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从上世纪末，我国逐渐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政策，但是消费不足的问题却好像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消费和投资在绝对值上都有较快增长。但是，总体上看，消费增长速度长期滞后于投资增长速度，导致投资消费结构失衡。从2000年至今，投资率持续走高，并且逐年上升，从2000年的35.3%升高至2013年的47.8%，而消费率却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62.3%降至2013年的49.8%。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的最终消费（用于居民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的总额）占当年GDP的比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用于最终消费的比重，是衡量国民经济中消费比重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标还能间接反映出国民消费与社会财富总量增长之间的关系。消费率高说明社会财富的大部分用于最终消费，当一个国家的社会财富达到一定规模后，国家有能力提供更多的消费品促使国民消费，且国家也需要国民消费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提高消费率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反之消费率低，这说明国家的社会生产还处于积累阶段，不得不把更多的财富用于投资，以促使整个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财富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居民消费需求旺盛，可是消费率却在下降。目前我国消费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时也低于主要发达国家水平，与典型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消费率也偏低。2010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低于“金砖五国”中的巴西64.2）、印度63.2%、南非56.9%和俄罗斯51.3%（苗树彬等，2013）。尽管，有学者认为，消费率的波动下降并非“中国特色”，而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世界上许多国家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500到5000美元的发展历程中，都经历了消费率长期下降然后要逐步提升的过程，中国目前正处于消费率提升的拐点期（郭斐然，2013）。然而，不管怎样，一个国家的社会财富总量在快速增长，而它的人民从社会总财富中分得财富的比例却在变少，如果考虑到我国居民消费率占最终消费率的比例也在下降，那么可以推测，新世纪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幅度与整个国家财富总量的增长幅度有一定的差距。学界关于消费不足虽有一些争议，但却在中国经济发展走向消费主导是个大趋势这一点上有着相近的认识。首先，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来说，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生产是消费的基本条件，它决定消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生产归根到底要以消费为转移，要以消费为最终归宿。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投资最终必须通过消费来支持。“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所以，以消费需求主导投资结构是社会再生产规律的内在要求。其次，从我国外贸的形式来看，也亟需形成以国内消费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我国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偏重于依赖出口，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增强，我国的外部市场很难在短期内恢复。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现在投资需要调整，出口不振，国内消费必然受到重视。其三，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目的来说，我国现在也要重视国内居民消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全面自由发展一定是在美好生活中逐步实现的。正如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满足人民的物质消费是美好生活的基础，满足人民的精神消费则是美好生活的体现。我国人民对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有着巨大的需求，全面深化改革必将为人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创造更好的条件，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言，“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被视为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中国最高领导人终于通过了一揽子计划，可以促使中国经济从依赖出口转为消费拉动增长的改革，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中国会朝消费拉动的模式前进”。可以期待，中国必定会迎来一个商品更加丰富的时代，一个人民消费更加旺盛的时代。
2.消费过度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扩大内需，学界就开始了对过度消费或者消费主义的忧虑。关于消费主义在中国的状况，有学者认为，在上世纪末的时候，我国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消费主义倾向，而且这种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色彩的文化已经开始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陈昕，2003）。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消费主义不具有大众性，只是部分人的消费观念。不过，“有多种迹象表明，消费主义价值观正由高收入阶层向其他社会阶层扩展。尽管大众消费的条件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如社会民众收入的普遍提高，贫富差距的缩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目标尚未实现，但消费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已经越来越多地为社会民众所认同和接纳”（莫少群，2012）。即使是部分人具有消费主义价值观，并照此生活，那么它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的影响也绝对不可小觑。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假如只有10%的人口按照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生活，那也是1亿多人！相当于欧洲几个国家的人口之和。因此，引导中国人合理消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人既需要扩大消费，但又不能过度消费。本世纪初的时候，学界基本上还是在呼吁中国不可过度消费。然而，在学界的呼吁中过度消费还是来了。中国人的过度消费不是与美国人相比过度了，而是与中国自身的人口、资源、环境等相比来说过度了，与我们国家驾驭消费主义的能力相比过度了。这种过度已经在资源紧张、环境污染、价值观念等方面显现出来。美国作家韦伯曼（A.J.Weberman）写了一本书《Mylifeingarbology》，媒体戏称他发明了一个名词：垃圾学（Garbology）。韦伯曼认为“一个人扔掉的东西体现了他的所有”。垃圾是人类消费之后的产物，人类物质生活越丰富，人类对生存环境和健康水平的要求越高，垃圾随之也越复杂越繁多。因此，从一个国家生活垃圾的数量和增长速度可以推测出这个国家人民的消费量与消费水平。
如今我国制造的垃圾占全球的1/3，反映了我国人民的消费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幸地是，我国正面临着严重的“垃圾危机”。“在中国，不断增长的消费人口正在制造比过去多得多的垃圾，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真正关键的地方在于时间：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中国的垃圾爆炸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而那时‘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还没有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议题”。中国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大量的垃圾，但在焚烧、堆积和处置垃圾方法方面却存在许多问题，绝大部分垃圾都未经处理。我们还没有思考如何应对垃圾，垃圾却蜂拥而至。仅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四地的郊区就有至少7000家占地面积不少于50平方米的垃圾处理厂。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已达70亿吨，占地约80多万亩，近年来平均年增长速度在4.8%。全国600多座城市，除县城外，已有2/3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围城的困境，且有1/4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潘艺，2013）。我国城市有限的土地资源，不仅要承载城镇居民对居住、交通、购物等方面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还要承载大量的消费废弃物。我国的人均消费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我国居民的大量消费需求仍待满足，可是与我国处理消费废弃物的能力相比，与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相比，再考虑到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现在的消费速度和消费总量有点过了。联系到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一部分人的消费也是一项数量巨大的消费，比较明显的例子是汽车消费。目前，我国私家车数量已过亿，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工业发达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集中表现。但同时，道路拥堵、空气污染、能源短缺和土地稀缺又使私车的快速增长饱受诟病。拥堵已成为中国城市每天都能见到的一景，除却拥堵，尾气排放也是人们抨击汽车消费的一个原因，尾气排放与中国越来越严重的雾霾天气有重要关系。另外，汽车消费占用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为支撑庞大的汽车消费需要不断开辟新的道路和新的停车场地，中国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十分短缺，人均耕地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如果中国为支撑汽车消费不断增加修建道路或停车场的土地，那么18亿亩的耕地红线难以保住。中国具有特殊的国情，主要是人口数量庞大，人均资源占有量低。我们在消费水平提升的同时，也伴随着我国资源环境难以承受的风险。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在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同时，也面临着过度消费的威胁。我们国家难以复制当今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必须要寻找适合中国的消费模式，既能不断提升居民消费水平，而又不能导致资源紧张、物欲膨胀。这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当今世界对中国的期待，“首先，这个世界把乞求的目光投向中国，希望中国人像美国人和欧洲人那样大量消费来拯救全球经济；随后，世界又要求中国在大量消费的同时避免产生那些会威胁我们所有人的消极后果，我们想让中国将这个世界从过度消费的恶果中拯救出来”。消费过度的另一个表现是，消费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驾驭消费的能力提高程度，即社会的物质财富快速增长，每个人的消费水平也在迅速提高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来迎接这些庞大的消费品，导致在丰盛的商品面前人们精神的迷失。
