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第1篇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事实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艺术的整体”或“一整块钢板”。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P5)新课程方案的实施目的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坚定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只有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讲授“原理”课的目的要求之一就是要通过教学使大学生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应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马克思主义是在对人类文明成果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剖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现了唯物史观,并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后人的进一步探索奠定了基础。[2]据此我们设计和构建课程教学体系,应该是以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为逻辑主线和主要内容,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根本目的和理论归宿,最后落脚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工具,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把握真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增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的自觉性。

2.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哲学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提供了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政治经济学既是哲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运用,同时,又是对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深刻的令人信服的论证。科学社会主义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经济学说的必然结果。整个教学内容的三个组成部分是有机联系的,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形成一条主线。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升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一般分析,而不是列举数字、图表与斧头换绵羊之类的讲解。从哲学的社会历史矛盾分析延伸到具体的资本主义的分析,再到解决的途径,兼容和合并原来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目前,要想建设好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学科,必须在重塑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上下功夫。着重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3.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从广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不仅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也包括后人对它的运用和发展,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它既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也包括经列宁对其继承和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并由、邓小平、、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3]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又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紧密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所以研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的整体性。[2]

二、有效整合原理课的教学内容

“原理”教学内容多,课时少,讲授内容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须做到精讲,要“管用”,那么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重点必须搞清楚。而且“原理”课也要与其他三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整体协调,一些重复的内容可以归类、化简。“原理”课中“科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与“概论”、“纲要”中的有关内容有所重叠,在讲授中要有所取舍。

哲学部分应注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学,尤其是方法论的运用和辩证思维能力的培养。教材增多了许多和现实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目前,就是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基本原理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教师在实现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过程中,注意方法论训练,注意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变授之以“鱼”为授之以“渔”。

政治经济学部分重点讲清经济学原理知识点并与现实之间关系,如价值规律,劳动价值理论中第三产业创造价值的问题,货币的形式电子货币的问题,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联系当前的金融危机),经济全球化等学生关注的热点。政治经济学对于我们今天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具有理论和方法方面的智慧启迪。

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源头和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我国的改革开放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学说。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基础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最终使学生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具有重大贡献。

三、提高原理课教师的综合素质

“原理”课教师多有不同的学科背景,有原来讲哲学的,有讲政治经济学的。目前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整合在一起,要讲好这门课,可以说是一个挑战。实际教学中,存在着教师擅长的内容占课时多、讲得多,而不擅长的内容占得课时少、讲得少的情况。这显然违背了课程教学的目的和要求,因此教师知识结构需要弥补,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原理”课教师应该积累三个层次的知识:一是哲学史层次的知识,如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知识;三是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层次的知识,并且要研读经典著作。“原理”课的导向是要培养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但若没有其他学科的支撑,很容易造成讲授肤浅、思路狭窄或陷入空洞的说教。同时教师还要对一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看法,这是吸引学生,提高教学水平和效果的关键所在。

“原理”课程综合性很强,要上好这门课必须发挥团队精神,课题组成员必须开展好教研活动,进行教材分析、教学法研究、集体制作课件、试讲评议等教研活动。有些高校坚持了集体备课制度,效果较好。教师通过集体备课,相互交流研讨,可增强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原理教学的理解和把握,从而更好地组织教学,具有指导意义。

四、提高原理课的教学策略

实用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难点。哲学理论性很强,不像实用性学科,通过学习能够很快产生经济效益。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科,它内化到人的思维深处,其功能和效益是潜在的、不明显的。加之理论又较深奥、抽象,给人一种高高在上、远离生活感觉。哲学的这种特性使得它难以为广大学生接受和喜爱。相反,学生对实用性强的学科更感兴趣。所以,教学中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实用性非常关键。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它有助于大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掌握科学的方法论,而且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学生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及实用价值,解决这个问题是教学的难点和关键所在。教师在教学中必须突出课程的实用性,紧密与学生所学专业相结合。

专业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入到具体的专业之中,使其具有专业特色。哲学教学围绕学生的专业进行,并力求在教学中将学生的专业及专业中的问题提到哲学的层面加以审视。哲学教学的专业化将使哲学的论证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专业化的哲学教学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联系学生专业特点,比如物理专业、化学专业、医学专业、建筑专业等等,根据不同的专业讲授不同的内容,尤其例证的引用应或多或少与学生所学专业有关。在解决或讨论专业问题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的思维方法及其观点,使哲学原理在解决专业的过程中自然地实现,即在解决或讨论具体的专业问题时,运用并检验了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认识也是在这种理论的运用过程中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一般消化在具体的个别之中。通过实践,笔者认为,有用和有趣是加强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关键。随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方案的实施,在课时少、内容多的情况下必须联系实际,与专业紧密结合,启发学生思维。启迪学生智慧,培养综合素质,对于他们将来走向社会具有深远的意义。

总之,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不断地学习新的理论和先进的教育思想,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工作严谨求实,搞好学术和教学科研,以科研带动教学,注重教学方法的创新,努力使“原理”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

参考文献:

[1]张云飞.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机理和科学要素[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5).

[2]逄锦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修订中的一些理论认识和对使用该教材的建议[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5).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第2篇

一、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标志着人类社会先进的生产方式发展的新阶段

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经济全球化是当代整个世界面向未来的客观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跨国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突出表现为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和配置，各国经济相互影响加深，联动性增强。全球化这一新事物的标志性事实体现在三个方面：

1.市场越来越向全球范围推进，完全意义上的全球大市场正在诞生。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国家的国际贸易增长很快，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

2.二战后跨国公司崛起，并且突飞猛进地发展，在世界经济中已占主导地位。近20年跨国公司的国际化、全球化生产的迅猛发展在膨胀其自身的同时，也是导致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微观基础。

3.金融、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全球化趋势越采越突出。据此标志性事实可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

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前先进的生产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新的生产方式的道路。第一，从全球范围看，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不仅全球范围内有效地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可能。第二，从企业发展角度看，跨国公司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优化配置，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得到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第三，从个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看，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教育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的潜能。同时，通过全球范围内的选择和实践检验，人们的才能可以得到最佳发挥和充分的自我实现。第四，从广大民众的需求看，不论是物质生活需求还是精神文化需求，人们都可以得到来自全球的、最先进的、最廉价的、同时是最切合自己个性需要的消费。经济全球化带来空前发达的生产力，其效益不可避免地为全球共享，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生产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进而必然影响到政治、文化的变化。

二、经济全球化引起了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的变化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的变化及其实质，集中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中。经济全球化对整个世界的积极意义在于，各国都可能在世界市场范围内调整和优化本国的经济结构，实现本国资源的最优配置，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和效果。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本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采取自我封闭、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态度是毫无希望的。所以，参与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理智的、甚至可以说是惟一的选择。经济全球化趋势无疑为当今时代的和平与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但是，现今的经济全球化是在一种特定的世界经济体系背景下运作的。一方面，这种世界经济体系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一种经济体系，在这一经济体系结构中，“中心”与“”存在着明显的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达国家依据各种国际规则进行堂而皇之的掠夺。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是制约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力量。这种以特定的世界经济体系为背景的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引致的经济成效，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着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的分配，世界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发达国家，由此酿成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经济的两极分化，导致南北关系对立的加剧。

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世界政治格局变化之间有着强烈的互动作用。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中的优势地位，试图进一步改变世界政治格局，把经济全球化看作“西方化”，甚至看作“美国化”，力图以政治格局的单极化对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期望的多极化趋势。当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把它的政治观、价值观推行到全世界，把美国的价值观、政治标准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甚至强加给其他发达国家，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安全。西方对我们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是有意识的、有步骤的。面对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把如何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作为头等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对我国来讲，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中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就是当今国际政治斗争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先进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先进文化、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既包括了东方，也包括了西方。各民族的文化没有好坏、只有差别，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与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相联系的。西方文化有两种：一种是人类共同的、进步的文化；一种是资本主义的。某些西方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以经济全球化为渠道，对我们进行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我们要警惕这一点，但我们不能一提西方文化就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不能将经济全球化中产生的新文化全部视为渗透，加以排斥。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只吸收西方的技术，同时也要借鉴西方在管理和体制上的经验和长处。

三、全球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科学，是理论上的不停顿，是不断的丰富、发展和创新。在现时代的条件下要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就要不断地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15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三次重大转折：

1.第一个50年（1840-1897年）。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为什么存在。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二、三百年的发展之后才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正式出现在1854年的牛津词典中。因此，资本主义一词的出现是对这个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概括。而社会主义一词是在1823年出现，可以说是与资本主义一词几乎同时出现的，而这时社会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谁也不知道，它只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的一种预测，现实怎么走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2.第二个50年（1897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胜利和伟大创举提出了新的课题：资本主义怎样被取代，资本主义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特别是落后国家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对此列宁做出了科学判断：后起国家不能经由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挤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列，而只能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20世纪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列宁的论断是正确的，整个20世纪没有一个落后国家经过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发达国家。

3.第三个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当前）。国际风云动荡，剧变，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提出了崭新的问题：社会主义怎样在与资本主义交流、合作及对抗中发展壮大？前两个50年是讲时间的继起性，而当今不仅要讲继起性，更要看到并存性，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同时，如果只看到并存性，而放弃继起性，就会走入歧途，剧变就是例子。同样，如果只看到继起性，否定并存性，也会带来新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成为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当今世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新变化，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能预料到的，这就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向现实，对由这些新变化引起的新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充分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

