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第1篇

旅游资源评价主要是指学者关于高句丽遗产的旅游资源特征分析、旅游资源价值的定性和定量研究、遗产作为区域旅游的资源优势等方面的研究。早在1988年东北师范大学韩杰在分析“通化—集安旅游区”旅游资源特征时，专门论述了该旅游区的人文资源的高句丽特色［1］。韩杰是较早对高句丽遗产进行旅游方面研究的学者，但其研究并非专门研究，只是把高句丽遗产作为区域旅游研究的一部分，分析不够深入。同样，1997年李秀霞在其研究中论述集安市旅游资源特征时，第一点就特别指出高句丽文物古迹驰名中外［2］。2004年，高句丽历史遗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后，其品牌价值意义凸显，学者对其的评价也有所不同，多数是以世界遗产的角度进行的。刘贵富指出，高句丽文化遗产为集安市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源，作为具有广域旅游市场的国际级旅游地，对游客产生的吸引力是其他旅游资源无法比拟的［3］。李亚丽、李悦峥在分析集安旅游资源特色中强调的前四点，全部是高句丽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4］。胡黎霞认为，集安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旅游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丰富的古迹遗存、独具特色的王城建筑和璀璨的高句丽王室贵族壁画墓几个方面［5］。艾嘉西指出，高句丽文化遗产具有艺术欣赏价值、美学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6］。王晓南认为，高句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旅游经济价值，高句丽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原生态的文化特征［7］。陈玲玲、孙克勤指出，集安旅游资源从数量、类别和质量上都具有极佳的资源本底优势，其中文化遗产资源具有垄断性优势，申遗成功后又具备了极强的品牌优势［8］。朱尖等在对集安市旅游资源整体布局、功能分区研究中对高句丽世界遗产资源进行了专门分析［9，10］。此外，一些研究运用定量分析法对高句丽遗产资源进行了评价;齐兰兰在其硕士论文中运用层析分析法对集安市旅游资源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洞沟古墓群旅游资源价值高、开发潜力大。丸都山城文物价值较高但基础差，开发潜力不佳［11］。朱尖同样运用层次分析法评价了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12］。从众学者的研究可得出结论:高句丽遗产作为旅游资源(尤其成为世界遗产以后)有着极强的优势，不管是资源本身的价值，还是申遗之后的品牌价值，都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2旅游开发利用研究

关于高句丽世界遗产的开发利用，是学者们较早开始研究的领域。笔者在文献整理时发现，早期的论文基本都是以开发作为专题研究的，虽不是专门针对高句丽遗产，但文章内容的大部分都涉及到了遗产的开发问题。韩杰在对“通化—集安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时，景区划分了集安副区，罗列了副区内的主要景点，设计了高句丽文物古迹游览线，并对旅游区开发程序及旅游区建设进行了研究［1］。李秀霞对集安旅游资源开发划分了洞沟高句丽古文化、朝鲜族风情游览区，并且强调开发应当突出高句丽历史文化古迹的特色，还要广泛的宣传，提高其知名度［2］。王丽丽、崔庠提出高句丽文化遗存的科普旅游开发，指出古高句丽国文化遗存类科普旅游具有垄断性，应作为科普旅游开发的重点，指出应深入挖掘历史遗迹的文化内涵，要加大宣传促销力度;加强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等方面的建设;关注旅游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建立规范的解说系统;适当增强游客的参与性、娱乐性旅游项目，再现古高句丽族人的生活、生产场景，深化游客对高句丽文化的理解［13］。王丽丽、崔庠较全面系统地规划了高句丽科普旅游发展的实现路径，很多措施和方法很科学，具有前瞻性。李亚丽、李悦峥研究强调发展集安旅游业要充分利用高句丽这一独特资源，开发具有高句丽民族风情的歌舞表演，重现高句丽祭祀、出巡、狩猎、婚礼场面［4］。针对世界遗产的进一步发展问题，陈绍辉、陈楠分析了集安旅游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指出旅游业发展要进行体制改革，积极引进资金和人才，加大宣传力度，同时为解决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若干策略［14］。艾嘉西指出，集安旅游开发要广泛宣传、提高知名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接待能力，突出地方特色、构建合理旅游网络，精心设计旅游线路并保护旅游资源［15］。王春艳研究了高句丽文化遗产区域旅游开发的省际合作问题，指出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所在地地跨吉林与辽宁两省，两省旅游地地域相邻、交通便利、自然条件相似，旅游资源存在明显的互补性，构成了高句丽文化发展的完整画卷，在旅游资源开发和市场营销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此外，区域内人民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也有共同的合作愿望，省际合作潜力巨大［16］。陈玲玲等运用SWOT方法分析了集安市遗产旅游发展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提出了集安市遗产旅游的发展策略:确立旅游发展定位，加强城市品牌营销;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交通网络通达性;拓宽投融资渠道，扶植旅游企业;以及加强区域合作，协同发展［17］。朱尖提出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发展修学旅游的想法，并从理论和实证上进行了研究［18］，又对集安市旅游资源深度开发提出了建议［10］。

3遗产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保护是遗产能够存在的前提，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基于遗产旅游业发展到今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关遗产旅游的异化问题，常常会出现在报纸和学术期刊上。如对遗产资源认识不清，遗产旅游的严重趋利化，盲目开发、错位开发，遗产旅游的功利主义盛行，遗产原真性的丧失与变异等。如何能够更好地发展遗产地的旅游业，弘扬和传承遗产资源，同时又能对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这是目前业界极为关注的问题。2004年就在高句丽历史遗迹申遗成功之时，就有学者告诫:高句丽不容在开发中破坏。申遗说到底是为了使这一人类的共同财富获得更大范围、更高规格的重视和保护［19］。刘贵富强调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存在游客剧增、承载力不足，文化品位不高，旅游科技水平低、发展滞后、旅游经济增长与粗放经营并存的问题和矛盾，指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是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生态旅游的必然选择［3］。田大方等探讨了高句丽王城的保护策略，文章指出高句丽王城空间格局，城防体系等城市设施保存较好，因此高句丽王城遗产保护应遵循整体性保护的原则;同时，由于王城内历史遗存类别较多，且遗存完好程度不一，因此对待个体遗存应采用多元化保护模式［20］。张金胜认为，面对集安这样一个已登录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而论，历史保护是其城市总体规划的灵魂所在，是总体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从健全古城保护管理机构、更新基础设施与宜人尺度、旅游开发与居民生活协调方面对高句丽古遗址的历史保护提出具体建议［21］。耿铁华指出，高句丽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和实际操作都存在很多问题，就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而言，其保护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文物遗迹本身的保护，二是文物遗迹周围环境的保护［22］。张岩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详细探讨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路径［23］。艾嘉西认为，保护高句丽遗产资源要完善政策，让遗产保护有具体可实施的法律政策依据;加强政府在保护上的投入力度，鼓励普通民众参与到遗产保护的工作中来［15］。周博根据申遗成功后集安遗产旅游与遗产保护所表现出来的互利关系，证实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即从系统全面的角度出发，在政府宏观控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专家学者的智力支持对文化遗产旅游景点进行深度开发;发挥社区居民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社区参与遗产旅游开发;将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与自然旅游资源组合，实现自然与人文的协调发展，既保护自然环境又保护文化遗产［24］。于富业专门探讨了五女山城遗产的保护问题，提出了构建危机管理保障体系、建造高句丽历史文化珍藏馆、践行五女山山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三个方面的保护对策［25］。李亚丽在其硕士论文中对集安市旅游进行了总体规划，在文章的第六部分对高句丽资源和环境保护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26］。陈玲玲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综合评价模型，并以集安市世界文化遗产为例，对集安高句丽历史遗迹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集安高句丽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还处于过渡阶段，并针对现状提出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27］。此外，董峰［28］和韩福今［29］对高句丽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做了研究;陈同滨［30］、李宏松［31］等提出了高句丽遗产规划的原则和保护的理念。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个永恒的话题，也是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高句丽遗产旅游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在总文献中所占比例最高，除了专题研究之外，基本所有文献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保护问题。

4其他方面的研究

其他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文献量较少，不能单独分类其研究成果。耿铁华探讨了高句丽文化研究与长白山区旅游资源开发的关系，指出长白山区的旅游资源丰富、类型齐备、内涵深远、特色独具，特别是高句丽文物遗迹资源已成为我国东北地区文化历史与旅游的一大特色，对高句丽文物遗迹的保护研究、开发利用，能促进长白山区旅游事业的发展［32］。吕琳璐以集安市世界遗产旅游社区为个案探讨了世界遗产旅游与社区参与的关系，指出集安市遗产旅游社区参与的主要困境表现在:居民参与的人数少、居民参与的范围窄、居民对旅游业的了解程度底、居民处于被动参与状态，作者从社区发展的激励机制、责任机制和制度建设提出了具体构想［33］。刘佳研究了集安市旅游形象传播问题，运用传播学、广告学、旅游地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剖析了目前集安在旅游形象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症结，并通过借鉴成功旅游城市案例，从政府、公众、媒体三个角度切入，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有效提升集安旅游形象的传播策略［34］。许伟民在其硕士论文中对集安市旅游市场发展战略进行了专门探讨，指出集安作为新兴的旅游城市，尤其高句丽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之后，应加大宣传集安的旅游资源，极力吸引国内外游客，具体应在政策、组织、体制创新、媒体宣传等方面给与保障，极力拓展旅游市场［35］。

5总结与展望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第2篇

巴音布鲁克风景区位于天山山脉中部的山间盆地中，四周为雪山环抱，是新疆最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之一。水源补给以冰雪溶水和降雨混合为主，部分地区有地下水补给，形成了大量的沼泽草地和湖泊。巴音布鲁克蒙古语意为“富饶的泉水”。远在2600年前，这里即有姑师人活动。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和硕特等蒙古部，在渥巴锡的率领下，从俄国伏尔加河流域举义东归，清政府特赐水草肥美之地给他们，将他们安置在巴音布鲁克草原和开都河流域定居。

巴音布鲁克草原，距库尔勒市636公里，位于和静县西北，伊犁谷底东南，中部天山南麓，海拔约2500米，面积约2.3万平方公里，是典型的禾草草甸草原，也是天山南麓最肥美的夏牧场。巴音布鲁克草原居住着蒙、汉、藏、哈等9个民族，民族风情灿烂多彩，一年一度的草原那达慕盛会，赛马、射箭等比赛活动更让游人流连忘返。

