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调查的对象以农户为基本单位，调查所选取的样本涉及湖北省的10个县(市)的100个农户。样本的选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有经济较发达的平原地区如天门市、仙桃市，也有经济一般的丘陵地区如咸宁市，也有经济较落后的山区如竹山县、英山县，还有武汉市的郊区如新洲区、江夏区。这种样本的选择方式和结构有利于比较全面了解情况，以得出比较合理的研究结论。调查资料的收集采取以下程序：一是设计基本问卷表，由被调查的农户进行填写；二是按照收集调查表的10％的比例随机抽样到农户家中核实，最后确定有效样本为96户；三是设计专门表格将有关定量性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和分析；最后，由课题组成员根据有关资料撰写调查报告。
二、调查结果的分析
(一)农户的基本情况
1户主年龄。对户主年龄进行调查的目的在于与第二项文化程度相结合，共同分析年龄与文化程度对农户投资决策的影响。调查发现户主以男性为主，占85.4％，平均年龄在40.5岁，最小为24岁，最大为62岁；24-30岁的占22.9％，31～40岁的占37.5％，41岁以上的占39.6％。调查中还发现24～30岁的户主，80％以上外出打工，31-40岁的户主外出打工因受年龄和文化技能限制，只有30％外出打工。41岁以上的户主基本上都没有外出打工的经历。
2户主文化程度。在被调查的户主中，文盲占21.9％，全部集中在41岁以上的户主；小学文化的占52.1％，主要集中在31岁以上的户主；初中文化的占18.6％，主要集中在31～40岁的户主，24-30岁的户主有一部分，高中(中专)文化的占7.4％，全部集中在24～30岁的户主。由此可以看出，户主年龄越年轻，文化水平越高，户主年龄越大，文化水平越低。户主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对家庭的投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一般来说年轻人和文化程度较高的户主接受新兴事物要快些，具有一定的进取和冒险精神。
32007年全年家庭纯收入。2007年湖北省农村人均纯收入为3997元，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37896.76元，与湖北省农村人均纯收人大致相当。但是，如果按调查户所处地理环境分为平原区、丘陵区和山区，则他们之间的纯收入的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平原区的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3396.70元。丘陵区的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3201.83元，山区的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2873.65元，这说明地理环境对农户的投资行为以及收入有重要的影响。
(二)投资行为分析
1投资意愿和投资计划。当问及调查户是否有投资意愿时，回答有的占87.5％，这说明广大农户还是很渴望进行投资的，希望得到投资援助的占44.8％。为什么有87.5％的农户有投资意愿，而希望得到投资援助的只占44.8％。调查发现，除了少数农户有自身积累外，大部分并不具有现实的投资能力，自身没有投资能力而又不希望得到援助的原因有二，一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投资计划，这类农户达76％，或者有明确的投资计划，但不能预测投资期及投资的成本和收益，怕万一投资失败，难以还债，所以稳健起见，想依靠自身的积累；二是有意愿不一定有机会，83％的农户想拓宽增收渠道，但就是苦于难以发现和利用机会，部分农户说，如果有机会，只要有把握赚钱，他们还是愿意得到投资援助的。
2在目前的农产品价格下，对土地投资的意愿。愿意对土地投资的占26％，将减少对土地投资的占37.5％，保持现状的占36.5％。上述调查结果表明，有74％的农户不愿对土地增加投资。原因之一是土地调整比较频繁；对土地的投资一般在当年很难见成效，土地调整频繁使农户对土地经营的短期化行为严重，不愿意增加对土地的投资。二是目前农户对土地的投资已经处于临界点了，再增加投资，产出并不一定会相应增加。三是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同样的投入如果用在其他方面，可能效益更大。四是农村中的“四荒”地已经不多，剩下的“四荒”地投资的成本很高，更何况“四荒”地目前的产权不明晰，投资后怕收不回来。调查还发现，2007年与2006年相比，投入到土地上的劳动数量普遍减少，减少的农户占92.7％，增加的为0，不增不减的占7.3％，减少的劳动力大部分是外出打工，其余的在本地或外地经商和跑运输。
3对粮食生产方面的物质投资。认为种粮有利的占2.1％，认为种粮无利可图，尽量少投入的占26％，认为别无门路，只能投向粮食的占52.1％，认为生产资料价格太高，资金有限，无力投入的占19.8％。第一类情况的农户只有2户，他们都是子女在城镇上班或务工经商，老人在农村种粮供他们的口粮，所以他们愿意在种粮方面多投入，而且他们也有实力投入；而第二类的农户，一旦有其他投资机会，也必然会减少对粮食生产的投资；第三类和第四类农户的情况也正好说明农业的比较效益低下，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而且兼业化现象也多发生在他们身上。
42007年家庭总投资的变化。回答增加的占26％，回答减少的占52.4％，回答不增不减的占19.8％。调查发现，在增加投资的原因中，认为消费减少的占71.9％，认为是贷款增加的占11.5％，认为是收入增加的占16.6％；这说明大部分农户是在勒紧裤带增加投资。增加投资的目的中，用于解决吃、穿、住问题的占19.8％，此类农户一般是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或者正在努力解决；用于应付开支的占47.9％，此类农户一般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子女较多，家庭开支大，必须有不断增加的收入来源来应付；用于增加财富的占32.3％，这类农户一般已经步入小康，或正在奔小康。在影响投资的因素中，把“不了解行情，不知投向何处”放在第一的占23.9％，把“不愿增加投资，怕风险”放在第一的占25.3％，把“农产品价格较低，农用工业品价格高”放在第一的占22.5％，把“无资金可投和缺乏技术指导”放在第一的占28.2％。其实大多数农户认为这四种因素都会影响投资。很难对他们进行排序。
5家庭收入来源和用途。家庭收入的来源反映了农户的就业结构和投资结构；而收入的用途可以反映农户的支出结构和投资意识。调查发现，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业的占51％，主要来源于畜牧业的占7.29％，主要来源于林业的占3％，主要来源于渔业的占11.5％，主要来源于工业和建筑业的占6.25％，主要来源于服务业的占11.5％，主要来源于打工的占9.37％。这说明除了部分年轻的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打工外，大部分农户的收入主要还是来源于农业。
三、调查后的思考
1大力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农民的文化素质不仅直接影响农民的投资行为，还会对其他经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文化层次较高的农户，其投资意识一般较强，而那些文盲和半文盲的农民，有了收入就用来改善生活，投资意识不强。而且文化素质的高低还会影响农民的消费习惯和休闲时光的打发，而这些也会影响农户的投资行为。同时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也易于接受和掌握新技术，培养一定专长，为农户从事兼业行为，开辟增收渠道创造条件。
2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质是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土地两权分离后的关键是农户是否真正拥有使用权，因为这是农民能否对土地具有长期经营思想和对土地进行中长期投入的重要前提。然而，尽管中央明确提出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三十年不变，但实际上在不少地方，农户承包的土地经常处于变动之中。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的做法使农户不愿也不能对土地的经营进行长期规划和稳定投入。所以，目前必须明确农户对土地拥有经营决策权、收益分配权和必要的处置权。通过承包、租赁、股份等形式，来确定集体和农户之间的契约关系，尽量避免土地使用权的频繁变动；其次就是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是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和专业户集中，并尽可能延长使用期限，以加深农户对国家土地制度相对稳定的预期，从而树立长期经营的思想，对土地进行合理投入。
3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增强农户积累。要使农业部门和农户自身的积累成为农业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有两个条件必不可少：(1)农产品销售收入高于农业生产成本；(2)农业投资的收益率必须高于至少不低于社会平均的投资收益率。在这两个条件中，第一个条件是根本的。因为农产品销售收入高于农业生产成本，是保证农业投资收益率达到较高水平的基本条件。但在中国目前的GDP分配格局下，工农产品价格之间存在着不利于农业部门的剪刀差。
4大力发展农村中介组织和信息市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单个农户缺乏获取信息的有效渠道，缺乏对信息进行分析、过滤、判断和选择的能力，往往是“跟着感觉走”，其“风险概率”较高，使得农户进行投资决策时畏首畏尾，要么是丧失良好的投资机会，要么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信息不灵是制约农户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大力发展农村中介组织和信息市场。同时，还可以发挥农产品加工和经销企业在市场信息方面的优势，与农民签订农产品生产和销售合同，减少农民投资风险，为农民的生产提供信息。
关键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地区差异
一、引言
1978年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千家万户的小农逐渐成为农村社会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经营决策单位（张林秀、徐小明，1996），农户农业投资逐渐成为农业投资的基本主体（刘承芳、张林秀、樊胜根，2002）。近年来，我国农业投资逐渐表现出投资总量的相对不足和不稳定性，对此，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农业投资和农业投资行为进行了大量研究。因农户农业投资在我国农业投资中居于重要地位，因此，在对我国农业投资和农业投资行为的研究中，对农户农业投资和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的研究颇多。这其中：
郭敏、屈艳芳（2002）认为，影响农户农业投资的因素主要有农户收入、农地收益、农地规模、农地承包关系稳定性、农业信贷可获得性等。陈铭恩、温思美（2004）在郭敏、屈艳芳（2002）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认为，非农产业替代、由政府以各种方式表达的土地产权强度、农业投资边际收益等是影响农户农业投资的主要因素，农田水利等农村公共投资存量的不足是导致农业投资边际收益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陈铭恩、温思美（2004）将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研究延伸到农村公共投资视角。刘承芳、张林秀、樊胜根（2002）运用江苏省300户农户1993-1999年微观调查数据，对“基层社区的基础设施对农户私人的农业生产性投资有何作用”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尤其是农村通讯事业的发展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采用“本村是否通电话”、“本村是否通公路”、“本村是否有医务室”等方式进行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变量衡量，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
现有的研究对我国农户农业投资和农户农业投资行为进行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分析。但是，就我国农业的微观经营主体――农户而言，其投资和投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地公共事业的发展水平有关，且表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刘承芳、樊胜根、张林秀，2002）。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
本文即是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农村公共事业发展，采用1990-2004年我国25个省份(注：由于缺少北京、天津、上海、海南、重庆、数据，因此，本文采用的数据为我国25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这25个省份为：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面板数据，分地区对影响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本文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1990-2004年间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及两者间的关系进行简单描述；第三部分结合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建立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模型，分地区对影响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是简短结论。
二、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与农村公共事业发展联系
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可以定义为在各种社会经济信号的影响下，作为行为主体的农民所表现出的农业投资反映（刘承芳、张林秀、樊胜根，2002）。一般在实证研究中，研究者多采用生产费用现金支出（郭敏、屈艳芳，2002），农、林、牧、渔业家庭费用支出与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陈铭恩、温思美，2004）等表示。此处采用刘承芳、张林秀、樊胜根（2002）的处理方式，即采用农户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代表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具体计算时，农户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采用国家统计局定义的农户购置役畜、产品畜、大中型铁木农具、农林牧渔业机械等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支出数据表示。
图1 农户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
图1描述了1990-2004年期间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情况。从图1看出，1990-2004年期间，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由1990年的20.29元/人增长到2004年的49.34元/人(注：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数据系作者根据历年统计资料计算而得，为实际投资数据（1990不变价）。资料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平均每年增长10.23%，但同时，1990-2004年特别是1990-1998年间，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增长表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
分地区(注：依樊胜根、张林秀、张晓波2001年《WTO与中国农村贫困》（IFPRI研究报告）的划分方法，东部地区包括：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广西；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看，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高于全国水平；中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低于全国水平；东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在1994年前高于全国水平，1994年后低于全国水平。从地区间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曲线看，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曲线高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曲线相互交迭。
通过对东、中、西部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成对双样本均值分析（表1），可以看出：东部、中部、西部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存在显著差异。
图2描述了1990-2004年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及二者的联系。图中的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和农村交通、水利、通讯等公共事业发展分别用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环比增长率和乡村道路里程的环比增长率、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环比增长率、农村电话用户数占总农户数的环比增长率表示。图2显示，1990-2004年间，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呈不稳定状态，同时，农村交通、水利、通讯等公共事业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与农村交通、水利、通讯等公共事业发展间的联系看，1990-2004年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与农村道路、通讯事业发展的趋势基本一致，相关系数分别达到33.97%和21.82%，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与农村水利发展的关系不是很明显。
图2 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增长与农村公共事业发展
数据来源：《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交通年鉴》、《中国水利年鉴》。
三、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解释
新古典经济学投资理论认为：投资代表厂商对资本物的需求是带动厂商生产和收入增长的原因，受厂商生产和投资能力约束；单个厂商对投资资金的需求取决于投资资金所形成的实物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后者随投资资金的增加而递减；给定利息率，单个厂商会将投资推进到投资资金所形成的实物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与给定利息率相等的地方。其中：实物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于实物资本的边际收益产品与边际成本；实物资本的边际收益产品决定于实物资本的边际产品产量与边际收益；实物资本的边际产品产量决定于资本物的存量水平、生产技术与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其他生产要素的存量水平等。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公共投资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公共品拥挤度较低时，公共投资存量的增加能够通过促进私人资本边际产品产量的提高，促进私人投资和私人资本的长期积累（张中华、谢升峰，2002）。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公共品普遍处于短缺状态，公共品拥挤度很低，公共投资存量的增加对私人投资增长发挥正向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4）。