四、全球化的新形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突出的新变化，面对这种变化，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从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信念发生了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也失去了信仰。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崭新的研究课题，我们必须联系当今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发展的新变化和新趋势进行创新研究，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问题做出有针对性、有时效性的回答，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这是历史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开放的、愿意吸收也能够吸收各种人类优秀成果的理论，是一种具有与时俱进品质的理论，是一种源于实践且发展于实践的理论，是一种深深扎根于现实的理论。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与革命牲相统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本质特征决定了它能够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具有不竭的强大生命力。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者要依据时代的要求以开放的胸怀不断汲取各种来自于人类优秀成果、社会实践等方面的营养，以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创造性地把中国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相结合，把坚持独立自主与坚持改革开放相统一，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逐渐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将全球化的挑战变为机遇。

解决全球化条件下产生的新课题要有新思路、新观念，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也要与时俱进：

1.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密切关注世界科技、经济和文化的新发展及前沿动态，在发展中充实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建立全球化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方式，制定应对全球化的战略思维。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对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手段的现代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信息网络化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可以借助互联网，冲破围墙，向各地辐射，向不同的群体宣传，从而扩大教育的覆盖面。信息网络化大大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量，使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为广大师生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第二，信息网络化增强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网络教学所具有的即时性、互动性特点，使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可能顾及到每一位学生，使每一位同学都能以各种不同方式阐述自己的观点；教师也可以为每一位学生答疑解惑，传道授业，从而使教学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得以加强。教师可以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对授课内容进行调整和补充，从而使教学的针对性得以增强。

第三，信息网络化增添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性和多样性。与互联网相关联的多媒体课堂，把文字、声音、图像、动画效果融为一体，营造出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活泼的教学氛围，能够使受众身临其境，发动眼耳鼻舌身全方位地接受信息，大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种种挑战和机遇，应发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经济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发展的新视野。比如，全球化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方式问题，全球化理论与世界文明观问题，全球化实践及其效应问题，全球化条件下的价值观及价值评价问题，应对全球化的战略思维问题，等等。认真研究上述重大课题，必将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有利契机，并形成若干新的理论生长点，从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2.必须认识到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世界政治的兼容性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是构成当今世界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基本格局。国与国之间的区别、对立乃至冲突是绝对的，它们之间的依赖、同一则是相对的。无庸置疑，一味地强调国家的特殊性，自我封闭，是违背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潮流的，结局只能是自我毁灭；但是，只看到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需要甚至一定程度的依赖，只强调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而不惜放弃国家政治和文化传统，最终也只能落得变成发达国家附庸从而被经济全球化潮流所淹没的下场。

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扩大为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但是这种全球化并不等于“美国化”或者“西方化”。当然，经济上处于主动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必然会将自身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文化以各种方式渗透、甚至强行输入不发达国家，使其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国。这种趋势必然加剧各个国家不同政治制度和各个民族不同文化的碰撞、冲突。正确地认识并解决这些影响十分深远且又错综复杂的新问题，不仅要抓住蕴含在这些问题中的根本矛盾，而且还要顾及涉及到的各个方面。所以，正确认识、科学评价和大胆吸取系统论、信息论、运筹学、博弈论等现代科学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提供丰富的营养，就成为这一时代的客观要求。

3.对于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研究，既要研究理论又要研究教育，同时不仅要研究对学生的教育，还要研究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教育。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新时期受众的新特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时，要注意观念创新，工作方法上要注重全局性和战略性、先进性和层次性；工作目标上要注意共性要求与个性发展兼顾；要注意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受众最关心的问题和与他们关系最密切的问题入手，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循循善诱，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把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他们的心坎上，只有将工作做实做细，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加大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含量，不断创新是关键。在2000年6月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这就告诉我们，不仅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是科学的，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也应是科学的。因此，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注意方法创新、手段创新和载体创新，要吸收和借鉴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美学、大众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科研成果，改进教育方法，提高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含量。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第3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两个方面；协同

2015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立第十个年头，成绩显著，不足也明显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应有新十年的奋斗目标，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协同，踏踏实实工作，努力实现从“起航”到“领航”的跨越。[1]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理论抽象，是关乎人类、国家、人民生活发展的理论，又来自于生动的现实生活。由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顶天立地”。前者是“顶天”问题，后者是“立地”问题，两类问题尽管处在不同社会层级，但有相同的品质，有内在的联系，“天地”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针对问题，应踏踏实实工作，踏踏实实工作就是实践。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应针对问题，将问题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对象，这本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群众需要二者内在地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问题之多，令人忧虑；现象之多，必然令人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应针对问题，关心问题，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生活的联系。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域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令人忧虑。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指出：“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比如有些高校还未建立独立的二级机构、教师队伍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教学管理还有待规范，教学的吸引力感染力和针对性实效性还没有得到有效改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还存在学科点多而不够强，学科研究面广而不够精的现象，有的学科点与思政课教学机构仍存在相分离的现象，学科研究专业属性还不够强、学科队伍建设仍缺乏后劲、学科生源质量参差不齐、学科学术影响力相对较弱。”[2]还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思想政治工作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缺乏学术属性，沿用行政方式建构封闭式的组织结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类研究会，名义上是群众性学术组织，实际上是领导者的组合，缺乏学术属性，也不能正常开展学术研究活动，不能发挥学术组织的功能。这些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类、思想政治工作（教育）类学术团体的常态。在计划与市场、政治与学术、行政领导与学术管理等分化的现代社会，这类学术组织封闭式组织结构已不能适应社会现实，不仅不能发挥学术团体的功能，而且成为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因素。对此，党政领导者、学术掌门等还没有自觉。我们应当在现代社会及现代科学发展环境中创建新型学术组织结构，提高学术领导能力，进而提高学术产出，使学科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宣传）实践的有力支撑。这样，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天”，那些存在是“地”，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天”要面对社会存在这个“地”，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内部也存在“天地”。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无论内外——面对自身，还是面对社会外部，都需要同时“顶天”即研究理论问题，踏踏实实工作做好理论建设；针对具体存在，要“立地”，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贯彻中央去年年初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有许多事要做，要改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不能只讲理论，还要踏踏实实做事。踏踏实实做事，并不是只指向社会，说社会上这个不好，那个不对，在“指点江山”的时候，更要做好自己的事。

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多方面的整体，包括内部与外部、学术与组织、上与下、客观与主观等“两个方面”的建设，这反映了社会转型和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总趋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应运用系统思维，立足“学科”的基础建设和基地建设，两个方面结合，协同推进，为学科的第二个十年做出新贡献。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分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外部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承担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使命，要为坚持和实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功能发挥作用。然而，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内部建设，就不可能有组织基础，不可能有战斗力。从内部与外部的关系而言，只有自己内部有力量，才能面向外部有力量。打铁要靠自身硬。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为社会作贡献，要有社会影响力，内部建设不可缺少。在当下，党和国家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内部建设必须跟上，必须配套，否则，不可能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既要研究外部理论，也要研究内部理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理论，应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的课题，开展“内部化研究”，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理论。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分学术与组织两个方面建设。“学科的本质是学术和学理，没有学术和学理的学科，终究不是完整、完善的学科。”[3]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们，擅长于理论讨论，而组织建设往往跟不上，即很难把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现在人们总是说，当下人们遇到现代性的挑战，存在现代性的隐忧。其实，在组织化课题上已不是隐忧，而是现实难题。且不只是今天，而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难题。孙中山先生提出组织民众团结的课题，的最大难题亦是组织党国团结，而中国共产党的优势是组织，首先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团结的力量，然后把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把“散沙”式的民众动员起来。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首先需要把学科力量组织起来，探索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的组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学术性的群众组织，它不应是行政化的组织，也不应是纯粹的学术平台。应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组织建设的道路，改革创新，建设有活力的学术团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立十年来，应当肯定成绩，但就组织建设而言，缺乏领导、管理、组织等“力量显示”。应当坚持党的领导力，体现国家（有关政府）的领导力，改变令出不行及某些地方、高校、个人自行其是，增强学术的活力和团体的管理权威。应将政治领导、学术团体与社会组织三者结合，将“高校等级”、学术贡献及能力、老中青等结合起来，建设一个坚持党政领导与开放办学科有机结合的新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团体。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分上与下两个方面，具体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这是系统总体的概念，属于宏观总括层次。国家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但不是文化的全部。文化有基础。思想政治教育有意识形态的职能，但总体上以思想为对象，以人的思想为目标，人需要理论指导，但人的基础在生活，在存在。生活世界才是意识形态的基础。中观维度的理论、思想、知识、概念、话语构成各种各样的文化空间，成为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将上层意识形态理论与基层思想观念基础联结起来，进而有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系统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不仅要研究宏观的理论，关注意识形态安全，但基础还在民众，在基层，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马克思主义有多个维度“。可以从不同维度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有意识形态维度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维度的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维度的马克思主义。”[4（]P16-17）作为意识形态话语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属于宏观，在国家层面；而基础在社会基层，在民众（干部群众），更多地表现为文化的维度；此外，还体现为各地各单位的中观层面的社会组织思想及行为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研究与建设各个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只停留于宏观一个层次，脱离民众的生存场域及话语“高谈”马克思主义。对组织力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既要有党的坚强领导，又要牢牢依靠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从业人员，做到上下结合，全面协同，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力量。第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分客观建设与主观建设两个方面。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学科建设成为有世界话语权有活力的客观存在。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学科的客观建设是为了人，也需要人的参与，因此包括主观建设。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P502）改造世界，当然包括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两个世界都要改造，两个世界需要协同推进。早在《实践论》中就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6]（P296）改造客观世界包括对人的改造，但改造主观世界主要是对人性的改造，这是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关键，也是共产党人真正有力量的根本所在。这方面的改造在社会主义运动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工作）的真谛。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当下不断出现各种令人忧虑的事件，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阵营，也存在着各种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相违背的现象和行为，究其实质是缺乏主观世界的改造。教育者首先要教育自己，做到言行一致，才有力量说服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同样存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交替，需要不断培养优秀人才，需要加强队伍的主观世界改造，即队伍思想建设。

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未来十年，“要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引领作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计划，改革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价方式，重点建设好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创新基地，编写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核心教材，培养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重点建设一批有示范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学院。”[7]笔者建议在重点引领下全面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所涉领域（高校），使之成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坚强阵地。笔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有信心，充满“学科自信”，但也有相当的忧虑。自信来自规律和宏观，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必然将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而忧虑来自于具体和当下，以及具体、当下与市场经济、“轻文化”[8（]P90，186）、互联网的交织，笔者接触了一些一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师，他们中有许多人缺乏信心，这么优越的政治制度及政策条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及民众中的影响力和作用却并不如人所意。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计划”，非常艰难，要突出“理论”、“联系”、“实际”。这个理论联系实际，即“顶天立地”，防止“天地”疏离。需要踏踏实实工作，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院及队伍的建设。要提倡全社会踏踏实实工作，谁都不应有例外。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严格管理，着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声誉，应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新十年的奋斗目标。

作者:孙其昂 单位: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3]顾海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从“起航”到领航[N].光明日报，2015-07-23（16）.

