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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法官释明权程序控制司法中立

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把握程序控制与司法中立的平衡是在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下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提高民事诉讼效率的必要条件。当前，作为法院职权行为的法官释明权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正在逐步完善或重新引起重视，英美法系主要国家也引入了这项制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使健全和完善法官释明权制度成为当务之急，其中把握程序控制与司法中立的平衡又是立法思路和司法实践的核心。

一、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官释明权及其法律属性

释明权又称为释明权、阐释权，源于德语“Aufklarungsreckt”。释明权是法官专有的一项职权，是指在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主张或陈述的意见不明确、不充分、不恰当、或提供的证据不够充分而误认为自己证据足够充分时，由法官行使的对当事人进行发问、提醒或启发，引导当事人澄清问题、补充完整、排除与法律意义上的争议无关的事实或证据的职权。法官释明权的基础是法院专有的对民事诉讼的程序控制和指挥职权，价值在于保证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和提高司法效率。法官释明权与大陆法系国家的职权主义模式紧密联系，最早出现于德国的民事诉讼法；近几年英美法系主要国家也引入了法官释明制度。尽管各国法官释明制度的价值取向不同，但均与法官必须在恪守司法中立原则的前提下，严格掌握诉讼程序指挥控制权的适度性密切联系。

法官释明权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的用语。在19世纪的德国，理论界普遍认为民事诉讼并不仅仅是当事人私人之间的事务，在交给法院裁判后也具有公共事务的性质，法官有责任保证当事人主导原则的充分发挥，以推动程序展开.当今德国的民事诉讼法（即1999年修改后）第139条第1项规定了法官的释明义务：审判长应当使当事人就一切重要事实作充分说明并且提出有利的申请，特别在对所提事实说明不够时要加以补充，还要表明证据方法。在必要时，审判长应与当事人共同从事实和法律两方面对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进行阐明并且发问。法国民事诉讼法第442条还规定了法官阐明的内容。自50年代后期起，日本最高裁判所也明确规定法官在必要时应当行使释明权.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也规定了法官释明权规则。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颁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条是法官对当事人举证的阐明，第8条第2款是法院对当事人自认的阐明，第35条是法院对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阐明。这部司法解释虽未提出法官释明权概念，但初步构建了法官释明的基本诉讼制度。民事诉讼法也有相关规定，如法院告知当事人另行的条款等。

法官行使释明权是为了保证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和提高司法效率，依职权所采取的一项程序管理和控制措施。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活动中，法官扮演的是“指挥官”角色，具有对诉讼程序的一定控制权力，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法官释明权制度体现了这种诉讼模式的特点，即法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干预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义务。尤其在市场经济不是很发达的国家，在不推行律师强行制的条件下，当事人往往是自己在法庭上维护权利，这就产生了当事人之间诉讼能力差异和当事人与法官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地位、身份、职业及专业知识背景的差异，可能影响到他们诉讼权利的发挥，进而决定诉讼的胜败。当事人可能会将自己了解的案情及与之相关的前因后果和盘托出并提供相应资料，而法院所审查的只是具有法律意义上并且与本案相关的事实与证据，两者之间可能发生错位。因而由于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法律背景的悬殊，使得法官释明权的存在有一定必要。为避免当事人因弱势地位而不利于维权和出于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法律赋予法官一定的释明权，以促使当事人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陈述事实和提供证据，减少不必要的“滥诉”。这就是法官释明权产生的原因。可见，大陆法系国家法官释明权制度的价值取向侧重于维护当事人之间诉讼权利的平等性。

英美法系主要国家也引进了法官释明权制度。在采取当事人主义、法官必须严格被动地恪守司法中立原则的英美法系国家，原本是不应当出现法官干预当事人诉讼现象的。但长期的审判实践使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和学者都认识到，绝对的、不掺任何干预的当事人主义会带来“诉讼冗长和浪费司法资源”、“过分注重形式而忽略实体正义”等问题。由于诉讼程序的不断改革，英美法系主要国家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在诉讼过程中强化了法官的程序管理和控制职能。这些国家的法官释明权主要体现在审前程序。如美国《联邦民事诉讼法规则》第16条第3款规定：在审前会议中，法院可以采取相应的行为商议下列问题：（1）争点的明确和简化，包括无根据的请求或答辩的排除；（2）补正诉答书状的必要性与妥当性等，即在审前程序中，法官可以通过一定的行为控制程序。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释明权是当事人主义的一种例外，也可以说是对其的恰当补充，目的在于减少当事人辩论主义之弊端，发挥法官主持审判之作用。可见，英美法系国家法官释明权制度的价值取向侧重于提高司法效率。

围绕法官释明权的法律性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存在诸多观点：一是权利论。在德国早期，法官释明被认为是一种权利，因此出现了“释明权”术语，现在也有学者认为释明权是法官的诉讼指挥权.二是义务论。有学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法官释明权使用了“应当”一词，即法官“必须”为说明和告知行为。因而从实质意义上说，释明是法官的义务.三是权利兼义务论。这是目前最广泛的观点。大多数学者都赞成释明既是法官的权利，又是法官的义务。即从法院职权的角度来看，释明是法官干预诉讼的权利；从保护当事人诉讼法利益的角度来看，释明又是法官的义务。四是转化论。日本学者谷口安平认为，法官释明在某一程度内是义务，在该程序之上就转化为权利，而再超过一定限度，将变成违法（违反辩论原则）。五是权力兼权利、义务论。有学者认为，法官的阐明既是权力、又是职责，既是权利、又是义务，法官不能也无权随意放弃，违反职责或不作为都可能导致上诉时的审查和校正.当今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都逐渐偏重法官义务，强调法官应当为适度的释明行为，以保护当事人诉讼利益和提高司法效率。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即释明权即是法官的权利又是法官的义务，但准确来说，应当是法官的职权。因为权利一般具有私权性质，而法官释明权属于国家司法公权且由国家法律赋予，它与国家行政职权类似。法官自己是没有权力放弃、变更和处分释明权的，否则就是失职或渎职且应当承担发回重审、再审改判、错案追究等相应的法律后果。从不同角度分析，法官释明权的行使范围包括审前阶段、庭审阶段、二审阶段和再审阶段等民事诉讼程序的各个不同环节，审前阶段要求围绕举证及法律后果进行释明、或就争议焦点进行举证等问题释明；庭审阶段要求围绕提出或变更诉讼请求、质证或辩论中主张观点等问题进行释明；二审阶段要求围绕上诉请求、新证据的提出等问题进行释明；再审阶段要求围绕申诉请求、新证据的提出等问题进行释明。释明方式包括书面或口头方式的发问、告知、说明和提醒等；释明内容包括对当事人举证的释明、对法律概念的释明、对当事人诉讼请求的释明、对当事人诉讼行为的释明、除去不当行为的释明等，这些均属于法官在审判民事案件过程中应当履行、而不能过度履行、怠于履行或放弃履行的职责。可见，释明权是法官代表国家行使的对诉讼程序的指挥和控制权，它即是代表国家行使的审判权，也是依法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法定义务。与国家利益密切联系的是提高司法效率，与当事人利益密切联系的是促进诉讼权利平等，两种利益平衡所体现的是司法活动的社会效益，为法官从事审判活动的一项法定职责。

二、现行民事诉讼结构下法官释明权的适度行使

法官释明权制度与保持法官审判活动的中立地位密切联系。司法中立是现代司法理念的重要内容，保持司法中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法官释明制度的价值在于维护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等和提高司法效率，为在当前社会文化和社会经济条件下有效实行程序控制和指挥、以保证诉讼活动高效顺利进行之必需，但法官过度或滥用释明权将扭曲司法中立，进而危害司法公正。因此，必须严格把握程序控制与司法中立的平衡度。

