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论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茶饮”史话

 

茶与可可、咖啡并称为世界三大饮料。在这三大饮料中，只有茶的故乡在中国。种茶、制茶和饮茶都起源于中国。但茶叶在中国成为一种普遍的饮料，并进而走向世界却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岁月。

中国对茶的饮用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相传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先祖神农氏创立了医学。为了帮助人们战胜疾病，他通过遍尝百草来识别和了解药性，寻找治病的药草。有的草会含有毒性。据说有一日他尝了72种毒草，中毒72次。但是他都通过饮用一种神奇的药草而化险为夷。这种神草名叫“荼”。“荼”就是后来的茶。茶在古代还被称为“茗”，“皋芦木”。从这个传说看，中国人开始认识茶树及其药用功能已经有5000余年的历史了。

从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我国先民发现茶也有二、三千年的历史了。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中就有了“采荼薪樗”的诗句了。意思是说农夫们采摘茶叶，砍柴为薪。世界上饮茶，种茶起源于中国，那么中国的茶树栽培和饮用又起源于那里呢？研究表明，它起源于巴蜀地区人文历史论文，即今天的四川一带。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认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东晋《华阳国志·巴志》上记载：“就丹、漆、荼、蜜……皆纳贡之。”意思是说古代四川向中原地区交纳，丹药，油漆、茶叶、蜂蜜等当地特产。从地名学来看，蜀国在古代又称为葭萌郡。葭萌是古蜀人对茶叶的一种称谓。因此葭萌郡的意思是茶郡之意，即生产茶的地方论文服务。历史记载，西汉时巴蜀一带便已经饮茶成风。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茶具出售。茶具的市场化正是茶饮普及化的表现，也是茶饮民间化、群众化的结果。

三国两晋时期，饮茶之风在中国的范围日渐扩大。特别是当时的文人更是把以茶待客作为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正是由于文人们的参与，中国的茶饮很快发展演变成茶艺，并进而形成独特的中国茶文化。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盛行，和尚坐禅破睡，饮茶发挥了独特的功效。因此各地的寺院开始大量种茶和饮茶。饮茶之风也就随之盛行开来，当时的人们称“茶佛一味”。唐朝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也推动了茶饮之风在世界范围的流行和传播。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并且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有关茶饮的学术专著，陆羽的《茶经》就在这一时期问世。为了纪念陆羽在推动中国茶文化方面的独特贡献，人们把“茶神”的桂冠送给了他，并将他供奉在官府的茶叶库和民间的茶肆之中。自唐以后，茶饮之风不但在中国大行其道，并成了人们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而且随着各国商人，使者纷纷前来唐朝进行商贸和文化交流，而将茶饮之风也带到了世界各地。中国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确切讲来应该称为“丝茶之路”，因为茶叶也是当时商贸交流的重要商品。中国的近邻日本茶道之风更是盛行。据说唐朝时日本高僧最澄来中国求佛，回国时将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进行种植并获得成功人文历史论文，从此日本人也开始有了饮茶的习惯，并将中国的茶艺技术发扬光大，形成了在今天仍然风靡全日本的具有大和民族特点的日本茶道文化。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中国人饮茶已不但是为了解渴、保健和提神，而是将茶饮当作一项高雅而又精致的艺术生活来看待。茶除了它的实用功效外同时也富有欣赏情趣，可以陶冶一个人的情操。中国人饮茶注重一个“品”字。品茶不但能鉴别茶的优劣，更带有神思遐想和通过茶因所产生的情趣。在百忙之中泡上一壶或浓或淡的茶，择雅静之处自斟自饮，或与朋友对饮，不但能消除疲劳涤烦益思，振奋精神，还可以在细啜慢饮之中，得到美的享受，使精神境界提升到一种高雅艺术境界之中。正因为茶饮的这种功效它特别受到历代文人墨客们的青睐和追捧。也正是他们的参与，使茶饮已变成了国人的一种文化行为。品茶待客成了我们生活中一项高雅的娱乐和社交活动。

文史论文第2篇

1.丰富考古材料的历史

相比于道听途说的传闻，基于实物为证还是进步的多，文物考古工作研究相关的出土材料，并运用地层学控制理论来判定出土物空间分布。考古重视遗物以及遗迹单位，再然后就是关注微观空间分布与区域空间分布、遗存废弃的对应过程。因此考古学家就开始怀疑考古材料的相关客观性质，觉得其就是文本，就像文献资料一样是需要被质疑、被阅读以及被诠释的。考古工作持续的赋予相关考古材料新的涵义，并且，对远古时代的各方面认识也会随相关的考古材料不断的扩展并更新。

2.全民精神文明素质提升

文物考古也是普及历史文化知识以及提升全民精神文明素质的有效途径。人民群众是历史文化的发源地，因此更应该有效的掌握当地的相关历史文化知识，并以身作则来保护历史文物以及宣传历史文化。近些年很多的考古研究院都以实际出发，积极主动的进行公众考古活动，并有效的帮助公众来解读当地历史文化遗迹，了解历史文化的相关内涵，将历史文物保护逐渐的变成自身的自觉行动，这样有效的提升全民文物的保护水平以及精神文明素质。

二、文物考古工作中的问题不重视

中原文化区的相关作用，中国的史前文化多元化发展理论是长期考古工作人员的工作所达成的共识，也是认识的一种进步。必须承认中国史前的文化发展多元性以及不平衡性，承认中国的史前文化没有一个是至始至终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更是不可以否定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所处的主导作用及意义；相关的研究院综合功能发挥不足，当下研究院的各项工作主要是在专业考古发掘与研究，服务社会以及经济推进的各方面功能发挥不足；对应的文物科研及办公等基础性设备不能保证安全，考古研究院应该具有较高水平的设备环境以及陈列环境、科研环境、信息以及管理环境。不过，目前的考古研究院环境较为杂乱拥挤，很多的基础性设备较为落后，很多非常珍贵的大型文物也还是依靠扛手抬来运送，这就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及不安全因素。

三、文物考古工作突破口提高

1.持续提升文物考古人员的自身素质

近些年，科技水平不断的进步，各式各样的技术与科研方式也在不断的创新，这不仅仅是为文物考古工作提供非常丰富的相关资料，也为其持续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契机。现有的各类经验已经不能满足于当下工作的各种需求，而且现今社会一直在提倡公众考古，提倡广大的人民群众来参与考古工作。因此，对于考古勘探的技术人员来讲，不仅仅只是依靠之前的文物考古经验来固步自封，更多的是应基于各种新技术及考古理论来不断武装自己，持续更新自身的文物考古工作相关知识，以便于在本质上提升自身的各方面业务水平，基于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工作热情，积极的展开各项考古工作。不止是如此，还要合理的引入高科技、复合型人才，创设更为有利的工作环境为专业文物考古人员，应大胆的给年轻人分任务、压担子，并经过各种考古工作的锻炼及培养，促使其能够早日的独当一面，成为优秀的文物考古人员。

2.强化管理

基于文物考古勘探、调查以及发掘工作的高质量管理目的，要严格的遵守相关的文物考古法律规定，在进行大型的文物考古时，相关的发掘单位应该主动的申请当地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并在得到许可之后，在展开各项考古指挥，并确保工程在许可范围之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区域展开相关的考古调查以及勘探。通常来讲，申请考古勘探的探工资格工作者，不仅仅要具备较好的文物考古基础知识，并且还应该严格的遵守文物考古的各种保护法律以及法规、考古勘探的具体化操作规程，并经有关部门组织和培训，在通过相关考核之后，对合格者颁发对应的上岗证书。也就是说，申请考古勘探领队资格的相关人员一定是要得到文物以及博物馆的专业职称，具备一定的组织展开考古勘探作业能力及水平的。不仅仅这样，对于从事考古靠摊的相关单位也要进行资格的审核机制，对于审查合格的相关单位统一颁发考古勘探的资格证书。并且，对于文物考古勘探工作还务必要严格的遵守勘探作业监理体制，经由监理单位对考古勘探工作的进程展开全方位的监理，进行质量控制管理，并且还应该构建协调办公室，以确保其负责各项较大型的项目构建中的相关考古调查以及勘探发掘工作。

3.全方位构建现代化考古科研机构

提升文物考古的各项基础设备构建和科研设备的配置，依照文物考古进步的实际状况，逐渐的组建并完善各个考古工作站、文物标本库以及保护实验室、整理场地等基础性设备升级实验、科研与保护设施，以确保各类文物考古工作可以顺利的开展。依据文物考古工作自身的实际进步，把各类机制充分落实，持续构建各类规章制度，保障其领队的管理、项目管理以及相关经费运用、资料保管、安全保卫等工作是有章可循的，并有法可依。充分的落实各项考古科学的普及以及报告出版、公共宣传等工作，这样从本质上保障文化单位相关的社会性效益。并且，还应该提升开放程度，强化与地方政府和对应部门之间的联系，争取各个方面的支持，为长期工作提供良好的条件。

四、结语

文史论文第3篇

历史小论文 

戏述唐玄宗-------潮起潮落 

七(10)班单珊 

唐朝年间，有许多人叱咤风云。然而我却对唐玄宗是情有独钟，他那精湛的统治能力，巧妙的用人。唐玄宗为广纳贤人，不惜委屈自己，这都让我一一折服，但人算不如天算，如此明理的皇帝最后也因贪图享乐而自作自受。 

当年的开元时期，可谓是繁荣富庶，毫无疑问，乃唐玄宗的统治优良也。选用姚崇作相，给繁荣又加上了一层必然。黄金搭档在一起当然把唐朝的繁荣体现得栩栩尽致。唐朝诗赋让人醉生梦死，都是因为唐玄宗把诗赋加进了进士科为主要的考试内容。唐朝农业方面有很大的发展，唐玄宗任君期间，共修建四十多处大型水利工程，南引的水稻也广泛采用育秧移植栽培，产量大大增加。手工业日益发达，丝绸品渐渐出炉，技术高超。它的陶瓷业也不甘落后，奋勇直追，推出至今有名的越窑青瓷、刑窑白瓷和唐三彩，在陶瓷业独领风骚。 

数千古风云人物，还看唐朝。 

人无非此一时，彼一时。唐玄宗也无例外。也许是当时的硕大成就让他过分自信，他如同井底之蛙，在井里是一片繁荣景象，以为这儿已经是世界的边缘，但未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日益的贪图享乐的心理油然而生，杨贵妃又闯入他的视线，无疑这时的朝政如同一本长篇的乏味文章，而眼前杨贵妃却是一本富有趣味的小说。当然他选择了“小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句至理名言，在唐玄宗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仰慕唐朝那时的风光，敬仰唐玄宗的能力，但是叹息却成为文章的末尾插曲。 

放眼尽观“清朝统治史” 

七（10）班曾经 

从三皇五帝至如今，中国历经无数荣辱兴衰，中国人民也饱受身心的煎熬。 

不论是唐、宋、元，中国的经济、科学都位于当时世界的前列。可自从明中到清末中国一蹶不振。可见明、清二朝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起着位高权重的作用。其中清朝政府的统治，对于中国的落后有一种不可推卸责任。 

