研究报告》中提到：96%应届女毕业生存在女性就业歧视问题，61%应届女毕业生曾亲身经历就业歧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李巾认为，关于现在女性在就业当中遭遇的不公平对待，有时候很难做到用法律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女性进入用人单位后，大部分单位对于女性的权益保障方面还是做得比较到位的，但问题出在进入单位之前。在最佳生育年龄婚育是多数人的主流观念，可用人单位要考虑员工的稳定性和为企业创造的价值，就会避免录用正值婚育年龄的女性。而他们通常不会直接用这个理由拒绝一名女性，这时，想要维权就变的很困难。”李巾表示，现在只能希望用人单位提高包容性，包容女性的正常生育需要，能够换位思考，这也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还有就是普遍的催婚问题，八成以上女性网友表示被家人朋友催过婚。多数人则认为，女性超过25岁没有稳定恋爱对象，超过28岁没有结婚很难遇到优秀的伴侣。作为有经济独立能力的女性，虽然心里不愿意承认，但无奈接受现实，中国女性的青春期很短，择偶要抓紧时间。婚后的财产独立问题，是否买房买车换工作，如何做出合理的财产分配，这些女性是否有绝对的发言权。其实，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不仅存在于婚姻、就业这些社会生活中常见的方面，很多隐性的性别歧视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那么相比之下，是否看起来走在这项运动的前列的美国，又是否实现了男女平等呢？很轻易地就可以找到例子，男女同工不同酬问题。白宫最近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女性的平均工资是男性工资的77%，而且这个差距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不断加大。在《少年时代》中扮演者帕特丽夏在奥斯卡颁奖典礼后举行的新闻会上，她进一步表达自己对男女平权问题的关注：“我们应该关注平权问题。一般来说，女人年纪越大挣得越少。贫困孩子多数都来自单亲母亲家庭。我们跑到全世界去宣传男女平等，但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却做不到这一点，岂不让人笑话？两年前一位大法官在一所大学演讲的时候说：在美国，女人并不享受平等权利，因为当初写宪法的时候并没有这种说法。虽然今天我们常常觉得美国已经男女平等了，但实际上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美国1963年起颁布实施男女同工同酬法案，但直到今天，同工同酬的美国梦离很多美国人，特别是女性和少数族裔还有一段距离。在娱乐行业可以达到85%，广告业和人事管理部门的男女工资基本一致。

三、男女平权问题的初步探讨

那么我们是否又落后他们呢，也不尽然。吕碧城，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虽不如张爱玲、萧红有名气，但她是女权运动的首倡者之一，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中国第一位动物保护主义者，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编辑，中国第一位女性撰稿人，并开创近代教育史上女子执掌校政先例的民国奇才女。吕碧城别具一格：“世每别之曰女德，推其意义，盖视女子为男子之附庸物，其教育之道，只求男子之便利为目的，而不知一世之中，夫夫妇妇自应各尽其道，无所谓男德女德也吕碧城认为在这竞争的世界，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强国就必须四万万人合力，因此不能忽视二万万女子的力量。解放妇女，男女平权是国之强盛的唯一办法。她一生追求者无数却终身未婚，遗命不留尸骨，火化成灰后将骨灰和面为丸，投于南中国海。

身处于现代社会的我们，享受着现代化的资源和信息，却在倒退？男女平权绝不是口号，我们生于在这个时代中，热爱这个时代，也希望它更加的充盈和美好。

第4篇

【关键词】国富论 利己性 教育 产业格局

1776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完成了他的巨作-《国富论》。在这本书里，斯密缔造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概括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阶段的理论成就，最先系统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学说，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书中，斯密提出国民财富的源泉是劳动，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而后者又取决于分工。同时，斯密又从“经济人”的概念出发，系统论述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因此，《国富论》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已形成了完整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

《国富论》中最重要的一点，即承认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场经济的前提。在斯密看来，现实经济体中的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是具有利己性的。每个人在追逐个人利益的同时，都没有想过会因此而增加社会的福利，但是，事实上却增加了。就是因为这样，整个社会经济才能迅速的向前发展，这也是斯密市场机制的理论基础。

我国在刚建国时期，实行的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大锅饭”政策，全国人民吃集体食堂，干集体工厂，享集体利益，短时间内，我国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随着矛盾的日益显露，这种体制已经严重限制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必须进行改革。随着的推行，全国各行各业开始渐进式改革，走上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在我看来，这正是对利己性的一种肯定，当然这种肯定是建立在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之上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呈现出一派积极向上的势头。这不能不说是利己性的功劳。当然，作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利己性得到满足的同时，依然要时刻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千秋大业，教育为本。重视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根基。在教育环节上，斯密更强调对普通人民的教育：“在文明的商业社会，普通人民的教育，恐怕比有身份有财产者的教育，更需要国家的注意……因此，国家只以极少的费用，就几乎能够便利全体人民，鼓励全体人民，强制全体人民获得最基本的教育。”

