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第1篇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文化重建”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上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国学热”,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都开始谈论起中国传统的问题,并以此作为一种时尚。可是,当我们面对着许多传统的缺失时,我们感叹,并要追根溯源找到问题的所在,“新文化运动就这样卷入了这场全民大讨论中。这几年常听到或看到一种议论,说新文化运动全面反传统,具有感情用事的非理性色彩,造成中国的思想危机;说“打倒孔家店”在中国文化史上带来一股“左”的思潮,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开启了的先河,等等。持这种论点者,国外、国内都不乏其人。

说起来,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与中国社会的“文化重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我看来,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对中国社会的“文化重建”是有积极意义的。

首先,在那个时代,文化革命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基础的改变,使得作为依附于这种社会制度的文化也不得不随之改变。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其理论基础的,其创始者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那时的中国是奴隶制瓦解之前的苟延残喘,而孔子作为那个时代的士大夫阶层的一员,所提出的理论自然是针对奴隶制社会的。后来,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走进了封建社会时期。其实,在处于封建初期的秦朝和汉朝前期,在中国文化中占有统治地位的是道家而非儒家。儒家的重新崛起是在汉代大儒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系统整理和改造,并被汉武帝极力推行之后的。董仲舒对儒学的重建,使得原本以奴隶社会为基础产生的儒家文化适应了封建社会的,而儒家文化也因此重获新生。

二十世纪初期,封建体制摇摇欲坠,而被封建统治者用作维护社会秩序和巩固统治而被极力改造的儒家文化,也面临着一场“抽根”似的危机。其实,新文化运动中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重建。只是,董仲舒的那一次是以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进行的,而新文化运动是以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进行的。

其次,新文化运动打破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形成的对于权威的迷信,使人们可以更好地“去粗取精”,改造传统文化。

从董仲舒改造儒学到封建社会瓦解,其间大概有两千多年。随着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儒家学说渐渐地发生了“质变”,成为专制主义与旧道德、旧文学的保护伞。从“天人合一”的“天命论”到倡导“三纲五常”的程朱理学,儒学从一种原本十分人性化的思想无奈地走上的扼杀人性的歧途,而这又导致了个人意识的泯灭以及对于权威的盲目崇拜,这毫无疑问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俗话说,“矫枉必先过正”,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才可以唤醒民众,实现个性解放。

新文化运动期间, 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其实,由于封建社会的“潜移默化”,“国粹”早已被扭曲,到不如在那个时候一并打碎它――文化的东西是不会被本民族的成员所抹杀的,它最多只会“休眠”一段时间,等到适当的时间它自然又会苏醒,而且以一种更加饱满的精神去生长。我想当代的“国学热”就很能说明问题。国学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漂泊,终于又在社会中找到了归宿。而这一次,它将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因为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的,现代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讨论,其实也就是对传统文化的重建,而这样的重建,必然会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内涵有了更加深入的把握,从而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当代找到它适合的位置以及存在的方式,为更好的发展奠定基础,其意义还是十分巨大的。

最后,新文化运动还将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引进了中国。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以科学和理性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提出无论什么事物,如果经科学和理性判定为不合理的,不适合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即令它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表现了科学的大无畏精神。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理性主义而非感情用事的运动。当时提倡科学民主,提倡文学革命,都是服从于民族发展需要而作出的一种理性的选择。五四时期觉醒的青年们,正是最反对“盲从”,最反对“不求甚解,浑浑噩噩”,尽管手段有些激进,但他们追求的正是理性和科学的精神。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所以提出要采取“全盘西化”这样激进的方式,也是出于一种策略考虑。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对反动势力的层层威逼,我们的革命者们是无法安下心来,与他们大谈“一分为二”的重要性的,当时要做的,只是让整个中国知识界能够活跃起来,共同关注这个问题,参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从而在这种论战过程中达到宣传自我的目的。

总之,五四是一个矛盾重重的时期,而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文化历史中的一块里程碑。之后,中国文化界逐渐从“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中国民众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应当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去审视历史,去评论我们的前辈,毕竟,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现实与我们是不同的,而如何走好今后的路,才是我们当下最应该深思的问题。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第2篇

论文题目：X市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一、选题的依据

(1、选题所属研究领域;2、选题的应用价值;3、国内外相关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一)课题所属研究领域

1、论文选题属于公共管理领域，具体研究范围是X市农村社会稳定问题。

2、论文中的概念界定：

所谓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指乡镇和涉农街道区域内的社会稳定问题。

(二)课题的应用价值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当前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国家发展大局，就是所谓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的社会稳定一直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难度最大的一项任务。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出现，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呈现复杂化和尖锐化的特征，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农村社会稳定出现了新变化、新情况，加之全国各地政策、管理模式、风俗习惯、群众素质基础等各不相同，社会稳定问题也有其差异性，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看清现象，剖析案例，查找原因，研究对策是实实在在做好农村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发展趋势

1、国内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一直是国家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专家和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社会和政府管理问题，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由于城乡二元经济构的形成，由于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农村资源的争夺，由于农村民主进程的推进，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了新问题，农村稳定问题成为各级政府研究的重点问题，专家学者也发表了很多关于农村稳定方面问题的学术研究报告，主要研究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农村地区不稳定因素的主要表现及原因。表现在体制机制问题、基层组织建设问题、群众自身素质问题、社会管理问题等;二是解决农村地区社会稳定问题的主要对策和建议，要在教育、普法、信息、政策、管理等方面下功夫。

2、国外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在发达国家维护社会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有技术性的方面，也有体制性的方面。他们的社会矛盾大多集中在某一特殊问题，直接由基层引起的社会问题较少，针对社会的突出矛盾，集中研究和采取对策。由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的不同，从经济上、贫富差距的解决上来看，社会保障是影响到社会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建立相对健全制度来缓解社会压力。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参差不齐，社会问题也各有不同，总体上还是在保证政权稳定的同时，处理国内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

