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博士研究生在本科和硕士阶段已经进行了医学基础理论知识的系统学习,博士阶段的课程安排主要体现两个特点:第一是“精”,把眼科重要基础知识和相关临床操作理论依据作为教学培养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常见病、多发病的基础知识的传授,力求在疾病和诊疗理论上筑构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二是“新”,增加以新理论、新知识为重点,贴近科学前沿,介绍技术创新的选修课程,以了解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科研动态及临床医疗方面的进展。学习北京大学医学部等院校的先进经验,在专业基础课上给予较大的自由度,采取不脱产上课方式,以保证临床训练时间。
2加强临床技能训练,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培养临床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根本目标是使之成为高水平的临床医学专家。但许多获得临床博士学位的毕业生仍不具备独立进行临床工作的能力,毕业后尽管按其资历或学术成就很快晋升为高级职称但仍需在主治医师的指导下工作,从住院医师重新做起,其原因主要是缺少严格规范的技能培训体系。将研究生纳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制定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学分制考核方案,按主治医师标准考核。根据眼科学专业培训细则要求,明确提出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眼科学作为二级学科,又分为角膜病、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眼眶病、眼屈光及眼肌、眼科病理等三级学科。根据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的专业方向,制定重点突出、全面培养的科室轮转计划,明确在轮转科室、专科训练期间,在理论和技能上应达到的要求,制定出临床能力训练的量化指标,如训练时间、掌握病种、操作技能、主管病例数及手术例数等,要求研究生在临床实践中认真完成,既有利于保证临床能力训练的时间、内容和质量,又为临床能力考核与评估提供可靠的依据。通过担任或协助总住院医师,对临床常见病种的诊断治疗充分掌握,保证临床能力训练的系统性。利用临床技能训练仿真模拟教具及实验外科动物训练,加强临床操作技能培训。导师对眼科治疗和手术方式设计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案,实施研究生临床准入制度,使研究生利用教具和实验动物充分掌握操作技能后逐步参与临床实践。导师及指导小组负责为学生创造临床实践机会,落实各项技能的训练及辅导,定期组织考核。定期进行教学查房、专题讲座、病例讨论、疑难病例讨论、会诊、竞赛等临床学术活动,训练研究生的临床思维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改变以往研究生参加讨论时的被动状态,为研究生提供表达观点的机会,培养其主动学习、积极思考和敢于承担的工作作风。
3开展以培养临床科研能力为特点的科研训练
随着我国人才评价标准的变迁,对科研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科学研究是目前体制下衡量医学人才水平的重要指标。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在实验室进行基础研究的时间和机会有限,为适应临床工作的需求,加强研究生临床科研能力的培训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必由之路。具体方式包括:强化研究生公共卫生学基础,训练科学的临床研究基本方法和技能,将研究生作为导师临床课题的主要参与者负责课题的设计和实施。科室定期举办科研方法、课题申请、成果申报等系列讲座及高水平学术讲座,培养临床科学思维能力。开展国际间学术交流,加快研究生教学国际化进程。通过临床科研能力培养,研究生选择临床医疗实践中出现的理论或技术问题为研究课题,利用已有的研究手段,进行临床应用或临床应用基础的研究,从中学会临床科学研究方法,从而掌握了从事眼科临床科学研究的能力,同时可以促进临床经验的积累和提高。
4加强人文教育和自我修养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除掌握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外,还必须具有宽阔的知识视野、灵活的思维、深厚的文化底蕴、高尚的人格情操、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不仅能应用自然科学方法来解决医学问题,也能应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法来研究医学问题,为患者的健康服务。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导师在指导研究生做课题和科研的同时,要关心研究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将人文精神合理的渗透到专业课的学习中,引导其树立医学科学与人文科学并重的学习思想[9]。组织研究生开展“近视普查与防治教育”、“社区老年人白内障筛查”等社会实践活动,使其在实践中学会承担责任与义务,掌握与人沟通的方法和技巧,更能激发其学习人文精神的积极性,引导其对人生价值、目的和意义的正确思考,使得个人素质得到提高。
（一）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论文研究的概况（附表一）
以“语文教育”“语文课程与教学”“语文课程”“语文教学”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的2006—2011年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博士论文主要有22篇。这些研究涉及了很多方面，但对学生的研究和语文教育史的研究几乎是空白。
（一）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论文
1 语文教育宏观研究
黄耀红《演变与反思：百年中小学文学教育研究》一文对中小学文学教育的百年演变历程作了全景式展示，对中小学文学教育的现实困境与问题作了掘进式剖析，对中小学文学教育的未来作了前瞻式构想。杨道麟《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育研究》阐述了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育思维，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育架构、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育前景三部分。曾晓洁《现代汉语母语教育演进研究》探讨了现代汉语母语教育的多重制约和总体概况。沿着现代汉语母语教育发展的脉络对现代汉语母语教育做了全面的研究。
2 语文课程的研究
田良臣《语文科口语课程的多维研究》一文首先阐释了汉语口语与汉语口语课程的概念，介绍了汉语口语课程的功能，对汉语口语课程的历史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其次将国内口语课程和国外母语教育中的口语课程进行了比较；最后，在新课程理念下对汉语口语课程进行了建构。任桂平《文化视野中的语文课程》从文化的视角关注语文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对百年语文课程的反思、语文课程的文化诠释、语文教材的文化构建、语文课堂教学改革的文化路向。郑飞艺《小学语文课程组织变革研究》一文研究了课程的组织方式。从识字、阅读、写作、综合四个方面对小学语文课程组织变革进行了研究。朱建军《中学语文课程“读写结合”研究》作者针对我国目前写作教学的现状将研究的主要目的和任务确定为：通过中外语文课程“读写结合”的研究，厘清新形势下阅读观、写作观各自的取向，确立在此基础上的“新读写结合”观。周敏《语文课程“动姿化”知识研究》是关于语文知识观的探讨。对于“动姿化”知识体系，本篇论文进行了详细的理论阐释、历史研究。最终得出语文建立“动姿化”知识体系的必要性和做法。
3 语文教材的研究
孙慧玲《我国高中语文教材编制模式研究》以我国高中语文教材编制模式为研究对象。结合了六种教材对模式编制背景、模式结构、模式编制理论基础、模式评价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皇友衍《中越两国初中语文教科书比较》一文从教科书发展史的角度，初步揭示了两国语文教科书在内容、结构、体例、呈现方式等方面的特征。从课程层面，对两国教科书编写的依据—语文课程标准进行了比较分析，确立了当代语文教科书编制的核心理念和基本思路。最后着重对当前两国语文教科书中的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口语交际教学，以及中国的语文综合性学习等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4 语文教学研究
慕君《阅读教学对话研究》一文从“对话”角度研究阅读教学，究其根本目的，是要从理论上来探讨阅读教学的本质，并有效指导阅读教学的实践。这篇文章分别从阅读对话的内在机制及阅读教学对话的实践两个主要层面展开论述。何强生《语文探究性学习研究》分别从关键词内涵的定位、学习、教学等多种视角试图对语文探究性学习进行理论的思考和实践的探索，以期对方兴未艾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有所裨益。陈隆升《语文课堂教学研究——基于“学情分析”的视角》这篇论文在关于“学”的相关研究基础上，以教师的“学情分析”为切入点，从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估三个层面入手，考察了在语文课堂教学全过程中教师“学情分析”的三个阶段。胡虹丽《坚守与创新：百年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研究》对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百年演变作了全景式展示，对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现实作了掘进式揭示，对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未来作了前瞻式构想。李先锋《全球语境下的实用文章研究与教学应用》立足全球跨学科的语篇研究，以实用文章为切入点，对全球实用文章研究和教学应用热点和难点进行了多维多角的梳理、探讨和初步的理论建构，以期为我国中小学相关研究与教学应用提供较为宽广的国际前沿视野和理论拓展思路。
