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文化论文优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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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语言不是人与人之间唯一的交际工具,但它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交际工具。”①众所周知,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储存了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经验和文化特征。每个语言对象国的文化都具有其独特性,为了进行顺利的跨语言交际,必须了解语言的文化背景。对于学习外语专业和将来从事涉外工作的学习者而言,除了要在外语上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基础以外,还要面对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通过习得该语种来认知这个民族的行为、思维、心理、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从外语学习中观察,对不同语言与文化差异进行对比。

    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和国际形势发展的多样化,对非通用语种人才提出了在知识结构和综合素质上的新要求。对如何提高非通用语教学中语言与文化课程的教学质量,加强课堂教学策略,实现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的目标,是每位非通用语种教师的责任。本文以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泰语专业为例,探讨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程的教学实践。

    1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目的和要求

    2010年起,广西民族大学为2007级泰语专业本科生开设了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根据学校本科培养计划,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属于专业任选课,课程设置在大学四年级的第一学期。该课程语言与文化并重,要求学生更深入、更系统地了解语言和文化的概念、泰语语言特征、文化特征、泰国语言与文化的内在关系,以及当前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相关理论。旨在让学生通过各种实例的研究,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各种内在及外在关系,学会分析语言背后的文化特征。课程的开设不仅有利于拓宽、更新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知识结构,整合四年所学知识,还能让学生在四年级撰写毕业论文时奠定理论基础,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兴趣,提高文化素质。

    2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现状和存在问题

    2.1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现状

    外语教学中,语言课程总是作为主干内容来进行设置,我校在培养泰语本科专业学生传统的语言训练,如听、说、读、写、译技能方面一直有较好的经验。但语言教学无法与文化背景相脱离,外语教学中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语言教学方法,总会自然地融入相关的文化教学,并形成多种多样的语言文化教学模式。我校在培养泰语本科人才中一直非常注重对文化的导入,授课教师通常会根据上课内容涉及的主题进行补充介绍,灌输人文领域的基本知识和经历见闻,但内容较为零散。在低年级阶段,针对泰语专业的学生在国内也开设有专门的文化课程,如:泰国概况和东南亚历史与文化。课程侧重的是横向的文化知识铺垫,内容覆盖面广而泛。大学第三学年,在学生赴语言对象国学习期间,开设有泰国社会文化课程。虽然我校的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程尚处于任选课的地位,但对于加深对语言对象国的认识又是不可缺少的课程之一,在高年级专门开设语言与文化兼并的课程对外语学习者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2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教学存在的问题

    第二语言教学是跨文化交际教学,包含了教授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教师在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堂上的作用就是提出语言现象结合文化因素,把语言放在社会语用背景下教学,提高语言学习者对语言文化的认识。笔者通过关注2010年至今泰国语言与文化课开设的情况看,从教学设计、教学效果和学生反馈等方面发现,其中有值得借鉴的可取经验,同时也存在许多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

    2.2.1 教材问题

    针对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这门新开设的课程目前没有适合的固定教材可供直接使用,暂时给教学带来了一定难度。由于泰国语言与文化课设定为专业任选课,但语言与文化涉及内容范围广,教师不可能把包罗万象的语言文化现象和特征囊括在36个课时内介绍完整。加上可搜集整合的教材资源有限,时间紧、内容多、任务重,教学准备不足使教师没有完全吃透教学内容,对于语言文化知识不够深厚,缺乏教学经验的教师则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因此,如何上好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保证授课质量,是任课教师面临的棘手问题。

    2.2.2 国内外教师教学方法问题

    2010年笔者曾教授过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之后分别由另外两位泰籍外教继续担任授课教师。毋庸置疑的是,中泰教师由于文化差异,教学经验各具特点,教学方法也会存在差异,这包括授课内容、手段和侧重点不尽相同,教学成效也必然会有所差异。

    笔者在正式上课前曾具体调查过学生对课程的期望,让学生写下希望从中收获到些什么,以便及时调整教案和尽量满足学生的求知需求。提前做好教学计划后,在第一堂课上会先告知学生整个学期的教学计划及上课内容,让学生在没有课本和教材的情况下明确本学期该课程的学习目标和学习任务。笔者从“泰语语言特点”的角度出发,采用主题分类的方式,利用每周3个课时教授一个相关主题的内容,如泰语语言等级、泰语中的外来词、泰语称谓词和泰国姓名文化等。笔者分主题制作课件,并打印分发课件讲义作为上课资料。授课过程中先铺垫基础理论导出本节知识点,让学生学习该主题中相关的语言与文化理论,举例论证,尽可能地把本节中语言和文化的背景关系分析清楚,然后进一步介绍目前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与论文。最后,安排全班分组后在下一次课进行小组报告,开展自由讨论。目的是让学生在课后去查找更多其它的有关理论书籍阅读,搜集更多的实例来论证,增强理论基础。笔者还特别强调学生的作业报告中所引用资料的可信度,严格要求参考文献、参考书目的书写规范。

    从与泰国外教交流教学经验中得知,泰国学生一般是通过民俗学或文学类课程中习得语言文化知识,而授课老师如果是语言学家则会选用历史纪实、史记类书籍作为教材授课。泰国外教主要从“文化”的角度来设计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内容,例如:泰国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中的语言文化、泰国风俗中的语言文化和泰国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文化(以警示诗为例)。同样采取主题分类和课件的方式授课,重点讲解一些实用、优美的词汇,分析词汇的含义、词根、文化背景和现今的使用方法,目的是让学生掌握词汇后能够学以致用。最后,布置相应的练习或完成课后作业,如造句或写作等进行检查。

    学生一致反馈泰国语言与文化课相比过去所接触的语言文化知识课难度更深,层次更高。学生对笔者采用先分析后报告的教学方法的评价是,授课内容有深度、有条理,与泰国教学方式相似,对提高泰语专业学生研究水平起到积极作用。而外教身为对象国语言文化的“代言人”语言地道,是可靠的目的语文化信息来源,教学风格具有本土化特色,课堂文化气氛多元,在阐述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背景时更驾轻就熟。可以说,聘请外教授课本身就是一种加深学生对对象国语言与文化学习的过程。

    虽然国内外教师的教学方式各具优势,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也捉襟见肘。国内教师在课堂教学上的弊病之一是力求一次讲全讲透、面面俱到,笔者在初次授课时一直忙碌于阅读和搜集大量而分散的资料信息制作课件,希望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需求,尽可能解答学生提出的疑问,但由于准备的材料多,往往会造成对教材不够熟悉,照本宣科的情况出现。聘请外教教学同样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外籍教师的流动性大,部分泰国外教是非泰语专业出身,出现教学水平良莠不齐等情况。外教通常对我们国内的教学大纲不熟悉,上课缺乏教学计划,教学设计不够规范,授课内容经常与学生在泰国留学期间已学习过的知识重叠。此外,由于缺乏系统教学和理论参与指导,课堂上容易出现跑题,讲述漫无边际,教学效率不高的弊病。外教也反映,因为泰语中不少词汇是来自巴利文、梵文并且涉及宗教的文化背景,词汇的含义较深,所以要花大量的时间来讲解一两个词汇的文化根源,有时需要加快语速或者借助图片教学,学生虽然最终能够掌握,但整个学期下来在专业上的收效甚微。

    2.2.3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问题

    大学本科教育一向都提倡培养复合型的高素质人才,外语专业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对语言使用文化环境的理解。每个学生掌握语言的水平高低和进度不同,文化接受能力不同,自身对新事物新文化的理解和遇到的障碍也不同。是否能够准确地领会语言与文化的联系,取决于个人语言的能力、文化素质和生活经历。现今社会中不少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相对薄弱,甚至对本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优良传统了解甚少,身为外语专业的学生对语言对象国文化的学习了解远远不够。如果只具备了专业素质,而欠缺人文素质,最终只能成为“单面人”。另外,笔者在布置学生进行课后分组报告中还发现,一些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滞后,获取、处理及运用信息的能力比较弱,这体现在搜集资料的方法和渠道单一,范围窄。再则,由于缺乏理论研究的培养,理论基础薄弱使很多学生不善于分析和综合归纳问题,在报告的论证中往往缺乏可信的依据,并且出现抄袭的情况,小组报告的信息来源、内容及分析结果雷同,缺乏新意。若能加强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高观察的敏锐性,学会分析语言文化差异,对加强大学生专业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3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教学的实践和探索

