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论文第1篇

一、章节体学术史的溯源

中国传统学术史肇始于战国后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子学研究。其中，尤其以《庄子·天下篇》、《韩非子·显学篇》、《荀子·非十二子篇》为代表作。它们对先秦学术的总结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总结前人的思想；二是，注重辨章学术，考证学术流派的传承关系；三是，采用概论体来总结前人的思想，重视对前人思想是非得失的评估。这种评估是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现实出发，具有鲜明的经世性。但这些篇章记载都很简略，且议论多，分析少，缺乏系统记载一代学术的变迁轨迹，学术内部的构成及其传承情况，且无固定的体例，因此只能算是学术史的发轫期。

西汉中期至隋唐的学术史研究，以总结儒学和释老之学为主要内容，以传记体、书志体、类传体为主要形式。司马迁的《史记》首开正史为“儒林”立传的先例，班固的《汉书》首开正史为“六艺”立志的先声，它们的设立，旨在记儒家之流派，述经学之源流。从历史编撰学的角度看，都具有独创性。

北宋至明的学术史以总结理学为主要内容，以学案体为主要形式。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是学案体的开山之作，全书以二程为纲，按道统传承的历史线索编修而成，通过辑录二程及二宋间与程氏学术有师友渊源的诸多学者的传记资料，注重理学源流的辨析以揭示道统传承的关系，同时注重学术内部师承关系的考证。它所开创的学案体，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先记传主行状，次记传主言论和著述，末附学者对传主的评论，兼有传记体和灯录体二种体例的特点，使记言和记行浑然一体。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由它发凡其例草创的《宋元学案》，是清初总结性学术史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中国传统学术史的最高成就。《明儒学案》凡62卷，17个学案，记载了明代202名学者的生平、学行和思想，实为一部明学史。该书以明学的发展和演变为线索，记述了明初朱学的统治地位，及其明中后期王学的崛起和内部的分合。黄宗羲著述此书兼容并包，不以王学定取舍，力求反映明代学术思想史的全貌。《宋元学案》由黄宗羲发凡其例，其子黄伯家续纂，至乾隆初全祖望重加编订，厘为百卷。这部书对宋元理学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理学家和学术流派，都有论析。

从内容上来看，这二部《学案》系统地论述了宋明理学的全过程，系统清理了宋明理学家的思想脉络，综述了宋明理学史上的重大论争，不愧为总结性学术史著作。就体例而言，《明儒学案》确立了总论、传略、学术资料选编三段式的编纂结构，后经全祖望续修《宋元学案》加以发展，增加《附录》一目，又于其后以学侣、同调、门人、私淑、续传、别传等目为类，用以表明附目中人与案主的学统师承关系，并以“序录”说明学术传授关系，起到全书总纲的作用。这样，以理学家的传、著述选辑为主体，又有附录、序录等相配合，构成一个整体，能够更好地揭示每一案卷中各家各派的师承关系以及它们各自所处的地位，从而使学案体学术史臻于完善。

中国传统学术史经过近二千年的演变、发展，到本世纪初出现了转型。转型的原因在于传统学术史历史观的落后以及编撰上的局限。中国传统学术史的历史观是一种以“道”为体，以“史”为用的道统历史观。根据道统历史观，历史是“圣道”的体现，是“圣道”传承的统绪。在道统论看来，“圣道”是中国文化的血脉所系，它超越时空，贯穿古今，完全不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用这种道统历史观来研究中国学术史，学术史势必变成“圣道”传承的历史，学术史的任务必然局限于为历代学术思想及其流派明统定位，确立“圣道”传承的历史统绪。[i]这种陈旧的历史观同进化论传播带来的进化史观发生尖锐的冲突，它必然让位于先进的历史观。

二、近代学术史体系的建立

作为传统学术史编撰集大成的学案体“或人自为案，或诸家共编，某一学者或学术流派自身的传承，抑或可以大致反映。然而，对于诸如这一学者或流派出现的背景，其学术的历史地位，不同时期学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及趋势，众多学术门类的消长及交互影响，一代学术的横向、纵向联系，尤其是蕴含于期间的规律如何把握”[ii]，则是传统学案体史籍无法解决的。这足以表明学案体史书无法全面反映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西方史学方法论的传入，摆脱由纪传体史书演化而来的学案束缚，编撰崭新的章节体学术史，成为历史编撰学的重要课题。

学术史研究能否开新，取决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学术大师思想观念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构成进步知识分子研究传统学术的指导思想。他们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压迫下，重新估价学术的重要作用，强调“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iii]热切希望振兴中国学术，并运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对封建文化遏制下的“奴隶之学”进行批判。1902年，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弟子以为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术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学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iv]梁启超对儒学的正统地位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刘师培在对儒学和西方学术比较之后，批判儒学存在四点缺陷：“一曰信人事而不信天事也；……一曰重文科而不重实科也；……三曰有持论而无驳诘也；……四曰执己见而排异说也。”揭露了孔学的弊端。在这样的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学术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本世纪初，梁启超突破传统学术史的模式，于1902年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长篇学术论文，它是中国史学界运用进化论哲学观点指导研究思想史第一次结出的硕果。

同传统学术史相比，这篇文章的创新之处表现在：其一，它提出了新的学术史分期法。以往的学术史分期，基本上是按朝代的先后为序，宋明以后则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梁启超打破常规，提出以学术思想的内涵、性质及其发展变化作为学术史分期的标准，将中国学术史划分为七个时期：一，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二，春秋末至战国为“全盛时代”；三，二汉为“儒学一统时代”；四，魏晋为“老学时代”；五，南北朝迄隋唐为“佛学时代”；六，宋元明为“儒佛混合时代”；七，清代为“衰落时代”。梁氏之所以清晰地划分出学术演变、发展的阶段，同它运用西方进化史观的指导密切相关。梁氏对达尔文进化论学术在思想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视，预言进化论学术“将磅礴充塞本世纪而未犹已也。”他希望借进化论学术激发国民发愤图强，争取民族光明的未来，为此他提出以进化论引起人类思想的一切革命：“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v]梁启超对进化史观的接受，为梁氏以新的标准划分学术史奠定了基础。

其二，梁氏对学术思想发展的公理公例十分重视，力求对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新的解释。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认为历史家应从人类活动总背景中求得人群进化的真相，总结出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使后人循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以增幸福于无疆”。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梁氏强调近世史家的任务在于“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及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梁氏将新史学的理论主张贯彻到学术史的研究中，《论大势》开宗明义即对“公理公例”表示了明确的认识：“生理学之公例，凡二异性相结合，其所得结果必加良……我中华当战国之时，南北两文明初相接触，而古代学术思想达于全盛，及隋唐间与印度文明相接触，而中世纪学术思想放大光明。”[vi]并将“公理公例”作为分析学术思想变迁的理论依据。

梁启超论述“胚胎时代”学术思想的变迁的原因时，指出：“综观此时代之学术思想，实为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学艺之源泉。约而论之，约有三端：一曰天道；二曰人伦；三曰天人相与之际是也。而其所以能构成此思想者，亦有二因：一曰由于天然者，盖其地理之现象，空界之状态，能使初民对于上天而生出种种之观念也；二曰由于人为者，盖哲王先觉利导民族之特性，因而以天事比附民事，以为群利也。”[vii]

在论述战国时代学术思想时，他首先高度评价了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然后专门探讨了“学术思想勃兴之原因”，归纳为七项：一，由于前此学术思想蕴蓄之丰富；二，由于社会急剧变动的刺激；三，由于思想学术之自由；四，由于交通之频繁；五，由于人材之见重；六，由于文字之趋简；七，由于讲学之风盛，学术思想得到有效的传播。

在论述“儒学统一”时代儒学之独尊时，他不仅考察其历史，而且分析其原因和结果。梁氏在分析儒学统一的原因时，首先肯定了竞争的作用，他说：“夫进化之与竞争相缘者也。竞争绝则进化亦将与之俱绝，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进化，惟共主一统故；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而其运旨起于秦汉之交，秦汉之交，实中国数千年一大关键也。”[viii]然后将儒学统一时代的学术与泰西学术相对比，指出泰西学术的进步源于“自力”，儒学一统时代的退步由于“它力”，此实学术发展的“公理公例”。梁氏以此“公例”分析了儒学统一形成的原因：一是，专制君主之提倡，学术建设的主动力，“非由学者，而由帝王也”，“故凡专制之世，必禁言论思想之自由”；二是，儒学较之其它诸子学术更能适应专制政治之需要，“其道可久，其法易行”，“教竞君择，适者生存”，符合“天演学公例”；其三，儒学在“自动力”上，以“用世为目的，以革君为手段”，“实与帝王相依附而不可离者”，其思想体系具有包容性，故“诸道中绝，而惟此为倡也。”对于儒学统一的结果，梁启超列举了“四端”：“一曰名节盛而风俗美”，“二曰民志定而国小康”，“三曰民权狭而政本不立”，“四曰一尊定而进化停滞”。梁氏以学术发展的内因（主动力）、外因（它动力），来分析儒学统一的历史背景，这是“采西学新说”——因果论以“综论中国古今学术思想变迁之迹”的最初尝试，在学术方法上具有近代文化的特色。他对儒学统一后果的分析，富有唯物倾向和辨正因素，既对“其结果之良者”加以论述，对其不良者亦条分缕析，力图全面展示其对古代社会的影响。

其三，深入地论述了学术思想和社会条件的关系，论述不同学派和学者间的互相影响和推动，第一次生动地呈现出学术变迁动态的格局。[ix]关于战国时代学术勃兴的社会条件，梁氏从由于社会急剧变动，思想学术出现自由局面等项进行分析。他指出：“获麟之后，迄于秦始，实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自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而其变动之影响，一一皆波及于学术思想界。盖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由贵族世家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观。周室之势既微，其所余之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x]从中可看出时代的急剧变动，造成了学术思想由“学在官府”到出现“百家争鸣”的巨大变化，其论深入中肯，极具见识。再如对明末清初学术风气演变的论述，也紧紧抓住时代条件的影响，梁启超曰：“呜呼！吾论次中国学术史，见夫明末可以变为清初，清初可以变为乾嘉，乾嘉可以变为今日，而叹时势之影响于人心者正锯且创也，而又信乎人事与时势迭相左右也。自明中叶，姚江学派，披靡而下，一代气节，蔚为史光，理想缤纷，度越千古。顾其敝也，摭拾口头禅，转相奖借，谈恭说有，与实际运用益相远，横流恣肆，非直无益于国，而且无以自淑。逮晚明刘蕺山等人一派，已几于王学革命矣，及明之既亡，而学风亦因以一变。”[xi]这里，明确指出了学术变迁的格局同社会变动之间的关系。