5 语文课程与教学评价研究
乐中保《语文高考阅读测试内容研究》阐述了语文高考阅读测试内容的定位、目标指向、课程取向、要素和层级、表征，对语文高考阅读测试内容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文章的结语部分阐述了语文高考阅读测试内容的构建与发展，为语文高考阅读测试提出了良好的建议。
6 语文教师研究
阳利平《教育变革中的语文教师专业素质研究》试图将国内外最新教育教学理论运用于语文学科教育领域，构建一个语文教师专业素质基本框架，并将其置于具体的学校教育情境进行实际观照，强调语文教师的专业素质在课堂教学与专业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作用。
7 语文教育家研究
程稀《夏丏尊语文教育思想研究》以夏丏尊为主体研究对象，论述了一个时代的语文教育。全文分六部分，以夏丏尊国文课程、教材、阅读作文教学、教师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主要内容，以其“大语文教育”的思想贯穿其中，尽显语文教育大家的风采。
8 语文德育美育研究
胡绪阳《语文德性论》通过文献研究和学理分析的方法，对语文学科所蕴藉的德性内涵和价值进行认真的探讨，从而确定语文学科的德性品质和德性教育价值，主张树立语文课程德性观，提出完善语文课程的理论构想，以此深入认识语文学科人文性特点，落实其人文性要求，实现语文教育对“形成人”的价值和意义。
9 其他相关研究
张静芬《语文网络教研探索与实践》从三个层面探讨语文网络教研。第一，从理论层面探讨语文网络教研的理论建构。第二，从实践的层面探讨语文网络教研的多重层面。第三，从价值层面探讨语文网络教研的影响。王建峰《语文文本解读的自我教育性格》回顾语文教育的历史，作者认为，语文文本解读的历史状况是从建国初政治教化取向的语文文本解读到新时期知识能力取向的语文文本解读再到新世纪人文素养取向的语文文本解读三种形态的演变。而这三种形态都造成了学生性格的自我扭曲。作者认为通过凸显自我、教育自我和自我教育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刘光成《百年中学作文命题研究》拟以中学作文命题受时代思潮影响而不断调整，不断变迁的历史，来勾勒语文独立设科至今一百余年中学作文命题思想发展的主要轨迹，探寻其背后的成因，并冀以对当今的中学作文教学改革有所启示。本论文运用文献法、比较法、统计法、历史分析法等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系统探讨百年来中学作文命题的沿革与发展。
（二）其他学科专业论文
1 语文教育宏观研究
潘庆玉《语言哲学视阈中的语文教育》从语言哲学视角来反思语文教育。在语言哲学视角下观察并重估了语文教育“主体——客体”的存在论方式，并通过中西语言哲学的比较视阈来看我国语文教育的传统。最后，回眸百家争鸣时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我国语文教育思想发展方向的影响，呼唤语文教育现代价值观的确立。金业文《反思与建构——中国语文教育现代性研究》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语文教育现代性的具体问题是什么，根源在哪，它的出路在哪，来研究语文教育的现代性问题。
2 语文课程研究
周燕《语文科文学课程研究》主要研究语文课程内容中文学课程的确立，探讨了文学教育的独立化和课程化问题。陈勇《论语文课程的实践品格》首先对语文课程本体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语文课程是一门实践课程”，语文课程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语文能力的培养必须依靠语文实践。然后通过语文课程实践品格的历史透视分析了语文课程实践品格的经验和不足，并从教材和教学两方面分析了当代我国语文课程实践品格的迷失现象。最后，提出了合理塑造语文课程实践品格的路径和措施。李洪修《学校课程实施的组织社会学分析》主要探讨课程实施从普适性转向真实的学校情境——关注学校，关注教师，关注课堂的问题。王艳霞《课程中的文化选择研究——对我国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的文化构成分析》通过历史考察中外课程中的文化选择，从文化的选择、传承与再生产到社会再生产几个方面对我国课程中的文化选择进行研究，并对我国课程中的文化选择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为课程编制时文化的选择提供了现实和理论依据。
3 语文教材研究
张炜炜《老舍与语文教育》从中小学语文教育视野中的老舍作品切入，梳理了老舍作品在解放前后几个时期内的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地位及解读、接受情况，从新的视角来认识老舍及其文学作品进入语文教育视野的深层动因，并探讨老舍文学作品在语文经典化的过程中所显现出的时代价值、文化取向及同时代教育机制间的关系。范远波《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研究》选择了民国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语文教材来进行研究。介绍了小学语文教材演变过程和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经历的三个阶段即“草创期”“探索期”和“成熟期”，然后对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的选编与组织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教育界及其他社会各界对教科书的争鸣意见，最后选取有代表性的具体教材进行个案分析，揭示民国时期的教材特色及其编制经验。乔晖《语文教科书中学习活动的设计》主要是探讨如何在语文教科书编制中实现教科书的学习价值这一问题。论文在考察我国语文教科书编制的历程基础上，提出我国百年语文教科书中学习活动的设计的问题。同时参照国外语文教科书中学习活动的设计范式，对国内外语文教科书中学习活动的典型案例作了评析，最后，论文提出语文教科书设计的若干策略。李君《大学语文教材研究》重点对1978年—2008年出版的大学语文教材进行了考察。论文将大学语文教材的发展分为恢复期和素质教育期两个大的发展时期，并结合当前大学语文教材的案例研究，找出大学语文教材编写取得的一些经验、成绩和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
4 语文教学研究
魏巍《小学阅读教学的生活体验研究》是采用生活体验的方法研究小学语文学科中的阅读教学，论文主要从小学阅读教学的基本理念、语文教师对文本的解读、教师的阅读课堂教学行为分析、语文教师的教学生活、小学语文教师的专业成长之路五个方面展开研究，探讨教师对文本的解读、教师阅读课堂教学行为、教学生活和专业成长对语文阅读教学的影响。杨进红《语文阅读教学审美体验研究》基于“现代阅读教学应该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阅读观上”这一问题，探讨了阅读和阅读教学的本体内涵，指出阅读是一个“理解”的过程，阅读教学就是一个依靠审美体验来唤醒主体精神世界的过程。魏小娜《语文科真实写作教学研究》从写作教学存在的问题出发，重新界定真实写作的内涵，阐释了理性认知在写作中的作用，摆正了写作主体的位置。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制定教学目标、开发课程内容、设置教学策略和评价策略。陆平《语文教学参考书功能之考察》以各类语文教参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我国新课程背景下语文教参功能问题进行了考察。论文首先梳理了我国语文教学参考书的发展史，然后，从多角度分析我国新课程背景下语文教学参考书的应然功能，接着，分别用问卷调查、课堂观察、深度访谈三种调查方式对语文教参功能作了实证考察，揭示出当前语文教参的主要缺陷。最后，从多层面考察了语文教参编制体例，研判我国语文教参编制的总体状况，提出改进教参编制的建议。
5 语文课程与教学评价研究
薛晓嫘《基于课程标准的阅读学业成就评价研究》以《语文课程标准》的阅读目标为依托，在中外阅读目标对比和百年阅读目标分解的过程中，构建了一个以《语文课程标准》为参照的阅读学业成就评价内容框架，为新课程实施中的阅读学业成就提供了评价方案。申宣成《表现性评价在语文综合性学习中的应用》主要论证表现性评价促进语文综合性学习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效能。论文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阐述：表现性评价应用于语文综合性学习的理据何在？设计表现性评价的基本程序是什么？该程序在实践中的效果如何？探寻了表现性评价的理据并开发出评价程序，最后通过案例研究来验证所建构的应用程序在实践中的有效性。
6 语文教师研究
鲍道宏《教师课程理解初探》以新课程语文实验为例对“教师课程理解”进行了初步探究。研究表明，中小学教师在观念层面上基本认同新课程理念，但是，具体到课程内部，教师课程理解状态复杂多样。作者在此基础上探究了影响教师课程理解的复杂因素，以教育学原理视角，揭示教师课程理解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最终提出课程专家、课程政策制定者与课程实践者，尤其是中小教师在“研究性变革实践”中共同发展的建议。刘竑波《教师知识与技能的发展研究》以“教师知识与技能”为研究对象，回顾了教师知识与技能发展的历史，从应然和实然两个维度，探究了教师知识与技能的内涵与现实。同时揭示出历史上教师知识技能的形成背景和构成当代教师知识技能的理论基础。最后对教师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当展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勾画出“教师专业知识技能发展”的“树形图”并提出促进我国教师知识技能的专业发展建议。
