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理论本土化发生的前提是外来社会学理论中的合理部分和当地实际情况能够充分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进行“本土化”的对象就是外来社会学，而这一过程是外来社会发生转变并且使得理论自身满足当地需要的过程，这种具体的转换过程需要经历这样几个阶段，起初，当一种外来社会学理论被引入到一个国家或地区后就需要充分了解到当地社会的实际需求，理论的转化需要以当地的理论需要为基础，如果外来的社会学理论没能和当地的社会实际情况进行融合，就很有可能使得进入的新社会学理论始终处于一种被研究的“外来社会理论”状态而难以拥有社会基础，更无法谈及更好的发展，最终会成为一种没有社会根基的、不能被社会实际使用的“花瓶文化”，逐渐被本土社会逐渐遗忘。就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历史上，外来社会和本土社会相结合的结合点一般都选择在本土社会的某个具体现象上，有时也会选取在某个本土社会的传统作为连接点，如上世纪中国社会学理论先驱严复在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时，对社会学理论进行了一个界定，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变化的原因以及社会达到治这一状态的有关社会学理论以及相关常识，所以严复在对外来社会学进行本土化的过程中将不同文化的结合点选在了具有中国文化传统学术的群学特征上了。在外来社会学理论和进入环境文化的结合种类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在用外来的社会理论对自身环境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需要用本土的社会经验对外来的社会学理论进行验证，同时也会用外来社会学理论及有关方法为解决本土社会问题提供有益的资料，这些都是利用外来社会学理论和本土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正是在这些结合的过程中，社会学学者们在这些结合的理论中找到了外来社会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也在不同社会学理论的对比中找到了自身理论和外来社会理论的不足，并且在不同社会学理论融合的过程中对双方理论中不足之处进行了修正和改造，最终这些行为都会体现出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倾向，还有一些学者和社会群体甚至会直接提出将外来的社会学理论进行本土化，积极主动地去寻求外来社会文化，通过这种积极的引进促进社会的变革，如新民主主义葛敏时期对“科学”和“民主”的引用。最后，社会学理论本土化更高层次的指的是社会的学者在对外来社会学理论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以自身所处的社会作为基本研究对象，使用外来社会学理论来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从世界社会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因为历史和整治方面的原因，社会学起源于欧洲后传播至美国，在这之后两者交替成为世界社会学中的主要发源地，因为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力量的强大，他们所主导的社会学理论成为了强势社会学，而且这些社会理论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渐标准化和规范化，与此同时，除了欧美地区之外的其他地区的社会学也必然存在一个学习和对欧美社会学掌握的过程，而这个学习的过程并不是为了学习内容本身，而是在学习内容的基础上以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为基本研究对象进行先进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在本土化的基础上使得外来的社会理论对本土社会产生积极意义。在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中要将自身所处的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并不意味这要对本土社会中所有的问题都考虑到，真正科学的理性的社会学本土化是选择和本土文化有差异或者本土文化中的空白作为外来文化研究的突破口和重点，而从社会学本土化的不同角度来看，一般来说社会学者比较重视社会结构和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将这些作为最基本的问题突破口，如墨西哥社会学本土化研究学者曼努埃尔•加米奥在对土著印第安民族社会文化的研究和非洲学者A•阿格沃沃对约鲁巴人口头文化传承以及日本社会学学者有贺喜左卫门对日本乡村租赁制度方面的研究等等。
二、社会学本土化
作为一个对社会现象和不同文化进行研究的社会学术活动，其研究重点并不在于对传统社会学理论中的理论和应用进行改变和修正，而在于通过对外来社会学理论中对于本土社会中问题又帮助的问题进行多种形式的本土化结合，从而形成能够解决本土问题的具有本土特点的理论和实际方法。从社会学本土化理论更具体的层面来讲，社会学本土化有着这样几个主要目的：首先，社会学本土化的最基础目的在于能够通过外来社会学的进一步认识来增强对外来社会的认识，而在研究这种认识的过程中需要注意，虽然欧美等发达地区的社会学学者在较长时间段内的研究获得了几乎大部分社会学理论的共性研究理论，但是这些理论无论从结构上、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应，具有非常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或“美国中心主义”等西方特征。所以这些社会学理论对于西方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或者和欧美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和地区就不具有相对适应性，这些社会学理论对于社会现象的解释和对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力也都是有限的，如果通过这些理论来解决当地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也无法得到满意的结果。因此在进行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中不仅要对外来进入的社会文化的内容上有所了解，还要对外来文化相对于社会本土的适应性进行仔细的研究，这些研究通常是以一些具体的形式进行的，如拓展对本土社会的了解，深化对本土社会的理解，强化对本土社会的有效预测等等。其次，社会学本土化的核心在于促进全社会对社会本土化这一行为的应用。社会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相比具有更强应用性，社会学的正确应用以及合理的外来社会学的引用对于解决本土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促进社会各种系统的运行状态，同时也能提高政府及有关部门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科学化水平。社会学的应用是多种多样的，在实际解决社会问题时不仅可以根据某个社会学理论提出相应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措施进行实施，还可以利用社会学理论中的具体实践方式（如社会市场调查、社会指标统计等等）进行社会组织活动管理。然而在对外来社会学知识的应用过程中如果没有根据本土社会的实际情况或者没有以本土社会理论环境为依据提出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甚至对外来社会学理论机械的照搬照抄，不经过本土化而直接应用到现实的社会当中来社会问题，就难以实施或者在实施之后无法得到措施实施前的预定效果，还会在一些不适应的方面产生不良的负面影响。最后，社会学本土化的目的在于能够形成具有地方特点的社会学方法，这个目的和社会学本土化的基本目的和核心目的互为前提，相互依存，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要增强对本土社会认识和外来理论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必须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科学方法，因此在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中要形成具有本土特点的新的社会学理论就需要更加客观准确地认识本土社会并以此为基础对外来社会理论进行合理地改造。除此之外，将外来的社会学理论改造成为具有一定地方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这一过程也是社会学理论学者加强对本土社会理论、研究活动以及各项社会活动的认识，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外来社会文化的接受改造能力，也发现了对本土社会有利的社会学方法，获得了更加科学实用的理论。
三、结语
大学是文化的载体，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共生理论，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平行、博弈、合作”构成了两者互动过程中的基本形态。平行，是指大学文化虽是社会文化独特的亚文化，但他们之间存在相对独立性。大学是以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为职能的社会机构，这使得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具有自身的文化品性和文化追求。博弈，是指大学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存在，在其与社会文化交互发展过程中，两者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较量与冲突。譬如，耶鲁大学力推自由教育，注重个人品性的提高，对于社会文化中的商业气息及功利价值追求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4］；清华大学“真维斯楼”的出现则引起了公众对高校价值观的反思。这些都说明大学有其特立独行之处。合作，一方面指大学的发展离不开当地社会资源的支撑，另一方面指地方政府也期待大学为促进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做出贡献，而这正是两者间有效合作的现实基础。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这种平行、博弈、合作互动无疑为文化创新、增强民族活力提供了良好载体和有效路径。
二、社会文化对大学文化的浸润
每一种文化都植根于她自己的土壤。高校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形成发展必然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客观限制和影响。一直以来，社会文化对大学办学理念、学科建设、发展目标、人才培养标准等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大学中对国家法律、大政方针等社会政治的学习和弘扬，也影响着师生员工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同时，社会中某些世俗文化的影响，也导致了学术文化中的使命感相对低迷、责任心部分丧失，良好的研究作风正在渐行渐远。这些都是社会文化与大学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体现。作为坐落于某一区域或者说某一城市的大学，其城市的文化更是成为形成特色大学文化的基础。首先，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区域，其民情风貌集中体现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习惯、审美追求等。作为与区域有着天然地域联系的大学，其办学理念、价值追求和广大师生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无不反映这种文化，无不与这种文化息息相关［5］。其次，大学特色文化的形成，需经历一个历史文化积淀和升华的过程，优秀的社会文化能有效助推这一进程。例如，扬州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2500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崇文尚德、开明开放、创新创造、仁爱爱人的地域文化传统。驻地的扬州大学既在“淮扬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带有深刻地域文化传统与城市精神烙印的办学特色，学校文化在城市精神的浸润之下，形成了其独特的精神内核。
