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第1篇

（一）对国际国内斗争形势的严峻性估计不足。当时的苏俄政府在西伯利亚地区成立了“缓冲国”远东共和国，是配合俄国新政权实现确保远东边界安全以及取得北京政府外交承认等对外政策目标和国家利益，这使苏俄有了影响中国北京政府对外政策的重要基地。当时苏联的援助重点在，只希望中国建立一个亲俄的政府，全力从事于对北京政府的外交。苏俄先是把注意力放在军阀吴佩孚的身上，但吴佩孚毕竟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而是背靠英美的直系军阀，因而苏俄和共产国际由联合吴佩孚转变到联合孙中山的根本改变。在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为首的新、新军阀开始了权利的争夺，特别是左派领袖廖仲凯被谋杀，使权力的争夺逐渐公开和尖锐化。共产党内的不同政治主张、对新军阀的不同看法和态度也渐渐演化为“左”右两种倾向之间的斗争。不过，和整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状况相一致，瞿秋白这个时期的革命热情高涨固然可贵，但也是有缺陷的，没有想到反革命势力的顽固，没有充分认识到旧社会的根基之深，没有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做好心理准备。

（二）缺乏丰厚的革命实践经验。每个人的成长都与他所经历过的事件有关，每个人的性格也都与他从小的成长环境有关。瞿秋白是个典型的书生，具有浓厚的诗人气质，再加上在当时苏维埃政权初期十分严峻的环境中，受到布尔什维克政党和无产阶级政治的严格训练和熏陶，他的组织性、纪律性则大大加强，这也是他后来始终无条件地追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路线的原因之一。在革命斗争中长期在中央工作，由于不堪在艰苦的斗争第一线磨练，深入工农群众运动的实践经验不多，使他在担负领导工作以后，感到力不从心。作为革命政治领袖，在早期共产党人中，他的理论水平是高的，但相对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来说，仍与形势不适应。

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对思想的形成做出了奠基作用。是艰苦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优秀先行者，关于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如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的领导、革命的主要形式等，当时党内许多同志都有正确认识的。从理论上我们党内并不只是一人取得正确的认识，但认识最早最深刻。尽管这时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概念，但已开始从时代条件、革命的领导力量、斗争目标、革命前途、武装斗争重要性、土地革命重要性、农民问题重要性等等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同以往的民主革命区别开来。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第2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重大课题。在研究的过程中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从研究少到研究不全面、到现在已经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框架理论体系。不断深化的研究体系告诉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是不能停止的。

一、内涵的论述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就马上提出。它的出现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这个会议就是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这个会议的召开，给中国人带来了前进的目标和方向。因为它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历史任务。这个任务的提出，让共产党人更加坚定信心和勇气。此外，这次会议还有一个更加让人振奋的事就是，在此次会议上，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1］应用它。”“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2］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才能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告诉中国人，这项工作的方法和原则就是实事求是。只有这样的原则和方法指导下才会促进其实现。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革命、建设、发展中的三情，即党情、国情、世情的具体情况与其他的国家的发展情况不一样。这样的特殊性就是要求要在具体实际情况下用具体的不同于一般的方法去解决。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教材这样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3］中国实现具体化。”在这里很明显的一点就是要解决如何去化的问题。要解决怎样化才能更加科学、更合理，不至于让中国革命、建设、发展走歪路，尽可能地化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达到“化”出有中国特色、中国作法、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那么，什么又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或者见解，学者们更是众说纷纭。有的学者把其内涵概括为：“是指中华民族共有的,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线、涵括道家文化、法家文化、墨家文化、兵家文化、名家文化、佛教文化等各种不同优秀思想文化内容的有机构成体系。它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心理状态、思［4］维方式、价值追求、风俗习惯。”这个说法全面、辩证地概括了中国优秀传统的内涵。笔者很赞同这个说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深厚的优秀思想更是比比皆是，诸子百家光彩照人，看那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融为一体，光彩夺目。不管是在思想上的大慧，抑或是科学上的大智，抑或是在道德上的大善，还是在艺术上的大美等等，无不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上历代相传，鼓舞人心，是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心灵上的支撑和满足。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有利条件

一种外来的文化，要在中国本土上生存，就要有它能生存的土壤，否则是不能够存活下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更是需要中国“土壤”为其创造良好的条件，也可以说是要有其适合的土壤为其“化”没有合适的土壤就不能生根发芽就不能开花结果。那么，这个条件是谁提供的呢？这个条件可以说是相当多的。但是，本文主要从的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来说的。

（一）优秀爱国思想文化创造的良好思想条件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使命、责任感和爱国思想、爱国意识、爱国担当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永不兴衰，永不止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兴天下之利,利济苍生”……祖先人的诗歌里、豪言壮语里，流露出了对祖国的热爱、对祖国的执着、对祖国的爱戴等爱国情怀和爱国意识。这样的爱国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的爱国、救国思想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所属的社会性质不一样，实践时间不一样。但是可以看出，他们是有相通之处的，都是主张爱国思想、意识和集体意识或说是拯救意识。有了爱国思想、爱国意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条件之一。

（二）优秀的“大同、平等”文化思想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思想条件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大同社会思想和渴望平等思想。小农经济的古中国，倡导的是三纲五常中君臣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的不平等。人之所以追求高的梦想和目标是因为于现实的不满足。正如以前的不平等思想的存在，所以，才会渴望超越以前的思想出现，即新的平等、新的社会。其中，这里的社会关系会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是人与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平等关系，人与自然的共生状态的平等关系等等。对社会关系的平等的追求和美好社会的向往，说白了就是对未来社会的追求，只是在社会高级或者初级阶段上的不同。所以，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有着相通之处的。它对以前社会的超越和追求，可以说，它们有着相通之处，最想达到的目标都是实现人类解放。相通之处，就会更好地接纳，不会有很大的冲突。所以说，这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良好的社会思想基础。

（三）优秀的知行合一文化思想创造了良好的践行思想条件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追求的是知行合一的思想。知行合一，也就是要讲究做到实事求是，追求的是经世致用，扬弃的是假大空、虚伪、坐而论道，弘扬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人生和现实生活、现实社会，讲究说的和做的是一样的。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抑或是佛家也是很摒弃虚假、空洞，追求实在，讲究事实求是，讲究知与行的统一。这和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是相通的。有了这种相通的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到来，不会是人们眼中的异类，而是用尊敬包容的眼光去看待他。因此，可以说，这种知行合一的文化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良好的践行思想条件。

