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理念是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也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或文化传统）对司法的功能、性质和应然模式的系统思考。司法理念是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现在司法体制、司法组织、司法程序中，并直接作用于司法人员，形成“行动中的法”即司法实践中的重要因素。
司法理念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其意义在于：首先，司法制度在设计中应该有系统成熟的理念作为基础。理论准备不足会带来制度的不稳定性。其次，司法改革首先是理念的变革，没有相对成熟的理念指导，容易导致改革的盲目性、急功近利、反复无常和资源浪费。最后，理念的匮乏会导致信仰的危机，没有理念的基础，仅仅依靠口号和群众运动式的动员不可能真正树立起司法的权威。
今天，司法研究以及关于司法改革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究其方法和观点，大致有普遍主义、本土论和相对合理主义等各种路径的不同，结论也由此各异。笔者认为，无论采用哪一种研究途径，一般而言，当前研究现代司法问题至少要考虑到以下几个视角：
首先，现代化或法制化的视角，针对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和法制现代化尚未完成的事实，着眼于基本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寻求与现代法治国家之间的共同点和可借鉴的制度。当前，我们在实现司法独立、落实司法人员的身份保障制度以及完善诉讼程序上，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
其次，本土化或国情视点，法制现代化将成为一种宏伟的事业或追求的理想。国情是一种无法回避的事实，正视国情不应仅仅是为现状和妥协进行辩解，而是为了解决社会客观需求与可行性及成本等实际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普适性的原理都不能成为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当然依据。
最后，全球化的视界在今天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这不是为了简单地造成一种与国际接轨的声势，而是为了积极应对当代世界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挑战。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进行司法改革，其中既可以看到现代法治自身的反思，也可以看到未来司法发展的趋势，从中对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例如，当代世界诉讼外纠纷解决模式的发展，使我们认识到司法和诉讼并不能解决社会的一切纠纷，协商比对抗具有更大的价值，了解自治性和行政性纠纷解决的价值，以及社会保障事业对于纠纷解决和权利保护的重要意义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的视点既可以促进我们健全和完善法制，又可以使我们避免某些现代化的弊端，面向未来，少走弯路。
基于上述三个角度，今天，当我们探讨现代司法理念问题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逻辑的一致性。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都不应出现理念和制度设计上的前后矛盾、逻辑混乱。当我们确定自己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现代法治秩序，就必然会选择一些具有最低限度普遍性的现代司法理念作为基本理念，如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这一点甚至与政治体制并无冲突。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法制，也同样授予法官和检察官以独立的法律地位，尽管我国始终以司法人员素质低的理由拒绝承认司法官个人的独立，但其隐含的逻辑应该是：随着司法人员素质的提高，应该逐步实现司法人员独立办案的目标。那么，我们的一切改革都应该向着这一既定目标前进。
什么是现代司法理念？司法理念是人们在认识司法客观规律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动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指导，包括中立、公正、独立、民主、效率、公平等。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是法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人类法律文化的精华，是司法客观规律的集中反映。它虽然不包括具体的法律制度，不同于普通的司法理论，但它却是高于法律制度和司法理论的指导思想和行为指南。①
一、现代司法理念内涵的详细内容。
具体说来，现代司法理念包含几层意思：第一、现代司法理念是人类在现代社会对司法客观规律的认识与高度概括。与其他国家职能活动相比较，司法活动的客观规律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与国家权力相似的规律，如公权力的强制性、确定性；另一部分是司法活动特有的规律，如裁判权的中立性、专业性。人类在研究、认识、运用、遵循司法客观规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司法理论。而将司法理论中的精髓与司法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些概括、简练、根本、基础的司法精神和司法观念，这就是司法界乃至全社会应当树立的“司法理念”。
第二、现代司法理念是指导司法活动以及与司法相关的所有活动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哲学等。而司法理念可以说就是司法思想，而且是高度凝练的司法思想。司法理念与普通的司法理论相区别，形成统领全局、发挥根本作用的精神指导。
第三、现代司法理念是一种高尚的司法信仰和精神追求。意识形态本身“关于生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一系列信仰”（科贝特语），是高层次人类精神的成就和结晶。所以，司法理念便成为人类在一个健康、法治社会中的共同追求。从司法理念的表述形成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公正、独立、公开、民主，都是共同追求。世界各国都有一些法官为维护司法独立而做出牺牲，而社会对司法理念的信仰成为司法权威得以树立的基础②。
二、司法理念内涵的历史发展和由来
司法理念的内涵不是从来就是这样定义的，而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与政治制度、文明程度相适应，从而也不断的发展来的。在司法独立的环节上，不只是发展中国家，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也是通过在上世纪末的司法改革而逐步实现和完善的。
在德国，1998年10月27日施罗德新政府上台以来，雄心勃勃的对德国的司法制度进行120年来规模最大的整体性改革。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简化司法程序。其中就刑事司法领域而言，德国最近十年的司法改革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1）转变检察职能，简化诉讼程序。（2）加强对人权的保护。一是在1999年5月26日，联邦内阁接受了联邦司法部长的建议，通过了在刑事诉讼法中确定犯罪人和受害人间的赔偿制度。二是在1998年12月1日，专门的《证人保护法》开始生效，目的是帮助犯罪行为的受害人和保护受害人的证人。（3）增加刑罚种类，完善罪名体系③。
1991年英国成立了旨在对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问题进行全面研究的皇家刑事司法委员会（RoyalCommissionofCriminalJustice）。2001年，英国内政部奉女王之令向议会提出《刑事司法：前方的路》，概括了刑事司法改革计划，特别是关于预防、处置犯罪行为的改革以及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2002年7月，英国内政部长、上议院大法官以及总检察长应女王之命又向议会提出《所有人的正义》白皮书，为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刑事司法制度制订了一个广泛的改革计划，意在创造出一种满足社会需要、赢得公民信任的司法制度。④
1999年伊始日本政府宣布，将对日本的司法制度进行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由法务省负责，具体修改工作由“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承办。从日本此次司法改革所确定的基本理念、方向以及《意见书》的产生经过来看，日本的司法改革具有全面性、整体性。[8]《意见书》也宣称：“涉及到司法制度方面的各种改革，相互之间是有机联系的，需要采取全面的、统一的具体化措施。司法改革也是与本《意见》开头所说的先前进行的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推动地方分权的改革，包括放宽限制在内的经济结构改革等一连串的改革有机地联系的，实际上，这些改革也指出了进行彻底的改革司法制度的必要性。”⑤
在法国，为了全面指导刑事司法制度改革，进行审查并提出修改意见，1988年专门设置了“刑事司法与人权委员会”这一全国性机构。1997年10月29日，法国改革法国司法制度，其目的在于提高程序公正与诉讼效率。目前，法国的上述司法改革工作有的已经完成，有的仍在进行中。
三、现代司法理念的价值
司法理念虽然与我们的日常法律工作看似关联不大，但实际上，司法理念决定了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以及以后将要进行的司法工作的效果和成败。同时，司法理念的价值还远不止体现在司法领域，其产生的深远的影响甚至于关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我国的改革和发展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如下：
1、国家权利机构、行政机构、监督机构的工作人员及其组织者们广泛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对于推进司法改革，积极有效的保证司法改革的进行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伴随着世界性的司法改革浪潮，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司法改革的口号之后，司法改革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强势话题。不仅法学界对此给与前所未有的关注，就连广大民众在谈起司法改革时亦是津津乐道。司法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与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还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不仅是涉及机构设置、权力配置、运行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全面改革，而且是由统一的组织机构进行整体规划、统一部署的系统改革。
2001年11月，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详细地对我国司法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根据该报告，我国司法改革的具体内容包括七个方面：（1）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2）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3）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4）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5）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6）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惩治司法领域中的腐败；（7）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因此，我们从这些内容不难看出，新世纪中国司法改革绝非司法系统内的一次局部调整，而是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深层次变革，它不但受制于整个法律体系的改革与完善，而且要融入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部署当中，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相协调发展；它既涉及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之间的权力与资源再分配，也触动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它不仅需要司法体制内的因素进行自我完善，还有赖于司法体制外的环境得到优化。显然，单靠司法机关绝不可能达到上述目的。因为，一方面，司法机关具有天然的依附性，根本不可能调动完成上述深层次改革所需要的政治、财政、人力等资源，另一方面，司法机关的任务是执行法律，它本身不具备上述改革所需要的立法权限。由此，司法改革的成功进行必须依靠各部门的合作，有时更必须要求有些部门放弃本部门已掌握的一部分权利，更有时会让有些地方、有些人认为触动了他们的一些既得利益。只有让各部门的人都树立了良好现代司法理念，奉法律为至高无上的权威，才能从思想认识上保证大家齐心协力，目标一致，自觉地将在改革过程中牺牲部分利益视为理所就当的责任。
2、司法理念对社会公众及人文思想的价值。从民族思想文化基础来讲，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文化内涵的古国。经过近百年来的现代化建设之路，虽然人们的对一些旧封建思想已经基本摒弃，但是普通群众对于封建社会实行人治的那一套思想还是从近些年来党中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时才开始认识到转变的重要性。所谓的官本位思想其实也是一种人治制度的衍生物。法治社会要求全社会都共同信仰法律，视法律为唯一的强制公共准则。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依据法律规定作为标准，也依靠法律来调整。这也实际上要求全社会的公民都对司法理念有一种统一的认识，也即是司法理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应具有全社会认同的唯一的内涵。只有全社会呼唤“法治”，共同认识到必须司法中立、公正、独立、民主、效率、公平，才能取得法治建设的成功，也才能使司法理念的要求最大程序的实现。
3、对法院改革的价值。良好的司法理念是法院改革的支撑。司法理念是法院改革中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同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这也是一个由始至终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在认识上需要不断解决好的问题。