其四，叙某家学术，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如他对佛学特色的叙述就很精采：“美哉！我中国不受外学则已，苟受矣，则必能发挥光大，而自现一种特色……中国之佛学，乃中国之佛学，非纯然印度之佛学也。不观日本乎？日本受佛学于我，而其学至今无一毫能出我范围者。……中国之佛学，其特色有四：第一，自唐以后，印度无佛学，其传皆在中国；第二，诸国所传佛学皆小乘，惟中国独传大乘；第三，中国之诸宗派，多由中国自创，非袭印度之吐馀者。第四，中国之佛学，以宗教而兼有哲学之长。”[xii]

其五，梁启超对学术史的考察，并未局限在传统学案体的旧框架内，而是依据学术发展本身的特点，在材料组织上对旧体学术史著作进行了改造和发展。旧体学术史叙事全按学派立案，虽便于对各家学派作细微考察，但也易于使各学派之间相互孤立，难以看清其间的前后演变和相互影响。梁启超此书，首创章节体的学术史新体裁，其主要特点是：以章节为纲，按所要论述的问题性质分章立节，以“论”说“史”，以“史”证“论”，史论结合。例如，他将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进程分为七个时期，按时期分章，每章又根据内容不同立如干节，如原因、派别、历史、结果等等，章与节之间联系紧密，脉络分明。再如，他对史论十分重视。全文之首冠以“总论”，表达梁氏对学术思想在世界史和中国史上重要性的认识，表明梁氏撰述学术史意在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论述了对于传统学术思想的态度。每一章之前，梁氏简要地论述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变迁的大势，以及这一时代思想的主要特点、成就和不足，并简要地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远因和近因。在每一节中，在“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作者的观点。因此，读者于其史论中可以明晰梁氏对于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框架和思路。梁氏在编撰上的创新，更能展示学术史新体系的思想特色。同时，梁启超还突破旧史学术史著的狭隘格局，扩大了学术的考察面。传统的学术史对儒学以外的学派论述较少。梁启超认为：“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学术史的任务应是反映各时代有代表性的各种学术发展情况。在《论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力戒门户之见，试图把各家学术展现给读者。在《全盛时代》中，特立《论诸家之派别》，作者说：“先秦之学，既称极盛，则其派别自千条万绪，非易论定，今请先述古籍分类异同之说，而别以鄙见损益之。”[xiii]把先秦时期重要的派别都罗列出来，然后加以分析、评述。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对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历程的看法，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评价到：“《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以外还有中国学术思想。梁先生分中国学术思想史为七个时代，现在看这个阶段，也许不能满意。……但在二十五年前，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xiv]它为梁启超以后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史学的发展确立了新的路标，对于史学近代化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奠基意义。

较之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同时代的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人也写出了有关学术史的论著。如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也是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史论著。在著述体例上，他打破了以人物学派为中心的旧体例，提出“以学为主”的新的分类方法，将先秦诸子百家纳入近代学科分类框架中。他开列的学科有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哲理学、文字学、文章学、计学等十六科。在著述体例上，将传统的学术史向前推进了一步。

再如章太炎的《訄书》（重订本）对中国学术史的清理，虽然篇幅不多，但内涵丰富。从现代学术史的意义说，《清儒》是《訄书》中最有分量的文章。章太炎对清儒在训诂考证方面的成绩评价很高。他认为清代小学、经学繁荣的原因主要由于统治者对思想的禁锢，他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毕；多忌，故歌诗文史枯；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xv]。章太炎承继乾嘉遗风，猛烈批判宋明理学。章太炎还注意到地理民风对学术风气产生的不同影响。清代今古文的分野，与学者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清代学术的主流是古文学派，对于其特色，章太炎概括为：“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xvi]《学变》，具体分析了西汉以后五百年的学术演变过程，说明了各种学术、思潮的五变“各从其世”，即取决于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他首先提出“汉晋间，学术则五变”。章太炎总结思想领域的斗争根源，认为“凡此五变，各从其世”[xvii]。他深刻地揭示了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化与时代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但相比之下，这些著作往往仅详一代，没有对整个学术做通贯的分析，或者虽有分析，但却太简略；著述体例上，有的还是按照传统的学案体来写，有的虽然在体例上有所改进，但是在内容上和结构上存在问题。故本文主要以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作为重点考察学术发展的情况。

参考文献：

[i]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页。

[ii]陈祖武：《关于中国学案史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1期，第51页。

[iii]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第110页。

[iv]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9页。

[v]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v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页。

[v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6页。

[vi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9页。

[ix]陈其泰：《梁启超与中国史学近代化》，引自《史学与民族精神》，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2页。

[x]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2页。

[x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77页。

[x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73-76页。

[xiii]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5页。

[xiv]胡适：《四十自述》，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页。

[xv]章太炎：《訄书·清儒》，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8页

学术研究论文第2篇

艺术管理这一概念似乎涵盖的范畴比较大，横跨了视觉艺术、听觉艺术、表演艺术、综合艺术4大类，但若从管理的经营性质来看，艺术管理的业务领域实际上只包括两大类，一类是营利性艺术业务；一类是非营利性艺术业务（表1）。在这两大类业务中，营利性业务实际占据着艺术管理的绝大部分业务，而随着商品化、市场化的深入，所有艺术中介（企业）营利性成分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文学类业务，如图书馆、报刊社等属于广义的文化产业，暂不把其纳入艺术管理的业务范畴）毫无疑问，所有这些营利性业务必然会成为艺术中介（企业）经营的核心业务，没有这些营利性业务作支撑，现代化的艺术中介（企业）将不复存在；没有这些营利性业务创造的经济价值，非营利性业务的维持也将无从谈起。由此可见，在当代市场条件下生存的各种企业，包括艺术企业，都毫不例外地要遵循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方法和原理，因为这些方法和原理是基于人类社会各种管理活动、管理现象研究总结出来的系列规律，它具有普遍性和重复性。换言之，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彼得•德鲁克的知识管理理论、哈默的核心能力理论、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理论等，这些现代经典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样适用于当代艺术中介（企业），那些自命清高、自命不凡，把自己看作是阳春白雪的艺术管理都是肤浅的。

艺术管理学研究必须借鉴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我们知道，人文学科之所以称之为“学科”而不称之为“科学”，是因为人文类学科所要表达的是一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研究的对象是一种感性对象、经验对象，对它的研究通常采用观察、描述、思辨等非实证性方法和手段，即以经验为基础，通过归纳走向概括。相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所以称之为“科学”，最根本的原因是具有实证性，以及重复性和他证性（可测量性），且排斥任何哲学式诡辩。虽然艺术管理兼具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特点，但在本质上更多具有社会科学的特点，因此我们把艺术管理的学科属性定位为一门具有很强人文气质的社会科学，原因就在于此。既然其本质是一门社会科学，那艺术管理学也必然具备实证性特点，艺术管理学研究也就可以像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那样达到一种可预测和可控制的程度，比如通过调查预测某种年龄层次的人更认同某种艺术，或调查某社区、群体的文化趣味、审美倾向，从而对艺术的生产和消费进行控制。如此说来，艺术管理学研究在某些必要的时候也就自然可以采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完全可以运用统计学、数学之类的工具来建立分析模型，也完全可以运用各种管理工具来辅助经营决策，比如在艺术管理实践中的财务分析、战略分析、经营环境分析等就可以运用统计工具进行辅助决策，这样可以让我们大量的艺术管理行为建立在相对可靠的理性分析之上，而不是性情多变的主观判断。实际上，在艺术行业范围内，许多我们看似主观、感性的现象，仍然可以通过某种途径和方法来转换成理性分析。比如日本的艺术设计界，就针对产品设计开发过程中各种难以驾驭、难以评判的感性因素开发出一套理性评判学科——感性工学，其基本思路就是把艺术设计过程中涉及的各种感性因素通过设码、编码、译码等环节转换成一种理性判断，为设计提供具有实际分析价值的数据参考，这可以大大提高设计的科学性和成功率。可以说当今日本的产品、时尚设计之所以能在全世界受到欢迎，与其设计界能利用像感性工学这样具有科学、理性思维的分析工具是分不开的。当然，在一个几千年来人文伦理异常强大的国度要求我们的学者在思考问题、研究问题时具备更多的科学精神，这是非常不习惯的，也是非常艰难的，这种转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其实，在知识交融的今天，艺术界完全不必谈理性色变，谈规则色变，不妨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或许会给研究带来一种新鲜的空气和意想不到的局面。在这个开放的世界里，任何把自己关闭起来，拒绝吸收外界营养的行业，最终都会走向消亡。

艺术管理学研究必须淡化“门户色彩”

目前，我国艺术管理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较强的“门户色彩”，大部分教材名义上是艺术管理学，实质上是某一门类艺术管理学。我们知道，美术管理替代不了艺术管理，表演艺术管理也替代不了艺术管理，它们都只是艺术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艺术管理却应该涵盖美术管理、表演艺术管理等，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问题，本末不能颠倒。当然，艺术管理学也不应只是横跨在各门类艺术管理之上的一些纯粹理论，它还应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能具体指导各门类艺术管理的实践，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完整的艺术管理学。完整的艺术管理学术体系应该由“艺术管理一般理论与原理”和“门类艺术管理理论与原理”这两大部分内容构成，这两大部分内容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缺一不可。而“门类艺术管理理论与原理”又包括音乐与舞蹈类管理理论、戏剧与影视类管理理论、美术类管理理论、设计类管理理论四部分。艺术管理一般理论与原理，主要研究的是各门类艺术管理中具有共性的规律，如同现在的“艺术学理论”所承担的任务一样，它着眼于艺术管理的整体性和宏观性，研究艺术管理的基本思路、基本任务、基本方法、基本原则、基本过程等。它是整个艺术管理知识体系中最基础的部分，也是最具代表性的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核心的部分，这部分研究能保证整个艺术管理学研究的基本走势，价值取向，以及学科系统性。门类艺术管理理论与原理，主要研究的是各门类艺术管理中各自独特的规律，如同现在的“美术学”“音乐学与舞蹈学”等所承担的任务一样，它着眼于艺术管理的微观性和具体性，研究各门类艺术管理中的特殊问题、特殊现象、具体任务、专门技术等。它是整个艺术管理知识体系中延伸的部分，这部分研究能保证艺术管理学研究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就我国现阶段而言，我们更应该注重艺术管理学的整体性研究，这是目前我们所缺欠的，当然，在注重整体性研究的同时还应注重内容的可操作性，因为艺术管理学毕竟不是一门像哲学一样的思辨性学科，它的存在始终要以指导具体实践活动为最根本目的，否则，我们的艺术管理学便是一座美丽飘渺的空中楼阁。

学术研究论文第3篇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

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学术研究论文第4篇

1.教学艺术啥模样

教学艺术形成不仅指个体教师教学艺术的形成过程，也指教学史中，人类教学艺术的形成过程。从苏格拉底的“助产术”到杜威的“从做中学”；从孔子的“因材施教”到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人类的教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教学艺术水平也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