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

（一）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弘扬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它的开放性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式的。它是可以传播的。哪里需要它，它就会到哪里。这样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从西方来到遥远的东方，传播到中国来的原因之一。那么，中国为什么能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接受马克思呢？除了中国现实的革命、建设、发展的国情、党情、世情的决定下，还不能忽略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开发性和包容性的继承和弘扬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能够传入中国，在中国肥沃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达到广大中国人民的接受、认可。其实也是因为中国人厚德载物的博大情怀，海纳百川的胸怀。中国历史是出现百家争鸣的文化，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百花齐放，如果没有包容性，没有开放性，那是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再者，在近现代史上，鸦片战争之后，倡导向西方学习技术、制度、器物等西学东渐的景象。这也是一种开放性和包容性。所以，可以看相互开放性和包容性是二者的品质。有共同的特质，有相通的理念。那么，也证明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所以，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的正确选择。这一选择，无疑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容性和开放性的选择，更是对它们二者的弘扬。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事求是，注重实践”的弘扬在实践论里讲到，实践出真知，也就是说，只有实践才能检验出到底认识是不是正确的。有了认识，还不能说这个认识是正确的。因为，认识有正确认识和错误认识之分。所以，要证明认识是正确与否，只有经过实践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过程，是脚踏实地地处理事物和问题，不弄虚作假，不胡乱非为，确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颠三倒四。要结出累累硕果，那是需要方法的，就是优秀传统文化中说的实事求是，注重实践的方法，把一般性同中国的三情，即具体国情、党情、世情相结合。每个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有适合的土壤。不是在哪里都可以生长，不是哪里都可以长出新事物，没有根据每个地方的土壤、气候等播种子，是不可能生根发芽，更不会枝繁叶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个过程，也是好比一粒种子，光是看放哪里都是适合的，但事实不是这样。只有种下去，只有种在合适它生长的土地，才会发芽。运用优秀传统文化的注重实践，事实求是的思想是正确，口说无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最好的事实说明和见证。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对对此思想文化的弘扬和继承过程。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吐故纳新”的弘扬先秦庄周《庄子•刻意》：“吹呴呼吸，吐故纳新。”原意是指，人在呼吸的时候，他的整个过程就是呼出浊气。但是，呼出是为了更好地吸收新鲜空气。现在很多情况下是指扬弃旧的，然后吸收新的，不断实现创新，实现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更不是僵硬死板一成不变的。它要在中国化过程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开拓新的发展。可以说，就是要实现创新发展，而不是照搬照抄，说一就是一，不适合中国国情也不改变。中国人的思想里一直都有着吐故纳新。在这样的思想文化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的探索必定会实现突破和发展。突破和发展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扬弃旧的不适合中国具体的实际发展的理论，发展和创新与中国实际相适应的理论，才能更好实现中国的发展。

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是弘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中的发展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弘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人有梦想、地区有地区梦想，国家同样也有梦想。不甘落后的中国，也必须要有梦想——中国梦。有梦想是第一步，第二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该如何去实现。中国梦想在思想文化方面，最重要的是有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其重要的精神支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里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国家之务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主义思想。多少年来，还是生生不息，历久弥新，激励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民，关心国家大事，渴望祖国统一，实现民族团结，并为此不断地努力。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精神。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友善待人思想文化，没有一己私利，没有贪图小便宜的人格，社会的安宁和谐等等。有了思想文化的支持，中国梦的实现不再是无依无靠，不再是畏手畏脚，而是大胆地往前走。中国梦的实现，文化强国梦也会实现。那时候的中国传播的是中国声音、主导的是中国话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样在传播、在弘扬。

（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梦想，就要奋发努力去实现梦想，那到底是要如何实现梦想呢？梦想的实现，需要理论作为指导。但是，不是随便的一个理论都能够成为指导思想，那必须是科学的、适合本国国情的理论才可以。在中国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但是，社会是发展的。理论也必须是要与时俱进的，不能是理论永远都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中国梦的实现，所要面对的环境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需要的理论支撑更是要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在实现中国梦这个过程中，不断促进新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梦想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脚步也不能停止，更是不能放弃，而是要不断地发展。理论的发展，需要文化创造条件。优秀文化的弘扬，也需要理论为其弘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是理论与文化的关系。但是，它们也具有特殊性。研究他们二者，有着重要的作用，让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社会主义道路，更加为实现中国梦的目标而奋勇前进。

作者:唐丽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59.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59.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第3篇

ス丶词：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大同理想；人学思想；唯物论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4-0113-04

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下，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不断追求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策划和尝试过多种途径。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 地主阶级开明派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发起洋务运动；农民阶级提出空想农业社会主义理想，发动了太平天国起义；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君主立宪制度，进行戊戌维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民主共和制，进行了辛亥革命。由于封建政治思想文化的落后，由于新兴资产阶级的脆弱,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的勾结，这些运动和革命均以失败告终。经过惨痛失败和教训后,中国知识精英开始了对西方知识文化的重新审视。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过程中,先进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选择新理论的共同标准：在价值层面上，则必须是代表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在实践层面上，则必须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需要和满足社会变革的需要。因此，中国在对当时各种流行的政治主张和文化思潮进行比较和实验后,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サつ岫•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里说：“ 社会群体鉴别一个政治制度是否合法的依据，是看它的价值取向如何和它们相吻合。”［1］中国人民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需要在民族文化心理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认同。程宜山先生在谈到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时讲：“ 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2］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思想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观念上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障碍，从而奠定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

オヒ弧⒋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为吸收和借鉴科学社会主义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基础

オブ泄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愤世性和反剥削、反压迫色彩的社会公平思想,这种社会理想包含着一种弘大的精神追求，这在《诗经》、《老子》和《论语》等传统文化典籍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为历代农民起义求大同、争太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直到以“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为旗帜的太平天国运动将这种追求推到了顶点。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都是指向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早在《诗经》中，人们就发出追求公平、幸福的“乐土”、“乐国”、“乐郊”的呼号；在《春秋公羊传》里也有“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说；孔子则设计了一个财富均平的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3］传统文化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一是追求平等。这在传统典籍和历史发展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墨子》中讲的“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孔子在《论语》中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4］，以及无数次农民起义“等贵贱、均贫富”的呐喊,都体现着“公平、公正、天下为公”的大同传统和追求平等的要求。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自勉,要求“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有不均”［5］。二是追求和平。《墨子•兼爱》中说:“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主张“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6］。三是没有剥削。康有为在 《大同书》中提出的“废除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实行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消灭阶级，人人平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等主张，构思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刘光复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同作同食,无主无奴,各取所需,各尽所能”［7］的社会。

ァ按笸理想”是中华民族从古到今的执着追求,经过几千年来积淀和强化，历代人民追求“公正、公平、和平”的大同传统，已经作为一种高尚的道德价值取向内化为传统国民的精神素养，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孙中山先生在传播和接受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传统大同理想对他影响甚深，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家苏俄是基本一致的，他说:“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以不用矣。今日惟俄罗斯新创设之政府,颇与此相似”［8］，后来，他还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9］。在论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希望人们“一步一步地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10］。1917年，大声疾呼：“大同者,吾人之鹄也。”［1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博大精深,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一条通往大同的正确道路,但这种追求始终活跃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许多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传统“大同理想”，立即引起近现代知识精英的高度重视,这就为马克思主义能够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奠定了丰厚的文化基础。

オザ、传统文化中的人学思想为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积蓄了丰富的文化基础

オゴ统人学思想作为影响中国治国安邦大业达几千年之久的政治思想,源远流长,影响深远, 深深地积淀在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之中,成为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本”思想得以在中国传播不可回避的文化背景。孔子历来主张重民、富民、教民,在“民、食、丧、祭”这些世间大事中,将“民”列为首位。荀子亦主张民为邦本,他的君舟民水理论至今仍震耳发聩。不仅儒家提倡民为邦本,道、法、墨等家也有鲜明的重民和爱民思想。传统的人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点的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人民是社稷的基础。《管子•牧民篇》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12］，《战国策•齐策四》中的“君为舟,民为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13］，《左传•桓公六年》称:“夫民, 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14］，《庄公三十二年》载:“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15］，《国语•鲁语》中也有“民和而后神降之福”的说法，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16］， 汉代贾谊曾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李世民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18］。第二，要爱护和体恤人民。《孟子•尽心下》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9］，朱熹则认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20］。第三，要尊重人民的意愿。《左传》中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21］，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22］，韩非认为:“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23］，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一重民贵民的精神不断得到丰富和强化。第四，要使人民富裕。《管子•治国》中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24］，“善为国者,壤辟举,则民留之,仓廪实,则知礼节”［25］，“务王谷,则食足,养桑麻久畜,则民留”［26］，同时强调财富的分配,认为“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27］、“贫富无度则失”［28］。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则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推到顶峰。

