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法律论文优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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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法律文化即法文化，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过程中所认可的、相对稳定的、与法律现象有关的制度、意识和传统学说相联系的特殊文化，是人类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它包含法律意识、法律规范、法律技术、法律实施、法制观念、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是人们从事各种法律活动的行为习惯、模式、规范，并在精神上支配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人类追求生活有序化和社会正义性的本质表达。人类社会生活与法律文化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同步发展。当旧的经济基础已经衰落时，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法律思想将应运而生，这是必然趋势。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高等教育也同样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文化，缺少法律文化就无法解决各类高校建设和教育存在的问题。校园法律文化环境建设既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又是社会法治建设的一部分，体现着法治社会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精神理念。其主要指建立统一、完备的规章制度、主体行为方式、组织机构、相关设施等。其核心仍然是主体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理念，主要包括：信仰法律、遵纪守法、运用法律和维护法律尊严。然而高校法律文化环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校园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有机组成部分，是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素质教育主要是对当代大学生道德修养特别是法律知识、法律思维和法律意识进行全方位的塑造、引导和培养，这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备要件。依法治国需要法律文化的支撑，只有建立在先进的法律文化基础之上，方能筑起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厦，才能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才能促进市场经济正常、有序、健康地运行。因此，培植校园法律文化对国家、社会和个人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指引作用，法律文化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为当代大学生提供某种行为模式，引导他们的行为。二是教育作用，学校将法律文化的理念、意识、思维灌输给当代大学生，从而使他们有了法治观念、法律思维和法律意识，最终达到让他们走上社会能自觉地守法、护法，正确运用法律，从而成为国家和社会的高素质的人才。

二、民办高职院校法律文化环境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今民办高职院校发展迅猛而又过多，它们要在公办中高职教育和本科教育的夹层之中求生存、求发展，然而多数民办高职院校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加上本身师资力量薄弱，校园文化环境建设特别是法律文化建设流于形式等，这严重制约了其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及健康发展。笔者在此分析民办高职院校法律文化环境建设存在的问题。

1.注重校园物质文化环境建设，轻视校园法律文化环境建设。

由于应届毕业生和家长长期存在的世俗偏见，致使民办高职院校之间为了生存抢生源、竞争更加激烈。这无形中造成了民办高职院校着重校园物质文化环境建设，忽视校园精神文化特别是法律文化环境建设，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招生和校园的扩建上，不惜人力、物力、财力建设新校园。民办高职院校表面看似“富丽堂皇”，却只见物不见精神文化特别是法律文化，对于如何做到可持续性发展、如何切实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如何改善教学硬件设备、如何提高师资教育水平缺乏长远思考，乃至忽略包含法律意识、道德意识、理想信念为主体的校园文化建设。由此，这些都深层次地影响着大学生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法治观念及行为。这样只会严重制约民办高职院校持久健康发展。

2.校园法律文化配套设施不完善，宣传教育缺乏针对性和持续性。

多数民办高职院校的管理者法律意识淡薄，他们以资金匮乏为由将校园法律文化配套设施和宣传教育当作可有可无之事，甚至将其与教学对立起来，法律宣传教育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不健全，普法者对此难以落实。经费保障是校园法律文化配套设施和宣传教育的物质基础，多数民办高职院校未抽出必要的资金投入购置有关法律文化的书籍、光碟、音像资料以及配套的图书阅览室和影像室等，仍然局限于传统的板报、宣传栏和宣传资料。法律文化宣传教育缺乏针对性，不少民办高职院校的法律文化宣传教育流于形式，多为突击性和临时性开展。有的为了应付政府、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检查，采取集会式形象做法。在一些特殊的日子,如法制宣传日等，学校开展一些临时性的、象征性的法律知识宣传和教育工作，活动结束又恢复了往日的冷清，没有起到应有的实际效果。导致校园法律文化环境建设滞后，这不仅谈不上重视大学生的法律文化教育，反而制约了校园法律文化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

3.法律文化理论课专职教师队伍不完善，缺乏专业化。

长期以来，民办高职院校不重视“两课”教育教学一线的法律师资队伍建设，无论是师资机构设立、力量配置，还是教师理论素质等都达不到法律文化理论课设置的要求。加之学生对“两课”的消极态度和排斥，以及民办高职院校教师待遇低，导致师资队伍严重短缺，甚至原有的都流失。师资队伍的不稳定，资历和水平参差不齐，法律专职教师的缺乏，民办高职院校大量聘请兼职教师，甚至有些学校让行政人员和班主任充当“两课”的教学，这样又可以为学校节省开支，无需承担兼职教师的社会保险。兼职教师中确有水平高、职称高又有多年丰富职教经验的好教师，然而兼职教师一般存在着雇佣思想和临时观念，有的往往只教书，不育人，走过场的空谈、单调僵化的教学模式，对学生的不良行为置若罔闻，导致教而不育、管教分离的窘迫局面。这样的教学质量可想而知，怎么可能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法律素质。

4.法律师资队伍的教学流于形式，不注重实效。

多数民办高职院校因资金问题，致使其增强后勤服务和硬件设施建设来达到增加经济效益的目的，相对而言法律教师队伍的建设和教育较为滞后。因资金投入不足，多数民办高职院校未按教育部规定的课时量要求组织“两课”教育教学，导致“两课”之一的法律基础理论知识教学不可能达到预期有效育人的渗透力。在课程的安排上，一些民办高职院校为了节省资金、节省教学资源，采用合班上大课，通常大课人数到百人；有的干脆减少课时量，导致教师不能了解学生哪方面知识还不理解、还有什么疑问等，更不可能针对不懂的学生进行有效的课堂辅导，影响教师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的发挥。法律基础理论知识本来是一门理论性、实践性极强的课程，而有些教师在课堂上泛泛而谈，或者“照本宣科”，一支粉笔，一张嘴，连着两节课的满堂灌输，这样呆板的教学，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案例教学模式，使得本来文化素质不高的学生在课堂上如“坐飞机”，学生或者干脆玩手机，或者昏昏欲睡，致使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欠缺。五是注重专业知识和技能培养，轻视法律文化教育。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悄然的变化，这对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来说几乎是受到了同步的影响，促使民办高职院校重视学生专业知识的教学、职业技能的培养，相对轻视法律文化的教育。加之我国人口众多，就业形势特别严峻，竞争就业岗位越发激烈，导致当代大学生更加偏重专业知识的学习，刻苦钻研掌握职业技能，为今后谋取自己理想的职位，却轻视放弃德育和法律文化的学习，甚至误认为德育和法律文化的学习会耽误、影响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致使多数学生上课看专业书籍、做专业课作业等现象发生，这严重导致了民办高职院校法律文化教育的滞后性。

三、加强民办高职院校法律文化建设，营造校园法律文化环境

人是社会和文化相结合的存在物,又是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构建良好的校园法律文化环境，是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法律文化素养以及普及法律文化知识的重要平台，从而使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中国梦的践行者。

1.正确把握校园法律文化环境建设与校园物质文化环境建设之间的关系。

校园的绿化、景观布局、图书馆、教学大楼、学生宿舍是学校不可缺少的“硬件”，是校园物质文化环境建设的核心部分，是高职院校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外部条件。然而在“硬件”得到基本解决和完善的前提下，学校就必须要在“质”和“软件”的建设上多投入、多下精力，确保一定比例的资金投入到法律文化环境建设，全面促进隐性因素的法律文化建设功能，竭力建造和谐校园的法律文化氛围。校园法律文化环境建设应立足于宪法和法律的基础上，倡导规范、指引、教育和趣味的法律文化活动，达到引导、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法治观，提高他们的法律思维和法律意识。校园法律文化环境建设是校园文化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的“软件”，展现一个高职院校的综合素质和法文化风貌，折射一个高职院校的发展内蕴。“硬件”和“软件”是一个学校有机统一的整体，是不可分割的，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因此，民办高职院校要有完善校园法律文化环境建设的紧迫感。

2.利用民办高职院校教育的资源优势，营造良好的法律文化环境。

随着我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国家建设正需要大量的高等职业技术人才。《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提出“国家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程”，这给民办高职院校提供了契机，民办高职院校应该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结合当地政府政策的支持和财政的扶持，自身抽出一定比例的资金，大力创建校园精神文化特别是法律文化环境。购置和建立校园网、电子屏幕、阅览室、影像室、法律文化书籍、光碟、音像资料等硬件，设立以校党委领导下的、有法律专业教师人员参加的普法机构。大力开展宪法和法律宣传教育，充分利用校园网、电子屏幕、简报、宣传栏等方式营造法制宣传的舆论氛围。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净化校内环境和校外周边环境，给大学生一个安心学习、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使大学生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素质，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自觉地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从而担负起国家建设的历史重任。

