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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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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小论文范文一：海洋经济统计与核算口径的国际比较研究
随着海洋经济的迅速发展，许多沿海国家不断重视海洋经济的发展，进行海洋经济统计与核算是了解海洋经济发展状况十分重要的一环。海洋经济统计与核算是为了了解海洋经济运行状况、研究海洋经济发展并为进一步制定政策法规提供依据。然而，不同口径的统计与核算会影响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与规范性，甚至使统计与核算资料失去可比性。因此，明确海洋经济统计中的口径问题，对于海洋经济统计与核算工作至为重要，有必要对各国海洋经济统计核算口径进行研究，借鉴经验，更好地指导我国海洋经济发展。
【关键词】海洋经济;统计核算;口径;海洋产业
各国的国情不一样，政府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持不同，对海洋经济统计的工作的重视程度也不同，尤其是一些社会制度和背景的不同都会间接影响海洋经济统计核算口径。海洋经济统计核算的口径的不同，导致其产业分类的不同，产业分类的不同，也就有海洋经济统计核算口径的不同。
1、主要沿海国家海洋经济统计核算口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于1952年建立了新中国的政府统计体系，由于没有专门进行海洋经济的统计，海洋经济的统计主要集中于海洋渔业、海盐业、海洋运输业等传统海洋产业。经过充分调查和研究之后，新成立的国家海洋局于1990年制定了《全国海洋统计指标体系及指标解释》，1999年12月22日，国家海洋局发布了我国海洋领域的第一个行业标准《海洋经济统计分类与代码》(HY/T052-1999)，2006年2月14日，国家海洋局发布了《沿海行政区域分类与代码》(HY/T094-2006)行业标准。2006年12月29日，由国家海洋局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与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GB/T207942006)，海洋经济统计核算行业主要包括海洋渔业、海洋石油与天然气业、海洋矿业、海洋盐业、海洋化工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电力业、海水利用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海洋相关产业等。目前，按照国家标准《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标准，我国海洋经济统计包括2个门类、28个大类、107个中类、380个小类，涉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个门类、70个大类、172个中类、313个小类。我国海洋经济统计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形成了相对统一和规范化的参考口径。美国的海洋经济较发达，美国海洋经济的统计工作开展也比较早。在1974年，美国经济分析局就开始了海洋经济研究并提出海洋GDP(即海洋生产总值GOP)的概念及其计算方法。当时美国经济分析局运用1972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对海洋生产总值(GOP)的产出进行估算。在1980年和1988年，美国商业研究院对这种核算方法进行了修正，分别对1977年和1987年的美国海洋生产总值进行了核算。2000年，美国开始全国海洋经济计划研究，根据美国全国海洋经济计划的计量方法，海洋经济主要由12个部门组成，包括海洋建筑业、海洋生物资源业、海洋矿产业、海洋船舶制造业、滨海旅游和休闲娱乐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沿岸和近岸区房地产开发、海洋科学、海洋研究和技术研发活动、海洋保险和金融业、海洋工程与设计、海岸带海洋能源生产等。目前，美国海洋经济统计核算主要涉及6大海洋经济产业，包括海岸带建设、生物资源、离岸开采业、船舶建造、旅游和休闲、海上运输，其他六个部门方面的数据不是十分健全。
海洋建筑业主要包括涉海建筑业，海洋生物资源业主要包括渔业孵化和水产养殖、捕捞和海产品加工，海洋矿产业主要包括石灰石、砂石和沙硕、石油天然气勘探和生产，海洋船舶制造业主要包括游艇制造、船舶制造和船舶销售，滨海旅游和休闲娱乐业主要包括餐饮、旅馆和住宿、码头、游艇泊位和露营场所、水上景点旅游、运动商品、娱乐休闲服务，海洋交通运输业主要包括动物园和水族馆、海洋货运、海洋客运、海洋交通运输服务、搜救和导航设备、仓储等。美国的海洋经济统计核算口径非常的健全，海洋经济统计核算理论和方法也十分的先进，值得我们去借鉴学习。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海洋国家，海洋经济对澳大利亚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政府十分重视海洋经济统计核算。1997年，澳大利亚政府制定了《海洋产业发展战略》，把海洋产业分为四类:海洋资源性产业(海洋石油和天然气业、海洋渔业、海洋药物、海水养殖和海底采矿业)、海洋系统设计与建造业(船舶设计、建造和维修、近海工程和海岸工程)、海上作业和航运业(海上运输系统、漂浮和固定海洋结构物的安装、潜水作业、疏浚和倾废)、海洋有关设备与服务业(制造业、海洋电子和仪器仪表及咨询公司、机械、通信、导航系统、专业软件、决策支持工具、海洋研究、海洋勘探和环境监测)。
