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研究对象
选择2012年3月至2012年6月在我院住院的200例产后抑郁患者，将患者随机分为单纯西医护理组和中西医结合护理组，每组100例。产妇年龄(29．32±4．25)岁，孕周(38．28±3．03)周。两组产妇年龄、孕周、体重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纳入对象
本组所有患者符合美国精神病学会1994年制定的产后抑郁症诊断标准:产后两周内出现5条或者5条以上症状，其中(1)和(2)必须具备:
(1)情绪抑郁;
(2)对多数活动缺乏明显的兴趣或者愉悦感;
(3)失眠或睡眠过度;
(4)精神运动型兴奋或阻滞;
(5)疲劳或乏力;
(6)体重显著下降;
(7)思维能力减退;
(8)反复出现死亡想法。排除精神病史和严重并发症患者;所有患者为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可通过电话等方式随访。
1．3方法
1．3．1西医护理方案提供妊娠分娩知识的心理咨询，减轻产妇对分娩的恐惧。提供安全、舒适分娩环境，陪伴分娩，减轻分娩时的紧张、焦虑心情。指导正确的喂养技巧，宣传新生儿护理知识。住院期间，同时对住院产妇家属进行相关健康知识教育，充分利用家庭支持加强对产妇的护理干预。哺乳期用药较为谨慎，抑郁症患者可适当服用安定药物。用药时间需严格限制，密切观察不良反应，定期检查血象和肝功。
1．3．2中西医结合护理方案在单纯西医护理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中医情志护理，积极调动患者的内在积极因素，发挥自我控制能力。与此同时，进行中医膳食指导，必要时进行针灸、按摩护理。具体护理措施如下:
(1)情志护理:由于产后是产妇精神状态最不稳定的时期，各种精神刺激都很易激惹。因此对产后产妇开展护理时，应加强与产妇的沟通交流，注意倾听产妇的想法以及感受，积极鼓励他们保持愉快的心情，同时教会他们护理孩子的知识和技能，消除其自认为无能的态度。
(2)合理膳食指导:叮嘱产妇食用清淡而有营养的产后食物，同时还应叮嘱产妇禁止吸烟、喝酒、食用含咖啡因的食物，可以提妇一些粗细荤素搭配恰当的食物，食量适宜，既要保证营养丰富，同时又不可过肥腻厚味，不能出现暴饮暴食的现象，同时还要注意起居有常，既不可过于操劳而耗气伤血，同时也不可久卧床而导致败血痰浊的残留。
(3)穴位按摩:产后抑郁症产妇应注意按摩百会、肝俞、脾俞、合谷、太冲、内关等穴位，同时应保证每一个穴位按摩时间为2～5min，各个穴位按摩间隔时间大约在5～10s。同时在穴位按摩的过程中，按摩手法采用揉法，按法，并辅以心理暗示，引导呼吸。另外，还应该教会家属选穴以及按摩方法，在产妇出院后由家属进行穴位按摩。
1．4干预效果评价标准
使用EPDS分别在孕晚期(面对面访谈)、产后6周(随访)进行问卷调查。具体内容包括心境、乐趣、自责、抑郁、恐惧、失眠、应付能力、悲伤、哭泣和自伤。每个条目分4个等级，症状从无到重，分别赋值0～3分。以上述10个条目的代数和为总分，作为评价产后抑郁的评分。本研究根据文献推荐使用9．5分为筛查产后抑郁患者临界值。抑郁率=抑郁例数/总例数×100%。
1．5统计学处理
运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组内前后比较使用配对t检验，组间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产妇护理干预前后EPDS评分比较
研究结束时，失访12例，失访率6%。其中单纯西医组失访5例，中西结合组失访7例。两组产妇经护理干预后，EPDS评分均比入院时下降，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西医结合组下降更明显，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两组产妇护理干预前后抑郁发生率比较
单纯西医组干预后抑郁发生率为10．53%(10/95)，高于中西医结合组7．53%(7/93)，两组产妇护理干预后抑郁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514，P=0．473)。
3讨论
关键词：西方文化术语；科学假说；中医基础理论；科学性
中图分类号：R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2-0258-02
一、引言
历史悠久疗效奇特的中国传统医学，几千年来护佑了中华子民世世代代的健康和幸福。中国医学历史上出现的伟大医学家常常德艺双馨为后人称颂，而不朽的中国医药著作更传承着中国医学的精神。目前，一方面希望通过中医进行保健和治疗的人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有人对中国传统医学持怀疑和贬抑，评价中医不科学，所以中医不可信。中医基础理论作为发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几千年来经中国医界人士不断观察、实验、思考而总结提炼出的原始系统论医学理论。今天，这两种迥然不同的现状，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反差和貌似复杂的悖论，值得研究。本文拟以西方文化术语“科学假说”作为理论框架，对相关问题进行阐述和分析。
二、西方文化术语“科学假说”内涵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定义，科学假说指“根据已有的科学知识和新的科学事实对所研究的问题作出的一种猜测性陈述。它是将认识从已知推向未知，进而变未知为已知的思维方法，是科学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科学假说并非科学认识的目的，而是人们认识自然界事物本质和规律常用的理论思维方法和手段。
任何科学理论确立之前，往往有一个“建立假说”的阶段。人们常常通过大量的观察并积累一定的事实材料，对研究对象的某些现象和规律作出假定性的说明和判断甚至预见。
三、西方文化术语“科学假说”视角下中医基础理论科学性分析
科学假说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科学假说是建立在一定实践经验基础上，并经过一定实践验证的理论。二，具有相当推测性。其的基本思想是根据不够完善的科学知识和不够充分的事实材料推想出来的，还不是对研究对象的确切可靠的认识。三，具有明显过渡性。科学假说是科学性与推测性的对立与统一，是真与假的对立与统一。这种对立统一的转化条件在于实践，实践是检验假说的唯一客观标准。中医基础理论在整体上符合科学假说的定义和特点。分析如下：
第一，中医基础理论中的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临床诊断治疗的基本理论原则，中国传统医学作为经验医学，由中医药从业医师经过几千年临床实践总结出来。就像剧毒的砒霜在中医里可以入药，但它的用量是由严格限定的，这正是通过实验得出的结论，以大量医案、医方等方式把结论记载留传下来。
第二，中医基础理论中的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具有一定推测性。张方，李炜芳指出，中医药传统科学文化中蕴涵着大量现代科学思想，如系统论和演化论思想等。根据其“天人合一”理论，发展了丰富的象思维模型和方法，在人体生理、病理方面掌握了一定事实材料之后，根据以往掌握的确定知识，推测人体生理病理特点，总结病因病机理论，并在诊断治疗中加以验证。但这些认识仍有一些思辨成分，还不是人体生理病理方面完全可靠的确切知识和理论。但是，没有经过实验验证的理论不一定是“错误的”或“迷信”，因为随着人类知识的积累，原先没有经过实验验证的理论可能在未来经过验证成为科学理论；