著名的天鹅湖就坐落在草原上，在和静县巴音布鲁克区政府约60公里的巴音乡西南部。天鹅湖实际上是由众多相互串联的小湖组成的大面积沼泽地，这是全国第一个天鹅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水草丰茂,气候湿爽，风光旖旎。鸟类有128种,隶属14目30科80余属，其中雀形目53种，非雀形目75种；繁殖鸟95种，占74%.其中留鸟34种，栖息着中国最大的野生天鹅种群，是鸟类繁殖和度夏的栖息地。兽类有20余种，其中，两栖类2种，鱼类5种。其中属国家Ⅰ类保护的有8种，如雪豹、黑鹳、金雕、白肩雕等，Ⅱ级保护的有25种，如天鹅、盘羊、雪鸡等。

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内有旅游避暑胜地巩乃斯林区，区内林木葱郁，繁花似景，溪流潺潺，怪石青苔遍布，景色极为优美。班禅沟，原名叫茶汗乌苏郭勒,意为白水沟，山清水秀，牧草如茵，是和静县巩乃斯乡最美丽的一块夏牧场。巩乃斯草原地势起伏较大，山地草原与河谷草原并存，春、夏、秋、冬四季牧场齐备，其间河湖泉涧、野果山花、珍禽异兽不胜其数。

二、分析方法

SWOT分析法，即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遇（Opportunities）、挑战（Threats）从整体上看，SWOT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SW主要用来分析内部条件；第二部分为OT，主要用来分析外部条件/利用这种方法可以从中找出对自己有利的因素，以及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发现存在的问题，找出解决办法，并明确以后的发展方向/运用SWOT法系统分析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申遗，找出其优、劣势,发现其外部机遇和挑战，以有助于确定在申遗过程中如何发挥优势，转化劣势，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提高申遗的成功率。

三、结果

1.优势。独特的历史文化：巴音布鲁克风景区拥有清朝乾隆时期蒙古族土尔扈特、和硕特等部落万里迢迢东归祖国的所带来的独特的历史文化，以及他们本身所一直信仰的宗教——喇嘛教。每年七月举行的东归那达慕艺术节更是巴音布鲁克草原的一大盛事，这一节日源自于土尔扈特人的传统节日塔格楞节。这一点是符合世界文化景观遗产中的“明确划定的地理——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及其体现此类区域的基本而具有独特文化因素”的条件的。

有机进化的景观：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内有旅游避暑胜地巩乃斯林区，林木葱郁，繁花似景，溪流潺潺，怪石青苔遍布，景色极为优美；坐落于草原上的著名的天鹅湖保护区是新疆三大部级自然保护区之一，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大天鹅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拥有鸟类数百种，国家Ⅰ级、Ⅱ级保护动物33种。巴音布鲁克草原还是新疆最大的畜牧业基地之一。

2.劣势。生态环境的恶化：巴音布鲁克草原是新疆最大的畜牧业基地之一，每年牛羊马等动物的粪便和草原上居民的过度放牧都严重破坏了草原的自然生态环境。近些年来，疆内外诸多专家都针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许多研究并产生了一些成果，但是由于草原居民大部分居民的家庭收入和生活来源都是源自于畜牧业，而且他们早已习惯于这种生活方式，因此诸多研究成果的实际实施效果是不尽人意的。

3.机遇。遗产旅游的兴起：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近年来旅游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生态旅游、文化旅游、休闲旅游、度假旅游等旅游形式受到公众的普遍欢迎；文化景观遗产地除了以其丰富多样的文化展示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外，而且还以其优美的自然风光令游人流连忘返。

政府重视程度的加强：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人们对于深厚隽永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普遍追求导致世界遗产旅游日益升温。世界遗产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促进作用日益显现,特别是当遗产价值被充分认识、知名度被提高后，可有效地促进旅游业和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巴音布鲁克大天鹅自然保护区，自1983年被确认为部级自然保护区后，国家和地方政府一直以来都很关心整个巴音布鲁克区的发展，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

4.威胁。资金投入的保障要求低：遗产地的保护和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新疆自治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的下等，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在整个新疆处于中上等，但由于整体发展的不平衡，而且城市建设的各方面都需要经济投入，因此用于开发遗产的经费十分有限。除了风景区本身的保护外，生态环境的改善、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也十分巨大。在缺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需要发展旅游经济作为保护资金的补充，受经济利益的驱使，难免出现开发性破坏。

旅游基础设施的缺少及可进入性差：世界遗产地的申报对景区内的基础设施有一定的要求。新疆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许多旅游景区或景点的旅游基础设施普遍不够完备，旅游交通路线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整个新疆占地面积大，地域广阔，旅游景点分布较散，单个旅游景点之间距离太远，外加旅游交通的不便利。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新疆旅游景区的申遗的道路。

保持原始风景的要求的工作不够：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在景观上应遵循保持原貌的原则。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现有的旅游接待设施十分陈旧，接待能力也十分有限。草原及周边上的居民为了致富自行修建了一些接待的宾馆和餐饮,其选址、建筑的风格、造型、色彩等均与风景区极不协调。由于兴建的盲目性导致风景区内景观混乱，严重影响了申遗道路的发展。

四、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申遗保护与开发建议

1.在范围上划定保护区域

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包括巴音布鲁克草原以及其中的天鹅湖自然保护区、旅游避暑胜地巩乃斯林区，整个景区的保护应该划分为这三个独立景区的保护。对于每一个独立景区，应该按其功能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开发区。在核心区内严禁建设一切与保护无关的建筑、设施等,车辆严禁进入;缓冲区内主要用于改善景观面貌，同样严禁建设接待型建筑;开发区应在政府的统一规划布局下，有步骤、有秩序地建设接待建筑以满足公众对旅游“吃、住、购”的需求，但是建筑的风格、造型、体量、色彩、功能等应严格限制。

2.在环境上注重生态恢复和设施建设

在环境上亟待解决的就是生态问题，整个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内需要解决的生态环境污染主要来源于畜牧区牛羊马的过度放牧导致的自然生态系统无法自我调节的粪便等的污染物以及巩乃斯林区旅游旺季可能出现的接待游客过多导致的生活垃圾污染物。因此，要做好生态恢复，就必须要有合理的规划与当地居民的保护自我生态环境的意识相结合。

3.在景观上遵循保持原貌的原则

在景观建设上应分别采取保存和控制等保护整治措施。保存即保持原貌，对待核心景区应绝对保护，如实反映真实的历史遗存及自然风光；设置建设控制区、环境协调区，对区内的新建建筑应进行风貌控制，使其在体量、形式、色彩等方面与核心保护区的传统建筑及自然风光相协调。

4.在管理上高效一致

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确保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要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不能以牺牲和破坏文化景观为代价无限度地开发利用，换取一时的经济利益。

结语

巴音布鲁克风景区申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道路任重而道远，需要这一代甚至是下一代新疆人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信念，希望能够按照申遗的条件通过对巴音布鲁克风景区更加全面深入的分析，早日达到成功申遗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刘佩芝.论三清山申报世界遗产的优势[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7，（5）.

[2]乔丽芳，张文杰，张毅川.潞王陵世界文化遗产申报SWOT分析[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8.

[3]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音布鲁克风景区概况[EB/OL]./travel_guide/076/009862100.html,2005-10-30.

[4]丁志敏，王中锋.基于世界遗产的两个原则思考庐山规划管理问题[J].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

[5]张波，景然.东归英雄的绿梦天堂[J].传承，2008，（4）.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第3篇

关键词 世界文化遗产 商标权 避暑山庄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保护与开发并重模式下物质文化遗产的商标权保护研究》，项目编号SQ137007。

作者简介：刘佩，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法政系，讲师。

一、商标权保护模式的优势

一般而言，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防御性保护，二是积极保护。防御性保护的立法模式主要目的是防止第三人通过申请专利、商标或再创作等方式将文化遗产据为己有；积极保护的立法模式是指不限制他人对文化遗产的使用但是要在使用后支付报酬。防御性保护模式的关注点是文化遗产所有人独有占有权；积极保护模式更具有开放性，其关注点是文化遗产的财产效应。在防御性保护模式下，第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侵犯文化遗产的所有权人；而在积极保护的立法模式下，所有权人不禁止第三人使用，该使用也未必必须事先得到所有权人的同意，只要使用人支付报酬即可。根据我国商标法的规定，商标权的权利内容包含使用权和禁止权。所谓使用权，是指商标权人对其所持商标具有充分的支配权和完全的使用权；所谓禁止权是排他性权利，该权利具体表现为禁止他人非法使用商标及其他侵犯商标权行为。商标权的权利内容侧重于防御保护内容，但并不排斥积极保护内容。以商标权保护文化遗产的方式是将文化遗产作为商品或服务通过注册商标保护的方式。此种保护模式的关键点是以文化换效益、合理开发利用文化遗产。商标权保护模式开发与保护并重，能够有效解决世界文化遗产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一条值得推广的保护模式。与其他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相比较，其优势如下：

第一，有利于实现文化遗产内在的经济效益。市场经济下，理性人是市场经济的主体，经济利益是理性人行为的重要驱动力。以注册商标的方式保护文化遗产不仅可以传承和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文化特质， 而且可以促进世界文化遗产内在的经济利益的实现。商标权保护模式不改变古迹、建筑群、文物等文化遗产的原始样貌，而将静态的古迹、建筑群、文物等文化遗产形式转化为可以流通的商标形式，从而达到开发与保护相结合的最佳方式。

第二，有利于保持文化遗产的特性。正如上文所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订立《保护世界文化和遗产公约》的一方面原因是：联合国注意到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破坏的威胁，一方面因年久腐变所致，同时变化中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使情况恶化，造成更加难以对付的损害或破坏现象。所谓“变化中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应当包括经济利益的冲击。商标权保护模式通过注册商标的方式使文化遗产的经济效益得以发挥，同时，此种开发方式并不改变文化遗产本身的样态。所以，商标权保护模式有利于保持文化遗产的特性。

第三，有利于世界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之间的良性循环。世界文化遗产的损害对世界文化而言是一种重大损失，国家对世界文化的保护工作并不是很完善，因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需要大量的投入，包括经济、科学和技术力量。注册商标权能够使世界文化遗产在不改变样态的前提下开发出经济效益，其产出的经济效益可以用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而形成开发与保护之间良性循环。

二、商标权保护存在的问题：以避暑山庄为例

以避暑山庄为例，避暑山庄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五A级景区，每年接待大量的国内外游客。 目前，旅游商品的销售成为旅游行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世界文化遗产转化为经济效益的有效形式。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的旅游商品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商标权的保护和品牌战略。以避暑山庄为例，其在旅游商品开发和品牌塑造上存在的问题如下：