首先明清朝的科举制度对于人才的开发起着较大的阻力。“八股文”对于清朝文人学士起着较大的阻力。“八股文”对于明清朝文人学士的思想起了一定的阻碍。它像一个牢笼，将文人的思想拘束于一个范围内，将原本胸怀大志，可以成龙的学子们，套上了链索，使他们的文学才华不可展现的淋漓尽致发挥出来。其次，“文字狱”也为中国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损失，使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事从而禁锢了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另外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虽然在刚开始时起过一定的自卫作用。可是，当时西方国家发展速度飞快，逐渐超过中国，清政府的闭关锁国，与世隔绝，既看不到世界形势的变化，也未能适时的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使中国走向落后趋势。 

清朝从刚开始，“只留头，不留发”的统治到了最后的灭亡，这是值得他们反思的。当年，清朝刚入关时十分英勇。骑、射、打、猎都是他们的强项，可到后来他们一味的不务正业，奢移成性，最终酿成了清政府的衰亡，毁灭。 

从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到亡国之皇溥仪，中国历经了无数的荣辱兴衰，什么割地赔款，火烧圆明园，这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耻辱，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永不褪色的阴影。 

论武则天之功过 

七（10）班徐驰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千百年来，历代英豪无不是为了争夺这壮丽山河，从而使人间战火连绵。但一时的太平盛世也使人们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千百位帝王，有功有过。有的略输文采，有的治理不当，有的大智若愚，有的国法严明。 

现代人都将一部部以历史为背景的电视剧展现在人们面前。如《大明宫辞》就讲述了中国唯一一位女皇帝的一生。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当时与现在自然有许多对于她的争议。 

武则天乃是唐高宗的皇后，因唐高宗生性懦弱，从而武则天逐渐掌管实权，在晚年称帝，并改国号为周。在武则天当政期间，继续发展了农业，选拔优秀的贤才，推行唐太宗的政策，进一步的促进了经济发展，加强管理，增强国力。老百姓们安居乐业，并没有因为是女流之辈的统治而显得兵荒马乱。这也被人们称之为“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武则天爱惜人才，好多贤才名臣都是她破格一时提拔起来的。如当时参加反对武则天的叛军中的骆宾王就是其中之一。武则天也使我国古代历史中科举制得到了一定的完善，武则天也是成为当时太平盛世的关键人物。 

不过人无完人，武则天因为了保全王位，废除了太子。但因年老无多用，逐渐掌握得力不从心，使唐朝逐渐有了走下坡路的局势。一些人臣也因当时反对她而被革职，甚至杀头。这些也暴露了她的心狠手辣。 

历史终归是历史，后代帝王也为了加强统治，吸取了不少古人的教训。女皇武则天也为中国历史长卷增加了一道风景。无论她的功过多大，但她终究也为后人作出了贡献。 

现代的领导人，一心都为了人民的生活着想。就像武则天一样，人都会有过错，无论是战争年代，无论是和平年代。但他们都是为了人民，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走马观花看影视剧中历史走样 

七（9）班汤宏涛 

历史是神圣的，虽是过去的事，但不容磨灭。而现今的诸多影视剧都违反历史，虽然多了一条“本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但这些戏说影视剧逐步违反侵犯历史是不正确的。 

现今刚刚上映的《少年张三丰》中有一幕，即是张君宝（张三丰）见到了班师回朝的南宋英雄岳飞，即日岳飞就被宋高宗赵构残害。此时是1142年初。即后又上映了一部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其中的主角，苏友朋饰演的张无忌率领朱元璋大军于1368年灭亡元朝，期间张无忌多次拜访朱元璋，期间张三丰还活着，计算一下，这段时间总共是226年，若是活的再长久的人恐怕也不会越过226岁吧，况且还要加上见岳飞前的二十几年及抗元成功的二十几年共有270多岁。还有就是在《封神榜》这部电视剧中，竟将孟子名句“天降大任于私人也，必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一话引到了姜子牙口中，当中的殷十娘也说了多句孔子、墨子名句。可要知道《封神榜》的创作原于周武王伐商纣，而孔子、孟子都是几百年后的人了。其中还有一些名句在多部影视剧中都有出现。如对联“同以依桐同望月，笔蹬灯阁各攻书”在《天下第一状师》等剧中有所出现。还有在《九岁县太爷》的各个名联都有自身的出处，如“时口心思，思父、思母、思张郎，八月尚赏，赏话赏月，赏桂香”或是“谢谢，谢天谢地，谢君王。”在多部电视剧中就有出现。还有一些电影为了美化主题就刻意美化反面人物，给其美感却改变了历史，如本年度“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获奖电影竟将事实事件拍成《女魔头》，里面无恶不作的“女魔头”竟被改成了“可爱天使”，仿佛一切坏事都是迫不得已。 

在此仅以个人向广大影视拍摄者们说一句：“不要为了自己的名碌，就改变历史。” 

提笔论曹操 

七（9）班吴悦 

罗贯中笔下的《三国演义》中，曹操那阴险的心理令人生畏；在京剧中曹操那白脸奸臣的角色在众人心中早已根深蒂固，一声声笑里藏刀，总让人毛骨悚然。也许是因为他违背了传统的中庸思想，所以背上了奸诈、狡猾的恶名，引来千古辱骂…… 

“论千古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么曹操到底是好是坏呢？引起了众人争议。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如果不是曹操心软怜惜人才，收留了黄盖，怎会一失足成千古恨，上了周瑜的当？ 

由此上溯，曹操有着一颗爱惜人才的心被世人公认。他不仅爱惜人才，自己也喜爱文学，足智多谋，写出文章朴实而不华丽，精湛而不啰嗦，使得千古闻名的《观沧海》流传至今，成为千古佳话。也许因为他的善于用人，才智博学，使得他成为杰出的军事家、文学家，使魏日益强大。 

如果光说曹操善于用人，那我将会说“no”，这个从物也有充满人情味的一面。 

好友逝世使得家族破裂，唯一的女儿蔡文姬因父亲亡故被迫远嫁匈奴。为了替好友找到女儿，曹操千方百计，派发使臣远抵匈奴，多次交涉，几经战乱，终于接回了蔡文姬，为好友了却了一桩心愿。怎么又不让人感动？ 

古今中外，对于曹操众说纷纭，他也以自己独特一面向众人展现着自己，带上一份沉默，一份赞赏，静静地沉静在历史长河之中。 

走马观花看影视剧中历史走样 

七（9）班汤宏涛 

历史是神圣的，虽是过去的事，但不容磨灭。而现今的诸多影视剧都违反历史，虽然多了一条“本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但这些戏说影视剧逐步违反侵犯历史是不正确的。 

现今刚刚上映的《少年张三丰》中有一幕，即是张君宝（张三丰）见到了班师回朝的南宋英雄岳飞，即日岳飞就被宋高宗赵构残害。此时是1142年初。即后又上映了一部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其中的主角，苏友朋饰演的张无忌率领朱元璋大军于1368年灭亡元朝，期间张无忌多次拜访朱元璋，期间张三丰还活着，计算一下，这段时间总共是226年，若是活的再长久的人恐怕也不会越过226岁吧，况且还要加上见岳飞前的二十几年及抗元成功的二十几年共有270多岁。还有就是在《封神榜》这部电视剧中，竟将孟子名句“天降大任于私人也，必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一话引到了姜子牙口中，当中的殷十娘也说了多句孔子、墨子名句。可要知道《封神榜》的创作原于周武王伐商纣，而孔子、孟子都是几百年后的人了。其中还有一些名句在多部影视剧中都有出现。如对联“同以依桐同望月，笔蹬灯阁各攻书”在《天下第一状师》等剧中有所出现。还有在《九岁县太爷》的各个名联都有自身的出处，如“时口心思，思父、思母、思张郎，八月尚赏，赏话赏月，赏桂香”或是“谢谢，谢天谢地，谢君王。”在多部电视剧中就有出现。还有一些电影为了美化主题就刻意美化反面人物，给其美感却改变了历史，如本年度“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获奖电影竟将事实事件拍成《女魔头》，里面无恶不作的“女魔头”竟被改成了“可爱天使”，仿佛一切坏事都是迫不得已。 

在此仅以个人向广大影视拍摄者们说一句：“不要为了自己的名碌，就改变历史。” 

论“镜” 

七（9）班蒋倩茹 

我国古代唐朝时期，唐太宗在魏征死去后，十分痛心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死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这是唐太宗对魏征人格的评价，以“镜”为标准，来衡量自己。 

镜子可以正衣冠。每天我们站在镜子前面，面对着镜子，发现自身的不足，加以补充、修饰，男的装饰得英俊潇洒，女的打扮得花枝招展。让自己充满信心，迎接新的一天的开始。镜子让人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 

若是一面古“镜”，让我们时刻牢记过去的经验与教训。古代的帝王都知道一句话——“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难道我们现代人还不能理解吗？清朝末年，由于我国的农业、工业、军事等方面的落后，八国联军才会肆无忌惮地一直打到当时清朝的首都。让我们知道了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到了今天，我们不得不大力发展科技，加快前进的脚步，否则历史的悲剧将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同样的道理，“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学海之中，认真学习是学生的天职，经常以考试为标准进行知识掌握的检验。通过考试，也可以知道各人对知识掌握的程度。因而，我们的家长往往是以分数、以名次来衡量自己的孩子的。每次都以最优秀的成绩来看孩子们。但到最后还是少不了家长的棍棒教育。这也是人的一面镜子及这面镜子对人的作用。 

镜子让人更美，让我们更加勤奋地学习，让国家更加强盛。 

运河的辛酸泪 

张慧 

京杭古运河与万里长城一样，是我国劳动人民最伟大的创造之一。然而，这条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全长两千多公里的运河，它的诞生却使人民流干了血泪。 

这条古运河始凿于春秋末。规模最大的一次开凿是隋炀帝时期，隋炀帝为了南北交通、巩固隋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征调了民工200余万继续开凿运河。民工们没日没夜地开凿运河，使民工们死伤惨重，人们也因此开始反对隋王朝的统治。 

京杭大运河的凿成，名义上是为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实则是隋炀帝为了下江南，为了显耀自己，隋炀帝哪顾百姓的安危。风风火火地游江都，苦的还是百姓，地方官为了讨好皇帝，搜刮民脂，使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运河是无辜的，相信当时有很多百姓恨透了运河。错不在运河，而是隋炀帝错用了运河，加强南北经济交流，是件好事，然而是隋朝的腐朽害了百姓。 

隋后，运河成为了促进南北经济交流的一条商业河流，河畔上栽种的杨柳，青青的河水，也使运河成为了游览观光的好地方。运河在隋朝时使全国经济下滑，而现在，运河以自身的力量在弥补，它南水北调，让南北的商人方便经商。 

运河自诞生以来，几多欢喜几多愁。它是我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当年千万流着辛酸泪的人民的控诉词。 

评荆轲 

古时，荆轲因勇刺秦王为人称颂。的确，荆轲的勇气是非同一般的，然而，我总觉得荆轲死得糊涂。记得《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句话是“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纵观历史，此话可算得至理名言了。战国后期，七个诸侯国再加上七零八碎的许多小国，中国被分得支离破碎，多年战事，弄得民不聊生。这时候，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可惜，荆轲不知这个理，他一心一意要杀秦王，促成那一批势单力薄的小国。 

