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论文第1篇

一、“世界历史”之路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产生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形成于《共产党宣言》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再经《资本论》系统而深刻地论证最终完成。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对历史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严肃探索和科学论断。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任务是要发现和揭示人类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时代的运动规律。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入手，分析历史的发展变化，进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从价值目标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指明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道路。人类历史从民族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实际上是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这种转变的实现或者说全球化进程的动因，就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

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最本质性的动因。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论述：“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的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1］以生产力普遍发展为核心内容的交往是被作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来论述的，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反思与考察，不再以抽象的理性为历史的前提，也不再以抽象的自由精神发展为世界历史发展核心，而是立足于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个人，以生产实践为历史的基础。马克思从这一现实的、物质的前提出发，首次找到了解开世界历史之谜的钥匙。他把世界历史的形成看作是建立在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以及由它造成的各民族的交往的普遍发展基础之上的。这样，马克思就把“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发展”看作是实现由各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两个基本条件。

但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并没有同人的解放与发展割裂开来，而是与人的解放与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为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一部世界历史发展史实际上是人的解放与发展的历史。离开人的解放与发展去谈世界历史，既不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可以发现将人的解放和发展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联系起来考察，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讲的世界历史形成的两个条件即“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正是人获得解放和实现全面发展的两个条件，而这两个条件又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人的解放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以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条件的、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使自己成为一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世界历史过程。因此，可以说，人的解放与发展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相一致的，世界历史的进程本质上是个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的过程。生产力与交往越是普遍发展，世界历史就越是世界历史化。因此，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世界历史化的本质性规定。可见，从实践观的思维方式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以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基本条件、以现实的人的发展和解放为归宿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内在机制，共产主义之所以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也是因为只有依赖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才能实现，除此以外的方式都只能得到共产主义的外壳，而缺乏共产主义的实质内涵。

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程度与人类解放的程度的一致性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逻辑，其逻辑结论就是“世界历史”之路，亦即全球化之路。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程度越高，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程度也就越高，或者说全球化的程度也就越高，离人类的彻底解放也就越近。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最彻底的全球主义者。应当说，通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这样理解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原意的，而当代全球化的事实又证明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深刻预见和把握，证明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一致性。

二、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坚定的世界和平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界定为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论，进而把马克思主义者歪曲为战争贩子。诚然，由于对资本主义成熟程度估计过高，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有过过于激进的失误，这里有许多惨痛的教训需要汲取。但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使他们始终认为生产力才是人类社会进程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阶级斗争及暴力革命不过是非常态的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手段，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的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才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本动力，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逻辑使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最彻底的全球主义者，而新时代的全球主义者必然是世界和平主义者；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品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途径观根据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恩格斯晚年的和平发展思想、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理论以及的和谐世界理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充分说明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坚定的世界和平主义者。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作为“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不仅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而且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晚年在探索和阐述无产阶级斗争策略方面，提出了一些有益思考，学界称之为“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多数学者认为，《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作为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理论文章之一，是研究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的基点和代表作。

不可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早年都是暴力革命论者，这是与他们对资本主义成熟程度估计过高以及资本主义初级发展阶段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状况分不开的。对于这一点，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有充分认识。恩格斯在他辞世六个月前，在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序文时曾直截了当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说，那时我们没有丝毫怀疑地认为，从法国开始的欧洲1848年革命表明，“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了，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分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2］“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3］恩格斯还进一步阐明：由于这个经济革命，“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现在已经稳定”，“甚至每隔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引起的波动，也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生存条件。工业变革时期出现的政治运动或直接社会主义运动（那时还不成熟）遭到了失败，遗留下来的与其说是鼓舞，不如说是沮丧；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自己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4］从恩格斯的思想轨迹来看，即使是在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各国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一致认为暴力革命是工人运动的唯一形式，并对拒绝暴力革命的各种思潮进行着坚决的斗争的这一时期，也存在着一些和平斗争的思想萌芽，只是由于形势的限制，这些思想并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进入和平发展时期，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日益完善，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议会斗争开始蓬勃兴起和发展，并不断取得胜利。形势的变化，为恩格斯研究议会斗争提供了大好的机会和宝贵的实践材料，1895年3月，恩格斯写成了《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在这部重要的文献中，恩格斯将多年来的考虑和零散提及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强调在不放弃暴力革命准备的同时，尽可能通过和平的议会斗争开展革命取得政权，把进行议会斗争当作一个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的战略来看待，从而形成了革命斗争新的战略和策略，发生了重大的战略转变。《导言》对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革命的性质、斗争条件的变化和当前的形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反思1848年和1871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恩格斯说，当时他和马克思之所以确立了暴力革命道路的战略，主要是受法国历史经验的影响，历史证明以前的战略错了，现在革命的性质、条件发生了变化，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也必须要变。

恩格斯认为，首先，革命性质发生了变化。他指出“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5］其次，斗争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在经济方面，工业革命是英、德、法、美等国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远没有强大到可以铲除它的地步，新的革命需要新的强大推动力；在政治方面，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所发展，“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6］1848年和1871年两次革命的大失败，都给革命力量带来了巨大的损伤，还带来了欧洲两次反动黑暗统治时期，使革命倒退了几十年，而德国党在普选权斗争中却不断取得胜利，“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肌肉结实，两颊红润，好像是长生不老似地繁荣滋长”。［7］这两者的对比，是何等的鲜明！正因如此，恩格斯在《导言》中认为，必须对过去的策略加以修正，充分利用合法的斗争手段，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选举权争取“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实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8］应当认为，《导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反思了过去曾经提出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普选制是一种全新的武器和旧社会和平长入新社会的思想。这些思想是恩格斯和平思想的重要体现。

恩格斯的和平思想集中表现在其1885-1892年间的近20封与倍倍尔、拉法格、左尔格等商讨对待战争的态度的书信中；在公开发表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外交政策》、《德国的社会主义》、《欧洲能否裁军》等几篇文章中也体现得很充分。

恩格斯认为，“战争会使我们倒退多年。沙文主义将淹没一切，……如果战争一直打到底而没有发生内部动乱，那就会有欧洲200年未发生过的衰竭”。［9］战争只会对沙皇政府或俾斯麦等有利，而对社会主义运动以至整个欧洲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恩格斯写到，“我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10］恩格斯认为，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社会主义者应当制止，而不应当采取“保卫祖国”或“爱国主义”的立场。恩格斯还提出了裁军建议，他认为：“常备军制度在整个欧洲已发展到极端，只要常备军不及时改组为以普遍武装人民为基础的民兵，那未，不是这种制度使各国人民担负不起军费重担而在经济上破产，就是它必然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大战。”［11］总的来看，恩格斯认为战争对于世界历史进程和社会主义运动都是有害的，社会主义者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制止战争，和平方式应当是世界历史进程的常规方式。

二战以后，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全球化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邓小平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类工业化以后的历史必然成为“世界历史”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的立场来观察和把握世界历史的新阶段，以他锐敏的洞察力捕捉住了这一新阶段的时代主脉。第一，把时间分析上的深远性同空间分析上的辽阔性结合起来，对这个世界的内在结构关系进行深刻的矛盾分析，把握这个矛盾体系的内涵及其发展主流，指明了世界历史新阶段上的时代主题，这一主题就是和平与发展，而发展是其核心主题，必须从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这一主题。第二，“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2］，是一个民族之间在市场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统一的世界。当今的世界，比之与马恩在《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世界性而言，其一体性、整体性和紧密性已不能同日而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离开这个世界体系而独善其身。第三，通过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从而使世界走向共同发展的道路。共同发展，即是全球化的必然之路，也是全球化的唯一可行之路，是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今时代的必然结果。第四，邓小平在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这种新趋势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即中国要快速发展和繁荣稳定，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要的外在条件。总而言之，邓小平在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新趋势的背景下，在其时代观理论所提出的共同发展观以及关于中国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的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在现时代下的具体运用，并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到一个新水平。邓小平的时代主题观理论及其共同发展观既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的和谐世界理论是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及其共同发展观的拓展和提升。

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最早是在2005年4月22日，国家主席在雅加达亚非峰会上第一次提出来的。在2005年7月1日签署的《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中，“和谐世界”第一次被确认为大国之间的双边共识。

2005年9月15日，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主席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理念的深刻内涵。此后，“和谐世界”———个充满东方智慧的新名词，频频出现在重大国际场合，它所描绘的国际关系的理想状态，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赞同。2007年10月16日，“和谐世界”这一重要理论出现在十七大报告中。

“建设和谐世界”这一论断准确表达了我们党对当今世界合理走向的基本主张，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世界秩序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为依归的博怀，体现了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的立场。我们党和国家关于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旨在唤起所有具有相同和类似理念的国家和人民，形成一种追求和平、发展、合作的正义力量，引导这个世界的正确走向。相比迄今为止的各类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和谐世界”理论体系从一开始就实现了多方面的创新与超越。

从研究“单位”看，迄今为止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都未能超越“国家”、“文明”或“国家集团”等狭隘视角。素有现实主义理论大师之称的摩根索，其理论体系以“国家”为研究单位，而以视野开阔著称的汤因比、亨廷顿等人，其理论体系也不过是以“文明”为研究单位。“和谐世界”理论以“世界”、“全球”、“全人类”为研究单位，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超越了民族、国家甚至文化、文明视角。它是一种更宏大、更久远、站位更高的全球视野，是一种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全面思考，而非以某一族、某一国、某一个区域或某一文明的狭隘利益为出发点，从而也就能够超越权力、敌友、对抗和权谋等现实主义思维。

从理论内涵看，“和谐世界”理论较之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所包含的哲学内容更丰富、也更有时代感。以往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主要是探讨人与人（也包括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谐世界”理论不但探讨人与人的关系，也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

“和谐世界”理论渊源于5000年中华文明的优秀成份，并使之与时俱进，融入21世纪的世界现实。古代中国文化中的“天下观”、“以天下观天下”、“四海一家”、“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等优秀思想结晶在“和谐世界”理论中获得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使得“和谐世界”理论因而具有了其它国际政治理论所不具备的丰厚的、令人信服的历史文化底蕴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强调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普遍交往、强调世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是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构成“和谐世界”理念直接的理论渊源。

因此，我们认为，“和谐世界”绝非仅仅是一种外交口号或辞令，也不仅仅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口号，更不是一种所谓“战略规避”的体现。应当说，“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时代的本质、脉搏、趋向的准确把握，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的升华，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拓展和创新。“和谐世界”理念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一时的立场，而是永恒的立场。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理念上向世界表明自己是最坚定的世界和平主义者，更在实践中践行世界和平主义，中国将一贯地并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

三、“世界历史之路”也是全球化进程的逻辑结论

纵观历史，过去200年里，人类有过三次或说是三个阶段的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1870-1914年，英国和美国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领导者，伦敦和纽约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金融中心和资本集散地，投资银行和债券融资则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金融力量，英、美、日、德、法、俄则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受益者。

第二次全球化浪潮自20世纪50年代始到80年代，领导者是美国，主要参与者是日本、德国和亚洲四小龙，那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观。

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领导者依然是美国，主要参与者却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中国、苏联和东欧诸国纷纷加入全球化浪潮。冷战的结束无疑是新时代全球化的催化剂。一方面，冷战后苏联阵营的瓦解结束了二战后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使分割为两大板块的世界市场重新归并；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促使70年代末以来西方启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结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此引发信息产业革命跃升到一个崭新的平台，从而推动并形成了新的全球化热潮。因此，新的全球化是在冷战结束这一因素的催动下，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内外部原因共同作用的产物。换言之，冷战结束是新时代全球化的直接动因。这是一个时代的转变，全世界超过20亿人口为摆脱贫穷，勇敢加入全球竞争，实乃人类历史之奇观。

从总体来看，全球化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质的区别：它不仅是全球依存度的增加，一体化速度的加快，而且是时代的根本转变———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转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是全球化而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新时代的全球化作为现代化过程发展的新成果，是全球主义普遍历史逻辑的崭新再现。但是，由于新一轮全球化的基础、动力、规模和性质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引发了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文化理念等诸方面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赋予新时代的全球化以新质，使全球主义在新的实践层面上展开，获得了新时代的发展特点与内涵。

与历史上世界现代化运动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一样，新一轮全球化的动力依然是技术进步和（市场）自由化。但是，技术进步和市场自由化的内容却有了时代性的改变。众所周知，当代信息技术的急剧发展在70年代末以来引起了世界范围的信息产业革命，90年代勃发的网络技术再次把信息产业的发展提升到一个新阶段。信息产业革命作为新的技术创新和生产力革命，目前正以高于、快于工业革命的速率发展，迅速地改变着整个世界的面貌。对于信息产业的未来发展前景及其经济社会效应，人们有理由抱有充分乐观的估计。信息作为新质的生产力，再一次充当了经济发展的技术杠杆和根本动力。

几乎与之同时，70年代末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重新启动了市场自由化浪潮，多年来受到凯恩斯主义打压的自由市场力量在经济中重现活力。此后20多年中，市场理念在全世界得到了空前的扩张和广泛的认同，不仅西方工业化国家普遍进行了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市场自由化改革，东方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选择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结构改革。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冷战的结束打破了东西方集团对峙的两极架构，重新统一了世界市场，为全球自由贸易提供了新的空间。以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追求实际上只局限于基督教世界，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只是作为西方现代化的附属物（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地）而被纳入世界体系；二战后在两大集团冷战的局面下，全球市场事实上被分割为东西两大块，不存在完整的世界市场。因此，只有90年代的全球化进程才第一次在地域上将市场连成一片，开创了历史上最为广阔的世界市场。自由市场的规模和范围空前扩张，为网络生产力在冷战后突飞猛进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而网络信息技术为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始无前例的强大推动，其全球渗透力、覆盖率也从一个角度折射出当今市场自由化的深度与广度。

由此可见，新时代全球化的动力基础已产生了以往不存在的新质，从而使新一轮的全球化区别于以往任何一次全球化浪潮。近二三十年来，由于通讯、交通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造成了资本、商品、信息以及人的全球范围的空前流动，经济全球化趋势凸现：一是贸易自由化。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在某些国家某些时候有所回潮，但各国间开放度越来越高，进一步消除贸易障碍的趋势不可逆转。二是资本国际化。“失去祖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驱使金融资本为追逐最大利润到处流动，货币及有价证券的国际贸易昼夜不停地循环于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极大地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形式和格局。三是生产经营的世界化。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攫取高额利润，把分支生产经营机构分布到世界每个角落，形成超脱于任何民族国家之外的生产、消费、投资体系。四是知识产业化，战后第四次科技革命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即从以物质资源的占有和消耗为特征的工业经济逐步向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作为决定因素为特征的经济的转型。

毫无疑问，全球化发端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由于先进技术的应用，越来越社会化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新时代全球化的重要特点表现为全球治理的要求日趋强烈。全球化在推动经济快速变革的同时，也形成了全球经济社会秩序的大规模变动更新。作为对经济跨国关系的政治反应，当代全球化也向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作用和权威形成挑战，要求新的治理形式。从全球生态体系到国际金融体系等复杂的全球系统，均不属于领土国家主管的领域。在全球信息通讯和交通设施的支持下形成的许多全球性的经济社会组织新形式，超越了国家边界，也是国家所无法约束的。当代全球经济、技术、军事、政治和文化的流动形式在历史上前所未有，传统的民族国家被迫面对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外部事务与内部事务相互交错难以区分的现实。