第2篇

国内如火如荼的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实践呼唤并激发了相关学术界的研究热情，并催生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概括而言，这些成果主要围绕着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定义、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内涵与性质、思想（哲学、文化）基础、功能与价值、目标及路径等六个方面。

（一）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定义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定义的界定是有关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研究的基础。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学术界尚未出现公认的定义。研究者们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分别进行了定义的界定，笔者将其归纳为“5说”：（1）生态系统说：祝杨军（2010）在其硕士论文《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目标与实现路径》里，从生态学及生态哲学的视角，主张大学校园文化本质上是一个生态系统，是以生态哲学视角切入的、消除了本体论意义上二元对立的、理想目标与现实路径相统一的大学校园生态文化体系[4]；于巍（2014）同样基于生态学的学科背景，认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是社会经济等复合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不仅具有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而且可视为一个区域性的、抽象的生态系统[5]。（2）和谐文化说：庄景全（2009）从文化学的视野出发，提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是校园内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文化，它是一种有利于学生成长、发育的文化，重视教育的人文性和对个体生命性的尊重。”[6]不过，事实上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包括学生、教师等的众多利益相关者，而本定义的利益相关者主要聚集在学生身上。（3）新文化（观念）说：林莉（2002）主张，生态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最新取向[7]；张娟娟、宁岩鹏（2012）认为，校园生态文化是一种“新的文化观念”[8]。（4）文化环境和精神氛围说：叶宗波（2005）提出，校园生态文化是一种有形或无形的文化环境和精神氛围，是把握道德价值的重要载体[9]。（5）五要素反映说：杜君芳、江红岩（2011）强调校园生态文化是指在教师、学生和管理者和谐作用于校园以及与校园紧密相关的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对师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团体意识、群体形态和行为体系”的直接反应，是师生共同适应和改造环境的产物，具有和谐性、整合性和与时俱进性[10]。总体来说，尽管学界尚未对校园生态文化做出统一的界定，但基本上认同上述“五要素反映说”这一观点。

（二）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内涵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内涵议题，国内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笔者将其归纳为“4说”：（1）四生态化说：胡祖吉（2007）指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注重人与环境的和谐，包括学校传统和现代文化观的生态化、教学生态化、管理生态化和行为生态化，具有科学化与前瞻性、系统性与规范性、和谐性与持续性的特点[11]。（2）三文化生态说：高永蓉（2006）认为大学校园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系统的子系统，必须借鉴生态文化理念致力于校园文化生态的建设，构建良好的管理生态、学术生态和信息生态，以推进新世纪大学的可持续发展[12]。（3）全新文化说：覃逸明、吴文亮（2003）及徐建芬（2008）均认为，校园生态文化是全新的校园文化，它强调校园生态环境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和谐发展的关系，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既要重视客观自然生态环境的建设，又要重视主体人的主观意识方面的培养[13]。（4）三特定环境说：田传信（2012）强调，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可为大学生发展创造良好的特定环境：物质层面的生态文化环境、精神层面的生态文化环境和制度层面的生态文化环境[14]。

（三）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思想（哲学、文化）基础思想、哲学或文化基础事关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方向和深度，其重要性非同小可，故研究者对此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他们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相关论述，笔者将其归纳为“4说”：（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说：贺旭辉（2004）认为，坚持科学发展观，有助于正确认识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含义和建设的必要性，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大学文化传播、开发和研究，有助于坚持以人为本，营造和谐的文化氛围[15]。（2）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说：冯婕、祝杨军（2008）提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具有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元素。它一方面揭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存在的系统性、开放性、超越性和动态性；另一方面，又从本体、价值取向和历史性的视野指出了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源头和走向或归宿[16]。（3）生态价值观说：刘艳华、张冬玲（2009）强调，校园生态文化是指校园中全体师生员工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而共同创造所形成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17]。（4）儒家文化说：蒋黎黎、叶爽（2012）主张，建设校园生态文化应努力寻找儒家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结合点，挖掘儒家文化中和谐观念、义利观和人生价值观的内在价值，发挥其积极作用[18]。

（四）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功能、价值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功能和价值问题，研究者们也提出了多样化的观点，笔者将其归纳为“6说”：（1）践行说：徐达（2012）认为，构建校园生态文化是对“生态文明”的践行[19]。（2）育人说：覃逸明、吴文亮（2003）认为，良好的校园生态文化有利于师生的身心健康，有利于师生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念和充满生机的文化观念，从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3]；佟瑛（2008）指出，高校校园生态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而实现育人的功能[20]；吴烨；朱玉芹（2011）提出，优秀的校园生态文化品位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环境和氛围，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有催人奋进的激励作用和潜移默化的育人功能[21]；蒋黎黎、叶爽（2012）主张，高校校园生态文化承载着“育人重任”[18]。（3）保证说：喻秋兰、余文龙（2011）提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大学持续和谐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4）关键说：朱玉芹、吴烨（2011）强调，校园生态文化是一个学校生存和发展的关键[23]。（5）基础说：杜君芳、江红岩（2011）认为，和谐的校园生态文化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加强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是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高校的必由之路[10]。（6）“三生态”说：刘月岭、武立敬（2010，2011）主张，大学校园生态文化作为人类生态文化的具体样式，作为生态文明走向生态文化的路径选择，具有“生态育人、生态立校与生态服务”的功能。显然，“育人说”是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功能和价值的主流观点。

（五）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目标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目标，未见直接的、系统的研究报道，也未出现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目标谱系。研究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或着眼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此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有的具体，有的抽象。概括起来，有“4说”：（1）四目标说：祝杨军（2010）提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目标包括教育目标、学术目标、环境目标和系统目标四个部分[4]。（2）三目标说：于巍（2014）强调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实践目标由人才培养目标、学术科研目标及和谐环境目标三部分组成[5]。（3）文化共同体说：张华、闻彦（2011）认为，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注入生态精神，形成文化共同体，是生态文化背景下建设校园文化的目标[26]。（4）四生态化说：李国新（2012）主张，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目标分别为教育目标的生态化、学术目标的生态化、环境目标的生态化及系统目标的生态化[27]；可以看出，本目标的“四生态化说”与祝杨军（2010）的“四目标说”在目标的内涵和外延上有一定的相似性。显然，除“文化共同体说”外，其他“三说”在目标谱系上具有一定的交集，即均将教育、学术和环境纳入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目标体系。

（六）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路径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路径涉及到理论与实践对接的问题，研究者们从多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设想、措施或建议，笔者将其归纳为“6说”，分别为：（1）四层面说：叶宗波（2005）认为，可从校园建设、学校管理、学术研究、情感交流等四个层面上创建良好的校园生态文化[9]。（2）三层次说：佟瑛（2008）提出，要围绕校园物质文化、校园精神文化和校园制度文化三个层次来展开高校校园生态文化建设[20]。（3）二环境说：杜君芳、江红岩（2011）认为，应从外部和内部环境构建和谐的校园生态文化[10]。（4）生态化教育、教学系统说：喻秋兰、余文龙（2011）主张，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化教育、教学系统，可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学校园人际关系和行为体系[22]。（5）生态教学观说：刘海仁（2013）提出，大学生态文化建设的路径应树立生态教学观以促进生态课堂中师生生态主体生命质量的升华，并推动校园生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28]。（6）景观设计说：李静（2007）根据安徽大学新校区南实验楼———笃行南楼的现状与特点，提出了“体现景观特色，营造文化家园”的设计思想，主张应遵循自然式植物配置原则，在相似的空间环境中，展现不同的景观效果和独具特色的校园风貌[29]。（七）其他相关研究以上是有关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议题研究成果的主流，此外，国内的个别研究者还关注高校校园生态文化运行机制的构建、高校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基于大学所属层次（佟英，2009[30]；朱玉芹，2011[23]）和学科专业（朱玉芹，2011[19]）的建设特色，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与其他管理、服务活动的关系（徐建芬，2008；王改红，2011[31]；胡薇，2011[32]）以及关于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机理。对于后者，张华、闻彦（2011）探讨了校园生态文化共同体的生成、核心价值的建立及文化信念和精神品质在多重文化系统中的共享和浸润对校园生态文化利益相关者的文化归属感与认同感的催化作用[26]。

