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农村教育；小学教师；专业发展；“返贫”现象
人们一般把新教师入职前的专业素养匮乏视为贫困，把他们入职后经过努力适应了教育工作视为“脱贫”，把他们在此之后出现的难以适应职业发展需要的专业素养匮乏的现象称为“返贫”。农村小学青年教师的“返贫”并不鲜见，而且有日渐扩大的倾向。导致他们专业发展历程中出现“返贫”现象的主要因素有：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延迟滞后、农村青年教师的职业生存状态较差、青年教师的职业性向偏失及终身学习的观念和行动的缺失。针对农村小学青年教师“返贫”现象的成因，我们认为可以采取以下策略，来预防、延缓农村小学青年教师的“返贫”现象，直至消除“返贫”现象。
一、追求实效性，精心打造青年教师培训的终极目标
着眼于教师素质的整体性提高，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举办的多种层次、多个专题的教师培训活动在帮助教师转变教育观念、扩展理论视野、提升教育经验等方面具有相当大的理论引导价值。但是，上述培训模式对农村小学青年教师未必有现实作用，原因在于：农村小学青年教师面临的实践问题远多于理论问题，相对宏观的政策、理论、理念的培训，不如引导他们对教育教学实践进行案例研讨；教育行政培训大多要教师集中异地、暂离岗位，或多或少带有“权利”“福利”色彩，其分布机会就不会均衡分配给农村小学青年教师；专门为青年教师举办的培训，因为涉及到学科面广、人员众多，缺乏有效的管理与考核机制，难以保证培训达到预期的目标。
因此，追求实效性，仍然是当前很多培训特别是对农村小学青年教师的培训不该放弃的终极目标。这里的实效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培训对农村小学青年教师理论认识的深化、教育理念的革新、职业性向的发展有切实的效果。在相对“务虚”的层面上有实效；另一方面是对农村小学青年教师教学技能的提高、教育方法的改进有切实的作用，在相对“务实”的层面上有实效。前者要求“务虚”型培训应以先期调研为基础，切准教师教育理论需求脉搏，找准他们教育理论的短板，从青年教师的教育观念转变、教育理念提升的实际需要出发而不是从部门工作需要出发开展培训。此外。教育思想的更新与转化，与职业兴趣、职业理想等有密切关系，因而，培训青年教师不仅要着眼于教育观念的持续发展，还要从政治思想、职业道德、职业性向等方面全面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后者则要求“务实”型培训应该针对青年教师所面临的具体教育教学问题，围绕教学工作、班主任工作、教育研究和民间团队建设等方面落实推动青年教师专业发展的具体事务，将培训与青年教师的校本培养结合起来，如与“青蓝工程”中的“老带新”、青年项目的扶持与调控、同事交流与合作的推进等结合起来。无论是教学主题的培训、班级管理主题的培训，还是教育研究主题的培训，都应以理论指导实践的适切性、案例分析改善的直观性、研究方法程序的可操作性为原则选择学习和研讨的主要内容，切实提高青年教师应对教育教学问题的素养和能力。
二、保持内隐性，行政调控青年教师的民间话语表达
青年教师培养，人们习惯上认为这是行政话语；青年教师成长，人们习惯上认为这是民间话语。二者话语意味表层上的对立导致了来自行政和民间两方面的偏差。行政话语掌握着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控制权，其关注的问题可能与民间话语关注的问题存在差异，比如：过分凸显行政需要，强化用制度驱使青年教师承担繁重的业务；一味聚焦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教师”，忽视了青年教师群体的成长需要；等等。与此相对，民间话语往往作为行政系统的相对面，在不被行政话语认同的无奈中，以一种消极适应、主动避开甚至有意识拒绝的方式，在青年教师群体中蔓延开来。离开了行政力量的扶持。青年教师的民间成长方式效益低缓。
这样的现状呼唤对行政力量与民间话语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位。行政系统作为强势方，应该主动运作引导。为青年教师专业成长中民间话语的力量向学校事业发展轨道靠拢提供合适的平台、有效的机制。为避免过于强调权力影响产生的矛盾及弊端。行政力量要善于转换角色，把对青年教师专业成长的显性话语权转变为隐性话语权，从行政权力的直接控制，转为引导、启发、支持、遴选的间接控制，通过资助民间团队、鼓励教师合作、提供开拓空间等方式，推动青年教师根据自己爱好、特长或理想追求实现专业成长，使青年教师得到充分理解和支持，并乐于将个人成长与行政愿景保持一致。从而获得民间话语与行政力量的良性合力。
