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并购论文第1篇

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始于1979年,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演进,尤其在最近两年,我国企业在海外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更是高潮不断。当前,无论从开拓市场空间、优化产业结构、获取经济资源、争取技术来源,还是突破贸易保护壁垒、培育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等方面来考虑,“走出去”都是一种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重要标志。在这一点上,国家的“走出去”战略与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具有一致性。

一、海外投资的战略意义

1.在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更加相互依存的世界,国家必须考虑,通过具有宏观影响力和国家长远发展战略意义的对外投资,提高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在国际资源分配中争取一个更加有利的形势并改善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2.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70%的情况下,国家必须考虑通过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扩大对外投资两个轮子,主动地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在保持制造业优势的同时,向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迈进,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的角色。

3.无论从中国为全球制造产品,还是自身工业化、现代化的需要,都必须考虑如何通过对外投资主动地从全球获取资金、技术、市场、战略资源。

4.在外资企业大举进入中国、分享中国市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必须考虑新的发展空间。在外资企业走进来的同时,中国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将是一种必然的现实。

5.在跨国公司利用自己实力、重组中国优势的同时,中国有实力的企业也应利用跨国公司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以自己的比较优势重组他国产业和企业,主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以获得市场份额和技术开发能力。在这过程中,壮大自己,培育与经济大国相匹配的跨国公司。

但是与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相伴随的是,很多的企业海外投资的决策中忽视了国家战略,作为“走出去”战略的制定以及实施者,国家在我国企业海外扩张的过程中,其战略协调的工作也尚有待改进的地方。

二、我国企业海外扩张的战略协调缺失问题

1.经营中忽视国家战略。

随着企业的公民意识的增强,现在普遍认为企业除了是一个盈利性的组织之外,其还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公民。企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尤其是在我国倡导建立“和谐社会”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中,企业的经营目标除了利润之外,还应该有社会责任。在海外扩张的过程中,企业除了考虑企业自身的利益之外,还应考虑国家的宏观战略。尤其是在一些资源性的项目投资中,比如投资海外的石油公司或者油田项目,往往会关系到国家的能源战略,此时,企业应将国家利益和公司利益加以综合考虑,而不仅仅是考虑公司的利益。尤其是很多参与海外扩张的国有企业,贯彻和执行国家的宏观战略是其理所应当的责任。而众多“走出去”的企业,其投资目标明显忽视了国家战略利益。仍以中国石油公司的海外投资为例,研究显示:在通过中国海外资产获取的石油中,约2/3被以现货价格卖到全球市场而不是运回中国,因为在国内,这些公司不得不以补贴价格出售石油。在苏丹,中国公司有时卖给日本的石油产品比运回中国的要多得多。这明显与国家谋求在全球获取石油资产的战略背道而驰。

2.并购投资中恶性竞价。

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价格竞争又是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作为海外投资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并购由于具备其他投资方式不可比拟的优点受到很多谋求海外扩张的中国企业的青睐。在海外并购的很多案例中,经常会看见中国公司的影子,而且会出现多家中国公司,公司之间相互竞价,最终抬高的是并购价格。并购中的企业相互竞价固然不可避免,但是如果考虑整个国家的战略进行适当的协调,那么有些恶性竞价的行为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实质上,我国公司在海外并购中相互竞价的行为可能更多的是考虑的公司的利益,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而竞价的结果往往导致并购成本高企,即使并购成功,高昂的并购成本也使得并购收益大大降低。在海外并购中恶性竞争的还有很多国企,尤其是银行业和石油行业。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与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有限公司接洽,讨论购买其在标准渣打银行的股份。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在苏丹一个管道项目上互相竞争,虽然政府试图阻止在石油资产上出现进一步投标战。

3.国家对国企的海外投资缺乏控制力度。

“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吹响了我国企业进军海外的号角,但是在越来越多的企业跨出国门的同时,怎么样引导和规制这些企业在海外投资市场上的行为,应该是战略提出者同时要考虑得问题。目前重大协议虽然仍需要得到国务院批准,但公司都有自己特定的动机和战略。交易更可能是为了利润、影响力和技能,而不是为了对外政策目标。纽约荣中战略咨询的创始人荣大聂说:“外部观察人士往往认为中国企业界是运转顺利、密切协调和坚如磐石的公司群体,但事实完全相反。”达成的协议是“大杂烩,动机各不相同”。而且,目前我国还没有成文的专门规范企业海外投资方面的法律,仅仅在国务院和各部委的规章里面散见有关的一些规定。缺乏系统的法律规定也是导致企业海外并购缺乏控制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至今尚未出台一部较完善的对外投资法,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致使管理中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现象频频出现,导致了跨国投资一定程度上的混乱无序,大大束缚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国有资产流失。

在海外投资大军中,经常可以看见国有企业的身影。一般而言,国有企业从规模、资金以及国家的政策扶持方面,都具有民营企业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走出去”的很多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由于前面分析过的恶性竞价、战略失控等因素的存在,可能导致的情况就是国有资产在海外扩张的过程中流失。而且,很多的国企海外扩张的过程中,投入的都是优良的资产,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海外投资相比,我国海外投资中国有资产比重大,加之财务制度、经营管理的不规范,造成了海外企业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据估计,我国目前约有一半左右的海外企业是零利润或亏损,尤其是以国有资产为资本在境外的实业投资成少败多。此外,我国的资本外逃现象大量存在。

综合而言,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无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战略和行业规划,也没有明确的产业政策和行业导向。由于对境外投资缺乏统一的导向、协调,各部门各地区之间以及企业之间各自为政,对外投资随意性大,造成海外重复投资,恶性竞争,严重影响中国境外投资的整体效益。无论是资源开发类项目,还是加工贸易类项目,都曾出现过有的企业谈了数年的项目,被后去的国内同行企业以接受更为苛刻条件为代价而抢走的情形。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项目的选择是企业自己的事情,但如果在同一目标市场上出现恶性竞争,则政府的引导、协调仍是十分必要的。

三、我国企业海外扩张的战略协调缺失原因

1.所有制缺位。

在我国目前企业组织制度框架下,跨国并购活动的主体主要有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其中国有企业是最基础、最重要的跨国并购活动主体。但现实中这三种主体在推动跨国并购活动方面都力不从心,造成并购主体缺位。

企业产权边界明晰化是企业海外并购顺利实现的基本前提。产权归谁所有,谁就可以凭借产权取得利益。被并购企业法人地位的丧失,也就意味着财产所有权的转让。这样,企业海外并购行为,必须是所有者意志的反映。但在我国的情况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理论上是全民所有,实际上则属于主管部门所有,企业只是作为经营者。因而,国有企业的产权是模糊的;集体企业的产权,也并非企业生产经营者所有,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也带有“准全民”的性质。虽然我国进行的改革要求建立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又更为复杂,有的企业行政隶属关系几次变更,有的合并、分立,由全民变集体,或者由集体变全民等等。所有这些都造成并购主体的不规范性,从而影响了企业海外并购的积极性。

2.企业资本实力的增强,摆脱了对国家财政的依赖。

国有企业往往由于其规模巨大而成为海外投资市场上的主角。在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国有企业对国家财政的依赖还比较大,需要国家财政为企业“输血”,此时,企业的很多决策因为受“财政依赖”的制约而受到国家一定程度的约束,如果企业实施海外投资,巨额的投资资金的来源必然需要国家的财政支持,从而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资金控制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使得相当多的国有企业摆脱了以往“靠财政”吃饭的局面。众多的国有企业借助于证券市场来筹集企业的发展资金,使得企业摆脱了以往对国家财政支持的过多依赖,企业在财务决策上拥有了更多的自。表现在海外投资上,企业可能更多地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而不是国家整体战略的考虑来实施并购。

3.政府对海外直接投资缺乏统一的宏观管理和规划布局。

我国海外企业虽已达到6000多家,散布于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政府对海外投资缺乏成熟的政策导向机制,又未制定完善的对外投资法规。我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大多是根据各种渠道的非系统化信息进行的,致使海外企业在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分布上不尽合理,充满着无序性和随机性。

我国没有一个统一有效的对外直接投资宏观协调管理机构,海外直接投资由财政部、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银行及中央各部门、各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各管一段、各管一块、一事一议、多头管理。这种多元化、分散化的管理体制,造成了办事效率低下和各类管理资源的浪费。

我国在海外投资的总体战略方面缺乏统筹规划,国家没有根据我国对外经贸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我国经济技术特点,明确现阶段海外投资的总体指导思想,包括海外投资的方向、重点、规模以及战略等;也没有根据现行产业政策和多元化外贸战略,制订与之相适应的海外投资的行业导向和国别导向;没有形成一整套的政策体系对跨国投资加以引导、协调和进行统筹安排;在信息、保障等方面的服务措施也大大滞后。由于指导思想和政策导向都不明确,国家也就不能运用经济手段和政策手段有效地引导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四、结语

我国海外投资的战略协调缺失的问题是一个系统的问题,既涉及到企业的所有制缺位等基本经济制度因素,也有国家的宏观管理等上层建筑构建的问题。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刻不容缓。战略协调的缺失削弱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扩张的竞争力,加大了竞争过程中的内耗。在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如果“走出去”的不是一个团队,而是各自为政,那么面对全球超大型的竞争对手,我国企业的机会十分有限,对企业、对国家来说都十分不利。

参考文献:

[1]杰夫•戴尔&森迪普•塔克,寻找启发:中国公司在海外扩张,原载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2月4日,转载于参考消息,2007-12-5第16版

[2]吕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风险分析及防范,消费导刊,2007.(7)

[3]谭介辉,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03.(5)

海外并购论文第2篇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海外并购贷款风险管理

构建完善海外并购贷款业务流程和组织体

(一)规范业务流程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应加快提升并购贷款的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为企业海外并购提供贷款之前,首先应对自身并购贷款风险管理能力进行评估,建立健全并购贷款风险管理制度,完善风险管理流程,从并购贷款业务的受理、风险评估、贷款方法、贷后管理等方面建立一套完善的机制(见图1)。

在建立健全并购贷款风险管理制度中,银行应在并购方案和融资方式上提出预警方案,并实施重点跟踪监管;还应建立完善的评估系统,选择好贷款品种;并严格执行贷款审批制度,强化经营风险责任,规范审批程序。同时,必须把风险的补偿原则落到实处,贯彻风险与收益成正比的原则,使信贷产品的目标收益能够适当地反映和抵补银行所承担的风险程度;要有效防范贷款定价中隐含的市场风险和道德风险,确定合理的贷款定价水平和定价方式。因此,参与企业并购贷款的国有商业银行应加强信用等级评定工作,使信贷风险量化,并进一步做好对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的尽职调查,重点分析和评估并购后企业的未来收益及现金流变化,避免向风险过大的项目提供贷款。

同时,银行应增强在海外并购贷款法律结构设计和谈判的话语权,加强与国外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扩大信息来源,提高信息质量和判断分析能力;改变银行仅作为资金提供方的被动角色,积极参与交易法律结构的设计和谈判,并根据交易结构提出并购贷款结构和担保法律结构的安排意见;还应关注并研究并购方提出的并购方案或结构以及担保建议,并从贷款风险控制角度积极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而不应仅仅关注贷款安排本身。