我国近十年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校正了以往的超职权主义做法。如果对当前的民事诉讼结构中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相对关系作出评估的话，它是在整体上属于职权主义色彩的、但已具有了当事人主义的若干特性的结构式样.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诉讼的观念和基本原理，审判方式改革正朝着适当弱化法官职权、理顺法官与当事人的关系、在二者之间构筑具有分权制约的诉讼机制和程序结构的目标迈进.然而，在削弱法官职权和强化当事人权利的过程中，理论与实践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1）当事人诉讼行为的盲目性。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民事案件都是由当事人自己出庭、应诉和举证的。当事人法律知识相对欠缺，往往以自己认为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告诉和答辩，在法庭上不能围绕争议焦点开展辩论，造成诉讼拖延和司法资源的浪费，直接影响司法效率。（2）当事人实现权利的依赖性。尤其在一些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许多人文化水平低，这些弱势诉讼群体不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不知道也很难理解法律规定。同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律师数量较少、当事人聘请律师的经济能力相对较低的社会现状，使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能实现律师强制制。当事人只能依赖法官的适度干预才能实现自己程序意义上的平等诉讼权利。（3）当事人诉讼能力的失衡性。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当事人的经济实力直接制约着其诉讼能力。在许多情形下，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实质上从一开始就不平等，尤其是个人与单位之间的诉讼。无力聘请律师的个人一方一般处于弱势地位，而单位一般由法律顾问诉讼和参加开庭，双方的法律知识水平和诉讼能力悬殊。若法官完全放任当事人自由举证、质证和辩论，弱势一方胜诉的可能性极小，使双方当事人处于事实上的诉讼不平等地位。

可见，在我国社会文化和经济背景仍不具备完全实行当事人主义模式的条件下，现行司法体制中的当事人仍然要在相当程度上依赖法官和执法者。如果法官完全放开对诉讼程序的控制和干预，那么当事人将无所适从，盲目诉讼和对判决的疑惑只会导致当事人上诉、上访案件的增多和公民对人民法院的不信任，造成诉讼重复和不公。因此，规范法官释明权的适度行使，把法官的更多工作职权引向诉讼指挥上来是改革的应有之意，以法官释明权对诉讼程序的控制和对当事人诉讼行为的干预也就成为必需。

同时，法官释明制度直接引导司法效率的良性提升。经济学对效率的经典定义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当任何偏离该状态的方案都不可能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其他人不受损.”司法效率以诉讼经济为价值取向，充分体现诉讼程序的及时性和终结性。程序控制除了具有保证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趋于平等状态的功能以外，它还可以“防止程序被不合理地持续或过分急速，进而使相关利益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或无法达到理性要求.”法官可以通过对实体上某些问题的依法阐释，使当事人明白自己的何种权益受到侵犯、需要提出什么诉讼请求、举出何种证据才能证明等，从而避免当事人漫无边际地纠缠是非，有效节约人力、物力和时间，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北京市一中院规范法官适度行使释明权就取得了明显效果。当事人说：“我不懂法律知识，法官在办案过程中主动给我讲解法律规定……，我心服口服，关键是这场官司我打得清楚明白。”自建立法官释明制度后，该院民事案件的撤诉率和调解率不断上升，大大提高了司法效率.也使司法效率与当事人平等诉讼等综合因素产生了源于程序的适度控制并表现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功能的社会效益。

但是，法官释明权并不能无限制地滥用，过度行使的法官释明权将扭曲其在审判活动中的中立性。司法中立是司法公正的关键要素之一，司法中立具体体现为法官中立。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双方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实现司法公正；其实质是要求法官以公平之心对待诉讼案件，即从事审判活动的法官必须是与各方当事人都无牵连关系的第三人且法官在对当事人之间必须保持超然的态度；其内容体现为回避制度，即法官不能私自会见当事人、不得对当事人发表案件的看法、不得向当事人透露司法秘密、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人的请客送礼等等。在指挥、控制诉讼程序过程中，如果法官对某一方当事人的指导实施过度的释明，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倾向于一方当事人，造成帮助或偏袒一方当事人的现象，从而影响司法者的中立形象。如果法官是无意的，可能使另一方当事人觉得不公正；如果法官是有意的，就涉及到他的廉洁问题了。因此，法官释明权的适用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超过即构成违法。

因此，健全完善法官释明权制度的关键在于实现程序控制与司法中立的平衡。程序控制的最终目的侧重于提高司法效率，司法中立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司法公正。公正与效率都是法律追求的价值目标，且两者是对立统一体，不可偏废。片面追求效率会丧失司法意义，片面追求公正不符合社会现实，只有兼顾公正和效率才是最佳的选择，其中公正又占有更重要地位。法官释明权的本质在于程序控制，以促进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地位趋于平等。具体来说：一是法官要使当事人明确自己的诉讼请求并恰当地提供证据，保证当事人对诉讼过程的参与权利不会因法律知识的欠缺而丧失；二是使双方当事人围绕案件争议焦点举证、质证和辩论，使庭审具有法律意义且节约诉讼时间。同时，适当的法官释明有助于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正，而过度的法官释明不仅违反程序意义上的司法中立原则，也违反实体意义上的公正原则。因此，法官必须保持中立的态度，禁止过度行使释明权。释明权的适用必须在程序控制和司法中立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平衡点，使释明权既达到程序控制的目的，又实现司法中立的目标即司法公正。

可见，法官释明权的适度性是保证程序控制与司法中立平衡的核心问题。笔者认为，应当把握程序控制与司法中立的平衡点，也即对法官释明权“适度行使”的标准应当定位于“保持当事人的平等诉讼地位”。建立法官释明权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促使双方当事人在处于事实上平等地位的基础上展开诉讼，那么程序控制与司法中立平衡的基本限度标准就是“保证当事人的平等诉讼地位”。因为“保证当事人的平等诉讼地位”符合法官释明权制度的立法精神，也符合司法中立的内涵，与司法中立原则保持了内在统一。因此，在“保证当事人的平等诉讼地位”目标下，对法官适度释明的具体要求：一是并非对所有民事诉讼案件都必须由法官行使释明权，而是只有在当事人诉讼地位处于事实上的不平等状况时，法官才可通过行使释明权进行调整。二是即使出于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而必须行使释明权，法官也应当时刻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且恪守中立准则，不能通过释明权使一方胜诉几率偏高，也不能强行推动诉讼程序快速进行。三是法官释明权的适用对双方当事人来说是平等的，不得对应当适用释明权的当事人而怠于适用，也不得对不应适用释明权的当事人而积极适用。

三、对健全完善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构想和建议

我国应当继续义无反顾地朝着建立具有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事诉讼的方向深化改革，理顺当事人和法官之间的分权和制约关系，建立起当事人双方在法庭上以陈述的方法来确定争执的事实、以明确当事人证明的对象和法官认定事实范围、由当事人决定和左右诉讼后果的诉讼机理.法官释明权制度的价值在于实现程序控制与司法中立的平衡，依法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提高司法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官释明权与司法中立在实质上是统一的，为在我国目前社会文化和经济条件下健全完善民事诉讼制度所必需。对于享有相当自由裁量权的法官而言，释明权的正确适用不仅要靠其本人的良心、道德和专业素质，而且应当从立法和司法解释上进行规范。笔者认为，为实现程序控制与司法中立之平衡，进而达到提高司法效率和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目的，对法官释明权制度应当从三个方面进行规范和完善：

（一）行使释明权应当遵守的原则：一是保持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的原则。法官必须在保持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行使释明权。法官对当事人诉讼请求和举证的阐明都是为使当事人更好地参与诉讼和行使诉讼权利，对双方当事人都可以适用。二是尊重当事人处分权利原则。法官释明权的适用只是程序控制的需要，并不是通过干预诉讼而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在阐明有关事项后，只能由当事人在了解相关法律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判断和决定，当事人拥有充分、完全的对自己实体和诉讼权利的处分自由。三是释明法定原则。法官行使释明权应有法律依据，行使释明权的阶段、范围、方式都必须遵循相关的法律规定。将法官释明的权利义务及其行为规则纳入法律或司法解释的规范中来。四是司法效率原则。法官行使释明权也是为了避免当事人拖延诉讼，将法庭辩论定位于法律意义上的对争议焦点的辩论。

