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8: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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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提升风险管理运行效能的需要。税收风险管理各环节之间存在着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关系，由于受制度建设、业务水平等因素影响，在各环节工作开展中肯定会出现偏差，通过建立税收风险管理绩效评价体系，对各管理过程环节进行跟踪监督和评价，能及时发现需要改进和完善的事项，并引导各环节工作开展中的工作重点，提高工作绩效，从而充分发挥各环节的应有作用，不断提升税收风险管理工作的运行效能。
2、是提升税源风险管理效能的需要。税收风险管理绩效评价体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对税收风险分布实时进行监督和评价，并结合社会环境、经济发展程度、经营者素质、企业效益等因素综合评价确定税源风险点，发现区域、行业、税种等方面税收风险严重程度和分布情况，明确管理方向，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别措施，合理配置资源，实行重点管理，从而提升税收风险管理效能。
3、是防范税收执法风险的需要。税收风险绩效评价贯穿于税收风险管理全过程，实际上对相关工作人员工作的合法性、规范性进行全方位督查、管理，在使相关工作人员保持高度责任感的同时，也能及时发现税收管理工作中的违规问题，使各层面税务人员自觉遵守工作纪律、制度，坚持依法办事、廉洁从税。
4、是提升税收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的需要。税收风险管理绩效评价的结果能够全面反映各级税务机关的税收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及时发现和指出在税收风险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把握下一步工作改进和努力的方向，从而能促进更紧密地结合工作实际，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升税收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
税收风险管理绩效评价体系基本架构包括以下内容：
（一）组织机构建设。
组建专门的税收风险管理绩效评价机构作为评价主体，承担绩效评价行为的发动，在全系统建立省、市、县税务机关三级“绩效评价机构”，专司税收风险管理绩效评价工作，该专门机构直接向本级税收风险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机构人员组成可以打破现行架构，以现行征管部门或法规部门为基础，集中具有对各税种和分税源管理经验、税收分析与规划能力、信息化处理和管理技能的专业人员。
（二）评价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是有效开展评价、保证其结果公平公正公开的重要条件。评价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评价目标。评价目标是绩效评价体系运行的理由，是整个评价体系运行的指南，绩效评价实质上是税收风险管理的一部分，绩效评价目标应当和税务机关税收风险管理目标相协调，引导全体税务人员自觉为实现税收风险管理战略目标而努力。
2、明确评价对象。评价对象是绩效评价行为的受体，具体指对税收风险管理过程的监督控制和对单位部门税收风险管理综合水平的评价。风险管理过程指税收风险管理各环节事项的办理过程。评价对象不能仅限于单位部门和过程事项，还应包括处理过程事项的人。
3、明确评价内容。评价内容即考核内容，应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税收风险管理从计划管理到监控评价全过程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的考核；二是对全流程各事项的单项成效考核和税务机关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的考核。
4、明确评价方式。评价工作主要通过考核的方式实现，对评价对象具体的评价内容，考核方式也有所差别，必须有针对性加以明确，一般在评价方式上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能定量考核的尽可能创建考核指标和算法，实现信息化自动考核。
5、明确评价标准。评价标准即考核标准，是评价工作的基本准绳，也是客观评判评价对象优劣的具体参照物和对比尺度，是实施绩效评价体系的前提。评价标准分为定量标准和定性标准，可采取百分制等形式体现，一经明确必须相对稳定。
6、明确评价报告。评价报告是评价工作完成后，向领导小组提交的文本文件。内容要反映评价工作目的、评价程序、评价标准、依据和评价结果分析、运用等。
（三）评价方式实现
评价方式实现采用税收风险管理单项事项评价方式和税收风险管理水平评价方式。
税收风险管理单项事项评价是根据制定的考核标准对税收风险管理各环节相关事项的办理过程中，对制度、规范遵守情况进行监管和督察，以跟踪管理方式及时发现税收风险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促进税收风险管理职能部门严格执行各项制度规范，提高税收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
税收风险管理水平评价包括对单位税收风险管理能力指数、税收风险指标，税收风险状况评价分析。能力指数是单项事项评价指标的集合，风险指标是以地域进行税收风险存在程度和分布分析，反映一个地区、一级税务机关的税收风险总体状况，税收风险状况评价分析是对一个地区、一级税务机关的税收风险管理状况进行评价，便于各级税务机关查找原因，明确一段时期内税收风险管理重点，实现整体税收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
（四）评价结果运用。
税收风险绩效评价结果直接反映了税务机关税收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的高低，结果运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发现制度规范、操作流程存在的不足。通过运用评价结果查找制度规范、操作流程本身存在的缺失和不足，及时予以完善和修改，不断完善从计划管理到监控评价合理规范的良性互动的闭环运行系统，逐步形成健全的税收风险管理运行体系。
2、发现税务执法人员存在的执法风险。通过运用评价结果发现问题责任人并按照责任追究制度进行严格责任追究，以提高税收风险管理人员的责任心，同时消除执法风险，提高工作质效。
3、发现税收管理的薄弱环节。通过运用评价结果发现税收风险存在较高的地区、税种、行业，发现税收风险管理的薄弱环节，以突出税收风险管理的重点，指导风险较大地区有效开展税收风险管理工作，实现各级税务机关税收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的共同提高。
我局秉承“先试先行”的理念，依据绩效评价体系理论，对实现风险管理的无障碍运转与全过程评价进行了有效的摸索和尝试。
（一）明确风险管理绩效评价组织职能。一是风险管理领导小组对税政征管等业务部门和风险监控部门的绩效评价。二是税政征管等业务部门和风险监控部门负责对高中低风险应对单位（稽
查局、管理分局、纳服局）的绩效评价。三是风险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绩效评价的结果进行统计汇总。（二）逐步完善风险管理绩效评价制度。制定了《宜春市地方税务局建立税收风险管理绩效评价体系创新项目实施方案》、《宜春市地税系统税收风险管理绩效评价办法》等一系列的制度规范，明确了评价目标、评价内容、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逐步形成了相对完善的风险管理绩效评价制度体系。
（三）牢牢抓住风险管理绩效评价核心。一是抓住税源管理风险点。二是抓住税收执法风险点。严格控制风险管理绩效评价过程:一是完善风险管理绩效评价方法，形成纵横交错、相互制约的绩效评价体系;二是评价到岗到人,以个人的风险管理绩效推进单位的风险管理绩效;三是严格奖惩,风险管理绩效评价结果要与荣誉相挂钩，成为促进税收工作的有力抓手。
（四）广泛营造风险管理绩效评价氛围。一是在评价指标建立过程中，充分听取广大干部的意见和建议，形成全体干部的共同奋斗目标。二是不断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科学设立风险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三是加大宣传力度，特别是对纳税人的宣传，帮助他们知晓税源专业化改革的意义和风险管理中的做法，营造更为融洽的征纳关系。
（五）初步建立风险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在评价指标建立过程中，召开专题会议，广泛征求广大干部的意见和建议，使风险管理绩效评价指标更加科学、有效，完善风险管理绩效评价措施，促进风险管理绩效评价发挥更大作用。
在税收风险管理能力全流程关键绩效指标体系中，共设立二类评价指标18个，一类指标5个，均按标准分100分计算，指标最低得分为0分。一类指标根据其对应的二类指标得分加权计算确定。一类指标得分=∑二类评价指标得分×指标权重。
税收风险管理能力是对某地区税收风险管理水平的整体评价，
根据一类指标得分与一类指标权重加权计算确定。某地区税收风险管理能力 = ∑一类指标计算得分×一类指标权重。
我局针对计划管理、数据整备、风险分析、等级排序、风险应对和监控评价环节以及参与风险管理流程的实施主体，设计评价标准，着力构建风险管理能力评价模型，分别设置评价考核指标，科学配置权重，通过人机结合的分析方式进行公开评价，形成税收风险管理能力综合指数，从而实现对各级税务机关风险管理总体情况和各部门围绕风险管理开展的具体工作实时进行同步评价，取得了初步成效。1至6月全市共推送风险任务1907户，己采取应对措施1881户，风险应对率为98.63%，其中存在问题共1682户，入库税款6149.51万，风险分析识别率91.4%。逐步形成了较为规范的运行流程和操作标准，有效提升了风险管理运行效能。
今年是全省地税系统全面规范有序、稳步推进税收风险管理的第一年。我们在探索和实践工作中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经验，同时也面临一些疑难和困惑。
（一）体系架构建设缺乏理论支撑。在我国，第一个税务风险管理指导性文件是2009年5月5日总局的《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试行）》，至2014年9月12日，总局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税收风险管理工作下发了《加强税收风险管理工作的意见》，可见风险管理存在理念起步晚、理论尚不完善的现状，对于构建税源专业化模式下的税收风险管理绩效评价体系，更是缺乏科学统一的评判标准和强有力的理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评价结果的规范评判。