二、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一）存在的问题概括而言，国内研究者在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相关研究方面视野较开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一些研究成果已达到了较深的理论深度。然而，也存在着某些明显的不足或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定义、内涵与目标的界定等方面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定义尚处“百家争鸣”的状态，目前尚无公认的定义；在内涵方面也是“百花齐放”，也未出现获得共识的表述；在目标的论证方面也呈多样化的态势，目标体系欠系统和全面。研究者们基于自己的学科背景或个人喜好各执一词，这有碍于相关研究理论水平的提升，也制约了实践指导效果的提高。因此，规范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定义与内涵等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2.在研究内容的结构方面比较而言，国内学术界对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意义、功能、价值、重要性、对策等阐述过多，而对一些基础性、专业性的问题（如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基础理论、建设资源评估、建设效果评价以及利益相关者的生态文化需求调查等）鲜有研究，后者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这可能说明后者是有关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研究的难点。然而，后者却涉及到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理论体系的完善、对实践指导效果的提高等诸多重要问题。因而，它们应该是今后相关研究的主攻方向。3.在研究方法方面以往的研究成果大多对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问题进行一般性描述、经验性介绍或主观性对策建议，以思辨、定性研究为主，实证、定量的研究缺乏，研究尚显粗放化。今后，新的研究方法的创立、相关学科（尤其是生态学、文化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运用以及基于某些具体高校的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实证、实验研究将受到重视并成为主流。

第3篇

近年来，与全球范围内对环境与生态危机的深入反省密切相关，中国哲学的“生态意蕴”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我们认为，要进一步深入讨论这一问题，应当从中国哲学所蕴涵的“文化生态模式”的角度加强总体性的思考。这里所谓“文化生态”，是指由构成文化系统的诸内、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关系。“文化生态模式”则是指维护文化生态生存、绵延的根本律则与运行机理。

由于人是以类的方式存在于宇宙之中的社会动物，一个文化系统的文化生态必然涉及到人与终极实在、人与自然宇宙、个人与他人以及人之身心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些方面构成了特定文化系统的基本存在形态，亦即文化生态模式的基本“世界图式”。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基本的世界图式可名之为“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图式。

在这一图式中，天地万物通过被生命化而统合为紧密相连的一体。中国哲学看待天地宇宙以及万物的基本范式就是“生命典范”的，即自觉地把天地宇宙以及万物均看作是类人的存在、有生命的存在。这在作为中国哲学之思想源头的《周易》哲学中即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正是借助于生命典范，《周易》建构起了一个涵容天地人“三材”、足以“曲成万物”、“范围天地”而又以“道”一以贯之的机体网络系统。沿着《周易》哲学所开辟的基本精神方向，以儒家和道家为主体的中国哲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以生命典范贯通天地万物的世界图式，从而形成了“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论”。在这一世界图式中，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既各自构成相对独立的系统，又共同构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它们之中莫不包含了某种内在的生命力量亦即“道”或“天道”。“道”或“天道”构成了万物的存在根源，同时也是贯通万物的内在本性。以生命体存在的万物统领于“道”或“天道”，共同构成了充满生机的大化流行。

在这一图式中，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既内在于自然，又有着自己的特殊使命。它强调，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人是内在于而非外在于天地万物的。《周易》哲学从两方面突显了天地万物对人的内在性。其一，天地万物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前提。《序卦》明确指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显然是把天地万物的存在看作是人、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其二，天地宇宙亦是人的价值之源，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具的德性是“法天效地”的结果。这从《系辞》“生生之谓易”与“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论断中即可清楚地见出：“生”不仅是天地之基本的存在形态，而且更是天地之最高德性，正是天地宇宙所昭示的“大德”为人类提供了价值的源头。由此，《周易》开启了后儒以“生”释“仁”，将人之本质属性与天地之德相联系，以为之确立形上根据的基本精神方向。与此同时，人作为大宇长宙中唯一具有灵明者，又不是完全类同于其他万物的存在，而是具有一种特殊使命，即只有通过人的存在而不仅更为充分地实现天地之道，而且使之发扬光大。《中庸》所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所言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人虽有着与其他万物不同的特殊使命，但归根结底依然是为了实现天地万物自身本有的内在价值。

立足于“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的世界图式，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表现出了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等颇为独异的理论特质。

追求和谐是中国哲学中包括《周易》哲学、儒家哲学与道家哲学共同具有的价值取向。即以儒家而言，对普遍和谐的追求自孔子起就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原始儒家的这一理论意向经后儒的不断发明推广而成为儒家基本的价值取向之一。《中庸》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明确地表示，建立在“中”这一天下之大本基础上的“和”是天下之达道，人能够达致天下之达道，则可以使天地万物达到各安其所、物各付物的理想境界。在儒家哲学中“和谐”与“生生”又是紧密相连的。扩而大之，亦可以说，“生生”与“和谐”的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

所谓平衡性，即将万物走向和谐看作是一个趋向于生机平衡即事物的构成要素之间和谐共处、共生并形成相对稳定、协调之均势的过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就世间万物的基本存在要素而言，它们均是由既相区别又相渗透从而形成相对稳定均势的两方面即阴阳构成的。在中国哲学家看来，天地宇宙、万事万物无一不是阴阳二气的产物。阴阳二气又是互相渗透的。阴阳互渗互透，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相需、调协而生化万物，成为中国哲学世界图式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本身即是相互渗透的阴阳之间的协调、平衡被看作是天地万物得以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其二，就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来看，亦体现为阴阳之间在相互对待的平衡中通过此消彼长的不平衡而走向新的平衡的过程。换言之，亦即将事物的变化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中国哲学的这一理论特质在作为理解天地宇宙之基本观念框架的“阴阳五行”论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其三，就对事物发展趋势的价值取向来看，中国哲学特别注重“中”，即构成事物的诸要素均合理合度的状态。《周易》开启了中国哲学“尚中”的价值取向，在日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中庸”、“中道”、“中和”、“中行”等学说和理念。如果说中国哲学中的“中和”理念是以中求和的话，那么，“中庸”则至少包含了为人处世以“适度”（无过无不及）为原则、通过各种不同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上的和谐统一（和而不同）、随时而中（时中）等方面的基本内容。这其中所追求的，不仅是有机的平衡，而且是动态的平衡。超级秘书网

第4篇

摘要：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不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使我国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生存和发展受到严重威胁。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在我国目前国情下，如何强化税收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即如何完善我国的环保税收体系。

关键词：环保；税收制度；和谐社会

1完善环保税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和谐社会是社会系统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良性互动的状态，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及公共治理的和谐，是绿色生态性社会、公平性社会和创新性社会的综合。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建立绿色生态性社会、公平性社会和创新性社会。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实现和谐社会的综合目标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我国环保税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1）我国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主体税种。

我国现行多为征收环境费，地方为了保护其利益对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私下给与保护，降低排污标准而且征收标准偏低，征收依据落后，在征收方式上也不规范，排污资金的使用效果不理想，对保护环境起不到高效调节作用。目前现行的资源税并不是专门的环境保护税，税率过低，税档之间的差距过小，征收的范围狭窄，只是针对使用煤，石油，天然气，矿产品和盐等自然资源所获得的收益征税，实质上是属于矿产资源占用税的性质，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起不到明显的调节作用。各税种自成体系，相对独立，税制内外有别，不利于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竞争。

（2）主体税系缺失。

各种环保性质的条文散落在各个部分和相关的法规中，没有一个合理和科学的体系，各种法律的不同的立法的目的使得各个法条具有不同的标准甚至彼此之间产生适用竟合的问题难以得到解决。目前我国所征收的环保税收的征收范围只是众多自然资源的矿产资源和盐，对我国其它需要保护的其他重要对环境要素没有相关的法律保护，对我国整个环境保护作用有限，难起到税收本该发挥的作用。

（3）税收优惠形式单一。

考虑环境保护因素的税收优惠单一，缺少针对性、灵活性，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效果。国际上通用的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方式均可应用于环保税收政策中，以增加税收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而我国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4）税收分配管理体制的不合理。

如资源税由于在分配管理体制采取省、地、县三级共享的分成制度，造成各级税务机关对该税种的征收管理偏松和代征代扣未能真正到位，很多地方甚至采取放弃管理。同时由于分配体制的不合理导致大部分的开采利益流向央企和上级财政，造成基层财政对资源税的征管失去积极性。