7 语文教育史研究
曾毅《20世纪中国语文教育批评研究》从语文教育史的角度论述了20世纪语文教育批评在发展进程中经历了萌芽奠基期、探索发展期、曲折迷失期和兴盛繁荣期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并对不同阶段的语文教育批评的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和批评的作用效果作了分析和对比。同时，力图对20世纪语文教育批评的文化根源作初步地探究，从而更加清晰地反映20世纪语文教育批评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以此来指导语文教育改革。史成明《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早期路向》先从“历史立场”阐述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路向发生转变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然后围绕着中国现代语文教育早期发展的三个“路向”即“大众化”“人本化”“科学化”展开论述，最后对中国现代语文教育早期路向的成败得失进行了有力地反思。耿红卫《科学主义视野下的中国近现代语文教育改革研究》从科学主义视角出发，对1904—1949年近现代语文教育科学化的发展历程的研究，系统分析科学主义对现代语文教育观念的确立、语文教育目标科学化、语文教学内容科学化、语文教学方法的科学化、语文考试的科学化、语文教育研究方式科学化的影响。最后得出语文教育要想真正实现科学化，必须恰当定位语文学科的性质、妥善处理传承与借鉴的关系。
8 德育美育研究
张志刚《语文教育文化传播研究》首先对语文教育文化传播进行了理论阐释，然后从语文的文化存在、语文“一体多形”的文化构成和教材中的文化传播三个方面对语文教育文化传播作了内容透视，最后提出了语文教育文化传播的系统构成及其传播的基本模式和形态。杨晓《语文课程中人文精神的传承研究》以初中语文课程为研究载体，从语文课程的三个部分即课程标准、教材、课堂教学中的人文精神的传承过程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不同层次语文课程中人文精神运行的情况，探究其产生落差的原因，尝试建构语文课程中人文精神的具体内容，为我国语文课程理论发展提供借鉴。
9 其他相关研究
孙菊霞《创伤叙事与写作治疗——学校语文教育中的心理辅导研究》论述了语文教育在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作用，探讨语文教师应该如何在语文教育过程中实施心理辅导。从理论角度阐述看语文教师实施心理辅导的可行性及优势；并从实践层面，运用问卷调查、质性访谈、行动研究以及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调查语文教师对于在语文教学中实施心理辅导的看法和态度，与他们共同探讨和改善在语文教育中实施心理辅导的途径和方法。
〖STHZ〗三、 2006—2011年度语文教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主要成果〖STBZ〗
（一）关于语文教育的宏观研究
理论研究需要有一定的理论视角，视角选择的突破往往能够让研究有着豁然开朗的效果。在语文教育的宏观研究上，这五年开拓了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视角，极大地拓展了语文教育研究的学术视野。新的理论视角上也给语文教育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和活力。如潘庆玉《语言哲学视阈中的语文教育》把语文教育研究的视野放在语言哲学上，深刻地向我们展现了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在语文教育上的不同体现，主要有“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缺乏对彼岸的真理世界的渴望与追求意识，更关注对现实人生的体验性思考；在语文教育功能上，对语文教育的情感的唤醒与伦理的规范力量有着更为深刻的意识，因而更关注语文教育的社会教化与伦理传承价值，忽视语文教育的认识论价值；在语文教育方法上，反对理性主义的分析精神与精确观念，采用模仿的、感悟的、实践的学习方法。”
（二）关于语文课程的研究
近五年在语文教育课程问题的研究上注重对语文课程本体的研究，力图在对本体有了清晰的本质的认识基础上来探讨课程内容独立构建，如田良臣《语文科口语课程的多维研究》探讨口语的课程化与独立化；周燕《语文科文学课程研究》探讨文学教育的独立化和课程化等。在研究一个事物时，由于事物的抽象性，我们往往就会去关注事物实践层面的一些诸如目标、表现、实施步骤等因素，而忽视了本体论的理论研究，构建本体严密的理论体系。如新课程标准中正因为忽视了口语的本体研究，而自发地将“口语”与“口语交际”化为等同语。实质上，“口语交际”只能是“口语”的具体形态，不能等同于“口语”本身。同时，在新课程标准中把各个阶段口语交际目标和内容混在一起罗列也是十分模糊、不恰当的，口语课程本身应该从口语知识、口语知识与运用技巧、口语表达所蕴含的文化、口语实践等维度构建独立化的口语课程。因此，先对研究本体进行深刻认识这样的研究思路，能够给新课程的深入研究和语文教育的发展以深刻的启示作用，给研究者以清醒的逻辑起点。
（三）关于语文德育、美育的研究
语文教育的本质就是语言教育。叶圣陶先生为语文下过一个定义：“口头为语，书面为文。”语文的本体是语言，而语言又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语文教育不仅承担着学习知识，掌握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的任务，还承担着“教育立人”和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重任。近五年的博士论文中在研究文化传播和教育立人这方面收获颇丰。如胡绪阳《语文德性论》深入认识语文学科人文性特点，落实其人文性要求，实现语文教育对“形成人”的价值和意义。又如张志刚《语文教育文化传播研究》一文中总结我国语文教育从单纯注重道德教化到为服务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为价值取向再到文化意义逐步被发觉，文化意识逐步被唤醒这一发展过程，揭示出文化传播在语文教育中的重要意义。这对当今人文精神普遍缺失、传统文化不断弱化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四）关于语文教材的研究
有关语文教材的研究有很多，既有关于国内语文教材的研究，也有和国外教材比对的比较研究。对国内语文教材的研究既有对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研究，也有对大学语文教材的研究。对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研究又包括了中小学教材中的很多方面，有历史研究也有现状问题研究。例如现状研究包括：孙慧玲《我国高中语文教材编制模式研究》对高中语文教材编制模式的背景、结构、理论基础、评价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阐述；乔晖《语文教科书中学习活动的设计》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对学习活动设计的历史、意识、策略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张炜炜《老舍与语文教育》对老舍作品在教材中的地位及解读、接受情况进行分析。
（五）关于语文教学的研究
关于语文教学的研究涉及了很多方面：阅读教学、文言诗文教学、实用文章教学、写作教学。其中阅读教学是研究的热点，2006—2010年度语文教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对阅读教学的研究包括了阅读教学对话研究、阅读教学生活体验研究、阅读教学审美体验研究三个方面，落实了新课程的理念；将对话的理念应用在语文学科中，对阅读教学与生活、审美结合作了很细致的研究，对语文教学很有意义。例如杨进红《语文阅读教学审美体验研究》基于“现代阅读教学应该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阅读观上”这一问题，探讨了阅读和阅读教学的本体内涵，指出阅读是一个“理解”的过程，阅读教学就是一个依靠审美体验来唤醒主体精神世界的过程，揭示了阅读对学生人格完善的意义。
〖STHZ〗四、 2006—2010年度语文教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特点〖STBZ〗
（一）论文内容方面
近五年语文教育研究博士论文研究内容覆盖面广，涉及语文教育宏观研究、语文课程研究、语文教材研究、语文教学研究、语文课程与教学评价研究、语文教师研究、语文教育家研究、语文教育史研究、语文德育、美育研究，另外还有其他相关研究。但惟独没有涉及对学生的研究。新课程标准中确立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但是如何实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这方面的研究在这五年的博士论文中是一个空白。此外，课程与教学应该以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与特征为基础，而具体到对学生各个阶段学习特征的分析与研究却也是这五年博士论文中无人问津的话题。
（二）论文形式方面