在2008年，澳大利亚海洋经济统计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还是8个产业，主要包括商业渔业与水产养殖业，休闲渔业，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和加工，其他资源勘探，海洋船舶制造业和设备维护、服务和基础设施，海洋旅游业，水路交通和水路交通服务，海洋环境管理，这些产业都能获得统计的基本数据。澳大利亚由于所处的位置的特殊性，政府更侧重于对海洋统计核算的各个行业分别统计，行业分类较少，适用于本国海洋经济统计核算。日本是一个岛国，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制定了海洋产业的发展规划，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日本的《海洋产业调查研究报告》，调查研究报告显示，把海洋产业分为三类(A类、B类、C类):A类产业主要是发生在海上的产业活动，也包括发生在水中、海底和底土的活动，如渔业、航运业、油气开发、拖船业、矿物、污染防治、海洋工程建筑等;B类产业主要是为A类产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产业活动，如造船、电子产品制造、钢铁等，这些产业并非发生在海里，而是发生在陆地上;C类产业的产品是由A类产业提供的，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如水产品加工业、海洋贸易活动、海洋化工业等，这些产业购买并接受A类海洋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产品。日本海洋经济统计核算更加注重整体性的统计核算，对于海洋整体产业链的发展十分的重视，这一点对于海洋经济协同发展具有很大的作用。
2、主要沿海国家海洋统计核算口径比较
世界各国海洋经济统计口径各有特点，基本上全面反映了本国的海洋经济统计发展的基本国情。在统计口径上是存在差异的有以下几点:
(1)各国海洋经济统计分类标准不同。由于各国海洋经济理论基础不同，相关的海洋经济定义也不一样，因此，海洋产业分类标准也不一样，目前国际上还没有统一的海洋经济统计分类标准。
(2)各国海洋经济统计范围不同。各国海洋经济统计范围具有差异性，即使同一个产业，其中所包含的内容也不一样。
(3)各国海洋经济统计数据可获性不同。与其他各国相比，我国海洋经济统计主要依托于由国务院20余个涉海部委和11个沿海地区的相关部门组成海洋经济统计信息网，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有待商榷。
3、结语
通过对比研究发现，我国的海洋经济统计核算还有许多不足之处，统计核算口径应该借鉴外国的海洋经济统计口径的优点，如美国统计核算更加全面，日本海洋经济统计核算更加注重整体，再结合我国的海洋经济统计发展的特点，形成适用于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统计口径，更好地反映我国的海洋经济发展的情况。
【参考文献】
[1]国家海洋局.GB/T20794-2006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S].中国标准出版社，2006
[2]殷克东，卫梦星，孟昭苏.世界主要海洋强国的发展战略与演变[J].经济师，2009(4)
[3]刘建，李双建.世界主要沿海国家海洋规划发展对我国的启示[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1(3)
[4]董伟.美国海洋经济相关理论和方法[J].海洋信息，2005(4)
经济发展小论文范文二：会展业发展与城市经济发展关联性
摘要：本文根据会展业的性质及功能，阐述城市在飞速发展的进程中，以直辖市重庆为例，分析了会展业与城市经济的互动发展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积极作用，旨在助推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跨越。
关键词：会展业;互动效应;城市经济
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迅速发展，会展业也兴起了会展经济与其自身的产业，如今会展业被誉为城市面包，随着会展业的不断发展，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贸易投资额，物流与交通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的发展、并且促进城市产业的联动效益，增加城市的就业力度，塑造城市品牌形象与增加城市的美誉度。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对会展业的发展具有保障作用，从而促进会展业健康持续发展。
一、重庆会展业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加快招商引资、促进贸易经济发展
长期以来，对外贸易的结构粗放式发展一直制约着重庆贸易发展。这种贸易增长方式严重违反了客观规律的，但是随着重庆市内的会议、节事与展会的举办不仅能有利于企业加大对城市招商引资等项目的投入，且能够为重庆城市的整体贸易结构改善作出强有力的推动。随着重庆会展行业的崛起为重庆多数的进出口贸易企业、城市招商引资项目搭建了稳健的平台。会展业通过低成本来促进出口金额的增加。在会展活动的举办同时，有助于加深城市与国内外商界断交流与合作，在展会举办的过程中，也不断为城市带来招商引资的项目，进而加快重庆城市经济建设，进而为城市带来大量的投资贸易项目，推动举办城市经济不断发展。
(二)加快产业发展、增强联动经济效益
在重庆举办展览、会议、节事的同时，除了对展览组织者、参与者的效益之外也在拉动整个城市的相关产业不断随之发展。会展行业能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集聚起各地人流、物流、信息流，并且在会展活动举办的同时，为会展活动举办地的交通住宿、旅游经济、零售贸易、外贸投资等现代服务行业与第三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强力的促进与拉动作用。此外，会展业通过关联与扩散城市产业效应，一并推动城市会展产业结构的发展向资源、技术型相关产业方向发展，使城市会展的相关产业结构合理且健康持续的发展，最终推动整个城市经济建设。例如，在重庆举行的渝洽会，每年都会吸引近万人次集聚重庆，给整个城市的交通住宿、餐饮服务、旅游经现代服务相关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效益，也增加了会展城市的就业机会。
(三)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城市稳定发展