（二）指标设计尚未做到科学规范
由于征管业务系统与金税三期未完全对接，全省统一的税收风险控制管理平台尚未建成，评价指标缺乏统一、科学、规范的设计标准。当前风险管理工作处于稳步推进阶段，两类指标体系设计仅能初步适应当前工作开展阶段，尚未精细覆盖到各环节的每项具体工作，指标数据来源的准确性和指标的量化程度不高，影响到评价结果的公正。
风险投资是指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向处于起步阶段或发展初期、具有市场前景和风险的高科技项目进行的投资，是一种高风险和高收益的长期投资，它不需要任何资本抵押和担保，一般通过企业上市或收购、兼并获得回报。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出风险投资在拓展融资渠道、克服高新技术产业化资金障碍、加快高技术成果转化、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是知识经济的重要支持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为了提高我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培育和发展风险投资体系在我国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拟从税收政策的角度探讨如何对我国风险投资进行扶持。
风险投资在我国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发展起来的。1985年，中央在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对于变化迅速、风险较大的高科技工业可以设立创业投资给予支持”。同年初，选择以深圳为代表的华南地域四个经济特区作为第一批研究风险投资可行性的调研地。9月，第一家专营风险投资的全国性金融机构一一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中创公司)成立，1987年全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基金在深圳成立。
90年代后期，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批超大规模的风险投资基金开始形成。例如，经过近一年的调查与研究，中国国家科技部、深圳市科技局、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及国情证券有限公司联合发起，于1997年12月决定成立“深圳科技风险投资基金”，该基金的规模为10亿元。再如1998年10月28曰由中青旅股份有限公司发起创立的“北京科技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资金为5亿元人民币。至1999年底，全国规模超过1亿元的风险投资基金已经超过30个。
国外的风险投资资金也开始进入我国，例如，中外合资的“北京太平洋优联风险技术创业有限公司(BPTV)”，它是美国国际数据集团所属的美国太平洋技术风险基金会与北京市优联科技发展公司共同创办的。该公司拥有注册资金1000万美元，投资总额达3000万美元。与此同时，我国一些企业也开始积极地引进外资，例如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最初是在吸引500万港币种子贷金的基础上创立的，它经过长期准备与精心挑选，终于得到美洲银行罗世公司、华登国际投资集团、艾芬豪国际集团等三家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的650万美元新投资。
显然，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发展是比较快的，它在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创立和成长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我国的风险投资业只经历了较短的发展历史，至今尚处于初始阶段，还无法独立支撑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风险投资在发展中还存在大量的问题，其发展的主要障碍主要表现在：
1、风险投资资金来源不足。据统计，1990年我国科技成果转化需要的资金总额为1257．3亿元，而实际仅投入资金188．49亿元，存在1068．8亿元的缺口。
2、风险投资主体单一。目前，我国许多风险投资总会看到政府的身影，主角大多是政府，或者是带有很明显的行政色彩。
3、风险投资人才极度缺乏。搞风险投资既要有经验丰富的风险资本家，又要有具备创新能力和创业管理能力的风险企业家或创业家。而我国这方面的人才还是比较匮泛的。
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不利于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
风险投资的最明显特征，即这种投资行为具有较高的失败率。从一些发达国家的有关数据可以看出，它的失败率平均在50％以上。例如日本，1983年所进行的26项重要投资中，有10项最后成功了，另外16项却失败了。另外根据美国权威杂志《风险投资期刊》刊登的研究报告中对1969年至1985年接受了风险投资的393家风险企业进行统计表明，有6．9%的风险企业当初的投资在回收时翻了10倍，而投资收不回来的企业占60%。
正是由于风险投资具有高风险性，收益很不稳定，与传统投资相比处于不利的地位。而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却不利于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从企业所得税来看，主要存在两个问题。首先，风险企业的无形资产(技术投入)投入比重大，资产更新换代的时间短，而当前折旧速度不够快，往往是资产的自然寿命尚未到达就因为技术进步而不得不被淘汰。其次，当前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措施重产品和企业，轻研究开发过程，但风险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往往占企业支出的相当大部分。
2、从增值税来看，生产型的增值税不利于鼓励投资。接受风险投资的企业通常是高科技企业，一般都是知识密集型企业，尤其是软件开发行业的风险企业，其产品附加值高，销售收入也较高，但由于它消耗的原料较少，而且由于技术转让费不能抵扣，所以风险企业增值税的进项税额就低，因而事实上承受了比一股企业更高的增值税负担。
3、从个人所得税来看，没有年度抵扣制度，不利于发挥风险资金提供者的积极性。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们进行投资必然希望获得一个较高的收益，而风险投资者的收益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有的年度可能会获得很高的收益，而有的年度则一无所获，甚至要承受较大的亏损。而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的，并且没有亏损前转或后转的条款，显然这非常不利于风险投资者的经营，在他们获得较高收益时，他们要承受较高的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在亏损时则只能完全自己消化，而亏损的情形对于风险投资者来说又是经常发生的。而且，国家对高科技企业有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高科技企业的投资者却没有所得税方面的优惠。
我国应该制定促进风险投资事业的税收政策
从理论上讲，税收政策的制定者在设计税收制度时，必须考虑税收的两个基本原则，即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笔者认为，从税收原则的角度出发，我国应该制定促进风险投资的税收政策，它既有必要性又有现实可能性。
前面已经讨论，风险投资由于它独有的特征，使得它在税收负担方面与传统投资相比处于不利的地位，即处于劣势地位。而通过对它实行税收上的优惠政策，让政府也分担部分投资风险，这显然可以降低风险投贸的风险程度，从而使风险投资的竞争条件有所改善，使之与其他类型的投资处于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下。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风险投资实施税收激励措施具有必要性，它有利于维护税收的公平原则。
税收效率原则要求税收制度的设计应该有利于提高资源在全社会配置的效率，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即通过税收的征收，引导或促使资源从低效率部门流向高效率部门，并促进人们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积极探索开发新资源，以此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的进步。对风险投资实施优惠的税收政策，可以促进风险资金的形成，推动对高科技企业的投入，加快高技术成果的转化，从而可以把资金引导到效率更高的部门，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益和效率，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所以，从税收效率的原则来看，对风险投资实施税收激励措施是可行的。
我国促进风险投资的税收政策措施选择
既然对风险投资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既有必要性，
