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象与生活论文第1篇

【关键词】 《内经》;肾（中医）;脏腑;情志（中医病因）

藏象理论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是《黄帝内经》中最重视、论述最多的一项内容。肾藏象理论是《内经》藏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以五脏为核心的五个藏象子系统理论之一，与中医各科尤其是内科、妇科和骨外科的临床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发生学方法因其特有的视角、手段以及独到的逻辑性和鲜明的科学性，已逐渐被引入中医藏象理论的研究领域。中医发生学方法是指运用文献学、训诂学、文化学、历史学、哲学、逻辑学等方法，对中医理论萌芽时期的基本观念和基本原理的产生、形成与演化做出明确详实的诠释。考察的焦点是中医理论赖以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主要的、本质的、必然的因素，尤其是独特的方法因素，从而实现对中医学认识的反璞归真［1］ 。

虽然肾藏象理论的发生有一定的解剖形态基础，但众所周知，古代文化有重道轻器的明显特征。中医学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早期土壤之中，从古文化角度对藏象理论的发生进行研究才是最主要的和“正宗”的。笔者已在有关文献中系统阐述了肾藏象理论的发生同传统文化尤其是先秦哲学的重要关系，这其中，阴阳学说、五行学说、气论自然观、精气理论和“精水合一”说对肾藏象理论的萌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指导作用。除此之外，形神观念也是当时的重要哲学理念之一，它对肾藏象理论发生的作用尽管不如阴阳五行和精气等全面深入，但对于其中某些内容的发生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甚至直接促成了“肾应惊恐”等命题的出现。可以说，没有古代形神观念的影响，肾与情志的关系问题将会出现理论空白。笔者针对此观点试述如下。

1 古代形神观念的内容以及对《内经》的影响

形神关系与精气学说有重叠又有扩展，但又有一定的区别。它着重探讨体和用的关系，即物质和功能的关系，包括人体形态结构与功能和思维的关系及其规律。

结构与功能是物质系统的普遍性，二者之间的辨证关系也是一切哲学和科学体系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内经》中形与神俱的“形神一体观”即是对这种辨证法的重要认识。肾藏象理论中“肾藏志、应惊恐”理论的发生是这种辨证观的典型运用。“志”为五志之一，“惊恐”属七情范畴，五志指精神意识思维，七情属于人的情感。“肾藏志，应惊恐”是“形与神俱”观念的具体体现。

气论哲学中除了精气本身的概念特征和它所衍生的方法论之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形神关系的辨证考察。早期比较典型的观点见于《荀子·天论》篇中“形俱而神生”的唯物主义心身一元观。这个观点被移植到中医领域并得到认同的明显依据来自于《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形与神俱”这一命题。就中医学看来，人体生命活动之外在显现（广义之神）和形体是统一的，心理活动（狭义之神）作为生命活动外在显现的一个重要类别，和形体自然亦是统一的［2］ 。与气论自然观相对应的方法论———“司外揣内”、“以表知里”，不言而喻地将机体内在的“藏”视为外在“象”变化的依据，因而，显现于外的心理现象，也属于需要观察的“象”的范畴，其依据亦毫无例外地存在于形体之中。

《灵枢·本神》曰:“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内经》观察到生命形体及所禀生理功能（包括精神心理方面的功能活动）均源于父母之精（物质）的相合，父母之精乃新生命个体（形神）的物质基础。《内经》还对死亡现象进行了观察，《灵枢·天年》载:“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即死者形神分离，那么生者必是形神不离。这也是《内经》对形与神俱观念的肯定、接纳与佐证。

《灵枢·营卫生会》云:“血者，神气也。”《灵枢·平人绝谷》云:“神者，水谷之精气也……。”这些论述强调了机体的生命活动（包括精神意识思维活动）是精、气、血等物质所派生的，精、气、血是生命活动（包括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物质基础，即神本于形质而生。而且，神不能脱离形体单独存在而必须依附形体存在，它的功能状态也受形体健康状况的影响。故《素问·上古天真论》云:“形体不敝，精神不散。”《素问·移精变气论》进一步指出:“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素问·疏五过论》:“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张介宾将此义理解为形乃“神明之宅”（《景岳全书·卷二·传忠录·治形论》），又说“形者神之体，神者形之用;无神则形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类经·十九卷·针刺类》）

《素问·脉要精微论》云:“五脏者，中之守也。”《内经》观察到生命活动以五脏为中心，便进一步将神分宅五脏，于是有了“神藏五”（《素问·三部九候论》）。《灵枢·本藏》:“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灵枢·经水》:“五脏者，合神气魂魄而藏之”是“神藏五”的具体论述，也是“肾藏志，应惊恐”结论赖以发生的前提。

神分宅五脏，必须将神一分为五，故《内经》分“神”、“魂”、“魄”、“志”、“意”5种。《灵枢·本神》云:“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尽管历代对魂、魄、志、意各自的释义并未取得完全一致，但均承认四者之间存在着差异。这是“肾藏志，应惊恐”结论发生的进一步前提。

转贴于

五神各有分工，各司其职，各有其所宅之脏。《素问·宣明五气论》云:“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除了五行学说介入的因素外，这种分工本身也是对精神活动不同层面或阶段的概括，都属神的范畴，在心神主导下进行生命活动，因此《内经》认为“心藏神”。如《素问·灵兰秘典论》云:“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神总统魂魄，并赅意志，这便是《内经》的五脏对应

五志的理论。又《灵枢·本神》云:“肝藏血，血舍 魂;……脾藏营，营舍意;……心藏脉，脉舍神;……肺藏气，气舍魂;……肾藏精，精舍志。”营、血、脉、气、精等是五神的物质基础，再次强调了形与神俱的唯物辨证观。

2 形神观念与“肾藏志”命题的产生

张伯华先生对五神进行过细致的研究，认为《内经》中“志”的含义较多，大致相当于现代心理学的意志、记忆、情绪、情感等。有学者认为，广义的志与神同义，泛指各种精神情绪活动。如《左传·昭公廿五年》:“以制六志。”《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以使志生，……使志无怒，……使志安宁，……收敛神气，……无外其志，……使志若伏若匿……。”《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在志为怒，……在志为喜，……在志为思，……在志为忧，……在志为恐。”狭义的志一指现代心理学所谓的意志。《灵枢·本神》云:“心之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王冰注《素问·宣明五气论》“肾藏志”云:“专意不移者也。”二即记忆。如《素问·宝命全形论》云:“慎守勿失，深浅在志。”杨上善注:“志，记也。”《荀子·解敝》云:“志也者，藏也”，“藏”即记忆。

笔者认为，从《素问·宣明五气论》和《灵枢·本神》的行文句式来看，将“肾藏志”与“肺藏魄”、“肝藏魂”等并举，其中的“志”当属狭义的志，而且尤其指意志。

首先，精为肾所藏。《素问·六节藏象论》曰:“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精是志的物质基础。精乃“身之本也”（《素问·金匮真言论》），《灵枢·经脉》曰:“人始生，先成精。”《灵枢·本神》曰:“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素问·上古天真论》曰:“积精全神”，此之谓也。

其次，《素问·灵兰秘典论》云:“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对这句话的理解，虽历代歧义甚多，但要义不外三点:脑力思维活动、身体筋骨动作与功能和生殖能力与行为。从上述有关精的论述来看，肾精乃生身之本（生殖）、强身之本（体力）、全神之本（脑力），即诸般行为（生殖行为、肢体动作、思维反应等等）之灵巧，无不由肾所出，而自觉行为无不由意志（即现代心理医学所认为的有着明确目标的意向性心理过程）所支配，故有“肾藏志”之论断。也就是说:对行为受意志支配的体悟是“肾藏志”理论赖以发生的另一个重要环节。

狭义之志的第二个含义是记忆，《灵枢·本神》有“肾……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的观察。与健忘相关的脏腑不止有肾，如《灵枢·大惑论》:“人之善忘者，何气使然?歧伯曰:上气不足，下气 有余，肠胃实而心肺虚……。”《素问·调经论》:“血并于下，气并于上，乱而喜忘。”笔者认为，同其它脏腑相比，伤肾之健忘临床更为多见，这是肾与记忆相关的依据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肾藏志”也是从生理病理现象观察得出的论断［3］ 。

3 “肾应惊恐”命题的产生与形神观念的关系

人的七情有“怒、喜、思、忧、悲、恐、惊”是人体对外界各种刺激的一种应答性反应，属情感活动。七情分属五脏，事先也须将情志分为5类，这也是由于人的情感确实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区分。当然，这种分法仍然有五行学说介人后进行归纳的需要。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素问·天元纪大论》的“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两种说法稍有差别，但后一种较为公认。惊与恐类似，《内经》常惊恐并称，如《素问·血气形志》云:“形数惊恐”，《灵枢·口问》云:“大惊卒恐”。

对恐惧太过的病理观察，是《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肾“在志为恐”的主要依据。《灵枢·本神》曰:“恐惧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疫痿厥，精时自 下。”《素问·举痛论》言:“恐则气下”，“恐则精却”等等，都是机体“形”与情感活动“神”之间关系的不同形式的反映。由此可见，肾“应惊恐”这一结论也是以“形与神俱”的古代形神观为前提并充分体现了这一重要前提。

综上所述，肾应惊恐这一命题，是在古代形神观念的指导和影响下产生形成的。虽然有其它哲学观念的影响和生理病理现象观察等因素的介入，但形神观念无疑是个重要的文化背景和具有哲学指导意义的前提。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肾藏象理论，使之发挥更为明确的临床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如辉.中医理论的发生学研究［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99，23（2）:2.

气象与生活论文第2篇

[关键词]朝鲜；风格；诗词；养气；气与理

本文的“朝鲜”是指当今朝鲜国家与韩国历史上共同的朝鲜王朝时期。中朝文化交往源远流长，早在唐宋时期，朝鲜伴随着中原文化、制度的引入，朝鲜的文学批评也随之繁荣起来。朝鲜文论深植于中国文论基础之中，唐宋诗词的深远影响也使朝鲜文论建构在诗词基础之上。气论是中国哲学与美学的重要范畴，文气在朝鲜文论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这就为我们研究中朝文学批评提供了便利。本文拟通过“文气”来分析中国文论对朝鲜“文气说”的影响。

一、朝鲜“奇人吐奇气”

高丽国李奎报（1169-1241）是这一观点的倡导者。他在《书韩愈（云龙杂说）后》中说：“庸人不能吐文章词气，唯奇人然后吐之。”李奎报借韩愈云龙之感表述了其思想：“人不凭文章才艺，亦无以神其灵也，且乖龙不能兴云，唯神龙然后兴之……庸人不能吐文章词气，唯奇人然后吐之。”这与他“气本乎天，不可学得”的文气观点相同。他认为只有奇人才能使诗文“绚焉为锦绣罗谷，峭焉为高峰绝岸”，达到意深语精、韵险词工的境界。

1.诗人之“气”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李奎报写有《郁怀有作》：“有时一滴酒沾唇，犹未写千愁万虑填胸中。安得与太白、子美对醉横笔阵，吐出郁气和长虹。”这首诗表达了自己才能不得施展的郁郁之情，同时又表现出对李杜诗歌超逸、沉郁之气的赞佩。李奎报关于“气”的评论融合了自身实际，并将这种心态切人到李杜的人生经历中，对李白、杜甫仕途起伏引起的情感变化做了更为直观的评说。