教学艺术形成是教师的主体性在教学实践活动中的自然表现。人的生命本质就在于人能够不断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对自我生命实现不断的超越。超越的过程是一个应然不断代替实然，理想不断代替现实的过程。人正是在这种过程中，不断体验着人生的乐趣，实现着人生的价值。教师正是在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否定过去教学经验的过程中、冲动中，实现着教学艺术的磨炼与提高。没有这种人生的冲动与生命的激情，教师教学艺术的形成就会缺乏动力。

教学艺术绝非一种简单的教学技能，它是教师综合素质的全面体现。我们不能仅重视训练教师的教学技能。教师应追求一种全面、和谐的发展，只有德、识、才、学各个方面都提高了，教学艺术才能有表现的良好功力。

由此可见，教学艺术形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包含着观念体系的形成、实践意向的形成、实践能力的形成以及保证它们得以体现的人生态度、社会情感等品质的形成。

形成教学艺术的过程，就是教师学会把自己的经验、理解、智慧、困惑、问题等融入到教学的过程。长期以来，我们的教学更多地是一个客观的学习过程，或者说是一个学习客观知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具有一定的应试性，与他们的生活，与他们的兴趣关系不是很大。为什么学生对现在的教学兴趣不大？教师对它的兴趣也不大？这主要是教学不能很好地体现师生的经验、师生自己的理解，不能使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较好的发挥。一般而言，越是年轻的教师，教学的客观性越强，主观性越差。什么时候教师把自己的体验、感受融入到教学中，而且越来越多，什么时候教师就开始形成自己的教学艺术。

2.教学艺术为了啥

教学充满生命活力，教学变成学生发展的精彩活动

教师形成教学艺术的目的之一就是使教学充满生命的活力，使教学变成学生获得发展的精彩活动。只从技术、模式的层面考虑问题，教学就会死板，缺乏活力。只有当教学达到艺术的水平，它才会呈现出不拘一格、生动活泼的局面。富有程序化、技术化的教学模式，教师是可以掌握的，这在教学艺术形成的初期是不可缺少的。但当教学艺术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教师就应突破教学模式的束缚，灵活机智地去把握教学。从无模式到有模式，再从有模式到无模式，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

优化教学认识方式，影响课程运行的价值

教师形成教学艺术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优化教学认识方式，它直接影响着课程运行的价值。教学过程中蕴藏着十分丰富的课程资源，但需要教师善于引导学生去挖掘，教学艺术在于在教学中把课程资源挖掘到最充分的地步。教学中，一个班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如何调动每一个学生的积极性为课程实施做出贡献，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掌握教学艺术的教师可以从教的方式探求实施课程的最优方式。从教学历史进程来看，人们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对最优的教学认识方式的追求。教学模式的产生是人类追求最优教学方式的结果，即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最优化教学方式。这种做法容易产生教学方式方法研究中非此即彼的对立，会形成许多偏颇。因此，我们要鼓励教学认识方式的多样化、多元性探索，广大教师应从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进行探索。一是要借鉴国内外先进的教学认识方式，二是要从实践中提炼富有创新的教学经验。一个教师一辈子只靠一种教学方法“包打天下”是行不通的，因为任何一种教学方法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教师自觉掌握各种教学方法，这样才能在教学中游刃有余，运用自如。同时，教师应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中进行综合优选或进行教学方法的优化组合。教学艺术的形成过程既是形成各种有效教学方法的过程，也是对教学方法进行重组改进的过程。

3.教学艺术因为啥

人的可持续性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社会必然要采用的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它对传统的发展观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可持续发展包括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人的可持续发展两个方面。人的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为了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要有明确的发展目标。许多人对自己的前途缺乏系统的规划，没有长期与近期的发展目标。人应当从态度上“拒绝平庸”，为自己的发展设计好蓝图。

其次，要有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意识。受传统影响，许多人总是把人生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为学习——吸收阶段，第二阶段为工作——谋生阶段。人们在完成第一阶段的学习任务以后，一般很少继续学习。许多人仅仅把工作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这种境界是比较低的。

再次，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许多人把个人的发展定位在个人功利的获取上，而没有把它社会化为一种体现个人生命价值，实现人格完善的途径；还有一些人在发展中不注意身心健康，只考虑今日的发展，不考虑明日的发展，从而不能实现一种可持续性发展。教师不仅是文化科学知识传播的主体，同时也是文化科学知识创造的主体，这就要求他们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要有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与能力，实现自己的长期、不断发展。

教学艺术形成的过程就是教师使自己的整体素质获得不断提高的过程，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为教学艺术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教师专业化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教师缺乏正确的专业意识，这是其教学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使教师形成正确的专业意识，有利于他们提高教学水平，这是教学艺术形成的前提。因此，教师专业化理论是教学艺术形成的重要的理论基础。

近一两年，教师专业化在我国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专业化”成为教师教育领域普遍接受的一个术语，或者说已经成为教师教育中的核心概念。教师专业化为我们探索教学艺术形成设立了必要的学术背景。只有承认教师是一个专业，教师教育需要专业化，才能使人们去钻研教学的奥秘，探索教学规律。这种探索不仅是在科学的角度，而且是在艺术的角度进行的。

4.教学艺术咋形成

教学艺术形成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研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对象的过程，它需要一个支持探索，鼓励创新，你追我赶的学术氛围。科研兴校作为一种学校发展的理念与策略，抓住了“学校发展的本质是教师的发展，教师发展需要科研”这一关键，因而，教学艺术形成的基本氛围是科研兴校。科研兴校是指通过广大教师的科学研究，尤其是教育科学研究，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从而实现教师发展、学生发展与学校发展三位一体的目标。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校提出了科研兴校的办学思路。

钱伟长先生曾说，教师必须搞科研，这是培养教师的根本途径，不搞科研，忙着捧书本上讲台是上不好课的，因为你没有自己的观点，不会选择内容。今天，我们不仅要提研究性学习，而且要提研究性工作。因为我们面对的工作、局面越来越复杂。不研究工作的性质、工作开展的过程、工作计划、工作组织环节、工作评价等问题，我们就不可能把工作做好。教学是十分复杂的活动，是对人的一种工作，教师只有研究教学，研究构成教学的要素，才能把工作做好。研究性工作是教师形成教学艺术的关键。

科研氛围不只是由学术大家来营造的，它主要取决于在普通教师身上生发的一种科研活动与激情。不能小看构成文化氛围的这种活力，这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在这种富有活力的科研氛围当中，教师的智力劳动才会得到应有的尊重。这种生生不息的科研氛围，正是教育名人辈出的希望之所在。在科研兴校过成中，我们应当对于构成科研氛围的活力给予必要的重视。

教师要正确认识教育科研对自己发展、对学生发展的意义，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变成研究性工作。首先要结合自己工作的实际，选好题，然后制定切实可行的研究计划。

5.教学艺术三策略

行动研究

所谓行动研究法就是创造性地运用理论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一般是在自然条件下进行的，教师运用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行为，并不断反思自己的实践行为，从而获得自身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的同步提高。在实际操作中，行动研究一般是在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的。

教学艺术形成的快慢主要取决于：对理论运用的自觉性、经验的积累以及经常的反思与总结。传统教学中，教师采取的是经验主义的教学法，缺乏理论运用的自觉性。许多特级教师成功的经验表明，教师要形成教学艺术，就必须学习并运用教育、教学理论。因此，行动研究法在教师形成教学艺术的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学习理论是应用理论的前提，教师对教育、教学理论的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的业务提高主要指学科知识的提高。但有关研究表明，教师的学科知识与学生学习成绩之间是低相关的态势。而教育理论却是教师普遍缺乏的，它是教师教学活动赖以顺利开展的条件性知识。条件性知识在教师教学艺术形成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主要包括：理念性知识，主要指教师的现代教学观；策略性知识，主要指教师设计、组织教学的知识；相关性知识，如学生身心发展的知识；程序性知识，如现代教育技术等。

反思性教学

教师进行反思性教学，也意味着他们应具备一定的实践理性，即善于对实践问题进行一定的理论思考。实践理性是教学实践主体主体性精神的充分体现，即教师在实践与理论两方面都表现出了很强的自主性、能动性与创造性。实践主体只有不盲目、有计划，才能在教学中表现出一定的理性。理论的理解靠理性，理论的产生也要靠理性。理论主体在一定的理论理想的鼓舞下，去掌握理论，去创造理论。实践主体在理性的自觉行为中，去践行自己的理论。当理论与实践统一在一个主体身上时，理论与实践便出现了很好的契合。与纯理论思考者不同的是，实践性思考者内涵着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它是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结合中去完成社会使命的。对于他们来说，理性是实践的开始，也紧伴随着实践。实践结束了，理性有可能还在延续。他们是在理论与实践中创造着自我，实现着自己完美人格的发展。教师在形成教学艺术的过程中，要增强自己理性的反思意识与能力，应具有创造性地运用教育理论的意识与能力。扩大教师的教育视野与理论胸怀是培养他们反思意识与能力的前提。

群体研讨

在教学艺术形成中，必须形成教师共同参与的培训制度或模式，要营造良好的研讨氛围。群体劳动效应，即教师在积极上进的群体中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向上的行为。教学艺术形成问题，不能孤立地从单个主体的角度去考虑，而应当从群体教师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在群体中，教师才会你追我赶、互相观摩，共同提高。河南省安阳市人民大道小学，在一个具有现代教育理念的校长的带领下，积极进行教育教学研究、探索，一批教师的教学艺术在逐渐形成，产生了像刘可钦等这样在全国有影响的青年教学专家。

群体教学艺术水平的提高为个体教学艺术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在现代社会，任何个体教师教学艺术的形成不能不受到其他教师教学艺术表现方式的影响。即使是著名教师教学艺术的形成也离不开这种方式。魏书生出了名以后，应邀四处讲学，他在给别人讲教学之道时，他自己未必都是输出，而无输入。首先他在给别人讲解时，他的思路更加理清；他对自己的理论更加充满自信，听众就是他的理论的最好验证者；同时，别人意见的反馈对他又是一个很好的启发，这是进一步完善自己理论的一个重要机会。

(王升，教育学博士、教授、石家庄师专副校长；刘晓鹏，副教授，石家庄师专外语系主任)