随着会展行业的不断兴起，会展业在不断发展过程的同时也对相关人员的需求不断上升。为城市增加了就业机会并且缓解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就业方面压力的问题。由于会展行业带来的综合效应，会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不断发展，同时增加大量的相关就业机会，从而缓解城市在就业方面的压力，稳定社会发展。会展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工作职位。近年来一直在大力发展会展经济，同时也提供了近万个就业机会，以重庆为例，据统计，在重庆会展展览面积最大、相关设施最具完善的展览场馆-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与在渝北区建成并投入运行后，每年就提供的就业机会就有1万多个，重庆的就业压力已经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缓解。
(四)塑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的美誉度
会展行业作为一个关联性与综合性极强的朝阳产业，能带动交通住宿、餐饮零售、旅游广告等相关产业的综合发展。因此，会展行业是一个城市展示其品牌形象与塑造城市美誉度的重要手段。另外，会展行业素有都市名片的美誉，代表了会展行业是城市展示其形象、塑造品牌的途径段，同时也为城市的信息技术与经济合作搭建了一座桥梁。因此，举办地通过各种规模、层次的展览会议及节事等会展活动的同时，国内外参与会展活动的人可以通过参与主题鲜明创新独特的会展活动加深对该城市的了解和认识，他们都可以对会展活动举办地的城市形象，向其他人做一次免费的宣传与推广，增强城市自身的特色和吸引力。在此过程中能够提高该城市在国内外的声誉与其自身的地位，促进该城市城市品牌化的发展。
二、城市经济发展对会展业提供发展基础和动力
城市的经济也为会展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发展基础和动力。城市的经济为会展行业的星期提供了产业制成的基础，同时，城市的现代服务行业以及第三产业的崛起会展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对城市周边的相关产业依赖性极强,它必须以相关产业发展为基础,并对产业进行集中的展示。
(一)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产业基础
一座城市特有的标志与功能性的产业的活动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依托，同时，会展行业的发展与进步也是依托城市经济中相关产业的完备与兴起。随着重庆城市的规模不断加大、城市功能与城市角色的不断演变，重庆的会展行业在重庆市的地位与角色也越来越重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功能与产业结构也不断完善，已经完成了从第二产业的工业、轻工业、制造业等产业向第三产业现代服务业与第二产业工业制造业相结合发展的走向，与此同时，这一走向也为会展行业的发展在一座城市中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产业基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会展行业这一产业的发展也为企业之间、政府组织之间搭建了一个信息交流、贸易投资的先进而便捷的平台。
(二)现代服务业催生会展业发展
现代城市的相关服务功能的完善与发展直接或间接的催生了现代的会展经济产业，同时，现代城市的经济发展业逐渐提高会展经济的整体运行标准与质量。城市的稳步发展会让会展行业较为容易的获得优质的相关资源。要想把会展经济发展好，对城市相关厚实的经济基础与势力要求较高，另外还需具备完善的相关设施，现代化的会展设施建设，精美的城市品牌形象与丰富的物质文化资源、发达的服务业，高效的部门管理水平等。具备与晚上了上述的条件后，会展业与会展市场才能逐步建立起自身的体系并稳步的发展。会展行业在同时聚集了巨大的信息技术、商品和人流等相关资源，各行各业也会在会展活动中取得相关优势，以促成会展行业优化配置资源，会展城市综合竞争力也会提高。
(三)城市产业专业丰富会展内容
城市的经济发展，与其自身的产业体系发展有着密不可分联系，城市的经济是在发展会过程中自身不断形成了一套体系。在城市产业体系不断发展形成的过程中，其经济的容量也逐渐充实起来，产业的发展与竞争也就促使着各个产业向着高端、专业方向的趋势发展。同时，这一趋势促使着城市经济产业开始形成分工化与专业化，从而涌现出了现代城市的各类的专业且具有特色的会展活动。随着新技术与新产品的出现,不仅不断的丰富了会展活动的内容,而且还推动了城市经济的产业格局的发展与转型。重庆的会展活动就有着这一鲜明的特点，就是其举办的最具特色的会展活动大多是依托重庆地区及其城市周边的特色资源发展起来的，如重庆一年一届的中国火锅产业博览会暨万人火锅节、重庆草莓音乐节、渝恰会、渝交会等，这些会展活动都是依据重庆当地的特色以及城市的产业专业化与分工化发展壮大起来的。
(四)城市产业国际化提升知名度
会展行业是一个城市的都市名片，是城市对外交流的窗口。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会直接影响着一个会展活动的影响力度和国内外知名程度。同时，会展活动的知名度与城市发展的国际化程度将不断的同步前近。一个城市相关产业发展的国际化程度,对提升会展活动的国内外影响力以及知名化程度都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反言之,在如今社会，不断随之开放的经济发展体系建设之下,经济建设发展一体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潮流趋势,通过会展行业特别是专业化及国际化的会展活动,将各个地区人流集聚到一个城市中来,不仅会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交流,也会加强地区之间的文化经济交流与传播，也有助于举办地城市不断努力来打造举办自己的城市形象,使自身国际影响力和当地会展活动的国际化程度不断加强,从而产生良好的互动效应。
三、结语
总之，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与会展业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会展业的发展为城市拉动贸易投资额，增加就业，完善产业基础，而城市经济为会展业提供了产业支撑基础，现代服务业催生了会展行业，城市的经济发展也为会展活动的知名度做出了贡献。两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参考文献：
[1]李进军.经济转型背景下会展业关联城市发展研究[J].四川旅游学院学报,2015(2):30-31.