李奎报的“奇人吐奇气”深深建构在中国魏晋时期气论基础之上，特别是受曹丕“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观点的影响。他在这里既承认了气的差异性，又强调了“气”的整体性带来的审美效果。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论极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文气理论最为活跃的阶段。由先秦两汉至此，“气”与“韵”结合起来，形成了著名的“气韵”学说。“气”可理解为画面和作品的元气。“韵”则是借鉴当时人物品藻引出的概念，是就人物形象所表现的个性、情调而言的。“气”是混沌圆融的，是作家与作品二者之气带给观者的整体印象和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将王充的“精气说”引入到文学批评领域，并发展了这一观点。曹丕的《典论・论文》为其代表。《典论・论文》开篇将“文人相轻”归结为“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曹丕不仅说明作家之气各不相同，认为文章之气也有所区别：“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继而推出结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所论之“气”，强调的是作家由于性格才气的差异导致的作品差异性。差异是由于天性使然，不是通过学识就可以达到的。这与明代公安派所说的“性灵”、李贽的“童心”、汤显祖的“情”是相通的。

李奎报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在肯定诗人的特定性（“奇人”）的同时，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诗人的社会经历，并将观者的经历与被观者的经历结合起来。继李奎报之后，一些朝鲜诗评家也表现出了类似看法。李算（1752-1776）在《日得录》中说：“陆务观不可但以诗人论。其平生倦倦于恢复大计，……而潦倒不遇，既无以自摅其蕴，则慷慨壹郁之志，卓荦倜傥之气，一发之于吟讽。”这里将陆游的诗词气概与其人生境遇、人格风范联系了起来。

2.诗人之“气”与学习修养的关系

朝鲜诗话家许筠（1569-1618）在研究中国古典诗词方面有着独到见解。从指导朝鲜文学创作的角度出发，他对“诗如何造极”进行了探索。

许筠在《诗辨》中说：“然则诗何如而可造极耶？日：先趣立意，次格，命语，句活，字圆，音亮，节紧。……格见于篇成，浑然不可镌，气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尽是而出之，则可谓之诗也。”诗怎样才能达到造极的境界呢？许筠认为，应先立意，再讲求格律，然后斟酌用辞，最后考虑音节。他认为好诗应该雅俗互融、“合而雅健”，也要漫溢“豪冲”之气，“平淡不流于浅俗，奇古不临于脏癖”。许筠同时讨论了诗歌的创作方法：怎样咏象、铺叙、比兴、用事、议论，怎样做到文辞绮丽，才能达到“格见于篇成，浑然不可镌，气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的境界。许筠认为，诗境的显现、手法的运用都是诗歌创作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只有做到这些才能“气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中国传统将“养气”放在了突出的地位，即通过作家自身道德和思想的修养使创作主体得到完善。至于怎样将气运用于创作当中则没有详细的表述。许筠从朝鲜文学发展的状况出发，将诗文的立意、格律的安排、言辞的运用、音节的调配等方面融合到“气”当中，从而将创作的各个环节联系在一起。另外，许筠在承认诗人之气不可强致的同时，也认为通过一定的学习和修养可以提高个人之气。

二、朝鲜“学诗养气”

1.以唐诗为范本

朝鲜王朝初期，朝鲜文论与创作处于低谷。许多朝鲜诗论家开始关注诗人内在修养对文学的重塑作用。自李齐贤（1288-1367）起，程朱理学被引入朝鲜，影响日盛。“理”开始介入到传统的诗论当中，与“气”相提而论。徐敬德、李混、李珥都是朝鲜著名的理气论者。到许筠时期，“气”论与“理”论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在李光“主气论”的带动下，朝鲜诗论的养气说得到了发展，并在批评文本上表露出以唐诗为范本的倾向。李植在《学诗准的》中说：“近代学诗者，或以韩诗为基，杜诗为范，此五山、东岳所教也。石洲虽终学唐律，初亦读韩。崔孤竹末年才涸气萎，亦读韩诗。”朝鲜很多诗论家如崔滋等人都是在学习唐诗的过程中达到修养身心的目的。近代学诗者亦如此。如南龙翼《壹谷诗评》云：“余思学诗之法，李、杜绝高，不可学，惟当多读吟诵，慕其调响，思其气力。”李在《星湖塞说》中谈论韩愈的诗文：“笔力有冗卑下乘之语，然细详之，非退之之不及，乃故为此延绵气脉，以待激昂奋发。”朴汉永在《石林随笔》中说：“才气稍裕者，必学假苏诗。”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养气”。养气不仅反映出作家的创作态度，也是其世界观的基础。孟子的“浩然之气”是对道德（义）的修养。之后的论者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一方面，气根于学，养出于学。《礼记・学记》说：“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刘勰认为：“夫才有夫资，学慎始习。”苏轼说：“夫学以明理，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学，气以达其文。”另一方面论者主张通过生活体验的方式养气。戴表元《赠曹子贞编修序》中说到：“天地之气，发于山川风土，其雄深、浑厚、平原、钜野、洪河、乔岳之类，往往皆在西北。……岂惟山川风土为然。世之君子，诠量人之才性气质，亦或以相拟。是故有适然而然者矣。惟夫通人、硕儒、强志力学之士，则不系于是。”而朝鲜诗论家突出了“以学养气”的层面。

2.养天地之正气

南孝温在《秋江冷话》中说：“得天地正气者人，一身之至者心，一人心宣泄于外者言，一人言之最精且清者诗。心正者诗正，心邪者诗邪。”他认为，诗文是人得天地正气而渲泄出的最精且清的言语。孝温所说的“天地正气”同孟子所言“塞于天地之间”、“集义所生”、“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相通。孟子养气说表现的是儒家上下浑然与天地同体的境界，这样的浩然之气“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将自然生命作为道德宇宙的基石，侧重消解人的内在生理欲望与外在道德规范的冲突。这样的气合于人的本性、合于人伦秩序，也合于天地的精神。孟子这里涉及到三种生命：人的自然生命、人的精神生命、宇宙生命。三者合一惟有“养”而得之。南孝温所说的“诗是性情的显现”，实质是强调诗出于人的道德修养。因此，南孝温认为诗对人有淳化性情的作用。他在《秋江冷话》中说：“古元十二律八音五声，不可生知，故孔子从苌弘而学之，诗功于人亦然，使人清其心，使人虚其怀，使人无邪心，使人养浩然”；“作文之术先广气，作字之法先正心”。南孝温“广气正心”说同中国传统儒家的“集气于义”是相通的，它是对气血的超越，是道德培养下的气状之义的表述。

三、朝鲜“慕圣人气象”

在论述朝鲜“气象”学说之前，有必要先说明一下中国的“气象”。“象”在中国传统典籍中有这样的涵义：第一，作为形神的反映对象出现。《庄子・天地篇》中记载了“象罔”的故事。“象罔”就是“无象”，它与“象”相对而存在，指无形的根本的道。第二，作为“言象意”的组成部分出现。《系辞传》中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象也者像也”。由此可以看出，“象”是作为“言不尽意”的补充出现的，它作为对世界形象的表现和反映，与“言”一同起到达意的作用。第三，以“因气成象”的形式出现。《礼记・乐记》中说：“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如果第二条说的是“言象尽意”的话，那么第三条则是“因意成象”。这里的“意”专指符合天地正气之“意”，这与孟子通过道义的方式培养浩然之气相仿。孟子的“浩然之气”和“集义养气”奠定了儒家心性说的基础。这不仅成为后来性理学的发端，也是“气象”论的根源。性理学以先秦儒家思想为核心，剔除了汉唐儒学“寻章句”、“求训诂”的阐释方式，直寻孔子、孟子等先秦儒家的义理精神，并兼容佛道学说，建立起以理气论、心性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

诗论气象始于唐代皎然。皎然在《诗式》中说：“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气象”是宋代学者品评人物道德境界与精神风貌的常用概念。吕祖谦说：“气象者，辞令容止，足以见之矣。”“圣人”是道德理想的化身，圣人的言行品德是人效法的榜样，这就要善观“圣人气象”。程子说：“学者不学圣人之道则已，欲学之，须玩味圣人气象”；“兴于诗者，吟咏性情，涵畅道德之中而歆动之，有‘吾与点’之气象”。按朱熹解释，“吾与点之气象”就是“胸次悠悠，直与天地同流”的“圣人气象”。吕祖谦评二程的著作时说：“读明道《明状》，可以观圣人气象。”宋学家常将“学至圣贤”作为个人修养的目标，将观“圣人气象”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从上文对“象”的解释来看，“象”是作为“气”的表现意出现的。皎然和严羽都认为诗人的精神气质和文本所表现出的精神气质是同一的。因此说“象”也就是论“气”。这里的“气”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韵”有所不同，它偏重指透过文本所反映出的作家的精神世界。

朝鲜的“气象”学说根植于中国理学的“气象”论，并将理学崇尚的义理融入到传统的“文气”当中。徐居正、李光、洪万宗和李是这时期朝鲜重要的气象论者。徐居正在《笔苑杂记》中说：“陈给事嘉猷宽平正大，观其气象，知其为大人君子；文章亦平淡。……张御史城有温雅气象，而无奇节。”“大人君子”和“温雅气象”均属中国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标准。李光也是“气象说”的积极倡导者。他在《芝峰集》中说：“《传》曰：‘容貌词气，乃德之符。’先儒云：须要理会气象。所谓气象者，于辞令容止、轻重疾徐，足以见之。不惟君子小人分于此，亦贵贱寿天所由定也。”他又说：“孔门学者，善观圣人气象。故能形容到底，其得于观感者，至矣。”“程子曰：‘天地生物之气象，可见而不可言。善观于此者，必知道也。’愚谓：‘人能见得不可言处，乃真见道者也。”’他认为，“气象”属于“德”的范畴，是人内在气质、修养、道德、精神的显现；“气象”又指圣人的道德修养、思想境界；“气象”也被用来指宇宙的运行规律。总之，李光所说的“气象”是天、地、人的有关“道体”、义理的本质显现，以及儒家伦理道德、精神面貌的涵养与修行。另外，朝鲜诗论在借鉴中国理学“气象说”的基础上，结合朝鲜文学的实际，又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从审美角度出发，朝鲜诗论以“气象”为标准，用来鉴赏诗歌的艺术风格或诗歌整体的时代风貌。李光在《芝峰类说》中有：“严沧浪曰：‘大历以来，高者尚人盛唐，下者已入晚唐，晚唐下者已有宋气也，唐与宋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沧浪于此，似有具眼者。”李阵光以“气象”为标准对唐宋诗歌整体风貌进行甄别，表现出“尊唐抑宋”的倾向。他认为，“唐以上人意趣自高，欲卑不得；宋以下人气格自卑，欲高不得。是知天禀自然，不能易也。”“诗三百篇，古矣；汉魏近古而质矣；二晋质变而文矣；梁陈文变而靡矣；至于唐，则彬彬矣；宋则又变而衰矣。”这种“尊唐抑宋”的气象观与严羽相仿。严羽在《诗辨》中说：“坡、谷诸公之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气象。盛唐诸公之诗……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严羽评盛唐诗歌，将“风骨”淡化，而将“气象”作为核心，表明他淡化了求取功名的意识，更加注重个人的内在心胸修养。金昌协虽然不同意李光的观点，认为宋诗亦有其独到之处，但他的评论也是从“气象”角度出发的：“宋人虽主故实议论，然其学问之所蓄积，……不为格调所拘，不为鎏辙所窘，故其气象豪荡淋漓，时有近于天机之发，而读之犹可见其性情之真也。”

