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翻译论文第1篇

[关键词] 翻译美学理论；文学翻译；美学分析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7-285-1

中国悠远的历史本身就蕴藏着深厚的美学基础。许多翻译标准的讨论也都涉及到对翻译美学的探索，如严复的“三难”准确概括了翻译的审美标准和价值观；马建忠的善译等译理也是在信言与美言的讨论范围之列；傅雷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更是对严复“信达雅”美学造诣上的补充。可见中国传统译论同哲学与美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美学思想成为翻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学翻译中所蕴含的美学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翻译美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更成为翻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一、我国翻译美学理论的发展

翻译美学借鉴现代美学的基本理论和结构框架来阐释翻译的机制和功能，体现出翻译学跨学科发展的要求。傅仲选的《实用翻译美学》，是我国第一部翻译美学专著。翻译中的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活动、翻译美的标准和美的再现等问题得到了具体的研究。刘宓庆在《翻译美学导论》中进一步明晰了翻译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翻译美学以翻译审美客体(原文和译文)、翻译审美主体(读者和译者)、翻译审美意识系统、审美标准及其审美再现手段为研究对象，以“本位观照，外位参照”为研究原则，立足自己的文化土壤，充分挖掘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思想，研究其对翻译的启示，同时，以针对性和相关性为指引，借鉴和吸收西方美学中的有关理论，丰富中国翻译美学的理论内涵。这种论述是翻译与美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成功探索。其中对翻译审美意识系统的探讨等方面都采用了现代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有着浓厚的美学学科特征。他的研究标志着中国当代翻译美学理论研究框架初具规模。

系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和毛荣贵的《翻译美学》等著作对翻译美学理论又做了进一步的探究，推动了翻译美学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完善。

二、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

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归于过于应用，而翻译美学最大的应用莫过于在文学翻译方面的应用。虽各位学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对实践却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奚永吉和他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一书，他认为文学翻译研究“必赖之于比较，求之于美学。”，而不同国家、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使得其美不仅仅体现在文字的“表层结构和形态”之中，而更多的集中于作品的文化内涵上。所以他提出采用宏观比较与微观比较相统一的方法，对翻译美学比较范畴和途径进行分析，如对东西方译者译品、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译品、不同地域或同一地域译品、同一译者不同时期之译品、同一原著不同译者多种译品等比较，以期待在译介过程中能够彼此融合互通，达到翻译美文的目的。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观关注的是不同文化内涵中美学方式的不同表达。而许渊冲的“三美论”则是文学翻译中诗歌领域的美学探究。 “译诗要像原诗一样能感动读者，就达到了意美的要像原诗一样有悦耳的韵律就是音美；还要尽可能保持原诗的形式，就是形美”（《翻译的艺术》）在“三美”之中，许渊冲认为最重要的是求意美，次求音美，再求形美。也就是说，要在传达原文意美和音美的前提下尽可能传达原文的形美。并力求三者统一，只有三者兼备，才是好的译文。

如此看来，美学要素在文学作品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将美学分析运用到文学翻译中，用翻译美学理论以及跨学科多元文化来指导文学翻译是不可逆的发展趋势。

三、美学分析运用到文学翻译当中

翻译的起点是原文，翻译的终点是译文。译者要做的就是把原文中的美学要素转移到译文中去，不论是语言的形式，还是语言的内容。该内容不仅包括语音、语义、语言所反映的现实，还包括语言中所隐含的情态、韵味、意境等。而在文学翻译中英语作为西方语言的一种，必然反映西方美学的一些特点，所以强调理性、抽象思维、逻辑推理和空间结构，其形式美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一些修辞手法上，如对照的均衡美，比喻的形象美、简洁美，排比的气势美，诗歌的韵律美等等。中文的修辞手法反映的形式美，如对偶、排比等，比英文更明显突出;更重要的，中国古典美学还讲究中和、气韵、意境、美丑、情志、形象、形神、文质、虚实、真幻、文气、情景、动静、比兴等强调文字内在精神的美学要素。而这写美学要素极大的体现在文学翻译当中，如此对原文和译文进行美学分析，就是要保证原文的美学要素通过翻译尽最大可能转移到译文中去，以使翻译的艺术不断发展。如此，体现出美学理论对文学翻译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结论

我国翻译与美学的结合有悠久的传统，美学理论对翻译及文学翻译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从美学角度不仅有利于了解翻译理论的形成，也有利于文学翻译批评。文学作品是译者解读原作的美并将其转移到译文中的过程，同时也提醒我们在翻译实践中要得到成功的译本不可忽视翻译理论的重大指导作用。而运用于文学翻译中的美学理论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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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翻译论文第2篇

关键词：厚翻译；儒林外史；杨宪益；注释

《儒林外史》英译本是由杨宪益夫妇翻译并对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媒介之一，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有的表达方式及文化现象，使西方人深度了解并尊重中国传统文化。本论文抓住了The Scholars 的厚翻译特色，证明了厚翻译在杨宪益夫妇《儒林外史》译本中的合理性及价值，并探讨了厚翻译对文学翻译的启示。

一、厚翻译简介

“厚翻译”理论是由阿皮亚在1993年完成的《厚翻译》一文中针对非洲的口头文学英译研究而提出的。他认为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对翻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两种文化中的两种语言很难找到完全对等的字面意义，缺少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会造成译者及目的语读者的理解障碍。在分析了话语理解的过程及翻译存在的障碍之后，他提出了“厚翻译”理论，旨在目标语读者能够充分理解源语作品，并且在目标语文化中起到其文本在其源语言文化中同样的意识形态作用。

阿皮亚认为，只有采用厚翻译的方法，在译本中添加注释或术语注解，才能体现出源语言丰富及深厚的语言文化语境。厚翻译的表现形式为序言、案语、附笔、文内释义、文外说明、脚注、尾注等。其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足够的背景知识信息，便于读者理解及鉴赏（周方珠，2011）。

二、《儒林外史》英译中的厚翻译表现

杨宪益翻译的《儒林外史》是迄今为止唯一的英译全译本，其中有较多的“厚翻译”手段的使用。在译本中，厚翻译表现形式为文内释义、文外注释及补充材料。

（一）文内释义

文内释义主要是指译者对可能造成译者及读者理解障碍的文化特指项在译语文本内进行阐释。

1.两公子认得是同乡鲁编修家里来的管家，问道：“你老爷是几时来家的？”管家道：告假回家，尚未曾到。（第十章， 1999：242）

They recognized him as the servant of Mr.Lu， a compiler of the Han Lin Academy who came from their district.When did your master return？ ”they asked.“He has asked for leave and is on his way home.” （杨宪益， 1999：243）

从字面意义上，“compiler”是指对百科全书进行编辑和写作的人。在宋朝，“编修”是一种官职，主要是记录一个朝代中的各种规章制度及其变化的书。明清时期，枢密院也设有编修官，负责编纂记述。杨宪益在译文中添加注释性信息为读者提供了相关的背景信息，使读者了解“鲁编修”的社会身份。

2.骂毕，扬长上了轿，行李和小厮跟着，一哄去了。船家眼睁睁看着他走去了。（第六章， 1999：158）

After more curses he swaggered to his sedan-chair， followed by the servants and luggage.He left the boatmen gaping----for he had gone off without paying for the trip.（杨宪益， 1999：159）

严贡生假装声称云片糕是他的救命药，而这药却被掌舵的吃了，威胁带他去衙门。其他掌舵见此情景帮他求情，严贡生故意勉为其难地不与他计较。杨宪益在源语文本后加入了解释性信息“for he had gone off without paying for the trip”，进一步向目标语读者解释严贡生的真正用意所在，即他不愿意给船费而故意为难掌舵。从中，可以看出，严贡生贪婪、粗暴、势利的本质，从侧面反映了下层民众，船夫们的身份卑微及对恶势力的无奈。

（二） 文外注释

一般情况下，注释分为尾注和脚注。因为杨宪益英译本有不同版本，注释表现形式既有尾注也有脚注，所以，在本文中，笔者统称之为注释。在译本中，译者共添加74个注释，包括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传统习俗和典故等。

1.……太祖大怒， 发往和州守余阙墓去了。（第一章， 1991：26）

...until the emperor in anger had banished him to Hezhou to look after the grave of Yu Que.（杨宪益， 1991：27）

Note： A general who defended Hezhou for the last emperor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was killed in battle by Zhu Yuanzhang’s troops.Since Wei Shu， a minister of the Yuan Dynasty， had surrendered to the first emperor of Ming， this punishment was a reminder to him that he had proved disloyal to his former master.