又是切实可行的，那么，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税收激励措施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首先，企业所得税应当给予风险投资适当的优惠。企业所得税是对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它所得依法征收的一种税，它直接关系到企业净收益的多少，影响着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最终结果。风险投资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活动，其收益也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对风险投资适当给予企业所得税上的优惠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允许接受风险投资资金的企业在计提折旧时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高新技术生产部门是风险投资的主要对象之一，它们所采用的生产设备及技术更新速度大大高于传统生产部门，经常在它们的自然寿命结束之前就不得不被淘汰，因而，对于这类资产应当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计提折旧，以支持其技术发展。2、允许把风险投资的损失直接用于抵减其他投资的资本利得。风险投资发生亏损的情况是很常见的，这项措施可以直接降低风险投资的风险，有利于增强风险投资者进行投资的愿望和信心。3、对风险投资者实行再投贸减免。也即如果风险投资者把从其风险投资中取得的收益再用于风险投资，则这部分收益应当免征所得税。从理论上说，这项措施可以促进新风险投资行为的发生，加速风险投资资金积累。4、适当降低风险投资企业的所得税边际税率，或者实行所得税的适当减免。这是最直接的措施，也是最有效的措施，许多国家已经实际采取了该项措施，例加瑞典的税收改革之一就是实行企业所得税的减免，其减免总额达到股东所获股利的70％，减免额最高达到70万克郎。这样做可以鼓励小企业支付股利，从而促进小企业的股票交易，增加小企业吸引权益资本的可能性。
其次，结合风险投资企业及被投资企业的特征，应当改革当前增值税的征税方法，即由生产型增值税改革为消费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把购入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额作为进项税额去抵扣当期的销项税额；收入型增值税则允许随着固定资产的使用而分次把其所含增值税额纳入进项税额进行抵扣；而消费型增值税则允许把购入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额一次性地用于抵减当期销项税额。显然，消费型增值税对于新企业和生产设备更新速度快的企业来说是一个有利条件。这也有利于扶持风险投资的发展，因为风险投资企业大多投资于那些高技术产业，相对而言，它们所投资的企业一般都是比较年轻的企业。由此可见，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可以促进接受风险投资的企业加速生产设备更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从而鼓励风险投资行为的发生。
再次，促进风险投资行为还要注意发挥风险投资资金提供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这主要从个人所得税上入手。为了确保风险投资者不至于在税收上处于劣势，可以采取一种求平均的方式，即对于投资于风险行业所取得的收益，在每年年末按其实际收益适用税率预交个人所得税，然后按照一定的期限(例如5年)确定该期限内每年的平均收益，并根据这个平均收益选择适用的边际税率．按照该税率计算出风险投资者在此期限内(投资期限内)应该缴纳的税款。假设该税为B、而投资者实际已缴纳的税款为A，比较B与A，以此来决定是否应当对投资者退税或补征税款，若B大于A，则应当对其退税，反之则应当补税。而对于投资管理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其实也在进行投资，只不过他们所提供的不是货币资金，而是人力资本，他们代表了一种先进的管理理念，体现了管理技能与资金的结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对其进行扶持的，因此，对他们的个人所得也应该适当照顾，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以促进他们更好地进行风险运营，具体采取的措施可以是提高他们的免征额，或者专门为他们制定一个减税条款，降低其所得适用的边际税率。
对促进风险投资税收政策措施的效应分析
那么，对风险投资实施税收优惠，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不妨以个人所得税为例来分析一下实施这些税收优惠措施的效应。
我们现在假设有一个风险投资者，其拥有的资金总额为Q，市场利率为r，税率为t，他们可以投资于三个方案，其投资项目税前收益的概率分布情况
A方案相当于进行储蓄，B方案是一般性的投资方案，而c具有风险投资的特性。该投资者投资于A，B，c方案，税前收益的期望值都为r，(A方案显然是r，而对于B方案，为：
-r×15％＋O×20%＋r×35％+2r×40％＝r，对于C方案，为：一2r×20％十(-r)×40%十O×O十r×5％十2r×5％十5r×15%十6×15%＝r)
可以看出，这三种投资方案的税前预期收益率相等，但我们接着再考虑税后的情况，则会发现c方案将处于很不利的地位。由于现行个人所得税一般没有亏损后延的做法，所以这三种方案的纳税情况加下表2：
从表2可以看出，投资于方案A，该投资者预期缴纳的税收颇为Qrt，投资于方案B，该投资者预期缴纳的税额为Q(O．35rt+O．8rt)，而投资于C方案，预期缴纳的税额为Q(O．O5+O．1+O．75＋O．9)rt＝1．8Qrt。显然，C方案明显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而且，如果我们注意到绝大多数国家奉行的都是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制。则这种税收上的不利地位将会更加突出。如果不给予其一定的税收方面的优惠。显然，任何理性的投资者都会把资金从这种方案撤出，造成大量类似c方案的投资项目不能获得足够的资金，不利于新兴企业的成长与发展。
而扶持新兴产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是大多数国家的一贯做法。从税收方面，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弥补这种不平等的状况。假设我们对高风险产业实行减税的政策，减税率为50％，则经过计算后，可知C方案应纳税额将降为O．9Qrt，此时c方案在税收上不仅没有处于劣势，还拥有一定程度上的优势。就一般情况来说，任何产业都会经历产生、发展、成熟和衰弱四个阶段，从此意义上说，风险投资行业目前可以被归入处于发展阶段的行业，它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尤其是在以高科技为竞争基础的当今，它的发展对于国民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应该对其采取一定的扶持措施。因此，对c方案实行减半征收后，税收负担为O．9Qrt，这在短期内可能被看作是产生了新的不公平(不考虑到实际中的累进税制，情况也许未必如此)，但从长期的产业发展计划来看，这其实是符合公平原则的，因为所谓公平并不是平均主义，对弱者的扶持就是对强者的激励，只有采取相应的支持策略，才会有更多的弱势产业成长为强势产业。
另外，从表现来看，对c方案实行减税后，国家就会减少从类似c的产业中获得的税收收入，便如本例中该投资者所交纳的税收额将会减少0.9Qrt,但注意到长期的效应，我们就会发
现情况就未必如此了，假设实行优惠措施后，该投资者的经营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他的投资资金迅速成长为3Q，那么尽管税率下降为以前的50％，但税额反而多于减税之前的税额。因此，对c方案实行一定税收优惠措施，从长期来看，并不会导致国家税收收入的减少。
总之，一系列实践和理论证明，税收激励措施对风险投资行业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至少它可以使风险投资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投资而言不会处于不利的地位，并使之在“公平的基础上”竞争。许多发达国家从相关的税收政策方面给予了风险投资一定的优惠，我国也应及早重视和完善有关的税收政策。
注释：
①见《风险投资：理论、政策、实务》第217页经济学出版社99年12月黄宝印等著
②《风险投资和中国经济建设》《中国对外贸易》99年第5、6期作者：张海燕
②《资本利得—一无原则的税种》《税收译丛》99年第5期罗宁、杜毅辉译
参考资料：
王峻峰主编：《风险投资：实务与案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
Venturecapital作者：MIKE·Wright
Ken·Robbiel994
BuildingEuropeanVentures编者：SUE.BIRIEY1995
RISKYASSETSANDTHECHOICEOFTAXBASE作者：IBA·KOBOWITZANNR．KOROWITZ
在行政执法中，超越职权是指行政执法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超越了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范围，或者实施了根本无权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结合税务实践，税务机关超越职权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一是主体越权。又分为两种情况：1.级别越权.指下级税务行政主体行使了应当由上级税务行政主体行使的职权。2.业务越权。二是管辖越权。三是职能越位。四是无委托执法。
二、税收执法程序违法
所谓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所遵循的步骤、顺序、方式及时限的总和。税收执法程序违法的主要表现为：第一，省略步骤。即将必须的法定步骤予以省略。第二，颠倒顺序。虽然执法人员履行了全部的执法步骤，但不按各步骤先后顺序履行则构成颠倒顺序的程序违法。第三，改变方式。例如，《税收征管法》规定采取简易保全措施的手段仅限于扣押，如果执法人员采取了查封或者冻结的手段，就构成了改变方式的程序违法。第四，超过时限，即未按法定的时限行使税收执法权。
三、税收执法侵权
基于现代法治理念，现行税收征管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规范税收征收行为，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近年来税务机关在保护纳税人权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税收执法侵权行为：一是对纳税人的参与权、知情权缺乏充分尊重。此外，税务机关解答纳税人的咨询还欠缺及时准确。二是回避权未能得到很好的落实。三是侵犯纳税人的信赖利益保护权。具体表现在：对纳税人的同一行为，主管税务机关和稽查部门往往意见不一，相互矛盾，使纳税人无所适从；对于下级税务机关的执法行为，上级税务机关在检查工作时，往往以纠正错误为名进行“秋后算账”，让纳税人感到税务机关出尔反尔，这既损害了纳税人的信赖利益，又影响了税务机关的诚信执法形象。
四、税收执法依据错误