第二、从诗歌创作批评论角度出发，朝鲜诗论以“气象”为标准，提出诗歌创作的艺术要求。李光在《芝峰类说》中说：“顷世郑士龙，类抄诸书，盛以大囊。每有制作，必以自随。故其诗，多牵补斧凿之痕，绝无平稳的气象”；“南怡诗曰：‘白头山石磨刀尽，豆满江波饮马无。男儿二十未平国，后世谁称大丈夫。’语意跋扈，欠平稳底气象”；“孟郊《及第诗》曰：‘春风得意马头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人以为前途不远。……余谓孟诗气象太迫，无复余味，故知其然矣”。李光以晚唐诗人孟郊及朝鲜诗人郑士龙、南怡等人的代表诗作为例，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来品评诗歌。他批评郑士龙的诗歌“缺少平稳的气象”；用“欠平稳底气象”来批评南怡诗歌语言过于直露而无深远的意味；以“气象太迫”品评孟郊《及第诗》，认为其意直味短，缺少“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意境，进而提出诗歌创作要用语平稳而不急迫的艺术要求。李读陶渊明的《四时词》，认为具有气象流动于中、氤氲洋溢于外的意境，并且提出了“生养之气未尝息”的观点。

第三、通过鉴赏诗歌，体味诗人之气。朝鲜诗论家或言“大人君子气象”，或言“东方气象”、“远大气象”，或言“诗禅气象”等，这些都是从对具体诗作的诗语、志意、辞气的解读与体会中得到的，是对诗人和作品的一种整体思考与阐释。其中有的是从诗歌整体意境来窥探诗人性格和思想中的“气象”（如赵文忠公“大人君子气象”和“抑东方之气象”）；有的则是根据诗语来窥探诗人精神面貌和道德修养上的“气象”（如李齐贤的“远大气象”）；有的通过比较诗歌中辞意的差别（平和与躁动的反差）来反映诗人性格、修养上的不同（如李栗谷、郑松江的“气象”）；有的是通过诗歌气势、声势、语势的差别来表现帝王“气象”（如明仁宗的“气象”）；还有的通过诗语达到的境界给予诗人及诗作品评（如马祖“诗禅”气象）。这些以诗中“气象”来体味诗人“气象”的方法，正是中国儒家“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以意逆志”的文学阐释的体现。

四、朝鲜“气骨”说

1.“气骨”与“气韵”、“气脉”

朝鲜文论家李光曾对姜夔的作品这样评述：“姜夔曰：‘雕刻伤气，敷演伤骨。若鄙而不精，不雕刻之过也；拙而无委曲，不敷演之过也。’余谓：不雕刻不敷演，则不足谓之文也。然雕刻而不伤气，敷演而不伤骨，难矣。是故，文之所贵，气骨而已。”他从批评论的角度提出：“先论才气，次观韵格，不取其肉，唯取其骨。”“骨”在这里指的是诗文中最能体现作者才华、本质的思想与思路。崔滋提出了评价诗歌的标准：“夫诗评者，先以气骨意格，次以辞语声律。”这里“气骨意格”是指诗的内容，“辞语声律”则指诗的形式。他在批评诗的内容时把“气骨”放在首位，可见崔滋对“气骨”的重视。他进一步说：“文以豪迈壮逸为气，劲俊清驶为骨，正直精祥为意，富赡弘肆为辞，简古倔强为体”。这里的“气”指的是文章带给人的整体美感，是充斥于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回环的体验，相当于中国的“气韵”；“骨”则主要从文本出发，表明行文内部清晰完整的脉络，这相当于中国的“气脉”。“气韵”与“气脉”都是从“气”的整体性上来说的。

中国气论中气的整体性表述除了“气韵”外还有“气脉”，即强调作品创作和欣赏体验的连贯性。王献之的一笔书和陆探微的一笔画，重视一气流动、一脉相通的气势。之所以达到此种效果，因为“意存笔先”，即以意运笔。《图画见闻志》接引张彦远之论：“凡画，气韵本乎游心，神彩生于用笔，……乃是自始及终，笔有朝揖，连绵相属，气脉不断”。

2.“风神”与“风骨”

李进一步发展了李光的“气骨论”，把“气骨”与“风神”结合起来。他用“风神”和“气骨”来分析李杜、韩愈的诗歌：“韩退之一生慕效李、杜，然比诸李风神不足，比李杜气骨不足。李诗‘回飙吹散五峰雪，往往飞花落洞庭。’韩则曰：‘动风吹破落天外，飞雨白日洒洛阳。’效不得也。杜诗：‘悲台萧瑟石笼从，哀壑杈桠浩呼汹。’韩则曰：‘山狂谷根相吐吞，风怒不休何轩轩。’效不得也。王安石云：‘韩胜于李’，欧阳修云：‘韩胜于杜’，彼不知韩矣，却能识李杜乎？”李将“气骨”与“风神”都看作是作家气质的外在表现，强调作品文质统一与作家心性的自然浩远。中国文论也有“风神”的用法。东晋王羲之从他的尚意美学出发，提出了书道重风神的思想。唐张怀说：“有风神骨气者居上，研美功用者居下。”这里的“风神”都用来强调形神的关系，也即后来所说的“神彩”（与“形质”相对）。神彩高于形质，缺乏神彩则无韵味；二者又密不可分，形质是神彩的基础，无形质则无神彩。李这里所说的“风神”和“气骨”，综合了孟子“养气”、曹丕“文气”、谢赫“气韵”等概念。但这与刘勰所说的“风骨”既相似，又有所不同。中国文论常常以“骨”代“质”。王充《论衡・骨相》中指出：“骨相隐匿微妙”，“相或在内，或在外，或在形体，或在声气”，如果“察外者遗其内，在形者亡其声气”，仅以貌取人，以言取人，就会“失其实”。“骨”用来强调人的内在属性。刘勰以人之骨体为喻，认为“辞”犹如人之血肉，无骨骸则不能成人体，讲求“骨”是“辞”之所本，“骨”是“辞”的依据，是“辞”的内在逻辑结构和逻辑力量。“气”与“骨”都是内在的，“情”与“辞”都是外在的，作品的思想风格发生于前者，美学风格生发于后者，总体风格则是二者的统一。在“辞”与“骨”的关系上，李和刘勰是相通的。

气象与生活论文第3篇

远古人居住在禽兽之间, 夏季居住阴冷之地, 冬季活动身体以驱寒, 饮食方面经历了从茹毛饮血, 到神农尝百草教人学会耕种农艺, 再到饮食用火烤熟、烹饪的过程, 说明远古社会居住、饮食、生活条件匮乏, 人类艰难地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同时, 私有制开始出现, 欲望产生, 七情具备, 伴随着战乱、社会动荡, 人心不安。这样的内、外环境, 容易使人产生脾胃不适的症状, 在甲骨文中虽未言脾胃之名, 但卜辞篇已经有腹不安的记载, 最初利用占卜解决病痛, 说明人们开始对脾胃病症的思考与探索。

农业起源可追溯到太古时代, 继渔猎、初起农作之后, 古代农业不断发展, 随之改变了旧有的生活方式。中国古代的农耕文化对土地尤为依赖, 土地是孕育生命, 生养万物之根源[2]。《尔雅释言》:土, 田也。从上古时期井田之制, 到中古时期均田流变, 近古时期佃农风行, 再在到近世时期田赋结合, 人们意识到土地的重要性。重视农业也促成古朴民风和保守思想的形成, 这种观念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统治的作用, 亦长期稳固了重土思想, 生生不息的思想传承孕育了属土之脾为气血之本、升降之枢、五脏之本、后天之本、养生之本等重大的脾藏象逻辑结论。

2 脾藏象理论体系蕴涵着丰富的古代自然科学知识

2.1 天文、历法对脾藏象理论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科技主要有天文、历法影响到了脾藏象理论的完整形成。盖天说的宇宙模型强调地的重要性, 可见脾如大土承载万物;浑天说证明了《内经》中土地的功能结构;五星运行提出中央土星, 填充了脾藏象理论的内容;而二十四气与七十二候则指出脾藏致病与气候的关系[3]。以天文历数认知人体脏腑, 是中医藏象学说的重要特点, 不同的天文历数, 形成了不同体系模型, 如五脏六腑十一藏象是五运六气历标示人体的产物, 六节藏象是在六爻的天文历数模型基础上构建起来的[4]。四时藏象模型, 脾主长夏。五脏五腑、五脏六腑藏象模型, 脾与胃相配。六节藏象模型有多种说法, 其中嗌六脏说, 谷气通于脾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5]) , 当与脾主运化水谷有关;头六脏说, 见于《素问诊要经终论》[5]中, 且其论述的主旨即六脏应六时, 三月四月, 天气正方, 地气定发, 人气在脾, 在这一模式下, 脾主时在三月、四月;八卦八风藏象模型, 天芮星配坤卦, 脾属坤卦, 在西南属土, 居玄委宫, 应谋风, 所主之时是自立秋至秋分之间的四十五日;以及十二脏腑说等。

2.2 古代地理对脾藏象理论的影响

《内经》对方域的划分主要是五方说和九州说[4],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5]描述了五方气候的特点, 中央生湿。《素问五运行大论》[5]描述更加细致, 中央生湿, 湿生土, 土生甘, 甘生脾, 脾生肉, 肉生肺, 其在天为湿, 在地为土, 在体为肉, 在气为充, 在藏为脾。其性静兼, 其德为濡, 其用为化, 其色为黄, 其化为盈, 其火倮, 其政为谧, 其令云雨, 其变动注, 其灾淫溃, 其味为甘, 其志为思。思伤脾, 怒胜思, 湿伤肉, 风胜湿, 甘伤脾, 酸胜甘。脾与方位的配合依据于中国古代的空间观。根据五行概念源于五位之说, 中是五位之中最重要的, 能够调控其他四方。脾主长养生化的特点与五位中的中、五行中的土相应, 故有中土之说。由于五行生克制化作用, 在中、南、西、北等方位的地域上, 人体脾的功能相对较强, 病变主要以脾胃的实证多见;而在东方地域上, 人体脾的功能相对较弱, 病变主要以脾胃虚寒证多见[6]。《素问异法方宜论》[5]:中央者, 其地平以湿, 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 故其病多痿厥寒热, 其治宜导引按蹻, 故导引按蹻者, 亦从中央出也。故圣人杂合以治, 各得其所宜, 故清所以异而病皆愈者, 得病之情, 知治之大体。《素问金匮真言论》[5]:中央黄色, 入通于脾, 开窍于口, 藏精于脾, 故病在舌本, 其味甘, 其类土, 其畜牛, 其谷稷, 其应四时, 上为镇星, 是以知病在肉也, 其音宫, 其数五, 其臭香。不同地区人群的生活习惯和体质寿命以及发病方面都是有区别的, 人的情志也受地域的影响。这些理论不仅体现出了异法方宜、因地制宜的的治疗原则, 也拓展了脾藏象理论研究思路。