(1、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2、研究内容要解决的实际问题;3、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进度计划)

(一)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

1、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摆在市乡两级政府面前最棘手、最普遍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分析社会稳定因素，有解决矛盾普遍性方法和针对性方法。

2、本论文的特点是针对性、可行性和应用性。一是论文针对X市农村的社会稳定问题进行分析，具体对X市农村社会稳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索，并针对X市社会稳定问题提出对策。二是论文可行性是在通过最具X市代表性的L镇社会稳定问题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剖析和总的基础提出来，具有现实可行性。三是论文中既有社会稳定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又对当期和今后一段时期社会稳定形势做了分析，在此基础提出的对策具有实际应用性。

3、本论文从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入手，列出社会不稳定因素，合具体乡镇特点，分析原因，找准对策，为进一步引起各级政府对农村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视，为今后X市政府和维稳部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二)研究内容及解决的问题

1、论文主要研究农村社会稳定问题，包括农村社会稳定的意义，不稳定因素及分析原因，解决方法，确保社会稳定。

2、论文目录

(三)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

1、技术路线

2、技术措施

(1)文献法：对国内外相关文章进行搜集、阅读、整理、分析。

(2)座谈法：访谈相关街道、乡镇、部分村的书记，就农村稳定、工作进行讨论、交流。

(3)调查法：查找相关维稳及政府组成部门在稳定工作中的文件和做法。

(四)进度计划

20xx.6-20xx.9论文开题报告与文献综述

20xx.9-20xx.11问卷设计、发放、收集整理、数据分析

20xx.11-20xx.1完成论文前三章，论文中期检查

20xx.1-20xx.4完成论文初稿

20xx.4-20xx.5修改论文初稿，论文预答辩

20xx.5-20xx.6论文审查、修改，论文答辩

三、开题条件(根据专业学位情况填写)

(一)学术条件

本人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十五年在乡镇、街道工作，做过一般办事员、副职领导和主要领导，几乎每天都从事农村维稳工作，了解、思考、探讨、决策过农村稳定工作。2011年参加了大连理工大学MPA学习，已读完该专业的全部课程，掌握了一系列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知识，具备了一定的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导师H教授从事公共管理和哲学教学和研究并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在H教授的指导下，使我具备了撰写论文的学术条件。

(二)设备条件

课题具备研究所需要的计算机、网络设备、打印设备等硬件条件。

(三)经费概算和落实情况

研究所需费用已落实。

四、文献综述和调研报告(要求3000字以上，可另附页)

参考文献

(1)张小平杨伍保.浅析群体纠纷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影响及对策[J].理论导报，2009，(3)

(2)于风伟商同杰.和谐社会下的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J].科教文汇(中旬刊)，2008，(2)

(3)杜旭宇.农地征用时农村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及其治理对策[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1)

(4)杜胜利.正确处理农村利益分化与农村社会稳定的相关性[J].经济研究参考，2008，(36)

(5)田法成.改进农村干部思想工作作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J].现代农业，2008，(7)

(6)黄建固.加强农村土地管理维护农村社会稳定[J].现代乡镇，2008，(6)

(7)王春光：《警惕我国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和固定化问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9期

(8)吴忠民：《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研究》，《东岳论丛》2006年第2期

(9)周永坤：《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暨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0)[美]亨廷顿著：《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8，380，105，277，284，313，313.

(12)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3)王振耀：《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版

(14)刘秉泉:《分配制度改革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群言》，2003年第9期

(15)秦兴洪，廖树芳，武岩：《近50年来中国农民收入变动的特征》，《学术研究》，2003年第11期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第3篇

关键词:胡适 “问题与主义”之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2-0024-02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起因与经过

“五四”运动前后,西方各种思潮和主义纷纷传入中国,兴起了一股“主义热”。时人张口主义,闭口主义,而对现实存在的关于国计民生和民族生死存亡的“火烧眉毛”的问题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尤其令胡适看不顺眼的是当时安福系首领、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也悬起了研究社会主义的招牌,大谈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

胡适忧于舆论界“空谈主义”的偏向,也急于中国的很多“火烧眉毛”的问题鲜为人谈。于是在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1号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胡适在引言中说:“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文中提到在宣传“主义”时,不要满足于“纸上的学说”,而要“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等等。而且把“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作为“舆论家的第一天职”。

胡适的文章发表后,时任《国民公报》编辑的蓝公武(志先)发表了《问题与主义》一文。蓝公武没有细读胡适的文章,虽然提出了反驳,但偏离论题,缺乏必要的说服力。他在文章的结尾说:“要研究种种主义,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尽管如此,胡适仍在《每周评论》第33号予以转载,并在文章前写道:“知非先生的议论,很有许多地方可以补正我的原作。”后来还收入《胡适文存》1集第2卷。

是在出京的时候读的胡文,并以《再论问题与主义》为题整理了他的感想,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他提出: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解决问题就离不开主义,而有了主义,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而且“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

为了回应蓝公武的观点,胡适先后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8月24日)和《四论问题与主义》(8月31日)以及《新思潮的意义》(11月1日)。在这3篇文章中,胡适全面系统的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后因《每周评论》被当局查封,“问题与主义”之争也就结束。

二、切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课题

任何“主义”都产生于特定的情境,外来的“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必须本土化,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这是由文化传播的一般规律决定的。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胡适一开头就引述了他此前的议论,并再次强调:“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因此,若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空谈“主义”,特别是空谈“外来进口的”和“偏向纸上的”主义,不仅无济于事,且有弊端。“现在的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中,胡适强调“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下手”,在后来的讨论中也坚持要先认识某种主义“发生的时势情形和社会政治的状态是个什么样子”,通过比较,然后可以判断那种主义“在何国何时是适用的,在何国何时是不适用的”。“这样输入的主义对于活问题的解释与解决,一个个都有来历可考,都有效果可寻,……也许可以免去现在许多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生吞活剥的主义的弊害”。