本文学术看点

教师要有不断否定自己过去经验的冲动

我们不能仅仅重视训练教师的教学技能

掌握教学艺术，需要形成教学智慧

把自己的体验、感受融入教学可成为艺术

让教学充满活力，让教学更加精彩

从技术、模式层面考虑问题，教学死板，缺乏活力

教学蕴藏着十分丰富的课程资源，需要教师引导学生挖掘

一个教师一辈子只靠一种教学方法“包打天下”，行不通

人应当从态度上“拒绝平庸”，为自己的发展设计好蓝图

仅仅把工作作为谋生手段，境界比较低

不搞科研，忙着捧书本上讲台是上不好课的

不仅要提研究性学习，而且要提研究性工作

研究性工作是形成教学艺术的关键

教学艺术形成需要对理论运用的自觉性、经验的积累以及经常的反思与总结

学术研究论文第5篇

[关键词]学术期刊；观念创新；编辑出版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思想的基础上，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这是新形势下党中央对坚持自主创新重大意义和战略作用的深刻认识，是对全党、全国人民及各行各业的要求。作为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期刊，自身职责本来就是经由及时发表各种具有知识增量的学术论文，而在推进科学知识创新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当前更应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为推进国家创新能力建设，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为此，学术期刊自身的各项工作也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提高办刊水平和服务能力。正如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对如何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所强调和要求的那样：“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努力使新闻宣传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但在学术期刊落实这“五个方面”的创新要求中，我们认为观念的创新尤为重要。因为观念是行动的指南，观念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基础，也是创新的动力。如果没有创新的观念、创新的意识，缺乏创新情感、毅力和精神，其他方面的创新就无从谈起，即使进行了创新尝试，一旦遇到困难、阻力也会半途而废，不能保证创新活动的持续进行。有了观念上的创新，才能带动内容、形式、方法及手段的创新。同时，在学术期刊出版的全过程中，创新观念也不仅仅是一种倡导的思想，更在办刊人每一个行为活动中体现出来，它影响着学术期刊的发展水平和生存质量。既然如此，学术期刊在新形势下如何做到观念创新呢?以下略陈管见。

一、要树立主动争取读者的竞争观念

长期以来，相比于其他文化产品形式，学术期刊提供的是高层次精神食粮，具有高品味特点，表现在它刊载的论文，都有严格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要求，各个专业学科又都有相对固定的理论基础知识和比较明确的研究对象。一般读者如果没有经过相应专业的学习、阅读和思考，对学术期刊的内容不易发生兴趣，这样在整个阅读人群中，能够问津学术期刊者相对不多，学术期刊的发行量一般不大，特别是一些高校的学报，主要的读者对象就是学校的师生和一些研究机构及图书馆，其发行量通常保持在一两千份，有的更少，不足千份。这种状况让一些人认为学术期刊的小众化读者范围是与生俱来的，有其独特的市场构成和运行规律，属于文化精品，它的价值体现在对社会科学文化的推动发展上。不能以拥有读者多少或发行量的大小来评价其价值。它的生存和发展，应该由非市场化的物质条件做保障，办刊人的任务就是根据规定的质量标准办好期刊，不必太在乎读者市场。在这种办刊观念的影响下，不少学术期刊长期满足于现状，任由刊物在小圈子读者中发行，不思或不会主动去争取读者市场。这样的办刊观念，我们认为至少是不完全正确的，需要改变，而代之以适应当前形势要求的新观念。

我们承认不能把学术期刊完全等同于物质商品，也不应仅以刊物的销量或取得的经济效益为根本评价标杆。学术期刊有自身的特殊性，以社会效益为第一要义。但这些情况都不能成为学术期刊不去积极主动占有读者市场的理由，更不是在小众化读者范围的现实面前无所作为的借口。众所周知，学术期刊的作用最终要靠占有和影响读者来实现，多多益善，缺少或没有读者影响力的刊物，其作用就难以充分发挥和实现。因此，有责任感的学术期刊办刊人，都十分重视刊物在读者中的影响，不会仅以完成日常的组稿、读稿、审稿、发稿、校稿过程为满足，而是以积极的态度，主动去寻找目标读者，设法争取拥有更多的读者。但这里所说的争取读者市场，不等于单纯去推销刊物赢利，而是让多一些读者认可并接受和信赖自己的刊物。争取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如订阅、交换、赠送、奖励等等，目的就是在众多读者中扩大刊物的影响，在实现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实现一定的经济效益，这是新形势下期刊业激烈竞争的客观需要。

我们知道，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市场意识和竞争观念已深入各个领域，优胜劣汰法则成了保证效益和活力的市场普遍选择行为。各种学术期刊作为出版产业的一部分，既有精神产品的性质，同时通过物质产品形式出现。既是产品，就需要在读者市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能够占有尽可能多的读者市场，总比只占有小范围市场或无市场更能充分显示其价值，而且市场也不会永远只局限在一定范围，不会发生变化，关键是能否有效去开拓。如果一份学术期刊由于没有主动去开拓读者市场，造成读者很少或没有读者，虽不能绝对说就没有价值，但肯定会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价值的充分及时实现。相反，如果学术期刊在坚持社会效益前提下，大胆解放思想，积极主动参与市场竞争，设法通过自身努力去开拓更大范围的读者市场，一定会使其价值和作用得到充分的实现，能够迅速有效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或社会精神财富，同时更能在期刊市场上赢得自己的应有地位。那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守着计划经济模式不变的无所作为的办刊旧观念，不应再继续下去了。

例如，对于比例较高的一些行业性学术期刊来说，它们除了具有一般学术期刊的增进学术、推动科学发展等功能，还有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为社会实践服务，促进科学理论向生产力或战斗力转化，这就不能不考虑发行量或读者量的问题，发行量越大或争取读者越多就越能发挥作用；如果不去参与竞争，不主动抢占读者市场，消极地让读者或订户自生自灭，那么到头来，必然是难以生存，更不用说去为社会实践服务，促进理论转化为生产力或战斗力了。即使是那些影响较大，办刊基础雄厚，保障条件较好，主要任务是进行系统的理论探索，深入发展和完善学科理论体系的纯粹学术期刊，我们认为也应树立积极抢占更多读者市场的意识，在市场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从而更牢固地巩固自己在学术期刊阵营中的影响和地位。

那么如何去开拓或争取读者市场呢?首先就要准确地定位读者市场。每种学术期刊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和范围，定位的读者对象应有所区别。但作为办刊人，在进行读者定位时，都需要考虑这样一些重大问题：我们为何要办这本期刊，它准备给哪些人看?读者希望它是什么样子?只有明确了自己刊物的读者定位，才便于锁定目标读者，从而使刊物更具针对性，能够满足读者个性需求，这是保证刊物有市场或有读者的前提。在定位的过程中，切忌只从办刊者自身的角度出发，认为自己在某个方面如何有历史渊源或优势，而不注重市场状况和读者需求，闭门造刊；也不能面面俱到，哪个方面的读者都想照顾到，结果把自己弄成大杂烩，反而失掉读者。另外，定位也不能一成不变，要对读者需求的变化时刻保持高度敏感，及时调整市场定位策略，或开设新栏目来满足读者的新需求。

其次要加强刊物自身的宣传工作。市场经济十分讲究营销战略，其中广告宣传是非常重要的营销手段。再好的产品如不去做广告宣传，也乏人问津。学术期刊本来读者的面就相对较窄，市场竞争激烈，如不重视主动进行宣传，即使内容再适合目标读者群，也可能难有大范围的目标读者自愿接受。因此，办刊人要重视刊物宣传这种尽快获得市场认同的有效手段。现实中不少案例说明，如果期刊编辑部能进行成功的宣传策划，往往能够使自己刊物获得意想不到的市场效果。

最后是要在服务读者的观念方面进行一些创新。以下详述。

二、要树立以读者为本的服务观念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学术期刊要实现科学发展，就要以读者为本。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我们认为这也是做好学术期刊工作的根本要求。过去我们的学术期刊虽也强调为读者服务，例如各种刊物求读者意见以改进自己办刊工作等，但由于观念没有创新，基本上都是沿袭着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服务方式，主要表现在编辑编出什么样的刊物，读者就得被动订阅或受阅，为读者的需求而定制刊物服务较少见到，因此这种服务是单向性的，仅适合少数人需要。现在要扩大学术期刊的读者市场，再继续这样的服务方式就显得不够了，应以目标读者多数人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建立双向互动式的服务方式，让读者的实际需要随时在刊物的服务工作中得到反映和满足，同时采用各种有效手段尽可能完善发行服务，真正做到读者第一。这样的新服务观念，其意义已不仅仅是多为争取一些读者市场，甚至有人认为这已是当前学术期刊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了。

那么如何来体现这种新服务观念呢?首先，在内容方面，要加强学术期刊的针对性。一方面学术期刊要研究目标读者群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尽可能以登载各种具有针对性的精品文章给予满足。为此，办刊人就要走出编辑部，到目标读者群中去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贯彻落实情况，有关方面的目标读者需要研究和解决哪些重大而普遍的新问题，期待着哪些方面的理论指导等。要把调查了解来的第一手材料，进行仔细的分析和综合，反复推敲，分门别类把它们提炼成具体的研究课题，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栏目策划或组稿，及时提供相应的文章内容，让刊物成为目标读者思想上或理论上的指导帮手。只有在内容上做到了以读者为中心，读者才会把信任给予刊物。另一方面，学术期刊要积极组织读者开展对当前理论热点或焦点问题的讨论，成为读者研究和关注热点或焦点问题的集中引领者，共同推进学术进步。如经常与有关部门一起举办理论研讨会，组织某专题的专版，或开展专题征文活动等，让读者感到刊物在掌握理论前沿或制高点动态的敏感性，及组织开展学术讨论的能力和实力，以此提高刊物的权威性和知名度，博得读者的内心尊敬和信任。其次，在文风上，要增强学术期刊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一方面要尽量做到所刊发文章语言的大众化。这是拉近作者和读者、载体和受体之间的重要因素。学术期刊不仅要为少数专家服务，更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中不乏因各种需要阅读学术期刊的普通读者，如果期刊的语言过于专业化，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就有可能因缺少亲和力而失去这部分读者，这对扩大刊物的读者影响显然不利。大众化语言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只要学术期刊能尽量做到语言大众化，就能在第一时间吸引大众读者，这是很多实例所证明了的。而且，语言大众化并不等于没有了学术性和理论性。我们看同志所发表的各种理论文章，他所使用的语言毫无疑问是真正的民族大众化语言，雅俗共赏，但其中所包含的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无人能够否定。另一方面，所刊发的文章要注意深入浅出地分析和研究问题，并尽可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读者之所以要阅读学术期刊，一般为寻求所探讨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的思路，希望从中直接获益，不欣赏那些故弄玄虚，不着边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八股文。因此，学术期刊必须跳出“板着面孔说话”的学术俗套，注重我党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做到深入浅出地分析和研究有关问题，让读者学即有得，思即有悟，行即有导，这样读者才能把学术期刊当成自己的良师益友，愿意拥有它。这样做并不是要否定学术的至高无上，而是要求表达学术观点的方式或风格，尽量照顾普通读者的实际需求，真正做到使他们满意。