从译文中，读者很难理解为什么当余阙在太祖面前自称老臣，太祖会非常生气。没有相应的历史背景知识的补充，读者不会明白源文的真正意思。杨宪益通过加入文外注释，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源文意思并了解中国历史事件。

2.王员外道：“只有头一句明白。‘功名夏后’， 是‘夏后氏五十而贡’， 我恰是五十岁登科的，这句验了。”（第七章， 1999：186）

“The first sentence is the only one I understand，”said Wang.“The Xia Dynasty students took the examinations at the age of fifty， and I have just passed at fifty too.That is right....” （杨宪益，1999：187）

Note： Wang has made a blunder.The allusion to the Xia Dynasty， taken from Mencius， referred to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夏后氏五十而贡”这个典故取自《孟子》一书，指的是夏朝的田赋制度。文中王惠理解为自己五十岁登科。译者在注释中解释了该典故的由来，直接告诉读者王惠的无知。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科举考试自身的矛盾性。科举考试是选拔人才的，但却产出这么多像王惠这样的无知、势利及自私的人。读者也能体会到作者吴敬梓对科举考试的讽刺，即严格的科举考试衍生出很多没有真才实学却爱卖弄才学的人。

（三）补充材料

译者在译本的前页添加了主要人物名单，在译文后页添加了附录，供读者参考。

杨宪益按姓名的首字母顺序进行排序列出了68位主要人物，并在后面补充人物的社会头衔及相关的人物关系。译者用了音译和直译的方法翻译出这个名单。例如：Chang Chin-chai，landlord in Fan Chin’s district Chou Chin， poor teacher， later 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 and chief examiner Chu Chin-yu， son of the perfect of Nanchang， Fan Chin’s secretary Chang Chun-min （Iron-armed Chang）， swordsman and charlatan Yu Yu-ta，senior licentiate， tutor of Hueicbi Pefectual College Yu Yu-chung， licentiate， brother of Yu Yu-ta （Wu Ching-Tzu， 1973：7-8）。

除此之外，译者在文后加入关于科举考试系统及社会头衔的翻译对照附录，分析了科举考试与社会头衔之间的关系，如“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ere the narrow path by which the sons of landowners entered politics.At one end of this path were the scholars studying the art of writing paku essays， at the other end the official posts for different grades of graduates.” （Wu Ching-Tzu， 1973： 603）。译者在翻译关于科举考试及社会头衔的专有名词时，将中文名词放在后面，以便于读者学习了解中国文化并尊重中国文化。例如：“The examination system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stages： the prefectural examination 院试； the provincial examination乡试； and the highest examinations comprising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会试，the test examination 复试 and the palace examination 殿试，as well as a final test at the imperial court.” （ibid）。

三、结束语

厚翻译提倡尊重源语文化（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向所谓发达国家展示世界文化的多样与复杂，引导他们去尊重未工业化社会的人们（高元梓，2011）。厚翻译理论在《儒林外史》中的使用无疑再次证明了该理论的实用性及价值。该理论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源语特征，成为传播源语文化的重要工具。

⒖嘉南祝

[1]Wu Jingzi.The Scholars[M].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3.

中文翻译论文第3篇

“翻译从来就是一种以文化—政治为目的的语际交流行为，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刘宓庆，2007）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非功利的翻译事业，翻译作为一个整体总是服务于某种特定的文化战略目的。纵观中西翻译史上出现的翻译高潮无不具有鲜明的文化战略色彩，罗马帝国（公元前27 年- 公元284 年）从古希腊进行文化输血以补充其匮乏的文化资源； 中世纪教会为加强其宗教统治对《圣经》的翻译； 文艺复兴时期源于思想和文学革新的翻译；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汉代佛经翻译给沉闷衰退的西汉带来了新的精神慰藉和诉求本文由收集整理； 明清时期的科技翻译“师夷长技以制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倡导的“为起义的奴隶搬运军火”（陈福康，2000）的翻译则是直接为革命服务。因而，对翻译的考量应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我们“应该从文化战略的角度来看待翻译”。（刘宓庆，2007）。

一、文化转向与翻译文化战略观

中国历史上大抵有四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第三次是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第四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西学的全面翻译。这四次翻译高潮无一不是配合着当时特殊的历史与文化国情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古以来翻译就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简单文字转化过程，而是文化交流、国家发展的重要手段。当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大国地位的不断提升，对外弘扬中华文化，提升文化影响力，正成为中国新时期新的战略发展点。刘宓庆教授所提出的“翻译文化战略观”正是顺应当前历史潮流，反映时代使命的翻译理念。在《中国翻译界要树立文化战略观》一文中，刘宓庆向中国当今翻译工作者提出了如下若干问题：翻译界是否对当前的历史大势和现实要求有充分认识？中国的翻译队伍是否站在文化战略考量的制高点来观照中国的翻译事业？中国的翻译从业者是否意识到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把握住了文化战略考量这个中国翻译思想的价值观核心（刘宓庆，2006：7）他认为，翻译作为一种以文化一政治为目的的语际交流行为，从古至今对一个国家的发展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每个民族要生存、发展，就一定要有自己的生存、发展战略，而文化战略正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提出，中国人应该从文化战略的高度来看待翻译。翻译文化战略观的内涵定义主要分为四个层次：首先，要从文化战略的高度来定位中国翻译事业；其次，要心系国运盛衰，继承发扬译界先驱精神，将个人事业心与忧国感时之志密切结合；第三，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学；第四，要正确对待西方翻译理论，将中国翻译理论紧贴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翻译工作的作用之于外交、外宣、外贸以及所有的对外交往与合作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在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战略下，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可以说，刘宓庆教授将翻译的文化观上升到国家战略角度，正切合了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历史机遇与挑战，对我国翻译事业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二、 中国翻译文化战略的原因

首先，中国译学孕育于丰富的中华文化母体中，无处不留下中华文化的痕迹，这就与西方译论迥然不同，二者在社会组织形式、物质生存方式和人文地理环境三大方面都有所不相同：前者发轫于宗法分封制，长期属于农耕自然经济，地处半封闭的温带大河大陆，周边文明发展相对滞后，而后者发轫于城邦共和制，长期属于农商——农工相结合的“领主经济”，地处开放性海洋型认为地理环境，文化交流如百川交汇。以上三个大的方面的差异派生出汉语和西方语言在语言文字结构、语言流通版图和语言流通形式上的不同，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差异是汉语和西方语言分数不同的语系，它们之间不存在语源上的“同根联系”这一基本的语言，文化现实决定了中国翻译理论必须十分重视“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并将我们的语言转化理论描写建筑在“语言-文化比较描写”的基础上。这是中国译论和西方译论的重大差别之一。

其次，中国久远的人文哲学传统历来重视“意义”（概念、思想、意念等）。古代义理之辨可以追溯到魏晋时代的王弼，他提出了著名的重义命题“得象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将孔墨时代的主题意念进行深化，表现为“命题三维化”（意、言、象）。汉语总是将意义实体和语义承载糅合在一起考虑：意义和形式都不要诉求“单打一”的手段，中国人总是双管齐下，关注意义，兼顾审美。后世的很多翻译理论都没有离开“重意义”这条主脉。严复的“信达雅”，林语堂的“忠实”原则，傅雷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钱钟书的“化境”以及刘重德的“信达切”原则，都强调了重视意义。由此可见，中国翻译十分重视意义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文本理解理论，并将译学意义理论建筑在广泛的基础研究，如与决定形式的意向研究，话语结构研究，句法转换机制等。中国传统译论一贯重视意义，这是中国翻译意义观的一大特色，这个源远流长的特色是十分可贵的，应该加以阐扬。

中国翻译也与美学有很密切的关系。汉语历来重视感性，突出整体意境和美感，富于结构美、符号美、韵律美、抒情美、意境美等。符号美指它的高度形象化和意象化，同时又及语音提示性和语义提示性于一身，几乎每个汉字都有一层又一层的语义涵蕴，汉语的语义涵蕴常常与物质感性相联系。语言审美感性也深深的参与了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的斟词酌句过程。汉语这门感性的语言，与视觉感性和听觉感性密不可分，而中国翻译传统意义观中感性把握、重体悟的思想源头，这种体悟本身来讲就是一种美。中国人倾向于以一种美感心态来掂量语言的立意、抒情、遣词、造句、谋篇（起承转合），这种中国人特有的“语言美感心态”被刘勰叫做“文心”。中国人的“文心”成分体现了黑格尔的一句名言“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与形态语言想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汉语独特的美学素质：重意念、重形象、重感性、重神合、重了悟。汉语的美学素质是气质性的、结构性的，同时又是功能性的，属于审美形态的语言。汉语表现出与其他语言不同的美学特征和文化内涵，值得我们去珍惜和保护。