一是违背合法行政原则要求，在税收执法中，不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只依据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由于规范性文件对人民法院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因而在行政诉讼中税务机关存在败诉的风险。二是法律适用错误。本应引用A法的有关规定，但却错误地引用了B法的有关规定。三是条款引用“张冠李戴”。有的税收执法人员，不懂得如何正确识别法律的条、款、项，导致具体法律条文引用错误.本应属于“项”的规定，却错误地作为“款”予以引用。四是忽视法律的立、改、废。在税收执法中，引用了过时的、已被废止、撤销或尚未生效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而未引用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五是违背“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作出了不利于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处理、处罚决定。
五、税务案件定性不当
一是违反税权法定、法律保留和法律优位原则，当税法无明文规定时，错误地采取了权力本位观，作出了影响纳税人权利和义务的决定。二是案件定性不准。例如，虚开发票偷税行为，同时构成违反发票管理法规和《税收征管法》，根据规定，应按偷税行为处罚，但执法人员却定性为未按规定开具发票或者按偷税和未按规定开具发票并罚。三是定性时未充分考量全案情况，作出了片面的认定。六、证据收集不充分、不合法
税收行政执法证据指的是税收行政执法主体在对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法律、法规、规章的措施和手段时所依据的事实和材料。在日常税收执法中，证据收集风险主要有：一是不收集证据，凭经验执法。二是证据收集不充分或者违背证据的“关联性”要求，所收集的证据与处理、处罚决定中阐述的违法事实不存在因果关系。三是证据收集方式不合法。四是先处理，后取证。在作出处理、处罚决定后才补充收集证据。五是证据制作不规范，未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关证据收集、制作的规范化要求。
七、自由裁量权滥用
现行税收征管法律、法规、规章赋予了税务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宽泛的自由裁量权。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税收执法人员千差万别，个人素质和价值取向的不同会导致对法律规范的理解偏差，从而产生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执法风险。行使自由裁量权错误主要表现在：一是违反比例法则。即行政处理手段与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性不成比例，在税务行政处罚上体现为违反“过罚相当原则”。二是有多种行政手段能达到行政目的时，采取了损害纳税人权益的方式。三是考虑了错误的和不相干的因素。例如，执法人员因纳税人陈述申辩而错误地认为纳税人态度不好，从而对纳税人实施了加重处罚。四是背离既定的惯例。五是行使自由裁量权未说明理由。当前，税务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作出处罚决定没有详细陈述理由，即没有对纳税人的违法行为、违法情节、方法和手段、社会危害程度、主观恶性和陈述申辩内容等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因而，行政处罚决定让纳税人难以信服。
八、行政复议处理不当
一是不作为。包括：无正当理由不受理，不审查、不答复，无正当理由超期不作复议决定、不在合理期限内确认复议担保的效力性等。二是复议机关未全面客观调查取证。仅从证明被申请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角度收集证据。三是复议决定未准确告知申请人提讼的时间和具体对象，引发诉讼时效争议。四是复议机关在避免当被告心理的驱动下，违法作出复议决定。
九、税务执行不到位
在进行纳税筹划前，决策者首先要充分了解并掌握国家关于纳税方面的规定和要求，严格遵守国家的规定，进而进行纳税筹划，充分发挥其在企业经营中的作用，从而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在现代企业中，纳税筹划应当遵循以下四点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
企业的任何工作都不得违反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税收筹划也要严格执行国家的标准。
(二)服务于财务决策过程的原则
企业的纳税筹划度企业的投资、融资、经营、利润等都有所影响，而企业的纳税筹划需要借鉴企业的经验，这样才能保证纳税筹划的合理性。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税收筹划是企业财务决策的一部分内容，要完全服从财务决策。
(三)成本效益原则
筹划纳税的目的是节约企业成本，减少纳税费用。纳税人在筹划税收时，如果没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大的收益，那么方案不可行，如果为企业带来了效益则可以采纳方案。
(四)事先筹划原则
首先，在保证税收筹划符合国家标准的前提下要分析国家法律之间的不同之处，在国家和企业税收法律关系形成以前实现安排和筹划企业的各项活动，从而降低发生应税行为的可能性，减轻企业的负担。
二、企业财务管理中纳税筹划的应用
一般情况下，企业筹集资金都采用的是筹资的方式，筹资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活动，企业也就理所应当会面临筹资决策这一问题。筹资决策关系着企业能够持续发展和进步。很多企业都通过负债筹资或者权益筹资进行资金的筹集，但是，这两种方式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环节企业资金紧缺的现象，却很可能对企业的预期收益产生副作用，可能会增加企业的纳税负担，影响预期收益。所以，企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分析企业在财务风险上的承受能力，合理进行税收筹划，采取正确的筹资方式，保证企业税收筹划的合理性，提高企业的利润。
三、企业税收筹划的风险
(一)企业要牢固树立风险意识
企业在筹划税收过程中要对国家税收政策进行密切关注，分析其变化方向和特征，综合运用相关的政策法规，立足于企业实际，在实施税收筹划时，充分考虑筹划方案的各种风险，从多方面研究所筹划项目的合理性、合法性和企业的综合效益，然后再作决策，时时刻刻注意对企业税收筹划的风险防范。
(二)完善内部管理控制，及时掌握政策变化
健全的规章制度对企业的税收筹划有很大的指引所用，可以为企业税收的筹划做好风险保障。在企业内部控制财务管理方面，为了提高企业会计核算的效率以及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在会计核算制度中要分开相互存在矛盾的业务。只有完善企业内部的控制制度，方能提高会计核算信息的准确性以及及时性，最大限度地降低税务筹划的风险。另一方面，企业相关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到税收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对相关的税收法律进行全面的理解掌握，企业税收筹划中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为了保证其合法性，需要提高财务人员的专业素养，完善内部控制。为了提高税收筹划的质量，要提高财务人员的专业水平，尽可能地使企业规避税收筹划的风险。
(三)提高筹划专业水平
税收筹划是企业财务管理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对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平、个人素质等都有着很高的要求，筹划人员需要掌握投资、会计、金融、法律、贸易等多种知识，有着很高的专业性和综合性，因此，企业要做好招聘和培训工作，在招聘中聘请相关专业或者有经验的人员，制定合理的税收筹划方案。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聘请专家来进行企业的税收筹划，增强其合理性和规范性，从而降低筹划的风险。
四、结束语
风险投资是指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向处于起步阶段或发展初期、具有市场前景和风险的高科技项目进行的投资，是一种高风险和高收益的长期投资，它不需要任何资本抵押和担保，一般通过企业上市或收购、兼并获得回报。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出风险投资在拓展融资渠道、克服高新技术产业化资金障碍、加快高技术成果转化、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是知识经济的重要支持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力0快，为了提高我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培育和发展风险投资体系在我国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风险投资在我国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发展起来的。1985年，中央在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对于变化迅速、风险较大的高科技工业可以设立创业投资给予支持”。同年初，选择以深圳为代表的华南地域四个经济特区作为第一批研究风险投资可行性的调研地。9月，第一家专营风险投资的全国性金融机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中创公司)成立，1987年全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基金在深圳成立。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批超大规模的风险投资基金开始形成。
国外的风险投资资金也开始进入我国，例如，中外合资的“北京太平洋优联风险技术创业有限公司(BPTV)”，它是美国国际数据集团所属的美国太平洋技术风险基金会与北京市优联科技发展公司共同创办的。该公司拥有注册资金1000万美元，投资总额达3000万美元。与此同时，我国一些企业也开始积极地引进外资，例如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最初是在吸引500万港币种子贷金的基础上创立的，它经过长期准备与精心挑选，终于得到美洲银行罗世公司、华登国际投资集团、艾芬豪国际集团等三家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的650万美元新投资。