不过，荆轲毕竟只是一个书生，战国以前的历史也不很长，他不明白分久必合的道理是不足为怪的。 

凡事都得搞清前因后果才可下断语，那就再让我们来看看荆轲刺秦王的来龙去脉。 

让荆轲刺秦王的是燕太子丹，丹何以要刺秦王？是爱国吗？我认为这非主要原因，他要想保全燕国，富国强兵才算正道。杀了秦王还有秦王的儿子，他会代替其父攻打燕国。太子要杀秦王，主要原因在于报仇。他在秦作为人质时未被秦王礼待，自觉受辱，后逃出秦国，一直都在伺机报仇。其次若秦早灭燕，他这个太子就不能成为燕王，但若杀了秦王，秦不可能立刻攻打燕，太子将有继承王位的时间。有如此三个原因，自然是非杀秦王不可，但谁能担此大任呢？太子“众里寻他千百度，”终于找到了荆轲。此时的荆轲，由卫国逃至燕，落魄于江湖草野之间，心里恨透秦王。虽然他只是一介书生，然而太子丹看中了他的业余爱好：尚武善剑。杀人不是好干的，何况要杀秦王。 

荆轲因此自以为得知已，他也没有看清太子丹的真正用意。 

荆轲还曾打算要胁迫秦王订立盟约，他怎么竟忘了秦自开国少有坚守盟约之主？ 

荆轲的死不算，秦王恼羞成怒，下令立刻攻打燕，救燕不成反加速了燕的灭亡，荆轲实在太失算。 

所以，荆轲不但没救燕，还加速了燕的灭亡，真是太糊涂了。 

我看唐玄宗 

七（11）班周姗姗 

“忆昔开元盛世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这首诗描写的是开元初年唐朝国民的富庶景象。而唐玄宗使唐朝繁荣，也引领它走向衰败。 

开元初年，唐朝民富国强，是世界上的强国。那时文化发展迅速，农业发展迅速，到处一片繁荣的景象。那时有绚丽多姿的唐三彩，有世界闻名的丝绸。那时唐玄宗是一个众人拥护的好皇帝，他勤俭节约，善用人材，这也是唐玄宗引领唐朝走上繁荣的原因之一。 

在唐玄宗时期，对外友好往来也十分密切，文成公主出嫁，和同为一家，这些事体现了唐玄宗是一个英明能干的好皇帝，那么是什么使唐朝走向衰败呢？ 

俗话说红颜祸水，她，杨贵妃，至使唐玄宗不理政事，还任用奸臣，造成朝政混乱，导致边将安禄山和史思明为首的叛乱。历史称这一事件为“安史之乱”。唐朝从此日趋衰落。公元9世纪后期，爆发了唐末农民大起义，唐朝瓦解。907年，唐朝灭亡。 

在我心中，唐玄宗依然是一个英雄人物，因为他造就了唐朝的繁荣。 

我看南京大屠杀 

七（11）班刘笑 

……日军于13日上午11时来到南京国际安全区，在费吴生和另外一位（应该是梅奇牧师）的面前，就杀死了因惊骇而奔跑的20名难民。日军在入城后头几天的烧、杀、奸、掠，有无数的资料可查证，但再没有比已在华传教十余年的梅奇牧师（他当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主席）的夫人所写的信更真实了：“上周的惨状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从来没有梦想日本兵会是这样的一群野兽。一星期的屠杀和奸淫，我认为远比所发生过的任何屠杀为甚;除土耳其人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惨案可与之相比。他们不仅杀掉能见到的每一个俘虏，也杀了极大数目的老少平民，他们很多人像被猎兔似的在街上被射杀。从南城到下关全城堆积着死尸。”…… 听了这段故事，你肯定会对日本兵的做法而感到非常气愤，恨不得把他们那禽兽碎尸万段，可就是在这个时候，更让人感愤怒的事情发生了。当前几年我国找了许多证据向日本索要给南京大屠杀部分遇难者的补偿金时，却遭到了日本军方的拒绝，声称自己国家没有屠杀南京人，矢口否认做过那件丧尽天良的丑事，根本不可能赔偿钱的。这能不叫人生气吗？更使人气愤的是，他们日本人还把学生的教科书中的那一段事情私自更改了，使现在的日本人不知道当年他们所做所为，导致他们还被蒙在鼓里;即使他们知道了这件日本国的丑事，我想，他们也不会相信的。 

现在中国有许多人迷日本的明星、动画片，甚至不惜一切。我就不晓得日本明星有什么好的，唱的歌又听不懂，住的地方又很远，要是想见他（她）还要花很多钱，但又说不定见不到他（她）白跑一趟呢！？对于小孩子来说，喜欢看日本生产的动画片是情有可原的，我不得不承认日本生产的动画片确实比中国生产的要好看，确实让人回味无穷，但也要适可而止，不要认为日本的什么都是好的，要时刻谨记南京大屠杀的一幕。 

最后我只说一句：“南京大屠杀……永不忘的国丧！” 

评秦始皇功过 

七（10）班朱骁 

在中国漫漫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虽然有的已在地下长眠，可是他们的英雄事迹却永记在人们的心中。 

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他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呢？近百年来，这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每个人都持着自己的观点。 

我认为秦始皇的功大于过，虽然秦始皇是皇帝，可是皇帝也是人，不是神，是人都会犯错误，都是有缺点的。就算是神，想必也不一定不会犯错。就像近代革命领导人毛泽东，毛主席晚年时，他也做过错事，可是人们还是照常的爱戴他，尊敬他，并没有因为他的错误而改变对他的看法。 

秦国统一六国期间，秦军经常被六国联军打败，无法东进。可是秦始皇并没有慌了阵脚，他对症下药，广泛招纳人才。在战争纷乱的年代，要取得胜利，人才是十分重要。秦始皇废除“逐客令”，重用了人才。诸候各国的一些谋士和人才，也都纷纷投奔秦国，从而壮大了秦国的力量。后来秦始皇又用了一些办法，最终秦便一步步的灭了六国，完成统一六国的心愿。在此之后秦始皇统一了文字、货币。不得不说他对古代中国的贡献是巨大。秦始皇统一了六国，结束了多年来七国你争我夺的局面，使广大黎民百姓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诚然，秦始皇也做过错事，他统一六国后，为政残暴，大兴土木，践踏民力，为自己修建了豪华的阿房宫和巨大的骊山陵墓，为了修建它们，秦朝每年役使七十多犯人和奴隶，再加上修长城，修驰道等，每年服役的不下三百万人。繁重的徭役，迫使成千上万的农民脱离农业生产，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这些错误都是不可掩盖的。但，难道因为这些就能否定秦始皇统一六国，给人们带来的贡献吗？所以我认为秦始皇虽然看过，可是他的功大于过。 

我看岳飞的“呆” 

七（10）班李璟 

在我国南宋时期，有一个人，在抗金战火中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将领。他所率领的部队纪律严明，英勇善战，一心为国家效力，人称“岳家军”，可是，就这么一个英明神武的英雄，却被奸臣所害，真是可惜。 

那时候，辽和宋的统治都很腐败，人民不断起义。金先将辽灭了，然后再将锚头对准北宋。在1127年，一举歼灭了北宋，北宋皇帝的弟弟赵构逃到临安，建立了南宋，自己登上了皇位。 

南宋初年，金兵几次南下，南宋抗战派将领英勇抵抗，其中就有岳飞。岳飞几次从金兵手中夺回失地，所以金兵都很怕他。后来，金军又攻打南宋，结果，在郾城被岳飞的军队打败了。因为宋高宗和秦桧与金暗中勾结，他们害怕金兵会对他不利，所以便向金求和，让他班师，并且解除他的兵权。 

岳飞知道是秦桧陷害他，可是他仍然要回去，我认为他简直太呆了，居然听信了昏君和奸臣的话，还去送死，要是我，我才不会理会他们，反正军权在我手上，要不投降金军，还好做个大官，要不打败军军，自己做皇帝。而他却自寻死路。 

但是，国家就需要这样忠心的“呆子”！ 

“王安石变法”随想 

七（10）班聂雅雯 

北宋中期有位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被列宁誉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他就是王安石。 

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宰相，主持变法。先后实施的新法有：青苗法，即每年青黄不接时，政府向农民贷款或谷物，收获后归还，收20％的利息;农田水利法，即鼓励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募役法，即改变由居民轮流充当差役的办法，由应服役者缴纳免役钱，政府雇人服役，等等。新法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发展了农业生产，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打击了大、小地主、大商人的利益，遭到大官僚、大地主的激烈反对。1076年王安石被罢免宰相职务。1085年宋神宗死后，新法全部被废除。 

由此事产生了我的联想。为何王安石这么好的变法会撤消？哦……我明白了，这事不就像我们当今社会存在的不良现象一样吗？ 

例如，有的政府机关，高喊着“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着想”的口号，却做一些为私人谋利益的事。然而这样使原本为百姓着想的官员被利益所压倒，一起同流合污，促使政府变得昏暗，也使老百姓对政府不再信任。其实，真正造成政府人民两条心的原因就是政府内部的腐败和复杂的人情网。为了不让社会变得如此狼狈，我要向社会呼吁：机关工作的人员们，请你们醒一醒，揉一揉你们迷茫的眼睛，看一看我们共同的社会变成什么样？我只希望你们真心为老百姓多想一想…… 

也谈武则天 

七（10）班朱靓 

自古至今，哪一个皇帝不是男人，哪一个权力大的不是男人。女子则是被看来是最弱的一类。可是却有一位女皇帝在唐朝时，统治了唐朝，那就是鼎鼎有名的武则天，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原是唐高宗的皇后，渐渐地掌握实权，晚年称帝，将国号改为周。武则天继位后，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国力不断增强，人称她的统治“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从以上几点来看，武天的确是位了不起的大人物，可为什么还会有人想叛逆？可能是武则天野心勃勃，但她优秀的统治是放在眼前的，可以对她真正评价的一座桥。 

我认为武则天有她的坏处，也有她的好处。中国自古以来就武则天是女皇，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而且她也是很聪明的，就比如用现在历史书上所了解的。武则天很爱惜人才，著名文学家骆宾王参加了反对武则天的叛军，并写了檄文声讨她，让人惊讶的是，武则天不仅不生气，还要想重用他。从这点就可看出，为国家人民的好，不惜被骂，而利用他人。 

但可能有人会说，她只不过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有强大的气势，而到处招兵买马，她野心太大了。武则天却到最后也不让自己的儿子继位，其实我觉得，都是唐高宗太无用，懦弱多病，很少理政，当然由皇后即武则天。我就不理解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谚语，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武则天这么能干，后人为什么都不认同。 

同样是皇帝，为国家做出过贡献，可为什么只有男皇帝才能得到天下人的爱戴，而女皇帝却被世人嘲讽？这才让我发现，自古以来都是重男轻女的！ 

看寇准 

七（10）班杨驰 

“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每当听到这首词，我都会想起宋朝宰相寇准。 

寇准在历史上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几百年，他的刚正不阿的性格和超人的肚量使我深深折服。 

在公元991年春天发生了大旱，皇上把几位大臣找来了解时政情况，大臣们都说这是老天的安排，没有办法。而寇准却说：“天灾受人祸影响，天气大旱是朝廷执法不公所致。”皇上开始显得有些不高兴，但过了一会儿皇帝问：“你说说朝廷哪些事执法不公？”寇准说：“祖吉、王淮两人受贿，王淮因为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受贿多只被打了几板子，而祖吉却被杀了。” 

寇准对皇上敢于批评，毫不隐瞒，这在当时做官的人中是很少的。寇准虽然对国家忠心耿耿，但他的仕途是崎曲艰险的，寇准为官四十多年，经历了数起数落的折腾，如果没有超人的肚量是很难支持下来的。 