借助新古典经济学投资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公共投资的理论分析，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进行实证分析：
1.农村公共投资
依据Glomn等（1994）的研究，影响私人投资的公共投资应是可供私人部门使用的那部分公共投资存量。对于农户而言，影响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公共投资应是可供地区农户农业生产使用的那部分公共投资存量。依据前人研究，本文对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公共投资因素的分析，从农村道路、水利、通讯等几方面进行。其中，农村道路、水利、通讯等公共投资变量分别用农村道路密度、农村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农村电话用户数占总农户数的比例表示。
2.农户投资能力
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受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能力约束。依据前人研究，采用农户居民家庭纯收入表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能力。依据投资理论，农户收入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同向变动。
3.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成本
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成本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边际生产力的因素之一。依据前人研究，采用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价格表示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成本。由于农户在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决策时，面临的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价格是农户对其价格的预期，该预期受前期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价格及其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考虑到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的多样性，本文采用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向量表示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成本。
4.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存量
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存量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边际产品产量的因素之一。依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假定农户理性，则农业生产技术和土地等农业生产性要素不变条件下，农户会在资本的边际收益曲线下降部分进行生产，此情况下，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存量越高，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的边际产品产量越低。
5.农户土地规模
土地是资本和劳动力之外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边际产品产量的因素之一。一般认为，我国农户土地规模较小，土地存在适度规模经济，农户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的增多，有利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进行。
6.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产出品价格
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产出品价格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边际收益产品的因素之一。我国农业生产具有小农生产特征，农产品市场近似完全竞争，农产品价格不随单个农户农业产品产量的增加而变化。依据前人研究，采用农产品价格表示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产出品价格。一般而言，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产出品价格越高，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可能性和规模越大。由于农户在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决策时，面临的产出品价格是农户对其价格的预期，该预期受前期产出品价格及其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考虑到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产出品的多样性，本文采用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农产品价格指数向量表示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产出品价格。
7.利息率
经典的投资理论认为，投资与利息率反方向变动。由于利息率作为市场参数的作用在我国资本市场尚未得到真正发挥，采用官方利息率数据并不能够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李晓西，2000），同时，地区间官方利息率差异不大，而采用其他替代指标的条件也尚不成熟，本文中，利息率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包含在残差项中。
综上所述，定义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为地区农村公共投资、地区农户投资能力、地区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成本、地区农户生产性实物资本存量、地区农户土地规模、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产出品价格等的函数。具体的模型形式为：
实际计算中，乡村道路密度采用每平方公里上的道路公里数表示。农户人均纯收入、农业生产性投资及存量分别采用商品零售价格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折算。农业生产性投资存量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
（二）模型估计方法与结果
模型估计方法选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见表3。
首先，从全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模型看，各个变量的具体情况如下：
（1）农村道路事业发展变量。农村道路事业发展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为正且在5%的统计水平显著。这说明，农村道路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进行，与理论预期一致。从回归结果看，农村道路事业发展变量每变动1个单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同向变动0.0589个单位。
（2）农村水利事业发展变量。农村水利事业发展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为正且在1%的统计水平显著。这说明，农村水利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进行，与理论预期一致。从回归结果看，农村水利事业发展变量每变动1个单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同向变动1.7064%个单位。
（3）农村通讯事业发展变量。农村通讯事业发展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为正且在1%的统计水平显著。这说明，农村通讯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进行，与理论预期一致。从回归结果看，农村通讯事业发展变量每变动1个单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同向变动0.0072%个单位。刘承芳、张林秀、樊胜根（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通讯事业的发展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有促进作用，本文与之得出一致结论。
（4）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能力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为正，与理论预期一致；农户农业生产性资本存量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我国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促进了农业生产性投资向农业生产大户的集中；滞后一期与滞后两期农业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的比价变量的符号分别为正与负，符合农户理性的假定，但农业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的比价变量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均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农产品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农产品流通渠道、流通效率的改进，农业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比价变量在年度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变化幅度不大，因此，回归结果中，农业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比价变量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边际影响不大。
其次，从分地区的模型看，变量的具体情况如下：
（1）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和农村公共投资存量变量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分析期间，农村道路、水利事业发展变量对东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显著，农村水利、通讯事业发展变量对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显著，农村通讯事业发展变量对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显著。
（2）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资本边际产品产量的递减趋势较东部与中部地区显著；东部与中部地区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较西部显著。可能的解释是：相比东部与中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农户非农业投资机会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农户以农业生产为主，农业生产投资规模较大；且分析期间，西部地区农户的农地经营规模较大，农地流转速度较慢，农户农地规模的变化幅度较小，因此，农业生产技术没有显著变革条件下，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实物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效应显著而土地适度规模经济的效应不显著。
（3）相对东部地区而言，西部与中部地区农户对农业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的比价或其变动更为敏感。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地区农户投资机会较多且资源的流动性较强，农户将资金投向非农产业的可能性更大，因此，相对西部与中部地区农户而言，东部地区农户对农业产出品与投入品价格的变化较为不敏感。
四、简短的结论
本文采用1985-2004年我国25个省份面板数据，结合我国农村道路、通讯、水利等公共事业发展，分地区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1）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受到农户自身和外界条件的共同影响。农村公共投资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重要因素，其他影响因素还有农户耕地规模、农户投资能力等。政府在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时，应结合各地产业特征和设施条件，灵活运用公共投资和公共投资政策。
（2）农村道路、通讯、水利等公共事业的发展水平和存量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具有显著正影响。政府可以通过实施多元化的投资路径，引导民间资本的公共投入，提高农村道路、通讯、水利等公共设施的供给能力，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提供保障。
（3）农户耕地规模和家庭收入是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的重要因素。政府可以通过鼓励土地流转，促进农户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集中化，促进农户农业生产效益的增加；同时，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户的家庭收入可能无法满足农户生产性投资的进一步需求，政府可以通过促进农村信贷市场等的发育，促进农户投资能力的增强，为农户的生产发展和投资需求提供保障。
（4）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投资存在地区差异。比较而言，农村道路、水利事业发展对东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显著，农村水利、通讯事业发展对中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显著，农村通讯事业发展对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显著；西部地区农户农业生产性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趋势显著，东部、中部地区农户土地的适度规模经济显著，西部、中部地区农户对农业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的比价及其变动较为敏感。政府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提供农业和农村发展切实需求的公共产品，引导农户投资和农村产业发展，切忌“一刀切”。
参考文献：
陈铭恩,温思美. 2004. 我国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的再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2）.
樊胜根,张林秀,张晓波. 2001. WTO与中国农村贫困［R］. IFPRI研究报告.
郭敏,屈艳芳. 2002. 农户投资行为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6）.
李哓西. 2000. 宏观经济学：转轨的中国经济［M］.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220.
刘承芳,张林秀,樊胜根. 2002. 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因素研究――对江苏省六个县市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 （4）.
张林秀,徐小明. 1996. 农户生产在不同政策环境下行为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4）.
张中华,谢升峰. 2002. 西方公共投资效应理论综述［J］. 经济学动态 （7）.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2004. 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与经济发展［J］. 经济研究（9）.
GLOMN G, RAVIKUMAR B. 1994. Public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in a Simple Growth Model ［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18）.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Utilities on Productivityoriented
Investment of Peasant Household in Agriculture
――An A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Regional Panel Data
YANG Meili1 ZHOU Yingheng1 WANG Tuzhan2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Nanji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Xinan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6)
Abstract: With the data of 25 provinces of our country from 1990 to 2004, the autho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public utilities and productivityoriented investment of peasant household in agriculture and its regional disparity. Results show a notable regional disparity in productivityoriented investment of peasant household in agriculture; rural public utilities especially rural road, communication and water public utilities, land scale and income level of peasant household has notable promoting effect on peasant household's productivityoriented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e; in eastern China, rural public utilities, especially rural road and water public utilities, have notable promoting effects on peasant household's productivity-oriented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e, while rural communication and water public utilities in central China and rural communication public utilities in western China have notable effects on the investment.