认为解决中国问题不能脱离对中国实际问题的考察和研究,要通过对主义的不同“运用”来解决,即“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般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当时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主义”的一种,同样存在着文化传播中遇到的一般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因此,马克思主义就面临着如何转化为中国形式,如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问题与主义”之争有意或无意地切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课题,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三、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就是要处理好主义与问题的关系,即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和中国实际的关系。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那些东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怎样结合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义。

胡适和都肯定了主义与问题是不可分的。“主义”要解决社会问题就必须联系社会现实,研究解决社会问题也少不了学习主义。胡适认为“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而且“都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他还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胡适在呼吁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也肯定“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同时主义和学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用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主义本来都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法,但是一种问题的解决法,在大同小异的别国、别时代,往往可以借来作参考材料”,但反对下什么药都可以“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

认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任何“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方面”。他说:“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然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际两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

蓝公武认为“问题”和“主义”二者“不能截然区别”,不过是“同一事件”的不同方面,即“问题有一贯的中心,是问题之中有主义;主义常待研究解决,是主义之中有问题”。但他又说:“主义是一件事,实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其间虽有联属的关系,却不是必然不可分离的”。“方法与主义不过是目标与路径的关系”。蓝公武的观点基本与一致,但其论述不严谨,有的甚至自相矛盾。

四、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

“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双方的观点都得到了彼此的善意回应,特别是胡适的观点得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善意回应,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争论中吸收了胡适的部分观点,关注中国实际问题,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最初探索。

陈独秀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起手之一,虽然没有直接参加“问题与主义”之争,但其后他也发表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见解,在他的字里行间可以清晰地看到胡适的痕迹。陈独秀指出“与其高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和解放底实际运动;与其空谈女子解放,不如切切实实谋女子底教育和职业”。又在《敬告广州青年》一文中说:“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底解决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里面造逋逃薮安乐窝”。而“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椿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

“问题与主义”之争对青年时期的深有影响。他曾不止一次地说,陈独秀与胡适在他心目中是取代康、梁的人物,陈独秀对他的影响“超过任何其他人”。1919年9月1日,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在这个《章程》中,列出问题研究会首批研究的71个问题。在问题研究会的章程中,不仅列出了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而且还特别提出:“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13]这个章程明显受到“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影响。还在接编的《新湖南》周刊上,贯彻上述“研究问题”的精神。

中中共早期领导人也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重要性。如早期理论家瞿秋白在为自编论文集写的自序中说,自1923年回国之后,一直在陈独秀通知领导之下,致力于“应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情境的工作”。“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此论断是将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与实践的全面总结。

虽然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主义因素远远大于对中国革命具体道路的探索,尚不具备理论联系实际的明确意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要性的认识还很模糊,但通过“问题与主义”这场论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考虑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有机结合,并开始了艰辛而曲折的探索。

参考文献:

[1]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耿云志.胡适论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3]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艾丹.“问题与主义”之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6).

[5]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再论问题与主义.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蓝公武.问题与主义.国民公报.1919-07-24.

[8]三联书店.陈独秀文章选编.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

[9]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第4篇

    在《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一书中我们提出,综合学派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正统,综合学派的社会学探索代表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其影响甚至延续到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后。孙本文先生是早期中国社会学综合学派的集大成者,如果从他1916年在北大哲学门学习社会学课程算起,他在解放前的33年时间里对中国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探讨逐步深入,代表着中国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孙本文以“社会行为”为起点,在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方面有所创新。一些人认为,孙本文深受美国社会心理学传统的影响,过于强调文化和心理因素的作用,他以“社会行为”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具有明显的心理学派的倾向。实际上我以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如果从社会学方法论角度来考虑的话可以会有一些新的认识。

    作为一种工具理论,社会学方法论主要是探讨与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社会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一定的社会学理论背后都有其构建的方法论基础。我们以为,无论是早期强调文化因素,还是后来强调社会心理因素,都只是孙本文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逻辑起点,其目标并不是简单地围绕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为概念徘徊不前,而是想借由社会行为这一切入点来展现他对社会整体的认识,来构架他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

    具体理由有三:其一,孙本文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普通性的综合学科。孙本文借鉴孔德等人的科学分类法,把科学划分为物质科学、生物科学与社会科学。他又把社会科学分为普通的与特殊的两类,认为社会学研究社会的共通现象与共同原理,所以是一种普通的科学。既然社会学是研究普通和共通现象的,那么它的研究对象就不会局限于当代意义上的社会行为层面。其二,孙本文所讲的“社会行为”实际上是对社会整体的一种统称,比我们今天社会学所说的社会行为概念的范围宽泛得多。孙本文认为,所谓社会行为,就是人与人之间所表现的相互关联的行为,即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中所表现出的共通现象和共同规律。③实际上也确是这样,孙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不仅仅是探讨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为,他“重视文化,同时也重视心理因素,而且亦不蔑视其他如地境及生物因素”④,以他为代表的综合学派“要点在于认识社会的整体性及其各种因素的复杂性,并欲确立社会学的体系”。⑤其三,孙本文从社会行为角度出发,形成了完整的认识和分析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孙本文在《社会学的观点》(1945)一文中提出,在研究社会行为的过程中,社会学者要运用多种视角来研究社会:要用社会整体的观点,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观察社会;要用社会结合的观点,把社会看成人与人的结合;要用社会有机的观点,视个人与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关系;要用社会演进的观点,把社会看作是变动的而不是静止的,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分析社会。⑥