三、大学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引领
（一）大学文化对于社会文化的批判大学自由的学术氛围有利于激发大学文化对社会文化批判的动力。大学通过自身的文化创造以及引入外来文化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可以催生新的文化，同时大学文化可以对现实文化的偏离进行及时纠正，社会现实提出的问题也能使大学对已选定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校园文化活动等大学文化形态进行变革，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大学人文主义教育家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时期大学文化对封建文化的批判等。
（二）大学文化对于社会文化的提炼从古典大学到现代大学，“科学”和“人文”都是大学文化的两个关键词。崇尚学术、追求真理、健全人格、造福人类永远是大学文化中的核心要素，“求真”和“求善”一直是支撑大学作为社会中一种文化机构得以存在的灵魂。大学文化中的经典精神要素推动对社会文化中先进因子的找寻，甄别出保守落后、忽视人性关怀的成分，将社会文化的精髓提炼出来，促进理性价值观的形成，进而引导更多的民众理解和接受，直至转化为民众的文化自觉［6］。
（三）大学文化对于社会文化的辐射大学文化在高校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与创新这些基本职能的过程中，会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辐射先进文化，引领群众文化，孵化文化产业。同时，高校学者在参与地方的各种学术交流、文艺创作、媒体宣传、论坛讲坛等活动中，将先进文化传播到群众之中，促进先进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另外，每年700多万受高校文化熏陶的大学毕业生走上社会，他们更是对社会文化影响巨大。所以培养出优秀的大学文化无疑可以对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
四、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协同发展的路径选择
大学文化已成为社会发展战略的要素，经济、社会、技术和教育战略与文化的关联越来越密切。全国各地的许多知名城市，在其发展中，特别是城市科技和文化发展轨迹中，无不留下了知名大学的发展足迹，大学和社会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美国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大批著名大学所在的波士顿，其文化竞争力远胜于美国其他城市；牛津与剑桥这两大名校，亦是伦敦的“文化标签”和“城市名片”；北京、上海、青岛、大连、广州等城市，既滋养了驻地的高校，亦因名校驻扎而更彰显其文化底蕴。因此，要积极找寻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协同发展的路径和模式，搭建两者良性互动平台，促进两个文化和谐共生与协同发展。
（一）文化意识共培文化建设的核心是文化思想，文化思想的基础是文化意识。人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大学生作为文化建设的生力军在其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肩负着为学生构建完整精神世界的职责，运用艺术、文学、哲学、科学等文化知识推动学生精神世界的构建，使大学生传承主流文化、创新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文化，为文化建设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高校师生开展的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如送文化下乡、文化知识调研、文艺夏令营等等，以灵活多样的方式，促使大学文化在社会中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地发挥教育引导功能。政府可通过校地、校企、校校之间的协同合作，更好地传播文化艺术作品、支持文化产品创作、发展文化事业等，以培养社会公众的文化意识，不断加强民众文化自觉，逐步推进文化建设。
（二）文化人才共育育人是高校的主要职能之一。培育契合社会发展、文化繁荣要求的文化人才，高校与社会应各有分工、各有优势。高校应通过“合作”与文化部门、文化企业、文化社团等建立形式多样的文化人才培养基地［7］。如中国人民大学与扬州市政府建设大学文化科技园项目，建设版权贸易交易基地、“数字文化云”（服务）大厦、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等，为社会专业文化工作者提供了拓展文化艺术相关知识、提升自身文化素养的条件。地方也为高校学生提供了参加文化实践的机会，在实践中培养未来文化人才的文艺专业素质。同时，高校应充分发挥自身“智库”等优势资源，结合地方文化特色与需求，针对地方文化产品的开发、营销、管理、服务等进行“私人订制”，建立培训基地，分类进行模块培训，与地方文化社团共建高校学生实践基地，促进大学生专业文艺素质的培养与技能的提高。
（三）文化创新共谋现代社会民众对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精品化等特点，文化创意产品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起到基础性作用，同时，文化创新又是文化创意产品的来源。高校有丰富的导师资源和充满创造热情的大学生，可以结合特色文化资源建立文化艺术研究机构、组建文化创意社团，将青年研究者思想的敏锐性与灵动性充分发挥，构思和设计文化创意产品，以学术研究为依托，培养文化高级人才。如江苏师范大学依托文史哲学科优势，组建了汉文化研究院、大学科技园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积极整理、研究、传播、开发徐州汉文化历史遗存和汉文化旅游资源；成功举办了“海峡两岸楚汉文化研讨会”，出版了《楚汉文化论坛》，并以此为基础，充分利用办学优势培养服务地方文化发展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积极探索繁荣地方文化的特色发展之路。与此同时，地方文化产品经营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建立产品研发中心，或寻求与高校、其他企业的合作，开发创意产品，将文化创意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注重文化产品附加值的提升与市场潜能的挖掘，形成生产、推广和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有效推动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
1．美国华裔
华裔问题是中国移民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在这次大会上，学者们对当代华裔移民在美国较高的社会地位持普遍的肯定与赞誉态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邓肯•拉塞尔（DuncanRussel）提出，1970年代以来华裔不仅实现了从“永久外国人”到“模范少数”的转变，还对美国的社会文化和社群构建有重要影响。北京外国语大学朱晓燕教授对拉塞尔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华裔形象在过去两百年间从“黄祸”变为模范少数，改变了美国人对华裔的认识。暨南大学陈奕平教授及硕士生宋敏峰则指出，华裔在发展自身和繁荣当地社会的同时，也在诸多领域参与了中美关系，对提升中国形象、增强中国软实力有积极作用。华裔社会组织的功能也是学者们所注意的。暨南大学李爱慧副教授肯定了“美华协会”（1973年成立）的重要地位。她指出，该协会成立初衷是为华裔争取民权和推动华裔参政。1980年代以来，该协会发展为亚裔的联合组织，在维护亚裔权利、支持亚裔候选人和推动亚裔投票等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佐治亚大学博士生杜丹辨析了华裔秘密帮派的双面性。她承认，唐人街秘密帮派不乏从事赌博、鸦片及等非法活动者，但它们也有向弱势华人提供工作和生存机会，帮助他们免受歧视的一面。而且，随着唐人街华裔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其集体意识的提高，华裔帮派冲突减少，形象日益积极。
2．美国黑人
关于黑人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王恩铭教授将历史上黑人对美国认同的矛盾性归因于白人种族主义。他认为，作为受奴役和歧视的民族，绝大多数黑人希望和要求融入美国社会，真正成为美国公民，但白人种族主义对其融入却顽固抵制，这使其被迫诉诸分离主义，试图以自立和自治实现自由和平等。由此，融入主义和分离主义贯穿了黑人斗争的始终。浙江师大孙群郎教授将低度郊区化和高度隔离化总结为20世纪美国大都市黑人居民分布的典型特征。他认为，这种特征的形成，既和黑人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白人种族偏见以及金融机构、住宅建筑商和地产经纪的歧视有关，也和地方政府的“排他性区划”和住宅法令，以及联邦政府的住宅抵押贷款政策和公共住宅政策密不可分。辽宁大学高岳副教授将革命时期到内战前反蓄奴和反歧视黑人的道义力量未能促成美国废奴的原因，归纳为政治利益的牵制和当时美国自由观包容性不足。鲁东大学高春常教授对黑奴中的灵性经历做了探究。他认为，黑奴在宗教亢奋状态下幻听、幻视、昏厥，出现生死体验、巡游地狱和天堂以及觉察双重自我等现象，不仅是其个人因素激励的结果，也和社会机制的作用有关。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高国荣副研究员对1970年代兴起、争取环境权益的美国环境正义运动做了解释。他指出，该运动的主力是社会底层，尤其是黑人等少数族裔和低收入民众。它之所以发生，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有毒有害废弃物集中分布在低收入及有色人种社区。美国大西洋大学博士保罗•多坦（PaulDottin）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美国补偿黑奴制与种族隔离的运动的起因予以了揭示。与黑人相关的社会组织和人物也是学者们感兴趣的话题。武汉大学谢国荣教授论证了南部妇女反私刑协会（1930年成立）在反对白人对黑人私刑和公立学校种族隔离，促进种族平等方面的贡献。南开大学张聚国副教授剖析了匈牙利1848年革命领袖路易斯•科苏特（LouisKo－ssuth）寻求美国支持的两次访美经历。张聚国认为，科苏特对奴隶制的沉默招致了废奴主义者和非裔美国人的愤怒，他推动美国介入欧洲事务引起了蓄奴州对联邦干预南部制度的担心。科苏特访美失利折射了当时美国自由与奴隶制之间的悖论，反映了内战前美国社会在废奴问题上的地域冲突。河南大学王金虎教授对20世纪前期美国史学家乌尔里克•菲利普斯（UlrichPhillips）的历史命运做了点评。他说，菲利普斯的著作慎思明辨，具有一定学术价值，但由于其中饱含对黑人的歧视，他的史学观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为学界所排斥。北京大学研究生乌兰探究了19世纪美国黑人领袖和废奴思想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Douglass）的认同观。她认为，道格拉斯对美国认同的形成是渐进的，其自我认同、种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和相互影响。