（1）司法理念决定了法院领导者在改革中的决策。长期以来，我国法院总体建构在一种行政管理体制上，法院内部的重大决策都是由院长或院党组这样的领导层作出的，其中院长的意见又显得至关重要。法院内部的改革思路与构想往往都出自于这一层面，最终的决策也是由这一层面作出。因此，这一层面每个成员的司法理念，就或多或少直接地影响着一个法院改革的方向和进程。为什么有的法院改革起步早，行动快，效果好，很快步入了以审判工作为重心的良性运作，而有的法院仍亦步亦趋，甚至裹足不前，法院工作难以打开局面，即使在一些法院内部，改革的步子往往也有快有慢。造成这种不平衡书面的原因较为复杂的，但从根本上讲，这就是领导层的司法理念问题，如果一个法院领导层具有较为良好的司法理念，这个法院的改革工作将少走许多弯路。
（2）司法理念决定了法官自我在改革中的价值评估，市场经济带来的冲击，无疑使每个人面对眼前物欲横流的世界，都在对自己重新定位。就目前的国情而言，我国法官是显然还是一个相对清贫的职业，就法院改革的短期目标而言，还看不出会有质的改观。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如果没有良好的司法理念，就容易在心理上产生了失衡、吃亏感，进而有可能谋取个人的私利，把人民斌予的审判权变成谋利的工具。如果法官缺乏法律信仰，更无所谓具有良好的司法理念，在改革面前就会显得飘然浮躁，无所适从，将其行为的思想根源定位在个人地位、待遇等方面的考虑。
（3）司法理念决定了法官对法院改革的态度。当前全国正在进行司法改革的探索和实践，经过几年来的努力，涌现出了青岛法院、海淀法院等一批初步取得改革的成果的优秀法院，但也有一些法院在改革的大潮面前有畏难情绪，甚至于有的有抵触情绪，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法官的认识问题。信仰法律，视公平正义为职业生命的法官，往往对改革都能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能在改革中较为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有所作为。
四、树立良好的司法理念的现实意义。
树立良好的司法理念是司法公正、司法独立的必然要求，也是正确区分理想法治社会目标与现阶段改革步骤的制定的深层理论基础。在现实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在矛盾中共生共存，各种力量在其中起着不同的调整作用，其中的司法手段是最稳固和最有力的手段，也是社会不公平的最后和最权威的救济手段。它事关社会关系能否最终得到正确调整，社会秩序能否最终得到实现，这就决定了司法制度的本质应是公正的。要实现司法公正，就必须司法独立。因为要公正司法，就须居中裁判；要居中裁判，就须独立司法，不受法外各种社会因素所左右或干扰。德国学者把司法独立概括为八个方面：1.独立于国家和社会间的各种势力；2.独立于上级官署；3.独立于政府；4.独立于议会；5.独立于政党；6.独立于新闻舆论；7.独立于国民的时尚与时好；8、独立于自我偏好、偏见与激情。目前最新的一种观点是：司法独立应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院和法官独立于社会其他政权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二是一个法院独立于其他法院（不论上下级或同级）和一个法官独立于其他法官（同样不论级别）；三是法官不受自身的私欲、偏见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可能目前我国的司法制度和司法改革尚未能达到这一观点的标准，且司法工作中的某些方面可能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很大的转变，但是树立这一司法理念与结合实际制定阶段目标并不矛盾。深刻的理解了司法理念的内涵，就会明确不能在目前追求片面的绝对的司法独立，而应最大化的实现社会的平稳、秩序和人民利益。在实际的操作中就能适用好最适应我国特有的国情的司法制度，将党的领导和司法独立结合起来。司法工作人员树立良好的司法理念，就能将总体的目标和现阶段我国国情结合起来，能动的协调司法中立、回避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关系、严格执法与司法为民的关系、党委领导、人大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关系等各种关系。
（1）树立了良好的司法理念，就能在司法工作中更好的适用法律，处理好以人为本与严格执法的关系，在判决中注入人性化的理念。由于法律本身的特性，法律有时常出现滞后于现实社会的发展的情况。法律规定的内容和条文也不可能尽善尽美，这就要求我们的司法工作者在适用法律时，在法律所规定的酌情处理和酌定处理的范围内，协调好以人为本与严格执法的关系。
从理论上讲，严格执法意味着以国家强制力处理各种案件。但是法律、特别是民主社会中的法律，不是脱离人性的冰冷的法条，富含人性是民主社会法律的重要特点，相应地，民主社会、民主国家的司法也要求充满人性。体现民主精神的法律制度，充满人文关怀的司法，要求法官具有民主意识、以人为本的意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但从实践看，我们并没有把握好，常常是一讲严格执法，就会机械办案、埋头办案，对待当事人生、冷、硬。严格执法的真正含义应当是依法办案和文明办案，认真维护法律的尊严。我们讲以人为本，就是要求法官应当有服务意识、亲民意识，文明而礼貌的对待当事人，重视人性、尊重人权。以人为本与严格执法的结合，就是要求我们在严格依法办案的基础上，礼貌对待当事人，在裁判时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为当事人着想，使每个裁判都充满人性。
（2）树立良好的司法理念价值观，理解司法独立的真正内涵，处理好党委领导、人大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关系。司法独立原则是世界各国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共同认识，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根本原则，也是我国有关组织法和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适用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审判工作贯彻这一原则，有利于保证国家审判权的统一行使，有利于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严肃性和公正性。从理论上讲，司法独立是法治国家最为合理的制度设置。司法独立的核心内容或基点是法官的独立，而法官独立的直接效果是审判独立。从现实来看，司法独立是必然趋势，因为它有利于国家法制的统一，有利于加快“依法治国”的进程。但是，我们在力主审判独立的同时，必须从政治和党性的高度来处理好党委领导和人大监督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人民法院一切工作的可靠保障，司法体制的改革必须有利于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这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雷打不动的原则。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院工作的监督是宪法赋予的权力。因此，我们要摆正好位置，定期向党委和人大汇报工作，以主动争取党委和人大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指导和监督；并定期向政府和政协通报情况，以取得他们的帮助和关心，从而保证法院的各项工作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3）从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在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过程中，法官职业化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容易产生脱离社会和民众的现象。我们在建设法官职业化的同时，尤其要注意结合法官职业化和它的社会化以及亲和力，同时要确立正确的法官职业化理念，处理好提升法官单一素质与整体素质的关系。世界的法制发展史和中国的法治历程，都清楚地告诉我们，作为正义化身的法官，必须走法官职业化建设之路，否则，人民法院就不能很好地实践“三个代表”，就很难更好地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审判权。法官职业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法官职业化包含了对法官职业能力、职业精神、职业自治和职业声望等方面更高的品质要求。所以说，法官职业化是一个富有理论内涵的命题。去年以来，按照最高法院的部署，法院在法官职业化建设上作了许多工作，如进行了法官职业道德教育、结合机构改革进行了法官遴选、加大了专业化培训等。但法官职业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法官职业化的内涵和目标要求法官不是简单地适用法律条文，而是要在审判中融入法官的法律思想、司法理念和审判经验，实现法的目的和精神。由此，法官一方面要具有崇高的职业道德、文明的司法礼仪、自觉的廉洁意识；另一方面还要具有过硬的专业知识、丰富的审判经验，能够深刻领会司法原则和精神，在立法和司法解释滞后、法律存在空白的情况下，善于运用法理，以精湛的专业知识和浓厚的人文科学知识去合理运用法律原则，弥补法律空白，作出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弘扬先进文化、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司法裁判。
（4）司法工作人员树立良好的司法理念，发自内心的信仰法律，就能在司法工作实践中到心手合一的效果。面对千变万化的实际情况，运用自身的丰富知识和经验，不断的及时总结，进一步的不断创新。司法理念的内涵要求是具体的，但相对于错综复杂的案情来说，司法理念又是抽象的。就象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与适用法律的千差万别一样。在任何时间，合理的创新都是需要的。只有司法人员内心的积累和经验的积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才有合理创新的基础。而创新的成果必然能更恰当地保证司法理念的实现。
五、现代司法理念的未来展望
现代司法理念的中立、公正、独立、民主、效率、公平等基本内涵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共同认识和信仰。但是，司法理念不是停滞不前的概念，它是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的。人类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人类文明的发展，从人治到法治是一个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到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正如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一样，法治社会可能也不过是人类文明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前面或许有更适应于社会发展的制度。只有充分的发挥现代司法理念的价值并实现司法理念的价值，才能为以后的文明发展成立基础。树立良好的司法理念，为工作实践中大胆创新思想提供基础和保证。合理的创新思维加上成果的不断积累，最终必将实现从质变到量变的飞跃，到达一个目前无法想象的新阶段。
「注释
①徐立新：《当前审判工作中司法理念的创新》。
②蒋惠岭著：《现代司法理念研究》。
③刘立宪、谢鹏程主编：《涉外司法改革的走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49-67页。
「主题词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理念转型，再审制度
引言
司法的本质是什么？对真理的孜孜以求还是对纠纷的终局判断抑或其他？法律问题有正确答案吗？如果有，“正确”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客观的规定性还是主观的“良心”发现？对后者的否定意味着下述判断的不容置疑：法官全知全能可跨越时空，感前知后。这似乎又触及到了一个哲学问题，即就知性角度而言，人是无限理性的吗？
对上述问题的不同认知理路和体悟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不同的司法理念预设和现实司法制度架构。而特定理念、制度下有限司法资源的配置状况又决定着“司法”这一社会“整合”体系实现社会规控的方式、程度和实效。一直以来，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政治原则的感召下，我们对“真理”孜孜以求，致使“四级两审”制度框架的结构不断“内耗”，“司法”亦于非司法因素的冲击、剥蚀和解构下渐失自我，并且在维持“有序”的旗帜下渐走渐远，司法信任危机成为制约社会纵深发展的一大“瓶颈”，为此，推行司法改革就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围绕着审判体制改革，[1]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就本文主旨而言，《证据规定》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了司法理念的转型，或者说树立了更新理念的姿态，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并解答了上述司法制度预设的前提性问题：其一，明确并“强调据以作出裁判的事实是所谓的证据证明的法律事实，而不是一般的客观真实。”[2]这种选择与定位既是对学者们多年来学术研究成果的肯定，又意味着“法律人”对司法规律把握能力的整体提升；其二，证据规则和法官专家化基础上“自由心证”司法认证体系的确立。这不仅是制度层面的规则重构，更重要的是哲学方法和思想观念的革命性转型；其三，正当法律程序即“程序正义”理念的进一步贯彻；最后，行政审判特性的正确把握。任何改革都不是孤立和“自洽”的，社会事务的复杂性、系统性和司法改革的整体性决定了上述理念的转变或转变的姿态仅仅是一种导向，它必将对我国诉讼程序构成深层次的冲击与挑战，因此，对相关制度进行结构性调整甚或重塑已不可回避。笔者现结合我国再审制度以及审级制度的部分问题，以诉讼证据规则为切入点略陈己见。
一司法本质与再审制度
再审制度究其实质是在肯定并维护既有审级制度的前提下的一种“补救”程序，旨在于厉行“程序正义”的基础上尽量降低错案发生率。可见，再审程序是审级制度主体结构的辅助与延伸，它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审级制度这一主体大厦，起坚固、美化大厦的有限功能。这一价值定位决定了其不能“反客为主”，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反观我国再审制度及其运行状况。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再审制度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基础之上的：只要舍得投入足够的成本，就能够生产出满意的“真理”产品来。换言之，人是能够认识真理，并能使历史真相重现的。这一信念的确立且根深蒂固是传统儒家文化对人性“臻于至善”的乐观精神和美好意愿与后来强势意识形态间的内在契合、强化的结果。于是在大写的“旗帜”的指引、感召下，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边界开始模糊，人们“忘我”地置身于“伟大”的事业当中并不断地寻觅着、发掘着、迷茫着。就司法过程而言，其结果经常是以消灭无序为目标，却以无序的扩大为结局。而所有的困境，无不根源于个人试图以有限之身去做无限之事。换言之，人类一旦把自己摆在上帝的位置上，灾难就不可避免了。这样，长期以来我们认识论上的狂妄与偏执和传统观念中程序正义的缺失，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掣肘。而二者的内在亲和，亦导致了诉讼法学理论上的纷争和实务中的混乱。表现于再审制度则是，十多年来中国二审判决被立案再审的比率逐年上升，至1999年已高达25%.[3]这一令人震惊的数字揭示了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两审终审”的司法制度架构已名存实亡，司法的终局性已荡然无存，法律广设的再审机制铺就了令人神往的追逐“海市蜃楼”的虚幻的获利渠道。再三，再四地重审或再审，令当事人忙于“奔讼”且乐此不疲，非常的法律关系因时间的消磨而显得正常，法律和司法的权威性被一个个没有既判力的裁判书撕咬得遍体鳞伤，司法正当性水土流失严重、洪灾泛滥。