第2篇

经济法律的利益的概念较为易于理解，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得到的“好处”即为利益。而平衡的概念更多的是的对各种利益进行的比较和选择，特别是当各方利益发生冲突时，如何做出有效处理，均衡各方利益。平衡是法学中经常涉及的一个范畴，在探讨法律领域中，利益的分配问题，权利与义务的配比问题时，平衡范畴是一种重要的依据和标准。笔者认为，经济法律的利益与平衡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1）从利益平衡的定义角度出发。从利益平衡的定义角度出发，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应当注重经济法律中实施主体的利益以及经济法律调整内容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作为重点。对于市场经济的参与者，也就是经济法律保护的主体而言，他们的权利与义务是否对等，在经济活动中受到非法损害时，是否能够得到应有的补偿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利益平衡问题。（2）从法律制定到实施的过程出发。法律从制定到实施的过程分为立法、司法和执法。在立法过程中，立法机关要重点做好经济法律中权利与义务的利益平衡关系，如果在立法过程中，权利与义务的利益配比不能达到平衡，那么在司法和执法的过程中，经济法律的利益与平衡就无从谈起。至于经济法律中利益平衡的“度”，是一个根据社会基本经济环境，经过长期的实践总结出来的。

2.经济法律中的利益平衡点

经济法律中利益平衡点就是经济法律中确定利益平衡关系的“度”。在经济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如何保证经济法律中利益平衡，关键看如何确定利益平衡点。因此，在整个法学界，包括经济法律在内，利益平衡点的确定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根据前人研究，笔者认为，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点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找寻：

（1）应当从经济活动的实际中找寻。经济法律约束市场经济活动，也就是保证经济行为主体的根本利益。经济法律的制定，包括经济利益平衡点的制定都是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证主体利益。因此，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点应当从经济活动的实际中寻找。经济活动直接反映了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只有充分认清经济活动中，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才能真正找到确保经济活动长期繁荣昌盛的利益平衡点。

（2）应当从利益的追溯中确定。利益永远是经济活动的最根本目的。利益追溯的规范和约束也是经济法律的最根本目的。利益平衡分配是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的根本条件。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点应当与市场经济中的利益诉求保持一致。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点是市场经济利益的法律表现。

（3）应当符合时代要求和客观实际。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点不是一成不变的。应当随着时间、空间、政策、主体等活动不断的发生变化。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处在计划经济阶段，经济活动中的利益以服从国家的利益安排为主。而21世纪，我国进入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点更应当注重经济活动中每一个主体的利益。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使每一个主体都能得到最基本的利益保证，实现权力与义务的平衡。

3.如何追求经济法律利益平衡

经济法律的利益与平衡关系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关系紧密关联。因此，如何找到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点，实现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就必须要在充分认识当前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利益分配的基础上实施。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以公平、自由、效率、可持续发展为最根本的目标，因此在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的追求过程中，也不能脱离这些基本要求。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

（1）立法部门要充分考虑利益平衡实际。立法部门握有建立健全法律的权利。经济活动中所有行为的法律规范都出自立法部门。因此立法部门要在充分考虑当前市场经济实际的情况下，综合各方因素制定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法律。

（2）执法部门要全面反馈经济法律的不足。经济法律的实施过程中，执法部门要及时找出法律制定与事实相悖，或者偏颇之处。这样，执法的过程就成为了纠正经济法律不足的重要环节。执法过程中，执法部门发现法律中不符合经济法律利益平衡标准的问题，及时反馈给立法部门。

（3）经济活动主体充分发挥监督作用。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经济法律的主要规范对象，也是整个经济活动中的利益诉求主体。因此，经济活动主体能够最深刻的感知到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特别是经济法律的利益平衡问题。经济活动主体要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对经济法律中的利益不平衡问题及时反馈。

4.小结

第3篇

任何班级都是由相应的班主任、班委与学生组成，并且班级管理的运作可以看作是流程的组合，是跨学科的、跨小组的、跨部门组合的，而且流程与流程之间是相关联的，也就具有了流程的系统性，任何流程都不是死循环，而是遵循一定管理循环运作的。这样，在对一个班级的内部运行效率与效果的衡量就是要看班主任与班委之间，班委与班委内部各个环节的平衡状况，因为分工导致各班委之间的职能本位主义以及学生之间的岗位本位主义和班主任重视度有关，如果各成员间不会从一个班的综合利益为出发点，那班级的管理会好吗？如果班委在班级管理中不能平衡自己在其中的作用，那班委之间的纷争、个人之间的别扭剪不断理还乱，那班级的管理将一片混乱。如果大家能遵循流程的本质，班主任掌控好流程的输入与输出，并且不时关注上下流程的状况，班委之间、学生之间多沟通与配合，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达到和谐与平衡，那班级的内部运行肯定差不了，那管理自然就好了。因此，只有使班委内部运行机制完善，使班委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教师与学校之间平衡，才能增强学生的满意度，才能延续学生的忠诚度，也才能使班级管理与学校管理获得双丰收。

二、如何达成平衡

有人说：成绩的提高是班级管理永远的话题。笔者认为应该改为：平衡是班级管理永远的话题。无论是班级外部各种关系的平衡还是班级内部各种关系的平衡都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在班级与竞争对手之间，相互中不只是竞争，其实平衡比竞争更重要。当我们发觉或意识到将产生不平衡时，我们就要做出对应的决策或战略的转变。如是成绩领先，还是道德领先，一切班级行为都将引发管理问题，管理上都是差异化策略的引用，是我们在寻求平衡过程中的决策。但班级管理的平衡不是跷跷板似的平面的平衡，而是立体平衡。而要达成这种立体平衡，我们就必须要求从学生与教师开始做好几点：

a.学生与学生的平衡；

b.学生与班委的平衡；

c.班委与班委的平衡；

d.班委与班主任的平衡；

第4篇

一、高校学生处分权的性质

所谓高校对学生的处分是指高校在法律法规授权下，依据法定是由和法定程序对违反高等教育行政法规（包括各校制定的校纪校规）的学生追究责任的一种执法行为，实践中表现为对学生相应权利的限制和剥夺。[1

高校作为法人的一种，拥有办学自和对学生的管理权，而高校对学生的处分权是高校学生管理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学生处分权在法律上的性质，目前学界大体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高校学生处分权是大学的自。“高等学校处分权”是国家授予学校的一项权利，是学校依据法定事由和法定程序做出影响学生权益的权利。另一种认为高校学生处分是一种行政处罚或行政制裁。“学生处分，又称学校纪律处分，是指学校依据教育法律或其内部管理制度对违反学校纪律的学生的一种行政制裁”。[2要分析高校学生处分权的性质应从其来源和实际价值二方面来认定。首先，从来源看，高校对学生的处分权来自于法律、法规的授权。《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享有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的处分。《高等教育法》第41条进一步明确高等学校的校长有权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因此，高校对学生的处分权是一种来自于法律、法规的授权行政行为。其次，从其实际价值来看，高校处分权的实施是通过限制一部分违纪学生的权利来实现良好教学秩序的建立的目标，从而保障大部分学生的受教育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学生处分权是为实现学生受教育权利而让渡给高校对其实施管理的的一种行政性权力。