    由上可以看出,孙本文在研究方法论上有他独到之处,他主张以全面地、动态与静态研究相结合地、综合地考察人类的社会行为。正因为如此,孙本文自认既非文化学派,也非心理学派,而“属于综合派之林。”⑦孙本文从综合的视角出发,构建起较为健全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正在上述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上,孙本文以社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在《社会学ABC》(1928)、《社会学原理》(1935)、《社会学体系发凡》(1945)等论着中,建构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在以前的论着中重点进行了分析,这里不再详述。简单地说就是,孙本文从社会行为出发,提出有关社会行为的五类问题,即社会行为形成的因素(文化、心理、生理、地理等社会因素);社会行为表现的过程(远离或接近等社会过程问题);社会行为表现的机构问题(基本的或复合的社会机构问题);社会行为表现的功能(或社会控制问题);社会行为变迁的内容与方向(或社会变迁问题)。⑧从上述五类问题出发,孙本文展开了他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从而把当代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都囊括在内。从今天看来,孙本文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确有它的不足之处。如,在解释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要素时,排斥了物质生活状况、经济地位等的影响,使得其社会学体系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正因为如此,费老认为,孙本文的社会学体系,带有“用西洋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去观察与分析中国现实的”的印记⑨。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孙本文无论是在构建理论的方法论,还是在元理论和本理论的系统化方面都把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孙本文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束缚,但我们不应过于苛责前人,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学仍处于幼年时期,进行理论创新时可以参考的前人成果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使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学也不敢说完全摆脱了西方社会学理论思维框架和方法论的影响。如今,我们还能看到仍然有一些社会学者为能够追踪到西方社会学的最新成果而洋洋得意,并且不顾实际地把它套用到中国的实践中,至于得出的结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现实,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多大的启示作用,则似乎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甚至不管不问。这是一种缺乏理论自觉的重要表现。

    我一直强调中国社会学者要有理论自觉:要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进行反思;要努力创造自己的有中国风格的理论,同时要正确地对待其他各种理论,特别是外来的理论;要加强自己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并取得社会学学科为适应新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中国社会学要不断进行思想解放,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自己、加强自主性。如果从理论自觉性角度来看,六七十年前孙本文的理论自觉意识之强,是当代很多社会学者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今天我们学习孙本文先生的社会学理论,不仅要学习他的理论内容,更要学习他在理论创新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因为理论内容总有陈旧和不适用之时,而理论自觉精神则能够帮助我们不断更新理论内容,创新理论学说。强烈的理论自觉会推动中国社会学者不断尝试对“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提升、对“传统资源”进行理论开发、对“西方学说”进行理论借鉴、对“学术话语”进行理论创新,通过“立足现实,高于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以我为主,创造特色”,逐步推动中国社会学走向社会学世界格局的中心。

    二、多方为社会学立法,对早期社会学学科发展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我们说孙本文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领军人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本文不仅仅是一个在社会学基本理论及其应用方面卓有建树的社会学家,他更是解放前推动整个中国社会学学科不断繁荣发展的核心人物。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必须向国家、民众和学术界论证清楚,社会学的存在有其合法性,从而为学科发展赢得必要的空间。这种合法性辩护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向其他学科展现自身元问题、基本问题和研究对象的独特之处,从而在学科竞争中逐步巩固地位,这是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理论根源;另一方面,向国家和民众说清社会学与现实社会的契合性,这是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现实根源。与社会学本理论为社会实践“立法”不同,这种合法性辩护是社会学元理论的一部分,它实际上是在为社会学“立法”,为学科的未来发展赢得新的、更为宽广的空间。在为社会学立法方面,孙本文做了大量工作,进一步巩固了他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界难以替代的地位。界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使社会学能够屹立于社会科学之林。孙本文以广义上的社会行为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张社会学是对人类社会普通和共同规律的一种认识,这是它跟其他社会科学如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区别分开的基本标准。孙本文还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学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它的研究对象是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或社会中个人的行为⑩,它跟专门研究社会行为的社会学的分工非常明确,这就进一步让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边界变得更加清晰。尽管对于孙本文所说的社会学研究对象,至今仍然有很多异议,但当时的社会学家大多长年埋首于具体社会问题研究,极少有人对社会学研究对象进行讨论,所以孙本文的这种通过析清研究对象来为社会学赢得发展空间的努力,说明他有很强的学科领导者胸怀,有推进学科发展的长远眼光。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第5篇

真正的哲学社会科学不应只是玩弄概念，也不能只是纯逻辑推演，而是来源于实践，既能够解释和回答现实问题，又能正确解决问题并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从这个角度来说，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就是用中国理论解决中国问题，有效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界面对“中国奇迹”和“成长烦恼”解释现象、总结经验的能力和解决问题、构建体系的能力，为谱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篇章提供学理支撑。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马克思主义是真科学、大学问，而不是假标签、空口号。马克思主义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研究对象、以实践为检验标准，是包含着科学本质的名副其实的真理，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和根本遵循。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指明了人类社会必然走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道的必然规律；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始终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金钥匙。今年是马克思诞辰198周年。多年来，一些人使出浑身解数试图证明马克思“已过时”，却令马克思的“未过时”不证自明。马克思的理论总是“被过时”，恰恰证明马克思主义“没过时”。

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境界，谱写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新篇章。关于社会主义五百年的系统阐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深刻论述、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正确认识、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新发展理念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的新成果，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实际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当代中国最鲜活、最科学、最有效的中国理论。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其实质是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尤其是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讲话就始终贯穿着唯物辩证法。例如，他强调要正确看待和处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强调要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增强战略性、系统性思维，分清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既看存在问题又看其发展趋势，既看局部又看全局，提出的观点、作出的结论要客观准确、经得起检验，在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努力揭示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强调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强调既向内看又向外看，既向前看又向后看；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强调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既反对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也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强调要大力弘扬优良学风，把软约束和硬措施结合起来等。