改观上述情势的激励，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审视、检讨制度的理论前提，司法之根本是什么？最终的审判抑或最好的审判？[4]这与其说是一法学问题，毋宁是有关认识论的哲学追问。其间暗含着对人性两种截然不同的预设——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我们必须在法哲学层面给司法提供一个合乎人性的逻辑起点，惟有如此，才能展开合理的有关司法的制度体系的建构并消释实践中的困惑。而《证据规定》在总结学术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满足或部分满足了这一点。
第一，《证据规定》始终强调所谓的“证据”是事实材料，一种用来证明案件法律事实的材料。这实际上在制度层面上承认了司法认定的“事实”是有别于客观真实的，它只是对破碎花瓶的修复，而不可能是花瓶自身。尽管司法通过技术设计企冀提高修复水平，但终归是“修复”，而不可能是完全的“克隆”。而这一点又是以对人自身局限性和具体事实的复杂性的正确体悟为前提的。可见“致命自负”的人们有感于现实的冷酷而由极端走向了平静，其意义远非限于证据和司法本身，因为其对于整个社会及民族心态都是建构性的。
第二，《证据规定》有意摆脱法定证据主义的僵化束缚，“倾向于立足法官专家化基础上的自由心证或者内心确信。”这与案件法律事实的定位是相辅相成的，既然真理和真理标准实难把握，那么，退而求其次，在建立并遵循科学的证据规则的基础之上，借诸人类的实践理性——传统、经验、习俗等智识因素——来确认证据（材料）的证明力就显得理所当然了。《证据规定》第54条的规定正体现了这种理念转变：“……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自由心证的制度化及其趋势不仅冲破了意识形态的樊篱，而且预示着司法规律在一定程度上的复归。
司法的本质是解决纠纷并为之作出判断，终局性和由此而树立的权威性是其生命所在。换言之，它是一项“法官至上”或曰“法官最终说了算”的制度，正如美国一位大法官所言：“我们能够作出最终判决，并非因为我们判决正确，相反，我们之所以判决正确，是因为我们享有终审权。”[5]这种价值定位是对我国“事实求是，有错必纠”的再审程序运行现状的强烈冲击和很大程度的否定。因此，为顺应改革趋势和遵循司法的内在规律，就必须对现有的再审制度进行整体改造甚或重塑，再审程序的启动必须限定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并成就
严格的条件，否则，结果颠覆的将是我国的整个司法体制。
二程序理念与再审制度
我国再审制度的恶性膨胀，除了上述认识论上的误区以及现实司法构建的自身缺陷外，传统法文化中“重实体，轻程序”思想的侵蚀与影响，也是其重要一端。现实中对实体正义的青睐，导致了程序价值的工具化，经典论述将实体和程序的关系喻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按此逻辑推理，只要是为了内容，形式可以随意地增设撤并。如为了实现实质正义，可无限制地扩展再审程序的适用范围，可以反复地适用再审程序这一“形式”，该种“以目的的善证明手段的善”的司法理念，即使最终实现了“正义”，也只能是徒具“正义”之名，因为“正义”之实早已被繁杂的过程消耗殆尽了。因此，程序理念的提升和程序制度的建构之于诉讼是至关重要的，诉讼活动的过程不仅仅是对实体正义的追求，更应该是优化选择合法信息（证据）的程序机制。在实体正义的可欲性大打折扣的情况下，求诸程序正义也不啻为弥补人性缺陷的明智之举——公正合理的法律程序正是改善选择条件和效果的有力技术。
程序的反思性、交涉性、过程性、民主性和包容性，显示了其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一方面，它强化了决定者超然、中立的地位，纠正了决定者先入为主的道德论证和探知求真的正义观，从而使其能更好地主持正义[6]；另一方面，经过程序认定的事实和法律关系，都被一一贴上封条，成为不可动摇的“真正过去”，这种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开放性和实际效果的封闭性、约束力，刺激了程序参与者的角色转换和能动性的张扬。基于利害关系考虑，他们（主要是当事人）必然主动为自己的主张寻找尽可能翔实、全面的证据，这更有利于还原案件的客观真实，进而达到“无意插柳柳成荫”的意外效果。可见，“程序”实质上无非表现为“时”、“空”二字，即要求在特定的空间（法庭）按照一定的时间（法定的或指定的）出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否则，程序的收缩性和封闭性决定了一旦程序完成，任何“旧船票”无论如何真实，都不被允许登上诉讼这只“客船”。程序的这种规定性其实是对再审程序的否定至少是部分的否定，因为，除了少量的法律适用错误（包括违反法定程序）外，面对严格的程序和程序的严格遵守，再审纠错能力的发挥余地也就极其有限了。
《证据规定》正是在秉承程序正义理念的情况下严格规定了举证的期限和要求。如第1条规定，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期限为10日，自收到状副本之日起计算，被告不仅要在此期间提供作出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而且还要提供其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如果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即被视为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据规定》第7条对原告和第三人的举证期限也作出了规定，原告或第三人应在开庭前或者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证据，逾期举证将被视为对举证权利的放弃。同时还规定他们在一审程序中未提供证据，而留到二审法院再提供且无正当事由的，法院不予接纳。此规定旨在防止当事人搞“证据突袭”。这种程序正义理念的制度化，实际上将案件的“事实审”主要集中到了一审法院，强化了一审法院的庭审职能，并构成了对二审乃至于再审中审查权的一定制约，根据“案卷主义”原理，即使按照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二审、再审程序可以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也只能局限于对一审中提供或调取的证据进行事实的再认定，程序的时效性天然地排斥了毫无理由地采用其他任何新证据。这种诉讼制度设计，不仅使二审、再审变成了事实上的“法律审”，实现了有限司法公共资源更为合理的配置，而且大大缩小了再审制度的生存空间，从而使我国再审制度的改革、重塑显得尤为必要与紧迫。
三诉讼个性与再审制度
行政诉讼法是行政法权利救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与之相对应，行政诉讼程序亦是行政程序的必然延伸。在行政程序中，行政主体遵循“先取证，后裁决”的原理做出一定的行政处理决定（行政处罚决定、行政裁决决定、行政许可决定等）。并且，随着行政程序化程度的提高和相对人程序观念的增强，行政主体作出任何一项处理决定，必须说明理由并具备详实的证据基础和明确的法律依据，否则，一旦相对方不满而，按照“案卷排他性”原则——行政处理案卷形成于行政程序结束之时，且案卷一旦形成便具有了封闭性特征，行政主体凡是在行政程序结束之后调取的证据或者其他书面材料，均不得成为案卷的一部分，从而就使行政主体处于不利的被动境地。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行政程序是对法律的第一次适用，而行政诉讼程序是第二次法律适用，是一种复审程序。行政审判是一种由法院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复审，类似于上诉审，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又被称为“向法院的上诉”就是这种道理。[7]行政诉讼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其具有区别于其他诉讼形态的个性品质，表现在证据规则上则是其有更为严格的程序要求。因为行政审判的事实认定是以行政程序中搜集的证据为基础的，它具有不可更改性和补救性的特征。如被告负举证责任规则，实际上就是被告将其被诉行政行为的“案卷”“移送”给法院即可。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方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证据规定》第3条）。《证据规定》紧扣行政审判的特质，本着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的精神，设计了一套严格的证据规则体系。既然一、二审程序以行政程序中形成的案卷为基础，再审又以一审或二审的案卷为基础，那么，在严格举证时限的限制下，再审中当事人就没有多少提供新证据的可能性，加之法院不能主动收集证据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规则要求（《证据规定》第23条），这就使再审程序的存在及其不断膨胀也就失去了基础。既然如此，那么，再审制度广泛运用的正当性是否在于防止司法腐败，实现司法系统内的权力制约呢？答案是否定的。在行政审判中，要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有效审查和规制，确需“三权分立”等一级分权模式下司法系统内部的二级分权，以形成司法权之间的相互制约与互动关系，避免不同层级或相同层级权力间的互相媾合侵蚀被司法体系维护的利益，而这一切又无不仰赖于有限司法资源合理配置下审级制度的科学建构。中国再审制度的运行现状表明，无限膨胀的再审程序，不仅不能形成权力间的有效制约机制，反倒成为解构现有审级制的强力助因。审级制的名存实亡，使职能分层技术阙如和权限边界模糊，司法因丧失最终性而毫无权威性可言，并最终导致了信任危机。可见，行政审判的品质决定了再审制度必须大幅度地收缩于极其有限的范围之内。
结语
综上所述，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出台并付诸实施，意味着我国司法理念的悄然转型，这一变化是深刻的，对司法体制而言又是建构性的，而这一建构的前提是：必须在新的理念和新的价值取向指导下实现既有司法体制的适当解构。在这场渐进的变革当中，最值得反思与检讨的是我国的再审制度，因此，如何完成再审制度的理性收缩，将是《证据规定》实施后我国司法体制完善的重要环节。
注释：
[1]我国的司法改革最初是由法院系统提出，并且一直也是以“法院”为轴心展开的，这种改革的封闭性和改革主体的违宪性造成了许多弊端，仅从“审判体制改革”这种称谓上讲就是不科学的，笔者主张以“诉讼模式改革”取代之。
[2]李国光：《
在公布新闻会上的讲话》，载《行政诉讼证据司法解释及相关法律规范》，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3]傅郁林：《审级制度的建构原理——从民事程序视角的比较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4）。
[4]何兵、潘剑峰《司法之根本：最后的审判抑或最好的审判？——对我国再审制度的再审视》，《比较法研究》，2000，（4）。
[5]解兴权：《法律问题有正确答案吗？》，《外国法译评》，1998，（3）。
在我国，申诉与申请再审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审判实践中几乎拥有相同的内涵，被同等对待。③申诉是我国公民宪法性权利，是公民对国家机关关于其本人或亲属的处理决定不服，向相关机关陈述理由并要求纠正的权利，但并不是民事诉讼权利。①而申请再审则是当事人认为生效裁判欠缺正当性，在法定的时限内向法院申请救济的“特殊权利”，申诉没有时间的限制，既可直接向法院提出，也可向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还能向各级党政机关的部门提出。由于实践中没有严格界定申诉与申请再审，加上法院工作本身行政化色彩较浓，致使大量不属法院处理的申诉案件进入了申诉案件审查渠道，这样，既影响了法院申诉案件的及时解决和处理，也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法院审查申诉案件的过程，大体上是书面审查申诉状，调卷审查，必要时听取申诉人陈述的方式，发现原判有错误，则报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提起再审，否则以口头、书面方式告知当事人再审申请不能成立。从整个审查过程不难发现，申诉人享有的只是形式上的申诉权利，但这一权利的实现完全依赖于人民法院的作为，而法院的这种作为在现实中由于没有严格的程序可依，加上诉讼职权主义使申诉审查过程演变成了“暗箱操作”，给审查过程带来了较为严重的随意性。其实，很多申诉案件当事人对结果的改判开始并不抱太大期望，但是一旦缺少了过程的参与，直接面对申诉审查的不利结果时，往往感觉自己申诉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逆反心理的促使下，反而变得更加不屈不挠。现实社会，当事人要求公开审查申诉案件的呼声日益强烈。申诉审查由于没有具体的程序法律，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也未对申诉审查程序作出具体规定，给申诉案件审查审判实务带来重重障碍。最早是书面审查，一般不与当事人接触，当事人对此意见很大，认为有话不让说，有理不给诉，法院就作出驳回申诉或提起再审的决定，弊病十分明显。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和对方当事人补充有关材料，询问有关事项。不少法院审查时往往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力求“兼听则明”，与以往不接触当事人的做法有了明显进步，但当事人仍认为法院整个审查过程不公开、不透明、不公正，是法院“独导独演”，可能存在先入为主或故意偏坦一方当事人。程序公正能够促进争端从心理上得到真正解决，并且还能确保各方当事人对整个司法审判制度产生信任，这种信任构成了法律制度存在的基础。②我国民事诉讼法至今尚未把当事人申诉作为引发再审程序的再审之诉，所以，构建科学合理的申诉审查程序制度对于保护当事人的申诉权不仅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申诉审查听证制度的概念及其特点