3国外建立绿色税制的经验与借鉴

西方发达国家为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全面“绿化税制”有税制。

3.1设立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主体税种

（1）对废气排放课征的污染税：如美国70年代开征的二氧化硫税，法国、瑞典、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按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征收的氮氧化物税。

（2）对废水排放课征的污染税：如前西德从1981年起开征水污染税。

（3）对垃圾排放课征的污染税或垃圾税：如挪威1974年开征的饮料容器税，规定对不能回收的饮料容器征收30％的从价税，美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等国在轮胎的生产或销售环节征收的旧轮胎税。

（4）对噪音污染征税：如美国征收的噪音税。

（5）对农业污染物征收的污染税。如比利时、芬兰、挪威、瑞典等国都对农药和化肥征收污染税。

3.2调整原有税制，建立多形式的税收优惠制度

（1）对消费税的调整。包括：区分含铅汽油与无铅汽油，调高含铅汽油的消费税税率，鼓励使用无铅汽油；提高污染型能源的消费税率；在原有消费税基础上，对能源另征能源税或能源消费附加税；取消不符合环保要求的税收优惠，对清洁能源减税。

（2）对所得税的调整。对环保投资支出允许税前扣除或给予一定比例的税收抵免；鼓励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环保设备加速折旧；公车私用的税收措施调整。

（3）对机动车税的调整。征年机动车税时对节能车予以优惠；节能车销售税的税收优惠。

4完善我国环保税收制度的措施

4.1建立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主体税种

（1）建立环境污染税类的主体税种。

大气污染税、水污染税、固体废物污染税、垃圾税、噪音税、开征燃油税。

（2）建立资源保护税类的主体税种。

增强资源税的环境保护功能。在现行资源税的基础上，将那些必须保护开发和利用的资源也列入征收范围，如土地、海洋、森林、草原、滩涂、淡水和地热等自然资源；调整计税依据，以实际开采、占用数量或生产数量为计税依据，并适当提高单位计税税额，特别是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征以重税，以此限制掠夺性开采与开发；将现行其他资源性的税种如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并入资源税，并将各类资源性收费如矿产资源管理费、林业补偿费、育林基金、林政保护费、电力基金、水资源费、渔业资源费等也并入资源税．

（3）建立消费税类的主体税种。

消费税：对资源消耗量大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对导致环境危害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进行征收，发挥消费税在保护环境方面的功能。

（4）建立环保关税。

出口税对国内资源（原材料、初级产品及半成品）征收。进口税对一些污染环境、影响生态环境的进口产品课以进口附加税，或者限制、禁止，甚至对其进行贸易制裁。

（5）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等税种也应体现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环保税收理念。如要取消企业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免税或低税征收的规定，要取消有毒农药、农膜低税率的规定。

4.2建立合理的环保税收体系，包括合理的法律体系和执行体系

建立以资源税收为核心的税收的体制，以针对环境改造行为为主，把资源的开发利用所造成的对环境的影响算入到资源利用的成本中来的制度，对环境改造活动征收而不是对已经形成污染的结果后作出的行政罚款不同，环境税作为一种保护环境的措施，更多是预防性。

4.3贯彻环保税费激励机制，建立多形式的税收减免体制

（1）增值税优惠。对整治污染和利用污染生产的企业实施优惠。除了现行的对“三废”利用的税式支出，还要对从事城市污染和垃圾处理的企业实行零税率，对循环利用资源和节能生产产品的生产企业的优惠。

（2）消费税减免。对环保产品、清洁产品给予税收优惠。（3）关税优惠。对环保产品出口，应给予鼓励，不征税。同时，在国内退税方面应给予优先，争取早退税、退足税。对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治理污染设备、环境监测和研究仪器免征进口关税。

（4）营业税、所得税和印花税减免。

（5）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消费型增值税政策。

4.4完善税收分配管理体制，保障我国循环经济的实现

资源与环境税收应划分为地方税、中央税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并在中央政府统一立法下，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再按一定比例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分配。考虑到环境与资源治理与保护大多依靠地方的力量，所以不应单独设立中央税，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在收入划分时也应让地方占大头。

第5篇

关键词：生态儒道自然哲学文化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不可估量，在多种领域、多个层面展示出其不凡魅力。梭罗倡导简单生活观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整体观，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其中也深深烙印了大量儒家与道家的中国古典哲学文化思想的印记。同时，他以走向荒野为契机，倡导诗意栖居、回归精神家园的生态理想，为世界生态文化的视野提供了哲学奠基和丰富视角。

一、融入中国儒家思想，倡导简单生活与精神富足的生态哲学观

儒家向来推崇安贫乐道。孔子曾云“何陋之有”，陶渊明的田园归耕也是儒家崇道之心的典型体现。数百年前大洋彼岸的梭罗也深谙此道，他于1845年至1847年，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里独自度过两年两月零两天，这是他“自然生活”也是“简单生活”生态观的实验。

（一）批判奢侈，梭罗否定以物质丰富为目的的生存态度

世人眼中的财富，在梭罗眼里就是“金银的镣铐”，他批评人们对待物质的态度，认为人们对于物质的需求更多的是出于享受和炫耀，而非生存的重要需求。比如追求时尚而购买衣服，那更多是被新奇所诱惑，对所谓“时髦”的追随者甚至用沐猴而冠的比喻来加以讽刺。梭罗一再强调，比起衣物的破败，个人德行的不足才是真正可耻之事，“穿在我们最外面的，常常是很薄很花巧的衣服，那只是我们的表皮，或者说，假皮肤，并不是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瓦尔登湖》）。他不能容忍衣服对于“自我”的掩盖与改变，“人消失在了衣服背后”（《瓦尔登湖》）。人性个体的存在意义屈从于肤浅的物质追求，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变成了衣服代表的等级差别。越来越热衷于包装自我的人类，实质上失去的是体内越来越丧失真实的生命力。

除了衣服，另一个重要的物质象征“房屋”也是如此。“我们不再在夜间露营，我们安定在大地上，忘记了天空”。梭罗认为，人们对待房屋的态度，不是满足于安住，而是被房子的装饰与花哨所累，甚至成为房屋的奴隶。于是，复杂而壁垒森严的“房子”里居住的是人们的身体，但同时却阻碍甚至关闭了人民与天地万物的沟通，于是自我便逐渐迷失于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梭罗引用这句儒家名言，正是批评和否定终日蝇营狗苟、奔波劳碌却忘却自我本来面目的灵魂失落者。

（二）重归原始，梭罗呼唤人们回归简单生活观

儒家先贤曾子所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大学》），体现了简单生活的方式和快乐。同样，梭罗也认为，只要个人心境淡泊，吃最简单的野果也能为品行提供足够的营养。于是他大声疾呼：“简单，简单，简单吧……我们的生活在琐碎之中消耗掉了。惟一的医疗办法……一种严峻得更甚于斯巴达人的简单的生活，并提高生活的目标。”（《瓦尔登湖》），他也勇敢地自我实践了这种简单生活观，他来到瓦尔登湖边筑造小木屋，他与禽兽为邻，他独立生活了两年多时光，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探寻简单生活的本质意义。他的思想被称为超验主义，而这一切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證明：活得简单、更简单，抛开物质的罗网，是可以找回自我的真正存在的。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梭罗倡导简单哲学观的同时，结合中国儒家思想所提出的精神富足的生态观。“衣服可以卖掉，但要保留你的思想……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是一个类型的人物，外表生活再穷没有，而内心生活再富不过”（《瓦尔登湖》）。在梭罗的思想中，德行与智慧才是最重要的个人财富。“德不孤，必有邻”，他有意无意中曲解孔子有德之人必有同道的原意，而强化德行对个人存在的意义——一个人如果内有德涵，那么便永不孤独，实现这种精神富足、永不孤独的方式，有与自然万物的宽容融洽，也有先贤们以足迹为证的阅读，他认为，“书本是世界的珍宝”，独处、阅读，足以为人类个体提供广大的视野与广袤的内涵，在精神的宁静平和中，善与美自然显现，并且成就简单生活的最丰富收获。他希望摒除“人性”而恢复“兽性”，及摒除虚幻的物质财富而重归“与禽兽为邻”的清醒自我。

二、呼应中国道家思想，倡导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

何以真正实现简单生活，回归自我？梭罗最重要的生态观就是号召人类返归自然，重建人与世界的关系。梭罗对于荒野自然的亲昵与膜拜，对20世纪以来生态文化和环境主义运动产生了极显著的影响。