3.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培育高素质法律教师。

民办高职院校必须打造一支品德优良、专业知识精深、实践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这就要求我们法学教师不仅要掌握厚实的法学理论知识，还要具备法律实践经验，同时不断提高自身涵养。教师的学问和素质有着巨大的正能量，“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对大学生有着强烈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优良的教师队伍是教书育人工作得以提升的有力保障，“教育人者，必先受教育”，想要学生知法、懂法，教师必先学好法。光有好的学生、好的教学设施，而没有好的、专业性强的法学师资力量，一切都是贫乏的、无助的。一位台风呆板、僵化、语言空洞，专业知识肤浅的教师是不可能赢得学生认真听讲和发自内心的掌声。一位理论知识渊博、实践经验丰富、充满活力、真诚之心执教的优秀教师就懂得引入案例教学法，以案说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添法学说教的生动性、鲜活性,有助于提高学生分析并解答有关法律案例题的能力，从而达到学生自发学习法学理论知识的目的。因此，培养一支高素质的法学教师队伍，派送教师去深造、进修，到司法部门去实习，打造一批有理论知识、实践经验、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队伍是民办高职院校法学理论课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

4.稳定法律教师队伍，赋予教师安稳感、归宿感。

教育教学一线的师资队伍是民办高职院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民办高职院校的学生素质、教学质量如何，教师是主要因素。要解决好师资队伍的稳定性，首先，要勇于正视师资队伍的低薪问题，切实提高工资报酬，杜绝拖欠教师员工工资。其次，要关心教师的住房问题、福利问题、收入公平问题。妥当掌控“硬件”设施建设投入，把有限的资金较多投入到解决教师员工的社会保障、福利问题。特别是当前物价飞涨，各行各业工资待遇提高，民办高职院校教师与公办教师在不平等制度下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解决上述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解决好上述问题，教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才会增强，教师队伍才不会流失，相反会吸引更多的优秀教师进来，使教师队伍更加稳定。再次，要杜绝没有资质、专业不对口的行政人员和班主任代课，限制兼职教师临时代课。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方能求得民办高职院校自身的持续健康发展。

四、结语

第2篇

关键词：金融管制立法；金融消费者；立法原则

【正文】

一、引言

2007年3月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回顾次贷危机的形成过程，人们注意到金融机构针对公众的过度信用创造使得金融系统积聚了大量信用风险，后者又成为危机爆发的直接诱因——美国住房贷款市场上次级抵押贷款的发放远远超出了公众的还款能力，宽松的管制政策下的无风险套利诱惑又导致贷款经纪人的掠夺性贷款（predatorylending）泛滥。在信用卡市场上，金融机构滥发信用卡的问题同样严重，美国公众的信用总额从1990年时的2386亿美元飙升至2008年9月底时的9770亿美元，而信用卡坏账率增加了18%；高额收费、交易信息不透明等信用卡欺骗行为十分猖獗，这些一度令美国面临又一波信贷危机的威胁。

这些市场滥用行为暴露出美国现行金融管制立法的一个严重缺陷，金融管制立法忽视了对消费者的应有保护，结果纵容了金融机构的市场滥用行为，最终却引发了金融危机。2009年3月，美国财政部了《金融管制改革白皮书》，针对现行金融管制体制的弊病提出了系统性的改革方案。该方案除了强调对金融加强监管的传统思路以外，特别指出管制立法应重视对于消费者的保护，相关的改革措施包括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向消费者提供透明的、简明扼要和公平的交易信息等内容。该建议得到了奥巴马政府的强烈支持，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活动开始陆续展开。2009年10月22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正式通过了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的法案，成为美国自危机后进行金融立法改革跨出的决定性第一步。

如果说，各国从此次金融危机吸取的最大教训应是真正贯彻落实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制度，似乎也并不为过。当代，包括日本等国的金融管制立法都已开始重视金融领域的消费者诉求，并通过加强金融机构的法定义务和责任，赋予消费者法定权利等立法措施矫正交易双方的不对等状况，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借鉴这些金融市场上的管制立法经验和教训，探究加强消费者保护的金融管制立法理念，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金融放松管制和立法改革而言恰是正当其时。

二、保护消费者权益是金融管制立法的应有之义

通常认为，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负外部性使得管制成为金融市场运行良好的基本保障。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纷纷开始走上金融管制之路。当代，无论是美国的“双重多头”监管模式、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双峰”监管模式、还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单一监管模式等等，其金融管制的立法目标除了强调维护货币体系与金融稳定、促进金融机构谨慎经营；建立高效率、富于竞争性的金融体制以外，皆将保护包括存款人、投资者在内的各类金融消费者权益纳入到立法宗旨当中。

（一）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促使金融消费者寻求法律保障

在金融市场上，我们已经习惯于从金融业不同领域的角度对个人使用相应的身份标志。个人去银行办理存款时被称之为“存款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时被称之为“保险相对人”，在证券交易所买卖股票等有价证券时又被称作“投资人”。而在金融放松管制、金融业务交叉与创新的背景下，存款人、保险相对人或投资人的身份区别越来越失去意义。对于个人来说，选择一项金融服务也就是挑选商品的过程，个人就是金融市场上的消费者。

但是，金融市场上的商品和消费者又有其特殊性。一方面，金融商品较之普通商品而言具有若干特殊性。首先，金融服务构成了金融商品的实质内容，这使得金融商品生而具有无形性。由于金融商品没有可供评定其价值的外形和质地等要素，因此消费者的交易判断完全依赖于金融机构一方所提供的相关信息。其次，金融商品在风险形式、费用构成、利润结构、提前退出的惩罚机制、税费负担等各方面都有较高的专业性壁垒，这对消费者的专业水平提出了很高要求。即便金融机构一方提供了商品的所有信息，但是如果大量采用晦涩难懂专业术语，消费者仍然无法真正理解金融商品。再次，金融商品是关于金钱的一类特殊商品，具有收益性及相伴而生的风险性。金融商品收益性的大小是通过收益率来衡量的。金融衍生商品更是因为以小博大的杠杆性，在交易时只需交付少量保证金即可签订大额交易，从而成为高收益金融商品的代表。有收益就有风险。金融商品总是伴随着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各类风险，金融消费者如果缺乏必要的风险意识或有关风险的信息，则极易遭受损失。可见，较之普通商品或服务而言，金融商品的信息对于消费者进行交易判断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金融消费者保护规则亦应主要围绕着交易信息的提供与获取而展开。

另一方面，金融消费者与一般消费者相比，交易弱势特点更为突出。金融商品的无形性、专业性、高风险性等特点，使得金融消费者在交易中处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金融消费者在知识水平、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交涉能力、经济承受能力等各方面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仅靠自身的力量，很难正确有效的把握金融商品的重要信息和规避不适当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对金融商品的宣传、推销和劝诱行为，以及其他与交易决策有关的信息就左右着消费者的交易判断。实践中，金融机构又会利用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侵害消费者的权益，从而引发道德风险。

总之，金融市场上商品交易信息的高度不对称，加之交易双方力量差异十分悬殊，使得金融消费者很难实现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公平交易。这就要求法律伸出援助之手，给予金融者应有的倾斜保护，以矫正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维持二者在信息的收集、掌握、辨别、理解等各方面的力量均衡。

（二）放松金融管制不能放松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随着金融产业的发展和创新，严格管制的立法体系对金融市场发展的阻碍作用日益突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放松管制的金融立法改革在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普及，改革措施包括大量废除行政审批等限制性规则，取消金融分业经营限制等。但是，金融创新和综合经营亦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仅依赖市场的自我调节，放任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动和自由竞争，金融机构在利润与市场占有率的驱使下极易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换取自身的竞争优势地位。金融机构的滥发信用、误导性销售等市场滥用行为不仅直接侵了害广大消费者权益，更将动摇金融稳定的市场基础，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此次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正是放松管制出现过度，特别是金融活动缺乏保护消费者权益规则的约束，从而走到另一个极端的真实写照。痛定思痛，危机之后的美国学术界已初步达成共识：提升美国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和竞争地位，只是金融管制的一项目标，它不应当牺牲金融管制的一些基础价值，首要的即是保护公众投资者、存款人等消费者的权益。