听政制度是行政机关借鉴法院庭审模式，为避免行政决定给行政管理相对一方带来不利或不公正的影响，采取公开、合理的程序形式，由全部利害关系人参加并听取他们就重要事实发表意见，以权衡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项法律制度。③我国传统的申诉审查方式由于不能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的申诉权利，不能保证申诉审查的诉讼公正。作为当事人，尤其是审查结果对其不利的败诉方，由于没有参与审查过程，认为输得不明不白，强烈要求法院能采取开庭方式审查申诉案件。但是，申诉审查毕竟尚未进入再审程序，审查过程直接采取开庭审理显然于法无据，而听证制度作为一项比较成熟的准司法程序制度，既给法院构建申诉案件审查制度带来启发，也颇具借鉴价值。申诉审查听证制度是指法院审查申诉案件时，通知案件各方当事人到场，利用公开形式，采取最简便的方式，通过听取当事人各自针对法院生效的裁判应当再审的申诉与抗辩，以此来决定是否需要启动再审程序的审查方式。该制度具有以下特点：传统的“书面审查”或“调卷审查”方式，是一个“暗箱操作”的过程，既剥夺了当事人应有的诉讼权利，也容易使申诉审查陷入放任无序状态。申诉审查听证制度让当事人把“理”讲在对方人面前，把“理”讲在合议庭全体法官的面前。从而打开了当事人合法参与申诉审查之门，堵塞了当事人通过私下“沟通”，甚至用非法手段干扰审判活动的渠道，使审查程序走出“暗箱”，成为阳光下的诉讼。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用的是超职权主义的申诉审查模式，法院和法官包揽一切，偏离了居中裁判的中立地位，已不再适应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申诉审查听证制度采取了公开方式，直接听取申诉人提出的再审理由，审查对原裁判认定事实、证据和裁判结果提出异议的依据，审核其提供的新证据，并允许对方当事人提出辩驳、反证或承认申诉人的申诉理由，从而使法官在审查过程中能做到对双方当事人均保持形式上和实质上的中立。申诉审查听证制度通过严格的程序规范，规定了合议庭集体听证、双方当事人均到场诉辩，并赋予了当事人的参与权、知情权、回避权、申辩权和抗辩权等。该制度既体现了对当事人申诉权利的保护，又强化了听证法官之间、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相互监督与制约，因而能合理、规范、有效地避免法官的恣意行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合法的申诉权。
申诉审查听证制度的理论基础
程序法律制度首先要体现法律的基本价值。程序比实体更为重要，实体公正的实现，必须从程序着手，首先实现程序公正。①因为程序除了具有保障实体公正和诉讼秩序等外在价值，还具有自身独立存在的内在价值。申诉审查听证制度对传统的申诉审查制度进行了司法理念更新，具备了程序的中立性、公开性和合理性，该制度既反映了现代司法理念，又能较好地体现追求程序公正的价值理念。公正的程序具有促进正义、吸收不满、限制法官恣意、树立司法权威、弥补实体法缺陷等独立价值功能。②我国已构建了保护公民申诉权利相关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宪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一条和第一百二十五条分别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公民的申诉权利和有关公开审判制度；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受理再审申请后，应当组成合议庭予以审查；2012年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了13条再审条件，并规定了当事人的申请再审符合这13条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对不符合这13条的申请再审予以驳回，明确了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审查终结与再审程序开始的界限。笔者认为，根据现有的申诉法律制度框架，对审查过程设置具体和必要的程序规范，是对现行申诉法律制度的补充和完善。
申诉审查听证制度的构建
如果单从字面进行阐释，理念可以作理想、信念的理解，也可以作原理、观念的理解。可见，在不同的语境中，理念的含义会有所不同。本文的主旨是对现代司法理念进行探讨， 而司法是一种国家法律制度，因此本文中的理念的解释应取后者。
司法理念可以作司法原理、司法观念的理解，那么其是否可以和传统的法理学理论对接呢？笔者的观点是肯定的，笔者认为司法理念属于法律意识的范畴，是对法律意识的发展和深化。
按照通说，法律意识是指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念、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法律意识与其他法律现象，如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行为等，既有有机的联系，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方面，法律制度和法律意识作为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都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另一方面，在法律意识与法律制度相互之间，法律意识又相对独立与法律制度，它可能先于法律制度而存在，也可能滞后于法律制度的发展。将司法理念与法律意识的内涵作一比较，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司法理念也就是关于司法制度的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本身在结构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法律心理和法律思想体系。法律心理是人们对法律现象表面的、直观的感性认识和情绪，是法律意识的初级形式和阶段。法律思想体系是法律意识的高级阶段，它以理性化、理论化和体系化为特征，是人们对法律现象进行理性认识的产物，也是人们对法律现象的自觉的反映形式。”①由此可见，司法理念所包含的司法原理、司法观念分别属于法律思想体系和法律心理的范畴。由于司法观念的不稳定性，对其研究势必需要较为深厚的理论功底，本文主要是从司法原理的角度对司法理念展开探讨，因此下文中的司法理念是作狭义的理解的。
司法理念作为一种哲学属于一种实践理性，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系统成熟的司法理念是司法制度的基础。理论准备不足会导致立法的矛盾、混乱和缺乏可操作性，也会带来法律和制度的不稳定性。其次，司法改革需要司法理念的变革作为先导，否则司法改革将会因为自身的随意性而不得不经常停下来做制度上的修补。
再次，理念的匮乏会导致信仰的危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但是要使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能够自觉的以法律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依照法律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必须要有成熟的司法理念作为“信仰”的基础。
二、什么是现代司法理念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有着不同的司法理念，司法理念自身也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完善之中，以适应同样处于不断发展中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要求。那么，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代社会，我们的司法理念又是什么呢？这是个很难准确回答的问题，我国社会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司法理念自身正在变化，但是根据通说，现代司法理念至少应当包括司法效率、司法中立、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这四个方面的内容。
司法效率是指司法机关在司法过程中积极主动的把效率作为所追求的价值取向之一，以快速高效的理念指导司法活动，强调诉讼经济、司法经济，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减少司法成本，减轻国家、社会、个人的讼累。西方国家的著名法谚"迟到的正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正义"，即是对司法效率理念的生动概括。我们国家的司法机关在近几年着力开展的清理超期限羁押案件等大举措就是对司法效率理念的具体贯彻。司法效率理念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的必然结果。
司法中立是指司法机关对于法律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各种主体之间的各种纠纷，以中立的身份和地位，依公正、科学的司法程序，居中加以解决。要真正树立牢固的司法中立理念，必须在认识上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摆正司法的位置。司法的中立地位是司法存在的前提。没有了中立，也就没有了司法存在的必要性，而没有中立的司法裁判职能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是一个不符合现代政治文明发展方向的体制。二是维护司法的被动性。按照现代司法理念，法官的角色定位应当是裁判者，其基本职能应当是居中裁判。法官应当始终以超然的态度，把被动性原则和中立性原则作为履行职务行为的基本出发点。
关于司法独立或独立审判原则的基本要求和内容，众多学者各持己见，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外部独立，二是内部独立，三是精神独立。外部独立体现在司法职能的独立和司法机构的独立上。内部独立包括三项内容：第一，不同法院之间的独立，即同级法院之间、上下级法院之间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相互独立；第二，审判组织之间的独立，即合议庭、审判委员会之间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相互独立；第三，法官之间的独立，即法官裁判案件时不受其他法官的影响。精神独立，实质上就是指法官个人人格方面的独立。法官应当具备独立思考的精神，有独立承担责任的勇气，有独立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司法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这在实践中经历了一个认识和探索的过程。首先是从"重实体、轻程序"到"实体与程序并重"，因为程序公正是"看得见的正义"，没有公正的程序，或者程序得不到严格遵循，即使做到了实体公正，也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和猜测。当前，在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进程中，还应当把形象公正纳入到司法公正的理念中来。形象公正的核心内容是：超然、中立、独立、理智、廉洁和文明。
笔者认为，除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外，我们还应确立坚持党对司法的领导的理念。
党的领导这一概念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片面地理解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看着是党委的领导或某位书记的领导，实际上是把党的领导庸俗化，歪曲了党的领导。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法律监督权不能脱离党的领导。司法机关的职权是法律赋予的，我国的法律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集中体现，它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国家意志化，并且是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实施并保证执行的。法律的阶级性就决定了司法机关及其执法活动都不能脱离党的领导，脱离了党的领导，司法机关及其执法活动就失去了政治前提和根本保障。
党的领导并不是直接领导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行使审判权、法律监督权，否则党的领导就陷入了事务化和琐碎化、庸俗化。所以党的领导必须是大政方针的领导，是政治的、思想的和组织的领导，而不是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审判权、法律监督权的具体指挥和干预，那种强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具体事务上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的观点与我国宪法精神和党章规定是相背离的，是不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
独立行使审判权、法律监督权与坚持党的领导在性质、目标等方面本来就是同一的，坚持党的领导就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严格按照法律办事，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独立行使审判权、法律监督权就是对党的领导的坚持和拥护。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是全中国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忠实代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审判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其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法律监督权所依据的便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宪法和法律，因此，我国司法机关带有鲜明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属性，与党的人民民主专政性质有同一性。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途径是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化依法治国等改革措施来推进。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从运作特征上看是以审判和法律监督为主线，但从目标上看，是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为实现党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目标服务的。
三、倡导现代司法理念解决当前司法困境
虽然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宪法的这些条款在实践中受到挑战。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都是依赖于当地政府，由此带来的弊端是，各地地方政府或有关部门基于利益干预当地的司法审判权。这极大地危害了国家司法权的统一行使和司法的公正性，这也使法院处于两难的境地，在夹缝中求生存。一方面，法律和社会要求司法机关必须公正；另一方面，由于现行体制的制约又不得不屈从于地方政府。前几年各地法院争管辖的特别多，就是最直接的反映，最高法院为此多次作出司法解释来解决管辖权的争议问题。法院执行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明显好转，地方政府的干涉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我国现行司法体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计划经济形态下，对人、财、物的调配与使用在宏观上是由国家统一执掌的，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是各级分级管理，司法体制严重依赖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甚至可以说，司法权只是与行政权相对分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现行的司法体制已经越来越不相适应。