中文翻译论文第4篇

关键词：话语交际；翻译理论；忠实；语境；篡谋

一、翻译的语境篡谋

(一)语言语境的篡谋

语言在明示暗示性代词指称、省略结构、非标记性重复词汇(结构)、关系连词等形式接应方式上也存在差异。翻译时对这类单元“自然而然”的变通通常被理解为中性和透明，但根本原因却是译文“自然”对原文“自然”的侵凌。似乎，内容与形式一旦对立，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倚重和偏爱前者。形式方面的牺牲多数情况下被认为无关紧要。可以说，翻译可能的一个条件取决于对形式的某种篡改和舍弃。

译语语言对语篇的篡写可从“互文性”概念得到解释。当符号由一个文本进入另一个文本，两个文本之间便形成一种参照呼应的“互文关系(intertextuality)”。(Lemke,1985)Sebok(1986)将能构成文本互文的要素归纳为七种：指涉(提及另一文本标题、章节指明来源)、套语、文学典故、自我引用(self-quotation)、惯常用语(被不断使用但出处不明的思想、观点)、谚语格言以及对某一先在文本体验的表达。Lemke从另一角度指出，互文也存在于具体文本和其所属的文本系之间。同一类型文本组的互文包括四种相似，即文体、主题、结构和功能。“互文性”强调，一些文本要素能引发超越文本的前文本(pre-text)的知识和价值体系，是一种通过暗含义(connotation)发挥作用的指意机制，而不仅仅是某种主观联想。处理互文性要素时，必须注意它们进入文本之后的信息地位(语场、语式、语旨、时间、地点等特征)、作为话语行为的指涉意图以及与其它符号相互作用的符号功能。除了考虑原语本身的互文关系以外，译者还需考虑它进入译语系统后的互文运作。有时，译者会遇到非常尴尬的情况，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严格的直译可能增加读者负担，而采用通常的补偿手段，如加注、扩展等，原文的语篇特征又可能发生变化。较为典型的一例莫过于Nabokov翻译的普希金作品《奥涅金》了。他在译文所附的注释远远超过原文本身，结果，他的翻译更像一部阐释性学术著作。另一方面，如果过分强调译语系统的互文，给原作强加上读者熟悉的形式，异域的文化色彩多半就会丢失。西方小说早期被套上章回体结构，拜伦《哀希腊》被梁启超、马君武、舒曼苏、胡适等人套入元曲、七言古诗、五言古诗和离骚体，即是如此。他们通过套用中国特有的文体和结构，在译作和本土文学之间强行建立了互文。这样，接纳语境彻底改变了原文，语言间的差异被抹除，译语征服收编了原语。这也许只是较为极端的情况。实际翻译中，互文机制在语篇体式方面的控制不会采取纯粹的异化或归化，更多地是两种手段的糅合。译文总是某种“杂合”，既不属于原生的异域文学，也非本土原创。在强调多元化的今天，人们也许更主张直译，要求翻译尽可能忠实地保留原语自身的特色，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译语的允许和接纳才是原语移植之后得以获取新生命的条件。

(二)情景语境的篡谋

第一，文本必须首先通过引介与导入。翻译发起人、出版社或者其他机构依据一定标准判定哪些文本可被翻译、值得翻译，并附带提出要求。译者本人也能充当发起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消费主义日益盛行的今天，文化商品化和商品文化化已经消蚀了传统的文化和商品之间的区分，利益驱动对翻译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决定作用。经典、严肃作品在翻译的衰落和畅销书籍、影视的激增，说明市场已经成为牵导翻译的无形巨手。

第二，读者以及使用翻译的目的也对翻译产生重要影响。读者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明显时代特点、身处特定文化背景的实体存在，他们会因行业、教育、社会经历、文化心理、观念以及阅读取向等诸方面的差异对信息的价值和重点要求不同。读者期待构成话语的隐形牵引。忽略读者的现实和欲求，作品很难进入读者视野，更不用说生存延续了。

第三，由于文化间的距离，原作者进入翻译后的命运要依赖译语文化的态度。十九世纪英国翻译家GeorgeFitzgerald认为，译者完全没必要臣服原作者，原作只是给他提供一种在译语操作的可能性。今天，一切以原著为中心，译文应该屈从原文，还是反过来，一切以译语为中心，原文必须接受译语的改写操控，仍是理论界热衷的话题。

第四，作为话语实践的翻译活动本身在文化内部的地位同样影响翻译。在文化多元系统(polysystem)中，翻译文学并非任何时候都从属于原创文学。当本土文学尚处于发展初期，体系还不完备(如以色列建国初期)，或者，相对于其它文学体系仍居于边缘地位，自我创新能力较弱(如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文学)，或者正经历危机转折之时(如美国二十世纪60年代、中国二十世纪初的文学)，翻译文学将占据首要地位。(Gentzler,1993:116-18)这种情况下，翻译主要致力于引进外来作品的形势以改变现状，开创文化新局面走出自身困境，因而，翻译会贴近原文，尽量复制、保存原文形式要素及文本关系(textualrelations)。其它情况下，翻译处于次要地位，目的主要是引入、吸纳他人新异的思想观念，因而，翻译会更多依赖自身既有模式和审美规范。

第五，译者毋庸置疑地构成翻译的核心和关键。他根据自己对上诉因素的综合考虑，居中调停，最终决定多大程度以及怎样操纵原文，代替原作者“恰当、合理、正确”地讲话。译者不可能像某些翻译理论家要求的那样“隐形”、“透明”，他时时处处都会把自己铭刻在译文里。(三)文化语境的篡谋

文化语境主要指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知识信仰、风俗习惯、历史事件、行为准则等构成人们心理空间的意识形态体系或精神氛围，它在话语交际中起宏观定向的作用。

翻译过程中，“译者总在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当时政治、思想意识、经济、宗教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李运兴，2000：122)文化篡谋在不同时期人们对“翻译伦理”的认识和表述上非常明显。张培基、喻云根等在《英汉翻译教程》(1980年出版、2000年重印)一文中强调，译者的第一素养是“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较高的马列主义、思想的理论水平，…要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深入理解原作的内容。”立场、观点不同，译者的理解和分析就有差别，采取的方法必然影响原著的实现。翻译历史表明，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有可能要求极端的方法操纵原著。中国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一本翻译教材在谈到翻译时虽然强调“信”是翻译的首要标准，却似乎自相矛盾地提出另一条准则，即，翻译活动必须服从译语文化的要求。

二、结语

研究翻译时，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固守抽象的“忠实”，仅停留于文本内部的语言转换考察翻译的本质。我们必须返回翻译活动的具体语境，从其源头追索“忠实”可实现的基本条件。如果我们放弃传统的二元结构而采用动态多元的模式研究语境和翻译的关系，我们就能避免理论研究中西西弗斯的尴尬，开拓翻译研究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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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TranslationTheories[M].London:Routledge,1993.

中文翻译论文第5篇

关键词:移情 跨文化翻译

Abstract: In translating process, what are involved are not just source language and target language, but also the different culture in the two languages. Translators are required to understand the author’s mea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according to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Only in this way can translators put the source language into a text which can be accepted by the readers from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In this process, proper use of empathy may help the translators to overcome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caused by different culture, which is a guarantee of the loyalty and artistry of the original text.

Key words: empathy; intercultural translation

一、引言

移情最初是由德国的罗勃特•费肖尔首先使用的一个美学概念。在随后的进一步发展中,移情逐步扩大到包括心理学和跨文化交际学在内的其他的领域。在心理学中,移情指的是通过对情感的觉知而自身产生与他人情感相接近的情感体验,也就是情感上的共鸣。在跨文化交际中,所谓文化移情就是交际主体地转换文化立场,在跨文化交际中有意识地超越本土文化的框架模式,摆脱自身原有文化的传统积淀和约束,将自己置于另一种文化模式中,在主动的对话和平等的欣赏中达到如实感受、领悟和理解另一种文化的目的。(高永晨,2003:29)文化移情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认知移情和交际移情。前者指的是交际主体在跨文化交际中,认真的倾听他人的言语,同时对说话人的表情、动作等等非言语交际行为进行仔细观察,从而客观有效的了解说话人所表达的真实含义和他所处的情绪状态,在此基础上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在他人所处的境遇中体会他人的情感和情绪,产生情感共鸣,急他人之所急,想他人之所想。后者则指交际主体根据他人通过言语和非言语所表达出的情绪状态,采取恰如其分的行动,通过言语或动作向他人表达诚挚的理解和关心。移情是解决跨越文化障碍的有效途径。