(二)培育专业团队

按照中国银监会的《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的要求,商业银行对于并购贷款在业务受理、尽职调查、风险评估、合同签订、贷款发放、贷后管理等主要业务环节,以及内控体系中加强专业化的管理与控制。海外并购贷款是一项高度包含投资银行业务的资金融通活动,需要国有商业银行自己拥有一个很强的投资银行团队。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开展海外并购贷款业务少,没有规范的模式和规则,银行自身缺乏能够进行融资并购贷款业务的专业性人员,因此,应尽快组织并购贷款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的专门团队,积极培养具有与其并购贷款业务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足够数量的熟悉海外并购相关法律、财务、行业等知识的专业人员,他们要对并购企业的财务报表有着清醒的预期,还要对商业模式有清醒的判断,有足够的前瞻性分析。同时,由于并购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并购后的整合,银行应当优先选择有能力从事长远产业发展的企业与企业家,并与其建立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另外,充分利用金融风险管理师资格认证制度,加大对金融风险管理人才的培养力度。

海外并购业务受理与风险评估

(一)对并购项目的评估

并购贷款通常以所并购的股权或资产作为抵押,以收购项目的利润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在受理企业海外并购贷款业务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并购企业的信用水平和偿债能力,还要对海外被收购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高层次的分析和把握,了解被并购对象的盈利能力。并购方与目标企业之间的行业关联问题,直接影响到被并购对象的盈利能力,因此,银行需要对并购贷款的投向进行行业干预。

并购贷款应优先鼓励同业并购行为,这是出于专业化发展优于多元化发展的战略考虑。鉴于我国绝大多数企业还没有达到管理大型多元化企业集团的能力,且世界上也很少有无关多元化的成功并购案例,在确定并购贷款的优先支持对象时,要求并购双方具有一定的行业关联度,即同业并购或行业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并购均可。在企业海外并购的过程中,不必完全局限于同业的狭窄领域,否则无助于实现企业的完整产业链,不利于企业做大做强。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在受理并购贷款时,应结合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确定优先支持的行业领域。根据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力、相关产业的关联度、对经济结构升级的推动等几方面因素,优先支持能源与基础设施等战略行业中的企业并购行为。并购方通过并购能够获得研发能力、关键技术与工艺、商标、特许权、供应及分销网络等战略性资源以提高其核心竞争能力,国有商业银行不去支持财务性的并购活动。

(二)对防范、化解国家风险措施的评估

近几年的海外扩张中,我国企业遭遇多次因社会敌意、政权变化、经济利益和法律冲突等因素导致的国家风险。这既有他国对我国社会制度的不理解、对市场经济不承认的原因,也有我国企业对国际惯例、规则和他国情况缺乏相应的了解等自身原因,国有商业银行应该对并购企业防范、化解国家风险措施进行评估。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应积极与政府有关部门合作,借鉴1950年和1970年代美国和日本企业向外扩张,实施国际化战略过程中政府设立专门保障体系给本国企业服务的做法,建立为企业国际化服务的政府保障体系,为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和海外投资提供信息、市场协调、投资担保、信贷协调乃至外交协助等一系列措施,有力支持本国企业的全球化运作;此外,应为并购企业提供国际经营管理的经验和建议,防止因冒犯当地文化制度和经济利益而遭到抵制和报复。

贷款决策和指导参与

由于海外并购贷款比传统的贷款品种风险要高,结构复杂。因此,并购贷款都应根据其特点,设计不同的贷款保证体系,如选择收购资产的抵押、各主要子公司的股权的抵押、母公司的担保和安慰函、股东贷款和次级贷款的后偿、最低财务比率限制、账户的抵押和管理等等条款。在实际操作中,国外商业银行决定发放并购贷款时的做法值得借鉴:一是将并购项目与同行业的其他并购项目作比较,看该项目的并购定价是否合理,若并购方企业出价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则银行对发放并购贷款应相当谨慎;二是对被并购企业的历史经营状况进行详尽的审查,并对并购完成后企业的收益状况、企业是否能够产生足够的现金流进行全面的评估,以测算并购贷款发放的风险大小;三是看并购方企业自有资金比例,即并购杠杆的大小(杠杆收购除外),若并购方企业并购杠杆比较大,商业银行则对发放并购贷款应慎重。

当然,在贷款决策过程中,必须最大限度的规避风险,但也要注意保持企业经营的相对稳定和自由,给企业适当空间发展业务。否则,如果贷款条款将企业的自主性完全剥夺,表面上看保证了贷款资产的安全性,但往往适得其反,在此情况下,即便给予并购企业多种选择申请豁免,但如果是银团贷款,得到多数银行同意会花费很多时间,从而导致并购企业失去最佳市场机会,最终危害贷款的安全。

现金支付是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中最常见的支付方式和较为稳定的支付工具,其并购资金主要来自自有资金、国内银行贷款、国际银团贷款,少数企业通过到国际市场发行债券融资。单一的融资手段加重了企业的债务负担,形成高负债率,企业再融资成本加大,再加上还本付息,企业面临较大的财务压力。国有商业银行在提供贷款支持企业海外并购的过程中,可以指导并购企业创新融资支付方式以减缓融资压力:一是指导并购企业与国外企业结为联盟,共同收购。目前,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大多是独立完成的,这对企业的融资能力提出了巨大考验,并要承担很大的财务风险。我国企业可以与海外企业在业务上合作,积累与海外公司从资本到业务合作方面的经验,通过结为战略联盟来共同收购。这种联盟方式可以分散了并购资金压力、减少风险。二是利用有形资产进行产权嫁接融资。利用有形资产进行产权嫁接融资是并购公司将自己拥有的机器设备、厂房、生产线、部门等嫁接于(投入)目标公司,成为目标公司的一部分,获得相应的股权以实现对目标公司的控制。产权嫁接融资利用有形资产作为并购支付手段实现并购,为大型并购融资尤其以小并大的融资提供了新模式,对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尤其具有借鉴意义。

贷后管理与风险控制

(一)通过股权参与加强项目监管

在企业海外并购中,国有商业银行在提供大量资金的同时,应当对信贷资产保持控制影响力,对企业的运作履行一定的监管职能,监督与指导企业的贷款运用和资产运作,以防范风险。为了保障债务安全,银行还可能通过股权参与的形式,对并购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进行监督,对并购实施持续的影响。

(二)企业并购后的整合

两种企业文化的融合尚且不易,海外并购中两种国家民族理念和传统文化的整合更为困难。企业文化能否成功融合是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果没有企业内部两种不同文化碰撞和融合的积极应对之策,并购就很难摆脱失败的命运,这大大提高了银行提供海外并购贷款的成本和风险。因此,并购完成后企业文化差异化的解决方案和风险化解措施是国有商业银行贷后管理的应有之义。

同时,银行应建议企业重视提升管理层的经营理念和能力。一个企业从国内企业发展为国际性企业,对管理层的素质和能力要求必然提高,实现海外并购的我国企业,往往会“水土不服”。因此,管理者如果不能适应国际竞争环境并适时调整战略,挖掘企业自身优势,必然导致经营失败。同时,海外并购往往是媒体的焦点,并购中的问题很可能被媒体评论曝光乃至放大,企业管理层也常常需要面临媒体或资本市场的疑问。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应促进管理层提升经营管理能力和素质,适应国际惯例和法律市场环境的变化,提高市场应变能力和危机攻关能力。

(三)风险分散、抑制和规避

在贷款出现风险征兆至风险损失实际发生之前,可根据预先获得的警报信号,采取有力措施抑制和规避风险的恶化。根据贷后跟踪调查制度,银行应定期了解并购后企业经营情况,掌握还款计划执行情况,当出现风险征兆时,提前收回或部分收回贷款,追加担保方、追加资产抵押。同时,银行还可以与并购企业协商,将有相当风险的贷款转移或置换给与原并购企业相关的新借款方,起到降低贷款风险的目的,但转移风险的同时,要关注和防范新的借款方可能产生的贷款风险。针对并购完成后企业不能履行还款协议的任何情况,银行应立即找出原因。在确定贷款本息不能收回时,应立即判明原因,制定催收计划,坚决、策略地进行清收;当催收均无效时,在有效追索期内立即采取法律行动,适时接管、占有抵押物,并通过拍卖抵押物,以此收益弥补银行呆、坏账损失,但海外并购的特殊性会直接影响抵押物的有效性及变现能力。

参考文献:

1.章彰.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陈彪如.当代国际资本市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54

3.胡峰.银行海外并购理论、实证与政策协调[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4.郭田勇,陆洋.并购贷款“开闸”如何带来多赢局面[J].投资北京,2009(1)

5.黄嵩,李昕旸.兼并与收购[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

6.王刚,黄旭.国有商业银行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策略探讨[J].金融论坛,2006(6)

海外并购论文第3篇

关键词：海外并购；股权结构；绩效

一、 引言

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政府走出去战略的提出，中国企业开始纷纷踏上海外经营的道路，在中国企业推进海外并购的过程中，高速化与规模化的企业经营模式并没有换来效率化与效果化经营成果。面对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日益加剧，全球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重组升级并且发生着战略转移，通过海外并购的行为可以高效的进入他国市场，获得资源，降低行业进入壁垒，使公司快速的实现规模性成长。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影响海外并购绩效的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共识是作为一种具有职权配置功能的制度安排。股权结构作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决定了公司治理各利益主体的行为取向。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探讨了股权结构对公司海外并购的影响。

二、 理论分析与文献综述

1. 股权结构理论与涵义。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元素，其核心内容包括股权集中度、股权性质及公司高管持股等。股权结构一般包含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投资比例关系，属于量化的范畴，用股权集中程度来衡量；二是权力关系，体现了不同背景的股东对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支配程度。Jensen和Mecling（1976）在公司治理的视角首次对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做了最早的研究，认为内部股东比例会对公司价值产生很大影响。之后，国内外学者继续在这一视角进行了大量探讨。

（1）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股权集中度是公司所有股东因持股比例的不同所表现出来的股权集中还是分散的数量化指标。在股权集中度方面，从小股东“搭便车”角度出发，Grossman和Hart（1980）认为过于分散的股权结构，不利于股东对经营者进行监督。Fama和Jensen（1983）认为，一旦股权集中度过高，市场流动性就会下降，将增加投资者的预期回报率，从而造成公司绩效的下降。Sheifer和Vishny（1986）认为股权集中型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表现比股权分散型公司更好的。Claessens（1997）以及Pedersen和Thomsen（1999）通过实证研究都得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的结论。然而，也有学者研究认为股权集中对公司绩效并没有显著的影响。La Porta（1999）的研究结论认为股权分散型公司的绩效要优于股权集中型公司。同时，Demsetz和Lehn（1985）采用净资产回报率对股权集中度进行回归，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Mehran（1995）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认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2）股东性质与公司绩效。目前在机构投资者与公司价值的研究方面，Sheng-Syan Chen和Kim Wai Ho认为外部机构持股比例显著影响公司价值。Makhija和Spiro以完成私有化的捷克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公司的股票价值随外部机构持股比例的提高而增大。国内学者陈小悦和徐晓东（2001）研究表明国有股比例与盈利能力之间存在着某种负相关关系。孙永祥（2001）发现国有控股公司的价值要低于民营公司。佘静怀、胡洁（2007）发现国有股比例与公司价值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