学者郭建良曾撰文探析梭罗与中国道家思想的相似性。老子所说“独立而不改”，似乎也正是梭罗的遗世而独立的自然探索之道。梭罗从生态整体观的宏观视角确认了人与自然的同根性关系。在梭罗的荒野生活里，“每一支小小松针都富于同情心地胀大起来，成了我的朋友。”他的自然观，奇妙地同古老东方“天人合一”与“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念相应和着。梭罗常常将自然万物视为同类，认为自然万物才“最接近自己的血统”。从先民开始，人与自然绝非剑拔弩张、生死对立，人与生物、山水就是和谐一体的关系。梭罗讴歌人类古代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的生态理想，对于大自然中的鸟兽虫鱼，是一种极亲近的态度——山雀会飞落到“我”怀抱的木柴上、潜水鸟会嘲笑愚蠢的猎人、野鹿会好奇地凝望近在咫尺的“我”，远离喧嚣的瓦尔登湖“太阳，风雨，夏天，冬天——大自然的不可描写的纯洁和恩惠，永远提供这么多的健康，这么多的快乐……难道我不该与土地息息相通吗？我自己不也是一部分绿叶与青菜的泥土吗？”（《瓦尔登湖》）他在瓦尔登湖的荒野栖居的两年里，和自然中的其他生物取得了生存的平等，组成了一个宁静而富有生命力的生态系统。

与生趣盎然的自然生态系统相比，工业化文明下的现代社会则是“有病的”存在，“社会总是有病的，最好的社会病得最重。”（《瓦尔登湖》），梭罗极其抵触以火车、铁路为象征的机械化和工业化，他以强烈的字眼批判那些侵蚀田园农舍的铁路，“这恶魔似的铁马，那裂破人耳的鼓膜的声音已经全乡镇都听得到了，它已经用肮脏的脚步使清泉的水混浊了！”（《瓦尔登湖》）铁轨对丛林的毁坏，喧嚣和烟雾对自然生物的折磨，梭罗批判工业化进程是以金钱和利益至上而戕害人类自然心灵的野蛮恶行。

所以，正如“道法自然”“万物归一”的中国古典哲学思辨，梭罗也坚持认为，自然是有生命的，也是有人格的，自然和人的精神是相通的，决不能疏远自然，甚至肆意破坏自然界的生态系统，顺其自然本质上成为宇宙运行和人类生存的最高法则，只有远离工业文明污染的瓦尔登湖畔富有诗意的荒野式栖居才能拯救日益被破坏的社会生态。

总而言之，梭罗生态观中蕴含着深刻而丰富的中国哲学文化内涵。精神的诗意栖居，也被梭罗认为是人类真正重要的追求，返璞归真、回归自然正是实现诗意栖居、重新发现生存的唯一途径。他倡导简单生活，号召人们回归自然，以精神生态的诗意建构对抗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这种强调人与自然合而为一的生态整体观，与中国儒家的“知足常乐”思想、道家的“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的哲学文化不谋而合。

参考文献： 

[1][美]HD梭罗.瓦尔登湖[M].徐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2]杨丽.走向一种纯朴的自然情怀———《瓦尔登湖》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解读[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3（01）. 

[3] 张岩，孙立言.诗意栖居与精神守望：梭罗《瓦尔登湖》生态思想论析[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6）. 

[4] 王焱.论梭罗超验主义的自然书写[J].文学与文化，2014（04）. 

第6篇

由于环境生态的破坏,全球变暖及雾霾现象的日益严重,各国在国际贸易中渐渐开始重视生态保护问题,生态学开始被融入到国际贸易当中。国际贸易生态化被提出,生态化贸易能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际贸易生态化未来将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必然趋势。国际贸易生态化的科学内涵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资源协调发展,实现人、社会、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和谐统一。全球经济发展与国际贸易生态化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因为在经济发展及贸易活动中避免不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如何有效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成为了各国学者研究的课题。我国想要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不败地位,必须顺应国际贸易生态化发展的趋势,提高对生态化发展的重视,加强生态化建设,国际贸易生态化是实现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生态环境与人类密切相关,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地球是人类唯一的家园。生态环境一旦受到人为因素干扰和破坏,超过了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而不能回复到原本比较稳定的状态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就会遭到破坏,将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如:生物多样性减少、海洋污染、噪音污染、大气污染等等。我国国际贸易的日益频繁,工业企业及其他的外来污染十分严重。国际贸易中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人类追求超额回报过程中付出的惨重代价。因此我国必须提高国际贸易生态化意识,实现绿色发展国际贸易,以此保障我国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在人类的传统观念中环境是被人利用和改造的对象,以往国际贸易活动以盈利为活动中心,通过对环境的利用换取一时经济利益的增加,这是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人们却没有考虑到,生态的破坏、自然资源的减少,人类生存、经济、社会发展都会遇到阻碍,没有自然资源做为基础,经济将无法发展,人类将无法生存,目前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环境保护必须与生态保护结合起来,提倡绿色生存和绿色消费,建设生态化和可持续化经济发展策略。目前国际贸易法已开始呈现“生态化”发展趋势,随着各国生态保护及生态化贸易意识的提高,国际贸易中贸易争端不断,所以世界贸易组织法和国际贸易条约开始对贸易中涉及到的生态保护问题进行明确的规定,从生态保护到资源保护不同角度对国际贸易进行了限制,保障了国际贸易“生态化”发展的方向。目前已经的《卫生和动物检疫措施协议》及《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等相关协议中都对生态保护问题进行了声明和规定,对国际贸易中涉及到的生态问题做出了限制,有效减少了国际贸易中对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想要在国际贸易中得到更好的发展,必须紧紧跟随国际贸易生态化可持续发展趋势的步伐。

二、我国贸易贸易生态化及可持续发展中与国际贸易间存在的矛盾

国家经济发展及全球经济发展都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利用基础上,来实现在各个国家区域之间资源与金融贸易的交流,在这种交流中来满足各国人民的不同需求,使资源可以在全球各个国家中得到最合理的配置,实现对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促进。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应建立起生态化意识,采取相关生态保护措施。但是现今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我国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生态发展存在着比较突出的矛盾。通常情况下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基础上进行的,目前我国国际贸易与生态化发展及可持续化过程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现今的国际贸易中,并没有考虑到地域差异,使得很多国际的经济和资源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国家之间的资源问题。尤其是我国,我国是资源出口大国,但我国实际自消耗资源量却不及发达国家的一半,许多国家为了缓解本国资源压力,即出于保护本土资源的目的,采取以国际贸易的方式进口资源,很多发达国家虽然资源消耗量远远高出发展中国家,但多数资源来自进口,本土资源并没有过度的开发,而是储藏了起来。我国正是资源的主要出口国,这导致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存在着过度开采本土资源而出口国外的现象,资源的过分开发,对我国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破坏,这种做法并不利于我国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建设。经济活动的基础是自然资源,想要实现国际贸易生态化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与自然资源共同发展,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减少排放,减少污染,才是我国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目前我国资源的出口已经远远大于我国的自然资源供应,我国必须形成国际贸易生态化意识,国际贸易生态化不仅能实现自然资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保护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三、我国国际贸易生态化及可持续化发展优化策略

(一)国际贸易生态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策略通过以上分析讨论不难看出,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才是保障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我国应在国际贸易中应将生态保护作为主流,把可持续化发展作为前进的方向。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只有尊重生态环境的产品才能站稳脚跟,将生态环保融入国际贸易当中,生态化国际贸易,已经成为时展的趋势,我国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守经济与生态化共同发展的根本要求。

(二)对国际贸易中的各个环境严格监管想要有效实现我国国际贸易生态化可持续发展,法律规范适当的监督控制必不可少。我国必须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协调完善国际贸易生态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通过法律监督控制国际贸易生态化发展。制定相关规则,对国际贸易中各个环节进行管理,明确责任分配,加大对有害产品的流通控制,对有害物质进行严肃打击处理。维护我国生态环境,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化发展建设目的。另一方面,发挥政府部门的职能,加大对企业控制和监督力度,避免企业生产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三)适当控制资源开采目前我国在世界上属于资源短缺国,很多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资源是有限的,如果过度开采,那么未来,子孙后代难以生存,想要保障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化发展,控制资源开采势在必行,过度的资源开采会对生态系统产生严重破坏,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必须意识到这一点,适当控制资源开采,降低资源出口量。

