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对核心通货膨胀的定义角度不同，相应的核算方式也就不同。目前通用的核算方法共有八种，分别为:剔除法、修剪均值法、加权中位数法、结构向量自回归法、惯性权重法、共同因素法。根据范志勇等(2011)基于月度环比消费者价格指数，对这八种核算方法的归纳总结及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从核算结果的稳健性的角度来看，样本区间内残差均方根最低的是修剪均值法和加权中位数法，最高的是共同趋势法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法核心通货膨胀。因此从反映标题通货膨胀的变化趋势上来看，修剪均值法和加权中位数法具有较大的优势，上述结论无论对于HP滤波还是移动平均得到的通货膨胀趋势值都是稳健的。核心通货膨胀对未来3至5个月内的标题通货膨胀有较好的预测能力。在样本区间内，修剪均值法、指数平滑法和加权中位数法的预测能力最强，而共同趋势法和方差法的预测效果最差。从本文对核心通货膨胀的“普遍且持续的通货膨胀”的理解上来看，核心通货膨胀应该是同时具有平稳性和预测性的，因此，本文采用修剪均值法对核心通货膨胀指标进行核算。与范志勇等(2011)一样，本文采用的是基于月度环比消费者价格指数来对核心通货膨胀指数进行核算，选取2006年1月至2013年年底的月度环比CPI数据进行核算。假设各分类商品增长率具有未知均值的对称分布，通过将每期样本按照增长率的大小进行排序，然后进行两侧截尾，进而加权平均剩余样本得到一个估计值集合，最后根据适当标准选取最优的估计值。特别的，当α取0时得到的核心通货膨胀即为通常的支出权重通货膨胀;而当α取50%时得到的核心通货膨胀即为加权中位数核心通货膨胀。因此，修剪均值法计算核心通货膨胀与α的选取密切相关，Tahir(2003)提出了确定α大小的RMSE准则，按照均方根误差最小的原则选取双边α的大小。除了上述的基本方法之外，双侧修剪比例还可以是非对称的。设定样本增长率从小到大排序后左右两端修剪水平分别为α和β，(α，β)按照Tahir(2003)提出的方法选取。
2、剔除商品期货的季节性因素
本文实证中，选取的商品期货品种为黄大豆，因为黄大豆这一期货品种出现的时间较早，可利用的数据较多;另一方面，黄大豆受到国外商品期货价格的影响较小，更易与国内的核心通货膨胀建立关系。本文采用平滑法剔除期货价格中的季节性因素。
3、建立回归方程
得到了相应的平滑数据，即可对核心通货膨胀与平滑后的数据进行回归以证明其预测性。至此，准备工作已完成。剩下的部分即为将处理后的价格数据与相应日期的核心通货膨胀数据进行回归。因此，可建立滞后一到五阶的回归方程。对于滞后阶数n的确定，利用AIC准则(赤池信息准则)。对不同的n值，分别比较方程的拟合优度，以及AIC值(Akaikeinfocriterion)。取AIC值较小且拟合优度较大的n值为佳。
4、实证结果
经实证，当回归方程自变量是滞后阶数由1到5时，拟合优度要小于六、七、八阶滞后，AIC值大于三、四阶滞后，结果差强人意。且方程系数的显著性很差，证明有不甚合适的变量混在其中，由于进行比较时是将滞后阶数逐渐递增，因此推测是一阶与二阶滞后，甚至三阶滞后变量不合适。因此，将一阶、二阶、三阶滞后相继剔除，结果确实有所改善。从上述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出，回归方程拟合优度不高，DW值也偏低，表明除了核心通货膨胀外，还有诸多对价格变动影响较为深刻的因素未引入到方程之中;同时，过多的滞后变量也会引起共线性问题。由于我们研究的是核心通货膨胀对价格变动的影响程度，上述方程已能说明问题。
5、结论
(一)便利收益相关研究Kaldor(1939)首次提出便利收益率的概念，它主要表示对存货持有者在不确定世界里从存货中得到利益的度量，衡量商品使用者感到拥有现货资产比仅持有期货合约更有好处的程度。Rout-ledge等(2000)拓展了理性预期的存储模型，并发现便利收益率和商品的存货数量相关。另外，已有研究表明便利收益率确实包含了相关商品的信息，如Pindyck(1993)构建理性框架下的商品定价模型发现便利收益率包含了商品基本面的所有信息。Knetsch(2007)基于仓储理论中的持有成本关系推导出边际便利收益，以它为变量通过定价模型来预测石油价格，并对布伦特原油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一个月到十一月的时段内，通过边际便利收益来预测远期石油价格比利用石油期货价格来预测效果更好。Stepanek等(2013)利用便利收益作为供给风险的指示器，发现便利收益可以很好地预测静态存货量和未来现货价格。Gospodinov和Ng(2013)构建了商品价格，便利收益率和通货膨胀关系的分析框架，发现便利收益和商品实际价格对通货膨胀率具有预测功能。国内关于便利收益的文献较少，主要集中于它的期权性质。综上所述，国内关于便利收益的研究基本集中于对便利收益率期权特性的实证分析，并未从便利收益所包含的商品基本面信息分析其对商品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二)商品价格与通货膨胀关系研究国外大量研究表明商品期货市场具有国民经济预警器的功能，期货是现货市场走势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Adams和Ichino(1995)的文章认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当前的价格包含了所有可得信息，因此它可以预测未来的价格。Gorton和Rouwenhorst(2004)证明了商品期货收益率与通货膨胀具有正相关关系，投资商品可以保护市场参与者的实际购买力。Cheung(2009)检验了商品价格对7个主要工业化国家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结果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商品价格可以作为通货膨胀变化的显著信号。Browne和Cronin(2010)指出研究商品价格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需要考虑货币总量的因素，认为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导致通货膨胀。国内也有关于期货市场与宏观经济的相关研究。比如，周勇(2006)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系统分析期货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从理论上系统研究了期货市场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部分实证研究，如曾秋根(2005)认为通货膨胀预期会引发商品指数基金大规模买入以原油为代表的一揽子大宗商品，从而导致价格大幅上涨，而商品价格上涨反过来又会增强通货膨胀预期，最终形成一种循环关系。李敬辉和范志勇(2005)利用世代交叠的理性预期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发现，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改变了可储存商品的收益率，从而导致经济主体存货行为的改变，进而对大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张树忠等(2006)计算了我国农产品期货价格指数，通过检验其与CPI的实证关系，论证了我国农产品期货价格指数对CPI的先行指示作用。部慧和汪寿阳(2010)通过研究商品期货与通货膨胀关系发现，我国商品期货具有显著的通胀保护功能。郑尊信和熊晓光(2012)基于上海期货交易所铜和铝期货的库存变化研究了货币政策与商品价格的动态关系。综上，目前关于商品价格与通货膨胀关系的研究，主要利用商品价格或收益率层研究商品价格变动对通货膨胀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作用;其中一些文献也分析了通货膨胀对商品价格的逆向作用。但是，针对商品市场便利收益与宏观经济变量的研究相对欠缺，而能够反映商品市场供需情况的便利收益可能包含更多决定未来宏观经济变量走势的信息。本文从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具有代表性的11个品种出发，研究商品市场的基本面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变量影响。本文借鉴Gospodinov和Ng(2013)对便利收益与商品价格关系的研究，并结合Fisher(1930)对资产名义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分析，研究便利收益率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功能，以期揭示大宗商品基本面信息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
二、理论模型设计
(一)商品价格模型St和Ft，n分别表示时刻t的现货和距到期还有n时间的期货价格，rt，n表示时刻t到t+n的利率。定义Ft，n－St为期货与现货的基差。首先，根据期货存储模型，认为期货与现货的基差包含两部分内容，一部分为放弃借入现金买入现货的机会成本，另一部分即为持有现货的仓储成本等，即为便利收益(Ct，n)。
(二)通货膨胀与资产收益率根据Fisher(1930)可知，同种货币计价的资产预期名义收益率会收到通货膨胀的影响，而资产的实际收益率应该由资本的生产力等因素决定，与通货膨胀不相关。
(三)实证模型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将利用便利收益率主成分分别对商品现货加权收益率、预期通货膨胀和非预期通货膨胀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模型如。
三、数据及变量
本文研究商品期货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利率数据采用WIND数据库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国债交易平台6个月期国债利率，价格指数等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综合数据的时间段匹配以及样本量的大小等问题，选取2005年1月至2012年2月期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商品期货市场数据为日度数据，国债利率也为日度数据，为了进一步与阅读数据价格指数匹配，我们采用月内平均的方法处理商品期货与国债收益率数据。我们采用临近到期的当月期货价格代表相应商品的现货价格，采用次临近到期的次月期货价格组成期货价格序列。进一步，由于各商品之间的特质因素等影响，各商品的便利收益率的变动情况各不相同。为了提取各个品种便利收益率的共同驱动因素，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便利收益率的主成分，然后进行分析。另外，文中通货膨胀率数据根据经过季节调整的价格指数计算得到，并利用HP滤波分解得到通货膨胀率的长期部分和冲击部分，分别表示可预期成分和未预期成分。
四、实证分析
(一)便利收益率主成分与商品现货加权收益率利用模型一研究便利收益率主成分对未来一段时间商品价格变动的影响。由表1可以看出，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对现货加权收益率的影响随着持有期限逐渐发生变化:便利收益与1、2、3个月的现货加权收益率之间显著负相关，与6个月的现货加权收益率负相关但不显著，而与12个月的现货加权收益率显著正相关。仓储理论认为市场参与者通过持有现货可以有效快速应对供给和需求冲击，从而获得便利收益。较高的便利收益能提高市场参与者对现货的需求，降低持有期货的意愿，导致现货价格较高，期货价格相对较低，从而导致现货收益率降低;但是从长期来看，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具有相同走势。这就决定了便利收益与期货加权收益率在短期内显著负相关，随着现货持有期限的增加，负相关关系强度逐渐减弱，而长期内则显著正相关。便利收益第二主成分对现货加权收益率的影响与第一主成分类似，但相对第一主成分来说其影响力相对较弱，这与主成分分析方法的原理相一致。另外，实证结论显示国债利率对现货加权收益率具有显著负影响，商品现货作为一种资产，国债可以视为它的投资替代品，国债收益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对现货投资需求降低，从而导致价格降低。