（3）公司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公司高管持股是伴随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司治理研究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其核心思想就是管理者拥有部分所有权，享有部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来达到激励和约束高层管理者的目的。Shleifer A.和VishnyR.（1988）研究指出：公司高管持股比例在0-5%时，公司价值与管理者持股比例正相关；在5%～25%时，两者呈负相关关系；25%以上时，又呈正相关关系。McConnell和Servaes（1990）、Myeong-Hyeon和Cho（1998）在不同的高管持股比例分隔的区间段也得出过相似的结论。然而也有不同的研究结果，国内学者王芳芳（2011）通过对中部地区6个省市的158家上市公司进行股权结构和公司价值关系的实证检验表明，高层管理人员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成正相关关系。

基于对上述研究的梳理，考虑到我国具体的体制环境，本文拟用股权集中度、股权性质和公司高管持股三个维度来表征股权结构特征。

2. 海外并购行为及其绩效研究。目前关于海外并购绩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外并购行为后企业的绩效表现和影响海外并购绩效的因素两个方面。

（1）海外并购绩效表现。关于海外并购后的绩效表现的研究目前尚未有统一的结论。Langtieg（1986）的研究发现企业并购重组后的绩效没有显著提高，甚至有所下降。李东富（2005）进行海外并购的中国企业的绩效指数呈V字走势。而另一些学者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王谦（2006）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实施海外并购的企业在第二年与同行业的控制样本在盈利能力和成长性指标比较中显著占优。

（2）影响海外并购绩效的因素。目前，关于海外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国，主要产业特点、组织因素、股权结构、并购类型、支付方式、文化冲突等几个方面展开的。

在产业特点方面，产业的市场结构、盈利能力和生命周期在某种程度上会对海外并购绩效产生影响。范从来、袁静（2002）的相关研究指出，行业的生命周期会对海外并购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在组织因素方面，企业的并购经验、组织规模、管理模式、价值观等内部组织因素对海外并购绩效的影响。Lubatkin（1982）发现并购经验与并购绩效存在微弱正相关的结论。Kang（2004）的研究发现被并购方的组织规模越大，并购企业的超常收益也会越大。不同的支付方式会影响并购主体公司和目标公司的绩效表现，并且现金交易的并购支付方式能产生更高的绩效汇报。谢军（2003）从资本结构角度研究，认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杠杆收购方式和债券支付方式有利于并购绩效提升。文化差异被认为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Barkema（1996）以荷兰企业的海外并购案例为样本的研究表明，文化冲突对海外并购绩效有微弱的负影响。宋耘（2003）研究发现文化冲突影响并购绩效。阎大颖（2009）认为目标公司的文化距离越小，海外并购绩效越好。

三、 研究假设

1. 股权集中度对公司海外并购行为绩效的影响。基于委托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控股股东由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且我国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以及对中小投资者保护措施尚不完善，因此控股股东通过海外并购谋求控制权，侵占小股东利益。所以股权集中度越高，控股股东的侵占效应就越明显，也就越不利于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的实施过程和结果，体现在绩效表现越差。故本文提出了第一个假设：

H1：股权集中度与海外并购的绩效负相关。

2. 股权性质对公司海外并购行为绩效的影响。目前组成我国股票市场的股权成分主要有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等，故本文将上市公司按照第一大股东属性分为国有股公司和非国有股公司。从资源基础理论出发，国有股公司在资源获取和寻求制度保障等方面优势明显高于非国有股公司。陈志军、薛光红（2010）认为国有股公司可以优先获得许多由政府政策主导和分配的重要战略资源。因此，基于资源基础论，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控股股东为国有性质会能提高公司海外并购绩效。

3. 公司高管持股对公司海外并购行为绩效的影响。公司的管理者作为人在海外并购过程中享有控制权，由于信息优势可以产生逆向旋转及道德风险等相关问题。委托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公司高管成为股东可以规避这些风险，公司高管持股概念和相关研究应运而生。公司高管持股作为所有者对公司高层经营者的一种长期激励的股权制度设计，在理论上会从两个方面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一方面相对于外部人，管理层的信息优势加上拥有较高的经营管理技巧，会使公司高管持股产生潜在的效益，优化公司治理机制和提升公司绩效；另一方面由于管理层和股东的目标差异，可能会造成管理层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无视股东利益。

虽然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数量和比例普遍偏低。魏刚（2000）研究指出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难以使得管理层去代表股东行使监督控制职能，公司高管持股制度也难以发挥足其预期的约束和激励作用。海外并购的高风险极使管理层在海外并购决策过程中会对收益与成本进行权衡，而侵占公司股东利益要高于海外并购所带来的绩效提升的利益，由于管理层持股较低，就会导致在公司海外并购行为中过程，选择管理价值最大化而不是股东价值最大化。故本文假设：

H3：公司高管持股对公司海外并购起到抑制的作用。

四、 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7年～2010年间共4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我们剔除了标的出让方是海外公司和ST公司。此外，考虑到会计准则的不同，还剔除银行、证券等金融行业的样本。最终得到一个包含76家上市公司的样本。关于财务指标数据来自wind并购重组数据库，股权结构数据来自CCER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数据库，缺失的数据，通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网站等公开资料补充。

2. 变量定义与说明。本文具体选取的各变量的定义如下：

（1）被解释变量。海外并购绩效（ΔROE）：并购后一年与并购前一年ROE之差；

（2）解释变量股权集中度（CR_5）：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股权性质（Share）：虚拟变量，1为国有股，0为非国有股；公司高管持股（MO）：虚拟变量，1为管理层持股，0为管理层不持股；

（3）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时间虚拟变量（Year）；

3. 模型构建。为检验本文所提出的三个假设，特构建了三个模型。

模型（1）为检验假设1的模型：

ΔROE=β0+β1CR_5+β2Size+β3Lev+β4Year1+β5Year2+β6 Year3+ε（1）

模型（2）为检验假设2的模型：

ΔROE=β0+β1Share+β2Size+β3Lev+β4Year1+β5Year2+β6 Year3+ε（2）

模型（3）为检验的模型：

ΔROE=β0+β1MO+β2Size+β3Lev+β4Year1+β5Year2+β6Year3+ε（3）

五、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线性回归的方法分别对模型（1）、模型（2）、模型（3）进行检验：

模型（1）的调整R方为0.288，拟合效果较为理想；D-W检验值为1.902，说明方程基本不存在自相关；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都远远小于10，可以认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整体F检验显著。因此假设1整体检验效果良好，可以进行回归分析。股权集中度（CR_5）的系数为负（-0.229），并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假设1通过验证，即股权集中度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负相关。

模型（2）、模型（3）的调整R方、D-W检验值、VIF、F检验都较为理想，模型（2）股权性质（Share）的系数为负（-9.177），并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国有性质的控股股东国会抑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模型（3）公司高管持股（MO）的系数为负（-5.152），并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假设3通过验证，即公司高管持股会抑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

六、 结论与启示

自2007年，中国公司的海外并购的进程高速增长，但大多数的并购行为并未带来预期的绩效收益。因此，中国企业应该实践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进行更多的海外并购，还应考虑如何提高海外并购的绩效。本文，通过逻辑推导和实证检验所得结论以期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实践活动发挥有效的理论指导作用。

基于公司治理角度的企业具体运营层面，首先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是提高公司海外并购的有效手段，现有的股权结构和制度安排往往缺乏有效的内部监督，导致大股东最大化享有的权利却没有承担相应义务，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通过完善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引入累积投票制和独立非执行董事制度等手段来保障中小股东利益，优化现有的股权分布结构，建立权责对等的股权结构，最终提高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其次，适当减持国有股，培育职业经理人市场，深化股权分置改革，适当减持国有股股份比重，转变企业运行机制，培育健康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提升国有企业跨国并购绩效；此外，适当调整公司高管持股比例，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保障海外并购战略的实施，提升企业跨国并购绩效。

此外，在宏观制度建设层面，完善有效的法律法规为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提供法律依据，强化政府服务职能，建设合理的制度环境，为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筑起的坚实的后盾，通过经济领域的外交手段，加强各国间的合作，创造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树立高校负责的国家形象，是我国企业开展海外并购的切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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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混合所有制下控制权市场大股东治理优化研究”（项目号14SKC08）。

海外并购论文第4篇

[关键词]房地产企业；海外并购；SWOT分析

[DOI]10.13939/ki.zgsc.2016.03.199

1 海外并购概述

1.1 海外并购的含义

并购是指即一家企业使用兼并或收购等手段获得另一家企业的股份或资产，以达到控制目标企业的行为。海外并购涉及多个国家的企业，并购后会形成一个综合原有企业资产的新法人实体。通常来说，企业海外并购至少涉及两个国家，一个国家的企业通过海外并购，最终会获得国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房地产并购可以帮助企业实现规模扩张，在达成多元化经营方式的同时也分散了过于集中的资金，在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将风险控制在最低程度。

1.2 海外并购的方式

海外并购的方式通常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划分：按企业间的联系方式划分，可以分为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按并购企业行为方式划分可以分为善意并购和恶意并购。

1.3 海外并购理论基础

1.3.1 并购理论

海外并购理论也源自企业并购理论，主要的企业并购理论包括：第一，效率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并购会产生协同效应，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化学效应”，利于企业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提高生产业绩，经营协同、管理协同、财务协同、战略重组、价值低估是该理论的五个假设前提；第二，市场势力理论，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企业对市场都存在控制需求，而这种需求就是企业并购的根本动机，并购可以减少市场中企业的数量，便于优势企业在市场中树立主导地位，从而获得超高利润，但该理论也有很多的质疑者，他们认为未来的市场不能被某个或某几个企业操控，通过并购形成绝对的市场势力也是不可能的；第三，交易成本轮，交易成本是市场交易必须支付的成本，但交易如果发生在组织内部便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便出现了企业并购，按照该理论的思路，海外并购的实施可以使跨国企业节省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实质提升。

1.3.2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海外并购作为新兴的投资方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使用，特别是发达国家里的一些大企业，更是善于使用此种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具体包括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LLL分析框架 、对外投资不平衡理论等。

2 我国房地产企业海外并购现状分析

2.1 行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房地产业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势头，房地产企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然而过快的发展速度使得房屋价格越来越高，为此，政府采取了信贷紧缩、税费调整等一系列调控措施来抑制房价的不合理上涨。并想方设法地调节行业中企业之间的关系，使企业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关系，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优胜劣汰现象更加明显。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趋势呈现出以下些特征：发展趋向集中化和规模化、行业更加专业化和规范化、行业中品牌战略地位凸显、企业融资方式更为多样化。

在此过程中，大多数房地产企业在追求规模化发展同时，均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方式实现企业的快速规模化发展。尤其受国内资本市场融资渠道限制因素影响，多数房地产企业纷纷考虑海外融资途径。例如，2012年上旬，招商局地产以2000多万美元并购其他企业，在港借壳上市融资，便是一起很典型的案例。