[2]王斯敏.坚持立德树人办好马克思主义学院[N].光明日报，2014-12-22（11）.

[4]孙其昂，黄世虎.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原理[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15.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第4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创新/维度

【正文】

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他从民族、国家、政党紧密联系的3个方面精辟地阐明了创新的价值目标和重要作用。当前，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认真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按照同志要求，就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因此，创新观念、创新思想就显得尤为重要，它必将涉猎、渗透、凝结在诸如经济、政治、文化及其理论、体制、科技等领域或层面。其中，理论创新则是其他一切创新的思想基础。对此，本文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几个维度及其关系问题谈点浅见，以达共勉。

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思维发展“轨迹”的“链条结”、逻辑纽结维度来看创新和“扬弃”超越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其孕育、创立之日起，其理论思维发展的“轨迹”并非是一条直线，而是随着时代的特征、历史的条件、实践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化、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等情况而与时俱进，并紧紧和上述情况以及形成创新思想的“源”和“流”凝结在一起，呈现为理论思维发展“轨迹”不同性质和同一性质的“链条结”、逻辑纽结。而凝聚在其“链条结”、逻辑纽结的思想营养、思想精华则是创新，从而内在必然地形成创新和“扬弃”超越的关系。马克思理论的创立本身是一种创新，而且是根本性质不同的革命变革。它“扬弃”了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扬弃”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扬弃”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欧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预测的有价值的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加以革命的改造；同时又溶入了新的发现，从而进行理论创新，以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创立了以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全部理论基础的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无论从其根本性质、历史地位、价值目标、伟大作用诸方面，都远远超越了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及其理论。这种超越是不同性质理论思维发展“轨迹”的“质”的飞跃，是“突变”。从科学理论思维发展的逻辑连续性分析，除上述不同性质的质变、“突变”外，仍然存在着同一性质理论在不同条件下的“量”的扩展、超越。这种理论创新的“量”的扩展、超越，是在坚持整体理论体系的前提下，对某些局部或个别的结论，因实践条件的变化而作出的某些调整、修改或改变，这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的体现。譬如：处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恩格斯，从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出发，拟从资本主义很高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冲破其狭隘的生产关系，从而使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资本主义占有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尖锐化，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逻辑推理而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因此，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1页，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取得胜利的理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列宁发现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并由此得出了社会主义将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论断。列宁于1915年在《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写道：“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选集》第2卷第554页，第3版)上述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国胜利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取得胜利的理论在新形势下的理论创新，是符合逻辑思维发展规律的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一性质理论思维发展“轨迹”上的“量”的扩展、超越、丰富和发展的范例。

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的根基点、生长点维度来看创新和求实求真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根本的特征是它的实践性。其理论来源于实践，经过实践反复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实践是孕育、产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肥沃土壤”，因而其理论创新一刻也不能离开实践。这就决定创新和求实的这种辩证统一关系成为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中轴线”。其中，求实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创新是求实的必然和结果。没有求实的创新，不是科学唯物论的创新，不是真正的创新；没有创新的求实，是死板的机械唯物论的求实，是没有生命力，没有发展前途的。这里所说的“求实”是求实的“静态”和“动态”的辩证统一观，它包括3层含义：一是指坚持一切从现存的事物的实际出发；二是指坚持一切从事物变化了的实际出发；三是指坚持一切从不同时空、不同条件下事物的实际出发。这是创新的前提，是求实和创新辩证逻辑思维发展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求是”。求是是指探求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性。它也包括3层含义：一是指事物某一层面的规律性；二是指不同层面的规律性；三是指较深层次、更深层次的规律性。这是求实和创新辩证逻辑思维发展的关键阶段。第三阶段是“求真”。求真是指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正确认识(或正确反映)，即指在人们的头脑里包含着符合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客观内容，是客观真理，而且是已被实践反复检验的客观真理。这是求实和创新辩证逻辑思维发展到人们获得认识的成果即获得客观真理阶段。人们获得客观真理，只能说是处在“客体主体化”形成人们的正确思想阶段。那么，要实现人们的正确思想，以其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变革客观事物，以实现人们的价值要求、价值目标时，就是求实和创新辩证逻辑思维发展的第四阶段，即“主体客体化”阶段，它也是求实和创新辩证统一关系在其运动、辩证发展的一个周期的最后阶段，即落脚点。从求实和创新这一辩证逻辑思维运动分析，“求实”、“求是”、“求真”以及实现其价值目标各个阶段，都是紧紧和创新联系在一起。由此可知，求实思想和创新思想是指对同一个问题思考的两个侧面，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对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纽结。

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提特征的科学性、真理性维度来看创新和继承坚持的关系

科学性、真理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和根本特征之一。正因为如此，160多年来，它以强大的生命力、巨大的感召力、无法估量的震撼力影响着全世界，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提供着科学的精神力量和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矛盾观点”、“辩证唯物观点”、“实事求是观点”等一系列基本观点永远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根本的科学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交织在一起，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这一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和必将灭亡的特殊规律，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和雇佣劳动剥削的本质，揭示了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的“症结”。“二战”后，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出现某些新的变化，诸如：通过发展合作制、股份制、基金投资等手段，使部分财产权在社会层面得到扩散；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有效地运用计划经济的调控等手段，提高了社会保障水平；通过跨国公司，以科技领先地位尤其是高科技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得到相对稳定的发展。但这一切变化，并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也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因而说，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整体上科学地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并不因其某些条件的变化而“过时”，也不因其某些局部性或个别结论的改变。而失去其科学理论耀目的真理光芒。正因为如此，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就必须要在继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及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进行。只有这样的理论创新，才是可靠的、坚定的、坚持正确方向的科学创新。

四、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形势下、新条件下，指导实践的社会功能维度来看创新和“结合”发展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第5篇

论文摘要：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N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生命工程。因此，我们必须端正学风，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人民把产生于19世纪4O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思想理论，是经过长期历史选择的结果。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为了找到一条拯救民族危亡，走向独立富强的道路，前赴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清王朝的武装起义与辛亥革命，但最终都失败了。实践证明，无论是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还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不能救中国。中国人同俄国人一样，经历了半个世纪时间，才“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惟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各种各样的主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人民作出的郑重历史选择。指出，自从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后，中国革命的面貌便为之一新。

中共领导中国人民8O多年的奋斗历史，反复证明了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理论都带有根本性，理论建设都是党的建设的根本。理论正确，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发展、胜利；理论错了，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将遭致挫折和失败。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内有两种马克思主义者：一种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复教导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是照抄照搬俄国孟什维克的策略，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因而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王明的“左”倾错误，是照抄照搬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认为俄国武装攻打大城市，中国也应走这条道路。另一种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杰出代表。他在反对党内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他对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独创性贡献。他紧紧抓住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主题，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党领导人民正是在这个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下，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实践证明：中国人在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以前，革命不免遭致失败；在找到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没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革命也还是不免遭致挫折；而一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革命就无往而不胜。新中国成立后，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在这个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下，比较好地完成了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

后来在长达20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中，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所以先后发生了“”特别是“”那样全局性的重大错误，固然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也是出在理论。如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等等。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着手解决的也是理论问题。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探索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牢牢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条贯穿其中的基本线索，从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全面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重中之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哲学社会科学的方向，关系党和国家的方向和前途命运。“工程”的第一项任务是着力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我们党在80多年奋斗历程中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我们党最宝贵的理论财富。它们与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活水与源头的关系。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丢老祖宗，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是了解和熟悉马克思主义，为此要切实做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又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讲出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不断创新理论，把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统一起来。坚持是发展的前提，不坚持就谈不上发展；发展是坚持的条件，不发展就坚持不住。“工程”的第二项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及解决对策，如“三农”问题、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地区差距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生态环境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工程”的第三项任务，是要编写一套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教材。教材与专著不同，它的对象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而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大学生。编写高质量的教材，对于用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和现代科学知识武装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如果不坚持以本阶级的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它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统治地位也坚持不住。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坚持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科学世界观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已是多元的了，但是指导思想不能多元化，只能一元化。如果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多元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要，原苏联已有前车之鉴。多元并存与一元主导，几乎是任何一个有阶级社会的共同特征。社会主义是这样，资本主义也如此。

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中的社会理论观点和思想体系，在有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意识形态领域不是真空的，也并不平静。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各种文化、思潮、思想理论应有尽有。重要的是坚持原则，区别对待，正确引导。所谓坚持原则，就是对于提倡什么，允许什么，限制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不能含糊。所谓区别对待，就是对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和主义应当有所区别。所谓正确引导，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领域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反马克思主义就会去占领。我们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阵地，决不给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人以可乘之机。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它的基本内涵是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邓小平曾经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同样，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也有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必须改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首先，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学科建设。这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学科建设。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所有学科的理论基础。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社会科学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