当前农村青年教师的民间交流，远比官方提供的交流平台要丰富得多，如QQ群、教学沙龙、远程互助、结为民间师徒(相对于行政的“青蓝工程”中的“师徒”而言)、教师假期联盟、教育博客交流、QQ空间、专业论坛等。这些交流有很鲜明的圈子化、私人化色彩。交流的内容丰富多样，既有对教育教学的审视反思，也有教育研究的经验心得；既有对行政系统的评价批评，也有对个人生存状态的牢骚不满；既有闪光的思想火花、深刻睿智的智慧见解，也有只见一叶的偏激片面之词、消极倦怠的心态宣泄甚而有不合时宜的指责谩骂。显然，这些民间话语对青年教师的影响是多重的、复杂的，行政系统如果漠视或者以“教师私事，不好干涉”的借口逃避，显然忽视了这股力量的现实作用。行政部门可以倡议某一区域内的学校之间建立民间交流组织，并提供时间空间、必须的物质条件和服务支持，将民间交流逐渐导引到教育教学工作的主题化。
行政管理部门对民间话语的隐性调控方式还有很多。针对学校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关学校发展的事项，学校可以采用项目招标的方式，动员民间力量的参与，提供资金、人力、研究便利等方面的支撑；由骨干青年教师以个人名义举办教育交流小组、成立教学研究团队或举办专业发展沙龙，动员民间力量承担组织管理职责，青年行政领导有意识地作为成员参与，以身作则力行研究，接受团队的规约，融入青年教师群体；行政领导申请QQ账号、建立BBS论坛等，邀请青年教师参与交流、讨论；等等。这些方式、途径和平台均能为行政隐性调控民间力量提供不容易引发防范与对立情绪的机会，获得行政命令难以实现的效果。
三、凸显文化性，引导青年教师参与并建构学习型组织
学习型学校的建构无疑为农村小学青年教师的专业发展铺设了一条通往熟手教师、专家型教师的道路，许多教师带着热情投入学习活动，理论视野、理论深度都有所拓展，但是很快学习热情消退。农村青年教师出现学习倦怠的主要原因有：把普遍性的教育理论用于指导真实情境中的教育实践需要较长时间的适应期，需要教师能够处理理论未涉及到的或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对处于积累期的青年教师来说，这一要求难度较大，容易打消教师的学习信心；群体性的理论学习共性鲜明，过于丰富的理论信息形成了“混沌效应”，使青年教师丧失了自主反思的机会，以致产生茫然和无所适从感；非团队型的、松散型的学习方式影响了内在凝聚力的形成。
上述情况提示我们，仅有行政倡导的学习制度与内容是不够的，必须考虑更为深层的动力和长效的支持力。向前延伸一步，行政系统就必须思考学习文化的构建问题。学习型学校对青年教师能够产生长效推动力是基于价值观和意义系统基础上确立的共同愿景，它可以激发青年教师的学习意志力，并获得持续的动力。愿景可以是关系学校整体发展的，也可以是每一小学习团队的，还可以是青年教师自主确立的。不管哪一个层面的愿景，都要有引领青年教师自主学习、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潜在功能。如果不重视以共同愿景作为导引，不仅教师的学习行为是短暂的，而且学习引发教师的思考也是不系统的。
一旦愿景得到确认，学习型学校的文化建设就要考虑塑造青年教师开展学习的主体心态和主体行为。青年教师的学习心态、学习行为是通过眼界、情趣、取向和交流等方式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比如，有些青年教师的学习以教材使用和对农村的适用性为中心，有些青年教师的学习以面向农村因地制宜开发课程资源为中心，有些青年教师的学习以推动农村儿童健康成长为中心，有些青年教师倾向于埋头勤学、深入思索，有些青年教师以做导学、以学促做，有些青年教师善于思辨能够高屋建瓴……无论哪一种行为方式，只要能够围绕共同愿景，带着推动教育实践、改善教育行为、提高专业素养的心态、精神，就蕴含着青年教师的价值追求，就蕴含着最有活力的文化因素。显然，塑造这样的学习文化，需要学校领导具备高瞻远瞩的眼界、开放博大的胸怀和奖掖青年的魄力，以鼓励青年教师能克服种种困难，坚持不懈学习。
四、鼓励开拓性，让青年教师拥有教育“试验田”