论文形式方面的主要特点是这些研究在提出自己的研究对象之后先对他们的本体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然后通过回眸历史发展，挖掘出这一研究现象的历史源流，必要时通过中外相关研究的对比，深刻分析中西方的区别，总结西方经验中值得借鉴之处。最后，试图建构理论模式。如：田良臣《语文科口语课程的多维研究》一文就先对口语本体进行研究，在通过历史研究阐明当前汉语口语课程缺位的现状，同时挖掘汉语口语缺位的深层根由，并在新的知识观和课程观下，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力图构建汉语口语课程的维度模型，为口语课程乃至整个语文课程的重建提供新的材料和新的思路。再如乔晖《语文教科书中学习活动的设计》同样也是先对语文学习活动的本质进行研究，在通过历史研究，探明我国语文教科书中学习活动的形态，接着对比国外语文教科书中学习活动的设计范式，总结经验，试图从目标、要素、类型、特点等方面来设计我国语文教科书中的学习活动。
（三）论文研究方法方面
近五年语文教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采用了各式各样的教育研究方法。以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为例，历史研究法主要是分析一个事物本身的发展过程，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在教育研究这一领域，历史研究法作为一个辅助的研究方法，以便研究者更好地立足于以往的研究成果，取得进步。过往的教育发展状况总能给我们启发或者过去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当代教育的前车之鉴。这些有关语文教育的博士学位论文都运用了历史研究法，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我国林木资源负债表研制分析
20世纪70年代，各国学者和各国政府开始致力于对环境资源的研究核算，以期构建出核算体系能体现自然环境的影响。相比之下，我国的资源核计工作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做到了紧跟世界理论成果，而且成长较快，成果丰硕且引人注目。国内自然资源核算的发展进程可以简单分成三部分：萌芽阶段、理论研究阶段、实践阶段[2]。每个阶段阶段展开了一些理论的研究与实践。
我国目前的林木资源的统计表只包括覆盖率、蓄积等基本信息，不能够全面体现林木资源的增减变动情况。为了更好地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离任审计制度，应该对传统的统计表进行完善。首先，应对林木资源进行划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的规定，凡疏密度在0.3以上的为天然林；南方3年以上，北方5年以上的为人工林；要对森林资源进行分类一般来说有四种方法：即按森林的作用、人为影响的程序、林木特征、森林的自然属性的分类。各地的政府部门部门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分类方式。森林法规定将森林划分为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特种用途林。根据以上的分析，并结合传统的林木资源的统计账户做出林木资源的统计表。>>>获得在职博士双证需要哪些要求?
博硕士学位论文是博士和硕士在研究生期间取得的重要学术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学术影响力，对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其进行研究，有利于掌握学科的研究热点和未来的整体发展趋势。情报学是介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作为一个生命力极强的交叉学科，在新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它的研究范围更加广泛，情报理论研究、技术方法和手段都有了新的发展。对于情报学专业相关的从业者，把握和了解当前情报学研究的热点和发展方向相当重要。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的内容分析法，利用BICOMB和gCLUTO软件，分别对CNI}I(中国知网)数据库中2007-2016年情报学领域的博硕士学位论文进行关键词频次统计和主题可视化分析，进而揭示近10年来情报学领域博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以期为情报学人员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CNI}I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检索策略为“学科专业名称=情报学not学科专业名称=军事情报学(模糊匹配)”，时间限定为2006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检索范围也包括“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和“图书馆学”专业的论文，共检得论文2930篇。将论文的作者、关键词等题录信息以txt的格式下载保存。文献检索的时间为2016年1月19日。
1.2 研究方法
将保存的数据输入到文本挖掘软件BICOMB中，对关键词的频次进行统计，共有12342个关键词，篇均关键词为4.21(12342/2930)个。统计分析关键词的过程中，本文发现同一个关键词的中英文表述(“语义Web”和“语义网”"Ontology”和“本体”)、英文大小写形式不同的关键词(如WEB2.O,Weh2.0和weh2.0 , H指数和h指数)以及中文同义词(如“开放存取”与“开放获取”“知识信息服务”与“知识服务”“信息素养”与“信息素质”)都分别作为不同的关键词进行统计，这样会影响频次统计的结果。因而，本文将这些词进行合并处理，然后重新统计频次。
为了客观地确定高频词的阂值，本文采用词频g指数法[f37，即将统计后的关键词按频次降序排列，计算关键词的累计频次，前g个关键词的累加频次大于g2次，而g+1个关键词的累加频次却小于(g+1)2次。经过计算，得出临界值g=42，即高频关键词词频临界值为42个。这42个高频关键词(见表1)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情报学领域博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核心。 确定高频关键词后，运用BICOMB软件的“矩阵”功能生成词篇矩阵。通过统计高频关键词在各篇论文的出现情况.最后生成42x1384的词篇矩阵.见表2。
表2中的行是高频关键词，列是论文序号，矩阵中的“0”表示文献的关键词字段没有这个关键词，"1”则表示文献的关键词字段含有这个关键词。双向聚类是一种新型的数据分析方法时从矩阵的行和列2个方向对数据进行聚类可以同.与传统的单向聚类方法相比，聚类效果更好。因此，本文选取双向聚类分析法对情报学领域的论文进行主题可视化分析。将词篇矩阵导入到软件gCLUTO 1.0 ,根据聚类效果不断调整类的数目、聚类参数及算法。最后选取重复二分法、余弦函数、I2判别函数进行聚类分析，聚类的数目设定为7类，其他参数默认。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将聚类的数目设定为7时，双向聚类的效果最好，可视化山峰图见图1，类内对象的平均相似度较高，类间对象的平均相似度较低。图1中，山峰的高度与类内相似度成反比，类内相似性越大，山丘越陡峭;山峰的体积与类内包含的对象数量成正比。山峰用5种深浅不一的颜色表示，山峰颜色与类内相似性的标准差成反比，颜色最深，标准差最低，相似底最高，从可视化山峰图的整体效果来看，所有山峰体积适中，形状较为陡峭，说明类内相似性较高，即主题一致性较高，聚类较为理想。其中，山峰0和山峰2的峰顶颜色最深，说明类内相似度标准差最小，类内相似度最高，即主题分布集中。
CLUTO生成的可视化矩阵见图2。行聚类(矩阵图左侧)显示的是对高频关键词的聚类，并在图的右侧列出所对应的关键词。列聚类(图上方)显示的是对论文的聚类，图的下方列出相对应的论文序号。在可视化矩阵图中矩阵原始数据的值用颜色来表示，颜色的深浅代表高频关键词在文献中出现频次的高低，颜色越深代表该词出现的频率越高;颜色越浅代表该词出现的频率越低，即白色代表接近零值。
通过分析，本文发现国内情报学博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7个方面。
2.1 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研究
在网络大数据时代.数字图书馆已经取代了传统图书馆成为人们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的相关研究一直是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热点，在理论探索、技术研究和实践应用方面，已经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王任栋等人提出了基于本体的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模式和流程，为知识组织在语义层而上拓展了一个崭新的领域。滕广青[5]!闰述了基于概念格的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研究。吴煌煌将本体和概念格互补融合，构建了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体系。近年来，随着Web2.0的兴起及语义网络的发展，开放式语义网络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成为研究的焦点。目前，学者们正在不断地尝试整合语义学、文献计量学、人工智能、数据挖掘和可视化技术等多学科的方法来开展研究，进而提升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的质量和知识服务的能力，以更好地满足用户的知识需求。
2.2 用户信息行为研究
国内对用户信息行为的研究最早始于1996年，林平忠教授对用户信息行为概念进行了正式论述。至今，信息行为研究一直是图书情报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学者们集中于对不同类型用户的信息行为展开研究。例如，王中尧对农民的信息需求和信息行为进行研究川，杨刚等研究了在读研究生的信息行为。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移动终端技术的发展，研究者开始探寻移动终端用户的信息行为.如杨蜻等人基于微信的用户信息行为研究，陆凡凡的移动图书馆用户信息行为研究。