3．美国犹太人和印第安人
学者们对美国犹太人的讨论集中在身份认同方面。天津师大杨卫东副教授认为，美国犹太人的身份认同是双重的，既忠于自身的美国公民身份，又对以色列有着高度的民族认同，他们极力维护本民族特性以免被融入美国社会的“大熔炉”。这种双重性不仅造成了犹太人认同的两难，而且对其他族裔群体有示范效应。对杨卫东的看法，福建师大硕士生赵万武表示同意。他认为，美国犹太人对美国的认同源于其“大流散”以来强大的适应力、无母国的政治经历以及美国城市化与犹太人经商传统的契合，对以色列的认同源于故土情怀、犹太人一体观、“大屠杀”的记忆以及阿以冲突等灾难和挑战的刺激。在印第安人史方面，南开大学丁见民副教授探讨了杰克逊总统选择将“野蛮人”从“文明区域”迁出，强制印第安人西迁的动因。他认为，由于白人至上和“红种人”难开化观念的流行，美国“文明开化”印第安人政策到1820～1830年代宣告失败，是杰克逊政府西迁印第安人的前提。路易斯安那的购买为西迁印第安人提供了可能，而南部要求维护州权和白人利益的压力则是西迁印第安人的根本原因。南开大学付成双副教授对“生态的印第安人”假说提出了新思考。他认为，该假说在学术上有片面性，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印第安人的环境伦理，但它表明了欧美主流社会对过去以征服自然为荣的基督教环境伦理的反思。吉林大学美国籍博士生罗利•杰特摩尔（RoryJetmore）以反抗白人殖民者闻名的苏族（Sioux）部落为个案，考察了印第安人和白人的历史关系。他说，欧洲殖民者奔赴新大陆是为了摆脱压迫，但由于文化的误解、种族的偏见及贪婪，在新大陆却变成了压迫者。而且，美国一直试图“文明化”印第安人，这种自视的种族优越感招致了印第安人的仇恨和抵制。
4．美国移民政策和奥巴马时期种族关系
【关键词】希腊几何学/法律文化/语言文化/哲学文化
【正文】
希腊几何学是数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她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范式，直接影响过西方数学，乃至整个科学的发展。著名数学史学家克莱因在《古今数学思想》一书中曾经指出过：“希腊人在文明史上首屈一指，在数学史上至高无上。”并且他提出了数学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文明史上的重大问题之一，是探讨何以古希腊人有这样的才气和创造性。”[1]本文试图对“克莱因问题”进行探索求解，以破解长期困扰着数学史研究中的希腊论证几何学的成因之谜。反观“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证明几何学”也就容易找到答案了。
一
古希腊是一个移民的社会，从开始就没有像东方民族所具有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式的社会结构。这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共同体，加上希腊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为希腊古典的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希腊城邦制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古希腊社会孕育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古典的理性文化或科学文化。希腊几何学正是在这种理性文化中诞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古希腊是法学的发源地，法律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公元前11世纪——9世纪是希腊的荷马时代，也就是史称的“英雄时代”。这一时代是希腊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首先表现在希腊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希腊人开始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以“人为一切事物的尺度”来审视世间的一切。荷马时代实质上是希腊历史上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是古希腊文明的开端。从此，希腊民族完成了从神秘主义文化向理性主义文化的转变，开创了以法律文化为轴心的科学文化的历史进程。《荷马史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重建社会秩序的法典，确立了一种政治民主制：其中包括议事会、人民大会和首长选举等内容。因此可以说，希腊文化的源头或逻辑起点是《法典》，由此铸成希腊民族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尔后的德拉古立法，直到公元前594年梭伦立法，最终确立起古希腊的法律体系，推动了希腊民族法律文化的繁荣发达。希腊人唯“法”是从，遇事讲“理”，依法办事，他们以“法”的眼光审视社会、审查自然、审理知识，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古希腊文明。
希腊几何学的证明思想导源于法律文化，论证几何发凡于梭伦立法时代。希腊的法学称“正义学”。人们在立法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是：“什么是正义？为什么有罪？”等法理问题。其中包括“公理、公设、前提、条件”等法学的基础问题，以及审判过程中的“事实、理由、证据、推理”等法学的逻辑问题。要从根本上弄清楚这些法理问题，人们就必须在思想上进行一种“分析”的理性思考。立法者告诫人们：法律是规则的、普遍的，并对一切人都是相同的；法律所需要的是公平，诚实与有用；他们欲求为一普遍的规律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因为种种理由所有的人都要服从法律。
梭伦当权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同时也是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对“法律”制度的改革。他认为，无法和内乱是人类最大的灾难，而法律和秩序则是人类最大的幸福。梭伦改革的目标是企图建立一个为新的、旧的势力都能接受的民主和谐的政治，以保证社会各种势力的平衡和政治稳定。为此，梭伦建立了新的法律，史称“梭伦”立法。其中最大的举措是加强了公民大会的权力，凡年满20岁的雅典公民均可参加，会议定期举行。400人组成议会。他创建了宏大的人民法院依利艾阿，总人数达6000人，任何人都可以谴责执政官的无理决定。
公元前6世纪雅典陪审法院的建立，这不仅标志着希腊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完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整个希腊学术思想的繁荣与发达。古希腊的法律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首先是推动了自然法的理论研究。强调其法律存在的客观性和同一性，认为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的法律有其共同的根源和价值目标，这就是人的本性和规律，就是理性，就是正义所综合的一系列价值目标，如自由、平等、秩序等。因此，自然法学者特别重视探索法律的终极目标和客观基础。其二，法根源于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社会性和理性。真正的法律或自然法应与之相符，特别是与理性相符合，或者说法是人的理性所发现的人的规律和行为准则，是“理性之光”，它能照亮人前进的道路。其三，法的功能和目的在于实现正义。所谓正义，就是基于公共幸福的合理安排，就是人在社会中“得其所哉”，即享受人应该享受的权力和平等地承担义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四，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的行为准则能使人们辨是非、知善恶，自然法就是人们不断追求的终极性的价值目标。
生活在梭伦立法时代的泰勒斯，与梭伦同为希腊“七贤”里的人物。他受希腊法律文化（社会立法）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受自然法理论研究的启发，创造性地运用法学的思想和方法为知识“立法”。泰勒斯对经验几何学知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性研究。作为数学思想家的泰勒斯，他突破了以往几何知识仅仅“是什么”的认识水平，将几何知识提升到了“为什么”的认识层次。由此开几何命题的证明之先河。泰勒斯在进行几何学研究的过程中，不仅发现了“任何圆周都要被其直径平分；等腰三角形的两底角相等；两直线相交时，对顶角相等；若已知三角形的一边和两邻角，则此三角形完全确定；半圆周角是直角”等五个几何命题，而且还从理论上证明了这些命题。[2]
毕达哥拉斯继承和发扬了泰勒斯的证明几何学，并且将数学概念抽象化，进一步推动了演绎数学的发展。毕达哥达斯的“数是万物的本质，宇宙的组织在其规定中通常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体系”的数理宇宙观对古希腊的数学思想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毕达哥拉斯学派因发现“无理数”（不可公度的量）而引起的第一次数学危机，充分证明了几何证明的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推动了人们对几何命题的理论证明。
贯穿于希腊古典民主政治、商品经济和理性文化之中的是希腊的自由精神，这是在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都没有出现的。这种自由精神最终演化为学术思想上的自由探索精神。正是这种“百家争鸣”的希腊研究之风，才迎来了“百花齐放”的希腊科学之春。
二
独具特色的希腊语言文化也是希腊理性主义起源的一个重要诱发因素。最早对语法现象进行研究的是希腊人。公元前10世纪前后，希腊人在闪语字母的基础上，经过一番改造，首次创造了音位文字字母，并且还把闪语文字自右向左的书写规则改为自左向右。到公元前775年左右，希腊人把他们用过的各种象形文字书写系统改换成腓尼基人的拼音字母，建立起了希腊语言文字系统。在此基础上理论家们开始了为语言“立法”——语法的研究。赫拉克利特指出过：“如果要想理智地说话，那就必须用这个人人共有的东西武装起来，就像城邦必须用法律武装起来一样，而且要武装得更牢固。”[3]
希腊哲学、法学、逻辑学与希腊语言文字的关系密切。哲学中的许多派别的理论观点时常牵涉到对语言的认识。法学中的论战、法律条文的制定，也往往涉及到对语言的修辞和准确的表达。逻辑学与语言学，特别是与语法学的关系更是密切相关。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是思维的工具。思维要通过语言来表达，它是否合乎逻辑就成为语言表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语言家要利用逻辑学的术语和方法来研究语言中的结构意义；另一方面，研究逻辑的也往往牵涉到语言的问题。
希腊的语言结构复杂。希腊语言中的动词更是变化多端，它有人称、时、态、体、式的变化。特别是由系动词附图变来的（附图）一词，具有多种的语言意义，表现出多种的语法关系。正是这种奇特的语言现象引起了理论家们的关注，成为“智者”们思考和研究的对象。
当希腊语中使用“附图”一词时，就有多种不同的意义。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当动词‘是’被用来作为句子中的第三种因素时，会产生两种肯定命题与否定命题。如在句子中‘人是公正的’中，‘是’这个词被用作第三种因素，无论你称它是动词，还是名词。”[4]系动词“附图”在希腊语中不同凡响，它是人们进行言语对话，进行思想交流，进行陈述和判断不可缺少的词语。同时，在人们的语言表达中最容易产生歧义的也是这个中词。在“他在这儿”这个句子中，它所表示的是一种物理位置；在“天使是白色的”这个句子中，它表示天使的一种与位置或物理存在无关的属性；在“那个人正在跑”这个句子中，这个词所表示的是动词的时态；在“二加二等于四”这个句子中，它的形式被用于表示数字上的相等；在“人是两足的能思维的哺乳动物”这个句子中，它的形式被用来断言两组之间的等同。