最后，在服务方式上要做到立体化。所谓服务立体化，就是对读者来说，学术期刊不是仅提供或出售一次杂志产品或仅给予一种指导就算完成了服务过程，应该是对读者从期刊所衍生出来的全方位需要均给予充分满足。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比的就是服务，只有优质周到的服务才能在竞争中胜出。学术期刊之间竞争激烈，一点不能忽视对读者全方位的周到服务。比如有的读者不满足于对某一文章的文字阅读，还希望根据文中的思想或结论进行实践探索或理论讨论，期刊方面就应提供具体建议或有关资料的服务；有的读者在拥有了期刊的普通本之后，为了使用资料方便，还想拥有精华本、珍藏本、专题本、电子本等，期刊应尽可能给予满足；有的读者同时也是作者，他们一般不会满足只在刊物发表文章，还希望及时了解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的反应，甚至盼望有更大的影响，作为期刊方面，不仅在其文章发表前要给予周到的编辑服务，在发表后也应将得到的社会反应及时向作者进行信息反馈，如有条件，还应通过各种方式将其文中的创新观点帮助传播到更广阔的读者空间中去，形成更大的影响。另外，有的读者是当期的，有的可能是潜在的，期刊对这两种读者都不应有所忽视，在做好当期读者服务的同时，做好潜在读者的服务，比如有目的地向特定人群赠阅刊物，邀请一些大学生或研究生做刊物联络员，以刊物名义举办某种公益活动或评奖活动等，用良好的社会影响使潜在的读者转化为当期读者。我们认为，这些立体化服务最终都是双赢的，读者因得到符合他需要的产品(期刊)和服务而获益，期刊不仅因刊物扩大读者范围或影响而获益，而且通过频繁与读者接触，加深与读者的关系，容易形成读者忠诚。

但是，仅有以上的努力还不足以完全做到周到地为读者服务，仍需积极利用现代各种技术手段，特别是新兴网络媒体技术，来使期刊的服务工作达到预期目的。

三、要树立顺应数字化技术发展的编辑出版观念

当今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出现，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已成为不容忽视的新兴社会现象，不但受到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重视。明确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的讲话精神，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利用新兴媒体来做好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毋庸置疑，新兴媒体的出现，这股数字化技术浪潮给学术期刊传统出版管理模式带来了巨大冲击。在新兴媒体的无时空界限及网络上各种资料的丰富生动、存储检索便捷的优势面前，传统办刊模式下的编辑出版周期过长、信息传递过程慢、服务形式单一等弊端暴露无遗。人们在网络上很便捷地获取所需的各种信息，且来源也比传统媒体的渠道宽广丰富。如今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对网络的依赖越来越明显，中国网民数早已过亿。对学术期刊来说，网络分流了众多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甚至认为数字化浪潮已给传统的期刊业带来了颠覆性革命。也许“颠覆”这词用得不太准确，因为新技术的到来，与传统学术期刊的存在不是敌对关系，目前二者仍在相容发展。但学术期刊传统的编辑和管理模式受到了严峻挑战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认为，恐惧或无视新技术对办好学术期刊都无济于事，只有积极地以创新意识主动地顺应才是出路。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吸收利用网络媒体优势，使之起到改进和提高学术期刊的编辑管理水平，完善办刊模式之作用，那么数字化浪潮的到来也就会成为难得的一个发展机遇。

学术研究论文第6篇

论文摘要从广义图书馆学的角度，讨论图书馆在人类社会中的意义与当前所面临的课题，比较欧洲、北美与中文地区各具特色的图书馆事业，认为图书馆学应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和谐发展成具有探究、辩证与论证的学科。

前言——追求图书馆学的高度与际当

图书馆学的生机，在于图书馆学尚有许多开拓的大空间，而所有这些大空间发展都将统合于解决人类社会历代以来的三个问题。在中文，我将它命名为“三差”问题：分别是各种识读能力落差ICTdivide、各种信息(信息)取得时的差别Informationgap，以及各别知识流布与创新过程中的差异Knowledgedifference。图书馆学学术的研究生机，似可以从这个“三差”问题所形成的方圆之中，去追求、去探求。

图书馆学的概念超过二千年，图书馆学的成“学”，百年以来讨论不已，惟图书馆学的学术理论研究，几乎阙如。图书馆学的研究内涵，亦至今(2008年)始终未定。

图书馆知识是所有学科与学门的最底层学习，图书馆知识的学术高度又是所有各科各门知识的最顶端，图书馆的成学和知识发展密不可分。追寻图书馆学的研究高度与学术际当，是持续发展这门学问的命脉之所系。

汉代刘氏父子的“别录”，把知识本身和图书馆管理知识带入了“二元”的境地。他们二人把2000年前的中国知识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别，再把六类群书种别为七略，并形成提纲书目性质的“七录”。“七录”工作是图书馆管理知识的发微，也是二元化知识管理的鼻祖。

公元2003年至2005年，以色列国家科学基金会所资助的一项研究亦提出了“二元化知识”的具体概念与分析，把人类的整体知识区分为广域知识meta－knowledge和各科知识subject－basedknowledge。广域知识的理论便成了我们这个学科的当今理论；广域知识的研究包括纯理论研究、向量研究和质量研究，便成了这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广域知识的教育便成了我们这个学门的教育，包括理论性的学术教育和实务实作性的专业训练这个面向。

在数字时代的21世纪，追求图书馆学的研究高度与范围际当relevance，比起以往任何时代，均显得更加刻不容缓。图书馆学必须要摆脱不必要的徘徊，破除学科名称的“自我困局”，不论是“图书馆学”、“图书信息学”、“信息管理学”、“图书文献处理学”、或者是“信息科学”，乃至于“知识管理学”。历数十年以来，图书馆学学术研究受困于“名称上的自我困局”是其他学科所少见的。划定自己的际当，追求图书馆学成学的方圆。

2图书馆学学术理论的研究

图书馆学学术理论的探讨与研究是图书馆教育和图书馆进阶教育的基础，理论基础的研究有助于图书馆系列教育内容的“完整建构”。衔接过去一百年间，不同时空下的图书馆教育内涵，进一步找到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精神主轴。

图书馆学学术理论的探讨、研究、教学与阐扬是一个必须。图书馆学在一千年前与历史纠结在一起，一百年前和教育混淆同处，十年前又开始和信息交错换魂；图书馆学发展的最大障碍与困难，在于学术理论上如何与其它学科主、从关系的厘清，找到自己真正的学术位置，探索自己本科学术的方圆。图书馆学应该不是学术上的菟丝花，也不是知识的葛藤。

以我个人从1973年开始陆陆续续的教学经验，一直未察觉这个问题，直到最近才暮然惊觉，我自己和左右的同仁大都偏重实务实作性的专业训练教学，甚至如“图书馆法与图书馆国际组织”、“信息科学导论”，或者是“图书馆与大众传播”这样的课程都偏向传授实务实作的讲说，而较少涉及基本理论的方向性剖析。

二千年以来，不同阶段的人类文明诞生了不同阶段的图书馆学与图书馆学研究。但是，不同阶段的图书馆学事实上是为人类社会解决相同的问题。换句话说，图书馆学学术理论的研究，首先需要掌握住图书馆学的“变”与“不变”。我们检视过去50年或是25年的各家论文，可以发现图书馆学是建立在图书馆的变动、转型与变律之中的研讨与研究，而绝少研究图书馆的恒变原因以及和“恒变”相对应的不变因素。事实上，图书馆的恒变与不变正是图书馆学学术理论的核心课题。

图书馆学基本上是一种社会科学，图书馆的变动与社会环境因素有关，最近西方学者提出InformationSociology信息社会学，这是进一步讨论图书馆这方面“变”的发展。另一方面图书馆的“不变”，也充分反映出图书馆在社会体系中的基本存在价值以及其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元素性成分。以我个人最近几年的初略性研究，发现图书馆的“不变性”研究，在于能够透视图书馆的真正本质与存在目的。所以，在研究图书馆从自动化管理趋向变换化管理之际，往往亦把“图书馆的变”与“图书馆的不变”投入一个“对称”的思考中去衡量。

研究图书馆学学术的学术理论，须同时注重图书馆在社会中的“变律”与“定律”这两个元素，惟如此，似乎这个学术理论才能浮现与真正诞生。3欧洲地区图书馆学研究

根据LeifLorring的说法，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后，促进了欧洲各国的关系和联系，欧洲图书馆教育机构亦增加了许多互动，各国并发表了Bologna宣言，亦即TheBolognaProcessTowardstheEuropeanHigherEd－ucationArea，追求在2010年建立一个具有欧洲特色的高等教育领域，并使这个欧风系统全球化。

在Bologna宣言影响下，2005年百位欧洲各国的LIS教育学家，共同规划了一份LIS教育课程，EuropeanCurriculumReflectionson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Education的反映报告，这份报告由西班牙，荷兰，英国，挪威，德国，立陶宛等六国的LIS的学术机关领衔，有100余位参与者提出超过500份书面意见，并且经过2500位的网络参与，分成12个分组讨论所总结而成，这份报告的内容集中在12个议题之下，分别是：①广域Meta－leve!LIS教学课程；②文化资产与文化资产数字化；③信息素养与学习；④信息查找Seeking与信息检索；⑤信息社会；⑥知识管理；⑦知识组织；⑨图书馆在多元文化信息社会的国际交流；⑨历史观点下的图书馆与社会；⑩调和欧洲文化的特色；⑾图书馆暨信息机构的理论与实务；⑿图书馆管理与推广。

这份具有欧洲风格的LIS课程计划，强调了文化内涵为LIS的重点，也把知识管理和知识组织纳入教程。LIS教育学者的心理极限，将影响从业人员的行为表现，预见集体的心理极限，必将影响未来的发展。欧洲图书馆学风格中的数据处理学Documentation一直是一个特色。以法文名称会衔的“国际文献处理联盟”FID虽然进入历史的蛰伏期，资料处理学(Doeu－mentation)长久以来都是欧风图书馆学的重要部分，因此LID在欧洲图书馆界仍然是一个比较于LIS为更多人所接受的图书馆学称谓。

4北美地区图书馆学研究

最近有一个四人专家组简称JITA，JITA是分别将四人小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为代表组串起来，他们是JoseManualBarruecoCruz、ImmaSubiratsCoil、ThomasKrichelandAntonellaDeRobbio四人，在JITA四人专家组分类下的“信息使用和信息社会学”这个部分，事实上也等于是现代图书馆社会学，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在这个领域内共计罗列了九项很重要的课题，包括：①信息使用和冲击影响Useandimpactofinformation；②书目计量法Bibliometricmethod；③信息存在于社会Infor－mationinsociety；④信息社会Informationsociety；⑤信息经济Informationeconomics；⑥信息政策Informationpoli－cy；⑦信息传播与流通Informationdisseminationanddif－fusion；⑧信息需求和信息需求分析Informationneedsandinformationrequirementsanalysis；⑨使用者界面和使用能力Userinterfacesusability。