众所周知,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如果说翻译是一种语言再现另一种语言的信息,这里的“信息”自然包括文化信息。(金惠康,2002:343)我们也可以说翻译实际上是文化的翻译,是书面形式的跨文化交际。不同国家、民族之间不同文化的交流和渗透,都离不开翻译活动。要想尽可能合理地解决翻译中的文化障碍,必须进行适度的文化移情。

二、 跨文化翻译中阻碍移情的因素

在跨文化翻译中,译者首先要明确的是文化的多样性、平等性和互补性。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构成世界丰富多彩的重要条件,这也是跨文化翻译工作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能够不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世界上各具特色的文化是平等的,不存在优劣和高下之分。但人类在几千年的进化发展中,各个民族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和历史发展经历的差异,构成了自己本民族文化的认知方法,行为模式,交际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再加上对其它文化相关信息的缺乏,从而导致跨文化交际中诸如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民族定势和偏见(stereotyping and prejudice)。这些障碍是导致译者不能适度移情的重要因素。

1.民族中心主义。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优越心理,就如同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优越感一样。民族中心主义是指某个民族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本民族的文化当作对待其他民族的参照系,以自己的文化标准衡量其他民族的行为,并把自己与其他文化相隔离开来。(顾嘉祖,2000:226)在跨文化翻译中,民族中心主义使得译者在处理作品的文化因素时,以本国文化为导向,漠视别国文化,不能正确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情感,误解甚至是曲解他国的文化,因而导致作者与读者之间有着较远的心理距离。而移情则是译者在充分了解他国文化的基础上,摒弃本国文化的影响,从他国的民族立场出发,准确的体会作者的情绪状态,从而完成原语和译语之间的忠实而通顺的解读和表达。由此可见,民族中心主义是翻译中阻止移情的主要障碍。比如:在翻译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里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时,杨宪益先生和英国学者霍克斯就有着两种不同的版本:

(1) 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Yang)

(2)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Hawkes)

一个民族的,是该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学的经典著作《红楼梦》里充满了佛教和道教意识。杨宪益先生借用了一个英语的谚语,但把其中的God 改成了Heaven,从而保留了原有的汉文化的宗教色彩。霍克斯却直接引用了对应的英语谚语,未作任何改动,他把原文的佛教色彩变成了基督教色彩,这样一来,霍克斯就潜意识地把一个信佛的人变成了一个信奉耶稣的人。可见,翻译时的文化移情只有摒弃民族中心主义,改变民族文化立场,才能原汁原味地解读源语言的文化。

2.民族文化定势和偏见。定势是过于一般化的,过于简单化的,过于忽略细节差别的,过于夸大了与某种类别或某一群体的人相关的信念或态度,是一种简单化的认知方式。译者一旦形成的定势后,就会对翻译中所遇到的问题采取一种十分简单的模式化的态度,运用一种呆板的方式来进行跨文化翻译。偏见是一种以错误的或不可变通的概括为基础的反感心态。(贾玉新,1997:106)“偏见是比定势更为强烈、更为露骨的民族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是一种不健康不合理的心态。有了民族偏见的先入为主,译者不可能对不同的文化采取客观公正的立场,自然而然的影响了他对原语言文化的解读。无论是定势还是偏见,在跨文化翻译中都是移情重要障碍。如:

“这断子绝孙的阿Q!”远远地听到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鲁迅,《阿Q正传》)

“Ah Q, may you die sonless!”sounded the little nun’s voice tearfully in the distance.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中国的封建传统道德观念,一个家庭没有子嗣是最大的不幸,是对祖宗最大的不孝。时至今日这种传统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这是数千年来形成的一种民族心理。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骂人“断子绝孙”是最恶毒的咒语。而在西方社会,这种观念很淡薄,尤其在现代年轻人中,独身主义蔚然成风,断子绝孙对个人和家庭根本是无关紧要,因此,如果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定势直接将“断子绝孙”直译为“sonless”, 英美读者不可能理解译文中“sonless”的文化含义,只有了解到这样的一种中西文化差异,在译文中加上一条注释:――a curse intolerable to ear in China, 才能使读者确切理解全句的语用含义。(包惠南,2001:20-21)

总而言之,民族中心主义,民族文化定势和偏见的存在使得译者不能摆脱本民族文化对自己的束缚和影响,不能以公正客观的心态处理源语的文化现象,自然会导致译入语中移情的缺失,错位或越位。要想保证跨文化翻译中双向沟通的顺利实现,首先,译者应该将自己置身于另一种文化模式中,在平等的基础上体现另一种语言的文化。只有从自身克服这些文化移情的障碍,才能有效的缩短两种文化之间的心理距离。

三、正确区分移情与矫情,恣情和同情,坚持翻译中文化移情的适度原则

文化移情是跨文化翻译中连接源语和译入语之间文化和情感的桥梁和纽带,是保证两种文化有效沟通的重要因素。理想的译者应该是一位善于移情的中介者。文化移情的中的“不及”和“过度”只会导致作者和读者之间产生沟通的障碍。要想坚持翻译中文化移情的适度原则,就要求译者正确将文化移情与文化恣情,文化矫情和文化同情区别开来。

文化移情体现的是立足自身又超越自身的统一,在文化立场上虽然没有脱离民族文化的本土背景,但是,能够把自己的情感和情绪主动投射到他人所处的境遇中去体验他人的情感和情绪,达到自我与他人情感的融合以及感情的共鸣。(高永晨,2003:30)在翻译中,如果译者和源语文本的作者来自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文化感知,并且译者通过本民族文化的感知去解读源语文本的话,势必会导致误读,省略,失真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移情可以大显身手,因为它能使译者从源语文化的角度,通过源语文化的感知来解读源语文本,从而避免误读,省略和失真的发生。而文化同情在跨文化交际中从自己出发,以自己的文化为标准去解释和评价别人的行为,立足点仍然是本民族的文化,容易不自觉的产生民族群体中心主义等心理障碍。由于文化同情没有从根本上转移情感的内容,仍然是情感的缺失。

文化矫情是跨文化交际中移情不到位的表现。它主要表现在过度地压抑自己的情感,知觉反应冷漠,不能敏感地察觉和捕捉交际客体的情感,作出适当的共鸣。在翻译中,由于受到源语与译入语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影响,或者是出于有意向读者介绍源语文化特色的目的,译者保留了源语文本中过多的或难以理解的源语文化信息,却没有提供充分的,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识来帮助读者完成对源语文本的作者和译者的移情。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很容易凭借对母语文化习惯性的感知来解读译文,那么,自然而然会产生对译本的误读和曲解,这就是文化移情不到位所导致的后果。例如: 名牌自行车“飞鸽”用一个“飞”字暗示其性能,用“鸽”字表示人们爱好和平,是成功的商标。但当它被译为Flying Pigeon后,却没有在英语文化读者中营造出同等的效果。因为在英语文化中,鸽子有两种:pigeon 和dove,前者是猎人打来食用的,后者才用来象征和平,因为pigeon是一种又小又弱的鸟。显然,将商标“飞鸽”译为Flying Pigeon 是不能译出原商标所追求的效果,是文化移情不到位的表现。

与文化矫情的移情不足相比,处于另一极端的就是文化恣情的移情过度。文化恣情是文化移情的严重越位,过度地放纵自己的感情,丢弃了自己民族本土文化的立场,否定了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主体与客体的二分性。如果译者过于迁就读者或者对读者源语的文化能力水平估计过低,就容易程度过高的同化策略。过高程度的同化或完全同化是译者移情过度的表现。在跨文化翻译中,过度移情于读者就必定会破坏和抹杀作品的民族性,破坏了作品的民族文化特色,使读者产生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如下面译例:

My aunt, however, took all possible care of him;had all the doctors in town to prescribe for him; made him take all their prescriptions, and dosed him physic enough to cure a whole hospital.