2.3 信息素养评价研究
信息素养评价是信息素养研究内容中极其重要的部分。目前，信息素养评价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高校大学生、研究生、高校教师及中小学教师等。国外很多学者还专门为高校学生的信息素养建立了较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信息素养评价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评价标准的制定和评价实践上。我国关于信息素养评价标准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目前没有统一的、比较权威的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学者们多数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标准的研究相比，目前关于评价实践的研究相对较少，采用的方法主要有调查问卷法、测试法、观察法等。
2.4 知识转移研究
知识转移作为知识管理活动过程的重要一环，是实现知识创新和知识增值的重要前提。知识转移的研究对象与应用主要在跨国公司、企业、战略联盟等领域，已经形成一套成型的方法。在图书情报领域内，知识转移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图书馆知识转移，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严贝妮等人基于认知结构的图书馆隐性知识转移研究郭琼对高校馆员隐性知识转移的研究，胡虹等人应用数据挖掘技术挖掘图书馆数据资源的研究，都对图书馆知识转移起到促进作用。
2.5 知识产权研究
图书情报领域对知识产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数字图书馆为主题的知识产权研究，涉及的内容主要是著作权、版权、传播权等。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与数字图书馆管理和资源数字化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及对策;图书馆在开展信息服务、文献传递等各项服务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图书馆与信息网络传播的相关研究;从法律、制度、技术等方面寻求知识产权相关问题的解决途径。随着云计算在数字图书馆的广泛应用，已有学者开始关注云计算环境下产生的新知识产权问题，并针对如何防控侵权行为提出了相应对策。
2.6 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研究
在知识经济时代，竞争情报和知识管理已成为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竞争情报是通过对竞争环境、竞争对手的分析来为企业提供决策支持;知识管理是以知识的生产、加工、传播和应用为研究对象，对知识进行管理，实现知识创新。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将两者有效整合，可以提高企业知识创新能力和竞争情报工作效率，促进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现有研究主要致力于将知识管理的理念、方法和手段应用到竞争情报中。例如，刘振华等以竞争情报作为信息搜集、信息分析的核心，同时充分发挥知识管理在知识共享、知识创新中的优势，构建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的集成系统模型。
2.7 图书馆开放存取信息服务研究
开放存取的发展，对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开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近年来，在开放存取运动的影响下，我国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如何更好地开展图书馆开放存取信息服务。学者们对此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例如，整合开放资源与馆藏资源，加强开放资源的搜集与揭示，转变服务理念、创新服务模式、开展个性化信息服务;加大对开放存取信息资源的宣传力度等。
3 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
3.1 研究热点
从关键词频次统计及双向聚类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国内情报学博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热点集中在知识管理与竞争情报、信息服务、用户研究(类1)及信息素养研究四大方面。其中知识管理与竞争情报是近年来情报学持续关注的研究热点，在高频关键词列表中，“知识管理”出现114次，排名第一;“竞争情报”出现99次，排名第三。而且本文发现，随着时间的发展，知识管理的研究内容不断细化，具体到知识组织、知识转移、知识共享等方面。信息服务一直是图书情报学的主要研究领域，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顺应新背景、新技术的发展，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知识服务，满足用户的知识需求。用户研究是图书情报界的永恒主题，用户信息行为作为用户研究的重要领域，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把握用户的信息检索、查询、利用等行为特征，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最终目的也是满足用户需求，提高信息服务的质量。在信息时代，信息素养已成为公民应该具备的一项基本能力，不仅关系到公民个人能否有效地获取和利用所需信息，还决定着全社会公民素质的高低，因而信息素养研究成为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热点是题中应有之意。
3.2 发展趋势
从分析结果来看，我国情报学博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1)偏向应用实践研究。透过热点及“实证研究”“企业”“电子商务”“电子政务”“信息化”等高频关键词，可以发现情报博硕士学学位论文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深入，涵盖图书情报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实践和应用，在计算机科学、管理学、法学，以及商业和政务领域都有研究成果，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日益加深;研究方向更多地开始偏向于情报工作实践与应用，知识管理、竞争情报、信息服务这些热点也可以体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情报学研究者能够与时俱进，积极开展顺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应用型研究。
(2)注重新技术、新媒介的运用。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情报学界正在发生技术性变革，通过“云计算”“数字图书馆”"Web2.0"“本体”“社会网络分析”“数据挖掘”“微博”这些高频词，我们发现学者们在对情报学应用展开研究的同时更加注重新技术、新媒介的运用，并且数字图书馆已经成为图书情报界主要的研究对象，如数字图书馆的知识产权研究、知识组织研究。
(3)知识管理和服务研究成为重中之重。7个热点中的4个都是关于知识管理的，结合高频出现的“知识服务”“信息服务”“个性化服务”等，可见知识管理和服务研究已经成为情报学的研究重点。
若井弥一（2015）认为海外企业的危机管理的内容应该包括海外企业保健、海外企业环境管理、海外企业安全企业管理和安全管理、海外企业事故责任等。Grayson（2016）, Kadison 和 Di Geronimo（2014）认为海外投资企业辅导中心在实践过程中不仅要格外重视企业中严重的政治风险、财务风险事件，而且应还承担起对突发事件介入、控制和善后工作；同时，Grayson（2016）还强调，从企业角度来看，海外投资企业应将阻止当地政治冲突和政治风险，避免引起直接冲突。Studer, Baker 等（2018）通过研究发现，大部分海外投资企业管理者认为企业辅导员在突发事件的各个环节都应承担着主要角色。>>更多管理学博士论文
国外学者认为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有政治风险、金融风险等，特别是目前经济形势不稳定，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研究海外投资风险。目前国际上关于很多关于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管理的理论研究较多，国外的建筑企业风险管理机构重点关注建筑企业风险管理出去之后的盈利，即通过建筑企业运营、资本运动等盈利方式控制风险。
加拿大著名学者Peter（2016）在《Housing Markets and Risk Adjustments in Monetary Union》一文中通过对美国建筑企业产业海外投资风险的周期研究，探讨了不动产投资对策。伯特兰（2017）分析了形成风险的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认为国际资本流动、各国资本市场自由化、金融管制的放松、扭曲的财政政策和服务业鼓励政策是全球建筑企业风险波动的主要因素。由于建筑企业风险管理不能直接带来利润，同时容易被同行效仿，国外建筑企业风险管理就不断探寻新的方式，比如使用中期控制方法和理论进入资本市场拓宽资金渠道。在战略管理高度发达的欧美等地方，建筑企业战略管理也是一种重要的融资方式，在美国现在有80%左右的建筑企业战略管理进行资产证券化。