[2]赵驹.会展业促进经济发展的原理与途径[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12(2):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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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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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分析了领导者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首先，结合组织行为学的研究和区域经济问题的实际，确定了区域经济领导者的概念。其次，通过中外的大量案例，实证了领导者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最后，利用多个相关理论对领导者促进区域经济的作用进行了机理的分析。
区域经济，是当前热门的问题。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践界，都日益关注谋求经济发展的区域行为。一个区域的经济如何实现发展，不同的学科都给出了有益的建议，主流方法很多都来自于区域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这里，我们将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即领导者的角度，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进行分析，探索领导者对于区域经济的贡献。
1领导者的概念与理论
理解领导者(leader)，先要理解领导(leadership)。而在学术界，关于领导的定义一直没有得到完全的统一。孔茨认为，领导是影响人们心甘情愿的和满怀热情的为实现群体目标而努力的艺术或过程。特纳认为，领导似乎影响人们自动为实现团体目标而努力的一种行为。戴维斯认为，领导是一种说服他人热心于一定目标的能力。从这些定义我们可以到看，虽然定义表述并不统一，但领导的含义却是得到比较普遍认同的，即“指引和影响”、“组织成员”、“实现组织目标”。因此，领导者可以理解成为通过影响成员带领组织实现目标的个人或群体。
虽然主要基于组织行为学，但领导者的研究显然扩散到了众多管理学的相关领域。在具体的组织问题研究中，实际上领导者具有了另一重含义，即组织的管理者。虽然这两个概念被不少学者认为存在学术上的差异，但在很多实际情况下，以及很多实证主义学者的研究中，这两个概念往往是不太容易区分的(盂建平，霍国庆，2007)。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也表示，“各个领导集团即各种机构的管理人员也必须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必须深入思考他们所处社会的价值观、信念和承诺，必须在完成其机构的特殊而有限的使命以外，承担起领导的责任”，并“为了达到本机构必须做出的成果而组织资源”。因此，我们常将两者合一，从而得到领导者更加宽泛的概念，即“组织中或群体中的最高管理者，其担负着指引组织或群体的发展方向和路径、思考和制定目标、安排结构和资源等重要使命，对组织或群体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结合我们所研究的区域经济问题，按照领导者的概念进行扩展，我们会很容易得到区域经济领导者的概念——即区域政府。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区域政府都担负着规划区域经济、制定竞争规则等重要使命，即“引导和影响”着区域内的企业个体。而且，在中国的经济模式当中，政府还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起到不容忽视的资源分配者的角色。这些都决定了在区域经济问题中，区域政府——国家政府或地方政府，是我们所提及的领导者。这个领导者未必是具体的某个个体，而是代表决策权力和决策职能的区域政府的经济决策阶层。
2领导者促进区域经济的实证
从现实来看，领导者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能够引起区域内经济发展的质变。中外古今，大量的案例都印证了这个观点。早在2300多年前，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商鞅被秦孝公拜为国相，在秦国推行一系列的变法措施。在经济方面，商鞅通过“开阡陌”、“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等措施，大力发展封建经济，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商鞅变法之前经济还落后于关东各大国的秦国，凭借着优秀的领导者商鞅和秦孝公的作用，一跃成为实力强国，奠定了日后统一中国的坚实经济和物质基础。历史上经济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等，无不是贤明的国家领导者的主导，不论是发展政策的制定、重要人事的安排、还是资源的开发与分配。一时间，政通人和，人才辈出，国库充盈，百姓富足。放眼海外，彼得大帝之前的俄国，是落后当时西方几百年、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之国。但在彼得大帝的领导之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有的落后的农奴制，国家繁荣富强，俄罗斯也一跃成为欧洲的列强之一。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日本的明治维新时代，也都是优秀领导者和领导集体所作用的区域经济高速发展的案例。
进入现代经济世界，领导者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案例仍然是不胜枚举。不论是微观的村镇，还是中观的省市，还是宏观的国家与地区，其快速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领导者的作用。
我国河南省的，在改革开放前是一个人多地少的贫困村，也没有什么地下矿产资源。村长王宏斌上任后，积极思考，勇于开拓，确定了围绕农业办工业的发展思路。办工厂遇缺乏资金时，王宏斌及村委们主动带头筹集资金；产业实现盈利时，王宏斌又以身作则，树立了艰苦奋斗、公平道德的经营作风。在王宏斌的带领下，人以面粉厂、砖瓦厂等起家，时至今日已形成了农工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格局，兴建食品、农业生态旅游、医药、电器、钢铁五大工业园，年产值突破16亿元。
在发展中国家印度，班加罗尔地区如今已成为世界著名的计算机软件中心之一。从上世纪90年代起，当地政府就致力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人力资源的培养、投资和税收政策的制定，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和发展的环境。努力的结果，是班加罗尔地区计算机软件业的飞速发展，以IBM、英特尔、思科为首的国际著名IT企业都已经或将在班加罗尔地区设立实验室和软件研发中心。这些努力不仅促进了印度当地经济，更培养了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英语化IT技术人员，其带动效用和扩散效应是无法计算的。
至于国家层面，中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第二代领导者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进行了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实现了连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令全世界震惊的经济发展成就。
有成功的领导者，就有失败的领导者。两相比较，不称职的领导者非但不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还会阻碍区域经济发展的步伐。我国台湾地区的前行政长官执政期间，用人唯亲、贪腐成风、施政无能，台湾地区经济一片凋敝。昔日“四小龙”中表现最为优异的宝岛，已是多项经济指标严重下滑，位列“四小龙”之末，不复往日风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创造了美国经济过去30年以来最好的成绩，但继任者小布什任内的短短数年，美国经济不仅没能保持快速增长，反而停滞不前，发生了规模空前的次贷危机，面临相当大的衰退风险。正如格林斯潘等经济学家所指出的，美国总统小布什难辞其咎。
3领导者促进区域经济的理论机理
领导者对于区域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具有现实上大量案例的印证，同时也得到了详尽的理论解释。具体的来看，领导者对于区域经济的重要作用是通过以下一些机制来实现的。
首先，领导者担负着资源发掘、筹集和配置的重要职能，制约着资源的拥有量、变化量和利用效率。一是利用区域内的自然资源和禀赋，如的王宏斌利用农业资源来办工业。二是吸引外来资源，如班加罗尔地区的吸引IT技术和资金投资。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开发和培养区域内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才是现代知识经济中最为重要的资源。
其次，领导者的观念，是区域发展体制的重要形成渊源。组织行为学的理论已经揭示，领导者作为组织价值观的倡导者和榜样，其观念会影响组织其他成员，进而影响组织文化。区域领导者面向未来、勇于开拓，则区域发展观念和体制将会生机勃勃，与时俱进；若是区域领导者思想陈旧、固步自封，则区域发展观念和体制就会趋向于保守和封闭，错失发展良机。
还有，领导者作为引导前进方向的领路人，其发展观将直接影响区域的发展方式。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提倡科学的发展观，绿色型发展，持续性发展，是当前区域发展的常见主题。但这种发展方式能否实现，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领导者。如果领导