在形式逻辑的主宾式语句中“附图”是一个典型的多义词。它可以表示“＝”（等于）、“∈”（隶属）和“附图”（包含）三种关系。例如：(1)“欧几里得是《几何原本》的作者”与“《几何原本》的作者是欧几里得”，这里的两个“是”具有可逆性，他们是一种等价的关系（＝），可解释成关系“＝”（等于）。(2)“欧几里得是古希腊的数学家”中的“是”为“∈”（隶属）。即个体和集合之间的隶属关系、层次关系，因而不可逆。可解释成关系“∈”（隶属）。(3)“数学家是科学家”中的“是”被解释成关系“附图”（包含），即集合与集合之间的包含关系，一般来说也是不可逆的。科学家不一定是数学家。
正是由于希腊语言中的这种多义词，也往往容易产生语言思维中的歧义性，由此引发了语言文化史上的“希腊景观”——观念的战争。正如科学哲学家被波普尔所指出的那样“观念的战争是希腊人的发明，它是曾经作出的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实际上用语词战争代替刀剑战争的可能性，还是我们文明的基础。特别是我们文明的一切立法和议会机构的基础。”[5]
由此可见，当我们探索追踪古希腊论证几何学的成因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考察独特的古希腊语言文化方面的根源。
三
古希腊哲学——本体论、知识论和逻辑学是希腊理性文化中的精品。“爱智者”们从深层次的根基问题上开始了对法学和语言学中所提出的带普遍性的诸如“自然规律”、罗各斯、真理等知识理论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公元前5世纪出现的智者运动，对希腊哲学的发展以及几何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时，雄辩术(Sophistry)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类型就是进行某种语言审查，称为反驳论证(Elenchis)，要求把一切行为都置于理性批判和理性推论的基础之上。希腊论辩术除了论点和论据以外，还涉及到逻辑，即语言处理法。“逻辑”这个概念，在古希腊语言文化的使用中有多种含义：发言、演说、陈述、论证等等。但概括起来讲，逻辑一词主要有三个应用领域，它们之间有着潜在的概念上的统一性。首先是语言和语言的领域，包括发言、演说、描述、陈述、（用语言表达的）论证等等；其次是思想和思维过程的领域，包括思考、推理、解释、说明等等；第三是世界，即我们所言说、所思想的对象，包括构造原理、公式、自然法则等等。
词汇、思想和事物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成为智者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旦人们把这三者区分开来，同时仍然坚持作为获得真理和知识的必要条件，三者之间应该具有某种一致性，由此人们就面临着如何最恰当的理解逻辑与这三者的关系问题。一个事物的逻辑就是：其一，事物自身的原则、本质、显著标志或事物本身的组成部分；其二，我们认为它所是的东西；其三，对事物（语言上的）正确描述、说明或定义。这些都提出了是什么的问题。事物的逻辑在第一项下是指事物是什么；在第二项下是指人们认为它指的是什么；在第三项下是指人们说它是什么。归根到底，从最高意义上讲，也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苏格拉底向人们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求助于罗各斯，从中考查存在的真理。”
至少有10种含义的希腊字“附图”成为苏格拉底时代希腊哲学发展的突破口。独特的希腊系动词“是”（附图）引起了理论家们的注意，成为哲学家思考和研究的对象，由此而开创了哲学本体论的研究领域。作为哲学范畴的“附图”一词的哲学意义为“存在”、“本性”、“有”、“是”。存在与非存在、有与无、是与非等问题的论争贯穿于希腊哲学发展的全过程，特别地成为辩证法的摇篮。三大几何难题（三等分角、化圆为方、立方倍积）和芝诺四大悖论（实质是运动和静止、有限和无限、连续和间断的矛盾性）的出现都是希腊人辩证思维的产物。
苏格拉底在爱利亚学派的本体论和芝诺反证法的基础上，首创“诘问式”的辩证方法，一种“发明观念”的矛盾方法，促进了对“定义”和“推论”的深化研究。他提出“真正的知识基于普遍的定义”和“归纳的理论”。他以逻辑辩论的方式启发思想，揭露矛盾，以辩证思维的方法深入到事物的本质。苏格拉底致力于寻求事物的普遍定义，例如“什么是正义”。他总是以提问的方式揭露对方提出的各种命题、学说中的各种矛盾，以动摇对方论证的基础，指明对方的无知。苏格拉底以此来训练人的逻辑推理能力。
柏拉图不仅是一位法理学家，而且是一位极其重要的数学思想家。“不懂几何者不能入内”是他教育学生、训练思维的主要方法。在数学教育史上，柏拉图是第一个提出以几何学作为训练和提高人的思维能力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在数学方法论上，柏拉图是第一个把严密推理法则加以系统化的人。他特别关心数学中的证明问题，关心推理过程中的方法论。柏拉图提出数学证明应以某种假设作为出发点，即公理、然后通过一系列逻辑推理，最后达到所要证明的结论。他将这种数学推演过程概括为“假设法”。柏拉图学派把几何学证明方法的发明推向高潮。他们发明了几何证明中的分析法、间接证明中的归谬法。古希腊从柏拉图时代起，数学上要求根据一些公认的原理作出演绎证明，已经成为数学研究中的一个准则。演绎证明是以其正确性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理论陈述，或者以在一个既定的理论体系中被视为正确的公理为出发点，并以它们为根据，借助于逻辑的最终规则，构成一系列陈述，而这些陈述的最后是可以被论证的命题。每一个相继产生的陈述必须按照最终规则从前一个陈述中产生。数学中纯粹的演绎证明，早已是以相关理论的广泛的形式化为前提。
法学家、哲学家、数学家欧多克索斯，继承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创的把几何学作为证明的演绎科学进行研究的方向。在同代人，特别是柏拉图学派的研究基础上，初步建立起以公理为依据的演绎法。欧多克索斯的数学思想完全来源于希腊的哲学文化。希腊字假设(hypothesis)，其本意为辩论双方可接受的命题为出发点，不需证明或证实的是基本命题。公理(Axioma)原义乃请求，转义为公理，指基础、研究的出发点。欧多克索斯总结出直接证明的演绎推理手法与间接证明的反证法，分析法和综合法为几何证明中的主导思想方式。
亚里士多德为古希腊哲学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倡导“第一哲学”，研究“存在的存在”，作为“是的是”的科学。他认为，思想在推理和证明的过程中的联系、逻辑学定律和规则，是以存在本身的联系为基础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作为工具论，对希腊证明几何学的最终完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分析篇》中指出：“我们无论如何都是通过证明获得知识的，我所谓的证明是指产生科学知识的三段论。所谓科学知识，是指只要我们把握了它，就能据此知道事物的东西。”[4]他在《论题篇》中指出：“推理是一种论证，其中有一些被假设为前提，另外的判断则必须由它们发生。当推理由此出发的前提是真实的和原初的时……这种推理就是证明的。”[4]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证明三要素：一是有待于证明的结论；二是公理（公理是证明的基础）；三是载体性的种及其规定及依据自身的属性由证明揭示。他还认为，数学是研究形式的，人们通过算术证明几何命题。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是为人们的思维“立法”，它所总结出来的逻辑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为几何证明提供了一种法度，即有效推理的准则。数学论证必须满足两大条件：真前提或出发点，以及有效的论证。数学推理都是根据矛盾律进行的；反证法的依据是逻辑的排中律。希腊人确信，逻辑是科学的工具，真理是建立在证明之上的，而且是一种“信念”的源泉。理所当然，数学体系的建立离不开思维的逻辑工具。
四
公元前300年左右，亚历山大里亚的数学家欧几里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运用亚里士多德形式化的逻辑分析和证明理论，终于建立起一个完备的几何学知识体系。他把前人已有的几何学知识充分搜集起来并加以系统化，从中抽出那些最简单、最基本，已被无数经验事实所一再证实了的命题，作为不证自明的公理或公设，再由此出发，以严格的逻辑演绎方法，循序渐进、由简及繁地引出几何学的全部定理，并为之提供了精辟的逻辑证明。《几何原本》的诞生，标志着希腊证明几何学的完成和演绎数学体系的确立。
在《几何原本》里，欧几里得对他以前的和他亲自增补的所有几何问题，作出了严格的逻辑性的叙述。这种叙述是借助于演绎法包含把假定作为基础的某些不要求证明的定义和真理，而一切进一步的原理则用严格的证明作出，这些证明或者是根据这些真理，或者是根据由真理得出的原理。欧几里得倡导的“定义—公设—公理—命题”四步曲，成为数学研究的纲领方法论和数学理论最通用的铺陈方式，以及“已知—求证—证明”的数学演算三段论，对后世的数学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希腊几何学从泰勒斯开始，到欧几里得完成，其间经历了萌芽、生长、成熟和定型四个阶段，历经300余年的发展。每一个阶段的演进都受到了希腊理性文化的深刻影响。法律文化中的公理、假设、理由、证据等范畴是几何学中的公理、公设、推论、证明的概念根源；语言文化中的希腊系动词“是”（附图）独特的语法现象，诱发出了哲学本体论和知识论的研究，以及逻辑学中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思维形式的研究，这些都成为几何学中的定义、推论和证明的理论基础；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的希腊哲学文化，成为几何证明方法不断发明创造的源泉动力。反过来，公理几何学的发展，给希腊理性文化以影响，使之具有几何学的本质。由此从中给人们透露出一种信息：几何学，乃至整个数学的发展无不受到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文理交叉、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协同进化，是科学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
【参考文献】
[1]克莱因著，张理京译，《古今数学思想》（一），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第28页。
[2]斯科特著，侯德润译，《数学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5页。
[3]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5页。
[键词]和谐社会：主流文化；科学发展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在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各个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和交流日益增多。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与科技的结合也日益紧密，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之一。当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都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之分，没有一个社会能够例外。主流文化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或能够在诸多文化中起到主导地位，并能整合和引领其他文化的文化。在当今社会，我国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具有先进性并体现时代精神，为人民服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同时也更加集中、简洁地表达了我国当今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科学内涵。