关键词：林芝市;农户;投资结构;产出;TFP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5-0057-03
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按照保供增收惠民生……围绕现代农业建设……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大好形势”。而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又进一步提出“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加快建立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中央基建投资继续向农业农村倾斜”。从这两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可以看出，农民增收问题依然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方向，投资对促进农民增收也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促进农民增收需要从农民自身投资分析并采取相关措施尤为关键。作为农村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农户，是农村微观经济组织的重要组成方面。在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经济形势下，从投资因素分析农户增收是当前农民增收问题研究的重要方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度激励促进农户增收的潜力逐渐释放殆尽，林芝市农户生产投资的积极性也逐渐减弱，农户收入也陷入低增速的增长困境。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户的投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为农户增收提供了有力地支持，但也隐藏着不容忽视的隐忧：尽管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努力，但是其引导性的作用并不理想，农户投资依然增长乏力。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户增收问题最终体现为农户投资结构研究问题。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研究农户投资结构一项重要指标。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外学者对此领域已进行了大量研究。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在二战之后由Solow（1957）提出。经过Denison（1962）、Jorgenson（1995）和Henderson（2003）等人的拓展，全要素生产率成为较成熟的测算方法。而用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研究投资问题，国外学者也有相关研究成果。Fingleton（1999）在基于178个欧盟地区的数据，发现投资也是欧洲区域生产率的决定因素。李国平和田边裕认为，投资动机是影响日本经济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全要素生产率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后，姚洋（2001）、张海洋（2005）、李胜文（2006）、刘巳洋（2008）、朱平芳（2003）和陈继勇（2008）等学者认为经济活动中投资起着决定性作用。张改清（2004）、李谷成（2007）、（2012）等学者研究了农户投资结构分析，认为投资结构研究是三农问题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上述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对农户投资结构及全要素分解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也可以发现从农户投资视角分析三农问题是今后关注热点之一，但相关研究尤显不足。一些研究，从区域视角看，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即：在区域尺度上，研究成果的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不大。事实上，农户投资结构研究更多的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所以需要以时间序列数据、从不同的研究样本空间上分析农户投资结构的影响机理。
一、模型与方法
分析林芝市农户投资水平及其动态，估算农户产出效率（TFP），并进行比较研究和动态分析，需要采用、借鉴对比分析法以及Hsieh和Klenow（2009）提出的实证分析法。根据研究指标数据特征以及研究目的，本文拟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法中的Tomqvist指数来计算TFP。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公式如下。
TFPGt=lnTFP t-lnTFP t-1=（lnQt-lnQt-1）-
（lnXti-lnXt-1i ） （1）
其中，TFPG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Q为产出，Xi为第i种投入要素，SXi为第i种投入要素成本占所有投入要素总成本的份额，t为时间。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14年12月课题组对林芝市米林县、林芝县、工布江达县、波密县共计120户农户进行问卷调查，有效问卷112份。调查所涉及的被调查农户均按照随机原则选取。根据对比研究的需要，本文选择的价值指标以2009年数据作为基准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表1列出了与研究有关的主要变量的统计量。可以看出，样本农户产出呈现小幅增长趋势。同时，除劳动力投入有所降低外，其他投入均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三、农户投资结构分析
（一）农户投资①的来源结构
有效把握农户经济活动的实质，需要对农户投资的来源结构进行分析。因为投资的来源结构既是农户经济活动过程的结果与表现，也是农户投资变化的实现途径。林芝市农户投资总体上呈现波动快速上升趋势，年均增速为27.53%。其中，2011年和2013年农户投资速度增长较快，分别达到49.77%和32.78%。在农户总投资水平变化的同时，其资金来源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在整体上看农户借贷资金占农户投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农户借贷资金占农户投资比例不高，平均占25.27%。其中，2010年农户借贷资金比重最低，仅为15.70%，而2013年到2014年出现了一个借贷高潮，分别达到30.47%和31.23%。从自有资金比重看，农户投资资金来源多年来仍以自有资金为主。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户的信贷观念发生一定的变化。
（二）农户投资的产业结构
本文研究的农户投资产业结构是指农户投资于农村中三大产业的数额及比例。近年来，农户农村中三次产业投资结构演变历程表明，农户对农村中三次产业投资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但农户对第一产业投资比例呈现波动式下降趋势，农户对第三产业投资比重高于第二产业。2009―2014年，农户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例呈现缓慢上升趋势，而对于第三产业的投资比例则在25%左右徘徊。从农户对农村中三次产业投资结构可以看出，农村中第一产业仍是当前农户投资关注的重要方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户投资的观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即：在注重农业投资的同时，也关注农村中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也说明，近年来林芝市农户出现了多元化经营的趋势。
（三）林芝市农户投资的性质结构
根据投资的性质构成，农户投资包括生产性投资②与非生产性投资。③梳理国内相关文献发现，当农户持有资金较少时，农户一般以生产性投资为主。当农户持有资金达到一定规模后，为了进一步提高投资的收益水平，则需要进行非生产性投资。由表4可以看到，2009―2014年农户生产性投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而非生产性投资逐年下降。农户非生产性投资从2009年―2011年保持在50%以上，而从2012年开始，比重则低于50%。与此对应，农户生产性投资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且从2012年开始，生产性投资比重超过非生产性投资。由此可以看出，林芝市农户持有资金处于较低水平时，非生产性投资居于主导地位;而农户持有资金达到一定规模后，则重视生产性投资。这与国内其他省份农户投资研究的结论截然不同。另外，研究发现：农户生产与消费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原来的“重消费、轻生产”向“重生产、轻消费”趋势过渡。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农户也越来越意识到了其自身在农业生产和农户增收中起主导作用，农户也愈发重视生产。
四、实证分析
根据公式（1）计算林芝市2009年―2013年农户产出增长率及增长来源如下表5。从TFP增长来看，增长呈倒S型增长趋势，即：除了2011年和2014年以外，其他年份非常糟糕，均为负增长，这与Jin（2002）和Hsu（2003）的研究得出相类似的结论，即：一定时段内，TFP增长呈现先增长，后速度放缓，最后甚至为负值。进一步研究发现，TFP增长为正的农户受教育年限较长;调查样本点的微观农户TFP增长与当时林芝市整个农村的宏观经济形势是不一致。总体上看，林芝市处于三农问题最为关键的一个阶段：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农村经济持续增长，而农户产出则处于发展的“瓶颈期”;受教育程度对微观农户的经营效益产生较为重要的影响。
五、结论
林芝市农户投资从纵向看呈现上升趋势，从横向看增速也居于各地（市）前列。农户投资的资金来源也悄然发生相应的变化。虽然，农户投资资金来源仍以自有资金为主，但借贷资金比重则逐年上升;同时，农户的信贷观念发生一定的变化。近年来，农户对农村中的第一产业投资比例呈现波动式下降趋势，农户对第三产业投资比重高于第二产业;农户生产经营出现多元化倾向。2009―2014年农户生产性投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而非生产性投资逐年下降。农户生产与消费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农户也越来越重视生产。
利用全要率生产率指数法对2009―2014年间林芝市农户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进行测算，测算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非常不理想，多数年份都是负增长。在测算结果基础上，结合区域实际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的结论为：2009―2014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对农户产出总体上起到反向影响作用。影响农户产出全要素生产率负增长的主要因素有受教育年限普遍偏低、田间管理方式相对落后以及劳动力素质偏低等。其中，田间管理方式相对落后对农户产出全要素增长率增长的影响短期效应最明显。劳动力素质偏低对农户产出全要素增长率增长的影响也具有短期效应。长期来看，受教育年限普遍偏低对农户产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较强的消极作用。受教育年限多少是影响农户产出全要素增长率增长的关键因素。
参考文献：
[1]崔传斌.全要素生产率国外研究文献综述[J].未来与发展，2010（10）：97-101.
[2]，曾光.我国农副食品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基于17个细分行业数据[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2，17（4）：179-184.
[3]李桦，姚顺波，郭亚军.不同退耕规模农户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1（11）：36-45.
[4]李首涵，刘庆.财政农业科技投资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作用的实证研究[J].科技与经济，2015，28（1）：52-57.
[5]曾萍，吕迪伟.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回顾与展望[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16（6）：18-30.
[6]陈池波，谢升峰.解析农业投资不足的成因[J].农业经济问题，2012（1）：53-56.
[7]庄道元，曹建华，徐珍源，张文君.关于我国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理性的分析[J].经济论坛，2004（17）：109-110.
关键词：传统农业；现代农业；农户人力资本；非农性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S-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9-0026-2
实际上自从新农村战略实施以来，关于新农村建设各方面的讨论和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和探讨的热点问题。无论研究者们站的角度如何不同，但在塑造新型农民或形成农村人力资本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上却取得了共识。首先，关于什么是新型农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就方向性的指出：“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这是新农村建设中培育新型农民的指导性意见。显而易见，该指导意见中的新型农民在某种意义上有人力资本的形态和建设要求。学者们也一致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建设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更是十几亿中国农民共同的梦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实现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实现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在这一系列的转变中，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是实现所有转变的经济和物质基础，而最根本的是通过农业的根本转变，实现传统农民由数量型简单劳动力向现代人力资本形态转变。这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使命。
1 农户人力资本形成问题的基本观点
在此共识下，学者们从几个不同方面探讨了新农村建设中农户人力资本的相关问题。梳理学者们从人力资本视角来研究新农村问题的相关文献，基本的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从新农村建设中农户人力资本培育的重要性方面，研究者共同强调完成人力资本提升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并分别从我国农户人力资本的现状、农户人力资本培育与农户收入增长、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等角度论证这一问题。研究表明，我国农户人力资本现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农户的文化程度较低。根据2008年农民发展报告的研究，农业从业人员的学历情况基本如下：文盲、小学程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人员的比例分别如下：9.5%、41.1%、45.1%、4.1%及0.2%。高中和初中学历人员占到了农业人员的大部分。技术素质低下。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农户仅占9.1%，受过农业科技培训的人员不足5%。由此可见，绝大多数农民基本上还属于体力型和经验型农民，离现代农业的要求相距甚远。（张雅丽，瞿艳萍，2007）。这方面的研究能充分表明，加强我国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和意义。
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方面进行：第一，把农户人力资本的投资放在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二元经济视野中进行考量，强调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资金反哺与资金和要素反哺并重，并指出反哺的重点在于农村的人力资本培育（郭家虎，崔文娟，2006）；第二，从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来看，强调国家在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中的基础作用，这一观点基本上得到了所有该方面研究者的认同。第三，强调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内容和相关重点，包括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扩大和完善职业教育（李强，薛兴利，2007）；除过加强教育和职业投资外，还应该重视劳动力迁移和健康投资（侯永平，张霖，2007）；李海绒（2007）强调了国家财政投资的主体作用及完善农民的职业培训体系等。
从加强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的制度建设方面，李永宁（2008）认为，我国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的生产制度即政府在农户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设计和运作制度上存在职能偏差和缺位、农村教育和培训制度偏离农村发展的方向；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欠缺和农村非正式制度上存在缺陷，导致农户人力资本生产缺少制度保障和支持。因此要进行制度以上方面的创新；王勇（2008）认为，应该积极推进人力资本形成的在教育制度、户籍制度、培训制度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制度开发。
还有学者进一步研究了农户人力资本的评价体系建设方面的问题，指出应该从人力资源的配置状况，农村人力资源保障程度、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方式三方面构建农村人力资源的评价体系。（熊会兵，肖文韬，毛德智，2008）
