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将是知识经济的时代
人类文明诞生后的第一种经济形式是农业经济，其主要特点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和畜牧业在经济中的压倒性优势地位，对大自然的依赖程度依然很高，世界各国彼此分隔。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起，人类社会开始更多地摆脱对大自然的依赖，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的认识也不断地深入和拓展，各种发明和创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层出不穷，从而大大地推动了工业经济时代的到来、发展和成熟。应该说，到目前为止的人类社会仍然还处在工业经济时代，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仍然以获得工业部门的增长和发展为目标。
然而，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人类社会又开始悄然步入知识经济的新时代：1996年，经合组织发表了一份题为《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概念和相关的指标。世界银行1998～1999年度的世界发展报告更是以《知识与发展》为题，认为“知识对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依赖于知识。……今天，技术最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确实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有50%以上是属于知识密集型的。
所谓“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之上的经济，它主要由知识创新体系、知识传播体系和知识应用体系组成。在这种经济中，知识取代了农业经济中的土地和工业经济中的传统资本而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知识被认为是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驱动器。笔者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经济资源的可再生性。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最主要的经济资源和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知识作为经济资源，具有非消耗性、共享性、非稀缺性和易操作性，因而是一种可再生性资源，它很少受时间或空间的限制，可低成本复制，且易于传播处理。
2.经济增长的良性化。一方面，经济周期的弱化即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减弱；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改变。有的学者认为，美国“新经济”的“一增两低”（即经济持续增长伴随着低失业和低通胀的独特现象）便体现了知识经济的特点。
3.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上述两个特征紧密联系，发展的观念因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更多地注重经济增长的效益、可持续性和生活质量，更加强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在工业经济时代后期开始加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在“知识经济”时代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势头。作为知识经济重要内容的信息技术和全球网络系统大大地改变了世界市场的存在方式，加速了全球贸易自由化和金融一体化，加快了跨国界的生产要素流动。
笔者认为，只有美国等发达国家才开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进程，其中就连走在最前面的美国“新经济”也只是21世纪全球性“知识经济”时代的前奏而已。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至今仍被排斥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大门之外。不过，21世纪将成为知识经济的时代，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知识经济时代的贸易条件问题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是阻挡不住的历史必然。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去积极了解知识经济的运行规律和法则，不去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机遇和挑战，那么它们将永远无法摆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原因很简单，发达国家不断使知识的前沿迅速向前推进和知识本身的乘数效应，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追赶“一个移动的目标”。
自“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提出以来，围绕贸易条件恶化理论的争论就没有停息过。然而，正如保罗·斯特里顿所说的那样，“当许多人对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的理论的批判愈演愈烈的时候，这个理论的内核很可能在这场猛烈的攻击中得以保存下来。这个内核就是：在世界经济当中，存在着导致从对外贸易和广泛的经济进步过程中产生的收益分配不平衡地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以至于最好最大的份额归于强国，弱国则在分配过程中自相侵吞。”①结果，贸易条件恶化论不仅没有被，反而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贸易条件恶化论可以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1.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相对于中心国家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而言，呈现出长期恶化的趋势。D.沙普斯福德指出，在1900～1982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29%②。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4年的一份报告中同样证明了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趋势，它指出1968～1987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52%③。
2.国家的初级产品相对于中心国家的初级产品来说，其贸易条件同样也在恶化。汉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间，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单位价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则年均下降了1.82%④。联合国在2000年1月的统计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价格指数分别下降了25%和58%⑤。
3.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与中心国家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也在下降。汉斯和沙卡等人通过对29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1965～1985年期间出口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这29个国家出口制成品的价格指数年均下降0.65%⑥。
4.相对而言，国家的贸易条件存在着长期恶化的趋势。1980～1995年间，低收入国家的商品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都呈下降趋势：如果以1987年为100，那么这两项指标分别从121和105下降为91和89⑦。
以上内容可以说是贸易条件恶论在工业经济时代的几种表现，它们是工业经济时代国际分工的产物。到知识经济时代以后，同样由于不对称的中心—体系，同样由于技术进步在中心和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和扩散，同时还由于知识产品与物质产品在需求收入弹性上的差别，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趋势并不会从本质上得到扭转，贸易条件恶化论的“核心”内容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只不过中心—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由“工业制成品—初级产品”组合转变成了“知识产品—物质产品”的组合，因此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内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除上述4个层次的内容继续有效以外，它还极有可能增加下述几个方面的内容：
5.国家工业制成品与中心国家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6.国家的初级产品与中心国家的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长期恶化。
7.国家的初级知识产品与中心国家的成熟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不过，贸易条件恶化论的上述发展仅仅是理论上的一种延续，它还有待实践的证明。笔者提出贸易条件恶化论的这种发展方向，并不是想渲染一种对“弱国”发展前景的悲观主义，而是想强调这样的事实：处于“弱国”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拉美是其中当然的成员，应当正视“知识经济”的挑战，尤其是要认识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要比“强国”面临的挑战严峻得多。
【参考文献】
①PaulStreeten,DevelopmentPerspectives,P.217,London,TheMacmillanPressLtd.,1981.
②D.Sapsford,"TheStatisticalDebateontheNetBarterTermsofTrade:ACommentandSomeAdditionalEvidence",EconomicJournal,September1985,PP.786.
③IMF,"Adjustment,NotResistance,theKeytoDealingwithLowCommodityPrices",IMFSurvey,vol.23,October1994,PP.350-352.
④HansW.Singer,"TermsofTradeandEconomicDevelopment",inJohnEatwell,et.al(eds.),TheNewPalgraveADictionaryofEconomics,Vol.Ⅲ,P.628,London,TheMacmillanPressLtd.,1987.
⑤UnitedNations,MonthlyBulletinofStatistics,Vol.LIV,No.1,January2000,PP.176.