2.3 古代气象对脾藏象理论的影响

《素问金匮真言论》所说五脏应四时是《内经》的一个重要命题。祖先早就观察到自然界对人类生存的影响, 而自然对人影响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是春夏秋冬四季, 而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也形成了相应的适应机制, 即五脏应四时或称五脏主时理论。脾与季节时段无以对应, 就在夏季分出第三个月称作长夏属土 (又称季夏或称至阴) , 与脾对应, 以全五脏、五行之数。《素问平人气象论》也有类似的表述, 长夏藏真濡于脾。在这个模型中, 脾对应长夏恶湿。除了四时正常气候可因为人体正气不足而导致疾病外, 还可由于四时气候的异常变化而致病, 比如《素问气交变大论》[5]言:岁木太过, 风气流行, 脾土受邪, 民病飧泄食减, 体重烦冤, 肠鸣腹支满, 上应岁星。气候的变化对脾疾病发展和转归有一定影响。《素问脏气法时论》[5]曰:病在脾, 愈在秋, 秋不愈, 甚于春, 春不死, 持于夏, 起于长夏。亦云:脾病者, 日昳慧, 日出甚, 下晡静。了解脾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与规律, 可为脾相关疾病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天文、历法、地理、气象等对脾藏象理论的影响, 体现了脾藏象系统与自然界相参相应, 即与外环境的高度一致性, 也是具有时空特征的五脏系统[7]的一个组成部分。

3 脾藏象理论的发生发展是反复医学实践积累的成果

3.1 古代解剖正向推动理论形成

《内经》中提到人死后可以进行解剖观察, 对整个消化道的长度就有研究, 与今天我们所知的长度相差不多, 并对脾的位置有认识。《灵枢本藏》[8]:脾高则引季胁而痛;脾下则下加于大肠。《素问太阴阳明论》[5]:脾与胃以膜相连耳。《内经》中对脾的形态虽然没有明确记载, 但是《难经》在脾的形态方面描述的较为详细, 对脾的重量、形状、大小以及其附带组织散膏在《难经四十二难》[9]中云:脾重二斤三两, 扁广三寸, 长五寸, 有散膏半斤, 主裹血, 温五藏, 主藏意。这些解剖认识对脾主运化、脾主统血理论的发生奠定了基础。脾与胃肠的位置关系和消化道为脾胃实现消化功能等生命活动 (即脾主运化理论) 的基本结构根据;主裹血为脾主统血理论形成的基本结构根据。

3.2 临床实践反推理论的发生

脾气外绝导致血泄, 反推了脾气对血的统摄理论。《内经》从病机角度反映出脾气对血的统摄作用, 《素问示从容论》[5]:于此有人, 四肢解墯, 喘咳血泄, 今夫脉浮大虚者, 是脾气之外绝。气是其统摄作用的主要外在体现[10]。

运用温补营气、温补脾阳的方药推导出脾生血、统血的理论内涵。《伤寒论》[11]102条:伤寒二三日, 心中悸而烦者, 小建中汤主之。张仲景在治疗血证中, 血虚运用温补营气方法, 在桂枝汤的基础上创造小建中汤, 体现了脾为气血生化之源, 化生血液而统血的理论内涵。张仲景还认识到脾统血与脾气、脾阳有关。《金匮要略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第十六》[12]:下血, 先便后血, 此远血也, 黄土汤主之。运用柏叶汤、黄土汤治疗脾虚寒, 血失固摄而吐血下血, 体现了脾固摄血液而统血的理论内涵。

湿邪伤脾反推了脾主运化水液理论。太阴湿气当令, 每多伤脾, 《灵枢九针论》[8]曰:脾恶湿, 因此脾易被湿邪所伤。故脾的运化水液功能减退, 必然导致水液在体内的停滞, 而产生湿、痰、饮等病理产物, 甚则导致水肿。

饮食伤脾反推了脾主运化水谷理论。《诸病源候论食伤饱候》[13]:夫食过于饱, 则脾不能磨消, 令气急烦闷, 睡卧不安。食入过饱, 饮食物无法消化, 引起腹胀、气急等症状, 甚则睡卧不安、失眠;反之, 过饥则化源不足, 气血必虚, 机体虚弱, 邪气易乘之。《太素调阴阳》[14]注曰:甘以资脾气, 今甘过伤脾气濡, 令心闷胃气厚盛也。脾主味为甘, 过食肥甘厚味使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 影响胃的受纳作用。饮食偏嗜, 亦会影响脾胃正常功能, 《诸病源候论留饮宿食候》[13]:留饮宿食者, 由饮酒后饮水多, 水气停留于脾胃之间, 脾得湿气则不能消食, 令人噫气酸臭, 腹胀满, 吞酸, 所以谓之留饮宿食也。

劳倦伤脾反推了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理论。《素问本病论》[5]:人饮食劳倦即伤脾。《素问调经论》[5]:有所劳倦, 形气衰少, 谷气不盛, 上焦不行, 下脘不通《素问宣明五气》[5]:久坐伤肉。《素问举痛论》[5]:劳则气耗。均是指劳累过度, 损伤脾气, 可见气少力衰, 四肢困倦, 神疲懒言, 动则气喘等。适度的活动, 有助于脾胃气血化生和流通。

思伤脾反推了脾与情志的生理联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5]:思伤脾。《灵枢本神》[8]:脾愁忧而不解则伤意, 意伤则悗乱, 四肢不举, 毛悴色夭死于春。由于脏腑之间相互联系,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5]:人有五脏化五气, 以生喜怒悲忧恐。这些不同的情志因素, 均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脾胃的正常生理功能。梦境亦反映了脾与情志的无形联系。《素问方盛衰论》[5]:脾气虚则梦饮食不足, 得其时则梦筑垣盖屋。此皆五藏气虚, 阳气有余, 阴气不足, 合之五诊, 调之阴阳。《灵枢淫邪发梦》[8]:脾气盛则梦歌乐, 身体重不举, 厥气客于脾, 则梦见丘陵大泽, 坏屋风雨客于胃, 则梦饮食。客于大肠, 则梦田野。客于小肠, 则梦聚邑冲衢。

4 结语

脾藏象理论源于古人朴素的认知, 在古代自然、社会环境中孕育生长, 又通过与中国古代哲学融合, 在取象比类中得到了发展, 再经由长久的临床应用, 其生理功能得到了完善[15], 是反复医学实践积累的成果, 其体系蕴涵着丰富的古代自然科学知识。

参考文献

[1]李德新, 刘燕池.中医基础理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38-39.

[2]王彩霞, 崔家鹏, 秦微, 等.论脾为五脏之本[J].辽宁中医杂志, 2016, 43 (4) :744-746.

[3]寇晓忱.从整体史观剖析《黄帝内经》脾藏象理论的形成[D].沈阳:辽宁中医药大学, 2015.

[4]郑洪新.肾藏精藏象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47-49.

[5]高士宗, 撰.黄帝内经素问直解[M].孙国中, 方向红, 点校.北京:学苑出版社, 2011:37-728.

[6]王琦.中医藏象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7:354-357.

[7]郑洪新.中医基础理论专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70-71.

[8]佚名.黄帝内经[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3:233, 278, 180, 228.

[9]战国秦越人.难经[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0:106-107.

[10]商略, 易杰.脾统血概念内涵初探[J].辽宁中医杂志, 2014, 41 (2) :253-254.

[11]张仲景.伤寒论[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3:18.

[12]张仲景.金匮要略[M].北京: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3:49.

[13]巢元方.诸病源候论[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218, 208.

气象与生活论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绘画象势动静生命感

中国绘画的媒介——象

“象”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元，传统美学命题中有观物取象、澄怀味象、大象无形、超以象外等。“象”又是审美活动的中心内容。艺术中的最高意境是“象外之象”，之所谓“境生于象外”，这是画家在对艺术形象的体验中所浮现的心灵境界，它是从画者的意中之境到观者的意中之境的转换。

在中国文化中两种最重要的生命符号——“汉字之象”和“易象”的影响下，产生了中国独特的重象的文化。这种文化反映在绘画艺术的创作中，表现为“象”是中国艺术理论的重要元素。中国传统文化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也同样体现在“象”这个范畴上。在“象”纷纭复杂的意义中，有关艺术方面的主要有四种：自然之象、意中之象、艺术之象、象外之象。

自然之象是艺术家观照之客体，观象是审美活动的起点。意中之象是在外在观照和内在缘虑中产生的意象，它是艺术体验所带来的神会，并形成艺术形象。象外之象是艺术客体内蕴层次的感性化的释放，它是一种“虚象”。此四者贯穿于艺术创作论、本体论、接受论三个理论板块，用古人的话说，即经过了“观物以取象”“立象以见意”“境生于象外”的动态建构过程。

“象”是中国绘画艺术的媒介，又是绘画艺术的本体。中国独特的艺术精神在于由“象”所展开的艺术论述中，正是它决定了中国的艺术起源论、审美体验论、艺术表达论、批评方法论，决定了中国审美意象体系的总体框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中国艺术以情为核心，毋宁说它以“象”为核心。中国美学是形而上的美学，是模仿和表现的统一，感性形态和观念内容的统一，它统一于“象”。

中国绘画的布局——势

经营布局是中国画比较重要的事。东晋时期顾恺之提出“置阵布势”之说，开启了中国画论中重势的先河。画面就是一个空间，是画者的生命世界。山川万物，千姿百态，画面的结构，就是要倾心于它们的组合之中，在屈伸变换穿插映带中显现出生命。万物一体的贯联，称之为气；联系的物象之间又彼此冲突，称之为势。如沈宗骞所说：“统乎气以呈其活动之趣者，是即所谓势也。”这种既联系又冲荡的特点在绘画形式中体现，造成一种形式张力。中国绘画就是要在安静表相中展露内在的冲突，因此，中国画的生命冲荡形式是一种内在的奔突，是一种势。

气与势成为中国绘画的生命与灵魂。关于如何取势有两种方式：一是“以笔之气势，貌物之体势”，二是“气交冲漠，与神为徒”。为了营造充满生气的画面，中国绘画的选题，无论是人物、山水还是花鸟都以表现生命精神为根本目标。这种追求生命感的创作，首先体现在对动感的重视上。画面的似与不似都可放置一旁，将传神放在首位。画面最忌讳的就是死、板、僵、结、滞。画面构图中，奉行的基本准则就是通过画面的组织结构的处理，使画面生动、活泼，使静止的画面充满灵气。在空间的布势上，中国画家偏爱云烟。云烟缥缈，似近若远，似有若无，将人带入一种特有的境界中。“烟者，山之气也，林之气也。”得云烟则得四时之真气、造化之妙理，在氤氲流荡中合于中国文化的宇宙精神。云烟雾霭使静止的物体运动起来，有了云烟就有了一气贯注之势，有了活力。云烟又给人一种梦幻感、朦胧感、渺远感，为中国画追求宇宙生命提供了表现的条件。

中国绘画的审美——动静相合

中国绘画充满了深厚的时间意识，力图突破空间的再现。时空观起源于《易经》和先秦道家，宗白华说：“‘虚’，宇也，空间也。‘动’，宙也，时间也。”由此可见，“动”是中国时空观的根本。它决定了古典绘画的空间不是凝固的、静态的空间，而是熔铸了时间意味的时空同体。画面之中的虚、空、白也并非“无有”，而是宇宙生命的绵延与生气灌注其间的灵动的生命空间。