第一，注册商标的品牌意识不足。避暑山庄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驰名中外。就其相关的注册商标而言，据笔者搜集的资料，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庄实业集团就白酒类注册了“山庄”商标，该集团生产的山庄老酒获得 “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称号。 除此之外，笔者没有发现与避暑山庄相关的其他商标。就避暑山庄实业集团注册山庄商标而言，其是企业自身行为，与避暑山庄管理部门无实际联系。避暑山庄作为驰名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其可开发的商品肯定不仅仅是白酒品类。同时，大量的商品取材于避暑山庄却没有注册相关的商标，商标权保护意识不足。

第二，与避暑山庄相关的旅游品牌商标的关注不够。上文指出避暑山庄成为国家5A级风景区，其吸引大量的游客来承德。但是，笔者发现在承德售卖的旅游商品并没有体现出避暑山庄的特色。一言概之，旅游商品的开发并没有有效利用避暑山庄的品牌效应，即避暑山庄的品牌效应扩展不够充分。若将避暑山庄的品牌效应扩展到旅游商品，其必将带动旅游商品的销售，创造新的经济效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和著名风景区的避暑山庄的品牌价值远未发挥出来。

三、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商品商标保护的建议

首先，要强化商标的注册申请。各国法律都要求注册商标申请人须具备一定的资格。在我国，申请商标注册的主体限定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世界文化遗产虽然是属于世界遗产的一部分，但是《公约》亦提出应当充分尊重文化遗产所在国的主权并且不能使国家的财产权受到损害。同理，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属于国家，亦属于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其主体不仅仅包含当地的政府，亦应包括当地的民众。那么商标申请人应当是谁？根据公约的规定，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的国家应设立专门的结构进行管理。笔者认为，该机构可以作为商标注册申请人。以避暑山庄为例，避暑山庄管理委员会可以作为“避暑山庄”等相关商标的申请人，但应当注意的是申请人并不意味者其是注册商标的所有人。 其次，笔者认为，我们解决文化遗产注册商标存在的问题时，可以借鉴我国商标法关于地理标志的规定。根据我国《商标法》和《商标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申请人可就地理标志申请注册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某地区的自然因素、人文因素等一系列条件早就与该地区紧密相连的产品，地理标志商标即标示商品来源地区。为保护特色产品，目前国际通行做法即是申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申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可以合理、充分地利用与保存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地理遗产，可以有效地保护优质特色产品，促进特色行业的发展。就注册商标而言，世界文化遗产和地理标志存在两个主要相似的特征：

第一， 地域性。正如上文所述，世界文化遗产属于世界的，更是地方的。文化遗产代表着文化遗产所在地的文化资源，世界文化遗产与其所在地不能相分离。河北省承德市与避暑山庄紧密相连，在民众的意识中承德和避暑山庄之间几乎可以划等号，所以，通过申请“承德避暑山庄”等一系列地理标志商标，既可以合理、充分利用文化资源，又可以有效地保护承德相关的优质产品，促进相关特色产业的发展。

第二，主体不特定。正如上文所述，世界文化遗产传承一个地区的文化，其既属于世界，又属于国家，更属于地区民众。该特点决定了其所有权主体的不特定性，其与地理标志商标特点相似。因为特征的相似性，笔者认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商标申请可以借鉴地理标志的申请制度，申请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 证明商标注册人负有管理责任，管理责任包括检测、评定、监督等责任。

集体商标的封闭性决定了其只能被用于加入集体的成员。集体商标亦具有一定的品质证明功能。对文化遗产申请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有利于形成保护与开发文化遗产的良性循环。一方面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由专门的结构管理、监督，在向公众证明文化遗产来源及特定品质的同时，有效地防止某些因素对该文化遗产的侵害， 保护文化遗产地民众独占性的经济权利；另一方面，利益的获取可以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更好的协调文化遗产地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

商标保护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其挖掘文化遗产内在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不破坏文化遗产，从而形成开发与保护文化遗产的良性循环。若将文化遗产注册为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注册人应该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管理机构，该机构对商标负有管理职责，不得将商标用于自己提供商品。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的使用人应为符合使用该地理标志条件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许可人应当监督被许可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 被许可人也应当保证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质量。因世界文化遗产商标注册而获得的利益应当专款专用，可以以设立基金的形式用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比如相关的科学研究等等。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第4篇

“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和“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内涵和外延不同的两个专有名词和各有评价标准的两种遗产类型,共同点只在于,它们是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宣布、在国际层面上加以保护的文化或自然遗产。作为热门词汇,比较容易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是一种统一的世界级的遗产;所以在讨论学术问题时,宜谨慎使用“世界遗产”汉译词通称World Heritage和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两种遗产类型。

关键词：

世界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遗产保护与利用

收稿日期： 2010-11-09; 修订日期： 2010-12-28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旅游产品研究》(CW0917);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旅游资源与文化发展创新基地》(CLA601)资助。

作者简介：

梁保尔(1953-),男,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遗产旅游、旅游文化。张朝枝(1973-),男,博士,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与遗产保护、旅游规划与管理。

1 问题的提出

我国自1987年、2001年起分别有文化遗产项目入选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公布的《世界遗产目录》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来,“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社会普遍关注的热门词汇。本文2010年底用“谷歌”搜索引擎①,以“世界遗产”为主题词搜索到112万条记录,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词搜索到119万条记录;在“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作检索②,以“世界遗产”为题名的有1703条记录,为主题词的有4537条记录;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题名的有6304条记录,为主题词的有26391条记录③。与此同时,以英文法文两种文字围合的“世界遗产”徽

记也无可争议地成为优质旅游资源的身份标识(见图1)。

“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和“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世界遗产目录》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时使用的一种专有名词,有特定的涵意。然而我们发现,学术界在一些场合使用时,往往以“世界遗产”通称两种类型的遗产,如罗哲文《世界遗产大观》

罗哲文.世界遗产大观［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8:69.

列有“中国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章节,刘红婴《世界遗产概论》

刘红婴.世界遗产概论［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12.

列有“世界遗产类别五: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章节,且此类现象亦非个案

如孙克勤《世界遗产学》(旅游教育出版社,2008:26209.)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世界遗产”章节并列,彭顺生《世界遗产旅游概论》(中国旅游出版社,2008:25.)将这两种遗产并称为“中国的世界遗产类别”等。

。这样一来未免令人感到有些困惑:“世界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种遗产类型究竟是同属一个范畴还是分属于两个独立的体系？倘若是分属两套独立体系的话,那么这两种遗产类型的主要区别何在？本文试就这两个问题作一些梳理工作。

2 两种遗产归属两种不同的体系

“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都属于UNESCO宣布的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第1条。

的遗产保护项目,然而研究发现,这两种遗产,其内涵和外延并不属于一个统一的范畴。

2.1 有两份独立的公约文本

UNESCO第17届会议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规定,由“政府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委员会”制定、更新和出版《世界遗产目录》。这份《公约》将“世界遗产”定义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个大类,1987年起增列“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1992年又增列“景观遗产”,总计为四个类型。因此,严格意义上的“世界遗产”应指入选《世界遗产目录》的遗产保护项目,除了“自然遗产”之外,“文化遗产”还应涵盖“文化景观”以及“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的文化遗产部分《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第45-4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第41号《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2006)第2条。

。

UNESCO第32届会议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规定,由“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编辑、更新和公布《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份《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五个类别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第2条。

。但UNESCO 2001年起在宣布入选项目时,又划分出一个“文化空间”的类型(参见表5),曾一度引起了学术界很大的争议(参见本文3.3叙述)。入选这份《名录》

的遗产保护项目通常就被称作“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径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强调是一种所谓“国际”级别的遗产类型。

由此可见,“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泾渭分明,是由两个不同的遗产委员会独立宣布的两种类型的遗产保护项目体系,UNESCO因此为两个相对独立行使权力的“本公约的最高权力机关”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第4条第1款。

制定了两个独立的标识(见图2)。

2.2 有两套不同的遗产目录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了两个相应的目录,一个是《世界遗产目录》,另一个是《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UNESCO最新统计显示

UNESCO官方网站http:∥。

,2010年第3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结束时,《世界遗产目录》收录项目总数达911项,包括:文化遗产(含文化景观)704项、自然遗产180项、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27项;2010年在册的濒危遗产项目总数为34项。自1987年至2010年,《世界遗产目录》先后收录中国项目达40项

限于篇幅不再一一罗列,可参见“维基百科”相关条目。

,包括:文化遗产26项、自然遗产8项、自然和文化混合遗产4项、文化景观2项。中国的“世界遗产”2010年总量位居世界第三(意大利44项、西班牙41项)。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也建立了两个相应的目录。一个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另一个是《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UNESCO最新统计显示

UNESCO官方网站http:∥。

,2010年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结束时,《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收录项目总数213项,2010年在册的急需保护项目总数达16项。自2003年至2010年,这两个目录分别收录中国项目28项和6项,中国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总量达34项

UNESCO官方网站http:∥。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年总量位居世界第一。

即以《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两种目录而论,其性质亦大相径庭。《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列入《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的项目均须已载于《世界遗产目录》中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第10条。

。如1995-2003年被列入《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的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是1978年第一批《世界遗产目录》收录项目;1992-2004年被列入《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的柬埔寨“吴哥窟”是于1992年被《世界遗产目录》收录的项目(便于“吴哥窟”及时接受国际援助)

Google 译自UNSCO官方网站的2010年《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在册的35个项目名单以及经整改已陆续解除濒危的25个项目名单。

。而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则未必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已列入项目,如中国2009-2010年被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6个项目,皆为UNESCO当年的新增项目

《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主要区别在于,列入前一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尽管在社区或群体的努力保护下其存续状况仍然受到威胁的文化遗产,申报国需要承诺制订专门的保护计划。

。

3 两种遗产执行不同的标准

3.1 遴选标准不同

UNESCO《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以“突出的普遍价值”为准绳拟定了10条遴选标准

《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第77条对世界遗产的遴选做了规定:()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体现了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重要的价值观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是一种建筑、建筑群、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发展阶段;()是传统人类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者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由于不可扭转的变化的影响而脆弱易损;()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文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委员会认为本标准最好与其他标准一起使用);()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区;()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载和地貌演变中的地质发展过程或显著的地质或地貌特征;()突出代表了陆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演变、发展的生态和生理过程;()是生物多样性原地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或保护角度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文化遗产”、“文化景观”、“自然遗产”只须符合其中的一条或多条相应的单一标准就会被认定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而入选《世界遗产目录》,如“奥斯维辛集中营”、“九寨沟国家风景名胜区”是符合一条文化标准或者自然标准,“莫高窟”、“三江并流”是符合全部文化或者自然标准而入选(见表1)。“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则必须同时满足双重标准才具备入选《世界遗产目录》的资格,如“武夷山”、“泰山”同时满足了文化标准与自然标准,特别是泰山同时以7条标准入选,在《世界遗产目录》中十分罕见(见表1)。“文化景观”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在于文化,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遗产,这也可以从“庐山国家风景名胜区”入选标准上予以识别(见表1)。