当前，我国大约有近两亿的农民工，他们工作在祖国现代化建设的各条战线上，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以小学、初中为主，鲜有高中，因此大多数都是从事很低级的加工、服务行业，例如：建筑、酒店、家政、生产车间、邮递等，造成了很大的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按照斯密的观点，国家应该逐步加大对广大农民工的培训，加强技术和知识的普及，使每一个农民工都能有一技之长，这样，农民工可以得到更多的收益，利于农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可以提升我国劳动者整体的素质，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强大，对农民工的培训等费用应该不是很大的负担，所以也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此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及的自由竞争、反对垄断，培育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要协调；各种产业要均衡发展等理论在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都可以予以积极地借鉴。例如，各种产业要均衡发展。从整体上来看，我们国家的三次产业发展不是很均衡，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下降，农业的基础地位受到了一定的威胁（2010年，农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仅为10.05%）；工业发展迅速，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最大（2010年为46.51%），但是，在工业内部，基础性制造业占主流地位，而高科技含量的现代技术部分比重明显偏少，使得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回报与实际投入明显不符；服务业这些年发展迅速，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加大（2010年为42.92%），这也是符合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趋势的，但是要严格监管，注重细节的改革。另外，斯密提到的自由竞争、反对垄断，在我国也有一定的意义。我国采取的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这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但是，现实中，有的国有企业的垄断违背了市场原则，行政命令似的经济决策也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因此要想继续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这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奠定了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其理论至今依然影响着世界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决策的制定。借鉴其优秀的成分来为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所用，并不违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符合的方法论要求。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第5篇

关键词： 新闻学 理论体系 公共性

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时常被人质疑，这一问题值得每一位新闻学学者深思。郑保卫教授扛起保卫新闻学和发展新闻学的大旗，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目标。应该说这个目标比较明确，回答了中国新闻学的特性问题，有助于明确中国新闻学的个性价值和努力方向。新闻学只有充实了自身的内涵，凸显了自身特色，才能进一步巩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就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理论溯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提出

由于新闻在中国总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新闻学又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人发出“新闻无学论”[1]的质疑，甚至一度有人认为新闻学已“走入黄昏”[2]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认为，新闻学并未走入黄昏，而是在不断迈向辉煌，新闻学学科的基础扎实，其学科独立性具有现实和理论依据。郑保卫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条件，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不断改善的政治环境、逐步开放的学术氛围，都为新闻学的发展创造了现实基础。[3]新闻学的学科创新是宏观创新理念的要求，是新闻事业内在发展的需要，是新闻工作不断创新的需要，我们应该在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新闻学。[4]郑保卫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在找准问题、继承传统和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坚持在理论创新中发展，坚持在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照下和在马克思新闻观的指导下发展新闻学学科。[5]他提出，我国新闻学研究创新与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当是构建一个能够体现当代最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新世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6]郑保卫教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要坚持用马克思新闻观作指导，并体现两个特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二是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7]

郑保卫教授的观念为我们探索新闻学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应该说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任务，如何明确这一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功能，解决这一体系的贡献和普世性、阐释力等问题，规避理论构建中的伦理风险，都值得我们深思。

二、理论的时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内在上与目前学界认同的推进“去西方化”理论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新闻学开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学术理论，以信息、传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传的学术话语，希望借西方话语达到学术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极大解放。经过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现象开始引起学界的讨论，新闻学开始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并希望在未来研究中能体现中国的传播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平衡点。这种“去西方化”理论研究，虽然任重道远，但目前学界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就是应该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黄卫星所言，当务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而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8]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学研究的视野被进一步扩大，学术研究的诸多禁忌开始被打破，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再次被重新审视，在“再政治化”的过程中学界越来越强调学术研究的公共参与精神。

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目前，新闻学研究面临的是一个黄金时期，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并面临转型，信息化持续加速新闻需求高涨，媒介技术变革推动公众公共意识不断增强。姜飞[9]认为，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面临的社会形势和公共需求，同战后美国对新闻传播学的需求十分相似。在这个冠之以“转型”、“信息”、“风险”、“新媒体”等名称的社会中，传播媒介和新闻媒体的作用空前重要，而党和政府、企业组织、公众个人等，对新闻传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涨。这个时代是难得的理论创新机遇期，新闻学有必要加强“去西方化”研究，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或许可以成为“去西方化”理论的一个恰当选择。

三、理论合法性：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和文化书写

学界中的很多人对但凡牵涉以“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远之。他们认为，理论应该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够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实践的检验，或者理论应该是意识形态中立的，不应有政治倾向。这些人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学性，学术不是政治，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理论也应该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和适应性。但理论研究作为人的一种思想活动，仍然无法解释实践中遇到的全部问题，而且理论也无法回避自身的意识形态。