四、结束语

第7篇

1.以整合与超越的方式解决环境伦理学的“身份”危机，肯定环境伦理学的意义。

环境伦理学诞生伊始，就出现了“身份”的问题，由于环境伦理学对传统伦理学的一些假设提出激进的批评和挑战，致使人们怀疑环境伦理学究竟是一种应用伦理学还是一种新的道德哲学？应用伦理学依据现存的或占主导地位的伦理思想资源，去关注现实社会中一些充满争议的具体问题，通过一个公共空间和对话平台，最后对问题达成共识；道德哲学则就那些与人们的价值观有关的基础性的、宏观的、形而上的问题给予探讨，试图重新理解人的本性，重新定位人在自然和宇宙中的地位，重新勘定美好理想生活的具体内容。作者认为两种模式都要重视，并在两个模式之间保持沟通互动，通过整合与超越，建立一种全新的开放式的环境伦理学，即一种研究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伦理问题的伦理学说，其目的是为环境保护提供一个恰当的道德根据。这是从“问题意识”与“实践取向”角度给环境伦理学下的定义，环境伦理学也就兼容了“应用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的两种身份，而这两点又恰是环境伦理学的生命力所在。

环境伦理学并非是对传统伦理原则的简单应用，而是对传统伦理的继承与创新，具有宽广的研究范围、革命性的价值取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全球性的研究视野。

2.从儒家的视角出发整合与超越环境伦理学史上的四大理论流派，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这四大理论流派分别为人类中心主义（强、弱）、动物解放/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概括起来，又可以表达为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这些理论流派，观点不一，各有长处，也有不足，在环境问题的实践中既具有价值但又成为障碍。对此，作者认为任何一种环境伦理学，都必须首先肯定人的生存和延续，一种不包含人的福利的环境伦理学肯定是没有生命力的，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人们只把人类的利益当作行为的最高准则，而是没有把全人类的利益当作行为的指导方针。但以人类利益作为确定道德原则的根据，也有两个缺陷：一是人的利益欲望是复杂多样的，有高尚的也有堕落的，难以统一；二是规则是为了规范欲望、利益的，因此从人类的欲望和利益中引出的规则去规范人类的欲望和利益是不合理的。

基于上述认识，作者提出了对四大理论流派的中国儒家式整合与超越方案，观点如下：①儒家思想与四大环境伦理流派在规范层面上都具有可比性，不具有接受上的障碍。如诺顿强调的“理性偏好”就与儒家里面孟子的“寡欲”、荀子的“节欲”和朱熹的反对“穷口腹之欲”思想相通，他所谓的“转化价值”，即大自然的道德教育功能，与孔子的“智者乐山，仁者乐水”是相类似的；以辛格和雷根为代表的动物解放/权利论，强调以功利主义的办法计算动物的痛苦和快乐以及“天赋价值”权利，儒家在这方面相对缺失，但孟子的“不忍其觳觫”的恻隐之心还是认可人对动物所负有的直接道德义务的；生物中心主义代表史怀哲提出“敬畏生命”，儒家也强调对生命怜悯与关怀，泰勒的对生命的尊重与周敦颐“绿满窗前草不除”、程颢“欲常见造物生意”、“观万物自得意”相类；生态中心主义中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提出大地共同体，这与张载的“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亦是相通的，罗尔斯顿的内在价值创造性与儒家的“生生”（包括“生物”和“成物”）相似，生物权平等主义与孟子的“仁民爱物”、“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相似，自我实现论与二程、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说”亦是相似的。②儒家思想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元伦理学层面上具有共识。儒家对“道德”概念的理解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天道、地道和人道只是同一个“道”的不同表现形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都是道德关怀的对象。③儒家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同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也是契合的。现代环境伦理学强调伦理学必须建立在合理的世界观基础上，要有人性论根基，儒家也持相同的观点。儒家有机论的世界观为当代环境伦理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世界观基础；儒家的人要继承和彰显天地的“生生之德”，完成“生物、成物”伟业，与当代环境伦理学将人类视为道德的人是相通的。④用儒家的道德境界论整合四大环境伦理学派。采用儒家的道德境界理论，将人类中心主义、动物福利运动、生物平等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分别对应于人类中心境界、动物福利境界、生物平等境界和生态整体境界四种由低到高、逐级实现的道德境界，其中人类中心境界是最基本的、可普遍化的境界，须强制性推行，其他三个是环境伦理学的高级美德，可选择性推行。从道德境界论的角度来看，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四大流派就不再是相互矛盾和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和协同共进的。

3.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环境”资源，整合与超越现代环境伦理中的种际、代际和全球正义的争论。

有人认为环境哲学或伦理学是现代的产物，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所谓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零散论述，其系统性和理论性与现代西方的环境哲学及可持续性思想相比相差太远，现代的西方环境哲学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没有任何关联，从中国古代零星的“环境”思想中推导不出任何今天环境哲学的理论，这种观点无疑是错误的。

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环境”资源持肯定态度，认为在系统研究西方伦理学的同时也要全面挖掘和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环境伦理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直接表达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思想的确少有，而且带有诸多歧义，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亲自然特性。要超越具体的文本意义，从学说思想体系的层面予以把握。

首先在种际伦理方面，由于近现代的主流伦理学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被搁置甚至排斥在伦理学研究范围之外。现代环境伦理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清除这些错误的观念。作者列举了在种际伦理方面的三个主要障碍：物种歧视主义、人类沙文主义和伦理契约论，并从后果主义、道义论、美德伦理学、内在价值、共同体主义的角度进行论证。在整合环境伦理学者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原则和规范之后，杨通进先生就中国古代的动物保护伦理作了论证具体阐明：①儒家“不忍其觳觫”的恻隐之心；②道家“类无贵贱”的思想；③佛教的戒杀、放生和素食思想等。

其次在代际伦理方面，作者对未来人身份是否有“同一性”作了深入的伦理和逻辑分析，并结合边沁、康德、罗尔斯等关于代际义务的证明，化解了非“同一性”的障碍，认为代际平等是可能的，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第三在全球正义方面上，作者主要是从“正义”的内涵入手，辨别了互利的正义和公平的正义，指出环境正义应是公平的全球正义，要超越现实主义的道德怀疑论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障碍，立足世界主义，倡导一种全球公民的理念。

4.本书的不足。

除去种际伦理外，作者在代际伦理和全球正义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汲取不够，像中国古代的“以时禁伐”、反对“涸泽而渔”的思想，“天下”的观念，都可给人以环境伦理学的启发。作者阐述儒家的思想比较多，而对其他学派发掘的不够，尤其像中国的“道”对环境伦理学的意义，基本未予阐释。中国传统的系统整体的思维方式，是作者在思考和写作过程中采取的方式，但对于它自身的环境哲学意义未予剖析。

第8篇

一、何谓文化自觉 

我国学界对文化自觉的研究肇始于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先生。先生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6个字高度概括文化自觉的实质。给予文化自觉的界定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1〕。 

先生对于文化自觉的释义为我们理解文化自觉内涵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深刻启示。首先，文化自觉应该是一个思维与存在相融合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历史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至少包括四个环节。其一，对自身文化历史有清晰的认识和把握。其二，对自身文化现今所处环境和地位有深刻的理解和反思。其三，对自身文化未来发展状态和趋势有科学的分析和预判。其四，拥有建基于前三层含义基础上的体现文化自主转型能力的文化创建之实践。从根本上说，文化自觉最终表现为一种文化的自我创建之实践，这一实践建基于人们对文化的觉醒和反省。其次，文化自觉要求生活在一定文化圈子中的人既弘扬“过去”之文化精华，又彰显“现在”之文化精神；既保留本土文化之优秀特质，又借鉴吸收外来文化之优秀品质。再次，文化自觉要求各文化圈子中的人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传统、文化形式和文化发展道路，也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以至“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一般而言，文化自觉的研究场域侧重国家和民族层次的大文化圈子。鉴于此，文化自觉更多的指在了解本国、本民族文化历史，明晰本国、本民族文化发展现状和地位，以及对本国、本民族文化未来发展状态和趋势有科学分析和预判的基础上，弘扬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之精华，彰显本国、本民族现代文化之精神，保留本国、本民族文化之优秀特质，吸收借鉴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文化之优秀品质基础上对自身文化的自主创建。文化自觉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生存和发展之前途命运的理性思考和深度把握，体现了一种勇于承担历史使命的高度责任感和攻坚克难的担当精神。 