二、高校学生处分权和学生权利冲突的法理分析

人类的需求是一切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人类的个体需求，产生个别的社会现象，人类共同的需求，则导致整体的社会现象。人类个体对自身追求利益和自由选择利益的需求导致了权利的产生；而人类对自身追求利益和自由选择利益的环境平安和秩序的需求则使得人们集体让渡出他们自身权利的一部分汇聚成一种公权强制力，从而导致了权力的出现。权力产生之后，一旦个体发生权利滥行或无制约任时，权力即会否定个体利益的追求从而限制个体权利。权力只保护被所有社会个体共同利益相容的个体利益追求行为。权力的这一特性，是和每个社会个体让渡自身部分权利形成权力的初衷不完全一致的。[3另一方面，权力形成后客观上存在易腐性、扩张性以及对权利的侵犯性。正是由于权力和权利在产生及行使机制上具有不同特征使二者之间极易形成冲突。[4高校学生处分权作为一种法律、行政法规授予的行政性权力，其设定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实现个体学生的受教育权。良好的教学秩序是实现学生受教育权和学校办学目标的前提。受教育权的实现除受个体天资或身体条件的限制外，还要受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家庭经济状况的制约。受教育权的公共性质，突出地表现在公民间权利实现的相互制约，也就是说任何人受教育权的实现都不能以牺牲他人的受教育权为代价。所以，为保护教学秩序而设定的高校学生处分权势必和学生个体权利发生冲突。加之，法律通常无法对权力内容范围及其操作过程细化至泾谓分明。我国教育法规非凡是高等教育法规不完善，配套立法严重滞后。以《高等教育法》为例，条例中留有授权性的规定，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依法”等等。但在实施中，这些“国家有关规定”，行为所依之“法”的制定并没有及时跟上，导致实践中行为主体因没有统一明确、具体的实体性和程序性规范而各行其是。而且现有规范漏洞较多，用语不够严谨。对已有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和修订不及时，明显的法律缺陷和漏洞得不到及时弥补。此外，教育法律法规多数属于宣言性立法，较多为原则性规范，没有多少程序性规范，致使法律规定难以收到实效。立法的缺陷以及高校行政的泛化，影响法律法规的执行，使本来具有易腐性、扩张性及对权利的侵犯性的高校学生处分权缺乏严格的约束。

三、高校学生处分权和学生权利冲突的平衡机制

高校学生处分权和学生权利的冲突根本上源于权力和权利之间无休止的冲突。这种冲突必将使得人类社会的活动趋于非理性化和混乱状态，所以必须寻求解决冲突的平衡机制。要平衡高校学生处分权和学生权利的冲突必须通过法律对两者进行明确的界定和规范摘要：

首先要约束权力的任意扩张，必须坚持高校学生处分权设定法定和法律保留原则。即高校学生处分权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范围内进行，高校不能自行创定处分的条件、范围、种类。而涉及学生基本权利的事项应由最高权力机关以法律的形式来设定，行政机关及高校不得自行规定。高校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的规定，制定相应的、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校内规范性文件以适应学校管理的需要。但校内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必须和法律法规的规定相一致，不能抵触。否则应属无效。

其次要约束权力行使者任意扩张权力及在权力行使过程中的权力滥行，必须坚持高校学生处分程序正当原则和司法审查原则。

最后在对作为权力的高校学生处分权作出界定和规范的同时，对学生权利也要给予必要的限定摘要：必须限制和公共利益不一致的个体权利追求，即学生个体权利的追求和校园正常的教学秩序维护必须相一致；必须限制个体权利的无制约性，学生权利的行使应该有一定的限度，不得超出校园正常教学秩序应有的范畴，否则将受到高校学生处分权的相应制约。对于学生权利建立充分救济的同时也应给予必要的限制，建立“先行行政复议”，对于高校学生处分事项的纠纷，应先行纳入行政复议范畴。维其如此才能既维护学生的基本权益又保证校园正常的教学秩序。

参考文献

[1周叶中，周佑勇主编，高等教育行政执法新问题探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摘要:247

[2王洪成，有关学生处分新问题的法律分析[J山东教育科研，2001，(2)

第5篇

三角形中的TC边分别代表时间和成本的资源需求，边长越长，说明资源需求越大；Q边代表的是质量要求，边长越长，说明产品的质量代价越高。而由TQC三边围成的三角形面积B（Benefit），代表的是项目的收益，作为项目投资方，希望效益最大化，即在时间和成本投入一定的前提下，满足质量要求的同时使三角形的面积最大。一个企业在决定项目立项的时候，必然对产品推出市场的时间、资源的投入、交付质量是有限制和要求的，即三角形的三条边长不可能无限长，至少C边是有严格要求的。这个要求不是项目执行过程中某个时间点上的静态要求，而是整个项目过程中动态的，在一定的范围内不断修正和调整的过程。根据项目的生命周期的定义，项目的生命周期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即项目启动、规划、执行、监视与控制和项目结尾，然而根据各阶段的工作任务和项目交付的要求不同，各阶段的持续时间和相互作用的程度也不同，如图2所示。项目要在各个阶段都按照项目设计的范围内无偏差运行是几乎不可能的，那么，在各个阶段该如何来平衡TQC的要求呢？这就要求项目管理人员充分掌握项目的特性和具体要求，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风险评估要做到全面，掌握好项目的交付要求，确保项目在预定的范围内沿着正常的轨道推进，不断修正偏差，保证TQC的平衡。

2如何平衡TQC

一般情况下，项目的资源需求最大的是项目中间的三个阶段，即项目规划、执行和监视与控制阶段，也是最容易产生偏差的阶段，我们就以此来具体探讨如何平衡TQC的要求。在项目规划过程中，重要的工作是项目组研究项目的范围、技术风险和费用等，而这些信息的来源是多渠道的，要经过多次的反馈和细化，这些工作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项目组碰到产品的某些具体规格需求不明确而无法确定产品技术方案时，会造成产品开发计划的延缓，如果继续等待市场人员的反馈，则整个项目进度会受到影响；如果先行选择一个方案开始执行，则有因变更而造成资源浪费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项目管理人员来权衡时间与成本及质量的优先级。众所周知，项目先期的偏差量会在项目的中后期成几何倍数的放大，变更的代价会随着项目的推进而越来越大，“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道理会在项目早期的决策和项目的偏差纠正中体现。在这种情况下，项目管理人员一般会适当延长该阶段的时间来充分掌握项目的具体需求，由此引起的项目进度滞缓争取在后续的工作中来弥补。

在项目的执行过程中，新产品导入过程是一个典型的项目阶段。新产品开发过程中难免发生不可预料的问题，比如，试制过程中的DFM（DesignForManufacturability可制造性设计）问题，测试过程中测试项覆盖不全问题，可靠性测试过程中发现参数不满足设计要求的问题等。而在现阶段，市场部对新产品投放市场做客户方测试的需求很紧迫，质量部对质量的把控也不能放松，研发部对这些问题的改善和产品改版又需要时间。这时候各方的矛盾是很突出，每个部门的需求都合理且紧迫。项目管理人员不能盲目做决定，需要召集各方来协调分析利弊，使项目能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取得项目最合理的阶段付成果。比如，市场部延迟进行客户方测试是否会被竞争对手抢占先机？带着这些质量问题的产品发出去是否会影响客户对产品质量的质疑？加大研发力量来解决问题是否会影响到其他项目的进展？增加新的设备是否会增加成本？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整个项目团队一同来讨论分析，必要的时候还可以采用加权计算法来取得最后的结论。

当然，对三者的权衡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有些时候所作的决定只是针对该工作的先后逻辑顺序的设置安排而已，但这对项目的影响却是很深远的。质量、时间和成本三者的关系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很难用量化的尺度实时来衡量，大多数情况下以一个定性的判断来决定项目的推进方向。如图3可以看出TQC三者在不同条件下的情况：图3a说明追求时间进度，缩短项目周期，成本投入则提高，同时付出降低质量的代价。图3b说明项目在压缩成本，那么项目周期延长，进度延期，同时也要付出降低质量的代价。图3c说明项目追求质量水平的提升，那么时间和成本的投入则增加。从TQC的三角形几何原理可以看出，在一条边或者两条边达到最大值时，另外的边不可能无限延长来满足三角形的几何图形构成，换言之，企业在项目的投入是有限制的，在投入超过极限的情况下，项目将没有任何的经济效益，项目会就此夭折。当然，在项目风险评估的时候会充分考虑到潜在的不可控的因素并提出防控措施，因此，这种情况是极小概率事件。