后现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质疑，人文学科遭遇表述危机。人文学科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正在被重新评估，那些曾经想当然地被当做事实，或者被当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础的“确定性因素”，成为有问题的东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所有建构的真理都是通过排斥和修辞的强有力的“谎言”而变得可能的，没有一个“完整的”第一时间知识大全。[11]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不仅仅限于文学界和人类学界，但人类学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诸多人文和社会学科。后现代思潮带来的质疑权威、消解中心、打破权力，给传统的理论带来诸多挑战，这种质疑给所谓的普世理论和客观真理以巨大打击，普世理论和绝对中立都是被后现代给解构了的“神话”，他们并不存在。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实验民族志的启发下，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反思理论构建中的基本问题，我们应该放弃那种构建普世理论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态度。

但是，如果放弃理论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论的合法性依据又从何而来呢？公共人类学的实践或许对我们有一定启示意义。公共人类学的主要声望来自它对世界范围的某些问题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实质性的贡献，它从过去的研究所积累的传统中吸取智慧并应用于当代。[12]学术研究应该是作者（学者）利用文本（理论）与读者（公众）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面对的是具体的公众，要解决的是理论的普世性与本土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解决过程中，普世性成为解决“本土问题”的前提和语境，而“本土理论”成为特殊人群面对的特殊问题，并证实或证伪普世理论。我们要发展的新闻学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新闻学学者借助这一理论体系建立同中国公众的公共关系。以公共精神为基本原则，这符合学术研究的价值关怀和人文精神。

知识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知识总在一个原点开始旅行，后人会按照沿着前人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但是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走入歧途，误入困境。这时知识会推崇复古或是返回原点，重新考问，摆脱困境，以便开始新的旅程。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当原有的学术传统难以解决困境中的问题时，我们需要返回原点。在这个原点，永远高昂着人性，永远驻扎着对人的生命的追问，对真理的追问。后现代主义返回了这样的原点，打破了原来树立的传统和权威，但在打破这一切的同时，它仍然在建构。后现代民族志同样打破了民族志积累起来的权威，但同时它也致力于一种新的秩序。

现在，新闻学的理论构建也急需做这么一项工作：返回原点。返回原点，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们传统理论无法支撑社会发展、西方理论大量涌入中国的时刻，返回那一时代，梳理最近30多年来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经验和不足，以公众联系的时代变迁为底色，在总结的基础上创新，描绘新的理论图景。这种总结的源泉就是30年来的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四、理论阐释力：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目前，中国研究成为西方学界的热门，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很多西方理论无法在中国得到验证，因此中国研究成为理论验证的天然“试验场”。很多西方学者将中国的特性表述为“中国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表达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更喜欢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怪圈”。我们所要构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就是要解决这种怪现象。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的特殊问题。这种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学者在走入一个村寨做研究时，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处的乡情、县情、省情，乃至国情和整个世界。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闭起来，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论和全球化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特殊问题。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对西方理论进行发展或修正，它的创立目的是强化普世理论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学术界以外再建立一个理论界，学术理论是不分国界的。这一理论是一个完全的开放系统，它最早借鉴了西方理论，并同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同当前的现实中国保持了密切关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也欢迎西方理论和西方学者的检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中国的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影响逐步提升，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备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现实可能性。这一理论建立在从殖民时代开始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经济格局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全新尝试和探索实践基础之上，建立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影响逐步扩大的基础之上，这些现代历史上的崭新经历和发展历史将给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以更强的阐释力。

我们的态度并不是为了通过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建立一种真正的“普世理论”。克利福德在《写文化》一书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词，用来说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这种“有承诺的、不完全的”真理带来的“一种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为机智表达的源泉”。[13]或许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就是要探索这样一种“部分的真理”，这种部分真理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论或真理不同，但这种真理面对世界背景中的中国公众时，可以解释中国的问题，并与世界交流。

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与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政治密切相关，同时又坚持理论建构的一般原则（普世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坚持服务于公众和公共事业的一种理论体系。我们应该放下对“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成见，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们理论创新的依据和可能。我们应该捕捉历史难得的机遇，将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纳入世界范畴之中，发扬公共精神，服务于中国的公共事业，扩展学术的公共空间，发挥学者的公共作用。

注释：

[1]参见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参见郜书锴：《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2009年第3期。

[3]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4]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5]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6]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7]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黄卫星：《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9]姜飞：《中国传播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切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三联书店，1998年，第23、25页。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的真理》，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5、36页。

[12]乔治·E·马库斯：《中文版序：〈写文化〉之后20年的美国人类学》，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页。

第6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观

1、传统的儒道释思想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要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必须从儒、道、释入手，它们彼此交融、相互吸收，不断推动着中华文明向前发展。

首先是儒家，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先秦诸子时期的儒，也就是所谓的“孔孟之道”。从社会的角度上来说，儒家讲求的是“秩序”，长幼有序，尊卑有致，男女有别。从政治的角度上来说，儒家的宗法、礼乐制度对古代中国的社会稳定产生了重大作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和“忠”、“孝”观念使得伦理和政治趋向于一体化。