第三，中医基础理论中的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与现代科学概念下的科学理论相比较，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差别很大。倪培民指出，中医里面所体现的中国传统哲学与近代西方的理性主义、与近代科学的基本原则、公理和检验知识的标准有很大的不同。郑子新[4]认为，中医药是我国的传统医学， 两千多年来仍有顽强的生命力，正是来自于它的实用性和科学性。包括宇宙观、自然观、整体观、辨证观、论治观和平衡观及其治疗作用顺应人体生理病理规律而不干扰生命活动的自然性。因此，我们相信，随着现代技术在中医理论研究中的不断应用，很多原始形态的理论与现代科学理论发生了接轨和融通，因此中医基础理论具有从假说到科学理论明显的过度性特点。
对于中医基础理论，是中医先师们不断观察、实验、思考而总结提炼出的基本的系统论的理论思想，几千年来从诞生一直到今天还在指导着中医医师进行临床诊症治病的有效的医疗实践。同时，中国传统医学是典型的经验医学，其诊治原理、原则和方法是中医药从业医师几千年来反复经过实践总结出来的，这些数据也是通过实验得出的结论，只不过中医药以经方的方式把最精华的结论记载留传了下来，而把几千年来中医药从业医师亲自尝试各种入药的原料的实验和配伍实验过程和患者服用的效果观察资料遗失了。不能因为这些历史资料的遗失而简单粗暴的认定中国传统医学是没经过实验而总结出来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中医基础理论没有经过实验验证”。
中医基础理论中确实存在着假说现象，这和其他任何一门学说并无二致。假说与科学理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科学的理论都是先提出一个假说，然后在经过试验验证，经过试验验证的假说就是科学理论。对于一个科学假说是否能够成为科学理论的问题，我们分两种情况来探讨。第一种情况，在“科学”或说“实验科学”不断发展的时空框架下，肯定有一些假说没有相应的实验条件，那么，我们只能通过理论来检验。这种理论上的检验包括假说的逻辑完备性、假说的逻辑简单性、假说的解释和预见功能。第二种情况，我们既可以理论检验，又可以进行实验验证，包括直接验证和间接验证。实验医学的手段可以完成这样的验证和论证。最终，那些经过理论和实践双重检验的假说，有的直接成为科学理论，有的经过修正、补充发展成为科学理论，有的被淘汰。
科学假说的存在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正相反，假说的作用十分重要。论者贺新华、刘奇研究认为，首先，假说是通向科学理论的桥梁，这是不言自明的，因为科学研究就是沿着“假说-理论-新假说-新理论”的路径不断前进发展的。第二，假说是激发思维创造性的媒介。假说体现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动性，它在科学思维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第三，不同假说的争鸣有利于学术的繁荣。最后，错误的假说对科学的发展同样起着积极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言：“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
我们把中医基础理论基石，即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都看作假说。到目前为止，这些理论的综合程度现代实验科学还无法验证，这种情况说明，我们所面临的许多未知领域，有待于今后不懈的探索。但是，五千年来中华医学的诊疗实践证明，依据这些理论进而产生的藏象理论、病因病机理论、治则治法理论等在逻辑上的确具有完备性、简单性以及极强的解释和预见功能。而且，这些具体理论目前正在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实验研究：在临床上，研究者从整体观念出发进行辨证论治，从“治未病”到“治已病”，诊疗活动都在日益深入开展。在科学研究中，从脏腑经络到器官组织，到细胞水平，到基因分子水平，其中很多都已证明中国传统医学的假说确实是“科学理论”。
事实上，中国传统医学和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一样，不可能在理论和实践中尽善尽美，她也是需要不断发展前进的。假以时日，中国传统医学将日益朝着更深入更完善的方向发展。如果今天，打着“科学”的旗号对中国传统医学轻易否定或贬疑，那绝对不是科学的态度。
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科学理论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或“好的”，即“真”与“善”不是一个概念。对于医学问题，这一点我们尤其需要讨论。十七世纪以后，在西方实验科学框架下，飞速发展起来的以生物医学为核心、以科学实验为手段的现代西方医学，虽然目前全球普遍接受，但她并不是完美无缺的静止状态。因为医学解决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人作为具有生命活力和主观能动性的生物体，既具有生物学属性，又具有社会学属性。所以西方现代医学的“实验科学”或“还原医学”模式也是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的。因此，对于医学研究与实践，医学科学和医学人文都必不可少。
中国传统医学，在继承古代医学界的经验与智慧的过程中，应在科学研究和人文研究的立体框架下全面快速发展，更高效更精准地为人类健康服务。因此，言说“中国医学不科学”有其合理成分，因为中国传统医学的所有原理不可能全部认识完成，这个其他任何一门学科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是这个传统医学诊疗的有效性，是这门学问值得深入研究的根本原因，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对她的发展。而言说“因为中国医学不科学，所以它不可信”的人，则是对二者双重的误读与误解――对中国医学的偏见，同时对“科学”的迷信。
四、结语
中医基础理论中的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经过现代实验验证。但根据西方文化术语科学假说的内涵，这些理论应该具有学术价值。显然，中国传统医学基础理论已经满足了科学理论在形式上的需要，有自己独特的概念、模型和规律表述，是一种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我们可以先将之看成科学假说，再经过不断实验验证，其中一部分理论将成为未来的科学理论，成为由科学概念、命题判断和命题系统组成现代言语体系。当然，这一认识的达成也需要中国人早日建立充分的民族自信心和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包容态度。作者希望，在中国医学新兴的科学技术和传统优秀文化实现再次腾飞、复兴之前，希望国人包容、自信心态的养成过程早一天完成，对“中国传统医学”与“科学”的关系也能更好地认知。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2013-ZD-105）：中医药文化国际价值及其对外翻译传播研究。作者为项目主持人。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
[2]张方，李炜芳.中医药传统文化的现代科学价值[J].时珍国医国药.2008，19（7）：1773-1774.
[3]倪培民.中医的科学性与两种科学概念[J].哲学分析.2010，1（1）：139-146.
[4]郑子新.中医学的科学价值与现状和发展[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31（1）：682-683.
[5]贺新华，刘奇.医学辩证法[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2002.