有句俗话说得好，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不正是寇准的人生写照吗？ 

可现在像寇准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而现在对“寇准”是需要的越来越多了。如果现在的书记、县委、省长都能够像寇准一样对自己的上司直言不晦，那么我们中国很快就会强盛起来。 

寇准能成为传奇人物不正因为他有超人的气量和刚的性格吗？ 

由《英雄》而想到魏忠贤 

七（12）陈奚 

《英雄》这部电视中的魏忠贤是明僖宗时的一个大贪官，武功极高，为人极其奸诈。凡是电视，有真必定有假。 

魏忠贤本来只是一个无赖，后因欠下别人许多赌债，而逃入宫中做太监。后来因为与皇上的奶妈有了关系，而连升三级，后来一直持政多年。 

他既然只是一个无赖，自然文化不高，人品极低，所以当官多年没给人们做过一件好事，坏事倒是做了一天下: 买官，就是帮自己的亲信羽翼买官，让他们帮助自己赚上一大笔。卖官，就是把空缺的官位卖给别人，从中榨取大量油水。后来，他权势熏天，僖宗不免也要让他三分。曾经有人把他的雕像立在大街上，这个人马上就加官。从此，他的雕像四处都是，他也整天笑嘻嘻的。有人曾经喊他九千岁，这个人当然也是马上成为一个大官。他曾对自己讲：九千岁，离万岁只差千岁，为什么没人喊我万岁呢？ 

杀人更是他的拿手好戏。想杀一个人，只要一个字就可以置那人于死地。曾经有人触犯了他，他用五马分尸的惨刑将那人活活弄死。天下还有谁敢惹他的。大家都听命于他，哪一个大臣给他的钱少了，马上安一个罪名，将人打入死牢，本来就不强大的明朝，经他这么一玩，就更加败了。文臣爱钱，武将怕死，我个人认为他是使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人物。后来崇祯皇帝继位，下令处死魏忠贤，他在逃亡的路上死了。 

如今像魏忠贤那样随意杀人的人少了，那是因为世界上有了法制，人们也遵纪守法。可是像魏忠贤一样贪污的人却太多了，那是因为法制不够健全，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完善。腐败，是每个政权的天敌。 

谈魏征 

七（12）班汤思雅 

我很崇敬魏征，因为他直言进谏的精神。这种精神十人之间，则一人有。 

魏征是唐太宗的最著名的谏臣。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君王怎样才能明，怎样才是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在我理解认为：听听大家的见解，善听正确的见解才能明，而相反只听信个别人之话就是暗了。唐太宗听后，也非常赞成。 

公元626年时，唐太宗派人征兵。有个大臣建议：不满18岁的男子，只要身材高大，也可以征。唐太宗同意了，但诏书却被魏征扣住不发。唐太宗催了几次，魏征还是不发。唐太宗很生气，训斥了魏征，而魏征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把湖水弄干捉鱼，虽得到鱼，但明年湖中就无鱼可捉了;把树林烧光捉野兽，也会捉到野兽，但是明年就无兽可捉了。如果把那些身强力壮、不到18岁的男子都征来当兵，以后还从哪征兵？国家的租税杂役，又由谁来负担？“事后，唐太宗又重新下了诏。这事件，让我感到魏征充满一颗赤热的爱国心，面对唐太宗的严厉训斥，他并没有害怕，更没有退缩。这也不由使我想到当今的社会了，有许多有钱之人用钱压迫人，而一些老百姓却不敢告到有关部门，为什么？怕老板开除，怕自己的生活不安定，怕……，这么多的怕，那为什么魏征没有怕呢？他冒死也说真心话，我们哪点如他？有些人为了讨好他人，睁眼说瞎话，唉，为什么？ 

后来，唐朝的经济更加繁荣了，政治也很安定，但就在643年，魏征去世了，唐太宗很悲痛，新自为他撰写了墓碑的碑文，说魏征死了，他也失去了一面镜子。 

魏征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不能使社会败在腐败者之手，从今起，我们要好好学习，长大后做祖国的栋梁之才吧！努力！ 

影视与历史

七（12）班朱雷

历史人物犹如星空中的星星，多而美丽。这些犹如宝石吸引着各大导演。现在已经有不少历史轶事被搬上了荧屏。

就拿前段时间中热播的《大汉天子》来说，剧中的汉武帝年轻有为、血气方刚，正值年少气盛的时候，汉景帝驾崩，汉武帝刘彻在历经磨难后登上帝位，在其间还穿插了一段，汉武帝刘彻对念奴娇的爱情，直到登上帝位娶了陈皇后之后，还对其念念不忘。剧中还有东方朔，这个历史上的大文豪，在剧中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摆卦摊的神算子，并得到了当时窦太后的青睐，历史变换的这部电视连续剧，不禁令人哭笑不得。

我哭的是五千年的文明竟被践踏的如此不堪。

我笑的是这部电视连续剧的导演的“别具匠心”，难道去掉这些，电影就没人看了吗？电视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同小可，我喜欢看历史连续剧，东方朔的深谋远虑，汉武帝的英勇沉着，窦太后的善使奸计，为了权力可以不惜牺牲一切……历史真是复杂，人心真是令人不可理解，尤其是皇室的人，个个不是为了争名夺利，就是为了钱，我想，二十一世纪好，和平安定，人人平等，有法律的维护，不必天天为触动无法而杀头的事而担心……

读《水浒传》有感

文史论文第4篇

“开皇乐议”的主要工作就是重新制定雅乐，在长达十三年的时间里，郑译、苏夔、万宝常、何妥等都为如何恢复雅乐争论着。他们都是“开皇乐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代表了不同的立场，把原本是一场纯粹的音乐争论变为了政治斗争，渐行渐远，而参与这场争论的人最后大多以悲剧离场。

其中在开皇二年到九年的过程中，郑译、苏夔、牛弘、万宝常、何妥各自提出自己的看法。郑译提出七声十二律旋相为宫的“八十四调”宫调体系的方案，并且详细介绍了龟兹音乐家苏抵婆的“五旦七调”理论，还写了二十多篇文章说明其要旨，期望得到朝廷的采纳。①虽然郑译音乐理论功底可谓当时翘楚，知名度甚高，但是隋文帝并没有采纳郑译的观点，郑译的理论显然没有说到执政者的心里去，在参加乐议的人中有很多支持郑译的观点，他们形成一个流派，互相支持，当朝重臣苏威之子苏夔就是其中之一，但这个流派中也有很多分歧，整日争论不休，苏夔就恰恰在调式音阶的使用上与郑译的观点相左，苏夔主张的是五声六律一十二管旋相为宫的“六十一四调”理论。郑译和苏夔相同的观点是:开皇十年的时候，他们都提出了将“以林钟为首”改为“以黄钟为调首”，亦即变微音为宫。郑、苏二人建议把清乐音阶的第四级音(即宫音上方纯四度)改成增四度，说明他们为强求雅乐音阶增四度的第四级音，不惜改变清乐的音阶。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他们二人对音乐不够精通的缺陷。苏夔主张五音，其才识又下郑译一等。②何妥是一个阴谋家，却深得隋文帝的赏识，他亦反对郑译的理论观点。开皇十二年的时候，何妥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他反对“旋相为宫”，提出取郑译的“黄钟一宫”和采用“清商三调”。隋文帝是一个非常迷信的皇帝，而何妥又是一个善于阿诀奉承的人，他抓住隋文帝喜好“符瑞”(吉祥的征兆，多指帝王受命的征兆)的思想，对隋文帝说:“黄钟者，以象人君之德也。”(黄钟之音，象征着皇帝的德行啊。)而使得隋文帝龙颜大悦，放心将修订礼乐之事交给何妥。

万宝常是参加乐议的人当中音乐才能最高的一位，却也是地位最卑微的一位，正所谓命运多并。所以，在封建王朝雅乐服务于政治的实质里，万宝常虽然“每召与议”，但是“言多不用”，影响力不能和上述几位相比，即便被誉为“识音人”，也无法脱离“音乐奴隶”的命运。他从一个贵族少年沦为“音乐奴隶”，最终竟然活活饿死，每每看到这里，心中总会涌现无言的哀伤。在“开皇乐议”中，万宝常的很多建议都没有被采纳可以说是中国音乐理论史的遗憾。万宝常籍贯不详，由于受到父亲叛乱的影响被发配做了乐户，成为失去人身自由的音乐奴隶，这是中国古代的乐籍制度。乐籍制度是以贱民为主体的专业乐人制度，没入乐籍者为乐户。

他们在宫廷、官府、军旅、庙宇中执事应差，为之提供多种与“乐”相关的服务。他们以音乐为业，甚至担当起了中国传统音乐传承之主脉，却世世代代被视作贱民与奴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构成了我国封建时代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③在《隋书卷七十八.列传第四十三.艺术》中记载:万宝常精通音律，擅长演奏各种乐器，也会制作乐器，他曾造了玉磐献给北齐的朝廷。他的音乐才华不同寻常，有一次万宝常和别人一起吃饭，谈论到音乐，由于没有乐器，万宝常就拿起面前装食物的器皿，用筷子敲击便能分出音的高低，各个音都很完备，和谐的如同丝竹乐器，为人所赞赏。然而，即便如此，万宝常始终无法脱离乐户的身份。

万宝常虽然身份卑微，但郑译等人会经常找他来一起讨论定乐之事，然而他的建议往往不被采纳。郑译定乐完成后演奏，隋文帝问万宝常行不行，万宝常说:“这是亡国之音，难道是你可以听的吗?”万宝常竭力说明乐声哀怨放纵，不是雅正的音乐，请求用水尺作为音律的标准，用以调整乐器的声音。隋文帝同意后，万宝常就开始制造各种乐器，它们的声律都比郑译的音调低二律。他还写了《乐谱》六十四卷，仔细论述旋宫转调的方法，在龟兹音乐的影响下，通过琵琶的实际演奏得来新的乐律理论一八十四调理论，这也是他一生最伟大的音乐成就。虽然八十四调理论在实践中不能全用，但是却建立了我国古代宫调理论中较为完整的体系，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在参加“开皇乐议”的这些人中，郑译与苏夔的观点基本一致，而且苏夔的父亲苏威当时是朝中重臣，很多人不愿得罪他因而选择听从苏夔的主张。而万宝常地位低下，所以他的意见基本不被采纳。到开皇十一年的时候，郑译死了，不久万宝常也死了，只剩下苏威父子与何妥在争论了。由于苏威的霸道，连何妥也受到了排挤，于是在皇帝面前告发苏威朋党勾结，使苏威获罪，牵连苏夔，最终抑郁而亡，年仅49岁。

《隋书.音乐志》中记载:开皇十三年的时候，牛弘提出旋相为宫遭到隋文帝的拒绝，“不须作旋相为宫，且作黄钟一均也。”但是这时的隋文帝不仅同意使用梁、宋及齐的雅乐，对清商乐又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称它为“华夏正声”，并设清商署专门管理。遗憾的是，隋文帝所谓的雅乐一定要服从他的“黄钟一宫”(宫象征君)这个理论，这也是他的迷信思想在作祟，当然更是他维护其皇权利益的象征。而牛弘始终在为皇帝的“黄钟一宫”追根溯源，运用儒家经典及阴阳五行学说为宫调寻找理论依据。由此可见，雅乐始终不能脱离其服务于政治的目的。在“黄钟一宫”的基础上，牛弘开始恢复皇后房中乐、悬钟磐法、登歌法、文舞、武舞的编配排列法。不可否认，牛弘为恢复隋代的雅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开皇十四年雅乐最后定制。