四人小组特别把书目计量bibliometric列入信息社会，这是非常正确的认知，也具有深长的意义。书目计量bibliometfie有一连串的变身包括信息计量infomet－ric、网源数据计量webmetric以及科学计量scmntomet－rjc等，事实上正本朔源bibliometric一词即可涵括info－metric、webmetric。书目计量是一种针对知识行为的研究behaviorstudy，包括作者个人知识习性和行为表现的研究，社会集体性知识行为的研究，并以统计方法呈现出这种知识行为的特征与图像，成熟的书目计量可以反映出知识成长的趋向。

目前，书目计量的研究尚处于蛮荒的原始阶段，2003年担任美国信息学会ASIST会长的TrudiBellardoHahn女士亦指出：信息科学研究者创出了书目计量学bibliometrics，以测量信息爆发Informationexplosion量，书目计量对于科技和学术的产生及传播，具有相当意义。我愿意指出：书目计量学的潜能和影响力尚未全面出现。书目计量是知识管理的基础手段之一，书目计量也是研究信息社会学的起步，书目计量本身急待建立起一套系列性的方法。书目计量的初步完备，不仅可以测量各种信息在不同媒体与信道中的爆发，亦可以促成知识在量化计算后，进入到序列的合理状态。

崔蒂汉TrudiHaln女士2003年以美国信息学会ASIST会长的身份，反省反思：信息科学对于世界有什么贡献?她的睿智与自审能力指出除了上述“书目计量”之外，更包括自动化索引摘要系统、信息储存与检索系统ISAR、信息行为研究以及信息政策形成等四大“贡献”。

在北美地区的学术世界中，InformationScience和LibraryScience是如此接近，甚至是一家亲。但是，在我们所处的学术界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港澳地区等，将library和information划上一个相等符号，可能还不是那么容易取得“无异议”，甚至异议可能特多。这方面的美国图书馆学研究，是值得我们羡慕的。

5中文图书馆学的成学与建立

中文图书馆学ChineseLibrananship或中国图书馆学科学ChineseLibraryScience的建立与成学，是一个值得好好思索的问题。就世界性的图书馆学发展而言，具有比较性研究价值者，才有成为被研究的对象。中文图书馆学研究在历史上的独特性成果，已然成为图书馆学门的重要分支学科如古典目录学，在信息应用方面亦由于中文文字的特性使然，促成中文信息系统在许多方面有别于西方罗马拼音文字的处理。中文的文献处理documentation，亦可自成一学，而成为中文图书馆学的重要部分之一。

中文图书馆学的特殊内涵与特色文化背景因素，其中无论是古典目录学的理论蕴底与演化、版本学的独树与文艺复兴，或者是现代信息学在词汇控制与索引系统中的比较研究，甚至是历代藏书、编书的大规模知识管理精神。在认真成学后，是可以在全球图书馆事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

中文图书馆学在各种识读能力落差ICTdivide问题上，自古以来，有许多有别于西方文明的经验，从不同的书字史到文字统一的“恒不变”，从多语文并用的历朝历代文献，到不同文体的演变与演进等，都是这方面的研究资源。中文图书馆学在各种信息取得时的差别informationgap，可以追溯到“孟母三迁”或更远的历史故事，官方的驿道与“报”以及清廷的七阁布局，则是另一种研究的重要资源。中文图书馆学在各别知识流布与创新过程中的差异问题，更可以上溯孔夫子“有教无类”的精神，九流十家的演变，性善性恶之说以及历来儒学发展中的辩证史程，中华知识的兴衰俱在其中。

古典与现代的结合，是发展中文图书馆学的重要途径。中文图书馆学要跳脱“学科名词”的迷失与自我困局，前述的目录之学、版本之学、书法之学，甚至校雠之学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图书馆学”，均可纳入中文泛图书馆学的学术研究内容，再加入近代西风下所影响的新兴之学包括信息科学、知识管理、文献处理、图书与信息、信息管理等，以百川纳入海的角度看都是中文图书馆学成学的组成成份。新学与旧学的融合，能造成有如文艺复兴般的新兴学科：中文图书馆学，甚至直接命名为中文知识管理学。

6泛图书馆学的共同理论基础

在主观与客观的条件下，图书馆学学术研究的方圆，似乎必须要放弃“学科名称的我执”，不执着于称为“图书馆学”，或“信息科学”，或“信息管理”，或“图书信息学”，或其它等等。譬如台湾各图书馆学系所的名称，至少就有四种以上的不同称谓。各个名称和称谓自然就代表不同的意涵与研究范围，以其问的最大公约称之为“泛图书馆学”，涵括其学术研究的领域，并且找出共同的理论基础，才能划定本门学科自己追求的学科际当与成学后的宇宙方圆。

假若，我们可以找出不同历史阶段的“泛图书馆学”，都有其“恒不变”的定律问题存在。经过辩证的证明，则泛图书馆学框架下的共同理论基础，便有可能确定下来。若如此，图书馆学的学术高度与际当的追求，可以成为一个目标去进行纯理论的研究、探讨。并获得学术研究上的丰硕与认可。

学术研究论文第7篇

[关键词]医学研究生 学位论文 学术不端 复制比

[中图分类号]G64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3）06-0129-03

[作者简介]马玲，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研究生科助理研究员（吉林长春130021）

研究生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培养的最后环节，是研究生在读研期间所学知识的重要体现，因此，学位论文的好坏直接反映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逐年扩大，毕业学术成果要求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研究生触犯学术不端底线，层出不穷的学术失范的事例令人心痛。本文拟从复制比这一视角，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医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的总体情况，找出医学研究生学术失范的原因，提出提高学术道德的对策。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2007年1月16日，中国科协七届三次常委会议审议通过的《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试行）对学术不端行为给予了界定，即指在科研和学术活动中的各种抄袭、剽窃和其他违背科学共同体惯例的行为；滥用和骗取科研资源等科研活动中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

中国知网提供的学术不端行为文献检测系统分支下的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以《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为全文对比数据库，确定学位论文的重合字数，从而得出学位论文的复制比数据，根据复制比数据的高低来判断学位论文写作过程中是否具有抄袭、剽窃行为及其程度。论文复制比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研究生学位论文中主要的学术失范行为。近年来国内高校普遍采取“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学术不端情况进行检测，复制比也逐渐成为衡量研究生学术失范程度的重要指标。

二、结果分析

笔者针对某综合大学医学院2011、2012、2013届共290篇研究生学位论文，以中国知网提供的“学术不端行为文献检测系统”内的“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为检测工具进行检测，得出学位论文的复制比结果，并对复制比初次检测结果进行了分析。其中201l届72篇，2012届99篇，2013届119篇；博士研究生84篇，硕士研究生206篇。

1.学位论文复制比大部分达到要求，但仍存在严重的抄袭现象

从表1可以看出复制比小于20%的论文占全部抽查论文的83.1%。该院将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复制比小于或等于20%作为合格要求，这表明大多数学位论文达到了学校的基本要求；其中，复制比小于或等于10%的论文占抽查论文的51%，说明超过一半的论文达到了我国有关政府部门规定的合理引用界限的标准。复制比高于20%、低于50%属于中度重合的论文占15.5%，高于50%的重度重合论文虽然只有1.4%，其中最高复制比竟达到71%，表明被检测样本中仍然有部分论文存在严重的抄袭现象。

2.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复制比情况明显好于硕士研究生

从表2可以看出，复制比小于10%和10-20%复制比分布中，博士占的比例均高于硕士，而在大于20%的复制比中，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所占比例则低于硕士研究生。由此可见，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规范程度明显高于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

3.全日制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复制比情况明显好于在职专业学位研究生

调查显示，全日制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复制比最高的为34%，而在职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最高复制比为71%，而且复制比超过50%的学位论文均为在职专业学位的研究生。从表3可以看出，初检复制比在10%以下的全日制研究生、在职专业学位研究生论文篇数在同类学位论文综述的比例分别为56.6%、30.4%；全日制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在整个复制比10%及以下区段占据一半以上。复制比在20%及以上的学位论文中，全日制研究生、在职专业学位研究生论文篇数在同类学位论文总数的百分比分别为10.9%、42.0%，在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论文在整个复制比大于20%的高区段中占据多数。由此可见，全日制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规范程度明显高于在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

4.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情况逐年好转

从图1可以看出，2011-2013年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平均复制比分别为17%，10.5%，10.3%，呈逐年下降趋势。从表4可以看出，复制比小于20%的2011、2012、2013年在同类学位论文总数的百分比分别为70.8%、87.9%、89.9%，呈逐年上升趋势，而复制比在40%以上的学位论文已经从2011年的9.7%下降到2013年的0篇，说明研究生已经开始逐渐认识到学术不端的问题，并有所改善。

三、造成学术不端行为的主要原因

1.注重科研能力培养，忽视学术道德教育

目前，我国高校的研究生教育者对学术道德教育重视不够，缺少对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的明确规定，因此，研究生难以形成学术规范意识与行为。另外，社会整体学术环境混乱，抄袭现象层出不穷。处于这样的学术大环境中，研究生难免被一时的利益和虚荣蒙蔽心灵。

2.导师重视不够

部分导师只关注个人成果，在研究生教育中，重结果而轻过程，过分注重学生的科研成果数量，对学生的学术道德不关注，甚至导师本身也存在学术失范的行为，从而影响研究生的学术道德建设。相关研究也表明，导师的责任意识可以有效地防范研究生的学术不端行为。

3.在职研究生管理松散

研究生的整体水平良莠不齐，既有应届生，也有在职研究生。除应届生一般住校学习外，部分在职研究生只是上课时间到学校学习，学校对这部分在职研究生管理松散。而且部分在职研究生过于功利化、名利化，只是为了文凭读取研究生，科研水平不高，难以完成学术论文，往往采取雇佣“”、抄袭等手段，导致研究生整体学术水平失衡。

4.学术行为监督不力

学术监督管理机制是治理学术不端行为、遏制学术道德失范的有效保障。高校学术行为监督体系不成熟，部分高校为了保证研究生毕业率，对研究生学术失范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盲审系统不严格，送审的学校与盲审的兄弟院校之间“默契”十足，对送审论文实行“放水”，导致研究生学术论文水平差、抄袭情况严重。且惩罚机制不健全，部分院校没有建立相应的惩罚制度，无法可依，一旦出现学术失范的行为也往往无法处理，只能口头约束。

四、改善学术不端行为的建议

1.加强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

改善学术不端行为的首要步骤就是加强研究生学术道德建设，只有让研究生从思想上认识到学术道德的重要性，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学校应制定明确的关于学术道德方面的法规法则，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执行，发现抄袭行为可通过取消答辩的方式及时处理。同时，学校应从研究生入学开始，开展科学诚信宣讲活动，倡导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组织开展学习讲座，通过考试的方式督促研究生切实了解学术诚信、学术道德的基本含义及其重要意义。