(二)便利收益主成分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由图1可知，便利收益率第一主成分和月度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反，并且第一主成分的变动比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变动提前一段时间。另外，从二者的相关系数分析也可以发现，二者同期的相关系数为－0.17，显著负相关。而当期的价格指数变化率与上一期的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的相关系数为－0.27，亦十分显著。所以可以直观的发现，商品市场便利收益率的主要变动因素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十分密切。进而分析便利收益第二主成分与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关系，发现亦呈负相关关系，但是并没有第一主成分与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关系显著。所以，可以初步判定，便利收益与通货膨胀率同期和跨期之间均为负相关关系。接下来，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进一步分析便利收益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利用模型二和模型三研究便利收益率主成分对未来一段时间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结果分别如表2和表3所示。可知，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与预期通货膨胀和非预期通货膨胀之间均为负向关系，显著性随着时间逐渐减弱，即便利收益第一主成分含有有效信息用来预测未来3个月内(包括3个月)的通货膨胀率。根据已有研究，便利收益是由需求因素、供给因素以及存货策略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它综合反映了市场参与者行为背后的各种信息，第一主成分则更是涵盖了影响整个商品市场价格变化的共同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商品市场的价格走势。显然，供需失衡导致的较高便利收益可以提高市场参与者对现货的需求，降低持有期货的意愿，从而导致未来价格水平相对较低，通货膨胀率降低。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关系的显著程度降低，这说明便利收益所包含的信息对商品市场具有短期冲击，不具有决定长期趋势的能力。本文认为这和我国商品市场的成熟度有关，尤其是现货市场交易，回顾现货市场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我国现货市场发生过很多乱象，投机氛围比较浓厚。为了规范商品现货市场交易活动，维护市场秩序，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2013年11月联合了《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确立了三部门对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的联合监管机制，明确了监管职责。毋庸置疑，新规定的出台将会为现货市场的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随着现货交易行为的规范，综合反映供需情况的便利收益所包含的信息将具有更长久的影响。在我国，国债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动态，因此利率增加可以视为紧缩性政策，对通货膨胀具有抑制作用。由于本文使用的是6个月国债利率，所以利率对6个月后的通货膨胀率有显著负影响。
五、结论
今闲暇之余，拿起经济学书随意的翻阅，思维在“通货膨胀与失业”这章停滞下来。便想写点什么。许多经济学者相信‘通货膨胀’和‘失业‘二者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于是他们悉心的构造了各种模型（确实模型在分析实际问题的时候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对这点我深信不疑）其中以来自伦敦经济学院A.W.菲利普斯教授所创建的“菲氏曲线”为代表，试图摸索其中的规律，但其对“菲氏曲线”的精彩描述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提出的工资和价格理论。应该说首先对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关系做研究的是欧文.费雪，而非菲利普斯教授。菲利普斯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并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细致。他侧重于名义工资和实际失业率，没有考虑通货膨胀预期和自然失业率，而这些概念在菲利普斯研究问世后的10年里才得到解释。其风靡一时的模型后来都被陆续的了，经济学家总喜欢以假设为理论前提，但是过多的假设也正反映出其理论的不可推敲性。纷扰过后，我不禁要问经济学里还有多少可靠的解释呢？
下面就通胀的成因发表一下见解，
通货膨胀，就是“货币总量”相对“物品总量”不断增大的现象，粗略地说，就是货币“过多”的现象。（弗里得曼的观点）而大家都知道，只有政府才有权印刷钞票，所以，通货膨胀的成因，就是政府发行了过量的钞票。这是通货膨胀的成因，也是通货膨胀的唯一成因。政府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多印钞票，比如，在一些税制不健全的国家，政府为了负担开支，就要通过增印钞票来暗中征税；另外，政府为了增加教育、基础建设或国防的开支，或为了援助灾民，也会增印钞票。
增印钞票的理由数之不尽，有些是正当的，有些是不正当的——更准确地说，对某些人来说是正当的，而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是不正当的。正当与否，经济学无法作出“科学的”判断。但不管怎样，经济学要指出的是，通货膨胀的成因，就是政府发行了过量的钞票。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出，凯恩斯至于的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失灵，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说和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
但街上流行的说法可不是这样的。人们所说的通货膨胀的成因，往往五花八门：有人说是因为房地产商人抬高了地价，有人说是因为股市里的赌风太盛。另外，供给冲击也影响价格的上升，农业中不利的气候条件或农作物害虫会使收成减少，随着产量下降，价格会上升，工会合同中协议工资的提高可以视为供给冲击，因名义工资的提高会诱使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作为无数种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投入，石油变的昂贵，厂商就会发现生产额外1单位的边际成本会上升，于是总供给向左移动，在供给冲击后达到的新均衡点上，价格提高，产量下降。等等
这些众说纷纭的通胀成因，都是错误的。并不是说这些现象不会发生，而是这些现象本身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更确切地说，这些现象，有时毋宁是通货膨胀所导致的结果，而不是通货膨胀的成因。人们为什么经常产生类似的误解呢？这是因为，当政府发行了过量的钞票，从而诱发了通货膨胀时，各种物价的上升并不是“齐头并进”的。总有一些物品要率先涨价，即使根本不存在通货膨胀，也有一些物品要涨价。于是，人们就误以为这种碰巧率先涨价的物品，就是后来“大规模涨价”的始作俑者。实际上，这种率先涨价的物品，只不过是“大规模涨价”最早的表现罢了。
即使不存在通货膨胀，各种物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也会不停地涨跌。如果写教书的报酬高，我就去做诗人；如果编程的报酬高，那我就去做程序员。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所有价格的变化，都仅仅是相对价格的变化，所以我总能根据诗人和程序员的工资，选择到底是做诗人，还是程序员但是，一旦出现通货膨胀，相对价格这个指标就被歪曲了。假设计算机行业是通货膨胀最早波及的行业，那么所有从事计算机行业的人，其工资收入就会率先上涨。要知道，这种价格上涨是绝对值的上涨，它并不表示这个行业相对其他行业更加吃香，而只是这个行业最先体现了通货膨胀而已。其他行业（如诗人）的工资收入很快就会迎头赶上。最终各行业的相对收入是大致不变的。
问题在于，在经济社会中，每个人、每个企业、甚至每个行业，都是孤立的，所以当他们的工资收入增加时，他们无从判断，到底是他们的劳动力升值了，还是仅仅水涨船高，自己的劳动力和其他劳动力一同升值，而相互比值并没有改变。这种不确定性，是真实世界非常重要的特征，而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使通货膨胀对就业造成了影响。
如果通货膨胀是在预料之内的，比如每个人都知道，各行业的工资每年将上涨5%，那么他们就不会跳槽，老板也不会多请工人干活，每个人都只会呆在原来最合适自己的地方。收入增加5%，谁也不会高兴，因为人人都知道，别的一切开支都将增加5%。
意外的通货膨胀就不同了！如果通货膨胀在意料之外，那么人们就会无所适从。老板的收入忽然增加了，到底是自己的烧饼越来越受欢迎，打败了对面的麦当劳呢，还是出现了普遍的通货膨胀，所有行业的收入都会同步增加，而自己只不过碰巧走在前头罢了呢？不知道，没有办法知道！
老板们通常会静观其变，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得采取行动。如果认为是自己本事增加了，那么他们就会扩张业务，增加聘用工人，从而带动一片繁荣。所以，每当出现“意外”的通货膨胀时，就业率就往往会增加。而相反，每当出现“意外”的通货紧缩时，失业率则往往会大幅度上升。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失业率的上升，不是由于经济结构或劳动力结构发生了改变而造成的，而是由于人们接受了错误的信号而造成的。靠误导得来的“好景”是不长久的。烧饼店老板很快发现，其他的成本都追上来了，自己的实物收入并没有增加，而原先的扩张计划，则很可能因为后续资金跟不上而告吹。“意外”的通货膨胀，其危害就在这里：它扭曲了价格信号，使人们用错了资源。
通货膨胀对企业的直接影响往往是负面的，其影响表现在可折旧资产上便更为直观。可折旧资产主要是指固定资产。固定资产通常使用年限较长，在使用过程中，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仍能保持其原有的实物形态，其价值逐渐通过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转移到成本费用中去。通过固定资产折旧，刺激和保证了在一定的期限内，固定资产在实物形态上得到更新和在价值（货币）形态上得到补偿。折旧使固定资产得以更新，维持企业的再生产能力。中国现行会计制度规定，固定资产是以购置时的原始成本为计量依据的，因此，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尽管物价上涨，但企业仍是按购置时的原始成本，将可折旧额平均摊入成本费用中去，固定资产的价值显然不能从成本使用中得到足够补偿。从固定资产的整个使用期间来看，固定资产使用前期所确定的折旧额虽然与实际折旧额基本上保持一致，但是在固定资产使用的后期，由于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仍按原有的折旧额进行折旧，其价值就不能从成本费用中得到足够的补偿。企业因此少计提折旧，最终导致低计了费用，使得企业的利润虚增，多纳了所得税，企业税后净利润减少，股东享有的分配权益减少，并且直接影响了企业的继续再生产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带来实物资本的上升，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和预计净残值相对被低估，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不能反映固定资产的真实价值,账面价值的可用度和可信度极大地降低，不能正确反映真实的财务信息。进而，当企业面临银行资产评估或是合作伙伴的资产考察时，企业的帐面资产将远远不能反映其真实的经济实力。因此，企业的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很有可能由于财务报表数据的缺陷而做出错误的决策，造成经济损失[2]。
、资产折旧时应对通货膨胀的措施
目前大多数企业资产折旧采用的都是平均年限法。这种方法优点很多，但正如上文所探讨的，在通货膨胀时期有两个明显的缺点，其一是不能调整因通货膨胀引起的币值上升对企业经营产生的影响。平均年限法的计算方法，只是将固定资产原始账面价格除以预计可使用年限，每年分摊的折旧额是固定不变的，即使在通货膨胀时期，企业也无法增加折旧额。其二是财务报表远不能反映企业真实的经营情况[3]。采用年限法计算的折旧额因为不能体现出物价上涨对固定资产的影响，因此不能准确反映其实时价值。而通过每年的折旧额计算出的利润、所得税甚至股利分配的金额都是相对不准确的，这就影响了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削弱了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企业管理层依据财务报表进行的一系列的投资、筹资等活动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失误，甚至可能导致决策错误，影响企业的前景。
（一）引入宏观经济通胀率计算资产折旧资产折旧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补偿企业购置可折旧资产的原始成本。那么，真实的折旧就应该如实反映宏观经济的通货膨胀率。以现行税法要求企业采用的直线法计算资产折旧为例，年折旧率=（1-残值率）/预计使用年限，在引入宏观经济膨胀率后，计算公式应相应作出调整改变。对一些通货膨胀率高的可折旧性资产，应当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另外，在引入通货膨胀率时，还应当充分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考虑到各行业资产利润率的悬殊差距，分地区、分行业制订不同的折旧率。将资产折旧带来的税收实惠向中西部发展地区倾斜，向朝阳产业倾斜，向公益性低利润产业倾斜，用好资产折旧这根经济杆杠[4]。由于通货膨胀率一定是个动态的变率，建议取一定阶段的平均值纳入考虑。