国家权力急待重组和重构，全球治理已上升为客观需要。高于单一国家利益（安全）的全人类利益（安全）日渐凸出。当代全球化由于其广度和深度，不仅具有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也具有引发全球危机的负面效应。环境危机、生态毁灭、国际交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核武器扩散等，都是近30年来出现的新问题，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全球发展的现实挑战或潜在风险，其中每一项的恶性发展都可能引发全球性危机，威胁全人类的安全。人类今天生存在一个相互依存程度极高的世界上，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军事安全、国家安全、核安全等都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事务，而且与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摒弃对抗、寻求合作，越来越成为谋求自身发展的各国家必不可少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战略。

在文化上，新时代全球化的特点则表现为全人类对于共同价值和共同意识的追求日益增长，带有超地域、超民族、超国家意识的全球主义观念空前普及。

70年代以来人类的生态关怀、环境意识、和平要求都打上了全球时代的烙印，具有"后现代"的取向。全球主义的普及是当代人类在文化理念上的进步，体现了人类对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反思，表达了人类对自身命运和未来的深切关怀。

跨国公司的能力超越国家能力；迅猛扩张的国际贸易对调整和完善全球普遍性规则的持续呼吁；全球治理的要求突破国家权威；全人类的利益（安全）有重于单一民族和国家利益（安全）的倾向；全人类对于追求共同价值的意识空前上升……这些具有新质的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文化诸因素，代表了新时代全球化区别以往历史上现代化全球进程的崭新特征。由于这些新质现象的出现，当代全球主义理念表现出对以往传统全球主义的全面更新与超越。物质世界的全球化已使得人类的全球意识和全球观念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备现实基础；反过来讲，对于全球意识和全球观念的合理张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有意义。

从三次全球化进程的历史逻辑来看，“世界历史”之路是由这样三种历史逻辑构成的，其一是生产力发展的逻辑。

大工业的世界本性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原动力。当代社会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技其本性更是世界性的，这一人类社会发展原动力的本性或逻辑将使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其二是交往发展的逻辑。人类的交往本身就是趋向世界性的，而以世界市场为其形式的交往其本性更是世界性的，以世界市场为其形式的普遍交往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机制。冷战结束后的各民族全面参与的当代全球化及其世界贸易，使交往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轮新的全球化浪潮使各参与民族，包括中国在内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其参与之众取得进步之大，堪称人类奇观。当代全球化向人类表明，无论全球化进程中出现怎么样的动荡、曲折，只有义无反顾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人类才会走向光明。其三是资本的逻辑及其向全球化自身逻辑的转变。资本的扩张是资本的本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已作了大量的为人们所熟知的分析。资本的世界性本性造就了当代的全球化，但是，正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容纳不了在它自身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一样，资本主义体系容纳不了高度的全球化发展。全球化本质上是超越任何制度、民族、地域的限制，使人类活动的社会化越来越走向全球化程度的历史过程。随着非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将越来越受到抵制和弱化，尽管它目前仍拥有巨大的势能，但它终归将作为一种特殊性的形式而成为历史。正如资本正在向非资本主义的资本转变一样，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向非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正是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这样，初期的全球化由资本扩张的本性所主导的逻辑就让位于全球化本身的逻辑，既由特殊趋向一般，趋向于对特殊民族、制度、文化的超越。

世界历史论文第2篇

十年，我们一提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要么总是与1949年以前相比，时间坐标指向本民族历史的过去，因此，成绩总是年年巨大，缺点可以忽略不计。这种面向过去的发展观念，极易培养人的沾沾自喜、固步自封、不思变革的懒惰精神。要么总是与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相比，空间坐标指向世界历史的末梢，从而时时能唱起莺歌燕舞般的“赞美诗”。这种失去世界历史进程的比较眼光，客观上导致了过于膨胀的民族祝福意识和比较贫弱的民族发展的危机意识。其结果，国家走向经济发展的崩溃边缘也就势所必然了。

11届3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彻底结束了十年推行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错误路线，开始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来思考和实践中国发展问题。刚刚结束，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意义重大的拨乱反正。变“宁要社会主义一根草，不要资本主义一棵苗”为“要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变“狭隘的民族自大心理”为“宽广的世界历史的眼光”。在他看来，中国的发展需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但更重要的是,要从世界历史进程看中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出民族发展的“差距”和“落后”之处；才能引发改革开放的紧迫感和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拟定。

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家、战略家,邓小平同志始终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以开阔的眼界观察世界,以博大的胸怀容纳世界,既从中国看世界，更从世界看中国。1978年9月，他语重心长地指出：“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1]同年，又指出，“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10年了，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50年。”正因为如此，“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2]他多次告诫全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把握世界性与民族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他强调,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一个“最根本的要求”是,“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学会从宏观全局的角度把握当代世界发展的客观态势,敏锐地捕捉时展的新潮流。

二、为什么要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来思考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问题呢？本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为我们揭示了如此深刻的道理：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直接关系到每个民族或国家能否发展、如何发展的大问题。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希特早在1799年《人的使命》一书中,曾把未来的世界表述为一种人类普遍交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民族的发展没有停顿和倒退,也无须等待其他民族的推动,所有的民族都以统一的步伐,建构着共同的世界文明。的确,从交往的特征来说,当代的历史似乎与费希特的“将来”相一致。今天,人类拥有着信息高速公路,我们能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使地球上发生的某一重大事件达到“立刻知晓”、“家喻户晓”的效果。可是,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不是在统一的水平上消除了停顿和倒退。有不少的国家和民族,它们甚至可以每天收看多频道的电视,但仍然把自己保留在一个传统、落后的生存空间里。这说明,民族历史的发展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不是一个线性正比例关系,换言之,世界历史愈进化,民族历史的发展愈取决于该民族的实践主体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

本世纪前50年人类几乎是在世界性战争中度过的。两次世界大战尽管带来了几千年文明成果几乎毁于一旦的悲剧,但却为后50年人类能够比较理智地行动注入了反思的“血液”。宾克莱在《理想的冲突》一书中指出：“人类因为学会了把拥有巨大能量的原子弹和氢弹用于摧毁的目的,他们便更加迫切地需要学会和平地生活在一起。”[4]这说明,人类已带着战争的伤痕,注意到世界整体观念和整体利益的发展问题。战后,不少民族和国家企盼着生产力的恢复、解放和发展,并着手对原有社会体制和结构实现自觉的转型。历史开始由混沌的战争进入了社会自觉转型的大建设和大变革时代。人们发现,最先把握“自觉转型”这一世界历史进程的民族和国家,正是那些曾被战争的重负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人。生与死的本能直接迫使它们从战争的废墟中站立起来,重新设计、重新选择、重新变革、重新创造。

历史不允许没有悲剧的精神革命,历史却为那些勇于改革的民族与国家提供发展的机遇和富强的命运。战败后的日本,曾在1945年天皇的投降诏书中引用中国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语，并号召整个民族要始终充满着危机感和变革意识。日本的政治家们在国会上大声疾呼：“要么饿死，要么勒紧腰带拼命干”。正因如此,日本瞄准世界经济变迁和产业阶梯转移的契机,致力于经济调整,实行经济转型,从而加快了战后经济恢复和现代化转型速度，以致成为今日世界经济强国。在麦迪森撰写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全球第一本经济定量大比较巨著）中记载：日本GDP指数从1945年143.2（美国317.9）上升为1994年3542.3（美国1139.6）。[5]人们还发现,战后西方经济虽然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萧条,私人经济已无力再度勃兴,但却促使了资本主义国家着手经济体制改革观念的生成。在投入“自觉转型”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少国家热衷于混合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从而加速了西方所有工业发达国家由自由放任政策向国有化、计划化、福利国家化和经济民主化转型的改革启动。托夫勒指出,西方社会20世纪下半叶所经历的转型,实质是一场“第二次工业革命”,[6]革命的目标已不是18、19世纪那种对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批判和对工业主义观念的弘扬,而是对工业主义的宣判和超越,对一种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社会新体制的追求。

可以说,50年代至70年代,西方社会处在社会大转型的启动时期;自80年代起,社会转型进入深层结构大变动时期,如莫里斯·斯特朗所言,“是各种结构产生急剧变化”的时期。[7]集中表现为：产业结构的重心由工业向服务业转移；工业结构的重心由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转移。正是这种历史的大变革和大建设,西方经济至今仍处在不断发展和领先地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50年代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世界范围历史变革的浪潮不断地拍打着每个热心发展的民族和国家的海岸,这种告别传统的实践模式和生存模式,创构新的现代化或后现代化社会结构的历史客观进程,犹如强大的原子冲击波,在裂变着社会,瓦解着人的思想,震撼着一切有感觉神经和思维能力的生命体。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先后开始迈出大转型、大变革的步伐。社会学家们把此种性质的转型称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变；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转变的实质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社会革命,即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双向选择中,打破以往一以贯之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模式,并抓住由世界历史变革而派生的发展机遇,赶超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

人们清楚地看到：在这个大转型的时代,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出现跳跃或前进,社会获得突破性发展,大都取决于该民族或国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如六十年、七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正是及时地把握了由世界新技术革命而引起的世界范围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进程,自觉转换原有的工业体制,变进口战略为出口战略,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如韩国GDP指数（资料来源同上）1950年为184.9；1960年为333.4；1970年为723.8；1980年为606.2；1990年为3945.3。[8]而一个民族或国家突然落在时展的后面,也常常是因为没有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所导致。如我国时期,我们过多地注重国内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问题,盲目排外,闭关锁国,失去世界历史进程的比较眼光,其结果,丧失了发展的主动权,社会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GDP指数（资料来源同上）1966年为250.5；1967年为241.3；1968年为232.5。[9]同样,任何一个尚处在落后的民族或国家,只要瞄准世界历史进程,及时调整发展战略,自觉推进社会变革和转型,它必将获得由弱变强、由贫变富的发展主动权。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由于重视了世界发展的机遇,牢牢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精神,以世界历史进程为坐标,制定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果。GDP指数（资料来源同上）由1978年的429.6上升为1988年的946.7和1992年的1201.5。[10]

三、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之所以能够带来民族或国家的快速发展

从理论上说：20世纪人类的历史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决定了各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历史的驱动;世界历史进程代表了当下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高度,一种趋势;把握了它,就会消除狭隘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自觉地加速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流动与融合,使民族或国家的发展获得“当代”的时间意义以及“世界”的空间意义。当代人的交往伴随着最先进的传媒工具,把历史定格在世界历史的方位时,人们越来越感到,必须结束那种传统的以本国为中心的思考方式和行动方式,在许多方面（当然不是一切方面）应当从整个地球和全人类的立场进行思考和行动。尤其是,世界新技术革命所引起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全球经济朝一体化方向的发展。一方面,生产的高度智能化,大大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生产专业化及生产协作的水平,促使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从而加强和扩大了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全球性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生产的高度智能化、社会化的迅速发展,许多国家大型企业的生产过程日益越出一国或数国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为一个劳动和生产协作的整体。如美国的波音747巨型飞机,就是通过6个国家近3000家企业的联合制作才问世的。[11]这种社会生产的日益国际化,使得各国的国民生产成为整个世界生产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说明,当今任何一个追求发展的民族或国家都应当明白如此道理：历史一旦进入世界历史,任何国家的发展都要受到国际大背景、大环境、大市场的制约,既然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是世界之网上的一个纽结,那么,它的每一步发展都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这个世界大网络的牵制。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稳脚跟,就应当敞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大胆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科学,大胆地吸收和利用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增强介入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唯有这样,才能确保民族始终发展的主动权和命运。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从终极意义上说，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从具体过程上说，则是人类通过自身的智力进步，不断扩展生存交往的空间,冲破自然和社会的种种局限，从狭隘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过程。世界历史概念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那里开始受到重视。维科认为,历史过程的“世界性”是指它的普遍性,即一切民族所经过的相同历程。赫尔德将维科的观点作了进一步发展,指出,世界历史尽管体现为相互更替的各个民族的命运,但每一个民族的历史既是一个闭合的发展圆周,同时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链条上的一环。黑格尔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是进步的,其本质特征乃是历史过程的内在否定性,各个民族历史的变革是世界历史辩证发展的内在否定性环节。事实上,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是同一基本事实的两种说法,是历史过程中两个方面——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与多样性、进步与历史闭塞性的结合。因此,世界历史并不是一种单纯抽象的历史普遍性符号,也不是各个国家或地区历史流动的外部方面、外在特点等等的相似,而是指隐藏在各国家或地区历史性的外部多样性之后的人类历史一致性和整体性。它体现了人类历史已经以全世界的规模向前发展而不再是狭隘的区域生活的事实。马克思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2]

由此可见,世界历史乃是一种文明发展进程的量度,在发展的空间坐标上,各民族或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尽管参差不齐、不相一致,但这种高低的差别,是相对的、暂时的、可变的。然而,世界历史发展的生产力总体水平,总是在那些比较发达的民族和国家中取平均值。因此,世界历史进程意味着：一种代表着当下人类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水平或一定高度的文明成果。如马克思所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3]同时,它又是一种趋势,是世界历史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展开的“规律—趋势”;它又是一种尺度,体现着民族区域性过程的发展脱离其普世性“规律—趋势”的程度。马克思十分重视世界历史进程对不发达国家的示导性和牵引性。他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4]马克思在此,不是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来规范其它后进国家的工业进程,而是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将已有的历史进程向其它国家显示的别无选择的方向和必经阶段作为参照系,以便让后进国家在认识本国历史转变的方向、性质等问题上,作出清醒、全面的考虑。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就是自觉加速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流动,它本质地反映了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社会主体能动地架构社会变革,自觉推进社会进步的特征。所谓“自觉”,即适时地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作出客观审慎的评估;对本民族或国家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的认识;对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信心与能力的持有;用历史机遇的眼光来看待民族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积极引进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技人才、科学技术知识和装备;主动实行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革与创新等等,使自身发展接近或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有着多方面的益处：

第一,它有助于瞄准发达国家一流的科学技术水平、生产力水平和管理水平,推进本民族或国家的社会改革和社会转型,转型的中轴乃是各民族或国家间生产力发展模式的比较与整合,是社会体制发展模型的世界范围的选择与优化。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优越的制度环境和条件。

第二,它有助于扩大民族交往的空间和内容,消除狭隘的地域观念、中心主义,不断地更新知识、更新思想、更新观念,大大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

第三,它有助于关注世界发展的各种新情况、新动向、新趋势,制定有利于民族或国家全面发展的大思路和大政策。第四,它有助于提供后进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最重要的契机和条件。总之,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可以使民族或国家不断走向繁荣昌盛;始终保持发展的主动权和前沿地位;确保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历史进步。四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对于当前深度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我们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15]把握世界历史进程,是我们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关键。为此,有三点值得重视：