“开皇乐议”一直是音乐史家研究中争论不休的话题，在音乐史的地位非常重要，其中代表人物的论述虽然各有欠缺，却为后世音乐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为中国音律学研究少走很多弯路，铺就了一条道路。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隋代的雅乐一直在跌跌撞撞中前行，但燕乐却逐渐显露出异彩纷呈的特色，并由此开始我国的燕乐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燕乐在中国古代音乐中是相对于雅乐而言，又可以理解为宫廷俗乐，宫廷还为燕乐专门设置了训练与表演机构。燕乐，又称宴乐、蒸乐，即宴飨之乐，是古代天子及诸侯宴饮宾客时所用的音乐，西周时就有此称谓。

隋代的统一，使得南北音乐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融合，隋代音乐的融合主要体现是北方的胡乐与南方清乐的统一。

陈寅格在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提到:隋代的胡乐是继承了北齐，北齐的胡乐则是承袭自北魏洛阳的胡化。隋代的开皇以法令的形式确立了燕乐体制，《隋书.音乐志》载:“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楼国等伎。其后牛弘请存《鞍》、《铎》、《巾》、《拂》等四舞，与新伎并陈。”开皇设置七部乐之后，牛弘请求保留《稗》、《铎》、《巾》、《拂》这四个舞蹈，与新的乐伎一起表演。这四个乐舞自汉、魏以来都用于宴飨场合，都是前代汉族的传统音乐，由此我们可知当时的乐舞是非常丰富的，不仅仅是七部乐。

《隋书.音乐志》中所谓“国伎”本是龟兹乐，吕光、沮渠蒙逊等占据了凉州，发展龟兹音乐并称之为“秦汉伎”。北魏太武帝(拓跋煮)平定河西一带得到它并改名“西凉乐”。

到了北魏、北周交替的时候，就称之为“国伎”。所以“国伎”即“西凉伎”，音乐兼有龟兹音乐和中原音乐的特点;“清商伎”是中原固有的音乐，即“清商三调”，其音乐主要来自民间的抒情歌曲，包括汉代“相和歌”、魏晋“清商三调”以及南北朝的“江南吴歌”和“荆楚西曲”;“天竺伎”是古印度的乐舞，开始于张重华据有凉州的时候;“高丽伎、安国伎”都是在北魏平定北燕冯跋以及通西域时得到的乐伎。“高丽伎”是古代朝鲜的乐舞，“安国伎”是中亚古国的乐舞，位于今天乌兹别克共和国布哈拉一带;“龟兹伎”是古龟兹国的音乐，(与位列第一的”国伎略有渊源)位于今天新疆库车一带，是胡乐诸部之首。龟兹乐在开皇年间非常的受重视，并且龟兹乐所使用的乐器在中原地区也是非常流行的，曲项琵琶、五弦琵琶、凤首签摸、单巢、揭鼓等等;“文康伎”又名“礼毕”，这是汉族的一种面具舞，出自晋代太尉庚亮家。庚亮死后，他的乐伎怀念庚亮，于是戴上照他的面容做的面具跳舞，表现他的形象，并用他的溢号来称呼这个乐舞，叫做“文康乐”每演奏终了的时候就表演它，所以又称为“礼毕”。

以上这些乐部都是以国名、地名命名的。七部乐中大多是少数民族的音乐，在少数民族的音乐中，特别以“龟兹乐”为最重要，它从南北朝以来，已有较高的发展，在少数民族音乐中，最为杰出。这些乐部的形成体现出隋代音乐的交流融合。

王小盾先生在他的《论中国乐部史上的隋代七部乐》中对隋代七部乐的形成有提出三个重要的观点:一、中国音乐史可以看作不同的乐部形态相殖替的历史。二、中国音乐史是礼乐团体变化的历史。三、中国音乐史是“音乐”与“仪式”交融变化的历史。首先，自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乐人无论是皇宫内的专职人员还是民间艺人，在南北之间，在国内外之间，流动分散聚集的频率越来越高，战乱导致大规模移民，移民传播着不同的音乐文化，礼乐制度在一个国家瓦解，又在另一个国家建设。而在隋初建立大一统政权后，各国音乐文化相互渗透的现象已是不言而喻，太多的内容可供选择，燕乐又不同于雅乐的严肃苛刻，此情此景之下，可供宫廷燕乐的选择基础就变的不再是非此即彼，而是可以丰厚，可以多样。从而形成了以不同风格并存的单元组合式宫廷燕乐一七部乐。从这个角度看，七部乐是社会变动的结晶，是为适应强烈的流动性而形成的礼乐单元的组合。在中国音乐史的不同阶段，这种礼乐一体的性格有不同的形态表现，因此，中国音乐史可以看作不同的乐部形态相擅替的历史。其二，中国有分量有影响的传统音乐的生存土壤还是以政治挂帅为前提条件的，我国音乐史上几乎没有出过傲立云颠的艺术家，无论是他本人是否有意愿如此，他都必须存在于团体里面，接受着洗礼和熏陶，礼乐团体才是中国音乐史的主流根本。其三，中国音乐自古以来就重视“仪式”的表现，关键点在于我国音乐确实异彩纷呈，“仪式”感既强且多，在“音乐”与“仪式”之间的发展变化不得不再次老生常谈的提到战乱、移民，导致了音乐从庙堂到民间，又从民间被召回庙堂，然后再回到民间。现存于中国各地的民间乐种(比如西安鼓乐、福建南音、纳西古乐、江南丝竹、中州古调等)，实际上是这一过程的产物。音乐史过程的演变已经不仅仅是乐部和乐种的相互变化，它代表了太多的历史因素，从隋朝七部乐的角度去看中国音乐史乃至于中国史，潜心静读，读者会发现的更多。

及大业中，场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乐工创造既成，大备于兹矣。(到大业605一618年间，隋场帝杨广决定增加“康国”、“疏勒”两部乐舞，扩充为九部乐。乐器和乐工的服饰制成以后，就十分完备了。)康国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共和国撒尔马罕一带，始于北周武帝(宇文誉)婚娶北狄的女子做皇后，得到她所有的西戎的乐伎，因袭它的音乐;疏勒地处今天的新疆喀什葛尔和疏勒一带，是维吾尔族的聚居地。疏勒伎始于北魏平定北燕冯跋以及通西域而得到他们的乐伎。

至此，隋代“七部乐”、“九部乐”完成。“七部乐”与“九部乐”的表演主要包括三个部分:歌曲、舞曲、解曲，“西凉伎”的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闻佛曲》。但并不是每一个乐部都有这完整的三部分，有的乐部只表演其中的一部分或两部分。

除此之外，《隋书.音乐志》中记载:隋场帝每年都会举办大规模的散乐表演，尤其是外国、外族使臣来朝时。大业五年(609年)隋场帝在风行殿宴请高昌王以及西北少数民族的军事首领时，演奏九部乐，表演鱼龙漫衍的百戏，表示对他们的特别优待。大业六年(610年)在端门街表演盛大的角抵戏，皇帝数次微服前往。如此不胜枚举。

文史论文第5篇

在历史文学基本规律与规范的探索方面，吴秀明的研究显示出一种理论体系建构的特色，具体成果主要表现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历史的诗学》和《真实的构造》三部专著之中。《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属于文学本位立场的理论体系建构。作者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以一定历史事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与一定史实具有异质同构联系的文学”，以题材的自然属性与审美超越这种双重性为出发点，展开了对历史文学本体的探索。作者首先以六章的篇幅，从真实性的内外在层次及其结合方式、历史感与现实感的关系及作家的自主调节功能、作家对历史题材进行艺术转化的特征与条件、创作方法的差异性和艺术表现的多元取向必然性等方面，论述了存在于历史文学创作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对其读者接受和语言媒介层面的独特性进行了分析。然后，作者又深入探讨了历史文学当代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各种重大理论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的独特内涵、历史文学的“翻案”与“影射”问题、历史文学的“现代化”问题等，都进行了史论结合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引导。最后，作者扼要地论述了“深入历史”这一历史文学作家独特的创作功力，并从历史文学产生与发展的高度，揭示了历史文学作为文学大家族一员的认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通观全书，作者所展示的实际上就是一部逻辑周密、规范初具的“历史文学原理”或“历史文学概论”。《历史的诗学》实为《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的逻辑呼应和内容补充之作。该书分为“理论篇”“发展篇”和“实践篇”三个部分。其中“理论篇”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历史”转化为“历史文学”的诗学基础与诗化路径，“本体论”“创造论”“形式论”则是其中具体展开的三个侧面。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以“历史”为本位，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第一至六章从文学本位角度论述历史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形成了一种思维逻辑上的映衬与呼应。《历史的诗学》的“发展篇”与“实践篇”则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表现出一种将自我理论建构贯彻到阐释中外历史文学实践之中、并从得到验证与丰富的学术意图。这些内容又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中有关创作现实中的理论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一种内容上的相互联系与补充。这样纵横交通的相互呼应，使得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显示出视角多维、层次丰富、逻辑贯通的学术特征。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搭建起历史文学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吴秀明又以《真实的构造》一书着力探讨了“真实性”这一历史文学的核心问题与“斯克芬司之谜”。在上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系统考察”中，作者运用在1980年代后期处于中国知识界学术前沿的系统论原理，从历史事实转化为艺术内容、作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古为今用的需要和读者的认同接受这样四个方面，将“真实性”的系统构成分化为“映象性真实”“主体性真实”“当代性真实”和“认同性真实”四个要素。对每一个真实性要素，则先用一章的篇幅以学术界惯有的理论术语和思维逻辑进行阐述，紧接着再用一章的内容以学界前沿的理论知识和作者本人独特的思辨逻辑进行论辩。全书共分成八章，交叉运用经典理论思维和前沿知识思维，将历史文学的“真实性”作为一个立体多维的系统进行了逐层剖析。下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则分别探讨了艺术类型、虚构手段、审美关系、现代意识和形式规范对历史真实的艺术转化所可能起到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实际上是以“历史真实”为意义基点和逻辑枢纽，重构了历史文学的理论体系。上、下编之间，共同形成一种“整体系统分析和静态专题分析相结合”的逻辑结构。可以说，《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是从不同侧面建构起了历史文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成功地勾勒出了历史文学作为一个领域或学科的“学术地图”；《真实的构造》则是耸立于这块学术地盘核心位置的“地标性建筑”，属于对历史文学最基本、最核心问题的系统化阐述。这三部著作合起来，就以点面结合的研究成果，层次丰富而体系相对完整地体现了吴秀明“将历史文学当作一种独特的学科形态”来对待的宏大学术构想。