治疗12周后判定临床疗效。愈合:全身症状及局部肿痛消失，瘘道疮口闭合;显效:全身症状改善，创面不存在脓性分泌物或脓液，肉芽组织新鲜，组织深层基本修复，瘘道基本稳定，创面愈合面积超过70%;有效:全身及局部症状好转，瘘道残留，创面愈合低于70%;无效:大部分创面未愈合，创面脓性分泌物无明显变化。以前三项合计为总有效。
2统计学处理
采用Epidata3．1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平均愈合时间的比较采用两小样本t检验;构成比比较采用χ2检验，不满足条件者采用fisher精确概率法;临床疗效比较采用Mann－WhitneyU秩和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结果
术后随访10～16个月，平均(12．8±2．0)个月。术后12周两组患者创面不同程度愈合，X线摄片显示不同程度骨痂形成，两组疗效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愈合率、总有效率均稍高于对照组(fisher，P=0．185;fisher，P=0．733)，见表2。随访期内两组均无二次感染病例，观察组、对照组创面平均愈合时间分别为(5．2±2．4)个月和(7．1±2．8)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933，P=0．005);两组骨折愈合时间分别为(8．3±2．9)个月和(10．6±3．5)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880，P=0．055)。
4讨论
开放性骨折内固定术后发生感染主要与手术清创不彻底、张力缝合、术后细菌感染、无菌性炎症和自身免疫反应有关，其中以细菌感染为主[4]。感染时炎性细胞不仅破坏组织，造成移植组织坏死，而且阻塞骨的营养血管，引起骨坏死，死骨又成为异物，使感染迁延不愈，进展为慢性骨髓炎，严重者会面临截肢风险。因此，尽快控制感染进展，预防骨髓炎是内固定术后感染防治的关键环节[5]。临床控制创面感染的常规治疗方案为清创与处理死骨，重建骨支架的力线与稳定性，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对骨缺损、肌肉缺损者尚需二次植骨植皮等方案[6]。由于患者采用内固定后发生感染，锁定钢板和髓内钉往往成为细菌的滋生地，因此去除骨折后的内固定物相当重要;取出内固定物后改行外固定，重建骨的稳定性选用外固定支架较为合适，既能达到稳定效果，又能避免内固定周围细菌的滋生，且也能满足创面消毒的要求[7]。临床对术后感染抗菌药物的使用周期无严格标准，笔者认为需根据患者创面分泌物和瘘道闭合情况决定抗茵药物使用时间。本研究中抗菌药物的使用均达到10周以上，最长达术后半年，最后创面瘢痕愈合。祖国医学虽无内固定术后感染病名，据患者创口流脓、局部胀痛、发热等症状看，应属中医“附骨疽”范畴，“附骨疽”多因痈疽丁疮、流注等毒热未解，深窜入里，伏骨结毒，以致蕴脓腐骨、蚀筋腐肉而成病。中医认为，“附骨疽”多以肝肾阴虚、气血不足、瘀阻经络为病机，经络不通而病变之肌无以营血滋养而发病，故应以补益肝肾、气血双补、活血祛瘀为主要治则[8]，若辅之外用洗剂行清热解毒、扶正祛邪、祛腐生新之功则更佳[9]。
我院从2008年2月至2011年1月共收治应用蓝光照射配合中西药口服治疗新生儿病理性黄疸143例患儿。男81例，女62例；发病年龄为生后24h~25d；其中有67例足月儿，27例早产儿，8例过期产儿。其原发病因分别为新生儿窒息53例、新生儿败血症38例、新生儿肺炎41例、新生儿溶血症11例，均以间接胆红素增高为主。除对因治疗外，均用蓝光照射配合中西药口服治疗。
2治疗
2.1蓝光照射治疗
蓝光箱子，使用波长为420～470nm的蓝光荧灯进行治疗。在箱内加2/3的水（必须是蒸馏水），将水的温度恒定在30～32℃，湿度控制在55%～65%。灯管的患儿的距离为35～40cm。对于烦躁不安的患儿在放进箱内之前，可给予镇静剂。待光疗箱的温度预热之后，便打开蓝光灯，将患儿放进箱内，将患儿的头偏向一侧（防止呛奶、溢乳后窒息）。照射时间12h／d，一共治疗3～6d。
2.2口服妈咪爱
患儿在接受蓝光照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妈咪爱（枯草杆菌二连活菌颗粒）口服。
2.3中医治疗
退黄汤是我院中药房煎制的，100ml／包，其组成的成分包括：茵陈10g，栀子3g，大黄3g，黄芩6g，白术5g，茯苓5g，甘草3g，泽泻5g，将这些中药水煎内服2次／d，通常7d为一个疗程。
3疗效标准
患儿在接受治疗7d之后，显效：黄疸现象明显的消退、精神好、吃奶好，经过皮肤测定胆红素值＜119.7μmol／L；有效：患儿的黄疸现象大部分消退、精神较好、吃奶较好，经皮肤测的胆红素值为119.7μmol／L～171μμmol／L；无效：黄疸并未明显的消退，且病情有所加重，经皮肤测得胆红素值＞171μμmol／L。
4结果
本组的143例患儿中显效129例；有效11例；无效2例。
5观察与护理
5.1光照疗法的护理
第一，用黑布、黑纸遮盖眼睛及，放入箱内。第二，箱内温、湿度要适宜。第三，每1~2h测体温1次，腋下温度超过38℃时，应调节箱温。第四，照射期间注意观察患儿精神、呼吸、脉率、黄疸等，若见烦躁、哭闹、发热、皮肤花纹等应查找原因，及时调节箱温或停止照射。对由不适应环境引起的哭闹，可给予触摸皮肤，以满足其生理需要。第五，多喂糖水，以防脱水或电解质失衡。第六，注意观察大小便性状及数量，因光疗患儿大便可见绿色或棕色稀便，尿液色深。第七，蓝光灯管若为单面，可每2h翻身1次，以提高疗效。第八，详细记录照射时间及灯管使用时间，若累计使用1000h，应更换灯管。
5.2生命体征及精神状态的观察
观察体温、脉搏、呼吸等变化，判断有无感染以及有无核黄疸的发生。新生儿一般精神状态良好，若出现嗜睡、精神萎靡、吸吮无力、惊惕不安、两目斜视、四肢强直或抽搐等反应差、拥抱反应减弱等，应及时报告医生做好处理。
5.3皮肤颜色观察
记录婴儿出生后即应密切观察皮肤黄染情况，注意出现的时间、加深的速度、黄染的程度、消退的时间、是否有退后复黄的情况，以利于及早明确黄疸的性质。并应注意必须在自然光源下观察黄疸。黄疸最早发现于巩膜，再见于皮肤。观察新生儿黄疸的颜色、部位变化，可判断黄疸的严重程度。若新生儿黄疸从巩膜、头面部，逐渐扩散到四肢、手足心，且颜色加深，说明黄疸逐渐加重，应引起临床的高度重视。
5.4大小便观察观察
记录患儿粪便、尿液颜色及量的变化情况。尿液颜色变化，反映黄疸轻重变化，新生儿溶血病引起的黄疸，尿液呈酱油色；粪便由浅黄转为白色，应考虑胆道闭锁引起的黄疸。所以，大小便观察有助于查找病因及时诊断和治疗。
5.5喂养护理
母乳性黄疸者，嘱暂禁母乳，给予人工喂养。同时对其母亲用茵陈、金钱草、车前草煎水代茶饮用以清热利湿，且饮食宜清淡，忌辛辣煎炸之品及生冷、发物。患儿应多饮水，以利小便，使湿热随尿排出而达退黄目的。
5.6健康宣教
大多数新生儿家长缺乏对黄疸的认识，思想上不够重视，要向家长讲解黄疸原因及临床表现以及治疗护理措施，严重时可引起核黄疸，致婴儿死亡，取得家长信任，保持良好医患关系，他们会主动配合医护人员做好婴儿的观察、治疗和护理。部分家长因不赞成继续使用而中断中药治疗，经调查询问，个别家长认为效果不明显，另有家长认为喂患儿中药苦而拒绝坚持下来，说明使用中西医结合疗法还需要大力宣传和推广。
1合理设置西医院校留学生中医课程
大部分西医院校的临床医学本科留学生的中医课程设置有别十中医院校，课程学时一少，课程分类不细，一般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针灸学、中医内科学等内容整合到一门课程中。任课教师则需在有限的学时一中将中医经典理论和思维方法教授给没有任何中医基础甚至与中国人思维方式完全不同的外国人，让他们能够在短时一间理解并接受中医传统理论，这样的实际教学情况给学生和教师都带来一定的压力。因此，在课程设置上，西医院校应重点安排中医基础理论讲解，详细介绍中医阴阳五行、藏象、气血津液等内容，让学生对中医基本知识有较深理解，再引入中医辨证论治诊疗理论，将中医基础理论与诊疗理论结合，从而逐渐培养学生的整体中医理论思维。鉴十西医院校临床医学留学生的令业方向不是中医，中医教学要求只需达到让学生了解中医诊疗基本理论，特色及优势即可。对十中药、方剂等比较具体内容，由十学时一限制，只向学生概述中药和方剂基本理论，让学生了解运用的方法，不必具体介绍每味中药或每个方剂的功效和用法，可在实际教学中注重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指导有兴趣深入学习中医的学生以正确的学习方法。对十针灸部分，则应加重教学内容，因为相对十中草药来说，针灸在国外的应用率和接受度比较高，大部分留学生对针灸有一定的了解，学习兴趣相对较高，所以在授课时一，对十基本理论，如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组成、经络的作用、十二经脉主要愉穴的定位及功效、选穴原则和配穴方法等内容，对留学生要进行重点讲授。通过以上中医课程讲授，在留学生己掌握中医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安排部分中医内科课程，选择有中医诊疗特色的疾病，如糖尿病、肥胖、失眠等，通过介绍相关的中医诊疗过程，让学生对中医诊治疾病有更直观的认识。