作者：梁小莉 单位：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部
消费社会学视角下商业健身俱乐部消费者研究的必要性
商业健身消费作为一种即时的体验消费，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需要与教练、会籍顾问、其他消费者等进行社会交往。因此，商业健身消费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而且具有社会属性，无疑是一种社会活动。消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社会现象和过程的消费［7］，为此有必要从消费社会学的视角对商业健身俱乐部消费者进行深入研究。消费社会学视角下商业健身俱乐部消费者研究的意义消费社会学视角下商业健身俱乐部消费者研究的意义主要凸显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理论意义。传统上，商业健身俱乐部消费者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经济学的视角，消费社会学的视角则有助于了解影响商业健身消费的社会学因素、认识商业健身消费的社会学特征和社会功能，能够更加深入地挖掘商业健身消费的本质，从而不断丰富体育消费的理论体系，并有利于拓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域，进而有助于促进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其二是应用价值。消费社会学视角下商业健身俱乐部消费者的研究能够从消费社会学的视角为刺激商业健身消费、促进商业健身俱乐部健康发展提供一系列对策建议，如社会阶层结构的视角、消费观念的视角、参照群体的视角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同时对于提高体育消费整体水平亦有借鉴价值。
消费社会学视角下商业健身俱乐部消费者研究的主要议题
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的消费者在商业健身消费方面应该存在一定的差异，家庭类型。不同类型的家庭如主干家庭、核心家庭、单亲家庭、空巢家庭等对消费者的商业健身消费应该具有一定的影响。社会互动。社会互动影响了具体的消费需要，表现为“跟潮效应”、“认同效应”、“示范效应”，同时还影响到抽象消费需要的层次，表现为“反叛效应”和“攀比效应”［7］。社会互动同样会影响到商业健身俱乐部消费者的健身消费。社会阶层。随着社会阶层结构的不断变迁，当代中国社会可以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8］。由于各社会阶层消费者在资源占有上存在着差异，必然会导致商业健身消费的差别。第五，社会资本。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者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9］。社会资本的主要内容包括信任、社会网络、规范［10］。社会资本不仅对个人，而且对组织、社区等的发展都具有较大程度的影响，势必也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健身消费。第六，价值观念。不同的价值观念如“消费理性主义、禁欲主义、利他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7］等都会影响到人们的消费行为，消费者的健身消费也不例外。消费者健身消费的社会学特征商业健身俱乐部消费者健身消费的社会学特征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关系消费。“关系消费”(consumptionofrelations)是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Baudrillard，2001:25)所提出的一个概念［11］。关系消费其实就是人们为了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而进行的消费行为。在注重关系的当代中国社会，关系消费现象比比皆是，最典型的莫过于请客送礼。商业健身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关系消费的特征。笔者曾对中高档商业健身俱乐部的消费者做过访谈，发现有的消费者将商业健身俱乐部作为建立商业伙伴关系的平台，有的将其作为维持、巩固客户关系、朋友关系的一个手段，而健身消费的本体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被部分消费者边缘化了。第二，中上阶层消费文化。消费不纯粹是满足生存的生理性和物质性活动，它同时也是一种符号活动、交流活动和表现活动［7］。商业健身消费属于较高层次的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商业健身消费表达的是一种健康、时尚、尊贵的中上阶层消费文化，象征着一种高品位的生活方式，显示了消费者具有较富足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从消费主体来看，商业健身消费与一般的大众消费存在明显的区别。第三，消费分层。由于各社会阶层资源占有的不同，导致消费观念、消费水平均存在差异，消费分层现象客观存在，商业健身消费亦存在分层现象。笔者曾对商业健身俱乐部消费者调查发现，有的动辄花费数万元购买私教卡(聘请私人教练)、有的办理金卡、银卡，而有的则仅仅办理一张普通会员卡，还有的只是购买季卡或月卡。在商业健身消费方面，社会上层、中上层、中中层等之间，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等消费者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消费者健身消费的社会功能商业健身消费不仅具有刺激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功能，而且具有一系列社会功能，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促进个体社会资本的增长。一方面，消费者在参与商业健身消费的过程中，通过与私人教练、会籍顾问及其他消费者进行沟通、交流与互动，有助于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另一方面，一些消费者将健身消费作为一种“关系消费”，有助于巩固和建立社会关系网络，两方面都有利于促进个体社会资本的不断增长。第二，有助于促进社会流动。商业健身消费不同于其他物质文化消费，它其实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西方经济学家将健身消费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方式。一方面，商业健身消费有利于促进消费者的身心健康，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商业健身消费能够使消费者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从而有助于促进消费者的社会流动。第三，有助于进行社会控制。现代社会，风险程度越来越高，社会问题日益增多，社会张力逐渐膨胀，影响到社会稳定和谐，对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体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对社会成员的社会控制［12］。商业健身消费可以使人们释放压力、愉悦身心、沟通感情，在满足健身需要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社会控制的功能。第四，有助于促进社会整合。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现象客观存在，对社会整合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整合即促进社会各系统之间关系的协调，使社会成为一个和谐的有机体，其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至关重要。商业健身消费能够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使人际关系更加融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社会整合度。消费社会学视角下促进商业健身消费的对策如果从消费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促进商业健身消费的对策，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尚不太合理，底层太大而中上层太小，尤其是中产阶层尚未形成一定的规模，距离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尚有较大的差距。这种社会阶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作为较高层次的健身消费，因为商业健身消费属于中上阶层消费文化，需要一定的经济和文化资源作为基础。为此，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是促进商业健身消费的重要条件，如何完善社会阶层结构需要学术界深入研究。第二，挖掘中产阶层健身消费潜力。在西方国家，庞大的中产阶层是健身消费的主体，而且引领着消费潮流，在促进健身消费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学者对上海市的研究表明，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的预期体育消费投入不足［13］，这应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如何努力挖掘中产阶层健身消费潜力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第三，制定分层营销策略。不同社会阶层消费者有不同的消费偏好、消费观念和消费能力，为此，商业健身俱乐部在制定营销策略时要充分考虑社会阶层的因素，根据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营销策略。第四，倡导科学的商业健身消费观念。消费观念对消费者行为有重要的引导作用，不合理、不科学的观念将会直接抑制人们的商业健身消费。有必要建立并倡导科学的商业健身消费观念，使人们认识到商业健身消费不仅是单纯的经济投入，而且是一种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投资方式。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第五，发挥参照群体的作用。作为一个社会人总是处于频繁的社会互动之中，每个人身边都有许许多多的群体，人们的消费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周边参照群体的影响。因此，如何有效发挥参照群体在促进商业健身消费方面的作用同样值得深入研究。
论文摘要：目前中国社会还很难说是消费社会．但既然买方市场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就应该从各方面来把握消费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从技术发展视角来把握消费社会特征显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消费社会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来自技术的不断进步，也正是技术发展推动企业生产出了超过基本需求的大量产品并滋长了消费主义观念的流行。在这种意义上讲，基于公共风险意识回到消费者的文化建构上来．有利于纠正目前消费主义倡导的过度消费观念和促进技术文明与消费社会的健康发展。
20世纪标志着欧美国家和日本的消费社会的兴起和发展，其主要表现是它们的生产和分配能力远远地超过了其人口的基本需求。尽管中国还很难说是否已经成为消费社会，但这里的问题在于中国目前应该怎样在技术发展意义上把握消费社会发展趋势?目前正在出现的消费社会趋势是否适当?它可能会怎样构成其文化，而文化实践又应怎样去建构未来的技术发展?本文试图对这些基本问题做出初步探讨，以便我们构建不同于西方过度消费的可持续性和谐社会。
一、消费社会兴起的技术变迁过程
在英语世界，“消费”( consumption)一词从14世纪开始一直包含有某种贬义，指“毁坏”、“用完”、“耗尽”和“浪费”等。直到19世纪，西方经济学家才把它看作是一个与“生产”相对的概念，并在商品供给和需求意义上对消费给予了精确描述。马克思曾经以商品生产为基准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前商品化阶段、商品阶段和商品化阶段，并用“商品拜物教”这一术语来描述工业革命时代的生产一消费情形。在20世纪，鲍德利亚德则使用“消费社会”(consumer society)这一概念来叙述当代社会的普遍消费情况。这一概念虽然揭示了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产品消费文化现象，但却掩盖了技术与消费的关系。当代消费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资本推动下技术发展的产物而已，也就是说技术文明建构了消费社会。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下人类历史上直接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技术变革就够了。