中国绘画重在“变”与“易”的生生不已，这是中国绘画的审美品评的最高标准——“气韵生动”的本质规定的。由生动入气韵，首先是气韵化生出“动”，即“有”生于“无”的“造化”玄妙。绘画所凝定的就是这瞬间生成之妙，即绘画所谓“齐造化之功”（张彦远）。再者，气韵自身的“生动”是更重要的，即强调绘画与生命之“活”的相通，意指生命在画中的流动不息。同时，气又为“动”之载体，动是“气”之动。其实，这空间之“灵”性就是气韵之“动”的赐予，气韵之“生动”就意味着宇宙生命的节奏律动。宗炳《画山水序》曰：“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同会。”这就将目“观”与心“游”相和，画面中流遍的气韵要在个体生命内得以安顿，并归根在“游心”之中。可见，正是由于视线的运动，才会将绘画空间的节奏潜化为审美心理的节律动感，它重在心灵与妙境的偶然相逢，重在观照成形的随即性与偶然性。

在诸多形态内的观照流程，无论是纵观竖式条幅时目光的上下回环往复，还是扫视横式长卷时眼光的由右向左之移动游历，都不是置身于定点的一览无余，而是随着“多中心”视点的移动，并将意象在内心并置叠加，从而成为完整的绘画意象。如此一来，审美观照的“游”就与绘画本身的“动”贯通起来。这种意识具有宇宙的轮回节律，并力图在绘画里创生出一个极具情感色彩的生存空间。这里，绘画的空间方位往往扩散成交替节奏，甚至情感、情绪的变化节奏，从而使绘画真正成为了一种“流动的乐章”，这正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独特品性所在。

参考文献：

[1]刘墨.中国画论与中国美学.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2]张延风.中国艺术的文化阐释.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3]杨辛,甘霖.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张法.中国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气象与生活论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绘画象势动静生命感

中国绘画的媒介——象

“象”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元，传统美学命题中有观物取象、澄怀味象、大象无形、超以象外等。“象”又是审美活动的中心内容。艺术中的最高意境是“象外之象”，之所谓“境生于象外”，这是画家在对艺术形象的体验中所浮现的心灵境界，它是从画者的意中之境到观者的意中之境的转换。

在中国文化中两种最重要的生命符号——“汉字之象”和“易象”的影响下，产生了中国独特的重象的文化。这种文化反映在绘画艺术的创作中，表现为“象”是中国艺术理论的重要元素。中国传统文化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也同样体现在“象”这个范畴上。在“象”纷纭复杂的意义中，有关艺术方面的主要有四种：自然之象、意中之象、艺术之象、象外之象。

自然之象是艺术家观照之客体，观象是审美活动的起点。意中之象是在外在观照和内在缘虑中产生的意象，它是艺术体验所带来的神会，并形成艺术形象。象外之象是艺术客体内蕴层次的感性化的释放，它是一种“虚象”。此四者贯穿于艺术创作论、本体论、接受论三个理论板块，用古人的话说，即经过了“观物以取象”“立象以见意”“境生于象外”的动态建构过程。

“象”是中国绘画艺术的媒介，又是绘画艺术的本体。中国独特的艺术精神在于由“象”所展开的艺术论述中，正是它决定了中国的艺术起源论、审美体验论、艺术表达论、批评方法论，决定了中国审美意象体系的总体框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中国艺术以情为核心，毋宁说它以“象”为核心。中国美学是形而上的美学，是模仿和表现的统一，感性形态和观念内容的统一，它统一于“象”。

中国绘画的布局——势

经营布局是中国画比较重要的事。东晋时期顾恺之提出“置阵布势”之说，开启了中国画论中重势的先河。画面就是一个空间，是画者的生命世界。山川万物，千姿百态，画面的结构，就是要倾心于它们的组合之中，在屈伸变换穿插映带中显现出生命。万物一体的贯联，称之为气；联系的物象之间又彼此冲突，称之为势。如沈宗骞所说：“统乎气以呈其活动之趣者，是即所谓势也。”这种既联系又冲荡的特点在绘画形式中体现，造成一种形式张力。中国绘画就是要在安静表相中展露内在的冲突，因此，中国画的生命冲荡形式是一种内在的奔突，是一种势。

气与势成为中国绘画的生命与灵魂。关于如何取势有两种方式：一是“以笔之气势，貌物之体势”，二是“气交冲漠，与神为徒”。为了营造充满生气的画面，中国绘画的选题，无论是人物、山水还是花鸟都以表现生命精神为根本目标。这种追求生命感的创作，首先体现在对动感的重视上。画面的似与不似都可放置一旁，将传神放在首位。画面最忌讳的就是死、板、僵、结、滞。画面构图中，奉行的基本准则就是通过画面的组织结构的处理，使画面生动、活泼，使静止的画面充满灵气。在空间的布势上，中国画家偏爱云烟。云烟缥缈，似近若远，似有若无，将人带入一种特有的境界中。“烟者，山之气也，林之气也。”得云烟则得四时之真气、造化之妙理，在氤氲流荡中合于中国文化的宇宙精神。云烟雾霭使静止的物体运动起来，有了云烟就有了一气贯注之势，有了活力。云烟又给人一种梦幻感、朦胧感、渺远感，为中国画追求宇宙生命提供了表现的条件。

中国绘画的审美——动静相合

中国绘画充满了深厚的时间意识，力图突破空间的再现。时空观起源于《易经》和先秦道家，宗白华说：“‘虚’，宇也，空间也。‘动’，宙也，时间也。”由此可见，“动”是中国时空观的根本。它决定了古典绘画的空间不是凝固的、静态的空间，而是熔铸了时间意味的时空同体。画面之中的虚、空、白也并非“无有”，而是宇宙生命的绵延与生气灌注其间的灵动的生命空间。

中国绘画重在“变”与“易”的生生不已，这是中国绘画的审美品评的最高标准——“气韵生动”的本质规定的。由生动入气韵，首先是气韵化生出“动”，即“有”生于“无”的“造化”玄妙。绘画所凝定的就是这瞬间生成之妙，即绘画所谓“齐造化之功”（张彦远）。再者，气韵自身的“生动”是更重要的，即强调绘画与生命之“活”的相通，意指生命在画中的流动不息。同时，气又为“动”之载体，动是“气”之动。其实，这空间之“灵”性就是气韵之“动”的赐予，气韵之“生动”就意味着宇宙生命的节奏律动。宗炳《画山水序》曰：“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同会。”这就将目“观”与心“游”相和，画面中流遍的气韵要在个体生命内得以安顿，并归根在“游心”之中。可见，正是由于视线的运动，才会将绘画空间的节奏潜化为审美心理的节律动感，它重在心灵与妙境的偶然相逢，重在观照成形的随即性与偶然性。

在诸多形态内的观照流程，无论是纵观竖式条幅时目光的上下回环往复，还是扫视横式长卷时眼光的由右向左之移动游历，都不是置身于定点的一览无余，而是随着“多中心”视点的移动，并将意象在内心并置叠加，从而成为完整的绘画意象。如此一来，审美观照的“游”就与绘画本身的“动”贯通起来。这种意识具有宇宙的轮回节律，并力图在绘画里创生出一个极具情感色彩的生存空间。这里，绘画的空间方位往往扩散成交替节奏，甚至情感、情绪的变化节奏，从而使绘画真正成为了一种“流动的乐章”，这正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独特品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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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与生活论文第6篇

关键词 气象学；教学改革；高等农林院校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19-0341-02

Analysis on Reformations of Meteorology Course Teaching i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College

XIE Li ZHONG Ke-you HU Fei WU Li-ji

（College of Agriculture，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

Abstract Meteorology is a professional course of agronomy related specialty i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colleges.In the years of teaching practice，the teaching content were added or subtracted according to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goal and the social development.The multimedia technology，case teaching method，participative teaching method and discussion teaching method were applied.The teaching quality had been obviously improved through these reformations and practice.

Key words Meteorology； teaching reform；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college

气象学是研究地球大气中各种现象、状态、过程及其演变规律及如何利用这些规律为人类服务的科学[1]。气象学课程是高等农林院校农学类、资源环境类和生态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此课程的教学任务是使学生掌握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气象基础理论知识和气象观测的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科学思维能力以及应用气象学知识分析解决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相关问题的能力。为提高高等农林院校气象学课程教学效果，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开展了大量的探索研究，并借鉴兄弟院校的成功经验[2-6]，逐渐形成了科学有效的教学体系，以适应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

1 教学内容的改革

课程的教学内容是教学活动过程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解决教师想要教什么和学生会学到什么的问题。在选择教学内容时，在以系统性为主线的基础上，要突出重点，不能过度追求教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应依据专业的培养目标，同时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对课程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的增减，对与专业课程紧密相关的内容进行适当的拓展和延伸，而对课程中与专业课程联系不强的内容进行简化，真正做到因材施教[7-11]。

1.1 理论教学内容的改革

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气象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体系已比较完善，目前我国高等农林院校气象学的参考教材《气象学》或《农业气象学》将课程内容划分为以下三大模块：一是农业气象要素的时空变化规律及其对农业生物生长发育和农业生产活动的作用；二是常见天气系统的形成及天气特征、灾害性天气的发生机理和时空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和防御对策；三是气候的形成和分类、气候变迁、中国的气候、农业气候的分布与区划及农业小气候的利用与调节等。其中，第1模块主要讲解辐射、温度、水分和大气运动等农业气象要素，上课学时最多，也是与其他专业课的主要结合点。由于农学相关专业的学生一般在开设气象学课程之前，已学习过植物生理学课程，因此笔者删减了该模块中光、温和水对植物生长发育的作用这部分内容；而根据学生的专业增加水稻与气象、园艺作物与气象、林业与气象、资源气象和环境气象等内容，与专业培养目标紧密结合。在第2模块中，围绕影响广东的主要天气系统及农业气象灾害来展开，主要讲解台风、暴雨、低温冷害、干旱等，对其他内容进行了删减。在第3模块中，由于全球气候变化是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有关气候变化的原因及其对农业的影响是科学研究的热点，在讲课时适当增加一些这方面最新的研究结果，既能增长学生的知识，又能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1.2 实践教学内容的改革

气象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多年来都是重理论而轻实践，学生感觉学而无用，严重地影响了教学效果。华南农业大学近年来加强了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气象学实验学时也大幅增加，约占总学时的1/3，个别专业还开设了7 d的教学实习。在校领导的支持下，2007年重建了校内气象观测场，按地面气象观测规范配置了常规观测仪器，可用于主要气象要素的观测试验；同时还配备了4套先进的自动气象观测站，可以让学生下载自动气象站数据并进行整理分析。这些基础建设为气象学试验内容的改革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广东省广州五山地面气象观测站紧邻华南农业大学，该站是我国气象卫星地面接收站之一，设备先进，种类齐全，对有课程实习的专业，选择该站作为校外实习地点，对学生了解当今气象科学的发展和研究手段以及相关知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针对在气象学实验教学中长期存在的2个突出问题，即学生动手能力不强和学习兴趣不浓，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改革探索。对光、温、水等主要气象要素的观测实验，依然是气象学实验的主要内容，经过多年的实践，逐渐形成了多媒体演示、实验室讲解和观测场练习的教学体系，并增加了学生在观测场的观测时间。为了提高学生应用气象学知识的能力，近几年增开了云天观测实验。在大尺度天气系统影响广州地区天气的整个过程中，结合气象云图和气象台专业的天气预报，完整、连续地开展云天观测教学，对于学生了解云的演变与天气变化的密切联系，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 教学方法的改革