UNESCO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设立具体的遴选标准,只是表述了一些基本特征或要素,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做了若干限定,如“各国人民集体记忆的保管者”、“能够确保文化特性永存”

《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89)第1条。、

“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和了解的要素”、“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等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引言。

。各缔约国在此基础上都建立了庞大的名录体系。以中国为例,截至2010年,进入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7万项之多

据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司副司长屈盛瑞在2010年11月23日召开的新闻会上所的通报,7万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中,有1028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10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8186项“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3776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见中国民俗学网http:∥)。

,国务院并为之制定了6条遴选标准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第6条:1具有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杰出价值;2扎根于相关社区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3具有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4出色地运用传统工艺和技能,体现出高超的水平;5具有见证中华民族活的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6对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主要涉及候选项目的杰出创造力、世代相传、文化认同、高超技艺、见证传统、濒临危险等“突出的普遍价值”。这些遴选标准对各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3.2 类型标准不同

本文将已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各种类型的遗产项目尝试着排列了一份比较直观的通表(见表2):

本表综合了两个板块。第一板块,参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首先区别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个大类;参照《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再分列出“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和“文化景观”两大类;参照《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办法》(2006)第2条:“本办法所称世界文化遗产,是指列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文化遗产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中的文化遗产部分”的口径,继而将“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拆分为“(文化部分)”“(自然部分)”两部分列入相应类别。第二板块,参照《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

作”条例》(1998)二分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五分法和《部级非

4.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第31条：“应把在本公约生效前宣布为‘人类口述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遗产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01/2003)(第一批《人类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1/《公约》2003)

1.民间和传统表现形式(注)

《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89）第1条：“宣布的目的在于奖励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优秀代表作品，这一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文化场所或民间和传统表现形式)将被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条例》1998)

(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

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

2.表演艺术

3.社会风俗(民俗活动)、礼仪、节庆

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

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第3条。

(《公约》2003/《暂行办法》2005)28+6项

2.文化场所

《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89）第1条。

(《条例》1998)6.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第3条。

(《暂行办法》2005)(如妈祖信俗、端午节、麦西热甫等)

2.自然遗げ(《公ぴ肌1972)

.文化与自然混ず弦挪(自然部し)(1987增列)

1.自然面貌

2.动植物生境区

3.天然名胜

4项

(总计8项)

资料来源:据《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1972)、《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98)、《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办法》(2006)等并参考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第293页图表归纳整理。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5)六分法拟定。通过一种通融办法,把UNESCO宣布的两种体系的遗产类型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显示其相互关系,这样似乎比通称为“世界遗产”更妥帖、更容易理解。

相比较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况要比“世界遗产”复杂。

第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规定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第12条。

:“为了使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确认以便加以保护,各缔约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拟定一份或数份关于这类遗产的清单,并应定期加以更新。”因此《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这种特殊的“清单”性质,旨在为中国项目前赴后继地跻身《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或《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热身”。很显然,部级项目和世界级中国项目之间有稳定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部级项目处于一种预备状态,随时可向UNESCO申报“国际一级”的项目。限于篇幅,兹选取两批被收录的中国项目列表,以便说明世界层面与国家层面两个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对应关系(见表3):

第二,除了UNESCO的分类之外,还有一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应用性分类,即《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

(2006-2008)的十分法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Z］.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1316.

(2007)的十六分法,这两种分类也有一个明显的对应关系(见┍4):

从表上可以发现两个问题:一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医药”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中并没有建立对应的类别,而只是在“民间知识”下设一小类;二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类)分类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6类)、《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6类)的分类不能完全对应。

3.3 类型分歧不同

在“世界遗产”分类中的“文化景观”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似乎难以截然区分。对于这个问题不妨这样理解:其一从遗产性质而言,它是人类学的一个概念,代表的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文化遗产/遗址”所表述的“自然与人类联合工程”

韩锋在《世界遗产文化景观》一文中认为,“文化景观”在于“展示人类社会与聚落在自然环境的物质性制约或机会下以及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内在和外在持续作用下的演进,突出强调人和自然之间长期而深刻的相互关系作用”(见 ,200918)。并参见UNSCO《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第47条。

;其二从遴选标准而言,“文化景观”的入选项目只须满足符合文化标准的一条或多条标准,而不必涉及其他的自然标准;其三从类型划分而言,它主要包括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园林、公园)、有机进化的景观(残余物景观、持续性景观)、关联性文化景观(自然因素、宗教、艺术、文化)三类。所以说,“文化景观”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应该在于文化方面,或者说,“文化景观”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遗产,这也可以从“庐山国家风景名胜区”入选标准上予以识别

江西庐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的佛教和道教庙观与代表理学观念的白鹿洞书院一起,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景之中,激发了无数艺术家以美学的态度看待自然,开拓自然文化。

(参见表1)。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关于“文化空间”(“文化场所”)的分类有颇多争议。起因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分为五类,而实际宣布《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却多了“文化空间”的类别(见表5);与此相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明确有“文化空间”的类别,而实际上在国务院两次公布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却难觅其踪迹

参见相关文献。

――于是便引发了关于“文化空间”的学术争端。

从源头而言,《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的“文化空间”概念来源于《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UNESCO,1989)“文化场所”

《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1989)第1条:“这一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文化场所或民间和传统表现形式)将被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文化场所的人类学概念被确定为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但也被确定为一般以某一周期(周期、季节、日程表等)或是以一事件为特点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和这一地点的存在,取决于按传统方式进行的文化活动本身的存在。”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把“文化空间”解释为“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第3条:“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分为两类:(1) 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2) 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王文章认为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48,300.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本身就不是一种逻辑的分类,难免会出现一些跨类现象。乌丙安认为

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认为,“凡是按照民间约定俗成的古老习惯在确定的时间和固定的场所举行传统的大型综合性的民族民间文化活动,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形式。……传统节庆活动、庙会、歌会(或花儿会、歌圩、赶坳之类)集市(巴扎)等等都是最典型的具有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

,传统节庆活动就是最典型的文化空间。但这些解读听起来仍然有些费解,关键在于要解释清楚“文化空间”为什么是“非物质”的。相对而言,向云驹的解读比较透彻

向云驹《论文化空间》20091026,《再论文化空间》20100101,见中国民俗学网http:∥。。他认为,“文化空间”是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其存在的核心价值和理论依据在于它完整地、综合地、真实地、生态地、生活地呈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是“人类学”的概念,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类别、样式之一的文化空间,首先必须有实在、实有的场所,这个场所必有物的存在(桥、民居、村落、庙宇、街道、广场等等),或有固定的(如物的永固性)时间周期;其次,这个空间必与人的身体的栖居和精神的栖居相关联,才成其为“文化空间”。栖居必然建造,建造是人在场的象征和天然成分。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是有人在场和出场的空间。因此,有人在场的“文化空间”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空间”,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如果没有活的人在场,“此地空余黄鹤楼”的话,那就只能是文物、古迹和遗址(“文化遗产”)。向云驹的解读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对“文化空间”的释义作了必要的注脚。

4 结论与讨论

4.1 本文结论

“世界遗产”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在官方文件《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和《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中正式命名、因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而入选《世界遗产目录》、由UNESCO和国实施保护的遗产种类,英文名World Heritage,汉译名“世界遗产”,包括了“文化遗产”、“文化景观”、“自然遗产”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四个类别。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在颁布的官方文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中正式命名、因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而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UNESCO和国实施保护的遗产种类,英文名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汉译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有UNESCO官方的中文文本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39条“有效文本”:“本公约用英文、阿拉伯文、中文、西班牙文、法文和俄文拟定,六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这一文本将目录译作《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加“人类”二字,以表示这是一种“在国际一级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4章:“在国际一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

由此可知,“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和“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内涵和外延各不相同的两个专有名词和各有评价标准的两种遗产类型,共同点只在于,它们是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宣布、在国际层面上加以保护的文化或自然遗产。作为热门词汇,社会层面通常的兴奋点在其UNESCO“出身”,比较容易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是一种统一的世界级的遗产;所以,讨论学术问题时,为避免产生歧义起见,宜谨慎使用“世界遗产”汉译词通称World Heritage和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两种遗产类型。

4.2 问题讨论

两个《公约》的根本宗旨在于确保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5)第79-95条有关“完整性和/或真实性”条款内容。

。国家为确保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2006)第3条“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确保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对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贯彻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贯彻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5第二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03)“旅游资源分类表”分列了8个资源主类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03)第4.3条款,见国家旅游局官方网站http:∥。

,其中的A.地文景观、B.水域风光、C.生物景观、D.天象与气候景观、E.遗址遗迹、F.建筑与设施等类别多与“世界遗产”(自然、文化)有关,G.旅游商品、H.人文活动等类别则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换言之,本文讨论的两种类型遗产的“合理利用”与旅游吸引物有着有高度的相关性。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为例。旅游通常由“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通过旅游要素进行生产性传承,如昆曲(人类2001)(国家145 Ⅳ1)

人类、国家、国家三推分别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人类2005)(国家101 Ⅱ70)、京剧(人类2010)(国家172 Ⅳ28)等

参见表3。

是通过旅游“娱”的要素的发挥、通过剧场演出和票房收入解决一部分传承发展中的问题,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通过“购”的要素的发挥,使濒危手工制作技艺在各类旅游摊档令人爱不释手的小商品形态中保持“活态”,如内联升千层底布鞋(国家898Ⅷ115)、龙凤旗袍、亨生和培罗蒙奉帮裁缝(国家三推Ⅷ6)、上海鲁庵印泥(国家917Ⅷ134)、曹素功墨锭制作(国家三推Ⅷ73)、油纸伞、西湖绸伞(国家923Ⅷ140)、嘉定黄草(国家830 Ⅶ54)等;第三种方式是直接嵌入现实生活,成为居家旅行、日常用度的趣味盎然的选择,最典型为“吃”要素的发挥,如存续我国城市历史文脉的“老字号”项目等(见表6)。

令人瞩目的是,在2010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和睦、味觉上的美好体验以及人与自然间的平衡的“法国美食大餐”(人类2010)首次以一国美食而被UNESCO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参见UNESCO官方网站;并参见《文汇报》2010年11月20日报道《法国大餐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国美食大餐”是庆祝个人或群体生活重要时刻,如:出生、结婚、生日、纪念日、庆功和团聚等活动时的一种实用的社会风俗,通过节日盛宴,法国人聚集在一起享受独特的美食艺术。“法国美食大餐”的入选,对旅游资源而言,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遴选将逐渐从诸如中医针灸

王乐,吴越.申遗后针灸精髓如何传承［N］.文汇报,20101125;吴越,王乐.如何让老外弄懂活血化瘀［N］.文汇报,20101227.