毫无疑问，当技术进步还不足以推动人类生产出超过其基本需求范围的大量产品时，即使存在大量的潜在消费需求也不能形成所谓消费社会。从18世纪开始，社会消费形态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不仅社会上层拥有消费能力，而且社会中层和社会下层也都参与到了消费大军之中。这一消费浪潮从英国开端，然后席卷到整个欧洲，形成了全新的消费市场，曾经引发了从小规模生产向大规模生产的经济转变，进而导致了大机器、大工业的新式工厂和新的资产阶级的兴起，有人将此称为与工业革命相对应的第一次消费革命，但这仍然不足以导致今天所称的消费社会。在整个19世纪。尽管大工厂如同交响乐团一样奏着响亮的工业生产旋律，但寻常人仍旧使用流水和冰块来保鲜食品。并盼望着乘坐气球来环游世界。这种情况到了19世纪末期才得以改变.伴随着工业革命和技术发明时代催生的电灯、电话和运动图像对生活世界的改变.才逐步迎来了鲍德利亚德式的消费社会。
190。年，在蒸汽动力、电力和马拉等一片交通传输声中，汽车这一注定要改变人们消费结构的技术产品终于诞生了。亨利·福特1913年设计出了一种流水线作业方式。快捷而便宜地大量生产汽车，这种流水线作业生产方式的大量推广意味资本主义可以大量地生产出大众化的标准产品，使社会商品种类和数量成倍增长.从而表明技术性消费社会步人了一个新阶段。技术变革对社会消费的引导还不仅仅如此，此后的大量技术创新更是大大加速了消费社会的兴起。赖特兄弟1903年乘坐装有动力机的飞机首次成功地离开地面，后来洛克海德dc3客机研制成功。实现了环球旅游的消费梦想。自马柯尼1901年通过无线电波接受到了来自大不列颠的电报信号以来，无线电通讯(kdka电台广播取得成功)、电视图像无线传送和彩色电视广播(1953年:v bc和cbs推人商用)等众多技术的进展，把人类带人一个媒体消费时代。20年代以后。随着电子技术、材料技术和生物医药技术的不断发展，掀起了一场扩及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家庭的新型消费革命。诸如电剃须刀、彩色胶卷摄影术、器皿搅拌机、荧光灯、固体电子吉他、长时录放唱片、磁带录音机、录像机、冰冻tv餐饮、微波炉、袖珍电子打字机、铝质易拉罐、苏打水瓶等日常消费品都在短时间内进人了家庭消费，磺胺(百浪多息，专治链状球菌疾病)、抗生性链霉素、骨髓疫苗、口服避孕药等药品芳名则推动了卫生医疗消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新型技术得以产生和发展，其中半导体和计算机是标志着20世纪的重大技术进步，特别是1971年随着第一个硅微型处理器的商业引人之后，计算机微型化开始进人消费规模，出现了以消费价格为特征的个人计算机。90年代中期，软件和网络协议技术发展把网络化多媒体计算机带进了数百万人的家庭和办公地点，互联网直接为全球性消费奠定了技术基础。正是在这种技术不断变革之中，今天的人们与其说是生活在一个产品消费世界，毋宁说是生活在一个技术世界。世界变成了消费产品的平面，消费产品因为技术不断创新日益变得微小、有效和精致。
一般来说，并不是所有技术创新都属于消费性技术，但它们却全部同消费社会的兴起和发展相关。上世纪50年代，在技术的急剧发展背景下，美国把追求消费作为一种“梦想”，人们不仅想购买郊区住宅。而且也想把最新的家电和设备带回家中。1945年美国电视刚刚流行起来，汽车销售也仅在/万辆左右，但到1950年电视就售出750万台，汽车售出“7万辆。技术创新速度如此之快，以致消费也不断处于快速更迭之中。为了保持与技术发展同步而不落后，人们必须要经常地淘汰尚未用坏或没有破旧的设备或产品。计算机可以说是更新最快的消费产品。往往几年就要更新一次，电视机、dud机和其他技术同样也不能幸免.甚至超越了技术的家庭使用，商业世界的技术进展也同样快速如飞。正是借助技术这一杠杆.商业交易变得日益高效。商业资本支配的广告一直在鼓噪着自身促销的消费产品者利于加强家庭联系.电视和互联网络作为技术的产物更是成为广泛促销产品的最重要媒体。但就在技术消费大量流行时.科学家们却向人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过度的消费会带来资源的滥用或生态的破坏。1962年拉切尔·卜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注意到技术发展及其产品消费(如农用ddt)产生了某些难以预料的有害影响，美国就此于1971年禁止使用ddt. 1978年出于保护大气臭氧层而禁止使用氟利昂.1979年摧毁三英里岛核电站中心.这些事件大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技术文明带来的消费社会的基本态度。
二、消费主义观念的技术文化批判
尽管科学家不会精确地预言未来的消费社会前景，但却实用地向人们表明目前技术文明及其消费带来的可能后果。现实问题也许不在于消费本身，而在于其不平等的生活方式或消费模式及其效应:高收人国家20%的世界人口占据了86%的私人消费支出，它们消费厂45%的肉品、58%的能源和84%的纸张。拥有74%的电话线路和87%的交通工具，而世界上20%的最贫困人口只有1. 3%的消费水平，它们仅仅消费了5%的肉品、4%的能源和1. 1%的纸张.仅仅拥有1.5%的电话线路和1%的交通工具。这种消费格局正在削弱着人类的生态和资源基础.加速着高收人对低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和消费趋势.推动着过度消费—贫困—不平等—环境恶化这一中轴线的动力生成。如果再次分配不能从高收人转移到低收入消费。生产不能从污染型转向清洁}u生产.产品促销不能转向支持资本实力较弱的环保型生产商，消费优势不能从奢侈消费转向满足基本需求，当今人类消费和发展一问题就会变得更为糟糕。科学家的这种实证性描述揭示了过度消费的严重的社会和生态后果。很难说它带有什么价值判断，但在哲学家和人文学者那里却又重新回到18世纪以前具有贬义的“消费”概念上来，更加注重对过度消费的文化批判，尤其是用“消费主义”( consumerism)取代“‘生产主义”( productivism)来描述20世纪发达国家社会的重要特征及其问题。
经济学从19世纪开始就倡导一种“生产主义”(productivism)，关注的是工业企业的产品开发和制造能力，把新技术看作是工程师创造并可以赋予公众消费的东西.把“作为制造者的人”(生产者)看作技术进步的历史英雄或者“‘熊彼特式”企业家。直到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社会学家针对消费问题才给予了某种社会和政治关怀。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兴起于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或自我牺牲精神和资本投资商业的道德命令。但与此相反，索姆巴特却把与消费主义密切相关的奢侈问题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只不过这种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得到重视，只是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后才在鲍德利亚德的消费社会概念那里重新浮现。鲍德利亚德表明韦伯的理论并不足以说明现代消费社会，他强调资本主义的兴起在于它倡导快乐主义并释放出人们花费或消耗的欲望，而不在于新教自我牺牲精神。齐美尔和凡李伦曾经把消费主义看作一种确立和表达不同社会认同的尝试，而这种认同尝试毫无疑问是对不断增长的工业或机械技术的同质力量以及城市化和交通拥挤的心理压抑的文化回应。在这种意义上讲，人们并没有采取如韦伯说的新教自我克制态度，而是把消费看作一种主要的自我表达方式，因此消费主义成了一种享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共同语言。正是这样一种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以繁荣起来，以致消费主义在20世纪后半叶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流行和扩张，社会成员迅速接受了所谓过度消费习性。正如麦克拉伦和雷奥纳多在评论鲍德利亚德的消费社会概念时指出，“人成了消费社会的功能所指，因为他们总是被鼓动去购买越来越多的新型客体，以便能够感受部分的社会环境”。消费主义试图在技术快速进步和产品不断更新的背景之下，如同经济学一样把消费者是技术创新及其产品的被动接受者作为前提，采取了一种新型的文化方式来支配人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交往，但由于资本推动的强劲生产力量和快速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异化劳动的重要表现，而相应于生产和技术发展形成的消费主义也变成了一种深度异化的社会经验。
据李俊和邓国彬对西方社会理论考察认为，凡学伦强调的上层阶级通过消费来显示自身经济优势，贝克、吉登斯和鲍曼等社会理论家认为人们购买特定商品意在建构“‘自我”的群体性认同，费瑟斯通则指出后现代社会的消费者倾向于寻求适合不同情景和心态的消费匹配和多重形象认同，所有这些意指都表明社会公众是在“不知不觉间成为全球消费大军中的一员，而不去考虑肆意消费所带来的资源危机和社会负面效应”。这里表明的是导致消费水平和消费规模不断扩展的一般社会机制与公开鼓励公众大胆消费和不断消费的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是不同的，但应该注意到公开的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是这种没有感知或无意识状态的社会消费风气的一种鼓噪，它的盛行与技术和生产的“强制消费”存在着密切联系。工业化及其技术文明发展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千百万人都希望享受到工业文明产品带来的便利和安逸。正是这种消费氛围促成了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兴盛。正如倡导消费主义的美国学者勒博于1950年在《这是一个生存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具有巨大生产率的经济要求我们把消费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把商品的购买与使用变成一种仪式.从消费者中获得精神的满足”，“我们需要以不断增长的速度把东西消费掉、烧掉、穿掉和扔掉”。川在这种意义上讲，西方消费主义是建立在大机器、大工业基础之上的，它作为一种工业文化或技术文化现象是以大规模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特征，它制造出来的全球大规模消费需求(如“一次性消费”、“过度包装”和“消费品排他性占有”等)扩展显示了“持续消费”的生态“不可持续性”。“口消费主义虽然并不直接表现为目前技术和资本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合理性辩护，而是以一种遮蔽的非政治化方式将追逐变化和创新以及过度物质消费意识内化为公众日常生活的自由选择。消费主义的盛行自然给资本拥有者带来了巨大利润，也引领着各国或区域经济的急速增长，但它倡导的普遍消费伦理或消费习性显然已使人们的消费大大超过了自身的实际需要、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大量耗费和生存环境的破坏，其不可持续性的畸形发展必然给人类带来无可挽回的生存危机。这种困境连同对消费主义的技术文化批判，目前正在将人们引向绿色技术创新支配的可持续性消费方式。
三、技术创新文化的消费形象重塑
经济学家相信，只要被动的消费图像存在，消费者就会倾向于使其购买的产品达到最优边际效用，消费主义的拥护者们也坚信只要技术发展创造出了新的产品就一定能够通过某种普遍消费文化理念将产品销售给消费者，但这并不能解释技术创新在源头l;怎样体现它的有用性这一问题。社会建构者(ocial constructiviata)曾经注意到技术产品消费者或用户在技术产品的建构过程中的社会学意义，提供了大量用户导向型技术人工制品的案例研究。但却没能在相应历史背景中分析这些人工制品的最初消费文化意向，也没有比较不同人工制品从发明到开发和采用的技术创新文化轨迹。为了解开这一智力死结，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女权主义者试图把消费作为一种20世纪主流的社会和文化活动(如工业、科学和商业等)加以考察，并认为消费者并不是如经济学家和消费主义者所说的受技术决定或被动接受技术影响的“牺牲品”或“受害者”，而是工业生产的积极参与者。只不过消费者、用户群体及其代言人参与设计、营销和分配的积极创造性方式被消费主义的热衷者或拥护者大大忽视了。正是因为生产和消费、设计者和用户之间存在着相互建构的社会现实，因此需要对消费及其文化意向在今天的技术创新活动中的作用做出重新评价。
关键词：体育消费影响因素社会学分析
随着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体育运动的社会作用发生了较大的演变、对体育消费的价值观的认识也有所改变。体育消费已经广泛地进人社会各类人群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就现阶段影响我国体育消费因素进行初步研究。
一、体育消费的基本涵义