【论文摘要】 当前，我国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但随着贸易地位不断上升，我国的贸易条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由于我国出口商品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在国际市场上多属于成熟产品，供大于求，且我们一般采取传统的价格竞争手段，出现了增量不增价的现象，导致我国贸易效益难以提高、贸易条件呈现出不利的势头。因此，应该努力探寻我国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发展的途径。 【论文关键词】 贸易条件；“贫困化”增长；贸易效益；出口商品结构；进出口价格指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规模不断扩大，对外贸易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值为1.76万亿美元，进出口顺差0.18万亿美元，增长74%，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但我国外贸依存度保持了较高的水平，2005年高达60%，导致我国国内经济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和冲击越来越大，且随着国外贸易壁垒不断加强，出现了贸易效益低下和贸易条件呈现不利趋势等问题，已成为各方普遍关注的问题。如何保持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是亟待认真研究的课题。 一、出口商品结构对我国贸易条件的影响 出口商品结构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国出口的各类商品或某种商品在对外贸易中的构成，即各大类商品或某种商品出口额与整个贸易额的比，是反映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状况的重要指标，对该产品的出口将拉动国内的生产，形成规模经济。虽然我国工业制成品1981年首次超过初级产品的出口，但是直到1986年，出口商品结构才真正实现了从初级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转变完成后，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则主要表现为工业制成品中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品分别所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调整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1年以前。主要是出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促进了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增长。在这一阶段，由过去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向轻纺类半制成品、中间品转变，特点是较低技术含量，粗加工、简单加工。 第二阶段：1992年-2003年。1991年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所占出口总额的比例达到了62.2%的顶峰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速强劲，所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从1990年的15%上升到2000年的47.4%。因此，这一时期是以出口轻纺产品为主向出口机电化工、高新技术产品等重化工产品转变，其特点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出口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精加工、深加工程度提升。 第三阶段：2011年及其以后。2011年，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出口份额首次超过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44%的份额，达到49.4%，使其成为促进工业制成品持续稳定增长的最主要动力，顺利完成了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出口商品结构(轻纺产品等)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重化工、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的出口商品结构的转变。根据海关历年公布的数据，从我国出口商品构成情况来看(按SITC分类)，2004-2006年初级产品分别为405.5亿美元、490.4亿美元和475.5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16.5%、20.9%和7.8%；工业制成品分别为5528.2亿美元、7129.6亿美元、8274.9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37%、29%和28.8%。 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依然是低附加值、低工资、低技术密集度、高竞争强度的产业和加工环节，基本上处于世界产业链的末端。我国现阶段的出口产品相对集中在纺织品、服装、鞋类、玩具和食品等，多属价格敏感性商品，这类产品一般技术含量不高或产品开发、生产技术已经成熟，大多出口企业已具有相当规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价格竞争。在贸易快速增长的前提下，表现为出口萎缩，进口增长而导致的贸易收支逆差。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潜在危险在于：在贸易条件下降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出现经济增长与国家净福利增加的背离，陷入贫困化增长的困境。因为初级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是需求弹性小的产品，在国际价格下降的情况下，需要大量的出口来弥补损失，因而有可能出现出口规模越大，国家净福利损失越多的现象。 二、近年来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动态 商务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1993-2000年，以1995年为基期的中国整体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3%，其制成品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4%，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指数则下降了2%。 (一)价格贸易条件。从 1998年到2003年，我国出口与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下降了14.2%。造成的负面收入效应在2000-2003年相当于当年GDP的1%-1.2%，这表明我国近年来贸易条件不断下降，必须出口更多的商品以换取同样数量的进口商品，对我国的经济产生负面的收入效应。 2000-2002年，我国价格贸易条件连续三年有不利的态势，虽然总体下降程度不大，但有些商品情况已经比较严重，如2002年，棉花的价格贸易条件 =(92.4/100.7)×100=91.76，蔬菜的价格贸易条件=(93.4/104.1)×100 = 89.72，蚕丝的价格贸易条件=(79.3/108.1)×100 = 73.36，且严重地影响到这些行业的贸易效益。其中，价格贸易条件不利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出口农产品、矿产品及传统大宗出口商品价格普遍下降，而进口原油(主要局部冲突和战争威胁导致)和进口农产品(主要是自然灾害导致)价格上扬。通过表1可知， 在2004-2006年期间，海关统计的18种主要进口商品中，天然橡胶等12种进口商品的价格处于上升，占到66.7%，且基本上是数量和价格同步上升，价格增幅大部分超过了2位数，特别是未锻造的铜及铜铝材同比价格增幅高达63.1个百分点，谷物及谷物粉等3种进口商品的价格基本稳定，只有大豆等3种进口商品的价格有所下降。 首先，随着我国出口产品中制造业产品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初级产品的比重有很大下降。而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近年来涨幅大大高于制造业产品价格，部分因为我国经劳动力成本调整后的劳动生产率较高，某些产品的大量出口压低了国际价格。从进口的构成看，近两年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重化工业的生产和投资增长导致初级产品占进口的比重大幅上升。其次，最近原油价格的飙升和我国对原油进口依存度的提高，目前我国原油进口占消费的38%，使贸易条件进一步不利。第三，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投资的迅速扩张，导致我国进口需求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际原材料价格。中国新增的铁矿石进口量占2003年全球新增产量的51%，新增原油消费占全球新增量的35.3%。原油需求在过去的2年中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大大超过发达国家平均3%的增长速度。 (二)收入贸易条件。近年来，我国的收入贸易条件逐步改善，表2所示，在1995年-2011年，我国的收入贸易条件呈现良好的优化态势，贸易条件指数出现了加速上升的趋势。 通过对近年来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贸易条件总体形势不容乐观，贸易增长主要是依赖大规模的数量扩张来实现的，我国外贸已进入结构调整阶段，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不能靠单纯的数量扩张，只能靠结构的转变。只有进行外贸结构的调整，尤其是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逐步由非熟练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乃至向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化，才能进一步加大外贸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确保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 三、调整贸易战略、改善贸易条件的思路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最优关税理论指出，当一国的进口需求足以影响国际价格时，关税的提高将有利于改善贸易条件。但是，中国需要履行对世贸组织的承诺，提高关税显然是不可行的。改善贸易条件最终将依靠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即提高高附加值商品和服务的出口比重、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制定长期能源战略，等等。 (一)近期的工作重点是抑制投资的过度增长。具体政策包括全面加息和能源产品的合理定价。第一，由于原材料国际价格的上升受我国投资需求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将有利于抑制贸易条件的进一步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针对经济过热进行宏观调控是极为必要的。更重要的是，调控经济过热应从根本上抑制投资需求。第二，国内能源价格受政府管制或干预，油、电、煤、运价格的变化没有充分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加上近来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这种价格扭曲人为地降低了重化工业的投资和生产成本，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这些部门的投资扩张。尽管经济过热，可电价调幅极小。而某些产品(尤其是耗电量大的产品)由于需求的上升其价格的涨幅远远高于电 价，给这些行业带来了暴利，加剧了投资的大幅增长。与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或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相比，电价远落后于这两者的上涨。这意味着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电的实际价格近期一直在下降。政府早就应该大幅提高电价，依靠市场和经济的手段来筛选真正有效益的企业和调控行业间的平衡发展。对电价的控制，可以说是造成电力瓶颈的原因之一。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指出，廉价的生产要素(包括能源)价格、劳动力价格和极低的科技含量，使中国始终背负着沉重的成本负担，为他国提供经济“补贴”。