二、当代历史文学审美格局的学理化考辨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环境中阐释历史文学创作，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从当代文学的全局出发，应该如何判断和阐述历史文学在整个文学格局中的独特价值，二是在当代历史文学内部，应该如何理解不同审美和观念形态的作品。对前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的专著《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建构起了一条有理有据的阐释思路，对后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则在他主编的《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问题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两部著作中，显示了一个能形成学术新空间、生发研究新论题的视野与框架。《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主要以采用传统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古代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其学术思路的基本特征，是将历史文学的意蕴探究与文化溯源融为一体。作者走出纯粹的“审美场”，借鉴文化批评的理念，将历史小说置于一定的“文化场”中来解读，通过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及其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视点高远地展现出了当代历史文学的生态特征与意义格局。作者首先勾勒了历史文学在文化转型语境中的演变轨迹与创作群体，并从文化立场、现代意识、题材热点、主体精神、文体形态和另类写作现象六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历史文学的审美生态；然后，作者以姚雪垠、凌力、唐浩明、刘斯奋、二月河、杨书案等历史文学名家的创作为代表，分别对思想立场层面的历史主义典型化、女性现实主义、历史守成主义倾向和审美境界层面的文化意味、大众化、散文化倾向等方面，探讨了历史文学审美境界建构的文化路径及其价值底蕴。贯穿于全书的基本线索，则是对当代历史文学现代性内涵的丰富发掘与充分肯定。这种从思想文化高度、以现代性为线索审视历史文学创作的逻辑思路，既隐含着对当代历史文学内涵特征的深刻认知，也是对历史文学在整个当代文学格局中的意义和分量予以学术强化的具体表现，其中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以当代文学为本位来探讨和判断历史文学价值的学术逻辑。《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最为重要的主编思路，则是从当代文化整体格局的高度着眼，来体察各类历史题材创作的合理性、建构学术考察的视野与框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客观上存在古代历史题材和现代革命历史题材两类社会背景、价值基础都截然不同的创作。而且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历史题材，在史实‘演义’的基础上，都带有思潮性质地出现了纯虚构形态的‘新历史文学’。而影像和网络的出现，更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包含着审美与文化新质的新型内容载体。”于是，这两部学术著作也就将其全部纳入学术考察的范围，并以“历史题材创作”名之，以期“在更大的视野范围内对当代文学尤其是近30年来客观存在的多元复杂的历史题材创作作出回应”。在《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一书中，研究者致力于“对当代历史文学的生产体制、在该体制下派生的创作实践及表现形态，存在于创作实践中的历史观问题进行全面考察”。《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一书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首先从文艺论争中探讨当代“历史题材写作规范的确立”，然后勾勒了传统形态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发展概况，剖析了其中的认知境界特征与世俗化、史诗化等审美文化倾向；后半部分则通过对历史文学经典作品的文本解读，具体阐述了当代历史文学的审美建构与文学成就。相对于仅仅着眼于传统形态创作的历史文学研究，这两部著作的学术视野既有对历史文学研究框架与学术外延的拓展，又体现出一种排除历史与文学观念高下之分、以“历史”为本位的思想逻辑与文化气概，对于在相互比较中理解各类历史题材的复杂情形与审美得失，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吴秀明对当代历史文学从两个基本方面所展开的学术考辨，实际上是从学理化的层面，既为将历史文学纳入当代文学意义格局“开辟了一条道”，又为全方位地审视当代文化格局中历史文学的复杂情形“打开了一扇门”，其中所体现的，确实是一片“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有机融合起来”的“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三、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的探求

总体看来，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征。首先，在思想视野和学术重心的选择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全局性视野与问题意识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与历史具有“异质同构”关系的一种文学艺术形态，并以此作为全部研究的逻辑起点，这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历史世界与文学世界全面而透彻地理解的基础之上。他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探讨历史文学理论范畴的核心问题，研究课题的选择也是基于对历史文学创作与研究状况的全局性把握。在选择和分析各种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吴秀明同样表现出一种以谙熟现实状况为基础的问题意识。论述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时，吴秀明着重分析了人民群众描写与历史记载中民众生活内容匮乏之间的矛盾；分析历史文学的语言时，他又对“非常态历史文学”的语言媒介特征进行了专门考察，这些都是发现和剖析历史文学“真问题”所获得的独特学术内容。吴秀明还特别注意到“找到了‘根据地’之后如何防止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实现理性的超越”，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在深入探讨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如何继续保持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正是立足于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意识，为吴秀明研究的学术分量与学科意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在学术资源和理论依据的寻找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知识体系前沿性与人文意识真切性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研究，存在着1980年代后期的理论新思潮与1990年代后的文化多元化两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吴秀明进行历史文学理论研究正值20世纪1980年代中后期那“观念论”“方法论”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在操持传统的社会学、美学、哲学、史学批评方法的同时，也广泛地借鉴了心理学、文化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发生认识论、阐释学、接受美学、系统论等文艺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輯訛輥，来作为论证的逻辑和体系的基础，从而充分表现出跨学科的知识视野和多角度的思维逻辑。但饶有意味的是，吴秀明也高度重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命形态的人文性、创造性特征。当代历史文学研究本就以审美创造为研究对象，关注文本的人文内涵和作家的创造性特征自在情理之中。在历史文学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吴秀明也时时表现出对于文学作为人类生命形式的高度敏感。在《历史的诗学》一书中，吴秀明对历史文学审美创造的逻辑归结点，就是“艺术创造与作家的人格理想”；而对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辨析，作者也将“文体形式与生命形式的构造”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真切地揭示出学术问题中所包含的人文意味，并以之为阐释规律和指导实践的本源性依据，使得吴秀明的研究增添了哲学层面本体论的思想维度。再次，在学术内涵与意义指向的探求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规律论与方法论、理论体系建构与实践指导诉求的统一。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探究历史文学规律与规范的学术意图，在吴秀明的相关论著中显而易见。他同时又认为：“学术研究当然不能太功利，对‘有用’作片面狭隘的理解，但它确实也有个价值论和当代性的问题”，因而注重“所提出的问题，来自实践而又反作用于实践”“对中国文学文化建设是有现实意义的”輰訛輥。因此，他既坚持用前沿学术理论来推演历史文学个性、探究历史文学规律，又注重将研究思路切入历史文学的内在肌理与操作规程之中，甚至注重为创作与批评提供切实可行的运作套路。《真实的构造》一书的前四章，分别存在以“超历史性的深层规约”“文艺创作对历史事实的正确取向”“主体自我显现的方式与途径”“前在经验对创造心理的影响”为标题的小节，实践指导意义在其中就显得一目了然。

文史论文第6篇

中国传统学术史肇始于战国后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子学研究。其中，尤其以《庄子·天下篇》、《韩非子·显学篇》、《荀子·非十二子篇》为代表作。它们对先秦学术的总结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总结前人的思想；二是，注重辨章学术，考证学术流派的传承关系；三是，采用概论体来总结前人的思想，重视对前人思想是非得失的评估。这种评估是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现实出发，具有鲜明的经世性。但这些篇章记载都很简略，且议论多，分析少，缺乏系统记载一代学术的变迁轨迹，学术内部的构成及其传承情况，且无固定的体例，因此只能算是学术史的发轫期。

西汉中期至隋唐的学术史研究，以总结儒学和释老之学为主要内容，以传记体、书志体、类传体为主要形式。司马迁的《史记》首开正史为“儒林”立传的先例，班固的《汉书》首开正史为“六艺”立志的先声，它们的设立，旨在记儒家之流派，述经学之源流。从历史编撰学的角度看，都具有独创性。

北宋至明的学术史以总结理学为主要内容，以学案体为主要形式。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是学案体的开山之作，全书以二程为纲，按道统传承的历史线索编修而成，通过辑录二程及二宋间与程氏学术有师友渊源的诸多学者的传记资料，注重理学源流的辨析以揭示道统传承的关系，同时注重学术内部师承关系的考证。它所开创的学案体，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先记传主行状，次记传主言论和著述，末附学者对传主的评论，兼有传记体和灯录体二种体例的特点，使记言和记行浑然一体。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由它发凡其例草创的《宋元学案》，是清初总结性学术史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中国传统学术史的最高成就。《明儒学案》凡62卷，17个学案，记载了明代202名学者的生平、学行和思想，实为一部明学史。该书以明学的发展和演变为线索，记述了明初朱学的统治地位，及其明中后期王学的崛起和内部的分合。黄宗羲著述此书兼容并包，不以王学定取舍，力求反映明代学术思想史的全貌。《宋元学案》由黄宗羲发凡其例，其子黄伯家续纂，至乾隆初全祖望重加编订，厘为百卷。这部书对宋元理学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理学家和学术流派，都有论析。

从内容上来看，这二部《学案》系统地论述了宋明理学的全过程，系统清理了宋明理学家的思想脉络，综述了宋明理学史上的重大论争，不愧为总结性学术史著作。就体例而言，《明儒学案》确立了总论、传略、学术资料选编三段式的编纂结构，后经全祖望续修《宋元学案》加以发展，增加《附录》一目，又于其后以学侣、同调、门人、私淑、续传、别传等目为类，用以表明附目中人与案主的学统师承关系，并以“序录”说明学术传授关系，起到全书总纲的作用。这样，以理学家的传、著述选辑为主体，又有附录、序录等相配合，构成一个整体，能够更好地揭示每一案卷中各家各派的师承关系以及它们各自所处的地位，从而使学案体学术史臻于完善。

中国传统学术史经过近二千年的演变、发展，到本世纪初出现了转型。转型的原因在于传统学术史历史观的落后以及编撰上的局限。中国传统学术史的历史观是一种以“道”为体，以“史”为用的道统历史观。根据道统历史观，历史是“圣道”的体现，是“圣道”传承的统绪。在道统论看来，“圣道”是中国文化的血脉所系，它超越时空，贯穿古今，完全不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用这种道统历史观来研究中国学术史，学术史势必变成“圣道”传承的历史，学术史的任务必然局限于为历代学术思想及其流派明统定位，确立“圣道”传承的历史统绪。[i]这种陈旧的历史观同进化论传播带来的进化史观发生尖锐的冲突，它必然让位于先进的历史观。

二、近代学术史体系的建立

作为传统学术史编撰集大成的学案体“或人自为案，或诸家共编，某一学者或学术流派自身的传承，抑或可以大致反映。然而，对于诸如这一学者或流派出现的背景，其学术的历史地位，不同时期学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及趋势，众多学术门类的消长及交互影响，一代学术的横向、纵向联系，尤其是蕴含于期间的规律如何把握”[ii]，则是传统学案体史籍无法解决的。这足以表明学案体史书无法全面反映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西方史学方法论的传入，摆脱由纪传体史书演化而来的学案束缚，编撰崭新的章节体学术史，成为历史编撰学的重要课题。

学术史研究能否开新，取决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学术大师思想观念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构成进步知识分子研究传统学术的指导思想。他们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压迫下，重新估价学术的重要作用，强调“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iii]热切希望振兴中国学术，并运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对封建文化遏制下的“奴隶之学”进行批判。1902年，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弟子以为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术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学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iv]梁启超对儒学的正统地位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刘师培在对儒学和西方学术比较之后，批判儒学存在四点缺陷：“一曰信人事而不信天事也；……一曰重文科而不重实科也；……三曰有持论而无驳诘也；……四曰执己见而排异说也。”揭露了孔学的弊端。在这样的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学术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本世纪初，梁启超突破传统学术史的模式，于1902年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长篇学术论文，它是中国史学界运用进化论哲学观点指导研究思想史第一次结出的硕果。