3结语

第6篇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关键时期，社会状况在总体和谐的同时，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为使经济续顺利向前发展，实现更大程度上的社会和谐，国家有必要采取各种手段对利益冲突加以平衡和协调。而在这当中，经济法担负着自己独特的历史使命。

论文关键词：经济法利益冲突市场运行环境社会道德

1经济法对利益冲突平衡与协调的两大前提

1.1以社会本位作为平衡与协调利益冲突的价值基础

市场机制是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经济效率的最有效手段。与此同时，在正常的市场机制调节下，各市场主体之间也能形成一种相对合理的利益格局。然而，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轨迹告诉我们:自由放任经济下市场机制本身极易遭到破坏，随之而来的利益格局也容易受到扭曲。而且市场机制自身的局限也会引发矛盾，产生新的冲突。面对市场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对冲突加以平衡与协调的难题，现代经济法产生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依法调整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关系。然而，当今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利益主体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各类利益冲突中，既有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的冲突，也有社会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还有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要想平衡好方方面面的利益，经济法需要找准自己的价值定位。如果经济法选择个体利益至上，这样做虽然会刺激个体对利益的追逐，提高经济效率，但却不利于冲突的解决，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此外，在法律层面上，这种做法还会使经济法难以独立于民商法，自身的独特价值难以显现。但是，如果经济法选择以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来协调利益关系，却容易造成国家权力对个体利益的侵害，进而影响了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同时，这还会使经济法很难摆脱行政法的案臼，难以成为真正独立的法律部门。在现实的需要面前，现代经济法最终选择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协调多种利益冲突。而经济法中所指的社会整体利益是与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和公共利益都相关的社会利益，是融个人利益、团体利益以及公共利益为一体的社会利益。在具体的调整过程中，经济法正视各经济主体的利益需求。对于个体的合法利益，经济法给予应有的尊重，只有在个体利益的实现有碍于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和社会整体效益的增加时，经济法才对个体权利的行使加以一定的限制。同样，对于国家利益，经济法的法律规范也仅仅是为了防止国家权力滥用，避免出现以国家利益之名弱化甚至虚化个体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的现象。除了防止个体利益和国家利益过度实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冲击外，为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下的利益平衡，经济法还积极做出制度设计，主动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增长。正是在社会本位的价值基础上，经济法成为在法律体系中，能够从社会整体利益高度，对各类主体的意志、行为和利益进行平衡，实现社会协调发展的唯一法律部门。

1.2以对国家权力的平衡作为对利益冲突平衡与协调的重要前提

经济法是调整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现代民主政治国家及其政府为了修正市场缺陷、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可持续发展而履行各种现代经济管理职能时与各种市场主体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正因为市场缺陷的客观存在，所以国家必须要对经济有所干预。然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当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与经济发展自身的方向一致时，经济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反之，政治权力就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鉴于国家权力的特殊影响力，当政府与市场都置身于经济生活之中时，经济法在协调具体的利益冲突之前，首当其冲的就要平衡好政府的权力。具体而言，经济法需要做出以下努力:其一、经济法要界定好政府与市场在经济方面各自作用的领域，将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只停留在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领域，即市场存在缺陷的领域，切不可借干预经济之机破坏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更不能用政府替代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其二、即便在政府依法享有管理经济权力的领域内，经济法仍然要从权力行使的方式、行使的程序、不当行使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多方面进行精心的制度设计，严格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保证其对经济发展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2经济法对利益冲突平衡与协调的具体途径

在上述两大前提下，经济法主要从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两方面着手，对利益冲突加以平衡与协调。

2.1营造良好的市场运行环境

2.1.1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源泉和生命基础。在良好的竞争环境中，经营者凭借优质的服务、低廉的价格、过硬的产品质量去争夺市场份额，获取利润。这样一来，企业与企业间形成正常的利益关系，消费者的利益有了实现的基础，长此以往，国家的竞争力增强，社会的整体利益必然增加。所以说，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本身就利于协调利益关系，减少不必要的冲突。但在残酷的竞争法则面前，由于盈利动机的驱使，破坏竞争机制的行为会大量涌现。在市场没有足够力量去维护好重要但又脆弱的竞争机制时，在无法直接引导经营者正当竞争的情况下，经济法通过禁止性规范明确告之市场主体，法律既反对破坏公平竞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反对破坏自由竞争的垄断行为。如此一来，经济法以反向禁止的方式来规制市场主体的行为，使偏离方向的经营者回到正常的竞争轨道上来，再通过市场良好的竞争环境本身去协调利益冲突。所以说，在经济运行的这一领域，经济法通过对市场主体权利义务的规范，以迂回的方式平衡与协调着利益冲突。

2.1,2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但是，由于市场机制以各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作为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所以容易造成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短期，最终导致宏观经济不平衡，经济运行中的利益冲突增加。为此，政府需要进行宏观调控，将各市场主体的利益加以协调，统一到追求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轨道上来。在调控的过程中，为不破坏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经济法必须保证政府宏观调控的间接性。即政府不能通过权利义务法律规范直接规定市场主体的行为，而只能依法借助各种经济杠杆和经济政策先调节市场运行的外部环境，然后再引导市场主体根据环境的变化，为自身利益考虑自觉调整各自的经济行为。由此，经济法通过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为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平衡提供了可能。

此外，经济法在考虑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对利益冲突的影响时，还应特别注意代际间利益的平衡问题。为此，我们应时刻注意将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宏观调控法立法与执法的全过程，以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在满足当代人利益需要的同时，又不致于对后代人利益的实现构成威胁。

2.2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道德

公平与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特征。与民商法所强调的形式上的公正有所不同，经济法所追求的是一种实质上的公正。为达此目的，经济法着重采取以下措施:

第7篇

「关键词WTO衡平精神比例原则绿色贸易壁垒

WTO相关的一系列法律中并没有明确提到比例原则，但是比例原则是构成多边贸易体系基础的基本原则之一。所谓比例性，是适当平衡相竞争的权利。衡平精神是比例原则的基本思想，其暗含于WTO的许多法律文本，并贯穿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实践中。例如，TBT协议第2.2条规定，“为完成合法目标，技术规则不应不必要地对贸易加以限制”；SPS协议第5.4条规定，在决定保护的适当标准时，WTO成员国有义务“考虑将不利的贸易后果最小化这一目标。”此外，在“虾和海龟”案中，上诉机构在解释和适用GATT1994第20条的引言时实际上采用了比例性原则。因为WTO协定作为国际法适用的特殊性，在WTO实践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充分运用衡平的艺术，根据WTO协定关于比例原则的规定，巧妙的协调了不同缔约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及环境保护和贸易自由的矛盾。本文正是立足于WTO的理论和实践，对衡平精神和比例原则进行解析。

一、衡平精神和比例原则的现实由来在

贸易自由和环境保护在WTO框架下的冲突是衡平精神和比例原则的现实由来。以“绿色贸易壁垒”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环境保护思想和关贸总协定一贯倡导的贸易自由理论，在当代WTO框架下的冲突主要表现在：