显然，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发展是比较快的，它在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创立和成长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我国的风险投资业只经历了较短的发展历史，至今尚处于初始阶段，还无法独立支撑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风险投资在发展中还存在大量的问题，其发展的主要障碍主要表现在：
1．风险投资资金来源不足。据统计，2000年我国科技成果转化需要的资金总额为1257．3亿元，而实际仅投入资金188．49亿元，存在1068．8亿元的缺口。
2．风险投资主体单一。目前，我国许多风险投资总会看到政府的身影，主角大多是政府，或者是带有很明显的行政色彩。
3．风险投资人才极度缺乏，搞风险投资既要有经验丰富的风险资本家，又要有具备创新能力和创业管理能力的风险企业家或创业家。而我国这方面的人才还是比较匮乏的。
二、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不利于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
风险投资的最明显特征，即这种投资行为具有较高的失败率。从一些发达国家的有关数据可以看出，它的失败率平均在50％以上。例如日本，1983年所进行的26项重要投资中，有10项最后成功了，其余16项却失败了。另外根据美国权威杂志《风险投资期刊》刊登的研究报告中对1969年至1985年接受了风险投资的393家风险企业进行统计表明，有6．9％的风险企业当初的投资在回收时翻了10倍，而投资收不回来的企业占60％。
正是由于风险投资具有高风险性，收益很不稳定，与传统投资相比处于不利的地位。而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却不利于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从企业所得税来看，主要存在两个问题。首先，风险企业的无形资产(技术投入)投入比重大，资产更新换代的时间短，而当前折旧速度不够快，往往是资产的自然寿命尚未到达就因为技术进步而不得不被淘汰。其次，当前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措施重产品和企业，轻研究开发过程，但风险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往往占企业支出的相当大部分。
2．从增值税来看，生产型的增值税不利于鼓励投资。接受风险投资的企业通常是高科技企业，一般都是知识密集型企业，尤其是软件开发行业的风险企业，其产品附加值高，销售收入也较高；但由于它消耗的原料较少，而且由于技术转让费不能抵扣，所以风险企业增值税的进项税额就低，因而事实上承受了比一股企业更高的增值税负担。
3．从个人所得税来看，没有年度抵扣制度，不利于发挥风险资金提供者的积极性。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们进行投资必然希望获得一个较高的收益，而风险投资者的收益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有的年可能会获得很高的收益，而有的年度则一无所获，甚至要承受较大的亏损。而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的，并且没有亏损前转或后转的条款，显然这非常不利于风险投资者的经营，在他们获得较高收益时，他们要承受较高的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在亏损时则只能完全自己消化，而亏损的情形对子风险投资者来说又是经常发生的。而且，国家对高科技企业有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高科技企业的投资者却没有所得税方面的优惠。
三、我国应该制定促进风险投资事业的税收政策
从理论上讲，税收政策的制定者在设计税收制度时，必须考虑税收的两个基本原则，即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笔者认为，从税收原则的角度出发，我国应该制定促进风险投资的税收政策，它既有必要性又有现实可能性。
税收效率原则要求税收制度的设计应该有利于提高资源在全社会配置的效率，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目口通过税收的征收，引导或促使资源从低效率部门流向高效率部门，并促进人们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积极探索开发新资源，以此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的进步。对风险投资实施优惠的税收政策，可以促进风险资金的形成，推动对高科技企业的投入，加快高技术成果的转化，从而可以把资金引导到效率更高的部门，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益和效率，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所以，从税收效率的原则来看，对风险投资实施税收激励措施是可行的。
四、我国促进风险投资的税收政策措施选择
既然对风险投资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既有必要性，又是切实可行的，那么，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税收激励措施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首先，企业所得税应当给予风险投资适当的优惠。企业所得税是对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它所得依法征收的一种税，它直接关系到企业净收益的多少，影响着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最终结果。风险投资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活动，其收益也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对风险投资适当给予企业所得税上的优惠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受风险投资资金的企业在计提折旧时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高新技术生产部门是风险投资的主要对象之一，它们所采用的生产设备及技术更新速度大大高于传统生产部门，经常在它们的自然寿命结束之前就不得不被淘汰，因而，对于这类资产应当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计提折旧，以支持其技术发展。(2)允许把风险投资的损失直接用于抵减其他投资的资本利得。风险投资发生亏损的情况是很常见的，这项措施可以直接降低风险投资的风险，有利于增强风险投资者进行投资的愿望和信心。(3)对风险投资者实行再投资减免政策。也即如果风险投资者把从其风险投资中取得的收益再用于风险投资，则这部分收益应当免征所得税。从理论上说，这项措施可以促进新风险投资行为的发生，加速风险投资资金积累。(4)适当降低风险投资企业的所得税边际税率，或者实行所得税的适当减免。这是最直接的措施，也是最有效的措施，这样做可以鼓励小企业支付股利，从而促进小企业的股票交易，增加小企业吸引权益资本的可能性。
其次，结合风险投资企业及被投资企业的特征，应当改革当前增值税的征税方法，即由生产型增值税改革为消费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把购入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额作为进项税额去抵扣当期的销项税额；收入型增值税则允许随着固定资产的使用而分次把其所含增值税额纳入进项税额进行抵扣；而消费型增值税则允许把购入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额一次性地用于抵减当期销项税额。显然，消费型增值税对于新企业和生产设备更新速度快的企业来说是一个有利条件。这也有利于扶持风险投资的发展，因为风险投资企业大多投资于那些高技术产业，相对而言，它们所投资的企业一般都是比较年轻的企业。
在众多的指标权重测算方法中，AHP因其对数据资料要求不严格，只需要某一时点的样本数据，同时又可避免大量指标同时赋权而引起的混乱，所以在风险研究领域得到普遍运用。因此，本文也采用这一方法对地方财政收入风险预警指标权重进行确定。首先，构造一个地方财政收入风险的层次结构模型，包括目标层、中间层和指标层(见图1)。其次，指标权重的整个计算过程是运用AHP软件yaahp的群决策功能完成的。设定标度类型为e^(0/5)～e^(8/5)，专家数据集结方法为各专家排序向量加权几何平均，并将国内五位财政学者对地方财政收入风险预警指标重要性判断问卷调查的结果输入软件，并自动生成群决策计算结果。再次，计算随机一致性比率CR进行指标权重合理性检验。当CR＜0．1时，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否则需要重新构造判断矩阵，直到通过一致性检验为止。经过上述三步，最终得到地方财政收入各风险预警指标的权重。由表3可知，从单个地方财政收入风险预警指标来看，税收收入增长弹性系数所占权重最大，达到16．08%，财政收入增长率所占权重最小，仅为7．88%。除财政自给率所占权重为9．19%外，其他预警指标所占权重都在10%以上。从地方财政收入风险因子角度进行分析，结构风险因子、质量风险因子指标所占的权重大，对地方财政收入风险评价的结果影响很大。
二、地方财政收入风险预警系统构建
根据前述地方财政收入风险预警指标风险分数值的映射原则，将每一个预警指标实际值按照其所处风险区间的不同映射为相应的分数，再根据各预警指标对地方财政收入风险的贡献权重(即运用AHP得到的指标权重)，计算出各年度的综合评价分数，据以建立地方财政收入风险综合评价函数。其中，R代表地方财政收入风险综合评价分数，Xij代表第i类风险因子第j个指标的风险映射分数值。与此同时，由于各风险预警指标借助0分、1分、2分、3分的指标分值表示其风险运行状态，因此，地方财政收入风险最终加权得分仍可采用0分、1分、2分、3分反映其不同的风险区间。本文设定1．5分为轻警和中警之间的界限，两两分数之间的区间就是每一运行状态的风险综合评价分数区间。为了更直观地反映地方财政收入的风险状况，分别用不同的灯号表示不同的风险区间，如表4所示。
三、2006～2013年辽宁省地方财政收入风险的实证分析