教学方法的改革就是要打破以讲授灌输为主线的教学模式，构建以学生主动参与、师生互动、探究创新为主线的教学模式。气象学是一门高度抽象化而且涉及面相当广的学科，要讲解的内容不仅多而且晦涩难懂，因此必须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才能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2.1 制作多媒体课件

制作多媒体课件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课堂教学的基本方式，多媒体技术能集音像、图形、文本等诸多媒体的优点于一身，并能灵活、动态、有机地将各种媒体综合联接起来，具有集成性、实时性和交互性的特点，为抽象的理论课教学注入了强大的活力[12-13]。

华南农业大学自21世纪初开始建设多媒体教室，现在教室内一般都配有投影仪、多媒体电脑等教学设备，为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提供了物质保障。笔者自2002年就开始使用Authorware软件制作气象学多媒体课件，经过多年的补充修改，已形成集文本、图片、动画、音频和视频于一体的课件，课件内容丰富，得到了学生的普遍好评。同时还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下载了大量的视频教学资料，如云和降水的形成、三圈环流的形成、副热带高压、台风等。在讲解抽象的大气现象时，使学生可以从屏幕上亲眼目睹此大气现象的发生、发展直至消亡的全过程，充分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

2.2 采用灵活多样的课堂教学方法

传统的课堂教学形式主要以教师讲、学生听为主，而现代教学模式强调，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是教学进程的控制者，同时也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向导。由于气象学课程内容抽象，不好记、不易懂，许多学生忽略了这门课的学习，甚至有的学生认为根本没必要开设这门课，学习兴趣不高。为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达到教学目的，笔者在多年的课堂教学中，根据课程内容采用了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2.2.1 参与教学法。参与教学法是指学生在明确教学目标的前提下，积极而又创造性地主动介入教学活动的每个环节，从而获取知识、发展能力，其目的是让学生能够主动参与学习活动，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它能极大程度地唤醒、挖掘和提升学生的综合潜能，促进学生的自主发展和能力提升[14]。气象与生活密切相关，让学生参与教学，可促进学生观察身边的气象知识，有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践，既能提高教学效果，又能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笔者在教学中主要采取了2种方式让学生真正参与到气象学的教学过程中。一种方式是让学生讲解课本中某些章节的内容，一般选择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且比较易懂的内容，如水汽凝结现象和降水、灾害性天气的形成、危害和防御等内容。学生在制作PPT时，要查找大量的课外知识；上台演示讲解时，还必须思维清晰、陈述清楚。因此，通过此种方式既能丰富学生的知识，又能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组织能力。另一种方式是在每次上课开始的5 min里，安排1～2位同学上台讲近7 d的天气特征及未来的天气变化，并简单介绍与之相关的气象名词。通过这种方式，既让学生熟悉了常见天气现象和天气变化过程，同时又可帮助学生理解课本知识。

2.2.2 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利用案例作为教学媒介，以提高学生综合能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法[15]。案例教学法源于美国哈佛大学，最早应用于法学教育中，是美国、加拿大等国法学院最主要的教学方法，20世纪80年代初期被借鉴引入我国。大气运动和天气变化是抽象而具体的，对于非气象专业的农科大学生来说，要掌握理解相关的理论知识并应用于实践确实有难度。如果仅靠理论推导和讲解，最后学生可能仍然一知半解。笔者在讲解天气系统和天气过程时，以历史天气为案例，结合多媒体演示，将抽象的天气变化具体化，引导学生进行分析讨论，通过师生问答、讨论等互动的教学过程，从而使学生了解并掌握相关知识，加深学生对天气变化特征的理解。

由于天气变化日新月异，因此在应用案例教学法时，教师必须结合近期的天气特点收集案例，而不能一成不变。另外，专业不同学习目标也会有差异，应根据教学对象确定同一案例的分析深度和广度。

2.2.3 讨论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通过讨论学习训练学生自学能力、推理能力、运用所学知识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它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师生共同参与。在这一教学过程中真正的主角是学生，学生通过对已掌握的知识进行重新分析、筛选与整合，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将其观点与其他人探讨、交流，得出一定的结论[4]。气候变化已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有关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及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却是科学家和政治家们争论的焦点。

为了让学生充分了解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原因及应对措施，布置学生提前观看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全球变暖惊天大骗局》《后天》《超强台风》《2012》等气候灾难片，并将学生分成正方和反方2个大组，其中正方的观点是近代气候变化主要是人类活动造成的，而反方的观点是近代气候变化主要是自然变化的结果，与人类活动没有关系。课前双方在组内进行讨论，查找文献，收集论据；课堂上由正、反两方进行辩论，通过这一教学方式，既能让学生全面掌握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进展，同时又能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3 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农业对人才的要求不断提高，新的研究成果和技术不断涌现；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高等教育研究的深入，多媒体技术成为现代教学技术的主

流，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受到大家的喜爱。这些都要求高校教师在教学中要加强自身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丰富和完善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教学改革才能见成效。教学改革是一个不断总结、探索和创新的过程，只有通过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不断改革才能提高教学质量，达到人才培养的目的。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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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与生活论文第7篇

关键词：气象写作学；研究对象；学科体系

作者简介：阎杰（1957-），男，辽宁彰武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教授；高鸿雁（1960-），女，山东曲阜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江苏 南京 210044）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13-0140-02

气象写作是气象管理的重要工具。当今我国气象事业空前发展，气象写作也随之愈益活跃，但迄今尚无完整的气象写作理论体系。为此，本文拟提出构建气象写作学这一新学科的基本思路，以促进其研究和实践。

一、构建气象写作学的意义

1.建设现代化气象事业的客观需要

随着经济、文化、科技的不断进步，气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气象离不开写作。作为传递气象信息的主要工具之一，写作适用于气象的党政管理、具体业务、科技工作各个方面，具有规范、指挥、协调、宣传、凭据等功能。然而，气象写作还仅仅是一类文章、一种技能，至今未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这与备受关注的气象工作以及逐渐升温的气象写作很不适应。基于此，构建气象写作学能更好地指导气象写作，从而充分发挥气象写作在建设现代化气象事业中的促进作用。

2.推进气象科技创新的有效措施

我国古代科技及文艺论著中已有一些关于气象写作的论述，但对气象写作的专门研究是从现代开始的。尤其是近年来气象部门及有关人员对气象写作的法制建设、规律与方法做了一些有益探讨并取得可喜成果，不仅制定了《中国气象局公文处理实施办法》等规章，而且也有图书、论文面世。不过，其学科地位尚无论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应当指出，气象写作学是气象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应用性，这一新型科学的构建对完善气象科学体系、实现气象科技水平整体跃升具有一定意义。

3.培养气象写作人才的重要保证

着力推行人才强业战略，全面提升队伍素质，是建设现代化气象事业的主要任务之一。其中一个项目就是培养气象写作人才，使其既熟谙气象写作基本理论又掌握气象文书的写作技能。多年来，相关院校及有关专业在气象写作教学上做了有益尝试，但气象写作教学活动缺乏科学性；各级气象局曾多次举办气象公文、新闻、科技论文等文体写作的培训班，尚欠系统、规范。可以说，确立气象写作学的学科地位，将其正式列入人才培养计划，明确目标和任务，采取有力措施，对培养气象写作人才是大有裨益的。

二、气象写作学的含义和研究对象

1.含义

由于目前气象写作学的学科地位尚未确定，人们对它的认识还比较粗浅、模糊。它是属于写作学，是一种专业性写作学；探讨气象写作的规律、方法和历史并指导写作实践；涉及多个学科，带有明显的综合性。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对其定义作如下表述：气象写作学是一门研究气象写作规律、方法和历史的综合性应用学科。

2.研究对象

既然气象写作学是气象写作活动的反映，那么它的研究对象就是气象写作规律、方法和历史。具体说来，包括三个部分。

（1）气象写作规律。气象写作学的任务在于通过揭示气象写作的客观规律，作为写作实践的指南。从宏观上看，要考察气象写作在气象工作中的地位和功能以及如何有效地发挥它在建设现代化气象事业中的作用；从微观上看，要研究气象写作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气象文书各种要素的特点和彼此关系以及从事写作应当遵守的原则等问题。

（2）气象写作方法。既从总体上探究气象文书的主旨、材料、结构、表达方式、表现技法、语言等知识，又具体分析气象文书各个文种的含义、特点、分类、内容、结构、注意事项以及相关文种的异同。

（3）气象写作史。着重从历史动态的角度研究气象写作的产生及沿革，借鉴其中的有益成分，从而促进气象写作的发展。

三、气象写作学的学科性质

各个学科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之处，气象写作学也是如此。概括起来，它有三个特征。

1.专业性

这是气象写作学的基本属性。由于气象写作学冠以“气象”二字，使其研究的目的、内容、方法带有明显的专业性，直接为气象工作服务。因此它是一门与财经写作学、科技写作学、司法写作学、军事写作学等并列的气象专业写作学科。

2.综合性

在理论上，气象写作学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一方面，它是气象学与写作学的有机融合，并以此作为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它还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旅游学、语言学、新闻学、传播学、文书学、档案学、计算机科学等众多领域，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探讨。

3.应用性

在价值上，气象写作学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兼具，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应用价值更为重要。气象写作学绝非一种单纯的理论研究，它产生于气象写作实践同时又指导气象写作实践，可见应用性是气象写作学研究的根本目的。

四、气象写作学的学科定位

1.气象写作学属于写作学

气象写作学是适应建设现代化气象事业需要由气象学等学科与写作学结合而成的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基于交叉学科的偏序性特征，分析得出，当母体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方法居于主导地位时该交叉学科便具有该母体学科的属性，据此对气象写作学进行学科定位：气象写作学应当属于写作学范畴，是应用写作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2.气象写作学不宜归入某些学科

气象写作学与公文学、文书学、管理学等学科关联甚密，但不宜将其归入其中某一学科。同是应用写作学的分支，公文学属于通用写作，气象写作学则是专用写作，尽管气象写作学中也有气象公文，但它们的研究对象与任务有很多区别。文书学主要探讨一般文书的性质、特点、体例及文书工作的处理，而气象写作学重在研究气象文书写什么以及如何写，它们的侧重点是不同的。管理学是系统研究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适用范围极广，气象写作学的任务仅是充分发挥气象文书在气象管理中的作用，带有明显的限定性，所以将气象写作学划入管理学也是不合适的。

五、气象写作学的学科体系

作为一门新学科，气象写作学的总体架构由三个方面构成。

1.基本理论

（1）气象写作学的形成与意义。纵观历史，立足当代，分析气象写作学形成的前提条件和时代背景，思考构建气象写作学这一新学科对建设现代化气象事业、推进气象科技创新、培养气象写作人才的重要意义。

（2）气象写作学的性质与定位。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探究气象写作学的性质可以突显其特征，恰当地给该学科定位能划定其归属。

（3）气象写作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确定写作规律、方法和历史为气象写作学的研究对象，并分别进行具体而深入的探讨。同时，主要运用如下研究方法：归纳法，研究大量气象著作、教材、文章，从中提炼、归纳气象写作有别于其他写作的特点，由此确定气象写作学的本质特征；抽取融合法，经过研究，从各相关学科中抽取与气象写作学有关的知识和内容，进行梳理、综合，构建独具一格的气象写作学；演绎法，用新建学科理论指导气象写作学研究，并构成其完整的理论体系。