体育消费是指人们用于体育活动的各种物质消耗的经济投人和观赏体育活动方面的消费支出。体育消费包括狭义的体育消费和广义的体育消费。狭义的体育消费是指那些直接从事体育活动的个人消费行为。广义体育消费包括一切与体育活动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个人及其家庭的消费行为，是作为社会一般消费中以个人及其家庭通过支出货币所得到的各种体育效用，即各种体育的(包括物质的、劳务的、精神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体育消费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消费的一个方面，它是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前提下，所引发的适应更高层次需要所作出的一种决择，是一种伴随对体育功能作用的主观认识基础上的一种新型消费类型。体育消费在人们生活中的导人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现代生活消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人在满足基本的生存消费之后，追求发展和享受等方面需要的个人及其家庭的消费行为，由此可见，体育消费的程度、水平、状况是受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的。
二、影响我国体育消费的因素
2.1文化因素
我国人民生活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中、从出生就开始接受周围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并逐渐建立起与这种文化相一致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它能决定一个人的消费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影响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由于生态环境、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不同，其价值、消费观也不尽相同。不同的体育教育程度、也会表现出不同的体育价值观和消费观。体育文化的认识和欣赏水平与国民教育水准有着密切的关系。国民教育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公众对体育文化认识和欣赏水平较高。由于我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4%左右，目前，每年有近百万学龄儿童因交不起学费不得不辍学，12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占31.8700,这些无疑影响着他们对社会文化教育和健康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由此也会影响他们对体育的参与和消费。可以说，目前我国整体文化教育水平偏低是影响我国体育运动和体育消费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2.2经济因素
经济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或日常生活中个人及其家庭收支状况。我们这里所涉及的体育消费受经济因素的影响，主要是指日常生活中个人以及家庭收入在体育消费中的实现程度我国居民对体育消费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家庭收人和闲暇时间两个因素。根据(1997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5160元(约合G30美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2090元(约合255美元)，而中等收入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204。美元。萝仅管1999年通过调资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人普遍有所提高，但与中等收人国家相比我国的国民收人仍处于很低的水平。根据恩格尔定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人中或总支出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越大，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收人不断增加，收人中或家庭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将下降。”大量研究表明，只有当恩格尔系数达到G5写时，才开始出现娱乐性体育消费;当恩格尔系数达到50写以下时，这类消费可呈现稳定的持续性增长。目前，我国城市居民消费开支75%仍用于吃穿用等基本物质生活，占全国人口74%的农民还以手工艺的方式解决温饱，处于解决基本物质生活条件的低层次向小康型过渡生活需要的基点上，尽管目前我国实行了五天制工作时间，广大城市居民有一定的，闲暇时间，但无宽裕的经济收入，因而，在短期内不可能有较高的体育消费水平。
2.3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主要指社会阶层、群体环境、闲暇时间等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2.3.1社会阶层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目前，我国社会阶层可分为三个阶层，第一阶层是高收入阶层，这个阶层占人口的1%-2%，他们的消费观念是追求名牌、高档次、高质量是他们消费观的主流。同样在体育消费上也表现出一种舍得花钱、讲究体育愉悦身心的作用，更注重体育消费的名牌效应、第二阶层是中等收入阶层.这个层次约占我国人口73%左右.这类消费者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知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他们需要丰富的文化生活.其消费观念注重物美价廉，注重使用价值和效果。在体育消费上他们追求的是健康、长寿、文明、高雅，讲究科学锻炼，参与型体育消费是主流。第三阶层是低收入阶层。这个阶层一般是劳动阶层。这个阶层占我国人口73%左右，这类人的消费观念正处在“生存需要”为主体，并逐步向“发展需要”为主体过渡阶段，他们对体育消费虽有消费的强烈愿望，但无实现的经济能力，或者仅有较小一部分的消费能力。
2.3.2群体环境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群体环境是指在形成一个人的思想、态度和信仰时给他以影响的人群。人们生活在社会大家庭中，必然要与周围的人发生各种关系，彼此相互影响。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对消费者生活方式和消费偏好有影响的所处的群体环境大致可分为3类。第一类对个人影响最大的相关群体，如家庭、亲朋好友和邻居;第二类个人所处的社会团体和工作单位;第三类个人所崇拜的体育明星。这些相关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体育消费行为必然对周围的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模仿、循环反应、行为感染和认同等作用。
2.3.3闲暇时间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闲暇时间的多少与体育消费有着直接的关系。近几年来.由于我国工时制度的改革，我国城市居民的余暇时间明显增加，但实际用于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并不多，主要原因是:(1)由于家务劳动自动化程度差，用于料理家务.时间所占的比重较大;(2)对子女的教育培养时间花的较多;(3)受上下班交通条件及社会化服务完善程度等因素的限制。目前，一方面工时制度的改革使城市居民的余暇时间增加，另一方面人们还无法完全摆脱家庭事务等的困挠，这种矛盾同样制约着体育消费。:
三、结论与对策
3.1结论
综上分析表明，现阶段影响我国体育消费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其中，经济因素起重要作用。目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还很低，还谈不上拿出很多钱来进行体育消费，即使存在体育消费，也只有个别的或少部分人的消费。为此，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快经济发展，更新体育消费观念，提高体育消费水平。
3.2对策
3.2.1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提高国民经济收人，繁荣体育市场。根据社会需求及时调整产品结构，降低体育消费资料价格。
3.2.2全面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加强体育文化教育，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日、消费观，提倡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起点和体制转轨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提出了两个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思想。一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二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按照社会组织理论，构建和谐社会涉及到各个主要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包括执政党和政府组织的社会责任、企业组织的社会责任、事业组织的社会责任、民间社团的社会责任和城乡基层社区的社会责任等等。
所谓“企业的社会责任”，目前国际上普遍认同的概念是：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相关利益方(消费者、员工、社会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重视员工合法权益、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等。目前，国际消费者组织、环保组织、工会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都在发起和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活动。
中国消费者协会将20__年年主题确定为“消费与环境”，旨在创建一个良好和谐的消费环境，以拉动消费，扩大内需。构建一个安全、交易公平、重视节能与环保的和谐消费环境，是实现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者共赢的基础和必备条件。在和谐消费环境中，每个企业作为一个企业公民，都应承担严格遵守法律、奉行高度的商业道德、尊重传统文化、关注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社会责任。
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
获得质量可靠、安全有保障的产品是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因此，企业除恪守法律法规和国家强制性标准、关于产品(包含服务)质量和安全性的规定，还应针对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升级可能造成的标准缺失或滞后，改进生产技术，确保产品符合当时技术水平的质量和安全性要求。企业有责任及时弥补和消除产品使用过程中暴露出的质量缺陷和安全隐患。产品出厂时的质量并不等同于消费者使用时的质量，因此企业须确保产品的储存、运输、展示、改装、分装、销售等环节符合保证产品质量和安全性的要求。企业应采用通俗的文字，提供正确使用产品的说明与指导，确保非专业人士及低学历人群同样可以安全、正确地使用产品。
企业应设立确认产品质量的便捷途径和退货程序，降低消费者在购买到不合格产品后的质量鉴定与退货成本。并且，企业须建立相应机制，以便在产品出现问题时能迅速及有效地向消费者警示并回收产品。此外，企业还有责任采取措施保证其产品的销售过程符合消费者安全与健康的要求。
保证竞争和交易过程的公平合理
竞争和交易过程的公平合理是市场经济有效性的根本保证。通过企业间的公平竞争和企业与消费者间的公平交易，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作用得以发挥，促使企业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改善管理、积极创新，从而实现提高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的目标。消费者亦能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到更高质量的产品。因此，企业在竞争和交易过程中应采用公道的商业操守，在遵守国家关于公平竞争、反垄断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法律法规的同时，还须做到在经营中不采用任何不正当竞争的手段。
企业在与消费者的交易中使用的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和店堂告示等(以下统称为“合同”)，应恪守公平原则。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合同应使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如涉及专业术语和名词亦须作充分解释与说明。合同中涉及消费者权益的重要条款应放在醒目位置或加以提示与说明。二是企业不得倚仗其在市场、技术和资金方面的优势地位，在合同中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之规定。三是合同中应包含企业在销售商品过程中向消费者作出的“承诺”或“保证”，并同时注明该“承诺”或“保证”适用的条件。