独立的、受尊重的司法机构是在我们的社会正义所必需的。对司法机构的尊重和不干涉不是对司法机关或法官、检查官个人的事，而是对法律的态度。培植民众的法律至上、法律至威的观念是法律文化的精髓，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目前，对司法权威的挑战主要来自于现行的司法体制和新闻舆论的负面影响等。因此，我们应当大力倡导现代司法理念，推进司法改革，以解决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司法困境。
笔者认为，倡导现代司法理念，推进司法改革要循序渐进，因为现行司法体制本身其实也是一直在改革，基本上还是能跟上社会发展步伐的；而且司法制度属于国家的根本法律制度之一，如果改革幅度过大，在一定时期内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同时，笔者还认为，由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现代司法理念的加强，法院、检察院与政府的关系将进一步的得以厘清；而民事执行权将从法院剥离。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困境，已成为司法改革的热门话题。固然有法官、检察官的任免、管理还要参照公务员条例，地方政府的财政部门对同级法院钳制过多等等这些，但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身的利益本位也在起着负面的作用。比如子女入学、入托问题，办公用水、用电问题等，在这些方面受到钳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法官、检察官个人的权力寻租在推波助澜的原因。因此，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该通过合法途径维护合法权益，而不应继续以牺牲独立的审判权和检察权来换取。当然，正是因为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这方面的司法理念正在不断增强，笔者才会得出以上的论断。
至于民事执行权将从法院剥离，是基于司法中立的现代司法理念和对宪法的本意的理解。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是审判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因此司法机关本身并无执行的权能。因此，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政府承担着主要的执行权力。如果没有民事诉讼法的明确规定，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法院正在侵犯政府的权力。而且，中立的法院在很难保持中立的执行事务中往往会因为主动履行职权而面临尴尬局面，与司法中立的现代司法理念发生碰撞。
注释：
从基本法理上分析，“零口供”的核心内容是在犯罪嫌疑人没有作出有罪犯罪情节的供述的情况下，以其他证据形成的完整证据锁链作为最终定罪的依据。虽然目前这种理论还不完善，理论界还存在不同观点和看法，但司法实践中能够实现在“零口供”的情况下正确定罪，无疑是现代司法理念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产生作用的结果。 一、零口供定罪与各类证据的定位 “零口供”定罪涉及到司法理念中各类证据在定罪中地位问题。在具体的刑事案件中，所有定罪的证据中，比较常见的是证人证言、物证，还有被告人的“口供”，对于这些证据在证据采信体系中的地位，传统司法理念比较重视甚至迷信“口供”，在传统司法理念中，刑事司法中“口供”在所有证据中地位最高，被称为“证据之王”，一个案件没有“口供”而进行定罪的可能性很小。从深层次上考察，这也是秉承“有罪推定”的时代标志。在推定被告人有罪的情况下，大多数案件的侦查需要采取通过被告人的“口供”去获得其他证据。在这种司法理念的指导下，很容易造成司法工作者定罪时“先入为主”，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主观武断，造成冤假错案。虽然我们一再强调要“重证据，轻口供”，但实然状态下，司法工作人员却不能完全排除偏重“口供”的理念，这对于“零口供”定罪中正确司法理念的形成是个考验。 从学理上进行考察，对于具体个案件来说，在查清案件事实，对被告人定罪的作用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证据在证明力比较大，实际上这只是我们主观认识，实质上我们不能清楚地分出每个证据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力大小。对所有的案件来说，每类证据更是没有主次、重要性、大小之分，每类证据的证明力也不是在每个案件同一。因此，现代司法理念中应该注重每个证据的作用，而不能从主观上先行区分证据的主次、大小去进行认证，从这个角度上看，在“零口供”情形下对被告人进行定罪就不足为奇。因为“口供”和其他证据一样，只要与其他证据相互关联，相互印证，形成完成的证据链条，并且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就能成为定罪的证据，不存在优先地位问题，“轻口供，重证据”是对“口供”极端重视进行反思的另一个结果。 在“零口供”情形下定罪，需要司法工作人员对其他证据审查认定能力的提高，目前科学技术手段带来的证据是“零口供”情况下刑事司法的重要证据，如DNA鉴定、指纹鉴定等高科技技术手段带来的证据，这样对于司法人员的证据认定能力要求越来越高。面对这些挑战，司法人员必须更新司法理念，转换思维模式，增强对科学技术手段取得的证据的鉴证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查明错综复杂的案件事实，正确地定罪。 二、“零口供定罪”与非法证据排除适用 无论从学理上还是司法实践中，对于已然之罪的犯罪事实的客观情形再现，都是很难实现的，犯罪嫌疑人可能是整个犯罪过程的亲历者，他的“口供”可能最能真实地复原犯罪事实的整个过程，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出于人类“趋利避害”的基本原始本能，犯罪嫌疑人在供述时很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甚至隐瞒。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加入的主观成分的可能性最大。也正是因为这种两造的对抗式的诉讼模式，才能真正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同时造成的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与打击犯罪之间的矛盾需要司法人员来解决。非法证据的排除适用是尊重程序正义的应有之义，对于实现“零口供”定罪也是一个认同。 司法实践表明，对“口供”依赖可能伴生着“刑讯逼供”与“屈打成招”。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取得的“口供”一概地排除适用，可能很多普通民众难以接受，尤其在其他证据已经可能将犯罪嫌疑人定罪的情况下，可能因为没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案件证据不是确实充分的，这种情形下，刑事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使用了体罚或者殴打，最终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人们往往对这种“非法证据”不以为然，更不用说排除适用了。实际上，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惠及每个公民，因为在理论上看每个生活在社会关系中的人都是潜在的犯罪嫌疑人，一旦某一个个体成为犯罪嫌疑人，都不会希望成为逼取“口供”的受害人，在取得“口供”的问题上，非法证据的排除适用至关重要，这不仅是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是对“重实体，轻程序”司法理念的挑战，也是最终获得实体正义的基本保障，然而在在偏重实体正义的司法理念中，对于非法证据排除适用的重要性还不能完全接受。“零口供”定罪的意义也体现在这个方面，那就是因为非法证据严格排除适用，所以司法机关并不再去刻意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可能因此得到保护。 三、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与“零口供”定罪的博弈 我国政府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人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我们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自己证明自己没有犯罪，这也是沉默权的存在的根本意义。承认“沉默权”需要在保护人权与打击犯罪两种需要相冲突的情况下维系二者的相对平衡，这种观念是从无罪推定观念的角度对司法工作人员司法理念的考验。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学理上是不承认“沉默权”的，但实然状态下，对于犯罪嫌人沉默，造成“零口供”的现象是存在的，对于当事人沉默的情形，实际上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没有相关利益交换，犯罪嫌疑人主动交代的积极性就不会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就不得不承认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了，虽然这在法律上是禁止行使的权利。 零口供与“沉默权”是密切相关的。当然，对“零口供”的认可，并不等同于对沉默权的认可。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有配合司法机关查清案件事实的义务，对那些主动承认犯罪事实的嫌疑人，司法机关在定罪量刑的时候，是会酌情给予减轻处罚的。“零口供”不应该仅指“有权保持沉默”，应该是犯罪嫌疑人拒不承认犯罪事实而被证据链锁定、受到法律制裁。从理论上降低对嫌疑人“口供”的过分依赖性，预防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实现对非法证据的排除适用，这是保护人权的需要，从打击犯罪的角度看，也是为了确保不使真正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现在学者们一般认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适合中国的有限制的、渐进式的“相对沉默权”制度。犯罪嫌疑人沉默无非是不能顺利得到有罪的“口供”，但如果其他证据确实充分，一样可以对其进行有罪的认定。犯罪嫌疑人在选择沉默权权利的时候，也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承担相应不利的后果，规定沉默权并不意味着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一定能够保持沉默。对于沉默权不鼓励也不制止，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犯罪嫌疑人“口供”认定中的非法证据排除适用规则的严格遵守，实现程序正义下的“零口供”定罪，进而实现实体正义，达到实体与程序正义并存。 四、证据链条的完整构建与零口供定罪 现代司法理念对定罪中证据的要求是案件中所有的证据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这个证据链的完整性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这个证据链中所有证据相互关联，相互印证，没有矛盾，通过这个证据链条所能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是排他的。一个犯罪的最终认定，往往离不开被告人的“口供”，但被告人的“口供”并不是证据链条中必不可少的，缺乏“口供”对证据链条的完整性应该是没有决定性的影响的。 司法实践中，一个案件最终作出有罪判决，司法人员往往习惯由证人证言，物证，和被告人的“口供”形成的证据链条，才觉得正确是确实充分的，在一个证据链条中，完整性不体现在证据数量，而是它的逻辑严密性。实际上这个链条的构建往往不是这样的完整，这个完整也是相对的，如何实现证据链条的相对完整性就是关键，只要达到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要求，在证据链条中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达到足以认定的程度就达到了证据链条的完整性，而不是需要所有证据种类中证据都应该出现和查明。因此，是否包括“口供”不是证据链条必须的。缺乏“口供”并不能必然影响链条的完整性。很多情况下，刑事司法人员希望从“口供”中得知某些犯罪过程的详细情节。对于司法人员来说，这需要司法理念的转变，需要对证据链条完整的相对性认识和实践。 在犯罪嫌疑人“零口供”情形下，我们可能不得不对犯罪经过中的某些犯罪情节进行逻辑推理，以获得犯罪的整个过程的推定，这种推理的正确性概率可能不是百分之百。即使推理是高度严密的，仍然还是存在失误的可能性，而犯罪嫌疑人对这种可能性极小的失误可能失去自由甚至是生命。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获得案件的法律真实，是逻辑推理的任务。但这对于案件事实的查清，构建完成的证据链条至关重要。“零口供”定罪的情形下，司法工作人员尤其需要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这也是刑事司法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司法能力。 只有秉承现代司法理念，才可以对“零口供”案件的被告人正确定罪。