ゴ统人学思想的产生并不是来自于统治阶级的自觉，而是广大劳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争利益、争和平的斗争让统治阶级认识到了人民力量的强大，从而使人学思想从底层人民的呼声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但是封建统治阶级“爱民”、“重民”和“恤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终极目的是如何保持一个王朝统治者政权的巩固和长治久安,是如何安定君王天下。在传统的重民行为中,封建统治者永远是行为的主体,而民众只是作为被动接受恩施的客体,始终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地位,对人民经济权益和政治权益的维护只能寄希望于所谓的“明君”。鸦片战争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不断传入中国,传统人学思想逐步实现近代转型。但其中的重民、富民、恤民的精华始终没有消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 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人学思想进行了革命的改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9］，将传统人学思想置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上作了锤炼,并赋予了新的含义,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30］的宗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强调把“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31］。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了人学思想的历史性超越。

オト、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唯物论思想为吸收和借鉴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基础

オヂ砜怂贾饕宓奈ㄎ锸饭勰芄辉谥泄传播并开花结果，除其理论自身的生命力外,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唯物论思想存在着许多契合之处。其一，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强调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强调人的实践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儒学强调“经世致用”，常常从经济、地理、人口等物质条件与民心向背去思考历史的更替，从人民的物质生活出发去研究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管子•牧民篇》讲“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32］，认为社会物质条件是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基础或前提。孔子在《论语》中说:“庶之、富之、教之”［33］，认为人口的繁衍是社会财富增加的前提，说明他强调人的实践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认为人民生活富足是道德教化的前提，说明他强调物质生活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基础作用。《孟子•梁惠王上》也说:“今世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为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34］承认物质生活是礼义道德的前提,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存在一定暗合。其二，中国传统文化同样蕴涵着丰富的辩证思维。殷商时代的阴阳五行说是我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萌芽，这种辩证思维在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周易》认为“一阴一阳谓之道”,强调阴阳对立面对事物发展的推动作用。《老子》强调“反者道之动”、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35］,认为事物都是由阴阳、美丑、高下、前后等一系列相反的对立面组成的, “对立”是一切事物变化的动力、根源。中国古代这些朴素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存在着一定的契合。其三，在认识论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名实”、“形神”、“言意”、“能所”、“知行”等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推进了世人认识事物的思维发展。从先秦时代到明清时期,“无神论”的传统和革命的战斗精神,为人们在思想深处留下了存在决定意识的认识概念，这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奠定了认识论上的基础。

ブ泄朴素唯物论的发展历经了三千多年,集中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是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探索人生和研究古今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吸收。批判地接受了传统文化中朴素的辩证思维，对老子“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36］的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积极斗争的思想补充了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不足，并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紧密结合,从而形成了哲学中独特的矛盾论思想。邓小平秉承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37］，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38］，用马克思主义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分析了世界的发展态势和中国国情, 认为“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39］，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40］，并将它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志深谙“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41］和“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42］的通变思维，吸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与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合理本质，在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两个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不断推进“人的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ヂ砜怂贾饕宀生于西方，又超越“西方”，对人类有着普适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同样既有时代性、民族性的一面,又有超时代性、超民族性的一面。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物质、制度、精神及行为各个层面上所具有的相通价值取向，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了文化素质和文化心态上的准备。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东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放眼世界，结合实际，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推向新的境界。

オゲ慰嘉南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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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融合；两面性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6 ― 0010 ― 0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相融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风格、民族特色和民族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P43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具体国情，以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性。同样，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必然性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诸多相通之处

作为西方思想文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要说存在相异之处是不可否认的，毕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外来文化。但并不是说没有相通的地方，如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民本思想与党的群众路线、国家本位与爱国主义思想、中庸思想与防左反右思想、易经中的“阴阳学说”与对立统一规律、“天下一气”思想与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等等的相通。中国还有一些文言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契合，《韩非子・喻老》中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与量变质变原理相通，《淮南子・难一》中的“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相通等等。这些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契合点，正是因为存在许多相通之处，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之时，为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观点中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奠定心理基础；也因为两者相通，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顺利地、迅速地传播开来。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符合客观规律

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与传统文化相结合 ，就会使其悬浮于大众精神生活之外 ，失去理论的生命力 ，因而难以承担起对社会的理性批判和精神导向功能。〔2〕（P117）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是中国人民接受新文化和改造新文化的思想基础。波普尔认为“观察渗透着理论”，没有中国传统文化这个“理论”，就不理解和误解马克思主义，只能照搬和照抄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指导中国实践，导致全盘西化，这样只会走上拿来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道路，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成了一句空话。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地借鉴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扬弃传统文化，吸收传统文化的合理性精髓，在中西这两种文化的冲突、选择、融合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风韵的马克思主义，使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但立足于中国政治舞台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而且获得中国文化的领导权。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是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需要

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主要有两条道路：其一，在传统文化中挖掘现代化的精髓，继承传统并超越传统，继续走民族特色的原创性文化道路，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其二，在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批判地借鉴外来文化并吸收其对传统文化有益的成分，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已经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道路，而且中国的传统文化只能通过吸收外来文化来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转变。第一，作为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难以挖掘出现代化的内容，更不可能也不能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如果继续走这种小农经济的本土文化，中国必定走不出封建时代和走向社会主义时代，更不要谈实现共产主义了。虽然本土文化从某种角度来看确实处于一种平衡状态，但是这种平衡状态适应不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要求，给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带来滞后，所以必须吸收合理的外来文化来打破这种平衡和建立新的平衡状态。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兼容性，可以借鉴和吸收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为己所用，取长补短，化为自身的现代化转变。因此，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相融合是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发展中国文化产业的迫切需要。

二、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辩证关系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的两面性