我姨母对他的照顾真是个无微不至,为他开方诊治,镇上半数以上的郎中都请过,又让他按照他们的方子一一服药。他服过的那些个丸散膏丹,把一个医院的病人治好都绰绰有余,可他的病却不见任何起色。

上例的译文中,译者过于移情于中国读者,运用了中国传统的中医文化中的词语“郎中”和“丸散膏丹”,虽然方便了中国读者的理解,但这些词语的运用给译文蒙上了一次非固有的文化色彩,使原文中所蕴涵的特定的文化意韵荡然无存。由此可见,译者移情过度必定影响译文的质量和效果。

四、结语

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翻译不仅仅只是一种语码的转换,而且也是文化移植的过程。与其说翻译涉及的是两种语言,还不如说它涉及的是两种文化。译者要想成功地将源语转换为译入语,不仅应该具备高深的双语素养,还应该充分了解两种语言所处的文化。那么,在翻译的这种文化处理过程中,正确区分移情与矫情,恣情和同情,坚持翻译中文化移情的适度原则将很大程度上帮助译者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有效处理语言中所体现的文化冲突。因此,在翻译中适度运用移情是必不可少的,是保证译文质量和可接受性的一个重要标准。

参考文献:

[1]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2]高永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移情的适度原则》,《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8。

[3]顾嘉祖:《跨文化交际----外国语言文学中的隐蔽文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中文翻译论文第6篇

关键词： 科技文 翻译 功能翻译理论

1.引言

较之其他翻译文本，科技文本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译文要求兼顾精准性和规范性，这就对翻译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实际情况中，作为中西方科技活动交流的主要媒介，科技论文由于其较强的专业性，使得英译工作发展缓慢，无论是科技工作者还是专业翻译者，都很难保证译文质量，致使科技文英译水平良莠不齐，这与中国的科技迅猛发展之势形成落差，提高中文科技文献英译水平是适应中国科技“走出去”形势的当务之急。

具体而言， 科技文英译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英译工作多着眼于单句词语、语句或语段层面上的翻译，如何将科技文英译兼顾句法（包括语句内部的词汇和语法）和篇章层面应作为研究重点。文本类型理论及翻译目的论为探索科技文英译技巧和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撑。

2.功能翻译理论

功能翻译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德国学派整合了费米尔的目的论、赖斯的功能翻译批评理论、曼塔利的翻译行为理论及诺德的“功能加忠诚原则”。

其中，目的论现已成为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理论之一。该理论将翻译阐述为承载着本身的目的，并通过冲破文化障碍促进文化间交流的行为。选择翻译方法或策略的标准在于翻译本身的预期目标。目的论是建立在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忠实原则基础上的[1]。

赖斯将语言学的文本功能理论迁移到翻译行为的研究中，提出了功能翻译批评理论。该理论建立在布勒的语言功能三分法基础上，将文本分为信息型、表情型、感染型和视听媒体型四种类型[2]。

翻译行为理论是目的论的深化与发展。从翻译过程出发，曼塔利将翻译阐释为一种“跨文化合作”的行为，认为其是有自身目的并注重结果的活动，翻译过程则是文化转化关联的交流过程;从翻译参与者行为及作用角度出发，曼塔利认为翻译并不是单纯的文字本身的翻译，而是通过翻译打破语言障碍，从而促进文化的交流[3]。

诺德的“功能加忠诚原则”是对功能翻译批评理论的补充，不仅强调翻译本身的功能，还重视翻译对原著及读者的忠诚。在此，“功能”指译文可以在目标语国家的文化体系中起到学术交流作用;“忠诚”指翻译既要忠实原著又要兼顾读者的语言习惯。这一理论给出了翻译过程中经常碰到的一些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如哪些语句属于可以保留，而哪些属于必须保留并进行相应的改写。

综上，功能翻译理论内部主流理论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系统解决翻译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3.功能翻译理论指导下的科技文的翻译

功能翻译理论的某些特征能够迎合科技文在句法翻译（包括词汇&语法）和整体篇章翻译方面的特点。

3.1词汇翻译

3.1.1动词名词化

与汉语动词使用的灵活性不同，英语中动词的形态改变有严格限制，动词名词化的方式在不影响原文意义的同时，有利于句子结构的精简。在忠实性原则指导下，科技文英译倾向使用名词化动词，以顺应目标语的表达习惯与文本特点。举例如下：

原文：……打造医疗旅游资源的品牌价值，开拓医疗旅游市场的规模，提升医疗旅游服务与产品的质量……

译文：…the building of brand value of medical tourism resources， the expansion of medical tourism marke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medical tourism services and products…（动词的处理在此加粗标注）

分析：原文中使用了多个并列动词，使得句子更加简短有力。翻译时应将这些动词名词化（“打造”翻译为“the building of”;“开拓”翻译为“the expansion of”等），以保证句子结构与层次的清晰性，更符合英文表达习惯。

3.1.2渲染词的省译

为增强语气，中文科技文通常带有很多中国特色的渲染词汇，是中国人独特思维方式的体现;然而，科技英语更关注文章的周密严谨，用简练的表达突出文章的重点信息。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将渲染词省译。举例如下：

原文：……对我国医疗旅游资源的空间布局、特征、类型等更加深入地讨论……有利于医疗旅游资源的合理使用，大力提高我国医疗旅游资源的市场竞争力，有针对性地创新更多的医疗旅游产品……

译文：… the discussion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and type of medical tourism resource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China’s unique medical resources are favorable to the use of medical tourism resources， the improvement of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medical tourism resources， the creation of more medical tourism products…（省译部分加粗标注）

分析：原文中使用了很多渲染词，例如“更加”、“深入地”、“合理”、“大力”、“有针对性地”等，都采取了省译策略，使译文更加简洁易懂。

3.1.3术语的处理

科技论文专业性强，术语使用密度高，翻译应当关注术语表达的准确性。举例如下：

原文：该文主要运用了定性的研究方法，包含网络分析法、实地调研法、SWOT分析法等。

译文：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is the main method of this paper， including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field research method and SWOT（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 Threat） analysis method.

分析：对于专业人士而言，原文中的SW OT分析法不难理解，但是考虑到非专业读者的阅读体验，因此在括号中将各字母的含义表示出来。

3.2语法翻译与篇章翻译

语法翻译通常融于篇章翻译中，在此将二者结合阐述。较之其他文体，科技文英译应注意的语法点主要在于主动变被动的处理。根据相关统计，在科技文教科书中，大约有将近一半的动词使用了被动语态，而汉语中更习惯主动语态的使用。因此，为了使得译文读者更容易理解，在翻译过程中要对语态作适当的转换。举例如下：

原文：……制订合理的医疗旅游方案，深入挖掘我国医疗旅游的独特优势，并进行医疗旅游产品的设计与创新。

译文：… a reasonable medical tourism scheme is developed，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medical tourism are exploited， and medical tourism product is designed and created.

分析：由于原文较长，而且结构相对复杂，因此在翻译时首先进行了断句。在翻译后半部分时，将汉语中的主动语态转换成被动语态，将汉语主动语态“制订”翻译成英语被动语态的“is developed”，将汉语主动语态的“挖掘”翻译成英语被动语态的“are exploited”，将汉语主动语态的“设计与创新”翻译成英语被动语态的“is designed and created”。这种不具备感彩的翻译方式，不但能够客观地将原文的语态特点表示出来，还能够让科技文的信息功能更加明显。

4.结语

在功能翻译理论的指导下，翻译不仅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变，更是一种具备较强目的性的交际行为。在翻译过程中，应当使用合理的处理策略，将译文的信息功能充分体现出来，实现交际目标。科技文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以内容表达为目标的信息文本，为了将科技文的功能体现出来，需要运用交际翻译的合理处理策略，在保持原文信息不变的前提下，按照实际语体的习惯与结构进行适当的调整、转换与删减，从而使得科技文翻译质量更高。

参考文献：

[1]杨瑛.功能翻译理论与科技英语文体翻译方法分析[J].陕西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05）.

中文翻译论文第7篇

【关键词】交际翻译理论 英文小说翻译 应用方法

翻译是指在准确、通顺的基础上，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其也是将一种相对而言较为陌生的表达方式转换成相对熟悉表达方式的过程，包括语言翻译、文字翻译、图形翻译、符号翻译等。随着人类对文化交流的需求越来越高，小说阅读也成为当前人类互相进行习俗、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相关内容交流的重要方式。英文小说翻译也成为满足中国当前诸多读者了解英国文学的重要途径。

一、交际翻译理论概述

交际翻译理论来源于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翻译问题探讨》一书。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文学著作翻译盛行，由此也产生了诸多优秀翻译学家。彼得・纽马克正是当时重要的翻译家之一。当时翻译界中对于意译和直译的争论较多，在实际翻译中也存在两派。彼得・纽马克在此基础上对前人的相关翻译理论进行总结和概括，并结合自身翻译经验，于1981年著成《翻译问题探讨》一书，并在其中提出语义翻译理论和交际翻译理论。其中语义翻译理论是指在原文作者的写作中心出发，严格根据作者的写作思想及风格，对原文进行翻译，遵循“忠实性”原则。语义翻译理论也更加注重原文的词语排序及语言表述，需尽可能贴合原著。

而交际翻译理论与语义翻译理论相比，更加注重读者的主观感受，其以读者为中心，更加注重读者的理解状况及心理感受，以求在原著的基础上，为读者呈现原著带给读者的同等阅读效果。在交际翻译理论中，彼得・纽马克认为翻译就是两种语言进行交流的一种方式，其认为翻译中原著精神传达比语义传达更重要。