第一，自觉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增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紧迫感。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也就是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它是新时期领导干部必备的素质之一。具备了它,有利于增强领导干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紧迫感,从而提高对时展应具有的高度敏锐性和洞察力。十五大前后发生的东南亚金融风波的冲击和影响，以及以高科技和知识经济为牵引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持久浪潮已向我们表明，今后实际生活变动的剧烈性和深刻性将更加达到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面对着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种种难以预料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对着我国现实改革每一步重大推进所出现的繁杂而又严峻的种种问题和考验，如果不从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的高度，来理解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意义，及时研究新情况，摸索新经验，总结新法则，就不可能开拓创新，战胜风险，不断前进。在领导工作中，也就必然导致视界的狭窄、方法的陈旧、能力的匮乏,最终会跟不上时展的潮流,窒息工作的活力,停止前进的步伐。一个对时代反映迟钝、感觉麻木的领导,不可能自觉开动思想机器,担负起党所赋予的重任；只有不断地改变不适应新的历史发展变化的观念和思想,我们才能在工作中拥有一切发展的主动权。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说到底,其目的就是要让领导干部深层次地把握时代变化发展的本质,使自己的观念和思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而提高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所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党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是以时展的本质,以及由变化而带来的各种周围内外部环境因素、条件改变的性状为根据的。不理解这个根据,就不可能深层次理解这些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同志反复强调,十五大报告是时代与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如果我们不自觉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就不可能理解邓小平理论所蕴涵的时代精神；更不可能扛好这面旗,走好发展的路,在十五大提出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事业中,向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第二,要正确处理好“世情”与“国情”的关系。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必须紧紧扎根在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不可只讲“世情”,不讲“国情”,离开本国实际来谈时展进程没有意义。我们要学会从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从活生生的而不是纯理念、纯概念出发来理解世界历史进程。把世界历史进程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参照系,是为了在比较中加深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认识,把握自己特殊的历史国情,选择适合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而不是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和模式。共性只有寓于个性之中才有发展的活力,吸纳“世情”要更多地注意我国发展的特殊性、个性。这是由我国的历史特点以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现实情况所决定的。把握中国特色,就是把握国情,把握了国情,才能依据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趋势,真正制定出切合本国实际的发展规划和目标;才能找出我国社会发展的薄弱点、发展不平衡性、发展的主客观因素、发展的内外部条件等;才能最大限度地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变革、历史创造的积极性。应当看到,“世情”与“国情”的相结合有着双向作用机制：一种是,通过世界进程对中国的影响,找出中国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距,在推行改革的实践中,实现一体化世界的内在统一性;另一种是,从中国国情看世界,找出中华民族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现实差距,通过发展和进步,从而对世界发挥积极的影响。当然,“世情”与“国情”相结合的关键,乃是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发展问题。同志说得好：“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先进民族之林。”[16]所谓创新,就是要把世界发展的新知识、新技术、新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通过学习、吸收和消化,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产品、新技能、新经验。创新应当包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组织创新、目标创新、战略创新等等。

第三,要正确处理好“差距”与“信心”的关系。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就是要找出本民族或国家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面对差距,如果我们缺乏正确的态度,就会产生悲观失望的心理。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跑道上,各民族或国家之间发展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是不可改变的。从辩证的观点看,世界历史发展既有静态的不平衡性,又有动态的不平衡性。静态的不平衡反映了世界各国发展的现实差距,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动态的不平衡主要指发展速度的不平衡,它反映了世界各国发展差距的变动性和暂时性,也预示着后进国家具有赶上发达国家的可能性。有的同志仅仅从静态的不平衡来看待“差距”,缺乏赶超的信心,认为世界发展是一种平衡增长关系,落后国家奋力追赶,发达国家也不会停步,发展的差距主要由发展起步时间决定的。历史的事实却为我们树立了如此信心：没有永远先进的国家,也没有永远不变的世界格局。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但本世纪美国、德国、日本已赶超了它。中国刚刚进行改革之时,有人曾断言,中国半个世纪也赶不上美国,可是仅仅过去20年,就有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谈论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第一还是第二的问题。不管语意用心如何,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缩小。这说明：差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差距面前失去信心。只要有赶超的信心、决心和行动;有赶超的毅力、智慧和方法,世界上没有不可攀登的高峰。注释：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132－13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宾克莱：《理想的冲突》第5—6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5]、[8]、[9]、[10]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第104、110—111、110、110—111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6]托夫勒：《未来的冲击》第12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

[7]陆象淦:《发展: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第5页，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11]罗建平等:《全球战略管理》第4页；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页。

世界历史论文第3篇

【摘要题】理论与方法

【英文摘要】InMarx’sworldtheory,theworldisasystem.Hisresearchandanalysisonthedevelopmentrulesofhumansocietyalsocontainhissystemthinking.Usingthemethodofsystematicanalysis,thispapergivesaoriginalexplanationtoMarx’sworldhistorytheory.TheauthorthinksthatMarx’sworldhistorytheoryhasthreecharacteristics:entirety,correlativityanddynamics.Theconflictamongsystemfactorscanbereducedtothedisequilibriumbetweenthedevelopmentsofeasterncivilizationandwesterncivilization.Theworldhistorydevelopmentispushedforwardbydisequilibrium.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分析/Marx/Worldhistory/Systematicanalysis

【正文】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系统地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系统论表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或大或小，或物质或精神，无不以系统的方式存在，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世界是系统的世界，我们所涉及的对象，都可以作为一个系统而加以讨论和研究，找出其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揭示一般规律，从而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本文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贯穿着系统论的基本思想，因此，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马克思的历史观。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审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便不难发现，马克思在探讨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规律过程中，是把“世界历史”看作一个系统来分析和研究的。“世界历史”理论集中表现出了系统的整体性、相关性和动态性。

1.“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是说，对世界历史必须给予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把握，立足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关系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的考察，恰恰是遵循了系统的整体性原则。马克思不仅从某一侧面、某一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审视，而且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整体的、全面的考察。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出现，并不仅仅意味着各个国家、民族经济联系的加强，而实质上反映了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整体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的创立。世界历史从其形成的时候起，所显示的意义是社会生活的整体变革。世界历史固然是由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但世界历史并不仅仅标志着一场“技术革命”、“工业革命”，而是包含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社会革命”，是“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P281)。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不仅生产、消费具有世界性，而且精神、文化的发展也具有世界性，就连人的发展也成为世界历史作用的结果，“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P86)。世界历史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世界历史的形成便意味着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相联相依的系统。因此，必须从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2.“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是说，如果把世界历史从整体上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那么，构成它的子系统便是民族和国家。系统的相关性集中体现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马克思在研究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重点探讨了不同文明尤其是东方文明和西文文明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在谈到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文明关系时，讲得最直接、最明快的是近几年学者们经常引用的那段话：“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里，马克思从“三个从属于”的角度揭示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系统内基本要素之间的相关性特征，真实地反映了世界历史条件下不同文明之间的真实关系。马克思认为，这种关系的形成，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为增殖资本而拼命扩展的结果。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P276)。应当说，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这种文明间的关系及其产生的原因至今依然存在着，而且有着继续强化的趋势。

3.“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是说，世界历史从整体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时每刻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静止的、不变的事物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曾明确提出，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P37)。他在另一个地方，把世界历史的动态性描述如下：“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P417)现代科学还告诉我们，对于动态事物的认识，必须从时空相关性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入手才能够实现。由于整体就是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整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的，因此，事物只能从整体上才能够被理解，也只有从整体的角度才能得到对事物的真实认识。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世界历史的实际过程为依据，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时空表现及其有序性给予了深刻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是一个特定的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不同的世界历史阶段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出来。作为特定动态过程的社会发展规律在世界历史时代的范围内必然表现为世界历史过程发展的有序性或阶段性。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式”或“三阶段式”问题有着热烈的讨论，但是，一个共同的认识就在于普遍承认世界历史过程和发展过程的有序性或阶段性。而这种有序性或阶段性恰恰是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的展现。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发展图式

世界历史论文第4篇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在吸收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唯物主义改造的结果，是分析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把握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历史走向和无产阶级解放道路的哲学工具，其内容丰富而深厚，其中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客观性以及世界历史首先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是该理论的两个重要维度。作为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世界历史理论，最早是由黑格尔提出并系统化的。

在此之前，无论是史学领域还是哲学领域，都认为历史处在无规律的状态，偶然性是历史的主流，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以理性的方式首次深刻反思了历史发展的过程、本质、动力和规律。在他看来，历史不是孤立的个体，整个世界的各个地区、各个部分，不同民族、种族和国家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这种发展遵循着某种规则，呈现出规律性的更替。黑格尔以世界性的历史尺度整理凌乱的历史理论并以其规律化的历史哲学超越了以往历史哲学的狭隘的民族视界，这是黑格尔的一大理论贡献。对此，恩格斯给予了高度评价“：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1]恩格斯在高度评价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同时也鲜明地指出其理论的“形式是那么的抽象和违心”等等的缺陷，其世界历史理论是唯心主义的，是倒置的。黑格尔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绝对精神的演绎，是绝对精神通过一系列民族精神所体现的世界精神“，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世界历史———是属于‘精神’领域，”[2]“世界历史自身本质上是民族精神或世界精神的辩证法。”[3]对此，马克思指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演变不是绝对精神的演绎，而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4]“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5]“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6]世界历史是经验的存在，是在实践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的第一个样态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的真正实现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完成的。资本主义大工业造就了一种走向全球的力量，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7]大工业需要依托全球的原料市场和消费人群，需要不断地向外扩展“，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下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他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简历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民族和地方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8]同时，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工业走向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资本主义大工业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并把一切民族相继卷入进来，造就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是其本性和不断扩张的源动力，马克思曾引证邓宁在《工联和罢工》中的话说：“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9]。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必然冲破一切阻碍它盈利的限制，所有的生产都变成资本的生产，变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资本的趋势是（l）不断扩大流通的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10]在资本冲破生产的禁锢的同时，也在冲破流通的禁锢，“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止境的和无限制的欲望。任何一种界限都是而且必然是对资本的限制，否则它就不再是资本—自我生产的货币了。”[1]只有以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来支撑，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才能真正地实现，在不断冲破生产和流通的禁锢过程中，资本造就了全球化的生产和世界市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在这里从绝对剩余价值或绝对剩余劳动的角度来看，这也就是造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作为自身的补充；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2]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世界历史”的本质和形成根源。

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中国道路形成的时代场域

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慎重选择和自主探索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有机结合的创举。这种选择、探索和结合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时代场域中实现的，世界历史构成了中国道路的时代场域，决定了其历史方位和走向。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中国的发展被纳入世界的体系中，成为世界发展体系的一部分，与世界的紧密结合是中国发展的重要路径；另一方面首先实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是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国的发展必须科学地处理和重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其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使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现代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法则成为时代的标尺；造就了全球化的时代洪流，每一个国家无论是革命还是发展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使世界由封闭走向开放，与其他国家交往、交流，向其他民族学习、借鉴成为每一个国家快速发展的基本途径。在这一场域中成长起来的中国道路必然坚持追求社会现代化为根本诉求，坚持对外开放，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化的行为姿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落后国家的革命也必然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世界衍射，就造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化，使得落后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成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为其由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提供了历史机遇。以中国革命为例，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追求民族解放独立的同时，又具有了世界的意义，对其他落后国家，特别是对亚非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不仅为其提供了革命的范例，同时也牵制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减轻了他们的压力。同样，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场域中，落后国家的发展也必然成为世界发展的一部分。落后国家可以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一切积极成果，避开资本主义发展中所遇到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危机和弊端，相对顺利地实现现代化并缩短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虽然“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3]。能够缩短落后国家发展的时间历程，减少发展的曲折。中国道路是坚持对外开放的道路，积极地吸收资本主义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坚持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自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开放的层次、领域和水平都在不断的提升和扩展。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的表征，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化是中国发展的自觉行动。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要做“世界公民”，就是要以主动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一个没有摆脱封闭性、地域狭隘性的民族，不可能成为一个拥有现代文明的民族；就是要努力承担起世界的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社会主义的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1]就是要以自己的建设成就为人类做出贡献，中国的发展强大能为世界提供一个最具潜力和活力的商品出口和对外投资市场，支持“亚太世纪”的到来，为第三世界的发展提供道路、模式或经验的积极影响和促进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等等。其二，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资本主义是世界的主流，这决定了中国道路必须科学的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能否科学的处理这一关系决定着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社会主义能否的存续和发展的大问题。共产党人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也在不断的调整和发展。在19世纪，社会主义者把资本主义视为死敌，在理论上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在目标上把将其消灭作为最崇高的任务。

二十世纪总体上说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抗衡，是势不两立的，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个平行、对立的市场，不可能实现和平共处，只能是严重的对立和对峙。我国建国后虽然与资本主义展开了交往，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严重对立的认识还处于主流。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立足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指出要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一方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根本制度上是对立的，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艰难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范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我们要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根本原则上不动摇，不让步。事实上，在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从未停止。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等都是这种斗争的体现，得手之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和平演变的主要矛头迅速转向了中国，加紧了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对此邓小平鲜明地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2]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两手”：一手是与我们接触，另一手是要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两手同时使用，但后“一手”是根本的，前一手从属于后一手，因此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上，要看到二者根本对立的一面，这是根本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还存在着相互合作、交流和借鉴的一面，看到这一面并积极的利用这一面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的条件下，两者之间存在着依赖性“，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革命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3]那种“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东西，这就是愚蠢之至。”[4]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资本主义国家是先发国家，处在生产力的高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学习借鉴资本主义一切对自己有用的成果加速社会主义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总之，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要重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在看到二者根本对立的同时，要积极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来建设社会主义。中国道路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并对资本主义作具体的分析，主张把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与资本主义制度剥离开来，把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其体制机制区分开来，坚持对基本制度不能简单照搬，但对积极的文明成果要认真吸取。中国道路不搞“全盘西化”，也不走“自我封闭”。

三、资本规制：世界历史时代中国道路的资本应答

资本和市场的逻辑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不过是这一内在逻辑的现实运动。身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场域中的中国，要谋求自身发展不得不面对资本和市场。但是资本的幽灵从来就是具有双重历史作用的存在物，一方面，其在推动生产发展、经济繁荣、财富增长、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历史文明作用“，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价值，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能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的有用物；……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另一方面，资本在创造财富、促进交往、创造人类文明的同时，也发挥着另类牵引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详尽的史实和严谨的推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作为资本家的活的灵魂所具有的无比贪婪的本性，“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不变的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2]“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其吸血鬼般的逐利本性吞噬着人性，异化和物化着社会。如何面对资本，对于这一绕不过的课题，中国道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对待资本既要反“左”的错误，又要反右的错误，既要坚持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又要以制度等多种手段遏制资本的消极作用。在资本上的“左”的错误表现为只看到了资本的消极的罪恶的作用而没有看到其积极作用，因而主张消灭资本；右的错误则相反夸大了资本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其消极作用，主张以资本彻底改造中国。二者共同的错误在于都没有科学的定位资本，没有看到资本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资本作为推动技术、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杠杆不可或缺，我们要承认它的历史地位和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充分利用资本形式、特别是资本创新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与此同时，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等一切必要的手段驾驭资本，不断削弱和消除资本的消极影响。