之所以有如此规模的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两个巨大好处，一是发起人通过分析之后将报告向投资人申请获得资金并且获取服务费，同时也将资产与负债的结构调整的更为合理；二是经过战略分析之后，投资人的汇报时间快，并且收益相对稳定也较高。。2011年以来，英国、印度、巴西等国家联合签约了企业发展战略开放声明，对全球范围内的企业发展战略合作和开放共享进行了商讨，随后，在2014年，加拿大也颁布了开放企业发展战略宪章，规定加国企业发展战略开放政策的具体实施方案。这些不同国家的法律法规都为企业发展战略开放提供了保障和明确的规定，明确了相应主体的责任。
关键词：导师；博士生；培养质量
中图分类号：G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937（2012）02-0052-04
一、问题提出
随着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实施，我国高等院校的博士生人数也大大增加。统计资料显示，2001年全国博士生招生人数为3.2万人，2010年全国博士生招生人数为6.2万人，增长了193.75%[1]。博士生招生人数的不断扩大，在培养更多社会高端人才的同时，也带来另一个问题，即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下降，这体现在博士论文的选题缺乏重大性、前沿性；论文缺乏创新性或创新性不足等[2]。另外，研究生数量的大幅度增加还导致了师生比严重失衡的问题。2001年有报道显示，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比较热门的学科专业，师生比的问题已经很突出，研究生人数往往是导师人数的几倍甚至十几倍[3]。导师对博士生的指导状况如何？导师的指导情况对博士生的培养质量有无影响？本研究将针对这两个问题予以分析和评价。
以往关于导师指导的研究多集中在本科和硕士阶段，对博士阶段的研究比较少。潘艺林、何仁龙等人对上海市某重点大学理工科的博士生导师和博士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在教育质量标准、导师素质及其指导方式、频率和周期等相互关联的许多方面，师生的见解各有异同[4]。牛智有、廖庆喜认为，很多导师由于精力不够而无法对每名博士生都进行细微的指导；同时，为了扩大博导的队伍，有些不具备指导博士生能力的教授也成了博导，很难保证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导师缺乏足够的科研筹资能力，这也是影响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主要原因之一[5]。陈珊、王建梁对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关于博士生导师指导情况的调查进行了研究，分析发现，博士生导师的指导频率影响博士生论文的完成、博士生文章的发表和课堂报告，他们还对如何提高我国博士生导师的指导频率提出了若干建议。[6]
综上所述，导师指导与博士生培养质量具有很大的关系。国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虽然大多是实证调查，但对调查结果的分析不够本土化，说服力不强。所以，本研究在借鉴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借鉴社会学中的互动理论，从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角度分析导师指导与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关系，并针对如何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提出了若干建议。
二、调查概况
本研究所使用的资料主要以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04年10月至11月在中国进行的《研究生学习与生活调查问卷》的数据为主。该调查采用系统抽样方法，抽样范围为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在校博士研究生，主要采用两级分层的方法进行抽样。首先，考虑到我国高等教育地域之间发展不均衡的特点，以地域为初级抽样单位，将抽样地区分为西部、中部和南部，西部抽取一所高校，南部抽取两所高校，中部抽取两所高校。然后，以专业为抽样单位，在各个高校抽取文科和理工科的若干个专业，通过学校管理部门直接发放给博士研究生并回收问卷，共发放问卷1 700份，回收有效问卷1 107份，有效回收率为65.1%，达到了基本的调查标准。
调查对象的性别分布情况为：男性占65.5%、女性占39.5%；学年分布情况为：博士一年级的学生占51.8%、博士二年级的学生占30.0%、博士三年级的学生占18.2%；专业分布情况为：人文学科占22.4%、社会科学占19.4%、教育学占8.1%、理学占32.8%、工学占16.0%、农学占0.3%、艺术类占0.3%。
三、导师指导与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分析
（一）导师的指导情况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指导”可看作指导主体和指导客体互动的过程。博士阶段的师生互动主要体现为导师对博士生的学术指导或双方进行的学术探讨。互动过程可以从互动本身的维度进行分析，即从频度、深度、向度、广度等维度进行考察[7]。结合问卷的问题设置，我们将从导师的指导频率和指导程度这两个层面考察学术互动中导师的影响作用。
1.指导频率
指导频率是指导师在一定时期内与博士生进行互动的次数。如果将接受指导的时间单位分为周、月、年的话，其中以月为时间单位接受指导的人数最多，其次是以周为单位接受指导，但是也有17.9%的导师一年只指导学生几次而已，最严重的情况是7.4%的博士生几乎没有接受指导。从指导频率情况可以看出，大部分博士生还是接受了比较充分的论文指导，只有25.3%的博士生一年接受几次指导或几乎没有接受指导（见表1）。
2.指导程度
指导程度是指导师对博士生论文的指导深度。评价的指标为博士生对导师指导的主观评价，评价越充分就显示导师指导论文的程度越高。就博士生对导师指导的整体评价而言，大部分博士生认为导师的指导比较充分，说明了我国博士生导师的论文指导程度比较高（见表2）。
（二）导师指导与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关系
评价博士生培养质量有多项指标，其中博士生的论文质量和科研能力是考察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两个重要指标。根据问卷设置，我们将博士生学位论文选题、一般和科研能力三项作为评价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主要指标，以此来具体分析导师指导与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关系。
1.导师指导与博士生学位论文的关系
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主要是通过以下阶段完成：选题和开题，围绕论文系统收集和整理文献资料，撰写论文提纲，论文写作，论文评审，论文答辩。选题是完成学位论文的首要环节，根据问卷相关题目，我们主要分析导师指导与博士生选题途径和选题内容的关系。
首先，就博士生学位论文题目的确定而言，79.2%的博士生在学期间开始博士论文的研究，63.9%的博士生在问卷调查时已确定论文题目。博士生的选题途径主要有自己确定、与导师商定、导师确定等。调查结果显示：参与调查的博士生的选题途径比较单一化，即与导师商定的占68.4%，自己确定的仅占15.6%（见表3）。由相关分析可知，导师的指导频率和指导程度与博士生确定学位论文题目的途径存在正相关（见表5）。指导频率越高或指导程度越深，博士生的学位论文题目越容易由导师确定，反之则越容易由自己确定。
其次，就博士生的选题内容而言，大部分博士生的研究领域都与导师的研究领域或课题有关（见表4）。由相关分析可知，导师的指导频率和指导程度与博士生的研究领域存在正相关（见表5），即导师的指导频率越高或指导程度越深，博士生的研究领域与导师的研究领域越密切，反之则越不同。
2.导师指导与博士生一般论文的关系
一般论文是指研究生除学位论文之外发表的文章，它是研究生进行科研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8]，是博士生毕业的一般要求。一般论文的发表质量也是衡量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由交互分析可以看出（见表6），每月接受一、二次指导的博士生中，有71人（40.5%）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刊登过论文，有301人（46.2%）在全国性学术刊物上刊登过论文，有268人（48.9%）在一般学术刊物上刊登过论文。在认为导师指导比较充分的博士生中，有106人（59.9%）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刊登过论文，有383人（57.9%）在全国性学术刊物上刊登过论文，有317人（58.2%）在一般学术刊物上刊登过论文。
其次，就一般论文的质量而言，我们将问卷中“在国外、全国性和一般学术刊物上刊登论文”等几个问题的综合得分操作化为一般论文的得分，能够反映出博士生一般的质量情况。从相关分析看出，一般论文的质量和导师的指导频率和指导程度存在正相关，即导师对博士生的指导频率越大或指导程度越深，博士生发表的一般论文质量就越高（见表7）。
3.导师指导与博士生科研能力的关系
研究生的能力结构按重要性排序，排在前几项的能力依次为：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书面表达能力（即科研能力与创新能力并列，都是研究生能力结构的一部分）[9]。问卷设置中考察博士生科研能力的题目主要包括：第一外语的阅读、写作、听说能力，汉语写作能力，专业知识，知识面，独立思考能力和作为博士研究生的综合素质等几方面指标。
通过相关分析可以看出，导师的指导频率和指导程度与博士生第一外语的写作能力、听说能力存在正相关，导师的指导程度和博士生的专业知识、综合素质存在正相关，即导师的指导频率越高或指导程度越深，博士生第一外语的写作、听说能力越强；导师的指导程度越深，博士生的专业知识和综合素质越高，反之亦然。博士生第一外语的阅读能力、汉语写作能力、知识面、独立思考能力和导师的指导则没有显著的关系（见表8）。
四、结论与建议