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都应通晓历史唯物主义。其次，指导学科建设和处理学术问题，不能采取行政手段，给不同学派贴上政治标签，而必须用学术方式，这就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双百”方针是促进科学文化理论繁荣发展的正确方针。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支持和鼓励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大胆探索和自由争论，为的是创造一个适合于科学、文化、艺术和理论发展繁荣的良好环境。古语云：“欲致鱼者必先通水”，这是通水求鱼之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没有“海阔”、“天高”的条件，鱼就无法跃，鸟就不能飞。“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是不可分割的。“双百”方针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二为”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一定要划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线，不要把学术问题上纲为政治问题，重犯过去“左”的错误，也不应把政治问题当作学术问题。所谓政治问题，就是反对也要萋把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主学科建设搞好，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导其它学科的建设。我们一定要花大力气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搞清楚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长期坚持；哪些是针对当时历史条件所提出的个别论断，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过时；哪些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需要重新认识和理解；哪些是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需要澄清。只有把这些是非界限搞清，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指导学科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还要加强理论创新，用创新的理论指导学科建设。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第6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创新/维度

【正文】

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他从民族、国家、政党紧密联系的3个方面精辟地阐明了创新的价值目标和重要作用。当前，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认真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按照同志要求，就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因此，创新观念、创新思想就显得尤为重要，它必将涉猎、渗透、凝结在诸如经济、政治、文化及其理论、体制、科技等领域或层面。其中，理论创新则是其他一切创新的思想基础。对此，本文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几个维度及其关系问题谈点浅见，以达共勉。

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思维发展“轨迹”的“链条结”、逻辑纽结维度来看创新和“扬弃”超越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其孕育、创立之日起，其理论思维发展的“轨迹”并非是一条直线，而是随着时代的特征、历史的条件、实践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化、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等情况而与时俱进，并紧紧和上述情况以及形成创新思想的“源”和“流”凝结在一起，呈现为理论思维发展“轨迹”不同性质和同一性质的“链条结”、逻辑纽结。而凝聚在其“链条结”、逻辑纽结的思想营养、思想精华则是创新，从而内在必然地形成创新和“扬弃”超越的关系。马克思理论的创立本身是一种创新，而且是根本性质不同的革命变革。它“扬弃”了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扬弃”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扬弃”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欧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预测的有价值的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加以革命的改造；同时又溶入了新的发现，从而进行理论创新，以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创立了以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全部理论基础的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无论从其根本性质、历史地位、价值目标、伟大作用诸方面，都远远超越了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及其理论。这种超越是不同性质理论思维发展“轨迹”的“质”的飞跃，是“突变”。从科学理论思维发展的逻辑连续性分析，除上述不同性质的质变、“突变”外，仍然存在着同一性质理论在不同条件下的“量”的扩展、超越。这种理论创新的“量”的扩展、超越，是在坚持整体理论体系的前提下，对某些局部或个别的结论，因实践条件的变化而作出的某些调整、修改或改变，这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的体现。譬如：处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恩格斯，从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出发，拟从资本主义很高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冲破其狭隘的生产关系，从而使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资本主义占有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尖锐化，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逻辑推理而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因此，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1页，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取得胜利的理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列宁发现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并由此得出了社会主义将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论断。列宁于1915年在《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写道：“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选集》第2卷第554页，第3版)上述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国胜利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取得胜利的理论在新形势下的理论创新，是符合逻辑思维发展规律的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一性质理论思维发展“轨迹”上的“量”的扩展、超越、丰富和发展的范例。

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的根基点、生长点维度来看创新和求实求真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根本的特征是它的实践性。其理论来源于实践，经过实践反复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实践是孕育、产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肥沃土壤”，因而其理论创新一刻也不能离开实践。这就决定创新和求实的这种辩证统一关系成为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中轴线”。其中，求实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创新是求实的必然和结果。没有求实的创新，不是科学唯物论的创新，不是真正的创新；没有创新的求实，是死板的机械唯物论的求实，是没有生命力，没有发展前途的。这里所说的“求实”是求实的“静态”和“动态”的辩证统一观，它包括3层含义：一是指坚持一切从现存的事物的实际出发；二是指坚持一切从事物变化了的实际出发；三是指坚持一切从不同时空、不同条件下事物的实际出发。这是创新的前提，是求实和创新辩证逻辑思维发展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求是”。求是是指探求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性。它也包括3层含义：一是指事物某一层面的规律性；二是指不同层面的规律性；三是指较深层次、更深层次的规律性。这是求实和创新辩证逻辑思维发展的关键阶段。第三阶段是“求真”。求真是指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正确认识(或正确反映)，即指在人们的头脑里包含着符合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客观内容，是客观真理，而且是已被实践反复检验的客观真理。这是求实和创新辩证逻辑思维发展到人们获得认识的成果即获得客观真理阶段。人们获得客观真理，只能说是处在“客体主体化”形成人们的正确思想阶段。那么，要实现人们的正确思想，以其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变革客观事物，以实现人们的价值要求、价值目标时，就是求实和创新辩证逻辑思维发展的第四阶段，即“主体客体化”阶段，它也是求实和创新辩证统一关系在其运动、辩证发展的一个周期的最后阶段，即落脚点。从求实和创新这一辩证逻辑思维运动分析，“求实”、“求是”、“求真”以及实现其价值目标各个阶段，都是紧紧和创新联系在一起。由此可知，求实思想和创新思想是指对同一个问题思考的两个侧面，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对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纽结。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提特征的科学性、真理性维度来看创新和继承坚持的关系

科学性、真理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和根本特征之一。正因为如此，160多年来，它以强大的生命力、巨大的感召力、无法估量的震撼力影响着全世界，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提供着科学的精神力量和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矛盾观点”、“辩证唯物观点”、“实事求是观点”等一系列基本观点永远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根本的科学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交织在一起，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这一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和必将灭亡的特殊规律，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和雇佣劳动剥削的本质，揭示了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的“症结”。“二战”后，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出现某些新的变化，诸如：通过发展合作制、股份制、基金投资等手段，使部分财产权在社会层面得到扩散；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有效地运用计划经济的调控等手段，提高了社会保障水平；通过跨国公司，以科技领先地位尤其是高科技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得到相对稳定的发展。但这一切变化，并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也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因而说，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整体上科学地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并不因其某些条件的变化而“过时”，也不因其某些局部性或个别结论的改变。而失去其科学理论耀目的真理光芒。正因为如此，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就必须要在继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及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进行。只有这样的理论创新，才是可靠的、坚定的、坚持正确方向的科学创新。

四、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形势下、新条件下，指导实践的社会功能维度来看创新和“结合”发展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第7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权威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效果不理想是一个愈来愈突出的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宣传舆论及理论教育的两极摇摆和震荡，值得我们深刻反醒。反思我们的思想舆论氛围以及理论教育，就会发现其中存在一种难以克服的片面性，就是矫枉过正的两极对立之间的摇摆和震荡。我们在注重克服一种主要的绝对化和片面性时，一定程度上另一个极端、另一种片面性又总是在纠缠我们。其突出表现是：有些人从否定“斗争哲学”的偏向，走向了否定一切矛盾和一切斗争，而只讲宽容和退让；有些人在否定“革命大批判”这种“左”的做法时，转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在鼓励另一种取向，这实际上就是在否定一切原则性的思考和正常的思想批评。

一、“左”和右是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质量和效果的两种错误倾向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从没有中断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但为什么我们还是有些人不能从根本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呢？或者说有些人接受了，后来又动摇了，而有些根本就不信。当然，这与受教育者和社会环境有关。然而，从教育者的角度看，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普遍的存在着的“左”和右的错误倾向的干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威信，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效果。“左”的具体表现是：教条主义、照抄照搬、脱离实际，无的放失。我们有的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常常习惯于用传统的旧观念和旧理论去解释、回答已经发展变化的新现实，总想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中能直接寻找到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股份制经济等新问题的答案。实际上，马克思当年根本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有市场经济和股份制经济，我们如果硬要牵强附会的从马克思著作中去寻找答案，必然会让人们质疑：要么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什么原则，要么就是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种教育必然使群众失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任。右的表现是：鼓吹自由化，崇尚西方民主政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有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演变为新宗教，对马克思主义的灌输教育是一种愚民政策，窒息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机。他们在一些学术刊物上以学术探讨的方式，否定马克思主义，有的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讲台上批判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其结果必然是使受教育者失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左”和“右”的错误都直接影响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质量和效果。要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效果，必须清除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左”和“右”的干扰，右能断送马克思主义，“左”也能断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左”的倾向，它往往以革命的面目出现，以马克思主义的卫道士自居，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永恒不变的终极真理，其结果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化的教条。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排除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上“左”和“右”的偏向，我们的教育就会事倍功半，甚至因左右摇摆，使人们感到厌倦和不可信，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

二、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态度，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无论是“左”还是“右”，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和认识。要坚持既防“右”又防“左”，首先必须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有三种态度：一种态度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圣经看待。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左”的认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照抄照搬，结果是理论严重脱离实际，不能回答和解决现实的问题。由于照抄照搬的理论无法正确解释和回答客观现实问题，因而也就不能说服群众。时间一长，人们就失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第二种态度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右”的认识。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于一百多年前，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物，回答不了今天的现实问题，它已经过时了，应该用新的理论来取而代之。第三种态度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来认识马克思主义，这种坚持不是固守，也不是抛弃。它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基本原则是相对稳定的，不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只要我们搞社会主义，都应该坚定不移的坚持，不能动摇。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则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断充实和丰富，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正如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然而，在我们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却常常出现左右摇摆的现象。不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修正化。从“左”的方面，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绝对的正确，不容人们怀疑和提出异议，只能被动的接受。比如，在改革开放前，我们主要是进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把社会主义简单的定义为“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并形成固定的模式。在这种教育下，人们没有自己的思想，理解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谁要是提出私营经济、市场经济，那就是反马克思主义，搞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要求我们解放思想，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我们的教育又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我们一度放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批判错误。总结经验教训滑向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从右的方面又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的宣传一度成风，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有时，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绝对化宣传为不容怀疑的真理，有时，我们的理论教育又不断的在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果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自己都不能准确的把握理论的内容，在教育过程中摇摆不定，又如何使我们的受教育者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呢？大起大落的摇摆会使人们疑虑横生，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一会儿说马克思认为雇工超过七个就是资本主义，一会儿转而又说马克思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一会儿纯洁得把一块自留地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一会儿又宽容得说自发的商品经济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只顾一时的宣传教育效果，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辨证本质，其结果是自己损害了自己的形象。可见，我们在教学中应该坚持既反“左”又反“右”，而且必须彻底。所谓彻底就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唯书、不唯上、唯实践，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做到与时俱进。这样才能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威力。