2重视西医学科与中医学科思维的差异性
中医思维方式与西医的完全不同，西医思维的逻辑建构十“原子论一构成论一还原论”，从低层次构成高层次的角度来把复杂因素分解为简单因子加以研究，形成了还原论模式。西医沿着人体的层次结构，从器官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进而到量子水平;从宏观领域深入到微观领域，对各个层次上的病理解剖、病理生理机制进行研究「0。而中医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属十中国古代哲学范畴，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阴阳五行为哲学基础，将气血津液和脏腑经络作为生理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色。中西医思维方式的差异性，易导致西医留学生在学习中医时一出现思维混淆，并且会习惯性用西医思维理解中医，如部分学生可能会认为中医没有经过西医式客观的实验检验;没有器官、细胞、分子水平等的具体观察指标;也没有病理生理或解剖作为支撑。针对此，教师在讲授中医课程时一，首先要让学生认识到中西医在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区别，让学生了解到中医是一门哲学思维指导的整体医学，不能像西医一样单纯用“客观存在”来解释中医，学生应多了解中医哲学理论，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诊疗方法。
3有针对性地开展中医特色教学
大部分留学生的成长背景决定了他们思维相对比较活跃，不喜欢填充式教学，习惯问题引导式的教学方法，自己在寻找问题答案的过程中进行学习。因此，在中医授课过程中，教师不应单纯以讲授方式将中医理论介绍给学生，而应采取引导及分析式方法。如阴阳五行理论，若单纯讲其理论，多数留学生很难理解，可举例分析，女为阴，男为阳，让学生从“男”“女”自己特性上分析寻找阴和阳两者一的区别，这样学生易十理解并加以发挥运用。同时一，由十临床医学留学生的西医令业特点，许多学生在学习中医时一惯用西医思维解释中医，比如经常将中医心、肝、脾、肺、’肾等同十西医的脏器，而未从中医的五脏六腑功能角度去理解;此外，许多学生会希望探究经络的本质，会将经络和西医的神经系统进行对应联系。所以在介绍中医和西医概念区别的同时一，还可以给学生介绍中医学的现代最新研究进展，让学生更容易理解与接受中医。在授课时一，教师还应随时一结合中医临床案例，通过案例分析给学生进行中医理论探讨，这样让学生更加直观的认识中医。
4灵活运用英文解释中医知识
目前，全英文授课的医学教育方式越来越成为留学生中医教学的趋势，我国己有50多个西医院校开展了全英文授课的医学教育，其中就包括了中医课程的全英文授课，这有利十推动中医国际化。大部分来华留学生毕业后将回国或到其他国家从医或继续深造，英语是他们在实际医疗土作中运用最多的语言，若从他们接受中医教育时一即用英语授课，可避免学生在日后土作中因语言转换造成的困扰。中医本身蕴含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当运用很多令业词汇时一需了解一定的中国文化，所以将中医词汇直接翻译成英文后，应运用更通俗的语言为学生诊释，如“五行”翻译为thefiveelements(Wuxing)，应重点解释包括“木、火、土、金、水”代表的事物特性及五行间的相生相克关系，同时一介绍其与中医诊病之间的联系[fz7。在介绍针灸穴位时一，穴位都是以其拼音命名，为帮助学生记忆，可结合穴位名称或功能特点给子相应解释，如足阳明胃经的“承泣(Chengqi)”穴，将其汉语字面意思解释给学生，‘承”中文代表接住的意思，英文即为“catch“泣”中文意为眼泪，英文即为‘rtears"，两字放一起“承泣”，从字面意思可理解为“接住眼泪”的穴位，英文含义为“catchtears"，这样学生通过名称就能直观地了解承泣穴原来位十瞳孔直下，眼泪流出经过的部位，同时一根据其位置也可想象到承泣穴可用十治疗眼部疾患。可见，在为留学生进行全英文中医授课时一，教师采取活跃生动、易理解的教学方法，有利十调动留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想象力，让学生不断提出问题并寻找答案，有助十学生理解和接受中医理论。
5结语
发布时间： 2003-3-18 作者：鞠 曦
一、中医学的哲学问题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 ──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 糯д咭谎庖谎芯渴且浴兑拙纷栽诘恼苎嘉某信岛屯贫ú⒁酝饣男问讲椭幸窖У恼苎嘉摹?/P>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 “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成人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 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 《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 “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 皇常上Я舜砉舜松H辉蛞讲豢梢晕抟祝撞豢梢晕抟剑枘芗蚨兄蛞字浠龊跆欤街擞糜珊跷摇！?/P>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2006年10月，湖南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在网上发起签名运动，建议中医药5年内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政府相关部门很快作出回应，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表示，这样的签名行为“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卫生部坚决反对这样的言论和做法。”虽然问题已得到有关部门的澄清，但还是把中医的科学性问题提到了公众的面前。从当时学术界的反应来看，围绕这个问题的论争相当热闹，其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样的论争其实早在近代中国就曾经出现，那时的相关讨论被命名为“中西医论争”，以后又有赵洪钧等的著作为之记录、评价[1]。这场论争与上海有比较紧密的联系，所以我想从上海的角度，去回顾这一场中西医之争，这可能会对我们当前讨论中医存在意义的问题，提供一定的帮助。
一、近代中西医论争之历史性回顾