但中国外贸的高速增长却带来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因此，他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取消高耗能、低附加值产品的税收优惠政策，逐渐减少这类产品的加工生产出口，将重心移向高端产品；二是提高汇率灵活度，采取真正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体制，不排除进一步升值人民币的可能。 (二)从长期来看，应加快国家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新兴部门和行业不断涌现，各个领域和行业的竞争水平都在不断提高，拥有和保持竞争优势不能单纯依赖于低成本和大规模，要逐渐过渡到不断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加快国家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提高其国际分工地位，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要改变这一局面，“科技兴贸”是当前的重要工作。我国明确提出产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兴工业化路子。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必须建立一套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开发创新机制，引进先进的符合我国产业结构发展方向的技术，提高自主开发、设计和研制能力，打破原来重引进、轻开发的格局。在引进开发、推广的基础上，逐步加大高新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为提高我国产业的竞争力，必须从全球产业发展的高度部署我国的产业发展战略：一是要制定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财政金融政策。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限制低水平建设，解决落后企业退出市场的障碍问题，把资源集中配置在对中国产业有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上，加快这些产业的发展，促进其竞争力的提高。二是要立足于自身条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培育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发挥高新技术产业扩大出口的效益。三是要制定产业技术政策，通过保护知识产权、技术和专利，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的开发，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整体产业素质。四是要研究制定组织政策，促进企业组织优化，提高企业的集中度，形成必要的产业群效应，形成优势产业与相关产业、主导产业与非主导产业的良性互动关系，树立名牌产品和支柱产品。通过一系列的创新改革，使中国的出口企业贸易条件得以改善，维护国内的传统市场。
不妨形象地说，传统贸易理论将世界贸易看作小麦之类典型商品的贸易，而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新贸易理论则在很大程度上将世界贸易视为飞机之类的典型商品贸易。诚然，世界贸易中仍有相当大的比重属于小麦型商品贸易，即使飞机型商品贸易也不能完全脱离小麦型国际贸易的规律。然而，传统理论毕竟未能解决全部问题，新理论不落窠臼，富有创意，在一些最基本的贸易问题上标新立异、独树一帜。 在国际贸易学说发展的漫长历程中，规模经济或规模收益递增，作为技术和要素禀赋差异之外的决定国际分工与贸易格局的又一重大因素，长期以来却为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所忽视。研究国际贸易的先驱者亚当·斯密早就指出，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条件下，有可能形成广泛的国际分工和更高的生产效率。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效应也是俄林（B·Ohlin）1993年的名著《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中的主要分题。一些现代学者从60年代末开始试图发掘这块瑰宝，直到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随着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分析日臻成熟，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正统理论中的地位才得以确认，它能够造就贸易机会和提供贸易利益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并大放异彩。 动态规模经济条件下的国际贸易 随着规模经济成为国际专业化分工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逐渐被国际贸易正统理论认可和接纳，所有一切形式的规模收益递增都倍受重视。外部规模经济与内部规模经济、国内规模经济与国际规模经济的研究自不待说，而今对规模经济的研究又进一步从静态分析发展到动态分析。 静态规模经济效应表明，一国企业若拥有超过其国内竞争者的规模优势，那么，这种规模优势必将转化为更低的边际成本和更高的市场分额。动态规模经济也能产生与静态规模经济相同的效果。动态规模经济通常发生在那些充满着技术创新和进步的、不完全竞争的高新科技产业。在实践中，收益递增最重要的动态形式与来源就是研究开发（R&D）效应和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效应。日本和美国半导体企业围绕16K随机存贮器（RAM）展开的激烈竞争，堪称动态规模经济的一个典型例子。 半导体制造业是动态性极强的寡占行业，有关计算机存贮器的技术发明层出不穷，产品升级换代的生命周期转换令人目眩。采用更先进的线路刻印方法可以将更多的电子元件组装在一个薄薄的芯片上，因而能储存倍增的数据形式的信息。同时，生产计算机存贮芯片具有强烈的学习效应，在生产过程中，由于温度、时间、溶液、浓度、振动水平、灰尘等均须严格控制，大部分（约95％）芯片都要报废，只有坚持不断的试验和经验的积累，才能掌握具体的生产细节，产品合格率才会大幅度提高。此外，新一代芯片的技术发明很难长期据为私有财产，在产品周期内，技术进步就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即使芯片设计的具体情节也难以长期伪装起来，企业可以通过摄制、放大竞争对手刻印线路的图象，窥测个中奥秘。正是由于研究开发与边干边学的交替进行，1974－1984年，随机存贮器的单位计算能力的实际价格竟下降了99％。这种显著的动态规模经济效应必然导致高度集约化的生产方式，而谋求动态规模经济也就成为半导体产业中国际寡头竞争的主要标志。 直到70年代后期，美国企业在半导体产业中仍然享有成本优势，在技术上更是独领风骚，然而，日本政府瞄准这一动态性极强的产业，实行保护国内市场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为日本企业保留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和时间。于是，日本企业不仅获得了国内销售的机会，而且借助于研究开发与边干边学的动态效应降低了自己的边际成本，最后终于在随机存贮器生产中后来居上，成功地开发了出口机会。日本企业为何敢与美国同行一争高下，关键在寡头竞争条件下，国内市场保护为日本企业提供了多重好处：他们保证能够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大量销售驱使成本沿着学习曲线不断下降；垄断利润足以补偿研究与开发的成本；他们能够在不同市场上实行歧视性价格，在国内市场上索取高价，但在国际市场上却采用边际成本定价，使自己的低成本商品如洪水般地涌向国外市场。 然而，从福利分析方面看，我们对日本实行的国内市场保护政策实在不敢恭维，保护的结果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代价沉重的凯旋。保护使竞争减弱、规模缩小，它提高了日本国内的价格，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同时，生产者也未能从中得到补偿性好处。既损人又害己，何乐而为之？更何况，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极易招致别国报复，争夺高技术产业的市场分额本来就是潜在的、爆炸性的政治问题，一俟贸易战迸发，世界经济福利水平的进一步恶化就势所 难免了。 规模经济贸易模型与传统贸易模型的比较 不妨形象地说，传统贸易理论将世界贸易看作小麦之类典型商品的贸易，而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新贸易理论则在很大程度上将世界贸易视为飞机之类的典型商品贸易。诚然，世界贸易中仍有相当大的比重属于小麦型商品贸易，即使飞机型商品贸易也不能完全脱离小麦型国际贸易的规律。然而，传统理论毕竟未能解决全部问题，新理论不落窠臼，富有创意，在一些最基本的贸易问题上标新立异、独树一帜。 （一）贸易格局形成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格局的形成取决于各国资源禀赋、技术水准甚至需求偏好这类基本的经济特征，各国为了充分发挥以这些基本特征的国际差异为基础所形成的比较利益而进行贸易。新理论则强调，各国间基本经济特征的差异只是贸易发生的一个原因而已，只要有规模经济存在，即使是两个技术水平和资源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也照样可以发生专业化分工和贸易。一国一旦以猎取规模经济为目标开始在一个行业进行大规模生产，哪怕启动之初规模优势十分微弱，但这处优势将随着生产扩展而滚雪球般地增大，最终至少有一国达到专业化生产。以宽机身喷气式飞机为例：飞机制造的最低限度的规模经济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世界市场只容纳得下屈指可数的达到有效规模的生产厂家，由此而形成的少数几个生产中心便能完全满足世界市场的需要。为了使这些生产中心为世界市场服务，贸易势在必行。许多贸易（尤其是资源、技术相仿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就是这种以规模收益递增为依据的专业化分工的产物，而不是以比较利益为依据的专业化分工的结果。 在传统贸易模型中，一个国家本身的特性决定它享有何种优势，生产什么产品，在何处交货，专业化分工和贸易格局是十分确定的，可以预测的。然而，基于规模经济的专业化分工却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历史和偶然的因素在引导一国专业化生产方向和区位配置时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什么在西雅图制造飞机，在底特律生产汽车，在硅谷搞计算机？这不是仅仅凭借一城一地一隅的区位特性就能说清个中缘由的。相反，关键在于规模收益递增规律客观上要求飞机之类的产品必须在某个地方集中生产，而西雅图等地恰好是滚轮盘偶然停止的地方。新贸易理论毫不隐讳历史因素在确定专业化格局和实际生产区位中的使用。一旦一国率先进入某一新兴产业，收益递增将使该产业在那里生根开花。这是因为，捷足先登者会取得某种“先入者优势”，如较早掌握专门技术知识，生产成本较低，集中生产使产业规模扩展又会带来外部规模经济的馈赠，所有这些，促使最初的优势不断地自我积累和强化，从而铸成持久性的优势。这必定会阻止外国厂商进入，因为后来者进入该行业的初始生产成本将高得惊人。 （二）贸易利益来源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利益或发源于技术水平差异所蕴涵的比较利益，或由生产要素禀赋的国际差异孕育而成。新贸易理论则揭示了规模经济是贸易利益的又一重要来源。规模经济的存在意味着，即使是两个经济情形酷似的国家也可从贸易中获利，这种新型贸易利益是区别于任何比较利益而独立存在的。当两国要素禀赋结构相似，且规模经济占重要地位和产品高度差异化时，从生产规模化和产品多样化中获得的好处就会超过常规的比较利益，成为贸易利益的主要来源。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获得的贸易利益几乎不受要素收入分配效应的影响，每个人都能从贸易中获益。 国际经验表明，一国缺乏规模经济或只在国内具有规模经济的产业，在开展贸易后都能赢得国际规模的递增收益，本国制造业和某些服务业的厂商规模会因此而得以合理化或适度化。一些经济学家断言，对于欧共体中的西欧小国来说，规模经济是它们从区域贸易一体化中获利的主要来源，其重要性不亚于常规的比较利益。即使在大国，规模经济问题也是同样重要的。有学者论证到，当贸易双方绝对规模不等时，大国能够获得更多的源于规模经济的贸易利益。 但必须指出，传统理论所揭晓的贸易利益都是确凿而又实在的，而规模经济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往往受掣于人为干预和政策因素的扭曲，其结果，一国的价格未必能够确切地反映其真实成本和比较利益。倘若这种扭曲现象不期而至，并且贸易确实导致福利水平下降时，该国理应停止生产这种配置失误的产品。 （三）要素价格效应 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逊模型（H-O-S定理）指出，在一些严格的假定条件（包括不完全专业化和不存在要素密集度逆转）下，贸易不仅会使商品价格均等化，而且也会使要素价格均等化 。新理论则不以为然。如果存在着规模经济、哪怕具备上述严格的假定条件，要素价格均等化一般也不会发生。