不仅如此，儒家还提出了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孔子在《礼记・大同篇》中提出：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他的社会福利思想，提出统治者应该施行仁政的主张，为整个封建时期社会福利的建构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思想基础，也与源自西方的、现代的社会工作的伦理、价值和精神有许多的共通之处。

道家思想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道德经》中描绘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思想与西方许多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的观点是很一致的。道家的社会福利观融入在它的政治观点之中，是一种“治大国如烹小鲜”式的“自由主义”思想，认为统治者不能对人民进行过多的干涉，社会本身就可以实现自我的良性运行。

然后是佛家思想。日本学者道端良秀将佛教的社会福利观总结成如下几点：一是慈悲心。这是佛教教义的基础。二是布施之心，这是慈悲心的具体行动。三是福田思想。所谓福田，是指能生长幸福的地方，布施功德之后在这里聚集成佛果。四是报恩思想。尤其在中国和日本，都十分注重报恩。五是众生平等，佛家尊重一切生命。从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很多与西方的宗教伦理相一致的东西来了，所以社会工作到中国，不得不关注这些。

古代中国在这三种主要思想的彼此交融和相互作用之下，将一个庞大的“帝国”治理的能够像一部机器一样正常运转。

2、《乡土中国》对中国社会格局的总结

到了近代中国，这片沉静古老的土地上发生了“几千年来未有之大变革，大动荡”，礼崩乐坏，变法改制的结果是西学东渐成为历史潮流，中国的本土社会学家开始研究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先生的《乡土中国》。

书中为我们展示出的这个乡土社会其实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也是理想形态。这种“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社会基层的“乡土性”、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礼治”、长老统治的无讼社会、对血缘和地缘的重视等等，费老在书中为我们展示的其实是儒道释交融了几千年之后，中国的基层社会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在以何种方式生存发展。

而这其中对中国社会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的总结指出了中国人社会交往的最基本形态。在中国，“社会关系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是截然相反的。这一点对于我们展开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工作有着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

二、如何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背景下开展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是一门缘起于西方、发展于西方的学科和专业，在引进到中国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文化和制度的差异以及现实国情的不同。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走社会工作的本土化道路。

笔者认为，在诸多与社会工作相关内容的本土化之中，最重要的是伦理的本土化。伦，即人际关系，中国人交往、思维方式与西方人截然不同，这就要回到上述内容中去，找到中国人真正需要和适合的“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

首先，西方人是以人为本的个人主义思潮，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不是个性自由、个性解放，而是压抑、忍让、服从。严于律己、舍生取义、儒家的三纲五常是不可能实现完全的“以人为本”的。作为社会工作者，我们一方面要强调“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基本理念，帮助开发案主自己的潜能，让他们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要尊重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完全要求他们采用西方的个人中心的思维方式去行事，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工作模式。

其次，西方社会中“家”的概念比较淡薄，不像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家本位”思想，这由此导致中国人同西方人的求助方式完全不同。西方人遇到困难会直接去找律师、心理医生和社会工作者，而中国人肯定是先找亲戚、朋友、同乡等与自己关系最为密切的人群，也就是“差序格局”中所描述的“石子荡开的水纹那样扩散开来”的形式，这使得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开展具有很大的难度，很多时候要“自己去寻找案主”。王春霞老师曾撰文指出：“西方社会工作一般是从有需要者的求助开始的，而在中国则可能相反。由于人们的消极求助心理，助人活动大多从助人者的主动行为开始，那种等人上门求助的模式在中国可能会使真正必要的社会工作变得被动。”

第三，中国人对地缘关系的注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乡土特性”的影响持续至今。上文中提到过，中国古代是一个耕读传家的社会，“由于数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农耕制度，且人们久居不迁，使得地缘成为联系人们强有力的纽带。”正是这样，使得中国人的求助和助人行为都表现出重地域的保守性，而不像西方社会那样具有普遍性。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们是以人与人的关系来待人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人伦”。因此，绝大多数中国人自然会更加乐意向熟人求助，而对陌生人则要相对疏远。社会工作需要感情的投入，但是中国人的感情投入有一定的界限，也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博爱思想。

第四，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人情社会”，这样的社会形态使得“情理法”三者相互交融，所以，古代中国的“长老”们不需要懂法律也可以将村庄治理的很好。社会救济多在道德层面以人们的口耳相传来实施，但是西方社会几乎是一个以法律为根基运行的社会，社会工作也是基于这样一个法律社会所发展起来的。抓住了这一特点，在中国开展社会工作就应该将“情理法”三者结合，如果单单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开展工作的难度将会很大。

第五，佛家悲天悯人的情怀使得大多数中国人是“乐善好施”的，但是儒家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又使得他们的助人和求助行为局限在一定的“框架”之内，诸如“家丑不可外扬”、“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等说法。传统的中国人很少把自己的内心世界甚至犯罪的行为讲出来或者找人给他们提供专业的帮助。所以我们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往往要循循善诱，这些都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因时因地因人而不断调整的。

到了现当代，我们的文化中又加入了一些新的哲学内涵，社会工作也要注重它们对整个社会和国民所产生的影响，由文化的融合和创新带来社会工作相关内容的变化和调整。

社会工作专业的出现就是为了有一天它能够消失，我希望这一天能更早到来。

【参考文献】

[1]（日）道端良秀.中国佛教和社会福利事业[Z].姚长寿，节译.2009.