而且，领导者同时还是组织最高决策者，负责组织战略的制定。因此区域发展战略也是领导者所最终决策拍板的。与决策相关的理论与学科都广为接受的一点，就是决策不是完全客观的产物，而是受到人主观判断和倾向性影响的。也就是说，区域的发展战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为制定的结果。这个战略的优秀与否，不仅受到领导者及其决策集团分析能力、决策信息与知识、以及主观倾向性的制约。
最后，领导者也影响着区域发展的环境因素，尤其是内部的软环境。这方面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参照新制度经济学。包括政策和制度的软环境，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与其领导者具有密切的关系。领导者是软环境的主要缔造者，这个在前面已经做了详尽的分析。另一方面，领导者也是软环境的主要执行者和维护者，这同样影响甚至决定着软环境。典型的比如东南亚的“软政权”现象，即便其缔造者是西方的思想家，在不称职的领导者的执行和修正下，同样丧失了其固有的先进性。
[关键词]体育产业；奥运经济；新产业经济
一、奥运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奥运经济”一词产生于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之后，是尤伯罗斯通过商业运作把奥运会办成了赚钱的活动的衍生物。奥运经济是指奥运会主办国组委会的直接效益，即电视转播权销售，指定赞助商的赞助和门票收入，以及对主办国其他行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巨大诱发效益的总称。中国著名企业形象策划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一莫斯科”奥运宣传万里行活动总策划陈放先生认为，如果把奥运经济仅仅理解为组委会的直接收入，那就太狭义了，关键是它的“间接效应”和“精神效应”。因此，奥运会的“直接收益”是奥运经济的基础，而“间接效应”、“精神效应”才是做大“奥运经济”的根本。
我们知道，日本作为第2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在20世纪50年代国力窘迫，民不聊生。正是由于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举办，使日本的通讯、卫星、汽车等工业得到巨大发展。日本的经济复苏，GDP由奥运前的年增长10.1%猛增到奥运会后的26.1%，带动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被称作“奥林匹克景气”。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奥运经济”的全面成功，开创了奥林匹克事业的里程碑，自此以后历届主办国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利润，拉动了地区经济的增长，使奥运经济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见下表)。
承办奥运会不仅会对主办国、主办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而且对带动主办国体育产业成长也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首先，从举办过奥运会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汉城和巴塞罗那以及悉尼奥运会后，举办国的体育产业都获得了长足发展，韩国、西班牙和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体育产业强国。韩国从1988-1999年，每年体育产业从不足30亿美元增加到90.4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8%，年增长速度为12%。在澳大利亚，据澳大利亚体育联合会调查，在取得主办权后，1995年至1996年，澳大利亚全国体育产业总值占GDP的0.6%；1998年，这一数字上升到GDP的1%，在113个产业行业中居第25位。到了1999年，即奥运会举办的前一年，澳大利亚的体育产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例上升到接近3%，在世界各国中居于榜首。奥运会为澳大利亚的体育产业带来了持续发展的契机。反观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现状，2003年我国体育产业占GDP比重不到0.3%，即使北京也只有1.6%，发展空间巨大。
其次，新世纪中国经济步入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在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的新时期，资本效率和劳动效率都比较高的第三产业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源动力，经济结构调整表现出产业结构轻型化、娱乐化的市场化趋势。而体育是以人为本，追求生活品位和质量的文化活动，是代表激情、力量、健康、愉悦、时尚的文化符号。体育的这种品质和象征意义，在商品短缺的计划经济时代，缺乏市场价值和经济学意义，但是在买方市场和通货紧缩几乎成为经济运行常态的竞争性市场经济时代，它就成为一种极具开发价值的经济资源。体育与经济的互动、融合，由此也就有了实际的接口。
最后，从奥运经济本身运行规律来看，一方面，奥运会为国内企业提供了多种参与体育营销的选择机会，其中既有适合具备相当实力企业的国际顶级合作伙伴、赞助商、供应商的赞助计划，也有适合中小企业的特许权经营计划；另一方面，以往举办奥运会的经验表明，所谓奥运后期出现的“低谷效应”克服的关键在于举办国能否借助奥运发展起本国体育产业，扩大国内体育消费品的有效供给，唯此才能充分利用奥运期间急剧扩张的体育基础设施，满足举办期间由于奥运会刺激起来的国民对体育商品的需求。因此，近几届奥运会主办国家都把加速发展本国体育产业作为奥运经济的重要政策目标。
二、我国体育产业化的现状
体育产业是指围绕体育或由体育引出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是一种利用体育自身功能及辐射作用创造价值的产业，是为社会提供体育产品的经济活动的集合。体育产业包括健身娱乐业、体育广告业、体育博彩业、体育用品业、体育竞赛转播销售业等等。
1.我国的体育产业现在仍处于自发与过渡阶段，还未适应整体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体育产业作为现代经济的新形式，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阳光产业”。与国外相当成熟的体育产业相比，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尚处于幼稚期，体育自身的价值潜力和优势尚未充分发挥，体育产业的支柱性产业主体尚未形成，体育产业的本体化开发还有待加强，体育产业工作还远远不能适应新时期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经过10余年的发展，我国的体育产业已初具规模，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现阶段，体育健身娱乐市场是体育主体市场之一，我国的体育用品市场、体育健身娱乐市场和体育彩票市场发展已经相对成熟。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长，体育竞赛表演市场、体育培训市场、体育无形资产市场已具雏形。对于体育中介市场、体育旅游业和体育保险业而言，体育产业仍然比较落后。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真正从事体育中介工作的机构和人员并不多，尚待进一步培育和发展；体育旅游也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开始出现市场需求；体育保险业尚属于概念市场阶段，有待在今后工作中逐步地加以开发。在大型体育设施建设方面，各种大型体育比赛场馆仍然需要依靠财政拨款才能维持日常的运行，随着财政对体育场馆的拨款逐年减少，迫使体育场馆不得不走向市场，向市场要效益。
2.制约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体制、经营机制和传统观念。在市场经济主导整个经济体制的大环境里，我国的体育产业仍裹足不前，经营机制受制于相对滞后的政策、法规是一大主要原因。这不仅造成了一批企业产权不清、资源浪费，甚至滋生了腐败现象。事实上，体育产业不见得比房地产业的开发难度大，关键在于其还没有获得像房地产业那样灵活健全的经营机制。配套体制、机制的健全是体育产业全面提升的动力源。
中国体育的福利性质也是制约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国民对健身的需求如运动场地、锻炼器材主要是依赖各级政府的不断投入，健身的福利性质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大家还缺乏自觉的健身消费观，个人健身消费费用远不如其他娱乐性消费费用。我国目前的体育消费人口比例尚不足30%，人口消费增量就是体育产业最大的市场潜力。因此，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人们的体育健身消费观念也将得到极大的转变。
3.面对国际化机遇，国内企业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不足。2001年中国申奥成功，国内掀起了极大的体育热，这给国内体育产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赋予了我国企业一个展示民族品牌形象的大舞台。然而，这股热潮未能持续多久，因为奥运会的相关规定对我国的民族品牌有着很大的制约，最大的制约就是国际单项组织的认定。按照这一规定，我国自有产品大多没有取得资质认定。另一个制约因素是资金，企业需要充足的资本和很大的市场操纵能力才能获得开发每个项目的权利。此外，我国奥运会的组织机构是一个政府领导下的事业机构，在这种体制下，讨论最集中的就是“如何进入奥运市场，奥运这块蛋糕由谁来切?怎么切?”这使许多企业很茫然。
三、以奥运经济发展为契机，转变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模式