世界历史论文第5篇

其一，基本上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锁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及其手稿、《历史学笔记》《俄国和东方社会道路笔记》五大文本中，并试图分析和探讨这五大文本关于马克思阐述世界历史思想的内在联系，旨在建构科学合理、系统完备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体系。［2］21其二，把“世界历史”概念理解为两重含义，即:一是相对于国别史和民族史而言的作为历史学科一般意义的“世界史”，二是指植根于西方现代性的全球扩张所引起的整个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整体互动的作为哲学意义的“世界史”［3］16。其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其思想的发展演变来看，经历了一个由形成到深化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4］9其四，把古典经济学的世界市场理论、殖民理论和现代国家的合法化理论、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以及当时流行的各种世界主义思潮看做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来源。［3］7其五，世界文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世界历史的深入发展将使人摆脱异化，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准备了世界性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3］10其六，通过揭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在实践上是为解决全球化进程中的新问题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问题提供方法论指导，在理论上是为回答全球化基础理论问题、应对全球化各种观点的挑战、建立当代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提供理论基础。［4］9这些成果是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努力钻研、孜孜以求的结果。这些成果十分珍贵，它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学界长期以来在全球化问题研究领域的空白。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的不足和缺陷

然而，虽然学界在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近20年的研究中的确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这些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资源的挖掘还不够。人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却很少涉及其他文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相关文章、《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历史学笔记》《人类学笔记》以及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手稿。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著作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他的世界历史理论同样也是融贯到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的。因此，仅仅通过很少的几部文献来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资源是远远不够的。二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把握还不到位。主要表现在:其一，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的把握还不够深入和具体;其二，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人的发展、共产主义和世界文化的关系的理解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现象;其三，缺乏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整体的考察，未充分地融入马克思的思想史中去对其进行系统考察和充分论证。三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与全球化问题研究相对脱节。虽然很多学者和专家都是通过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去把握和理解当代全球化的，但是有的学者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贯穿于研究全球化问题的始终，而不是根据其问题的性质、实质及其所产生的背景的不同而对其作具体的解答，也有的学者由于难于把握全球化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弃之一旁，但他忘记了全球化问题所产生的根本和实质是资本的作用，这正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尤其是他的整个学说的核心。鉴于以上几点启示，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时，就应该从多个维度去对它进行考察、研究和把握，尤其是要紧扣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脉搏，通过全球化在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去更好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此同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既然是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那么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资源的深入挖掘，对于人们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当代全球化的各种问题将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新起点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是其探索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的艰辛成果，在马克思的整个学说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鉴于目前学界对该问题研究已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不足、缺陷，我们很有必要进一步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考察，重点是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人们理解和研究当代全球化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论资源。一是走向马克思文本的深处，深入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资源。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著作是“一块艺术的整钢”，马克思的著作是我们探究其思想的主要根据，离开了他的著作来机械地谈论其思想是空洞的。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学界的不足不在于离开文本来空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而是过多地拘泥于把某几部著作作为其探究此思想的主要根据，而不是把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放在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去进行探究和考察，这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对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思想阐发的完整性理解。鉴于此，笔者建议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考察不能再拘泥于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文本，应该把马克思的所有著作包括其书信集作为探究和考察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文本根据。二是结合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深入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融涵于其整个思想学说中，这在客观上就要求我们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来探究和考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形成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个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活跃时期。同时，究其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发展与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以及其整个思想学说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包括其中年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与晚年对人类社会早期的探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丰富和发展。鉴于此，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入研究，就必须紧密地结合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发展史。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一个完备系统的世界历史理论。三是充分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的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全球化的实践必然要求全球化的理论与之相对应。我们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最终目的，都是旨在构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力在为解决全球化问题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而服务。根据这个理论旨趣，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就不是一种纯粹抽象的理论思辨，究其现实意义来看，是旨在挖掘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资源。与之相应地，国内外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对我们今天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这个理论意义在客观上要求我们:一方面，既不能排斥当代全球化的理论成果，搞关门主义和保守主义;另一方面，也不能沉浸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哲学思辨。总之一句话，我们应当站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基地上，充分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把正在发展的实际作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来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

四、结语

世界历史论文第6篇

按照目前国内诸多学者的阐释，全球史观的核心观念是：超越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思维模式，从宏观的视角，整体地考察世界各个社会或文明之间联系互动的过程。其背后浸透着浓厚的世界文化平等主义思想，即认为这种史观有利于在史学方面摆脱“西欧中心论”模式，在文化方面颠覆源自西方的现代性话语霸权。这种史学观念自20世纪中期之后的出现，其最直接的现实动因，无疑是战后世界格局的革命性变动：伴随着西方殖民帝国的瓦解，曾经压抑在帝国体系下的世界突然以独立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而它自90年代之后呈日益盛行之势的根本助推力量，同样是因为世界格局的新的演化，也就是全球一体化的加速。但是，促成这种史学观念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并非仅止于此，自古至今人类漫长的史学撰述和思考累积下来的成果，以及平等主义思想在近代世界的稳固进步和深入人心———从关注一国一民之平等扩展到对整个人类共同体平等的认同，都为西方学者思考当今世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蕴，构成了当代全球史视野兴起的不可或缺的智识资源。本文试图对此作一简单的梳理和分析，以就教于同行方家。

一以世界的宏阔目光观察人类文明的发展，在西方史学史上具有悠久的传统。我们大体上可以将人类智识活动留下的这笔丰厚遗产划分为两种类型加以缕述：一是有关历史观念的著述，既包括诸多探讨人类历史总体发展进程和动力的著作，也包括阐释历史学观念的著作；二是具有“世界”目光的史学著述，尽管不同历史时期这种世界目光所及的广度和深度不同。

生活在自然和社会当中的人类，为了把握自身的命运，或为了获取生存的确定感，几乎本能地要求认识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因此，勾勒描摹人类世界发展的路向及其动因在人类文明史上绵延不绝，贯穿古今。早在人类文明的童年时期，生活在近东的犹太民族即已表现出卓越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源自该民族艰难而独特的生存经历———倍受压迫的以色列人在摩西的领导下离开埃及。在求生的艰难处境中，他们创造了人类文明中影响深远的文化成果，也就是后来的《旧约圣经》。这部典籍“主要是一部历史著作，在三十九部中有十七部是很明显的历史；五位大先知和十二位小先知的著作，大部分也是历史”。[2]（P18）其中在开篇的《创世记》里，犹太人借着全知全能的神灵，对世界的形成，以及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男人、女人、婚姻、家庭、罪恶、城市、贸易、农业、音乐、敬拜、语言和世界各民族的由来，给出了一套自己的解释。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尝试构建文明发展通史的记录。尽管《旧约圣经》所叙述的大多数是神事而非人事———推动历史的是神的力量，但事实上其中浸透着犹太人看待文明的一种独特目光，他们把过去（事件）—当前（事件）—未来（事件）整合到了一起，形成一条源源相接纵向发展的链条，并认为它们朝着一种特定的终极目标前进，这深刻地体现了犹太人对人类文明发展方式的认知逻辑，与西方古典世界把历史时间的展开视为一系列的循环往复迥然不同。

罗马帝国末期兴起的基督教传承了犹太人创造的典籍和宏观的世界发展观，并适当地加以改进以适合自身的需要。例如，圣徒保罗就将历史分为以亚当、摩西和基督3人为代表的3个时期，其终极的发展目标是“上帝使所有人属于同一个种族，居住在整个地球表面上”。[2]（P181）基督教的这种改造，“为中世纪的那些世界通史准备好约束它们的框框”。[2]（P183）基督教早期神学、哲学和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圣奥古斯丁所著的《上帝之城》，典型地反映了中世纪教会史学的世界史理论。[3]在该书的后12卷中，奥古斯丁系统地阐述了地上之城和上帝之城的起源、发展和最终归宿。他认为，人类历史的进程就是代表至善和永久和平的上帝之城与代表贪欲和争斗的地上之城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当新天新地来临之时，两城的对立终结，善人就此得永生，而恶人就此得永刑。这样，奥古斯丁对人类历史发展历程给出了一个线性的诠释，当中隐含着人类历史向至善发展的进步主义观念，上帝则是历史发展背后的绝对动力。显然，世界通史在这里成为教会为上帝服务的工具。

与西方世界密不可分的伊斯兰世界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世界史观。伊本·卡尔顿（IbnKhaldun，1332-1406年）是14世纪伊斯兰最杰出的学者，“使他出名的是他那部伟大著作《世界史》”。[2]（P520）该书的第一部分是绪论，阐述发现历史真相的方法论；接着他分别论述了文化对人类的影响，记述了阿拉伯人和其他民族从远古到他自己时代的历史，以及柏柏尔诸部落在北非建立的王国的历史。[4]他是“第一位阐明人类生活中一切社会现象都应当是历史写作的对象这个主张的人”[2]（P521）他对阿拉伯人和北非历史的撰述至今仍然是史学家们了解这段历史不可或缺的材料。英国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对卡尔顿的史学贡献不吝赞美之辞：“作为史学理论家，直到300多年后维柯出现之前，任何时代或任何国家都没有堪与之比肩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都不能与他等量齐观……”。[5]（P222）卡尔顿的史学观导致他发展出一种新的科学，他称之为“文化学”。按照他的定义，“这种科学……有其自己的主题，即人类社会；也有其自己的问题，即在社会类型方面彼此相继的社会转换。”据此，他阐发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兴衰动力的规律。他认为，“社会内聚力”（socialcohesion）是将一个落后的民族群体带上权力中心舞台的核心因素，但也将是它衰落的原因所在，王朝或帝国势必会被一个具有更强内聚力的后起民族所征服。他的这种周期循环的文明兴衰理论，一再为后世学人所引用，被赞誉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先声”。[6]递及近代早期，随着西方对外部世界了解的逐步增多，以及内部人文精神的成长和理性主义的萌发，学者对历史和历史学的认识开始摆脱神学的束缚而开阔起来。拉·波普利尼埃尔（HenriLancelotVoisindelaPopelinière，1541-1608年）是法国首位尝试将超越一国范围的当代史扩展到哲学讨论层面的学者。[7]（P220）他所著的法国史，包含了1550-1577年间法国和欧洲邻近地区的历史，并且在该书的前言里表达了求真求实的史学思想。在1599年出版的《史学史》里，他批判了让·博丹等人的史学方法，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史学观念。他认为，研究史学“惟一而纯粹的愿望就是弄清楚历史的真相和情况，直到此时我还不知道我们前辈所发现的任何其他目的”。[8]（P8）更重要的是，受文艺复兴崇尚古典文化之风影响的波普利尼埃尔，按照文化形式考察世界的变迁。在他看来，自然产生的歌曲、舞蹈和符号是世界历史发展早期阶段的特征；然后进入凭激情创造的诗歌阶段；随着人类理性思维能力的提高，历史进入了散文写作阶段。波普利尼埃尔计划要创造一种“整体的历史”，即世界通史。然而，他既没有付诸努力也没有金钱去完成这个计划，但他做出了写作史学史的第一次尝试，体现了史学家的高度职责意识，并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世界历史编纂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在波普利尼埃尔之前，法国的人文主义者已经就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规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世界万物的兴衰与变化》一书中，[9]路易·勒鲁瓦（LouisLeRoy，约1510-1577年）论述了世界文化循环兴衰的基本机理。他通过分析他所知道的各个文明内部诸要素的兴衰变化，认为世界历史经历了埃及、亚述、米底、波斯、希腊、罗马到欧洲的演进过程。在这里，他将世界历史扩展到他目所能及的范围，并将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把它们的历史演变历程皆纳入他所归纳的兴衰变化规律之中。此外，比勒鲁瓦出身稍晚的让·博丹（JeanBodin，1530-1596年）试图通过历史弄清世界的普遍法则。在1566年出版的《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中，他通盘考察了人类历史演化的轨迹，认定今天的人类文明社会，是从原始野蛮的状态中一步步地发展而来的。[10]通过上述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从总体上诠释人类文明的来龙去脉，或探讨它的兴衰更替之道，在人类的智识创造中有着漫长的历史。并且，人类对文明演进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流动和文明环境的改变，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在沙漠中苦苦追求生存的犹太人，将人类历史的一切归于上帝，是蒙昧状态下求取心理慰藉和生存希望的手段。中世纪神学将历史的终极目的归于上帝，则是在信仰推动下的有意识的说教，将史学变成普及上帝信仰的工具。到中世纪晚期，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和西方世俗化进程的缓慢启动，尽管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依然强固，但从16世纪人文主义学者的观察目光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曾经上帝独享的荣耀，正在缓慢地转移向人本身，人类不知不觉地将自己的历史视为主体，并试图透视它、理解它。

二真正具有世界历史眼光并从人类本身观察历史的著述，直到启蒙运动时期才大量涌现。究其原因，如吴于廑先生所分析的：“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发生和迅速发展以及由此出现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相联系的。15、16世纪以后海上交通的空前发展，东西方之间和各大陆之间闭塞状态的打破，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大为开阔。对中世纪教会和神学思想的批判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又逐步把人们从宗教思想约束中解放出来。这些都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克服前人的某些局限，把世界历史著述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创造了条件。”[11]（P3）在笔者看来，其中尤为重要的是17世纪左右自然科学的发展，戏剧性地改变了西方人对自然和地球在宇宙中位置的观念，打破了神学宇宙观对人们观念的束缚。科学的发展不仅丰富了西方人精密的思维推理能力，而且加速了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方缓慢的思想变革，怀疑精神和理性主义快速成长。历史哲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大行其道，汤普森对此有着精道的描述：

科学已经把神学和教条那些狭隘的围墙推倒，而且在人类过去的历史领域开辟了奇异的新天地。人们的头脑往日从中吸取营养的传统历史已经满足不了哲学家的需要，他们提出一些新问题：人类的历史究竟有多少年了？人类社会是从野蛮状态发展起来的吗？过去曾否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原始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人类全部活动的意义、人生在世的目的究竟何在？[12]（P87）意大利学者维柯在1725年出版的《关于各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则》可以说是西方近代思辨的历史哲学兴起的先行者。在这部著作中，维柯意欲将创立一门“新科学”———历史科学。他要撰写一部“理想的人类永恒历史”，探求“一切民族从兴起、发展到鼎盛一直到衰亡”的历史。

[13]（P637-638）因为现实世界确实是人类创造的，那么人类就应该认识它。在维柯的勾勒中，包括异教徒在内的人类的天性到处都是相同的，所以诸民族都会按照神祗、英雄和人3个首尾相接的时代向前发展，[13]（P459）人类社会就是按照这样3个阶段呈周期性的循环运动，每个阶段背后的动力都是“天意”。[13]（P565-576）在这里，维柯不仅创制出一种人类历史演进的共同规律，而且将这种发展过程之根源解释为人的天性，因此有学者指出，维柯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非常近代的概念，即集体心理才是不断变动的文明的创造者。[12]（P126）从他这样的解释中，我们不仅联想到今天全球史的整体观，还能看到20世纪年鉴学派集体心理史研究的实践。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维柯依然信仰上帝，把神看作是历史方向的终极动力，弃绝当时流行的笛卡儿理性主义知识论，[12]（P126）发展出类似于波普利尼埃尔等人的人类文明各阶段循环论，但他把创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主角都归于人类，“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13]（P134）历史（包括对历史的解释）的中心是人本身，而非上帝，中世纪的神性原则悄悄地为近代的人性原则所取代。