企业有义务保证交易程序的设计对消费者公平合理。如：在签订合同前，给予消费者必要的审看条款的时间；向消费者交付产品后，给予合理的验收时间和便利条件；大宗交易(如房产、保险)宜设定犹豫期，赋予消费者在一定时间内解除合同的权利等等。
为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企业还应积极保护及谨慎使用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包括积极通过举报、诉讼等途径制止他人以冒用或混淆本企业品牌等手段从事的各类侵权行为；及时就品牌被他人冒用或混淆的情况向消费者作出提醒；谨慎选择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转让或授权使用的对象，并对其生产及销售产品的质量进行监控。
诚实宣传和向消费者提供充足资讯
获知产品的真实情况是消费者的权利。消费者只有在知情权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能行使选择权。因此，企业在产品宣传中的义务并不仅限于法律所规定的“不从事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而是应向消费者提供真实、正确、全面、实用并可比较的资讯。首先，企业在宣传中所标示的产品价格、质量、用途、购买优惠等资讯须真实有效，如涉及产品的比较，其对象应是同时期的类似产品。其次，企业用于推销产品的宣传资料及广告的内容须全面，不应仅向消费者提供有利于企业的产品特性和技术资料。同时，宣传中引用的案例、数据应注明来源及相关实验条件。
建立完善的客户服务体系和投诉处理机制
当前，互联网及各种现代交通、通讯工具的普遍运用使全球市场更趋一体化，企业想取得区域性竞争优势已相当困难；随着各种现代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产品同质化日趋明显，企业难以通过产品差别细分市场创造竞争优势；企业为降低成本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还导致了全球性产品过剩。上述原因使企业竞争的核心 正从产品价值逐步转向客户需求。因此，建立完善的客户服务体系和投诉处理机制对于企业和消费者都将大有裨益。
在客户服务方面，企业应创建对产品进行公开反馈的环境，根据消费者的需要，提供有针对性的基础服务(如：选购指导、技术支持、维修、退换货服务等)和增值服务(如：产品维护、保养、升级、异地重新安装以及向消费者提供个性化服务等)。一个完善的客户服务体系至少须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向消费者提供便捷的联络渠道，如呼叫中心、网站及客户服务中心等；二是制定切实可行的客户服务承诺和流程，该承诺和流程要充分考虑企业的经营目标和消费者的需求，更需得到员工的理解与贯彻；三是根据企业向消费者提供基础服务和增值服务的要求，设置必要的网点、配备专业的技术人员，制定并向消费者公示具体的服务内容和标准；四是客户服务的检讨和持续改进机制，如开展消费者满意度调查、进行与消费者及社区各阶层的对话等。
在投诉处理方面，企业应树立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投诉处理理念，建立适应企业规模、符合消费者要求的投诉管理机制，以双方共同得益为宗旨解决消费争议，而不拘泥于该争议的责任归属或法律法规对赔偿幅度的设定。为避免消费者处于不利地位，投诉处理程序的辅助信息应容易理解和运用。投诉处理应公平、公正、公开、合理，整个投诉处理过程对消费者应是免费的。当投诉不能通过内部机制解决时，应让消费者知道其他解决消费争议的途径。如向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投诉、申请仲裁或提讼等。
尊重消费者的人格权和个人隐私
企业有责任尊重消费者人格权，不应从纯商业的角度将消费者视作销售对象和利润来源。保障消费者的隐私权是企业尊重消费者人格权的核心内容。信任是交易的基础，如消费者获知有关交易记录和个人信息被企业泄漏给他人，必定会对企业失去信任。因此，未经消费者同意，企业不应在宣传中使用消费者的姓名、荣誉、肖像及披露消费者的交易记录。
消费者的交易记录和个人信息不是企业的资产。因此企业只能在销售产品、客户服务和投诉受理的过程中善意地、合理地使用有关信息，而不得将有关信息有偿或无偿地转让给第三人。同时，企业应通过制定消费者交易记录和个人信息的保密机制，确保各级员工都认识到其重要性及承担相应的保密责任，并将上述机制告知消费者，以建立企业与消费者的互信基础。
保证产品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随着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工业化不断推进，居民消费结构逐步升级，城市化步伐加快，资源供需矛盾和环境压力将越来越大。因此，企业有责任积极响应政府关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号召，保证其产品符合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和可持续发展之要求。企业应主动采用国际认可的最新环保标准，在产品设计、用材、制造、包装和使用等方面遵循环保、循环利用的原则。企业还应积极提升产品性能以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和可修理性，并保证在产品使用寿命期内向消费者提供充足、廉价的修理配件。
建立平等、负责、廉洁的企业文化
员工是消费者的直接接触者，也是企业向消费者传递价值的关键。企业应奉行内外统一的经营宗旨、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准则，以平等、负责、廉洁的企业文化教化员工。企业应在管理中提高“平等机会”意识，使每一位员工都有平等的发展机会。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企业都要树立负责任的形象，并使关爱社会、保护环境和诚信对待消费者三大宗旨成为每个员工的自觉行为。
关键词 ：仁；善；孝；德
“仁”字在《论语》中先后出现过105次，孔子对于“仁”的阐述多与食有关，“博施济公者，可谓仁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仁者为维护自己所信仰的“仁爱”思想宁愿舍身，这是对于仁德的尊重，也是对于自己信仰的一种最高的敬仰。“仁”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筹，它包括孝、恕、宽、信、惠等内容。儒家讲仁，“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当今我们仍需以仁为根、以善为荣来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
一、仁乃立身立国之本
在博大精深绵延不绝的中华传统文化中，“仁”不仅是文化传承的根脉，而且是炎黄子孙赖以生存、繁衍不息的精神支柱，更是立身立国之本。
对于个人而言，“仁”乃立身之本。北宋时期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并终生践行。从古至今，还有很多像范仲淹这样的人，他们修身立德，心怀天下，忧国忧民。对于国家而言，“仁”乃立国之本。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的治国理念发展到后来，演绎为“以仁治天下”。
“仁”，真也。“仁”的两个要求，一是真诚，二是主动。首先，“仁”从“真诚”开始，不虚伪，不掩饰，犹如赤子之心。《中庸》说：“诚之者人之道。”真诚是人生的正路。真诚牵涉两个问题：一、我要普遍地对每一个人都真诚；二、我的真诚也要看对象，什么样的对象要求我做什么事，我都用真诚的方式把事做好。所以，你可以“巧言令色”，但不要忘记真诚。“仁”的第二要求是主动。人活在世界上，从小时候开始，大部分的行为都是被动的。如果有一天没有人管我们，没有人督促我们了，我们还会主动去做好事吗？所以，一个人是否做到主动行“仁”，从被动变主动，关系到他的生命是不是属于自己的，才具有道德价值。
孝是仁的基础。一方面，现代化、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正在迅速抽走农耕社会“四世同堂”下敬孝的现实基础。父母与子女天各一方所产生的赡养难题，正日益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
2013年7月1日，随着新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正式实施，“孝”，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新法的出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既是在法律层面对老年人的保护，也是对那些忽视老人的一种提醒或者约束。
二、行“仁”与行“善”的解读
行仁与为善是一回事儿吗？“为善”可能还会考虑到将来的利益或自己的私心，“行仁”则只会考虑到自己该不该去做，不管外面条件怎么改变，你只要认为自己该做，就可以坚持。
儒家关于人性的看法，基本上有两种立场，一是本善，一是向善。孔子没有明确说过人性是什么？但他接受的信念是“人性向善”。譬如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相近”是指性格是具有可塑性的，在每个人身上只是相近而已。再譬如孔子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当领导者体现出善行时，老百姓自然闻风景从，说明人性有向善的共同趋向。因此，“仁”这个字，虽然离不开“善”的含义，但不仅仅如此，孔子的“仁”与其说是名词，不如说是动名词，指涉动态的人性向善。所以，一个人立志行仁，是积极主动地要求自己去为善，这样的善行是由内而发的，不是为了任何外在的目的，只是为了我该不该这么做。
三、“仁”缘何滑坡
曾几何时，“仁”是中国最为基本的精神信念。它早已渗透进人们的生命之中，而今天，忤逆不孝、见死不救、路人冷淡的事情频频光顾我们的生活，究其原因是什么呢？
1“. 宽”的失衡
“宽”即待人宽厚，对人宽容。宽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是调节人际关系的基本方法，目的是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然而，现代人似乎越来越不懂得彼此宽容了，人们好像很容易生气，只要感觉不对就会发泄出来，情绪很容易失控。
2“. 惠”的亵渎
惠，即有宽广温柔的胸怀，对人有爱心，爱护弱者，并珍惜一切美好的东西。孔子说：“仁者爱人。”因此，惠可以说是人性中最基本、最人性的一项。前人解释，“德”就是“得“，得人性即为德，而有恩有惠，即为得人性。然而，近年来发生的一桩桩触目惊心的撞人逃逸、见死不救、路人冷漠事件，在刺激大众神经的同时，也在一点一点地亵渎着向善的人性。
3.道德氛围的缺失
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尽管这样的一种孝顺在当今的人看来不免有些过火，但是，古人那种对父母的尊敬和爱戴却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可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会搬出社会就业压力大，竞争激烈等客观原因为自己解脱。无奈之下，国家出台了新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用法律来规制各种不孝的现象。
4.媒体的夸大
媒体对过往一些事件的过分渲染让人们觉得每个人都不值得信任。如果媒体不正确对待这些问题，社会心态容易走向极端。批评监督是天然的职责，但是必须有一个边界。造谣、夸大式的监督是有问题的。
5.公德的淡漠
鲁迅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提到看客，在鲁迅的笔下，那些看客，多是冷漠、麻木、自私的人，这些都是国民的劣根性，都是导致“仁”丧失的重要因素。在今天，公民的劣根性：自私、愚昧、多疑、冷漠，导致了我们社会“仁”的进一步缺失。只对自己的家庭、亲人、朋友讲道德，一旦进入陌生的环境、公共领域，人们就变得冷漠、不知道关心帮助他人，我们已经在道德滑坡的环境里越走越深……
6.法制不健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旧的规范、秩序悄然变更，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伦理、秩序又未适时形成，处在这个转型的“空窗期”，某些场合难免出现道德失范，而这时又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出台。
7.多元化的冲击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思潮不断向我们袭来，我们在追求个性解放，自由至上的同时，忽略了传统道德的要求，人与人之间变得起来越冷漠。我们在接受西方思潮的时候，不应将我国的传统文化全盘否定。
四、社会公德需要“仁”的救赎
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精髓。孝在人们心中是回报感恩的意思。孝，一旦没有了，那还能有德吗？还能有中华民族之文化吗？铭记爱，理解爱，付出爱，孝才能在感恩与回报中得以传承，文化和行为必须合二为一，孝文化才能永存。
1“. 敬孝”需要各方共同践行
首先，做子女应当让“常回家看看”由心动变成行动。很多时候，老人在乎的不是经济上“孝敬”，而是能看到子女幸福平安，很朴素很现实。其次，企业、社会团体等，也要将敬老养老纳入自身的责任，从人性化、凝聚人，甚至是推动企业文化的角度出发，将养老当成自身发展的内在推力。事实上，不少的公司企业都开始重视员工孝敬父母的需求。第三，社会公共管理层面，也应顺应社会养老的普遍要求，完善制度设计，为社会成员创造出更多便利条件。诸如，让探亲假变得清晰可操作起来，给予“回家看看”的机制；改革养老、医疗等跨区域结算的方式，让父母能够到异地与子女团聚，改变精神养老子女“回家”的单通道。