这是因为，在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世界里，主产要素的价格既取决于生产的规模大小，也取决于H-O-S定理成立所必需的若干因素。因此，在满足了后者那些严格假定的要求之后，除非各国以同样的规模进行生产，否则贸易不会使要素价格的国际差异趋于拉平。在规模经济使国际专业化分工的客观基础日益扩展的今天，情况更是如此。 （四）贸易政策制定 传统贸易理论一向认为，自由贸易是不容置疑、不可动摇的政策基石。采取关税或配额之类的保护措施，会拒进口商品于国门之外，驱使国内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价格上升，故不可取。传统理论框架中的唯一例外是，只有在修正国内市场失灵时，保护措施方可作为一种次佳选择。新贸易理论关于制定最佳贸易政策的观点则颇为复杂，它认为保护主义具有两重性，恶善尚难定论。从世界角度来看，若各国坚持保护自己的飞机工业，其结局必然是世界市场的破裂。这不仅会带来不能依据比较利益进行专业化生产的损失，还会造成没有规模效益生产的损失。鉴于规模收益递增的世界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在贸易利益，故应坚持自由贸易的立场。然而，从单纯的民族国家利益出发，保护本国飞机工业将会充分扩大其飞机制造的产业规模，降低生产成本，获得净利润，国内消费者可能会支付更低的价格。新贸易理论据此提出了所谓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认为一国通过出口补贴、临时关税之类的战略措施，可以增强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率先抢占高新技术产业的“制高点”，谋取规模经济之类的额外收益，并可趁机劫掠他人的市场分额和工业利润，促使世界专业化分工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这种“高科技中的新重商主义”政策有悖于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基本立场，对现存国际贸易竞争规则与市场秩序构成了新的挑战。在西方，围绕“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论争正沸沸扬扬，个中是非曲直，人们且拭目以待。 对规模经济贸易理论的几点评价 （一）规模经济导入贸易模型并成为其重要的决定因素，这在国际贸易学说史上书写了新的一页 从实践来看，传统贸易理论在解释当今工业化国家的贸易时早已大为失色，北美、西欧和日本这些颇为相似的经济体系之间进行的大量贸易表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产品差异已跃居当代贸易格局的主导因素。特别是在区域内、产业内贸易中，规模经济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常规的比较利益，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规模经济范畴被抽象出来作为国际贸易的决定因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着极大的意义，今后所有形式的规模收益递增都将受到人们的重视、开发和利用。 （二）无论静态的还是动态的规模经济，都十分垂青于高新技术产业，并被其召唤到国际专业化生产和贸易的战场上来 规模收益递增总是与科技进步紧密联系着的。这使我们想起了列宁对所谓“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尖锐抨击，那不过是撇开技术进步的纯粹静态世界的幻影。虽然边际收益递减是指单一要素连续地追加投入所造成的产量下降现象，而规模收益递减则是指全部要素投入相继追加带来的效益降低，但列宁的批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规模收益的变化规律不是同样很有启迪的吗？新技术的投入可以抵消投资或劳力追加投入时的收益递减，甚至使递减规律发生逆转。 （三）规模经济往往又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相联系 市场垄断孕育了规模经济，反过来，规模经济又强化了垄断权力。这从一个侧面将垄断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侵吞豪夺的隐秘曝了光。但我们不能不指出，规模经济贸易理论中的“垄断”概念是根本不含生产关系和国际生产关系分析的，它与列宁的“垄断”范畴迥然而异。西文学者关于暂时的垄断有利于刺激产量的扩大和技术进步，从而赢得静态和动态规模经济之类的溢美之词，怎能科学地透析垄断形成的原因和垄断贸易的性质呢？ （四）理解和把握规模经济因素在产业、贸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与使用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我国出口企业平均规模偏小，现主要用低工资成本优势弥补规模经济之不足，属“力战型”出口生产。在优化出口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的过程中，我们应精心制定着意培养规模经济的出口产业政策，注意选择规模经济强度大、潜力足的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出口主导产业；应积极扶持大型国有企业和企业集团搞好规模化生产和经营，使之成为出口贸易的“主力军”和“集团军”；应充分利用我国国内市场广阔的天然优势，以此作为依托和回旋余地，赢得规模经济优势和价格竞争能力。我们 当然不是主张放弃利用比较利益，而是强调将规模优势提升到应有的地位上来，使之与比较利益互补结合，以双重优势进军国际市场。 （五）在目前以生产要素决定的比较利益为主要贸易利益来源的传统模式之外，我们要特别注意寻求和开辟规模经济的贸易利益新来源 要重视开掘利用各种外部的和内部的、国内的和国际的、静态的和动态的规模收益递增形式。厂商一旦成为出口型企业，将面对远远大于国内市场的国际市场，因而能够进一步拓展生产规模，赢得更多的规模经济效益。对那些尚未达到规模经济最高点而又面临国内市场限制或国外贸易壁垒的厂商来说，实行跨国经营不失为进一步寻求规模经济之策。跨国企业可以有意识地将某些原材料、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的生产集中到某一东道国的子公司，并将研究开发活动集中到母国总部或其他合适地点，令其为全公司的国际生产和市场提供服务，从而赋予其适度的规模经济，有效地突破东道国和所在国一地一隅的市场规模狭隘的约束。跨国公司集各子、分公司的点上的规模经济于一身，必能综合成一种更大的规模经济。此外，如果我们能加入经过选择的地区性一体化，还可以在区域范围内开掘和形成规模经济。 （六）当前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规模、批量化生产的另一侧，又出现了小批量生产和产品多样化、个性化的新潮流，“小的就是美的”成为时尚 试问，是否需要改写规模经济概念呢？其实不必。垄断竞争条件下的规模经济贸易模型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虽然在规模经济制约下市场上只容许少数厂商存在，生产的品种有限，但每种产品却富有特色，厂商可凭借这些差异产品在国际范围内扩展市场，赢得规模经济效益，消费者也可选择和享用更多价廉物美的特色产品。这就是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这对矛盾运动的辩证法。中国企业一向擅长小规模、小批量生产，这种小规模生产的节约可以说是我们企业的一种特异功能，若能不失时机地开展技术改造和产品创新，我们的企业就能抓住新潮流的发展契机，后来居上。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有恶化的趋势,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贸易条件恶化论”。我国的对外贸易快速发展,但贸易条件并没有得到改善,而且有持续恶化的趋势。
1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
(一)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仍然处于劣势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比较优势由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但仍然处于比较优势阶梯的下端,因此不能避免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普遍恶化的趋势。而且,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使得我国企业在出口时的一贯策略就是打价格战,结果导致了企业之间的盲目竞争,使贸易条件更加恶化。
(二)外商投资企业进行企业内贸易的结果
企业内贸易指在同一企业内部所开展的国际贸易,即在跨国企业的母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跨国贸易行为。就跨国企业而言,对于发生在内部各实体之间的交易价格,完全可以由企业按照整体规划来自主确定。跨国企业在我国采取高价进口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而低价出口制成品的策略,来达到其减少企业税负、避开风险与管制、调拨资金和有效分摊费用的目的。而外资企业在我国贸易额中已占到1/2强,这使我国的贸易条件更趋恶化。
(三)我国鼓励出口的政策
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鼓励出口的国策,采取了出口退税、出口补贴等一系列政策。出口退税和出口补贴使得很多企业采取“只外销,不内销”策略,因为出口意味着可以减少成本。同时,这种出口政策也造成了我国出口贸易条件的恶化,或者说是恶化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强调扩大出口规模,有“一刀切”的现象。
(四)近年来我国进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
我国出口产品中制造业产品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初级产品的比重有很大下降,而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近年来涨幅高于制造业产品价格。出口方面,产品技术含量高,劳动生产率高,致使某些产品大量出口,从而压低了国际价格。另外,从进口的构成看,对原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需求的大量增加,其占进口的比重也随之大幅上升。而这些初级产品的进口价格由于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在近几年一路攀升。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而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这也造成了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
2提升我国贸易条件的措施和建议
(一)发挥比较优势并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首先,需要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并在确保就业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新材料、医疗、生物、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加快知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更要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其次,需要继续发挥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和资源丰富的优势,对其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再次,还应当扩充完善产业链,强化基础工业力量,大力发展零部件加工工业,以降低对加工贸易中零部件进口的依赖性,从而大量降低中间产品高价进口对出口效益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促使贸易条件的改善。
(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以促使外贸企业有序竞争
我国的外贸体制改革使外贸企业有了更大的经营自,除了要继续放开外贸经营权外,还要促进外贸企业的规模经营,鼓励一些实力较强的大型外贸企业组建大型的贸易集团,避免“小而全”、“大而全”的重复建设状况,形成规模经营优势,使企业避免以价格竞争为主而采取综合竞争手段进军国际市场。在外贸体制改革当中不仅要大力扶持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实业集团,同时也要为民营企业实业集团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从而使外贸企业之间的竞争走上规范有序的良性发展轨道。
(三)完善反不正当竞争立法
以法律形式规范企业的市场行为,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同时要建立国际市场商品价格的跟踪、通报机制,我国进出口价格监督、监控机制。取消对三资企业的特殊优惠政策,逐步化解跨国公司内部化行为对我国市场的扭曲和利益侵害。应积极推进关税体制改革,优化关税结构。应当逐步取消不合理的减免税政策,并针对整个产业实施关税优惠政策;要给予国内外所有企业国民待遇,以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促进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