[2]王春霞.从传统文化视角考察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第7篇

关键词：技术理性，公共政策，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技术创新

对知识分子来说，合理的事物是这种制度的最佳功能，是这一制度延缓了灾害的发生，而不过问该制度在其总体中实际上是否是非理性中的最佳状态。……知识社会学为无家可归的知识分子安排了说教的场所，在那里，知识分子能够学到忘却自己的本领。[①]——特奥多尔·W·阿多诺

一、问题提出

从工业革命以来，科学主义带着人们美好的幻想一直主宰着这个世界。“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其实并没有让多少人清醒过来，科学家的乐观主义也并未因为人文学家们的悲天悯人而有所消减；相反，技术进步与日益增长的财富迷惑了人们的双眼，并衍生为各个学科中的理性主义倾向。在此影响之下，正统经济学家们将“经济增长”变成了“不可动摇，不可否定的信念”[②]；而近代以来的概念法学实质上就是这种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在法学领域里的产物[③].在这些表象背后尤为深刻的是，“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像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正在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统治着我们，我们甚至还茫然不觉。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④]（Frankfurt School）为我们描绘出的工业社会的一幅可怕景象。而今天，这种景象在现实生活中直接表现为各种社会问题：“生态的破坏、战争的威胁、社会秩序的急剧转变、人们思想和意识上的不安，在在都显示知识增长并非一个可以无限膨胀的气球。”[⑤]于是，我们的耳边又再次地响起了美国学者梅多斯（Donella H. Meadows）等人早就警告过我们的话：“增长的极限”！[⑥]但这一次，似乎不单单是资源的有限性问题。由于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以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为借口的各种形式的国家干预政策出台；而在各种政策和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唯一有可能被忽视的只是个人自由。由是，曾经被人们世代珍视的个人自由，如今只能在技术理性与社会发展的双重压力下艰难地残存在人们的生活中，甚至大有被淹没的危险。[⑦]因此，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就是试图在人们追求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道路中，寻找一条实现个人自由与发展的途经。

制定新的国家产业技术政策也不可避免地要审视这个问题。[⑧]因为产业技术政策以往一直都是建立在促进技术改造和经济增长的信念之下，是一国政府谋求社会发展的一种措施或者策略；同时，产业技术政策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如何认识和对待科学技术的问题。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是国家产业政策的一个分支。一般来说，国家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产业区域政策和产业国际竞争力政策。[⑨]

狭义地理解产业政策，认为它主要指国家针对产业结构状况而制定的政策。例如，有人认为，产业政策是针对一定时期内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和目标的设想，同时规定各个产业部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实现这些设想的政策措施。[⑩]但国内学术界和政府部门主要在宽泛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术语。本文中，我们也采取一种较为宽泛的理解，将国家产业政策表述为：国家为了实现某种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以特定的产业指向为基础，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价格、外贸及外汇等调控手段的政策体系（或政策群）。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是经济学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11]在中国官方文献中，该词最早出现在1986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七个五年计划》之中，但实际上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政府便开始广泛推行与实施产业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江小涓研究员认为，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中国政府重视并制定了较多的产业政策：第一，中国经济增长始终受到结构失衡问题的制约，因而调整结构长期是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第二，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计划体制和市场机制都不足以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和调整失衡了的产业结构；第三，战后后起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如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等成功经验，使得中国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对产业政策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抱有较高的希望值；第四，产业政策是一种弹性很大的政府干预方式，它为主张政府指令性计划直接干预和主张市场机制中政府对经济的间接调控的两种意见，都提供了可以接受的方式。在这四个方面的因素中，存在着两种理论观念，即“市场机制存在缺陷”和“后起国家需要赶超型发展”（也即常常提到的“跨越式发展”）。正是这两种理论观，为中国在转型时期推行许许多多产业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12]

第8篇

论文摘要:体育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已日趋成熟.其主要内容之一，是研究和解决体育社会问题，然而什么是体育社会问题，目前理论界尚无定论.该文通过分析，指出了体育社会问题的两重属性:通性—危害社会秩序;特性—影响体育发展.同时尝试给出体育社会问题的定义，以供参考讨论。

1、前言

从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林启武先生编出《体育运动社会学》讲义起，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在我国体育理论界如火如茶地开展起来，其中卢元镇、黄捷荣、刘德佩、吕树庭等专家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郑杭生先生所讲:“社会学不研究社会问题难以称得上是社会学”，同样体育社会学不研究体育社会问题，也只能是理论家们象牙塔里的玩物而已.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搜索了从1994年到2001年的全部1 556篇关于体育方面的文章，发现有7b篇关于体育社会问题方面的论文，有研究体育暴力的、兴奋剂问题的、侵占体育场地设施的、独生子女引起体育后备人才短缺的等等，这表明我国体育理论界对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是务实和严谨的.但美中不足的是，以上论文多是对某一具体间题进行的调查研究，而从整体层面或基本理论方面来研究的很少.