(人类2010)(444 Ⅸ5)、中国活字印刷术

任思蕴.活着――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前世今生［N］.文汇报,20101207.

(人类急2010)(国家918Ⅷ135)、中国书法

莫三相.汉字书写――怀恋中国人的文脉载体［N］.文汇报,20101227.

(人类2009)(国家839Ⅶ63)之类主要依赖于诠释系统予以转化的项目趋向于开始关注存活于现实生活中的通俗旅游吸引物了,这对于旅游资源利用和旅游产品开发的研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非常鲜活的信号。オ

(鸣谢:谨对上海师范大学张萍、姚小梅所承担的资料整理工作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 罗哲文.世界遗产大观［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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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孙克勤.世界遗产学［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8:26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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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莫湘.汉字书写――怀恋中国人的文脉载体［N］.文汇报,20101227.

［11］ 王乐,吴越.申遗后针灸精髓如何传承［N］.文汇报,20101125.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第5篇

关键词：“七三一”遗址；《世界文化及自然遗产公约》；申遗；实施策略

Abstract: The research work of application for world heritage of the “731” site has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the world. Adopting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according to multiple successful cases,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elaboration of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731” site, and analyzes the the influence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eritage application hot” and the awareness of heritage protection, 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of China.

Key words: “731” sit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Convention; application for world heritag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中图分类号： K313.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遗址位于哈尔滨平房区新疆大街北侧，是二战期间日本侵略军在哈尔滨设立的一座以活人体进行细菌试验研究场所，在此培养细菌、制造细菌武器，以便用来毒杀中国军民。它是现存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遗址群，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最重要的罪证见证地，世界战争史上进行最大规模生物战的指挥中心。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到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所承受的巨大苦难。对于在世界范围内维护和平，杜绝战争具有深远的意义和无法取代的历史价值。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进行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它可以填补我国对“战争罪证遗址”申遗的一项空白。该遗址若能以“战争罪证”的身份申遗成功，必将对今后中国申遗工作产生巨大的示范作用，其意义是里程碑式的。

“七三一”遗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理论背景

世界文化遗产的解析

世界文化遗产的原则就是全面依照《公约》的主旨对遗产进行保护，遵照《公约》的意义深入理解，按照《公约》的程序进行申报。联合国教科问文组织大会于1972年10月在巴黎举行了第十七届会议。会议注意到由于年久失修及人为破坏等原因，世界文化及自然遗产正在遭受着越来越严重的破坏，而势必会造成世界各国文化及自然遗产的枯竭，故决定颁布《世界文化及自然遗产公约》，以保护这些珍贵遗产。《公约》中“文化遗产”包括古迹、建筑群和遗址，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景观与自然景观合二为一的遗址以及包括有考古遗址区。

世界文化遗产的意识

世界文化遗产的影响力极大，所以产生了“申遗热”与世界遗产保护意识互相促进发展的关系。《公约》所倡导的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已经成为文明社会人们的一种共识和国际合作的一种潮流。“申遗热”可以带动遗址地的发展，为世界遗产的保护意识发展创造了条件。其为遗产地所带来的巨大的宣传效应也是《世界遗产公约》成文时所始料未及的。申报世界遗产能够使我们从全球的角度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使遗产保护有一个生动而具体的标准。一旦成为世界遗产，起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促进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当遗址价值被充分认识、知名度提高后，旅游业和其他相关事业必然得到极大的实惠。正因如此，一些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列在环境保护系列。

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是申报地自身梳理、完善、健全、提升自身形象的过程，也是自觉接受国际规则的规范和制约的过程。根据《世界遗产公约》规定，申报必须经历至少四道复杂程序。从上报省级建设厅和文物局，到国家建设部、文物局、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鉴定，最后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严格检验。因此，为保证申报顺利进行，申报单位必须做好扎实的基础工作，以充分的论据显示申报项目具有“在世界范围内被公认的，最具突出的和普遍的价值”，是人类公认的最优秀的遗存。

“七三一”遗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充要条件

经过申请世界遗产切入点的解析和相关实例的借鉴，我们归纳出了申请世界遗产的三个充要条件。第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遗址现状和周边环境的分析，这个条件是申报文本中重要的部分，可以让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初步了解遗址概况以及遗址地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第二，申遗规划与遗址所在地哈尔滨市平房区规划的矛盾的解决，只有解决好这个矛盾才能进行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第三，申遗理论和相关法规的的结合问题的研究，这个内容也是申遗的必备条件之一。

“七三一”遗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实施策略

申遗的实施理念

真实性（Authenticity）和完整性（Integrity）是关于世界遗产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世界遗产公约实施行动指南》（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eion,1997,以下简称“行动指南”）对他们有明确的规定。谢凝高教授提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核心问题是保持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真实性和完整性是衡量遗产价值的重要标尺，是保护遗产必须遵守的关键性依据。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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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截至2011年11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拥有195个成员国。

③这12处遗产，分布于美洲的是加拿大的拉安斯欧克斯梅多国家历史遗址、纳汉尼国家公园，美国的梅萨维德印第安人遗址、黄石国家公园，厄瓜多尔的基多旧城；分布于非洲的是埃塞俄比亚的拉利贝拉石凿教堂、锡门国家公园，多哥的拉利贝拉岩石教堂，塞内加尔的戈雷岛黑奴囚禁地；分布于欧洲的是德国的亚琛大教堂，波兰的克拉科夫历史中心、维耶利奇卡盐矿。

④当年加入名录的共有4处，它们是西亚伊朗的恰高.占比尔（神塔和建筑群）、波斯波利斯、伊斯法罕王侯广场和南亚尼泊尔的加德满都谷地。

⑤1997年11月4日，中国又继续当选为执行局委员。

⑥这五个类别，是指“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世界文化景观”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⑦参见《世界遗产名录有哪些？名单列表（2013年更新）》，网页：本地宝，网址：http：///news/2013623/107964.shtm。

⑧参见《世界遗产名录有哪些？名单列表（2013年更新）》，网页：本地宝，网址：http：///news/2013623/107964.shtm。

⑨参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吴婷：《老司城遗址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文化专题研究方向》（2012年12月7日）。

⑩见永顺县、吉首大学“老司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课题座谈会”资料《老司城文化研究课题》（2012年5月11日）。

见湖南省老司城申遗办公室：《老司城历史文化课题研究工作计划》（2012年5月12日）。

湖南省老司城申遗办公室：《赴北京给陈同滨教授汇报录音资料整理》（2012年8月上旬）。

参见湖南省老司城申遗办公室：《陈同滨等领导及专家对申遗的要求》（2012年9月13日）。

李韵：《国家文物局重设〈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网页：光明网，网址：http：///2012-11/18/content_5722654.htm。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土司城遗址申遗文本编制组来信》（2013年6月7日）。

李平：《在永顺老司城遗址课题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2013年6月13日），见湖南省老司城申遗办公室《老司城遗址课题研究资料汇编（2013年6月内部资料）》。

参见永顺老司城遗址管理处：《永顺县就〈土司制度与老司城遗址的价值〉进行集中学习》，网页：中国老司城，网址：http：///article/show.asp？id=236。

见广西忻城县旅游总公司公布的《广西忻城县土司文化旅游区》。

“土司”研究是指时空构架局域于元明清时期以及西南地区的土司研究，而“泛土司”研究则是指时空构架越出了元明清时期以及西南地区的土司研究。具体如时间上，将土司出现的起点追溯至两宋之交甚至是先秦时期，将土司的下限延续至清朝晚期、民国时期甚至是共和国“民主改革”的完成时期；空间上，说土司不止存在于西南地区，在南方海岛地区、西北地区、北方蒙古地区甚至是东北地区均有土司分布。

区域的治理不仅包括中央王朝治理土司地方，而且包括土司地方之间互相制约，还包括土司对其家族村社会的治理，其治理目标是该区域的安全、稳定与发展。

参见成臻铭：《清代土司研究——一种政治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观察》序一、序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

土司学研究的五大主题是土司、土司区、土司政府、土司关系、土司制度。参见成臻铭：《土司文化：民族史不能忽略的领域》，《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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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第7篇

有些疑问，本不是问题。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族群愿意以什么准则、目的、方式和方法保管和传续自己先祖的创造和生存环境，这是各自的自由和。问题在于，参与到文物保护单位的序列，就要遵从相应的国家法规；参加《世界遗产公约》，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郑重签署的接纳与承诺，意味着其相应的目标、准则和条款和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和中国的国际地位、角色、责任是相符的，和中国的法规是契合的。也就是我们要遵循、并要为之奉献的国际合作规则与共同事业。

毋庸置疑的是，世界遗产事业在中国的引进、发展、演变和壮大，是中国改革开放之路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这一特殊领域的生动体现，也从一个侧面鲜明地展现了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转折重大国策成功、辉煌的历程。

另一方面，在文博队伍内部，虽然对世界遗产事业的支持比较一致，但也存在一些相关联的、有时还很激烈的争论。

学术领域，关于“真实性”和“重建”问题的争议，至今如火如荼。《威尼斯》究竟是只适用于以石质建筑物为主的欧洲遗产保护，还是具有普世价值，也仍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事业上，“文化遗产”的概念是否可以取代“文物”这一沿用已久的中国式称谓；或者，是否可以认为，“文化遗产”已经取代了“文物”，开创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新阶段，业内的分歧已不限于激烈，而且很牵动感情了。甚至，一些重大的保护理念和范畴，诸如“大遗址保护”的提出和实践，一些遗产品类的被关注、明确或深化，究竟是新的发展，还是中国故已有之、一切早就皆在“如来佛掌心”，也会在不同辈份或不同视野的同行之间引发言之凿凿的计较。

直面相关的争议，不仅极具趣味，而且是我们共同钟爱的事业的必须。在具体论及论辩双方观点之前，不妨先关注一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近年发起的关于《世界遗产公约》的一项回顾：《世界遗产公约》产生以来有哪些始料未及的效应？

《世界遗产公约》的产生，本来是为着发起和推广国际范围内的动员、合作与援助，以人类集体的力量、智慧和规则紧急抢救和保护那些对全人类具有突出、普遍意义和价值的人类文明的历史遗存，和大自然的造化与馈赠。颇有点儿“抢救为主，保护第一”的味道。但随着1978年以来《世界遗产名录》的现身和不断扩大，原本主要意味着付出、奉献和艰苦奋斗的世界遗产事业却一发不可收拾，呈现为有增无减、持续升温、风靡全球、长盛不衰的全球热潮。这的确值得全世界的人们关注和思考。跨越族群、民族、地域、宗教、文化，超越信仰、政治和自然环境的局限，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人们，几乎一致热捧和追逐世界遗产事业，使之成为一个重大现象和持久话题。