美国从次贷危机中接受的教训，对于隔海相望的日本而言，却有着似曾相识的熟悉感。1996年，日本进行金融“大爆炸”的制度改革，改革虽然倡导“自由、公平、全球化”的基本原则，但是改革实践却没有对“公平”原则给予应有的重视。立法者在对日本金融业放松行政管制的同时忽视了对消费者的应有保护，结果引发了大量消费者受害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为了迅速发展金融产业恢复金融中心地位，日本推行了金融“大爆炸”改革。改革废除了大量金融管制规范，鼓励金融机构的自由竞争和业务创新，一时间各类新兴的金融商品和服务像洪水一样开始充斥于公众的视野，消费者的选择余地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各类与消费者有关的金融纠纷也出现爆发性增长。金融消费者纠纷激增的严峻现实促使改革者重新审视金融大爆炸改革的方向，通过对金融管制立法的自我修正，完善对金融消费者的法律保护机制。对此，日本有学者形象地概括道：“（金融）放松管制好比是突然出现在消费者眼前的一片深海，消费者三法（笔者按：指日本消费者合同法、消费者信用法以及未来出台”金融服务法“）就是这片海上保护消费者的船只。本来海与船应当是配套出现，但是现在先出现的是海洋。在没有船的情况下强迫消费者入海，溺毙或逃生都有可能。即使消费者侥幸逃生了，但是心理上就对这片海洋产生冷淡，必然影响日本的经济景气。因此消费者三法不仅仅是消费者的法律，更是经济整体良好所不可欠缺的法律。”

三、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若干立法思路

考察我国现有立法可知，我国金融法律制度的落脚点仍然放在国家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方面，立法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加强对金融机构外部监管机制和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以维护金融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而作为金融产业最终用户的消费者权益尚未得到立法者的应有重视。我国《银行法》《证券法》等金融立法中虽然也在其立法宗旨中写入保护投资人、存款人等消费者利益的内容，但是真正规定消费者权利、具有可诉性和可操作性的民事规则在具体条文中却十分少见，这使得保护消费者权益往往成为被架空了的口号。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从储蓄向投资转移”的市场导向型金融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金融商品与服务日益向个人生活渗透和扩展。近年来，金融放松管制与业务交叉使得金融商品和服务种类呈现爆发性的增长态势，从而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机会。但是诸如投资连接保险、认股权证以及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等新型商品较之储蓄、保险、股票等传统金融商品而言，在结构上更为复杂、风险更大。消费者如果看不懂这些商品“产品说明”或受到销售者误导，极容易受到侵害。特别是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我国不仅在香港地区爆发了“迷你债券”风波等公众投资人大规模受害事件，内地也频频发生银行个人理财产品零收益事件等投资纠纷，金融消费者受害问题日益突显。而日本、美国等国在金融危机下已暴露的问题和金融管制立法改革恰可为我国所吸取教训，并借鉴其经验。

（一）确立个人在金融活动中的消费者地位

综上可知，在金融领域，存款人、投资人、投保人等消费者是金融产业运行和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与放松管制、维持金融市场自由竞争机制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金融市场发展好了金融消费者才能真正受益。反之，如果忽视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那么金融消费者在重重侵害之下必然日渐丧失投资积极性和市场参与度，放松金融管制、鼓励金融创新的立法改革也终将遭遇挫败。金融管制立法不能忽视对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的特别保护，首当其冲的便是将金融消费者规定进金融立法当中，确立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在法律上的消费者地位。对此，无论是经历过放松管制挫折的英国、日本，还是正经历着危机的美国，其金融管制立法皆已态度明确。

2000年英国出台《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该法首次使用“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从而弱化了金融行业的差异，将存款人、保险合同相对人、投资人等所有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都概括到“消费者”群体中去。并且，该法将“确保对消费者适当水平的保护”确定为金融管制四大目标之一，并通过增加大量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规范，包括金融机构销售劝诱等行为规范、民事赔偿责任规则、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等落实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宗旨。

自1996年金融“大爆炸”以来，日本针对金融消费者受害的社会现实问题，正在迅速建立起一套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管制法律体系。诸如金融机构的说明义务、适合性原则、民事赔偿责任等规则不断被写进立法当中，消费者合同法、消费者信用法以及“金融服务法”三类立法中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规则得到不断加强和整合。具体表现为2001年《金融商品销售法》对金融消费合同缔约规则的统一、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对资本市场消费者保护规则的统一、《分期付款销售法》《贷金业法》等消费者信用立法的联动修订和统一化呼声的高涨，以及将来最终形成的日本版“金融服务法”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规则的全面统一。

（二）贯彻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立法原则

综合上述考察与分析，我们认为金融管制立法应当贯彻保护消费者的三项基本原则，即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原则、全面保护原则和适度保护原则。

首先，金融管制立法应当贯彻对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原则。

正如上文所及，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加之金融商品的特殊性使得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无法形成公平交易，从而要求金融立法伸出援助之手，给予消费者应有的倾斜保护：即通过加重金融机构对消费者的法定义务和民事责任、赋予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相应的消费者权利等方式来矫正交易双方的力量差距。

但是，现行的金融管制立法往往从金融行政监管的需求、而非消费者的交易需求出发来设定金融机构的义务和责任，从而无法真正贯彻对消费者倾斜保护理念。这里仅以金融管制立法中有关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规则为例加以论述。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规则忽视了消费者的交易需求。金融监管机构获得信息是为了全面和正确把握金融机构的真实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具体的规章制度和执行其行政监管职能。而监管者与金融机构无论是在专业知识水平、实践经验等各方面都是旗鼓相当。因此，如果信息披露的制度服务于金融监管需求，那么相应的规则就只需要保证信息本身的真实、准确、完整等质量要素。但是，金融商品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服务性商品，金融机构的口头和书面说明是消费者了解商品性状和做出交易判断的主要依据。又“由于服务合同中的给付行为——提供服务行自身的竞争优势地位。金融机构的滥发信用、误导性销售等市场滥用行为不仅直接侵了害广大消费者权益，更将动摇金融稳定的市场基础，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此次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正是放松管制出现过度，特别是金融活动缺乏保护消费者权益规则的约束，从而走到另一个极端的真实写照。痛定思痛，危机之后的美国学术界已初步达成共识：提升美国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和竞争地位，只是金融管制的一项目标，它不应当牺牲金融管制的一些基础价值，首要的即是保护公众投资者、存款人等消费者的权益。

美国从次贷危机中接受的教训，对于隔海相望的日本而言，却有着似曾相识的熟悉感。1996年，日本进行金融“大爆炸”的制度改革，改革虽然倡导“自由、公平、全球化”的基本原则，但是改革实践却没有对“公平”原则给予应有的重视。立法者在对日本金融业放松行政管制的同时忽视了对消费者的应有保护，结果引发了大量消费者受害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为了迅速发展金融产业恢复金融中心地位，日本推行了金融“大爆炸”改革。改革废除了大量金融管制规范，鼓励金融机构的自由竞争和业务创新，一时间各类新兴的金融商品和服务像洪水一样开始充斥于公众的视野，消费者的选择余地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各类与消费者有关的金融纠纷也出现爆发性增长。金融消费者纠纷激增的严峻现实促使改革者重新审视金融大爆炸改革的方向，通过对金融管制立法的自我修正，完善对金融消费者的法律保护机制。对此，日本有学者形象地概括道：“（金融）放松管制好比是突然出现在消费者眼前的一片深海，消费者三法（笔者按：指日本消费者合同法、消费者信用法以及未来出台”金融服务法“）就是这片海上保护消费者的船只。本来海与船应当是配套出现，但是现在先出现的是海洋。在没有船的情况下强迫消费者入海，溺毙或逃生都有可能。即使消费者侥幸逃生了，但是心理上就对这片海洋产生冷淡，必然影响日本的经济景气。因此消费者三法不仅仅是消费者的法律，更是经济整体良好所不可欠缺的法律。”