由上文分析可知，导师指导与博士生培养质量密切相关。具体表现在，导师的指导频率和指导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和一般论文质量以及科研能力的提高。
（一）目前导师对博士研究生的指导比较充分
在2000年的一项关于导师学术指导的调查中，很多博士生明显表现出对导师指导的不满，有数据显示，42.9%的博士生认为导师的指导“较差”[10]。还有很多学者认为，高校扩招后导师指导的学生过多，势必减少导师对每个学生的指导频率和指导时间[11]。我们通过对博士生导师的指导频率和指导程度的调查，得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研究结果。本研究的结果显示，目前大多数博士研究生对导师的指导比较满意，导师的指导情况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的。首先，导师的指导频率以月为单位的最多，其次是以周为单位，少数博士生一年接受几次指导或几乎没有接受指导。这说明大多数博士生能够每月或每周接受导师有规律的指导。其次，导师的指导程度比较深，调查中认为导师指导比较充分和很充分的博士生比例高达80.6%，只有19.3%的博士生认为导师指导不充分。
（二）导师指导与博士生培养质量密切相关
导师的指导和博士生的培养质量究竟有没有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本研究的结果显示：首先，博士生与导师在现实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互动，这种互动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对博士生的科研活动质量产生重要的影响，间接结果是对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其次，导师的指导直接影响博士生学位论文的选题情况，多数博士生学位论文的选题是和导师商定的，题目或研究领域也大多属于导师的研究领域，并受到导师指导频率和指导程度的影响。再次，导师与博士生的互动频率和互动程度直接影响到博士生的科研质量和科研能力，互动频率越高或互动程度越深，博士生的科研论文质量越高，科研能力越强，反之亦然。
（三）加强导师指导有利于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
互动理论认为，互动频率的高低和互动程度的深浅影响互动质量的好坏，互动频率越高或互动程度越深，互动的效果越好，同时互动双方的依赖程度也越深[12]。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导师对博士生的指导状况显著影响着博士生学位论文方向的确定和对选题的思考、一般论文的发表数量和质量以及科研能力的锻炼和培养；导师对博士生个别指导的频率、程度等也直接关系到博士生科研活动的质量，间接影响到博士生独立探索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调查结果较好地验证了互动理论在师生关系上的应用，为师生互动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事实支持。笔者认为，在加强导师指导的同时，也要注意不要过度，防止博士生由于指导频率过高或程度过深而对导师产生依赖，不利于其独立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综上所述，在适当范围内加强导师的指导，能够更好地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充分体现研究生教育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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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博士生；学术论文；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实施三十年来，我国的博士学位授权单位达到347所，累计为我国培养了33.5万博士，分布在各行各业，成为领军人物和骨干力量［1］。伴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各学位授予单位也更加关注高层次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国内相当一部分高校要求博士研究生在申请学位时，必须取得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科研成果，包括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科研获奖、发明专利等。这其中，又以学术论文为科研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对于这样的要求，有不少业内人士持反对意见，认为导致博士生学习负担较重、学习研究效果下降、博士生在时出现逆向选择以及高校在论文要求改革上的博弈态度等问题［2］。那么是否对博士生发表学术论文的要求已经没有必要甚至必须取消？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的关系？本文试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要求博士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的依据
1、国家规定的授予博士学位的条件中，体现出有关要求的意愿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在第六条中，对于授予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应达到的学术水平描述为：“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各高校针对上述要求，对博士生制定了培养方案：通过课程学习，实现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通过参加科研工作训练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通过发表学术论文并最终撰写学位论文，来证实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中，也提到“申请博士学位人员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有重要著作、发明、发现或发展的，应当向学位授予单位提交有关的出版著作、发明的鉴定或证明书等材料，”并且指出，在经过一定的审核认定程序后，“可以免除部分或全部课程考试。” 这说明，发表学术论文不仅仅是取得了科研成果，同时也反映出博士生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2、发表学术论文可以反映博士生科学研究的理论水平和创造性
申请学位的博士研究生，如何审查其理论水平？国内高校有许多不同的做法。然而仅仅依靠课程考试来检验，显然是不全面的。张光进等人的研究表明：学术论文是理论研究的主要产出形式，其质量的高低基本能够反映学者的理论研究水平［3］。也就是说，通过对博士生发表学术论文的水平进行评价，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进行检验。大家不约而同的选择要求博士生将学术在核心期刊上，也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1)核心期刊在审稿时更重视论文的理论水平和研究前沿；(2)核心期刊所聘请的审稿人均为行业内有一定影响力的专家；(3)核心期刊的发行量相对大一些，拥有更多的关注度和同行业读者。博士生所撰写的学术论文，一定是基于自己正在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提炼而成，如果课题本身缺乏理论研究深度，或者研究内容不是本学科前沿，就很难在高水平的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SCI（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EI（工程索引，The Engineering Index）和 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Index to Scientific & Technical Proceedings）被称为世界三大检索系统，从不同的侧重点收录世界各种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献，包括学术论文。其中，SCI在收录、统计和评价时，也关注论文被引用的频率。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推论：高水平和学科前沿的学术论文将获得更广泛的关注。如果博士生发表的学术论文能够被三大检索（或其中部分）收录，可以认为作为一个科研人员，该博士生的理论研究水平和研究课题的创新性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这也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对研究成果进行评价的比较客观、定量和易操作的指标，在衡量……科研人员学术水平等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1］
3、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有助于学术交流和学术监督
博士生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大多数时间，其学术交流范围是在指导教师和其所处科研团队内部。基于研究课题的不同，部分参与大型课题研究的博士生可以和一些校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而这个范围也非常有限。事实上，科学研究是比较忌讳闭门造车的。长时间局限在自己的思维模式下，容易忽略一些细节问题和反面因素。将自己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公开发表，可以弥补这个缺憾。研究人员会通过阅读大量的与自身从事课题相近的文献来推动和校正自己的研究方式。学术论文在公开发表的同时，也提供了作者的联系方式，为同领域的研究人员搭建了一个交流、沟通甚至合作的桥梁。事实上，相当一部分共同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了合作或者竞争的关系，从而促进了自身的科学研究。学位论文则因为公开的范围有限，公开时课题研究已经基本结束等原因，很难起到同样的作用。