2.加强硕士指导教师管理，提高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

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硕士研究生的数量与日俱增，培养质量却难以保证，硕士的学位论文复制比远远高于博士。有研究表明，影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的最主要因素是导师因素。因此可以通过开展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培训、建立奖惩制度等方式，促使硕士指导教师高度重视学位论文的指导，从而避免学术不端情况的发生。

3.规范在职专业学位研究生管理

在职专业学位教育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为了满足社会人员的学习需要，其招生规模逐渐扩大。但是由于该类型学位培养模式的特殊性，导致在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管理出现了问题，抽查的结果说明在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确实不容乐观。边工作边学习的状况使研究生的学习时间难以保证，再加上有些学员学习态度不端正，为了顺利完成学位论文，就会出现抄袭，甚至找“”。因此，学校要规范在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管理。

学术研究论文第8篇

[关键词]民间；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

民间文学艺术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论文是各民族、种族、种群等群体集体智慧的结晶。目前，民间文学艺术被任意使用、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有些濒临失传，因此，民间文学艺术形式亟待法律保护。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由于“民间文学艺术”的诸多问题尚处于理论探讨阶段，至今仍未出台行政法规进行规制，使相关人的利益无从保护。所以有必要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涵义、特征、主客体、权利内容等进行探讨，为其法律保护奠定理论基础。

一、民间文学艺术的涵义

群众集体1：3头创作、口头流传，并不断地集体修改、加工的文学，是民间文学[1]。民间艺术则是劳动人民直接创造的或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艺术。包括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工艺、民间美术等[2]。创作者的集体性或群众性、艺术形式的继承性和渐进性是两者的鲜明特征。所以，民间文学艺术是指由社会群体集体创作，或群体中具有传统技艺、反映该群体传统特征的个人创作并被群体认可，由该群体世代相传并不断发展的体现该群体生活历史、风俗习惯、环境地貌、心理特征的文学和艺术形式。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特征

(一)主体的群体性

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往往表现为一个或几个民族、种群，是一个或几个地域所共有的文化现象，它是该民族、种群、地域的某个个体或是群体集体创作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世代相传，每一历史单元的人们在上一单元流传下来的民间艺术的基础上不断加工、修改，融入本代人的智慧、创作构思。就某一历史单元而言，它对上一单元流传下来的艺术形式的修改、加工，用现代版权法的观点来看，即是一种演绎、整理的过程。正是经过这种不断的整理、演绎，而形成本历史单元对前文化现象的继承，即整个前文化现象的沉积。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反映了该地域、民族、群体特有的精神风貌，它是该群体对外的象征，所以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主体毫无疑问地当属产生这一艺术的群体。

(二)时间上的延续性

民间文学艺术是经世代相传而逐步形成的，每一历史单元的人们在对其继承的基础上，融入本代人的独立意识，使其具有本历史单元特有的文化风格，这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而相对于后历史单元而言，它便成为彻头彻尾的前文化现象。所以在民间文学艺术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延续性表现的十分突出，这一艺术形式，是永远难以终结的，除非将其抛弃。

(三)艺术成型的渐进性

民间文学艺术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它须经过数代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大量积累、总结，同时又与某一时代特有的制度、环境、气候等密切相关，所以它的成型是渐进的、漫长的，从而艺术价值也是无与伦比的。

(四)法律保护的交叉性

由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特殊性，使其法律保护具有了多样性，毕业论文仅仅依靠某一形式的法律保护，根本无法满足其需要。

(五)艺术形式的多样性

民间文学艺术具有多种艺术形式，它不同于版权法所保护的仅以一种艺术形式体现的口述、音乐、舞蹈、美术等作品，它包含了这些艺术表现形式。’

(六)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

民间文学艺术扎根于劳动人民之中，根源于劳动人民的生存空间、生活环境，当地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可能渗透于民间艺术之中，脱离了这种地域环境，也就无所谓民间文学艺术，特有的地域风格培育了当地人相同或相似的审美情趣、心理特征、生活方式，当他们把这种文化底蕴宣泄于艺术创造之中，也就有了民间文学艺术的地域性。

（七)创作的随意性

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不局限于一定的形式，创作群体往往在生产、生活中即兴发挥，创作者的主旨并不是完成艺术，而是表达内心的感受，这就使得其艺术形式不拘一格。

(八)继承之外的创新性

民间文学艺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经长期的传述⋯⋯不断创新和进步⋯⋯而且这种创新和进步并非刻意所追求”[3]。

三、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客体、权利内容

(一)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目前学术界主要有国家、民族等群体、国家民族双层主体等几种观点。

1．国家：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版权主体应为特定的个体，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具有不特定性，不便于以类同于现代版权作者的身份去认定，因而不得以向国家“求救”。

此外，将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主体分为事实主体、法律主体。硕士论文“群体或民族⋯⋯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事实上的权利主体。”[4]“国家应当作为民间文学艺术原生作品法律上的所有权和著作权主体。”[5]此种观点实质上是确定国家作为权利主体。在法制社会中，对权利进行保护时，不会去考虑谁是法律上的主体、谁是事实上的主体。法律所要保护的就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主体。所以这种事实与法律主体之分仅是理论上的划分，在实践中对于所谓的“事实主体”而言，并无多大利益。

2．群体(民族、种群、种族等)：持此种观点的学者，是从艺术原创性的角度出发，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群体成员个体或集体创作、继承、发展的产物，它蕴含着本群体的集体智慧和独创性，是本群体生活和生产的反映，与国家或其他群体并无密切关系，因而它的权利主体无疑应为群体。

3．国家和群体两个层面的权利主体：“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原始主体也可相应地在独立国家和民族地区两个层面上进行区分。”[6]持此观点的学者，基于四点考虑：①民间文学艺术作为一种集大成的文化现象，它的艺术价值、经济价值非常之大，这使得它具有了易受侵害性和破坏性，这也就是近年来如此多的外国人前来观摩、欣赏、采风的原因所在。国际文化交流的频繁，国家站出来与群体同作为主体，可能会更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②群体作为民间文学艺术的单一权利主体，可能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保护意识淡薄：因为民间文学艺术在当地流传多年，人人得自由使用，在人们的观念中根本没有形成这是一种权利客体的概念，所以也未形成一种保护意识。二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文化利用和开发的程度不够：国家作为另一主体。可能会促进其经济、文化价值的发挥，以防形成垄断。③“考虑到划分公有领域的标准。也即民间文化在何种层面上应该受到保护，在何种层面上应当自由利用的问题。”[7]民间文学艺术作为弱势文化与主流文化、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地位是否平等?这是作者从文化交流的地位问题上所作的分析，这里更多地涉及到什么是公有领域的问题，将在下文着重论述。④国际上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国家仅为少数，而我国文化历史悠久，有着璀璨的民间文学艺术宝库，少数民族等群体面对来自国外的文化“掠夺”，自然显得势单力薄，这里似乎也凸现了国家作为主体的有益性。

4．国家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主体的弊端

(1)若国家作为权利主体，欲使用人向国家授权机关(学者多建议为文化部)申请使用，是行政许可，还是民事法律关系?如侵害人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侵害，文化部代表权利人——国家向司法部门侵害人，由于文化部(权利行使主体)属于行政机关，那么这时的诉讼是什么性质?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

(2)如权利主体是国家，即所有权归属国家，就像土地、森林、河流等自然资源一样，由国家垄断所有。自然资源是自然界的恩赐，它具有有限性，国家出于整体利益出发，将其划归国有，以利于共享及合理开发使用。但民间文学艺术可以说与国家这一抽象主体并无关系，它是特定人群的智力成果。在经过若干年的流传、加工、发展、升华而形成的代表区域特色、文化、心理、习惯、风俗、的艺术成就，所以它的所有权绝不能从群体上升到国家。如果仅以“保护”、“发扬”为旗号，将其收归国有，这便是一种文化霸权、财富掠夺。民间文学艺术虽受生存环境、自然环境的影响，但它更多的融入人类特有的思想内容，它的创造性，绝非自然的原生力量能与其媲美。

(3)如果权利主体是国家，那么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原生境人则是一种难以接受的突变，成为一种对原权利人(群体)权利的限制而派生的使用权。而且此时既然权利主体是国家，权利属性是公权，那么作为权利人的相对方使用人应是一视同仁的，都须经过批准，都须付费，否则法律将有失公平，然而这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故土简直不可思议。基于以上原因，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主体应当仅为群体，问题是这个“群体”该如何认定?是一个民族地方、一个村、一个地区等?这里我们首先要研究民间文学艺术的生长环境，民间文学艺术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有学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在民间跨区域流传，也许不同民族、不同区域具有同一民间艺术表现形式，如果是这样可源引“最密切联系原则”，将具有相同或相似文化特征的区域群体视为该民间文化的权利主体。学术界同意群体作为权利主体的学者，多认为该群体中的每一成员均可成为权利行使主体，但由于群体中的个体成员众多，受自身观念、意识等条件限制，难以较为妥当的行使权利。所以鉴于群体行使权利的不便性，可成立“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委员会”，推选出德高望重的民间艺人组成非官方组织，由该组织作为行使主体行使权利。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客体：民间文学艺术不外乎包含以下几种艺术形式

1．口头艺术形式：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谚语、谜语等。由于这类艺术形式以口头方式表达。与现代版权法保护的口述作品同属语言形式，它的独创性也体现在这种言语表达之中，所以完全可以以类似于口述作品的方式，对其给予版权法的保护。

2．声音艺术形式：如民乐、民歌等民间文学艺术，这种艺术形式与版权法中的音乐作品并无多大差别，医学论文都是声音彼此之间的协调、划分、结合以及对立矛盾的解决，声音量的不同、时间的长短和节奏是该形式的内在根据[8]。所以可以借助于音乐作品的保护方式予以保护。

3．动作艺术形式：对于这种艺术形式，也有学者称为形体表达或行为表达，如民间舞蹈、民间戏剧、民间曲艺等，均是通过连续的动作、表情、节奏等形体动作的组合来表达其艺术魅力，与现代版权法所规范的舞蹈作品、戏剧作品、以及曲艺作品极为相似，所以可以给予版权保护。

至于民间体育活动、民间游戏，如赛龙舟、朝鲜族的荡秋千等，起初表现为劳动人民在生产之余的一种娱乐活动，但随着不断发展、总结，对其技术要求和精度越来越高，现代杂技中多有高难度的荡秋千等艺术形式，所以我国著作权法给予保护的杂技作品有很多地方与民间体育活动相似，国内也有学者对杂技作品是否属于民间文学艺术有所讨论，因而从这点看出，民间体育活动可以以类似于杂技作品的方式予以保护。