三、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若干立法思路

考察我国现有立法可知，我国金融法律制度的落脚点仍然放在国家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方面，立法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加强对金融机构外部监管机制和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以维护金融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而作为金融产业最终用户的消费者权益尚未得到立法者的应有重视。我国《银行法》《证券法》等金融立法中虽然也在其立法宗旨中写入保护投资人、存款人等消费者利益的内容，但是真正规定消费者权利、具有可诉性和可操作性的民事规则在具体条文中却十分少见，这使得保护消费者权益往往成为被架空了的口号。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从储蓄向投资转移”的市场导向型金融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金融商品与服务日益向个人生活渗透和扩展。近年来，金融放松管制与业务交叉使得金融商品和服务种类呈现爆发性的增长态势，从而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机会。但是诸如投资连接保险、认股权证以及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等新型商品较之储蓄、保险、股票等传统金融商品而言，在结构上更为复杂、风险更大。消费者如果看不懂这些商品“产品说明”或受到销售者误导，极容易受到侵害。特别是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我国不仅在香港地区爆发了“迷你债券”风波等公众投资人大规模受害事件，内地也频频发生银行个人理财产品零收益事件等投资纠纷，金融消费者受害问题日益突显。而日本、美国等国在金融危机下已暴露的问题和金融管制立法改革恰可为我国所吸取教训，并借鉴其经验。

（一）确立个人在金融活动中的消费者地位

综上可知，在金融领域，存款人、投资人、投保人等消费者是金融产业运行和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与放松管制、维持金融市场自由竞争机制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金融市场发展好了金融消费者才能真正受益。反之，如果忽视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那么金融消费者在重重侵害之下必然日渐丧失投资积极性和市场参与度，放松金融管制、鼓励金融创新的立法改革也终将遭遇挫败。金融管制立法不能忽视对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的特别保护，首当其冲的便是将金融消费者规定进金融立法当中，确立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在法律上的消费者地位。对此，无论是经历过放松管制挫折的英国、日本，还是正经历着危机的美国，其金融管制立法皆已态度明确。

2000年英国出台《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该法首次使用“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从而弱化了金融行业的差异，将存款人、保险合同相对人、投资人等所有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都概括到“消费者”群体中去。并且，该法将“确保对消费者适当水平的保护”确定为金融管制四大目标之一，并通过增加大量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规范，包括金融机构销售劝诱等行为规范、民事赔偿责任规则、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等落实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宗旨。

自1996年金融“大爆炸”以来，日本针对金融消费者受害的社会现实问题，正在迅速建立起一套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管制法律体系。诸如金融机构的说明义务、适合性原则、民事赔偿责任等规则不断被写进立法当中，消费者合同法、消费者信用法以及“金融服务法”三类立法中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规则得到不断加强和整合。具体表现为2001年《金融商品销售法》对金融消费合同缔约规则的统一、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对资本市场消费者保护规则的统一、《分期付款销售法》《贷金业法》等消费者信用立法的联动修订和统一化呼声的高涨，以及将来最终形成的日本版“金融服务法”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规则的全面统一。

（二）贯彻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立法原则

综合上述考察与分析，我们认为金融管制立法应当贯彻保护消费者的三项基本原则，即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原则、全面保护原则和适度保护原则。

首先，金融管制立法应当贯彻对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原则。

正如上文所及，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加之金融商品的特殊性使得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无法形成公平交易，从而要求金融立法伸出援助之手，给予消费者应有的倾斜保护：即通过加重金融机构对消费者的法定义务和民事责任、赋予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相应的消费者权利等方式来矫正交易双方的力量差距。

但是，现行的金融管制立法往往从金融行政监管的需求、而非消费者的交易需求出发来设定金融机构的义务和责任，从而无法真正贯彻对消费者倾斜保护理念。这里仅以金融管制立法中有关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规则为例加以论述。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规则忽视了消费者的交易需求。金融监管机构获得信息是为了全面和正确把握金融机构的真实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具体的规章制度和执行其行政监管职能。而监管者与金融机构无论是在专业知识水平、实践经验等各方面都是旗鼓相当。因此，如果信息披露的制度服务于金融监管需求，那么相应的规则就只需要保证信息本身的真实、准确、完整等质量要素。但是，金融商品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服务性商品，金融机构的口头和书面说明是消费者了解商品性状和做出交易判断的主要依据。又“由于服务合同中的给付行为——提供服务行为本身就是由合同条款所规定，消费者要理解这些条款并就此做出正确的交易判断，显然要比对有形商品的质量、性能等情况加以识别要难得多。”所以，法律对金融领域经营者向消费者履行的说明义务应当提出更高的要求。金融机构除了要保证信息自身质量之外，还必须关注消费者对信息的接受和掌握能力。也即，除了要求所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和具有及时性以外，金融机构向消费者进行说明时还应当满足诸如针对性、适合性、可理解性等更高的信息披露要求。（2）金融管制立法往往缺少金融机构对消费者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内容。“无救济、无权利”，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应当包含金融机构民事责任的规则。如果没有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金融机构即便存在违法行为、侵害了消费者权益也不需要向投资者承担任何法定的民事责任，因此无法有效防止金融机构的欺骗易行为。而且，倾斜保护原则还要求金融机构承担更多的程序性义务。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在信息上的严重不对称使得前者在主张金融机构的民事责任时往往面临举证困难和败诉风险，法律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也变得徒有虚名。因此，简化金融机构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减轻消费者举证责任应当是金融消费者民事保护制度的特别要求。

应当承认的是，美国金融管制立法中有关金融机构信息披露义务的相关规定并不少见。以住房抵押贷款法律规范为例，相关的立法包括《贷款真实法案》、《平等信贷机会法》、《房屋所有权保护法》、《公平住宅法》、《社区再投资法》、《住房抵押贷款信息披露法》等等。但是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原则在这些立法中并没有得到完全贯彻，结果大大削弱了其保护力度：虽然《贷款真实法案》等法律对贷款机构规定了信息披露义务，但是并没有考虑到借款人其实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去理解那些复杂的贷款条件，未从消费者的理解水平出发规定所披露信息的相关内容；虽然《平等信贷机会法》和《公平住宅法》等法律禁止贷款机构的交易歧视行为机构eiusingAct，但是对于贷款机构是否存在违规行为的证明责任却要由无法了解内部放贷标准的借款人来承担；虽然《房屋所有权保护法》等法律严格限制贷款利率水平以保护借款人，但是要求借款人能够自己判断贷款机构是否存在违反规定收受高额费率的情形。特别是，这些立法存在大量保护漏洞，致使五花八门的掠夺性贷款行为在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上畅行无阻：这些漏洞包括未要求贷款人披露贷款的实际成本、未明确禁止贷款人收取不当超额费用、未规定贷款人在应当根据借款人的还款能力水平提供贷款、未禁止翻转贷款、未就贷款的欺诈和虚假陈述行为规定法律责任、未禁止预付罚金、未禁止大额尾付贷款业务等不公平贷款等等。

相较而言，近年来日本在金融立法中已经明确规定了金融机构对金融消费者的说明义务及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规则。例如，日本2001年《金融商品销售法》第3条规定，金融商品销售者应当向顾客就下列重要事项履行说明义务：其一，由于利息、通货的价格、金融商品市场的行情等指标的变动而可能导致本金损失危险时，应当说明该项危险、相关指标以及有关金融商品因为指标变动而直接影响的重要部分。其二，由于金融商品销售者等相关金融机构的业务变动或金融环境的变化而可能产生本金损失危险时，应当就该项风险进行解释，并说明有关当事人的情况。特别是，该法第5条的规定，金融商品销售业者，如果违反第3条的规定而未向顾客就重要事项进行说明、或者违反第4条的规定而向顾客提供了断定的判断等行为，据此给顾客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虽然没有明确使用“说明义务”的概念，但是通过规定缔约前的书面交付义务（第37条之3第1项第5-6号）和缔约时的书面交付义务（第37条之4）的规定，进一步加强了对经营投资类金融商品的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义务要求。这样一来，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履行法定的说明义务而致使消费者遭受损失之时，后者就可以直接援引这些法律规定，通过诉讼等纠纷解决机制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寻求损害赔偿。

其次，金融管制立法应当贯彻对消费者的全面保护原则。在金融分业界限日益被打破、金融创新活动频繁的当代，放松金融管制的措施将会会产生大量立法空白和立法冲突。而对于金融消费者来说，不可能要求他们对这些调整金融机构业务行为的差异性规范有全面的了解和正确的把握，以判断金融机构的行为是否存在违规或欺诈，更不可能假设他们能够依据这些纷繁复杂的规章制度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因此，即使金融管制立法开始关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但是如果这种保护存在漏洞，也会令整个金融大厦瞬间倒塌。对此，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无异于一个生动的注脚。