其一，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内核，儒家文化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具有高尚品质的中华子孙，这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人才基础。对于传统文化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外来文化，接受外来文化必须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用我们的本土文化所提供的思维方式、习惯、风俗以及理论观点等来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逐步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的思想土壤中扎根和成长。其二，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消极影响。资本主义制度是封建主义制度的“刽子手”，因此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是相互抵触、相互矛盾的，势必会给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带来障碍，如果不坚持批判的态度，简单地用传统文化的思维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就会使得马克思主义失去“原有的味道”，也就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负面影响，比如文化的专制主义滞后了社会主义文化产业的发展；传统文化中的绝对平均主义使得党和人民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等。这就要求中国各族人民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要持有批判的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从而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精髓即“实事求是”弘扬了中国“实事求是”的优秀传统文化。《汉书・河间献王传》中描述：“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辞海》解释为：“实事求是是根据实证，求索真相。”实事求是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部分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并且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制定提供理论基础，弘扬了中国“实事求是”的传统文化。第二，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对“大同思想”的传统文化的弘扬。儒家文化中的“大同”的理想没有私有制，人人为社会劳动而不是“为己”；老弱病残受到社会的照顾，儿童由社会教养，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没有特权和世袭制，一切担任公职的人员都由群众推选；社会秩序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对外“讲信修睦”，邻国友好往来，没有战争和国际阴谋。共产主义主张消灭私有产权，并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制度、没有国家和政府，并且进行集体生产的社会。共产主义设想未来的所有阶级社会将最终过渡成为共产主义的无阶级社会，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行上，需要每人有高度的集体主义思想。共产主义和“大同社会”所描述的社会状态不谋而合，共产主义思想无疑是对“大同思想”的传统文化的弘扬。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是对“吐故纳新”的传统文化的弘扬。吐故纳新出于先秦庄周的《庄子・刻意》：“吹呼吸，吐故纳新。”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与中国不同阶段和时期的国情相结合都会产生不同的理论成果即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吐故纳新”的过程，既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又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

（三）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融合推动着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

十七大报告指出：“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以和谐的内涵为理论基础的文化体系，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思想文化，是创建和谐社会与创建和谐世界的前提条件。只有在和谐文化的引导下，才能创造出和谐的政治与和谐的经济，只有用和谐文化培养出来的人，才能自觉地去创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观念。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是有悠久历史文明的礼仪之邦。如果说传统文化始终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天然纽带，那么，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渊源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和血脉。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源泉，既是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动力，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宝贵资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要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独特性文化的存在，使世界文化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千姿百态，其合理内核往往是相通的，总能为人类所传承。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有追求和谐社会境界的内容，都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贡献，应该彼此尊重、相互学习和吸收。以宽广的眼界和博大的胸怀，积极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张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探析〔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7，（05）.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第5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其构成来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结合的互动关系：即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分析、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引导中国社会变革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的文化传统、基本国情和社会实践等构成的“中国实际”这一“基体上”来理解、选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双向建构的关系。这有两个方面的涵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在与中国实际(包括国情特点、文化历史传统、社会实践和变革要求)的结合中找到实现其自身力量的场所，成为指导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实践的思想武器，即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所内蕴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为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和价值理想。它解决了近代开始的中国先进分子在黑暗和苦难中苦苦寻觅、彷徨迷茫而又无法解决的“中国往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此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她所代表的中国人民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和目标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把一个贫弱的、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改造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继续坚定不移地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前进，实践着马克思主义为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人类解放所确立的价值理想。

其次，正如列宁所说的，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证明了的原理。马克思主义用科学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理性力量揭示并论证了实现人类解放进步的价值理想的客观历史必然性，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这种价值理想的实现坚信不疑，确立了他们对这一价值理想实现的坚定信念和信仰以及实践这一历史必然性的主动性、自觉性。

复次，马克思主义还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提供了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道路与方法，提供了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和矛盾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理论、阶级斗争的理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理论、实践第一的观点和辩证思维的方法等等。其中、邓小平是掌握并运用这种理论和方法并取得成功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还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改造、提升和引导上，把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因子改造提升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成分。如把具有空想性质的“大同社会”理想提升为基于科学的、逻辑的、历史必然性的共产主义理想；把基于等级尊卑关系的群体本位价值观提升为基于平等、民主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把古代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和明清的理气、心物之辩的思维方式提升为唯物而又辩证的思维方法等等。

第二，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化了。即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游离于中国之外的某种外在的理论观念和精神力量，而是成为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历史进程中内在的、本质的内容和成分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也就是说，中国先进分子是在自己的国情、传统、历史条件、实践主题和变革需要等构成的历史情境中来理解、选择、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基于近代以降中国社会变革与转型的需要。诚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程度，近代以降中国社会历史变革进程的主题是中国社会如何由传统的、封建的、封闭僵化、贫穷落后的社会走向现代的、开放的、文明富足的民主社会，中华民族如何从贫弱的、受的、处于生死存亡危境中拯救出来走向强盛复兴；中国人民如何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奴役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民主和发展的权利，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中国先进分子苦苦寻觅的是一种能够指导她如何解决这个历史实践主题的真理。而马克思主义所内蕴的价值理想、科学力量、批判精神以及所揭示的革命力量、途径和手段正切合于这种需要。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了实践和价值的基础。离开这一历史实践主题的需要，就无从说明马克思主义何以中国化。

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把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因子改造提升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成分，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顺化。也同时意味着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中优秀因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整合和同化，表现为同化与顺化的双向整合和建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除了上述论及的历史实践主题的需要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与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心理和思维方法之间存在一种切近的、能够相互契合的因子，从而发生价值和方法视界上的相互认同和融合。目前学界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曾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说，即“西学东源”之说，本文对此不做引证或考辩，但中国在自己深厚的文化传统土壤上来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与之发生价值和视界方法上的双向建构和融合，却是不争的事实。诸如从传统的“大同”、“尚同”社会理想、家国群体本位的价值心理来接纳共产主义价值理想和集体主义价值原则，从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工具理性来选择阶级斗争学说，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辩证法和历史观等等。

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分析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和矛盾，指导中国变革与发展的历史实践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传统、国情、实践所构成的“中国实际”的“基体”上来理解、选择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是由同一过程两个方面所构成的相互结合、双向建构、统一互动的关系结构。它既非马克思主义原封不动的照搬，亦非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复制，也不是二者之间简单的相加或凑合。而是二者在中国社会革命与建设实践基础上相互整合而生成的新的构体。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其构成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的相互结合、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而这种关系形成和展开就表现为一个过程。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进行结构方面的分析，还要进行过程方面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成功的结合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相互磨合、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它必须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地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因子并把它改造提升为自身的成分；必须适应中国国情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做相应的调适；必须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宣传、传播、实践才能逐渐深入人心，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必须随着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历史进程不同阶段的条件、特点、任务而发展自身。同样，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开始就掌握了它的全部和精髓，而是在实践过程中运用和检验，在克服自身的片面性、封建性、教条主义等因素的消极作用中不断深入对马克思科学的、全面的认识，从而真正把其精髓溶化在共产党人的“血液”中。

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近百年历程与这一逻辑是一致的。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思想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从中国共产党早期一些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来运用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成功地结合起来，差不多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共产党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和教训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因子之间的成功结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任务已经结束了、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指导中国人民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并引导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中，并没有完成它对中国社会历史积淀流转下来的深厚的封建性因素进行清算和批判，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年代戎马倥偬的岁月中也来不及运用马克思主义对自身肌体中封建性因素进行清理批判，而是把它带进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教条主义、“左”倾思想和个人崇拜成为一种顽疾有认识上的原因，就是从认识论角度进行分析批判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是从这种认识论的视角来分析批判的。