维柯历史哲学的继承者是18世纪末的浪漫主义学者赫尔德。在他的巨著《人类历史哲学思想》中，他描述了天文、地理、动植物生活、各人种的具体特征以及环境和气候对历史的影响，赫尔德认为历史就是这些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说：“在我们业已考察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主要规律是什么？按我的看法，这就是，在我们地球的每个地方，能发生之事都该是，部分与具体地方和该地需要相符合，部分是受环境和时机所决定，部分与各民族内在的或正在形成的特性相一致。”[14]（P270）在他看来，一旦人类能动的力量在特定的时空里释放出来，人类历史的转变就会发生。他把这个转变的过程划分为3个阶段，即诗歌时代、散文时代和哲学时代，每个时代都在曲折中向前发展。并且，赫尔德认为，地球上每种文化都是当地特定条件的产物，因此并无高低之分。他宣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民族也不是精选的民族；欧洲文化是最不可能被当作人类的善良和价值的标准的。”[15]（P101）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今天全球史的主流思路———整体地考察历史和文化平等主义，事实上早已贯穿在维柯和赫尔德对历史的探究里。但他们远非18世纪西方的主流精神，推崇普适性和进步性的理性主义才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

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概要》是启蒙理性“宏大叙事”的经典表述。[16]这位有着数学天才的思想家，欲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到社会历史领域，将人类文明进程表达成像数学方程式那样精确的图式。[17]（P539-573）按照他的解释体系，在方程式的这一端是科学知识和理性精神的累积进步，那一端则是人类拾级而上的10个发展阶段。孔多塞深信，人类从蒙昧的野蛮状态中逐步发展起来的知识和科学，成为人类精神不断进步的动力之源。整个的人类历史表现为科学与迷信、自由与暴政、启蒙与愚昧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前者不断战胜后者，人类精神因此而呈阶梯性进步。这位启蒙之子在最后对未来的预期中，还乐观地论断说：“人类的可完善性是无限的”，[16]（P186-187）也就是说，人类的进步是无止境的。从孔多塞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自中世纪晚期西欧开启的世俗化进程，到启蒙时代终于落地，理性上帝彻底取代了神性上帝，对人间天堂的信仰取代了对上帝之城的向往。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多塞的世界历史观，不过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善恶二元永恒斗争的线性史观一个倒转的影像而已。

启蒙哲人康德甚至将历史发展的动力之源归于理性。他提出，使用理性是人的自然禀赋，而且人使用理性逐步趋于完美，推动了人类社会从粗鄙野蛮走向永久和平，这个过程是普遍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18]（P1-21）因此，有学者指出，“康德实际上引入了‘理性史’的清晰概念”。[19]（P145）自19世纪以降，西方世界对世界历史或文明的发展历程或动力机制的哲学性分析层出不穷。黑格尔将世界历史看作是“绝对理性”在时间中的展开，表现为自由意识的进展。马克思将生产方式变革和阶级斗争作为世界历史确定不移地向前演进的动力。汤因比以挑战和应战的概念阐释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直到20世纪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兴起，哲学家们才开始把目光从历史本身转向了对历史学的关注。

三除上述这些以人类总体历史为关注对象的著述之外，还有许多纯粹的史学著作，展现了开阔的历史视野，史学撰述者将所知的世界都纳入了其中。

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是以记述希腊和波斯冲突为核心内容的西方第一部史学名著。作者不仅以流畅优雅、充满诗意的行文开创了西方“最早、最古老的‘叙事史’这一类型”，[2]（P34）而且展现了古代希腊人对世界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将目光投到他们所知的广阔世界。这部著作，在地理范围上，除希腊本土之外，还广泛地涉猎到了吕底亚、米底、巴比伦、埃及、波斯、西徐亚等异邦人世界；在时间范围上，述及的历史达至各族人民记忆所及的时代；在记述内容上，除记述希波战争的原因和过程，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还以优美的文笔描述了希腊、近东和西亚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经济生活、历史往事、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等内容。因此，有学者指出：“如果我们不拘于‘世界史’这个概念的现代涵义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历史》）可称得上是一部‘通志’，一部上古世界的‘世界史’”，[20]（P21）也就是希腊人所知世界的世界史。在《绪论》里，希罗多德也明确地表达了他为人类立言的抱负：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21]（P1）在对待其他文明的态度上，尽管希罗多德在这里将东方各族称为异邦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东方各族文化持轻鄙的态度。相反，他记载了东方文明对希腊的种种影响，他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自身习惯的结果，因此应当彼此尊重。

希腊人在史学上的探索精神和开阔视野，在波里比乌斯那里再次得到延续。跟随罗马军队东征西讨的经历，使他对罗马世界所及的广袤地理范围有所了解，并能够观察到随着罗马历次征战的进展，世界已逐渐联系为一个整体：

可以这么说，以前，世界事务曾经是分散的，它们被（史学家）笼在一起，没有丝毫的动力、结果或区域的统一性；但自这个时代开始，历史已经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的事件与希腊和亚洲的事件相互联系在一起，一切都导向一个目的。[22]（P7-8）因此，他要为人们写一部“系统的历史”（systematichistory）。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世界史，才能对罗马崛起为世界强权做出充分的研究。[23]（P576）他自诩道：“使我的著作具有特殊的品质的原因，并成为当今最引人注目的作品的原因，正在于此。”[22]（P9-11）波里比乌斯指责那些仅通过历史教育和坐在图书馆里撰写历史的学者缺乏对世界整体的了解和认识，“我的同时代人中没有哪一个业已动手写一部通史”。[22]（P11）虽然波利比乌斯以追述罗马统一为首要目的，他的目光主要是罗马世界所波及的地理范围，但这就是他那个时代眼中的世界。而且，他内心的动机非常明确，即撰写一部世界史，透视一个彼此相互关联的世界，“因而他被学界视为撰述世界性历史的创始者”。“此后，在西方古典史家中，继续尝试写世界史的还有波息多尼阿、狄奥多洛斯等人。”[20]（P67）106--递及近代，人类知识和理性主义观念的增长让世界史的撰述进入新的阶段。启蒙哲人伏尔泰的《风俗论》是一部纵贯古今、瞩目世界的巨著。该书简短的序言里已经透露出伏尔泰的写作意图和雄心。首先，“艺术和科学”构成了他“主要的研究对象”；其次，他不是写一部编年史和世系录，“而是对各个时代的描述”。至于其背后的主要目的，则是“从这些事件中整理出人类精神的历史”。[24]（P3、7、2）因此，伏尔泰对包括欧洲在内的东亚、非洲、美洲等地区各个民族的历史、地理、科学、艺术、工艺、宗教、习俗等都做了尽可能详尽的介绍，向人们展示了世界各重要民族的风尚和精神以及人类从愚昧迷信走向开明理性的文明历程。在书中，伏尔泰将中国和印度为主的东方文明置于了优先的地位，因为在他看来，“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以一切”。[24]（P231）他尤其将中国文明放在了开篇的位置，对中国文明赞赏不已：这个国家历史悠久，“当我们还是一小群人在阿登森林踟躇流浪之时，中国人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已经治理得像一个家庭”；[24]（P87）中国的历史，是唯一建立在天象观察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城市很大；中国的报纸是世界上最可靠、最有用的报纸；中国人很早就铸造了金币和银币；中国有着几乎所有已经移植于我们欧洲的以及许多我们还没有的果木；中国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制造了精美的丝绸和宏伟的长城，等等。我们可以说，从伏尔泰所关注的历史广度和深度来看，他不仅是近代整体世界史的奠基者，也是近代文化史的开创者。20世纪历史和社会科学的诸多发展，都可以从这本著作里找到可资印证的踪迹。他对异域文明的这种强烈的兴趣和关注，也体现了他历史观深处的文明等值思想。

18世纪撰写了世界史的还有德国人冯·施罗泽（AugustLudwigvonSchl觟zer，1735-1809年），他把世界史看作是“一切已知的时期、国家和重要事件”的集合，因此欲“从地球和人类最重要的变化之间的关系的角度进行思维，其目的在于对二者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12]（P167）到19世纪，西方近代史学的奠基者利奥波德·冯·兰克，虽然接受了浪漫主义历史思想的影响，反对18世纪理性主义者强调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普遍一致性”的观点，强调每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特点以及自身的特定价值，主张历史学家应该研究和撰写个别民族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但他在晚年仍然口授了7卷本的《世界通史》，从略述埃及和西亚的历史开篇，一直叙述到1453年。尽管他的世界通史内核并未脱离强烈的欧洲中心论倾向，但他将他心目中的“世界”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撰述历史，对于后世的史学家不乏启示意义。

通过以上描绘，我们可以说，“世界历史”在久远的过去已经存在，只是随着时间的流动和人类智识的不断积累，这个世界在不断地扩大，终至全球连结为一个整体。但这在兰克之后还需等待近百年。

四20世纪30年代，荷兰文化史家赫伊津哈明确提出了“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的观点。但是，直到20世纪中期以后，人类技术的突破将整个世界联系起来成为一个“地球村”，人们看待世界的目光才真正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国内学者近年来讨论颇多的“全球史观”这才应时而出。这种新兴的史观，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考察历史，用《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话来说就是：“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它的主要特征可以简述为：首先，关注全球性的联系互动。那些关系全球各个文明发展和彼此间交流连接的共性因素受到重视，如生态环境、文明交往、和平、安全、人口、疾病、食品、能源、犯罪等问题。这些因素，既是不同信仰、不同制度和不同文化的文明发展需要直面的，又是它们之间彼此交流、进行合作乃至相互促进的基础。因此，政治性内容在这种史学中相对淡化了，而那些在长时段里真正决定文明形态发展的基础性因素———文化和社会生活得到了凸显。其次，以平等的价值观审视和重构历史。二战后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非西方民族以独立的主体出现在世界舞台，世界共同体范畴里的平等主义思潮也随之滋生。在此情况下，欲审视这个共同体，必须改变此前的观念，探索新的路向。譬如，巴勒克拉夫在他的著作里就自问道：“在当今这样构成的世界里，我们怎么能心安理得地在讲授十分之九的篇幅中只介绍世界上四分之一居民的那种历史呢？”[25]（P243）既然不能，那么必须探索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于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历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25]（P158）除战后全球格局的革命性变化这个直接的现实因素外，本文所关注的智识因素，在促进了全球史研究的出现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第一，知识材料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家寻找审视世界的新视野、新方法提供了必要的智识支持。19世纪初期，当考古学家、古典学家和语言学家在急剧地扩大学者有关古代世界视野的时候，人类学家、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及其他领域的专家则在急切地整理全世界不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各种令人兴奋的资料目录。到20世纪中晚期，尽管这些整理工作并不十全十美，但有关这些问题的知识和材料已非常巨大并十分可靠，足以让学者从事全球历史研究。譬如，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获得了大量在16世纪几乎同时兴起的几个大帝国的材料，以及白银在十六七世纪全球范围的流动，使历史学家可以据此探索诸如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印度莫卧儿帝国和俄罗斯的帝国扩张之间的联系，或研究来自秘鲁、墨西哥和日本银矿中的白银流通到欧洲、南亚特别是中国的情况。在这些研究中，历史学家发现通过全球联系而不只是局部个案研究可以找到更好的历史模式。

这种解释模式的扩大有助于确定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确定解释模式。这种路径被称为解释世界史的“内在路径”（InternalRoute）。[26]（P3-4）此外，还有另一种被称为“外在路径”（ExternalRoute）的世界史研究的方法。这个研究路径则利用传统史学研究领域之外经久积累下来的大量新材料，如近几十年来积累的大量有关环境变化、疾病史以及人类进化各个阶段的材料。

第二，20世纪中叶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痛苦记忆、核毁灭的危机、去殖民化的来临、全球范围对种族歧视的批评、石油危机、国际组织的兴起、移民浪潮、多元文化的扩展等，刺激了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或这个时期不断推陈出新的理论思潮探索这个世界的兴趣，因而出现了哲学家的世界史，如索罗金（PitirimA.Sorokin，1889-1968年）、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1883-1969年）、沃格林（EricVoegelin，1901-1985年）等人的著作；社会学家的世界史，如现代化分析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文学家的世界史，如布尔斯廷（DanielJ.Boorstin，1914-2004年）的《发现者》、《创造者》、《探索者》等；艺术史家的世界史，如贡布里希（ErnstGombrich，1909-2001年）的《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宗教史家的世界史，如道森（ChristopherDawson，1889-1970年）的《世界历史的动力》；以及环境与生态学家的世界史、女性主义的世界史，等等。历史学之外的这些学科的关注，大大地拓展了我们观察世界的视域范围，使世界史的图景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历史学家自然可以从这些学科所关注的本体对象中得到启示，将它们纳入到史学研究当中。

世界历史论文第7篇

史学思想和理论是世界史学者从事具体问题研究的必要理论支撑。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张作成以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研究重心的演进逻辑。他着重探讨了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四种学术逻辑，即历史知识性质“同质”之争与批判的历史哲学、历史解释模式“同异”之争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的可能性与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历史认识客观性与价值判断问题。通过分析柯林武德的史学思想，他认为应保持对理性的追寻，把握历史的真实，用历史研究回应时代的拷问。东北师范大学的伍斌在《试析约翰•海厄姆的史学思想》一文中指出，约翰•海厄姆在美国史学界“一致论”主导之时，着手研究排外主义，开“新移民族裔史”的先河;在“新社会史”导致史学碎化之日，倡导美国历史新的综合;在“多元文化主义”泛滥之际，呼吁加强美国史整体性的研究。文章通过对约翰•海厄姆史学思想的梳理分析，可以透视20世纪下半期美国史学思想的变迁轨迹。

上海社会科学院盛文沁的《“停滞”的寓言:约翰•密尔论中国》文章认为，19世纪中国被欧洲虚造为一个有助于加强欧洲人自我意识的对立文化实体，由此中国成为欧洲人辩论之时的论据:野蛮与文明、进步与停滞、富强与贫穷、专制与公正、宗教的真理与谬误等，而停滞的中国成为约翰•密尔等一些思想家政治理论中的重要素材与内容。华东师范大学的孟钟捷在《统一后德国的身份认同与大屠杀历史争议》一文中，通过考察、分析，格德哈根之争”，强调格德哈根争论的核心指向是统一后德国身份认同的困境。浙江大学的孙晨旭在《中外学术界美港关系史研究中的争议与共识》中指出，美国视野下的香港价值曾呈现出种种现实变化，这些变化基本上取决于香港自身发展、国际环境变迁以及美国涉港利益群体的特殊需求。

二、古代西方王权、宗教及法律问题

世俗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一直是西方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两者关系处理的恰当与否直接影响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郭子林的《古埃及王权继承仪式》通过对古埃及王权继承仪式的研究发现，古埃及的登基仪式和加冕仪式成功地将宗教与世俗两个方面揉合起来，使国王与神以及之前的国王建立起血缘关系，使国王的身份和统治神圣化，对古埃及王权统治的维护和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装甲兵工程学院的何立波在《论骑士等级的崛起及其对罗马帝国行政体系的影响》中指出，骑士等级的崛起对罗马帝国行政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认为，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兴起的骑士等级削弱了被释奴和元老等级对帝国权力的影响，深刻改变了罗马帝国的官僚机构。