2.以宽容的胸襟包容他人
宽容是人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美德。因为宽容包含着人的心灵，因为宽容可以超越一切，因为宽容需要一颗博大的心。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中这样写道：“尽量宽恕别人，而决不要原谅自己。得放手时须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人有不及者，不可以已能病之。”人们应该彼此容忍：每一个人都有弱点，为了能同所有的男男女女和睦相处，我们必须允许每一个人保持其个性。以宽容的胸襟包容他人，则取信于他人，也成就了自己。
3.多些仁爱，少些冷漠
对于屡见不鲜的路人冷漠、见死不救的事件，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制度建设。加强公民的道德意识教育，加强传统文化学习。因为助人不需要付出很高的、意想不到的社会成本，人们享受自己因帮助别人而带来的内心的快乐。另外社会是一个网络，应加强社群建构，把彼此陌生的区域建设成熟人社会，加强人们互相性的联系，提高责任感。
4“.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仁”既是一种情操，又是一种修养。“仁”的培养要通过“修身”、“躬行”来实现。那么，如何才能让“仁”这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回归呢？一是注重“官德”，为“官”者，应不断提升其自身修养，做好表率，才能通过言传身教，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二是加强文化建设和历史传承，传统的文化精华我们都要发扬光大，这是一个千秋大业，是利国利民之举；三是要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氛围。“有德行而后有言语，非德行则言语不成矣；有德行而后有政事、文学，非德行则政事、文学亦不成矣。”这是明朝哲学家李贽的断言。发展到今天，国家继续践行着“以德行仁”的理念：既要抓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抓精神文明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我们呼唤“仁”的回归、救赎“仁”的回归，也是世人对人生向善的期待。“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并未过时。积小善为大善，以仁为根，以善为荣。“仁”为天地万物之源，它穿越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发展至今，我们更应继续将这一文化精华继承、发扬下去，使我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风貌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参考文献
[1《] 半月选读》2013.01.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改进，推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但是从整体上看来，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建设仍处在起步阶段，还存在很多问题。
1.1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缺乏农村的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是农民个人缴纳、集体补助和国家扶持，农民收入水平较低，无力承担过多的社会保障基金，因此，要想提高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必须加大国家的投入力度，增强社会增援力量，满足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的需求。
1.2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缺乏统一规范的法律保障目前广大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混乱，呈现多头管理。各部门处于各自利益的考虑，部门间工作难以有效协调。一些具体职能的实施上也出现了无法可依的情况。相关法律、法规立法层次较低，实施上也呈现不同程度的困难。
2我国农村消费现状
2.1农村消费总量不断增加，但是比重逐年下降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总额呈逐年增长趋势，但是增速迟缓，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的消费速度，并且农村居民消费总额占总消费额的比重呈逐年降低趋势。可见，广大农村的消费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
2.2结构不合理，层次较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生活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但是，比重依然比较高的食品类、衣着类支出却显示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依然落后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以北京市居民为例，在公布的2014年上半年北京市居民的消费数据中看出，城镇居民食品、衣着、居住类消费支出占消费总额的50%，服务性消费占30%；而农村居民同类消费支出仅占消费总额的60%、28%
3对策与建议
3.1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合理分配社保资金现行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需要，而较低的经济收入又进一步限制了农村居民参与全民社会保障的步伐。因此，国家必须加强财政投入力度，向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倾斜，改善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缩小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差距。
3.2多渠道筹集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及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分为几个档次，农村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主决定缴费档次，政府会适当给以补助。实际上，政府补助程度极其有限。因此，可以引导当地的大型企业参与到支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来。这些企业既可以直接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也可以通过吸收当地农民，解决当地农民的就业，提高农民的收入。政府还可以对当地企业给予适当的引导，使其投入到当地农村社会保障建设项目中来。
3.3建立科学的农村社会保障监督管理体系当前农村的社会保障工作面临多头管理的状况，因此，必须统一管理，加强协作。同时，建立必要的内、外部监督体系，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的监督。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农村社会保障基金是一切农村社会保障项目建设的基础，是关键。近年来，连连发生的社保基金案件直接摧毁了民众对社保项目建设的信心。加强社会基金安全监管，确保每一笔基金到位，做到实用，是整个社会的期待。
关键词：CCT 消费周期 认同工程
引言
目前“消费者文化理论”（CCT，Consumer Culture Theory）还不是一套系统理论，而是指涉一系列强调消费者行为、市场和文化意义之间动态联系的理论观点。尽管CCT的研究者们有着各种迥异的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但他们仍然共享一种指向文化复杂性研究的公共理论标准，这种文化复杂性程度将其各自的研究努力联系在一起。
与其将文化视为共享情感、生活方式和由社会成员共享的统一价值（如美国人共享一种文化，而日本人则共享另一种文化），还不如说CCT更重在探索意义的同质贡献和重叠文化分群的复杂性。这种文化分群存在于更广泛的全球化和市场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性框架中。因此，消费者文化通过市场中介，为“生活文化”和“社会资源、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和符号及其依附的物质资源”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种社会安排。对市场制造商品和刺激渴望的营销符号的消费，是消费者文化的中心，然而这一系统的持续和再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日常生活中各人私人层面的自由选择实践（Holt，2002）。
CCT将文化定义为一种体验、意义和行为的结构。消费者文化及其传递的市场认知框定了消费者们可感知的行为、感觉和思维的标准，使消费者个体更可能制造出特定的行为方式和作出有意义的解析。CCT还强调消费者传统及生活方式有混和、碎化、多元化、流动性等动态特性。众多学者考察了CCT的心理科学基础和方法认知标准，并在具体领域探讨了该理论的贡献。这些研究带动了理论界从多角度对社会、文化以及发展关于消费者和消费间不同知识主体展开广泛研究。
CCT的研究内容
消费者文化理论围绕着一系列与以下关系相关的理论问题而展开：消费者的个人与集体认同；消费者现有世界创造和体现的文化；潜藏与表面之下的体验、过程和结构。不仅如此，CCT还展现了这些消费者文化动态特性的社会逻辑层级的性质和动态特征。在进行这项工程的过程中，CCT研究者整合了一个跨学科的理论主体，以此来发展新的解析理论框架，此框架可以详细阐释驱动消费周期的社会文化动态特性，又可以用于提出从四种内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内催生的理论探讨。
（一）对消费周期的阐述
CCT的主要研究者鼓励对于消费的文本、符号和体验层面进行调查。他们将消费周期分解为一个包含获取、消费、占有以及丢弃的过程，并解释了获取行为的符号、表现和体验层面、交易行为及关系的社会文化复杂性和赠品等内容，为消费现象研究打下了基础。
以往的CCT研究将消费及占有行为（尤其是享乐主义、艺术审美和仪式主义维度）纳入消费现象研究之中，并对消费者的协商角色与认同转换高度重视，但丢弃行为却受到相对较少的关注。
从更广的层面看，CCT的研究强调了消费的生产层面。CCT考察了消费者积极再造和转换编码的模式以及其在广告、品牌、零售店或物质商品中的符号意义，并认为这些模式彰显了消费者的个人及社会环境，并从中提升了他们的认同和生活方式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为消费者们提供了广泛而异质的资源，供他们构建个体及集体认同。
（二）CCT的四种研究工程
1.消费者认同工程。CCT认为消费者通过市场制造的物质而共同生产出商品的意义。此推断的前提是：市场是杰出的神话和符号资源，消费者（包括缺乏资源而无法充分参与市场中的人们）可以以此来建构认同。从这一层面而言，消费者可被感知为认同的追求者和制造者。消费者认同工程被认为是目标驱动的代表，但其追求的目标往往在本质上是隐而不现的，所以常被贴上内在相互矛盾和模糊不清的标签。这些复杂性常常造成了消费者会使用众多的应对战略、补偿机制和表面对立意义及想法并行。
CCT研究者认为市场为消费者制造了可供消费者选择的特定位置。当个体们能够且确实通过这些消费者追求个人初始目标时，他们就是显示并个性化了文化脚本，这种脚本将他们的认同与一种消费驱动型全球经济的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据此，Kozinets探讨了影迷的认同在与不切实际的念头及其通过公司媒介而达成的合作相联系的情况下的构成。Belk等考察了被全球化公司资本主义话语传播的市场意念构建具有渴望的消费者主体的过程。Grayson 和 Martinec从同样的角度解释了真实性的体验（娱乐的背景下）与特定形式的含义（指导且讽刺的真实性），指出消费者对这些不同符号形式相应的富于想象和幻想导向提升系统相关。
2.市场文化。市场文化的研究强调市场文化与那些将人当作文化承载者的传统人类学观点相反，它们视消费者为文化的制造者。该角度研究的关键问题是：消费，作为一种主要的人类实践，其出现是如何为人们的集群行为提供意义的，且反之又如何？致力于市场文化的CCT研究一直在努力解密消费者文化是如何在特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过程，且此过程对于经历过它的人而言又有什么启示。该角度研究审视了北美、非洲、亚洲和东欧等领域的市场文化。
CCT研究的这一方面也强调消费者是如何融合社会团结感，如何通过追求共同的消费者兴趣而创造独特的、碎化、自我选择的、有时是瞬间的文化世界的。不管是被定义为一种消费的亚文化、一个消费世界、一种消费者微观文化还是一种消费者文化，这种CCT的本性都基于Maffesoli（1996）关于新部落主义的理念。根据Meffesoli的看法，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经济变革的力量已经显着地侵蚀了社会性的传统基础，取而代之的是鼓励一种围绕者对个人独特性、生活方式上的自的永无止境的追求而展开的激进个人主义的主旋律。对应于这些正逐渐孤立和隔绝的境况，消费者形成了更多短暂的集体认同并更多参与基于共同生活方式、空闲副业、团结仪式等形式的群体。