值得一提的是，极个别的学者开始初步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新型农业经济组织在农户人力资本形成中的重大作用（林岩，2008）。这些作用包括：一培养农民的合作意识和互助精神；二帮助农民从分散的小农生产经营中的相对孤立和封闭状态下解脱出来，提高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市场化程度，成为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社会资源；三对农民进行直接的教育培训，是提高农民素质增力资本的最有效最方便的载体。这一研究给农户人力资本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更深入的研究值得进一步进行。
以上学者的研究以人力资本理论为背景，运用了多种分析工具和方法对中国农村人力资本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推动了中国社会对农村人力资本问题的关注，提供了关于农村人力资本研究的多个角度和视野，为进一步的研究从理论上、方法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相关研究的缺陷
尽管以上研究为农户人力资本的形成提供了初步的分析框架，但结合当前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的实际，尚有如下几个基本问题尚待研究者厘清。
第一，以上研究存在概念使用模糊、内涵不清并由此而导致研究对象模糊。梳理100份和该研究相关的研究文献，研究者分别使用了农村人力资本、新型农民等相关概念。其中89份使用了农村人力在资本、11份使用了新型农民。笔者认为，中国当前还处于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状态下，农业生产领域内的劳动力必然面临着非农领域的职业选择即流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和留在农业领域内就业两种选择。很显然，两类劳动力职业区别明显，因此对其的投资、培训等具体内容是不同的。很显然，农村人力资本，农村是一个地域性概念，相对于城镇而言的，是以居住地划分而形成的。这一地域性概念会混淆和抹杀两类人力资本的职业和专业特性，从而带来投资、培训等定位的不明确。同样新型农民是一个与新农村相对应的概念，它的内涵更为宽泛，除了包含与人力资本相重合的部分经济意义上的内涵之外，更多的是涵盖了政治、社会文化概念。因此作为专门研究人力资本这一经济学意义明显的概念时使用新型农民这一概念是不合适的。
第二，由概念模糊导致的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培训的导向不明、培训投资的针对性缺乏。以上研究指出，国家是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但关键问题是，国家是投资于农业农户人力资本还是非农性人力资本，两者如何来平衡和操作。这涉及到国家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导向、投资额度的分配、培训的操作等一系列问题。人力资本和非农业性人力资本的问题同样适应于教育培训当中。因为农业性技能的特性，即一些技能并不是可以通过教育领悟到的。由此可见，农户人力资本的形成有其自身的特性，而对这一环节的研究目前尚属空白。
第三，对农户专业化人力资本形成及途径的研究尚属空白。拥有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是人力资本的显著特征。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而农户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形成才是农村经济增长的源泉。从以上研究内容来看，就如何形成专业化的农户人力资本，研究者尚未提及。
第四，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研究视角过于狭窄。拘泥于现有人力资本理论的框架。重视国家的主体作用，重视基础教育、学校教育对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作用；忽视了对蓬勃发展的现实的关注，忽视了除过国家之外的其他经济组织对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作用。蓬勃兴起的各种农业经济组织为农户人力资本的形成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舞台。在龙头企业各种农业合作社带动下，农户在不断增收基础上，科学种养能力大大提高，科技素养不断提升，市场意识逐步增强，逐步由靠天吃饭的传统农民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现代农民转变，人力资本的形态初步显现。
很显然，加强对这些经济组织在农户人力资本形成方面作用和相关机制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现有的研究就这一问题尚未起步。
第五，关于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的制度方面的研究也有如下缺陷。就制度本身而言，它的内涵决定对其的研究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从宏观来看，在国家政府层面，制度包含政策、法律、基本制度、行政规章、法令等。从微观来看，组织中的结构及形态、组织规章、制度、条例及规范等。现有的研究多是局限于政府层面宏观制度的研究，而在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的微观环境和制度的研究上也属于空白。
3 农户人力资本研究的方向与研究建议
第一，非农性人力资本和农业性人力资本应该区别研究。区别研究两类人力资本的基本特征、需要等相关要求，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组织人力资本培训和进行人力资本评价等行为的基础。
第二，必须重视和加强农户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形成的研究，并把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形成与一般人力资本的形成相区别。并在此基础上，分别研究一般人力资本和专业化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的组织载体、功能、作用及其具体运作；
第三，农户专业化人力在资本形成应该重点研究新型经济组织的投资和培训行为，以及如何为农业新型经济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并构建农业新型经济组织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良好运行机制。
第四，重视研究和区分国家和相关农业经济组织在人力资本行程中的不同功能，探索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的完善链条和途径，形成投资、培训、职业认证一体化的培训体系和制度，合理分工政府、经济组织和农户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功能和作用。
关键词 农业经营方式；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对称博弈
中图分类号 S27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7）04-0162-03
农业水利设施建设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而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户由普通的生产者转变为农地经营者，受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的双重影响，作为细碎农地经营者的农民没有动力和能力充当小型农业水利设施的供给主体[1]。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已有不少学者研究了在土地流转下小型农业水利设施的供给问题。从两者关系来看，部分学者认为水利设施较完善的农地易于流转，水利条件改善提高了土地耕作效率，从而增强农民土地流转意愿[2]。一方面，指出农业水利建设的产业化转变进一步促进农业经营方式的产业化、工业化转变。林细华[3]以福建省南靖县为例，通过加大科技投入、建立股份合作制、改革产权制度等农业水利建设产业化转变方式，提高水利利用率，促使农业生产规模化，加快农业经营方式的产业化、工业化转变。另一方面，土地适度流转克服分散经营的弊端，随着规模经营效益凸显以及农业经营比较效益提升，水利设施建设水平得以不断提高[4-5]。Frisvold等[6]分析了农场规模对投资改进灌溉设施的影响，发现小农场经营者投资可能性较小。部分学者研究了在农业有序流转的政策下农民参与农业水利设施供给合作行为，认为在农业适度经营的条件下，农民集体行动的意愿更强烈[7]。广西富川、寿光等地以土地流转政策为契机，推进全县农业水利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8-9]。
随着我国农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农业要素与资源的流动性提高，农户家庭经营局限性凸显[10]，我国需要将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联结起来，实现农业经营方式向工业化、产业化转变[11]。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农业水利设施建设模式也在发生转变。首先是投资与治理主体的转变：Tambudzai等[12]和吴泽俊等[13]提出我国农业水利建设将向股份合作制、农户自治等模式转变。其次是动员机制的转变。周洪文等[14]认为随着社会体制的变迁，国家强制性动员机制逐步被市场体制下的动员机制所取代。胡继连等[15]从理论上证实了农业水利建设向产业化转变的可行性。而在这一进程中，政府需要在规划引导、监督协调、服务体系三大模块发挥作用[16]；与此同时，农业水利建设的产业化需要进行产权改革，建立股份合作制水利企业与水资源有偿使用机制[17-18]。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国内一些学者关注到中国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并对此有了一定的研究，但以往的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在研究内容上，鲜有学者考虑到土地流转制度与产业化共同作用下不同供给主体的投资积极性。在研究方法上，很少有学者运用博弈论的模型分析农田经营方式转变下农户的决策。在研究视角上，忽视对农户与农户之间决策影响和政府在农田经营方式转变下如何行动以激励农户达到最优决策的探讨。基于此，本文构建新经营模式下农户对称博弈模型，以供参考。
1 新经营模式下的农户群体对称博弈
1.1 模型假设和构建
我国农业水利设施具有2种不同的物品属性，一种是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和公共池塘资源系统，例如大中型水库、堤坝、水渠和提灌站等，属于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其中，一部分为政府单独出资修建的大型水利设施，为纯公共品；另一部分则由政府与农户共同出资，为产区内所有生产者共有，具有准公共品属性，是一种典型的俱乐部产品。另一种是农田水利设施，如田间沟渠和水井等，属于私人物品，以农户个体投资为主。因此，农户在进行农业水利建设投资时会有两方面的投入。本模型是以政府辅助下村集体农户合作建设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为研究对象。
在博弈中，博弈方1和博弈方2是普通农民，他们都是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用E1、E2表示博弈方投资资金总额，If1、If2分别表示博弈方1、2对于农田水利设施投资资金总额，Ifp1、Ifp2为博弈方投资私人属性农田水利设施的资金额，Ifc1、Ifc2为博弈方对于公共水利设施的投资资金，探讨农户1和2分别以Ifp1、Ifp2投资私人水利设施和以Ifc1、Ifc21投资公共水利设施时他们各自的收益，分别用R1与R2表示。
1.2 模型结果分析
根据农户对称博弈模型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影响农户对公共属性的农业水利设施的最优投资的因素多样，博弈方对于公共水利设施的最优投资金额与其他农舳怨共水利设施投资总额的预期、政府投资以及博弈双方对公共水利设施投资金额直接相关。其中，农户对公共水利设施的最优投资金额与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资金总额成正相关，而与其他农户公共水利设施投资总额的预期、政府投资以及博弈方对公共水利设施投资金额成负相关。而私人农田水利设施的最优投资金额与其他农户对公共水利设施的投资总额预期、政府投资、博弈对立方以及自身对公共水利设施的投资金额有正相关关系。
（2）农户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总额受对私人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金额和对公共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金额的影响。同时，政府以及其他农户对于公共水利设施的投资对农户在私人水利设施的投资存在替代效应。也就是说，当政府以及其他农户对于公共水利设施的投资力度增大时，会刺激农户对私人农田水利设施投资积极性，抑制对公共水利设施投资的积极性。近年来，农业经营方式的产业化、工业化转变促进了农业的集约化与规模化经营，农户获得规模报酬，可用投资资金不断增加。除此之外，随着土地流转制度的推行，农户经营面积增大，进一步刺激农户投资农田水利设施的积极性，使农户增大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资金总额。
（3）农户对于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分配存在选择性。即农户可对私人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和对公共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比例做出选择，假设农户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总额不变，当政府以及其他农户群体对于公共水利设施的投资力度增大时，相对于投资公共水利设施，农户更倾向于将投资资金用于私人农田水利设施，也就是说，农户会相对减少其对公共水利设施的资金投入，从而增大对私人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即对私人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金额占总投资金额的比例增大，以获得最大化期望收益。
2 结论与建议
模型分析结果不仅从内容上丰富了土地流转制度与产业化共同作用下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研究，从方法上运用博弈论对农田经营方式下农户的决策进行了补充；并且在当前农田经营方式转变下，如何激励农户达到最优决策具有现实意义。对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一是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使得农户经营面积逐渐扩大，有利于克服分散经营的弊端。在规模经济效益和农业经营比较效益提升的背景下，农户对于投资农田水利设施的积极性会不断提高。二是农业经营方式向工业化、产业化转变促进了农业的集约化与规模化经营，规模报酬增加，农民可用投资资金呈上升趋势，因而能有效提高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能力。三是农户为获得最大化收益，其对于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资金会合理分配到具有公共属性的农田水利设施和具有私人属性的农田水利设施，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政府以及其他农户群体对公共水利设施的投资力度增大时，相比于投资公共水利设施，农户会更倾向于将较大比例的投资金额分配给私人农田水利设施。因此，政府应合理把握公共农田水利设施投资力度，引导和调节农户在公共农田水利设施和私人属性的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比例。
3 参考文献
[1] 倪焱平，钱焕欢.中国农村水利设施供给制度研究[J].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07（6）：142-147.
[2] 曾超群.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变化的对比分析：基于长沙、平江、慈利三县两次调查的实证研究[J].求索2015（1）：53-57.
[3] 林细华.进一步推进水利产业化 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J].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01（9）：62-63.
[4] 金问荣，施宏江.土地流转对水利的影响分析及思考[J].中国水利，2012（23）：37-39.
[5] 陈曙光.浅析土地流转与水利建设[J].河北水利，2014（3）：42.
[6] FRISVOLD G B，DEVA S.Farm size，Irrigation practices，and conservati-on program participation in the us southwest[J].Irrig and Drain，2012，61（5）：569-582.
[7] 郭珍.农地流转、集体行动与村庄小型农业水利设施供给[J].农业经济问题，2015（8）：21-27.
[8] 卢婕，彭忠平，黄勇然.从土地流转机制创新推进广西水利建设大发展：富川县农业水利建设经验启示[J].广西经济，2012（8）：43.
[9] 耿艳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以寿光为例[J].商情，2013（43）：209.
[10] 姜长云.农业产业化组织创新的路径与逻辑[J].改革，2013（8）：37-48.
[11] 甘宜沅.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J].改革与战略，2009（5）：95-104.
[12] TAMBUDZAI R，EVERISTO M，GIDEON Z.Decentralising Zimbabwe's Water Management：The Case of Guyu-Chelesa Irrigation Scheme[J].Physics and Chemistry of the Earth，Parts A/B/C，2013（66）：139-147.
[13] 吴泽俊，吴善翔.小型农业水利工程治理模式变迁与选择研究[J].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12（8）：5-8.
[14] 周洪文，张应良.农业水利建设视野的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J].改革，2012（1）：93-100.
[15] 胡继连，周玉玺，西爱琴.我国的小型农业水利产业化发展问题研究：理论分析、政策取向及现代企业制度建设[J].当代经济科学，2000（5）：84-86.
[16] 潘宏亮.要素集聚视角下水利新技术产业化中政府行为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11）：69-72.