三、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防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左右摇摆的关键

理论教育和宣传教育有明显的区别，宣传教育讲什么东西好的时候是不会讲它的坏的,讲什么东西坏的时候是不会讲它的好的，它完全是为当下的政治服务。而理论教育要讲辩证法、重分析，要一分为二，客观冷静是它的理性所在。理性的魅力正是在于它不唯书、不唯上、唯实践的品质。它的变化服从于实践，它只忠于实践，并对发展着的现实社会作出理性的回答。但是，理论的这种“清高”往往受到“世俗”的侵蚀。由于一些眼前的阶段性工作和政治目标的需要，理论教育往往失去它的客观理性，而是围绕着政治目标不断的注释，不断的演绎。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理论就是某种永恒不变的真理，恰恰相反理论任何时候都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更新自身，但关键是看它遵循什么逻辑。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没有自我批判精神，不可能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源于彻底的自我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是革命的，是批判的，这种批判不是夜郎自大、自命不凡的单纯意识形态上的“造反”，而是在开放的实践批判中，发现自己的思维和观念与现实的矛盾，从而穷根究底的自我批判。现在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认为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效果的最大问题是理论脱离实际。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把实践这个标准和准则运用于自身，那她就会在“完美的理想状态”中结束思维，这恰恰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深刻理解“与时俱进“需要从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的理论精神中汲取灵感，获得启示。反思我们以往的理论教育，往往是回避现实矛盾、回避关系人民大众切身利益的种种社会问题，经不起实践检验以及价值和意义的追问，有时甚至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是从实践中意识到自我批判的必要性，而是想当然的主观任性，用理论对现实评头论足，甚至指鹿为马。理论要说服人首先要说服生活，只有坚持在实践批判的前提下，不断实现理论自身的批判，才能真正解决思维和现实的矛盾，实现理论的伟大创新，并以此获得勃勃的生机和活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工作，不是拿着马克思主义的既成理论照本宣科，对现实评头论足，而是一个把理论和现实相联系的不断创造、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创造和发展的过程以与时俱进的方法论作为指导，以现实的发展为根据，以解决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问题为目标。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理论，并把其理论和观点传喻给受教育者，这样才能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彻底摆脱那种左右摇摆的尴尬，真正树立起理论教育的威信，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成为一种有价值有意义的活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A]，人民出版社，1995年。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第8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溯源归位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任何的教条主义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从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解放纲领《共产党宣言》诞生，到同志“三个代表”理论[1]的问世，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革命历程。同志“三个代表”理论思想的析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历史溯源是最好的举证。

一、《共产党宣言》的历史溯源

我们说，《共产党宣言》是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一个光辉起点。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伦敦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诞生。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一切社会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论述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最终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和未来社会创造者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从到邓小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中代代相承。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2]在《共产党宣言》的指导下，无产阶级经历了“巴梨公社”、“十月革命”战与火的洗礼，一天天成长壮大起来。1921年7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高举起了马克思主义旗帜，从此，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引，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按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所述“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3]在实践中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作风。针对《宣言》，两位伟人曾说过“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4]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是用发展的态度来认证自己的理论，溯源到《共产党宣言》这里，我们会明白一个至高无上的道理，即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诞生，到理论实践中的偏差与修正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

二、重新认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

理论实践中的偏差与修正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这就是说，我们要重新认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普列汉诺夫是第一个系统地将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俄国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至少要以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为前提：（一）生产力（所谓技术）高度发展；（二）国内劳动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在不具备这两个必要条件的地方，根本谈不上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5]他担心即使依靠强权实现了社会主义“将导致一种像古代中国或秘鲁帝国一样的专制怪胎，即导致一种以共产主义做装饰的更新了的沙皇专制制度”。[6]按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是不能跨越马克思的历史不能跳跃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根据经典著作，社会主义是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必须在资本主义充分发育乃至衰亡之后才能建立。[7]列宁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革命与经济建设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早在革命前，列宁就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开放”与“创新”方面给予了发展与修正。列宁曾说过“如果社会主义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8]后来，根据时局的变化，他进一步修正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9]实践证明，结合实际国情，允许私人资本发展，保持商品经济生产，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另一条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国革命成功理论重新认识的结果。

三、布哈林、斯大林理论与实践给历史的证明

我们没有办法重演历史，但我们有能力恢复历史的记忆，在不带有任何感彩的理性分析中，去求证事实的谬误。对于哈布林，我们不能否认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革命家的正确地位，但他只能算是个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主要表现在他对经典理论教条化的态度上。十月革命后，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影响了很大一批人，并带动起一股取消政治经济学的思潮。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政治经济学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针对商品经济的。在“战时共产主义”这个问题上，力主彻底消灭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用最坚决的社会化来组织生产，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事实证明，“战时共产主义”加剧了国家的经济困难与社会动荡。后来在列宁逝世前，布哈林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理论观点，从狭隘的教条主义中挣脱出来，同列宁一道走上了“创新”之路，成为“新经济政策”的捍卫者。这一时期，布哈林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市场与计划相结合观点这一重大理论突破之上。[10]

斯大林一直徘徊在“创新”与“教条”之间。在整个三十年代，苏联一直完全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要在短期内改变大锤式的工业和木犁式的农业生产局面，没有“创新”，没有“赶超战略”，苏联是难以跑步进入发达的机器大工业社会的。完整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斯大林模式”就是在这种非常的历史背景之下形成的。列宁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创始人，而斯大林的“创新”则在于1936年宣布开始讲授与系统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而一举突破了以论证经济政策为主的方法论，使得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工作能循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当然，斯大林的“创新”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由于他一方面看到了年青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国情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寻找答案，这就使他常常处于一种矛盾之中。如，他既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又认为它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既承认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的存在，又将这种商品生产限定在了个人消费品这个狭小的范围内。[11]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一直没有能摆脱商品经济属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属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是对立、格格不入的这种观念的束缚。从而在方法论上陷入形而上学的牢笼。斯大林的“创新”与“教条”，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既使苏联经济走上了兴盛，又使“斯大林模式”最终走向了衰亡。[12]四、、邓小平和：特色理论与社会主义的重生

马克思讲过：“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3]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理论思想得以丰富与发展，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进行，中国并没有经验，只能学习苏联经验和办法，好的经验是有益的，但不好的经验只能起反面影响作用，必须反对教条主义，要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14]这样，就为他的继承者们后来的大胆进取与“创新”开辟了更广泛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他的关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思想对经济理论“创新”的贡献，使中国有了后来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和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定。[15]到邓小平这里，可以说是产生了一次飞跃。照辩证法办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邓小平经济理论思想方法的真实写照。[16]所以说，从改革开放，到南巡讲话，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无一不体现出其伟大的“创新”之处。[17]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领袖第三代领导人的杰出代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充分体现了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三个代表”思想绵延不断的生命之源，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确定。

结束语综上所述，“三个代表”理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背景渊远，这并非为同志一人所凭空杜撰，而是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体经验教训与智慧的结晶。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倡导的思想，这种思想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普遍接受并给以丰富和发展。而只是在这里才被归纳总结，被升华。所以说“三个代表”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

[参考文献]

[1]光辉的历程,庄严的使命─学习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辅导，[M]北京：研究出版社,2001.

[2]/gb/special/2001-07/1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248-307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248-307页。

[5]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M]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21页。

[6]《普列汉诺夫全集》第2卷，[M]莫斯科1927年版，第81页。

[7]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M]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页—57页。

[8]《列宁全集》[M]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卷，第218页。

[9]《列宁全集》[M]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卷，第370—372页。

[10]《布哈林选集》，[M]莫斯科，1988年俄文版，第50—64页。

[11]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M]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页—57页。

[12]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2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3页。

[14]《选集》[M]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一卷（袖珍本）第1357-1371页

[14]《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卷第322页—340页

[15]马文奇、李洁明、江洋：《当代中国经济理论的演变》，[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第9篇

科亨研究工作所起的示范作用鼓舞和启发了其他研究者的类似工作，这些研究者大都是(但仅仅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学者：例如J.罗默(美国经济学家)、J.埃尔斯特(挪威哲学家)、E.O.赖特(美国社会学家)、范帕里斯(比利时政治哲学家)、普泽沃斯基(波兰政治哲学家)、布伦纳(美国历史学家)和其他一些人。这些思想家组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学派：除了在极少的基本原则上保持一致，他们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争执。然而，他们至少为自己能够清晰地阐明论点、观点，以及能够采用公开的批评和争论方式而自豪。他们尽量避免使自己沉迷于那些经常被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使用的模糊策略。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称自己的小组为“非胡说的马克思主义”(no-bullshitMarxism)(由于每年会议的日期，该小组正式称为“九月小组”)。这个小组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特征：一些成员(最明显的是范帕里斯)从未声称过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下文中，首先，我将概述一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第一阶段的有深远意义的贡献：科亨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和罗默的阶级与剥削研究；其次，我将论述与分析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社会科学的哲学和“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称呼是否恰当。最后，我讨论最近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辩护和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详细设计(这种设计比他们最初的计划更远离了左派)。