在上述两种翻译理论提出后，彼得・纽马克又提出了文本类型理论，其主要将文本分为信息型、表达型及呼唤型三类。彼得・纽马克提出不同文本类型需采取不同翻译方法，对于信息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其翻译的主要目的是向读者传达文本信息，使读者从信息中获得感染，文本的实际表达内容比表达形式更加重要，因此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需更加注重文章内容的表达，可不比过于拘泥形式，引起翻译内容晦涩难懂，影响读者阅读感受。因此，这两类文本在翻译时，可采取交际翻译理论。而对于表达型文本，其大多具有较强的学术性，语言的内容和表达形式、风格等更能体现原著作者的中心思想表达，因此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需更加注重原著的思想表达，严格按照原著语序、表达形式等进行翻译，这种文本更适合采取语义翻译理论进行翻译。

二、英文小说的翻译流程

1.译前准备。翻译者在实际英文小说翻译前，需做好英文翻译的译前准备，其主要内容包括了解英语小说原著的特点、了解英语小说翻译的相关要求。

英语小说与中文小说一样均具有一定的文体特点。在英文小说中，其特点主要突出在以下几点：语言形象化、语言个性化、修辞格的运用较为广泛、叙事角度较为多样、句式表达形式较为多变等，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需先对原著相关文体特点进行了解，根据原著实际表达方式灵活应变，提高翻译质量。英文小说多注重于对客观生活的描述，通过对日常生活环境、人物生活等相关故事等进行描述，为读者创设生动活泼的画面。英文小说题材较多，形式多变，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除了需加强对小说文体特点的了解，还需了解小说翻译的相关要求，以促进翻译文本展现出原著的风采。其四大要求为：形象化、个性化、通俗化、风格化。

此外，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相关翻译人员还需加强对作者及写作背景的了解，以保证翻译文本的准确性，以通过不同语言再现原著。如当代美国作家Madison Smartt Bell的著作《Soldier's Joy》，其写作背景是为了分析当代人类心理问题与生活问题之间的关系，采取第三人称叙事，以娜娜、娜娜的丈夫及娜娜的前男友作为小说主线展开故事。在翻译前了解著作背景及目的能更好地表达作者思想。

2.翻译。翻译过程是影响整篇著作翻译效果的关键。在小说翻译过程中，相关翻译人员需结合英文小说翻译的要求、文本特点、写作背景等，并结合实际翻译经验进行翻译。翻译的主要步骤包括以下三点：第一，将全文细读，准确了解原著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作者的写作风格等。此过程需进行反复阅读，以保证理解效果。第二，进行首轮翻译时，需保证在最大程度上将原文信息保存，避免信息流失。在第二轮翻译中，采取交际翻译理论，在原文表意的基础上，对首轮翻译译文进行润色、修改，保证译文逻辑性和流畅性，保证译文符合读者阅读习惯。

3.译后校对。对译文进行校对时首先需对译文进行通读。第一轮校对时，需保证译文与原文之间意思无出入，信息表达、感情表达、写作风格等需与原著相符。第二轮校对时，在第一轮校对的基础上，对译文内容进行校对，保证译文与原文的统一性。翻译结束后，相关翻译人员需加强对翻译中相关问题的总结，并做好记录。

三、英文小说的翻译中交际翻译理论的实际应用方法

彼得・纽马克提出英文小说可分为信息型和呼唤型两种文本，信息型文主要目的是向读者传递信息，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需将信息传递放于首位，以表达简洁作为翻译基础。而呼唤型小说主要目的是向读者传达情感，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需将原著的情感表达作为翻译首位，以表达清晰、语言流畅作为翻译基础。以下对翻译中的词汇、句子、对话中交际翻译理论的实际应用方法进行详细叙述。

1.词汇翻译中交际翻译理论的应用。词汇是组成句子的基础，也是表达著者思想的最基础元素。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不同词汇的运用饱含着著者的思想，一个词汇也表达着多种含义；且词汇背后也蕴含着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情感、文化背景等，因此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之间也存在较大的理解差异。在实际英文小说翻译中，采取直接翻译的方式将会导致不同读者因文化差异导致难以理解的状况，进而影响原著情感及思想的表达。例如英文中“bear”表示脾气暴躁或饥饿的人，其还有一种含义是熊，而熊在汉语中引申为愚笨的人。英文小说翻译中，对词汇的翻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选词和词类转译。

在英文和汉语中，一个词存在多种意义的情况较为常见，且在文学作品中，某些词的含义常具有多义性和不固定性，其语义需根据不同语境进行判定。在英文小说翻译中，每次词汇的翻译其含义、情感、意象等均需以语境作为翻译基础，将语境凌驾于一切因素之上，保证词汇翻译的准确性。如在Madison Smartt Bell 《Soldier’s Joy》一书中，有如下对话：

“Just in time！”her mother said， hovering above the food， filling three plates，then settling in her customary seat.

“Thanks， Mom，” Nana's father said.

在这段对话中，用到“in time”，该词汇意思为及时、终于，此处根据下文中提到的娜娜的母亲端着三个盛着食物的盘子，可以推断出此时娜娜正好回来，翻译成“来得正好”符合语境。在后文中提到“Mom”，本意是妈妈，但结合后文说话对象为娜娜的父亲，因此，此处翻译时，不能直接翻译为“妈妈”，以免与中国人的表达方式相背离。因此，在实际翻译时，可根据中国人称谓习惯，以交际翻译理论翻译为“孩子他妈”。

由于汉语和英语属于两种不同的语系，其在语法、词汇、表达上也存在较大差异。在英语中名词使用情况较多，汉语中动词较为常见。如在Jesse Lee Kercheval的《Alice in Dairyland》一书写到：“I say to my friend，because I'm afraid if the sniper knows I've been hit， he'll want to finish me off.”这句话中“I'm afraid”中“afraid”为形容词，本意为害怕的。在翻译中若以直译方式，则为：因为我是害怕的，如果……，这种翻译不符合汉语的用词习惯，因此可将其转化为动词：因为我害怕，如果……。通过这种此类转译，更符合汉语阅读习惯。因此，在实际英文小说翻译过程中，需学会变通，学会词类转译，使译文更加通畅、易懂。

2.句子翻译中交际翻译理论的应用。句子是表达著者完整思想感情的基本语言单元，是构成段落的基本单位，也是翻译的基础单位。汉语和英语的语法体系不同，使得两种语言中句子表达形式存在较大差异，汉语中，一个句子中各词汇的逻辑排列组成完整的句子，而在英语中，以连接词来串联各词汇，形成逻辑关系。在句子翻译时，需根据交际翻译理论，以读者的理解能力及心理状态为基础进行翻译，保证语言通顺易懂。其常用的方法包括增译、切分、换序三种。

如：But although Nana's parents were nothing but gracious to him， they were never going to fall under his spell.这句话直译为尽管娜娜的父母对他和善，他们从没有中他的咒语。直译时，对与文章意义的表达欠缺。而根据上下文，娜娜的父母对其丈夫不喜欢的状况，可在翻译中增译为“他们从没有中他的咒语从而对他产生好感”。通过增译能促进句子表达的完整性，也能促进读者理解，更好地了解人物的心理状态。

3.对话翻译中交际翻译理论的应用。小说中，人物对话是表现人物性格、形成文章冲突的重要要素，人物对话直接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且人物对话也直接体现着人物性格、思想、身份等，因此。在小说对话翻译时，需把握翻译的个性化、鲜明化，注重语意、语气及感彩的处理。

如“Can you talk？ Is Anders there？” my mother asked.此句中Can you talk直译为“你能说话吗，安德斯在吗”，直译效果较为生硬，且具有歧义。根据上下文，此对话来由是“我母亲”偷偷给“我”打电话，未防止安德斯听见而出现的询问，采取直译时，其意义不准确，因此可采取语意处理，翻译为“你方便讲话吗，安德斯不在你身边吧”，这样翻译之后，能便于读者理解文章，且更能突出“我母亲”的人物形象及对安德斯的不信任。

四、结束语

汉语和英语语系不同，导致在英语小说翻译过程中，直译效果不佳，易导致读者难以理解的状况发生。在实际英语小说翻译过程中，相关翻译人员在实际翻译中需根据语境状况，综合多种翻译方法和理论，以保证著者思想情感、观点等的准确传达，并能符合汉语的阅读习惯及表达方式，保证翻译效果。

参考文献：

[1]孙英朋.交际翻译法在现代英文小说翻译中的运用[J].剑南文学，2011，（5）：54.

[2]刘彤，陈学斌.交际翻译课堂模式的建构[J].教育与职业，2013， （29）：145-146.

[3]王爱玲.跨文化交际翻译中语言文化信息的增减与重构[J].河南社会科学，2013，21（10）：11-12.