关键词:农村工业化;农户投资行为;投资结构;投资特征
1 背景
上世纪30年代，在但是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农民失业、流民现象的大批涌现，出现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提出了多种主张，如振兴农业，让农民回到土地;又如强调“都市集中”的“重工”理论(新望，2004)等等。其中有人提出走农村工业化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工业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为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的脚步进一步加快。随着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90年代民工潮的涌现以及后面“三农”问题的浮出，很多学者提出了当前我国应当走新型农村工业化道路的理论。2001年李昌平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一下将对“三农”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农村工业化再度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随着农村工业实践的不断丰富和深化，理论研究的视野、题材、成果也有了空前繁荣。目前，随着国家扩大内需政策和加大农村市场建设的力度，农户已成为农村经济中最重要的投资主体，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
2009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再度锁定“三农”问题，这是中央首次连续6年发布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可见农业农村作为国之根本的分量。中共中央、国务院年连续六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关注“三农”问题。2004年“一号文件”明确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村工作的首要任务;2005年“一号文件”指出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06年“一号文件”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7年“一号文件”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2008年“一号文件”要求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2009年“一号文件”一共提出了28点措施促进农业稳定发展与农民持续增收，其中包括进一步增加农业农村投入、较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增强农村金融服务能力等无不指向扩大内需，而农村工业化则成为中国扩大内需的一条根本途径。但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户面临工业化不同阶段的经济环境改变，其投资行为必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分析农村工业化之初的农户投资行为及其特征对于分析农户投资方向、探讨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和发展现代农业，那么如何积极引导农户的投资行为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农户投资行为及其结构系统
2.1 投资于农户经济行为
投资一般是指一个私人或一个法人购买一件新的或旧的资产，很多经济学家都对投资做出过详细的分析。沙缪尔森在其著作的《经济学》中论及投资问题时指出，对于经济学家而言，投资的意义总是实际的资本形成—增加存货的生产，或新工厂、房屋和工具的生产，即房屋、设备和存货的净增加额。对于一般人而言，投资的意义仅仅是购买几张股票，购买地基或开立储蓄存款的户头①。J·哈维在《现代经济学》中指出，投资是一定时期花在资本货物生产上或净增加存货上的支出。
农户经济行为是指农户在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中，为实现自身的经济效益，面对外部经济信号做出的反应。农户作为经济行为主体，具有特殊的经济利益目标，并在一定条件下采取一切可能的行为追求目标，所以农户投资行为是农户经济行为中的一个具体方面。在众多农户行为中，投资行为是决定性的，因为投资规模和投资力度影响到未来收入的高低，而投资方向决定着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吴绍田认为:“所谓农户投资行为，就是一种以获利为目的，或追求某种效用而投放资金于经济过程中的家庭群体行为，是农户对其未来生产的预期。从其内容来看，它不仅包括农业生产投资，还包括非农业生产投资和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从其投资的方式来看，不仅包括货币投入、实物投入，还包括投入的特殊形式——劳动积累”①。
我们认为，农户投资行为是农户为实现其经济目标和效益最大化原则而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经济活动的过程，这里的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两个方面的内容。农户投资行为是农户经济行为中的一个方面，也是农户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表现。根据本文研究的需要，笔者将农户投资行为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生产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技术投资、农户储蓄和其他投资行为等，如图1所示，后面将进一步对农户投资行为的结构系统做详细的介绍。
2.2 农户投资行为的结构
在图1中，农户投资行为宏观方面受外部经济环境(如国家政策、经济环境)和内部约束条件(土地、技术等)的限制，微观上受投资能力(如资本)和投资目标(主要表现为投资的期望值)的限制，其投资水平和投资方向是变动的。目前，学术界对农户投资行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在使用农户投资行为这一术语时，通常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农户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的总和;二是专指生产性投资的总和。根据研究的需要，本文所述的农户投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性投资:生产性投资是指农户为了从事各种生产经营活动而进行的投资，主要包括农业生产支出和家庭经营支出。农业生产支出包括农、林、牧、渔业等农业生产结构，也包括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支出(农民家庭用于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开支，如铁木农具，农、林、牧、渔业生产机械，工业生产机械等生产工具，它用来实现农户继续生产或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家庭经营投资包括所需的商业基础如商品成本支出、运输费用支出、服务业支出、劳动力支出、其他经营支出等等。
2.技术性投资:技术性投资是指农户为提高收益，从而采取的一系列的技术措施来提高自己的生产技能和水平所需要的支出，如学习专业技术、教育投资等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户的生产意识进一步加强，技术性支出表现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对兼农户和非农户而言。学术界常说的开发性投资也是一种技术投资，开发性投资是指农民在传统的农业生产和家庭自营生产范围之外，利用各种自然资源，投入较多的人力和资金，从事较大规模的生产经营活动，这种投资的周期较长，在短期内没有收益或收益较少，开发性生产涉及范围较大。
3.固定资产投资行为②:固定资产投资是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即固定资产再生产活动。农户固定资产再生产过程包括固定资产更新、改扩建、新建等活动。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以固定资产再生产过程的经济现象为统计对象，包括建设准备、设备安装、建成投产的全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住宅投资和购置家庭用具(电视机、冰箱等)两个方面，住房投资是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方式。从一般意义上说，住房支出应属于生活消费支出的一部分，但由于目前住房支出在农户总的支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且农户家庭经营的许多活动是在住房中进行的，农户住房部分地具有生产性固定资产的特点。因此，本文将其归入农户投资行为中。
4.农户储蓄:农户储蓄是农户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有两个目的，一是安全，二是获得利息。当农户能找到比储蓄收益更高的投资渠道时，不再会将钱存入银行。因此，储蓄是农户预期收益率最低但是最稳定的一种投资。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户将钱存入银行，更多的并不是从投资角度去考虑的，但由于农户抵抗风险能力较弱，特别是对纯农户而言，储蓄是一种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是长期有效的投资。因此，笔者也将农户储蓄看做一种潜在的投资。
5.其他投资:这部分是指除上面几部分以外的投资方式，如家庭日常费用支出和资本货币投资(买证券、股票等)，以及家庭教育支出等。家庭日常费用支出是指农村住户为维持家庭正常开支的支出，如购买生活必需品等，这部分投资可以看成是农户提高生活水平的一项支出。
3农村工业化之初农户投资情况
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将打破旧的社会结构和旧的思想观念，等级式的社会结构要被平等式的社会结构所代替;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际关系将被以物为纽带的人际关系所取代;人们将按工作的需要组成新的社会团体，家庭规模也将小型化;勇于拚搏、勇于创新会成为新社会的主流思想③。农村社会结构会发生巨大变化之时，农村工业化进程也在加快，农户投资行为也在迅速变化，其投资水平和投资结构在不同的阶段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由于目前我国还处于农村工业化发展的中期，在此，我们根据我国农村工业化发展水平和具体发展的机遇，分析工业化初期农户投资行为及其特征对理解农村工业化中期的问题也具有一定帮助。
3.1 农户投资概况
农村工业化初期，工业化的水平比较低，农户的投资行为也较简单。从我国农村工业化发展的历程来看，工业化初期大致可以划分在改革开放以前，而这段时间的工业化发展可以分为萌芽和起步阶段，下面我们具体从这两个阶段看农户的投资行为变化。
3.1.1农村工业化的萌芽阶段
我国农村工业化的萌芽阶段大概出现在1949年到1957年这个时期，是在当时开展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时，在农村手工业和其他行业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在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的方针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利用自己多余的劳动力和财力兼顾其他可能发展的副业并使副业的经营能够为扩大农业生产服务”。许多农业合作社因地制宜办起一些修理农具和加工农副产品的手工场，同时许多分散的专业手工业者也被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来。据1956年统计，农村约有1 000多万兼营商品性手工业的农民和一部分分散的农村专业手工业者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副业从无到有。到1957年，农村副业总产值达22.9亿元，占当时农业总产值的4.3%。
3.1.2农村工业的起步期阶段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意见》指出:“在中心城市、基点县以及其他各县的同产业之间，大中小企业之间，建立协作制度，形成点面结合、城乡结合、大中小企业相结合的工业网。”我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从此走上起步阶段，在1958年席卷全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中国农村出现了第一次工业浪潮，乡镇企业的前身，即社队企业随之诞生。
到1960年，社办企业总数达到11.7万个，社办工业企业总数占工业企业总数的46.1%，占集体工业企业总数的74.1%①。1959年，社办工业继续发展，企业数达到70万个，总产值达100亿元，1960年开始的国民经济整顿期间，社队企业成为整顿的部门之一，社队企业产值变动见图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国民经济发展受损，但农村工业却逐步恢复并得到一定发展。1970年8—10月，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号召各地发展“五小”工业，农户投资的热情被有效的调动起来。在1970年之后的五年里，社队企业的产值以年均24%的速度增长，到1978年，社队企业已发展到152.42万个，是1959年的两倍多;有2 800多万农村工人，占农村劳动力的9.5%;94.7%的公社和78.4%的大队都有工业企业，近30%的公社和大队收入都来自社队企业;总产值达493.07亿元，其中工业产值达385.3亿元③。
4工业化初期农户投资行为主要特征
4.1投资总量较低
在农村工业化的初期，我国农村经济还属于传统的小农经济④，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生产队是基本生产单位和核算单位，农户除了在自留地和庭院养殖的投入以外，基本不具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农户没有独立投资)独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功能，对农业生产的投资非常有限。因此农户经营规模都很小(自我投资几乎没有)，扩大规模几乎靠“开荒”的形式来进行;对土地的投入，农田施用的基本限于农家肥;对农产品技术的投资受经济技术的条件的限制，只能靠习惯的经验，农作物的产量自然是比较低的;对劳动工具的投入方面，主要集中在简单生产工具上，如镰刀、锄头和耕牛、驴、马之等，对机械化的投资量是比较少的。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土地承包后，农民才成为投资的主体，农户投资也实现真正的跨越式发展。为什么当时农户投资水平如此之低呢?这主要是受当时社会经济的大环境所决定的，国家政策的限制和农户收入水平低下才是农户投资低迷的根本原因。
4.2较强的经验习惯性
传统的农户经营思想(小农经济思想)尤为严重，工业化的发展不可能一下子改变传统的农户生产行为，农户的投资行为是具有相关经验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2.1 农户生产性投资的比重较大
我国在建国之初采取的“苏联模式”，在初期确实取得了一定得成绩。但是“重工轻农”的政策并不能长期适合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农村居民人数较多，农民文化素质偏低、农村信息传输闭塞、基础设施落后，使农户难以做出迅速正确的投资选择。在此阶段，农户的生产投资成为了大头，主要支付农业当年生产所需的物质消耗，如种子、农药、化肥、农膜等，只是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补偿投入。
4.2.2技术性投资较低
改革开放以前，农户的技术投资水平是很低的，一是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二是受思想意识的影响。毕竟刚解放的新中国经济形势一片满目疮痍，很多先进技术还依赖于国外技术，农民还习惯于旧的生产方式，对新技术的应用也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当年就曾经出现过国家强制农民买肥料、种“营养块”、种植杂交水稻等现象。很多人批评农户在使用新技术上缺乏积极性，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能出现的，但在当时的生产社会背景下存在是合理的。恰恰相反，这种谨慎态度正是农户“草根理性”的表现，由于缺乏对信息技术的了解，新技术在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也可能带来高风险，而农民的收入较低，每一分钱对他们来说都至关重要，在风险和收益的选择上他们的态度是谨慎的。
4.2.3短期化特点明显
所谓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是指资金投入以后开始获得和收回全部投资的时间的长短。在工业化初期，农户投资行为表现出重短期性和守成性投资、轻长期性和创新性投资的特点非常明显。主要原因是由于农户自身弱质性的特点，许多人的经营水平较差，加上各种自然的、社会的、市场的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农户的抗风险能力较弱，使许多农户不愿涉足风险较大的创新性投资领域，而宁愿从事一些收效较快、已经熟练了的，即使收益较差但是较稳定的活动。因此，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风险和维持家庭经济状况的稳定，农户投资主要用于他们所熟悉的短期投资。
参考文献
[1]王玉玲.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与农村工业化[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2).
[2]王兆萍.穷人的经济行为研究一基于我国农村区域的人口分析[J].湖北经济学学报，2005，(3).
[3]文峰，冯天宁.破解农户经济行为的悖论[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1).
[4]史清华.农户经济活动及行为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
关键词：小额信贷；农户收入；非农产业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8－0020－04中图分类号：F830.61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data of 128 peasant households in 2006 are used as a sample, and loan amount, usage of loan and non-agricultural industry labor force quantity are investigated through empirical study.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the income level of peasant household can be remarkably increased by microfinance and by investment through credit fund and labor resource to non- agricultural industry.