其实教条主义“左”的路线与封建性因素有不解之缘。封建性的小农经济等级森严的社会关系结构必然导致一种保守的、封闭僵化的、对权威、经典的盲从和膜拜的心理和意识，这正是教条主义、“左”倾思想和路线屡禁不绝的深厚的土壤和根源。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完成对中国封建性因素的清除批判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付出的惨重代价后，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再一次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推进到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今天，面临国际国内复杂的情况和艰巨的任务，探索和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建设党来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走向21世纪，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又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当代水平。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着的过程。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表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互动关系及其过程，同时还集中地体现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形态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的必然凝结、生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成果形态；而这一成果形态也必然内在地蕴含这一过程的内容和特点。离开关系、过程无以说明这种成果形态何以产生、何以如此产生以及产生的基础、内容和特点，形态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离开了“形态”，“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抽象的、光开花不结果的过程。因此，只有把关系、过程和形态结合起来，才能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全面深入的把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理论成果。这种理论成果，从其功能和地位来看，是经过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检验证明了的，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取得伟大成果的、被中国人民所普遍认同的、相对稳定的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形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历史阶段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成的第一种理论形态。它所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生成的第二种理论形态。它既是第一种形态的继承和坚持，又是对第一种形态的发展，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在当代中国，面对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实际和新的发展要求，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又根据新的时代新的实践要求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实践相结合的又一理论成果。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第6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理论；实践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尽管其思想的孕育、概念的提出和明确为党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指南，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但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共产党史，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次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发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实践中探索出两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上创立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三大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多少年来一个贫穷落后的弱国发展成为世界瞩目的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中国人民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伟大成就，那么它的基本经验是什么？这可以从不同的学科，也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总结。本文主要从党的理论和历史的发展相结合这个视点出发，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基本经验作了比较系统的归纳和总结。

基本经验之一：真正地了解中国实际，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她的创始人就具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意识。但中国的实际是什么，怎样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正确的革命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其认识和实践都并非径情直遂。大革命的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与那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对中国的实际国情缺乏深入的认识，以及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正确地加以把握有密切关系。这样，中国革命的性质与特点、发展规律和前途、革命的领导力量、依靠和团结力量，以及革命的对象等一系列根本问题都不能得到正确解决。

既不是有“中国化”思路的第一人，也不是最早提出中国国情问题的领导人。但是，对于中国国情认识得最全面、最深刻，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论述得最精辟、运用得最有成效的，非莫属。

什么是中国国情？它既不仅仅指自然地理状况，也不仅仅是社会阶级关系，而是涵盖自然和社会、现实和历史等诸多要素的总和。它包括社会面貌、经济结构、阶级关系、政治斗争、文化教育等方面，还有自然状况、人口构成、民族传统、、历史发展等内容。认识这样复杂的国情，从而在总体上把握住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的发展规律，制定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显然，不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所能胜任的。在了解中国国情、把握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认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等方面优于其他领导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从青年时代始就注重了解社会状况，投身革命斗争后一直非常重视对中国社会实际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这一特质使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灿烂群星中很快脱颖而出。首先对“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作了理论概括。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国的革命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随后，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精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权、动力、前途、发展阶段、总路线，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和政策等，从而创立了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核心理论，也标志着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思想理论体系最终形成。

党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在革命战争年代要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时期还要对中国国情进行再认识。新中国成立后的头7年和上个世纪60年代前期的纠“左”是对国情认识比较清醒的时候，因而国家的发展比较顺利。50年代后期连续3年的“”和10年“”两次全局性的严重失误，都与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有密切关系。正因为如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党的思想政治路线拨乱反正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十分强调重新认识中国国情。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的基本国情作了理论提升，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党的十三大阐发邓小平的思想，对我国国情进行全面分析，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深刻论述。10年之后，党的十五大在深入总结建国近半个世纪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近2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丰富，是党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标志。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后，十三大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和研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我们党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就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十五大在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同时，进一步指出：“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样，基于对中国国情再认识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成为了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基石。

基本经验之二：继承优秀历史文化，创造民族形式，形成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首先是民族化。这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于各民族国家具体实际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基本经验。所谓民族化，内涵也很丰富。根据党走过的80多年历程来看，它至少应当包括：研究民族的现实斗争内容，继承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创造民族的特殊形式，形成民族的特色风格。上面讲的国情问题，换一个视角来看，就是民族化的现实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而提出的。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所犯的错误，首先就是不真正地研究中国国情（即民族的现实内容），照搬照抄外国经验。民族的形式和民族的内容是很难割裂的。因此，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兼顾这两个方面。这里着重讲继承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创造民族的特殊形式，形成民族的特色风格。

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很注重继承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马克思主义既是意识形态，也是文化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它有其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性，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观；作为文化形态，它又有对人类优秀历史文化的继承性和共通性，即继承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与各民族国家的历史文明连接相通。尽管马克思主义属于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有很大差异，但两者都有着博大的汲纳性，使它们能够融合相通、共存共荣，而不是互相排斥或一方吃掉另一方。中国共产党人既信仰马克思主义，也担当中华文明传人的历史责任。

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历史文化的目的，不是对中国旧传统的复归，而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中国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里，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还要有新文化。这个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民族的，即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坚持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带有民族特性的、革命的民族文化。所谓科学的，即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客观真理，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文化。所谓大众的，即是民主的，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的，并逐渐为他们所掌握的文化。这就是说，新文化不仅有革命的内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在社会主义时期是社会主义的内容，而且还要有民族的形式。这个民族形式的创造，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文化而获得。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高度发展，如刘少奇所说：它“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作为20世纪继孙中山、之后又一个深刻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人，十分强调“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基于这个观念，他积极主张继承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个思想集中地展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明确提出“中国特色”概念，反复宣传：中国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二是进一步提升了被赋予新意的“实事求是”思想的作用，认为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的精髓，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三是以具有草根文化特征的“猫论”和“摸论”，来探索改革开放的艰险路子。一个时期的舆论对这两论有很多曲解，实际上无论“猫论”还是“摸论”，都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说法不过是让老百姓听得懂的形象通俗表达。四是强调建设汲纳了中国历史文化精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五是赋予传统文化精华的“小康”思想以全新的时代内涵，提出建立“小康社会”作为“中国式的现代化”一个阶段性目标。邓小平以自己的质朴风格，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浓郁的民族形式和鲜明的特色风格方面，同样为我们党树立了典范。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党的十六大前，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也十分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将其视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资源，以丰富治党治国经验。这个思想集中地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二是提出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并概括了其丰富的内涵。在多次讲话中说：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千年之精华，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三是提出“以德治国”与坚持依法治国相结合，将传统的道德力量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些思想对于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民族形式，形成民族特色，起了重要作用。

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也作了巨大努力。比如，人们所知道的强调科学发展观要“以人为本”；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和谐”，乃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的脉根；赋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以新的内涵，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等。这些都说明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完全承继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

80多年来，我们党正是这样一代代地薪火相传，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优秀历史文化相融合，使这个被称为异域文化的“幽灵”，在中华神州大地安身立命。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完全变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中国最根本的“国学”。