2.2 海外并购现状

近些年来，我国房地产企业在海外开展了很多的并购活动，其并购目标企业分布欧、美、亚、澳各个大洲，但由于我国房地产企业海外并购刚刚兴起不久，所以有并购行为的企业多为国内行业龙头，公司性质绝大多数为民企。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民企的海外并购意愿视乎强烈，它们的目标公司也遍布于全球各角落，特别是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我国地产企业海外并购的目标除房地产企业外，还涉及很多其他行业，这表明房地产企业战略投资方向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此外，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房地产企业2013年的并购交易总金额较上1年增涨1倍，这从侧面表明我国房地产企业的海外并购能力在不断增强，国内企业有能力、有资本进行并购，以此来达到企业全球化发展的愿望。

3 我国地产企业海外并购SWOT分析

3.1 优势

中国房地产企业海外并购的优势表现为：第一，国家实施 “一带一路” “走出去”等发展战略，配套支持政策相继出台；第二，海外并购的房地产企业比目标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第三，进行海外并购的企业很对都具有国内并购的经验；第四，我国有海外并购计划的房地产企业基本都有充足的资金实力。

3.2 劣势

中国房地产企业海外并购的劣势表现为：第一，政府方面缺乏针对海外并购的整体战略布局和规划；第二，我国房地产行业的集中化程度不高；第三，海外并购的对象区域全部集中在发达国家。

3.3 机会

中国房地产企业海外并购的机会表现为：第一，国际经济增速放缓给我国房地产企业实施并购创造了机遇；第二，更为开放的国际市场为我国跨国企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三，中国房地产行业巨头的海外并购成功案例，给其他房地产企业提供了经验；第四，房地产企业海外并购的产业多样化发展；第五，海外并购的交易方式变得越来越多元化。

3.4 风险

中国房地产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表现为：第一，目标企业所在国家的政治策略不确定性带来了风险；第二，海外并购过程中容易遇到法律风险；第三，并购行为需要巨额的资金，这就隐含了财务以及融资风险；第四，房地产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后的整合过程存在风险。

4 房地产企业海外并购建议

4.1 制定全面的海外并购经营战略

房地产领域的海外并购行为是综合了很多经济活动的结果，企业实施并购行为前要有全面的并购经营战略，合理的确定并购目标。要考虑并购目标所在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不是和我国一样，对于地产的服务类型是否和本企业相同，这对并购后立即展开业务是极为重要的。要树立创新性的行业服务思想，学习行业标杆企业的有效管理方法。面对一些企业在海外市场孤军奋战的状况，我国房地产企业可以考虑开展合作，几家企业共同出资集团化竞争，以更强的综合实力来开展竞争。此外，要尽快与海外金融机构建立诚信、互惠的合作关系，以保证海外并购企业有金融服务支持，国内相关机构要尽快颁布与海外并购活动有关的法律政策，促进我国监管机构和国外相关机构的合作，给海外并购提供政策方面的帮助。

4.2 整合国际业务，发展多元化经营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在机构及资金规模上都有提升，但私人股份制房地产企业的全球运营活动水平要高于国有控股房地产企业，发展不够均衡，从总体上来看，房地产全球化程度仍需加强。企业要按照自身的发展优势来整合国际业务，在目标地区建设起发展平台，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业务发展模式，在减少成本的同时提升经济利益。此外，我国房地产企业要拓展、扩大业务范围，实现业务多元化经营，并持续开发运营与目标国家市场环境相符的房地产产品，提供更符合当地消费习惯的服务。

4.3 防范海外并购中的风险

并购活动开始前并购实施主体应成立专业的风险防控部门对目标企业及其所在国家进行风险测评，追踪并评估业务涉及国家所面临的风险。企业需要对目标企业开展深入调研分析，覆盖的内容应包括公司的资信情况、盈利状况、业务开展情况、涉及法律纠纷情况等，充分预测潜在风险，以最大限度地规避并购过程中出现风险。并购完成后，并购实施主体会将自有业务与被并购企业的业务进行整合，在此过程中要考虑被并购企业的原有文化、人员构成等因素，以消除人员变动等情况带来的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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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挺，后锐.我国房地产并购动机及其经济后果――以恒大地产并购深圳建设为例[J].中国房地产：学术版，2012（3）：29-39.

海外并购论文第5篇

【关键词】 中国企业； 海外并购； 政治风险； 法律风险； 文化风险； 无形资源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24-0006-04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持续活跃，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重要战略意图就是要获得国外的优势无形资源[1]，以期尽快地摆脱自身在专利、技术与品牌等无形资源方面处于弱势的状态，促进自身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但是在走出去步伐加快的同时，中国企业在征战海外的过程中却屡屡受挫，在中国企业出海并购热情高涨的背后，伴随的却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较低的成功率。

针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屡屡受挫的现状，学术界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面临的风险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有的学者根据并购所处的不同阶段，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分为管理经验不足的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与整合风险[2]，有的学者则按照风险的性质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面临的风险归纳为系统风险与非系统风险[3]，有的学者则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面临的风险分为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两种，并根据海外并购所处的不同阶段对相关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进行了具体的细化[4]。

以往学者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面临风险的研究，既没有考虑到海外并购不同于国内并购的特点，也未能充分结合中国企业获取海外优势无形资源，促进自身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战略意图，所提出的防范与化解并购风险的对策与建议也难免缺乏必要的针对性。本文则基于无形资源的视角，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面临的不同于国内并购的特有风险进行剖析与研究，以期为通过出海并购促进自身无形资源优化升级的中国企业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迪。

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面临的特有风险

与国内并购相比，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会涉及到中外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与法律制度，并容易引发双方国家从宏观层面上基于国家利益对并购行为的审视与考量；中外双方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环境、价值取向与风土人情，并购双方企业在并购整合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较大的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差异。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使中国企业在征战海外的过程中面临特有的政治风险、法律风险与文化风险。这些风险的诱发因素是无形资源，同时这些特有的风险也会对中国企业获取海外优势无形资源、促进无形资源的优化升级产生严重的影响与制约，并最终构成决定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成败的关键因素。

（一）政治风险

海外并购中的政治风险，就是由于东道国政治力量而引起的宏观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变化，使跨国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预期收益受到负面影响的可能性[5-6]。尽管母国的某些政治因素也会使海外并购的企业遭受政治风险，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一直持鼓励与支持的态度，来自我国的政治因素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影响较小，因此，本文主要关注东道国的某些政治因素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政治风险通常包括由于战争、内乱、国有化征用征收以及汇兑等政治因素所造成的风险。在近年来以获取优势无形资源为目的的海外并购中，中国企业所遇到的政治风险主要表现为并购前遭受苛刻的政治审查或被否决，以及在并购交易完成后被迫剥离原来所收购的资产等。

政治风险一般来说会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企业应尽量规避政治风险[7]。但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分析发现，中国企业早期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却有着向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实施海外并购的倾向[8]，近期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仍然不够敏感[9]。在征战海外寻求战略资源，获取专利、技术等优势无形资源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面临着较高的政治风险。

（二）法律风险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法律风险是指，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的过程，违反中外双方国家对并购进行监管等的相关法律法规，使中国企业遭受经济损失甚至并购失败的可能性[10]。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的整个过程中都会面临法律风险，并购之前在对目标企业进行尽职调查时，中国企业如果对目标企业被查封、冻结的资产以及悬而未决的诉讼了解不清，那么就可能会支付过高的对价；在并购交易实施的过程中，在交易结构的设计以及并购双方权利与义务的界定上，如果存在疏忽或遗漏而使契约不完善，则可能会给并购后的整合埋下隐患；在整合过程中，对人员精简、经营模式的设计以及业务流程的梳理等，也可能会遇到东道国关于劳工、环保以及反垄断等相关法律的制约与影响。

以获取优势无形资源为主要目的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应着重关注的法律风险主要有三种：一是市场准入型法律风险，这主要是我国企业在对目标企业进行并购前所遇到的东道国法律法规的限制与制约。二是劳工纠纷型法律风险，指我国企业在东道国与目标企业员工之间发生的劳资纠纷。三是知识产权保护型法律风险，中国企业以获取海外优势无形资源为目的的并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知识产权的跨国转移与扩散，在此过程中很可能出现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对国际贸易往来中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联合国曾明确规定东道国政府有权对跨国公司进行相应的处理，而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一旦由东道国政府进行处理，中国企业一般会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

（三）文化风险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文化风险是指，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由于并购双方国家文化与企业文化差异，而使企业的经营受到影响，未来收益可能偏离预期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11]。跨国并购中的文化风险具有以下方面的特征：一是客观存在性，文化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中外双方在并购整合的过程中在文化方面发生碰撞、摩擦与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二是根源性，在海外并购中企业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法律风险以及财务风险等，都可以从中外双方文化的不相兼容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分歧等方面追溯到根源，这些风险都源于双方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行为规范的差异。三是双效性，并购双方的文化差异和由此造成的风险，可能会加大企业并购整合的成本，给优势无形资源的跨国转移扩散造成障碍，但同时也给并购双方提供相互借鉴与吸收对方优秀文化元素的机遇。四是可控性，并购双方可以通过分析文化差异对文化风险进行识别与判断，然后制定有效的文化融合策略，对文化风险进行控制与防范。

三、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特有风险的成因

（一）政治风险的成因分析

从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的角度来看，首先，我国最先出海并购的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这些走出去的先行者往往肩负寻求能源、矿产资源的使命，并倾向于向与中国关系友好的国家进行投资，而这些与中国关系友好的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却普遍不高。其次，国有企业一直是我国海外并购的主力军，从过去并购交易的金额来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大手笔多出自国有企业之手，国有企业的国有股权与政府背景很容易使东道国政府联想到其并购背后的政治意图，进而引起东道国政府警觉及社会舆论的质疑。再者，从近年来并购的动机来看，中国企业出海并购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能源与矿产资源、专利技术，这些与国民经济命脉紧密相联的战略资源、涉及科技领先领域的优势无形资源极易触动东道国敏感的政治神经。

从东道国的角度来看，近年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引起了西方一些国家政客的担忧，他们散布所谓的“中国”，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怀有戒备心理。中国企业以获取优势无形资源为主要动机的海外并购，往往以资源储量丰富的国家以及在高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为主要目的地，能源与矿产资源都是稀缺的战略资源，往往关系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同时，发达经济体也有借助高、精、尖技术保持领先或垄断地位的思想倾向。因此，东道国出于保护本国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考虑，往往会对中国企业获取优势无形资源的并购活动设置各种形式的政治壁垒，并以国家安全为由进行严格的审查。

（二）法律风险的成因分析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法律体系尤其是关于企业海外并购投资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关于加强国际贸易双边、多边担保的互惠法律法规也不够健全，海外投资保险的法律法规建设滞后，不能有效地对海外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风险进行有效的法律保护。中国企业的法制观念不强，对东道国的法律法规了解得不透彻，对国际上通行的商业规则与惯例不熟悉，极易在并购交易及整合过程中触犯东道国的劳工法、知识产权保护法以及反垄断法，采取有悖于国际商业惯例与规则的举措。宏观层面的客观条件与微观层面的主观因素，都容易使中国企业以获取优势无形资源为目的的海外并购遭受法律法规的制约与影响。

世界各国都会出于维护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对来自国外的投资在投资的领域、行业等方面进行限制，以便对本国的某些产业或行业进行保护。西方先进发达国家还存在着利用其拥有的优势无形资源保持自身在国际上竞争地位的思想倾向，因此他们往往会对中国企业以获取优势无形资源为目的的海外并购设置一定的法律障碍。