Key Word: Microfinance; Peasant Household Income; Non-agricultural Industry
一、引 言
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政府致力于解决的重要问题，因为它不仅关系到我国内需增长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且关乎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增加农民收入已经被政府列入长期规划，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目标。我国多数农村地区都是处于资本稀缺状态，农民要增加产出、增加收入，就必须增加投入，而其自身又缺少资本，因此十分需要金融支持。那么，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能否有力地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信贷资金投到哪些领域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最大？这将是本文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国内关于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王虎、范从来（2006）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有促进作用,但是金融发展也显著拉大了中国城乡收入的差距。温涛、冉光和、熊德平（2005）在对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进行制度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运用1952―2003年的实际数据,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郑小华（2004）分析了农村金融体制对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提出通过农村金融体制创新增加农民收入的基本思路。瞿商、洪均安、洪艳（2005） 认为农业信贷资金不足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制约因素, 探讨了建立农民增收和农业信贷资金支持的互动机制的途径。朱林峰（2005）的研究表明完善农村金融服务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许崇正、高希武（2005）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使用逐步回归法分析了农村信贷资金投入对农民收入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认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信贷未能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张凯、李磊宁（2007）在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 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的方法对我国1981―2004 年农村信贷投入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信贷投入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着正向的互动作用，增加农村信贷投入是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途径。孙若梅（2006）认为，小额贷款是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制度性金融的重要补充；具有改善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中低收入家庭的信贷来源和收入水平的潜力；信贷要素的收入影响与其他要素相互依赖。
国外也有许多文献研究小额农贷对农户收入影响，大多数结论为小额农贷可以有效地提高农户收入。例如，Remenyi（2000）的研究结论就是得到信贷的家庭收入比没有得到信贷的家庭收入明显提高。Heidhues,F.和Schirder,G.(1999)认为，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创新具有为穷人的收入创造做出有效贡献的潜力。Hossain（1988）的研究发现，孟加拉乡村银行（GB）通过就业、创收项目和促进社会发展已经并且一直在支持农村的穷人，特别是妇女。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的乡村信贷部（BRI－UNIT）与哈佛大学通过对1426户样本的研究认为小额信贷带来了强有力的积极作用。① 世界银行在研究报告（1995）中列举了泰国农业与农业合作银行（BAAC），认为其农户贷款显著改善了本国农户的福利水平。
以上已有文献的研究大多数是运用时间序列的宏观数据，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和信贷投放是如何影响农民收入的，但这些研究仅是从总体上研究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变化的关系，缺少相应的微观基础。本文则是针对这一不足，利用从安徽亳州谯城区农村信用社调查得到的微观农户数据和资料，运用实证方法分析农村信贷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假设前提
已有学者研究了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根据理论分析并参考有关文献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以下几个假设：
假设一：农户收入受能否获得小额贷款因素影响，且农户获得小额贷款数量越多，收入增长越快。按照经济学原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投入资金越多则产出越多。②农户获得的小额贷款数额越多，可以投入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的资金则越多，因此收入增长更快。
假设二：农户就业结构变化是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因素。在非农生产方面投入的资金和劳动力越多，收入增长越快。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理论，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在我国农村地区，把资金和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可能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农户收入。所以，农户就业结构变化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非农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人数越多，收入增长越快；农户获取的信贷资金运用于非农产业投资，更加有利于收入增长。这一假设与已有的相关研究一致(陈劲松,2001 ;罗发友,2001) 。事实也证明，改革开放以来农户收入的增长更多地依赖于从非农产业获得收入。农户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产生的就业结构变化,是农户收入来源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
假设三：农户投入的劳动力数量越多，收入越高。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劳动作为生产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投入的数量越多，越有利于增加产出。虽然在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着劳动力过剩，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下降等因素，但是，考虑到我国农村的另一个重要生产要素――土地是与人口数量挂钩的，农户占有土地的多少是与人口数量成正比例，因此，可以认为一个农户的人口越多，劳动力越多，占有的土地越多，收入越多。因此，农户劳动力数量是影响其收入的重要因素。
假设四：农民受教育程度是影响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且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农户增加收入。根据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理论，可以认为，教育能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进而增强农民的生产能力，增加农户收入水平。
假设五：农户税费负担是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税费负担越多，农户获得的纯收入越少。在我国农村地区，有关税费大多是直接向农户收取，因此，税费负担多少是影响农民纯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2003年，我国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大幅度降低了农户税费负担，这项政策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二）模型设定
以上对影响农户收入的有关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贷款数额、贷款用途、劳动力数量、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数量、税费负担和户主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因素。为进一步检验这些因素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大小，我们设定截面数据回归模型进行检验。根据以上假设，回归模型设定为：
Y=α+β1DAIKE+β2YONG+β3FEILAO+β4SHUIF+β5LAODt+β6JIAOY+ε（1）
公式（1）左侧Y代表农户的纯收入，单位为人民币千元，右侧是影响农户收入的各项因素，α为截距项，ε为随机扰动项。模型中各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三）数据说明
有关数据来源于2007年8月份对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农村信用联社小额贷款情况的调研。亳州市谯城区农村信用联社是2005年经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正式批准，安徽省首批统一法人试点单位，是亳州市首家股份合作制金融机构。亳州市谯城区联社是以区为单位的统一法人，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出资入股组成的股份合作制金融机构。主要业务是面向农村地区的广大农民和小型商户。
我们从亳州市谯城区信用社面向农户的贷款资料中随机抽取了128家农户2006年度小额贷款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对农户的贷款额、贷款用途、农户的纯收入、劳动力数量、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数量、税费负担以及户主受教育程度进行了调研，得到了相关数据。变量描述统计如表2所示，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
三、实证检验及分析
我们使用截面回归模型进行回归检验，回归结果见表4。表4报告了贷款额、贷款用途、农户纯收入、劳动力数量、非农产业劳动力数量、税费负担以及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从中可以发现，贷款额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在1％水平下是显著的，即使在添加了变量之后，这种影响的显著性并没有改变，而且符号为正，因此说明小额贷款对农户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即农户获得的贷款越多，可以投入到生产领域的资金越多，收入增加越快，这说明本文前面的假设一是成立的。贷款用途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在10％水平下是显著的，即农户将贷款投资到非农产业，则更加有利于增加收入。非农产业劳动力数量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在5％水平下显著，即将劳动力投入到非农产业，更有利于收入增长，这说明非农产业的生产率显著地高于农业的生产率，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更有利于收入增长，此结论支持本文假设二成立。
括号中为t统计值。***表示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0％的水平下显著。
税费负担在5％水平下显著地影响农户收入，即税费负担越多的农户，其收入水平也越高。在正常情况下税费负担越少农户的收入应该越多，二者应该是反向变化，但是回归结果显示税费负担变化对农户收入具有正面影响，这可能因为有些税费是按照劳动力人数和收入来征收的，对一些农户来说，收入越高，税费负担越重。因此本文的假设五不成立。
劳动力数量对农户收入不存在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过多，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下降，因此，本文假设三不成立。户主教育程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不显著，这与我们的预期相反，本文假设四不成立。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取样的农户中有很多是大家庭，即年轻夫妇与父母被划分在一个家庭中，我们只是统计了户主的教育程度，并没有统计所有的劳动成员的教育程度，因此会存在偏差。另外，样本中很多农户从事的养殖业和药材生产，一个农户能否进入这些行业大多是与家庭传统，即上一代是否有从事这些行业的长辈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上一代人从事过这些行业，则年轻一代就可以非常容易获得相关的技术和经验，进入这些行业，获取较高的收入，而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对此影响可能是次要的。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128个农户2006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运用截面回归模型研究了贷款数额、贷款用途、劳动力数量、非农产业劳动力数量、税费负担以及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论总结在表5中。
小额信贷可以显著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从本文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小额信贷数额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农村金融的发展，尤其是对农户直接发放小额信贷可以显著提高农户收入水平。这一结论与吴福臣、冯建辉（2002）、李锐（2004）和张凯、李磊宁（2007）的研究结论相似。因此，我国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增加对农户的小额信贷，由此可以增加农户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如果农户将贷款投入到非农产业，即药材加工业、养殖业和运输业等，会显著提高农户收入；农户投入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数量越多，收入增长越快，这两点可以说明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显著地高于农业的生产率，农户要提高收入水平，就应该逐渐将资金和劳动转移到非农产业。总而言之，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小额信贷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增加对非农产业的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可以显著增加农户收入。因此，我国政府有必要积极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增加对农户的信贷投入；鼓励农村劳动力和资金向非农产业转移。
参考文献：
[1][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Barro Robert J . and Sala - I - Martin Xavier. Economic Growth[M] . McGraw - Hill , Inc. ,1995.
[3]Heidhues,F.和Schirder,G.(1999)：Rural 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 ,http//mfgdev.省略/article/detail/3030.
[4]Hossain,M.?(1988):Credit for the Alleviation of Rural Poverty :The Grameen Bank in Bangladesh,Research Report No.55IFPTI,Washington,DC.
[5]Jay Rosengard:BRI micro banking services:development inpact and future growth potential,PT.Bank Rakyat Indonesia and Center for Business and Government,John F.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October,2001.
[6]陈吉元.世纪之交的中国农业改革[J].浙江学刊,1998,(4).
[7]陈劲松.把握新世纪中国农村经济的脉搏―评陈吉元等著.21 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J ].中国农村经济,2001,(8).
[8]陈锡文.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改革和发展[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1).
[9]胡星.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特点分析及原因探讨[J].经济经纬,1999,(2).
[10]李锐,李宁辉.农户借贷行为及其福利效果分析[J].经济研究,2004,(12).
[11]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2]林毅夫.我国城市发展和农村现代化的几点意见[J].决策咨询,2001,(8).
[13]罗发友,刘友金.市场化改革以来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2,(4).
[14]马宇.金融体系风险分担机制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15]尚启君.我国农业劳动力收入增长的阶段性变化原因分析[J].农村经济,1998,(5).
Abstract: Nowadays, there has been contradic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 land, which nee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innovation of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 becomes the weak step on theory and policy research. Especially the increasing reform in China, and 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well-off society, new economic forms and modes are constantly emerging, it is necessary to research the innovation of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 “16thCongress” put forward the goal of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well-off society, and the issues of agriculture, farmer and rural area have been concerned again. As the important economic organization, peasant household, its economic income growth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problems. There are many and complex reasons influencing the growth, but investment is still one of the most direct and important factors.