二、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
构建和谐社会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使先进文化占据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成为主流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保证、精神支持、道德基础和文化条件。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突出表现其人本性，先进性和时代性。先进的主流文化是先进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什么样的文化建设反映了一个政党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坚持以先进主流文化为指导。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文化方向：要发展和谐文化，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思想基础。从而确立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
三、坚持主流文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典型特征是我国正面临着“全球化背景下的转型”。这一特征使得我国在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现状上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次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崛起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将中华文明看做“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竞争者”。足以说明中华巨大的精神内涵和发展潜力。中国的崛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汉语也成了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工具。贴在巴黎街头的一则醒目的海报这样写着：“学汉语吧，那意味着你未来几十年内的机会和财富。”中国文化已经走向全球。然而中国并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完善体系。比如在儿童语言教育方面，所谓的“双语”教育正在打压、矮化汉语教育，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教委竟然明令禁止幼儿园推行幼儿识字教学。数典忘祖、破坏民族文化传承的举动在复兴本土文明、珍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民族信念的大潮前，多么愚昧可怕!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文字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不理解我们的文字，谈不上教育进步，更谈不上发扬民族精神!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就需要构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并坚持其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四、科学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中国文化的缺失导致西方文化日益侵蚀，我们所经历的种种困境无不在呼唤中国文化的崛起，中国主流文化的崛起!但如何科学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呢?
首先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灵魂。只有坚持贯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指导地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科学性与先进性。以马列主义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延续，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结果。贯彻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文化改革，注重法制、效率、公平，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旋律。
其次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继承本土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由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积淀而成的。如果没有传统文化支撑，而一味地鼓动崇尚“崇洋之风”，那这个民族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而丧失了灵魂的民族必然会日渐衰亡，走向没落。总书记曾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
再次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占领网络阵地。网络社会作为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延伸，形成了“虚拟世界”中多种文化并融交错的格局。在网络文化空间中，从直接涉及社会文化价值层面的高层次的理论论战到低层次“娱乐至死”的消费文化甚至黄、毒、赌等丑恶社会现象，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充分利用网络优势。通过建立和完善政府网站开展优质的政府公众信息服务，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组织优秀的传统文化信息资源上网，把中国博大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当代文化成果转制成数字化的包括中文和外文界面的信息文化产品，拓展先进文化信息的辐射空间，提高中华文明在互联网上的文化地位。
最后要批判的接受外来文化，使之与本土文化相辅相成。和谐共存。当今文化的全球化发展使我国面临着文化多元化的挑战，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必然要验证其可借鉴性。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可贵的民族文化，而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旗帜鲜明地张扬着本民族的精神。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是基于本国的民族精神而形成的，是历史传承的，是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总结的。所以。对外来民族文化的借鉴与吸收要经历一个辩证扬弃和自觉内化的过程。不能不加选择地生搬硬套，要有选择地使两者达到辩证统一，内化为适用于我国实际情况的文化继承。
各种社会价值广泛存在于我国的社会生活中。随着社会关系结构的转变,呈现出价值观念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对当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元化是相对于单一化而言的。当代文学创作的多元化转变,主要是作家对于文学的价值认识和美学认识的多样性造成的。在一系列的文学创作活动中,从胡适、鲁迅、巴金、茅盾的文学作品,到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创作,再到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和建国后17年文学,都表现出了中国作家强烈的思想意识。当代文学创作在这里体现出来的是尊严,对民族、国家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和寻根文学阶段,然后发展到属于现代派的先锋文学阶段。在整个文学创作过程中,无论在文体实验,还是在选择题材,当代文学都表现出它的多样性。作家创作的作品,虽然未能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枷锁,但还是有很多的作家自觉地从现代化的理念中发出呼吁,支持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文学思潮鲜明地体现了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当代文学创作在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之后突出表现丰富的审美形态,从审美层面表现文学创作的多元化。20世纪末期,文学创作表现出更加多样化的特点,众多作家依靠自己的文学素养,创造出自己感兴趣的作品。由此,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在80年代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这和当时解放社会思想密切有关,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家解放了思想,在文学创作上更加自由活跃。
二、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影响下文学创作漏洞
文学创作有自己的标准。在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影响下,当代文学创作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内容和形式上更加丰富,但是部分文学创作却是不尽人意的,具体原因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作家精神价值追求的冷漠和责任感的缺失
作家的创作动力不够,没有积极进取的意识。体制带来的影响虽说是外在因素,但是在这种体制下,作家的思想认识和价值取向却是作家自身的因素。创作的作品多数存在着类型化的趋向。与此•58•同时,作家不再关注社会民生和生活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精神资源的匮乏和社会价值观念的贫瘠。
(二)大众文化时代对作家创作的价值取向的影响
随着大众文化的盛行,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冲突。当代作家面临文学创作最大的迷茫和抉择。作家自身创作素材的匮乏、创作过程的迟缓和市场需求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不平衡。在追名逐利的过程中,逐渐失去创作的初衷,部分作家为了迎合市场而放弃了自身文学创作的信念。
(三)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作家文学创作能力的弱化
文学是有魅力的艺术。文学创作应该具有一定的高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应该把文学的高度和魅力展示给读者,而计算机语言的智能构词法,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作家对文字的推敲和有效使用。作家过分依赖程序化的语言,从而放弃了对文字语言使用的主动性。