（二）以重置成本取代原始成本进行折旧不少学者曾探讨提出以重置成本代替原始购置成本进行折旧，其实不无道理。会计学和金融学上也都强调了货币的时间价值。通货膨胀和货币的时间价值并不矛盾，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货币的时间价值。因此，在通货膨胀时期，应对企业的资产进行重估，并以重估价值入帐，调整计算出固定资产的应当折旧额，以此为依据，计入费用，进行纳税。以重置成本取代原始成本进行折旧，使固定资产的消耗更接近于实际的消耗，笔者认为相当于是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这就保证信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保证累计折旧在固定资产报废时，能重置原来的生产能力，保证固定资产的更新速度。
（三）提取固定资产通货膨胀准备不论通货膨胀以何种数率存在，它都是无法避免的社会经济现象。面对这个长期性经济问题，政府可以考虑允许企业采用提取固定资产涨价补偿准备，以此避免进行资产重估带来的成本过高、工作量过大的实际问题[5]。与企业坏帐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各类“准备”科目相类似，可以通过设置一个固定资产通货膨胀准备科目，重估固定资产在通货膨胀后的折旧额。与原折旧额相比，提取通货膨胀后新增折旧额，纳入“固定资产通货膨胀准备”科目管理，允许企业税前扣除，既可鼓励企业加快设备更新换代，提高产值产量。同时又能够真实反映企业资产的实际面貌，为企业内部和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贴近真实的数据，帮助做出正确判断。对企业本身来说，企业账面的资产负债率提高，增强了资金利润率，信用筹资将会相对容易，筹资成本也相对降低。
（四）缩短可折旧资产的使用寿命目前，中国税法简单地将可折旧资产进行分类，并分别规定了最低折旧年限，这有利于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也维护了法律法规的公正性[2]。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其并未考虑到不同经济时期，宏观经济对资产价格的影响，过于一刀切。在通货膨胀严重的局势，为了消除通货膨胀对资产折价的抵消影响，应当打破税法，允许资产在较短的时期内进行折旧，通过缩短折旧年限的方式，间接提高对企业的补偿。以房屋建筑物为例，当前中国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为20年。在通货膨胀的经济局面下，可以适当缩短折旧年限，让企业在较短的年限内，通过获得较多的折旧额补偿经营费用。
本文的中心论题为汇率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其中主要阐述汇率问题、国际及中国汇率制度演变、汇率决定理论、美元汇率的走向与中国的CPI（全国居民消费指数）走向的惊人一致性及其内在机制、提出汇率决定的“价值统一说”，并预测了人民币汇率走向与中国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关联。
1、汇率制度简介
随着生产和贸易的国际化、全球化，世界各国开始意识到国际“清偿力”及其“稳定”越来越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追求目标。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狭义上的国际金融体系，即由国际间资本流动及货币往来而引起的货币兑换关系，以及相应的国际规则或惯例组成的有机整体。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层是国际汇率制度。
国际汇率制度自从1880年的国际金本位制以来经过了125年的风风雨雨，经过了无数的创新、衰落和摸索，其间经历了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以及现在的区域货币一体化，并且整个金融世界依然在绞尽脑汁、穷尽智慧，力图寻找更加稳定的并能够满足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世界经济要求的国际汇率制度。
1.1国际汇率制度的演进
1）金本位制
是一种以一定成色及重量的黄金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它包括三种形式：
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其中金币本位制是金本位制的典型形式。国际金本位体系开始于1880年，与1936年随着英国、美国、法国等的放弃而彻底崩溃。国际金本位制要求各国遵守三条原则：
①货币自由兑换黄金，其含量保持稳定；
②黄金自由输出入，对外汇或黄金的买卖不加限制；
③货币发行必须有一定的黄金准备。
2）布雷顿森林体系
固定汇率的纸币制度(1944年~1973)：第二次大战中的44个同盟国的代表于1944年7月1～22日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联合和联盟国家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以怀特计划（怀特系美国财长助理）为基础并参照了凯恩斯计划（凯恩斯系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内容和问题：
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汇兑平价体系。所规定的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原则使美元等同于黄金，成为黄金的等价物，这实际上是一种美元—黄金本位制，美元成为实际的国际货币。
该协定主要通过三条途径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依靠国内经济政策、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依靠汇率变动。
特里芬难题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在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分析研究后指出，如果没有别的储备货币来取代美元，以美元为中心的汇兑平价体系必将崩溃。其原因是美元承担了相互矛盾的双重职能：一方面，美元为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提供清偿能力和储备的需要、保持美元的信用并且维持美元按照官价可兑换黄金；为了满足上述各国清偿力及储备需要，美国只能通过对外负债的形式提供美元，即美国必须保持国际逆差。另一方面，美元的持续国际收支逆差，必然导致美元的贬值危机，从而不能按照官价兑换黄金，所以为了维持美元的信用及可兑换性，美国必须保持国际顺差。这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处境，被称为“特里芬难题”。
3）牙买加体系
纸币制度下的浮动汇率制(1976年以后)：1971年开始美元兑换危机不断加深，加上接踵而来的石油危机，使得建立稳定并可调整的汇兑平价体系的希望彻底破灭。1976年1月，IMF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达成《牙买加协定》，同年4月，IMF理事会通过《IMF协定第二次修正案》，对国际金融体系做出新的规定，认可了1971年以来国际金融的重大变化，从此国际货币关系进入“牙买加体系”时代。
1）牙买加体系的主要内容
①成员国可以自由选择汇率安排，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并存。
②废除黄金官价，取消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IMF之间以黄金清偿债权债务的义务。
③增加IMF的份额，提高IMF的清偿能力，使SDRs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降低美元的国际储备作用。
④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融通，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要求。
4）国际金融一体化
国际金融一体化主要表现为：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
5）欧洲货币一体化
经过长达45年的不懈努力，欧盟的其中12个成员国于2002年1月1日开始采用统一的货币（钞票和硬币）－欧元，实现了货币一体化。这十二个国家为德国、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卢森堡、荷兰、奥地利、芬兰、葡萄牙和希腊。
1.2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进
人民币是中国的官方货币，单位以元表示。人民币汇率是指人民币对外币的比价，又称人民币汇价,是人民币对外价值的体现。人民币汇价通过经营外汇业务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挂牌公布，分为买入价、卖出价和中间价。
我认为人民币与西方货币之间的汇率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性时期，即第一时期为1949年至1994年，第二时期为1994年至2005年7月21日汇率新政，第三时期为2005年7月21日以后。
第一时期（1949～1993年）：人民币汇率在不断的实践和摸索中得到发展、完善，最终走出不确定的求索阶段，建立了拥有中国自己特色的外汇体制。
第二时期（1994年1月1日～2005年7月21日）：自此中国的外汇体制开始步入市场化道路，确立了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的最终目标。主要事件或特点：
（1）汇率并轨，不再实行公布汇率和调剂汇率，而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单一浮动汇率”，起点浮动汇率为1美元＝8.70元。
（2）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改进了汇率形成机制。
（3）1996年12月，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完全可兑换。
第三时期（2005年7月21日～至今）：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7月21日出其不意地宣布对人民币汇率机制进行改革，从此，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同时人民币升值2％，1美元＝8.11元成为7月22日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的中间价。自此新的汇率形成机制决定人民币汇率。
2、纸币制度下的汇率决定
2.1传统的汇率的决定理论
传统的汇率决定理论包括购买力平价理论、国际借贷理论、利率平价理论等等，它们从汇率的决定基础、方向和机理等各个角度解释汇率的决定机制。它们各有长短，但是又相互补充。现简单阐述如下：
1）购买力平价说:
购买力平价的思想起源于16世纪中叶西班牙的萨拉蒙卡(Salamanca)学派，瑞典的经济学家卡塞尔（K.G.Cassel）于1918年首次提出了购买力平价的概念，并于1922年在其出版的《1914年以后的货币与外汇》中奠定了购买力平价的基础。主要观点包括：
（1）货币的购买力：货币作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使得其具有购买力，即购买商品和服
务的能力。人们需求货币，根本上是因为其具有购买力。货币购买力与物价成反比，是一般物价指数的倒数。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两国货币汇率应该由两国货币的购买力比决定，或者说由两国物价水平之比决定。
(2）绝对购买力平价：汇率被定义为两国价格水平的比率。例如[
“巨无霸指数”：一
个巨无霸面包价格在美国是2.49美元,在中国是10.5元人民币,那么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为1$=4.22CNY(10.5/2.49)。这是一个简单化的例子。
（3）相对购买力平价：汇率（E）被定义为基期汇率(E0)与两国价格指数的乘积，即
E=E0*(1+Ih)/(1+If),其中，Ih和If分别为本国和外国的通货膨胀率。
同时可以得到：汇率变化率＝Ih－If，即两国的通货膨胀率之差决定汇率变化走向和幅度。
2）国际借贷说
由英国经济学家戈森（G.L.Goschen）在1861年出版的《外汇理论》（TheoryofForeignExchange）中系统地解释了金本位制下汇率变动的主要原因，提出了国际借贷说。国际借贷说的主要观点：
（1）国际借贷指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差额构成国际借贷差额。在一定时期内（如一年），国际收支顺差称为国际借贷出超，出超数额为该国对其他国家的净债权；国际收支逆差称为国际借贷入超，入超数额为该国对其他国家的净债务。国际借贷反映一国国际收支的动态差量关系。戈森认为引发国际借贷的因素主要有商品的输入和输出、股票和债权的买卖、利润和捐赠的收付、资本交易等。
（2）戈森认为，汇率直接取决于外汇供求关系，国际借贷关系是影响汇率波动的关键。一国国际借贷出超，国际市场上该国货币供不应求，该国货币升值；反之，一国国际借贷入超，国际市场上该国货币供大于求，该国货币贬值。
（3）戈森将国际借贷分为固定借贷和流动借贷。前者指借贷关系已经形成，但是尚未进入实际收付阶段的借贷，相当于长期债权债务关系；后者是指已经进入实际收付阶段的借贷，相当于经常项目收支。戈森认为固定借贷对当期资本流动、外汇供求的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只有流动借贷的改变才会对外汇供求产生影响。
（4）戈森认为，其他因素如物价、黄金存量、利率水平、信用状况等也会对汇率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决定汇率涨落的最重要因素仍是国际借贷关系。