1.理论背景各异自由贸易相对优势理论是WTO贸易自由化的理论基础。根据相对优势理论（ComparativeAdvantageofTheory），即使一国在所有商品的生产上较之它潜在的贸易处于劣势，它仍由可能在贸易中与贸易伙伴共同获利。这些处于劣势的国家，可以通过选择机会成本最小的工业分工，专门生产和出口本国劣势相对较小的产品，同时进口本国劣势相对较大的产品获取经济利益。根据这个理论，所有的国家都应当选择自由贸易作为本国的贸易政策。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环境保护政策的理论基础。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要以经济发展、不断满足人类的各种需要为根本目标，追求人类长期的、全面的、持续的发展，因此把环境纳入经济发展的过程。由此一些国家借助不直接与WTO法律原则相违背的“绿色贸易壁垒”来实现环保的目的。

2.政策目标不同根据自由贸易相对优势理论，实现财富最大化而追求自由贸易，应作为经济政策的目标，可持续发展理论为追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将环境保护纳入经济发展的过程，强调发展经济不应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从根本上讲，两种理论的最终目标并无冲突，但由于对利益的着眼点不同，环境保护往往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理由，成为实现自由贸易的障碍；自由贸易对财富的过分追求，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造成了环境的破坏。所以，当二者之间的“运作轨迹”在某一点产生交叉时，必然会促使矛盾的激化，从而使潜在的抵触表面化。

3.国家利益冲突发达国家经过早期的工业发展，经历过环境破坏的惨痛教训，更为强调“绿色经济”，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战略；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往往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优势产业，此种产业的发展往往需要付出破坏环境的代价。因此，在对待环境保护和自由贸易的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很大冲突和分歧，南北矛盾尖锐，呈现出全面的对立和紧张关系。“绿色贸易壁垒”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斗争的主要焦点。

正是基于以上出现的新问题，WTO争端解决机制才不得不在维持现存自由贸易的制度框架下，采用英美法系特有的衡平精神，采用具有调和作用的比例原则，以便应对复杂因素对相对比较完善的世界贸易制度框架的挑战。

二、衡平精神和比例原则的理论支撑

1.博弈论WTO协定作为国家的贸易框架，涉及不同国家的根本利益，其本身就是各成员政治谈判和妥协的结果，WTO法律本身就是不同力量动态博弈的产物，因此WTO法律规定呈现原则性、框架性、含糊不清的特点，不确定性法律规定比比皆是，“合理”、“适当”、“过分”、“明显”、“重大”、“通常标准”、“其他情形”等概念被大量使用。这为环境保护和贸易自由的相互博弈提供了很大空间。比例原则的适用正是为避免WTO框架下不同力量博弈过程中“囚徒困境”（PrisonerDilemma）现象的出现，毕竟，参与世界贸易的各方不愿意看到，在他们追求本国收益或福利最大化时，最后的最优均衡却是最坏解。在WTO框架下，“囚徒困境”模型的应用将会避免不同的国家为实现各自的目标而实施对自己贸易伙伴过分有害的政策。现实中，在具体适用GATT1994第20条时，“虾和海龟”案的上诉机构强调指出，“解释和适用引言的任务是在成员国援引第20条例外规定的权利和其他成员国基于GATT1994实质性规定的权利之间定位并画出一条平衡线，这样，任何相竞争的权利都不会抵消对方从而使协议中由成员国亲自设定的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遭到歪曲、失效和削弱。”在“虾和海龟”案中，上诉机构平衡线的定位方式，为不同目标的缔约方寻求了力量的平衡点，从而促进各方的合作，达到WTO框架下效果的最优化。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条所谓的“平衡线”是极具有灵活性的、动态变化的，它本身就是一个更为模糊和主观化的概念，只有在具体的个案中它才会真正体现价值。

2.环境成本内在化环境成本内在化理论，以环境问题的“外部不经济性”为前提。所谓“外部不经济性”，即市场主体行为对环境资源的不利影响往往由行为主体以外的第三方（包括他人及后代人）承担。环境成本内在化，就是通过一定的措施，将环境成本纳入生产成本，从而体现资源的稀缺性，消除其外部不经济性。实现环境成本内在化，往往通过环境费、环境税、环境标准与环境标志制度等具体措施，从而作为市场准入条件，改变一国产品的比较优势。因此，环境成本标准的确立与统一，是环境成本内在化的关键。WTO以环境成本标准作为衡平的基点，调整因环境成本内在化带来的冲突，从而实现环境效益的最大化。然而需要补充的是，现实中环境成本的内在化往往是一个难以达到的目标，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目标的实现更为困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和技术水平使得其为实现环境成本的内在化需要付出发展速度减损的代价。世贸组织在确定环境成本标准这一衡平的前提时受到的阻力往往也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理论适用的超前必然会带来实际应用中的“更不经济”。

三、衡平精神和比例原则的现实操作

1.法律解释的衡平鉴于成员国之间因环境问题引发的贸易争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世贸组织法许多条款或术语含糊不清，以致于成员国对同一概念的理解各不相同所造成的，因此，对实践中已经发生或今后可能发生解释分歧的条款或术语进行官方的正式解释是防止因环境问题而引发贸易争端的有效途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作为WTO规则适用于具体的国际贸易争端的“司法机关”，通过对WTO规则的法律解释，使模糊的WTO规则准确适用于个案，其法律解释的过程实质也是“平衡线”确定的过程。WTO规则的法律解释方法主要有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和法意解释四种：

（1）文义解释，指按照法律条文用语之文义及通常使用方式，以阐述法律之意义内容。文义解释的方法可以分为平义解释和特殊文义解释的方法。《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1款规定条约应依其用语“所具有的通常意义”解释，即准用平义解释方法，而该公约第31条第4款规定“倘经确定当事国有此原意，条约用语应使其有特殊意义。”即准用特殊文义解释方法。文义解释的方法普遍存在于WTO的实践中，如“美国-关税法第337节案”专家组对“必需”的解释，“美国禁止某些虾及虾制品进口案”中，上诉机构对“相关”的解释，“美国-精炼汽油和常规汽油标准案”专家组对“可用竭资源”的解释，均采用文义解释的方法，但是如果通过文义解释的方法仍不能确定某些关键词的含义，只好求助于体系解释的方法了。

（2）体系解释，又称为语境解释，是以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阐明其规范意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1款规定“按其上下文”解释条约，即准用体系解释方法。体系解释方法往往也作为专家组验证其结论的方法，在“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一案中，专家组体系解释的方法较有代表性。

（3）目的解释指以法律规范目的为依据，阐释法律疑义的一种解释方法。《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规定“参照条约目的及宗旨”解释，即准用目的解释方法。1987年墨西哥、加拿大和欧共体诉美国关于石油及其他产品收费案、1989年美国337条款案、1992年加拿大与美国关于酒类销售限制案等案件中，专家组不仅根据文本字面来解释，还根据有关条文的目的如产品平等待遇、有效保护机会均等进行解释。

（4）法意解释又称为历史解释，是指探求立法者或准立法者于制定法律时所做的价值判断及其欲实现的目的，以推知立法者的意思。《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2条把“条约之准备工作及缔约之情况”作为解释的补充资料，即准用法意解释的解释方法。在“美国对欧共体某些产品的进口措施案”中，专家组运用法意解释的方法来确定DSU第21条第5款中“包括可能时诉诸原来的专家组”的含义。专家组认为，“在邓克尔文本中第19条第5款使用‘可能时涉及诉诸原来的专家组’。更早时代瑞士代表团提出在DSU中引入仲裁的提议。看起来，谈判者倾向于使用‘包括诉诸原来的专家组’代替‘涉及诉诸原来的专家组’，是想反映WTO争端解决程序的扩大。”