三、多元化社会价值观下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关系
(一)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下的网络文学现状
网络传播的兴起,使当代文学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网络传播的条件下,文学创作者与读者接触更亲密,沟通更频繁,而这正是网络传播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最重要影响之一。网络文学作为当代文学创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网络文学的存在与传统的出版形式已经形成了彼此认可、合作互补的双赢局面。网络媒体的发展让网络文学有了新的市场。通过网络资源,人们在短时间内建立了大量的文学网站,网络期刊和各类文学论坛占据了读者们的视野。
(二)多元化下的网络文学是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充实和补充
在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网络文学应运而生。经济政策、管理方式的变化,还有不断进步的科技和更替速度得到大大提升的资讯设备。这些现象紧密地联系起来,最终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走向多元化。人们开始有了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这些因素使得网络文学的考察视角变得丰富。网络文学的创作方式、存在形式和文学机制都呈现出新的价值趋向。不同的传播方式迎合了不同的文学特征,不同的文学特征则需要不同的传播方式。网络文学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还具体表现在作者文学创作欲望表达的扩张、题材与文体的拓展、文学形态的变化、文本创作与传播方式的变换等几个方面。
四、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下文学创作中写作理念和手法的发展方向
(一)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
倾听国家和人民的声音随着商品经济和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大众文学迅速崛起。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社会价值观念以及文化格局发生结构性的转变,社会结构呈现多样性。在多元化发展的社会大环境中,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孤立的,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扮演着一种角色。作家是一种职业,是一种社会行业。因此,作家要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要对社会负有责任。作家的文学创作虽是个体劳动,却不会是个体事业。因为,作家代表的是一个行业。作家的文学创作,不仅仅要满足于个人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应表达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关注和关心,反映社会价值观念,引导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要与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需求相联系,融入到国家和社会生活中,要具有现实担当的作用,也要具有指导教育的意义。这样才能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尊重。随着我国综合竞争国力的迅速提高,各行各业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不仅人们生活幸福了,而且社会价值观念也多样化了。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都充满着文学创作的素材。这正是作家创作文学作品的黄金时期。在这种条件下,作家应该站到人民的立场,关心人民的生活,倾听人民的心声。这样,作家才能创作出反映时代,具有影响力的好作品。
(二)认清多元社会价值观念下的文学创作发展方向
【关键词】社会文化；人文素养；影响；互动
一、对社会文化和人文素养的概念界定
文化（culture）的定义历来很多，这里仅仅采纳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er，1874-1945）的界说：文化是人类创造和运用符号（symbol）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形态，它主要处理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的符号表意系统，人类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去表达生活的意义。而文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每个民族及其特定历史时段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状况。一定时段的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并不一定就是统一的整体）。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历史悠久的古文明传承，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化瑰宝。对于弘扬世界多元传统文化，能提供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所谓社会文化，“广义上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共同创造享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狭义上指人类文化的象征物，如文化遗迹、文物、各种艺术形式等。”社会文化是具有社会普遍性的文化，它的特征在于文化的社会属性，是文化在人类共同社会生活中的体现，包括哲学、宗教、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社会成员积累的习惯。
人文素养不仅仅是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科学知识和掌握的人文学科知识，只有将人文知识上升到自身的品格，才形成了一种素养。所以，人文素养是通过人文学科知识的学习和积累或环境的熏陶，使之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而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品格。
二、社会文化对学生人文素养形成的影响
社会文化包括哲学、宗教、道德、社会常识和传统文化等，而人文素养是科学常识、人文知识升华成的一种内在品格。所以，社会文化中对人文素养影响较大的应为社会常识和传统文化。陈丹青先生在《常识与记忆》一文中提出近年来全国大谈人文并不是件好事情，“正相反，它说明人文状况出现了大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以我的看法，先别奢谈所谓的人文，我们要紧的是先恢复常识和记忆”。可见作为社会文化组成部分的社会常识和传统文化对人文素养形成影响之普遍与基本。
首先，作为社会文化组成部分的社会常识和人文学科知识，同时也是人文素养的构成基础。而只有掌握了充足的人文学科知识，并将其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才能上升为人文素养。
其次，我国社会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传统文化是根植于中华大地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文化精粹，正确引导大学生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才能提高其人文素养，养成其高尚的精神品格。第一，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有利于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从爱国诗人屈原、陆游到精忠报国的岳飞、文天祥，这种信念经过一代代人的充实提高。到了后代则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名言对之做了精辟总结。表达了中华儿女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豪情壮志和浩然正气。第二，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真诚、宽恕的良好品质。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忠孝仁义这种价值取向对大学生摆脱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消极思想，缓和日益淡漠的人际关系，树立集体主义精神、高扬奉献精神大有裨益。
因此，加强人文学科知识和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即使对自身素质的提高，也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更加强了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
三、社会文化与学生人文素养的互动因素分析
（一）社会文化环境越好，市场对学生人文素养的要求越高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文化环境也不断的发展成熟。在逐步完善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对校园文化和学生人文素养的要求也不断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在发展过程中也无时无刻不吸收着社会文化的养分。所以社会文化环境越好，必然对校园文化和学生人文素养的要求越高，同时也能更加促进其发展。
（二）提高学生人文素养是提升校园文化层次的重要切入点
学生人文素养是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培养出来的，是社会进步、社会文化提高的表现，学生人文素养很大程度上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提高学生人文素养无疑可以提高社会文化的品味，因而也提高社会文化的表现层次，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进步。
综上所述，学生人文素养在社会文化中产生发展社会文化和学生人文素养影响同时又是学生人文素养和社会文化程度的表现，社会文化是学生人文素养产生发展的肥沃土壤，同时又是学生人文素养的最终成果。因此，学生人文素养和社会文化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 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2] 中国百科大辞典编委会编，袁世全，冯涛，主编.中国百科大辞典[M].北京：华厦出版社，1990，第271页.
关键词:社会文化理论;英语写作;写作教学;角色转变
引言