同样的道理，学术论文在众多同领域研究人员的关注之下，也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学术监督作用。常见的学术失范行为如抄袭、剽窃、造假等，都会因为学术论文的高度公开而暴露在阳光下。韩国著名科学家黄禹锡的学术造假行为，最早就是其在高关注度学术期刊的论文中，被发现并揭发的。
二、学术论文与学位论文的关系
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整个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的系统性汇总，学术论文则是这个系统性的科学研究中，创新点的凝练。国内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一般都要求博士学位论文有若干个创新点，并且将这些创新点作为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时的重要关注点。因此，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是相辅相承的关系。高水平的课题研究可以催生若干有创新性的学术论文；优秀学术论文的成果进行优化组合，最终形成高质量的学位论文。学术论文如同各种高性能的芯片，学位论文就是要通过合理高效的电路和电子元件，将这些芯片组合成高性能的计算机。
原中国科协副主席冯长根教授曾撰文，认为“发表学术论文是攻博（科学研究）的有机组成，作为博士生而参与发表学术论文，首先是得到了写作论文的专业技能方面的重要经验，然后你在冠名于所从事的工作方面抢得了先机。”［2］印证了学术论文本身就是学位论文研究工作中的重要内容。
基于上述关系，学术论文的质量完全可以从侧面反映学位论文的水平。笔者在多年的博士学位申请审核工作中，发现评价较高的博士学位论文，都会附带高质量的相关学术论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是目前公认的国内高水平学位论文的代表，其都对应发表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的学术论文。有研究机构通过对1999-2006年12个工学学科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在读期间发表的数量进行了统计，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SCI收录期刊数据来看，电子科学与技术获奖论文人均SCI期刊11.94篇；信息与通讯工程获奖论文人均SCI期刊5.83篇，控制科学与工程获奖论文人均5.2篇，材料科学与工程获奖论文人均SCI期刊11.09篇。［3］这也证明了学术论文的质量完全可以从侧面反映学位论文的水平。
三、矛盾存在的原因
既然发表学术论文对于博士生的科学研究如此天经地义，为什么业内人士对于要求博士生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会有不同的认识？争论的焦点大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认为攻读学位有限的时间和繁重的研究工作之间存在矛盾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显然是将学术论文撰写和博士生的课题研究剥离开来思考的，忽略了发表学术论文和开展攻博课题研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概念。一般情况下，想要撰写高水平学术论文，就必须涉及本学科的前沿课题，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4］刘朝晖在对西南交通大学授予博士学位人员发表学术论文的统计结果表明，攻读博士学位时间超过5年的博士生，不仅人均数有所增加，并且学术论文的国际认可度也有显著的提升。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高水平学术期刊上，从撰写到投稿、审稿和刊登，需要经历较长的一段时间，而国内博士生的正常学习年限一般是3-4年。但是仅仅基于这样的原因就放弃对博士生发表学术论文的要求，显然不太合理。对我校近几年授予学位的博士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就博士生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而言，制定在读期间超过4篇/人的最低控制标准，既不难完成，也很有必要，否则无法从制度上纠正博士生急于毕业拿学位的功利心态。［5］
2、重形式而轻质量的现象普遍存在
目前很多高校仍对博士生发表学术论了硬性的要求，一部分博士生将发表学术论文当成了任务去完成。发表学术论文带着强烈的功利性甚至商业性，着眼于期刊是否被学位授予单位认可，论文刊登的周期是否符合自己申请学位的时间计划，寻找最少的付出和最大的收益，以至于业内曾有极端的观点认为“制定对博士生发表学术论文的要求，相当于将博士学位授予的审核责任转嫁在期刊评委和编辑身上”。这种存在，既不利于博士生潜心研究，也违背了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甚至催生了新形势的学术不端行为。对这种现象的主题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这部分人抱有仅仅是为了拿博士学位这样的思想，被动的进行科学研究。对于这样的博士生，如果取消了学术论文的要求，那么他们投入课题研究的精力会更少，学位论文质量更无从谈起。
3、存在标准一刀切的不合理现象
对博士生及博士学位论文评价系统不完善，没有体现不同学科间的差异。量化的标准更公平且更有可操作性，但是同时也忽略了个性化的评价，忽略了学术论文数量和质量上的区别。不过这个矛盾也并非不能化解，需要各高校结合自身的科学研究特点，制定更加细致、科学、合理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
四、结论和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对博士生发表学术论文的要求是很有必要的。从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博士学位申请者是否达到学位授予要求出发，高校在制定相应的政策时，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1、充分发挥指导教师的作用，引导博士生正确认识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的关系
在进行课题研究中，尊重规律，循序渐进，点滴积累。将学术论文的提炼回归到学位论文研究的过程中。
2、制定完善的学位申请审核和评价体系
对学术论文等科研成果有所要求，但不能仅仅评价学术论文的数量或质量。注重对学位论文本身质量的评价，充分发挥同行专家的把关作用，严格执行学位论文预答辩、评审和答辩制度。笔者所在的高校一直非常重视学位论文的评审，以前对于博士学位论文的双盲评审规定：对于新增学科、新增导师的首届申请学位者和课程成绩有不及格的现象或无硕士学位入学的博士生，在申请学位时，应有6份学位论文进行校外双盲评审；同时，为了鼓励博士生按期毕业，对于超出正常学习年限的博士生也进行6份论文的校外双盲评审；其他学位申请者为2份校外盲审和4份正常评审。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博士生急于毕业的不良心态，不利于博士生系统深入的完成课题研究。因此，学校在近几年改变了学位论文盲审制度，对于有高水平学术论文的博士学位申请者，可以减免双盲评审的份数，同时要求所有的评审专家均应选择校外专家，以此既能激励博士生潜心研究，提炼高水平学术论文，又能保证论文评审环节的把关效果。
3、在上述基础上制定更加细致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
笔者所在高校充分考虑科研获奖、学术专著、发明专利及学术论文的质量关系，并将不同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分为4档，协调科研成果质量和数量的关系，充分考虑学科间的差异，制订了国际知名刊物I档和II档目录，并根据博士点学科分布特色，选取了部分一级学会刊物作为指导性目录，同时关注核心期刊和高水平国际会议的论文。在此基础上，考虑学术的期刊档次，允许博士生分别以1-4篇学术论文达到学位论文答辩的条件，并对科研获奖、学术专著、发明专利的权重做了相应的规定。
博士生撰写学术论文是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必须训练并掌握的基本能力。通过合理的引导和全面且科学的评价，激励博士生摒弃杂念，投身科学研究，是不断提高博士学位授予质量的重要举措之一。
【参考文献】
［1］ 刘延东.在纪念实施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11-2-12.
［2］ 孙莹.评高校对博士生的要求［J］.技术与创新管理，2006(4)71-75.
［3］ 张光进，廖建桥，初浩楠.理论研究水平的非正式认可度研究［J］.科学学研究，2007(5)897-903.
［4］ 张羽.1958-2003年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辽宁大学论文统计与分析［J］.辽宁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32（1）82-85.
［5］ 冯长根.再谈博士生如何夯实成功科研生涯的基础（8）［J］.科技导报，2011.29（15）83.
［6］ 丁澍，陈伟，缪柏其.工科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奖者情况的统计分析［J］.中国高等教育评估，2008(3).33-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