3）利率平价理论
利率平价理论揭示了两个国家的利率水平的差异与两国的即期汇率和远期汇率及预期的即期汇率的密切关系。利率平价理论最早由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于1923年在《货币改革论》中首次提出，被称为古典利率平价理论。后来经过英国经济学家保罗.艾因齐格于20世纪50年代从动态角度提出了利率和汇率的关系，提出动态利率平价理论（或称为“交互原理”）。随后（20实际50～70年代）由于欧洲美元市场及离岸金融市场的兴起，使得国际金融格局和资本流动出现了不同的特点，并对汇率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产生了现代利率平价理论。主要包括：无抛补利率平价理论、抛补利率平价理论、动态利率平价理论、现代利率平价理论等。
2.2价值统一规律
1）货币的对内价值与对外价值
货币具有的购买能力也称为对内价值，相当于物价的倒数（物价越高，货币购买力越低，反之亦然）；以另外一国货币表示的本币价值（间接标价法）即为汇率，这也被称为货币的对外价值。
理论上货币的对内与对外价值应该一致。作者相信：就如同自由落体会在没有阻力的情况下会被地球引力拉向地球，货币本身也会自然地追求对内与对外价值的一致。
1）多种主客观因素会使得货币的对内与对外价值偏离，包括：
（1）外汇在外汇市场上作为一种商品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并发生波动，从而导致货币的对内和对外价值发生偏离，甚至长期和大幅度的偏离。
（2）通货膨胀会降低货币的对内价值，从而使价值分离。
（3）利率的提高会提升货币的对内价值，会产生价值分离。
（4）在钉住及联系汇率时，被钉住的货币升值或贬值从而使钉住货币发生内外价值偏离。
（5）其他各种因素，如政府管制、投机及心理因素，等等。
2）作者关于汇率决定的认识
作者认为，上述三种汇率决定理论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特定的经济、金融和政治背景下对当时的汇率机制的最充分、最有效和最接近的描述。由于经济、金融和政治环境的不断变化和发展，出现了新的情况和问题，原有的模式以及相关的边界条件需要重新界定，从而出现了新的理论。尤其是随着二十世纪以来突飞猛进的信息化、金融一体化浪潮覆盖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使得浮动汇率体系变得更加复杂，瞬间万变。
绝对购买力反映了汇率的决定基础，是汇率的理论上的基础，抛开各种其他因素的影响，购买力应该是两种货币交换的基础。但是由于实际操作中产品和价格的复杂性、动态性和相对性，很难绝对地确定两种货币的汇率比价。相对购买力平价反映了汇率的变化趋势与价格水平的关系，或者说与通货膨胀水平的关系，可以动态地反映汇率的走向，但是基期汇率水平的确定是个问题。物价水平主要决定于供求关系和一国的货币供应量。供不应求时，物价上升；货币供应量增加过快，物价就会上涨。
国际借贷说从货币的国际支付的功能的角度来说明汇率的走向。外汇的一个根本的用途就是支付手段，即用以购买外国的产品、服务和资产（如房地产、债券等）。在过去的封闭经济时代，没有国际借贷的问题，因为人们自给自足，无需购买外国的产品和服务，所以也就没有这么复杂的汇率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国际借贷所揭示的国际收支对于汇率的影响是必然的、也是显而易见的。确实当今各国的汇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一国的国际收支，包括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的收支平衡，而且有时候资本项下的剧烈的短暂的失衡会对一国的金融体系造成灾难性的打击，如1997年的泰国等国的金融危机，香港1998年的金融保卫战等。一国的出口竞争力和吸引外资的能力往往影响其国际收支条件。出口竞争力强、吸引外资能力强，就会改善国际收支，出现出超；反之出现入超。
利率平价理论反映了利率这个重要的金融指标对于汇率的影响。各国货币之间利率的差异引起套利行为，从而出现远期升贴水和汇率浮动。同时利率的变动也受资本流动的影响，比如在出超时，本币汇率上升,外汇大量流入，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应量大幅上升，使得市场利率下降,市场利率下降必然使得套利资金减少流入,减少货币供应量或者减缓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速度。
3）价值统一规律
虽然影响汇率水平的因素很多，除了上述因素外，还包括一国的货币政策、利率政策、心理因素、一国与汇率直接相关的政策（汇率非自由浮动国家的汇率决策如升值或贬值决定）、政治因素以及其他非人为因素等。但是所有的因素最终将影响货币的对内价值与对外价值的关系和比率。我认为汇率是一个各种因素作用于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的结果，而货币的对内与对外价值最终总是趋于一致和平衡。但是汇率的动态波动并非毫无方向、毫无规律的，而是追随一种自然的经济规律，那就是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的统一，如同一价定律，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自然地趋向统一，就如同自由落体在没有阻力干扰时自由地落向地面一样，而阻力（如风向、空气浮力等）只是改变落体下落的速度、方向及路径，但是那并未改变自由落体的自然规律。作者称此为“价值统一说”或“价值统一规律”。
尽管两种货币的汇率取决于诸多因素并且很难量化,但我认为决定汇率及其运行方向的根本因素主要为两方面：
第一、购买力平价定律。即两种货币的购买力之比率是汇率决定的基础。货币的购买力决定于货币的价格水平、通货膨胀因素、一国的经济实力（如一国能够以低成本、高效率地生产产品会使得其货币购买力相对提高）、资源充裕度、生产力水平，等等。
第二、两种货币的供求关系。如上述的国际借贷说、利率平价理论的本质是通过改变两种
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广义的非特定地理区域的）的供求关系而影响两种货币的相对价格，这有点类似普通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如同“一只无形的手”作用于外汇市场。只不过引起两种货币供求变化的因素是多种的，包括国际贸易、资本流动（直接投资、证券市场融资、国际转移支付等）、利率差导致的套利行为、金融投机行为等等。
4）价值统一说的传导机制
由于货币追求对内和对外价值的统一，当任何经济因素使得对内和对外价值偏离时，货币就会通过升值、贬值或其他行为是的内外价值趋向一致。比如在钉住汇率制情况下，外币的不断贬值使得对外价值下降，本币也会对内贬值，结果表现为通货膨胀；反之当外币升值时，可能会导致本币对内升值，出现通货紧缩的压力。理论上而言，当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与对外价值达到一致和平衡时，该国的通货膨胀应该为零－即不发生通货膨胀也不发生通货紧缩。
5）价值统一说的几个例证
在本币与外币采取钉住或者准钉住（可浮动范围很小）情况下，当外币发生大幅度贬值时或者出现比较大的通货膨胀时，本币为了追求内外价值统一，本币也会出现贬值即发生通货膨胀。2003年和2004年，美元对欧元和日元连续贬值(见图2.1和2.2)，而中国汇率与美元钉住挂钩，结果使得人民币由过去一年多的通货紧缩转为通货膨胀。
一价定律:简而言之,就是同种商品无论出现在哪里都是同一价格。据此定律，同一种商品在两地的价格差不能超过两地间的商品运费，否则会引发商品套利行为。
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人民币坚持高位而没有跟随其它亚洲货币进行贬值，由于人民币钉住美元使得人民币对外价值高于对内价值，结果导致了此后的低通胀和通货紧缩（2001～2002年）。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认为，2005年中国通货膨胀率大大低于年初预期的原因，他认为这是因为今年中期开始的强势美元造成的。美元贬值，中国通胀；美元升值，中国则通缩。（见图2.1、2.2和2.3）
（来源：国家统计局）
3、美元汇率走向与中国的CPI
作者通过对中国2001～2005年11月的CPI（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列出表格制图发现：中国的CPI与美元汇率的走向惊人的一致，似乎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在此，作者采用了美元兑欧元的汇率来作为分析，因为欧元是世界上除美元以外最具有代表性的货币。
图4.1:中国2001年～2005年11月份的CPI数据及走向。
图4.2:欧元兑美元汇率（2001～2005年）的汇率数据及走向。
我们不难发现如下规律：
1）CPI与美元/欧元汇率走向非常一致。
2）美元兑欧元汇率于2004年1季度跌至新低谷（欧元兑美元达到1.2～1.3之间），同期中国的CPI创新高（超过103）。
3）2004年的3季度和4季度美元兑欧元创新低谷（欧元兑美元达到1.2～1.4之间），同期中国的CPI一路超过1.05,创造过去5年的最高点。
4）2005年2季度以来，美元兑欧元一路走强攀升(欧元兑美元从大约1.35跌至大约1.17),同期中国的CPI一路走低，徘徊在101和102左右。
另外，中国从2001年9月至2002年12月的16个月的期间处于通货紧缩的阴影之中（其间只有01年10月CPI为100.2和02年2月CPI为100，其余月份CPI均为100以下）。但是中国从2003年1月起走出通货紧缩通道，从此逐步步入通货膨胀通道。此时（2003年1月）欧元兑美元大约在1.02～1.03左右，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根据价值统一论，此时人民币不存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也就是人民币对内与对外价值基本一致。粗略言之，当欧元兑美元处于1左右的时候，美元兑人民币处在8.3的时候，人民币的内外价值统一。如果美元继续贬值，人民币对内将跟着对内贬值，中国将面临通货膨胀压力；如果美元出现升值，则中国将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事实上，美元兑欧元自从2002年1月份后持续贬值，直到2005年的一季度达到最低谷（欧元兑美元在1.35左右），此后开始反弹，但是目前依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欧元兑美元在1.18左右）。
目前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水平在8.07左右，人民币相对2005年7月21日前的水平升值了大约2.6%。
根据设在美国华盛顿的“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师高士登(MorrisGoldstein)于2004年5月在大连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中国外汇体制研讨会上提出的“调整中国的汇率政策”（AdjustingChina’sExchangeRatePolicies）文章中提出，根据各种平衡模式计算，人民币被低估程度为15％～25％之间。其实我认为，在评估人民币被低估水平的时候应该考虑一个三角关系：美元、欧元及人民币。当美元相对于欧元和日元不断贬值的时候，人民币相对美元的高估程度也会是动态的，当然关键是如何确立中间水平－即美元兑欧元处在何种水平的时候，人民币的对内与对外价值趋于一致，或者说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接近于零。事实上从2002年初到2005年1季度期间，美元相对欧元贬值了大约40％，这大大提高了人民币升值压力。
作者谨做如下观察与推测：
当欧元兑美元处于1.0水平左右时，美元兑人民币为8.3（钉住），此时中国处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临界点，根据上述“价值统一说”，此时人民币对内对外价值相等。
整个2004年，欧元兑美元汇率处于1.2～1.35之间，相对于2003年1月的1.0的水平美元贬值为17%～26％。由于2004年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维持不变，也意味着人民币也无条件地随着美元贬值相同的幅度。所以如果在2004年以后美国抱怨人民币被低估是可以被接受的。并且相对于2003年初，美元2004年以来的贬值幅度确实接近于上述高士登所证明的15％～25％的水平。
2005年以来，随着美元利息上升以及经济的走强，美元相对于欧元及日元反弹，欧元兑美元最近水平处于1.18左右，也就是说自2005年初以来美元对欧元已经升值约14％（这也无形中缓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同期中国的CPI也从2005年2月的3.9%下滑到9、10、11月份的0.9%、1.2%和1.3%的水平。作者认为根据价值统一说规律，人民币随着美元的升值，对内价值提高，对内进行升值，CPI幅度逐渐减小。
随着人民币相对美元的逐渐升值（目前已经升值约2.6%），以及美元对欧元的逐渐反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逐渐减小。人民币将之间提升对外价值，对内贬值压力减小，通胀压力缓解。如果美元持续走强，欧元兑美元达到1.0甚至更低水平，由于人民币已经升值并且逐步上升，则可能导致人民币对外价值高于对内价值之虑，从而引起人民币对内价值提升即对内升值并出现通货紧缩的压力。反之，如果美元兑欧元持续走低并维持较低水平，人民币需要逐渐升值缓解通胀压力。从目前的CPI水平（101.3）而言，如果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与美元走强同时持续发生，则中国会有发生通货紧缩之虑。