中西医的区分比较是西医进入中国之后出现的事情，鸦片战争时期，西医随教会医院在中国各地形成相当的规模，中西医论著的交流、以致相应的评价、论争也日渐频繁。受此思潮影响，侨居于上海等地的著名学者俞樾（1821-1906）作《废医论》，主张废止中医。以后其学生、活跃于上海政治思想两界的章太炎，也继承其观点，以西医理论为依据，对医学如何走出传统提出了看法。但章氏早年所著《医术平议》，基本上还是继承了《黄帝内经》中的思想，即便是以后被收入《章太炎医论》中的言论，也主要对中医五行学说持否定态度，而非对中医作全面之舍弃。故其弟子章次公曾曰：“（我）执赘门下，言医药之学启发恳至，采获良多，而诏学成之者三事：贵习群方、用资证验，一也；上不取《灵枢》《内》《难》，下不取元明诸家，以长沙为师者，二也；兼采元西之说，以资攻错三也。”[2]可见太炎先生在医学上是要求中西并用的。受到开展洋务运动的李鸿章、维新派梁启超及改良派郑观应等思想家的影响，上海于1904年创办了《医学报》。这被认为是医学界觉醒的重要标志。它提倡引进西医，对当时中医界存在的弊端加以批评，当然于批评中医方面则日趋峻急。这样中西医间的析辩有了一个学术上公开展现的平台。甲午战争前中西医之争多限于学术，尚不及反映体制的建置。至民国时期，西医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废止中医论者渐多，于是有了1916年的余云岫的《灵素商兑》，主张全面废止中医。余云岫（1879-1954），名岩，号百之，浙江镇海人。曾受公费资助赴日留学，1916年于大阪医科大学毕业后回国，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后开业行医，主编过《中华医学杂志》等。除著有《灵素商兑》，尚有《医学革命论》一、二、三集，辑录关于批判中医的文章。他是章太炎的弟子，所以在观点上有继承章氏之特点，但受时代的影响，更多取否定中医之态度。以后成为医学界排除中医入学系的中坚。1929年其作为民国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提出废止中医案，获得通过。为反对“废止中医”，国内医药团体曾两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四次组织全国范围内的请愿活动，影响十分重大。迫于医界压力，此提案最终被取消。医学界反驳余氏舆论中，最为典型的是恽铁樵（1878-1935），名树钰，江苏武进人。1916年因丧子攻学中医，曾兼上海各中医学校讲席。主要著作22种，被编为《药医学丛书》。他通过著《群经见智录》，对阴阳四时五行等医学理论做出分析，提出中西医在方法论上有很大的不同。次年他又著《伤寒论研究》，再次通过阐明中医基本理论的科学性，对余云岫《灵素商兑》全盘否定中医的观点作出回应。以后他的弟子陆渊雷等又撰文，对他的观点作出呼应。期间，余云岫等人通过公开致函、发表文章等方式加以应答，于是形成中西医学术论战之高潮，而往复论争之中心仍是在上海。1925年中医界再次动员舆论请准中医入学系，中西医之争遂反复反映于上层。同年上海医师公会成立，以废止中医为核心宗旨。以后中西医学术之争不断，有时甚至相当激烈。直至建国以后，两家之争方暂时停息。值得注意的是，此间之大事件还是多发生于上海。虽然这中间我国的政局有许多变化，中央政府历居北京、南京、重庆等地，然有中西医论争的事件则往往在上海发生，再蔓延于他处。所以可以说，这一场论战的核心还是在上海。其间原因，我认为与上海在进入现代化过程中的前沿作用有关。地处沿海的上海，较早获得了接触西方科学文化的机会，于是置身其间的知识分子，较早对如何改革传统文化科学，作出了思考。他们在当时时代起到的开先风气作用，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分的。
二、问题核心在于中医理论体系评价
回顾这段历史，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从文化角度对这个问题的考察。于是注意到当时医学界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着多样的角度，除了从政治、社会层面的思考，经验、疗效方面的说明之外，他们还较多地作出了学理层面的考察。余云岫曾说：“处今之世，为今之人，况在以科学救国为急务之中国，宜挟科学以号召乎？抑挟玄学以号召乎？”[3]这里就将西医等同于科学，而把中医归之于玄学之列。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玄学，几乎与传统儒学、甚至愚昧迷信地位同等。对于这一说法，已经有人加以反驳，有些学者指出，关于中西医关系的结论，不能下得过于独断，“务宜平其意气，去其主奴，广其思益”，[4]不然只是一个盲目者。这里蕴涵着如何看待中医，中医是否只是经验的堆积，它是否已经具有理论体系等问题。各位医学界人士对如何看待中医理论，它是否已经形成理论体系等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许多学者对中医的阴阳学说展开探讨，指出它的合理性及在我国医学理论构建中的作用。但也有人对中医的五行六气说的合理性提出怀疑。恽铁樵在《群经见智录》中，对此问题作出回答。他提出《周易》《内经》的基础都在于四时，说：“易经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知万事万物之变化由于四时寒暑，四时寒暑之变化由于日月之运行……故四时为基础，《内经》与《易经》同建筑于此基础之上者也。”[5]这是就两者的基本理论提出看法。这样的见解在当时医学界还是很少见的。在此基础上，恽氏还吸取前人观点，对阴阳四时五行等医学理论做出分析。他说《内经》中反复谈五行，是由于“《内经》认定人类生老病死皆四时寒暑之支配，故以四时为全书之总骨干。四时有风寒暑湿之变化，则立六气说以属之于天；四时有生长化收藏之变化，则予五行之说以属之于地。五行、六气皆所以说明四时也”。[6]另外他还就五行相生的顺序及四时递变作出思考，然后在此基础上得出“《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的五脏”的结论，对中医基本理论，特别是脏象理论加以了提示。恽铁樵的这一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被杨则民阐发为是辩证法的方法的体现，被医学理论界普遍地认可，以后成为中医学界公认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人们还对中西医在方法论上加以了比较。还有学者就中医传统理论的不足、缺陷加以思考，并就如何吸取西医之长，作出中西医汇通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样的讨论引出的后果非常积极，它成了对中医理论进行回顾、反思的契机，也是使中医得到触动与发展的好机会。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医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方法；理论体系
Issues to be solved of integrative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LI Zhan.Departe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 Nanning 530021，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author raised four major issues to be solve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ive Chinese and wsetern medicine as follow:（1）the correct definition of“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and“Integratire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2）construction of the integrative platform;（3）construction of integrative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al theory;（4）method selection and research of integrative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Key words】 integrative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research method;theory system