科亨和历史理论

科亨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中为之辩护的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解释，反对哲学批判主义。其核心内容是他对马克思关于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两种区分的坚持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性解释。

科亨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有两大命题：即发展命题和首要性命题。发展命题告诉我们物质生产力具有不断发展的趋势，这里的物质生产力不但包括生产的物质方面而且(最重要地)包括科学技术知识。首要性命题认为社会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由其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明(反之则不成立)。科亨还分析了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性质由社会生产关系来说明。

如果我们把发展命题和首要性命题放在一起，并加以合理的想象——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上，不同的社会模式与之相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那么我们就会得到非常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描绘。社会模式像外壳一样地保护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摆脱这些外壳并用新的模式来代替它们。

但是科亨清醒地意识到，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这种传统的历史描绘已受到人们的冷遇，主要原因在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或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强大的反作用)这两个命题之间似乎相互矛盾。由于我们通常认为原因导致结果，因此，在许多分析学派的理论家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合逻辑且前后矛盾的。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科亨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运用的是功能性解释。正如生物学家用鸟的空心骨能够使其飞行来解释鸟具有空心骨的事实，马克思主义者也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能够促进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

科亨援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功能解释引起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第一次大争论。J.埃尔斯特在一系列文章中声称如果马克思主义依靠功能性解释，那么对马克思主义而言情况会更加糟糕。原则上埃尔斯特接受三种解释模式：原因解释是物理学的标准解释方式；目的解释涉及到人类个体的信念和欲望，是社会科学的常用解释方式；功能解释在生物学中经常使用。但为了使人能够接受(功能解释)，埃尔斯特认为，功能解释必须用更多的规则和要素组成的“馈环”(feedbackloop)来加强。这种“馈环”可以由生物学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加上孟德尔的遗传学)提供，但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没有发现类似的可行方法。埃尔斯特因此认为，必须放弃这种解释模式(至少是科亨辩护的模式)。

相反，科亨认为依靠功能解释辩护自己的观点是合理的，尽管没有人理解内在的原因(或目的)机制。例如，理性地确信生物趋利性的功能解释在达尔文和孟德尔之前已经补充了解释结构。其他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设法通过勾画一个程序为科亨辩护，这个程序对社会现象所起的作用近似于自然选择对生物现象所起的作用。尤其是贝塔姆(ChristopherBertram)和卡林(AlanCarling)都认为历史上生产关系与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完全适应，可以通过经济压力和军事竞争来获得。

科亨关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其他许多方面也受到抨击，很多人认为他的发展命题没有说服力。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书中，科亨把发展命题建立在处于物质匮乏境地的生产者个人的理性基础之上。在许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发展命题暗含着超历史的理性解释，这种解释被看作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此后，科亨阐明和发展了他的观点：现在他不仅强调面对物质匮乏处境的个体生产者的技术创造力，而且强调对发展的最优生产关系的理性选择。尽管有益的社会模式能够促进生产发展这种阐释有意义，这种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与科亨的功能解释相一致，但是事实上行不通。根据科亨的理论，新社会关系的更有效性是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然而这是极为不可能的。

罗默和剥削问题

埃尔斯特对科亨功能解释所作批判的核心部分在社会科学哲学中富有挑战性。埃尔斯特特别赞赏理性选择方法的使用和博弈论的应用。埃尔斯特自己的工作范围仅限于方法论，而把这些方法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是约翰·罗默。在罗默早期的著作《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中，他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采用了非常数学化的新里查德式的重建。在其杰作《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简称《一般理论》)中，他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重建。《一般理论》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对宏观社会现象(如阶级)的描述建立在个人微观动机的基础上，并以这种方式提出整个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课题。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相比，我们可以说这种理论在方法上既是反传统的，同时又是保守的(从其强调阶级方法的重要性而反对其他社会分层方法这一意义上来说)。

《一般理论》的大部分篇幅用于说明马克思的剥削和阶级概念是如何源于标准的新古典经济模型。罗默首先分析马克思的剥削观点：根据这一观点，有没有剥削行为取决于有没有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他同时从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说明了承继关系的作用，即在这样一种经济活动中——所有的人都为自己工作，并只需要用于维持生存的物品。他们只是通过在市场上相互交换其产品而发生相互作用——如果生产者以其所被赋予的不同的劳动力(labourpower)水平开始生产，那么就会出现剥削。这是因为富有的生产者有着更广泛的生产技术选择余地，因此，能够在比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更短的时间里生产出一定量的商品，这些商品能够在市场上交换到相当数量的商品：如果社会生产的产品总量是平均分配的，那么，穷人比富人工作的时间更长。在进一步的例证中，罗默表明：在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和最初财富不均等的经济状况下，就会出现阶级；在这方面，信贷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得到的是类似的结果；某些理论如劳动价值理论可以建立，但这是价格的逻辑结果而不是剥削。关于问题的这一方面，罗默在该书中的主要理论术语是他的“阶级—剥削对应理论”，这条原理表明，凡是出卖劳动力的当事人是被剥削者，凡是购买劳动力的当事人是剥削者。当事人是劳动雇佣者还是劳动出卖者由他们最初的财富决定。占有生产手段的不同决定了某人是雇佣劳动力的人还是出卖劳动力的人。因此，剥削关系和阶级关系是密切相关的。然而，当当事人具有不同数量和质量的劳动时，这种关系就将被打破。这就是罗默寻求比劳动理论更“一般”的剥削理论的原因之一。

但是建立一种适用于所有假设的剩余劳动的剥削理论的障碍并不在于从剩余劳动的转化形式这一意义上来定义剥削，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家可以承认这种转化，但是他们否认由此而带来的道德谴责——剥削。这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竞争条件下不存在剥削，因为每个人都能够从交易中有所得。如果人们拒绝交易，而以他们自己的财产进行简单再生产，那么他们的情况将更加糟糕。另一方面，新古典主义承认：经济关系以外的强制，使得某些人依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如在封建社会或奴隶社会)，那儿确实存在着剥削。

《一般理论》的进一步成就是提供了一个总体结构，在这个结构中，马克思剥削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和新古典主义所涉及到的剥削问题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如果我们假设一个社会N，那么在这个较大的社会N内的群体S是被剥削的，那它当且仅当：

(1)存在着这样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我们假设为是可能的，根据这一选择，群体S的处境会比目前好；

(2)在这种选择下，S的补体，即N-S的群体S′将比目前状况恶化；

(3)S′对S是一种统治(剥削)关系。

条件(3)是一个社会学的条件，使得群体S′阻止这种假设选择的实现，因而导致对S的剥削。罗默声称他需要这个条件，(1)和(2)的不同类型并不包括异常的例子。罗默的模型(1)和(2)可以由经济体中当事人组成的各种群体的联合体来阐释。在一定的联合体中，一个群体有参与该经济联合体的选择，也有退出该经济联合体的选择。如果群体S退出该经济联合体后其成员生活更好，如果它的补体S′在S退出之后处境比原先恶化，那么在这种特殊的联合体中S就是被剥削群体。如果在联合体的规则下，某一群体被定性为是被剥削的，那么必然要求：不但在假设的选择条件下该群体的分配状况会更好，而且其补体会更差。因为在减少规模收益的经济联合体中，联合体的双方在选择情况下会做得更好。相反，如果有增加规模收益为特征的经济，在目前的安排下，两群体也会更好。如果一个群体被认为是被剥削的，那么肯定是有人剥削它。如何界定替代的情况?答案似乎有赖于罗默运用的抽象方法。在实践中，这种替代是通过财产关系得到界定的，即控制生产方式的权利。取代既成关系的选择，使人们能够明白，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平等地获得非人力的生产手段仍然会形成剥削。在一种更抽象的水平上，问题就不那么清晰了。我们通过一个特征函数来说明游戏：定义特征函数V，对于每个群体S都有一个退出收益V(s)与之对应。罗默写道：“函数V可以界定这种情况：如某些观察家认为，若各群体选择游离于社会之外，那将是对他们的一种公正的安排。”但他接着说：“当然，存在着有意思但愚蠢的界定函数V的方式：我们的任务是界定特定函数使其囊括清楚明了的和有历史说服力的剥削类型。”

马克思主义者从不认为社会秩序能够被任意。相反，如马克思所说的：“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必定会给通过假设的替代情况来验证剥削的理论制造一些麻烦。罗默解决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假设一个群体从经济联合体中退出后，其激励结构保持不变。这时如果这个群体改善了自己的处境而它的补体处境恶化，那么可以说这个群体在退出前遭受着“社会必要”剥削。

在罗默看来，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必要剥削：动力机制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剥削和静态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剥削。如果一个群体在退出后不能保持起成员的激励结构，其结果是情况直接恶化，那么这个群体所受的剥削是静态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剥削。如果一个群体在退出后开始有所改善，但很快因为可能缺乏技术革新的激励而落后于以前——尽管群体仍如以前一样努力工作，那么这个群体所受的剥削是动力机制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剥削。

在《一般理论》中，罗默的阶级—剥削对应理论是他的两个最令人吃惊和印象深刻的研究成果之一。这个原理表明剥削地位和阶级状况是系统相关的。当我们讨论联合体而不是阶级时，这种系统的联系便会消失。在罗默的《一般理论》中，对于那些能够从经济体中退出的群体可以进行任意的界定。如果我们乐意，我们可以把所有挑选的个体归入一个群体，在特定的游戏规则下，验证这个群体是否被剥削。起初，这种灵活性可能是一种优点，但更多的例子说明各种问题都有可能出现。例如，一个由所有工人和最富有的资本家组成的群体，如果该群体带着可转让财产的平均资本份额退出经济体，那么这个群体可能会证明被剥削。通过以特定方式划定界线，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有当事人都是某些剥削群体和某些被剥削群体的成员。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理由认为以这种方法不能起到界定作用。游戏中的联合体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是在其成员的利益上联合起来追求共同的目标。因此，通过寻找共同利益对人们进行群体归类的方法是明智的。罗默著作中所假设的共同利益概念，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是用阶级概念来表达的，界定阶级的方法是根据当事人是劳动力雇佣者还是劳动力出卖者(实际由他们所拥有的生产手段来决定)。尽管实际上罗默的群体概念似乎是以马克思理论为基础的，但是这里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为什么我们要在剩余价值劳动理论的框架之外去把握这种群体划分方法，以此来解释剥削问题，罗默的分析框架超出了马克思的理论框架。