古典经济学缘何遭到失败？我们只要明白资本家的利润来源源自哪里问题就一下子清楚了。原来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家的利润来源都具有外生性，资本主义经济的维持离不开一个庞大的国际殖民地市场和早期富有的掌握极权的封建主贵族。早期的封建主贵族和后期的更加庞大的殖民地市场为资本家的工业化大生产提供源源不断的利润来源。资本家的利润m既来自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夺，也来自对殖民地市场的掠夺，因此自由资本主义天生具有寄生性和利润来源的外生性。
而一旦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趋向退化、利润源泉趋于枯竭，这种建立在利润来源外生性基础上的经济制度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全面崩溃。要维持并发展资本主义必须保证这个世界上有足够供资本追逐的利润源泉。而凯恩斯主义正好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舍去了资本利润来源的外生性，着重建立一种具有利润来源内生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具有了自我维持的能力，这种制度我们现在称为改良资本主义或福利资本主义。
凯恩斯主义经济制度至少从两大方面实现资本主义的自我维持能力。第一方面，通过扩张货币供应量，主要是以政府财政支出和中央银行扩大基础货币供应量，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扩大社会需求。主要原理是以纸币的投放完全取代殖民地市场取得的货币金银作为资本基础的利润源泉；第二方面，通过对资本和利润的分解实现从资本积累到利润源泉的再次转化。主要是用超额累进税的办法对高收入群体和富人遗产征收巨额税收，利用征收来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实行收入再分配，增加社会福利，使贫困的或失业的低收入群体把新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费，扩大社会总需求，从而实现从资本积累到供资本追逐的利润源泉的再次转化。当然，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还包括降低利率直接刺激投资，使资本收入增加，从而刺激社会总需求等等方面的政策。
总之，凯恩斯主义通过扩张货币供应量和对资本的分解两个重要的手段实现改良资本主义的自我维持能力。可以这么说，改良资本主义一开始是相当成功的，他直接促成了可循环的资本主义第三消费金字塔的形成，从而使二战以后的资本主义世界迅速恢复了元气，进入二十年左右的经济高增长期，并极大地缓和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矛盾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在这个时期里同时爆发了以电气化和自动化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凯恩斯主义的弊端逐步显示出来，那就是出现了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很少出现的高通货膨胀现象。我们分析其政策可以发现不论是用扩张货币供应量的方法还是对资本进行分解的方法都使社会上的货币总量扩大了，也就是可供资本追逐的利润增多了；而同时对资本进行分解的政策，不论是所得税不是遗产税都极大的压制了资本家的生产积极性，于是出现了弗里德曼所说的“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的通货膨胀现象，其实应该说是过少的可用资本追逐过多的利润导致了通货膨胀的产生。
凯恩斯主义由于不能有效解决高通胀与经济停滞并存的经济难题，不可避免一受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攻击，称其为通往社会主义之路，也同时为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重新崛起提供了客观条件。新古典经济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该派继承了亚当·斯密“看不见手”的理论，主张依赖市场而不是政府干预调节经济。新古典经济学派最看得见的成就就是战胜了通货膨胀，弗里德曼在《对货币数量论的研究》中说通货膨胀起源于“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政府可以通过放慢货币增长率来达到控制通胀的目的，因此该派也被称为货币主义学派。
我们在前面业已知道自由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初随着世界殖民地市场的全面崩溃而遭到重创，其根本原因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利润来源具有外生性，不能自我维持其经济制度，那么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首先，既然该派主张其经济思想是自由主义，自然要求减少（但不是完全取消）政府干预，认为政府干预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而且常常加剧了经济的波动。因此，凯恩斯主义实现资本主义自持能力的两大法宝就被减掉了一个，那就是否定了对资本的分解和政府的财政支出。于是就只剩下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投放，通过乘数效应的放大作用扩大社会需求量，用于作为资本的利润源泉，甚至夸张地主张用电脑控制的印钞机取代美联储主席的作用。注：也许这么分析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新自由主义学派并没有全部否定政府的宏观作用。其次，自由资本主义能够重新崛起的根本原因，是从在政策上遭受失利的并坚持改良资本主义政策的国家那里找到了自己的资本源泉和利润食粮。由于改良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和利润（即资本家的收入）征收高额比例的财产税和所得税，于是资本大量地从坚持福利资本主义的西欧、北欧国家转移到对资本政策较宽松的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英国等国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近十年的繁荣期里，美利坚合众国大概从世界各国吸纳了近三万亿美元的直接投资，由此可以看出自由资本主义对资本的吸食能力是如何地惊人；同时由于改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普通民众采取高福利政策，创造了大量可供资本追逐的利润，而本国的生产能力却被高税收政策所压制，这样就为自由资本主义提供了充足的利润来源，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于是通过对改良资本主义国家巨额的贸易顺差为本国资本家提供了大量的利润。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重新崛起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依然是将其经济建立在利润来源外生性基础上，现在寄生的对象不再是殖民地，而是改良资本主义国家和竞争力很弱的同样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例如阿根廷等。
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是货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它也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通货膨胀的成本较为隐蔽，经济学家将其归纳为鞋跟成本、菜单成本、相对价格变动的加剧、税收负担的不合意变动、混乱，以及任意的财富再分配等，这些成本在理解上虽比较直观，但是在总量上如何衡量却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意义上的成本才可以被称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Sidrauski(1967)认为由于持有货币能够产生直接效用，而物价上涨会导致实际货币余额的下降，故通货膨胀必然会对个体造成福利损失，这种个体的福利损失就称之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Sidrauski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定义意味着，无论通货膨胀是预期还是未预期的，只要存在通货膨胀就一定存在福利成本。当然，关键问题是合理地度量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从而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正确的依据。对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度量自Bailey(1956)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至今，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补偿变量法(CompensationVariableApproach)以及基于McCallum-GoodfriendFrame-work的估计方法。
1.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弗里德曼的最优货币数量法则认为，在一个货币经济中，为保证完全竞争的均衡达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名义利率必须等于零，此时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扭曲最小。因此，最优通货膨胀率是使得名义利率等于零时的通胀水平。当经济中通胀率高于最优通胀水平，即名义利率大于零时，货币均衡配置不再是一个帕累托最优配置，此时社会福利下降从而产生福利成本。Bailey(1956)认为通货膨胀就像是对货币征税，货币征税(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就是位于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上方之间的面积。当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为零时，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逆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的面积，即名义利率从i减少到0时所能获得的“消费者剩余”，这一推论与Friedman的最优货币数量法则相符。
随后，很多学者在Bailey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如Marty(1967)得出了在有产出增长和考虑货币流通速度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结果。Barro(1972)认为通货膨胀提高了人们的交易成本，人们会加快支付的频率，也会减少使用货币来进行交易。因此，他重建了货币需求曲线，重估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Craig和Rocheteau(2005)先利用Bailey(1956)的方法，通过log-log型货币需求函数和semi-log型货币需求函数计量了在传统方法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指出Bailey(1956)的方法实际上是一个假设掉外部性、一般均衡效应(generalequilibriumeffects)和分配效应(distributionaleffects)的局部均衡模型，它一个重要的隐含假设是实物资产的报酬率与通货膨胀无关。
消费者剩余方法虽然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提供了一种简单、便捷的计算方法，并开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先河，但这一方法由于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因而无法对个体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行为进行研究和分析，也无法对形成宏观的加总的个体进行推测和判断。与此同时，这一方法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如一些学者认为即使通胀率为零，名义利率仍可能为正，这样持有实际货币余额仍然可能有正的机会成本，无效率仍然存在。因此，以通货膨胀率为纵轴计算货币需求曲线下方位于零通胀率和另一通胀率之间面积的计算方法有可能低估实际的福利成本。如Foster(1972)计算了完全预期为4%的通胀率相对于零通胀率的福利成本小于产出的0.05%。Garfinkel(1989)得到4%的通胀率相对于零通胀率的福利成本为国民收入的0.3%。这些估值远小于其他经济学家的估计。Laidler(1990)认为消费者剩余方法的前提条件是当名义利率改变时，货币需求曲线的位置不变，只是沿着货币需求曲线移动。这就需要假定实际余额的边际效用独立于其他商品的需求，而这一假设条件事实上限定了这种计算方法是一种局部均衡的方法。Gillman(1995)指出了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Bailey认为在稳定价格时的福利成本就是为零，但是，这种认为的零福利成本和真正的零福利成本却有很大的不同，其差额有时竟可以高达50%。基于这一方法存在的缺陷，一般在对问题进行分析时，这一方法主要用来进行补充性说明。