“中西医结合”确切的说是毛泽东同志1956年在“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讲话后提出来的。很明显毛泽东同志是从为了保护祖国的传统医药出发，而从行政意义上提出来的，具有号召性。后来又提出了“中西医并重”、“团结中西医”，《宪法》也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其实西医学自明代传入中国始，尤其是从中西汇通学派到20世纪50年代“中西医结合”与“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提出，人们一直关注着这两种医学的关系。
中西医结合虽然搞了这么多年，在人们的愿望里它是源于中医和西医，又超越中医和西医的新生学科，但现实是残酷的，让人失望。至今，仍无法实现这两门医学的体用合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纵观“中西医结合”的历程，不揣浅陋地认为，中西医结合医学必须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回答。
1 对“中西医结合医学”概念的定义
“中西医结合”与“中西医结合医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西医结合”是通过两种医学的协同合作，扬长避短，优势组合，从而更好地防治疾病，保障人类健康。实际上，目前做得更多的正是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说是不同医学体系之间的合作形式。如果上升到学术的角度来说，“中西医结合医学”是一门新的医学，就用时髦的说法，其源于中、西医而又高于中、西医，即使是这样，而“中西医结合医学”与中医学或西医学同样只是一门医学，归属于医学大系统，它们服务的对象及目的是相同的，都是通过探索把握生命的现象，去防治疾病，保障人类健康。既然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则必须对其作出科学的定义，而对专门学科的定义则必须要确定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知识体系［1］。也就是说一门新的科学必须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学科理论，但从目前状况来看这些还言之过早。
通过中、西医结合而创造新医学—“中西医结合医学”，虽然是以行政意义上提出来的，但从学术问题上来说，却牵涉诸多方面，涉及到中、西医学各个范畴的核心概念的问题，至今这个概念尚缺乏科学的论证，没有达成共识。虽然有多种定义的说法，但按照一个科学意义上对概念的定义，目前其内涵、外延仍无法定界，缺乏科学定义的逻辑规则。如将用西医的还原性研究方法对中医理论体系的验证、解释、改造称之为中西医结合医学［1］；中药加西药称之为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医药西化称之为医学中西医结合医学；甚至一些人则想当然的认为中西医结合医学就是把两者有机的统一起来，合而为一而新的医学从此产生。表面看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一经细想则不然，这带有口号性、情绪化，就连最简单的问题也回答不了：如何有机统一？
经过多年的实践，仍然没有对“中西医结合医学”作出较为确切的定义，没有产生系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多在嘴上过招，在文字上做游戏，还没有突破性、实质性的进展。所以对“中西医结合”与“中西医结合医学”这两个不同概念的科学定义是应首先要回答的根本问题。
2 结合平台的构建
构建结合平台，以利这两种体系医学的交流沟通。相互宽容与借鉴是结合的基础。
西医学的传入，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它不但打破了中医独断专行的医学格局，而且中、西医学之间的合作、交流，甚至竞争，对医学的发展，客观来说是件好事。随着医学自身的发展，这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势与缺陷日益显露。正因为中、西医学各自从不同的侧面去研究，所以它们所实施的诊治手段也不同。应该说两者各具特色与优势，各有长短。不同学术流派的存在与互补有利于整个医学科学的完善，不同学术理论的交流与争鸣则有利于整体学科的发展。纵观西医学的发展史，它也经历了艰难的历程，所走过的坎坷路不亚于中医学，虽然西医学没有完全阐明生命科学的全部，在理论和诊治方法、手段上也并非完善，但西医却能迅速发展至今天的水平而成为现代医学的主流，正是西医学以博大的胸怀自觉地、广泛地利用当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不断的充实和丰富自己，这正是西医学的长足之处，非常值得中医去反思和借鉴。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中医学也能这样，那将会是什么样的新局面？从根本上来说这两门医学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人类的身体健康服务，这就是中西医结合的基础，它们都是研究生命的科学。
西医学的传入，保守的所谓“国粹派”对此视如洪水猛兽，对西医学的科学性、先进性的无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无视中医学的不足之处，不容别人对中医的质疑，排斥拒绝西医，结果使中医落下今日之下场，这些人当属罪魁祸首；而一些西医学者，以西医的思维方法、衡量的标准来看待中医，无视中医学几千年智慧的沉积与实践经验的结晶，将中医斥责为“伪科学”。甚至一些浅薄之徒叫喊着要废除取消中医，这是对中华文化、历史的无知。这些态度都是极端的，不可取之。
中、西医学的对话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这样才能相互理解，它们的优势才能互补。这个平台的构建话说容易，在现实中却困难重重，它牵涉到诸多方面，但又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否则，失去了登陆的平台，这两种医学何来结合？
3 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中西医结合无论是用的结合，还是体用合一上升到中西医结合医学都必须有自己理论指导，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并不断完善自己。知识理论体系是衡量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准之一。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中西医结合工作必须解决的重点，也是难点。恰好这个重点工作，多年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并无多大建树，从严格意义上说 是空白一片。甚至出现了用西医理论去研究中医，当作是中西医结合理论，这忽视西医学与中医学之间的本质区别。
西医与中医学从深层意义上来说，由于思维方式方法的不同，认识的方法有别，它们对机体各自从不同的层面、角度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决定自己的研究目的，以此揭示人体的生理病理规律，并选择与之相应的诊治方法，并各自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这与不同的环境、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思维方式相关，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
中医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指导，从整体观出发去理解生命的意义。将人体的生命活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去把握，包括人的社会属性、人文属性与人的情感，从整体上、功能上、动态在把握患者的症状与体征及其相关，并概括为一个称为“证”的思维范畴，它是机体的反应状态与运动变化在整体层次上的动态表现。并以此来分析病机、决定治则治法及选方用药，以调节和维持机体的阴阳平衡作为核心，最终目的。所以从整体上动态地把握机体的宏观变化，这正是中医学的特点，离开这一点就无所谓中医了。