参考文献:
由劳尔·普雷维什和汉斯·辛格提出的贸易条件恶化论，从提出之日起就成为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问题。不过，它的核心内涵并没有在争论中被推翻，反而有了进一步扩展的余地。本文主要探讨这种理论在21世纪继续发展的可能性问题。 21世纪将是知识经济的时代 人类文明诞生后的第一种经济形式是农业经济，其主要特点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和畜牧业在经济中的压倒性优势地位，对大自然的依赖程度依然很高，世界各国彼此分隔。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起，人类社会开始更多地摆脱对大自然的依赖，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的认识也不断地深入和拓展，各种发明和创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层出不穷，从而大大地推动了工业经济时代的到来、发展和成熟。应该说，到目前为止的人类社会仍然还处在工业经济时代，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仍然以获得工业部门的增长和发展为目标。 然而，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人类社会又开始悄然步入知识经济的新时代：1996年，经合组织发表了一份题为《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概念和相关的指标。世界银行1998～1999年度的世界发展报告更是以《知识与发展》为题，认为“知识对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依赖于知识。……今天，技术最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确实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有50%以上是属于知识密集型的。 所谓“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之上的经济，它主要由知识创新体系、知识传播体系和知识应用体系组成。在这种经济中，知识取代了农业经济中的土地和工业经济中的传统资本而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知识被认为是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驱动器。笔者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经济资源的可再生性。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最主要的经济资源和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知识作为经济资源，具有非消耗性、共享性、非稀缺性和易操作性，因而是一种可再生性资源，它很少受时间或空间的限制，可低成本复制，且易于传播处理。 2.经济增长的良性化。一方面，经济周期的弱化即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减弱；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改变。有的学者认为，美国“新经济”的“一增两低”（即经济持续增长伴随着低失业和低通胀的独特现象）便体现了知识经济的特点。 3.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上述两个特征紧密联系，发展的观念因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更多地注重经济增长的效益、可持续性和生活质量，更加强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在工业经济时代后期开始加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在“知识经济”时代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势头。作为知识经济重要内容的信息技术和全球网络系统大大地改变了世界市场的存在方式，加速了全球贸易自由化和金融一体化，加快了跨国界的生产要素流动。 笔者认为，只有美国等发达国家才开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进程，其中就连走在最前面的美国“新经济”也只是21世纪全球性“知识经济”时代的前奏而已。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至今仍被排斥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大门之外。不过，21世纪将成为知识经济的时代，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知识经济时代的贸易条件问题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是阻挡不住的历史必然。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去积极了解知识经济的运行规律和法则，不去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机遇和挑战，那么它们将永远无法摆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原因很简单，发达国家不断使知识的前沿迅速向前推进和知识本身的乘数效应，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追赶“一个移动的目标”。 自“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提出以来，围绕贸易条件恶化理论的争论就没有停息过。然而，正如保罗·斯特里顿所说的那样，“当许多人对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的理论的批判愈演愈烈的时候，这个理论的内核很可能在这场猛烈的攻击中得以保存下来。这个内核就是：在世界经济当中，存在着导致从对外贸易和广泛的经济进步过程中产生的收益分配不平衡地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以至于最好最大的份额归于强国，弱国则在分配过程中自相侵吞。”①结果，贸易条件恶化论不仅没有被推翻，反而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贸易条件恶化论可以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1.外围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相对于中心国家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而言，呈现出长期恶化的趋势。 D.沙普斯福德指出，在1900～1982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29%②。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4年的一份报告中同样证明了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趋势，它指出1968～1987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52%③。 2.外围国家的初级产品相对于中心国家的初级产品来说，其贸易条件同样也在恶化。汉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间，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单位价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则年均下降了1.82%④。联合国在2000年1月发布的统计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价格指数分别下降了25%和58%⑤。 3.外围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与中心国家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也在下降。汉斯和沙卡等人通过对29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1965～1985年期间出口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这29个国家出口制成品的价格指数年均下降0.65%⑥。 4.相对而言，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存在着长期恶化的趋势。1980～1995年间，低收入国家的商品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都呈下降趋势：如果以1987年为100，那么这两项指标分别从121和105下降为91和89⑦。 以上内容可以说是贸易条件恶论在工业经济时代的几种表现，它们是工业经济时代国际分工的产物。到知识经济时代以后，同样由于不对称的中心—外围体系，同样由于技术进步在中心和外围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和扩散，同时还由于知识产品与物质产品在需求收入弹性上的差别，外围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趋势并不会从本质上得到扭转，贸易条件恶化论的“核心”内容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只不过中心—外围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由“工业制成品—初级产品”组合转变成了“知识产品—物质产品”的组合，因此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内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除上述4个层次的内容继续有效以外，它还极有可能增加下述几个方面的内容： 5.外围国家工业制成品与中心国家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6.外围国家的初级产品与中心国家的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长期恶化。 7.外围国家的初级知识产品与中心国家的成熟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不过，贸易条件恶化论的上述发展仅仅是理论上的一种延续，它还有待实践的证明。笔者提出贸易条件恶化论的这种发展方向，并不是想渲染一种对“弱国”发展前景的悲观主义，而是想强调这样的事实：处于“弱国”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拉美是其中当然的成员，应当正视“知识经济”的挑战，尤其是要认识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要比“强国”面临的挑战严峻得多。 【 ① Paul Streeten，Development Perspectives，P.217，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1. ② D. Sapsford，"The Statistical Debate on the 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 A Comment and Some Additional Evidence"，Economic Journal，September 1985，PP.786. ③ IMF，"Adjustment，Not Resistance，the Key to Dealing with Low Commodity Prices"，IMF Survey，vol.23，October 1994，PP.350-352. ④ Hans W.Singer，"Terms of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in John Eatwell，et.al(eds.)，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Vol.Ⅲ，P.628，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7. ⑤ United Nations，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Vol.LIV，No.1，January 2000，PP.176. ⑥ P. Sarkar and H.W. Singer，"Manufactur ed Export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ir Terms of Trade Since 1965"， World Development，Vol.19，No.4，PP.337-338. ⑦ 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1997，p.156，Washington D.C.，1997.