（三）文化风险的成因分析

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面临着民族文化、商业文化与企业文化三种类型文化的差异，三重文化差异尽管有利于中外双方对彼此的民族文化、商业文化与组织文化互相借鉴并取长补短，促进学习效应的显现，但是也会影响到中外双方的沟通交流，而且也容易使双方在交往过程发生误解进而产生摩擦与冲突，如果对并购中出现的摩擦与冲突处理不当，中国企业对海外目标企业的整合就会步履维艰，难以取得有效进展。

在以获取专利技术和管理知识等无形资源方面为目的的海外并购中，中国企业往往以发达经济体作为对外投资的目的地。然而这些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其民族文化中往往会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情绪，对自身的企业文化也比较认同。中国企业在对这些目标企业进行整合的过程中，东道国的社会舆论及目标企业的员工可能会对中国的民族文化及企业文化不予认可，甚至进行排斥与抵制，进而影响到并购双方的合作与互信。合作与互信是优势无形资源实现跨国转移扩散的基础，如果并购双方缺乏互信，那么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目的就难以实现。

四、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特有风险的防范策略

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所面临的特有的政治、法律与文化风险是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其中政治风险与法律风险来自于东道国国家力量的干预与影响，在东道国的政治法律环境中面临国家力量的干预，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同时不论是民族文化还是企业的组织文化，都是经过长期积淀形成的，中外双方的文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到统一。因此，要想有效地防范与化解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所面临的特有风险，单靠中国企业微观层面个体的力量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只有在宏观与微观层面通过政府与企业共同努力与相互配合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一）宏观层面上的中国政府风险防范策略

1.加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信息服务

在海外并购中，中外双方地理距离较远，并且在沟通交流方面存在着语言文化的障碍，中国企业要全面了解目标企业无形资源的真实情况，熟悉东道国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以及民族文化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因此，中国政府可利用自身在长期的国际经济交往中所拥有的信息优势，建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信息服务平台，专门搜集整理海外东道国关于政治、法律、文化以及无形资源等方面的信息，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综合的信息化服务，以降低单个企业获取东道国以及目标企业所在行业等的信息搜集成本，帮助中国企业熟悉东道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民族文化特点，在并购之前对目标企业的优势无形资源进行合理的评估，为中国企业更好地开展海外并购整合以及并购风险的防控在信息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搭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良好平台

针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日益活跃的趋势，为了更好地帮助中国企业防范与化解海外并购的特有风险，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与东道国尤其是在无形资源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一方面以平等互惠为原则，与东道国建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以降低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所遇到的国有化征收、政策不稳定以及汇兑限制等风险的概率，尽量避免东道国政府把中国企业微观层面海外并购的经济行为政治化；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文化交流，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可度，并在帮助东道国政府在促进就业、保护环境、改善公共服务等方面做出努力，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在国际上树立中国以及中国企业良好的形象，逐步消除所谓的“中国”给中国企业走出去造成的负面影响。

3.构建多管齐下的海外并购风险防范机制

首先，中国政府应搞好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顶层设计，对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统筹规划，在鼓励民营及股份制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促进出海并购的国有企业加强与海外投资机构的合作，尽可能弱化“国有”身份给海外并购带来的不利政治影响。其次，进一步完善海外投资的法律法规，构建系统完善的海外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法律法规体系，合理简化对海外并购的审批程序，并加强与东道国政府在法律方面的衔接，在法律层面上优化并购双方争端解决机制。再者，针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所面临的三种特有风险，我国可设立政策性的对外投资保险公司，建立海外并购投资的保险制度，在对传统的内乱、种族冲突以及国有化征收征用等海外并购风险进行承保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设相应的险种，覆盖海外并购因政治审查以及东道国临时出台针对性法律所造成的风险，通过政策保险机制建立与完善增强中国企业防范海外并购特有风险的能力。最后，出台相关的政策，培育我国海外并购中介服务机构，促进专业性中介服务机构逐步发展与壮大，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在会计、法律、咨询与投融资等方面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有针对性地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特有风险进行防范与化解。

（二）微观层面上的中国企业风险防范策略

1.增强对海外并购特有风险的识别能力

在走出去之前，中国企业就应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法律与文化进行全面的了解，尽量降低海外并购过程中因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与风险。三种特有的风险都有许多分量指标，比如政治风险就包括社会动乱、政府稳定度、种族冲突、外部冲突、民主稳健度、恐怖主义等指标；文化风险方面，中外双方也存在着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化/女性化、长期取向/短期取向等维度方面的差异；中外双方立法的法理基础也不尽相同。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应详细地了解中外双方在这些分量指标方面存在的差异，认真分析与识别可能诱发风险的因素，判断其发生的可能性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并制定相应的风险防控预案尽可能地将这些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2.灵活采用多种策略防范化解风险

在对影响海外并购的关键风险元素进行识别的基础上，中国企业应进一步提高海外并购的风险防范化解技能，采取多种策略防范与化解海外并购中所面临的特有风险：一是可借鉴利用证券投资组合分散风险的思路来规避政治法律风险，在投资区位上可选择政治风险相关性极小或者根本不相关的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分散化组合投资[12]。二是在融资来源的安排方面，可与东道国或其他先进发达国家的投资银行等机构共同发起海外并购，借助国际投资机构熟悉东道国政治法律与文化环境的优势，在海外并购整合的过程中有效地防范与化解风险。三是中国企业应充分利用分布在海外的华人华侨等人脉资源，向国际上以及东道国投资中介服务机构寻求帮助，加强与东道国政府、当地社区以及目标企业的沟通与交流，增进双方之间的理解与互信合作，并以互惠互利的实际行动在东道国及国际社会树立中国企业良好的形象。通过加强中外双方的沟通交流解决海外并购过程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互信合作机制的建立为促进优势无形资源从海外向中国企业转移扩散营造良好的氛围，进而降低三种特有风险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整合产生的影响。

3.创新中外企业双方的文化融合模式

在以获取优势无形资源为目的的海外并购过程中，中国企业应针对海外企业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强势的特点，采取渐进式的动态融合模式以促进中外双方文化彼此相互借鉴、吸收与交融，最终实现两种企业文化的和谐与兼容。在并购交易完成后的开始阶段，可对目标企业采取分离式的文化整合模式，避免两种差异性较大的文化出现碰撞与摩擦；之后再采取相互渗透的共生文化整合模式，促进双方互相借鉴、吸收彼此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剔除中国企业文化中的消极因素，通过中外双方文化的融合创新最终形成一种有利于创新能力增强和运营效率提升的新文化。

五、结语

近年来，中国企业持续活跃的海外并购活动都显现出中国企业对海外知识、品牌等优势无形资源的渴求，在寻求海外优势无形资源尽快促进自身创新能力提升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在宏观层面面临着政治、法律与文化三种类型的特有系统性风险。政治与法律风险主要来自东道国国家力量的干预与影响，而文化风险则主要源于中外双方巨大的文化差异与文化不兼容。为了顺利地实现并购目的，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应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通过努力降低海外并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加强中外双方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强并购双方之间的互信，提高风险识别的能力和防范化解风险的技能等多种策略，来防范与化解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所面临的特有风险，使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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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周惠.企业跨国并购文化风险的综合评价研究[D].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海外并购论文第6篇

关键词：商业银行；海外并购；目标银行；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 F83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4-0096-03

一、文献回顾

Weston（2006）对企业并购理论进行研究，将并购的动因总结为七个方面：效率理论、市场势力理论、自由现金流量假说、理论、信息信号理论、避税理论和再分配理论；而将有关并购效应归纳为经营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市场份额效应及企业发展动机。他的关于目标企业选择的理论的研究，主要有交易成本论、范围经济论、价值低估论、风险分散论、市场势力论和企业优势共享理论。

胥朝阳（2005）构建了一个包含企业并购风险管理目标、并购风险管理活动和并购风险管理手段的企业并购风险管理框架认为，认为企业并购风险管理流程应以制定并购战略、识别并购风险、度量并购风险和防范并购风险为主线，并以并购风险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以适宜的风险文化与制度为保障。

付婷婷（2007）根据并购方的利益取向，主要从财务经济状况、产品市场需求状况、发展环境、技术进步潜力和组织管理状况这五个方面来评价备选目标企业，并运用了多目标决策工具――逼近理想解排序法来构建选优决策理论模型。

二、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存在的问题

（一）银行体制与国际银行业有差距

我国银行体制，如统计方法、会计核算方法、资产负债表及财务报表的形式等方面与国际规则不同，这使其在其他国家开设机构时审批困难。即使得到批准，组建过程也会由于财会准则不一致而增加成本。而且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尚未真正建立起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管理制度。

目前，我国实行银行、保险和证券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系，不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金融监管以行政命令为主，缺乏法律约束，这些都阻碍我国商业银行发展。

（二）并购失败率高

我国商业银行的海外并购规模逐步扩大，但过去几十年并购成功的案例不到50%，海外并购成功率只有33%；2008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金额达1 400亿元，损失却为2 000亿元。

因为并购受到政府阻止，并购完成后管理、文化差异巨大无法整合导致并购失败。例如，2007年，中司出资100亿美元投资黑石集团和摩根士丹利，账面浮亏30亿美元；2008年，中国平安保险投资240亿元收购比利时富通投资50%股权，浮亏168亿元。尽管五大国有控股银行资本规模大，但是涉及海外盈利状况却不好，如海外业务较多的中国银行其2010年海外机构的收入占比低于2009年。

（三）并购准备不充分

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是近20年才开始的，经验少，并购失败的原因多是准备不足。一些银行的资金规模小、管理实力不足，盲目并购，而并购目标银行不符合今后发展；一些银行对目标银行没有进行尽职调查，东道国与我国的法律、文化、市场环境差异较大，风险评估不到位，增加了并购的不确定性；一些银行面对环境复杂、投入较大资金的海外并购，没有聘请专业中介机构。

（四）选择的目标银行有误

虽然我国商业银行的海外经营业务有所增长，海外并购规模也日益变大，但所选择的目标银行不符合今后发展战略。表现在我国商业银行虽然海外机构众多，但盈利状况不好，没解决银行国际资产的扩大和在世界范围内服务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等问题，没有形成金融、实体产业、贸易互补的效应。并且其所经营的业务层次也比较低，仅是为国内企业和本国跨国公司提供一般金融服务，如贸易贷款、国际结算等传统业务，并没有开展特色业务，这使得并购本身失去了意义。有些并购银行的企业文化与我国相去甚远，并购后我国商业银行很难进行整合。

（五）估值不准确造成并购资金压力巨大

制造业发展情况，石油、黄金等大宗商品的价格趋势，影响着世界的经济发展速度，而世界经济情况极大影响着海外并购成本。次贷危机导致世界经济衰退，外国银行遇到了经营困境。而我国商业银行在次贷危机中影响很少，我国商业银行，如工商银行即加快海外并购。随着世界经济日趋平稳，各国的金融市场开始繁荣，全球金融市场的资金逐渐增加，外国银行的估值也同时增加。但世界经济仍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这些又为估值增加了难度。