不管人们如何吹毛求疵地批评和反对罗默重新阐释马克思的阶级和剥削理论的做法，不容置疑地是，它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最有突破性的和最有创造力的成就之一。社会学家赖特在他的著作《阶级》中，运用罗默的“一般理论”对建立在被当事人群体支配的不同类型的财产(劳动力、资本所有权、技能、信用)基础上的现代社会阶级结构进行了截面(cross-cutting)分析。在一种新的更严密的框架下，赖特的分析具有表达准确的优势。在阿尔都塞的方法论内，他首先仔细研究的“相互矛盾的阶级位置”的问题。但如大量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一样，这个表明马克思主义者身份的问题又再次被提出。罗默和赖特都曾非常典型地表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的方法和解释却深刻地表明他们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确实，一旦这种分析的方法由罗默的规范结构转化为驾驭社会学的结构，就非常像韦伯以市场上不同集团剥削特定财产为基础的分析，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基于剩余价值掠夺而引起的冲突分析。

如果说科亨和罗默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要的、并且具有创造性的贡献，那么我们也不能忽略普泽沃斯基的贡献。他的贡献在于他是惟一的真正试图研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学的学者。他的研究集中于社会主义政党在议会民主制中寻求政治权力的窘境。他认为这些政党为了他们所代表的大多数选民的合理性追求降低了作为政治组织轴线的阶级的重要性，这样，这些政党就开始远离他们的核心选民。无论对普泽沃斯基观点的评价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学中，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试图通过意识形态解释政治变革的本质：按一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工人们往往被错误的意识所左右或被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所统治。普泽沃斯基能够用工人阶级追求自身利益来进行解释。

理性选择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如果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有让作为对手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敌意甚至怀疑的地方，那就是许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运用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人的社会交往模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认为所有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在原则上只有以个人行为的方式才是可以理解的；理性人模型用经济理论制定包含假设的欲望和信念的个人行为模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反对结构主义或整体论所持有的观点：将社会基本单位解释为预先占有或决定个人选择的如国家、阶级或生产方式这样的超个人实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个人主义观点和方法论(技巧)的信念有时候与“Ronbinsonades”反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的猛烈抨击相似。这些观点清楚地表明：第一类观点关心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在社会科学的哲学体系中是否正确和理性人模式是不是一种恰当的分析工具的问题；第二类观点关心这些观点和方法是否能与冠之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相容的问题。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指出大量马克思所采用的例子，这些例子看起来非常像理性选择模型。例如，《资本论》中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解释就是一个通过个人理性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导致整体状况变差的经典例子。马克思讨论国家的一种方式表明，国家扮演着帮助资产阶级制服集体行为的角色：工厂立法一般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但资本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趋向于损害工人们的身体健康。不但有这种分析的例子，而且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作出了关于马克思方法的详细论述。这些论述表明，在原则上，它支持个人主义理性选择方法的应用。比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什么是社会，其形式究竟是什么?人们相互交往行为的产物”。但那些敌意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快就指出，理性选择分析方法，被认为提供了这样一个情景，人们在这一情景下进行选择和考虑，并且正是社会的这些结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核心。换句话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经常列举什么是最需要解释的。伍德特别热衷于坚持这一观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例举了被马克思本人矛盾使用的理性选择例子：即资本家的行为，这是所有能够进行这类解释的情景：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的社会关系，这本身需要解释。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问题的答复是个体的行为及其发生的情景都需要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解释社会形式起源的理论，甚至先于个人主义的解释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科亨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在理性选择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问题上毫无起色。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罗伯特·布伦纳的研究工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性选择解释资本主义转变的范例(卡林做了一些使科亨的观点与布伦纳的观点相容的有趣的工作)。

但问题仍然存在：马克思主义者们(或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应不应该赞成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如果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霍布斯的观点，认为社会现象可解释为个人的信念和欲望，这些信念和欲望对于社会来说是不可排除的，那么这种观点显然是荒谬的。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辩护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一种更温和的观点：完美的社会科学的解释应该表明任何宏观现象都产生于个人的行为(并不否认那些个人具有在社会中形成的欲望和信念)。这种观点可以看作否认自发的宏观现象，而不只是纯粹的个人主义。许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都意识到：总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错误地解释了正确的观点。虽然坚持研究社会事件需要个人主义基础是正确的，社会科学仍然研究社会类型。这些社会类型能够通过具有不同信仰、动机的个人的不同结合分别地得到实现，因此个人主义的还原主义方法并不能够解释这些类型。

无论如何，理性选择问题应当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问题中独立出来进行解决。这将可能是一个不带有理性选择理论成分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问题。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寻求双轨迹的策略：在现实中，他们通过罗默和普泽沃斯基的理性选择工具的成功运用，演示了马克思方案的主要特点可以由新古典经济学技巧的机智应用来阐明；在哲学上，他们“内部地”批判了理性选择方法论——这就是说他们不是从手中抛弃它，而是在对其保持同情的同时指出它的缺陷和缺点。埃尔斯特在这里走到了前列：他考虑到卡勒曼(Kahneman)和特维斯基(Tversky)的心理学发现和西蒙(HerbertSimon)提出的可选择的行为模型，通过理性选择理论把富有攻击性的反整体论和面对困难时的敏锐意识结合起来了。

转向规范化

由于科亨、罗默、普泽沃斯基的创造性贡献，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学派，开始分化。这是其主要成员继续进行的非常有意思的工作。首先我们来看看科亨：自《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之后，科亨已经在多篇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两本著作，并开始了对约翰·罗尔斯著作的批判。这些著作的第一本是《历史、劳动和自由》，它主要是《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书的继续以及对该书批评的答复。第二本是《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这是一本标准的政治哲学著作，这本著作主要是与美国自由主义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进行商榷。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诺齐克对某种假设的最低限度的国家(aminimalstate)和自由市场经济进行了道德论证。在科亨看来，这种假设被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普遍加以接受。尤其是，科亨认为“自我所有”的思想潜在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剥削现象直觉认识的背后(工人被剥削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所生产的成果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因此，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因为他们最根本的假设形成于一个争论的基础，而这一基础不仅能够为共产主义、同样能够为市场和私有体制辩护。柯亨由此走向了否定自我所有原则，并且开始欣赏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观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但是，由于罗尔斯理论允许在正义社会结构中动机起一定的决定作用，柯亨近来的工作使得他对罗尔斯的欣赏日益变为不满。也许其悖论在于，这体现为他对罗尔斯整个理论结构中最“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抛弃：即罗尔斯在这一方法中所强调的社会结构对于个人的生活前景起决定作用的观点。

这儿不能够考察科亨思想演变的所有细节，重要的是强调科亨思想演变的主要构成是其哲学注意力从一系列问题到另一系列问题的转变，而不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核心的根本改变。写到这里，最重要的是指出：科亨现在关注的不是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或政治学问题，而是澄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献身背后的核心价值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无悔的事业。然而，核心价值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词汇中表面上是难以确定的。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伦理学问题在历史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受压抑的方面(那种不敢道出的爱)，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本人)经常否认他们献身革命事业是建立在任何道德价值基础之上；第二，科亨的注意力集中于政治哲学的规范化问题(特别是正义问题)，与此同时，他消除了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所有方法论的障碍。这就意味着在这场包括所有政治派别的分析的政治哲学家的广泛争论中，他现在是一个参与者了。在这个领域内，现在要清楚地说谁属于社会主义者谁属于平等自由主义者是不可能的。这些思想阵营是混乱的和相互渗透的。

在范帕里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进一步证明这种相互渗透性的证据。范帕里斯是“九月小组”的一员，但却从未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卡尔·马克思恰恰是影响其著作的最重要的一个人。在范帕里斯对社会科学哲学开始感兴趣以后，在此期间他用进化论解释社会科学，并以研究“基本收入”这个主题而著名。在与荷兰政治学家罗伯特·范德维尔合写的名为《通向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的论文中，他拒绝接受左派应当追求“社会主义”——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低级阶级”——目标的思想。更确切地说，他认为物质产品的丰富，这个实现真正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能够由资本主义(一种市场和私人财产的体制)来实现。资本主义由普遍性基金(universalgrants)或“基本收入”构成。每个人(或许是所有成年人)无论其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都应该获得独立的无条件的补助金。这种基本收入能够把人们从为了满足自己的基本物质需要而被迫受雇佣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同把人们从被迫的工作状态下解放出来一样，它同样能够在这样一个时代满足社会正义的要求，在这样一个时代，拥有一份工作就是拥有一份稀有的资源，这对于其他人被排除在外的人来说是一种特权。在随后一系列论文和一本重要的书《全体人的真正自由》中，范帕里斯提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观点来支持“普遍的基本收入”。

再者，无论范帕里斯的建议具有什么样的优势，我们看得出“九月小组”的成员现在仍与马克思的事业有非常大的差距。“基本收入”的观点并未局限于政治左翼，甚至一些新自由主义创始人也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提出了与其协调的相关思想。例如，在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中，我们知道他提倡“消极收入税”。不要惊奇，范帕里斯的建议要比弗里德曼的建议更激进。但在一种重要的意义上，他们有着相同的基础：正确的社会政策能被自由民主的国家采纳。如果有一种解放工人阶级的政策，那么这不是工人阶级自身的成就，而是议会精英们和政府行政部门的成就。