二、从文化自觉视角看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构建 

任何学科建设与理论构建都需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同理，生态伦理学的构建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工程。我国学界对于生态伦理方面的研究起步晚，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提出生态文化范畴的概念，落后西方国家二三十年。正因为如此，国内学界对于构建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努力肇始于评介西方生态伦理思想，以致于中国的生态伦理学在很长时期内带有浓厚的“西化”色彩，尚未脱离西方的研究模式和学术框架，“水土不服”现象严重。随着中西思想文化的交融、交流与交锋，中国文化的独特气质与魅力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生态伦理学的构建赋予民族文化的意蕴，认为文化自觉是构建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生态伦理学必须矢志不渝坚持的“文化精神”。在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实践过程中，应以民族的视角、历史的眼光、群众的路线坚持和贯彻“文化自觉”之“文化精神”，也即要将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将中国传统生态伦理現代化，将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 

（一）民族视角：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 

中国生态伦理学由于起步较晚，从总体上而言，还未摆脱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固有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生态伦理学的简单叠加与移植。确切地说，中国生态伦理的民族属性未能充分发掘，也即未能实现西方生态伦理的“中国化”。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态伦理品质在相当程度被广大学者所忽视。在不少学者看来，中国传统生态伦理只是一些零散的思想片段，既无精确概念分析，又无严密逻辑论证。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有的生态伦理思想往往被置于比之西方生态伦理次要的地位。事实上，恰如学者云杉所言，“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2〕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现代世界梦寐以求的优秀的生态伦理品质。 

学者刘福森认为，中国生态伦理学没有按照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没有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进行重构，并呼吁构建中国人自己的生态伦理学。文化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深深打上了文化圈子（地域）的烙印。也就是说，民族性是文化的先在属性。伦理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与民族特质紧密相连。不同民族文化培育、酿造不同的生态伦理，不同生态伦理追随、契合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国的生态伦理学也是中华民族的环境理论学。中华民族的生态伦理学理应彰显中华民族自己的民族特性和文化特性。这就明确了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构建必须摆脱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内容框架和思维模式，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再创新，找到适合中华民族特色、与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相通、能够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合理成分。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构建并非全盘否定西方生态伦理，而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确保中国生态伦理的主导和主体地位，真正实现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

       （二）历史眼光：传统生态伦理现代化 

中国有着悠久的生态伦理思想文化，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因此，中国并不缺生态伦理思想。早在神农氏时代，就有“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之类的保护生物资源的禁令颁布。大禹时代又颁布了《禹禁》。周朝更加注重环境保护，资源保护的系统思想、资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相应的管理机构均已出现。随后流行的儒道释家在生态伦理方面造诣更高。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释家的“万物皆佛、众生平等”都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重要思想渊源。就连当代西方著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代表柯布及其学生格里芬都公开看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并希望中国借助自己得天独厚的思想资源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中国传统文化是有机整体主义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作为其根基的儒、道、释所倡导的天地人和、阴阳互动的价值观念，不仅是生态运动的哲学基础，也应成为未来后现代世界的支柱性价值观念”〔3〕。我们要做的是将这些生态思想精华保留、延续下来，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提供深厚的哲学基础和有力的价值支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的独特性和启发性，对挖掘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资源，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津津乐道。但是，多数学者只是停留在对中国传统生态伦理的宣传与说教层面，并未深入分析传统生态伦理对现今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的实用性。更确切地说，传统生态伦理由于“尘封已久”，在未深入“雕琢”的情况下很难适应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构建需求。因为“伦理同哲学一样都是有时代性的”。生态伦理几乎同人类文明史同在，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中潜在发展的观念形态和价值体系。如果从历史的维度考察生态伦理，可以把生态伦理看做一个随历史条件和时代内涵不断演变的概念。翻开生态伦理思想发展史，我们能够发现，总体而言，生态伦理在每一个时期都会摈弃与时代不符的旧思想，更新与时代相符的新内容。生态伦理，这面历经时代沧桑巨变，发端于原始文明，成熟于农业文明，沉睡于工业文明，觉醒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度前夜的精神旗帜不能说是属于哪一个时代，而是一个随时代变更、完善的概念。从这个意义可以确定，生态伦理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高扬“扬弃”与“更新”旗帜，从而具备贞下起元、历久弥新的独特品格。处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拐点处，今日的中国需要认真思考传统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需要慎重把握传统伦理思想的时代转换。也就是说，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必须审慎应对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将传统生态伦理吸收到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中并不是对传统生态伦理的简单回归，而是促成传统生态伦理与现代生态伦理的最大耦合，实现传统生态伦理与现代生态伦理的时代转换，使我国的生态伦理学既保持民族文化传统，又适应现代生态伦理发展的需要。 

（三）群眾路线：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 

一般而言，受知识背景、资源禀赋、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影响，理论往往由社会精英分子首先发现和掌握。然而，理论和事实一再表明，国家抑或民族文化的强弱，从根本上而言，并不是由精英文化决定，而是取决于大众文化。因为，真正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内在精神特质的恰恰不是精英文化，而是大众文化。对生态伦理思想史进行简单回顾与考察，不难得出结论：一般而言，生态伦理首先作为精英文化而存在，并呈现出不断转化为普通民众保护自然的道德实践的发展趋势。经典作家早有研判——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强大的力量。众所周知，任何科学理论都以掌握和服务民众为宗旨。生态伦理存在的目的是使之成为“万民膜拜”的社会法则，并随之化为自觉的道德实践。因此，产生、活跃于精英阶层的生态伦理必须转化为普通民众的内化价值和外化实践。也只有如此，才能体现生态伦理的内在价值。那么，如何将生态伦理转化为普通民众的道德实践呢？这就必须经历一个使精英生态伦理大众化、通俗化的过程，姑且称之为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过程。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使精英生态伦理大众化、通俗化，也即作为精英文化的生态伦理如何能够成为普通百姓津津乐道的通俗话题？众所周知，社会精英文化只有通过普通百姓内心早已认同的文化形式才能得以传播和延续。这就需要充分挖掘和发挥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衔接紧密的文化形式—民俗文化的中介力量。对此，关于什么是民俗文化，知名学者刘福森教授早有见解：民俗文化在民族特有的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下孕育和发展，在文化传统的延续中保存和传承，并通过民间信仰、民俗节日、民俗礼仪、民间文学艺术等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以特定信仰、节日、礼仪、文化艺术为主要内容的民俗文化形式就是沟通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桥梁，是实现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化的中介力量。不难得知，民俗文化直接产生并依附于普通百姓的现实生活。这就决定了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直接决定普通百姓的日常行为。因此，要使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充分发挥民俗文化的中介作用，把理论化、抽象化的生态伦理通过民俗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展现给广大民众，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主动认同并自觉实践不失为一大良策。从根本上说，走群众路线，将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其最终目的是要使保护环境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的一种信仰。这才是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重点和难点。 

三、结语 

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要构建得有声有色、有血有肉，必须将“文化自觉”精神贯穿始终，以更加理性、更加主动、更加负责、更加自信、更加开明的态度将生态伦理在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精英—民俗之间进行恰当融合与适时、适度转换。值得着重一提的是，在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传统生态伦理现代化，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是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过程中的有机环节，缺一不可。不过，三环节中，将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使保护环境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的一种信仰是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的根本要义之所在。我们甚至可以说，生态伦理“民俗化”的程度与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的效果呈正相关。 

〔参 考 文 献〕 

〔1〕.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J〕.中国社会科学，2000，（01）：37-51. 

〔2〕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J〕.红旗文稿，2010，（16）：4-8. 