三、海外并购目标银行风险分析

（一）海外并购目标银行风险特点

1.受目标区域选择风险的影响

目标区域选择风险是一个涉及银行在目标区域受到的由于目标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金融、技术等外部条件的变化影响其经营的风险。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需要分析评估的目标区域选择风险也有所差异，影响目标区域风险的因素也容易发生变化。目标区域风险可以因为领导人选举和国家政策的变动，如国有化措施、法律规范、税收政策、行政管制措施等而发生改变。并购后银行可能由于当地政治、经济不稳定、法律不健全、国际支付能力低、信用意识淡薄等原因，造成向当地政府或企业、个人所贷的款项无法收回而造成本金损失。目标区域选择风险是一种长期风险的系统风险，是并购银行无法控制的，也很难进行准确、及时的分析评价。

2.风险容易隐藏

除了目标区域选择这一系统风险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及各国不同的会计准则，导致目标银行自身的风险也容易隐藏。在海外并购中，并购的银行很难从不同会计准则的目标银行财务信息中了解真实的业绩状况。没有可以作为参考的真实数据，运用科学的估值方法所计算出的结果也是错误的，对目标银行的财务分析都是没有意义的。任何一家银行都存在不良资产，财务结构会被出色的财务技巧修饰，不良债务也就被隐藏起来。

（二）海外并购目标银行风险识别

1.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是指，由于政府行为对外国银行并购活动的限制，带来损失的可能性。政治风险是银行海外并购过程中的核心风险，是商业银行在本国经营过程中无须考虑的风险因素。政治风险可以分为并购阻止、限制性政策和财产剥夺三类。当地政府会以保护本国金融安全、防止形成垄断等理由阻止外国银行并购当地银行。国外和本国双重政治环境对其产生影响：一方面，国外政府为了防止外国银行对当地经济资源形成的垄断，出台相应的限制性政策设置障碍，例如限制外国银行的持股比例、限制并购政策性银行、限制并购完成后银行的经营活动；另一方面，国内政府不支持海外并购。

2.估值风险

找到并购银行与目标银行意见一致的价格及支付方式，是并购谈判中核心问题，也是成败的关键。估值风险是指，并购银行乐观估计目标银行的资产价值、获利能力，致使的成本增加的风险。由于并购银行对并购环境及目标银行的情况不能准确了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存在整个并购过程，获得信息的渠道少，真假难辨，因此，判断其资产价值、盈利能力水平也是不正确的，估值风险也是巨大的。

尤其是目标银行的无形资产价值不能用数字准确表示，相关的估值模型很少，而且各种估价体系本身存在偏差，所使用的估值方法及原则也各不相同，因此估计的结果和现实有很大的距离。不同公司价值评价体系其会计准则也有所区别，使并购银行不能做出准确的财务分析。目标银行还可能存在认定、处理困难，并不表现在资产负债表中的数额巨大的不良贷款，或有负债等隐藏起来的问题。

3.整合风险

海外并购的整合风险指的是并购银行在取得经营控制权后，两家银行后续的融合管理中由于经营管理理念、企业文化等问题的不确定产生的风险。两家银行相互融合成为新银行，需要很长时间的磨合。海外并购整合风险主要包括文化整合风险、管理整合风险、资源整合风险、业务整合的风险。

并购是一个极为烦琐的战略经营行为，面临风险和问题也极为复杂，以上仅仅是具代表性的风险。政治风险是受目标银行所在的区域的政府政策变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的风险，是并购过程中贯穿始终、无法规避的风险，只能通过事先考虑各种因素，降低风险发生时的损失。而整合风险是并购交易达成后，并购银行和目标银行不同的管理方式、企业文化不一致造成损失，需要并购完成后并购银行形成原高级管理者安排、管理模式、企业文化整合等一系列的解决方案。

四、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目标银行风险管理对策

（一）选择适合我国商业银行并购的区域

按照银行全球化发展的动因，银行将在具有比较优势的目标市场发展国际业务，从而提高银行的总体市值。我国商业银行扩展海外机构时，要考虑其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优劣势，对相关风险、成本综合比较分析后，决定是直接建立海外分行，还是并购当地银行，以低成本、低风险为目标，实现全球金融网络最优化。中国商业银行在选择并购区域时，要以香港、新加坡作为海外并购的基地，以日本、韩国作为目前进行海外并购的重点，以欧美地区为重心，关注世界新兴市场。

（二）根据自身优势选择目标银行

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是一种具有极大战略意义的投资方式，可以占据国际发展的有利地位，在短时期内迅速扩大规模，取得全球金融市场份额，提高自身竞争力；同样，也可以分散在我国经营中的风险，转移危机，改变以存贷利率差为主要利润来源的现状，寻求扩大利润来源范围。

近十年来，我国商业银行通过加强与国内外科研机构的研究、开发等合作，同时引入具有先进技术、先进经营发展模式、优秀管理体制的战略合作伙伴，让其参与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或联合并购创办金融机构。例如，中国建设银行引入美国银行、高盛集团为战略投资者，学习其先进的经营、投资、风险等管理方法，经营能力、对外投资能力大幅提高。我国商业银行发展具有较好的内部环境，我国的储蓄率较高，商业银行拥有其他国家银行所没有的稳定资金来源，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来支付海外投资，我国政府也支持其进行海外并购，这些都是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发展的优势。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在海外并购中要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制定一个明确的战略发展策略，恰当选择目标银行，进一步提高我国商业银行在全球银行业的地位，为我国企业全球化发展服务。

（三）改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估值风险主要来自于信息不对称中的知识不对称，即并购银行永远无法完全了解目标银行，是并购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对于并购银行来说，确定目标银行，改善信息不对称的根本途径是拓宽信息渠道和方法，对目标银行风险进行系统的分析。在信息收集过程中，不仅仅要关注银行内部的信息、资产负债情况等，还要特别关注目标银行外部的信息、如其他注意事项，寻找隐藏信息；还要时刻关注目标银行的市场环境变化，加强政府信息的收集。

并购银行可以聘请并购专业机构进行并购的详细策划，进行并购的可行性分析，分析目标区域环境和目标银行的战略价值、经营能力及资金情况等，预测目标银行未来现金流及发展情况，对未来收益做出合理预期。以此为数据基础，对风险、性质不同的资产、负债分类，运用适当估值模型方法做相应估计。同时，并购银行还可以聘请海外并购业中经验丰富的中介服务机构、CPA事务所、国际律师事务所，扩大信息来源范围，证实关键信息的真实性，在委托协议中加入补偿条款，弥补增加的成本。

（四）建立风险监督机制

现代跨国银行在全球化经营管理中所有有效分析的方法，都是值得我国商业银行全球化发展中学习、借鉴的。对风险信息及时获取、快速反应，能使银行高级管理者及时发现和预测对本行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的内部及外部因素，如海外分支机构所在国政局变化、经济周期的波动、金融产品的变化等。通过交流、沟通内部控制信息，建立一个多层次的沟通内部网络，实现部门与部门之间、分支行之间的有效沟通，全面、准确分析现有的风险，并迅速发现、解决新的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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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并购论文第7篇

关键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

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现状

在全球跨国并购浪潮的影响下，中国企业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海外并购的摸索，比较有代表性的企业如中信、中化、首钢、华润等，现都已发展为集多行业经营于一体、投资许多国家的大型跨国企业。1986年9月，中信加拿大公司利用国际银团项目贷款与加拿大鲍尔公司共同收购了加拿大塞尔加纸浆厂，这是国内有案可查的最早的海外并购案例［1］。此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深入和中国企业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开始放眼全球、进军海外市场，通过跨国经营和海外直接投资等多种方式，寻找新的战略发展空间，加快国际化步伐。

目前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已经初具规模，以海外并购方式进入国外市场的比例正在逐年增加，2004年和2005年先后有上汽集团收购韩国双龙汽车，联想集团收购美国IBM公司全球PC业务等；而2002年、2003年也有中海油和中石油连续收购海外油田，然后是TCL控股公司出资820万欧元收购德国施耐德公司，接着京东方收购韩国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和韩国HYNIX半导体株式会社的TFTLCD业务等。2009年更有腾中重工收购悍马，吉利与福特就收购沃尔沃达成一致，广东顺德日新收购智利特大铁矿，中国铁建与铜陵有色联合收购厄瓜多尔铜矿。数据提供商Dealogic统计，2005年中国的海外并购额为96亿美元，2007年是254亿美元，2009年海外并购交易总额达到460亿美元［2］。中国国内企业的海外并购已经成为世界跨国并购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板块，并吸引了愈来愈多的世界目光的关注。

然而，中海油高价竞购尤尼科的失败，可以看出国内企业海外并购之途并非想象的一帆风顺，在看似前景一片光明的情况下，海外并购的步伐开始受到了种种阻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面临着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问题。

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面临的问题

1.海外并购面临的宏观问题

（1）国内外市场差异，原有理论难以借鉴。

虽然国外学者从外国直接投资(FDI)和企业并购两个角度分别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由于跨国并购具有FDI和并购双重特点，加之世界经济环境的极其复杂，单一从某一个角度或者某一个理论分析均有失偏颇；而且这两种理论在解释跨国并购的动因时具体扮演什么角色、存在什么关系，几乎是一片空白。此外，国外学者多是从动机方面解释了跨国并购的必然性和可行性，但就跨国并购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却很少涉及，也就是说，目前的研究集中于为什么进行跨国并购，而不是怎么去并购。因此，这些理论观点更多的是停留在宏观层面上，对国家的宏观政策制定以及企业战略的实施有一定的帮助，但却很难应用到企业并购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来。

（2）信息不对称，影响目标企业价值的评估以及企业之间的相互融合。

在海外并购过程中，双方由于地区和行业等相关差异所造成的信息量的占有不同，其带来的潜在问题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由于海外并购牵涉到不同区域和地区的目标企业的选择和评估，信息的不对称，无疑会给并购过程中的企业评估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因而引发众多问题。

相关地域、经济、文化以及市场的差异性，使得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信息的获取和筛选难度增加，加之国内相关中介机构环节的缺失，缺乏对目标区域、目标行业以及目标企业的长期审查，导致国内企业在目标企业的价值评估中困难重重，往往由于短期利益的驱动而扩大了未来企业的预期收益。这无疑将会给海外并购企业的后期整合以及在发展带来巨大的困难。

第二，信息的不对称还突出表现在企业之间的差异性上。由于地理位置、行业区隔以及历史背景等众多先期因素的影响，必然存在文化的差异性，即：双方企业在价值观以及员工的工作方式上不可避免地存有不同程度的冲突。而并购的目的并不是解散目标企业，而是实现协同效应，因此，并购双方企业之间的融合问题将在并购后期的整合中凸现，而此间，信息的不对称会给文化融合带来众多棘手的难题。

（3）国内金融市场的滞后，限制了海外并购模式的发展。

并购本身就是一个资本集结然后再重新分配的过程，海外并购亦是如此，而且牵涉到双方企业所在的资本市场。国内股票市场的滞后，使得国际上流行的并购模式未能为国内企业所采用，致使目前国内企业在海外并购模式的选择上集中于传统的股票和资产收购，而目前国际上流行的杠杆收购等众多收购方式却未能为国内企业所采用。

此外，由于资本市场的限制，国内企业在融资方式和支付方式的选择上，也未能象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中的企业那样灵活而多样性地选择不同的融资和支付方式，在充分满足并购资金需求的同时，确保自身企业资本结构的合理。股票市场的滞后，迫使企业在资金的筹措上，在企业现金流和自有资金以及银行贷款之间徘徊不定，而在支付方式的选择上多采用了直接的现金支付，这又在客观上造成了银行贷款和自由资金的过度占用。