2、质疑

在以前的一些论著中有出现过“体育的社会问题”或“体育中社会问题”等，而“体育社会问题”实际上是与它们有严格区别的概念，限于篇幅在此不作过多讨论.“体育社会问题”这一词组，在国内最早是出现在卢元镇先生1989年发表于《体育论坛》上的《试论体育社会问题研究》一文中，该文较完整地介绍了我国体育社会问题的种类和特点，同时对体育社会问题的解决作了一定的阐述，但欠缺的是没有明确地指出什么是体育社会问题.体育社会问题这一概念在国内外学术界仍处于未确定状态，也是我国体育社会学界中使用得多而定义却不确定的概念之一值得庆幸的是在2000年第2期《湛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中，看到肖洁副教授的《对当前体育社会问题的思考》一文(以下简称“对文”)，第一次试图给出了体育社会问题的定义和界定，这是尝试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开端.但是我认为“对文”关于“体育社会问题”的定义和界定是不够准确的，值得商榷.

一、“对文”称“体育社会问题又叫体育违规问题，它是指在体育行为或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出现的违规违纪问题.”我疑惑:

(1)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违规违纪都是和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指的是某种行为“不遵守、不依从”某些规定和纪律，这表明“违规问题”的意思也是指“不遵守、不依从某些规定的行为的问题”，那么“体育违规问题”就是指“与体育有关的不遵守、不依从某些规定的行为的问题”.“对文”指出“体育社会问题又叫体育违规问题”，那么就是说“体育社会问题”又叫“与体育有关的不遵守、不依从某些规定的行为的问题”.这一说法显然是片面的，似乎不能含盖所有的、具体的体育社会问题.

(2)“对文”称“它(体育社会问题)是指在体育行为或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出现的违规违纪问题”.从上面这个判断句中可以看到两个关键词“体育行为”、“体育……活动”，我们知道“行为”、“活动”都是动性的，按“对文”的意思体育社会问题都是动性的.那么体育社会问题就没有静性的了.

(3)“对文”的第三部分—当前主要的体育社会问题之例6"高水平运动员文化素质偏低的问题”，“高水平运动员文化素质偏低的问题”毋庸置疑的是体育社会问题，但请问这一客观存在的、静态的现实，如何具有“行为”或“活动”去违反了哪样的规定和纪律?如果得不到肯定的回答，那么这一问题就不是体育社会问题了.

(4)“对文”的第三部分之例5“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这是我国特有的体育社会问题之一，但用“对文”的定义来考查，却要得出否定的结论.“对文”称“它(体育社会问题)是指在体育行为或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出现的违规违纪问题”，它是表明“问题”产生的范围—“在体育行为或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问题”的结果—是“违规违纪”的.而我们知道，产生“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因政治的需要—我国政府为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早日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成为体育强国，而有目的的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倾向于竞技体育，即问题产生于政治和经济方面而非体育方面;竞技体育的超常规发展，不仅不“违规违纪”，相反是我国政府提倡或支持的.综上所述，“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这一体育社会问题，问题产生的“范围”不是“在体育行为或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问题的“结果”也不“违规违纪”，那按“对文”的定义，“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应不是体育社会问题了!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二、“对文”的第二部分—对体育社会问题的定性和界定中指出:在体育行为中，常用五个标准来衡量:

(1随反国家有关法律、政策的一切体育行为;

(2)违反体育目的、任务的一切行为;

(3)违反体育运动竞赛规则和条例的一切行为;

(4)违反奥林匹克精神和原则的一切行为;

(5)违反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一切体育行为.

就此五个标准，逐个予以质疑，会显得很繁琐，仅就标准“违反体育运动竞赛规则和条例的一切行为”，我就不太明白.比如说，某运动员在篮球比赛中的“带球走”，就是一个违反篮球运动竞赛规则的行为，并且也仅是一个违例行为.但按“对文”标准的界定，“带球走”却成了一个“体育社会问题”.不可否认体育社会问题是属于社会问题的子集，按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郑杭生先生所说:社会问题是指“社会关系或社会环境失调，影响社会成员或部分成员的共同生活，破坏社会正常运行，妨碍社会协调发展，……须动用社会力量加以解决的社会现象.‑A、请问“带球走”是如何“破坏社会正常运行”或“妨碍社会发展”的?B、所谓“动用社会力量解决”即是动用政治、经济、法律、政策或行政命令等手段解决.而对于运动员“带球走”，裁判员吹一下口哨就解决了，难道裁判员吹口哨也是“动用社会力量”?