对世界遗产事业始料未及的效应，以及由此日益催发的蓬勃生命力和无尽魅力，我体会到以下几点：

深层次，多维度，全球视野，综合统筹的大环保事业的合理、有效、持久的切入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座基石。

当今世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每个人，每个族群，每个国家的日常活动，无不对人类共同生活于其中的地球村产生着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的连带影响。有条件的，应该为人类集体，为当代，更为后代，做出自己应有的历史贡献；一时还不具备条件的，起码要尽可能少留遗憾，并尽可能通过国际合作弥补自身的不足。

这其中就包括，关注到已解决了衣食住行基本生活需求的人类，要持续保障和不断提升生活质素。而深厚、丰富、隽永的历史人文环境、精神、情感和氛围，以及本该与人类共生共荣的天地万物与自然奇观，成为全人类共同不可或缺的、高层次的基本生存环境要素。这一理念一旦形成全球共识，环境保护就不再限于保障清爽的大气、洁净的水、食品卫生和防治污染等显而易见的物质需求。以世界遗产为杰出代表和号召的遗产保护事业，本质上就必然成为扩大和深化了的环境保护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关系到地球村每个人的利益，关系到现在、未来，关联每一个人。

从族群、民族、国家的精神、情感价值，到文明之间的交流、了解、理解和尊重，到人类大同与共同的繁荣和进步。

在民族、国家、宗教、信仰仍然存在种种不同的现实世界，一个族群，一个地域，一个国家拥有世界遗产的多寡，除了历史、地域的局限之外，多少会体现相应地区和人民在人类文明演进和自然保护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做出的贡献和成就，也反映出当代社会文明素质与综合实力的高低。历史成就与现实水准缺一不可。因而，每一处世界遗产被国际社会认定，都会大大激发遗产所在地人民极大的自豪感，无形中增长了勇气和创造力。

热恋家乡——哪怕她贫穷和落后，尊奉先祖——无论他们成功与不幸，珍爱自然——不分崇敬的理念与形式，这些朴素、美好的情愫通过世界遗产使得不同文化、不同政体间的人们相互了解、理解、尊重和互助。

世界遗产在倡导和认证“全球突出普遍价值”（OUV：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的过程中，实际上追求和建立着人类共同尊重和赞赏的创造力、坚韧精神，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交融、相互促进与共同繁荣，维护共通的审美与善良，追寻着天下大同的方向和途径。

我曾经和葡萄牙奥比道斯市的旅游局长探讨，为什么热衷和推广遗产保护？他简单地告诉我，只为着使他的家乡——一个只有不到3万人口的小镇，父老乡亲们更加以自己的家乡为自豪，而不只是仰慕外面的世界。

这些，为世界遗产被广为接受和欢迎给出了一个内在的注解。

对普世价值、理念、途径、规则、办法与程序的探索、尝试、规范，逐步设定和充实，不断修订和完善，对文化多样性的承认、理解、肯定、尊重和包容。

且不论《威尼斯》，仅就《世界遗产公约》而言，我们必须承认，其中所包含的理念、规则、办法和程序是在最大民主氛围中汇聚了全世界——包括中国的经验和教训，经过反复论辩和推敲，并且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修订和完善而成的。因而，每一个版本的《公约》及其《实施指南》都是同时代世界范围内专业同行和遗产管理者最广范围与最高程度的共识。实践一再证明，世界遗产所提倡的突出普遍价值标准，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保护、管理、监测制度和水准要求，“5C”战略（资信，保护，能力建设，交流和公众参与），以及一系列公开、公平、透明的办法和程序，特别是保障可持续保护、传承和利用的终极目标，为各国的遗产保护提供了最具权威、影响力和可操作性的参照与标杆。其意义和作用远远超出可数的世界遗产群体本身。也就是说，世界遗产的生命力和号召力，还在于它已成为普遍的遗产事业整体中的领头羊。

发现和推崇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典范，探索当代人类活动的正确方向，恢复传统景观，美化家园

世界遗产的价值标准中，不乏对审美的追求，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肯定与倡导。所以，无论根据哪条标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人们都会或多或少地感受到，被列入的遗产体现着人类对自然的崇敬，人的创造与环境的谐调，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的典范。

典范的意义除了本身的成就和效应外，更在于指明方向，引领可持续发展的潮流；还在于亡羊补牢，纠正差误。这一效应对于多年忽视环境景观管理、规划工作薄弱的欠发达国家，尤为明显。常常是，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实际上也成为了遗产所在地恢复环境和美化家园的过程。

繁荣旅游，促进和保障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这或许是世界遗产广受追逐的最表层、最直接、最易见成果的效应，也是无需回避的一个突出现象。

尽管每一处世界遗产地都被要求制定严格的旅游管理体制，并总有监测机制如影随形，但世界遗产事业对旅游业及因之而生的社会综合经济效应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和保障作用，是引人注目的。其对遗产地原住民切身利益提升、和对遗产保护实力增强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也是应予赞赏的。哪怕有的遗产地违背申报时的初衷和状态，采取了后续的不恰当或不诚实的举动，因而受到社会关注、批评，乃至督促和除名，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世界遗产的方向、本质、形象、标准、严谨的机制、有效的约束力和特有的积极作用。

统筹规划，以人为本，惠及民众，可持续科学发展。

世界遗产工作对规划的重视和严格要求，对利益相关者（包括个人和团体、政府与民众，相关的规划、法规和计划，城乡社会的方方面面等）协调机制的关注，对现实和未来影响因素的全面评估和应对，对文化背景和自然环境的尊重，使得遗产事业真正成为平民的事业、公众的事业，全社会、全人类的事业，统筹协调的事业、回归大自然的事业，并形成了能够保障包括上述各个突出要点在内的综合效应得以实现和长盛不衰的完整体系与机制。

世界遗产的积极效应还可以总结出很多，实例件件可举，现有的世界遗产地都连带着生动的故事。不管存在着多少不足、不良倾向和争议，世界遗产在人类大环境保护和全面的遗产保护事业中，都具有旗舰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1985年才得以签署《世界遗产公约》。1987年才成功申报了第一批世界遗产，但世界遗产的效应和影响在中国却十分显著。

最突出的案例是丽江。一个在申报遗产之前只能维持“吃饭财政”发基本工资的县，2011年仅从旅游中收取的古城维护费就达2.71亿元。1997年申遗之时，当时的纳西族县长曾经说，“能把我们人数不多的纳西族世世代代创建和居住的古镇申报成为世界遗产，就是什么也不再干，我的父老乡亲们也会永远记得我”。

布达拉宫申遗时的国际考察专家之一曾是达赖的私友，他在考察了布达拉宫的保存和保护状况之后，由衷地赞叹，“你们在这里做得很好……我要就此向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汇报”。世界遗产沟通了不同文化背景和制度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

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的申遗，在短短的时间内，就给遗产和相关城乡环境的改善带来了明显的效果。好太王陵与好太王碑之间，从过去几十年形成的脏、乱、差城乡结合部混乱状态，恢复了传统的对应关系和优美景观。执行国际考察任务的外国专家见到他曾认为只能是梦想的环境效果，连称“感动”。

而北京因为世界遗产维修工程中的争议和质疑，引发了“东亚地区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的召开。坏事变好事，从“再现辉煌”的错误趋向，到结合本地区文化背景和遗产保护实践基础上对真实性的强调，和因之衍生的文物维修“最少干预”原则的肯定和遵循，同行们的共识形成了相应的《北京文件》，被国际同行公认为“不仅对东亚地区有指导意义，而且对全世界有参考价值。”

中国在为世界遗产付出辛劳、努力，并享受其成果的同时，也为世界遗产事业在世界范围内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文本不止一次被国际同行和机构赞誉为范本，并连续申报成功。

中国的世界遗产监测机制和体系多处受到国际同行的欣赏和推崇。

中国的泰山为《世界遗产名录》提供了第一处文化与自然复合遗产。

中国的“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小经曲折，在摘得全世界瞩目的“天地之中”名号的同时，以一种影响深远的东方古老宇宙观串连不同功能的历史建筑，为世界遗产系列申报开创了“主题型”、“概念型”的内在组合范例。

而正在进行的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项目，在提升丝路沿线国家和人民的遗产保护意识和水平、改善遗产管理状况、加强丝路沿线国家和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交往、复兴丝路沿线的经济文化繁荣等各个方面，也在发挥着举世瞩目的影响和作用。

截止2012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结束的第3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总数达到962处。其中包括文化遗产745处，自然遗产188处，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双遗产）29处，分布在157个国家。在全世界大致193个国家中，签署《世界遗产公约》的国家（缔约国）达190个。以拥有世界遗产数目的多寡，目前有这样一个排名表：

意大利47处；西班牙44处；中国总数43处（文化遗产30处，自然遗产9处，混合遗产4处）；法国38处；德国38处；墨西哥31处；印度29处；英国28处；俄国25处；美国21处；希腊17处；日本16处；伊朗15处；韩国10处。

我曾经设想，如果我们没有及时跟进，在这一领域，我们会面临一种什么局面？

世界遗产事业在中国的开拓、推进、运作和发展，一直伴随着众多同行难以尽叙的忍辱负重。

这毕竟是一项外来的、以外语为主要表述方式的国际事务。与外界长时期的隔绝，中国人对国际规则和人际关系的生疏，以及外语能力的欠缺，使得中国的这项事业曾走过多年懵懵懂懂的道路。我们曾依靠执着的激情、热情和加倍努力来弥补自己的缺陷，直到终于能和国际同行自由交流，并发挥自己的影响和更大作用。

在世界遗产工作开展的全过程中，世界遗产的理念与实践和中国文物工作的对比及相互关系，始终是一个重大课题。

最让人拍案叫绝的是，大师梁思成先生早在数十年前就与国际潮流的契合与相映生辉。

梁先生提出文物古建筑维修保护应当是“整旧如旧”，而不是“焕然一新”；尽可能“带病延年”，而不是“返老还童”，这与同时代西方语境中的“真实性”和“最少干预”原则如出一辙。也对西方同行曾经激烈争辩的“风格式修复”（有“再现辉煌”之意），“保护（conservation）”与“保存（preservation）”的异同，给出了最简洁、最清晰、也最生动形象的界定。

梁先生关于文物修缮要尽可能做到“有若无，实若虚，大智若愚”，不仅适用于修缮，也适用于展示和利用，这与世界上对考古遗址保护展示的三种模式（智力型，自然原状管护，创意型）的争议和辨析不谋而合，并以中国式的语境、智慧和语言艺术给出了最贴切的回应。一句“红花还要绿叶托”，对遗产与环境的关系和保护遗产环境的理念作出了最优雅、却又浅显易懂的说明。