在选取《辽宁省统计年鉴2013》及《2013年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预警指标数据的基础上，将各预警指标值经过指数化处理后得到的风险分数值代入公式(1)中，运用地方财政收入风险预警系统对辽宁省2006～2013年地方财政收入风险进行分析，得出辽宁省地方财政收入风险的综合评价结果，如表5所示。综合评价结果显示，辽宁省地方财政收入风险除个别年份外基本处于轻警区间且属于轻警偏下的状态，总体可控。从地方财政收入风险因子的角度分析，规模因子的风险值偏高，这主要基于两点原因:一是财政收入增长率的变动较大，此与经济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二是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变动较大，从2006年的8．79%上升到2013年的12．34%，且呈现逐渐上升趋势。但就全国范围而言，辽宁省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还是处于偏低水平的。从地方财政收入风险预警指标的角度分析，不难发现有三个预警指标值的变化趋势比较明显(如图2所示):一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二是增值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006年的15．21%下降到2013年的6．85%，呈现逐渐下降趋势。这主要源于我国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以及2009年转型的正式实施引起增值税收入的不断减少，进而引发辽宁省地方财政收入风险的不断增加。三是营业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006年的25．12%下降到2013年的19．63%。尽管辽宁省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较快，但由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总体仍呈现下降趋势，这必然导致以此为税源的营业税收入的减少。
四、不同进度下增值税扩围改革后辽宁省地方财政收入风险预测
上世纪90年代风险管理理论开始进入税收管理领域。在我国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市场的扩大，跨区域经营、连锁经营、网上交易等方式逐步扩展，税源分布的领域越来越广，税源的流动性和隐蔽性越来越强。税收逐渐成为各种利益、矛盾交织的焦点，涉税违法案件也出现许多新的形式和特点，税收征管中的不确定因素也越来越多，导致税收征管面临的风险也在加大。因此树立税收风险管理理念，健全税源管理体系，加快信息化建设，提升队伍素质，提高征管质效，逐步实现税收征管现代化。
一、税收风险管理在税收征管中的重要地位
税收风险管理，是指纳税遵从风险管理，也就是税务机关以纳税遵从最大化为目标，利用征管资源，以有效方式进行风险目标规划、识别排序、应对处理和绩效评价，根据风险等级高低合理配置征管资源，以不断降低纳税遵从风险、减少税收流失的过程。其中：风险目标规划是管理层对一定时期税收风险管理的工作目标、阶段重点、主要措施等做出的决策安排;风险分析识别是借助风险特征指标、数据模型等工具，寻找发现存在的税法遵从风险;风险估算排序是对存在税法遵从风险的纳税人进行归类分析，对其风险度高低做出判断形成风险等级;风险应对实施是根据风险等级，合理配置征管资源，采取纳税辅导、跟踪监控、纳税评估、反避税、税务稽查等不同的服务管理措施;风险管理绩效评价主要从税法遵从度和征管成本效益两方面对税收风险管理质量和效率做出评判，促进风险管理持续改进。
二、税收风险分析识别在税收风险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从税收风险分析识别的概念来看，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要寻找税收风险存在的领域，即发现并确定风险发生的主要范围，归纳并能准确描述税收风险的共性特征;二是要分析识别税收风险发生的具体目标，即利用归纳的风险特征进行全面扫描，锁定符合风险特征的风险纳税人。从税收风险管理的各环节来看，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离的整体，哪个环节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针对层出不穷的偷骗税手法来讲，税收风险分析识别将是最重要的一环!在税收风险管理中，既使依照风险管理的要求建立协调统一高效的征管体制机制，同时无论风险应对人员业务怎样娴熟精通，但是如果税收风险分析识别不到位，所有一切只能成为泡影，不仅仅通过风险管理实现税收遵从最大化的目标难以实现，也会造成基层税务人员极大的不满和对整个风险管理的不信任，让整个风险管理的体制形同虚设。所以，税收风险分析识别是风险管理中最能体现“信息管税”应用和防范风险的环节，其在整个风险管理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三、税收风险分析识别的重要作用
一是具体实现税收风险目标规划相关内容的主要途径。每阶段风险管理的目标规划都会基于当前或今后一段时间的内外部环境的判断，明确一定时期内税收风险管理的工作目标、阶段重点等内容。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从宏观上分析相关的税收风险的动向，提出防范的要求和目标。而风险分析识别就是这些风险管理目标和重点落实的具体体现，是联系目标规划和其他环节的纽带，分析识别的准确与否关系到目标和重点是否能够实现。
二是风险排序评定、风险应对等环节实施的基础。如果我们考虑税收风险管理与信息系统的结合，那在系统中的第一个环节就是风险分析识别。这是后续各环节的基础，风险分析识别为排序提供了具体的风险信息，为风险应对提供的按户归集的丰富全面信息，不仅为风险应对全面客观的分析风险度的大小和指向性提供了充分的依据，也从分析识别的方法上为风险应对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是风险管理技术含量和不断提升发展趋势的最主要的体现。风险分析识别的工作过程，实际上就是税收业务水平和现代科学技术融合并产生效益的过程，它必须对税收法律法规和税收程序的各个方面有充分的了解和深入的研究，才寻找出税收风险所在的环节和领域。当然这些风险存在于哪些纳税人，必须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才能实现。因此在风险分析识别这个环节一定是风险管理中最能体现技术含量的部分。同时，借助于信息技术，我们才可能对风险应对过程中，各个风险特征的有效性和指向性进行统计分析，并不断地改善和调整在风险分析识别方面的思路，使之更趋向于合理、准确，迈入循环提升的良性步调。
四是最能让基层税务人员接受和认可风险管理理念并激发他们参与风险管理热情的环节。在我们看来，通过分析风险管理的各环节的实施，充分发挥风险管理的理念，会给现代税收体制机制带来深刻且富有积极意义的变化。要贯彻落实好税收风险管理，除了我们在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和大力宣传风险管理理念的同时，基层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接受与否是其成败的关键。而让基层感受是否有效、能否接受，最主要的就是要让其能够在工作中感受到风险管理对税收征管的巨大的推动作用，相比以前无论工作的方式、压力、成效都有积极的变化，从而才能认可，使风险管理真正落实到位。同时，基层人员的对风险分析识别的方面的认可度，通过风险应对积累的经验，也会激发其在风险分析识别方面新的思路和理念，促进整个风险管理的向前迈进。
四、加强税收风险分析识别建设的可行性方法
一是要以现有信息数据为基础开展风险分析识别。要做好风险分析识别，首先要有信息，没有基础信息，风险分析识别就无从谈起。只有积极努力拓宽数据源，特别是内部及第三方信息的取得将会给我们风险分析识别带来更大空间。同时，信息数据的范围、要求是永无止境的，风险分析识别要立足以现有的信息数据为基础来开展。
二是要以与纳税遵从有关的风险作为主要分析识别对象。在风险分析识别方面，首先要进行定位，风险分析识别应该识别什么。在税收风险管理中，有把征管基础类指标、发票监控类指标、税务机关工作差错类指标、质量考核类指标统统列入了风险分析识别范围内，这是不可取的。这些指标也是有风险指向的，但并不是符合纳税遵从风险。所以风险识别的目标一定要与纳税遵从有关的，其他类别的指标也可以作为补充，组合运用的效果更佳。
三是要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进行风险分析识别。要开展并实施好风险分析识别工作，就必须掌握科学的方法。要善于从纷乱复杂的税收经济业务中发现风险;要善于要实践中做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要善于从众多繁琐的指标中选择最能衡量和甄别风险的指标;要善于把复杂的风险模型以简单的方式进行展示和描述。
四是要建立机制，从实践出发不断完善和优化风险分析识别。风险分析识别是税收风险管理成败的关键，尤其表现在风险分析识别能不能适应整个经济税收的发展。这就需要建立机制，来保证风险分析识别的有效性，且能根据应对结果不断地调整完善和优化整合。这应该是一种保证持续研究分析、寻找识别税收管理中的风险的协调机制。
五、依托税收风险管理平台加强税收风险识别建设
1.树立税收风险管理的理念，加强税收风险分析识别建设
“信息管税”已经成为税务部门一个时期税收征管和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落实信息管税就必须树立税收风险管理理念。做好税收风险的分析识别工作也已经成为贯彻税收风险管理理念和落实信息管税的关键环节。因此，只有始终坚持风险分析识别是税收风险管理的重要环节的认识，在风险分析识别中抓住主要矛盾，从风险管理的整体运行考虑;明确风险分析识别的职能分工，配备高素质专业人员，建立风险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加强税收风险管理特别是风险分析识别方面的培训，开展税收风险分析识别方面的交流和探讨，建立面、线、点有机联系的风险分析识别的立体框架。
2.加强职能部门明确分工、紧密合作的风险分析识别机制
关键词：税收监管；最优；交易费用理论
一、 文献综述
西方发达国家通常有着相对成熟和高效的税收监管体系。税收监督机构的专业化和职责分工的明晰化、税收监督主体的多元化、税务监督手段的信息化、税收监督程序的规范化、税收监督审计的专业化、税收监督执法的严格化和税收执法监督的制度化充分体现出其成熟性和高效性。而在我国现行的税收监管体系中，多重主体对监管客体独立实施监管，监管结构平板化，职能交叉引发职责不清；信息不能有效共享导致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并存；对监督主体的监管缺位埋下了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的隐患。