这就要求金融管制法对于消费者的保护能够全面覆盖所有金融市场活动，除了对于已有的金融商品和服务有所规范，还有必要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新型金融商品和服务给予原则性和概括性的规定，防止金融消费者在遭受侵害后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根据美国财政部2009年的《金融管制改革白皮书》成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署，将统一行使金融消费者保护规则的制定权和解释权，旨在有效弥补法律漏洞与空白。在日本，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规则已经体现出全面覆盖趋势：2001年《金融商品销售法》，针对所有的金融商品销售活动首次确立了全面的消费者保护规则框架。其次，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作为正在形成中的日本“金融服务法”的先驱部分，已将有关消费者的保护规则覆盖到所有投资类金融商品。再次，现行的日本《分期付款销售法》《贷金业法》等几部消费者信用立法存在的漏洞已备受诟病，这些立法在加快修订的同时也在酝酿着统一化的进程。

再次，金融管制立法应当贯彻对消费者的适度保护原则。

金融管制立法对消费者的保护应当是有限度的，即遵循适度保护原则。应当意识到，对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并非金融管制立法的根本目的所在。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对抗，反而存在根本性的相互依赖：消费者地位的弱化，会从根本上缩减社会消费需求、抑制生产规模，造成经济衰退，最终损害的是经营者的生存与发展。可以认为，保护消费者权益恰恰是为了实现交易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平等，从而贯彻“私法自治”的民法精神。对消费者的倾斜保护，“一是为了确保合同当事人的‘地位对等性’，从而恢复消费者的自我决定能力，使得消费者一方当事人能够基于合理判断而缔结合同；二是为了确保市场自由竞争机制的正常运行”。对金融消费者的适度保护原则主要应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交易本身的性质，因为交易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交易风险和复杂程度的大小差异，从而决定着立法对消费者的保护程度；二是考虑消费者的交易能力，包括消费者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学习精力、经验水平、经济实力、风险承受能力等要素。

就第一个因素而言，法律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应当仅限于矫正消费者在交易能力上的弱势地位，以保证消费者与金融机构在实质公平的前提下发生交易关系；而不应当延伸到消费者因从事该金融商品交易而可能面对的结果。如果消费者从事投资类金融商品的交易活动，只希望得到更高的收益回报而不愿意承担损失风险，那将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市场滥用。也即，金融消费者在参与投资活动时，应当确立必要的风险意识，在了解自身承担风险的能力限度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学习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从而成长为一个有独立判断能力的成熟消费者。对于如何把握好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尺度，2000年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给出的若干原则值得借鉴。该法第5条规定金融管制者在确定对消费者的保护程度时，必须（1）考虑包括投资在内的各类金融交易在风险水平上的可能差异，（2）考虑消费者在经验、专业水平上的可能差异，（3）考虑消费者对外部建议和准确信息的需求，（4）考虑消费者就自己的交易决定负责的一般原则。:

就第二个因素而言，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也包含有加强消费者自己责任承担能力、培养成熟消费者的要意。特别是对于高收益高风险的金融投资市场而言，成熟的消费者群体是该市场稳健发展的根本所在。如果消费者已经具备了与金融机构相当的交易能力，而法律仍然给予其倾斜保护，此时这种保护不仅对于此类消费者而言显得画蛇添足，也是对法律资源的不必要浪费。金融活动注重效率、关注成本与收益的合理关系，而对那些在经济实力、专业水平、交易经验等各方面皆势均力敌的个人专家（expertprivatecustomer）给予倾斜保护显然是一项加重成本却无甚收益的工作。有鉴于此，法律不仅应当区分消费者与机构类金融顾客，从而给予前者倾斜保护，而且还有必要对个人消费群体作进一步区分，将那些成熟的消费者剔除出倾斜保护的对象范围。以日本2001年《金融商品销售法》为例，该法在加强金融机构对消费者的说明义务及民事责任的同时，亦将那些具有金融商品销售方面的专门知识以及经验的“特定顾客”，排除在倾斜保护对象之外，金融商品销售者就重要事项进行特别说明等强制性义务对其并不适用。同样，日本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亦将“根据《商法》第535条的规定，缔结匿名组合契约的个人，或者在知识、经验以及财产状况等与内阁府令规定的特定投资者认定要件相当的其他个人（净资产在3亿日元以上等要件）”归入“特定投资者”的范畴（《金融商品交易法》34条之4），不予适用上述保护性规则。而且，该法为普通消费者转向特定投资者提供了通道，使那些“（1）拥有10亿日元以上有价证券，（2）在金融机构开设专门的有价证券交易账户超过1年以上”的个人还可以申请转化为“特定投资者”，从而可以参与到更为复杂和高风险的投资活动当中去。

【注释】

第3篇

摘要：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四五”普法规划中也明确指出，要“实现由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向提高全民法律素质转变”。成教院校学生的法律素质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未来，影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对于实现依法治国方略意义重大。

一、成教院校学生法律素质的现状

法律素质包括法律知识、法律意识、法律情趣、法律行为和法律信仰。从整体上看，目前成教院校学生的法律素质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但也存在问题。

(一)主流

1.成教学生关注社会，关心司法改革、法制进程，能够认识到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通过观看法制录相、电视节目、广播、书报杂志等各种途径来了解、学习法律，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

2.主动学习法律，维护自身权益。面对竞争激烈、关系复杂的社会生活,成教学生能够通过学习，掌握相关法律知识，正确行使权利，积极履行义务，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能够运用法律知识，解决现实问题。学生能够在社会、学校与家庭生活中，运用所学的法律知识，参与民事诉讼，解决自身遇到的问题和有关当事人发生的纠纷。

(二)问题

1.部分学生缺乏学习法律知识的主动性，认为法律与自己无关，只要不违法犯法，学不学法无所谓。

2.部分学生不相信法律能够解决矛盾冲突与各种经济纠纷。还存在“权大于法”“个人解决优于诉讼法律”“私了省事”的现象。往往发生纠纷和冲突，容易冲动、丧失理智，不计后果，纠集老乡和朋友，采取一些过激行为，造成终身悔恨。

3.有的学生法律课的成绩优秀，但遇到实际问题，却不会用法律武器来保护。如毕业时不知道与用人单位签协议、合同，购物时不知索要发票，遇到纠纷不愿参加法律诉讼。

4.缺乏内化的法律信仰和法律精神。把法治教育仅仅作为一门课程，简单地背诵，应付考试，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没有内化为法律信仰和法律精神。法律信仰是社会主体在对法的现象理解认识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神圣体验，是对法的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感,是对法律全身心的认同和投入，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是否具有法的信念。法律信仰的核心是内在的心理信念，只有法律赢得了普遍的心理认同，法律才会化作人们的内心自觉。所以塑造成教院校学生的法律信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二、导致成教院校学生法律素质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社会原因

1.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的立法已有了重大的进展，公众的法律意识逐步提高。但在部分人心中没把法律当成行为准则，违法犯法的事件时有发生，有的触目惊心，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在某种程度上严重地影响着成教学生的法律素质的提升。

2.由于法治不健全，违法所付出的成本很低，这便硬化了违法侥幸心理,侵蚀了法律的尊严，动摇了学生对法律的信仰，使他们处于对法律的迷惑状态。

(二)学校教育原因

1.教育观念滞后。在成人教育过程中，法制教育已引起我们的重视,但落实和实施尚有差距。在法治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力度上还有很大差距。

2.成人教育中虽然开了有关法律课程，但以思想政治教育代替法律教育，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轻法律教育,从而导致法律教育的弱化，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得不够好。

3.在法律教学中，缺乏理论联系实际，部分教师照本宣科，不能联系实际。部分教师没有处理好教育和教学的关系，教育是“德”的完善，教学是“能”的增进，前者是法律素质教育，后者是法律知识、技能教育，两者应该有机结合。部分学生学习目的不纯，只求及格，不顾学习结果，使得法律意识淡薄，运用法律的意识和能力较差。

(三)个人原因

1.成人院校学生，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其对感情的自我调节和控制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但他们的实践知识和经历不足，总体上处于不稳定状态，往往遇事情绪激动，不顾后果。

2.成人院校学生随着心理和生理的发展，自尊心、好胜心、虚荣心强，对法律规范有抵触心理。

3.成人院校学生由于知识不断拓宽，思想能力不断深化，喜欢创新和探索社会，但由于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限制，参与实践的机会少，而又了解了社会的一些阴影面，产生了对法律不信仰的心理。