2.权利义务的衡平GATT/WTO争端解决机构对个案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解释，只是做到了法律适用规范意义上的相对合理化，然而更进一步的工作则是通过合理分配缔约方的义务，以协调平衡其利益。较为典型的是GATT1994的20条“一般例外”条款中举证责任（burdenofproof）的分配问题。在1996年“汽油标准”案中，上诉机构在举证责任的负担上裁定：援用该例外的成员承担证明该措施不构成此类例外的滥用的举证责任。这在表面上看与国内法意义上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并无差别，但是，实质上，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出发点在于：首先，被告方援引例外条款成功的可能性相对来说较小；其次，从被诉方角度来说，尤其从由被诉方承担举证责任而产生的总体诉讼成本来说，由被诉方举证的诉讼成本一般较原告方举证更为低廉。所以，如果由被诉方承担举证责任，那么结果便是程序和差错成本极有可能小于由原告方承担举证责任产生的成本。从GATT争端解决机构的这一作法上，我们可以体味到衡平精神的深邃内涵。

第8篇

1.企业战略目标定位不明确。

只有战略明确，才可以正确指导企业的决策，使得所有行动都能向同一个方向发展，做到全体员工与管理者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2.绩效考核观念落后

单纯强调对行为结果的控制与考核，这大大挫伤了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无法充分发挥企业人力资本的作用。

3.考核指标制定缺乏科学性与实用性，工作效率低下。

选择什么样的绩效考核指标是绩效管理中的又一重大难题，不仅如此，企业应根据自身发展的特点，包括所处的生命周期，结合作业成本管理及风险管理的要求，确定每一个指标所占的比重，正因如此，即使是同一个领域同一个行业，也会因为不同的企业现状，而有千差万别的绩效考核指标。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一些国有煤炭企业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忽视了煤炭企业考核指标的差异性，盲目照搬管理模式，不仅没有为煤炭企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反而使得煤炭企业的发展陷入困境。

4.企业中缺乏必要的沟通体系，绩效管理过程中无法进行有效沟

绩效管理是一个持续沟通的过程，需要管理者能就战略目标要求员工上下沟通，使各部门及个人目标始终与之保持一致。目前，煤炭企业的沟通与反馈机制并不十分完善，管理者往往不重视与员工充分沟通，对企业战略的理解无法得到统一，导致员工不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进而直接影响企业的效率。

5.绩效考核体系的发展没有与企业发展同步，没能做到与时俱进。

煤炭行业的生命周期明显，都要经历建矿、生产、衰落和关闭，随矿床发现而生，并随资源耗尽而衰，因而，绩效考核体系也应随着企业的发展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完善，一旦一成不变，该体系则如同虚设。

6.安全与环境问题需要得到高度重视，并成为企业绩效考评的重要指标。

近几年煤炭企业大型安全责任事故时有发生，如透水、塌方、瓦斯爆炸事件都为煤炭生产敲响警钟，这些事故不仅带来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同时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也不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生态战略，大量的粉尘和废水排放以及废气废渣对当地生态造成了严重影响，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所以将安全与环境指标引入绩效考核迫在眉睫。将平衡计分卡应用于国有煤炭企业之中并加以发展，不仅可以兼顾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即重视有形资产又重视无形资产，利用战略地图模型这一工具，还可以将整个企业的战略目标与企业业绩评价的指标紧密结合，从而形象突出地展示出各个维度指标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同时平衡计分卡的方法体系相对固定，也可以对国有煤炭企业的统一指导，改善国有煤炭企业业绩评价指标体系中的问题，促使企业形成一套战略性的指标体系。

二、国有煤炭企业平衡计分卡基本框架的构建与修正

经典平衡计分卡的“平衡”表现在通过从财务、客户、内部运营以及学习与成长这四个维度实现的财务与非财务衡量方法之间的平衡，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之间的平衡，企业组织外部群体和内部群体之间的平衡，领先指标与滞后指标之间的平衡以及结果指标与动因指标之间的平衡等多个方面的平衡，是相对于传统评价方法导致的以偏概全，以部分代替整体的情况而言的。但是传统的平衡计分卡并不符合煤炭企业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于企业而言能否获得长期生存与繁荣途径是考虑并满足所有重要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而一个企业仅仅按照四个维度来关注两到三个利益相关者仍旧缺乏长期生存和繁荣的必要条件，因为处于不同行业的企业，在同一行业中的不同企业，甚至是同一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关注利益相关者是不一样的，从来就不存在能够放之四海皆准的利益相关者标杆，因此计分卡也不应当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所谓“四个维度模板”，四个维度并不能完全、充分地描述、解释企业的战略。在考虑到平衡计分卡适用性的同时，结合国有煤炭企业的具体情况，对经典平衡计分卡进行拓展，加入环境与安全指标，进一步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有煤炭企业的业绩评估体系与战略管理措施。在确定这五大维度之后，若要明确具体指标及其指标权重，首先要根据企业的发展现状，结合内外部环境和生产经营条件，决定企业的战略目标。战略目标的描绘是实施平衡计分卡的逻辑起点。通过对战略目标进行细化，将每个细化目标明确到每个部门和每个员工，从而设立相对应的绩效考评指标，使细化目标同企业的战略目标达成一致。财务指标作为企业业绩评价的“硬指标”，它的设计既要与煤炭企业的发展战略紧密联系，又因作为结果因素，而受到另外三个非财务指标（激励因素）的影响，使财务与非财务指标之间构成一条垂直的因果关系链，因而说财务指标是煤炭企业实现愿景的落脚点和归宿。财务指标的总体目标是满足股东，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财务指标能够直接地衡量出经营活动的最终成果,最终体现股东利益的实现状况。在平衡计分卡里,其它几个方面的改善必须要反映在财务指标上,但从现实情况来看，非财务指标由于其本身的滞缓性，导致短期内无法表现为财务报表的业绩增长，甚至还会出现倒退，但这并不影响非财务指标对财务指标的重要作用。在财务指标中，现金流量指标不容忽视。客户指标是实现财务指标的源泉，是煤炭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用来反映企业如何满足客户的需要。作为国有煤炭企业的客户,他们关心的是运输成本、交货效率、产品质量、企业信用等等,平衡计分卡中客户方面的指标主要有:客户满意程度、客户保持程度、新客户的获得、客户获利能力、市场份额等。内部运营指标是实现其他四个指标的基础，公司财务目标的实现,客户需求的满足，人员的高效工作以及安全环保生产都需要靠卓越的内部运营流程来支持。而卓越的内部流程需要企业弄清当前和潜在客户的需求并开发新产品以满足这些需求。

对于煤炭企业而言,煤炭本身就是产品,要对煤炭进行大的改革和创新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实现的，而且煤种的创新往往会受到原煤成分的影响。煤炭企业的创新主要是指开采和煤炭加工技术的创新或者是延长产业链，增加产品组合。学习与成长指标与企业的人力资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各项指标实现的核心力量。我国煤炭企业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力资本在长时期内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从而没有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潜在能力。在新的环境形势下，人力资本潜力的开发已成为我国煤炭企业的一项迫切性任务，人力资本的量化则是人力资本开发的前提，而学习与成长指标的设置是实现这一量化的关键。环境与安全指标是落实其余四个指标的要求，是响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体现，同时也是国有煤炭企业应承担起的一份社会责任。煤炭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三废”，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则会给我们的生存环境带来巨大的破坏与威胁，而“三废”的处理问题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成本以及利润。煤炭企业事故的高发生率要求煤炭企业把安全作为一项贯穿企业发展的具体要求。这一指标可大致分为三类：污染物产生指标；废物回收利用指标；矿山生态保护指标。之所以将环境指标以及安全指标合二为一，不仅仅是因为二者有共通之处，更是在控制利用BSC对业绩评估所带来的成本。除此之外，这五大指标下的具体指标设置，必须有重点地对指标进行取舍，应选择对本企业影响最大的并符合企业现状的指标，以免给BSC的实施带来不必要的附带成本，因此要正确对待成本与效益之间的关系。在构建平衡计分卡的基本框架时，企业要注意所选择的指标要与企业的战略目标相关，要为战略目标的实现服务，一旦脱离战略单独存在，也就失去了运用指标的意义。因而，选择指标要从战略出发，从战略实现的要求出发。面对如此之多的指标，企业应该根据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营运情况及外部环境的具体现状，采用最适合的指标，并以此确定每一个指标应占的比重。这不仅仅是从作业成本管理的角度出发，更是服务于企业的战略目标以及愿景。企业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经历着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及衰退期等不同的阶段，其战略目标也会有所不同，因而，平衡计分卡具体指标的设置以及权重的分配也应随着企业所处时期的不同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在运用过程中，要做好指标的量化工作，除财务指标外，其余指标均有定性类指标，则需要根据企业业绩及内外部环境等情况加以仔细考虑，完善企业信息系统及反馈系统，充分实现指标的量化。另外，在最后的指标分析过程中，要确定指标类型，常见的指标类型有极大型、极小型、居中型以及区间型，在确定类型之后，将评价指标的类型进行一致化处理。否则，就无法判定综合评价值是越大越好，或是取值越小越好，也就无法综合评价各备选方案的优势。