西医学从机械唯物论的观点出发，以还原分析的研究方法将人视为机器，从形态学入手，立足于解剖分析，从组织、器官到细胞、分子乃至更深细的结构与功能，以形态观察法去探讨认识局部的生理病理的特点，不断地去探求疾病的本质，并以对抗性消除病因作为治疗手段。自然科学的还原论方法，即将较高层次的事物分解为较低层次的事物的研究方法，确是使西医学对人体深层结构形态，对疾病的特异性有较深的认识，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撑下，不断得到了理论的突破和技术的创新，并成为世界性医学科学的主流。
医学是以人类的健康和疾病问题立论，而立论主导思想不同，其医学发展的模式与方向也不同［2］。所以中、西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构建了各自的理论体系，指导着各自的临床实践，并在实践中得以不断完善，但由于这两种医学体系的差异，故不能相互替代与衡量。中西医结合医学也一样要有自己的理论指导，并不是简单地用西医、中医或者中、西医学的理论去指导中西医结合工作。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完善一些基本条件：如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模式的构建；中西医结合医学知识与经验的积累；中西医结合医学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选择等等。而中西医结合理论体系的构建并非一朝一夕，而是一个过程，是在中西医结合实践历程中建立，并在实践中发展与完善。
4 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决定一门学科发展活跃程度的最主要的因素，任何一门科学总是随着研究方法的发展而发展。科学的发展，正确的研究方法至关重要，如果轻视方法的研究，成效如何且不说，研究方法的错误或不合适，所得出的结论大家可想而知。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创立与发展也应该加强其研究方法的研究。
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有系统论方法与还原论方法，中、西医学各选其一。中、西医学分别以系统论方法与还原论方法对生命现象在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定性与定量等方面的阐释，并分别通过调节平衡与拮抗更替来维持生命的动态平衡。人的生命科学研究的是人类自身，人体是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复杂系统，生命的现象是错综复杂，中、西医学都不能完全解释生命的现象，只是选择不同的侧面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能诠释的也只是生命现象的一个侧面而已。如果说中西医结合学是源于中医和西医，又超越中医和西医的新生学科，是对生命现象的完整诠释。因此它的研究方法并非单一的系统论方法或还原论方法，如果说是这两种方法的综合，但目前世界上只有的这两大研究方法，即中医使用的系统性方法和西医使用的还原性方法，而这两种方法是不能合而为一的，至少目前是这样。
所以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法的寻找与研究也至关重要，它影响着这个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中西医结合虽然经过多年的实践，也有人提出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等等类似的新观点、新理论，从理论上看的确让人大受鼓舞，但从目前的成果与临床实践来看也是一种愿望而已，还没有真正实质性的东西出现，仍未打破原有僵局。
系统科学是一门以系统作为对象，研究事物整体的学科，它的出现为当今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运用“整体”或“系统”来研究和认识事物的新思维［3］。人体是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复杂的巨系统，是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对象，人们已在运用现代可拓学、现代复杂系统理论来研究中西医结合的问题［4］。系统科学的诞生给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带来了曙光，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它将是一个艰难的历程。
从对“中西医结合”与“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正确定义、和谐的结合平台的构建，到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及研究方法的创立，是中西医结合医学必须要解决的几个问题。也只有这几个问题的解决，在中西医结合的历程中才能减少盲目性，少走弯路。
参考文献
1 李致重．再论“中西医结合”的定义．湖北中医杂志，2003，25（6）：3-4．
2 蔡子微．中医学的文化基础与理论体系研究纲要（三）．牡丹江医学院学报，2005，26（2）：34-40．
3 蔡子微．中医学的文化基础与理论体系研究纲要（七）．牡丹江医学院学报，2006，27（4）：49-55．
走上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自古以来，中医就是中国五千多年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的中华文明的魅力。中国古老的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有着丰富的思想和理论。如有关“肾主骨生髓，髓生血，髓通脑，脑为髓之海。”的理论，与临床的骨质疏松、肾性高血压、肾性贫血、老年性痴呆等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医学的发展，如人们对骨质疏松的认识逐渐深化，中医把骨质疏松症归属“骨痿、骨枯、骨痹”范畴，故针对病机而采用补肾壮骨、益气健脾的治疗法则，取得了新的进展。中医博大精深的精髓，随着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的发展必将促进中医药现代化，而中西结合是必然趋势，中西医结合医学是中国中西医并存的产物，必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促使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的创新，与当代科学技术同步发展。
在中国骨质疏松症治疗领域，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李恩教授具有高深的造诣，他也是积极倡导中西医结合疗法的一位富有战略思想的中西医结合优秀专家。李恩教授是我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的创始人之一，由他的五位中西医结合博士、教授总结编写的《李恩中西医结合学术思想研究》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科学地、全面地总结及论述我国中西医结合医学学科领域的著作，该书在大量的理论论证、科学研究和长期实践的基础上，首次在学术界明确提出中西医结合完整的医学学科观点及中西医结合医学模式。
生于1929年的李恩从小就见证了那个年代中国的贫穷，在旧社会，贫穷和疾病是一对形影不离的难兄弟，看着那些因为疾病却无钱医治的人们备受痛苦，李恩便立志学医，后来他考上了河北医学院。1957年毕业后，他留在医学院生物化学教研室工作。虽然学的是西医，但他对中医有着特殊的兴趣，在不断的学习中，特别是通过58年的西医学习中医班，对于中西医结合的认识不断地深化。他认为，中医与西医能形成互补，结合起来将能更大的发挥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形成一门新的医学学科。从此，为他一步步走上了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辛勤耕耘花开结硕果