摘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可以为一国带来垄断利润，但是在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着扭曲的规模经济风险、竞争模式风险、资源竞争风险、信息风险、国外报复风险、政府行为的非理性风险等。因此在中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应注意一些具体问题，以克服因条件的不完备而带来实施效果的弱化。
关键词：中国；战略性贸易政策；风险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涵、
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研究中，Brander和Spen—cer(1981，1984，1985)描述了政府如何将外国生产者的垄断利润转移到国内生产者手中来，并得出结论：一国政府总存在出口补贴的单边干预动机。他们运用“第三国市场”模型，分析了一国政府通过对生产者干预如何提高本国生产者从双头垄断的共同出口市场中所获得利润的，在自由贸易和Coumot竞争的情况下，企业间会达成一个Coumot—Nash均衡，该产业最终趋于均衡状态。但当有一方政府进行干预时，竞争就会演变为Stackelberg竞争，有政府补贴的一方厂商就会处于Stackelberg领导者的地位，而外国竞争企业则处于跟随者的地位，外国企业会做出向本国企业让渡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反应，此时，即产生利润转移效应。也就是说，政府已经承诺对行业的干预行为，并且外国企业也会认为，即使其拒绝退却而使得转移利润失败，补贴也会持续下去，此时的政府补贴成为可以置信的威胁。因此，政府最佳反应是给予一定的出口补贴。
Krugman(1984，1987，1992)设计了一个模型从保护幼稚产业的角度进行了战略方面的分析。他通过一个含有一种机会的非正统假定，从根本上改变了分析的焦点，该假定使一个国家通过限制进口的战略部署来实现另外一种福利。其分析依赖于两个基本要素：卖方的国际垄断和规模经济。对于卖方的国际垄断，类似Brander和Speneer的分析，他假定有两个企业，一个国内企业和一个外国企业，每个企业只生产单一产品，企业之间进行Coumot竞争，但有一点的差别是，Brander和Spencer仅分析第三国市场，而Krugman的模型允许产品向多个市场销售，这样，国内和国外市场由于政府的政策就有可能被分割开来。其结果是获得了一个多元市场的Cournot模型。对于规模经济，他通过给予本国生产者在本国市场上拥有特权的地位，这样，本国生产者可以获得一种较外国生产者在生产规模上的优势，这种规模上的优势即使在没有保护的市场上也将转化为较低的边际成本和较高的市场份额。规模经济的获得有静态的规模经济、动态规模经济以及干中学。而当一国政府把外国生产者从开放的市场中挤出的时候，干预行为会在竞争双方的边际成本上引起相反的变化，结果是国内生产者产量扩大，边际成本继续降低，而外国生产者产量减少，边际成本增加，这样就形成了从产量到边际成本再到产量的循环的因果关系链条，而这一循环过程就形成了进口保护和出口促进的机制。
二、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风险分析
1、扭曲的规模经济风险。规模经济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存在的理论假定，但在一些国家和一些行业却存在很大的扭曲。在相当多的国家和行业，规模经济的存在实际上并不是该行业存在着高效率与低成本，而有可能是政府垄断的结果，在中国就存在这种大量的情况。尽管目前我国国内市场巨大，规模经济明显，但是全国并没有形成统一有序的国内大市场，这种分割的国内市场严重阻碍着一些行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所需要的规模经济。另外，Markusen和Ven—ables(1988)以及Horstmann和Markusen(1986)认为，如果该行业是自由进入的，出口补贴给本国企业带来的利润会诱使新的企业加入，这将会造成行业集中度的降低，提高行业的平均成本，从而降低利润转移效应。对于中国来讲，如何设定行业准入机制，既保证行业的一定寡头垄断来保证规模经济的存在，又要保持企业的竞争能力，也是战略性贸易政策能否获益的重要因素。
2、微观基础的缺乏风险。在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中需要通过一定的市场途径来进行。如果一国不存在微观基础，或者国内市场处于分割的状态，就会影响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缺乏国内市场运行传导机制，政策就缺乏实施的渠道。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中，市场主体、市场机制及市场体系等因素发育不全，创新机制还没有有效建立，在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缺乏企业和企业家的推动。
3、竞争模式风险。Eaton和Grossman(1986)指出，根据战略贸易模型的Cournot竞争假定，每一厂商的最佳产出是假定对手的产量给定而推测出来的，但是，如果厂商进行的是Bertrrad竞争而非Coumot竞争，那么最佳政策应该是出口税而非补贴，因为出口税可以使得本国厂商做出不与外国厂商打价格战的承诺，这样，两家厂商可以维持较高程度的合谋；另外，他们认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只有一个本国企业，如果本国企业的数目大于1，在确定政府干预政策时会出现相互矛盾的倾向，这种矛盾会存在于以出口补贴来转移利润的动机和传统的为改善贸易条件而施加出口税的动机之间，所以，只有当本国的企业数目不太大，出口补贴才是合理的。如果寡头双方致力于不变的推测变量，而且每一厂商的推测变量与其竞争对手的实际政策的反应是一致的，那么，租金转移到国内公司或利润转移是不可能的而自由贸易政策成了一种最优政策。
4、资源竞争风险。Dixit和Grossman(1986)放松了经济中只有一个寡头行业的假定，考虑了存在多个寡占行业的情况。他们研究了与一种固定供给资源相关的几个垄断性行业的情况，称之为“科学家”，其研究表明，当国内出口行业面临共同的外部环境，具有相同的生产能力时，被补贴厂商大量使用国内竞争性稀缺资源“科学家”，对其中一两个行业进行补贴，会把国内竞争性稀缺资源“科学家”从其他行业转移到被补贴的行业，从而使得被补贴行业的出口增加是以其他行业的规模缩小和出口萎缩为代价的，其代价往往要高于利润转移效应，因此自由贸易仍然是最佳选择。在中国很多行业都存在类似的资源竞争状况，如何化解不同行业对于同一资源竞争的状况将是中国战略性贸易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及实施能否获益的关键。
5、政府行为的非理性风险。政府干预论也忽略了特殊利益集团采用某些政策的可能性。当进行微观经济干预时，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这些集团随时准备获取更大的利益，而成本却由大的分散的集团承担，他们不能获得有关政策的所有信息。结果，政策的干预经常被误导。因此，进行经济决策时依靠政治和官僚的强制命令，而不是依靠经济手段，必然会降低国家福利。政府为了履行政策的承诺对厂商提供补贴时还存在着一个固有的道德公害问题。国内厂商会发现追求补贴比追求生产行为有更高的收益，这样只能增加依赖性。这种追求补贴的做法属于扭曲引起的直接的寻求非生产性利润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寻租行为。
6、收入分配风险。Gruenspecht(1988)和Neary(1991，1994)认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隐含了出口补贴和企业利润被同等对待的假定，政府并不关心国内收入的转移支付，但在实际生活中，筹集补贴资金会给经济带来扭曲的成本，这意味着1美元公共基金的机会成本大于1，另外两国企业的成本也被认为是一致的。Gruenspeeht和Neary分析了这种情况后得出结论，只有当公共基金的机会成本不太高时，出口补贴才是合理的。另外，政府的有效干预不可避免会产生有害的再分配效应。出口补贴将有助于把收入从社会其它方向转移给被保护行业的所有者和雇员。因为，受补贴的行业一般是高科技行业，这种收入的转移将或是表现在已被雇用的高薪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增长或是股东超乎寻常利润的增加。
7、信息风险。Qiu(1994)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的风险进行了分析。他首先假定外国企业的成本是公共知识，而本国企业有可能是高成本也有可能是低成本，本国企业完全了解自己，但外国企业和本国政府不了解。得出结论，在信息不对称时，如果企业进行的是Coumot竞争，那么政府倾向于设计分离政策，分离政策具有信号作用和信息甄别作用，提高社会福利。但如果企业进行的是Bet-trand竞争，政府将选择一个统一的政策，允许本国公司隐藏其信息，这样，利润转移效应较大。Wong(1991)、Brainard和Martimort(1992)以及Collie和Hviid(1993)也对不完全信息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共同的结论，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政策对于信息依赖的重要性。而政府要获得这些信息却是几乎不可能的。
8、国外报复风险。Collie(1991)指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很容易引起对方国家的报复，尤其是在知识密集性行业。这样，即使政策是有效的，也只是一方受益另外一方受损，世界总体福利水平并没有上升，而只是全球福利的再调整。这种报复更可能发生于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中，那里与世界市场相关的规模经济被这些新理论的支持者假定为更具意义，因为，这些产业被普遍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三、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应注意的问题
总体上看，中国存在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条件和可能。具体说，市场化的总体推进程度已达到60％以上，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有独立的决策能力，信息完备性比较差，但有改进的可能，并且在中国有一些特定的寡占行业，如汽车等行业(胡昭玲，2002)。但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因条件的不完备而带来实施效果的弱化。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在已经加入WTO的背景之下，必须正确处理好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与贸易自由化及遵守WTO规则的关系。中国在加入WTO后，在适应WTO规则的同时，受到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制，不可能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应根据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要求，对某些不完全竞争和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行业实行一定的关税保护或其他产业政策进行支持，但也必须确定适度的保护时间和保护强度。
【论文摘要】 本文运用1980-2006年的数据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动情况进行了协整分析，研究表明：产业结构优化能够改善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合理流入会使之进一步恶化，汇率变动能够改善初级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却使工业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恶化。 【论文关键词】 价格贸易条件 产业结构 FDI 汇率 协整分析 一、引言 贸易条件是衡量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出口盈利能力（相对于进口）或贸易利益的重要指标，能够反映一国的对外贸易状况。本文所采用的是价格贸易条件，又称净实物贸易条件 （NBTT）：NBTT=Px/Pm （1） 其中，Px和Pm分别为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即随着出口商品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变化，出口每单位商品所能换回的进口商品的数量。如果在报告期出口一单位商品所能换回的进口商品比基期增加或减少了，则认为贸易条件改善或恶化了。 由上式我们可以看出一国贸易条件受到贸易进出口状况的影响，而在现实中，贸易条件会受到多种因素直接和间接的制约。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并没有伴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反而出现恶化现象。由近几年的贸易状况可以看出：我国的进口价格指数呈总体上升趋势，而出口价格指数不断下降导致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不断下滑。 二、协整分析 1.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根据上述分析，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将选取1981年～2006年的初级产品价格贸易条件指数（NBTTC）、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指数（NBTTM）作为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SI）、外商直接投资（FDI）及汇率（ER）作为解释变量来研究我国价格贸易条件。以上变量都取其对数，这样是为了更容易得到平稳数据且不改变时间序列的性质和相互关系。考虑到我国近年来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初级产品及工业制成品的比重高低，以历年中国第二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我国的产业结构状况（SI）。本文选取的实际汇率数据是由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中国消费价格指数/美国消费价格指数），并按基期为1980=100计算调整而来。FDI是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经过CPI处理后的数据。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指数（NBTTC）及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指数（NBTTM）是根据历年初级产品进出口和工业制成品数量、价格计算出进出口指数，而后根据公式（1）计算而得。 2.