西方文化看遗产，力主不仅要见物，更要通过物见人、见史、见故事，见精神、见情感，见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和意义。梁先生的论著中，让人处处感知他在遗产中发掘的民族情感、文化艺术和灵魂，因之感受到油然而生的炽热情感，和真诚的折服与崇敬。这一切，都丝毫不逊于国际潮流。

在参与世界遗产事业的风风雨雨中，每每求教于梁先生的著作，总会掩卷长叹，倘若梁先生以长寿和安顺，贯通着中华深远文脉和天人合一的哲学思辨，融入古老民族的博大智慧与胸怀，饱蕴特色艺术与情感，并集聚古今中外经验与知识的中国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体系，该是何等的更加完善和耀眼！

梁先生一些闪烁着无限智慧和光辉的格言，曾经被淡忘，甚至，有的“经”还被念歪。

著名的“整旧如旧”，又被作“修旧如旧”，最后，在实践中，常常变成了“以假乱真”。

“不赞成‘最少干预’”，力主“再现辉煌”的观点，曾经主导极其重要的古建筑维修工程。

如此种种，无不验证着，梁先生的过早辞世，是中国文化遗产界，也是世界遗产事业何等重大的损失和缺憾！

在梁思成先生与国际先进潮流遥相呼应于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领域的同时，中国有一批人数不多、但却极为执着、坚韧、忘我和智慧的前辈，同样为中国的文物保护管理体系做出了不容小看的杰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文物”就被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给予了清晰的界定。之后，相关文物法规中关于文物维修必须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关于文物保护单位“四有”工作的规定，关于大遗址工作的规划和探索，关于“五纳入”的要求，还有许多细则和技术规则，都可以在世界遗产体系中找到对应的理念和准则，但以不同的语言和语境相陈述（可惜的是，很多主张未能真正变为社会和群众自觉、严谨、认真的行动；在队伍内部，也常常只流于形式和文字。对执行情况和效果，也没有有效的检查、督促、落实机制）。

世界遗产申报文本的格式和内容，有很多和中国的文物保护要素相同。中国的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常常可以直接作为世界遗产申报时所必须的遗产区和缓冲区来使用。

特别令人感慨的是，经历国家特别的历史时期和变革，前辈们的坚守、奋斗和成就，所付出的勇敢、顽强、智慧和牺牲。奋不顾身，苦心孤诣，无怨无悔。我也曾经设想，如果把我们放在同样的时代，同样的政治环境中，同样的客观条件下，我们能做到几分？不敢比。

所以，在谈论世界遗产和中国的文物保护体系这一重大关系时，前者只是我们的借鉴和交融，后者是我们的根本。我们今天融会古今中外、并仍在继续丰富完善着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是在中国实践的土壤和脉络中演进而来的。今天如果能有新的进展，那的确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提升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世界遗产事业的理念和实践与中国的文物保护体系毕竟存在着差异和差距。这些差异和差距是相互的。因而，也存在相互的促进与交融，推动着彼此的进步。

涉及这一话题，有时会令人想到想到中医和西医的差别与关系。中医多意念和经验，师徒口心相授；西医重实证，规范化，数据化，可重复。但，谁能否定任何一方？

我们的保护管理，笼统的东西多，政策性、号召性的东西多，落实、检查、有效监测少；就事论事的东西多，见物见人见事见情少，视野不够高远，不够宽阔；还有一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情况，以不变应万变，不能与时俱进。

世界遗产有它不变的长远目标和灵魂，但总在随着时代和事业的发展和深化而处于动态和不断完善中，规范化、数据化、程序化、长效化；从遗产的界定、登录建档，到规划、保护、管理，到监测机制，无不具体、细致、周详、较真；也不乏激情、奉献，和真正的以人为本。

我们有的同行现在要了解遗产的准确状况，都更偏好查阅世界遗产申报文本。因为我们的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与批准文件经常语焉不详、笼统、大而化之。这较之世界遗产为申报文件和监测档案所要求的详尽、具体、准确的现状描述，历史沿革，整体和逐项真实性的辨析，相关的保护管理措施的落实等，就有明显差距。反映出了世界遗产与文保单位不同工作机制的不同效果。

不过，外来的东西不一定都正确，更不一定都适合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国情。

西方有家信息科技公司力图将遗产的价值、精神、情感和“美”数据化之举，就曾被大家传为笑谈。而有的国际同行讶异：我们西方人近200年才提出“回归大自然”，为什么具有两千多年“天人合一”理念的你们却允许出现那么多丑陋的白瓷砖贴面建筑，到处可见“厕所建筑师”的作品。则令我们汗颜。

可见，面对外部世界，在专业科学范畴，我们需要的既不是古国时期的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俯视”；也不是一段时期以来的，无论反方和正方，都言必称外国的“仰视”；而应当是坦荡、求实、自信、自重、亲切、友好、包容的“平视”。

我们应当承认和重视来自外部的经验、长处和启迪。

世界遗产的申报文本，运作程序和模式，监测机制，无论从对遗产的准确、翔实认定和保管，还是长效的监测保障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同时代最完备、最合理、最有效，也最能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完整体系。

当我们只聚焦于《威尼斯》是否只适用于石质文物建筑保护的时候，国际同行在疾呼，1964年的《威尼斯》在整体保护文化遗产真实性及其内在与外在的环境关系方面，是对1931年《雅典》的倒退。涉及真实性的认证，人们在质疑，严格的《威尼斯》语境下的“重建”，要具备哪些条件才是真正可信的？保护（conservation）与保存（preservation）在真实性方面有多少细微的差别？

在我们议论文物保护是否应该包含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国际潮流已经在倡导统筹保护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遗产的价值标准中，常常涉及对传统、精神、情感、艺术和工艺技术的发掘和认定。世界遗产中“文化景观”品类的特点之一，实际上就是这种统筹保护的一种集中体现。

我们有些同行为历史文化名城被迅猛改变的现实痛心疾首、但又一筹莫展之时，国际同行们不屈不挠地提出了“历史城市景观”（HUL）的理念和保护套路，并推动使之形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

我们在赞叹藏羌碉楼与村寨、哈尼梯田的壮美时，国际同行将之归纳总结，提炼上升为“人类的坚韧精神与能力”的体现，从而更凸显其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和意义。

这些事例，或许可以引发我们对不同境界、视野和知识范畴的感知与思考。

而世界遗产在中国社会产生的冲击力和巨大作用，引发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重视和支持，改善和促进了遗产保护面貌，提升了全社会的文明意识和保护共识，解决了多少多年头疼的老大难问题，实现了多少传统机制下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则是有目共睹的生动事实。

特别要关注的，可能还是世界遗产强调的利益相关者的意识、公众参与、各方面的交流、对纳税人和社会主人真正的尊奉。

无论是“5C”战略，还是一系列具体做法，世界遗产都体现出对主人公的认识和敬重，真正是以人为本，民主决策和取舍，并惠及最广大的民众。使公众真正意识到，遗产就在自己身边，与自己息息相关，懂得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个体利益在遗产事业中的体现。遗产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不再是对立面，而是每个人的光荣、利害、责任和义务。尽管认识和遵行的过程未必能一下子达到专家的水准，但其意识、做法和效力已非计划经济条件下自上而下的“群众保护”模式可比。遗产在逐渐成为全民、全社会的事业和权利。

澳门历史城区反映性监测的成功案例可以为这一公众化的遗产趋势和做法提供一个典范。在土地开发、社会经济发展与历史城区保护的矛盾出奇地尖锐的这一特殊地点，遗产保护面对的既有激进的保护人士，也有最初并不十分关心的部分民众，更有平等、但影响力巨大的开发业者、亿万富翁。集中统一式的行政方式在这种环境中毫无用途。最后，是包括开发商在内的家乡人民公共认识和意志的统一，保证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和出路。

从统筹保护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公众真正的有效参与、广泛动员和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协调；遗产理念、品类、规则、办法、程序的不断丰富、发展；社会整体规划和遗产保护优先；见物，同时见人，见事，见情感，见精神，见传统，见全局，见文明史中的地位和意义，等诸多方面看，我同意“文化遗产”是文物工作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认识和说法。是沿袭和发展，而不是创立。这其中有我们自己的开创，比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的工作，就曾是文物工作的一次综合、深化和扩大。也有外来的借鉴，参与《世界遗产公约》27年来的磨合与奋战，是主要因素。而无论历史文化名城，还是世界遗产中的文化景观，其保护模式、规则和办法，都难以完全套用现行的文物保护法规。

我们过去提及的“文化遗产”毕竟还只是一个泛泛的概念，大体分类的概念；而还不是一个对遗产仔细推敲、认定与辩证、统筹保护与管理、社会深刻动员和充分协调的综合理念和体系。

有位在省里曾经同时主持传统形式的全国文物普查和新兴的世界遗产申报两项工作的同志感慨，前一项工作有国务院红头文件，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但到各市、县去，受欢迎和重视的程度与对世界遗产的热情和欢迎却无法相比。这当中，当然不排除一些不正确的功利趋向。但世界遗产事业在树立起高尚情趣和长远目标与方向的同时，也在专家的眼珠子、官员的政绩和群众致富的愿望之间，寻找到了一个契合点，并设定了共同遵守的模式、规范和原则，因而广受欢迎，易于理解和接受。这的确也值得我们总结。

世界遗产事业理念进入中国，中国国家文物局的“文物”一词由“Cultural　Relics”改作“Cultural　Heritage”，国际同行一致叫好。因为，这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词汇问题。

中国的文化遗产理念其实也有着无限丰厚的哲学和审美渊源。最近，国际遗产界在重新讨论如何更深刻和公平地界定和选用关于“美”的价值标准和理念于自然或文化遗产。国际同行们以西湖和很多中国遗产地为例，引用中国传统文学、美学、哲学、宇宙观来论证，比我们更兴趣盎然。很多人因而在研究孔夫子的《论语》，老、庄哲学。相比之下，我们对自己博大精深、韵味无穷的民族文化的发掘和再认识，倒显得落后了。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第8篇

世界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继承及拥有的宝贵财富，正因为其蕴含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成为了旅游开发的重要资源。在旅游管理当中利用珍贵的世界遗产来推动旅游地经济的发展本没有错，但是由于观念、开发意识以及管理机制等多方面原因，世界遗产地的保护却令人堪忧，旅游开发所带来的负面问题日趋严重。重点分析世界遗产商业化背后所涌现出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如何协调旅游开发与世界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