1969年，李恩在当时的河北医学院创办肾病研究室，开始正式从事中西医结合基础和临床的研究工作。他结合临床工作，进行中医肾藏象理论传承的研究，根据中医“肾主骨生髓，髓生血，髓通脑，脑为髓之海”的理论，开展了有关骨质疏松、肾性高血压、肾性贫血、老年性痴呆、精神分裂症等的临床研究。在他主持编写的《中医肾藏象理论传承与现代研究》一书中，提出并系统论述了“肾――骨――髓――血――脑”一体论假说，发展了中医肾本质内涵，为中医学其他藏象研究提供了一个参考范例。
中西医结合不是方法学，而是一门“学科”。李恩从学科的要素和本质切入，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科学定义：中西医结合医学是一门研究中医和西医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对象内容、观察方法，比较二者的异同点，吸取二者之长，融汇贯通，创建医学理论新体系，服务于人类健康和疾病防治的整体医学，简称中西医结合。李恩提出中西医结合医学模式为“生物――自然――社会――心理――个体”，体现了中医学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形神统一的整体观，辨证施治的治疗观”。1981年，李恩参与创建了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1994年5月，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世界传统医学大会上，李恩的《中医肾本质现代研究》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并被大会授予“世界传统医学功勋奖”。
作为中西医结合专家，半个世纪来，李恩带领科研团队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指导，在充分运用西医学理论与技术的基础上，引进中医学整体、宏观的辨证理论与实践，深入开展针对中医肾本质内涵与现代医学关系的研究。在肾病及其并发症的治疗方面，李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众多肾脏疾病患者解除了病痛。此外，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骨质疏松、肿瘤等方面也具有较高的造诣，在理论研究方面处于国内领先的地位，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李恩研制的“抗骨松冲剂”(丹杞颗粒)，已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由邯郸药厂正式投入生产。通过全国专家鉴定，获河北省卫生厅科技进步一等奖，科委科技进步三等奖。
目前，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身体健康却下降了，在李恩教授所研究的领域，如骨质疏松的发病率日益增高，已成为中老年人健康的“隐形杀手”。据李恩教授介绍，骨质疏松是一种全身性代谢骨病，表现为骨矿含量减少，骨的微细结构发生变化，骨的韧性降低，轻微外伤便可发生骨折。骨质疏松发病率高，在代谢疾病中发病率之首，并随年龄增高而增加。男性约为20％左右，60～70岁妇女有1／3患骨质疏松，而80岁以上可高达2／3的人患骨质疏松。根据“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与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于2008年10月20日的《骨质疏松防治中国白皮书》中宣布我国骨质疏松发病人数为6944万人，骨量低于正常标准的为2 1亿人。二者加起来，有近2.8亿人处于骨质疏松的风险之中。
骨质疏松是多种原因所致的多种的病症，其严重后果就是骨折，而且是多部位、多次性骨折，特别是髋部骨折，需长期卧床，带来了许多并发症，死亡率为15％～20％，用于治疗骨质疏松和由于骨质疏松引起的骨折，消耗大量医疗费用。我国每年用于此项医疗费用估计超过100亿人民币，而美国每年为此耗资100～150亿美元。
李恩教授根据骨质疏松分为的三大类：原发性骨质疏松，(包括绝经后骨质疏松为I型；老年性骨质疏松为Ⅱ型)、继发性骨质疏松(由其他疾病或药物引起的)和特发性骨质疏松(主要见于8～14岁青少年，与遗传有关)。近些年来，李恩教授进行补肾中药复方防治骨质疏松课题的研究，曾3次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立项，历经20多年的基础
和临床研究，取得各项科研成果，其中“抗骨松”牌丹杞颗粒在于整体调节，为多环节、多靶点，相关集合作用，表现在：可以促进小肠钙的吸收，提高血钙水平；促进钙向骨内转移和骨胶原蛋白的合成，提高骨矿化和增强骨韧性；促进肾小管对钙的重吸收，减少尿钙排出，维持血钙浓度；延缓卵巢功能早衰，促进雌激素的合成和分泌，平衡骨代谢，提高骨密度。对继发性骨质疏松有标本兼治作用。如肾病、糖尿病引起的骨质疏松，从肾论治、对原发病和骨质疏松均有辅治疗作用，李恩教授从肾论治骨质疏松症不但使肾虚症状明显改善，且骨矿含量、骨密度等指标的检测亦可得到改善，证实了补肾中药对治疗骨质疏松症的效果，体现了中医药防治骨质疏松症方面巨大的潜力和优势。
近些年，李恩教授主要应用生物化学的理论和技术从事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并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科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多项课题，他所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肾――骨――髓――血――脑”一体论研究》，于2006年获中华中医药学会和河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继往开来谱写新篇章
医学目前正从实验医学时代向整体医学过渡，而中西医结合医学是实现这一过渡的“桥梁”，然而如何达到尊古而不拘泥，创新而不离宗?李恩教授认为任何学科的发展和创新都离不开“继承发扬、互相渗透、引进借鉴和本身的自生殖性”，中西医结合医学正是这一规律的体现，中西医结合医学学科的建立是在中医和西医发展中的结合，前进中的结合，提高中的结合。
李恩教授指出，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目前处于从“论证阶段”向“发展阶段”过渡时期。学科体系建设有待完善，需要一批精通中医和西医、又具有人文、哲学、社会学底蕴的高素质的研究人才。1988年，在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和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的支持和鼓励下，李恩教授主持创办了全国第一所中西医结合学院一一河北中西医结合学院。探索中西医结合教育体系，提出了中西医结合教育模式为：“两个基础”(中西医基础分开上)，
“一个临床”(即中西医结合着讲，对照着讲)，以及“先西后中”教学程序。学校为全国基层培养了中西医两法治病的医生两千余人。在平时的教学中，他注重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竞争能力，全面提高的综合素质。
1997年，时任河北医科大学生物化学教研室主任的李恩，倡导设立了“生物化学春苗奖”，并拿出国家给予的政府特殊津贴作为奖励基金，还以由他主编的学术专著作为奖品。2002年，河北医科大学生物化学课程被河北省教育厅评为高校首批“精品课程”。多年来，李恩相继培养硕士26人、博士28人、博士后3人。他说：“培养不出超过老师的学生，不是最好的老师，教师生命的延续和事业的继承与发展都寄托在学生身上。青年是人类的未来，我将为了学生而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