关键词:土地制度;土地投资;农户
Key words: land system;land investment;farmers
中图分类号:D92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14-0139-02
0引言
世界每个国家和地区要发展必须利用各种资源,土地就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以经济增长为基础,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各国追求的目标。[1]将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集中起来,去创造社会财富。经济增长由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投入,转变为依靠提高各要素生产率的集约型、内涵型增长方式。土地资源的有效供给和利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3]
1土地投资强度的理论研究
经济学原理认为,经济增长是生产要素积累以及资源利用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的结果。投入的生产要素越多,获得的经济总量就越多;而如果生产要素的总量是一定的就需要去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率,才能增加经济总量。[2]但是从目前的产业状况看,相对土地(自然资源)消耗的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不足,并没有表现出资源的规模效应,有的资源甚至闲置,这就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去改善。[1]土地投资强度,也称土地利用集约度,是指在项目用地范围内单位面积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而且,新建项目的土地投资强度可按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I=(A+K+Z)/F(1)
在公式(1)中;A为劳动力投入,如工资费用;K为资本消耗,即设备工器具购置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工程建设其他费以及生产经营费用等;Z为经营资本所需支付的筹资费用;F为该项目的用地面积。[4]作为一个投资项目,在基础设施比较完备、土地价格比较合理的条件下,其土地之外的资本、劳动两项要素的投资收益应该大于等于购买土地的费用。林善浪认为若设投资收益率为x、单位面积的土地价格为y,则可建立以下的理论数学表达式:
(I-y)×x=y(2)
在公式(2)中,投资收益率x可以在同时期的社会折现率(is) 和投资主体认定的基准收益率(ic)之间选取,并以前者作为最小值。[4]贾生华则认为,社会折现率是资金占用所应获得的最低动态收益率,根据国民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投资收益水平、资金供求状况、资金机会成本以及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取向等因素,我国目前社会折现率的取值为10%;基准收益率是投资者对投资收益率的最低期望值,它是在平均资金成本率、投资的机会成本率(目标利润率)、风险贴补率和通货膨胀率四个因素,尤其是前二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6]土地投资强度测算的关键是如何根据目标利润率、机会成本率等因素科学地选定相应的投资基准收益率。[7]
2家庭承包制与农户投资行为
宫玉泉认为,经济时间视野的长短,是投资决策的决定性因素。由于农业基本建设投资需要投入较长时间的物化劳动与活劳动,这就需要将视野放远。[7]贾生华认为,在较短经济时间视野里,那部分必须在较长经济时间视野中才能带来效益的农业基本建设,就会由于没有带来效益而成为不适当的、不可取的。还有,在经济时间视野放长的情况下,各种投资政策方案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所带来的风险系数也会跟着加大。通过废除,实行家庭承包制, 使农民真正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实现权、责、利的紧密结合。这一方面有利于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另一方面又使农民的经济活动在越来越大程度上纳入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运行轨道。[6]而与计划调节机制不同,市场调节机制具有短期经济时间视野特点, 再加上这种建立在“两权分离”基础上的土地经营制度,其产权关系还不够确定,这就容易助长农民对土地投资的短期经济行为。[2]农户投资无论如何是代替不了政府和集体的投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农业生产后劲的持续增强,是农业长期投资决策的必然结果,而农业的长期投资决策的基础,并不完全是来自市场信号,或着眼于短期经济时间视野,因而并不是农户投资所能完全信任的。[7]由于政府和集体的公共投资,可以摆脱短期经济时间视野的束缚,着眼于长期经济时间视野,着眼于长远发展目标,这就要求形成与农户投资并存、且凌驾于农户投资之上的政府和集体的公共投资。应当充分认识政府和集体的公共投资在农村投资体系的特殊地位。政府作为宏观决策者,不仅要注意引导有关部门积极向农业提供资金,同时要发挥政府在形成农户投资与公共投资(包括政府和集体的投资)的最佳平衡方面的作用。[6]
3土地产权制度与农户投资行为
作为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行,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微观经济基础。这个微观经济基础必须有一个明晰化的产权。产权意味着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对于资产权力的认同。这种认同还意味着社会全体或部分人或个人拥有全部资产或者部分资产的所有权、处置权和收益权。[8]产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明显的排他性。[7]因而,一旦产权不明晰,市场机制就无法正常地运作。我国现阶段农村的土地所有权主体当然是集体,这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中央的有关文件也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是属于社区集体所有。[8]但是髹,究竟是谁代表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却很不明确。与此相联系,在实践中涉及到谁代表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也很不明确。潘华顺等认为与此相联系,在实践中涉及到谁代表集体发包土地。现在、乡、村、组(即村民小组)发包土地的状况均有存在。多元化发包主体的存在,使得农村土地产权关系混乱,也使长期稳定农民向集体承包土地的关系得不到落实。[9]这就谈不上引导农户对土地的长期投资、促进土地迅速增值,以及克服土地投资行为短期化问题。当前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3.1 就土地使用权而言,与土地产权不明晰相联系的,是土地承包期的不稳定(虽然中央强调要长期稳定),严重地影响了农户的投资预期与投资积极性,以及责任田的频繁调整所导致的农户对土地投资与使用的短期行为。[7]
3.2 就土地收益权而言,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后,那种在统购统销制度和农村制度下形成的没有明确边界的地税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我国农村的地税制度既有明税又有暗税,而其中的暗税则是软约束的,其随意性相当大,往往夹杂着对农民的乱摊派、乱收费,实际上是对农民利益的严重侵害,引起农民的严重不满,极大地削弱了农户对土地投资的激励作用。[8]
3.3 就土地处置权而言,虽然我国法律上有规定,农村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转包,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发生流转的土地所占的比重还很低。与此同时,在房地产业迅速发展、地价猛涨的情况下,不少地方政府部门强行低价征收土地,剥夺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 使农民丧失土地所有者地位,也丧失土地资本化过程中所应取得的价值效益,更谈不上调动农户对土地的投资积极性。[9]
正是针对客观上存在的这些问题,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指出: “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政策, 同时要抓紧制定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要坚持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进行,不得以任何理由强制农户转让。”须知,土地问题是农村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因为它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多少年来,土地政策上稍有风吹草动,哪怕是提法上的细微变动,农民也会很快作出反应。[10]潘华顺等认为,对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大部分农民来说, 土地仍然是他们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和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即使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不少农民已经离乡进城,务工经商,有的甚至买卖已经做得很大,却仍然不愿意放弃承包田。因为外面世界充满风险,他们既没有城里人的身份,也没有社会保障, 一旦工厂倒闭,企业裁人,城市呆不下去,他们最后的家园,最后的保障仍然是那几亩地。[9]王西玉认为,只有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产权明晰,才能引导农民珍惜土地,增加投入,培肥地力,逐步提高产出率;才能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放心的进城进厂,从事二、三产业,农村的分工分业、结构调整才有顺利进行的条件;才能真正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土地流转机制,促使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的进一步分离,解决“有地不种”和“没地可种”的矛盾。当前最重要的是加快制定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把所有者、承包者和使用者各方的权利义务用法律的形式明晰化、具体化,这样才能使农民真正获得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11]
4农业规模经营与农户投资行为
陈银蓉等认为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赋予农户的生产经营者自,带动了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尤其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大批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但由于这种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明显的家庭内部分工性质,并没有相应地推动社会分工的发展,从而导致农业日益兼业化和副业化。这就不利于激励农户对土地的投资热情。[12]兼业农户的存在,既有利又有弊。其利突出表现在:农户兼业可以使农户家庭成员就业多样化和收入来源多样化,使农民充分享受经济增长的利益。[9]实践经验证明,兼业农户,特别是以农业为副业的兼业农户,其收入要明显高于纯农户。其弊突出表现在,虽然兼业农户单位土地上的投资水平不一定低于纯农户,但却倾向于改革耕作制度,选择更节省劳动力的作物,降低土地利用的集约度。这种投资行为有悖于增加农产品总供给的国民经济发展目标。[11]我国是世界上人地关系最紧张的国家之一,平均每户经营的土地还不到半公顷。在农业劳动向非农产业转移(不完全转移)过程中,兼业农户的大量出现是难以避免的。这对增加农民收入也是有利的。在一定阶段也不一定会妨碍农业的稳定增长。[12]艾建国认为,也应当认识到,在细小经营规模基础上的农户兼业化和农业副业化,终究会妨碍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从大多数地区兼业农户的投资经营行为来看,随着非农就业程度的不断加深,农业经营与非农业经营之间的关系,会经历一个由相促到相竞的演变过程。当土地投资经营收入仍然是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非农业收入只占很小比重时, 对多数兼业农户来说,其投资经营农业的主要目标,已变成保障家庭获得稳定的口粮供给,土地投资经营已经成为农户“生活保险”的一种手段。[13]黄少安认为,由于非农就业风险的存在,继续拥有土地还是一种“就业保险”措施。农户投资经营目标的这种变化,往往会使这类农户愈益丧失农产品商品生产者的行为特征。伴随农业与非农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这类兼业农户往往会对土地实行粗放耕作,甚至出现抛荒。在这种情况下,这类兼业农户的迅速发展,必然会对农业产出的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抑制小规模土地经营基础上农户兼业的过度发展,特别是以农业为副业的兼业农户的过度发展,并伴随着客观条件有逐渐成熟,因势利导地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这就要求在长期稳定土地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微观经济运行机制中来,搞活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动,促进土地投资经营的连片集中。[14]为此,必须在明晰所有权,稳定承包权的前提下,解决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出租、抵押、继承等问题,建立一整套完整的土地流转制度。[15]有的地方根据土地流转的客观需要,和大多数农民仍然把土地作为经济收入来源的实际,改“均田制”为“两田制”,这对促进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动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具体做法是,把“口粮田”和“承包田”分离开来。“口粮田”作为社会保障用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基本上无偿使用,长期稳定不变,体现基本生产资料公平分配的福利原则。“承包田”则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由农户投标,竞争承包。实践经验证明,把竞争机制与风险机制引入土地承包,可以为投资者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10]高富平认为,以市场竞争机制所固有的功能,刺激投资者自觉不自觉地把资源配置到土地开发中去,并依靠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给投资者以压力和动力,从而形成承包经营与投资经营两种手段并举,责任收益与投资收益两种机制并存的格局。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土地承包中,推动土地的合理流动和相对集中,刺激土地、劳力、资金等要素的优化组合,达到形成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目标。[15]
参考文献:
[1]叶剑平等.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研究[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
[2]曲福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理论探索[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
[3]黄祖辉,蒋文华.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制度透视[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林善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与效率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5]梅福林.简析建国后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革,理论月刊,2000.
[6]贾生华.论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中国土地矛,1997.
[7]宫玉泉.土地产权制度建设是市场健康发育的基础,中国土地,2000.
[8]茶好东.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1999.
[9]潘华顺等.关于农村土地双重所有制的理论探讨[J].中国软科学,2000.
[10]薛兴利等:关于山东农村土地制度的调查与政策建议[J].山东经济,1990.
[11]王西玉.农地流转机制探讨[J].中国农村经济,1993.
[12]陈银蓉等.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讨[J].农业经济问题,1998.
[13]艾建国.中国城市土地制度经济问题研究[J].武汉:华中农业大学,1999.
[14]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15]高富平.土地使用权和用益物权一中国不动产物权体系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1.