（4）气象写作学与相邻学科的联系与区别。基于气象写作学的综合性，需要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旅游学、语言学、新闻学、传播学、文书学、档案学、计算机科学以及气象学、地理学、天文学、物理学等相邻学科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辨清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从而博采众长、彰显特色。

（5）气象文书的内容与形式。从气象文书自身来看，它由内容和形式构成，涉及主旨的确立与表现、材料的搜集与选择、结构的安排、表达方式的使用、表现技法的选择、语言的运用等方面，每个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及要求。

（6）构建气象写作学所依据的法规与原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国气象局公文处理实施办法》、《气象行政处罚办法》、《气象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国家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为准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求真、精简、服务、高效的原则构建气象写作学。

2.文体写作

气象文书是一个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有机整体，建立一个文体写作分类体系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气象文书种类繁多、覆盖面广泛，要准确明晰地勾勒其轮廓尚有一定难度。我们认为，要在对其本质属性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每次分类依据同一标准，逐层划分，使其系统化。据此，试作分类如下：

（1）气象公文。气象公文是气象公务文书的总称。包括两类：一是法定公文。它是在气象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是依法行政和进行公务活动的重要工具。根据《中国气象局公文处理实施办法》的规定，法定公文有令、决定、通告、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复、意见、函、会议纪要11种。二是事务文书。它是在气象管理中通用但未被纳入法定公文的文书，如简报、计划、总结、调研报告、讲话稿、规章制度、公示等。

（2）气象业务文书。气象业务文书是气象行业专用文书，适用于处理气象的各项具体业务。由于气象业务分工细密，相关文书也非常多，如气象观测记录、气象观测报告、气象灾害应急预案、防雷工程方案、气象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报告。

（3）气象新闻。气象新闻是对最近发生及未来某时段气象信息的报道和评述。从内容上可分为天气预报、气候分析、气象工作报道，从文体上可分为消息、通讯、专题节目解说词等。

（4）气象行政执法文书。气象行政执法文书是气象主管机构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实施监督管理和查处违法活动时所使用的文书总称。根据中国气象局编制的示范文本，气象行政执法文书有立案审批表、调查询问笔录、现场勘验检查笔录、鉴定委托书、鉴定意见书、听证告知书、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处罚决定书、强制执行申请书、结案报告等27种。

（5）气象行政许可文书。气象行政许可文书是气象主管机构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时使用的文书。如申请书、接收材料凭证、补正材料通知书、准予决定书、不予决定书。

（6）气象科技文书。气象科技文书是研究和推广气象科学技术的文书。主要有三类：一是对气象科学技术中的各种问题进行探讨并描述研究过程及其成果的学术文书，如学术论文、科学技术报告、工作研究报告；二是传播气象科学技术并推广其应用的科普文书，包括科普说明文、科普小品文；三是气象科技管理文书，如科技成果鉴定申请表、科技成果鉴定证书。

（7）气象档案文书。气象档案文书是对气象事业管理、业务技术、科学研究等档案保存、管理时使用的文书。如档案交接文据、档案征集方案、归档文件目录、档案保管期限表、全宗单、档案保管制度、阅档规则、大事记、组织沿革、年鉴、专题概要、档案馆指南。

3.发展史

（1）我国古代气象写作。原始社会至清代前期是气象写作的形成期。主要内容是我国气象文书的起源；各个朝代气象记录等文书写作的传承与发展；《相雨书》、《天经或问》、《农候杂占》等气象著作的成就；《文心雕龙》、《诗品》等古代文论对气象写作的影响。

（2）我国近代气象写作。清代后期至新中国成立以前是气象写作的发展期。侧重于研究清代后期、民国时期、解放区气象写作特点和主要成就；竺可桢《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涂长望《中国天气与世界大气的浪动及其长期预告中国夏季旱涝的应用》等代表人物及作品。

（3）我国当代气象写作。新中国成立至今是气象写作的繁荣期。包括有关气象的法制建设、教育、学术团体、出版物各方面为气象写作提供的良好环境；气象写作在20世纪50～90年展脉络、主要公文（如《气象现代化建设发展纲要》）、各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及作品（如竺可桢《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21世纪气象写作的发展趋势。

气象与生活论文第8篇

定范围内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同时也增添了不少迷茫。许多现代生物科学的最新进展与《易经》64卦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可以预言《易经》的独特思维方法和西方科学试验相结合，是揭示生命奥秘的金钥匙。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本文谨就《易经》与中医学发展的相关性做一初步探讨。

一、对中医阴阳学说的影响

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受《易经》的影响很大。贯穿《黄帝内经》一书始终的阴阳学说，直接来自先成书的《易经》。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易经》八卦中的阴(--)爻和阳(—)爻，最早出现在我国夏朝的占书《连山》之中。古人以阴阳二气为中心，从千变万化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概括出八种基本物质形态，并以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命名，从而创造了八卦。[2]八卦和64卦中几乎都由阴爻和阳爻组成，体现了每一卦中阴阳的互依和互制，即使纯阳乾卦也有纯阴坤卦相配。《易经·系辞传》从哲学高度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3]阳爻与阴爻乃矛盾对立之两种符号，阳性与阴性乃矛盾对立之两种事物。[4]《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

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见阴阳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源自《易经》无疑。《易经·系辞》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为父，坤为母，生震、艮、坎、巽、离、兑六子，六子分男女，即天地万物，这便是划分事物和现象阴阳属性的标准。[5]事物和现象中对立着的阴阳两方面是互相依存、互相为用的。《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在内，阳守之，阳在外，阴之使也。”正反映了《黄帝内经》对《易经》阴阳学说的发挥和应用。事物或现象中对立的阴阳两方面是运动变化的，其运动的方式是彼此消长并在一定条件下向自己的反面转化。《易经》在三组卦《泰》与《否》、《损》与《益》、《既济》与《未济》中体现的对立统一、互相转化的观点，被《黄帝内经》在解释健康与疾病的关系和疾病转归时广泛应用。可以说，正是在借鉴《易经》阴阳观念的基础上，中医学的阴阳学说才得以进一步形成。中医阴阳学说的形成和发展，逐渐导致了经络学说、脏腑学说、气血津液等一系列中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针灸子午流注即是根据《易经》与《黄帝内经》阴阳盛衰消长原理，认为经气在人体中盛衰流注与昼夜日月运行相应，从而掌握经气的周期性盛衰开合进行取穴，这也是《黄帝内经》生物钟原理及干支纪时的发挥。中医的藏象学说也源于《易经》，并在天象、物象和人象三结合中，进行发展。尤其在接受易理取类比象的基础上，使法象有了新的突破，创立了颇具特色的中医藏象学说。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正是把天象、地象、人象合三为一。虽然《易经》64卦中，在表

面上呈现阳占优势或阴占优势，但总还是由阴与阳共同组成的，这种看法，非常接近现代科学的见解，因为这种思维方法，正是所谓“场”的思维方法。其实中医的“气”，以广义的气本身就包括了“实体”和“场”两方面。尽管阴阳学说不具备严格科学的表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猜测和神秘的色彩，但作为中医的指导思想，至今仍有深远影响和指导意义。

二、对中医人体科学的影响

《易经》中医术方面的记载，除散在64卦的一些卦爻辞中外，主要集中在《剥》、《豫》、《萃》、《艮》、《咸》五卦之中。《易经》义理的本质特征是天人合一，它对中医学所倡导的“气一元论”的理论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易经·系辞》曰：“精气为物者，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而为万物也。”明确指出一切事物均由精气构成。中医的“气一元论”认为，精气的运动引起五脏六腑的活动，人体内的气是一种活力很强的精微物质，输布全身无处

不到，机体的生命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气的升降、出入活动，气活动一旦停止，生命活动就停止了。医易相通，《易经》中常用人体器官描述卦象，如乾为首、离为目、坎为耳、兑为口、坤为腹、艮为手、震为足、巽为股。其中《咸卦》是关于针石术的萌芽。咸，马王堆帛书作钦。《归藏》有钦卦，朱彝尊《经义考》云：“钦在恒之前，则咸也”钦与针皆在十二侵韵，同声相转，钦借为针、或箴。……针与箴通，皆为古针字，咸为省文。是最早的针灸记载。

从象数学的观点看64卦的递次变化，很象人一生的生长衰老过程。《黄帝内经》说：“年四十，阴气自半。”表明中年保肾精十分重要。现代研究，64卦卦象严格对应着遗传密码中64个dna密码子。东方神秘的《易经》存在有几千年的历史，如《易经》中64卦之间存在着的这种阴阳互补与生克关系，这是西方科学全然不知的。这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对基因调控和癌症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黄帝内经》“取类比象”的思维格局对中医藏象学说的形成影响很大，藏象一词，首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这种以“象”“论”“藏”启导于《易经》的爻象概念。《易经·系辞》谓：“易者，象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医家又据爻象之理，效法于人体，于是有藏象之称谓。《易经》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对中医人体科学的影响很大。生命是复杂的有序结构，躯体内外部的总体稳定即阴阳平衡的维持，是非常重要的。从机体的整体水平探讨、研究人体科学的方法，正是中医学的根本特点之一。现代医学中流行的观点认为，

揭示生命奥妙的关键，在于对遗传基因和它的构造单位，以及受它们控制的化学反应的深入研究，科学哲学理论已经指出了这种看法的片面性和机械性。认真探讨人体内部与外部，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已越来越受到生命科学家的重视。《易经》独特的思维方式对现代人体科学的研究具有重要启迪作用。

三、对中医防治学的影响

《易经》对中医防治学的影响很大，如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强调杜渐防微，和《黄帝内经》治未病的防治思想相一致。《易经·否卦》云：“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人在面临否卦的严重时刻，倘能经常保持“我将灭亡!我将灭亡!”的警惕，加强锻炼身体，这样不但不会灭亡，还会像根深蒂固的桑树一样长生。

《易经》十分重视心理因素与疾病的关系。《易经·萃卦》曰：“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即谓因病而唉声叹气，没有丝毫好处，不如扶病走动走动，虽有小吝，终究对病无大妨碍。也就是说，“即忧虑，又叹息，这样是没有什么吉利的”。[6]《易经·无妄》说：“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得病之后不要胡思乱想，只要心情舒畅，不吃药也会好的”。《易经·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过度紧张却使我们长期而反复地处于超

生理的紧张状态，如果不加警惕，将会危害身体健康”。中医心理学的观点与《易经》的看法相一致。情绪失调常常是疾病的先兆。忿怒能引起一系列生理心理变化，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易经》在养生方面的许多重要的富有哲理的见解，告诉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注意身体所发出的各种信号。多数严重的疾病往往是经过多年缓慢发展的结果。这对中医养生学也有直接的重要影响。