摘 要：我们要培育知识改造理念，充分发挥知识在改造工作中的作用，以知识创新带动监狱改造工作的创新。我们要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实践知识改造理念。论文关键词：知识改造理念 基础 媒介 物化 创新 监狱改造工作树立科学的符合形势要求的理念十分必要。因受“知识经济”这一概念的启发，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原理，并结合监狱改造工作实际，我以为应当把“知识改造”作为我们监狱改造理念。培育知识改造理念，就是要培育这样一种主导观念，即监狱改造工作以知识为基础，充分发挥知识在改造工作中的作用，积极探索知识创新对改造工作理论及实践的意义。一、知识在监狱改造工作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这里的知识，不仅包括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所有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而且也包括人类获取新知识，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掌握并运用知识的过程就是认识事物“是什么”和“为什么”的过程，也就是发现和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过程。随着对知识经济的广泛认同，人们越发感觉到知识对于人在社会领域的行为或活动来说，是一个绝对必要的因素，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因为人类行为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所有类似的社会团体和社会角色都依赖于知识，并为知识所调节①。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统治世界不但是个趋势，而且日益成为现实。同样，监狱改造工作也必然以知识为基础，知识在监狱改造工作中日益显示出其巨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首先，知识是监狱改造工作的基础，贯穿于改造工作的全过程。知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是人类智慧的集合体。只有当人类掌握了制造工具的方法，人才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因而人类的一切实践都来源于对知识的运用，改造工作也不例外。改造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活动，它所依赖的知识是十分广泛的。无论是制订改造工作目标，实施改造工作方案，运用改造手段，还是进行改造效果评价，无不立足于包括监狱专业知识在内的所有知识（见图示）。监狱改造工作的目标是将罪犯改造成有益于社会的守法公民，这一目标必须符合法治的要求；改造工作方案要从现实出发，要具有科学性、可操作性；改造手段要灵活多样，因人而异，分管分教 ；效果评价要客观真实。单就改造工作三大基本手段而言，知识作用于监管手段，指导着监狱的布局、监管设施的配备以及各项规章制度的制订与执行。知识作用于教育手段，使教育途径多元化，更加有利于被改造者接受。目前我们正在探索的心理矫治教育，就是建立在心理学和医学知识基础上的比较有效的教育方式之一。知识运用于劳动手段，使罪犯劳动从作坊式、劳动力密集型逐步向现代化转变，并逐步将劳动改造定位于一个科学的层面上。所有这些，离开了知识的指导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其次，知识充当改造者与被改造者彼此沟通的媒介。尽管对罪犯的改造带有一定的惩戒性，但真正把罪犯改造好，改造者与被改造者之间的有效沟通与认同是基础条件。一方面，法律知识、监规纪律知识作为监狱改造工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造者与被改造者行为的共同标尺。从事改造工作的人员依照法律执行刑罚，依照监规纪律的要求考察规范罪犯的言行；被改造者须认罪服法，遵守监规。在这里，知识的媒介作用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改造人员与被改造人员都有“知彼知己”的渴求，都试图缩小彼此的“知沟”，尽力消除沟通的障碍。在从事改造工作中，我发现一个现象：同那些有一定知识层次的罪犯谈话，共同语言要相对多些，同那些偏僻农村来的罪犯沟通起来也容易得多。现在想想，这恐怕多半由于我是从偏僻农村走出的大学生，因而无论从心理还是共同的知识上都更接近。监狱改造工作难，难就难在做人（犯人）的工作时很难找到施教与受教双方知识的结合部。那些反改造尖子，之所以难攻难啃，除了他们恶习太深，反改造经验丰富以外，还有一个知识结合部找寻困难的问题。如果这一观点被重视并有效运用，对教育转化法轮功等邪教性质罪犯会大有裨益。此外，由于社会多元化思潮的存在，网络犯罪等高智能犯罪的出现，我?鞘票匾娑砸桓鼍哂邢驶钪兜姆缸锶禾澹舛晕颐窃写⒈傅闹妒且桓鱿质档奶粽健R蚨颐遣荒茉谠械闹督峁怪型V筒磺埃欢霞右愿潞屯晟啤U馐且桓鲋断嗷ゴ俣难吠础⒙菪⒄沟墓獭T谡庖还讨校兑丫辉偈堑ゴ康拿浇椋浅涞绷硕υ础?BR>第三，知识经过物化会产生巨大的力量。“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本身无法显示力量。只有将知识物化为实践性的技术行为和 技术手段（包括各种控制的管理的社会技术行为和 技术手段）时，才能产生力量。马克思将这一力量称为“物化的知识力量”②。知识的物化可以增强人的素质。这里的人当然包括监狱人民警察和罪犯。单就前者而言，增强素质，主要是指增强监狱人民警察的潜在专业及综合能力。知识的物化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增强人民警察的素质。一是网络的应用，使人民警察的日常工作变得智能化高效率，信息处理和利用更加迅捷科学，最大限度地吸收世界上先进的改造经验，与社会各行各业进行广泛接触与交流，实现改造工作社会化并与国际接轨。从封闭状态和简单重复劳动中解脱出来，是监狱人民警察充分提高并发挥聪明才智的前提条件之一 。二是在某些领域里不能一味地强调人防“重中之重”的地位 。人防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把人机械化。只有将科学知识转化为物防、技防的力量，或者引进高新科技产品用于改造工作，才能使广大干警集中大部分精力潜心研究改造理论，探索行之有效的改造措施，切实提高改造质量。知识的物化，使罪犯的各项权利得以最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对罪犯的惩罚，并不排斥罪犯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以及其他合法权益。从有利于罪犯回归社会谋生的角度讲，罪犯有权利享受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正在享受的科技成果，参加科技含量相对较高的劳动，品尝科学配给的伙食。此外，诸如罪犯申诉等法律行为通过网络会变得更加直接而迅速。这里虽然有许多还属于“应然”范畴，但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这些都能变成现实，这也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由“应然”变为“实然”的时间跨度，当然要取决于知识在监狱中物化的程度与速度。二、确立知识改造理念，以知识创新带动改造工作的创新。创新是指遵循事物发展客观规律而创造新思维、新理论和新实践的过程。我们处在创新的时代。在某些领域里，用“日新月异”已无法准确描述其发展境况。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的思维、理论及实践必须不断创新，在反复“扬弃”的过程中日臻成熟。而无论是创新的思维、创新的理论还是创新的实践均源于知识的积累和运用。创新思维最大的特点就是，既立足于传统又不囿于传统，是对自身提出新的挑战。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副局长麦林华同志在监狱学理事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颇具理性色彩③。他的讲话对传统改造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的维度，拓展了监狱改造研究的视野和空间。兹摘录其中的一段：……比如说被我们引为骄傲自豪的劳动改造，叫了几十年，又是我们的特色，到底在新时期对罪犯改造的功能如何体现？功能到底有多大？……现在劳动改造项目、手段、方法、组合方式、奖惩的办法是否有利于罪犯改造？强迫劳动是我们的一贯观念，但在强迫状态下，劳动对人有没有改造作用，到底是反感抵触的作用还是净化灵魂的作用？教育改造也是中国特色，也要研究。我们现在教育的内容、方法、形式究竟如何，强制教育的方式对教育人、转化人到底有多大作用，怎么起作用，很少有人去深入思考。此外，还有监管改造、监规纪律，怎么发生对犯人改造的作用，其中的机理是什么，有多少人能说清楚，而且除了这三个手段各自作用之外，这三个手段之间又如何综合作用于一个罪犯，到底哪一个作用更大些，是个什么样的结构怎样才能深化……在这段文字中，麦林华同志反复用了“什么”“如何”“怎么”等带有疑问意味的字眼。一旦某个疑问得到一定程度的解答，那么监狱改造理论就会向创新的方向迈出一大步。知识的创新带动了思维和理论的创新。不仅如此，知识创新也带动了实践的创新，有效地解决了实践中的某些困惑。首先，知识创新能够带动教育改造手段的创新。例如：我们在改造抢劫、杀人、伤害等暴力罪犯时，常常感到他们性格中的暴力倾向似乎根深蒂固，难以彻底根除。不可否认，暴力倾向的形成主要受家庭、社会环境的影响，但与自然环境的作用是否有一定的关系呢？有人从科研的角度，利用调查数据证明铅等重金属中毒与暴力犯罪的关系，并提出相关的防治措施与对策④。在改造暴力犯的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研究成果，运用医学的手段对其中因重金属中毒而引发犯罪的暴力型罪犯予以精心诊疗，从根本上缓解他们性格中的暴力倾向，促使其真正改好。在这里如果我们仍然死抱着“三大基本手段”不放，不从创新的角度去解决问题，就会事倍功半。其次，知识创新能够带动管理模式的创新。如历来颇受重视的清监搜身，许多单位还停留在人摸人、翻箱倒柜的模式上，漏洞很多。基层的同志想了许多办法，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的带值班干警常常因此受到罚款扣分等处理，心里总不是滋味，甚至产生厌烦情绪。为什么不能启用现代化的监测 仪器，彻底改变落后的管理模式，彻底消除干警实践中的低层次困惑呢？不能把知识创新停留在口头上，而要在实践中真正发挥知识创新的力量。其三，知识创新能够带动实践上的不懈探索。我国的监狱改造工作正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开拓。过去没有的，并不意味着今天也不可以有；过去是禁区的，并不意味着今天也是禁区；因条件不成熟，今天无法实现的，将来有一天总会实现。特优会见制度的形成和完善就是很好的例子。罪犯在狱内与配偶等亲人同居团聚，不仅反映出我国政府在保护人权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而且符合罪犯生理、心理健康的要求，对罪犯改造及社会家庭稳定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谁提出这一设想，谁就可能被认为离经叛道，绝不会称为“创新”。最近，江苏省监狱提出允许罪犯按规定使用收音机。类似的做法，也属探索中的创新之举。三、实践知识改造理念需要各方面的努力。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知识改造理念的提出，目的在于实践。而实践这一理念，肯定会遇到很多障碍。这就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创造有利于知识改造理念得以全面贯彻的环境。对此，监狱部门、整个社会乃至国家都责无旁贷。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一是监狱部门要积极推进监狱人民警察专业化进程，实现“专家治监”⑤ 。改造罪犯是一项专业化极强的社会工作，希望监狱人民警察个个都是通才的想法是极不可取的。假如某中队的数名警察，分别精通于法学、监狱学、犯罪学、医学、心理学等专业，并且力求使改造人员与看管人员相对分离⑥，知识在监狱改造工作中的作用就会日益凸显出来。二是整个社会要努力提高全民文化素质，进一步降低文盲半文盲罪犯的比例。许多数据表明，目前小学文化以下程度的罪犯占押犯总数比例呈下降趋势，1998年某省统计结果为47%⑦。这完全得益于经济的发展以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然而，一些老、少、边、穷地区的儿童大量失学，城市失业人员的子女读书难等问题比较突出。这就势必影响知识改造的效果，并意味着监狱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要承担起基础文化教育的重任。尽管这也是知识改造的内容之一，然而这项工作本该由教育部门在罪犯入监前予以实施（少年犯除外）。监狱本来只需提供有利于罪犯知识改造的再学习条件，这样则更有利于知识改造理念的培育和实施。三是国家要加大科技投入，加快科技开发引进步伐。监狱渴望变粗放型管理为集约化管理，在真正意义上实践知识改造理念的愿望由来已久。但由于国家在科技投入上的滞后，导致知识改造实践很难跟上时代的步伐。对于绝大多数监狱来讲，高新技术产品仍无法普遍用于日常的改造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国家应正视这一现实，努力走科技兴监之路，使知识改造理念的实践具备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树立哲学视角下的司法理念的必要性
所谓现代司法理念，就是指符合司法工作的客观规律，符合我国根本大法——宪法的科学理念。司法理念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司法工作的成败得失，关系到司法的权威。而司法理念的科学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是否以正确的思想为指导。
正确的思维方式来自哲学。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为人生和社会确立一个根本的价值准则。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具有独特的价值和作用，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哲学是无处不在的。社会人文科学的所有学科都需要哲学的视角和方法。在我们这个激烈的时代，无论是政治、经济的领域，还是在法律的层面，无论是在小小的社区，还是在全球范围内，各种事物只有进入形而上的境界，运用哲学思辩，才能透析现象，把握本质。哲学对万物是如此，对司法的剖析更是如此。哲学对司法实践和司法理念的认识和指导具有独立的理论价值。哲学所具有的追求事物普遍本质的特性，可以使我们对司法实践的问题认识得更深，看得更远，从而提升司法理念的合理性、规范性、深刻性和前瞻性。所以，哲学是现代司法理念的理论基础。先进的司法理念的建立，必须以哲学为支撑。
哲学的又一个理论价值在于它具有科学批判和否定精神，能够依据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反思、批判、怀疑和突破传统的理论框架，并且把新的时代精神注入到理论之中，促进思想创新和理论创新。哲学的这种特性，运用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可以产生悟性，同样促使该学科产生新的理念。爱因斯坦以深刻的哲学思想提出了相对论，贝多芬的音乐本质上体现了康德哲学思想的旋律化或音响化。由此看来，哲学同样可以不断给司法理念的研究和创新以精神动力和思维资源。实践已表明，就法律的层面上来研究和培育司法理念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古人说得好：学诗，功夫在诗外。司法必须同哲学发生互动和融合，才能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从而促进司法理念的拓展和创新。
哲学智慧可以引导法官从容应对现实重大问题和司法实践新情况的挑战。我国正处在经济的转型期，社会出现了许多矛盾和冲突，其中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一是法官观念的严重落后同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矛盾；二是遵从法律与行政干预的矛盾；三是法律的稳定性与与时俱进的矛盾；四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及其他的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五是司法公正与中国传统文化“讲人情和关系”的矛盾。这些矛盾和冲突的不断产生，是对中国法官极大的困扰。要走出困境必须具有更高的智慧，需要哲学的理论和智慧的支持，局限于纯粹的法学知识是无法化解这些矛盾的。哲学本身不能直接起立竿见影的作用，不能为具体案件提供现成的答案和解决的具体办法。但它能够帮助人去深刻体悟法的精神，反省法官职业本身存在的问题，强化我们的怀疑意识和认识能力，追寻法律终极意义，培养法律职业人的职业良知。法官获得了正义良知和法律智慧，就能懂得化解这些矛盾和冲突的路径、策略和艺术。只要一以贯之，就能不断理顺社会、经济、法律的关系，取得最佳的效果。
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所有的哲学中起着主导和引领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独有的批判性、实践性和革命性的品格，决定其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哲学，而是一种既超越了西方哲学又超越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新哲学。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思想是其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是指导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根本的思想方法。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价值所决定的。