基本经验之三：坚持世界眼光，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先进的中国人历来都有世界眼光。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屡遭外国列强欺凌和侵略，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改变国家命运，不断地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经过千辛万苦，在20世纪初，经过俄国十月革命的中介，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和改变国家命运的工具。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思想，正是坚持世界眼光的体现。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它作为“世界历史”的产物，本身就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因而是世界文明的伟大成果。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与世隔绝，脱离世界文明轨道，搞狭隘的民族主义。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人具有世界眼光，是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在党的主要领导人中，首先是坚持世界眼光，善于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为我们党树立了光辉典范。虽然没有出国留洋，但还在东山小学堂读书时，就关注世界发生的大事。到长沙求学后，通过阅读大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著作，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在革命战争年代，通过广泛收集报刊来了解世界发展态势。到延安后，他身居窑洞，眼观世界，运筹中国革命。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作，无不坚持世界眼光来分析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比如《新民主主义论》，就是明确地将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来论述的。正由于有了世界眼光，才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从而也形成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理论成果——思想的核心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进一步阐发了正确对待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科学态度，更加充分地显示了他那有容乃大的世界眼光。建国之初，他就说过：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在1956年前后，有三次谈话集中地阐发了正确对待外国文化的思想。首先是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随后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说：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明，要承认这一点。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东西，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过了几年，这个思想被发展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还有一次，是他在期间同一个外国代表团说：中国是世界和人类的组成部分，中国不自私自利。中国是一块白纸，你们可以在这张纸上写字，你们的科学和文化可以驰骋在这张纸上。不难看出，在新中国成立的头几年，的思想非常开放，胸怀如海洋般的宽广。正因为那时他不仅对古今问题，而且对中外问题都有这样正确的态度，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即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良好的开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实际的主要领导人，能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他具有深邃的世界眼光，善于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有极其密切的关系。通过对国际形势的深刻观察，及时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为确立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根据；他通过总结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和当代各国发展的经济规律，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长期不能改变，“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出不会同意。”他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比较研究，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和方法，而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从而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他通过对世界各国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长期关注和观察，认为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他通过对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社会文明的考察，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

以和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不仅继承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并且根据时代的进步和世界各国多样化文明的发展，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眼光，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了新的巨大发展。这主要表现为：一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的内涵。二是在概括邓小平理论的特点时，明确提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强化了“世界眼光”意识。三是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和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些年来面向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领域的挑战而提出的一系列应对战略，都渗透了对于当代世界基本动向的科学分析和诸多领域现代化发展的最新动态的及时掌握。这些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个开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开放的理念，它能汲纳和融合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基本经验之四：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使之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

马克思主义刚传到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就将它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既让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又让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使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由自发上升为自觉，从而更具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和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实现两次历史性飞跃，取得两次伟大革命的胜利，使神州大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是一条基本经验。

先看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怎样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使之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这主要表现为：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作了进一步提升，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从而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它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二是明确提出有无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同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并对群众观点作了精辟概括。刘少奇将的群众观点概括为这样四点：第一，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的观点；第二，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第三，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第四，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样系统的群众观点，就是党的群众路线理论。这为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使之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奠立了深厚的理论根基。

——三是形成了一整套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就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使之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的根本方法。

——四是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努力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使之更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掌握。为此，他大力推动做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普及化的工作，号召广大理论工作者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地说明比较抽象难懂的哲学理论，从而更好地实现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飞跃。

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上述路径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好地掌握广大人民群众，转化成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成为领导第一次伟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世界形势和我国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同时，也努力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使之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和十六大以来，以和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思路，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这涉及宏观的和微观的，带有把握根本方向的和直接管理性的，还有属于理论层面的和实际操作层面的等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有这样几点：

——一是根据我们党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验教训的总结，更加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二是根据我国建设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还比较贫穷落后，广大人民群众还不太富裕，在欠发达地区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实际情况，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大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通过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等。

——三是根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和理论建设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四是根据改革开放，实行从计划经济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大变革后出现的新形势，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理论宣传工作不断与时俱进。

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近30年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上述各种举措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使之转化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基本经验之五：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反对错误倾向，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实现理论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摄取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先贤们的丰富的理论资源，广泛继承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又与时俱进，适应世界历史发展和各国工人阶级斗争的需要，解放思想，创立了严谨慎密的和决不同任何思想迷信与反动势力相妥协的科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是人类思想史上空前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历程极为相似。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既遭到反动政府将其视为“洪水猛兽”的剿灭，又受到思想界将其看作“另类”的围攻。在中国共产党内，它虽是指导思想，但如何对待这个指导思想也有一番异常艰辛的斗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是在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斗争中实现的。

在大革命时期，曾对工农运动、土地革命、军事行动、战略方向、国共关系和党的领导等一系列问题都发表了很重要的意见，但许多意见没被采纳。大革命失败后，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通过深入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实践的新鲜经验，其思想理论得到进一步展开和更加成熟。延安时期，对于来说，是他的思想空前活跃，发表著述最多的时期。《选集》四卷的三分之二的著作都是在这个时期发表的。有了这样的精神状态来深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在那时明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思想实现伟大的理论创新，成了历史的必然。

新中国成立后，思想在继续发展。个人的思想仍然非常解放、与时俱进，要继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多次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和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已提出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即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党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尽管后来偏离了正确轨道，发生了两次全局性的严重失误，但仍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积累了不少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和方针政策，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地建立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实现党的历史上又一次伟大历史转折，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继续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努力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同时还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新社会主义观。

在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也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反对错误倾向，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实现理论创新。当历史进入新世纪之际，国际形势发生着深刻变化，我们国家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高度，敏锐地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又一丰硕成果。

十六大以后，以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继承了以往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理论创新的传统，根据历史发展到新世纪的新阶段，国际形势发生的新变化新特点，还有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和出现的新的矛盾，又作出不少重要决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战略思想。这些战略思想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等。但在我看来，这些都属于某一个方面的“目”，还不是总揽全局的“纲”。真正属于总揽全局的“纲”，还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两大战略思想。这些战略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总要求出发，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最新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国家安全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因而，不仅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过的80多年历程的经验十分丰富，需要不断地深入研究和挖掘。仅以上述论列的几点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是个发展的理论，只要将它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地植根于一个国家的实践土壤，就会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一个不断结合的历史过程。这个结合应当是科学的、辩证的、和谐的结合。只要坚持这样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就会不断地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就会不断地向前推进。

说：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就一定能使辩证法受益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神州大地就一定能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据近两年的研究资料称：在后，中国的思想界已认识到引进外国的学说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因而“中国化”的概念早在1922年就在出版物中有了；至三十年代前期，“中国化”一语已使用得相当广泛，这样那样的“中国化”说法屡见报端。关于认识中国国情，早在建党前的1920年底，恽代英致刘仁静信说：“我们的任务，在寻求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来。”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瞿秋白指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参看《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5期发表张静如的《关于“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发表鲁振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

[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上）.