实证分析 为了避免非平稳的时间序列造成的“伪回归”现象，本文利用协整分析来考察FDI和进出口贸易结构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因此，我们将通过ADF方法来检验每个变量的平稳性。发现各项变量的ADF检验值均小于临界值，且所有的变量都是同阶单整的，可以认为这些序列是平稳的。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我们确定初级产品相关变量的最佳滞后期为3。基于Johansen的特征根协整检验原理，还需要确定检验假设。非约束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轨迹统计量表明（41.26271＞29.79707）应该拒（r≤1）的原假设，对应的接受存在二阶协整关系；最大特征值统计量也拒绝r≤1，即存在二阶协整关系。因此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NBTTC、LnSI 、LnFDI及LnER之间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同样我们可以得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NBTTM、LnSI 、LnFDI及LnER之间存在一个协整方程。正规化后的长期协整关系分别为： LnNBTTC=8.202504+36.54813LnSI-1.297745LnFDI+5.423616LnER（2） LnNBTTM=8.360100+1.127642LnSI-0.211234LnFDI- 0.318275LnER（3） 从长期协整关系可以看出：产业结构优化对初级产品贸易条件优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样，汇率对贸易条件的改善起积极作用。然而，FDI每增长1个百分点，会引起初级产品价格贸易条件1.297745个百分点的下降。产业结构优化对工业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优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汇率对贸易条件的改善起消极作用；FDI每增长1个百分点，会引起工业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0.211234个百分点的恶化。 我们用时间序列模型来分析影响关系时，往往不直接分析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如何，而是在随机扰动项上施加一个一次性的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后对系统内生变量当前值 和滞后值的影响，对一个变量的冲击直接影响到这个变量，并且通过VEC模型的动态结构传导给其他变量。 从脉冲响应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初级产品价格贸易指数（NBTTC）对来自FDI和产业结构（SI）的一个标准差的扰动，在前几年反应比较强烈，在第十年左右，它们的扰动对NBTTC的冲击趋于稳定；而来自汇率(ER)的扰动一直比较平稳，在第三年已经趋于稳定，中间有点小波动，之后的第十二年又趋于稳定。NBTTM对这三个变量冲击的响应很相似，刚开始都是比较强烈的，到了第九年以后冲击趋于稳定。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几点政策建议。首先，产业结构优化能够改善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所以调整产业结构，尤其出口产业结构是改善我国贸易模式的重要前提。当前我们应当结合我国要素禀赋状况、产业技术水平及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实现比较优势动态升级，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其次，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合理流入会使之进一步恶化。应当充分利用FDI对贸易条件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引导其流向第一产业和二、三产业的新型化、精细化产品的开发当中，提高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质量和技术层次，通过改善产业结构来提高我国贸易条件水平。再次，人民币稳定升值的汇率政策与当前提出的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贸易政策是统一的。因此，如果坚持目前的外贸政策，那么人民币的稳定升值是合理的。以人民币升值为契机，促进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促进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Krugman P. A Technology Gap Mode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K. Jungenfelt， D.Hague.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Developed Open Economics[C].Lodon:Macmillan Press， 1986 Rodrik Dani.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R].NBER Working Paper， No.11947， 2006 Schott P. K. The Relative Sophistication of Chinese Exports[R].NBER Working Paper， No.12173， 2006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愈发密切。从贸易条件的视角审视国际经济秩序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认识新时代的国际经济秩序及其发展。 论文关键词：贸易条件；价格贸易条件；国际经济秩序 一、引言 探讨国际经济秩序的目的是通过一个合理、公正的国际贸易秩序，使世界各国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对话、交流，缩小各国的经济差距，实现共同繁荣。但在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背景下，这一目标并没有真正实现。国际贸易是影响国际经济秩序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国际贸易的视角来审视当今国际经济秩序及其未来的发展。贸易条件是国际贸易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影响各国贸易利益及世界贸易利益分配的重要因素。从贸易条件视角看国际经济秩序有利于更深刻地认识和分析现今的国际经济秩序。 “贸易条件的概念可理解为一揽子商品和另一揽子商品之间的价值交换比率。”多年来，贸易条件的概念已发生很大变化，其最常用和最基本的含义包括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价格贸易条件是贸易条件的最基本概念，是指出口平均价格指数与进口平均价格指数的比值；收入贸易条件等于价格贸易条件乘以出口数量指数；要素贸易条件可分为单要素贸易条件和双要素贸易条件，单要素贸易条件等于价格贸易条件乘以本国出口部门的生产率指数，双要素贸易条件等于价格贸易条件乘以本国出口部门生产率指数和本国进口产品在贸易对象国的生产率指数的比值。贸易条件的基本经济含义在于衡量一国在出口基础上的进口能力。价格贸易条件衡量的是平均每单位出口商品所能取得的进口能力，收入贸易条件衡量的是总出口意义上的进口能力，而要素贸易条件衡量的是一国的长期进口能力。贸易条件作为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指数，影响一国的短期和长期利益，进而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国际经济秩序的最重要特征则在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的位置如何变动。因此，贸易条件通过贸易利益和经济增长影响着一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位置。 二、贸易条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 (一)贸易条件深刻地反映了不同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对抗性 贸易条件不仅反映了一国的进口能力，更反映了不同国家在贸易利益分割上的份额问题。无论是从传统的比较优势原理出发，还是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出发，在国际贸易中，贸易各国总是能获得贸易利益，但从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份额却不一定相等。在两国开展贸易的条件下，一国的出口正好等于另一国的进口，一国出口价格指数的提高意味着另一国进口价格指数的提高，在该国进口价格和另一国出口价格不变的条件下，该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意味着另一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一个国家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使其在贸易利益分割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增大，另一国所占的份额必然减少。要素贸易条件同样能反映出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对抗性。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利益分配也验证了以上规律。以价格贸易条件为例，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价格贸易条件从长期看是不断恶化的，发达国家的价格贸易条件是不断改善的。《国际贸易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表明，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其价格贸易条件处于总体恶化的趋势。《世界统计年鉴》最新的数据也进一步证明了这种趋势的延续(见表1)。这说明，两大集团在贸易条件和贸易利益上的对抗性非常突出。 实际上，不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这种对抗性，任意的两个贸易国之间都存在这种贸易利益的对抗性。因为在总体贸易利益既定的条件下，无论多少国家参与国际贸易，一国的贸易利益份额增加，必然意味着其他国家贸易利益份额的减少。当总体贸易利益变动时，这种份额分割问题仍在。徐建斌和尹翔硕的理论模型也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贸易战略存在着“合成谬误”效应，即当个别发展中国家利用传统比较优势发挥专业分工优势时，可获得较多的贸易利益，但当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时，各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贸易利益就越来越少，进而使其出口导向贸易战略的作用受到限制。 (二)贸易条件影响一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当世界贸易的规模有限时，贸易条件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因为此时的贸易条件变动所引起的贸易利益变动反映到GDP中只是很 小的份额：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进展，各国的贸易额都在迅速增加，对国际贸易的依赖也越来越重，贸易条件变动引起的贸易利益变动在GDP中的比重也随之增加，贸易条件开始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也必然影响着一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置。 由表2和表3可清楚地看到，由于贸易条件变动而引发的贸易利益变动占GDP的比例已相当高，特别是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三国，2005年由于贸易条件恶化(相比于2000年)，损失的贸易利益分别达到38.5％、55.7％和60.7％。由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发展中国家贸易利益损失越来越大，这一方面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短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还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从国际总贸易利益中获取的份额越来越少，从而影响着其长期的经济利益。 从世界经济格局的角度看，由于贸易条件的作用，现今的贸易条件状况如果得不到有效改变，世界各国的经济差距只能是越拉越大，从而加速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处于世界经济格局中位置越高的国家，其贸易条件和贸易份额越容易处于有利位置，进而通过国际贸易推动其经济发展；处于世界经济格局中位置越低的国家，贸易条件越难改善，其获得的贸易利益份额越变越小。 三、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在国际贸易高度发达的今天，贸易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变得极为重要，贸易条件所影响的贸易利益分割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未来及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位置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现今的贸易条件状况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忽视贸易条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两极分化的国际经济格局将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为此，我国应采取以下措施：重视研究我国贸易条件的状况，把贸易条件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实质性变量来对待；加强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减少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出口价格恶意竞争，通过合作来有效地削弱发达国家对国际市场的垄断；加强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合作，从而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技术水平。