所以，从“对文”关于体育社会问题的定义，和对体育社会问题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仅仅看到体育社会问题是“行为”的—动性的方面，而看不到体育社会问题是“事实”的—静性的方面，那么是对体育社会问题的缩小化;而不加限制的“一切行为”又是对体育社会问题的动性部分的扩大化.

3、分析

对于如何定义“体育社会问题”，我认为:

第一，体育社会问题是从属于社会问题的，首先它必具有社会问题的通性—危害社会秩序.另外，体育社会问题又是有别于其它社会问题的，这说明它具有自己的特性—影响体育的发展.根据一些专家学者对我国许多体育社会问题的研究表明，其对社会的危害远不及其他社会问题强烈，其更多的是表现为对体育运动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对体育社会问题作出定义时，必须表明它的两重属性，即通性和特性. 转贴于 第二，对于任何具体的概念，都存在一个范围，绝对不是“一切”的，同样体育社会问题也是有范围的.对于体育社会问题的界定，先要考察其母体—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对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畴，目前存在三种基本看法，其代表分别是美国《社会学百科》认为“以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研究它的结构、内容、变革和发展.研究以体育运动为特点的社会行为、关系和作用.包括系统内的以及与其它系统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日本体育社会学家营原礼认为“是从社会学观点研究体育事实及与体育有关的问题，力图使体育合理化的科学”;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会长安德理斯·霍尔(A " Wohl)则认为“是记述、研究与体育运动及体育社会功能相关联的社会现象的经验科学.它通过研究促进体育运动发展或妨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阐明规定这种发展的法则，并且在我们期望的范围内，通过这种研究推动体育运动的发展”.虽然他们在文字表述上不一样，但对本质东西的认为基本是相同的，即体育社会学是“第一，把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第二，把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研究其内部结构及其运行规律;第三，研究体育运动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及它与其他社会组成部分的关系。”

了解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畴，那么对体育社会问题定义时:

(1)应该把体育运动上升为一种社会制度来考察.因为体育社会问题是属于体育社会学内容之一，体育社会学本身是把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研究的，那么界定体育社会问题时，也应该把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考察.同时体育社会学又是社会学的分支，探讨体育社会问题也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体育运动.体育运动发展到当代社会，广泛地和政治、经济、宗教、民族、种族。··…等发生联系，已具有了自身特有的组织结构、法律法规、经济运行机制、保险保障制度……等等，已构成为一种社会制度.反之体育社会问题出现后，大多是通过对体育运动的某一机制或制度产生影响，从而阻碍或干扰体育运动的正常、健康发展的.

(2)应该表明是与体育运动有关的社会现象.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现象”是“事物在发展、变化中所表现的外部的形态和联系”，那么“社会现象”就是“社会在发展、变化中所表现的外部的形态和联系”，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社会作用、社会事实都属于社会现象.与体育运动有关的社会现象，也就是与体育运动相关联的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社会作用和社会事实.

4、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体育社会问题应是:以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与体育运动相关联的社会行为、关系、作用和事实，出现病态或失调，危害了正常社会秩序，并影响体育运动正常运行和协调发展，需动用社会力量解决和控制的社会现象.

如此理解体育社会问题是因为:

(1)指明了体育社会问题作为社会问题时必须具有两重属性:通性—危害正常社会秩序，须动用社会力量解决和控制;特性—影响体育的正常运行和协调发展.例如足球“黑市”赌博，如果它是纯粹的赌博，虽与足球这一体育事实相联系，但它只是危害社会秩序，那也只能归于其它类型社会问题.如果赌博过程中，有收买球员、裁判员，或通过种种方式控制和干扰比赛，那它不止危害社会秩序，同时影响了体育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就属于体育社会问题.

(2)涵盖了体育社会问题的全部，即与体育运动相关联的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社会作用及社会事实，包括了动性的体育社会问题—社会行为和社会作用引起的;静性的体育社会问题—社会关系引起的和某些客观社会事实.