二、坚持问题导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就是时代的呼唤，问题就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理论创新。中国理论的创新只能从中国问题开始。发现和解决中国问题必须扎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只求满足自己的思辨爱好、个人兴趣，甚至为了吸引眼球，标新立异，建构这个体系、那个体系，去研究一些所谓的“学术问题”，实际上是吓唬外行的稻草人、纸老虎，其实就是伪问题、假学问。

首先，要发现和解决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存在的问题，要着力解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问题；着力解决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的问题；着力解决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的问题；着力解决学风方面著作等“身”者不少、著作等“心”者不多的问题；着力解决一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理解不透、高水平成果不多，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问题；着力解决有的智库研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问题，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聚焦我国发展和我们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聚焦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具体说来，就是按照的要求，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经验。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也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明确了当前研究和攻关的方向。

三、坚定文化自信，构建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理论自信来自于实践自信。当前，中国尽管遭遇三期叠加，经济增速放缓，但仍然处于世界前列，经济增量依然相当可观。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走得对、走得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立得住、信得过。

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境界。在治国理政新的实践中，以非凡的理论勇气、高超的政治智慧、坚韧不拔的历史担当精神，把握时代大趋势，回答实践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科学理论，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基本遵循，更加彰显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贯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也只有基于这样的文化自信，才有可能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才能让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提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从而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和“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四、善于融通一切文明资源，不断实现理论创新

在深刻变革的时代，解决中国问题不能简单套用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也不能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更不能简单套用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和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没有现成的理论和教科书可用，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葫芦画瓢的做法都无济于事，只有通过融通一切文明资源，不断实现中国理论创新而加以实现。

“融通结合”是重要的创新方式。实践的客观性和历史的承续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进行理论创新，但其创新的方式绝不是割断历史、否定历史的“独断式”创新，而只能是“综合式”创新，只能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历史和现实的统一、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其基本形式只能是“融通结合”。因此，要进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进行中国理论的创新，就需要按照的要求，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等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五、创新话语体系，用中国话语表达中国理论

话语表达与理论内容绝不是隔绝孤立的，话语概念中蕴含着理论实质，理论逻辑中塑造着话语内涵。当前，中国理论迫切需要使用中国话语进行表达。正因为如此，强调，要不断推进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符合中国实际，概括中国理论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正在不断生成。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第6篇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党的理论创新密不可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已经建立。而中国目前遇到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实践，都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收入分配等方面进行新的理论创造。

上世纪晚期，随着，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低潮，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了严重危机。一些西方政治家预测，20世纪将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终结的世纪，社会主义将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遗产。在这场大危机中，究竟靠什么才能挽救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回答是：靠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如果说，在这场危机中，是中国拯救了社会主义，不如说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拯救了社会主义。

理论创新的轨迹

这一理论创新的巨大浪潮是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那时，中国主要面临的是自己国家潜在的制度危机：“文革”把中国社会主义推向了制度存亡的底线。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前后开展的真理标准讨论，高举理论创新旗帜，进行了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在正确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相结合，以极大的努力还社会主义以本来面目。 社会主义在中国、在世界没有被消灭。社会主义不仅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中蒸蒸日上，而且以前所未有的制度力量影响着、感染着全世界。面对“文革”曾经引起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危机和引发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危机，在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推行的“颜色革命”面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其强大的科学魅力，破解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史上的两大危局，坚定了中国和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信赖，为社会主义注入了永

葆青春的动力与活力，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形态的新发展。

理论创新连接“两个解放”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这一成就集中起来就是：实现了“两个解放”，人的思想解放和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即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连接这两个伟大成果的链环是什么呢？即实现精神向物质转换的条件是什么呢？正是党的理论创新。

思想解放本身既是理论创新的成果，也是理论创新的前提。但思想解放不等于理论创新，也不等于生产力的发展。从思想解放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间必须以理论创新作为根本支撑。有的同志说，改革开放30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靠“摸着石头过河”干出来的，据此贬低、甚至否认理论创新的指导作用。这是不全面、不正确的。因为，“摸着石头过河”思想本身就是发端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论原则。它是一定条件下由科学理论派生出来的一种应用层面上的探索性要求。在僵化的理论原则下，“摸着石头过河”是不能允许的。同时，“摸着石头过河”的认识与实践背景，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的提出与逐渐形成。没有这个理论条件，“摸着石头过河”就失去方向和意义。

今天，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科学发展以基本的社会实践形态正在中国全面展开。科学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的实践过程和实践结果，具有了检测我们思想、观念正确与否的强大功能，是衡量我们思想解放的根本尺度。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解放思想、还是改革开放，各项工作都应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又好又快地推进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 "

新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创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实践与创造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理论创新可以告一段落，或者放慢步伐。新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创造，迫切需要我们回答、解决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新问题。

这些新问题既包括规律层面的、也包括价值层面的、还包括应用层面的。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看，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开展认真研究：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观点内在逻辑架构和基本内容问题研究。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架构和组成部分作了明确概括，这为我们从逻辑上进一步研究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及其内容，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我们的任务是要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要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观点进行系统性概括。以发展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将是贯穿这一逻辑架构的主线。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领域结构问题研究。经过30年的探索，我们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政治、文化三领域发展结构的认识，到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领域的并行性结构及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要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有可能、也应当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建设及其相对应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这也给我们探索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领域结构留出了巨大空间。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应对、驾驭经济全球化风险问题研究。这是我们多年来研究社会主义、首先是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所忽视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全球化经济到来的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是全球市场经济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化经济中是相互交融和牵制的。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觉地纳入全球化经济框架内。事实上，全球经济的变动，包括发展与危机，都深深牵动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以我们要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规律结合起来一起研究。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研究。党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对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理论的支撑。如何加快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进程，加强权力制衡，防止腐败，是全党全社会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在权力制衡上，如何处理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关系，能不能实现依法治党，能不能给政协以人大议案的表决权，都需要做深入研究和探索。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第7篇