三、国有煤炭企业平衡计分卡战略地图模型的构建

平衡计分卡基本框架只是从静态的角度解释了五大维度及其具体指标，并没有阐述企业在现实使用平衡计分卡的过程中，五大维度是如何相互作用，完成绩效评估及战略管理这一任务。战略地图模型也就应运而生。根据罗伯特•卡普兰（RobertS.Kaplan）和大卫•诺顿（DavidP.Norton）的研究表明，平衡计分卡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代是仅作为绩效评价工具的平衡计分卡时期，第二代是平衡计分卡+战略地图时期，现在正处于它的第三代平衡计分卡+战略地图+战略中心组织时期。平衡计分卡实现最基础的绩效评价功能，而战略地图的出现，将平衡计分卡提升到全新的高度，使之成为行之有效的战略管理工具，并作为平衡计分卡的核心工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并不是每一个企业都可以成功运用平衡计分卡，它的运用又需要一定的管理基础及经验，因而提出了战略中心组织的概念，它有别于其他一般的组织。因此，根据国有煤炭企业特点以及发展趋势，应该根据修正后的框架构建新的战略地图模板进行绩效管理。

四、结语

第9篇

论文关键词：经济法利益冲突市场运行环境社会道德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关键时期，社会状况在总体和谐的同时，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为使经济续顺利向前发展，实现更大程度上的社会和谐，国家有必要采取各种手段对利益冲突加以平衡和协调。而在这当中，经济法担负着自己独特的历史使命。

1经济法对利益冲突平衡与协调的两大前提

1.1以社会本位作为平衡与协调利益冲突的价值基础

市场机制是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经济效率的最有效手段。与此同时，在正常的市场机制调节下，各市场主体之间也能形成一种相对合理的利益格局。然而，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轨迹告诉我们:自由放任经济下市场机制本身极易遭到破坏，随之而来的利益格局也容易受到扭曲。而且市场机制自身的局限也会引发矛盾，产生新的冲突。面对市场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对冲突加以平衡与协调的难题，现代经济法产生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依法调整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关系。然而，当今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利益主体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各类利益冲突中，既有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的冲突，也有社会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还有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要想平衡好方方面面的利益，经济法需要找准自己的价值定位。如果经济法选择个体利益至上，这样做虽然会刺激个体对利益的追逐，提高经济效率，但却不利于冲突的解决，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此外，在法律层面上，这种做法还会使经济法难以独立于民商法，自身的独特价值难以显现。但是，如果经济法选择以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来协调利益关系，却容易造成国家权力对个体利益的侵害，进而影响了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同时，这还会使经济法很难摆脱行政法的案臼，难以成为真正独立的法律部门。在现实的需要面前，现代经济法最终选择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协调多种利益冲突。而经济法中所指的社会整体利益是与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和公共利益都相关的社会利益，是融个人利益、团体利益以及公共利益为一体的社会利益。在具体的调整过程中，经济法正视各经济主体的利益需求。对于个体的合法利益，经济法给予应有的尊重，只有在个体利益的实现有碍于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和社会整体效益的增加时，经济法才对个体权利的行使加以一定的限制。同样，对于国家利益，经济法的法律规范也仅仅是为了防止国家权力滥用，避免出现以国家利益之名弱化甚至虚化个体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的现象。除了防止个体利益和国家利益过度实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冲击外，为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下的利益平衡，经济法还积极做出制度设计，主动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增长。正是在社会本位的价值基础上，经济法成为在法律体系中，能够从社会整体利益高度，对各类主体的意志、行为和利益进行平衡，实现社会协调发展的唯一法律部门。

1.2以对国家权力的平衡作为对利益冲突平衡与协调的重要前提

经济法是调整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现代民主政治国家及其政府为了修正市场缺陷、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可持续发展而履行各种现代经济管理职能时与各种市场主体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正因为市场缺陷的客观存在，所以国家必须要对经济有所干预。然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当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与经济发展自身的方向一致时，经济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反之，政治权力就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鉴于国家权力的特殊影响力，当政府与市场都置身于经济生活之中时，经济法在协调具体的利益冲突之前，首当其冲的就要平衡好政府的权力。具体而言，经济法需要做出以下努力:其一、经济法要界定好政府与市场在经济方面各自作用的领域，将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只停留在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领域，即市场存在缺陷的领域，切不可借干预经济之机破坏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更不能用政府替代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其二、即便在政府依法享有管理经济权力的领域内，经济法仍然要从权力行使的方式、行使的程序、不当行使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多方面进行精心的制度设计，严格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保证其对经济发展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2经济法对利益冲突平衡与协调的具体途径

在上述两大前提下，经济法主要从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两方面着手，对利益冲突加以平衡与协调。

2.1营造良好的市场运行环境

2.1.1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源泉和生命基础。在良好的竞争环境中，经营者凭借优质的服务、低廉的价格、过硬的产品质量去争夺市场份额，获取利润。这样一来，企业与企业间形成正常的利益关系，消费者的利益有了实现的基础，长此以往，国家的竞争力增强，社会的整体利益必然增加。所以说，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本身就利于协调利益关系，减少不必要的冲突。但在残酷的竞争法则面前，由于盈利动机的驱使，破坏竞争机制的行为会大量涌现。在市场没有足够力量去维护好重要但又脆弱的竞争机制时，在无法直接引导经营者正当竞争的情况下，经济法通过禁止性规范明确告之市场主体，法律既反对破坏公平竞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反对破坏自由竞争的垄断行为。如此一来，经济法以反向禁止的方式来规制市场主体的行为，使偏离方向的经营者回到正常的竞争轨道上来，再通过市场良好的竞争环境本身去协调利益冲突。所以说，在经济运行的这一领域，经济法通过对市场主体权利义务的规范，以迂回的方式平衡与协调着利益冲突。

2.1,2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但是，由于市场机制以各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作为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所以容易造成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短期，最终导致宏观经济不平衡，经济运行中的利益冲突增加。为此，政府需要进行宏观调控，将各市场主体的利益加以协调，统一到追求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轨道上来。在调控的过程中，为不破坏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经济法必须保证政府宏观调控的间接性。即政府不能通过权利义务法律规范直接规定市场主体的行为，而只能依法借助各种经济杠杆和经济政策先调节市场运行的外部环境，然后再引导市场主体根据环境的变化，为自身利益考虑自觉调整各自的经济行为。由此，经济法通过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为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平衡提供了可能。

此外，经济法在考虑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对利益冲突的影响时，还应特别注意代际间利益的平衡问题。为此，我们应时刻注意将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宏观调控法立法与执法的全过程，以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在满足当代人利益需要的同时，又不致于对后代人利益的实现构成威胁。

2.2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道德

公平与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特征。与民商法所强调的形式上的公正有所不同，经济法所追求的是一种实质上的公正。为达此目的，经济法着重采取以下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