清华大学张张的《教廷枢机的起源与首部“宗教选举法规”》认为，1059年颁布的首部“教宗选举法规”基本确立了枢机作为选举的主体和选举教宗的原则。枢机直接左右教宗的选举，反映了枢机在教廷与王权的争夺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天津师范大学郑阳的《第二圣殿时代犹太教大众化之探析》一文，通过对第二圣殿时代犹太教在观念、制度、仪式等领域变化的研究，发现犹太教的大众化使以犹太教为代表的一神宗教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西南大学的李海峰从民间契约的角度探讨了《汉漠拉比法典》的性质，通过对世俗女儿的继承权、收养活动中对违约双方的惩罚、土地租赁中的租金比率、动产交易中的借贷利率等方面在民间契约与法典规定上的矛盾性分析，认为《汉漠拉比法典》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法典，而更像是早期历史上的一些案例汇编。

三、西方近代金融及其他经济问题

发展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要解决当今世界经济和金融领域的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各国金融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的张红菊在《美国金融资本的形成及特征》一文中指出，金融资本形成和扩张的直接后果就是国民经济金融化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天津师范大学的赵文君在《转型时期英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经验和启示》中通过对转型时期英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研究发现，17世纪后英国出现了现代农村金融机制的新特征，如土地抵押、以生产性投资为主、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的规模扩大等;认为考察英国农村金融的制度建设和发展经验对于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南开大学的付成双在《美国革命对北美毛皮贸易的影响》中认为，加拿大毛皮集团同北美13个殖民地争夺大湖区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北美历史上毛皮边疆和种植业农业边疆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缩影。中山大学周立红的《法国近代谷物自由市场建构过程中的国家角色》一文，通过阐述自绝对王权时期到拿破仑时期、自复辟时期到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国家干预谷物市场的历史，清晰地展示出法国近代谷物自由市场是在国家政权的干预下形成的。兰州大学柴彬的((英国近代早期的商业投机及其国家治理》认为，近代早期英国政府以法律为主要手段对国内的商业投机行为进行了长期的国家治理，但其效果因诸多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而较为有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王华的《现代性的滋生:檀香木贸易影响下的夏威夷经济发展》一文认为，1790-1839年的檀香木贸易使夏威夷传统的物人合一观念开始走向终结，进而转向西方资本主义的依附性经济。

四、关于疾病、气象、交通和森林问题

医疗卫生史、气象学史一直是世界史学界研究的弱点，本次研讨会亦对这些新的研究领域予以关注。淮阴师范学院高麦爱的《19世纪英国煤矿工人尘肺病探究》一文，深入分析了英国煤矿工人感染尘肺病的原因，认为当时英国社会力量及组织对煤矿工人尘肺病的重视要远超政府。英国社会各界对煤矿工人的救济客观上推动了英国保险业的发展。黑龙江大学郭渊的《中法西沙争议及西沙气象台的筹设》一文，是对中国气象史研究领域的涉足，他指出，西沙气象台的设立为新中国成立后对西沙群岛的申辩提供了历史依据。该问题的探讨将西沙气象史置于国际关系史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有一定的新意。华中师范大学沈琦的《从“自由通行”到“设卡收费”—近代英国道路立法的演变》一文，对近代英国道路立法的演变历程进行了研究。他特别强调英国道路治理既注重道路通行的“公益性”，又体现道路使用者适当补偿的“合理性”，对英国道路问题的探讨就是对英国交通史研究的一个缩影。外交学院马铭在《16世纪中叶前的中日交通与日本对华认识》中指出，16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对华交通的主体转为武士集团、文官贵族集团、僧侣集团和海商集团的多元并行。他认为，日本对华认识的多元立体化特点根植于中日双方的文明势差，蜕变于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中对中国文明的相对化处理。中国人民大学宋云伟在《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期间的森林管理开发状态研究》中指出，英国对印度的森林政策是近代西方工业国家对东方国家殖民掠夺的一个缩影，其本质就是服务于宗主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给东方国家带来的是资源利用的商业化、资源开发的无节制和传统村社权威的丧失。

五、亚洲近代殖民、海洋和其他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亚洲的近代史就是西方对东方的殖民史。研究亚洲的殖民争霸和殖民统治制度，对于深人了解亚洲的殖民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云南大学陶亮在((论印度洋对葡萄牙海洋殖民帝国兴衰的影响》中指出，缺少征服南亚次大陆的战略远见，致使葡萄牙没能把南亚、东南亚变为其战略后备基地，也就丧失了海洋殖民帝国存在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北京大学郭鑫的《论日本的方面委员制度与“新殖民地统治方式，，》一文认为，日本在洲国推行的新殖民统治制度虽有社会事业性质，但更多地体现其以监视异民族为目的、协助日本构筑总动员体制的性质。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明在《建构和争论中的印度洋历史》一文中指出，最近几十年对印度洋的研究，既受布罗代尔地中海研究范式的影响，也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等思潮所起的作用。

复旦大学钱静怡的《日本战国时期的村落与大名权力》一文认为，必须对日本战国时期的村落与大名双方进行双向的、综合的把握，并通过具体的研究对象和史料进行实证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唐利国的《日本武士道论视野中的中国儒学》认为，日本武士道论经历了由立足中国儒学、改变中国儒学到彻底抛弃中国儒学精神的历史过程，强调“他者”与“自我”的双重建构最终演变为双重“虚构”。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曲晓丽通过分析“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苏联《真理报》对中国的报道认为，《真理报》关于问题的报道充当了“传声筒”的作用，为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转折提供了机遇。

六、拉美、非洲的政党与民间传统问题

拉丁美洲和非洲史的研究历来是国内世界史研究领域的薄弱点，此次研讨会亦对拉美和非洲相关国家的问题予以探讨。天津外国语大学贺喜的《从党争看智利阿连德政府“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一文，分析了智利阿连德政府“社会主义道路”失败的原因。他指出，以六个智利左翼政党组成的“人民团结阵线”自阿连德上台后矛盾日益激化，形成以共产党为首的“稳健派”和以社会党为首的“激进派”，由观念之争上升为派系斗争，且党派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党派纷争导致智利政治走向碎片化，国内政局动荡，最终导致阿连德施政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破产。北京大学的杨廷智对《赞比亚传统酋长的现代职能》问题进行了深人分析，指出赞比亚的酋长制度在赞比亚历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今天赞比亚的国家和社会事务中依然发挥着重大作用。他认为，传统的酋长制度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断地与现代J胜的因素进行着互动与调适，从而在赞比亚社会中能够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七、欧美国家的福利、公共政策、教育、移民及其他问题

本次研讨会除研究欧美传统的政治话题外，还深人探讨了欧美国家的社会福利、公共政策及教育等问题。南京大学的阂凡祥认为，NHS体系即战后英国福利国家体系无论如何改革，其为全民提供免费服务的核心原则不会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厦门大学李莉的《一战时期美国的联邦工人住房计划》指出，一战时期美国联邦政府所实施的两项短时期、小规模的住房建设计划，迈出了联邦干预住房市场、建设公共住房的第一步，而对该问题的探讨对于我国解决低收人群体的住房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

杭州师范大学周真真提交的《合同治理下英国志愿组织的生存困境》一文，以“全英防止虐待儿童协会”为案例，考察了新工党时期合同治理给志愿组织带来的生存困境。安徽大学尹建龙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雇主结社行为与劳资冲突》文章则有助于深人理解英国工业革命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社会集团间的互动和博弈。山西省介休市文物局的胡明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初等学校的公民教育》一文中指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温和共和派着力于最能实现普及公民教育的初等教育领域，用增加公民教育的教学内容来进行公民教育，以使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法国公民具有对共和制度的认同。东北师范大学欧阳贞诚的《乔治•波哈斯与美国当代移民问题研究》则剖析了波哈斯关于移民问题的学术思想。浙江大学张弛的《谁是无套裤汉?—身份意识与法国革命前后政治文化变迁探析》一文指出，法国大革命时期“无套裤汉”的词义是几经变化的，该词词义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国革命前后政治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黄艳红的《法国旧制度时代的官职买卖初探》一文认为，在旧制度的体制中，官职买卖与王权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官职买卖制度是以公共权力的世袭化、私有化，以政治体制运转的不畅和冲突作为代价的。上海师范大学洪庆明的《略论近代早期法国的城市化进程》一文，从城市人口增长轨迹，城市化的时间特征及其背后动力机制，宏观和微观的空间特征，城市在近代早期法国历史中的角色和定位等几个方面，论述了法国近代早期的城市化进程。厦门大学许二斌的《苏格兰独立问题的由来及启示》一文认为，20世纪20年代以后苏格兰经济的衰退、工党和保守党的政策失误，加之苏格兰民族党的推动和两个民族历史上的恩怨纠葛等因素，共同造成了苏格兰的独立问题。陕西师范大学郭响宏的《近代俄国律师制度的创建及其影响》认为，1864年俄国的司法改革引人了西方的现代律师制度，对帝俄晚期的社会变革和法治国家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南京大学陈日华的《14-16世纪英国郡共同体》一文指出，从中古中期开始，在英国的地方政治事务中骑士逐渐让位于地方乡绅，逐渐形成了以乡绅为核心的郡共同体。

八、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问题

冷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现代史上的一大历史事件，对当代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极大。上海交通大学的邓峰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朝鲜半岛危机研究》一文中指出，危机的出现是美国根深蒂固的冷战观在朝鲜半岛的进一步映射。福建师范大学李购的《美国国内围绕欧洲复兴计划的立法辩论及影响》一文认为，《1948年经济合作法》的通过既完成了欧洲复兴计划的政策设计，又为日后美国的冷战以“遏制共产主义”和“捍卫自由”为旗号干涉别国内政打造了舆论基础。

华东师范大学高艳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支持“外岛叛乱”政策的缘起》一文认为，美国选择支持外岛叛乱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为扭转在印尼的被动局势作出的“投机性”选择。湖南师范大学的刘雄在《老挝危机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衰落》一文中指出，随着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衰弱，美国在东南亚以为借口开始实施单边主义行动，肆意干涉别国内政。首都师范大学的姚百慧通过研究美国在《法德友好合作条约》中的角色，发现美国支持法德和解并签订友好合作条约的前提是以大西洋为框架，而法国自戴高乐总统后坚持以欧洲建设作为第三种力量有违于美国人的意志，致使美国对法态度变化，开始拉拢德国而冷落法国。

世界历史论文第8篇

一、第二大社会阶段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创造必要条件

马克思所说的第二大社会形态是从1500年起直至今天为止,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这个阶段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关键时期。它使分散孤立的国家民族的历史,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地区市场的商品经济不断向世界市场扩大,社会历史开始由国别史、地区史逐步向世界历史转变。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大体上可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历史阶段。早期(16世纪至18世纪60年代)主要是工场手工业阶段;中期(18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主要是大机器工业生产不断发展的阶段,中期前段主要是利用蒸汽能源,后段主要是利用电气和石油能源;晚期为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今,这个时期为世界历史的最终形成创造条件。16世纪至18世纪是西欧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封建行会手工业逐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所取代。在这两个多世纪里,促进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15世纪末叶洲际新航路的开通,将世界各大洲开始连结成为一个整体。过去分割各大洲的海洋,一跃而变成连接各大洲的通途。

葡萄牙和西班牙从16世纪起开始殖民扩张活动。首先遭到西方暴力掠夺的是中南非洲和南北美洲及其附近的岛屿。非洲腹地及南非一带,当西方殖民势力入侵之时,或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或刚进入阶级社会阶段。而美洲原居民(印第安人),在16世纪以前仅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印加人建立了初期国家,其他印第安人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哥伦布航抵美洲以后,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西印度群岛,并进而深入中南美洲。在16世纪20-30年代,西班牙殖民者进而征服墨西哥和秘鲁,把印第安人开发的古老文明地区沦为殖民地。在同一时期,葡萄牙殖民者不仅在东非和西非建立殖民据点,而且在这一东西方国际贸易线路上建立了许多要塞和商站,如亚洲的波斯湾、印度果阿、马六甲、安汶、中国澳门、日本长崎等。16世纪中叶,葡萄牙还在南美巴西建立殖民统治。继西、葡之后,荷兰、英国、法国等也大肆殖民扩张,进行武力征服。从此西方殖民者在美洲经营已经过时的奴隶制种植园,生产粮食、甘蔗和烟草,或开采矿产,掠夺金银矿产品。在17—18世纪,赤道以南的黑非洲则变成欧洲殖民者掠夺黑奴,贩运到美洲市场上出售,用以开发美洲。于是在欧、非、美三洲之间形成了“三角贸易”。

欧洲的奴隶贩子从本地装载食盐、布匹、朗姆酒等商品,运到非洲销售;然后装上黑奴,沿着“中央航路”,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贩卖黑奴;然后装上美洲产的蔗糖、烟草和稻米等产品,运回欧洲销售。这就是欧洲列强臭名远扬的“三角贸易”。同时欧洲列强还采用各种方式垄断了亚洲发达地区各种特产的贸易。东方古老帝国,包括明代中国、莫卧儿印度、萨非伊朗、奥斯曼土耳其以及新建封建统一政权的日本等,对西方殖民势力东来的形势根本没有认识。最强烈的反应也不过是闭关自守,除此更无长策。此后几百年中,它们也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第二,新兴的工场手工业蓬勃发展,商品流通空前兴旺。工场手工业比行会手工业的优越之处,在于手工生产行业内部有较为细致的分工,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欧洲早在15世纪工场手工业就已经发展起来,那时最为繁荣的是意大利和佛兰德尔,但在16世纪以后国际经济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意大利的工场手工业便走向衰落。而16至17世纪工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不可阻挡地集中于欧洲的一个国家——英国。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大批纺织品,自然是供应英国国内和国外市场的,而且英国大部分纺织品是销售于国际市场。正因为历史发展处在这关键的节点上,这种市场经济既瓦解了封建自然经济,又培育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在普遍的商品交换中,货币是财富的象征。在日常生活中,谁也离不开货币。封建贵族为了购买生活必需品和享受用的奢侈品,不得不把劳役租和实物租改为货币租。

在新航路发现后,从美洲殖民地掠夺来的大量黄金和白银流入欧洲宗主国市场,使欧洲通货膨胀,物价飙升,发生了所谓“价格革命”。于是封建主的地租贬值,经济入不敷出。不得不将土地所有权抵押给钱庄以换取贷款。封建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逐渐丧失而走向灭亡。第三,此时工场手工业所有制关系已摆脱了中世纪行会资本的束缚,越过了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