【论文摘要】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我国这样一个贸易大国，要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技术创新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对外贸易 技术创新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我国这样一个贸易大国，要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技术创新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经济全球化、技术创新及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国际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商品、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大规模跨越边界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动。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性流动，有利于科技在全球性的扩张，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经济全球化为国际贸易和技术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不仅促进了国际贸易发展，而且加速了技术创新的进程。另外，国际贸易和技术创新也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国际贸易的发展从根本上有赖于一国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能够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改变产品结构和国际分工，提高交易运作的效率和效益，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又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市场空间，国际贸易对科技产业化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促进和推动作用。 二、我国对外贸易形势及技术创新的作用 1.从要素禀赋角度分析我国对外贸易形势 (1)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劳动力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也在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总量不断上升，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外贸出口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充分发挥。 (2)改革开放30年，资本市场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我国资本市场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逐步发展起来的，由于建立初期改革不配套和制度设计上的局限，资本市场原存在着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制约了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加大了基础性制度建设的力度，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解决了长期影响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各项制度、法律法规建设的全方位跟进，制约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些制度性问题正逐步解决，我国资本市场和谐发展基础渐渐得以夯实。 (3)在技术方面，我国以加工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55%左右，加工贸易差额占贸易总差额的70%左右。这种简单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张吸引了国内大量资源，也带动了国内投资。现阶段应该考虑我国发展战略、体制、激励机制的转型，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节约型社会、集约型技术为基础，创新科技为动力的制度体制。 (4)在市场规模方面，随着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2000美元，国内消费市场总体空间进一步扩大，中国正在向消费型国家过渡。近五年，我国消费年均增长13.1％，200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7年来首次超过投资，成为消费、投资、出口中贡献最大的一项。今后即使年均增长10％，到2020年消费规模也将超过30万亿元，空间巨大。因而努力扩大内需，对实现内外贸协调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资源禀赋条件决定了未来我国必须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x 【论文摘要】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我国这样一个贸易大国，要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技术创新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对外贸易 技术创新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我国这样一个贸易大国，要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技术创新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经济全球化、技术创新及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国际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商品、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大规模跨越边界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动。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 产品在全球性流动，有利于科技在全球性的扩张，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经济全球化为国际贸易和技术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不仅促进了国际贸易发展，而且加速了技术创新的进程。另外，国际贸易和技术创新也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国际贸易的发展从根本上有赖于一国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能够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改变产品结构和国际分工，提高交易运作的效率和效益，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又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市场空间，国际贸易对科技产业化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促进和推动作用。 二、我国对外贸易形势及技术创新的作用 1.从要素禀赋角度分析我国对外贸易形势 (1)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劳动力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也在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总量不断上升，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外贸出口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充分发挥。 (2)改革开放30年，资本市场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我国资本市场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逐步发展起来的，由于建立初期改革不配套和制度设计上的局限，资本市场原存在着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制约了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加大了基础性制度建设的力度，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解决了长期影响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各项制度、法律法规建设的全方位跟进，制约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些制度性问题正逐步解决，我国资本市场和谐发展基础渐渐得以夯实。 (3)在技术方面，我国以加工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55%左右，加工贸易差额占贸易总差额的70%左右。这种简单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张吸引了国内大量资源，也带动了国内投资。现阶段应该考虑我国发展战略、体制、激励机制的转型，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节约型社会、集约型技术为基础，创新科技为动力的制度体制。 (4)在市场规模方面，随着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2000美元，国内消费市场总体空间进一步扩大，中国正在向消费型国家过渡。近五年，我国消费年均增长13.1％，200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7年来首次超过投资，成为消费、投资、出口中贡献最大的一项。今后即使年均增长10％，到2020年消费规模也将超过30万亿元，空间巨大。因而努力扩大内需，对实现内外贸协调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资源禀赋条件决定了未来我国必须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 2.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 今年中国对外贸易面临的国内外环境趋紧，出口企业的经营压力将进一步增加。不确定因素还在进一步增加，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 (1)今年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仍将高位运行，一方面将增加中国的进口成本，构成通胀压力，另一方面也将使出口企业的经营压力继续增加，对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 (2)今年人民币升值加快、劳动力和环保成本上升等国内因素对出口的影响将更加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除了采取扩大内销等方法外，应对外贸环境变化的最根本途径只有一条：拿出自己的创新产品。 (3)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增加已是大势所趋。采取税收和配额等手段，严格限制资源消耗多、污染严重的产品出口，鼓励环保节约型产品出口，提高资源利用率，促进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 (4)由于在一些低端产品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存在一定替代性和可转移性，因此，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可能会有所增加。中国需要在对贸易摩擦发展趋势有所了解的基础上，全面研究制定中国的贸易摩擦应对战略，完善多方协调的应对机制，劳动密集型产业应当通过技术改造、产品升级换代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有效落实“科技兴贸”战略。 三、技术创新对我国对外贸易的意义 目前，我们已经具备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础和良好条件。我国要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实现长期发展的目标，有一个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们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这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劳动力及环境资源成本的逐步提高，长期处于低端产品环节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中国绝不可能走资源耗费型的发展道路，也不可能走技术依赖型的发展道路。面 对这种国际发展大趋势和自身基本国情，中国只能走技术进步和知识创新的发展道路。那些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并且重视运用知识产权推动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更新，以提升本国的核心竞争力。 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技术升级和企业改造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以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的战略，对于我国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黄静波: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M].清华大学出版社 何骏:技术创新的国际互动链[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