[3]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上）.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第7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政治；结合；途径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指导性及推动性作用，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同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与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具有相关性，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思辨性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内涵的延展的意识之源，也是实现马克思中国化的重要推动因子。马克思主义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教学转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最为有效的途径，也是两者融合的最显著的表现。

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马克思将政党执政的根本理论观点界定为群众观，也就是政党、社会执政集团在对待群众时所存有的基本观点和态度。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从本质上讲一种价值思想原则和施政理念。没有群众观点的共产党是没有灵魂的政党，群众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最本质的表现特征，群众观点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及施政的最终归宿，也是其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其根本的目的就是以群众为主体，通过巨大的群众理念精神动能，形成强大的社会认同与凝聚力，实现党的共产主义理想，最终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坚持人民群众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时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者。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经过千年的意识锤炼积累下来的人文精神之源，其内容包罗万象，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思辨性、哲理性等特征，和谐、仁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旋律，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历史唯物辩证观不谋而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是以生产方式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为出发点，寻找出了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动力和动因。人民群众作为生产力的主体以及担当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是精神与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中国传统文化便是我国广大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因此，其必定蕴含着能够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智慧之源。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

（一）恢复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功能，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1.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效果，促进高效课堂的实现。人文教学内在的优秀传统文化，对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群众基础，人们对其有着共同的心理预期，能够较为容易地接受传统文化的相关教育活动。因此，将人文教学中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能过有效地激发受教育者的民族及思想意识认同感，从而达到教育内容的内化，形成受教育者自我的思想情感，推动思想政治教学的有效性，促进思想政治高校课堂的实现。

2.引入中国传统文化人文观，实现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内化升级。人文教学包含着对人的道德情操的陶冶、精神品质的涵养、灵魂人格的塑造以及审美气质的启迪，这一切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受教育者教育内容的内化升级有着本质性的联系。因此，在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中应以提升受教育者的人文精神为核心开展相关教学活动，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人文观的引入，不断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品质修养，规范其行为，培养其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人文观的熏陶，不断提升受教育者的文化素养、激发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提高其独立的思维能力与创造力。

3.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从国家观、历史观和民族宗教观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的教育工作，使受教育者了解国家的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培养受教育者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明白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利于国家的和平稳定，任何一个民族的传承与进步，都离不开交流与合作，只有各民族的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才能够实现民族的大繁荣，才能使国家健康有序的发展。

4.推进认同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还应加强对受教育者中华民族、国家、中华文化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和对国家建设的责任感，培养他们爱国主义精神，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紧密的联合在一起，使受教育者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提高对国家、社会的认同，形成巨大的民族凝聚力。

（二）以发展和平思想为核心，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在中国的文化历史发展过程中，和平思想根植于传统意识形态范畴之内，而中国维稳下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对这一思想的全面发展与继承，也是在对中华民族沉重苦难基础上的重大总结，是在此基础上选择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和发展之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即和平世界，这与我国的传统的“大同思想”极为相似，因此应以以发展和平思想为核心，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三、结语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不仅是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更是人类社会文明建设的一部分，是一个复杂的长期性和历史性任务，其不是单一的文化建设，涉及政治、教育、文化及艺术等更领域内容，需要全面推进。

参考文献

[1] 黎康.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条件――基于主体视角的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1（04）：234-240.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第8篇

对高职学生，我们经常鼓励学生阅读，并着力推荐经典阅读。经典是民族精神的源头，通过阅读经典，有助于获得人生的启迪，帮助我们培养博大宽厚的人格。但高职学生的阅读现状是怎样的呢？据廊坊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刘彦和张荣超的调查显示，69%的学生一周花在课外阅读上的时间不足2小时，46%的学生阅读频率“一周难得读一些”，只有26%的学生“坚持每天读一些”。在我校进行的学生调查中，70%左右的学生阅读是为了消遣娱乐，对经典阅读非常疏远，那更不消说伟人的传记了。伟人的传记就像涓涓的溪流，于无声处浸润我们的心田，提升我们的灵魂。世界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等伟人，他们在人类的前进历程上都发挥了自己卓越的贡献，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读“伟人传记”，可以学习中外伟人、英雄以及革命先烈、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激励自己不断进取，获得源源不竭的前进的动力。阅读伟人的经典，开展伟人传记的阅读是故事教学法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思政课教师经常在课堂上根据所讲授的内容穿插些相关的故事，以说明注解所讲内容，从而吸引学生注意、激发学生听课兴趣、启发学生思考，让他们在故事中领悟到蕴涵的道理，掌握其中的知识。而发动学生阅读伟人经典，让他们读，还要让他们说，让他们交流，有机会的话，让他们演一演，则是思政教学中深入浅出、化繁为简、寓教于乐、喜闻乐见的教学方法的尝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简明读本》中包含了太多深奥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远离学生的生活和他们的感知。我们老师就要把生活中的许多事例筛选出来，选择情趣高雅、富有教育意义的例子，根据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因为这些故事源自生活，能够让学生产生心灵的共鸣，触发他们去思考更多生活中的案例，从而实现思政课堂教学启迪学生，让他们情感得到升华，道德境界得到提高的目的。

二、阅读伟人传记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简明读本》教学过程中的运用

教育理论一直强调，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成为主动的接受者、积极的参与者和有效的信息沟通者。但如果学生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他们只能是被动的接受老师的“一言堂”，难以形成师生有效的互动。配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简明读本》教学进程，笔者让学生阅读了大量的传记作品。他们从图书馆借阅了《马克思传》、《恩格斯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四大革命导师传》、《列宁》、《孙中山传》、《传》、《温情》、《文人》、《邓小平人生纪实》、《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邓小平人生纪实》、《跟邓小平做事》、《我的父亲邓小平》、《邓小平与1975年的中国》等书籍。在布置作业的时候，让他们摘抄一部分令他们感动的故事或伟人的经历，学生的积极性很高，因为他们找到了很多的素材可以发挥。有的描述了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故事，有的生动的记录下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的情景，有的对年少胸怀壮志情有独钟。这时候，在我们高职学生的眼里，那些伟人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领袖，而是同他们一样，在风华正茂的年岁里的一个个有理想、有青春、有抱负、勇于拼搏、心系天下的有血有肉的青年。在讲解各个章节的时候，邀请学生来讲述他们通过阅读所掌握的这些伟人的生平事迹，令很多同学得到共鸣。通过阅读伟人传记并由学生讲述，大家的兴趣被激发出来，每次课大家都饶有兴味的期待会是谁来讲述他们不知道的伟人的奇闻轶事，大家都觉得课堂不再死板没有生气，相反，每一节课在学生的配合下，大家深有默契，生动有趣。枯燥的理论课变得生动活泼起来。而生动的课堂就像流水，细细地滋润学生的心田，他们由原来的不愿听，敷衍了事，变得主动爱听，并开始关注社会热点，公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显著增强。阅读后的交流给学生提供了一个锻炼自己口才和胆量、增强逻辑思维能力、表达能力，提升情感和道德的平台。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第9篇

【摘要题】本期聚集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

【正文】

中共十六大把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了，把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表明我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又迈开了一大步，对于全面开创中国特色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了三大理论成果，、邓小平、作为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个伟大理论成果，是被中国化了的、具有新的表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起了最主要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最伟大的功绩是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没有，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较早注重从理论和实践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探讨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从他投身革命并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他就十分重视群众的实践斗争，重视考察中国国情，深入社会进行调查，从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本本与个别词句，不为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模式所束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探索。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十分透彻地剖析了中国当时的革命情况，为革命的正常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特别是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初步地形成了新民主义革命的基本思路，为党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二）最先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旗帜，最早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1930年初，针对党内长期盛行的教条主义思潮，发表了旗帜鲜明的声讨教条主义的战斗檄文——《反对本本主义》，在党内最先举起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他在文章中义正辞严地痛斥了教条主义，大声疾呼：“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②“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③“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④反对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而是“本本主义”，他尖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⑤就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反对本本主义”的号召声中诞生了。

（三）最早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解决的问题。”他进而要求：“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⑥在这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和涵义已表达得相当清楚了。正是由于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向全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任务，在全党的共同努力下，思想体系才在抗日战争时期得以全面发展并逐步成熟。