有效需求的存在是最强劲的生产力，奥运会带来的市场空间的剧烈膨胀，创造的需求无疑是十分有效的。人们易变的需求产生更多更丰富的变化，这些不断变化的需求就是市场，抓住这些变化就抓住了商机。同时，有意识地开发相应的配套产业或服务的过程，就是在挖掘和创造新的商机，“面对2008年奥运会，就面对着2800亿元的奥运会投资。”为举办2008年奥运会，我国政府部门将陆续投人2800亿元，其中有18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北京近10年GDP的年增长率平均为10%。申奥成功促使在此基础上每年再增加2至4个百分点，并创造3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高经济投人对北京以至全国的各行各业的发展必将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首先，城市设施的大力发展将会给相关的行业带来众多的机会和丰厚的利润。从近几届奥运会举办城市的经验看，举办城市和国际奥委会都十分重视奥运设施的长期利用。从机场、火车站、城市道路、电信系统、新闻中心这些大型基础设施到比赛训练馆、奥运村及其他辅助设施等中小型建设项目，对于相关行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蛋糕”。
体育产业发展在我国还不成熟，但却蕴涵着一个极大的市场。随着奥运会的举办，必将带动国内的体育健身活动的蓬勃发展。因此，无论是比赛的场馆、健身中心所需的各种设施、体育器材用品，还是国际惯例的体育经纪人、活动的冠名权等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迎接奥运之前，北京奥运会场馆的建设需投人大量的体育设施，需要大量的体育器材，企业如果将自己的产品推向奥运，不仅可以赚取一笔不小的奥运钱，还提升了产品形象，使产品从此走向国际。国外有走遍世界的耐克运动鞋，中国的李宁牌运动服、双星运动鞋能否成为世界的知名品牌也许北京奥运会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奥运会是国际最为重要的体育赛事，举办奥运会对一个国家体育产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的体育产业发展模式亟待转变。为此，应着重解决好以下5个方面的问题。
1.加速体育产业与资本市场的融合。我国目前的体育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政府管理型”，体育经费的来源是“行政拨款型”。这无疑限制了体育产业的发展。要从根本上解决体育产业化经费不足的问题，必须开拓思路，将体育产业与资本市场对接，让体育产业进入资本市场，让更多的体育企业上市融资，形成一定规模的体育资本，从而提高体育产业的融资能力。
2.重视认证工作，大力开拓市场。虽然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发展很快，但真正属于国际品牌的却寥若晨星。在九运会上，自行车、皮划艇、射击等体育项目的高档器材全部是进口的，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体育企业的悲哀。面对奥运会庞大的市场份额和众多跨国产业集团的竞争压力，中国体育用品企业必须推出自己的民族品牌，力争较大的市场份额。当今国内不少企业的产品质量上乘，但由于未得到相关国际体育专业委员会的认证，难以走出国门，甚至连国内举办的国际赛事也无缘进入。
3.强化品牌意识，扩大国际影响。至今为止，纵观我国所举办的一系列的冠以“国际”字样的“节”，如大连国际服装艺术节、上海国际文化艺术节、青岛国际啤酒节、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等，由于其本身受各方面因素所局限，如国际影响力、赞助资金等的约束和影响，以致没能真正起到将中国推向世界的目的。而举办奥运会，则大大超越了平常意义上的赞质，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机会，这个机会不仅对北京是至关重要的，对企业也是如此。
要带动国内企业由产品经营向品牌经营转变。国外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普遍认为，电视改变了体育运动，媒体在体育运动中的作用日益重要。通过奥运会电视转播，全世界40亿左右的观众将会实时收看，这对举办国扩大影响，树立“国家品牌”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可使本国企业借助奥林匹克市场营销计划，推广企业形象和品牌。悉尼奥运会共有106家企业成为各类赞助商，其中绝大多数为本国公司。他们正是借助奥运会的巨大传播力使自己的企业和产品品牌具有了国际影响。
4.加强人才培养。在加入WTO的前提下，举办奥运需要一大批既懂体育专业、法律，又懂经济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体育产业也必须大力发展这方面的人才。我国的体育市场还很不成熟，这方面的人才还相当匮乏，要使我们的体育产业走向世界，加大人才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体育院校和综合大学要利用各自的优势，有重点地转移培养方向，从学科设置上进行改革，加大经济、法律的课程设置，向有关部门输送合格人才。同时，在引进人才上应该市场化，将各类优秀的专业人才吸纳到体育产业中来，提高体育产业人才的素质。
5.提高市场意识，搞好奥运营销。要借助奥运会这一契机，加大体育营销力度，以寻求更多赞助商加盟，增加体育产业的产值。我国已提出了“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的概念。国际奥委会也有专门的营销计划，即著名的“TOP”计划、营销许可证业务等。应通过奥运会的举办，系统总结我国体育营销方面的经验，继往开来。国内企业也应充分意识到体育产业的市场潜力，设法加强消费者与体育及产品品牌间的互动关系，让人们在物质及精神层面上获得双重满足。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应综合考虑两种战略的结合，认真研究两种战略的融合与协调问题，从而使两种互为支持、互为依赖的战略都能产生最大的效益，实现两者的双赢，把我国的体育事业推向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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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1940年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经济学”这个术语，并根据这一思想写出了《中国经济原论》(后修订本改名《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应当说，无论是从提出“中国经济学”的初衷，还是从《中国经济原论》的思想，或是从经济学本身的学科性质来看，探讨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国经济学”，都具有特定的固有涵义。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开展相关讨论以来的有关文献看，关于“中国经济学”有两种对立的看法，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为“少数派”；主张建立“中国经济学”的是“多数派”。赞成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多数派”，相同点是都主张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出发进行基本理论的创新，实现经济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不同点是对“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理解，有“窄派”和“宽派”两种观点。以刘诗白、洪银兴为代表的“窄派”认为，“中国经济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以于光远、谷书堂为代表的“宽派”则认为，“中国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所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中国现阶段，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究竟有没有以及需不需要“中国经济学”呢?
事物具有个性。每个国家的经济问题，都具有不同于其它国家的差异性。“任何一个社会，它的自然条件，从而它的历史条件，不能与其他社会恰好一致。”但并不是存在差异就需要建立国别经济学。王亚南认为，发达的法国、德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经济发展有一定特殊性，也有在理论上总结的必要，“但从整个经济学的世界性一般性上讲，它们却格外显得破碎支离，从而，把它们在对英国经济理论的对立意义上，冠以国别的，或有‘德国的’，‘奥国的’，‘美国的’形容词，那不但对其现实的一般妥当性，无何等益助，且反而表现那都不过是资本制经济在它各发展阶段，在个别国家特殊条件下的有局限性的意见而已。”王亚南进一步指出，只有一国的经济形态在质上具有特殊的规定性，只研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难以深入地把握问题的实质时，国别的经济研究才能形成独立的经济学。
中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任何国家市场经济建设的条件、过程、目的等，在本质上都是不同的。特殊性之一，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历史文化、自然环境、资源状况等客观情况，与其它国家有根本性的区别；特殊性之二，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既要破除计划经济又要建立市场经济，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特殊性之三，虽然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也已有10余年，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相当低，发展也极不平衡；特殊性之四，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是公有制占主导的市场经济，所有制结构、利益分配方式、宏观调控方式等，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相比都是特质的。