由于我国在税收监管方面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处理和改进，很有可能阻碍政府职能的充分发挥和威胁经济社会的长久稳定健康发展。所以，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强和改进税收监管。在税收监管措施的规范性研究方面，程新、王丽（2000）认为税收监督需要引入人大审计机构强化对政府的监督；强化财政监管职能和强化对社会审计机构的管理，充分发挥“经济警察”的作用。于关悦（2003）针对现行税收监管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1）建立部门责任制度。（2）建立微机联网制度。（3）建立稽查情况及文件资料相互移送制度。周荩2005）在评估我国税收风险的基础上，指出了税收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通过税收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和限制公权力，从而提升国家的税收汲取能力的观点。雷炳毅（2009）认为要降低税收风险，加强税收监管关键环节是：（1）明确税收风险识别的具体对象。（2）有效收集税源风险信息。（3）建立相对固定与灵活的税收风险识别分析指标体系。洪连埔（2010）借助风险管理的理论框架，构建了以风险识别、评估、控制和管理效果评价为框架的基本的税收风险管理机制，以期提高国家（政府）、税务机关以及税收执法人员防范、抵御、应对、化解税收风险的能力，以加强税收监管。
在税收监管措施的实证性研究方面，李建琼（2004）借鉴COSO模型搭建了税收风险评估模型，在定义税收风险的内生因素、外生因素、风险修正因素和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防治税收风险和政府加强税收监管的有效路径。杨伊、邓兵（2008）根据税收征管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对税收征管博弈模型进行了多重博弈的扩展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解决纳税者偷漏税问题的对策建议，可以从加大检查和惩罚力度、建立纳税信用等级制度和加强内部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升监管效率。吴武清、陈敏等（2009）则首次应用双重委托―模型对税收监管问题进行了经济分析，认为税收的监管成本应该越小越好，应采用完全不合作策略。郑新举（2012）运用CTAIS征管系统，就如何深化中央税收监管，从监察的内容、重点、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工作思路，并就监察工作如何促进税收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建议。
二、 交易费用的理论逻辑
1. 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假设前提。交易费用理论是由科斯首先提出。科斯在其1937年《企业的性质》中指出企业存在的边界就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阿罗（1969）指出：“市场失灵并不是绝对的，最好能考虑一个更广泛的范畴――交易成本的范畴，交易成本通常妨碍――在特殊情况下则阻止了市场的形成”。交易费用理论经过威廉姆森的发展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主要包括事前的和事后的费用，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巴泽尔以及马修斯等。
根据威廉姆森的研究，交易费用存在主要取决于三个影响因素：有限理性主义、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有限理性指的是交易参与人因为受到自己个人的情绪、偏好等限制，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时候所产生的约束性的条件。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交易者不能完全掌握契约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同样也不能预测契约执行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因此，有限理性的存在会使得交易费用必然发生，这种影响贯穿整个交易契约的始终，因此所产生的交易费用既包括事前的谈判、签订等费用，也包括事后的执行费用。
机会主义是指交易参与者双方都存在为自己牟利的投机行为，无论是合作还是竞争关系，机会主义的存在都增加了契约执行的难度。特别地，机会主义行为更多地表现在契约签订以后。一般而言，在签订契约之前，交易双方都会隐藏个人的真实信息，进而争取契约的达成，而一旦完成契约签订后，投机行为就会不断显现。为了防止交易双方对契约的破坏，必须要成立一个监察审计部门，这个交易费用是非常昂贵的。
资产专用性是指用于特定环境下的某些资产很难再用作其他方面，否则资产的价值可能会贬值甚至可能成为无用资产，这是与沉没成本直接相关的资产。在不同市场结构类型下，不同的行业对投入的要素有具体的要求，要素的交易费用与行业的垄断程度、保护程度甚至壁垒的厚度直接相关。
2. 税收监管的交易费用理论逻辑。税收实际上是一项契约，由于实际征税过程中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存在，为了保证征收工作的有效运行会产生大量交易费用，因此，应当尽可能通过多重治理方式避免或减少交易费用的产生。从征税程序来研究最优税收立法，实际上就是要分析交易费用对最优征税的影响。这里所涉及的交易费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征税程序的成本，第二是征税过程中的附加成本。
征税过程中涉及的成本分为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显性成本本来是一个生产者选择理论的核心概念，主要是指企业在生产要素市场上购买或者租用要素的能够在会计账簿上反映出来的成本。但是显性成本的外延是很宽阔的，把显性成本引用到税收的征收程序来看，应该包括以下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税收执法人员作为税收征管投入的要素的报酬支付，即税务工作者的工资，这一部分构成税收执法显性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另一部分是税收执法程序所投入的固定成本，包括像税务机构的建筑、固定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投入，这部分成本与税务工作者的工资构成税收执法过程中的主要显性成本。隐性成本同样是生产者选择理论的概念，主要是指厂商使用自我拥有的、自我雇佣的资源的机会成本。引用到税收征管程序中来看，征税的隐性成本主要包括：税务工作者放弃从事其他工作的最高收入和资产专用性的机会成本。在我国，税务工作者属于公务员编制系统内部人员，其专业知识以及才能并不一定是税务的层次，因此这些从事税务工作者的人员可以参加其他工作，一般将从事当前工作而放弃从事其他工作所获得的最高收入称为税务工作者的机会成本，当然，这种机会成本很难去进行具体的衡量，因为其机会成本是不确定性的。资产专用性的机会成本主要是指税务固定资产的机会成本。
在税收的具体征收过程中，除正常的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外，还有一些可能带来灰色收入的成本，即征税的附加成本。征税过程中的附加成本主要包括两个，第一是征税者的索贿；第二是纳税者的行贿。一般来说税务工作人员享受公务员待遇制度，而公务员的基本工资收入实际上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公务员的职权可能会引发权力寻租行为，尤其是许多执法人员为了一己之利，私自帮助纳税人寻找法律漏洞进行逃税漏税等，从其中拿回扣，这是典型的索贿行为，也是最常见的，即税务执法人员与纳税人形成非法合作。另外一种关于征税者的索贿则是强制性的索贿行为，也就是通过权力的威吓来迫使纳税人被动行贿。比如以纳税不合格等理由警告或者威胁纳税主体停滞经济活动，针对企业而言，就是如果纳税不合格，企业可能面临倒闭的风险等。征税者的索贿和纳税者的行贿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但是两者发生的原因有可能存在差异。从纳税者角度来看，他们的行贿可能是被动的，但是更多的是主动行贿。主动行贿属于一种利益寻租，纳税者的寻租行为致使自身利益得到了改善，但是却使得整个社会外部成本不断增加，社会总体利益下降，效率受损。
三、 最优税收监管的交易费用治理模式
为了确保税收立法最优，从程序法上实现税收的公平和效率，必须要对征税程序中的交易费用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模式。由于税收监管实际上是对税收作为契约的执行过程进行监督和审查的过程。税收监督和税收审查从本质上来说是契约的治理过程。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交易费用理论的三个假设前提在实际契约签订过程中的作用，可以将契约的内在信息进行有效反馈并折射出隐含的签约过程。
根据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在一项契约的参与中所起作用的不同对隐含的签约过程的影响，当契约签订主要是受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的影响时，很显然这项契约的参与者是有预谋的或者说有计划的；如果机会主义在一项契约的签订过程中无关紧要，契约签订主要受有限理性和资产专用性影响时，则表示该契约的参与人是一个言而有信的；如果资产专用性在某项交易中不重要，起作用的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时，则表示该项交易是充满着竞争的。另外，如果一项交易中，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都很重要，则该项契约需要治理，也就是说这个交易会产生大量的交易费用或成本。
从税收的征管过程来看，一方面，征管者的有限理性使其无法有效甄别纳税人的信息；另一方面，征管者的机会主义倾向又使其具有与纳税者结成同盟损害国家税收利益的可能性。同时，税收的监管具有资产的专用性，意即表明税收的监管不是一个竞争的市场。因此，从交易费用角度出发，税收的征管是需要治理的，才能实现最优。
税收的征收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委托―模型，税收征管过程中的监管就是对国家作为委托人将征税的权力委托给国税局与地税局这种契约进行治理的过程，它需要有特殊的治理机制。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在《比较制度分析》一书中提出了不同的契约的治理机制及其实施条件。根据交易双方的关系温和程度，治理机制分为个人信任一直到国家法制系统，显然这是从弱到强的信号表示。契约的实施者也是从内部协调实施到外部强制性实施，而预期行动决策规则也是从对欺骗行为的报复到对欺骗行为的依法惩罚。税收征管过程中的监管不仅仅需要税收管理体制内部治理，还必须要借助于外部司法体系的强制干预。