2.海外并购面临的微观问题

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国内外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和相关人才的缺乏，导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之初容易偏离战略目标；而在并购之时又无相应中介机构的帮助，缺乏制定并购价格的科学依据和有力的融资渠道支持；而并购之初和并购时所积累评估和融资问题等财务风险，后期则可能出现文化整合、法律问题等。

（1） 财务风险。

企业海外并购的全过程主要包括并购可行性分析、目标企业价值的评估、支付方式的选择、收购资金的筹措、收购后的整合和债务的偿还等，粗略来看上述各环节中都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财务风险。一般来说，企业并购财务风险主要是指由于并购定价、融资、支付等各项财务决策所引起的企业财务状况恶化或财务成果损失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导致的并购行为的终结或者失败，是各种并购风险在价值量上的综合反映［3］。但从资金的流动来看，整个财务风险的产生集中于并购的开始和紧随其后的资金配置状况，这一资金的初始化决定了之后一系列资金的运转和流通，与之联系最为密切的就是企业价值评估、融资和支付策略，这三个方面决定了并购之后的整合和偿债状况：整合的关键之处在于两企业间的融合，这在并购的评估过程中有专项的衡量过程，因此，整合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企业对未来的预期而采取的各项对应措施，而债务的偿还则完全取决于公司资本的安排，即公司为并购而筹集资金的形式，这在融资和支付的过程中已经确定，因此，海外并购过程中整个财务风险的产生集中于前期的资金配置，即取决于公司在评估、融资和支付方式中的策略安排。

（2） 文化整合风险。

企业并购后，原来具有不同特色的文化一经接触，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和摩擦，甚至相互对立、相互矛盾。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员工由于文化差异，可能造成对企业和管理层的误解，消极怠工，工作毫无效率。企业文化整合涉及双方价值观念、经营哲学、行为规范等方面的整合。只有用优秀的文化取代劣质文化，形成一种集二者之长的新文化体系，才能实现并购后企业的整体融合，也才能达到企业并购的目的，实现并购的价值［4］。因此，如何融合两个企业的文化，使并购双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成为并购活动的重中之重。尤其对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来说，遭遇的情况会更加复杂，对文化整合更应关注。

（3） 人才问题。

人才问题是由于海外并购过程中，由于海外并购人才的缺失而导致的企业对并购流程以及相关问题的无知而引发的并购相关程序的错乱、风险的诱发以及并购征程的失败等问题的集合。就目前国内情况来看，由于国内企业海外并购起步较晚，在人才的储备上太过贫瘠，缺乏海外并购所需要的各类型专业人才，以至于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不能有效地把握自身企业的并购战略走向；在管理层面临风险问题时，无相关人员予以解决，处于被动承受的局面；在执行层，缺乏具体的实施人员，无法对海外并购的风险及收益进行细致的考量，以至于管理在做决策时缺乏相应依据，决策风险增加，导致并购过程中问题和困难重重，也给企业的未来发展带来诸多问题。

（4 ）法律风险。

由于并购双方法制环境和投资环境的差异而引发的可以导致并购进程的延迟、困扰甚至失败的干扰因素，这些干扰因素共同组成海外并购中的法律风险。法律方面的风险，存在于环境、知识产权、劳务、合同管理、公司治理和母公司责任等方方面面。由于文化、观念、管理方式与法律环境等方面的不同，中国企业在境外经营的难度与付出要远远高出当初的估计［5］。这一点是国内企业必须充分估计的问题。不同的国际环境、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会引出不同的法律风险。而目前在国内，法律风险相对较低，但这同时也表明中国企业对法律风险理解和法律风险意识的缺乏，这将导致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并购、投资过程中将面临重大法律风险威胁。

三、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建议及对策

1.企业层面

（1）制定科学合理的海外并购战略。从企业方面来看，海外并购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过程，期间充斥着巨大的风险性，合理的并购战略将有助于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的实施过程中做到有的放矢，避免或降低潜在风险。作为依然在海外并购中起步的中国企业，最好选取熟悉的、相关的企业作为并购目标。如果目标企业是自己的用户、供应商或者合作伙伴则更加容易成功。同时，在制定企业兼并战略时，不能仅关注短期效益，更重要的是做到海外并购与企业的发展战略和长期效益相结合，切忌为了并购而并购。

（2）要树立危机意识，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手段。就财务风险来说，应注重并购的评估，这包括企业选择、目标确定和目标价值评估等一系列过程［6］，选取合适的并购目标以及评估方法至关重要，它将为整个的海外并购过程定下基调；注意融资方式和支付方式的选择，在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要建立良好的财务预警机制和风险评估体系，有效避免或降低财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而在法律问题上，要在并购之前要充分地了解对方企业的法律环境以及法律状况，为并购谈判做好准备；在并购合同的拟定和签署过程中，要细致地明确双方的职责所在，尽可能地减少潜在的纷争；而在并购的后期要妥善处理原公司遗留的法律事务。

（3）聘请经验丰富的中介机构。包括经纪人、CPA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对信息进行进一步的证实并扩大调查取证的范围，并在中介机构与并购收益上建立利益桥梁，将中介机构纳入到并购过程中来。减少信息不对称，合理估计海外并购风险［7］。

同时，需制定并实施完善的整合规划。并购整合的首要问题是中外企业之间文化的融合。通过文化的融合，实施战略的提升，进而留住优秀的团队，才能确保整合的成功。

此外，企业的管理水平提升也是迫在眉睫。一方面，只有具有一定的国际管理水平，才能够从容地应对各种潜在的海外并购风险，而另一方面，管理也是一种核心竞争力，它不同于并购的价格或者支付等竞争手段而独立存在于企业海外企业并购的竞争过程中。

2.国家层面

（1）要建立和健全国内的资本市场，为国内企业海外并购提供相应的资金源支持，加速与国外资本市场的融合。采取切实措施，拓宽企业在跨国并购中的融资渠道，提高企业海外并购的融资和支付能力，将是国家目前政策考虑的重点所在。从2004年开始，国家先后颁布了《跨国公司外汇资金内部运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关于调整境内银行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融资性对外担保管理方式的通知》等相关文件，为国内企业并购融资大开绿灯的同时，表明了国家改革国内资本市场的决心。

（2）针对国内企业海外并购人才缺乏的问题，国家应在教育层面予以支持，营造有利于海外并购人才培养和选拔的教育制度环境，倡导现有管理者在海外并购中角色的转换，为国内企业未来的发展储备相关并购人才。

（3）完善我国法律法规，健全审批制度，加强对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的法律环境支持［8］。在先前的分析中，已经看到国内外法律环境的差异性使是发法律风险的最主要因素。而究其主要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国内企业缺乏相关的法律意识，在海外并购过程中自我保护不足，未能够进行彻底而有效的法律环境调查和目标并购企业的审核，因而导致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屡屡遭受法律挫折。因此，强化和完善企业的法律意识至关重要，而在国家层面上建立和健全国内法律制度，将有利于企业形成良好法律的法律意识。

（4）我国政府还应建立统一的海外投资管理机构，对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进行统一规划、管理和协调，并且利用我国驻东道国的使馆、领馆建立权威的信息中心，为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提供信息咨询服务以及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服务，为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建立良好的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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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能源企业海外扩张 法律风险“十面埋伏”［DB/OL］.http://auto.sina.com.cn/news/2005-08-29/0858136580.shtml.

［6］ 季红艳.浅析企业并购及其财务风险背景［J］.时代经贸，2008，（1）.

海外并购论文第8篇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就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防范措施。海外并购为中国企业加快国际化进程带来机遇，但同时企业并购是一项充满风险的投资行为，企业跨国并购与并购国内企业相比，操作程序更复杂,受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更大，因此风险也更大。

企业并购是一项充满风险的投资行为，海外并购与国内并购相比，操作程序更复杂，受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更大，因此风险也更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和我国国力的增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步伐不断加快，跨国并购成为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方式。海外并购为中国企业加快国际化进程带来机遇的同时，也要看到海外并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

海外并购风险分析

（一）战略风险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一般都是以增强核心竞争力为内在动因的战略性并购。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往往是先发现海外并购的机会，然后进行可行性分析，时间相对仓促，往往未能对所有可能的备选方案进行全面分析便做出并购决策匆匆投标，如果缺乏对自身管理能力的评估和对企业长远战略的规划，盲目进行扩张，并购后很可能因规模过大而产生规模不经济，反而使企业背上沉重包袱。如李东生在分析TCL跨国并购遭受挫折时承认，战略准备不足是并购失败的主要原因。

（二）政治、法律、社会风险

中国企业在整个并购的全过程及并购完成后都可能会面临政治、法律、社会风险。在并购实施阶段，往往需要经过双方政府部门的批准，其中涉及许多政策与法律条文。如果并购不符合有关政策或法律的规定，就会被否决；另外，并购方案在此阶段一般已公之于众，对一些敏感的并购往往会造成较大的舆论压力，对舆论应对不当，也可能会给并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澳大利亚的政治、社会因素的阻碍是中铝收购力拓失利的主要因素。中国企业在并购完成后同样会遭受政治、法律、社会风险。例如：上汽收购韩国双龙之前，缺乏对韩国工会风险的充分评估，在收购过程中及收购后，双龙工会组织了多起罢工事件，逼迫上汽提高员工工资和福利待遇，并且坚决抵制裁员，这导致双龙汽车的生产成本比竞争对手高出许多。

（三）财务风险

海外并购在并购过程中通常需要支付大量资金，整合过程中可能也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巨额的资金需求可能会导致企业的债务负担过重。另外，如果未能发现目标企业隐藏的问题，如目标企业隐瞒了大量债务或存在未决诉讼、担保事项等，并购后将使中国企业债务压力加大，增加财务风险。

（四）目标企业客户流失风险

海外目标公司被并购后，目标企业的客户可能会对一家中国企业控制下的企业是否还能一如既往地提供值得信赖的产品产生怀疑。另外，目标企业的竞争对手也可能会趁机采取措施争取拉走目标企业原来的客户。例如：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后，原IBM的大客户转向戴尔。原IBM的竞争对手惠普宣称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对惠普而言是巨大的商机，并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IBM的客户转投惠普旗下。

（五）并购后整合风险

中国企业普遍缺乏国际性经营管理人才，国际化管理经验不足，加之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加大了整合风险。海外并购的整合过程中，不仅会存在并购企业与被收购企业之间的企业文化冲突，还常常伴随着更深层次的国家文化冲突。海外并购的并购双方在价值观、思维方式、领导作风、工作风格等企业文化方面存在的碰撞和冲突，将影响核心能力的转移和运用。许多跨国并购的失败都与文化冲突有关，企业文化的冲突常常导致高层管理人员、核心员工的流失，使得中国企业无法实现当初并购的目标。

海外并购风险防范措施

（一）正确认识自身实力

企业在实施跨国并购前必须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跨国经营战略，要对企业自身的跨国经营能力有正确的认识，对并购后的经营策略制定明确的规划。进行海外并购的中国企业应该具有以人为本的优秀企业文化、出色的国际化经营管理及重组整合理念。