《易经》对中医治则的影响很大。机体阴阳失衡即为病态，调整阴阳为中医的根本治则。易道尚中，中医的理、法、方、药，都离不开“中”字，选方遗药，掌握药味、药性和药力，都以“中”病为宜，过与不及都不能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既济》与《未济》二卦相对，相互对立转化。临床上心火与肾水未济，可致心神不宁，腰痛头晕等证。如水不涵木而致风火上窜，头疼目赤，用“滋水涵木”法治疗，可使水火既济，保持阴阳平衡。中医学维持机体稳态的治则，与易象卦理息息相通。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运用八卦取象比类和阴阳观念，总结前人用药经验提出了“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理论，明确了中医用药原则。张仲景《伤寒论》把阴阳学说和太极含三为一发展为六经学说，创立了六经辩证的原则，奠定了临床医学的基础。秦国名医医和即曾自觉运用当时卦象成说解说、分析晋侯的病情(《左传·昭公元年》)。《易经》提出“八卦气验”，论及节气与疾病的联系，是中医气象医学之发源。如每年春分惊蜇前后，天气突变日数最多，人为祸事、空中或地面意外伤亡也是全年之冠。无明患病的频率，更是春分和秋分前后最为显著。由此，我们领悟到一个道理，宇宙是大周天，人体是小周天，人还是脱离不了潜在自然率周而复始的摆布和干扰。[7]《易

经》的这种思想促进了中医气象医学和时间医学的发展。所以，中医理论的发展才是振兴中医之根本。

总之，《易经》一言以蔽之，曰：变易而已矣。曰变易，曰不易，曰渐变，曰突变，括此数义，医道可尽矣。作为中医学的源头活水，《易经》的天人合一整体观，阴阳对立统一观以及取类比象等义理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得到了详尽的发挥和成功的运用。甚至当今世界上许多物理学、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重大发现也多受《易经》思维方式的影响。美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f．卡普拉吸收了中国古代《易经》和道家著作中关于阴和阳的互补、平衡、循环的概念，以及道家的自然无为的思想，构造新的世界文化模式。[8]在中国三千年的文化中，几乎所有最伟大和最重要的著作都受到这本书的启发，或者对它的论题的解释产生影响。[9]特别是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只有用古老《易经》的思维方法和现代

西方的科学方法，来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医学才能取得本质性进展。这种中西文化的融合，正是中医振兴的契机。

注释：

[1]马伯英：《医学文化人类学引论》，《医学与哲学》，1990，8：16。

[2]黄承才：《从{周易)看中医直觉思维特征》，《医学与哲学》，1990，9：30。

[3]英·李约瑟著，陈立夫译：《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一版)；366。

[4]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83(一版)；31。

[5]王琦等：《素问今释》，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一版)；27。

[6]刘正等：《推卦易知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一版)；119。

[7]陈子斌：《文明的生命力——河洛八卦开创时代的新智慧》，科学普grill版社，1990(一版)；223--224。

气象与生活论文第9篇

“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是一般论述类文本阅读中必考的内容之一，常见的题型是选择题。

1.弄清“观点”与“观点态度”的内涵。明确二者的内涵，可为解题提供依据和指导。

2.把握“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常见的切入点。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是指作者对某具体事物的主观倾向，或赞同或反对，或喜爱或憎恶，皆带有鲜明的个人主观色彩。其表述因文体、风格、表达需要等的不同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而有所差异，有的直接说出，有的间接表现（如取譬设喻）；有的集中议论抒情，一目了然，有的则分散在字里行间，若隐若现。

【解题技巧】

一、找中心论点

阅读一般论述类文本，考生要先抓住文章的中心论点，再从此出发去分析和理清结构、把握全文，就比较容易了。有的文章在开头点明中心论点，有的则在结尾点明中心论点，也有的在前面论证的基础上，于中间提出中心论点。一般来说，放在开头的，较好把握，但审视它是不是中心论点，也要慎重，必须通读全文，才可以确认。放在结尾的，往往是先在文中提出分论点，于结尾处归纳出中心论点。放在文中的，往往观点的提出有一个过程，经过一番论辩后，再提出中心论点。一般驳论性的文章、文艺评论，多采取此种方法。还有的中心论点隐含在论证中，这就需要考生去归纳。

二、分析文章的中心和材料

作者写文章时往往围绕一个中心来展开文章内容，因而考生在阅读时，对文中各语段内容进行综合分析，能准确把握住作者的观点态度。论据的作用，或用来证明观点正确，或用来批驳观点错误，因此，论点和论据是密不可分的。考生阅读一般论述类文本的时候，在把握了论点之后，就要分析论据与论点是否一致，论据是否能够证明论点，论据的可靠性、正确性如何。总之，要揭示论点与论据，即观点与材料的内在联系，要看论据是否能成为论点存在的充足理由。论据是证明论点的理由和根据。要准确地把握论点，就必须弄清论据的类型。事实论据很明显，容易引起注意；而理论论据，尤其是对生活现象抽象、概括出的结论（结果）往往被忽视。一般选择题常对以上内容设置选项，将观点与支撑观点的论据之间的关系作一定曲解或颠倒，形成干扰项。因此考生要注意文中容易被忽视的内容，加以甄别。

三、分析作者在论证中表现出来的态度

作者的观点有时是通过对事物的分析，或对其他不同观点的评价来表现的，这就要考生在比较中去把握。有时作者为了把自己的态度和观点表现得更鲜明，往往用一个方面的情况去跟另一个方面进行对照。比如，常用对比论证使正面观点更鲜明，更有说服力。所以，考生可以从反面论证的文字或起侧面烘托作用的文字中去识别作者的正面态度与观点。有一点需要考生注意辨别，即哪一个观点是别人的观点，哪一个是作者的观点，千万不可混淆。

【同步突击】

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回答问题。

论发脾气

聂绀弩

听说世俗所谓的大人物中，竟有动辄发脾气的，拍桌子、摔茶碗、骂人、打人，诸如此类。发脾气的时候面红耳赤，气促心跳，不但自己吃亏，样子也难看。大人物是要装得有威可畏，有仪可像的。竟肯以难看的样子示人，而自损其尊严，其中必有不得已者在。什么不得已呢？曰：生活上有不如意的地方。

人生活在社会里面，社会既存制度，是一种使有些人的生活如意，而另外一些人不如意的东西。就现制度说，如果是官，是上司、是老板、是地主、是师傅、是丈夫、是嫖客、是太太，就比较如意；是百姓、是兵士、是下属、是伙计、是工友、是佃户、是徒弟、是欠债的、是妻子、是娼妓、是丫头老妈子，就大不如意。生活上既大不如意，容易动肝火，有发泄的机会就发泄，是不足为奇的。比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本以为时乖运舛，为天地所不容；及至听见陆谦和富安的谈话，原来是这两位仁兄在谋害，怎叫他不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呢？武都头满腹含冤，无可申诉，一听见张都监和张团练的谈话，原来所谓冤者，正是这两位恩公的诡计，又怎叫他不三尸神暴跳，七窍生烟呢？

但，大人物在现制度下，应该是属于如意的一方面，为什么也发脾气呢？那是因为不如意的人发了脾气的缘故。不如意的人既然发了脾气，就对于现状不能不有或多或少的危险，促成社会的或多或少的变动。他们是不如意的，也就是贫困的、劳苦的、卑贱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当然希望这变动，乐意这变动，一变动，他们的生活就说不定有多少改善的可能。大人物和他们相反，他是如意的，即在现状之下，是富有的、安逸的、高贵的、被尊崇与被供奉的；当然不希望变动，一变动，自己的生活就会改恶。纵然是大人物吧，要社会完全照自己的意思，一成不变，也难以办到，因为社会上真有人的生活不如意，而那些人又出奇的多；真有人在那里发脾气，而脾气又发得出奇地大。如果仍照自己的主观要求，以不变应万变，以少变应多变，以缓变应急变，以假变应真变，那自己倒很容易就变成日暮途穷，倒行逆施，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不知是世界跟他开玩笑，还是他跟世界开玩笑。这是大人物之所以有脾气的根本原因。

凡发脾气，必定有对象，对象必定是人；如果对自己发，对草木鸟兽、什物用具发，那只能算是发脾气的变种，不能列为正宗。同时，凡发脾气，必定是被发的对象哑口无言，或者连声谢罪；否则就是两人吵嘴、打架，而不能叫作某人发脾气了。如果这样，那就有许多人虽有脾气，也不一定有发的机会，百姓不能对老爷发，兵士不能对官长发，下属不能对上司发，伙计、工友之类不能对老板发，佃户不能对地主发，徒弟不能对师傅发，欠债的不能对债主发，妻子，尤其是下层社会的，不能对丈夫发，娼妓不能对嫖客乃至鸨母发，丫头老妈子不能对太太发，那些人多是直接蹂躏他们，使他们的生活不如意的，也就是正应该对之发脾气的，可是他们不能发，一发，生活就会变得更不如意，甚至不能生活。岂但不能对那些人发，有的恐怕就根本更无别人可发。但这只就一般而论，林教头、武都头就都发过脾气，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拾的。

百姓、士兵们不能对官老爷们发脾气；反过来说，官老爷们却可以对百姓士兵们发，岂但可发，并且正是发的好对象。一边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边是“不怕官，只怕管”，一物降一物，什么人对什么人发脾气，什么人被什么人发，按部就班，毫不假借。但这决非有了脾气，幸而有对象可发；倒是先有了可发的对象，这才产生适应那对象的脾气。没有百姓，他就不是官；没有士兵，他就不是官长；没有下属，他就不是上司；没有伙计、工友、佃户、徒弟……他就不是老板、地主、师傅……不是那种人，就不会有那种脾气，要发也就无从发起。过去的社会，君对于臣，主对于仆，都是绝对的权威。君主不把臣仆当作和自己同等的人看待；臣仆也不敢自谓与君主同等。于是一面养成了君主的骄纵，一面也养成了臣仆的忍耐。三十几年来，政制有了若干改变，社会也有若干改变，但有些人，尤其是大人物之类，如前所述，本是不愿意改变的，他们的观念，也就真正毫不客气地没有改变。总还以为官是民之父母，某种地位，是古之帝王。自己成了帝王就要发帝王脾气；没有成为帝王，就忍受别人的帝王脾气，而对自己的下属发上司脾气。昨天还在忍受别人的帝王脾气，今天就可对别人发帝王脾气；昨天还在对别人发帝王脾气，今天也可忍受别人的帝王脾气。在君主行乎君主，在臣仆行乎臣仆，他们倒是两者都能适应的。加之社会既在变动，不如意的事本多，要拍桌、摔碗、打人、骂人或者看别人拍桌、摔碗、被打、被骂之类的事，就传到我们小百姓的耳朵里来了。

从大人物常发脾气这事看来，莫非咱们这时代真要向前跨一步了么？

一九四六年一月八日，伤风楼

（选自《冷眼阅世・聂绀弩卷》）

1.下列对作者观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作者认为生活上的不如意让人容易动肝火，有发泄的机会就发泄，是无关社会、无伤大雅的，所以不足为奇。

B.作者所说的“发脾气”是以压迫人为目的的，对自己、草木鸟兽、什物用具发脾气都不能算是“发脾气”。所以这里的“发脾气”并非我们常说的“生气”，而是指对不公平、压迫的抗争与反抗争。

C.文中说“决非有了脾气，幸而有对象可发；倒是先有了可发的对象，这才产生适应那对象的脾气”，其隐含的意思是：因为被压迫者的不抗争、“没脾气”，才会有了压迫者的肆无忌惮。

D.作者认为大人物常发脾气意味着社会的变动剧烈，被压迫者的生活或许会有所改善，而时代或许也因此会向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