第9篇

一、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历史

专业社会工作是西方社会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工作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发端，而中国的社会工作起步较晚、水平低，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20世纪上半夜专业性质的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大学里开始讲授社会学、社会服务等课程，一些大学师生开始从事社会服务活动，同时在西方受过正规教育的一些知识分子为了救国救民，救亡图存在中国大地上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虽然这些活动因为战争等的原因这些实践活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但它在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史上仍有重要意义。

第二，1949年以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非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模式形成阶段。在30多年计划经济与“单位体制”实行时期，政府通过其代表者——各种社会组织和单位，并通过国家干部以行政程序与手段向人们提供生存资源和力所能及的帮助，从而形成了靠行政框架解决社会问题的行政性非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模式。

第三，80年代中期以后，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宣传、提倡与初创阶段。1979年国家决定恢复社会学，社会工作课程作为应用社会学也在一些大学恢复起来。随着“政企分开”改革政策的推行和政府、群众团体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以及民政等部门对干部知识化、专业化要求的提高，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化的要求自然被提上议事日程。1986年国家决定在北京大学等学校设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这样专业社会工作教育在中国开始起步、恢复，与其同时民政等部门对干部进行在职培训，讲授社会工作内容，从而形成了以往的行政性社会工作与专业性社会工作相结合的发展格局。

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社会结构转型的速度加快，各种“适应性”社会问题的出现只能由现存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框架内去解决，这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种“非政府渠道”解决方式，使得社会工作能够快速发展起来，其主要推动因素有以下几方面:人们依靠亲属群体解决困难的手段日益弱化;来自政府部门的支持力量在逐渐增加;体制改革带来社会服务的职能回归社会;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对应的某些社会层面的发展;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恢复、发展、壮大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

二、社会工作在中国的现状

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补偿社会变迁损失、修正市场失败、追求社会公平和改善人类福利的重要社会机制与制度安排，也是资本主义谋求社会控制的重要社会机制，其基本功能是通过解决社会问题满足人类需要。这意味着社会工作拥有跨越社会制度、民族国家和文化价值的普遍适用性，意味着社会工作同样适用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追求幸福美好生活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需要，是普世性人性的主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史无前例和翻天覆地的结构转型期，社会转型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冲击之大、影响之深是前所未有的，同时社会问题丛生，社会失范现象比比皆是，越轨行为屡见不鲜，社会整合、社会秩序、社会管理成为头等重要大事，这些为社会工作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也对社会工作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中国人生活方式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城乡居民生活由温饱迈向小康，生活质量普遍提高，基本需要内容与层次发生结构变化。在中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处境下，全球化福利处又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增加了新动因。中国如何与国际社会工作通则接轨，如何与国际社会工作界交流合作已成为当务之急;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在消除贫困、解决社会问题和满足弱势群体基本需要，在追求平等、促进社会发展和改善公民生活质量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现阶段社会工作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以下主要问题:

第一方面，社会工作概念的专业理解与社会理解充满歧义，专业形象卑微低下，专业教育呈超常态发展，但是毕业生缺乏清晰的就业市场，专业地位无从谈起，社会工作“理所当然作为”与可预期的兴旺局面并未出现，形成社会需要与社会工作发展本身严重分离的奇特现象。

第二方面，社会福利组织员工年龄老化、知识陈旧、专业化水平低下，迫切需要大批受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者，而受过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客观上难以进入福利机构，主观上不愿进入福利机构，形成了福利机构的社会需求与社会工作教育之间的严重脱节现象。

第三方面，目前我国社会工作仍处于“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型”的社会工作机制，几乎大部分应当由社会承担的职能和责任都由政府或“准政府”机构包办，而企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仍然以内部利益为主要取向，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仍然“办社会”，大量事业单位更是自成一体“事业办社会”，导致大量社会福利资源滞留在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内部，社会福利机构缺乏走狗的资源现状——福利资源短缺、福利资源的单位占有、福利资源的行政配置。

第四方面，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同旧体制、旧观念及旧工作方法之间的矛盾，专业社会工作水平的低下不能适应社会工作带来的挑战;缺乏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专业教材专业师资缺乏;理论建设滞后，经验不足，庞大的社会工作体系还没有建立，等等。

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专业社会工作仍然面临着无法改变的困境，它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职业，而真正的社会工作实践者更是寥寥无几;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尚处在不稳定的发展状态同时更面临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挑战，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整合所面临的困难;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团体的发展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方面的成绩已开始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关注，但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与信任感的建立，仍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中国已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与未来新世纪的变革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无路从理论基础还是从实践经验来看都显得相当薄弱。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也面临着三个方面的张力，即它如何看待在世界上特别是西方国家存在已有百年历史的社会工作经验，如何看待中国1949年之后计划经济时期解决社会问题的历史传统，如何判断我国社会转型的方向、进程及其对社会工作的需要。为此，一方面，我们必须严谨地面对社会工作在国际层面发展上所经历的过去，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真理解过去，理解中国现阶段发展社会工作的制度环境与面临的问题，着眼于本土化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

三、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路径

中国社会工作的服务内容与实践范围具有独特的界定，社会工作领域与实践内容界定取向有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根据现有社会工作实践，结合国际社会工作现状，范围包括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教育、社会改造、社会调解、社会服务、社会行政和社会管理领域;

二是社会工作时间包括社会救济、福利保障、民主改革与精神文明、注重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解决社会问题;

三是社会工作服务包括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社会服务和移风易俗等社会改造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