相对已经发展数百年的西方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虽然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总体研究水平还在西方之下。有人说，现在中国社会科学一流期刊发表的论文，有一些也已达到了西方二流 SSCI期刊论文的水准，这话看似表扬，却让中国社会科学感到难堪：13亿中国人民的社会科学最高水平期刊发表的论文，仅仅只有部分达到西方二流期刊的水平。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不说，中文期刊论文的质量，现在要比十年前高得多了，而十年前又比二十年前高得多了。假以时日，中文期刊的质量最终可能接近甚至达到西方一流水平。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放弃中文期刊，我们要接力。有13亿人的巨型国家，有如此之多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又有如此之多需要研究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怎么可能不进步？中文期刊发表的论文质量怎么可能不提高呢？

之所以要对中文期刊有信心，要接力，而不是让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还有更重要的理由。以现在西方一流社会科学期刊为平台，借用成熟的西方社会科学期刊的规范评审发表，既训练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提升质量，又甄别出研究水平高下，还国际化了，一举多得。现在的问题是，西方社会科学期刊是非中文的，在非母语情况下写作，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有挑战，而且用英语发表，其读者远不如中文读者多。

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其研究往往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大都是西方的时代问题、地域问题。社会科学也不像自然科学一样中立，往往有强烈的价值预设甚至阶级立场。西方社会科学是在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中，从西方利益的国际秩序视角下形成的，社会科学的问题设定、论证方式、兴趣选择都与西方社会所处时空条件紧密相关。中国是一个有文明悠久、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与西方的时空条件和发展阶段差异极大。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要回答中国的时代问题，而这些西方社会科学界可能根本不感兴趣，相反，西方社会科学正在研究的焦点话题可能与中国时代需要没有关系。这个时候，若以西方社会科学期刊发表的论文作为衡量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标准，中国这个巨型国家的社会科学话语权就会严重脱离当下的时代，甚至沦为西方话语的应声虫。

因此，衡量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标准只能来自中文社会科学期刊。中文社会科学期刊已经有了好的起点，有了自己的问题意识，自然会有大量杰出的社会科学家接力提升中文社会科学论文的质量。中文社会科学期刊研究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是有中国主体性的，是在服务于中国13亿人民的。

只有确立中文期刊发表社会科学论文的主体性，才能在此基础上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精华，才能从阅读西方期刊论文中吸取对我们有用的营养，我们也才有了真正讨论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的主动权。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第8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人学；民生；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个人是社会的组成细胞。人的存在和发展是推动社会的进步的基本前提，因而马克思主义人学必将以人的存在和发展为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人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推进，其人学思想也实现了自身的中国化，成为“一个对于未来社会发展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的重大课题”。[1]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与中国基本国情相结合的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即民生问题。民生，即人民群众的生活、生存以及发展问题。民生问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研究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终价值目标和实践指向。当然，要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首先要明确的问题是何谓“马克思主义人学”。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尚无定论。比如有人指出，“马克思主义人学是全面、系统、科学地阐述人的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的理论体系”。[2]笔者基本上赞同这些学者的看法和主张，但需要指出的是，从方法论上讲，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不能脱离特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性来进行一般性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必须与特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研究相结合，也即从“现实的人”出发。因此，可以说，从对“现实的人”的研究出发，民生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而对这一重要理论成果的分析和研究必须首先回归到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本真”中去。

一、马克思主义人学中的民生思想解读

民生，即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从内在规定性上，它是一个集体性的概念，是“现实意义”上的人学问题。马克思主义人学建构在阶级分析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概念中的“人”是一种归属于某个阶级的“人”，而不是一种抽象的、与现实相割裂的人。因此，民生的概念是一种具有某种阶级归属的群体性、集体性的范畴。马克思主义人学包含着丰富的民生思想，笔者将对这些民生思想进行简要解读：

1、人的实践活动规定了人的存在形式

人是最活跃的历史要素，它是一切理论和实践探索的唯一承担者和推进者。马克思从来没有从孤立的、片面的角度来描述人，他对人的研究是从一种辩证的、现实的、历史的角度展开，马克思批判西方学者所鼓吹的“抽象的人性论”，他指出人的存在和发展不是由自己的思想所决定，而是由他们本身所从事的生产活动所决定的，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3]随着生产手段的革新和工具的不断更新，社会分工和私有制开始逐渐产生，这不仅推动了早期社会关系的形成，以及家庭、国家的产生，而且人们还逐渐产生了自我意识，比如理论、道德、哲学和神学等，因此，人们所从事的物质生产决定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而处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人，从其内在规定性上，是属于人民群众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在现实条件下，人们思想呈现多元化趋势，但从总体上、历史地来看，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力状况决定着人的主要思想、普遍目标和要求，人的实践活动规定了人的存在形式。

2、人的实践成果规定和改造着人的本质

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提高，人们在从事物质生产、社会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实践中，相应地创造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三大文明。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其中物质文明决定着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状态及水平，同时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良性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展。所以说，人的实践成果规定了人的本质，主要是由三大成果所规定，因此人的本质的改造和完善应当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另一方面，人的实践活动改造着人的本质。人们通过在物质文明生产过程中不断积累生产的技能和经验，在政治文明生产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参与政治活动、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在精神文明生产过程中不断享受精神成果的营养，不断提高自己的精神消费的能力，促进自己全面素质的提高，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即“在实践中，即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4]

3、人的全面发展：理想与现实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即实现共产主义，“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这就是马克思所一直秉承的“人的解放”的思想。可是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尤其是，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人——在资本的压榨下，成为片面发展的“动物性”的存在。马克思将其社会理想指向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指出在未来社会中，人应当是一种全面发展的人，共产主义是一种“现实过程”，是人将实现全面发展的理想与社会现实逐步相统一的过程。而现实的社会主义阶段也以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