[4]代h.从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角度看新闻翻译[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5，18（4）：66-67.

[5]徐霞.交际翻译理论在辛克莱・刘易斯小说翻译中的运用――以Go East，Young Man的翻译为例[D].扬州大学，2013.

[6]何鹏程.交际翻译视角下英语小说翻译研究――以短篇小说《Amy Foster》汉译分析为例[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3，29 （6）：18-19.

中文翻译论文第8篇

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 文学翻译 意象 再创造

一、功能翻译理论与意象再创造

功能翻译理论来源于交际理论，其核心是目的理论。功能派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 Nord）［1］1997年用英语出版了《目的》一书，系统介绍了功能派的翻译理论。一般的翻译理论，以原文为起点，译文为终点。翻译的第一阶段是对原语言的分析，然后经过翻译过程译入目的语，然后译文要按照译入语的常规加以修改，最后是把译文投入交际情景，完成语用行为。而以目的理论为核心的功能翻译理论，其最大特点是把通常的翻译程序倒转过来，也就是以语用为起点，以翻译的目的、译文的功能为标尺来确定翻译的策略，并且选择把原文中哪些材料传译到译文中。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翻译程序。这样翻译的标准就是译文是否实现了原文的功能，或者是否达到了翻译的目的。

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让不懂原著的目的语读者借助于翻译来阅读理解、欣赏原著，使原著有一个更大的读者群，这就赋予翻译以特殊的史命――再创造及其它特殊的要求，在翻译的过程中要依据蓝本――原本，要考虑译文语言的风格，写作风格，原文形象的魅力，这一切都来源于原作者所表现的现实，而译者需要体会到原作品中人物的感情、思想、行为，并将把有这一切在自己生活体验中找到最恰当的印证，然后运用适合于原文的文学语言，意象语言把原作的内容、形式正确无误地再现出来。

二、意象语言是文学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意象语言［2］是指那些能刺激读者的视、听、触、嗅等感官，让读者有某种形象感的语言。意是作者的思想和感情，象是某种具体的形象。意象“是指熔铸了作者主观意识（包括情感）的事物映象，或是经过想象加工而在脑子里形成的事物形象，即心理学所说的‘想象表象’”。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既是一个基于静态逻辑语符的忠实代言人，同时更是一个能动的、文化性的、有度的、主观认知和潜意识地表现“自我”的重创者或模仿者。把译者当作一个静态机械的忠实代言人，从本质上讲是将文学翻译仅局限于符号对应层面上，忽略了文学翻译中的美学认知和转换中的主体能动性、文化性、主观性，而这是文学作品中美学和风格等诸美学因素的认知和展现的模糊性、隐含性和动态主观性的本质所决定的。强调文学作品“形而上”的翻译中译者的主观性和能动性并非否定“信”的基础，“忠实”或“信”在任何翻译活动中都是第一要素，没有这个“第一要素”翻译活动亦会失去它应有的意义和作用。这与诺德提出的“功能加忠诚”的功能翻译理论是一致的。

三、文学翻译中的意象再创造

（一）声音意象

声音可产生特定的音韵、节奏和联想，有助于表情达意，刻画形象，表现气势。《红楼梦》里有这样一段对话：……湘云走来，笑道：“爱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玩，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会儿。”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也不叫上来，只是‘爱’哥哥‘爱’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闹‘幺爱三四五’了。”……史湘云对话里也不示弱，反唇相讥道：“我这辈子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儿得一个咬舌的林姐夫，时时刻刻你可听‘爱’‘厄’去。阿弥陀佛，那才现在我眼里。”小孩咬舌会把“二”说成“爱”，据考证红学家基本采用曹雪芹祖籍为河北丰润县一说，丰润北部山区的人们以及附近地区的人们都把“二”说成“厄”。对话里用了一连串的语音变格，把湘云活泼娇憨的形象，黛玉敏捷不饶人的性格，以及两人互相取笑的幽默情趣刻画得淋漓尽致。David Hawkes［3］是这样译的：

…“Couthin Bao，Couthin Lin，you can thee each other every day.It th not often I get a chanthe to come here;yet now I have come，you both ignore me!”

…“Lisping doesn’t seem to make you any less talkative! Listen to you：Couthin’，Couth’!Presently，when you are playing Racing Go，you’ll be all thicktheth’and theventh’!”

…“I shall never be a match for you as long as I live，”Xiang-yun said to Dai-yu coith a disarming smile.“All I can thay ith that I hope you marry a lithping huthband，tho that you have ithee-withee’ ithee-withee’ in your earth every minute of the day.Ah，Holy Name!I think I can thee that blethed day already before my eyeth.”

David Hawkes在译文里也巧妙地运用了一连串相应的语音变格（如cousin-couthin，It’s-It’th，chance-chanthe，sixth-thicktheth等），取得了毫不逊色于原文的音韵效果。

（二）结构意象

句子或语篇的结构具有创造意象的功能。汉语重意合，属话题突出性语言，句子结构为流水句（竹竿/节句）；英语重形合，属主干突出性语言，句子结构属葡萄型。杨宪益［4］准确把握汉英语言结构以及民族思维的宏观差异，根据语境适度调整结构，以增强译文的逻辑性、可读性。如：“到了铁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见对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楼，与那苍松翠柏，高下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更有好一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仿佛宋人赵千里的一幅大画，做了一架数十里长的屏风。”（《老残游记》）

译文：When he reached the temple he looked southwards and saw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lake the Mount of a Thousand Buddhas.There were temples and monasteries，some high and some low，scattered among the grayed pines and green cypresses;the red were as red as fire，the white as white as snow，the blue as indigo and the green as green as emerald，while here and there were a few red maples.It looked like a big painting by Zhao Qian Li，the Song dynasty painter，only made into a screen a dozen miles long.原文缺省的主语用he译出，尤其是“高下相间”的主语较隐晦，译者运思细密，用some补出；最后一句主语译者根据语境判断指代前文太湖美景，用It译出原文的模糊美。译文还根据英语的特点，加上一些逻辑关联词，把句子转换成葡萄型长句，层次分明，逻辑清楚。此外，颜色意象传译逼真，也是一大特色。

（三）情景意象和人物意象

提到文学翻译的创造性不能不提庞德（Ezra Pound）。他追求一种新的硬朗实在的诗歌，他主张诗歌内容平民化，诗歌形式通俗化，即用接近口语的自由体诗取代传统的格律，诗歌的语言要清晰、准确和简洁，诗人应废弃一切对表达不起作用的词语，并通过意象来思考、感觉等。在对中国诗歌进行翻译时，意象成了庞德学习借鉴的重点，为了引进中国古诗的模式和语言方式，在翻译中国古诗时他不惜违反英语的语法规则。他通过误译把李白“荒城空大漠”的诗句翻译成了“Desolate castle，the sky，the wide desert”。译文中没有英语常见的主谓结构，也没有介词的连结，造成了中国古诗中常见的意象并置的效果。

在翻译王昌龄《闺怨》中的“闺中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两句诗时，庞德［5］为了突出意象，把汉语诗句中各个词的英语意思按照原诗的词语搭配关系组成英语诗句。如：

In boudoir，the young lady-unacquainted with grief，

Spring day，-best clothes，mounts shining tower.

庞德省掉了“spring day”前面的“on a”和“best clothes”前面的“in”。通过省略这些表示词与词之间关系的词，在译文中创造出“the young lady”、“spring day”、“best clothes”和“shining tower”几个意象组成的意象群。这些诗句典型的中国式英语，英语读者对此感到吃惊是很自然的。事实上这种对译语叛逆的译法也应该是无可厚非，这是国语译者翻译时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译语和原语，还要考虑原语文本的体裁和其内在的属性。

人物意象是文学作品中意象最明显和最集中的形式。人物形象是小说的核心，翻译艺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以形象思维捕捉原文人物形象，以情感共鸣去体验人物的悲欢离合，借助想象力进行形象再创造。对此方面的论述不胜枚举，此文不详尽论说。

（四）审美意象

与其他语言相比文学语言具有更大的表意潜能，其效果取决于语词、语段、语篇之间的粘连和发散的关系。它的传达不仅包含着一般信息，而且还有一种审美信息。审美信息是一个相对无限的，有时甚至是难以捉摸的“变量”，而且越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它的审美信息越是丰富，译者对它的理解和传达就越难以穷尽。译者参与的审美价值创造就越明显。这里我们不妨用《大卫・科波菲尔》第22章中的一段令译者颇感棘手的文字游戏与几种不同译文的对照形式，让读者进一步具体感受文学语言的艺术独特性以及译者如何参与文本的审美价值创造及译作所具备的独特的艺术价值。