大多数关于市场亚文化的初始研究都集中于青年亚文化（Thornton 1996）。这些研究突出了体验消费活动，如蹦极，球迷影迷、反文化生活方式和短暂的消费社区，是如何在共享信念、意义、神话、仪式、社会实践和地位中形成集体认同的。
以上研究表明，市场文化常通过正在进行的与主流（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规则及主流消费者感性的对立来定义其符号世界。与亚文化的古典社会逻辑描述相反，在这些群体内部的社会地位并不通过坚持整个消费规范来达成，而是通过展示本地化的文化资本及聚集、再造和创新由群体成员共享的符号资源的技能来得以建立。
3.消费的社会历史类型。消费的社会历史类型专注于消费者行为对制度和社会结构的系统影响，即什么是消费社会以及它是如何形成且维系的。
一系列研究调查了社会阶级等级、性别、种族、家庭、家族和其它群体对消费者选择及行为的塑造。Holt研究了由社会阶级分派的文化资本资源对消费偏好的系统性构造。Wallendorf认为作为有效消费者的一种基础技能的文学是依阶级及种族而分配。Allen揭示了文化资本资源模式如何影响工作阶层消费者的选择。
CCT审视了消费者体验、信念系统、实践和这些潜藏的制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举例而言，关于品牌社区的研究表明：虽然没有地域上的限制，但这些品牌社区仍然是传统的社区代表。而通过商业品牌的消费来建构社区的明显意图，仍是这种社区的特征（Muniz and O`Guinn，2000）。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后同化主义消费者研究指出：部落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已经成为了超文化的社会固定认同的一部分（Askegaard Arnould and Kjeldgaard，2005；Oswald，1999）。文化在社会的作用下，被重造成为了可以消费的事物（化妆品、食物、飞机、音乐）（Penaloza，1994）。
4.大众传媒市场认知论和消费者的解析战略。CCT系统考察了消费者认知和消费者思想及行为的意义。此研究层面的问题包括以下方面：商业媒介传送了什么样关于消费的规范信息；消费者如何使用这些信息来形成正式的回应。在该研究工程中，消费者被视为解析意义的对象，其意义创造活动可能会遵循广告和大众媒介中所描述的消费者认同和生活方式，但也可能会有意识地偏离这些广告和大众媒介的认知指导。例如Scott认为消费者符号会导致广告运作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
CCT将流行文化文本解读为传递市场认知的生活方式及认同指示和理想的消费者类型。通过解码和解构这些大众媒介的市场认知，消费者文化理论者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系统如何激发消费者渴望特定的认同和生活方式理念。例如Mick和Buhl发现消费者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环境会影响其广告阅读习惯，消费者会将广告扭转为适合其生活环境的认知来理解。
由于CCT将消费者视为主动而非被动的受骗者，所以各种各样的消费者抵制方式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了商业传媒及营销的主要范式认知影响。消费者努力形成否定主流消费者主义规范的生活方式或是直接地挑战公司权威。例如Kozinets和Handelman就对“消费者与消费者行为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这一基本假设提出质疑。
结论
CCT将个体层面的意义与不同层次的文化进程系统相联系，并将这些联系纳入历史及市场背景，其核心是：消费是一种由历史塑造的社会文化实践，它存在于动态市场的结构及认知需求中。CCT还强调对任何一位既定的消费者而言，一般意义的世界既不是统一稳固也不是明显理性的。许多消费者的生活都是围绕着幻想和现实的混和来构建的，且他们使用消费来体验这种真实。而且，基于文化资本理念，CCT能广泛地追求一种文化上广为人知的资源基础的消费者理论。这种消费者中心理论将调查消费者在竞争品牌和服务供给之间如何配置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并如何使用它们来丰富自身的财富。这一理论创新会引导人们关注关于消费者价值共同创造的理论。
消费者研究是一个重要且成熟的领域，不仅因为它正稳定地朝一种单一的理论主题发展，更因为它能生产并支持多种混杂的理论对话，每个对话都依赖其特定的理论问题。但不同对话不会妨碍交叉范式的涉入及丰富。归功于共享一种共同的学科矩阵，广泛的主题关注将不同的消费者研究领域联系在一起，且使消费者研究者可以从一系列中心主题的理论对话阵营中挪用和互相补充想法、方法和内容。通过文本化再造，CCT研究重塑和新生了核心解析构造，如品牌忠诚、消费生活方式，零售体验；广告信息加工；消费者满意和消费者参与。
但总体而言，CCT在宏观层面上的研究较少。所以，如何通过商品来讲述文化历史，这可能是CCT将来要面临的问题之一。这不仅从总体上指出了消费的社会历史显著性，还会影响与营销相关的学术和社会对话。
参考文献：
1.Allen， Douglas.Toward a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 as Sociohistorically Shaped Practical Experience： The Fits-Like-a-Glove （FLAG） Framework.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8 （March），2002
2.Belk， Russell W.， Guliz Ger， Soren Askegaard.The Fire of Desire： A Multisited Inquiry into Consumer Passion.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0 （December），2003
3.Grayson， Kent，Radan Martinec.Consumer Perceptions of Iconicity and Indexicality and Their Influence on Assessments of Authentic Market Offerings.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1 （September），2004
4.Holt， Douglas B.，Craig J. Thompson.Man-of-Action Heroes： The Pursuit of Heroic Masculinity in Everyday Consumption.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1 （September），2004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书中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后工业阶段。后工业社会是以服务为基础的社会，最重要的因素并非体力劳动或能源，而是信息。中国当代的文化生态正处于转型时期，国内现代商业社会产生并流行的文化类型，以现代信息传播和复制技术为手段，以工业化、模式化为生产方式，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载体，以都市消费大众为对象，是一种娱乐性、休闲性的消费文化。 一、文化消费时代的特征 文化消费是指用文化产品或服务来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一种消费。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文化消费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文化消费呈现出主流化、高科技化、大众化、全球化的特征。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文化作为一种“产品”，它的生产已经不是单纯为了文化本身，而是为了迎合、满足社会对文化的消费欲望，消费成了生产的原动力。消费社会关注的是商品符号价值的消费，即如何赋予商品更新奇更丰富的符号与概念。“消费社会的理论展现了社会形态从生产为中心的模式，向以消费为中心的模式转变。”〔1〕伴随这种变化的是人们消费逻辑和消费态度的变化，“个体越来越倾向于这样理解幸福的感觉:主要根据他们的消费水平相对于高消费层次的距离”〔2〕41。当今，消费社会已经从以商品形式占主导地位进入符号形式为主的时代，消费不再是一种物质的、纯粹的经济行为，而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符号消费的文化行为。人们的购买行为、消费行为不单纯是为了产品的实用，而是关注形式与品牌，品牌因之成了一种经济和声望的象征。文化消费也日益成为一种标志和符号。 多样化的后现代文化需求促进了文化生产的多样性，生产力的发展也实现了文化的批量生产和目的性生产，文化被贴上商品的标签并与身份、地位、品味等联系在一起，这种“商品”的批量生产与迎合的特定目的，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降低了自己的层次，这样，所谓商品附加价值诸如身份、地位、品味等也随之贬值，困境由此产生。“在消费社会里，消费的目的并非以商品为对象，而是消费商品中所蕴涵的符号价值。对商品的符号价值的消费构建了新的文化认同方式，引发了具有消费倾向的文化认同感。”〔3〕人们关注的不再是获得物品，而是通过消费实现自我、文化认同以及社会关系的意义。换言之，“我们是通过我们购买的东西和我们赋予所获得的商品与服务的意义来定义我们自身的”〔4〕456。“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5〕9。生产本身就是消费，文化的生产需要原料，而在后现代社会中，文化消费的原料已不再是文化本身，而是文化所制造的某种物质形态。这时，“文化”已不是特定阶层或少数贵族成员所占有，而是社会各个阶层都能获得。“批量”的速度性与“迎合”的目的性也加快了消费的步伐，人们往往因此疲于奔命于物质，却又发现自己始终处于文化精神的边缘。文化身份蜕变为消费价值，消费者不知不觉中成为商品消费的牺牲品。后现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泛化使文化更加具有多样特征，而经济全球化以及传媒技术、立体音像的飞速发展又使文化面临单一化的挑战。 二、后现代消费时代的文化特征 消费社会是生活同质化与多元化并存的社会，也是信息社会和高科技社会。消费主体的感官享受取代了理性反思，后现代文化消费体现为人们的追求和社会理想行为标准不再是工作或劳动本身，而是以消费为衡量尺度的生活方式。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思想却愈加平面化和浅薄。 首先，文化的商品化和人的异化。后现代消费社会将文化商品化和市场化，文化不再依据其内在的精神价值为读者所欣赏，而成为可供消费的商品，文化已同其他商品一样，成为具有可销售性和可展示性的众多商品的一类。正如杰姆逊认为，“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 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6〕162。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文化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了消费品。金钱和消费的逻辑渗透到文化市场的各个角落，充满诱惑的广告就成为世界性的言说方式，主宰着人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动机，影视广告在编织生活美好图景的同时，也将人们带入心甘情愿的消费时尚和承诺梦想生活的超真实中，整个社会引诱消费者成为“上帝”而顺理成章使金钱和消费变作社会的统治力量，从而演绎了整个社会浓厚的功利主义氛围和拜金逻辑。“消费社会导致了人的本质的歪曲、社会等级结构的变动以及文化文本和商品的相互占有。人成了商品消费和无休止的物欲追求的奴隶;在货币和商品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后面是身份、地位、人格、人的尊严和价值方面的等级化。”〔7〕消费文化的拜金主义倾向掩盖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消费文化使人产生错觉，以为主体与客体、个人与其消费的物之间已经融合无间，这种认同表明个人已完全被物化。消费文化提供给异化现实中的人们一种文化认同的假象，以此掩盖现实中身份的真正缺失。 其次，精神的平面化与感官愉悦。商品拜物教和消费至上的原则导致了文化价值的混乱与匮乏。 当消费而不是精神成为社会的主流，金钱和商品及其附加的符号象征成为人们生活的惟一意义时，价值的混乱就不可避免。极度生产以及资源耗费，强大的消费主义不断刺激消费的欲望，不但造成了世界性的能源危机，也使人类在当代物质过剩中处于精神的贫乏状态。消费文化不仅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使整个社会文化转向享乐主义。各种娱乐节目、无厘头影片蜂拥而至，张扬着感官的愉悦与欲望，空洞无意义的内容大行其道，层出不穷的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搞噱头、娱乐至上。当“玩”和“乐”成为社会的文化思潮时，也意味着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衰落以及传统文化价值的合法性危机。 