对于那些由国税和地税部门的内部治理而引发的交易费用，主要是指由于有限理性和资产专用性而产生的成本，应该采取“俱乐部规范”治理模式，这是一种典型有效惩罚机制。作为税收征管的人，国税和地税部门就相当于是国家税务系统的“会员”，由于都是属于系统内的成员，因此可以看成它们的行为活动是内生性的。作为委托人的国家显然知道国税和地税部门的策略集是有差异的，能够最大程度地使得自己的目标函数得以实现就要靠激励机制。“俱乐部规范”治理的预期行动决策规则是将不诚实的交易者从“俱乐部”中驱逐，当然在现实的税收征管中，不可能说随意取消某个征税部门。内部治理的“驱逐”策略集中体现在税收政策的优惠，包括补贴、返还、减免等，即一但委托人发现人存在舞弊或者投机主义行为，就会剥夺其享受税收补贴等优惠政策，但是从现实应用来看，内部治理只能够有效降低税收系统内部的交易费用。从威廉姆森的垂直一体化理论和杨小凯的迂回生产理论来看，如果取消地税局，而将税收事务完全托付给国税部门去管理，那么由国税与地税划分而产生的交易费用将会转为内部控制成本，这可以有效促进税收效率的提高。
对于由机会主义产生的交易费用，主要是指由于征收管理过程中产生的附加成本或外部成本。对于外部成本的治理需要通过第三方的强制实施或国家的法制系统来治理。这就需要在税收立法中通过税收的行政处罚和刑罚处罚来实现税收征管的监督和审查，以强制性的方式避免或消除机会主义行为。这就要求第三方或国家法制系统中带有公正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的部门以惩罚的形式实现有效的监督和审查。如果第三方能做到公正和规范，则可以有效降低外部成本。税收的行政处罚和刑罚处罚构成了税收监管立法的重要内容，这同样是要建立是“税收法定主义”和“税收基本法”的基础上，并从公平和效率的视角实现税收监管的最优化。
四、 结论及政策建议
交易费用的存在是税收征管中真实存在的问题，也是征管程序中最难控制的问题，它不仅仅会直接影响税收立法的效率性，同时还会间接影响税收立法的公平性。税收征管的交易费用包括由有限理性和资产专用性产生的内部成本和由机会主义产生的外部成本。
内部成本可以通过“俱乐部规范”以剥夺其享受税收补贴等优惠政策的“驱逐”策略进行内部治理。从内部治理结构来看，税收本来就属于财政的范畴，而这主要是由财政部门直接负责，如果将其再次分配给国家税务总局，然后再进行地方税务局的分摊等，使得程序太过繁杂，治理成本非常高昂。从威廉姆森的垂直一体化理论来看，合并国税和地税部门或者取消地税部门的垂直一体化的措施可以将由于国税与地税划分而产生的交易费用转为内部控制成本，从而可以在内部治理中得到化解，使得税收的效率必然提升。可以将国家税务总局改为国家税务局，从属于国家财政部。财政部下达的各种关于税收的财政政策由国家税务局统一执行，然后统一传输到地方的财政局下属的相关税务机构，从而以减少交易费用的路径提升税收的效率。
外部成本主要表现是在征管过程中可能存在利益勾结和联盟等，对于外部成本的治理需要通过第三方的强制实施或国家的法制系统来治理。这就需要在税收立法中通过税务行政处罚和刑罚处罚来实现税收征管的监督和审查，以强制性的方式避免或消除机会主义行为。而法制系统强有力的约束性要能够实现有赖于“法定主义”和“税收基本法”的实现，因此加快“税收法定主义”和“税收基本法”的建设仍然是我国最优税收立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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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江苏高教优势学科建设工程（PAPD）（项目号：苏政办发[2011]137号）；江苏省法学会课题“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我国最优税收立法问题研究”（项目号：SFH2013D17）；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英文标志简称：TAPP；侦查学科研创新团队（2015SJYTS01-01）研究成果。
论文关键词：纳税筹划，企业所得税，筹划策略
一、纳税筹划的含义
什么是“纳税筹划”？到目前为止，还难以找到一个非常权威的、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但其定义至少应表述出以下几层意思：一是纳税筹划必须是不违反税法的；二是纳税筹划是事先进行的计划；三是纳税筹划的目的应是纳税人税收负担的最小化。
有关“纳税筹划”的概念，国内外的学者也有相应的论述：
国际财政文献局（InternationalBureauofFiscalDocumentation,IBFD）在其《国际税收词典》（IBFD:InternationalTaxG1ossary,Amsterdam1988）中对纳税筹划是这样表述的：“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通过经营和私人实务的安排以达到减轻纳税的活动”。
美国南加州W.B.梅格斯博士在与别人合著的《会计学》中讲道：“人们合理而又合法的安排自己的经营活动，使之缴纳尽可能低的税收。他们使用的方法可称之为纳税筹划……少缴税和递延缴纳税收是纳税筹划的目标所在”。另外，他还讲道：“在纳税发生之前，有系统的对企业经营或投资行为做出事先安排，以达到尽量的少缴所得税，这个过程就是纳税筹划”。
张中秀在其主编的《公司避税节税转嫁筹划》一书中从“纳税筹划”所包含的方法上给出了纳税筹划的定义。他指出：“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通过非违法的避税方法和合法的节税方法以及税负转嫁方法达到尽可能减少纳税的行为”。可以用公式表示：纳税筹划=避税筹划+节税筹划+转嫁筹划。
综合以上几层意思，我们可以对“纳税筹划”下这样一个定义：纳税筹划，又称税务筹划、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为达到减轻税收负担和实现税收零风险的目的，在税法所允许的范围内，对企业的经营、投资、理财、组织、交易等各项活动进行事先安排的过程。企业纳税筹划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意图，就是站在纳税人的角度，在守法的前提下，谋求最大限度的“省税”。
二、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目标
企业所得税是对我国内资企业和经营单位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征收的一种税。纳税人范围比公司所得税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是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后实行的，它把原国营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和私营企业所得税统一起来，形成了现行的企业所得税。它克服了原来按企业经济性质的不同分设税种的种种弊端，真正地贯彻了“公平税负、促进竞争”的原则，实现了税制的简化和高效，并为进一步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根本目标是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
有效开展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关键问题，是正确定位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目标。纳税筹划目标，是指通过纳税筹划要达到的经济利益状况。它决定了纳税筹划的范围和方向筹划策略，是纳税筹划应当首先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将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目标应定义为：在法律认可且符合立法意图的范围内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这种定位，既克服了节税目标的狭隘性，又排除了不符合立法意图的避税问题，是企业定义其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目标的正确选择。
2、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派生目标是涉税零风险
如果说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是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第一个目标，那么，实现涉税零风险就是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第二个目标，也是税后利润最大化这一税收筹划根本目标的派生目标。因此，在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中，为了实现日常稽查涉税零风险目标，企业必须要强化其内部管理制度，尤其要着重健全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创造平稳、有序的内部税收筹划环境，以备顺利通过稽查部门的日常检查。由于目前我国企业对税法的理解不到位，普遍存在着税收风险较高的问题，所以税收筹划需要把规避税收风险、实现涉税零风险纳入进来。这使得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的目标更具有实际操作意义。
三、企业所得税筹划策略
根据我国税法法规的相关规定中对税率、减免内容、法定扣除项目等的一系列规定，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税务筹划：
1、合理利用企业的组织形式开展税务筹划
企业所得税法合并后，遵循国际惯例将企业所得税以法人作为界定纳税人的标准，原内资企业所得税独立核算的标准不再适用，同时规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应汇总到总机构统一纳税。不同的组织形式分别使用独立纳税和汇总纳税，会对总机构的税收负担产生影响。企业可以利用新的规定，通过选择分支机构的组织形式进行有效的税务筹划。企业从组织形式上有子公司和分公司两种选择论文提纲怎么写。其中，子公司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能够承担民事法律责任与义务的实体；而分公司是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需要由总公司承担法律责任与义务的实体。企业采取何种组织形式需要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分支机构盈亏、分支机构是否享受优惠税率等。选择方案具体见表2-1。
表2-1 分支机构组织形式选择方案
税率选择
优惠税率
非优惠税率
盈利
子公司
分公司
亏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