原文（Ah! What’s that game at forfeits?）I love my love with an E，because she’s enticing;I hate her with an E，because she’s engaged.I took her to the sign of the exquisite，and treated her with an elopement，her name’s Emily，and she lives in the east?(David Copperfield，XX II)。

译文：我爱我的爱人，因为她很迷人；我恨我的爱人，因已许配他人；她名叫虞美人，是东方丽人。

吾爱吾爱，因伊可爱；吾恨吾爱，因伊另有所爱。吾视吾爱，神圣之受，吾携吾爱，私逃为爱；吾爱名爱米丽，吾东方之爱。［6］（《中国翻译》，1996年第6期，第18页。）

把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从一种语言转换成为另一种语言，这种转换是多层次、多方位的。译文里都蕴含着译者对原文的文化背景的修养、形式意义的理解，以及由此而引致的气质和风格。总之，“艺术加工”，而且在看似被动模仿行为中，包含了许多复杂的创造性发现和表现，蕴含了译家个人体验和风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译家与作家是取得了相同的、相平等的文化身份。

结论：翻译的目的与功能决定翻译的意象再创造

功能翻译理论派［7］的理论与意象创造之间的联系，曼德瑞的翻译行动化、弗米尔和莱思的目的论、诺德的功能语篇分析理论都是强调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交际功能，认为译文的形式并非照搬原文模式，而是取决于是否在译语文化中合理地为其功能服务。功能翻译理论派认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与具体的翻译方法。翻译的结果是译文，译者必须清楚地了解翻译的目的与译文的功能，并根据翻译目的与译文功能对原文作调整，才能做好翻译工作。

译者作为审美主体，他有很大的能动性，是艺术形象创造的积极参与者。在解读原文过程中，他会利用那些和特定艺术形象有联系的生活经验，发挥想象，接受乃至丰富或提炼既成的艺术形象。有时译者甚至可以捕捉到作者没有意识到的非自觉的东西，并使之上升为自觉的内容，这时的译者也并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中介者，他已经成为意象、审美的艺术再创造者。尤其是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它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故译者的主体性在审美活动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译者在翻译时，应以原文的历史文化背景为本，既要发挥想象力、创造力，也要避免胡译、乱译，力求译文生动形象、贴切、自然。

参考文献：

［1］Nord，Christiane.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Snell-Hornby，Mary.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M］.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5.

［3］Cao Xueqin.Trans.David Hawkes.The Story of the Stone［M］New York：Penguin Groups，1997.

［4］Cao Xueqin & Cao E.Tramp Doctor’s Travelogue［M］.Trans.Yang Xianyi and Dadys Yang.Nanjing：Nanjing Independent Publishing House，1947.

［5］Pound Ezra.Personae：Collected Shorter Poems of Ezra Pound［Z］.London：Faber&Faber，n.d.1976.

中文翻译论文第9篇

每个民族在其形成、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都会形成独特的风俗习惯，这种约定俗成的民族文化是其他没有参与文化建设的外人很难理解的。比如说对动植物或颜色态度的不同。

(一)动植物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喜欢的动物或植物，不同的民族对同一种事物的态度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dog，英语中有大量俚语: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Everydoghasitsday(人人都有幸运之时);Heisaluckydog(幸运儿)等都表现出对狗的喜爱。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狗是受人鄙视的动物，一般带有狗的习语都是含有贬义色彩的、骂人的话语。比如“猪狗不如”“狗仗人势”“走狗”“狗腿子”等。又如猫头鹰，在中国是不吉祥的，预示着要死亡的鸟;而在英国等一些国家则被认为是智慧的象征，“aswiseasanowl”，owlish都是形容人像猫头鹰一样聪明。另如goat，中国人认为goat(羊)是温顺、听话的动物，但在西方国家有“色鬼”“牺牲品”的意思。

(二)颜色鉴于各地所处地理环境与生活处境各异，颜色词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偏差，而即便是相同的色彩，从东西方环境和文化角度来说也包含着各自迥异的含义。中国红代表大吉大利，是喜庆、美好、欢快的象征，在结婚宴席等大型庆祝活动上，都以红色为主调来装扮环境、突出氛围。中国的鞭炮是红色的包装，过年的对联一定是红颜色的，送人的一定是“红包”，“开门红”蕴涵的一定是好运开始的寓意。另外，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红”代表和年轻女子有关的事物。“红妆”是女子的衣着，“红颜”指美丽的女子，“女红”指以女人手工制作出的传统技艺。然而英语中的“red”和汉语中的“红”所代表的意义就有所不同。例如“paintitred”的意思是意为“把某事物描绘成骇人听闻的样子”，这样就含有贬义。在中国，白色意味着悲怆、哀伤和死亡。同样的白色在西方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思，它是洁白和纯真的化身，在教堂，结婚的女方身着飘逸的白婚纱，喻示着纯洁和贞洁。而在中国，充满喜气的红色却在西方象征着战争、对抗、流血，总之和暴力甚至死亡密切相关。外国翻译家在翻译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时，对这部著作的书名就采取了回避态度。而是使用了《石头记》这个与红色无关的名字。这样的翻译既保留了原著的开篇本意，又不至于让西方人一看书名就产生排斥反应，从而达到了很好的翻译效果。再比如在翻译《红楼梦》时便对“红”做了灵活处理: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刘姥姥醉卧怡红院。译者把“怡红院”译为“GreenDelights”而不是“RedDelights”，主要是从西方文化角度出发，使读者更容易理解，信息对等转化，从而达到翻译的目的。

二、价值观念对翻译的影响

价值衡量会因为文化审美差异而产生不同的结果，这是地域文化和东西方文化差异构成的结构原因，也是区域文化的深层烙印，它深刻左右人们的心态、视角和审美方式。

(一)道德观念西方法律文化是一种个性化突出的以人为本的法律观，崇尚个人自由和个人维权思路。于这种利益环境脱胎下生成的人性文化，这种体现生命个体意识，高扬公平、奋斗以及自由的人文思想严重冲击着东方地域文化和法律意识。“individualism”这样的价值观到了中国汉语中则是“个人主义”，完全成为一个贬义词，它与“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相背离，在中文中被解释为“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把个体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仅顾自己，不顾别人”的观念和做法。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对于这种“喻于利”的小人，是要受责、挨罚的，严重者还要入刑。

(二)神话传说不同的沃土孕育出来的文化是有区别的，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文学作品也是异彩纷呈。要想深入地解读作品，把握文中的思想，就必须了解其形成文化背后的沃土。古希腊、罗马传统文化中的神话故事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出现得非常频繁，许多西方文学艺术家们都曾从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和素材。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过程中，多次出现引用了古希腊、罗马神话的场景，极大地丰富了文学作品的表现效果。但是如果对希腊、罗马神话故事的了解不充分，就不可能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所要表达的深刻思想。所以在翻译工作中，需要有效把握多元文化下的表达方式，通过掌握神话的内涵思想，传达出原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就最广为人知的“阿喀琉斯之踵”来说，“ShynessisherAchilles’heel”。Achille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位战争英雄，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后把他浸到冥河中洗浴，这样他的身体就可以刀枪不入，然而入浸的时候他的母亲是握着他的脚踵的，这成了他的致命弱点，结果他被对手用箭射中脚踵而死，所以“Achilles’heel”代指一个人的致命弱点。所以“ShynessisherAchill’heel”是“害羞是她的致命弱点”的意思。明白了这些神话故事，有助于翻译工作的进行。

三、多元文化下的翻译策略

对于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表面论述上，关注文化间的差异有助于把握作品的中心思想，做到“信、达、雅”的信息完美传递。翻译的终极任务就是拉近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在中间架起一座桥梁，有效地传递信息。鲁迅在《拿来主义》中曾经极力呼吁要学会“拿来”，这是基于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而提出的一种文化立场。“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造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既然是翻译，就要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翻译，实际上也是一种再创作。从鲁迅所译的《死魂灵》可以明确地看到他通过积极能动的翻译活动，对促进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在充分认知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对异文化采用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与气魄，推动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翻译的实质是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存在的，语言是服务于文化思想的表达的，文化的性质决定了翻译的艺术形式。在小说《名利场》中有这样一段描述:“SheisjustasrichasmostofthegirlswhocomeouttoIn-dia．Imightgofarther，andfareworse．”在这段话中，并不能只靠词汇的表面意义进行翻译，它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正如杨必所翻译的，“跟那些出国到印度去的女孩们比一比，她不见得穷到哪里去。说不定我左等右等，反而挑着个不如她的”。在原文学作品中，并不是要强调路程的远近和所花路费的多少，所以译者将原文蕴涵的深层内涵结合文中的语境转化成了汉语的表层结构，反映了原文所要表达的思想，减少了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