4．造型艺术形式：如民间工艺、民间美术、民间雕塑、民间建筑以及民居、民间服饰、民间装饰等，这类民间文学艺术在外表甚至措词上均与版权法中的美术、雕塑、建筑等艺术作品极其相似。现代版权法对这类作品仅仅保护其艺术造型、艺术图案，即结构、形式，而其具体的制作工艺、技术手段等在所不问。所以民间文学艺术的造型艺术形式可以与其类同保护。但这种艺术形式，毕竟有着不同于版权法所保护的建筑等艺术作品。它往往从内至外都透露着极高的价值。它所表现的作为实物部分的物以及制作手段、技术构思、工艺手法往往才是最具吸引、最具魅力的地方，然而仅仅保护造型图案的版权法自然无能为力，所以必须通过其他法律给予综合保护。如民居、壁画(如敦煌壁画)等，除版权法保护其造型外，实物部分交由其他法律如文物法的保护。<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已有所规定：民间工艺如竹编、蜡染、木雕、民间服饰、民间装饰等，对于其精湛的艺术构思和高超的工艺技巧(现代版权法将此归入属于思想内容)，可以予以专利、技术秘密的保护。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一些民间乐器如苗族的六管芦笙，其更类似于实用工艺品。虽然我国著作权法未将实用工艺品列入法条，但<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二条、第七条将其纳入保护范围，世界已有国家承认实用艺术品既可享受工业设计和模型权的保护，也可享受著作权的保护，即双重保护。所以民间乐器等民间艺术以类似两者之间实用工艺品的方式加以保护会更为有利。

5．综合艺术形式：如祭礼(如民间祭祀活动)、宗教仪式、节日庆典活动(如火把节、泼水节)、民间游艺活动等，这种艺术形式往往集言语、声音、动作、艺术造型于一体，人们在这些活动中载歌载舞，这类富有民俗涵义的艺术形式，往往成为一个或几个民族、种群的代表、标志、象征。如果仅将其理解为习惯风俗不加以保护，实为对传统文化遗产的一种轻视。鉴于目前尚无相关法律给予保护的情况，应就其各个部分分别予以类似口述作品、音乐作品、舞蹈作品、曲艺戏剧作品、美术作品等的法律保护。

通过以上几种艺术形式的列举，我们可以得出民间文学艺术大体包括三大类：即“传统工艺”、“文学艺术”、“民风民俗”[9]。

此处存在一个问题即公有领域的问题，哪些艺术形式进入公有领域，可以自由使用?我认为诸如白蛇传、花木兰、牛郎织女等在我国广为流传，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民间文学艺术形式可以视为进入公有领域，自由使用，但这类艺术形式相对于境外，则尚未进入公有领域，如被侵害，由国家作为主体进行保护，须强调的是：国家在这里充当主体，并非本文所指的权利主体，因为进入公有领域的一切作品，其所有权归属国家，所以国家在此向境外侵权者主张权利，并无不妥。

(三)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内容

1．精神权利

署名权，此项权利对于权利主体至关重要，它有利于对创作者声誉的提高，(民间文学表达形式保护条约)(草案)：一切使用者在使用有关民间文学表达形式时，必须指出它们的来源(不仅要指出作为居民团体的来源，如部落，还须指出作为地理位置的来源，如某国、某省)；文化尊严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对外往往代表着该民族等群体，对这种艺术形式的肆意滥用、破坏常会伤害民族自尊心，所以有必要赋予权利主体此项权利，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不受歪曲；修改权，作为民间文学艺术创作者的群体应当享有修改或授权他人修改的权利，以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进步和发扬光大。

2．经济权利：按现有多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的作法，保护到授予权利主体(只能是群体，不可能是个人)以“复制权”及“翻译权”两项，职称论文以及与之相应的“传播权”与“付酬权”，是没有多大争论的，争论集中在是否授予“改编权”[10]由此可见，群体至少享有四项经济权利，至于改编权，笔者认为有必要授予权利人。针对目前民间文学艺术被任意改编，改编者利用改编作品获得暴利，而原创人(群体)却分文不得，实为不公平。

3．权利的行使：如前所述，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行使主体为类似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委员会．，的民间团体，但对于精神权利的行使，一般由群体自己行使，无须代行，唯一存在问题的是当该类权利受到侵害时，则须由行使主体向司法机关请示救济；对于经济权利，自始至终由行使主体行使，所得收益用于保护、开发、推广、发扬本区域的传统文化。

四、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体系

探讨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问题，英语论文必然考虑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群体性和客体艺术形式的多样性。民间文学艺术到底保护什么?进而民间文学艺术应由哪些法律予以保护?

民间文学艺术需要保护的不仅是具有版权特征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也需对尚未形成作品的其他民间文学艺术形式通过专利、技术秘密等加以全面保护。这就是为什么<保护民间文学表达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他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法条>使用“表现形式”的措词，而不用“作品”的原因所在，以免将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仅限制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上。

所以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应当根据其特殊性，给予综合考虑，形成以版权法为主体，多种法律法规如专利法、文物法等全面予以救济的法律保护体系。

参考文献：

[1]夏征农．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2033．

[2]唐志超．实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Z]．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770．

[3]赵蓉，刘晓霞．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J]．法学，2003，(10)：52．

[4][5]张革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属问题探析[J]．知识产权，2003。(2)：48—49．

[6][7]龙文．从原著民族权利看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之可能及其限制[J／0L]．http：//www．xslx．com．2002

[8]刘春田．知识产权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48．

学术研究论文第9篇

关键词：艺术课课程综合生态式艺术教育

引言

艺术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地位日趋得到确立。对于艺术教育的重要性，人们已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没有艺术的文化是不完整的文化，没有艺术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仅有技法教育的艺术教育是不完整的艺术教育，仅有专业知识而无艺术素养的人是知识经济时代不合格的人才。

课程是教育的重要载体和现实形态，对它的改革与创新直接关系到预期学习标准的实现以及受教育者知识经验的获得情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小学艺术课程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作为艺术课鲜明特征的“综合性”原则也由此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

一、对“课程综合”的解析

1.概念

“课程综合”这一现代教育领域的高频用词，经历了先有“实”后有“名”的发展过程。具体地说，对“课程综合”的定义，现并无定论，它是教育领域派生出的一个新的复合词，它强调学科领域间的联系和一致性，避免过分强调各个领域的区别和界限，防止各学科领域间彼此孤立、重复或脱节的隔离状态。对于艺术课而言，“课程综合”是基础教育新课改下对艺术课的“综合性”在课程设计方面的一种思想理念和原则方面的体现，是运用艺术门类间内在的关联,诸如通感、联觉以及艺术学习内容、形式上的通性,在同一人文主题下,构建的课程模式,是艺术课程改革发展的趋势。

2.“课程综合”的依据与前提

发展“课程综合”的教学理念并不是人们凭空的想象，更不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它是依据基础教育的特殊功能、现代人的素质需求以及儿童的认知方式而提出的，它主要涉及在国家层面的课程结构中，以何种方式和怎样的程度体现课程综合化的潮流。①从艺术间的关系来看，真正的艺术能力不是单一感官的，它是以各门类艺术之间的共性作为坚实基础和“综合”前提的，即一种艺术领域为另一艺术领域提供灵感和刺激，通过一定要素的恰当融合与对话，产生一种新质，从而创造出相关联的、层出不穷的意象活动。基本上所有的艺术都涉及情感、知觉、审美愉悦、创作过程、文化背景等，它们的这些共同特征，为艺术课程成为一种综合性课程打下了强大的基础。

二、“课程综合”下的教学误区

艺术课程的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教学体系中多方位的变革，其不仅仅是个认识问题，首先更是个观念问题，由于教学观念上的滞后和扭曲，导致一系列教学活动不能健康开展。

观念上的不适应使得大多数单科艺术教师表现出思想意识准备不足，对“课程综合”的相关理念认识不够到位，无法摆脱“新瓶装旧酒”的尴尬，把“课程综合”简单地理解为内容上的增多、科目上的增加，对“课程综合”在教学方式上的两种模式：“一科切入，兼及数科”和“多科综合”，②不能真正理解把握，为了迎合开放综合性课程新体系的构建，片面强调审美意识或课程综合，课上各学科间的横向联系不够，不是被上成文学欣赏课、思想品德教育课，就是被上成各艺术学科的大综合课，忽视学科间相关内容、知识点的有机渗透和运用，以及学科内部的联系和互补、互利的生态关系，没有致力于改变以往单纯以学科逻辑来组织课程内容的方法，没有真正强调以学生经验为线索的学习，没有注重情感的体验，更别说“艺术能力和人文素养的整合发展”。

因此，在基础教育新课改下，课程内容的安排更需要精心设计、适时适量，学科的综合更要自然、合理、适度。三、对“课程综合化”的理性认识

“课程综合”强调多种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段的融合，旨在拓宽受教育者的视野，培养其融会贯通、整合创新等多种能力，所谓“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只有多种要素的相互作用，相互碰撞，造就一种知识的融合、共生、开放、可持续发展模式，才能达到一定的“生态”发展。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1)改变以往单纯以某一学科的知识体系构建课程思路的做法，重视多门艺术学科的融合、多种艺术的综合渗透，相互补充、相互丰富。

在20世纪的艺术教育中，艺术学科大多是分离状态，学科本身的综合被忽视，更不用说艺术与人文、科学领域之间的相互渗透、融合。进入21世纪后，艺术课提出要注重多门艺术的综合，综合化已成为课程发展的趋势，它不只是改变四门艺术学科的一种课程组织方式，其本质上更强调的是课程价值观的深层变革。

（2）注重综合发展学生多方面的艺术感知与欣赏能力、艺术创造与想象能力等，培养学生多种艺术能力的综合生成与发展。

生态式艺术教育不再把艺术知识技能作为最终的课程目标，而是培养学生的“艺术能力”。所谓“艺术能力”是艺术知识技能与人文素养的相互渗透融合的产物，它主要包括艺术的感知与欣赏能力、艺术创造与想象能力，以及通过学习形成的与非艺术学科的连通能力、合作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艺术综合发展能力等。人文精神则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注，强调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对人无限关爱的思想倾向，而“综合”的用意也在于此。人文与艺术能力的结合，不是简单的加法算术，而是两者生发出的一种“出于蓝，而胜于蓝”、涵盖了两者又超越两者的综合素养。

（3）改变艺术学习远离日常生活和真实生存环境的现象，注重艺术课程与生活经验的紧密联系，汲取和拓展艺术想象及创作的素材和灵感，丰富内在情感，发展综合实践能力和探究能力，最终目标使学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艺术课作为一门新型课程，其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同样“课程综合”的实施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举。让我们在不断学习、研究、探索、实践中完善艺术课的教学，对于它的发展，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①钟启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8月版

②《艺术课程标准（试验稿）》[S].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参考文献：

[1]胡知凡《艺术课程与教学论》[M].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2]腾守尧《艺术与创生》[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