进而使用一部分商人资本,更多的是使用自然形成的社会资本。英国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崛起,有效地吸收了封建制瓦解过程中社会上涌现出来的大批流浪汉。由于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变成了契约和金钱关系,完全失去了宗法色彩,这显然是历史的进步。随着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开通,世界上交往的范围扩大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商品和资源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之中。新大陆生产和需要什么商品自然牵动着远在天边的世界市场。在世界市场上手工业新产品不断增加,跨洲贸易迅速高涨。进入流通领域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有利于工商业资本家的发展,给封建地主阶级以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当时市场已经有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以欧洲殖民者冒险远征,大规模开拓殖民地。所有这一切标志着历史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段,即世界历史开始形成的阶段。第四,欧洲国家对外开拓殖民地的结果反而激化了它们内部的矛盾,除了商战、货币战和海运战之外,大大小小的真枪实弹的战争差不多就没有停过。16世纪最早发生的革命乃是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革命者为反对西班牙的封建统治坚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武装斗争,在1609年终于取得了最终胜利。新兴的荷兰是商业资产阶级统治的强国。荷、英、法等国为争夺殖民地,又助长了各国之间商业斗争,开展贸易战,颁布保护关税制度,甚至进行真刀实枪的血腥战争。 1624年荷兰为垄断东方的香料贸易基地,竟然将英国势力赶出了摩鹿加群岛。1650至1651年英国两次颁布《航海条例》,直接威胁荷兰的海上航运利益,激化了英荷之间的矛盾,于是在1652至1654年英荷两国爆发了第一次商业战争,荷兰战败。后来在1665至1667年英荷双方又发生了第二次商业战争。这次战争不仅在欧洲本土争战,而且在北美殖民地也有战场。英国夺取了荷兰在北美的新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遂将其更名为“新约克”(即“纽约”),一直沿用至今。第五,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也得益于西欧强有力的绝对君主制政权的推动。在中古时代封建贵族的势力强大,割据一方,根本不把王权放在眼里。16至18世纪欧洲市民阶级发展起来,他们需要消灭封建割据,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有利于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因此市民阶级在经济上支持君主不断加强中央政权,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王权与市民阶级(新兴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反对大贵族的分裂割据,鼓励发展国内市场和工商业。中古后期欧洲一些大国建立起统一强大的中央政府,需要有强大的经济支持,新建政治法律机构,改革军事组织,建立国家军队。因此君主政府强化对工商业的征税制度,竭力搜刮和掠夺殖民地,大力发展国际贸易,极力争取出超,以加强本国政府的经济实力,从而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期阶段(18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才能不断推动整体世界历史的形成。以18世纪后期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大发展的中期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市场经济普遍发展起来,物质交换和社会交往深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大企业生产,科学技术是关键。在资本主义中期阶段,发生了三次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一日千里、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实现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叶,1764年英国发明了“珍妮纺车”,纺纱效率一下子提高了8—18倍。后来进一步改进,提高效率上百倍。织布机也有新的机器用于生产。在纺织业机器生产的带动下,英国其它行业的技术革命也在积极推行。最重要的是这些新机器都使用以煤炭作燃料的蒸汽机为动力,带动机器运转。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这时除了大工厂利用蒸汽机进行生产之外,在交通运输方面发明了火车和轮船。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主要成果是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应用。欧洲大陆一些主要国家,继英国之后,在19世纪前期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德国人首先制成了一部发电机,随后比利时人又制成了电动机。有了电能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机械动力、夜间照明、通讯报道、交通运输等产业广泛使用电能。同时在这个时期内,德国人奥托发明了以煤气为燃料的四冲程内燃机。后来德国工程师戴姆勒又改进了内燃机,采用汽油作为燃料。内燃机马力大,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明显地优于蒸汽机。从而产生了汽车、拖拉机、燃油轮船、飞机等,世界面貌再次改观。因此电动机和内燃机的研发与创造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20世纪最后60年,科学技术成果为“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卫星),主要在军事领域使用。

此外,还有电子计算机和电子通讯设备,以及开发可再生能源,即利用太阳能、地热能、水能、生物能、风能等生产可再生能源,供机器和交通工具使用。这些现代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并逐步付诸应用,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社会从产生到建成,迄今已有500余年的历史。在此期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世界上的表现既有其文明的一面,又有其野蛮的一面。文明方面的主要表现是,生产力发展迅速,创造财富比较丰富,社会发展突飞猛进,科学技术一日千里,这方面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所望尘莫及的。但其野蛮方面主要表现在激烈的你死我活的竞争方面,甚至演变成大规模的世界战争。20世纪前半期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生灵涂炭和财富损失是历代所未见。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统计,双方参战的人口达10亿多(含殖民地人口);投入战争的军队将近1000万人;死亡军人和平民超过5500万人;物资总损失约达4万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有史以来伤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共有5500万-6000万人死亡(其中苏联损失2700万,中国损失1800万人);物质损失,中国按照1937年比价计算,直接损失达1000亿美元,苏联按照1941年比价计算,达6790亿卢布。一次大规模战争造成的生命损失和资源破坏难以数计,可以使社会发展倒退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人类不是野兽,人们应该懂得互助合作,共同从世界大战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学会和平相处与合作共赢。这才是真正世界历史的形成之道。

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电子产业大发展,计算技术空前的大进步,交通运输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二战后人类物质世界大变样。人们普遍认为世界已经“全球化”了。“全球化”并不等于世界历史的形成。今天对待“全球化”这种说法应该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它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后的500年间,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的确有所进展,有些生产建立起世界市场体系,为满足世界各国的需要而生产,有些消费只有靠世界市场来满足。世界各国相互依赖更加紧密了,企业之间互相竞

争更加激烈了,世界范围的商品流通,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和亚非美一些新兴国家,确实存在比过去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的情况。但是这种“全球化”的实质,亚洲以中国、印度为主的一些新兴国家成为世界商品制造厂,这些工厂有相当一部分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建立的并为其服务。他们把企业迁到发展中国家来,主要是为了利用它们廉价的土地、劳力和资源;同时也为了利用东方广阔的销售市场。而他们本国还经常对这些企业提供补贴。而这些企业在新兴国家往往提供的却是概念、知识产权、工业技术、品牌和销售网络,因而最大的附加值落到产品的创新和技术方面,以及品牌和销售方面。这说明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地位上是不完全平等的。 此外,所谓“全球化”也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有关。自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在美国金融资本家大力倡导下,在世界普遍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即主张大市场小政府,一切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要干涉。这种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给一些不法之徒造成违法和欺诈的机遇,好像市场异常繁荣,商品流转通畅,贷款消费简便易行,由于美国政府监督缺失,使世界市场乱象环生。21世纪初(主要是2008年)美国终于首先爆发了次贷危机,随后引发了全世界的金融海啸。确凿的事实说明,所谓“全球化”是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制造的假象,金融危机给世界造成的伤害迄今挥之不去。虽然二战后一些新兴大经济体(如“金砖国家”)很快就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继续走上迅速发展的经济轨道。但是,世界上亚非拉还有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不起来,广大人民仍旧挣扎在饥饿线上。因此,目前世界的“全球化”,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中间环节,并非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终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a当今世界各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各地区之间、每个地区内部、每个国家内部发展也不平衡,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生活得不到保障。因此,创建世界历史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下去。

二、第三大社会阶段的形成主要靠无产阶级革命来完成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历史理论做出了划时代的重要贡献。首先,他们批判了以康德、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b同时,他们还明确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必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其一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随着这种发展人们就会突破地域性实现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其二是随着生产力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使地域性的个人都变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世界历史的形成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虽然“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但却使人们“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力量的支配”,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才会结束史前史,真正进入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使命的承担者是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由无产阶级推进的共产主义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a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论述,不仅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为创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乃是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历史。这就是说,人类在没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劳动分工之前,是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的。因此,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生产必然带来的结果。首先需要了解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劳动阶级同有产阶级和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在世界的上古时代,劳动者是主人的奴隶,到了中古时代,劳动者是土地占有者封建贵族阶级的农奴。在英国工业革命前(16—18世纪中叶),西欧地区的城市里还有在小资产阶级师傅那里做工的手工业帮工。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他们师徒也有的渐渐变为较大的资本家雇用的工场手工业工人。18世纪后半期,在工业科学技术革命中才出现了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欧洲的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后来也发生在其他文明国家。工业革命是由于将新的机械装备用于工业生产而引起的,其中有蒸汽机、各种纺纱机、机械织布机等。这些新发明的机械装备价格很高,一般人买不起,只有大资本家才能买得起。这种新机器用于工业生产,改变了以前的整个生产方式,排挤了许多原来的工人,而且机器生产的商品,要比以前手工业生产的商品质量好、产量高、价格低。这就使机器生产的收益全部落到大资本家的手里。于是资本家大发其财,而工人却一无所获。从此在布匹和呢绒生产方面,广泛推行机器和工厂生产制。纺织业新兴的机器和工厂生产制度,很快就推行到其他工业生产部门,例如印花业、印书业、制陶业、金属品制造业和运输业等部门。机器生产使工人之间的分工越来越细,这就使工人完成自己的生产工序更快、更简单,因而也就使劳动更便宜。机器生产分工使工人的生产活动变成了一套非常简单的机器操作。工人变成机器的附属品,失去了最后一点独立性。机器和工厂制度的生产发展很快,几十年后在一些文明国家里几乎所有的劳动部门都按照工厂制度进行经营。因此,在工业革命之后社会上最终出现了两大阶级——大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并吞了以前所有的阶级。大资本家阶级几乎独占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无产阶级完全没有财产,为了换取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半饥半饱地勉强维持生活。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只有靠无产阶级革命来完成。

无产阶级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起来革命,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要靠整个无产阶级对自己阶级处境的感受和认识。大工业把机械装备用于生产和运输,无疑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大飞跃进步,生产力普遍增长、社会交往也普遍发展,但这种社会进步的收益全部落到大资产阶级的手里,无产阶级不仅得不到好处,反而处境更糟。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a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以生产力的普遍增长和人们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这是因为其一可以使各国各民族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其二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其三使地域性的个人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具有普遍经验的个人所代替。只有全世界各民族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才形成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所以说世界历史是生产力普遍增长和人们交往普遍发展的必然结果。

世界历史论文第9篇

商业资本是资本在历史上一种古老、悠久的自由存在形式,远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之前,它就以独立的经济形式,作为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的基础,存在于古代社会的不同民族之间,并曾经在古罗马共和制的后期达到古代世界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历史上的商业和商业资本向来不是主要的经济元素,如同古代商业民族的地位那样,表现为一种缝隙化的生存,就像犹太人侧身于波兰社会那样。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社会步入文明转型的大变革时期,传统经济结构与封建关系的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壮大,开辟了商业资本发展的黄金时代。在此后长达三个世纪的历史(一般称重商主义阶段)中,商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起主导作用的是欧洲商贸活动无可逆转的显着增加以及供出口的殖民地生产增长———这种生产又是受欧洲宗主国商业所刺激、控制和剥削的。”①由此,商业资本迅速成长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式。商业、商业资本的大发展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主要的历史和思想事件包括:美洲金银的发现、殖民制度的建立、民族国家的崛起与重商主义的盛行、商业战争等等。正是它们共同催生了不同于地中海时代远程转运贸易的世界市场、世界贸易,将商品流通领域打造成当时真正的资产阶级的经济领域。马克思说:“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着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②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重商主义的盛行。

重商主义(前身是货币主义)流行于16、17世纪的英国、荷兰、法国,其影响一直延续到18世纪。马克思把货币主义称为“现代世界的最初解释者”③,重商主义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探讨”,④因为它们切中了时代问题的核心———如何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当时新兴的民族国家急需源源不断地得到能够随时调动的财力的支持,以赢得领土与商业争霸战争、维系王权权威。而那些依靠海外冒险已经发家的新兴商人阶层坐拥巨额贵金属,他们希冀来自国家权力的有力保障,为维系自身利益、攫取更多财富保驾护航。彼此所需正是对方所有,于是,双方便结成了命运共同体,重商主义就是它们各自利益交汇的绝佳体现与意识形态表达。作为政策的重商主义主要包括三项内容,即出口垄断、外化管制、贸易差额,其本质是保护财富与强权的联姻,并由此开展更大规模的贸易与掠夺,以实现财富———金银的最大化。⑤上述政策实行的效果是极其明显的,持续不断的殖民扩张与海外贸易不仅促进了西班牙、荷兰、英国的轮番崛起,而且构筑起了以西欧为中心庞大的殖民体系、世界贸易体系。沃勒斯坦之所以把16世纪定位为世界体系(世界经济)形成的时间段,正是基于以上事实。⑥就本文的论题来说,具有进步意义的关键点在于,商业资本通过这个过程真正形成了对生产活动的支配权。从理论上说,商人资本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前提,一是因为由它带来的庞大的货币财产正是后者成长所必须的条件,二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大规模购买和贸易活动,契合从事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要求。但是从现实性看,商人资本的发达并不自动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键在于商业是否触动或改变了生产的性质,使其转向了以赚钱为目的,而不是满足消费需要。马克思说:“只有在商业支配生产本身和商人成为生产者或者生产者成为单纯商人的地方,资本才能产生。……最恰当形式的资本的产生,要以作为商业资本的资本为前提,因而生产的目的已不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大规模的商业,并且这种生产或多或少是以货币为中介。”⑦从历史进程看,聚集在重商主义旗帜下的商业资本成功地使生产目的发生了根本转变,从而打开了财富的真正源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商业资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前提。

除掌握大量的货币资本外,大批可供使用的自由劳动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另一个前提,这两个条件都是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逐步具备的。在这个过程中商业资本的作用无可替代。对此,马克思站在人道立场揭露、谴责了其野蛮、血腥、泯灭人性的一面,指出:“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近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罗马,后来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等那里,情形都是这样。”①同时,又立足历史辩证法,充分肯定了商业、商业资本在瓦解封建生产、催生现代资本生产中的革命性作用。他说:商业资本“在封建生产的最初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②“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倍增,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宝藏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③从世界历史角度看,打破封建的经济结构实质上就是瓦解地域史、终结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同时也是开辟人类的“世界性”发展、书写世界历史生成史的过程。在这方面,商业资本发挥了历史火车头的积极作用。下面分别进行阐述。

二、商业资本在消灭地域性、建立普遍联系方面首当其冲

《共产党宣言》用形象化的语言描述了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革命性作用,说他们出于扩大销路的目的,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其实,准确地说,最早一批如此忙碌的是资产阶级的先驱和前辈———新兴的商人阶层,而后才成为这个阶级的生活常态。因为在重商主义和商人阶层的心目中,金银即货币是唯一的财富。为了获取金银,商人阶层倾力投身海外掠夺、对外贸易,从美洲金银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殖民扩张,到大西洋三角贸易等,处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