同传统学术史相比，这篇文章的创新之处表现在：其一，它提出了新的学术史分期法。以往的学术史分期，基本上是按朝代的先后为序，宋明以后则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梁启超打破常规，提出以学术思想的内涵、性质及其发展变化作为学术史分期的标准，将中国学术史划分为七个时期：一，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二，春秋末至战国为“全盛时代”；三，二汉为“儒学一统时代”；四，魏晋为“老学时代”；五，南北朝迄隋唐为“佛学时代”；六，宋元明为“儒佛混合时代”；七，清代为“衰落时代”。梁氏之所以清晰地划分出学术演变、发展的阶段，同它运用西方进化史观的指导密切相关。梁氏对达尔文进化论学术在思想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视，预言进化论学术“将磅礴充塞本世纪而未犹已也。”他希望借进化论学术激发国民发愤图强，争取民族光明的未来，为此他提出以进化论引起人类思想的一切革命：“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v]梁启超对进化史观的接受，为梁氏以新的标准划分学术史奠定了基础。

其二，梁氏对学术思想发展的公理公例十分重视，力求对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新的解释。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认为历史家应从人类活动总背景中求得人群进化的真相，总结出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使后人循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以增幸福于无疆”。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梁氏强调近世史家的任务在于“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及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梁氏将新史学的理论主张贯彻到学术史的研究中，《论大势》开宗明义即对“公理公例”表示了明确的认识：“生理学之公例，凡二异性相结合，其所得结果必加良……我中华当战国之时，南北两文明初相接触，而古代学术思想达于全盛，及隋唐间与印度文明相接触，而中世纪学术思想放大光明。”[vi]并将“公理公例”作为分析学术思想变迁的理论依据。

梁启超论述“胚胎时代”学术思想的变迁的原因时，指出：“综观此时代之学术思想，实为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学艺之源泉。约而论之，约有三端：一曰天道；二曰人伦；三曰天人相与之际是也。而其所以能构成此思想者，亦有二因：一曰由于天然者，盖其地理之现象，空界之状态，能使初民对于上天而生出种种之观念也；二曰由于人为者，盖哲王先觉利导民族之特性，因而以天事比附民事，以为群利也。”[vii]

在论述战国时代学术思想时，他首先高度评价了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然后专门探讨了“学术思想勃兴之原因”，归纳为七项：一，由于前此学术思想蕴蓄之丰富；二，由于社会急剧变动的刺激；三，由于思想学术之自由；四，由于交通之频繁；五，由于人材之见重；六，由于文字之趋简；七，由于讲学之风盛，学术思想得到有效的传播。

在论述“儒学统一”时代儒学之独尊时，他不仅考察其历史，而且分析其原因和结果。梁氏在分析儒学统一的原因时，首先肯定了竞争的作用，他说：“夫进化之与竞争相缘者也。竞争绝则进化亦将与之俱绝，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进化，惟共主一统故；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而其运旨起于秦汉之交，秦汉之交，实中国数千年一大关键也。”[viii]然后将儒学统一时代的学术与泰西学术相对比，指出泰西学术的进步源于“自力”，儒学一统时代的退步由于“它力”，此实学术发展的“公理公例”。梁氏以此“公例”分析了儒学统一形成的原因：一是，专制君主之提倡，学术建设的主动力，“非由学者，而由帝王也”，“故凡专制之世，必禁言论思想之自由”；二是，儒学较之其它诸子学术更能适应专制政治之需要，“其道可久，其法易行”，“教竞君择，适者生存”，符合“天演学公例”；其三，儒学在“自动力”上，以“用世为目的，以革君为手段”，“实与帝王相依附而不可离者”，其思想体系具有包容性，故“诸道中绝，而惟此为倡也。”对于儒学统一的结果，梁启超列举了“四端”：“一曰名节盛而风俗美”，“二曰民志定而国小康”，“三曰民权狭而政本不立”，“四曰一尊定而进化停滞”。梁氏以学术发展的内因（主动力）、外因（它动力），来分析儒学统一的历史背景，这是“采西学新说”——因果论以“综论中国古今学术思想变迁之迹”的最初尝试，在学术方法上具有近代文化的特色。他对儒学统一后果的分析，富有唯物倾向和辨正因素，既对“其结果之良者”加以论述，对其不良者亦条分缕析，力图全面展示其对古代社会的影响。

其三，深入地论述了学术思想和社会条件的关系，论述不同学派和学者间的互相影响和推动，第一次生动地呈现出学术变迁动态的格局。[ix]关于战国时代学术勃兴的社会条件，梁氏从由于社会急剧变动，思想学术出现自由局面等项进行分析。他指出：“获麟之后，迄于秦始，实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自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而其变动之影响，一一皆波及于学术思想界。盖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由贵族世家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观。周室之势既微，其所余之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x]从中可看出时代的急剧变动，造成了学术思想由“学在官府”到出现“百家争鸣”的巨大变化，其论深入中肯，极具见识。再如对明末清初学术风气演变的论述，也紧紧抓住时代条件的影响，梁启超曰：“呜呼！吾论次中国学术史，见夫明末可以变为清初，清初可以变为乾嘉，乾嘉可以变为今日，而叹时势之影响于人心者正锯且创也，而又信乎人事与时势迭相左右也。自明中叶，姚江学派，披靡而下，一代气节，蔚为史光，理想缤纷，度越千古。顾其敝也，摭拾口头禅，转相奖借，谈恭说有，与实际运用益相远，横流恣肆，非直无益于国，而且无以自淑。逮晚明刘蕺山等人一派，已几于王学革命矣，及明之既亡，而学风亦因以一变。”[xi]这里，明确指出了学术变迁的格局同社会变动之间的关系。

其四，叙某家学术，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如他对佛学特色的叙述就很精采：“美哉！我中国不受外学则已，苟受矣，则必能发挥光大，而自现一种特色……中国之佛学，乃中国之佛学，非纯然印度之佛学也。不观日本乎？日本受佛学于我，而其学至今无一毫能出我范围者。……中国之佛学，其特色有四：第一，自唐以后，印度无佛学，其传皆在中国；第二，诸国所传佛学皆小乘，惟中国独传大乘；第三，中国之诸宗派，多由中国自创，非袭印度之吐馀者。第四，中国之佛学，以宗教而兼有哲学之长。”[xii]

其五，梁启超对学术史的考察，并未局限在传统学案体的旧框架内，而是依据学术发展本身的特点，在材料组织上对旧体学术史著作进行了改造和发展。旧体学术史叙事全按学派立案，虽便于对各家学派作细微考察，但也易于使各学派之间相互孤立，难以看清其间的前后演变和相互影响。梁启超此书，首创章节体的学术史新体裁，其主要特点是：以章节为纲，按所要论述的问题性质分章立节，以“论”说“史”，以“史”证“论”，史论结合。例如，他将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进程分为七个时期，按时期分章，每章又根据内容不同立如干节，如原因、派别、历史、结果等等，章与节之间联系紧密，脉络分明。再如，他对史论十分重视。全文之首冠以“总论”，表达梁氏对学术思想在世界史和中国史上重要性的认识，表明梁氏撰述学术史意在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论述了对于传统学术思想的态度。每一章之前，梁氏简要地论述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变迁的大势，以及这一时代思想的主要特点、成就和不足，并简要地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远因和近因。在每一节中，在“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作者的观点。因此，读者于其史论中可以明晰梁氏对于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框架和思路。梁氏在编撰上的创新，更能展示学术史新体系的思想特色。同时，梁启超还突破旧史学术史著的狭隘格局，扩大了学术的考察面。传统的学术史对儒学以外的学派论述较少。梁启超认为：“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学术史的任务应是反映各时代有代表性的各种学术发展情况。在《论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力戒门户之见，试图把各家学术展现给读者。在《全盛时代》中，特立《论诸家之派别》，作者说：“先秦之学，既称极盛，则其派别自千条万绪，非易论定，今请先述古籍分类异同之说，而别以鄙见损益之。”[xiii]把先秦时期重要的派别都罗列出来，然后加以分析、评述。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对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历程的看法，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评价到：“《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以外还有中国学术思想。梁先生分中国学术思想史为七个时代，现在看这个阶段，也许不能满意。……但在二十五年前，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xiv]它为梁启超以后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史学的发展确立了新的路标，对于史学近代化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奠基意义。

较之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同时代的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人也写出了有关学术史的论著。如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也是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史论著。在著述体例上，他打破了以人物学派为中心的旧体例，提出“以学为主”的新的分类方法，将先秦诸子百家纳入近代学科分类框架中。他开列的学科有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哲理学、文字学、文章学、计学等十六科。在著述体例上，将传统的学术史向前推进了一步。

再如章太炎的《訄书》（重订本）对中国学术史的清理，虽然篇幅不多，但内涵丰富。从现代学术史的意义说，《清儒》是《訄书》中最有分量的文章。章太炎对清儒在训诂考证方面的成绩评价很高。他认为清代小学、经学繁荣的原因主要由于统治者对思想的禁锢，他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毕；多忌，故歌诗文史枯；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xv]。章太炎承继乾嘉遗风，猛烈批判宋明理学。章太炎还注意到地理民风对学术风气产生的不同影响。清代今古文的分野，与学者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清代学术的主流是古文学派，对于其特色，章太炎概括为：“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xvi]《学变》，具体分析了西汉以后五百年的学术演变过程，说明了各种学术、思潮的五变“各从其世”，即取决于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他首先提出“汉晋间，学术则五变”。章太炎总结思想领域的斗争根源，认为“凡此五变，各从其世”[xvii]。他深刻地揭示了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化与时代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但相比之下，这些著作往往仅详一代，没有对整个学术做通贯的分析，或者虽有分析，但却太简略；著述体例上，有的还是按照传统的学案体来写，有的虽然在体例上有所改进，但是在内容上和结构上存在问题。故本文主要以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作为重点考察学术发展的情况。

参考文献：

[i]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页。

[ii]陈祖武：《关于中国学案史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1期，第51页。

[iii]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第110页。

[iv]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9页。

[v]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v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页。

[v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6页。

[vi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9页。

[ix]陈其泰：《梁启超与中国史学近代化》，引自《史学与民族精神》，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2页。

[x]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2页。

[x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77页。

[x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73-76页。

[xi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5页。

文史论文第7篇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部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

1．中国古代冶金史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冶金技术的发明作为人类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其他两项标志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与城市的出现)，它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冶金技术不断迭进的历史。从早期的铜、铁、锡、铅等的冶炼而造就的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青铜器文明到今天现代化的钢铁冶炼而形成的钢铁文明等，一直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华民族冶金技术的许多次世界领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的独步天下的豪气。因此，通过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形成、发展与兴盛的历史进程。

2．冶金史与各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之关系

人类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青铜农具特别是铁制农具，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不仅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所以冶金技术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发展。因此，如果割裂这种联系而只是单纯地研究各个朝代的冶金技术的发展情况，确实有一种历史的单薄感。

3．冶金技术思想(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拥有浓厚哲学思维与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一部中国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史。作为时代中人，不论之于达官贵人抑或是从事被称为“雕虫小技”的如从事冶金技术操作的卒与徒，都不能不受到社会思潮或思想的浸淫，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便是体现于他们劳动产品或技术产品中的各种各样的技艺或工艺。例如常见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上的饕餮与夔龙纹饰，这一方面给人以威严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沟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体现出超越现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纹饰从那些威震一时的饕餮、夔龙等种种神灵，已经变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妇女采桑、弋射飞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题材开始大量涌现，这其实表明了人的价值开始被认识，社会生活的内涵成为青铜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母题。这种变化，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思想观念的变化。此外，中国古代的“五行说”、“阴阳说”、道教、宋明理学等等传统思潮都曾对中国的冶金技术有着深厚的影响。例如灌钢技术的发明，就与中国古代“和”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工开物·五金·铁》记载：“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在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炼成则钢”这一简洁有力的语言，不仅是对这种灌钢工艺所作的生动描述，同时也是用“和”的哲学思想对冶炼技术所作的精辟总结。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通晓了生铁与熟铁的各自属性，同时又受到“和”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通过多年的亲身实践后，发明了“灌钢”这一工艺技术，这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冶金史与社会政治之关系