旅游管理教学旅游开发世界遗产矛盾协调我国现有的世界遗产多半为保留较为完好的名胜古迹、风光秀美的自然景观，这些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了旅游开发的重点，成为了旅游地的经济支柱。世界遗产最初的立意论文联盟宗旨应该是加强对自然资源、古文化遗产的保护。各地区政府在利用世界遗产作为旅游资源刺激自身经济的同时，应该将大部分资金投入到世界遗产的保护方面，而不是过度地开发利用。世界遗产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已经日益突出，在旅游管理教学中必须寻找出它们之间的互补空间，以达到可持续发展旅游和保护世界遗产不受损害的双重目的，这将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世界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

开发世界遗产的旅游价值，既是一种保护又是一种破坏。世界遗产能够让人们增加趣味旅游资源的开发，可以有助于遗产的传承延续，能够使人们感受大自然所迸发出的动人之美并能够领略到传统文化的精髓，自然而然地让人们萌生积极、主动保护世界遗产的夙愿。

据相关部门的统计，我国多数世界遗产旅游资源均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以长城为例，由于每年旅游人数的不断增加，“长城”周边景区的生态环境已经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旅游开发过度以及商业化的转变，已经让世界遗产不堪重负，如果世界遗产保护仍得不到重视，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世界遗产将会永久性的逝去。

世界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存在的问题：

1.开发者认识错位，保护意识不强

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很多世界遗产核心景区内建设了配套的住宿、娱乐、餐饮等设施，这些“人造建筑”严重地破坏了自然景区的生态环境，破坏了世界遗产的整体结构，降低了世界遗产的美学价值，促使其观赏价值大打折扣。遗产资源商业化过于严重，影响了世界遗产的文化精神的传承效果。如丽江的古城古貌，古老风韵浓重，自旅游开发以来，很多古建筑都被改造为商业设施，促使古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由于环境的污染，丽江的水质已经越来越差。

2.以利为先的开发模式，世界遗产不堪重负

世界遗产对外开放过程中，并没有量化游客的数量，规范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最终导致世界遗产惨遭破坏。据相关研究人员的调查，一些知名度较高的世界遗产地，超容量运转的现象特别的严重，特别是旅游旺季，世界遗产旅游区所接待的游客的数量是景区正常承载游客数量的3～4倍。游客的高度集中，会直接导致旅游地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如素有“童话世界”，人间仙境之称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四川九寨沟风景区，由于过量游客的涌入，导致原本清澈的湖泊开始淤塞浑浊，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和泥石流。

3.管理体制不健全，保护政策未落实

在我国，遗产的保护依赖于政府部门的干涉，保护的资金也多由国家调拨，这种地方收益，国家保护的体制，致使世界遗产很难得到良好的保护。虽然，我国已经开始重视到世界遗产的保护，并且对一些珍贵的遗产资源已经进行了修复，并责令当地政府制定出合理的遗产开发策略，但是效果却不明显，一些比较偏僻的遗产地缺乏遗产保护的资金，保护措施并未得到落实。

二、解决世界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矛盾的必要性

1.世界遗产保护的必要性

大部分世界遗产都包含了美学价值、艺术价值以及经济价值，是人类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物质资源。保护遗产资源免受破坏时每个人都应该承担的责任，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宝贵的财富。拥有世界遗产可以表明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明在世界文明的长河中被世人所公认的贡献和影响，也能表明某一国家的自然景观等生物资源在全球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地位，能够彰显出国家的民族身份及丰富的物产资源。世界遗产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区域内的文化或自然品牌。自世界遗产大会以来，我国世界遗产所面临的”商业化，城市化，人工化“的问题受到了全球人民的批评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巴达兰也曾评价说，“中国的世界遗产过度商业化已经威胁到了全球的生态系统平衡，中国的世界遗产的保护刻不容缓。”

2.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对世界遗产进行保护性的开发，遗产资源在开发的过程中，一定要预先做好规划。在世界遗产景区的核心地带不能建造人工建筑物以及娱乐、餐饮等便利措施，应该在世界景区内建立专门的保护区域进行特殊保护。此外，需要对遗产地的游客容纳量以及游客的最大负荷进行科学评定以达到可持续性开发旅游资源的目的。世界遗产的开放应该施行“间歇制”，即遗产资源开放一段时间后，应该暂时关闭，整理修复遗产地的景观，整顿环境以维护遗产地的生态平衡。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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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持续化发展不仅能够有效的保护世界遗产资源免遭破坏，也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享受自然、历史、文化所遗留的风韵。

三、融合世界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矛盾的手段

1.依照当前国情，建立健全的遗产保护法案

政府部门应该按照世界遗产保护法规，制定出符合中国发展国情的遗产保护的法律体制，并构建直接管辖世界遗产的群力结构，群力机构应该是由遗产资源保护专家学者、公众代表、社会组织组成。此外，为了能够促使遗产保护法案得以落实，应该设立国家遗产保护基金，基金的来源应该是遗产地旅游收益的税收、公益组织以及民间机构等。为了保证相关遗产法案的完善性，应该针对不同性质的遗产资源构建专门的遗产保护法律法规，进行专门特定性的保护。

2.以遗产知识教育为先导，强化游客的保护意识

世界遗产的管理部门应该在遗产景区内安放遗产知识教育的宣传栏以及游客应该遵守的相关制度及法规，让游客了解到世界遗产资源的文化传播以及社会公益的价值功用，强化游客的保护意识，保护世界遗产的完好性。政府部门也应该通过一系列的媒体手段对遗产知识进行宣传，让社会全员都能够认识到保护世界遗产的重要性。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第9篇

关键词：旅游开发；商业化；文化原真性丢失；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5-000-01

我国世界遗产总规模居世界第三。另有200多个项目想有申报世界遗产。包括丝绸之路在中国的地段、古代蜀地文化遗址，包括金沙遗址、古蜀船棺合葬墓、三星堆遗址在内的60多个项目被列入了预备中国世界遗产预备清单[1]。然而旅游的过度开发，重视商业利益、重视商品开发、轻视遗产的保护、欲求无度的索取经济利益等因素让遗产地商业氛围加重、文化真实性丢失、环境质量变差。本文将2007年和2013年中国世界遗产遭到黄牌警告为例分析旅游开发对旅游遗产带来的影响并提出相关的保护措施。拟在提醒人们在注重旅游资源开发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护大自然和祖先给我们留下的珍贵的资源。

一、案例背景

2013年1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我国湖南张家界、江西庐山和黑龙江五大连池发出黄牌警告，原因是没有“向公众科普地球科学知识”。[2]

随着世界遗产地旅游开发速度的加快，一些不受控制的旅游开发和不当的旅游管理造成的部分旅游资源的破坏引起国内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世界遗产地开发和保护的矛盾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对于世界遗产产生的一系列黄牌警告，引发了下列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的世界遗产被不断亮黄牌？怎么才能避免此类悲剧上演？怎么解决开发和保护之间的矛盾？黄牌警告是否对保护遗产有作用？

本研究将从我国遭受的遗产旅游危机案例中分析出以上几个问题，并提出一定的看法和相应的解决办法。

二、案例解剖――亮黄牌的原由

（一）张家界、庐山、五大连池

这三处世界遗产作为我国的地质公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向公众科普地球知识”等方面有所不足”被黄牌警告。

6处世界遗产被亮黄牌，和旅游过度开发脱不了干系。重视商业利益、重视商品开发、轻视遗产的保护、欲求无度的索取经济利益等因素让丽江陷入危机。

（二）云南丽江

1.商业氛围浓重

丽江古街道的古色古香的古景以及纳西人淡泊名利从容淡定的生活得场景已经逐渐被繁华的商业铺子冲淡，在主要的旅游街道东大街、新华街、新义街等路段，各种店铺相连，各种旅游纪念品店铺林立，走入其中仿佛走进批发市场。.

2.文化的原真性的丢失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丽江原有的民族特色文化受到极大的挑战，包括原真性的丧失、一些甚至变得低俗平凡、受到扭曲、得不到顺利的传承，出现严重的断层现象。

（三）故宫天坛颐和园

第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将明清皇宫列入了评估名单。其原因是由于故宫周边的原有建筑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于明清建筑风格不协调。

三、结论及对策

（一）结论

旅游产业的发展与遗产的保护，往往是一组不可避免的矛盾，一不注意就会让这些矛盾恶化。主要问题是：一、文化遗产保护的品种东倒西歪。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社会，对遗产的保护主要集中在历史建筑、手工艺品等看得见实物的有形文化遗产上。重视看得见的文化遗产的保护而轻视看不见得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在许多人的眼中，文物值不值钱，主要是看它历史不久远。这其实是一种狭隘片面的看法。对于文化遗产来说，无形的文化遗产包括至今仍然在用的口头语言等。是至今还活在当下的无价之宝。而在现实中往往容易被忽视。在1972年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常有决心地地想了一个办法，他们要发动不让世界遗产受到伤害的工程，20世纪六十年代埃及在尼罗河上游修建阿斯旺水坝，毁掉了两座千年神庙尽管相关人们对此作出呼吁，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我们以毁掉了自己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为代价，换来的却是微不足道的利益和繁荣。

思考：黄牌警告真的有用吗？

（二）对策

1.看看外国人的比较靠前的经验：首先，转变自己的思想。抛弃自己不好的想法，国外对于遗产开发和保护比较有经验，比较权威的国家，首推意大利。意大利是一个遗产大国，在遗产尤其是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意大利学派的遗产保护观点主要有：强调文物价值的多方面性，文物本身携带的各种历史信息都应该得到充分的保护。强调实事求是，反对妄加推测，在做修缮工作时要有确凿的考古学依据，只对文物古迹进行必要的加固工作和修葺工作，目的只是保护而不是为了金碧辉煌的炫耀。为了打击日益猖獗的盗窃文物，1965年5月3日，意大利政府组织了现在世界上唯一的一支用于打击偷盗文物的人的武装部队：文化遗产宪兵部队，据统计，1969到199年30年的时间里，这支部队就追回了被偷的艺术品十六万件之多。我国完全可以借鉴意大利的做法。

2.走出申遗的误区。如今，众多风景区陷入了一定的申遗误区，主要是认为只要申遗成功，景区的知名度就一定就能打出去，就一定能吸引游客，能促进当地经济的收入和旅游业的发展。其次是认为本地的景点多，年代久远，就一定能够申遗成功。且不说当前世界上有多少各种类型的世界遗产，就中国而言，盲目投入到遗产地区旅游开发的资金已经可用不计成本来形容了。在开发与保护中取得双赢局面，就要求当地政府与开发商能够有预见性的头脑。

3.结合本国现实出发，走能够不断发展之路。目前关于世界遗产研究的课题中出现了一部分激进思想，认为旅游开发对世界遗产带来的全部是负面影响，其实，开发世界遗产不仅能够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也能发扬祖国优秀的文化。世界遗产的保护开发与当地的居民生活进紧密联系起来，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