4、人的价值：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人首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本身具备了动物的一切优秀品质，不仅如此，人还具备独一无二的社会性。社会化的劳动规定了人不同于一般动物的本质。劳动是一种对象化的活动，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人类本身。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在建造。人在社会劳动中首先实现的是自我价值，即运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创造出符合社会需要的劳动成果，同时得到社会的褒奖和奖励，从而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人同时实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使自己的劳动成果为社会所共享，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片面的金钱拜物教继续了批判，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取剩余价值、攫取高额利润，“英国资产者对自己的工人是否挨饿，是毫不在乎的，只要他自己能赚钱就行。一切生活关系都是以能否赚钱来衡量，凡是不赚钱的都是蠢事。”[6]而马克思的人的价值观立基于对人的本质的深刻揭示，他指出人不是单个物的存在，它不能脱离社会关系中的种族、国家、血缘和家庭等因素，“就社会而言，依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路径，人类社会最终将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7]

二、“与现实实践联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人学”

既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主要任务，那么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是将人的问题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现实情境中，在与这些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就表现为民生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价值是“人民主体”观。民生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事关政权稳定、国家安定。民生问题的本质是人民的利益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情景中“人学”其实就是关于人民利益的保障问题。

1、社会主义本质论体现了对人民利益的根本关怀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将解决民生问题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这是一种对人民利益的根本性关怀。以经济上的共同富裕和政治上的消灭剥削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性举措，对于中国解决民生问题指明了根本性的目标。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坚持“三个有利于”的价值评判标准，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等思想的指引下，稳步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改善。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对人民利益的方向性关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它为“建设一个怎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指明了方向，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体现了对人民利益的方向性关怀。2001年在“七一”讲话中，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主要价值目标。这种方向性关怀，主要体现在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中。民生问题成为党一切工作的核心，并且成为评判党的工作得失成败的重要指标。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8]在这一时期的实践中，就业问题逐渐成为民生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对就业问题极为重视，从政治高度界定了就业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扩大就业，促进再就业，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就业问题解决得如何，是衡量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的执政水平和治国水平的重要标志”。[9]此后，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就业的优惠政策，将解决就业问题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抓手。

3、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对人民利益的科学性关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重大机遇期，面对新时期新阶段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以为首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深入思考“什么是科学发展，怎样实现科学发展”这一重大时代课题，首次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念。指出中国的发展要遵循以人为本，树立和贯彻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利益的关怀进入了科学性的领域，即如何更加科学地实现中国的发展、如何更加科学地维护与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需要。这体现党和国家了对人民利益的科学性关怀。在我国，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为理论参考和借鉴，以人的实践活动——即当前所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本。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语境下，人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依据此价值取向，中央先后制定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无不是以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民生工程。

三、“价值目标”：民生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研究的基本问题

民生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研究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遵循价值目标和现实实践指向。

1、民生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研究的基本问题

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关键词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以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唯一宗旨。最先提出为人民服务，就是指“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思想和行为”，它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特征和规范之一，是我党的宗旨，是党的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每一位党员必须秉持的基本价值观——即人民群众的利益至上。虽然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但党所以一贯之的是不断着力解决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全过程的基本问题，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主题。

2、民生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终价值目标

民生的核心是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以维护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发展的最终价值目标的。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的总结和概括，马克思主义本身对民生问题的关注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延续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当代民生问题的关注，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对广大无产者的利益维护。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未来社会主义制度应当采取的十条措施和制度，如“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除”，“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等。”[10]由此可以看出，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能力是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以人民为本”的价值目标。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讨论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关于市场经济体制中人民利益的保障和维护的讨论，再到党的十六大至十以来，全国上下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例如，十报告强调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始终坚持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的价值目标。

【参考文献】

[1]谭培文.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自序3.

[2]张步仁等.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1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68.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97.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94.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565.

[7]张莉.马克思主义语境下人生价值取向探析.理论学刊，2011.8.47.

[8].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62.

[9]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506-507.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第9篇

论文关键词 资本主义 文化 公共家庭

可能缘于贝尔对知识人阅读其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初版）之态度/方式的严重不满，他在该书“1978年再版前言”一开篇就点出知识人可能对待该著之再版的态度：其一，对聪明的人来讲，“将书快速扫一遍，只阅读那些令他感兴趣的部分，而跳过其他所有章节……也许就已经足够了”。其二，“这些年来，许多人并不真正阅读书籍，而是草草过一遍……找出几句话压缩成论点，然后找个标签，把作者放进时髦评论语汇的合适专项中”。然而，面对贝尔此书满篇的知识性堆砌，笔者却并不止于此。

笔者以为，其一，贝尔此著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及其引发的严重政治后果，因而他努力试图“拯救”业已且正在“堕落”的资本主义。其二，笔者质疑，就贝尔所要解决的问题而言，其理论解决方案——“公共家庭”（Publichousehold）理论，能否达到他预期的理论效果或目的？因此，本评论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文本梳理：贝尔所关注的现实问题是什么；他对该问题是如何进行学理分析和解答的。第二部分是笔者对贝尔之理论解决方案的评论：相较于前人相关研究，该理论解决方案的知识增量是什么；相应地，该理论解决方案的知识限度何在。