近代早期西欧国家那些着名的商业家族、商业民族、商业城市都是借助这种途径发达、繁荣起来的。如果进一步将上述活动置于人类交往史的大尺度考量可以发现,正是那些探险和贸易活动事实上在遥远、陌生的地区和民族之间建立起了贸易(交往)关系,在客观上改写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格局。人类文明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交往形态变迁史。“地方性”(或地域性)发展,是古代社会人类生产和交往活动突出特点,主要表现是生产和交往的范围狭小、地点孤立,分布在不同物理空间的共同体彼此平行地独自演进,缺少相互往来,对于活动范围以外的世界了无所知或知之甚少。这种状况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④古代社会早期自不必言,即使到了“14世纪和15世纪,殖民地尚未出现,对欧洲来说美洲还不存在,同亚洲的交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一个地方,贸易活动以地中海为中心,那时候分工的形式和表现,与17世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在世界各处拥有殖民地时的分工完全不同。”⑤就欧洲来说,交往状况也是如此。“在美洲发现之前,各个国家,甚至是欧洲,彼此还很少来往,整个说来,贸易所占的地位很不显着。只是在找到通往东印度的新航线之后和在美洲开辟了对欧洲商业民族有利的广阔活动场所之后,英国才开始越来越把贸易集中在自己手中,这就使其他欧洲国家不得不日益紧密地靠拢。”⑥“地理大发现”之所以值得大书特书,原因之一是它拉开了人类交往从地方性转向世界性变革的序幕,而商人阶层、商业资本则是整个事件的重要推手,同时也是随后上演的历史话剧的主角。如果说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结束了各大陆之间的彼此分割、互不往来的局面,那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西洋三角贸易、印度洋贸易则形成了最初的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

对此,学术界已有详细阐述,①本文不再赘述。不过,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是,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围绕贵金属展开的。当然,人们可以说,在贵金属充当流通手段的时代,贸易繁荣在客观上自然需要扩大贵金属的供应量。可问题是,早已为

人类认知的贵金属为什么在中世纪末期的欧洲却成了激动人心的所在,成了先后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环绕的轴心?贵金属获得如此这般的重要地位,会具有怎样的世界历史意义?关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从学理上进行了深入剖析。首先,金银即货币成为致富欲望的对象是欧洲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关于当时欧洲对金银的热忱和执着,马克思形容到:“在16、17世纪这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童年时期,一种普遍的求金欲驱使各国人民和王公组织远征重洋的十字军去追求黄金的圣杯。”②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是,欧洲在经历了之前约一个世纪的停滞之后迎来了经济的复兴,贵金属的需求量随之不断增加,但是欧洲金银的存量非常有限,这样,寻找更多的黄金、白银便成为普遍的社会诉求。其深层原因则与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发展的内在逻辑相关,是货币职能发展到第三种职能时的必然结果。 在形式上看,求金欲(致富欲望)与一般所谓的贪欲似乎仅仅表现为对象的不同,前者是一般财富即金银,后者是特殊财富,即特定的使用价值如服装、武器、首饰、女人、美酒等等。但是从本质上讲,它们的出现分属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贪欲的发生与满足在没有货币,即商品流通的较低阶段完全是可能的,因为它总是或多或少指向特定的消费需求。致富欲望“本质上就是万恶的求金欲”,它只有在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也就是说,只有在货币设定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的时候,才可能发生。”③货币的“第三种规定”即贮藏货币,它以前两种规定———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为前提,在职能上又是它们的统一,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充当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不过,贮藏货币不单单表现为手段和尺度,而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本身、人们追逐的对象,因为这种规定上的货币就是“财富的一般形式”、“财富的一般物质代表”。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情形正是如此。商贸活动从黑死病和战乱所致的衰落中缓慢恢复,城市商业趋于活跃,特别是与阿拉伯人香料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这标志着整个欧洲的商品经济进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开始萌芽的新阶段。④于是,货币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贵金属被宣布为唯一的财富。诚然,作为“万物的结晶”,货币在古代便是上层社会崇拜的对象,货币第三种职能的发展也曾经出现在罗马人那里。但是,罗马人的庞大货币来自对外征服,根本不是自身商品流通发展的结果,也不是流通的要素,而仅仅是贵族阶层奢侈、挥霍的对象。货币给罗马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衰落的加速。地理大发现前后的欧洲则不是这样。

一方面,求金欲的出现主要源于大规模贸易活动所需贵金属的短缺,来自大规模海外掠夺和对外贸易的金银不仅化解了短缺问题、促进了贸易发展,而且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货币作为流通的要素发挥积极作用。商贸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货币,“就是把交换价值或抽象财富、而不是把财富的任何物质要素当作决定生产的目标和推动生产的动机。”⑤于是,获得的金银便重新投入到世界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的生产活动,因为在货币主义、重商主义看来,财富或货币的唯一真正源泉是世界贸易以及国民劳动中间同世界贸易直接有关的特殊部门。这样,商品流通领域便率先成为资产阶级的经济领域。其次,金银在开拓世界市场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美洲金银的发现不仅有效缓解了欧洲各国的货币短缺,而且迅速进入世界贸易,对近代早期世界市场的开辟具有首创之功。亚当?斯密对此已经有所分析,按照他的看法,美洲白银的大量出产和流通导致了欧洲市场、东印度市场的扩大、美洲本地新市场的开辟,进而对这些[！]区域的农业、制造业的发展以及贸易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①马克思的观点与斯密相近,在他看来,来自美洲的白银发挥了媒介物的作用,藉此得以建立起美洲、亚洲、欧洲三大洲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他说:“美洲的银作为美洲同欧洲、亚洲发生联系的手段起了重大作用,它作为商品从美洲流往欧洲,然后又作为交换手段从欧洲输往亚洲,特别是印度,并且在那里大部分以贮藏货币的形式沉淀下来。”②在这个过程中,它的角色和作用有所不同:起初作为商品从美洲被贩卖至欧洲,而后欧洲人又将其作为交换手段,购买来自亚洲、特别是印度的商品,包括奢侈品,最后,白银在亚洲则被作为财富贮藏起来。

马克思的分析并没有至于此,他超越斯密之处在于进一步讨论了货币发挥上述历史作用的深层原因。有三点值得关注:(1)货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世界铸币的作用。执行铸币职能的货币通常具有特殊的民族形式,当货币在国家交往中充当的交换手段时,实际上也在执行铸币的职能。此时,金属含量是为其估价的唯一标准,铸币的民族形式如花纹、形状等无足轻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国际交换手段的货币(金银)就是世界铸币、世界货币,它不再是货币的特殊形式,只是货币作为货币的一种应用,所以,它并不像各国的铸币那样进行循环运动,而是作为可以满足致富欲的使用价值,单方面地建立起买者一方与卖者一方之间的联系。“由于这种性质,金银在开辟世界市场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美洲的银从西方流到东方,从近代开始起,一方面美洲和欧洲之间保持金融联系,另一方面美洲和亚洲之间、欧洲和亚洲之间发生金属联系……在这里,形式同货币充当商品,充当在一切地方通行的商品即普通商品的职能直接相重合。”③(2)“货币本身是世界主义的。”这一特性使它可以不分地区、种族、宗教、国家地通行于世界各个角落,直接完成不同共同体或国家之间的社会物质变换。因为,金银是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它不仅代表价值,而且它本身就是价值,是在一切地方都保持财富性质的普遍商品、“抽象的纯社会的使用价值”。

古人对货币世界性特性早有认识,古希腊戏剧家阿泰那奥斯就发出惊叹:“他来自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他是个富翁。”同样地,金银的上述特性引起在16世纪西欧国家和创建中的政治经济学的极大兴趣。货币主义径直把财富等同于金银,重商主义者认为,“金银是各个共同体的权力的尺度。”④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蒙塔纳里称货币“真是一个奇妙的发明”,他说:“各民族之间的联系遍及全球,几乎可以说全世界变成了一座城,其中举行着一切商品的不散的集市,每个人坐在家里就可以用货币取得别处的土地、牲畜和人的勤劳所产生的一切来供享受。”⑤(3)货币促进了商品生产和流通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对出产国来说,金银成为供不应求的商品,使这些区域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交往和生产逐步发展起来,对输入国来说,金银则是促进贸易、生产趋于活跃、繁荣的重要因素。马克思说:“到各地区追逐黄金使一些地区被发现,使新的国家形成;首先使卷入流通的商品的范围扩大,这些商品引起新的需要,把遥远的大陆卷入交换和物质变换的过程。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作为财富一般代表,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货币也是一种双重手段,它使财富扩大到具有普遍性,并把交换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地球;它在物质上和空间上创造了交换价值的真正一般性。”⑥

三、商业资本迈出瓦解共同体的自然性、人的依赖性的第一步

前现代社会“地方性发展”的格局主要源于共同体的自然依赖性、自然规定性,由此形成“对自然的崇拜”,而“对自然的崇拜”反过来又导致古代共同体发展的“地方性”。这是人与自然关系与人与人关系之间的相互制约性在古代社会的具体表现,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共同体的经济活动始终以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到处建立联系的商业资本不仅率先打破了“地方性发展”格局,而且对消除古代社会“对自然的崇拜”、推动建立现代生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马克思说;“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①首先,商人资本的发展动摇了古代共同体自然规定性的根基。就像婴儿无法脱离母亲的怀抱一样,前现代社会与大自然保持着一种脐带般的联系。一方面,劳动者与土地保持着一种天然的统一关系。土地是劳动最主要的客观条件,劳动者则把土地看作“自身的无机存在”。②另一方面,劳动者个人与共同体保持着天然统一的关系,个人离开共同体独立生存就像没有共同生活和彼此交谈而产生语言一

样,是不可思议的。 上述状况表现在经济上,就是土地成为共同体最重要的财产,它与农业一道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手工业只是补充性的生产形式;经济活动的目的均是生产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货币)。当然,劳动者也可能从事剩余劳动,以便为自己换取他人的剩余产品,不过,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获得财富,而是为了维系生产者个人、家庭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手工业、商业较之以往相对活跃,“但在这里生产的直接的主要的目的,是保证手工业者、手工业师傅的生存,因而是使用价值,不是发财致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③使用价值的目的导向巩固了古代共同体的自然性,决定着生产的有限性、封闭性,进而造成生产的地方性。在这种生产下,生产的东西并不多于人的直接的需要,更主要的是,流通对于需要的满足并不是性命攸关、不可或缺的环节,因为产品的生产、需要的满足主要在共同体的范围内进行,通过直接的物-物交换,或者使用价值与活劳动(服务、劳役等)的交换来实现。虽然存在商品交换,但是“交换只涉及剩余生产和剩余产品,决不涉及全部生产和产品”,④交换的目的依然是为了换取使用价值。既然生产并不特别仰仗商品流通、市场交换,自然也就没有扩大流通范围、市场空间的冲动和热情,劳动资料和劳动者便集中于农业、手工业这些可以提供使用价值的领域,无形中对交换、流通形成一种遏制。古代社会摆脱自然依赖性的历史进程由商业资本首先策动,这是由商业资本的性质决定的。不同生产者之间进行交换(W—W或W—G—W)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使用价值,而商业资本的运动G—W—G’以交换价值为中轴,追求的是货币的不断增加。显然,后者与古代生产的性质根本相异,它的发展势必将生产引向另一个方向。

马克思说:“商业对那些互相进行贸易的共同体来说,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反作用;它会使生产越来越从属于交换价值,因为它会使享受和生活日益依赖于出售,而不依赖于产品的直接消费。它由此使旧的关系解体。”⑤大体说来,商业资本发挥反作用的路径主要是:经由商品贸易改变共同体的需求结构、产品性质,进而影响其经济活动的目的,使之从使用价值转向交换价值、越来越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事实上,自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后商人阶层产生以来,商业活动、商人资本的上述作用就始终存在着。职业商人或商业民族如犹太人作为中介人,在不同的生产者、共同体之间从事贸易活动。对于从事生产的民族或共同体来说,这种交换活动是被动的,因为“推动它从事设定交换价值的活动的动力来自外面,不是来自它的生产的内部结构。”⑥即便如此,经常化的贸易往来带来的需求的变化不断地影响或改变着生产本身,使之呈现新的面貌和特点。“最初,对生产的影响较多来自物质方面。需求的范围不断扩大;满足新的需求已成为目的,因而生产就更有规则性并且扩大。本地生产的组织本身已经被流通和交换改变了。”①其次,商业资本的发展瓦解人的依赖关系,代之以商品货币关系。与旧经济关系的解体同步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人的依赖关系的瓦解。

在欧洲中世纪,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是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发生关系,如作为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②人与人之间“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③随着传统生产在商业资本的冲击下愈来愈具有交换价值的性质,人与人关系的本质内涵悄然发生变化。由于生产和消费渐渐纳入了商品、货币关系中,产品不再用于直接消费,而是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农民、农奴从使用价值的生产者变成了交换价值的提供者,地主则成了资本家的前身,忙于把自己的谷物、畜牲等去交换来自他乡的使用价值,而不再像以前那样挥霍掉,“在他心目中,货币财富把他的收入的交换价值的意义提高了。在他的那些已成为半资本家(但仍处在非常隐蔽的形式下)的佃租者那里也存在同样的情况。”④这样,货币便成了地主与农民、封建主和臣仆之间关系的新媒介,人的依赖关系被置换成了商品货币关系。“货币变成他们之间的唯一的物的联系,直截了当的货币本身。同地主相对立的农民,已经不再是提供农产品和农业劳动的农民,而是货币所有者;因为直接的使用价值通过出卖而转让出去,借助于社会过程取得了无差别的形式。而另一方面,地主已经不再把农民当作特殊的生产条件下进行生产的笨拙的个人,而是当作这样的个人,他的产品,独立化的交换价值,一般等价物,货币,同任何其他人的产品没有区别。”⑤瓦解人的依赖关系的另一个推动力量来自封建政权。

如前所述,货币(金银)是近代欧洲社会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在这种背景下,封建君主对财富的理解不再是传统的实物形态的财富,而是锁定为货币形式的财富即“一般财富”。后者的优点是彻底摆脱了实物财富的地方性、自然性,能够在需要的时候“直接转化为任何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⑥所以,对他们来说,货币就是可以随时可供调动和使用的一般权力、巩固和扩大政治权力的强大物质力量。为此,封建君主对外通过支持、参与海外探险和对外贸易获取货币,对内则动用自身权力强制改变税赋形式,将原来的实物租和封建贡赋一律改为货币税。税赋形式的改变表面上增强了君力,但是其结果实质上适得其反。一方面,用货币贡赋取代封建贡赋,等于用官方的形式宣布地主与农民之间人身依附关系的解体,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另一方面,货币欲的不断膨胀进一步使得社会关系从原来富有人彩的多样化的社会结合转向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加速了人身依附和古代共同体的瓦解。马克思说:“货币欲或致富欲望必然导致古代共同体的没落。”⑦如前所述,货币成为致富欲望的对象是其第三种职能得到发展之后的事情,而第三种职能的前提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的发展。不难发现,这里蕴含着商品经济演变的一种内在逻辑。大体来说,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作为货币的基本职能表征着商品经济的初始发展,第三种职能则意味着商业和商品经济的较高发展阶段,自然,此时的商品货币关系也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准。马克思之所以说货币是一个“现实的共同体”,一方面因为它取代了土地、血缘、臣属关系等这些古代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和依靠,成为“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另一方面因为货币不是自然发生的,也不是个人孤立行为所致,它“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为前提,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①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其中不仅包括直接参与商业活动的无数买家、卖家,以及众多的生产者、转运者、高利贷商人,而且包括这些活动所需的社会组织、制度规范。如果说前一方面从根本上改变了构成社会的基础,那么后一方面则是交往方式和交往原则的巨大变革。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凡是在货币本身不是共同体的地方,货币必然使共同体瓦解。”②

四、商业资本的历史限度与产业资本的最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