与范帕里斯相似，罗默现在也已游离于看似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很长一段距离了。在20世纪90年代，他已强烈地关注于建立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型。这种“社会主义”经济与迄今具有这个称号的事物有很大的不同。罗默认同这种观点：高效的富有活力的经济需要自由市场和政治民主相结合。尽管献身于平等主义，他也明白在可预见的未来，对劳动力市场的收入进行重新分配的希望渺茫。他也拒绝工业公有制的思想，并且对公司的工人所有权问题持不可知论的态度。那么在他的方案中，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呢?他关注于两个事物：资本所有权和投资的政府导向。

罗默认为股市从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市场体系的分离具有很大的发挥余地。他构想了一个方案：全体人可以凭借在股市中可以买卖的股份证券(coupon)来掌握资本所有权。每个成年公民都拥有相同数量的证券。一旦持有者死后，证券又归属于公共财产。这些证券不能兑换成现金，人们不能赠送给别人或为其他意图而进行交易。因此这就使工人和穷人没有交易他们资本财产的可能性，也就不会导致所有权集中在一些资本家的手中。所有人都有从资本自然增加的收益中获利的平等机会。除了这种类似于货币的股票外，罗默还建议利用不同的利率鼓励向那些社会需求增长但正常的投资动机不足的部门中投资。

罗默的建议不会被轻易弃之不顾。罗默从事着这种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创造性思考，如果我们要恢复平等和民主的社会方案的话，那么就离不开这种思考。从平等主义公正观点的立场来看，一种允许在劳动力市场中由于拥有稀罕的技术和能力而导致不平等的策略显然是不完善。但罗默至少设想了一种方法——即超越少数资产阶级掌握生产手段的社会方案。然而，他的方案有很多缺陷。第一，非常明显的是，如何激励证券持有人掌握有关证券的必要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的确，许多普通工人早已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和利用一些信息来预测赛马或足球队的表现。但是用同样的方法去操纵想象中的数百万股票(keystocks)显然不是那么一回事。第二，鉴于劳动力市场上一再出现的不平等和在这个市场中作为效益最大化运行机制的需要，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市场社会主义的方案将会加剧——在很大程度上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自私主义心理的膨胀。第三，我们完全不清楚如何从目前的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这种社会。创立证券市场社会主义的运动，是不可能鼓舞献身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这是过去工人运动的特征。

结论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起始于一群思想家，这些思想集左派献身于社会主义的目标和用分析哲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工具对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进行批判性的考察为一体。这种运动刚开始不久，他们进行探索的环境就发生了难以预料的变化。第一，最富戏剧性地是，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及其盟国已经消失，而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表明其充满活力和自信。平等主义的政治目标在各个地方的衰退已经持续了近20年。第二，许多左派思想家在这一时期已经转移了对阶级、不平等和政治秩序的认真思考。相比之下，他们的注意力放在了边缘和并不是很重要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和解构的议事日程上。

无论如何，人们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上来看取得了进展，这是对他们既没有陷入教条主义又没有成为现存秩序的辩护者的赞扬。实际上他们尝试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工具来与罗尔斯、森以及其他相关的新平等主义的政治哲学进行联合，意图设计出可行的制度来推动社会主义目标的发展。然而，在理论家和受压迫阶级的社会运动之间缺乏联系，这种联系有可能促使他们将其建议付诸于政治实践。他们仍然坚信，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只是暂时现象：20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们会再继续努力20年。到目前为止，尽管存在挫折，献身于人类平等和民主事业的人们，继续缜密地和创造性地探索通向未来社会的途径。

那些后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在问，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们中的某些人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多少也是一个奇怪的问题。科亨说过《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作为一种解释是与其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和家庭背景密切相关的。这一著作一旦完成以后，他就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对这份遗产进行自由的、创造性的和更具批判性的思考。我们应该看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保留了马克思的平等主义和民主价值理念，但他们正在放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细节、方法和对未来社会的描绘。至于是否仍将保留“马克思主义者”的称谓，这将是一个历史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哲学或政治学问题。

注释：

全文译自DictionaireMarxContemporain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2001。

①G.A.科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牛津：克兰登出版社，1978)。以下简称《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早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还包括：波兰经济学家OskarLange、MichalKalecki和意大利的经济学家PieroSraffa。

②九月小组目前(1999)包括：PranabBardhan、SamuelBowles、罗伯特·布伦纳、G.A.科亨、JoshuaCohen、范帕里斯、约翰·罗默、HillelSteiner、范德维尔、E.O.赖特。埃尔斯特和普泽沃斯基于1993年离开了小组。值得一提地是有一些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AlanCarling，他们从来就不是小组的成员。

③现在有两本研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专著：TomMayer,AnalyticalMarxisim(ThousandOaks:Sage,1994)是一本研究罗默和普泽沃斯基的贡献的著作。MarcusRoberts,AnalyticaiMarxisim:ACritique(London:Verso,1996)是一本有关对科亨论战的研究。约翰·罗默主编的论文选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和TerrellCarver与PaulThomas合编的《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Basingstoke:Macmillan,1995年)，其中包括友好的和敌对的文章。

④尤其是见《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第9章和第10章。

⑤埃尔斯特对科亨的批评请参阅：《科亨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政治研究》，28.1(1980年)；《马克思主义、功能主义和博弈论》，《理论与社会》，11.3(1982年)；在罗默主编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埃尔斯特的《理解马克思》(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中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功能主义和博弈论的进步思考》。

⑥参阅科亨的《功能解释、目的解释和马克思主义》，Inquiry25(1982年)和《答埃尔斯特的“马克思主义、功能主义和博弈论”》，《理论与社会》，11.4(1982年)。也可参阅科亨的《历史、劳动力和自由：来自马克思的主题》(牛津：克兰登出版社，1988年)中所收的论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⑦参阅ChristopherBertram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国际竞争》，《新左翼评论》183(1990年)和AlanCarling的《社会的分裂》(伦敦：Verso,1991)第一部分。

⑧特别参阅AndrewLevine和ErikOlinWright合写的批评文章《合理性和阶级斗争》，《新左翼评论》123(1980年)，以及ErikOlinWrigh、AndrewLevine和ElliottSober合著的《重建中的马克思主义》(伦敦：Verso,1992)一书的第2章。科亨的答复(与WillKymlicka合写)《马克思主义历史概念中的人类本性和社会变化》，《哲学杂志》85(1988年)和《历史、劳动力和自由：来自马克思的主题》的第五章。

⑨约翰·罗默：《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和《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Cambridge,Mass:Harvard,1982)。

⑩见《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第一章。也可参阅约翰·罗默《马克思的剥削与阶级理论的新动向》，《政治与社会》，11(1982年)。

(11)见《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第194-195页。

(12)见《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第195页。

(13)如上。也可参阅约翰·罗默的《剥削、可选择和社会主义》，《经济杂志》92(1982)。

(14)见《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第196页。

(15)如上，第197页。

(16)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

(17)见《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第265-270页。

(18)关于罗默研究方法的一些深层问题，可参阅ChristopherBertram的文章《约翰·罗默一般剥削理论的批判》，《政治研究》，36(1988年)。

(19)(伦敦：Verso,1985年)

(20)特别参阅他的《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和《民主与市场》(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

(21)对普泽沃斯基方法的敏锐批判，可参阅Carver和Thomas合编的《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中DesmondKing和MarkWickham-Jones合写的论文《社会民主与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

(22)参阅埃尔斯特在其著作《理解马克思》中的评论，第45-46页。

(23)如上见Chapter4.1.4。

(24)被普泽沃斯基引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第92页。普泽沃斯基也提到恩格斯在1890年9月致布洛赫的信中把社会看作是个体行为的产物。

(25)参阅Carver和Thomas合编的《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中所收的她的论文《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IstheGameWorththeCandle?》。

(26)参阅AlanCarling的《社会的分裂》的第1-3章。RobertBrenner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源》，《新左翼评论》104(1977年)；T.H.Alson和C.H.E.Philpin合编的布伦纳之争(TheBrennerDebat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和约翰·罗默主编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中RobertBrenner的论文《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

(27)特别参阅Wrigh、Levine和Sober合著的《重建中的马克思主义》第6章。

(28)主要的文章是他的三本书：UlyssesandtheSirens(1979)；SourGrrape(1983);SolomonicJudgements(1989)(均是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特别是SourGrrape，包含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最精彩的有关思想。

(29)(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

(30)(NewYork:Basicbooks,1974)

(31)特别参阅他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政治哲学》或“WhynozickExercisesSomeMarxi”stsMoreThanHeDoesAnyEgalitarianLiberals’，＜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的第六章。

(32)例如可参阅他的“WheretheActionIs:OntheSiteofDistributiveJustice”，《哲学与公共事务》，26(1997年)。

(33)马克思是否认为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问题是大量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文章的主题。NormanGeras在他的《关于马克思和正义的争论》(《新左翼评论》104，1977年)中提供了一种对这些文章有益的研究。

(34)(Totowa,NJ:RowmanandLittlefield,1981)

(35)被收集在他的MarxismRecycled(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年)一书中。

(36)(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

(37)(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年)范帕里斯在＜全体人的真正自由＞的第57页讨论他的建议与Friedman的建议之间的关系。

(38)这个建议是在其《社会主义的未来》(伦敦：Verso,1994年)一书中提出的，在论文集《平等的股权》(伦敦：Verso，1996年)中进一步讨论。也可参阅PranabK.Bardhan和罗默合编的《市场社会主义：时下之辩》(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39)这可能有点言过其实，因为范帕里斯已经使其收入的建议提到世界范围的无政府组织的议事日程上做了大量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