三、加强成人院校学生法律素质的对策

(一)充分认识提高成人院校学生法律素质的重要性

成教院校学生是全国大学生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的法律素质直接影响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实现，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塑造他们的法律信仰意义重大。只有牢固树立法制观念，才能使学生的权利和义务得到真正落实。

(二)完善成教法律教育制度，提高法律素质

1.完善成教的法律教育制度

2.注重成教的法律教材建设

3.配备高水平的成教法律教师

4.加大成教的法律教学投入

5.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成教的法律教学质量

(三)加强成教院校学生法律信仰的培养

培养学生自觉守法精神，使法律成为学生生活的行动准则。

(四)引导成教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把法律知识的学习与实际紧密结合，用法律知识解决问题。如，成立法律援助中心，参加法律诉讼活动，与司法部门建立横向联系，聘请法律专家讲课，等等。

(五)优化成教的育人环境

1.教育员工起表率作用，学法、守法。

2.广造舆论，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必究，违法可耻的氛围。

第4篇

1.1高校独立学院对学生法律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我国高等教育正处在大发展时期，高校培养的应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德”与“能”缺任何一个都是不完整的。然而，受市场经济的影响，高等教育价值观出现了严重的功利化倾向，高等教育几乎就等同于就业教育，围绕着市场这根指挥棒团团转。高等教育价值观是大学理念的核心，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大学的理念和实践，反映到具体的教育实践上就是重智育轻德育，就业率高低成了衡量教育质量高低的标准，素质教育和德育形同虚设。由于高校独立学院对法律教育认识不足，往往把法律教育和德育混淆，甚至认为德育教育就包含了法律教育，致使法律教育得不到其独立的地位，法律教育的作用也没有得到很好地发挥。两课教育虽被定为必修课，但实际上被虚化现象严重，而且高校法律教育往往依附于思想品德教育。因此，高校独立学院的法律教育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1.2高校独立学院法律教育的内容过于简略

高校大学生法律教育以及高校独立学院的法律教育，主要是通过“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来承担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不属于法律课程，而是属于“两课”（理论课程和思想品德课），法律教学内容大大压缩，法律教育的所有章节基本上被压缩和归入两个专章，虽然此部分的内容在“两课”的其他章节也略有涉及，但总篇幅约为80页，而且仅仅在大学生第一学年的第一学期开设，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高校独立学院很多教师虽然一直强调该课程的目的不在于学生掌握多少法律知识，而在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但是却不知道法律意识的培养对于法学专业以外的学生而言，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律知识的积累。只有大学生通过系统的法律知识学习，并对所学的法律知识进行消化吸收，内化为自身法律意识，进而才能外化为运用法律的能力，才能够依法行为。1.3高校独立学院法律教育的教学过程单一落后在法律教学过程中，主要以课堂教学模式为主，仍偏重于理论知识的灌输，学生处于被动的地位，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能被调动起来。从教学方法上看，当下高校独立学院法律教育形式很难摆脱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模式，课堂上对学生进行填鸭式的理论灌输，使学生感到枯燥，并且产生倦怠心理，对所学知识不感兴趣，而且当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具体法律问题、法律事件时仍然不知如何应对。可以说，高校独立学院的法律教育教学方法已经落后，不仅严重影响了对学生的法律教育效果，而且对学生法律意识的提升也是极为不利的。

1.4高校独立学院法律教育的教学模式简单雷同

目前高校中的法律教育模式大多忽视了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学生，对法律基本知识的需求。学科与专业不同的学生，都接受了同样的法律教育内容，在备课过程中教师没有注意到学生专业的差别，以至于法律教学模式步伐一致。作为一门公共基础课，在考核机制上，高校独立学院在期末考试中大多采用统一的试卷，没有专业与院系的区分。在此教育模式下，学生在整个法律教育过程中学到的知识只是基本的法律常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却没有相应的法律认知和法律运用能力，每个学生毕业后都要步入社会，进入到自己的工作领域，由于相关领域专业法律知识的欠缺，导致遇到具体法律问题时仍然是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应对。

1.5高校独立学院的法律文化氛围与功能缺失

校园法律文化在学生素质教育中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大教育工作者也越来越认识到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高校独立学院也非常注重校园文化在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但是在充分发挥校园文化在人文素质教育和科学素质教育功能的同时，却忽略了校园文化对大学生法律素质培养的功能。高校独立学院专门法律法规方面的社团几乎没有，专门法律法规方面的活动少之又少，即使有，力度也很小，几乎引不起学生的关注。学生处、保卫处等管理部门对学生法律方面的训导少之又少。所以，高校独立学院校园法律文化氛围严重缺失，没有给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律教育的环境。

2高校独立学院加强法律教育的重要意义

2.1加强法律教育能够促进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

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社会法制化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法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普遍和重要，人们是否具有良好的法律素质将影响到整个社会机制的运转。法律教育作为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途径，成为现代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加强和提升高校独立学院的法律教育，能够造就合格的法治人才，培养大批的守法公民，也能够为社会输送具备良好法律素质的合格建设人才，对于法治国家的建立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2加强法律教育能够强化思想道德教育

作为社会秩序的调整者，道德和法律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差别，道德强调自律，法律强调他律，但两者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培养社会建设合格人才。法律教育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使人们在被动接受法律法规的基础上通过外在行为的约束，最终转化为内在思想需求，把遵循社会的基本要求当成是理所当然的行为。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道德教育强调诚信、正义、和善、公平、秩序等，为法律教育提供价值取向，有利于确立文明的、理性的法治理念，通过道德价值准则来实现法律的公平价值，将外在的法律规范转化为道德义务，只有在提高学生法律素质基础上才能对学生的德育目标提出更高的要求，德育工作才能更有效地开展。由此可见，法律教育是思想道德教育的有力保障和重要补充。

2.3加强法律教育有助于预防学生的犯罪行为

高校独立学院办学时间较短，师资等相对比较薄弱，加之独立学院的学生大多是各级高中毕业生中文化素质相对较差的一批学生，由于文化素质不高，接受法律教育相对比较慢，悟性比较差，而且由于部分学生思想素质低，自由散漫，由于过分的放纵，导致品德行为失常，甚至出现违法行为。所以，高校独立学院加强对学生的法律教育，使青年学生健康成长，可以预防犯罪的发生。

2.4加强法律教育能够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每一个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各种方式进行竞争，以至于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各种消极丑恶现象在社会上不断蔓延，而且在部分青年学生的也不断滋长。高校独立学院要及时消除这种现象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加强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而法律本身对人们的行为具有指引、评价、预测、强制和教育的功能，法律能够以其规范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和可以做什么。因此，高校独立学院加强法律教育对学生能够起到导向性作用，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3改善高校独立学院法律教育现状的途径和措施

3.1高校独立学院要转变教育观念，提高对学生法律教育的重视程度

党的十指出，要“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遵法、守法意识”。当代大学生作为国家的栋梁，拥有较高的法律意识，已经成为其立足社会的必备条件。笔者对所工作的独立学院开展了关于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他们对于“如果你的利益受到不法侵害，你会怎样做？”回答“通过私了自行解决”占到55.1%，“求助法律通过诉讼解决”占到38.4%“，不太清楚”占到6.5%。对“如果你遇到诉讼，对公正裁决”表示有信心的占到32.5%，表示信心不足的占到58.3%，有9.2%表示完全没有信心。这些数据都表明大学生法律知识缺乏，法律意识淡薄，而且对法律持不信任的态度。面对这样的现状，高校独立学院一定要转变教育观念，提高对学生法律教育的重视程度，改变以往重专业教育，轻素质教育的观念，将法律教育放到与德育、专业教育同等重要的位置，要加大法律教育的各项投入，着眼于学生法律意识的唤醒，培养他们主动学法，守法，用法，形成明确的法律意识。

3.2高校独立学院要改变单向灌输教育教学模式，逐步向多元化互动教学模式转变

目前高校的法律教育模式主要以课堂教学为主，在教学中教师与学生没有互动，只有传授与接受的单向灌输，这必然导致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因此，高校独立学院法律教育要向多元式互动转变，强调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教与学虽然由不同的主体承担，但两类活动在时间上具有共时性，并产生交互作用，要让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不断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主观能动性、自觉性和积极性。此外，独立学院在教学内容上，要拓宽教学资源，将法律理论和现实世界紧密结合，抓住“特别”时期的一些“特别”事件，以“现场方式”对学生进行法律教育。在教学过程中，课堂组织形式要不断创新，抓住实例教学的机会，引发学生对法律学习的兴趣，这样才能增强法律教育对大学生的实效性。