2.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补偿变量法(CompensationVari-ableApproach)。这一方法在Sidrauski模型(1967)的基础上应用了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思想。Sidrauski模型将货币直接进入效用函数，由于这种内含货币效用函数方法允许我们根据一个符合经济人最优行为的货币需求模型来计算通货膨胀的成本，从而使通货膨胀升高所引起的实际货币持有额下降直接表现为个人效用和福利的变化。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思想认为，市场价格的变动肯定会影响人们的福利状况，很可能使一些人受损，另一些人受益，多数情况下很难实现帕累托最优，此时关键是如何对受损者补偿，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改进。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补偿变量法认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在某一通货膨胀水平下，应补偿给家庭多少额外的收入才能使家庭在给定利率的均衡状态所获得的效用水平与名义利率等于零时的效用水平相等。这一方法考察了通胀给社会中每个人所带来的获益或损失，从而增加了必要的微观基础，为我们从个体效用函数出发，分析在预算约束和资源约束下计算通货膨胀的稳态福利成本提供了一个方便好用的框架。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方法得到了普及。
Lucas(2000)用收入补偿的思想，以Sidrauski(1967)的一般均衡模型为框架，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给出了估计方程。Lucas定义在名义利率i下的福利成本w(i)是收入的百分比，即用使得家庭在名义利率为i和0时达到福利水平无差别的收入差额，估计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在实证方面，Lucas利用美国1900-1994年的数据，估计得到：对于美国经济，10%的通货膨胀率对于消费者的福利损失仅相当于消费者总消费水平的1.3%，即如果要保证在通货膨胀率10%和通货膨胀率为0时消费者的福利水平是一样的，那么必须增加消费者约1.3%的收入。*
Jones、Asaftei和LianWang(2001)在Lucas(2000)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货币总量理论(monetaryaggregationtheory)，从而建立了一个包含现金和利息的一般均衡模型，弥补了前人研究中将M1层次货币全部视为无息资产的缺陷。他们发现，由于个体持有现金(无息的)的份额与持有生息储蓄的份额相比是非常小的，并且在稳态下持有生息储蓄的份额是不随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从这个一般均衡模型中计量得出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比前人的研究结论小得多。
虽然补偿变量法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货币、尤其是没有实物资产支持的纸币会产生效用，但这一方法将货币直接进入效用函数，而且该模型具有的货币超级中性性质表面、效用函数的另一个变量——实际消费不随通货膨胀率变动而变动，从而使福利成本计算得以简化。不过利用这种方法研究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时，在选择适当函数以及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赋值时，常常需要主观事先判断和利用经验来为参数设定不同的值，这势必会导致因参数赋值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测算结果。
3.基于McCallum-GoodfriendFrame-work估计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这种方法通过引入交易技术方程将货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间接化。McCallum-Goodfriend(1987)建立了一个购买——时间(shopping-time)模型，这一模型假设时间和货币共同为购买消费品提供交易服务，并且时间和金钱在实现交易方面可以互相替代。交易服务技术决定了在既定的消费和货币持有水平下所必须花费在购买上的时间。购买时间模型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和度量通胀的福利成本：在家庭持有货币数量一定的条件下，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货币贬值，降低了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家庭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获取同样数量的消费品，从而减少了劳动时间或休闲时间，因此，造成了福利损失。SimonsenandCysne(2001)研究了在购买-时间模型中包括有息资产的情形，并从理论上给出了福利成本的上下界。Cysne(2004)研究了连续时间下的购物时间模型，并得到了福利成本的解析表达式，他还从理论上讨论了引入家庭异质性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除了上述三个比较代表性的方法外，经济学家还提出了其他一些计量方法。如Fischer(1981)将货币和其他资产同等看待，把货币看作是资源跨期转移的载体，建立了一个禀赋经济的OLG(overlap—generation)模型。LagosandWright(2005)首次利用货币寻介理论，估计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Imrohoroglu(1992)刻画了在一个收入波动且没有保险经济环境里，经济个体为平滑自己的消费而持有货币的计量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模式。
二、对目前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启迪
反观国内，当前对通货膨胀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成因、对策等定性方面，而专门针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则很少，且大多是基于国外已有的研究，主要利用国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估算。如欧俊和李花(2006)利用Bailey(1956)研究方法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了估算；陈彦斌、马莉莉(2007)分别使用消费者剩余方法、MIU模型和CIA模型计算了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谢赤(2002)则在购买-时间模型下讨论了金融创新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理论上的影响；陈利平(2003)在一个引入消费攀比的Shopping-Time模型中讨论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龚六堂、邹恒甫和叶海云(2005)利用他们研究的框架，在Lucas模型基础上，应用Kruz(1968)和Zou的思想，把消费者的财富引入效用函数，给出了货币供给的改变对经济不确定影响的分析。
但问题是这种利用国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估算的方法存在较多的局限性，因为纵观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方法的发展，尽管不同经济学家的模型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基于货币对于公众的有用性或者货币能提供给公众便利为出发点，进而考虑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如何影响公众的货币持有，并引起公众效用的变化，从而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计量。由于公众效用本身的抽象性和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已有的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计量方法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此外，国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国的经济背景，而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与美国有许多不同的特殊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的准确性。
1.已有的研究所采用的模型大多是引入货币的效用函数模型框架，加上各种外部约束来推导货币需求，进而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计量。但从各种模型的计量结果来看，各种模型间不仅存在不小的差距，而且其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2.已有的研究大都只限于在稳态下得出的比较结果，而当通货膨胀率剧烈波动或迅速上升(下降)时，实际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会与稳态下的计量结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差距。这使得已有模型的结果其实用性大打折扣。
3.很多模型都假设名义变量对真实变量不产生影响，即货币和通货膨胀是中性的。这与很多现存的研究结果相悖。尤其在中国，由于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货币冲击对经济实体的影响与货币主义的前提假设不符，货币中性依然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
4.国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国的经济背景，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走出了一条相对独特的中国式发展之路。如中国至今还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城市和农村在使用活期存款时的便利性方面有很大不同、活期存款普遍是付息的，这意味着货币层次的选择上M0和M1都不准确。
5.已有的研究大都将名义利率作为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函数的自变量，从名义利率的角度来计量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其隐含假设为名义利率的水平和变化，可以反映出通货膨胀的水平和变化。但在中国，由于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利率市场化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利率水平的反应比发达国家相对更迟缓，也更具有粘性。因此，根据名义利率计算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有时无法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研究时必须在把握主流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现实约束条件，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我国采用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以来的各期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水平作出正确计量和评价，并对中国通货膨胀率的确定给出一个社会福利的考核标准。
参考文献：
[1]Bailey，MartinJ.TheWelfareCostofInflationaryFi-nanc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56，64(2)，93-110
[2]Sidrauski，M.RationalChoiceandPatternsofGrowthinaMonetaryEconomy，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7，57(2)，534.
[3]Lucas，RobertE.Jr.InflationandWelfare，Econometri-ca，2000，68(2)，247-274.