（四）最先从上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了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以弱对强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思想认识根源上清理理论与实践相分裂的主观主义，特别是囿于马克思主义本本和共产国际决议的教条主义，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制定和贯彻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动员和组织千百万群众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加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在抗日军政大学作了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题的著名讲演。《实践论》树立的是实践的权威，论证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关系，强调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的观点，指出实践在认识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说马、恩、列、斯没有也不可能说的新话，根据实践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矛盾论》则从哲学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强调事物的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活的灵魂，告诫共产党人搞革命，一定要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反对教条主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由于《实践论》、《矛盾论》从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号召才很快为全党所接受，并在革命实践中作出巨大努力。

（五）最早倡导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路子

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学风问题。在时期，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历史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⑦“马克思主义之箭，必须用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⑧把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问题，提高到关系革命成败的高度而加以强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开拓了新路子。

（六）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论断

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理论和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特殊国情，科学地总结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教训，同时考虑到中国革命的背景和国际环境所创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历史已经证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走出来的革命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新中国成立后，运用列宁和平过渡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创造了一系列由初级到高级的向社会主义集体过渡的实现形式，顺利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就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思想，例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要大胆学习一切外国的先进经验；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安排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为主导；改革管理制度，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中国应该而且必须构建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制度；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加强党的建设，反对，防止西方和平演变，防止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蜕化变质，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要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可见，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而且是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匠和典范。他在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思想成果及其积累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为后来形成比较系统、比较成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邓小平是当代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典范

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紧紧抓住“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总结了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了中国的“”和“”的严重错误，大胆汲取和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群众创造的新经验，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及其同志，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性，都没有解决好的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上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

（一）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解决了列宁来不及解决、斯大林不可能解决、没有解决好的重大理论问题，找到了我们党在指导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长期犯“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的认识根源，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学说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马克思在谈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时，有过急过快的想法，后来按马克思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阶段问题上，无一例外地都陷入超越阶段的误区。虽然，列宁发现了超越阶段的问题的严重性，但由于过早去世，没来得及解决。斯大林由于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的认识误区，加剧了那种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扩散。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提出了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阶段和发达阶段的论断，但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系统解决。邓小平才在总结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而加以固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而大加讨伐的错误倾向，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观的重大转变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⑨这个概括十分简练深刻，它既表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特征”论述的继承和发展，又纠正了以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不全面、不确切、甚至被扭曲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社会主义特征时，一般都是从生产关系上入手，探索如何在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邓小平论述社会主义本质，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着手，寻求在中国这样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是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得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⑩

（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否定了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观点，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解决了长期困扰着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

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根深蒂固，“左”的社会思潮暗流涌动，我国的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举步维艰，特别是一触及所有制领域，人们总是难以摆脱姓“资”姓“社”争论的困扰，深化改革阻力重重，社会主义发展徘徊不定。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开启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再思考的大门，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别是经济体制问题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起了而且将继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

（四）第一次完整系统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祖国统一，为祖国统一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际、国内形势的把最后完成祖国统一的任务提上了日程。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过去提出的基本思路，大胆地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构想。“一国两制”的构想，充分考虑到港、澳、台的和现状，是邓小平和我们党丰富的经验和政治智慧完美运用的集中体现。这一构想不仅已经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和澳门，而且为顺利地解决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不仅如此，它还对解决某些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新办法、新范例，将对人类的和平进步事业产生积极的，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又增添了一枚璀璨的明珠。

（五）第一次以革命的新变化为转移，把主义的生命力建立在依靠和推动科技进步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断

邓小平敏锐地洞察的特征，抓住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发展生产力，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断，揭示了科学技术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力量，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生产中的先导作用，指明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面向未来的开阔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发展。[11]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无可辩驳的证明，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它所展示出来的理论对实践的指导的强大力量，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集中的代表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波澜壮阔。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新时代我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伟大作用，集中体现就是在世纪之交的新形势下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第一次从理论上明确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指引着伟大的实践。同志在广东首先正式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党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后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七一”讲话中，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核心，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高度凝聚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智慧和理论贡献，是一个充满创新精神和富含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2002年5月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的“五三一”讲话，更加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作了最好的表率。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党的长期的指导思想，为党的思想宝库中又送来了一份宝贵的财富。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既是有利于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又有利于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根本上回答了在新的国内外条件下，在充满挑战的二十一世纪，把我们党建设成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稳步前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依然顺水顺风。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充分展示了我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给全党和全国人民带来了更大的希望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结合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呼应了时代的需要，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地走向21世纪注入了一支理论的强心剂。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的崭新姿态，是向世界和全国人民发出的政治誓言。这个誓言不仅是发向全党全国人民的，更是向世界人民发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强音。一向比较苛刻的西方媒体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高度评价，也印证了这个世纪宣言的震撼力。法国《欧洲时报》12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中国新的里程碑》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是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明确的、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20多年中国变化的事实证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创立了新中国，也能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文章说，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全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能最大程度上调动全体人民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必将大大增强中共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说明我们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能够坚持与时俱进，能够充分体现时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够科学把握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正如思想指引我们创造新中国，邓小平理论指引我们实行改革开放一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时代。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党的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为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提供了鲜活的范例

“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对于如何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始终使党走在时代前列、始终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始终保持社会主义事业生机活力的深入思考。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提出“三个有利于”著名论断。8年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波澜壮阔，改革开放成就非凡。从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到同志“高州讲话”，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我们清楚地看到一条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轨迹的演进，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理论创新的非凡能力，展示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无穷魅力。一个政党要发展，一个民族要复兴，首先就必须在理论上取得突破和长足进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也为以后的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这不仅已经被历史证明，而且还将为现实的蓬勃发展所证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党的理论创新的产物，是时展的产物，更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六大的顺利召开，引来了世界高度关注的目光，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获得了世界的认可。国外媒体也高度评价以“三个代表”为核心的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大报告。俄罗斯《议会报》认为的报告了中国共产党13年来的历史，确定了中国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国际文传电讯社称，中国十几年来取得了重要的历史性成果，解决了10多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大量发展指标表明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再次表明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改变。爱沙尼亚通讯社、《邮差报》、《爱沙尼亚日报》、《爱沙尼亚青年报》、国家电视台等媒体在报道中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肯定，认为由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走出贫困，中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报道普遍认为，中共十六大的召开是中国十几年来的重大历史性事件，大会为今后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中国及世界的未来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改革开放，领导国家走向繁荣富强。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我党的理论创新树立了榜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世纪的全面推进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我们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在伟大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各方一致认为，最重要的力量就是来自于党在理论上不断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我党理论创新在全局上的推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产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继承又有发展，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80多年奋斗的结晶，也是我们党半个多世纪理论创新的概括，反映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者协调发展，是我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的具体目标，也是我们在实践中行动的思想指南。20多年来，尤其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3年来，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丰富发展，理论创新是关键。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理论创新，又在波澜壮阔的实践中努力进行理论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实践中不断地磨炼自己的开拓创新的能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保持与时俱进就是要使我们党永葆生机和活力。抓住与时俱进这个关键，我们党就能有力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

总之，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总结我们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集中全党智慧和创造，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论，又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以新的思想、观点、论断、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继承了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与时俱进地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它永远要求理论创新。没有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就会丧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命就会完结。在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中，我们必须坚持紧紧抓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个理论创新的精髓，在新的形势下继续科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献】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345页、313页。

《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50页、54页、51页。

《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