哲学，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正确的科学理论。哲学是对中西哲学融合的成功尝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作为基本原则，将长期指导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创造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与思想一脉相承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对思想的继承，又是对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的理论成果。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尤为重要。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为此，一方面我们的法律制度要同国际规则、国际惯例对接，吸纳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又要坚定保持中国司法改革和发展的自主品格，注意维护我们国家的司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利益。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的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出于“遏制中国”的狼子野心，以传播西方文化为名，妄图以西方的价值观来改变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放松警惕。我们深知，唯有如此，才能确保中国的司法改革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
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还能为法官提供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现实途径，有利于解决一些法官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的错位问题。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关系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对法官而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更直接、更集中地体现为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当前一些法官裁判不公，对当事人冷硬横推，甚至枉法裁判，造成恶劣的影响，就是他们放弃世界观改造，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扭曲，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错位的集中反映。因此，我们必须适应新形势的新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法官群体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只有这样，才能为广大法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供有效的载体，为解决部分法官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错位问题找到现实的途径。
研究哲学视角的司法理念有着重要意义。它有助于司法理念更具有国际眼光、时代眼光和全局眼光；也有助于其内涵更为丰富、更能体现实践性、科学性和合宪性。以这样的现代司法理念来指导司法改革和审判实践，势必使司法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挥重大的作用。
二、以哲学为依据分析现实的司法理念
不同的司法理念对司法实践会发生不同的导向作用。当前法官队伍思想观念存在的问题，有些是社会转型中难以避免的，有些则与我们头脑中不科学的观念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树立和培育现代司法理念的哲学依据。只有把司法理念建立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高度，才能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司法工作的客观规律。
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培养和提升司法为民理念。在其重要的哲学著作《矛盾论》中指出：“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关于抓住主要矛盾，就能纲举目张的重要哲学思想，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今天仍具有指导意义。它使我们对司法为民的涵义有了更高层面的认识。现实的司法理念有很多，但其中必然只有一个是主要的。只有抓住它，才能纲举目张。今年三月全国人大一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加上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条款。它明白无误的昭示人们：实现人民的权利是依法治国的本质。人民的权利是一切国家机关的工作基础，尊重和保护公民的权利也就是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基本任务。最高法院审时度势，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结合具体的司法实践，明确提出了“司法为民”的理念，抓住了司法理念的主要矛盾。这是法院对司法工作客观规律认识的重大升华，势必极大的推动法院的审判工作。
坚持司法为民，是以人为本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这表明，我们的司法理念由过去长期存在的“官本位”向“民本位”和“权利本位”的重大转变。从而为我们明确如下理念：第一，司法为民是司法理念的核心理念。司法为民内涵的深度，体现在由过去的法律层面提升到法律层面和政治层面的结合上。核心理念指导具体理念，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具体司法理念又充分体现核心理念。第二，权利平等，是基本的司法理念。马克思指出：“也就是人意识到别人是和自己平等的人，人把别人当作自己平等的人来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8页）可见，平等是以人为本的基石，这是唯物史观得出的科学结论。同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坚持权力平等，是法官居中裁判的基础。第三，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是当前落实宪法的切入点。由于长期以来对保护人权意识的滞后以及对“权利平等”观的错位，使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受到了严重的侵害，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对此只有予以高度关注和着力解决，才能恢复和提高司法的公信力，打开以司法救济为手段落实人权保护宪法原则的新局面。
二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出发，准确把握司法独立的理念。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以这样的视角审视司法独立，发现我们存在一些误区：其一，用英美法系司法独立的标准套用中国的司法实践；其二，司法独立就是审判独立；其三，期望一步到位。实践证明，司法独立必须同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法治水平和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在中国，司法独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处在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目前还不到同美英一样实行司法绝对独立的时候，拔苗助长只会导致问题丛生，使中国的司法改革走进死胡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的司法独立在现阶段，坚持相对独立的定位是比较适宜的。所谓相对独立，就是审判独立，法官在审判中居中裁判。其内涵表现在三点：首先，司法独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司法独立；其次，服从法律，不受行政机关和团体的干涉，法官坚持独立价值，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裁判；第三，接受监督，主要是人大的监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以及法院内部的监督。对司法独立的准确定位，有利于司法改革指导思想更为明晰化，有利于我们正确把握和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矛盾，也有利于法官管理制度的创新。
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体现。把司法独立着眼点放在法官的独立审判，法官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大有可为。在社会转型期，对审判的干扰确实比较多。在这样的条件下，更加需要法官自觉的加以抵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为建立法治社会作出自己的积极贡献。
三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出发，树立“严格依法和讲究办案艺术统一”的理念。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普遍原则就是认为世界万物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作用，互相补充的。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运用“统筹”思维，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中央的“五个统筹”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中国的法官群体经过多年的探索，运用辩证的思维，提出了“严格依法和讲究办案艺术统一”的理念。这是求真务实的具体体现，符合司法工作的客观规律。从哲学的视角看，这个理念具有中国特色，应该成为我们先进的司法理念。所谓“严格依法”，就是强调法官要以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具有规范效力的规章作为判案的出发点、归属点，而不是以个人感情的好恶、领导的指示以及地方利益为标准。所谓“讲究办案艺术”就是指法官办案要尊重诉讼规律，探求案件内在的本质性特点，以科学的方法、手段、形式把案件办好。实践使中国法官懂得严格依法和讲究办案艺术并不矛盾。而恰恰相反，两者可以互相促进，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只有严格依法，才能体现司法公正；只有讲究审判艺术，才能体现最佳的效果。两者的有机结合，有助于案件达到“公正与效率”的目的，有助于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和法官的形象。
严格依法，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是一个完整概念，要求我们的法官遵守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的法律。当前我们在适用程序法和实体法都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程序方面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不够透明和公开。这正是裁判不公的重要原因。人民群众一针见血的指出：没有透明，就没有公正，也就没有信任。因此，要做到立案公开，审理公开，质证公开，裁判公开，判决依据和说理公开，法律文书公开，执行公开，讲究办案艺术，就是不能就案办案；要有大局观念和整体意识，不能孤立办案；要有人文关怀精神，方法上要考虑哪一个更利于民风的建设、公序良俗，更利于保护弱者；要有亲民、爱民、便民的感情，对当事人的意见要耐心倾听，不厌其烦的做过细的工作，使诉争得到合理合法的解决。
四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出发，完善和提升诉讼调解理念。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不断创新的科学理论体系，它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与时俱进”的思维是我们树立和培育现代司法理念的灵魂。只有与时俱进，才能对实践经验进行新的总结，对司法工作的客观规律进行新的探索。在原有基础上，形成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把司法理念研究带入一个新的水平。以“与时俱进”的观点研究我国诉讼调解制度，使我们有了新的认识：首先，诉讼调解是具有中国特色、行之有效的诉讼制度。这种始于中国抗日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的诉讼制度，以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和利民便民为鲜明特色，以注重社会正义为最终目的，集中体现了我国人民司法智慧和审判经验的有机结合，成为中国司法制度的优良传统。因此，在审判方式改革中不能轻易放弃。其次，诉讼调解必须上升为新的司法理念，才能展示新的生命力。西方称中国调解制度是“东方的经验”，并从中吸取了许多养分，形成了西方特色的调解制度。可见我们不能妄自菲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站在更高的层面，运用科学的批判精神，在原来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诉讼调解的内涵。
诉讼调解理念的创新，应该是体现在当事人利益的平衡点，应该是落实情、理、法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上，应该体现司法的便民性、亲和性和低耗性。其内涵把握如下几点：其一，确立诉讼调解与裁判一样，同样是解决诉争的重要方式。其二，尊重司法制度自身发展的规律，不断调整、充实新的内容，适应时代的要求，不能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其三，引入简易的程序，体现现代法治的有序要求。其四，司法的服务性和司法的被动性相结合。其五，注重提高法官素质，注重提高调解的艺术。
总而言之，以哲学分析司法理念，就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牢固树立求真务实的观念，求司法工作客观规律之真，务司法为民之实。
三、以哲学方法树立和培育现代司法理念
现代司法理念的培育，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遵循正确的途径来进行。从哲学方法上讲，应该坚持以下几个方面的辩证统一。