一、《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知识梳理：问题与论述策略

一看到“知识梳理”，许多读者或许会烦腻而跳过不读。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可能主要有下述两个：其一，一些评论者在进行知识梳理时，过于拘泥于文本，给人以“抄书”之感；故，读之如味同嚼蜡；其二，读者对“知识梳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知识梳理”是评论人对评论对象的个殊化理解，而非中规中矩的复述，因而知识梳理是理解评论人观点的基础或前提条件。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除绪论性和结语性文字外，其内容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现代性的双重羁绊”主要阐述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资本主义的展开过程也就是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跟其传统分离的过程。贝尔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因素是“加尔文主义和新教伦理”。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新文化却跟“新教伦理”精神相悖离或相矛盾。“新教伦理”强调“禁欲”，而西方资本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新文化是“贪欲”。这是贝尔所言西方现代性的第一重羁绊。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也即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领域出现了分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各自遵循它们的轴心原则：经济领域（技术经济结构）中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经济化，政治领域中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平等，文化领域中的轴心原则是“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这三个领域所遵循的文化互相冲突或断裂。比如，在经济领域里祟尚的文化是节俭、禁欲等，在文化领域祟尚的是自我、感觉、享受等，而这二个领域却都反对政治领域的平等观念。这是贝尔所言西方现代性的第二重羁绊。就西方现代性的双重羁绊而言，第一重羁绊从历史维度进行论述，说的是资本主义分化的历史矛盾；第二重羁绊从当下维度进行，说的是当下西方社会整体意义上之文化的断裂。以上分别是第一部分第一章“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和第二章“文化话语的断裂”的主要内容。这两章是此文本第一部分的核心内容。而第三章“20世纪60年代文化情绪”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理论的个案表达/研究，第四章“走向伟大复兴：后工业时代的宗教和文化”则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发展/演变的预测，而非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解决方案。因此，贝尔在文本第一部分中主要是阐发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这是他观察资本主义当下社会的理论眼镜和分析工具。

文本第二部分“政治的困境”主要是贝尔借助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对西方社会国家所面临之问题的诊断。贝尔认为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之所以存在国家危机，其内在原因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存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导出了西方社会的国家危机。可见，贝尔之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的提出是对西方社会国家危机、社会整合问题的诊断。在第二部分第五章“动荡的美国：国家危机中的暂时和永久因素”主要是以理论的方式提出美国社会存在的危机问题，并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进行个案分析。第六章“公共家庭：论‘财政社会学’和自由社会”中，贝尔主要提出自己解决西方社会国家危机的办法——“公共家庭”理论。因此，文本第二部分主要是作者借用资本文化矛盾理论提出问题——美国社会国家危机问题，然后提出自己的理论解决方案——“公共家庭”理论，并希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乃至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二、对贝尔“公共家庭”理论的评论：知识的增量与限度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理论野心很大。贝尔试图在该书的第二部分第六章中“提出调和以下两者的一些手段：一是对一个正义公平的现代社会来说非常重要的政治自由主义；一是社会管理方面必要的公共社区特征——我称之为公共家庭”。在贝尔看来，要解决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国家危机，甚或一同缓解/解决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应从政治领域入手。政治领域是各个国家社会得以凝聚的中心，当然也是西方社会的核心。政治领域的凝聚，是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得以长存的基石。为了解决西方社会国家政治领域的凝聚问题，贝尔提出了“公共家庭”理论。在文本中，贝尔于西方历史文化中吸取对缓解/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有用的文化元素对该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论证。一如上文所提及的，贝尔所提出的“公共家庭”理论主要是针对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不满。在贝尔看来，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表征或必然结果。“公共家庭”理论的提出凸显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理论前提，那就是“良序国家”的存在。罗尔斯提出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是以默认“良序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的，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往往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维续一个政治秩序。也就是说，该种政治秩序的存在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因而，贝尔“公共家庭”理论的提出就是将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所赖以为基的前提条件“良序国家”或政治秩序问题化了。换言之，我们必须先关注一个政治秩序是否存在的问题，然后才能关注一个政治秩序如何存在抑或正义与否的问题。但是，贝尔提出的理论解决方案——“公共家庭”理论，其最大的理论负担是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因文化（如共识、信念等）之历史性或内部性矛盾的激化而可能会崩解。基于这种负担，贝尔在西方文化史上寻找当下西方社会能够公认的一些文化元素进行理论提炼，以消减西方社会可能崩解的文化内因。在这种意义上，贝尔的“公共家庭”理论中存在相较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知识增量。

其二，接着要论述的乃是贝尔所提出之“公共家庭”理论的知识限度问题。贝尔提出“公共家庭”理论来解决西方社会的国家危机/认同危机，进而解决西方社会所存在的深层问题——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贝尔在解决对该理论的可接受性问题上，他主张仍采用社会契约的方式。一如他所言：“这是一种社会契约，但是，尽管是在不断更新的现在，不断协商这种社会契约，它不能无视过去。”不过，这里所存在的问题乃是，除了贝尔，谁还将会是“公共家庭”理论的接受者或推行主体？“公共家庭”理论的提出是为了应对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认同危机，解决西方社会深层问题——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但是，该理论要成为西文社会重新取得认同之理论基础的主体性力量在哪里？换言之，贝尔的“公共家庭”理论是一种罗尔斯意义上的“完备性学说”。“公共家庭”理论如何获得它的合法性？这是“公共家庭”理论的“阿其里斯脚踵”。这也是事关该理论作为西方社会政治秩序之理想图景的资格问题。不过，一如贝尔自己所承认的：“我是经济学领域中的社会主义者，政治领域中的自由主义者，文化领域中的保守主义者”，贝尔所提出的“公共家庭”理论试图超越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从其文本中“公共家庭”理论的思想支援来看，贝尔既吸取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也吸取了社群主义的思想资源。并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的学理倾向更是社群主义的。因此，贝尔的“公共家庭”理论内含着某些社群主义的理论前设。从这种意义上说，贝尔“公共家庭”理论的“完备性”是缘于/基于他对社群主义前提有所肯认的立场。

基于以上分析，此文本中的知识增量和限度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正是基于贝尔自身的某种社群主义立场，他首先关注的是一个社会的存在问题，而不是像一般的自由主义者那样先将该问题进行悬置。但是，贝尔的这种论述策略却要面临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质疑：贝尔，你有何资格将“公共家庭”理论“强加”于西方社会的所有主体之上？这可能是所有主动的理论建构抑或被动的否定性理论建构都要面临的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