因此，中国目前需要且应当建立“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其例解，其引证，尽可能把中国经济实况作为材料”，“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会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中国经济学”。经济学界“少数派”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是不准确的和缺乏根据的。
那么具体说来，“中国经济学”的科学发展观是什么呢?
事物又有共性。“中国经济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经济学。王亚南指出：“经济学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科学。科学上研究的诸般法则，都是有一般性的，比如经济学中的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乃是从现代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中发现出来，无论哪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商品货币关系确立起来，它就必然会有那种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等在其中发生作用，而由这诸般法则综合起来构成的经济学，也就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的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说明书’。”因而“经济学在当作科学的限内，不允许带上‘国别’的帽子，来破坏它的一般性。正犹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等，不允许带上英国，美国，法国或德国的帽子一样。”
事实上，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抽象意义上说，商品的内在矛盾和企业的性质是相同的，商品经济规律也是相同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只能是一套而不能是多套。即使是生产关系，本质上说也都是经济利益关系，同样有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作为研究生产一般和生产关系一般的科学，不论在哪个国家、在什么背景下研究，基本的原理和结论都应当是相同的或相近的，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属于全人类，各国都能相互理解和交流，都能共同探讨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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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南强调指出：“在理论上，经济学在各国尽管只有一个，而在应用上，经济学对于任何国家却都是不一样。”只是为了科学的慎重起见，才没有使用“中国经济学”的名称的《中国经济原论》户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实践和真实写照。中国今天要建立的“中国经济学”，也是运用世界性的经济学一般原理，包括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中国学者的理论经济学创新，来研究中国特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
这种特定的“中国经济学”，具有固有的明确涵义。“中国经济学”需要有理论经济学的内容作基础，但根本任务不是理论经济学创新，而是应用理论经济学来分析特定经济问题，“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来考察中国经济，并在整个中国经济中来分析各部门或各种形态的经济。”研究的主体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的范围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全过程，研究的对象是中国过渡时期的特质经济问题，研究的目的是总结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因此，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并不是在基本经济理论创新使经济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基础上，“窄派”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或“宽派”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所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正确理解和定位“中国经济学”，树立“中国经济学”的科学发展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不利于科学地研究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特殊规律，也不利于通过有关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还不利于中国政府制定切合实际的宏观经济政策。
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先进行基本经济理论创新使经济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然后再建立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然后再来建立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总体，既不利于理论经济学的创新，也不利于中国特定经济问题的研究。
经济学讲分工，研究经济理论也需要分工。把特定的“中国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的创新混同一起，对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来说，容易导致主题不明确，影响问题的深入探讨；对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而言，则易于限制视野，阻碍基本经济理论的创新。
中国的特定经济问题中，也包含着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因此在进行“中国经济学”研究时，可能会引发理论经济学的创新，并且这一创新还可能用来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但这一创新本身不属于“中国经济学”的范畴。从中国现实市场经济问题出发，进行理论经济学创新，与从中国特定的经济问题出发，进行“中国经济学”研究，根本的区别在于视角和目的的不同。“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和目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理论经济学则是一般性的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
特定的“中国经济学”，虽然研究的对象、范围和目的都是明确的，但研究的基础包括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结成熟市场经济的可供借鉴的西方经济学，以及中国学者的理论经济学创新。如何运用两大理论体系和中国学者的理论经济学创新来建立“中国经济学”，需要从多层面、多角度不断地进行探索和总结。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中国经济学”的不同流派，这是“中国经济学”走向成功的标志。同时，以中国市场经济问题为基准，站在总结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高度，创造具有世界性的经济学，并形成不同的流派，这是中国理论经济学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
区分“中国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有利于中国经济理论界正确对待不同性质的经济学，一方面集中力量研究“中国经济学”，以更好地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为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和振兴中华服务；另一方面集中力量研究理论经济学，使经济学走向世界，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世界经济学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与文献：
[1]王亚南文集：第1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
[2]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王亚南文集：第3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
[3]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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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J]．经济学家，1997，(1)．