[4]McCallum，BennettT.，MarvinS.Goodfriend.DemandforMoney：TheoreticalStudies，intheNewPalgrave：ADictio-naryofEconomics，ed.ByJohnEatwell，MurrayMilgate，andPeterNewman.，London：Macmillan；NewYork：StocktonPress，1987，775-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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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试图从民生角度来分析我国2010年通货膨胀的预期以及可能采取的调控措施,单纯以老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从民生的角度谈通货膨胀的危害与防治,最终结合我国当前形势,分析并尝试提出两种可以治理通货膨胀的思路。
【关键词】民生问题通胀预期通货膨胀
2010年两会上,政府明确指出了我国当下面临复杂经济条件下需要首要处理好的问题,民生问题。可以说这反映了我党一直以来关乎民生,体恤民情的本质。也如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形容的那样,“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政府工作报告中充满了强烈的“民生情怀”,从扩大就业、社会保障到办好教育,从医疗改革、保障住房到农民增收,可以说这是我国首次将民生问题摆在制度政策的层面,给与高度重视。
民生问题其实就是老百姓的福利问题,不同于对整个社会整个经济体的研究,民生问题更加关注于人口数量大、人均收入低的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这部分人的福利代表了社会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如何切实解决百姓的收入增长,有效就业,福利医疗,住房保险等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其实就是处理好民生问题的关键。
2009年我国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严重,国家在通过出台一些救市政策在成功应对经济危机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经济结构亟需改善,通货膨胀预期陡增,内需增长动力不足等等一系列挑战需要合理且有效的应对。这些挑战的提出无疑给民生问题的解决增加了难度。在这一系列问题中,通货膨胀的问题与民生问题联系最为紧密,2010年通货膨胀的预期与发展究竟如何影响民生状况,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哪些政策来治理可能到来的通货膨胀以保障民生,将成为本文研究的主题。
1通胀预期及主要诱因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最大外汇储备国,我国2010年的高通胀预期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我国政府相当重视新一年的通胀走向,因为经济回暖时期的通货膨胀很可能会因为调控不当而导致经济滞涨(stagflation),造成“双谷式”衰退。政府明确指出试图控制新一年CPI指数上涨率为3%,做出温和通胀的预期。那么这里简单梳理一下2010年我国高通胀预期的原因。
1.1货币投放量扩大
在经济市场中,货币投放量增大主要加强了金融市场的流通性,货币数量的增加直接带动了经济的发展,然而投放货币的同时,若货币供给速度大于了潜在经济增长率(即真实利率),就会对商品价格产生一个较强的拉动作用。这个拉动作用对价格的影响相对经济增长峰值有一个时间上的滞后期,国际经验为3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是半年至1年[1]。去年我国金融机构新增贷款高达9.58万亿元,助推M1,M2达到了十年的高点,截至2010年2月,我国M2总量达到近40万亿元人民币[*]。2010年我国仍处于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阶段,4万亿投资项目后续资金需求刚性,那么货币投放量很难强制压缩,于是由于宽松信贷而产生的流通性过剩的通胀压力持续显现。
1.2资产泡沫的不良预期
当货币超量发行涌入经济市场的时候,实际增长率为市场可以健康消化的部分,其余则成为过剩的流通性压力。2000-2008年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长率为17.1%,实际经济增长率为10.3%,而居民价格指数上涨2.4%,那么超出实体经济需求的货币供给量为4.4%,由于这些剩余货币大量被房地产、股市等资产渠道吸收,故没有对物价产生压力。同样,2009年由于宽松信贷政策,货币供给量增长27.7%,而实际经济增长为8.7%,房地产与股市等资产市场吸收2.7万亿元,相当于货币供给量的6%[2]。而房产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对货币的“吸纳”建立在其本身非理性繁荣而产生的资产泡沫化基础上,我国股票市场2009年达到88.58%的涨幅,居全球前列;而房产市场随着房价的飙升而成为投机型投资的热土。这样造成两个效应,第一,硬资产涨价拉动消费品物价上升,使得消费者消费增加,进而促进物价上涨;第二,资产泡沫化预期形成后,大量资金涌出压力增大,提高通胀预期。
1.3输入性通胀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纷纷上涨,我国进口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很可能影响到我国国内消费品价格。这体现出我国2010年通胀的预期表现出多种通胀模式混合的特征。
总体看来,由于去年应对经济危机而采取的双宽松政策,我国2010年通货膨胀预期很强,加上新年的“翘尾因素”与当下西南干旱造成的粮食大幅度涨价带来的消费预期提升,我国控制CPI全年3%的增长是一项重大而富有挑战的工作。
2通货膨胀对民生的主要影响
温总理在两会前就曾指出“2010年是我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在经济复苏中温和稳健的调控由高通胀预期带来的流通性压力,这意味着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能遏制市场经济复苏的上升状态,那样会使经济再度陷入萧条;其次,保证不发生严重甚至恶性通货膨胀,则是对“民生”的最直接的关怀。
通货膨胀直接危害百姓利益,是“民生问题”的大事,政府试图力保全年CPI增长3%的很重要原因,便是担忧通货膨胀对百姓利益的严重危害。那么,本文便忽视通货膨胀对整个经济体的影响,试图单纯从百姓的角度分析在我国通货膨胀产生后对民生的危害。
2.1收入减少
通货膨胀发生后对百姓最直接的影响在于购买力的降低,当通货膨胀发生时,消费品真实物价上涨的幅度大于百姓手中的名义货币收入增长,那么同样的货币将不再能够购买等同量的商品,百姓的福利受到直接损失。
当通货膨胀发生后,由于政府存在“菜单成本”而不会在短时间内调节税收税点的指标。个人收入所得税是一种递增税种,按照收入多少划分为若干等级,随等级提高赋税额度提升。若假设原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税点为t0,通货膨胀率为π0,实际经济增长即利率为r0,则通货膨胀发生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税点降低为t0/(1+π0-r0),对于百姓来说,原本不需要缴税的一部分人在通货膨胀之后需要承担缴税义务;同理通货膨胀后,原本许多缴纳低额度个人所得税款的民众将被重新划归为高一等级的税收人群,不得不支付更多税款.这样通货膨胀的存在损害了百姓利益,而补贴了政府。
于此同时,企业在通货膨胀之后没有加薪动力,员工反映出对消费变化的迟钝,则整体市场工资上调有一个明显的滞后,那么假设通货膨胀前员工工资为w0,同样假设通货膨胀率为π0,实际经济增长即利率为r0,那么当通货膨胀发生后员工的实际工资下降,w=w0/(1+π0-r0),可以看出来通货膨胀发生后损害了员工利益,即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而补贴了企业家雇主。
2.2收入不均
通货膨胀发生使得日常消费品价格发生大幅度提高,日常消费品包括粮食产品与其他生活资料必需品,收入低的人群遭受通货膨胀的损失要明显大于收入高的人群。这里将收入低的人群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农民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在实际收入没有得到提升的情况下面对刚性需求生活必需品价格提高,则生活福利受损;另一类是农民,虽然农产品价格提升部分补贴了农民收入,但是粮农产品的价格提升远远不足以负担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3]。理由主要因为粮农产品价格上升同时土地成本很快上升,价格传导迅速,使得农药、化肥、农机等农资产品价格上升,农民通过农产品获得的盈利需要对农资产品价格上升进行补贴。我们再从收入角度分析,当通货膨胀到来时,我国物价上涨的同时伴随有资产的上涨,即“双膨胀”状态。就居民收入购成而言,实体经济部门劳动者获得的收入主要是工资收入,而收入高的人群还会获得资本部门的资本利得。通货膨胀的到来无疑极大加速了贫富收入差距。
2.3痛苦指数
痛苦指数(MiseryIndex)于1970年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肯(ArthurOkun)发表,用以代表令人不快的经济状况[4]。痛苦指数的计算方法为:痛苦指数=失业率+通货膨胀率。按照菲利普斯曲线(PhilipsCurve)的描述,正常经济走动时,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有一个近似替代的关系,此消彼长。当失业率或通胀率其中之一变化时不能够很好的反映民生痛苦的状况,若两个比率都上升,则反映了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痛苦指数。
痛苦指数的提出其实强调了就业率对于民生稳定社会和谐的重要性。一般来说对于菲利普斯曲线的解释,之所以失业率与通胀率能够存在反向关系的原因在于:存在较高失业率的时候,工人可以选择的其他工作机会较少,所以一般不会很强烈的要求工资上调;同时,较高失业率意味着较低利润率,企业雇主会更有力地抵制工人要求涨工资。[5]
我国当下处于一个混合型通胀预期较高的时期,对于广大下岗人群与广大的毕业生人群来说,失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于这些大部分的低收入劳动者来说,他们没有任何谈判能力来使得工资额度上升。“大学生毕业找工作难”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到来,痛苦指数则会显著上升,民生问题受到严重损害。
总结看来,通货膨胀对我国2010年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尤其从百姓的角度,以民生问题为出发点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若发生较严重通胀,在我国当前形势下,百姓的福利会受到更多的损害。那么从民生角度着手,我们就应该准备一些防治通胀的政策,以应对可能到来的通货膨胀,来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3民生角度的政策分析
经典教科书中对通货膨胀的治理有许多方法,根据通货膨胀的起因不同,按照不同经济学流派的解释,主要的政府调控手段有控制货币发行、调整利率、调整汇率等等。本文主要考虑我国现行国情,从民生的角度来探讨各种治理政策对百姓的福利作用,试图找到一个合理的最能让百姓受益的治理政策,抓住政府以“民生问题”为本的工作重点。以应对如果发生的通货膨胀状况。
3.1利率调整
根据弗里德曼的说法,“通货膨胀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一定是货币现象”,通货膨胀的实质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货物”,在货币主义的理论中认为,实际因素即使对总需求有影响也是不重要的,货币的过度发行是通货膨胀的关键。那么利率政策的效用显而易见,调高利率属于紧缩式货币政策,抑制了流通性,增加了储蓄总量,减少了实际流通货币量,直接的降低了通胀的压力。
然而货币政策需要较长的传导时间,在实际操作中又有很强的信号作用,各国央行都很慎重的加息,因为加息意味着直接对过热经济的“降温”。而当下正处于经济危机的后危机时代,任何直接粗暴的利率调整都有可能打消刚刚兴起的民间资本活动的苗头,扼杀了复苏的经济形势,而产生一种经济停滞的后果。对百姓而言,直接的利率调整则很可能造成紧缩信贷使个体私营企业失去贷款而面临危机,这样将造成的更多失业。所以在治理通胀时,从民生的角度来考虑,不应该首先考虑利率的调整。
3.2汇率调整
传统的汇率思路来治理通胀的方法概括起来应该是这样:人民币升值,可以在降低进口价格的同时,提高出口价格,从而减少出口量增加进口量,减少贸易顺差,进而消除贸易顺差所带来的“流动性输入”,最终缓解通胀压力;其次,人民币升值,进口大宗商品的国际成本实际价格下降,拉动国内其他商品也相应降价,从而抑制输入性通胀。[6]
然而在我国的现行外贸体制下,汇率调整发生了典型的“政策失效”。当前外贸企业不能完全自由的进口国外商品与服务,所以即使人民币升值,对于民众而言,也不能直接享受到进口商品时人民币购买力的提升;相反这样的汇率调整将利益主要补贴给了拥有进口权利的大型国有企业以及拥有进口原材料权利的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
3.3税收制度
在需求性远远大于供给的情况下,产生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这是增加政府税收,降低居民消费,控制货币流通量,达到通货膨胀的治理。而我国当前形势是由于过量的信贷发行与高企的资产价格而造成的高通胀压力,伴随着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显然通过增加政府税收的手段不仅不能够解决通胀问题,反而会加重民生问题,降低了百姓收入,损害了百姓福利。
3.4可行政策
在讨论了上述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后,发现从民生角度下考量,这些政策在当前我国情况下有着明显的缺陷,那么结合当下我国情况,该如何最好的处理好“防通胀“与”重民生“之间的关系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思考,给可行的政策提供一个思路。
注重经济结构调整,由于当前我国外贸劳动生产率较低,而在外贸交易中暴露出国内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严重,这些给输入性通胀带来了条件。于是国际原材料成本的提升直接造成我国的其他商品被动提价。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创新产业,加强科技研发与制度研发,力图在新能源与新技术的领域取得领跑。
另一个方面,在民众对2010年通货膨胀预期普遍较高的情况下,政府可以从民心方面对百姓的通货膨胀预期进行疏导,达到“疏导胜于防护“的目的。当前资产泡沫化严重,房地产价格高企是令百姓不安的最大因素,那么出台适当的控制楼市政策,可以很好的安抚民心,稳定通胀预期。同时,政府出面公开宣称力图控制2010年国家CPI增长率3%,维持温和通货膨胀,利用政府公信力让市民安心。有效的避免了消费者因恐慌最近干旱天灾与”翘尾效应“导致的物价上扬而引发的价格预期上升,于是加大消费进而推动了物价上涨的现象。最后政府宣传要通过治理通货膨胀预期来维持新年的稳定,那么在政府的稳健货币政策指示下,民众因为提高储蓄率也可以部分化解通货膨胀危险。