社会文化理论促使人们站在更具创新理念的角度来思考第二语言的习得。在社会文化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更加充满了现代化与人性化的教学色彩，其推崇的多角色转变理念更是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方式逐渐推广开来。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文化理论的深入应用和广泛普及，该理念也逐渐应用到教育事业中。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扮演的角色区别于传统英语课堂中的教师角色，教师的定位更加侧重于引导学生、调动学生和开发学生的方面，并积极实现多角色的转变。下面笔者站在社会文化理论的角度，围绕英语写作教学中教学主体的多角色转变进行展开讨论，目的是更加清晰地分析出教师在英语写作教学中发挥的效用和发生的角色转变。
一、社会文化理论概述
社会文化理论最初是由苏联心理学者维果茨基提出的，其认为在社会文化理念的引导下，对第二语言的学习方式会更加多元化和开放化，会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实现二语习得行为的创新化发展。应用在语言学习领域中的社会文化理论，其推崇在教学过程中实现教学主体角色的转变，在更为多元化的角色角度上完成全方位的第二语言教学活动。社会文化理论具备一定程度的社会性，可以被看作为在多元化语言环境下完成教学行为，同时在文化理念的互动过程中实现施教者与受教者的角色互换，改变教学方式，提高语言的学习效率［1］。在社会文化理论自身特点的基础上，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主要由以下几个分支组成:第一，教学对象。即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年级的学生;第二，教学内容。围绕英语知识的听、说、读、写、译五大方面展开教育，立足于全面化和综合化的写作视角进行高效化的英语写作教学;第三，教学环境。社会文化理论构建出来的整体环境极具开放性、平等性与和谐性的氛围，英语写作教学工作的教学环境可以说极大地体现了该种教学模式的真实概念，正是由于极具开放化与自由化概念的整体教学环境，使得英语写作教学工作展现出更强大的吸引力和实践性。
二、社会文化理论下英语写作教学工作的特点
第一，英语写作教学活动的主体为学生。由于在传统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学活动的开展是以教师为主体进行，而教学内容也是由教学者层层“下发”给学生。从教学的互动性来看，传统英语写作教学模式是单方向的互动。然而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工作中的主体是学生，其更加突出了学生在写作教学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提升了学生在教学行为中与教师的互动性和沟通程度。而教师被定位为写作教学活动的组织者，负责教学活动的纪律、节奏、覆盖面积等，更多的是教师服务于学生，为学生构建一个良好的英语写作教学与学习氛围。第二，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工作的教学环境更具个性化特点。这种个性化的特点主要展现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学生对英语语言知识的学习技能和学习方式。学生以社会文化理论为学习理念，并以该理论下营造的开放性学习环境为基础，在信息量更大、与外界接触更多并且与教师、与同学互动程度更高的前提下，完成对英语语言听、说、读、写、译五大方面的学习。因此，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模式营造出来的教学环境非常丰富，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学习倾向、学习特点来选择极为个性化的英语写作学习内容，使作为活动主体的学生更加充满了主动性意味。所以说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工作的教学环境具备了个性化的特点，也满足了现代化英语写作教学理念的个性化需求［2］。第三，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工作的教学方式呈现多元化发展。由于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是利用文化交流理念和开放性学习平台理念为基础，而开展英语写作教学活动、实施教学行为。在语言、文化交流形式为基础的开放性平台的背景下，其提供的教学方式更加多元化。比如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英语写作课堂教学，或者开展多种类型的英语课后辅导活动以及课余时间的英语写作教学活动等。这样能够使学生在随时随地的状态下完成对英语写作的学习，多角度的英语写作教学方式也更是展现了多元化发展的特点。第四，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工作更加突出了听、说环节。在社会文化理念的带动中英语写作教学工作更加注重对学生英语写作的多方面培养。其立足于全方位培养学生对英语的听、说、读、写、译功能，并更加突出了英语听、说环节，以此为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奠定良好基础。同传统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相比，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突破了传统的“哑巴”英语教学，利用更为先进和即时性的文化交流平台，有效提升了学生的英语写作水平和表达水平。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通过不同形式的写作环节和“英语角”等活动，引导学生积极投身于更加规范化和专业化的英语环境中，以此来利用开放性的心理沟通与互动平台积极推动学生进行英语写作和英语写作学习心得的交流。第五，教学管理被收集到更具人性化的教学模式体系中。所谓教学管理，是针对教学活动的一项全面管理活动，其是立足于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集合了教务部门、教师和在线管理系统等环节而组成的。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将教学管理纳入其中，并在教学活动开展的过程中有效融合了规范的教学管理行为，使整体教学工作更为规范化和科学化，进一步完善英语写作教学平台，为良好的教学内容提供有效管理。
三、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英语写作教学教师多角色分析
1.信息收集者
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尽管建立在开放性极强的社会交流平台基础上，也需要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引导者，为学生带来更加全面和丰富的学习信息。所以说，教师在该理念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工作中扮演了信息收集者的角色。在教师进行信息收集的过程中，由于语言信息过于繁杂，信息良莠不齐，那么针对信息进行筛选和抉择便非常重要。教师便发挥了对信息的有效筛选的角色职能，挑选出对学生有益、促进英语写作教学工作有效开展的相关学习信息，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进行信息分配与信息整合，形成更加适合学生进行学习的信息资料，以此来为后续的英语写作教学行为奠定基础。
2.教学内容安排者
课堂教学内容是既定的，要想充分展现课堂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和层次感，对教学内容进行科学的安排与规划才是重中之重。因此，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对每堂课的教学内容都应该提前制定和安排，形成非常具体和极具层次感的教学计划。这样在开展实际教学活动时能够保证课堂教学节奏，与开放性环境实现科学融合，从而提高英语写作教学行为的有效性，为有步骤、有规划地完成系统的教学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此同时，在教学活动的开展过程中，教师立足于英语写作课堂教学的根本目的，从而明确教学行为的直接目标，以此在更具条理性、导向性的环境中完成对学生的英语写作教学信息输出和教学工作［3］。
3.课堂引导者
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集合了现代化教育理念和传统教学方式二者的优秀之处，并加以高效融合，形成了极具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教学系统。那么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的创新教学氛围中，会由于信息过于繁多，不仅具备积极的、有益的学习信息和学习资料，同时也存在负面的、消极的相关信息。然而学生无法在自主抉择的状态下完成独立的英语写作学习活动时，教师便需要发挥写作课堂的引导性作用，作为英语写作课堂的引导者带领学生实施有效的学习行为。因此，教师本身作为教学计划的实施者，在开展英语写作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更要发挥对学生的引导性职能，立足于有计划、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学习英语知识，从而推动学生更为准确和科学地学习英语写作并提高英语写作水平。
4.教学管理者
建立在开放性教学理念基础之上的社会文化理论英语写作教学模式，其具备了更为广阔的“头脑空间”自由和学习自主选择性。教师作为更加直观的教学行为管理者，学生在英语写作课堂中可以根据自身的英语喜好和英语兴趣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英语写作材料。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过于开放和自由的教学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课堂管理的难度。因此，教师要良好把握社会文化理论的教学思想，正确发挥对英语习作课堂的管理职能，作为课堂的教学管理者来维护课堂教学秩序，并形成良好的英语写作课堂模式和学习习惯，以此来带动学生在自律的前提下完成学习行为，同时也带动英语写作课堂教学效率和学生的学习效率［4］。
5.学生培育者
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更为注重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性和沟通性程度，主张学生在信息交流和互动过程中完成正面的信息获取，从而实现有效的学习行为。为了在课堂中更好地培育学生自身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应该发挥学习培育者的效用，实现自身教学角色的完整发挥，作为培养和教育学生学习英语写作行为和学习理念的培育者，提高英语写作课堂知识输出与输入的效率。
四、社会文化理论下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的多角色转变
1.由知识灌输者转换为学习引导者
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的定位与扮演的角色同传统英语课堂教学模式相比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扮演的角色区别于传统英语课堂中的教师角色，教师的定位更加侧重于引导学生、调动学生和开发学生，并积极实现多角色的转变。针对教师角色在传授英语知识的目的来说，教师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的定位更为倾向于作为学生进行自主学习行为的引导者，而不是传统教学行为中的英语知识灌输者。为了充分实现我国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的高效性和教学行为的科学性，教师作为英语课堂的重要“领路人”，需要积极锻炼学生独立选择英语写作学习导航的能力，引导学生选择更加适合自身的学习板块［5］。2.由教材执行者转换为教育研究者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需要具备更为高素养和高水平的专业研究能力，从而由英语教材的执行者转变为英语教育的研究者，发挥教师的真正存在价值。立足于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的创造性和创新性，学生在积极丰富自身学习行为的同时，教师更要实现自我角色和定位的转变。社会文化理念构建出更加开放的学习平台，其赋予了教师更加广阔的教学心得交流窗口，教师可以把握英语写作教学信息的多样性，不断学习、充实自我，积极与学生进行学术交流和对英语写作学习方式的见解互动。以此来成为真正的教育研究者，而不是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中的教材硬性执行者。