[7]谷书堂，顾颉．理论创新与中国经济学之发展[J].经济评论，1998，(2)．
[8]盛洪．会有经济学的中国流派吗[N]，南方周末，1997—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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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首先是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以人为本、注重统筹规划全面协调发展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中首先确保了环境资源的循环利用，充分利用了环境资源的深层价值，提高了利用效率。面临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多方面问题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无疑很好地改善了环境问题，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真正做到了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次，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着重指出了节约的重要性，采用低投入、低开采、低排放的发展模式，做到最少资源的最大利用。最后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很好地调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充分模拟生态系统的运动规律与方式，在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的基础上确保了资源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各项工业百废待兴，经济发展更是停滞不前，促进经济的增长成为当时的迫切需求。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采用了高投入、高开采、高污染的生产方式，但是由于思想理念以及科技手段的落后导致了低效率的弊端。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给环境资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客观性来讲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而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观念的提高，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物质文化方面的需求，很难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因此，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采用新型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大力提高资源利用率以确保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
1.2传统经济理论向低碳经济理论的转变
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经济理论也得到了不断的创新与完善，但是就其根本的理论观点来看经济理论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仍然停留在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要想获得生产，首先必须要经行人力以及货币的投入。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任何商品都具有价格以及价值，但是自然资源天然、流动的特征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认为是没有价值性以及价格性可言的。这种传统的理论导致生产者对于环境资源的过度利用与开采，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显然这种传统的经济理论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适应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完成传统经济理论向低碳经济理论的转变。在低碳经济理论中，资本的投入不仅仅包括人力以及货币的投入，自然资源的投入将成为很大的投入部分。因此环境要素与经济的建设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并且参与到了各项经济活动中，从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们对环境资源的重视，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更好地促进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走新型工业道路，促进低碳经济的快速转变
2.1大力推广清洁生产
所谓的清洁生产指的是企业通过对产品原料的选择、产品的设计、生产过程内部的循环、工艺的改革以及技术的管理等环节进行科学合理的改进安排，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利用减少环境的污染。这种清洁生产模式能够很好地将传统的“资源消耗—工业产品—污染排放”单项流动的生产模式转化为新型的“资源利用—绿色工业—资源再生”这种封闭的可循环利用的生产流程。通过大力推广清洁生产能够很好地减少资源的浪费，扼制环境的污染，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为大力发展低碳型新企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2大力做好循环回收与利用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财富”，做好资源的循环回收与利用无疑是发展低碳经济的一项较好的着手点。完善资源的循环回收与利用首先需要提高人们的节约意识以及节约理念，促进绿色消费市场的建立。与此同时还需要建立健全区域以及整个社会资源的回收利用体系，将废弃的生产、生活垃圾重新回收利用，变废为宝，更好地提高资源的再生利用。低碳经济不仅仅是区域内的生产活动，更是整个社会，整个地球家园的经济活动，所以要想做好资源的循环回收与利用，在完成城乡之间资源流动循环与利用的基础上还应该加强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积极学习其他国家在低碳经济活动中的精华之处，积极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科学理念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生产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从而更好地推动我国的经济向新型的低碳经济发展。
2.3大力发展生态工业园区
生态工业园区是在工业生态原理以及低碳经济理念的基础上所建立的一项全新的生产形势。生态工业园区的建立主要是将一个企业的副产品作为另一个企业的原材料进行投入生产，或者通过废物交换获得自身生产所需要的材料资源。通过交换的形式做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了资源的浪费以及环境的污染，真正实现了零排放的生产模式。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于钢铁、机械、石化、煤炭等高消耗的产业来说，往往都是通过资源高投入来获得经济的快速增长，生态工业园区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生态工业园区的改造能够很好地帮助这些传统的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投资成本，更好地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
2.4建立生态文明、绿色环保的消费模式
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以及国家社会地位的稳定。但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资源投入过度，效率极低，环境污染问题更是迫在眉睫，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环境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我们应该改变传统的经济理念，构建绿色节约型生产消费模式。建立生态文明要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相处，做到全面发展、良性循环，让生态文明开出绚丽的花朵，让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结出丰硕的果实。
3结论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在发展政策上
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
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
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3](p.362)
参考文献：
[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2]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4]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5]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