3.3高校独立学院要优化法律教育的师资队伍

高校教师作为新教育观念的倡导者、践行者，应该树立法律教育的新思维。首先，在教育过程中法律教师要唤醒大学生的法律主体意识，特别是要促进其法律主体性的发挥。授课教师要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法律教育的成效。其次，法律教育教学过程，不能仅仅停留在法律常识的普及上，还要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和领会能力。法律教育教师在具体教学过程中，除了强化法律理论知识的传授，更应给学生创造更多实践机会，选取具有可操作性的实体案例，通过让学生自己对案例进行分析及教师的指导、讲解，使学生掌握基本法律制度。再次，现代教育价值观要求教育应该以“育人”为基点，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围绕“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因此，高校独立学院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注重法律教育的个体，才能更好地完成高校法律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

3.4高校独立学院要营造良好的校园法律文化氛围

第5篇

关键词：高校；劳动合同；法律问题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7-0286-01

一、高校劳动合同执行的现状

我国的高等院校通常视为事业单位，其教职员工也作为事业编制人员。《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未作规定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高等院校在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的劳动合同问题上应当适用《劳动合同法》。在经济改革与教育制度改革过程中，我国开始将非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聘用人员纳入《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以解决实际中无法可依的现状。

二、高校劳动管理特殊性

（一）公立高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公立高校普遍存在非教学岗位自主招聘现象。原则上，现行高校管理体制分为校、院（系）两级。具有招聘权机构（如后勤机关）的招工方式有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法律后果。首先从法律地位上讲，学校作为独立法人存在，后勤机关是其职能部门，非经法人授权的自主招工在法律上并不存在合法性；第二，后勤机关代行学校之职招工，以学校资产，学校法人人格为后勤一个机关作责任担保也更不合理。”临时工”的不公平待遇已经成为校园最不和谐的因素。所以从理论上说，现行的招聘体制存在严重的问题，从实践上，这种现行体制已经存在严重的劳动合同纠纷隐患。

（二）公立高校劳动合同执行过程中涉及的工伤保险制度问题特殊

在实践中，工伤保险问题是依据北京市的政策规定缴纳。但是实质上，高校是国家财政拨款单位，任何一笔赔偿金都是国家财政的支出，赔偿的责任承担问题是公立高校劳动合同制度漏洞导致的，也是公立高校特殊性和法律普遍约束力的矛盾的体现。所以高校如何守法的问题，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否则此类问题仍将层出不穷。

（三）公立高校的管理标准特殊

理论和实践操作上，大家普遍承认高校有自主管理校内事务的权利。在实践中，高校章程的缺失，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导致了高校各部门管理混乱，特别是人事管理与劳动合同管理之间的规章制度往往不能协调，从而使高等院校的劳动合同管理制度基本处于“缺失”或者“空白”的状况。

三、完善高校劳动合同管理制度的措施

（一）完善公立高校劳动合同制度的建议

1.提高劳动合同签订的质量

由于现行的劳动合同文本存在重大瑕疵，所以当前亟待解决的就是完善劳动合同文本。完善劳动合同文本有利于建立完善的招工、用工体制，是建立适应《劳动合同法》的用工制度的前提和必经之路。

完善的劳动合同文本应当明确的写入用人单位应当告知的事项，以及明确指出依据的法律法规和公立高校规范的章程，明确规定各种自身存在的特殊性及其补偿办法，做到在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双方尽可能的就用工事项协商一致。

2.加大劳动合同法的宣传教育力度

进行法律宣传教育是预防违法的重要途径。法律是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工具，是司法裁判的唯一准绳。笔者认为对用人单位领导同志的法律意识教育尤为必要。特别提出，工会在学习法律和监督劳动合同实施过程中，要善于从法律的角度看待和分析问题，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教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建立高校劳动合同调解机制

笔者认为，建立劳动纠纷解决机制的前提，是建立统一的劳动合同和用工管理机构，对较为特殊的岗位加以统一规划，统一调配人力资源。第二，充分发挥学校工会、法制办和法学院系的作用，由专业人士组织专门人员定期清查合同并评估劳动纠纷隐患，防患未然。第三，建立由纠纷发生部门实际操作，上级领导机关挂帅督办，法制办协同处理的联合调解小组，将纠纷从发生时得到有效控制，避免扩大影响，造成不良影响。最后完善责任追查制度，明确每个管理岗位的领导责任，程序，实体举证要求，严格责任到人，避免相互推卸责任的情况发生。

第6篇

海子的大学时代

1979年9月，15岁的海子以安庆地区文科状元的身份被录取到了北京大学法律系。海子在幼年的确显得比同龄人聪明，不过如此小的年纪上大学倒也不是“天才”的缘故，而是当时安徽地区的学制决定的。

然而在当时不久、招生“不限年龄”的背景下，海子的确算是小娃娃。高考体检时的海子差点因为体重过轻未被录取――体重41公斤的他比下限只重了1公斤。

从农家走出的海子，知道节俭生活，要好好学习为家里人争气。他经常一整天都在未名湖旁温习课程，饿了就啃自己带的馒头。近视的他因为经济紧张也一直没有配眼镜。大约从浩如烟海的法律书籍中，海子走入了古典哲学的殿堂，黑格尔和荷尔德林成为海子的精神导师和知己。哲学的学习也使得海子写作的法律论文被老师赞许“有思想深度”，于是他又有了一个外号“小夫子”。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思潮兴起，诗歌在大学乃至全社会开始疯狂地流行。在北大，五四文学社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阵地。海子进北大时，因而中断的五四文学社恢复。但是海子开始了解诗歌，只是因为宿舍同学开始写诗。很快，他的天赋展露出来。

“海子的性格决定他很难进入一个严格组织的团队里写作。”董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只是在那个年代，整个校园的诗歌风气很盛，社团更接近于朋友圈子，校园里的文学社团会想办法吸收一切‘乐于写作’的人，至少在名头上。加上海子与骆一禾、西川关系紧密。”

骆一禾与海子同年考入北大中文系，西川晚两年考入了北京大学西语系。他们三人后来被称为北大的“三剑客”。海子大三的时候，在数位同学的帮助下刻印了自己的诗集《小站》，引起了五四文学社的极大关注。骆一禾作为文学社理论组的组长，专门去找海子，为他搞了一个讨论会，他们就这样相识了。

同在五四文学社的西川由骆一禾介绍认识了“诗歌写的还不错”的海子。骆一禾是当时的校园风云人物，健谈、有亲和力，于海子来说是最懂他诗歌世界的人，于西川来说是“有领路人意义的兄长”。此后三人的交流，很多也都是骆一禾聚拢的。

天上的海子，地上的诗

在刚刚开始创作生涯不久的1983年，19岁的海子从北大毕业了。海子在距北京城60多里的昌平，开始了他短暂人生中最孤单也最耀眼的一段日子。

在中国政法大学，他的美学课尤其受欢迎，学生们知道他是诗人，便要求他课间十分钟念诗。当时的堂下学生如今也已年近半百，不知在半个世纪的生命里，当年三尺讲台上如孩童般沉醉于诗句中的海子，可在他们的记忆里占着一席之地。

讲台上的成功显然无法满足诗人海子，他的孤独、焦虑、敏感在个人的小世界里发酵膨胀，化作创作的热情。在昌平的短短五年里，海子创作出了近200万字的作品，这些作品伴随着他的突然离开成为之后几十年间诗歌永恒的母题。当然这是后话，因为活着的海子是不被人理解的，是饱受质疑与批评的，没有现在的声名，和处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赞誉。

他跑到昌平的小酒馆，想要念诗给大家听，却被酒馆老板拒绝，知音不在，断弦有谁听。被他视为自己价值体系与精神王国之所在的长诗，被批评为一个时代性的错误，董晨在谈到对海子诗歌的理解时说道：“海子的长诗是一种常人很难进入的作品，那是生命内驱的写作。从诗学的角度讲结构什么，其实很少有供理性分析的东西，但是内部有很强大的动力，生命的动力，那是病态的生命状态逼出来的东西。”