第9篇

［关键词］ 传统文化 西方文化 生态和谐

一、圣杯与剑的隐喻

美国最著名的女权主义学者理安・艾勒斯提出圣杯与剑的隐喻，以此来说明男性统治女性的社会关系模式是当代所有世界性难题的根源。［1］对理安・艾勒斯的这种隐喻，可以从文化学的视角作进一步的引申与剖析。圣杯是有容内敛的女性象征，而剑则是外显进击的男性象征。两者的意义形成各自的整体意识：母性文化与父性文化。此二文化构成了人类文化之二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此起彼伏，各有千秋。

从历史的纵向看，中西文化都经历了两个相同的文化阶段：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但在这种文化演变过程中，中西方差异极大，从而导致了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及其在构建新的人类秩序中的不同作用。这种在历史纵向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中西文化差异，赋予二者截然不同的禀赋，圣杯与剑，是女性文化与男性文化的象征，更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象征。

二、中西文化的差异

西方文化是一种剑的文化，具有男性的刚强勇毅及其易生的片面。

母系氏族文化与农业文明具有亲密的关系。西方文化在其早期阶段也曾打上了农业文明的烙印。“在农业稳定发展一两千年中，对富饶的河谷地区日益高效的开发不断的改善了那里居民的生活水平。人们种植小麦、大麦、豌豆、菠菜和其他豆科植物，饲养了除了马之外的现在在巴尔干半岛的各种家畜。”［2］这是地中海上的克利特岛上的农业文明状况，一种典型的母系氏族社会文化。他们信奉女神，将女神的圣杯（子宫）视作万物的源泉。理安・艾勒斯对此评价说：“而且在克利特的神话形象――作为宇宙母亲的女神、人类、动物、植物、水和作为女神在大地上体现的天空中，我们发现了对我们和自然同一性的重视，这是一个今天同样重新提出的以保持生态平衡为先决条件的主题。”［1］P50古老的克利特文明，成了男人与女人，人与自然和谐的象征，一种母性圣杯文化的典型。

公元前4300年到3000年，说印欧语或雅利安语的游牧部落“库尔甘人”三次入侵克利特，破坏了那里的原生母系农业文明而代之以剑的父系文化。这种转变成了一个历史转机，构建了西方剑的父系文化原型。

印欧人的入侵，改变了地中海北岸欧洲的农业文明的秩序，也可说是一种大的文化融合。在这次融合中，使游牧的“活”文化占了上峰，西方文化从此有了一种主客对立的二元危机意识。这种原型，成了古希腊文化的基因，而古希腊文化又成了西方文化的基础。

西方的这种开放的动的危机的文化意识，使他们将主客官区分开来这着成为西方理性特别是科学发达的前提。前苏格拉底属人理性是对这种二元的文化体系的演绎。但在这种演绎过程中，二者始终将人独立出来，而不是将之放在“天人合一”的模式中。这种二元对立的文化模式，首先表现在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之中。这一时期的自然哲学，如泰勒斯、巴曼尼德、阿拉克萨戈拉、阿拉克萨美尼、德谟克利特等都对宇宙作了深入的观察与思考，构建了不同的宇宙论，但他们几乎都没有将“人”纳入到这种框架中去，仿佛人与物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亚里斯多德在前人自然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目的论”。他认为自然是人的奴仆，是“为人”而存在的。植物生长就是为了让动物吃，动物是为了让人吃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剑文化，虽然蕴涵着理性的因子，但也实属畸形。这为以后的文艺复兴的变态埋下了伏笔。

中世纪的神学目的论，也是将自然置于底层。上帝创造自然是为了养活人类，人类是上帝在地球上的使者，他们被创造就是为了替上帝统治大自然。

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是对理性与自由的呼唤与回归，人发现了自己的尊严、价值，也唤醒了沉睡的亚里斯多德式的为人的狂妄，正如莎士比亚所言：人是多么的伟大啊，宇宙精华，万物之灵！上帝开始颤栗了。这一时期所建立的整套理性主义意义体系几乎都打上了人之野性的烙印，这一点在科技领域体现的尤烈，从而为人类生态失衡种下了孽种。

这一畸形理性观，将人纳入世界的中心地位，包括科学在内的理性成为人类征服世界的工具。笛卡尔明确提出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强化了人、物分离的功能；康德认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理性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基础；马克思认为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这种放纵人性的欲望，使西方的文明观成为畸形的，为科学技术对生态的破坏提供了基础。“造成我们今天这些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某些科学上的进步。这些进步基本上于本世纪初已获得。它们以一种传统机械论的方式归纳展示宇宙，并赋予人类一种驾驭大自然的能力。”［3］

与西方相比，中国文化则呈现了一种母性的特征，即是一种圣杯型的文化。中国这种文化的母性特征是基于中国农业文明社会渊源的，而且这种农业文明在历史发展中保持了惊人的连续性，所以使这种母性的文化得以孕育、发展、成熟。

新石器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中国农业文明就很发达了。农业的稳定、有序及对生育的阐释，使中国的母系氏族时期的圣杯文化具有深刻的和谐内涵。而这种和谐思想是建立在对阴阳的二元对立统一基础上的。因此，阴阳的对立统一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型。伏羲画八卦，神农（炎帝）作《连山易》，黄帝作《归藏易》，等都典型的体现了这种文化特征。周代的《周易》乃承其绪而行，是对上古母系氏族文化的总结同时为东周的文化分裂提供了胚胎。

东周的文化分裂中，道与儒是体现了《周易》文化精神的显学。就母性而言，道家是当之无愧的。如果说《周易》是对前代母性文化的总结，那么道家学派则是这种总结的总结，甚至可以说它的文化触角是直抵上古母系氏族文化的深处。“首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4］“生之蓄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盖之覆之。”［5］“生而不有，为而不持，功成而弗居。”［6］“道生之，德蓄之。”［7］“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8］……可以说整个老子哲学就是关于“生”的哲学，一种典型的母性崇拜。

在演绎“生”的意义时，道家将人纳入到大的宇宙中定位，形成“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固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我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9］道家的“至德之世”的理想便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和谐理想。

儒家虽重人伦，但人伦基于天伦。主宰其产生、发展、演变的理论基调亦为“天人合一”。《系辞传・系辞下》曰：“易之为书也，广大番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可见儒家是将人纳入到宇宙中来定位思考的。这一点在西汉初年的董子及宋明理学中表现尤盛。

三、中国传统文化在构建生态和谐中的意义

近代以来地球生态惨遭破坏，其主要责任者在西方文化。其理性体系中的科学理性由于不当的文明价值引导而充当了环境的杀手。而中国的农业文明对环境的破坏是甚微的。有数据显示，发达国家人口只占了世界总人口的20%，而温室气体排放却占了全球总排放的75%，而且这种排放已延续了100多年之久，致使他们对全球平均气温升高的“贡献”达88%。［10］

痛定思痛，将环境问题归结于科技之后，还须从更深的层面来探讨问题的解决之道。正如［美］利奥・马克斯说：“尽管科学家和技术员的工作对于解决最紧迫的环境问题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难题自身是社会实践的结果，它们是典型的社会问题，其根植于文化倾向的长期的稳定的发祥地点。因此，如果我们不对它们的特性进行科学的分析，对它们的社会、文化、行为起源的恰当理解以及用于解决它们的制度结构结合起来，那么，环境问题的解决注定是很难的。”［10］

自产业革命以来，在科学技术的带领下，西方率先进入了所谓的现代，紧随着包括生态危机、道德危机等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开始出现。近年来的后现代思潮正是对此诸多“现代问题”的回应。债有主，冤有头，一切危机其实质都是信仰的危机，文化的危机。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不时兴的语言来说，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因此这种新生的稳定体系本身充满了空幻，而旧的信念不复存在了，如此局势将我们带回到虚无。由于既无过去又无将来，我们正面临着一团空白。”［11］

西方文化就生态危机而言，是因为其二元对立的模式所致，此模式使科技成为彰显人类欲望之剑，成为破坏生态的罪魁祸首。当他们把人放在自然之外时同时也是将人放在其敌对面，故当人有能力征服自然时，“人类中心主义”开始膨胀。人类中心主义将人放在世界之首，自然成为人的手段，科技充当突显这种手段的工具，而科技本身是把双刃剑，其意义是人赋予的，其价值是不确定的。近代以来的科技价值内涵具有巨大的缺陷。

面对全球的生态恐慌，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有必要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世界观，从而建立物我平等的“天人合一”的一元生态世界观，同时也是一种生存方式。而以道家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这种观念变革中具有巨大的意义，这一点，也为大量的西方学者所认同。

参考文献：

［1］理安・艾勒斯著，陈志民译.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2］M・吉姆巴斯塔.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公元前7000――3500年［M］.学林出版社，1992.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21世纪生存的温哥华宣言.21世纪科学与文化：生存计划［C］，1990.

［4］《老子》，四十二章.

［5］《老子》，二十七章.

［6］《老子》，二章.

［7］《老子》，五十一章.

［8］《老子》，四十章.

［9］《老子》，二十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