第一，坚持紧迫性与有序性的统一。树立和培育现代司法理念的紧迫性与有序性的矛盾，是现阶段我国司法改革面临的一个特殊矛盾。要解决这个特殊矛盾，既要高度重视树立和培育现代司法理念的紧迫性，又要充分认识其长期性与艰巨性。要做到如下几点：首先，立足国情，立足当代。既要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又要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既要面对中国整个社会的现实情况，又要结合法院和法官的实际。其次，根据司法改革实践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调整思路。要记住，欲速则不达。司法改革要整体推进，讲究协调和适度，注意逐步进行“增量”积累和配套发展，即采取分阶段、有步骤，积极而又稳妥的渐进办法，不应破法进行。再次，重视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予。只有法官的积极性，没有群众的积极性，难以形成培育和推行现代司法理念的氛围。要通过广泛的法制宣传和有的放矢的引导，奠定现代司法理念生存的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
第二，坚持继承传统和创新的统一。现代司法理念的培育，要做到横向的借鉴和纵向继承的同时并举，并在此基础上突破。司法理念的创新就是要立足本土，以中国特色的审判观、哲学观和价值观为出发点，融入西方法律和司法的精华，使认识发生新的飞跃。这里关键的是要有批判精神。只有在批判、比较之中才能继承和发展我国和世界优秀法律文化传统，吸收中外文明的成果。为此，首先要吃透传统。传统就是民族的灵魂。伟大的民族传统，靠创造产生，也只有靠创造来丰富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和而不同”和“通变则久”。我们唯有坚持这样的传统精神，才能使司法理念内涵更为丰厚。其次，多元共存，互动对话。由过去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向互动认知思维方式转变。通过对话，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取长补短；通过互动，实行融合，促使认识的升华，观点的更新。
第三，法官终身学习和勇于实践的统一。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在当今信息和激烈竞争的时代，法官不学习，就不能善于从人类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文明成果中汲取营养；不学习，就不能做到理论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坚定；不学习，就不能应对时代的挑战，就不能产生创造力和生命力。学习是树立和培育现代司法理念的阶梯。同时，学习必须同勇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探索理念，在理论联系实际中检验理念。勇于实践，就是要始终关注社会生活，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善于发现、分析和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把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变成认识司法工作的客观规律的过程，变成把握时代脉博，提升司法理念的过程。因此，法官要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力戒浮躁；提倡认真读书，潜心钻研，着力研究审判实践中的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的思路，开创审判工作的新局面。
第四，培养法官职业道德和制度完善的统一。以良知和对法律信仰为核心的法官职业道德，是法官安身立命之根本，是司法公正的基石。一个没有职业道德的法官，不可能树立和正确运用现代司法理念。因此，法官必须慎权，必须慎欲，必须慎微，必须慎独，必须慎言。在此基础上，还必须有制度作为保障。邓小平指出，制度问题更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和稳定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恣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领导机关提出一些现代司法理念并不难，难的是统一全体法官的认识，长期坚持下去；作为法官一时一案运用现代司法理念也并不难，难的是时时、案案坚持下去。因此，使法官牢固树立和正确运用现代司法理念，既要靠教育，更要靠机制。要把教育与机制结合起来，把激励和约束、监督结合起来，做到内因与外因的统一，自律与他律的统一。从而确保现代司法理念的产生和发展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
参考资料：
关键词：法院；现代化；司法理念；司法公正
司法理念是一个精神层面的概念，就法治领域而言，最高层次的理念是法治理念，司法理念是法治理念的属概念。现代司法理念是关于现代司法的功能性质、构造模式及其运行规律的系统理性认识，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与行动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指导，是关于司法现代化的认识论、方法论、本体论及价值论的有机结合，体现一种方法、一种态度、一种思想。现代司法理念首先是相对传统司法观念而言的，即相对于计划经济基础上所形成的司法观念而言的；其次是相对于西方的司法理念而言的，因此中国的现代司法理念又应该是本土化的司法理念；最后，中国的现代司法理念又应该是面向未来的，它指引中国司法改革和法院现代化的方向。
一、了解司法理念现代化的功能
司法理念指导司法制度的构建，对司法的运作具有巨大的导引作用，能够为司法提供一个既定的模式。司法理念不仅为司法的发展指明目标方向和价值取向，而且还为实现它们设计具体方案、方式和方法。若要保证司法功能有效运行，不仅需要运用司法理念对具体司法制度及其运行进行分析，加深认识，而且还需要依靠司法理念对其进行评判、优选，以确立最佳实施方案。有什么样的司法理念，便产生什么样的司法模式。现代司法理念直接影响着现代司法制度的创设、存废和具体的运行。没有现代司法理念作为精神指引的现代司法是盲目的，也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司法。
法院现代化首先需要现代司法理念的指导。特别是当前的司法改革，首先就是理念的改革，如没有相对成熟和系统的司法理念作为指引，难以真正奏效。现代司法理念，作为从司法活动中总结而来的一种科学意识形态，它通过对司法主体法官思维、行为的指引，作用于司法各个程序环节，其能动性是显而易见的。良好的司法理念是法院改革的支撑。司法理念是法院改革中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同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这也成为一个由始至终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在认识上需要不断解决好的问题。司法工作人员树立良好的司法理念，发自内心地信仰法律，就能在司法工作实践中达到心手合一。司法理念决定了法官对法院改革的态度。
二、努力建构和选择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司法理念
中国现代司法理念必须反映司法权独有的特征和司法的终极价值。现代司法理念是现代法治原则的结晶，是法律文化的积累，是司法客观规律的集中反映。
第一，现代司法理念必须反映司法权的本质特征。司法权是审判权，是判断权。①司法权是审判权，是适用立法机关法律解决司法纠纷的权力，因此，现代司法理念必须反映司法权独有的特征，如权威性、专业性等。②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司法的本质在于判断。司法判断需要司法主体独立作出，否则就会言不由衷。而司法独立的最高境界是法官独立。如果法官能够保持平等中立，司法公正同样存在实现的可能。因此，司法理念必须反映司法权的中立特征。
第二，现代司法理念必须反映司法的终极价值，即“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十提出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把“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作为重要目标。人权是司法的终极目标。在人文关怀的法治社会，当自由的人们的权利实现受阻并依法提出主张时，司法才得以出现并彰显其功能。司法作为法治的具体表现，其价值追求理应与法治一致，始终以“人本”“民本”为精神内核，以保障权利实现为永恒主题。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现代司法理念应该包括司法为民、司法公正、司法中立、司法专业、司法权威五个方面。
三、明确现代司法理念的主要内容
第一，司法为民。司法为民就是要求法官运用现行法律真正实现包括弱者在内的法律主体的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体现在审判程序中则是法官重视个人的诉求、申辩、解答、陈述，等等。核心就是在司法过程中保护人民群众的基本人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法发 〔2015〕3号）明确要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机制，彰显现代司法文明。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社会公平正义有更高标准，对公正司法、严格司法、阳光司法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期待。要完善便民利民举措，加强诉讼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完善人民法庭便民机制，推动送达制度等制度改革，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拓展司法为民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司法公开的规范化水平，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千方百计提高司法效率，防止和纠正案件久拖不结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第二，司法公正。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人民法院的司法活动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重要前提和有效保证 。司法公正是指作为中立者的人民法院在审理各类案件时，对任何当事人都公平地适用法律，使裁判结果最大限度地符合实体公正。司法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两者是辩证统一的，我们必须承认程序公正的重要性，因为程序公正是司法活动的外部特征，脱离程序公正去追求实质公正是违反司法裁判的基本规律的。同时，程序公正也是实质公正的重要保障，失去程序公正的司法审判几乎不可能有实质上公正的结果。程序公正相对于实体公正而言， 其本身具有独立价值，失去了程序公正，实体公正便无从谈起。要彻底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审判观念，强化程序意识，以程序公正为基础，规范审判活动，严格遵守三大诉讼法及民事、行政证据规则的规定，绝不能越雷池半步。
第三，司法中立。要实现司法公正，就必须司法中立。我们的司法中立是区别于美国的司法独立的。我国司法中立应是一种“积极中立”，法官可以依当事人的申请及依职权调查搜集证据，还可主持指导当事人提供证据和交换证据，对证据的判断取舍有相对的主动性。之所以要将司法独立推崇为现代司法理念的核心内容，是因为其是符合现代司法本质要求的内在规律。首先， 它是由司法活动本身固有特点所决定的；其次，它是源于裁判活动对裁判者自身素养的要求；最后，更深的理由在于司法权与立法权和行政权的不一致性和独特性，司法权站在居中的立场之上，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它应当只服从法律。
第四，司法专业。司法专业包括司法过程的专业司法人员的“专业化”，主要是法官的职业化要求。司法人员的专业化，首要的举措是把住司法人员的准入关。如果准入门槛过低，不能做到优胜劣汰，要实现较短周期内建立起高素质的司法人员队伍的想法就容易落空。因此，建立统一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至关重要。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这一决定为司法人员来源的多元化提供了发展方向，也迈出了法官职业化的重要一步。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要求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法官须由有专业素养的人来担任；二是法官必须以专司审判为职业。因此要严格法官准入条件，建立科学的法官遴选机制，形成法院人才队伍的合理布局。建设方向是正规化、专业化和职业化。职业化的法官队伍应当是一支高素质、精英化、复合型专家的法官队伍，推进此项工作任重道远，需要在政治、经济、身份和职业行为等各方面给予法官群体强有力的保障。
第五，司法权威。司法权威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司法应当具有至上的地位。二是司法应该受到绝对的尊重。司法权威的核心是司法解决的终局性。司法贡献于社会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定纷止争。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之下，化解矛盾，平抑纠纷，应当是司法的神圣职责所在。这实际上是司法权威理念的必然要求。试想，如果司法裁判都不能终结社会纠纷，那么，纠纷的争议者就只能寻求司法以外的手段来解决矛盾，其结果要么借助官员的权力压服来解决，要么借助个体之间的争斗，靠私力征服的方式来了结，这都是法治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司法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标志就是司法拥有崇高的权威，这是国际社会的一项共识。
四、加强现代司法理念的养成与培育
司法理念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是一个与现代市场经济、现代民主政治、现性文化共生共进的互动过程。只有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的改革发展，才能为司法理念现代化创造条件，开辟道 路；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司法观念一旦形成并内化于心，将潜移默化地影响司法人员的行为选择”。要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首要任务就是转变司法观念。
首先，要加强深化现代司法理念的宣传教育。要以弘扬现代司法理念为核心，推进法院文化建设，广泛开展知识竞赛、演讲比赛、主题征文等文化活动，通过制作主题台签、主题壁纸等形式，加强现代司法理念的宣传传播，使现代法院理念真正融入广大干警的日常行为规范之中，为顺利推进现代法院建设奠定“灵魂”基础。
其次，强化现代司法理念的培育养成。推进现代法院建设，关键在于理念。为此，要采取一系列培育措施，使法院干警牢固树立现代司法理念。要认真开展现代司法理念的学习教育，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学习，采取研读文件、讨论交流、宣讲辅导、专题培训、法官宣誓等方式，引导广大干警准确把握现代司法理念的各项要求。
最后，要贯彻现代司法理念到审判执行的全过程。结合执法办案实际，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发现、培养、树立一批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践行现代司法理念的先进典型，广泛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