农户是农村经济的主体，享有农村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利，其生产方式的先进与否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农户兼业化作为农户生产经营方式的一个重大变革，对农户资源配置产生怎样的影响，引起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还是降低；农户兼业与农村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资源的配置效率之间究竟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关系，这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焦点问题。而农户兼业化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一个多因素交织、错综复杂的过程，为了更加全面、系统地剖析研究这一过程，本文利用2010年7月在山东省胶州市农村调研获得的第一手数据资料，从微观层面分析研究了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一)国外文献
国外最早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户经济行为是否具有经济理性的是俄国组织和生产学派代表人物恰亚诺夫。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以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的小农为研究对象，提出“劳动——消费均衡理论”，认为家庭农场的经济状况主要随家庭消费者与生产者比例的周期性变化而起落，农民的行为应用满足消费需要和劳动辛苦程度的平衡状况来衡量，而不能用单位生产成本和收益来衡量]，当农户主观感受的劳动辛苦程度与所增产品的消费满足感达到平衡时，农户停止进一步的劳动投人，农户经济活动量也就得以确定。所以，农户的经济活动主要是为了家庭生存，而不是追求最大的利润。虽然恰亚诺夫在分析时没有考虑到当时具体社会环境的约束，但他的研究为分析农户兼业中的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有益启示。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西方多数政府官员和经济学者都认为，农民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既没有经济头脑，又没有管理知识，不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如果派专家深入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帮助他们重新配置现有资源，那么效率就会大幅提高，产量也会增加。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西奥多•威廉•舒尔茨从分析传统农业特征出发，提出与此针锋相对的观点。他认为，农民并不愚昧，他们精明能干，锱铢必较，时刻盘算着怎么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各种生产资源在他们手中都被配置得恰到好处，达到了最佳状态，即使是学识渊博的专家也很难作出哪怕是一小点的改进。他支持和提倡农民在完成季节性农业生产后，把资源配置到适当的非农产业。
(二)国内文献
不难看出，恰亚诺夫和舒尔茨的分析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下的，主要分析的是在农户兼业程度不高条件下农户对农业资源的配置行为与效率，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随着农户兼业日益深化，农户生产经营方式发生重大变革，农户对农业生产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对此国内学者进行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与探索。主流观点认为，农户通过兼业弥补了农业劳动力就业不充分的缺陷，使农户家庭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优化配置，提高了家庭整体经济效率，增加了农户收入，但农户兼业也使农业被不同程度的副业化，降低了农业资源配置的效率。如蔡基宏(2005)通过建立农户模型，推导出在一定的市场条件下，土地产出率与农户兼业程度存在着一种反向关系；陈晓红(2006)认为农村存在的普遍兼业带来了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农业被副业化等一系列问题，她对苏州农户所作的调查表明不同类型农户单位农业用地所产生的纯收益存在明显差异，其中，纯农户与一兼农的亩均收益分别为2399元和2305元，二兼农为848元，非农户则仅为603元；李明艳、陈利根、石晓平(2010)指出农民兼业促进了农村土地的流转，改变了农户投人的结构，但没有明显提高总的土地投入水平，这说明兼业有利于打破土地均分模式下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但没有明显改进农地利用的技术效率]。与这些观点相对，向国成、韩邵凤、梁流涛、曲福田、诸培新、马凯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向国成、韩邵凤(2005)基于分工的视角，运用超边际经济学理论对农户兼业进行分析，认为农户兼业的本质是家庭整体层面的专业多样化和家庭成员个体层面的专业化统一化，推动了农民组织化进程并引致了迂回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小农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农民个体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梁流涛、曲福田、诸培新、马凯等(2008)构建了农户兼业对土地利用行为及其效率作用机理的分析框架，利用DEA方法分析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和土地利用效率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一兼农户的土地利用效率略大于纯农户，并且二者都远远大于二兼农户，这说明农户适当进行兼业经营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以上所有学者的研究为进一步探索农户兼业化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方式打下了坚实基础。但通过回顾这些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尽管研究的角度与方法不尽相同，但都是基于一定时点的对农户兼业与资源配置效率关系的静态研究，没有把农户兼业的发展趋势同与之相应的效率变化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而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与突破口。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一)调查地基本概况及选择原因
山东省胶州市地处黄海之滨、胶州湾畔，1987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在山东青岛地区第一个撤县设市，其总面积达1210平方公里，辖11个镇、7个街道办事处、811个行政村。胶州是全国粮食生产基地，油料作物百强县(市)之一和山东省现代化农业试点县(市)、全省农业机械化试点县(市)之一。近年来，该市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加强，粮食生产平稳增长，2010年粮食总产达46．7万吨；蔬菜、畜牧、水产、花木四大特色农业发展迅速，“四个15万亩”示范区建设扎实推进，成为全国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示范县(市)；农业标准化水平不断提高，胶州大白菜、里岔黑猪等农业品牌效应明显增强；全市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380家，年出口创汇达3．9亿美元；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超过100个，有力推动了农业产业化进程；全市16个镇办建起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中心，787个村庄建起了土地流转服务站，有序引导土地流转，促进规模经营；农机化水平达到85％，农田水利建设不断增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并荣获“山东省农业产业化先进市”称号。山东省胶州市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农村社会单位，该地区人口密集，且大都生活在农村，其经济情况与政治形态在地域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对这个地区的农户经济行为做调查研究，可以使人们对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同时，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探讨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该地区农村地形地貌的一致性(普遍为平原)有效地控制了地形地貌变量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从而为保障研究的有效性奠定了基础。此外，胶州农户的经济行为具有非同质性，不同乡村甚至同一乡村内部的农户之间经济行为存在差异，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把他们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农户。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满足了研究的基本要求，为本文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提供了保障。
(二)抽样过程和样本构成
本次实地调研的调查小组通过与胶州市政府部门有关人员的交流与讨论，最终主要从经济发达程度和代表性两方面考虑，在胶州市现有的18个乡镇(街道)中选取了营海、胶北和李哥庄3个镇的7个村作为调研对象。调查组共在7个村中走访了160个农户，后经处理，有效样本为152个农户，样本有效率为94．9％。调研活动得到了胶州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保证了调研的顺利完成。
四、调查结果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调查结果
1．农户兼业状况
本文主要按照农户家庭成员各业劳动时间对农户类型进行划分：其中家庭成员劳动时问70％以上用于农业生产的农户为纯农户；家庭成员劳动时间50％一70％用于农业生产的农户为一兼户；家庭成员劳动时间50％以上用于非农业的农户为二兼户；完全从事非农业的为非农户。胶州农户调研数据显示，在被抽样调查的152户农户中，纯农户为28户，一兼农户为26户，二兼农户为98户。从总兼业率上来看，纯农户比例为18．4％，一兼户比例为17．1％，二兼户比例为64．5％(见表2)，兼业率水平已经达到81．6％；在构成上二兼农户占主导地位，兼业水平已经相当高，这也印证了一些学者对东部沿海地区农户兼业状况的判断。
2．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状况
本文主要选取单位土地净产值以及单位劳动净产值这两项指标对农业生产效率加以表征。，从单位土地净产值这一生产率指标来看，纯农户的单位土地净产值为1308．6元，一兼农户为1435．3元，二兼农户为1175．1元，纯农户的生产率水平低于一兼农户，但高于二兼农户；从单位劳动净产值这一指标来看，纯农户的单位劳动净产值为2684．2，一兼农户为2407．5，二兼农户为1639．7，纯农户生产率水平高于兼业农户的生产率水平，其中一兼农户的生产率又高于二兼农户。通过单位土地净产值及单位劳动净产值的均值来看，纯农户略高于一兼农户，但差别并不明显，二兼农户则大幅度的低于前两者。可见在不同类型农户之间，一兼农户和纯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水平比较接近，但二兼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水平明显低于纯农户和一兼农户，这与部分专家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似。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不同程度的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有区别的：一兼农户的存在及在一定程度上的普及不会对农业生产效率造成显著影响，而二兼农户则会降低农业生产效率，如果其数量过多，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二)原因分析
通过对实地调研的分析可知，农户兼业主要通过劳动力水平及利用状况、耕地占有和利用状况以及农用物资投入强度等途径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影响：
1．劳动力水平及利用状况
反映的是不同类型农户劳动力资源的水平及利用状况。对所有样本农户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劳动力总数上兼业农户多于纯农户，二兼农户又多于一兼农户。从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上来看，纯农户家庭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劳动力所占比重要明显少于兼业农户，在兼业农户里一兼农户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劳力所占比重又少于二兼农户。由此可以看出，农户兼业经营的可能性与劳动力平均的文化程度成正比。这种现象说明，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可以获得相对较多的在外从事非农活动的机会，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由于非农就业机会少，只能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经营，在农业增长日益依靠技术带动的情况下这无疑制约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J。从劳动力的平均年龄来看，纯农户最高，一兼农户次之，二兼农户最低，反映出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的高龄化趋向，从长期来看，这种趋向势必会对农业效率的提高产生不利的影响，必须加以关注。从劳动力资源利用结构来看，兼业户劳动力在非农业与农业之间配置，而纯农户劳动力则全部进行农业生产。把一兼农户和二兼农户的情况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一兼农户从事纯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要高于二兼农户。而在从事非农活动的劳动力中，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兼业农户，常年外出打工或经商的劳动力比例都高于季节性在外务工劳动力比例，且二兼农户外出劳力中常年从事非农职业的劳力比重明显高于一兼农户。这种劳动力利用结构，使兼业农户尤其是二兼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降低，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兼业农户尤其是二兼农户农业生产的低效率。
2．耕地占有及利用状况
不同类型农户在耕地占有及利用上存在一定差异，表5反映了这种情况。从耕地占有上来看，纯农户无论是耕地总面积数还是人均耕地面积数都要多于兼业农户，在兼业农户内部一兼农户又多于二兼农户。从耕地利用结构来看，一兼农户和纯农户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要略小于经济作物，并且一兼农户经济作物用地比例最大，但二兼农户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仍高于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种植经济作物尤其是蔬菜、瓜果等的经济效益要高于粮食作物，纯农户和一兼农户可以通过增加其种植面积来增加收入，但同时种植这类经济作物需要更加连续、细致的劳动投入(比如蔬菜种植需要经常浇水)，二兼农户由于将主要的劳动资源配置于非农产业，放在主导地位的只能是相对易于管理的粮食作物的种植。对耕地利用状况进行进一步考察发现，在各类农户中耕地实际利用率最高的为纯农户，其抛荒的土地数量非常少；兼业农户的耕地实际利用率低于纯农户，二兼农户的抛荒土地面积又多于一兼农户，比例接近10％。综上所述，纯农户总体和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相对较多，耕地利用结构以经济作物为主，且土地抛荒面积少，耕地实际利用率最高；兼业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相对较少，而且耕地实际利用率比较低，抛荒面积增加；在兼业农户中，二兼农户的耕地利用率又少于一兼农户。由此可见，在兼业农户尤其是二兼农户广泛存在，且土地流转集中机制尚未建立与完善的情况下，耕地资源的非充分利用是一种必然存在的状况。
3．农用物资投入状况
胶州农户调研数据显示，在家庭农用固定资产(主要包括农用拖拉机、排灌机等各类型农业机械)投资方面，纯农户与兼业农户的差别不大，纯农户家庭农用固定资产余额平均为3685．2元，一兼农户为3814．9元，二兼农户为2933．5元。纯农户和兼业农户在粮食作物种植中普遍采用购买机械化服务的方式进行机播和机收，购买服务的比例在纯农户和兼业农户中都超过了90％，纯农户和兼业农户之间差别不大。在除草剂花费上，纯农户、一兼农户和二兼农户每亩费用分别为26．4元，24．1元和23．8元，差别很小。在良种采用率上，纯农户和兼业农户良种采用比例都超过92％，相互之间差别也不大。另外在农业用水，农药化肥的施用以及田间管理方面的主观调查显示，85％以上的纯农户和兼业农户都能保证农业灌溉用水充足，农药化肥施用充分以及田间管理及时，纯农户和兼业农户之间的差别很小。可见，在农业物质投入方面纯农户要多于兼业农户，但两类农户之间各项生产要素的投入差距并不明显。因此，可以说农户采用何种经营方式(专业经营或兼业经营)对农业物质投入的影响并不大。综上所述，造成不同兼业程度农户农业生产效率差别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农户劳动力资源及利用情况方面，虽然兼业农户尤其二兼农户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素质较高，但由于其利用分散，且高素质劳动力就业时间安排以非农为主，造成二兼农户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同时，纯农户和一兼农户农业劳动力较低的文化素质和老龄化趋势，制约着农业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其次，在农户耕地占有及利用情况方面，纯农户总体和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相对较多，耕地利用结构以经济作物为主，且耕地实际利用率最高，土地抛荒面积少；兼业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相对较少，并且耕地实际利用率低于纯农户，抛荒面积增加，在兼业农户中，二兼农户的耕地利用率又少于一兼农户。这种耕地占有及利用的情况表明纯农户和一兼农户具有较高的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他们愿意投入更加细致的劳动和更多的精力，从而具有较高的农业生产效率。第三，在农用物资投入方面，家庭中农用固定资产投资纯农户和一兼农户要高于二兼农户，但其余各项可变生产要素的投入在两类农户之间的差距并不大，可见我国总体上小规模的农业经营还没有完全激发出农户农业生产投入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较大。
五、主要结论及相关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以山东省胶州市为例，在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具体结论包括：第一，不同程度的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有区别的，一兼农户和纯农户在农业生产效率上的差别并不显著，可见一兼农户的存在及在一定程度上的普及不会对农业生产效率造成显著影响；而二兼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显著低于一兼农户和纯农户，因此二兼农户比例的继续上升，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第二，不同兼业程度农户在农业生产效率上的差别主要是由劳动力资源水平及利用状况、耕地占有及利用状况、农用物资投入强度的差异造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三种主要作用因素并非独自发挥作用，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促成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效率的作用模式。具体来说，纯农户和一兼农户以农为主，把农业作为家庭从事的主要行业，对农业生产积极陛较高，倾向于把劳动力配置于农业，土地的利用率较高；通过扩大经营面积以增加收入，农用固定资产投入较高；二兼户以非农产业为主，倾向于把劳动力配置于农外产业，对扩大农业经营面积缺乏积极性，土地利用率下降，农业主要物质投入低。因此，纯农户及一兼农户与二兼农户相比，更倾向于农业资源的集中利用，虽然在人力资本积累上处于劣势，其农业生产效率仍然高于二兼农户。
(二)相关建议及对策
第一，调整工农关系，继续加大农业投入。政府必须进行系统的政策创新，在城乡间建立平等的交易平台，通过调整工农关系，走工农平等发展的道路，继续加大农业政策性投资，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提升农户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和追加农业投资的兴趣与热情，使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与农业生产方式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同步进行。同时，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应为实现工业对农业的技术改造创造条件，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优化配置各种农、I要素。第二，改革土地制度，促进农业资源的集约利用，确立适度规模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主导地位。引导有条件的农户为非农户让出部分土地，与此同时，不断完善土地流转集中机制，引导兼业农户减小土地经营规模，扩大专业农户经营规模，使农业经营有利可图，从而有利于专业大户积累农业生产资金，追加农业科技投资，不断扩大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逐渐占据农业生产的主导地位，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和专业化]。第三，促进农户分工，不断提升农业发展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