海外并购的过程也是资金不断投入的过程，企业应对并购各环节的资金需要量及支出时间进行预算，对于自身的资金是否充分、筹资能力及相应的能够承受的财务风险的程度具有正确的认识。

（二）充分认识目标企业及其所处环境

要对目标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企业文化、管理人员的背景、员工状况、战略性资产、重要合同等做全面深入的尽职调查，对并购能否增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制定出一套完整可行的整合方案，另外要在交易方案中加入如发现交易信息出现失真或隐瞒，需进行赔偿的条款。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要对当地的运作模式，以及法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环境非常了解和熟悉并保持高度的敏感性。中国企业应聘请具有丰富国际并购操作经验且熟悉目标企业及其所在国环境的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降低海外并购的风险。

（三）引进与培养国际化人才

中国企业应高度重视战略人才储备，尽早培养和网罗国际化人才。引进熟悉东道国法律、财务、经营管理的国际化高端人才。同时在企业内部积极培养既熟悉本企业情况又熟悉国际化管理、法律、财务等的高端人才，并参与到跨国并购的全过程，这样既可以降低并购风险，同时也可以积累海外并购经验为企业今后的跨国经营战略储备有经验的高端人才。

（四）引入国际股权投资基金

目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更多的还是依靠本国银行的债务融资。对于实施海外并购的企业而言，国际股权融资更具有现实意义。中国企业对开展海外并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掌控能力还很有限，借助股权基金融资，合作方与中国企业共担风险，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加强与目标企业的沟通，尽快熟悉当地市场，克服各种困难，而且容易获得被收购企业相关利益方的认可。中国企业不仅要获得所需要的资金，而且还要有效利用国际股权基金管理团队中的当地管理者和投资者获取除资金之外的各方面资源。例如：收购意大利的CIFA，对于首次迈出国门进行收购的来说，意大利当地的政策法规环境、中意文化差异等都是此次海外并购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引入中意双方参与的曼达林股权基金则成为与并购有关各方无障碍沟通的桥梁。

参考文献：

1.周勇.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风险控制[J].中国流通经济，2007（8）

2.闻学.我国媒介并购的战略风险与应对策略[J].管理世界，2007（8）

3.李岚.联想如何规避并购风险[J].经济管理，2005（7）

海外并购论文第9篇

关键词:跨国并购 研究述评 目标企业

中图分类号:F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8-100-02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虽然使全球并购金额从2007年的10311亿美元急剧减少到2008年的6732亿美元,下降了34.71%。{1}但金融危机却为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提供了重要机遇,2008年全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额高达368.61亿美元;2009年前两个月,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资金总额达到218亿美元,同比增长40%,在总量上仅次于德国,位居全球第二。②然而,我国海外并购的成功率却不容乐观:一项权威统计显示,我国近年来企业海外并购的整体成功率不足三成③。导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成功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可否认的是,与实务界对海外并购的热衷程度相比,国内学者对海外并购的理论研究较为滞后。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出现了诸如法律、财务、人才等诸多问题,亟待理论界加强有关研究。鉴于此,本文对国内外学者有关跨国并购的研究文献进行归纳梳理,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趋势,以供其他学者开展相关研究时参考。

一、企业跨国并购的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国家的并购实务已经历了五次并购浪潮,因而与并购相关的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并购动因与经济后果、目标企业的搜寻、筛选与价值评估、并购融资与支付方式、并购风险和并购后整合等方面。

1.关于跨国并购的动因研究。现有研究认为企业主要是为了:(1)获得新的资源和技术;(2)多元化;(3)快速进入外国市场;(4)获得协同效应而进行跨国并购。Markides和Williamson(1994)认为基于核心能力进行的多元化并购有优势。

2.关于跨国并购的经济后果研究。关于(跨国)并购的经济后果。现有研究大都表明,并购有助于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Markides和Williamson(1994)认为基于核心能力进行的多元化并购有优势。Bettis和Montgomery(1992)等在考察西方企业在80年代中期以来所采取的策略后认为,企业的不同业务如果可以分享其己具备的核心能力,则往往可以使整个企业获取成本或其他竞争优势。④Hin(1994)在对美国过去30年间实施过混合并购的大型跨国公司进行研究后发现,绝大部分获得充足利润回报的公司是围绕其核心能力进行多元化并购和经营的。⑤

3.关于目标企业的搜寻研究。搜寻理论(Search Theory)的研究始于1942年二战时为消除来自大西洋德国潜艇的威胁,美国海军反潜研究小组所进行的工作。由于搜寻理论军事色彩浓,保密性强,故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相对较少。Jacques Crémera等(2006)在对有相互关联的潜在购买者的拍卖行为进行研究后认为,尽管一般情况下获取全部收益是不可能的,但通过设计搜寻计划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收益。

4.关于目标企业的筛选研究。Salter和Weinhold(1979)将战略匹配的概念引入并购研究领域,以此作为目标企业筛选的标准之一。Harrison等(1991)则对匹配的相似性标准提出质疑,认为并购双方资源的差异性是协同效应的来源并带来了更高的长期绩效。

5.关于目标企业的估价研究。企业价值评估的理论与方法主要有Fisher创造和发展的净现值法,Weston提出的股利增长模型,Rappaport提出的未来现金流量方法,Copeland等建立的公司市场价值的估值模型以及Stern Stewart等提出的经济附加值(EVA)价值评估模型等。

6.关于并购融资与支付方式研究。Stulz(1988)指出,管理层保持公司控制权和个人私利的意图会影响并购融资决策,成长性企业可能会求助于债务融资以维持管理层所有权水平和表决权。Faccio和Masulis (2005)发现对公司治理的关心和债务融资约束的权衡会影响到并购支付方式的选择;由于外国股票存在更大的交易成本、更低的流动性和及时性,信息不对称更严重,因而与国内并购相比,跨国并购更常使用现金支付。

7.关于并购风险研究。Sarkar等(2006)描述了怎样运用条件型支付(collars)、盈利能力支付计划(earn-outs)以及或有估价权来管理并购风险。Reuer等(2004)的研究表明,缺乏国际和国内并购经验的企业在并购高科技和服务型行业的目标企业时倾向于运用或有支付来缓解并购风险。

8.关于并购后整合研究。Kearney(1999)对1998-1999年全球发生的115项并购交易进行了调查,其中53%的被调查者将并购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于整合失败。因而,国外理论界和实务界均非常重视并购后的整合:现有文献主要从文化、人力资源等方面对并购的整合进行了研究;在并购实务上,有许多专门为并购整合提供建议咨询服务的机构。

二、企业跨国并购的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就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存在的问题、并购目标的搜寻、融资与支付方式以及并购后的整合等问题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学者们经过研究后认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存在着:(1)并购对象大多为海外绩效低下或破产的企业;(2)企业整体竞争力弱,体制约束问题严重;(3)缺乏跨国并购战略,并购计划准备不足;(4)缺乏国际型人才,整合管理能力弱;(5)政府管制过多,法律体系尚不完善;(6)资金不足,缺乏中介机构支持等问题(贾名清和方琳,2007)。尽管如此,通过跨国并购获取核心技术依然是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有效途径(吴添祖和陈利华,2006)。实证研究也表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可以促进国家经济增长(潘勇辉,2007)。

“走出去”的企业从事并购时应如何寻找并购目标呢?张金鑫(2006)认为,不应以目标企业符合若干条件为标准,而应从并购双方资源匹配的角度寻找并购目标才能成就完美的并购。

与国内并购不同,跨国并购的融资方式与支付方式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因此,在设计跨国并购的融资支付方式时需要考虑目标公司控制权获得、流动性变化、公司资本结构、税务等因素(季成和任荣明,2007)。

整合失败是一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失败的主要原因,而企业生命周期的吸引与冲突是导致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整合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康晓剑和刘思峰,2007)。为避免并购整合失败,除了加强并购的可行性研究并进行详细的并购前调查外,要正确分析研究并购双方的资源特征,充分考虑组织文化差异、民族文化差异,正确选择并购后资源整合模式(李广明,2006a),在众多资源整合模式中,系统整合式、供应链导向式或技术导向式、充分式或集约式的整合模式比较适宜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后的资源整合(李广明,2006b)。

三、企业跨国并购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及发展趋势

1.企业跨国并购研究现状评述。总体而言,国外有关并购的研究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已形成了系统的并购理论体系,既有丰富的并购理论模型,也有大量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证据。跨国并购研究成果中既有理论模型,也有实务指南。然而,我国公司并购研究起步较晚⑥,研究工作多集中在介绍和引用国外的理论,尚未形成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并购理论体系,也罕见有关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实务指南,因而与国外的研究水平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概括起来,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缺乏将核心竞争力贯穿于跨国并购全过程的系统研究。国内外现有的研究大多从理论或实证的角度去分析或检验某一个并购环节(如目标企业搜寻、筛选与估价、融资与支付方式、并购风险防范或整合等)的设计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系,缺少基于核心竞争力的跨国并购全过程的系统研究。由于基于不同目标的不同并购环节的设计可能会相互冲突,从而使企业无法实现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跨国并购初衷,最终导致企业跨国并购活动失败,因而现有相关研究的结论对实务的指导作用被大大地削弱。(2)缺乏基于行业特征的跨国并购实务指南。现有基于通用行业的跨国并购理论研究对于一些比较特殊的行业(如对技术和资本均高度依赖的航空制造业)的并购实务很难具有较大的指导作用。因而需要针对行业特征对跨国并购各个环节进行研究,以提出可操作性强的跨国并购实务指南。(3)重事后分析,轻战略研究。最近10年在核心期刊发表的以跨国并购为主题的论文共有370余篇,其中战略研究论文仅22篇。跨国并购战略理论研究的不足是我国许多企业缺乏真正的跨国并购战略的原因之一。跨国并购战略的缺乏使得中国企业开展的跨国并购多数为机会性并购,这为日后的整合埋下了隐患,最终可能导致跨国并购的失败。

2.国内外研究的发展趋势。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及并购实务领域的发展现状,本文认为,有关跨国并购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将体现以下几个特点:⑴将核心竞争力与跨国并购密切结合,以获取和培育核心竞争力为目标对目标企业的搜寻、筛选、定价以及并购融资与支付方式、风险防范和整合管理等跨国并购全过程进行研究;⑵开展特定行业的跨国并购案例研究,为特定行业的跨国并购提供实务指南;⑶将战略管理理论与跨国并购理论结合起来开展跨国并购战略研究。

注释:

①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的2009年度《世界投资报告》。

②花馨.09年前两月中企海外并购资金达218亿居全球第2.21世纪经济报道2009.03.16

③转引自人民网“我企业海外并购整体成功率不足三成?钱不是万能”

④转引自魏江等.企业并购战略新思维――基于核心能力的企业购并与整合管理模式.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⑤转引自胡玲.企业并购后整合:基于核心能力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3

⑥自1984年保定纺织机械兼并事件和1993年宝安事件以后,我国公司并购研究才开始起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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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潘勇辉.跨国并购与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关系研究――基于中美的比较研究.管理世界,2007(7)

14.吴添祖,陈利华.跨国并购获取核心技术――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模式.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6(4)

15.贾名清,方琳.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障碍因素与对策再思考.经济问题,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