3.由教学管理者转换为学习促进者
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教师发挥了教学管理环节的积极效用，然而很多情况下会过于重视教学管理的死板规定和强制性。这样就会导致英语写作的教学课堂失去了本真的乐趣和轻松，不利于营造更为欢快和自由的英语写作教学氛围。因此，当下在英语写作教学行为开展的过程中，教师应该积极转变自身的教学管理者角色，充分利用社会文化理论中的“前进性”原则，向学生的学习促进者角色发展。所谓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是要求教师在英语写作教学行为中利用高效和多元化的文化理念交流与互动的教学行为，将各个学习目标制定得更加人性化和轻松化，让学生体会到学习英语写作的乐趣，促进学生产生良好的学习理念，体现对学生学习英语写作行为的促进职能［6］。
4.由品德培育者转换为情感支持者
教师不仅是向学生传播英语知识的教学者，也承担了学生思想品德、个人行为的管理者。为了使教师角色的定位与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实现高度融合，教师也需要对自身的角色进行转变，即由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品德培育者向与学生进行良好交流、实现心灵沟通的情感支持者角色转变。以此来更好地保持师生关系，营造充满爱和关怀的师生相处氛围，为构建科学的英语写作教学环境奠定良好的基础。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站在社会文化理论的背景下，提出满足学生对英语写作学习需求的新兴英语多角色教学模式，即在多角色转变的环境中完成高效的英语写作教学工作，其利用现代英语课堂的全新理念完成更高效的学习计划并积极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本文指出在社会文化理论引导下的英语写作教学模式中，作为施教者的教师扮演的角色区别于传统英语课堂中的教师角色，教师的定位更加侧重于引导学生、调动学生和开发学生，实现教学过程中的多角色转变，以期弘扬更具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教育理念，推动我国英语教育事业走上持续化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王哲，张跃．大数据方法与外语教学创新研究———以“2015年百万同题英文写作研究”为例［J］．外语电化教学，2015(5):3—8．
［2］王娜，杨永林．“三级评议模式”在创新写作教学中的应用———来自“体验英语写作”团队的报告［J］．外语教学，2016(6):36—40．
［3］叶洪．批判教学法视野中的英语写作教学改革———以中南大学2010级英语专业写作教改为例［J］．外语学刊，2014(4):118—122．
［4］邵春燕．社会文化视角下英语专业写作教学的多角色参与模式［J］．外语界，2016(2)．
［5］于书林．教师反馈与同伴反馈———社会文化活动理论视角下的差异与融合［J］．现代外语，2013(1)．
自韧性领域的研究以来，我们发现了大量与韧性有关的内、外保护性因素，也揭示了弹性个体所呈现出的特质。然而，人们越来越发现，韧性的研究不能脱离个体所在社会文化的影响，文化背景终将决定一个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固定模式。对移民或留学生来讲，不同民族文化带来的压力很大程度上与韧性水平有关。这些异文化压力主要来源于语言不熟练、文化规则冲突、家庭冲突及地域性分离、种族认同等因素，社会支持和社会联结不深入也导致了异文化压力的增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在这种传统文化熏陶下，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早已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的印记并不会随社会的变迁而消亡，反而会溶解成为一个人独特的心理特征，这种心理特征无疑带着文化色彩，成为一种文化特质对个体产生影响。这一影响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关于文化与心理韧性的探讨将韧性研究引向深入。有学者提出“文化韧性”一词，用以描述文化因素在应对不利情景时的促进作用。有研究表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价值观、积极情绪等能有效促进韧性的发展。社会文化背景也常被作为影响韧性的因素进行考虑，尤其是家庭和社区功能。综上，笔者认为，“文化韧性”一词更多强调的是韧性的研究领域，类似于“教育韧性”、“职业韧性”等名词，不能恰当显示文化因素对心理韧性的影响，因此，在本文中笔者使用“文化特质”一次，用以阐述文化背景下所发展出的独特心理品质与心理韧性的关系。国内一些学者基于中华传统文化，对心理韧性追根溯源做了深入研究，发现中国古代早已对韧性进行过研究，以《周易》为证。《周易》的阴阳对立转化思想可谓是中国最早的辩证思想，也揭示了韧性的顺逆境转化之道。对压力的主动适应也从《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找到印证。中庸作为中国人核心文化，对国人思维模式、行为方式、认知风格等起着关键作用。“中庸”、“顺其自然”早已内化为中国人的心理特征，影响着韧性的发展。儒家文化强调“慎独”“自省"的个人修养，正是韧性的最高层次发展。韧性作为一种人格特质，或是适应过程，其最低层次是“适应”，而最高层次则是在适应基础上的发展和超越，文化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文化的影响也以“精神性”意义延续下来，反映出一个人对生命的思考，对存在的思考和人生价值的实现与追求，是中国儒释道“无我”的集中体现。精神性有效促进韧性和心理健康的发展。而国外对于精神性(Spirituality)的论述，由于所涉及文化、宗教与学科背景较复杂，对精神性的理解也部分贴上了宗教的标签。ShelleyLLong以宗教背景下的精神性与大学生韧性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精神体验，价值观或信仰，宽恕，个人宗教行为，积极应对方式，教会支持和总体自我评分等精神性维度与大学生韧性存在显著相关，而组织笃信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与韧性无相关。精神性上的总体自我评分比宗教上的自我评分与韧性的关系更大。文化的影响还反映在文化价值观及社会生活背景中。一项对墨籍美国人文化价值观与韧性的研究表明，民族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在逆境适应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家庭责任和威望这一传统文化价值观因素，显著提高了自尊和生活满意度，激发了学生的成就动机，能够预测大学生韧性，此外，民族认同感、宗教仪式等因素也在适应中具有不同程度的作用。民族特有的文化敏感性及应对策略，帮助非裔美国大学生更好地适应压力。在一项研究种族歧视与韧性的研究中，民族自豪感作为保护性因素，也显著降低了抑郁症状的发生，加强了个体与社会联系。
2韧性的层次性
早期，学者认为韧性并非所有人都具备，只有那些适应良好的个体才具有韧性这种特质，后来对灾后韧性的研究表明韧性是普遍存在的，即使PTSD症状极为严重的群体，韧性个体也不在少数。既然都具有韧性，为什么适应结果却不一样，除非个体选择了不同的韧性策略应对压力，致使韧性出现层次性的表现。Richardson提出的韧性过程模型中，对韧性结果做了不同解释。压力过大时会打破个体原来的身心平衡状态，个体开始进行不同程度的整合，其结果变得不一样:①达到韧性的重新整合，即韧性增强，获得更高水平的平衡;②回到初始平衡状态的重整;③伴随丧失的重整;④功能紊乱的重整。这4种结果截然不同，与其说这是一个说明韧性过程的模型，不如说这一模型清晰地展示了韧性策略和结果的层次性。Hunter对职业学校问题学生的访谈也发现了韧性层次性的现象。他发现这些具有行为问题的学生也具有一定的压力反弹能力，而帮助他们从逆境中反弹的因素却是让人吃惊:拒绝交往、离群索居和情感冷漠等消极的品质。这一发现使Hunter进行反思并提出了韧性的层次模型。他认为，最低层面的韧性仅具有生存意义，人们通过暴力侵犯和情感压抑来保护自我;中间层面的韧性具有防御意义，个体拒绝与别人交往，以此抵制外界的不良刺激;最高级层面的韧性才具有健康、成长的含义，他们积极地调动个人资源，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灵活地处理生活压力。处于前两个层面的人尽管也在压力中适应，但在成年后往往会出现各种适应不良，甚至心理障碍。这就是说，逆境中的个体具有不同层次的韧性，致使其呈现不同程度的适应结果。有些人只是从压力中度过，而有些人则从压力中获得了成长。具有韧性个体并不是完美的宠儿，尤其当那些知名人物显示出强大韧性的同时，他们似乎还不得不与自身的障碍做斗争。MauriceMiller对10名学业成就但具有不同程度学习障碍的大学生进行访谈，发现这些学障学生韧性的7个要素:①认同成功经验;②曾在某一方面特别出色;③自我决定;④把握关键性的转折点;⑤拥有特别的友谊;⑥有鼓励自己的老师;⑦了解并具备学障的知识。而Schreiber的研究则发现，并非所有的学生都期望获得学业成就，尤其是那些认为学习的能力是稳定、无法改变的事实的学生，他们的韧性水平较低，且抑郁症状比较少。这可能由于认为学习能力无法改变的这种观念，使学生不愿意再去努力、尝试提高能力，从而避免进行一些容易带来抑郁情绪的思维活动。
3韧性的情境特异性
大量学者对韧性的保护性因素及机制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不过韧性在不同情境下仍显示出明显差异。人们普遍认为种族歧视对移民群体来说是个显著的压力，种族认同感作为保护性因素可以缓解种族歧视带来的高抑郁、低社会连结和低自尊，然而情况却不完全是这样。当个体感知种族歧视严重时，他们高度的种族认同和自豪感反而会带来显著的抑郁症状，社会联系减少。也就是说，种族认同感作为韧性的保护性因素在不同情境下的作用甚至相反。对乞丐的一项研究发现也证实了韧性在不同情境下的差异性。当流浪者回归到正常生活时，他们在沿街乞讨这种特殊环境下所具有的韧性却使他们无法适应体面的生活。情境特异性还反映在一些公认的保护性因素对不同韧性群体的作用具有差异性。比如对多动症(ADHD)大学生的自我概念与韧性及心理健康的研究发现，相比正常学生，患有ADHD的大学生自我概念中的环境掌控力比人际关系这一公认保护性因素在韧性发展中呈现更重要的影响。一项对酒精依赖大学生的学业成就与韧性的研究发现也使得研究者大跌眼镜，相比其他人，酒精依赖学生并非在学业成就上存在更多问题，事实上，他们的问题在于焦虑、情绪沮丧和复杂的家庭问题，学业成就与韧性水平不存在显著相关。更让人吃惊的是，学业成就似乎只是一种替代品，一种情感疏离或是一门心思追求着某一特殊成就却得不到的替代性结果。对移民或留学生来讲，韧性差异明显具有文化性，主要表现在异文化压力适应中。异文化压力主要来源于语言不熟练、文化规则冲突、家庭冲突及地域性分离、种族认同等因素，社会支持和社会联结不深入也导致了异文化压力的增强。例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关注个人感受和成长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东方文化中，一个过分强调自我，关注自我感受的人会在人际环境中遭受更大的压力，甚至还要接受更多道德审判。尽管随着民族文化融合的加强，差异会越来越小，但是文化价值观本源仍将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长远影响。上述这些现象的存在，不得不提醒研究者注意韧性保护性因素在不同情境和文化下的差异，只有关注差异，才能在韧性的干预方面有实质性突破和进展。
4韧性领域的延伸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