在整个过程中，骆一禾都充当着聆听者的角色。他听海子的热情，海子的孤独，海子的眼泪，并且尽其所能地把海子的诗歌带到公众的视线。这主要得益于他《十月》诗歌编辑的工作。在那样一个文学爆炸的年代，作为后诞生的第一家大型文学双月刊，《十月》的发行量能达到40万册以上，影响力之大，见惯了今日文学杂志之衰颓的人几乎难以想象。骆一禾的工作几乎是当时所有中文系学生的夙愿，他也凭借着自己的诗歌才华在这里如鱼得水，两获优秀编辑奖。

而此时的西川，正行走在祖国各地的土地上，作为一个观察者的记者和作为一个行者的诗人。他在现实与诗意中自如游走，去探求事实的客观与世界的虚妄。不同于海子生前的境遇，西川早早地得到了主流诗坛的注目。在1986年举办的“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上，“西川体”以古典的歌谣回旋特点和现代的精神格局完美统一获得了大量认可。

时间走到1989年，历史的风暴裹挟着这些年轻人卷入时代大潮，有的还未脱身，已是永别。3月11日，西川家，大概是这些老友的最后一次相聚。首都紧张的时局替代诗歌，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他们的另一位好友，激进的老木，和追求社会稳定的骆一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甚至到了要绝交的地步。最后还是西川和海子从中和稀泥，才把话题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为中国未来相争的他们，大概到那时都没有想过，中国的未来没有其中二人。

“这一年春天的雷暴，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

“我是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教师，我叫查海生，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海子遗言

1989年3月26日，海子独自来到山海关龙家营附近的一段铁路上。他一袭白衣，手捧着他最心爱的《圣经》和《瓦尔登湖》，沿着长长的无边的铁轨，慢慢地前行。他就这样一边走着，直到一趟列车驶过，突然，他纵身一跳

最终，他选择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孤独而寂寞的一生。

海子自杀后不久，诗歌界相继而来的是骆一禾的病故、戈麦的焚诗自沉和顾城的杀妻自缢。有人说，海子推倒了一个诗人死亡的多米诺骨牌。

他的挚友西川在谈到海子死因的时候曾说：“或许臆想和误会悉属正常。一个人选择死亡也便选择了别人对其死亡文本的误读。”关于他的死因有各种各样的流言，西川认为海子是一个有自杀情结的人，他的性格也是导致他自杀的重要因素。

他纯洁，简单，偏执，倔强，敏感，爱干净，喜欢嘉宝那样的女人，有时有点伤感，有时沉浸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在多数情况下，海子像一只绵羊一样对待他人。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便是海子的生活相当封闭，他缺少与外界的沟通与交流。

作为海子自杀诸多可能的原因之一，海子的爱情生活或许是最重要的。在自杀前的那个星期五，海子见到了他初恋的女朋友。她是海子一生所深爱的人，海子为她写过许多爱情诗，发起疯来一封情书可以写到两万字以上。在海子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已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并且对海子很冷淡。

第7篇

论文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法制教育　大学生　受教育权　权利实现

论文摘 要 大学生受教育权是一项基本的宪法性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在我国受到宪法、法律和我国批准的国际公约的确认和保障。从宪法精神、行政法、民法、刑法视角来看，大学生受教育权利的实现中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从而得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受教育权是大学生依法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学生受教育权的实现是学校教育的终极目的，学生受教育权不容侵犯，而实践中侵害学生受教育权的现象屡见不鲜。大学生主要生活在学校这个特殊的环境，这增大了学生侵权的可能性。当然还存在其他个体、机关等等对学生受教育权的侵犯，所以有必要对现有的大学生受教育权的实现问题进行宪法、行政法、民法和刑法的归类、分析和研究。

一、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问题的提出

1.从宪法精神看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中的问题

大学生在受教育权利实现过程中存在一些宪法学方面的问题。如我国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高校应该试图提高办学水平、丰富教育资源、提升教育质量、完善管理制度，以此来保证大学生受教育权的实现。近年来，由于学生维权意识不强，对侵犯受教育权概念模糊，学校侵犯学生受教育权的现象比比皆是，在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

2.从行政法视角看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中的问题

大学生在受教育权利实现过程中涉及一些行政法方面的问题。高校入学资格审查、纪律处分、学籍管理、学位授予等原因引发的纠纷大量出现，典型的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这起案件是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行政侵权案件，这说明近年来行政案例越来越普遍化。

3.从民法视角看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中的问题

大学生在受教育权利实现过程中存在很多民事问题。“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①。”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齐玉荃案”，最高人民法院做出“陈晓琪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荃根据宪法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具体损害，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司法解释。

4.从刑法视角看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中的问题

大学生在受教育权利实现过程中涉及一些刑法方面的问题。马加爵案件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广泛关注，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类特殊人群——大学生。马加爵在受教育权利实现中的犯罪行为是否与其他群体适用同等刑法?这引起我们的深思。大学生在服刑的同时也应当受到人性化对待，犯罪的同时应当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笔者认为服刑期间大学生的受教育权利不应当被剥夺。

二、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的学理分析

1.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的宪法学分析

大学生与高校之间存在宪法方面的法律关系。我国宪法第46条的规定是具有历史正当性和解释力的。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国家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实施着全方位的保障与供给，当时“国家培养青年”义务在教育机会均等的前提下确实落到了实处。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宪法第46条对大学生学习权愈来愈失去了其应有的解释力和涵盖力，时至今日更是凸显了其内在矛盾性。

2.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的行政法律关系分析

大学生与高校之间存在行政法律关系。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相对人，大学生有义务遵守学校的合法的管理制度。但作为行政相对人，大学生也拥有一系列的相对人权利。当高校公共权力不当介入其自由领域时，大学生有拒绝的权利;而对于高校的管理工作，大学生则有监督权、参与权;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大学生有请求的权利等。

3.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的民事法律关系分析

大学生与高校之间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大学生与高校之间拥有完全平等的权利和义务。随着高校扩招和实行缴费上学，使大学生与高校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大学生在承担相对高昂的学费的同时，其“消费者”意识开始觉醒，作为教育资源的“消费者”，大学生享有诸多的权利，如知情权、参与权等。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高校管理者和大学生之间权利义务是平等及对等的。

4.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的刑法关系分析

大学生在受教育权利实现过程中存在刑法关系。近年来由于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剧烈变化，与学生自身的价值观形成反差，激化了学生内心的矛盾，加上大学生的这一群体自身心理特征，校园犯罪的案例呈上升趋势。作为刑法关系的双方，受害者有权利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做出相应的补偿;被告有权利提出上诉，要求律师辩护，在审判期间应当受到人性化对待。

三、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1.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问题在宪法方面的思考

宪法和法律应保障其救济渠道畅通无阻。在我国司法界，法院通常会认为被告虽然明显的侵害了公民的宪法规定的受教育权，但是由于我国没有宪法诉讼制度，不能通过宪法诉讼予以救济;而宪法在我国又没有直接的法律效力，不能进入普通司法程序作为法院判案的依据，因此法院对受教育权案件的态度通常是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只有司法救济才能给宪法全力以最有力的救济。

2.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问题在行政法方面的思考

行政诉讼保护范围应进一步扩大。行政诉讼范围仅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因此只好把人身权和财产权做扩大解释，受教育权被解释为“直接或间接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直至把受教育权遭受侵害引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损害的结果视为受教育权本身。这种解释非常牵强，在事件中也会遭遇法院不予受理的结果，在行政诉讼保护范围还不够全面。

3.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问题在民法方面的思考

民事诉讼保护范围不够完善。因民事诉讼无权审查学校做出的公权力性质的处分行为，所以即便学生胜诉，其受教育权也难以得到有效救济，同时无法追究侵犯受教育权者的行政责任。正如齐玉荃案胜诉后其家人所说:“经济赔偿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希望法院和政府能对冒名顶替者本人，以及其中的责任人、责任单位拿出一个让老百姓能接受的说法。”这类事件说明在民事诉讼保护范围方面还不够全面。

4.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问题在刑法方面的思考

完善刑事法律保障受教育权。《刑法》第418条规定:“国家机关公务人员在招收公务员、学生工作中徇私舞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尽管该条涉及了学生招生工作，但是对受教育权整个实现过程的保护还没做到。为了有效利用刑事法律保障受教育权的实现，在条件成熟时，应通过修改刑法设立专门刑名严厉打击严重侵害受教育权的犯罪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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