4总结
关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货币供应间的关系，传统的理论分析框架是货币主义学派代表人Fried⁃man（1956，1970）提出的货币数量论。这一理论的模型表达式为。ΔPt=ΔMt-ΔYt（2）式（2）表明通货膨胀率与货币增长率在长期内会出现同比例变化。即使货币增长率对经济产出的影响也只可能在短期内存在，从长期看必定会消失。但在研究现实经济时，尤其是在运用月度或季度数据建模时，首先必须考虑价格粘性，将滞后效应引入模型。
二、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关系与金融流动性的实证检验
（一）数据说明与平稳性检验1.数据及变量说明。本文的样本区间为2006年1季度至2013年1季度，共涉及三类变量，即经济产出变量、价格变量、货币流动性变量。地区经济产出变量用地区生产总值（GDP）衡量。由于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是中央银行进行调控时所重点考虑的宏观经济变量，可能显著影响中央银行决策。因此，用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衡量物价变动水平，用CPI增长率衡量通货膨胀水平。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GDP平减指数（GDPIP）作为CPI增长率的替代变量。本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标准，对2006年1季度以来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进行了测算和统计，采用该指标衡量贵州省金融流动性，并以金融机构信贷规模作为社会融资规模的替代变量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2.数据处理过程。本文实证分析中，长期均衡分析用的是水平变量形式，短期动态分析用的是水平变量的增长率形式，因此有必要对具体序列的原始形式、数据处理等做进一步说明：（1）实际地区生产总值（RGDP）及其增速（ΔRG⁃DP）：以2005年1季度为基期，根据贵州省2005年1季度以来的名义GDP和GDP同比增速推算出2006年1季度至2013年1季度的RGDP。（2）消费物价指数（CPI）和通货膨胀率（ΔCPI）：根据2005年1月至2013年3月的贵州省月度同比CPI数据，取算数平均得到季度同比CPI，其同比增长率为CPI通货膨胀率（ΔCPI）。价格指标的另一个变量，即GDP平减指数（GDPIP），依据名义GDP与RG⁃DP的水平值进行推算获得，其同比增长率即为GDP平减指数通货膨胀率（ΔGDPIP）。（3）金融流动性水平及其增长率：测算出2006年1季度至2013年1季度的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季度数据，采用GDP平减指数对其进行价格因素剔除，得到按2005年可比价计算的2006年1季度~2013年1季度的贵州省社会融资规模实际值（FS），以其衡量贵州省金融流动性水平，以其同比增长率（ΔFS）作为对应的贵州省金融流动性增速变量。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GDP平减指数对贵州省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进行价格因素剔除，得到按2005年可比价计算的2006年1季度~2013年1季度的贵州省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实际值（CREDIT），作为衡量金融流动性的替代指标，以其同比增长率（ΔCREDIT）作为对应的贵州省金融流动性增速替代变量。上述指标的水平值序列均存在季节性变动因素，在实际的计量回归分析前，本文对所有宏观经济数据水平值序列的对数形式进行CensusX12季节性调整。增长率序列均为同比形式，不必再进行季节性调整。为了方便说明，在下面分析中，我们使用ΔCPI表示CPI同比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其他含有差分符号Δ的变量与此类同。3.平稳性检验。在分析通货膨胀、金融流动性和经济增长的短期动态机制和长期协整关系之前，分别对各变量水平序列（2006年1季度~2013年1季度）和增长率序列（2007年1季度~2013年1季度）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过程中的滞后期数确定采用AIC准则。检验结果表明，水平变量序列RGDP、CPI、GDPIP、FS、CREDIT均为非平稳序列，其一阶差分序列ΔRGDP、ΔCPI、ΔGDPIP、ΔFS、ΔCREDIT均是平稳序列。
（二）短期互动机制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率和金融流动性间的短期动态机制使用VAR模型（式4）。首先，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然后在VAR模型基础上对模型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1.滞后阶数的确定。根据时序分析理论，动态时序模型要获得准确有效的统计推断，最重要的是在保证满足模型残差无序列相关性的条件下选择尽量简单的模型（张成思，2012）。因此，本文在模型滞后阶数的选择上，采用如下判断方法：在给定最大滞后阶数为5的条件下，首先利用最小AIC准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然后检验对应滞后阶数的模型残差的序列相关性。若无显著序列相关，则该滞后阶数为最优；若存在序列相关，则从5阶以下依次检验对应模型的序列相关性，在没有序列相关性的组内选择AIC最小值对应的滞后阶数。根据VAR模型估计结果（表2），可知滞后阶数为5时，VAR模型的AIC和SIC最小；根据VAR模型残差序列相关性的LM检验结果（表3），可知滞后阶数为5时，模型残差无序列相关。因此，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5阶。2.格兰杰因果检验。在滞后阶数为5的VAR模型基础上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考察本文核心变量的短期互动机制。首先检验基本模型中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表4中报告了实际经济增长（ΔRGDP）、CPI通货膨胀率（ΔCPI）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ΔFS）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货膨胀率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均非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实际经济增长率非通货膨胀率的格兰杰原因，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是通货膨胀率的格兰杰原因；通货膨胀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均是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综合上述检验结果，可以发现贵州省实际经济增长、CPI通货膨胀率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间具有如下的短期互动特征：第一，实际经济增长对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具有短期驱动效应，但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对实际经济增长不具有短期驱动效应；第二，实际经济增长和CPI通货膨胀率之间没有显著的短期驱动效应；第三，CPI通货膨胀率对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具有显著的短期驱动效应，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对CPI通货膨胀率也具有短期驱动效应。也就是说，社会融资规模具有明显的内生性特征，其变动既受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又受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社会融资规模又具有短期中性特征，即在短期内社会融资规模的变动对实际经济增长不产生显著影响，仅对通货膨胀产生显著影响。3.稳健性检验。为了验证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本文构建了两个替代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表5报告了两个稳健性检验对应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其中，模型A是将基本VAR模型中的CPI通货膨胀率用GDP平减指数通货膨胀率代替，模型B是将基本VAR模型中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率代替。稳健性检验模型A的结果支持基础VAR模型的“内生性”和“短期中性”结论：社会融资规模具有明显的内生性特征和短期中性特征。稳健性检验模型B的结果支持基础VAR模型的“内生性”结论，但不支持“短期中性”结论：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替代社会融资规模增长时，发现信贷扩张既是实际经济增长的格兰杰结果，又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结果；但是，信贷扩张同时也是实际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即信贷具有非中性特征。
（三）长期均衡机制长期均衡机制即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所谓长期均衡关系，是指从长期来看，变量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一一抵换关系，当在短期内各变量间的联系出现偏离均衡状态的现象，这种偏离所形成的时间序列也是平稳的，并且从长期看正负偏离的程度彼此抵消（张成思，2012）。本文对物价、实际经济产出以及融资规模的水平值（社会融资规模和金融机构信贷规模的自然对数形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考察三者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此外，本文通过长期均衡机制分析，同时获得了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各个变量增长率形式的互动机制，并可以进行与短期均衡机制类似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1.协整检验。根据表6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变量lnRGDP、lnCPI和lnFS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不能拒绝存在至多1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表明物价、实际经济产出以及社会融资规模之间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关系；同理，物价、实际经济产出以及金融机构信贷规模之间也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关系。协整检验可以验证物价、实际经济产出以及社会融资规模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以及协整关系的个数，但协整关系的具体特征（即物价、实际经济产出以及社会融资规模间的长期均衡机制）需要通过误差修正模型进行考察。2.误差修正和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过设立和估计误差修正模型，可得到协整向量和调整系数。前者刻画系统内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后者反映出现偏离均衡状态后协整系统的修正特征和修正幅度。因此，误差修正模型体现的是一种动态修正机制。Engle和Granger将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结合起来，建立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其中ecmt-1=β′yt-1，是误差修正项，β为协整向量，反映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系数矩阵α反映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将其调整到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A为调整系数矩阵。表7报告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包括协整向量β和调整系数矩阵α的估计值。但与社会融资规模呈反向变动。金融机构信贷规模与社会融资规模对实际经济产出的相关关系完全相反，本文认为其原因在于采用的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是流量，金融机构信贷规模是总量指标，而融资规模作为一种金融资本生产要素影响经济增长则是以存量形式产生作用的。进一步分析贵州省物价水平、实际经济产出和金融流动性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到底是因果关系还是仅仅为统计上的相关关系，需要在协整模型基础上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8报告了协整关系约束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在协整关系约束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与前文基于基础VAR模型的格兰杰检验因果关系结果基本吻合。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均具有内生性，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由实际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水平内生决定，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由通货膨胀水平内生决定。社会融资规模是中性的，不是实际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是非中性的，是实际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三、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