综观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发展历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有高潮也有其低迷的时期。这其中与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的矿冶业之所以如此发达，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对矿冶业的重视的国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对矿冶业的鼓励开发的告发政策、矿产品的售卖政策以及对矿冶业的管理政策等，都为宋代矿冶业的兴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矿冶管理政策的失误以及当时国外近现代冶金技术的引进等原因，导致了中国冶金技术在清末的逐渐衰弱与萎缩。

5．中外冶金技术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其同类其他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一样，中国的冶金技术也必然与国外的冶金技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论是驼铃声声的塞上古道之丝绸之路，还是碧波荡漾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带去了中国古代的冶金技术，同时也捎回了国外先进的冶金技术。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同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确实存在着冶金技术的交流。例如梅建军教授认为：由砷铜的存在及铜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区在齐家和四坝文化阶段同新疆及欧亚草原地带存在文化上的联系及相互影响。所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同时也可以澄清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问题。

6．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之路

因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的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须采取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矿、冶金、材料、历史、考古等多学科的知识和物理及化学组成分析研究手段与方法，因此这不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断学习，扩大知识面，改进知识结构，同时多学科的结合，更是开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冶金史研究与考古或者说是科技考古结合得较为紧密，依靠这种结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古代铜镜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机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实，从更广泛的学科综合来看，冶金史研究还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即除了传统的“矿冶遗址实地考察一实验分析一文献考证一结论”的研究思路之外，我们还必须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方法，例如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之综合取向，从而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空间。例如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个非常新颖且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在此方面，对西南民族地区的铜鼓研究就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但目前对铜鼓的研究，也还处于铜鼓制造技术、铜鼓金属成分分析等方面，从民俗学的视野进行研究尚待来日。

7．对国外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由于语言的限制、文献的不足以及金属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国外冶金技术的相关研究，然而在国外，却有相当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进行研究，这除了与中国古代的金属器物流失海外而给国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实物考证之便之外，还同他们有着充足的研究经费密切相关。所以，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这种现状，也就决定了国内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难与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对话与交流，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国内目前整个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对近现代的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贯传统，也是其研究特点，所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几年来力倡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进行研究。例如从2000年底开展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综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丛书》的面目出现，但其中缺失中国近现代冶金史研究这一环节，因此作为冶金史研究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历史性任务，从而补上这一缺失的环节。

9．对冶金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础理论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从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任何一门学科的学科理论发展，都是从零散的、不系统的理论体系而随着研究实践的逐步丰富与提高而发展出系统的、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作为一门在国内较早从事专题史研究的冶金史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历史的积淀，理应对其理论体系进行系统的研究与总结——主要是对其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学科的术语、概念；学科理论的提升等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一门体系完善、结构严谨的科学技术史的二级学科。

当然，科技史研究的外史研究之转向，是以内史研究之成熟为基础或前提的。随着国内科技史研究之内史研究的日趋成熟，我国的科技史研究应走出内史研究的门槛，从社会学、哲学的角度看科技的发展，通过考察科技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哲学等外在因素的关系，从而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作为国内科技史研究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的冶金史研究，也必须勇敢地迈出这一步。因为科技史研究从内史向外史的转变，不仅仅是科技史研究对象的演化与扩展，更是研究思路与视角的重大转换。

文史论文第8篇

课程分化

课程分化主要是《中医各家学说》、《中国医学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等课程为核心的分化。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中医文献学概论》入选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中医药信息工程学》、《医学信息学》等6种教材入选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暨新世纪高等医学院校创新教材[1]。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作为副主编单位的《中外医学史》(全国中西医结合专业规划教材)，已在全国医药院校中西医结合专业广泛应用，还参编了全国规划教材《实用中医信息学》，创新教材、精编版教材《中医各家学说》和《中医医案学》，并开设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科学数据整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科学临床数据整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期刊数据整理》和《中医信息学与中医古文献整理标引》等选修课。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根据不同的目标群体对课程进行了整合与分流，改革并丰富了医古文课程，将单一医古文课程拓展为以医古文本体课程为核心，以面向七年制、本科生的《古汉语通论》、《中医古籍训诂》等拓展型、提高型课程为重点，以面向留学生的《医古文基础课》、《中医汉语》，以及面向本科生的《诗经概要》、《古代文化名著赏析》等外向型、发散性课程为补充，融合古汉语、训诂、目录、版本、音韵、中医文献等在内的中医特色系列课程，并编写、出版了相关讲义和教材[2]。

机构整合

机构整合主要是中医药院校在中医医史文献相关教研室整合的基础上，与中医药院校相关科研机构、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医史馆、博物馆的整合。

辽宁中医药大学就是以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为依托，包括两个教研室，覆盖医古文、中国医学史、中医文献学和中医各家学说4个三级学科和中医文献数字化研究室，构成了体系完整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体系，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为辽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医史教育博物馆”为辽宁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科普基地[3]。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以中国医学史教研室、各家学说教研室、医古文教研室(包括中医文献信息室)为核心科室，以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医药博物馆、校图书馆为依托，并吸收中医基础理论、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多个科室以及文献研究所的教研人员参加，使科研实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4]。

河北医科大学为增强图书馆的活力，发挥中医文献研究所和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医史馆的作用，正在酝酿图书馆、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医史馆的整合。

学科系统

一是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与中医药科研院所、图书报刊出版编辑单位的课题协作、教材编写协作、文献整理研究及其中医医史文献学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教育的精品课程协作，特别是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医史文献分会、中医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全国医学会医学史分会、全国科技史分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之间的紧密协作，将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成立了学科专业委员会，聘请了全国知名专家为学术顾问，在全国较早运用计算机技术开展中医药文献整理研究，直接参与国家和上海市多项中医药数据库及信息网站的建设[4]。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也分别于2002年和2004年参加了全国中医古文献知识库整理标引和国家科技部信息共享网中医药科学数据库的建设。今年还作为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常务理事单位参与全国古今名医学术思想研究，主编《燕赵名医》。

二是中医医史文献多学科知识系统的形成[5]。随着中医医史文献学科课程整合、学科交叉、知识更新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给我们提供了跨越发展的机遇，跨越中医药学、文史学科、信息学科多个领域的知识系统正在形成。

三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6]。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是时代的需要，学科发展的需要。文献交流的最高形式是交融，古籍文献与临床医学的交融则是文献交融的最高形式。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就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的交融。现存数以万计的中医古籍蕴涵着千百年医家医学思想、论治经验，期待我们去发掘整理，并向临床提供具有实用和开拓价值的信息。而且，要与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社会文化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的开放系统。

总之，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从课程整合到机构整合、系统整合，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交叉复合发展到中医医史文献课程分化重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多学科知识系统、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更新到形成新的学科知识系统，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形态发展的必然。

摘要：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有课程分化、机构整合、学科系统三个方面机遇：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从课程整合到机构整合，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交叉复合发展到中医医史文献课程分化重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的形成，多学科知识系统的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更新到形成新的知识系统，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形态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机遇

【参考文献】

1袁浩.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医史文献学科[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2)：封三.

2张亭立，孙文钟.上海中医药大学部级精品课程医古文建设纵横谈[J].中医教育，2008，27(4)：20～23.

3刘飞，康健.传承中医文献培养实用人才——发展中的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3)：封底.

4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编辑部.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上海市重点学科简介)[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4)：封底.

文史论文第9篇

关键词：高中历史；史料教学；选取史料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传承和发扬祖国的优秀文化，牢记历史是每一个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使命。但是，长久以来，由于很多学生对历史课程的忽视，加上当下的高中历史教学水平不高，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高中历史教学效果都很不理想。因此，教师要创新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和教学理念，加快提高高中历史教学水平的进程，使学生认识到历史学科的重要性，从根本上解决当下历史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高中历史史料教学的重要性分析

史料教学，顾名思义就是以历史史料为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基本素材，高中历史教师通过对历史史料的分析，引导学生从朝代的兴亡交替中学习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身边发生的事情对历史规律进行进一步推广，从而让学生认识到高中历史学科的学习并不是枯燥无味，毫无用处的。相反，从历史史料中总结出来的客观规律是可以被运用到生活中的，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逐渐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良好习惯。高中历史史料教学极大地提高了高中历史教学质量和水平。相对于传统历史教学，史料教学法除了注重对专业知识的教学，还加强了对学生需求反馈的重视，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切身感受到教师对自己的关怀。另外，相较于传统的填鸭式的历史教学方式，史料教学以对历史材料的分析和总结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并结合发生在身边的具体事例，让学生感受到历史学科与自己的生活紧密相连，使高中历史教学课堂更加生动形象，更能吸引学生对历史的求知欲。史料教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实施推广，有助于学生建立系统的知识框架，而史料教学是以历史史料为对象，对其进行分析并总结的教学模式，使得教学更加具有针对性和高效性。

二、高中历史史料教学方法的具体应用

（一）选取合适的史料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国更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大国，面对数量庞大的历史史料，高中历史教师不能一概而论，随意挑选，而是应该根据本节课的教学重点选取有代表性、有针对性的历史史料。只有这样，才能够突出本节课的教学重点，让学生能够更加清晰、深刻地理解历史材料蕴含的客观道理。选取合适的史料，对高中历史教学能够产生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反之，如果对史料的选取不当，不仅仅会对本节课的教学目标产生影响，还容易打乱学生听课的节奏，降低学生的听课效果，破坏一直以来构建的历史知识网络。由此可见，在高中历史史料教学过程中，史料的选取至关重要。此外，高中历史教师还可以恰当地利用多媒体等先进的教学技术，使得授课过程更加形象、生动，从而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教学目的。

（二）适当进行提问和解读

高中历史史料教学的核心就在于对史料的解读，高中历史教师通过对选取的史料进行详细地解读、分析，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历史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与此同时，高中历史教师还应该对史料的文化背景和古人的行为习惯进行讲解，这样才能够让学生更加透彻地理解史料中蕴含的事物发展的规律，以及古人是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做出的决定，让学生真正理解史料中的故事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等。在进行高中历史史料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对学生进行恰当的提问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教师在课堂上进行知识点的提问，不仅仅能够帮助学生对历史知识点进行更好的吸收，还能够保证学生在课堂上的思维的活跃性，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学生走神的现象，而且能够让学生时刻与教师的授课思维保持一致，使得课堂更加高效，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三、结语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句话简明扼要地总结了学习历史的重要性，通过学习历史可以明白事物的发展规律，无论是对生活还是对社会的发展都有着指向性的作用。当下，我国高中历史教学模式和教学理念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希望广大从事高中历史教育的客观工作者，能够尽快地掌握高中历史史料教学的核心，并在史料教学的基础上结合教学经验在推行过程中融会贯通，勇于创新，最终达到提高高中历史教学水平，增强学生历史素养的教学目的。

作者:程飞 单位:广东省河源市东源高级中学

参考文献：

[1]朱知锐.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史料教学分析[J].读写算(教研版),2014(18):318-319.

[2]骆洪乾.浅析新课改形势下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史料教学[J].新课程(中学版),2010(11):250-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