再次，文化消费的一元话语。后现代社会消解中心性和秩序性，倡导综合性、无主导的文化。在后现代文化消费语境中，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模糊，各类文化不断走向融合，体现了文化一体化世俗化的倾向。“如今，休闲、娱乐与文化已交织在一起，文化活动与娱乐活动已不再被完全分离开，同时，商品消费和文化消费也融合在一起，业余时间被视为文化、消费与娱乐合而为一的时间。”〔8〕126传媒的迅速发展造成新的文化霸权，文化消费的一元话语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大众文化不断从价值层面驰入游戏层面，在虚无主义和低俗游戏中消费感性，并甘愿被传媒的一元话语所支配。#p#分页标题#e# 三、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话语转型 后现代文化消费甚嚣尘上，文化的商品化，日常生活的片断化，精神领域的贫瘠化，文艺表现力的匮乏，视觉影像造成的冲击都使文学理论的原有价值不断遭遇解构和危机。文艺为了生存而沦为商品，逐渐丧失了批判和否定功能。“边缘”话语的非体系性、反本质性也对文学理论提出新的挑战。文化消费时代文学理论话语也经历着选择与变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文学理论的话语选择。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其研究范式业已发生变革。 文学理论不仅满足于基于当代文化发展的纯理论建构，已深入到对文化消费的研究。国内学者运用文艺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文艺消费的研究进入文化消费尤其是大众文化的研究，运用后现论和文本批评方法对媚俗、身体化、视觉化等消费倾向进行文化解读。文艺学视角的研究从某一角度进行深入分析，试图挖掘文化消费表象之下的社会文化根源，并较多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精神，明显地表现出对当今文化消费现状的忧思与反省。关于消费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有学者提出实现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合法转变，在意识形态层面消解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集权意识，打破经院文化独尊局面。人文知识分子应该主动进入大众传媒，发掘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价值资源。 实现单一的精英话语向精英、公众话语的渗透、融合、交流与互动〔7〕。这些对消费理论的研究和大众文化的思考展现了文学理论的发展已走向自觉之路。 其次，文学理论的理性探索。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在反观自身的体系建设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文艺实践的动向和问题。在消费主义和商品拜物教的冲击下，原有的文艺体制运转曾失效，纯文学陷入尴尬的困境，文学理论批评界都在探索文学的出路问题。1993年开始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更将消费时代文学去向何方的讨论推向高峰。论争的实质在于，如何面对和评价文化消费时代出现的新现象，以及知识分子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进行自我定位与身份认同。钱中文提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旨在弘扬人文精神、倡导人文关怀的初衷。这一文论始终立足于重建文学艺术的价值和精神，他说:“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确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包容了感性的理性精神。 这是以我为主导的、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施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是一种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观。”〔9〕13学者们还对消费社会中传统文学与美学的衰落和大众文化的兴起进行了批判，对消费和消费主义进行了激烈抨击，认为“它们‘不断地引发自然、社会和文化上的各种生态灾难’，造成了文学的‘单向性化’。在此情况下，文学应当有对于消费时代的‘切实的生态关怀’，应当实践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结合统一，为人类营造一个‘绿色的精神家园’”〔10〕。这些争鸣都展现了文学理论工作者重建精神深度意义的情怀与努力，以及试图重塑社会启蒙者的身份追求与理论尝试。 再次，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9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理论界出现了诸多复杂的变化，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界切实地感受到了文化消费的主导地位，在传媒的迅速发展下，传统的文化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逐渐消泯界限。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导致消费主义理念渗透各个方面，表现为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不断加剧。文学理论在此阶段做出了各种理论话语探索，摆脱被边缘化的身份，以融入社会现实的发展以及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文学理论界开始广泛关注大众文化的崛起及其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学者们比较客观地评价大众文化，从单纯地批判大众文化的媚俗性和商业性转向探讨大众文化的走向、如何引导和提升大众文化的品格。在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流派不断引进的同时，如何摆脱盲目西化的困境，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文论失语症”一度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由此引出当代文论体系的建设、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以及全球化时代如何建构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学理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都表现了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以及学者们对文学理论现状的反思，也显示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古今、中西、体用等方面的文化冲突。随着90年代后期社会重大转型带来的各种问题，文学理论界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学者们走出文学文本，文化批评成为展示他们积极应对现实问题的重要方式，体现了文学理论话语的实践化与当代性以及批评功能的增强。 四、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前景 后现代消费时代造成的人文精神失落，文化价值失衡，以及欲望化、感官化、无深度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何为?文学理论话语如何发挥其积极的批判价值与意义?在文化荒漠化和媚俗化的洪流中，当代人如何在精神消解的世界上重新建构?如何进行文化精神的启蒙与重建?在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消费活动不再富于人性的、有意义的创造性的活动，而成为被异化了的活动。消费主义正在迅速地改变和塑造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追逐消费的同时，也掉进了消费制造的迷阵。因此，民族的身份与文化认同逐渐被取代，并被全球化及其所倡导的消费主义理念所占据。文化消费以欲望满足为特征，本身具有虚幻性，导致人们生存意义迷失，从而瓦解了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使社会个体陷入认同虚无的文化焦虑。“当每个个体在灵肉濒临崩溃、身份焦虑的同时，只能在文明内部冲突的现实压力下寻求妥协的身份。因此，文化寻根就成为现代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个体就变成时刻追问自身存在根基的生存者。”〔3〕而所谓“身份焦虑”就是指身份的矛盾和不确定，即主体与他所归属的社会文化传统失去了联系，失去了社会文化的方向定位。 在当代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界也同样面临着身份焦虑与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某种困境，但也表现出文论界渴望突破难关、建构起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文论话语的迫切与热情。时胜勋从身份的角度探索了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的思想史意义，认为文艺学学科反思具体围绕历史路线和学理路线展开，文艺学学科理论反思否认有一成不变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对文学理论的自主性也加以质疑，学科建设经验表现出流动性特征，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引发了文论身份的重组与重构，并为文论身份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问题域〔11〕。朱立元提出“立足现代文论新传统”、“借鉴和吸收中西文论资源”、“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相结合”的文艺学建设与发展方向〔12〕，陶东风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金元浦提出“文化研究”的文艺学构想，曹卫东提出“跨文化维度”的重建文艺学的构想，高小康提出“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研究”的文艺学构想，陈晓明提出“理论无国界”即“历史化与批评化相结合”的文艺学构想，杜书瀛提出“发展多形态的文艺学”构想等。#p#分页标题#e# 理论工作者们应审时度势，一方面不因消费时代的流行浪潮以及商品化、欲望化冲击而茫然失措，另一方面则应深入分析文化消费背后的运作模式，展开当代文艺思潮与文化理论批判，进行真诚地反思、分析与批判，指出当代文学面临的困境与危机，从而拓展文学理论的话语，发扬理论工作者见识敏锐，与时俱进的一贯风格，将颓废、充满欲望、无深度的文艺状况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承担起建构时代精神价值的重任。文学理论工作者应考虑如何建构更加活跃、富有人性和创造性的文学理论，从而改变文学理论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 近20多年来。文学理论不断拓展边界，逾越文学的领域，和人类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相交叉。甚至文学批评的对象，也涵盖了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包括文学与非文学。如今，文学理论界对西化和苏化的历史进行了反思，开始注重文学理论的本土思想资源，从而开始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文论。从根本上说，文化认同是当代文化的自我重建活动，这种文化的自我重建活动首先要穿越物化的屏障，重建意义的深度模式。当前文学理论如能融合或吸收优秀的西方理论，努力寻找并阐释本土理论的文化价值与意义，运用充沛的理论资源，以历史、实践和当代为基础，成功地建构起自己的理论话语时，主体、自我的文化身份才能真正实现重建与新生。 如果文学理论仅是泛化的评介国外的理论，缺失自己的声音，还是会如走马观花，匆匆而过。如果一种理论术语架构比较完善的理论，没有在学术批评或教学实践中发挥真实有效的作用，那还是如纸上谈兵一样，与任何抽象、思辨的理论一样将会成为历史的过去。因此，文学理论研究应实现其实践的品格和科学的精神，积极介入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结合批评主体的自我反思、生存或体验，从而促使接受主体发生转变，这样，理论批评的积极效果才会产生，理论界的现状才能真正得到改变。 同时，文学批评理论的价值也应得以发挥，引导接受主体去思考、体验、相遇，从而创造具有真正人文精神的理性话语。而且，在后现代文化生态语境中，理论存在状态是多元共生、众声喧哗，文学理论批评更需在文化研究和全球化背景中与时俱进，立足本国文化资源，吸收多元文化色彩和特质，从而发挥文学理论特有的审美价值与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