作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新课程改革给教师思想观念及其行为方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深度和力度。在这一改革历程中，农村小学青年教师的专业发展受到了许多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模式的影响，教学反思、同伴合作、专家引领的观念深入人心，其倡导的专业发展实践模式也被青年教师身体力行。但是，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也隐藏其中。一是一些农村小学青年教师对课程改革移植、吸收、借鉴的新理念、新概念、新术语、新说法奉若圭臬，忽视了本土概念的创生，制约了自身的观念创新、思想创新的意识与能力；二是新课程改革推出的基本策略是，首先在试验区开展改革试点，推出成熟的课型、经验后逐步推广，继而扩展到全国范围。各类教学比赛与成果展示推出的成功范例成为农村小学青年教师学习借鉴的范本，教育行政、各级专家常常用与“成功课型”的距离远近、与课改主流话语价值取向的贴近程度来衡量青年教师教学是否合乎新课程理念，课堂教学是否成功。长此以往，被主流话语认可的课改经验笼罩了农村小学青年教师的教学改革实践，自上而下的权威压倒了青年教师探索的自主性和勇气，行政手段的推进局限了青年教师独立改革实验的空间和可能。一句话。宏观改革背景下，青年教师作为未来力量的主体，其个人思考、个体试验、个性提升的权利被忽视了。三是对于正在成长期的青年教师，“试误”的机会对他们走向成熟是不可或缺的，但对课程改革、教学改革的功利性要求剥夺了这些机会。
导致权力泛化的根源是对权力无法进行监督和制约。现行学校领导体制即校长负责制在某种意义上助长了教育权力的泛化，虽然要求党支部对其保障监督，但在实际运行中很难实现支部的保障、监督作用，而且党支部在学校教育中有弱化的倾向，甚至一些书记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所以校长负责制也就成了“一长制”，权力的泛化也就无庸置疑了。其表现形式有三个方面：其一，行政权力的泛化，学校教育应该是在充分尊重教育发展规律和人的身心发展特点的基础上进行的，即在学校教育、管理中能够体现学校自主、思想自由、教师治校，但在现实的学校中可以发现，一切都是按行政管理的模式进行，以行政命令代替学术自由，以传统权力代替学术权威，学校成了严格的按照“官僚模式”进行治理的机构，这样学校还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吗？其二，官本位意识的泛化，目前在学校中“提拔”一词的使用频率很高，一般学校校长一旦工作成绩较好，政绩较突出，马上就提拔为重点中学的校长，在重点中学做一段时间被领导看重，则一般进入教育行政部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教师也是如此，一些因为在教学业务上较突出的教师被提拔，上升为主任、副校长之类的，这种官本位意识已经渗透到教师的骨子里，在学校中，不混个官当，就不能够体现自身的价值，“这种情况意味着失掉优秀的教师，但不一定获得优秀的行政管理人员。”［5］其三，教育腐败，教育中的收贿、受贿行为，中考、高考集体舞弊现象，以权、以钱择校现象等在学校随处可见，致使学校这座“象牙之塔”正在逐渐走向堕落，也在逐渐使这片“神圣的净土”走向消亡。因此，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则明确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6］这无疑已使学校走向了危险的边缘。
二、师资危机———优秀教师的短缺与流失。
学校的有效发展无疑需要有优质的教师资源作保障，缺少了优秀的教师队伍则很难保证教育质量的提升。当前，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尤其是优秀教师还远远不能满足教育发展的需求。一方面是学校教育内部的原因，其一是教师职业本身的艰苦性和艰难性，教师无论是工作时间还是工作空间都大大超越了学校的时空范围，同时，教师还要承受着巨大升学压力的折磨，他们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升学率来进行的，因学生考试成绩好而喜，因学生考试成绩差而忧，完全失去了生活的本真意义；其二是教师评价机制的失误甚至是失败，长期以来，在教师评价中存在着论资排辈、吃大锅饭现象，导致评价流于形式，做表面文章，并进而打击了一部分优秀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因此，“只要才能杰出的教师的工作、职责与工资和具有同样学历和教龄的平庸的教师等同的话，学校的教育事业将继续遭受造成的损害。”［7］另一方面则是学校教育外部的因素，即教师社会地位的低下，教师获得的社会回报与其工作的艰苦性和艰难性极不相称，工资水平甚至低于整个社会职业的平均水平，曾经拥有“臭老九”的“美名”。正像《世界教育危机》所言：“允许教师的工资落后于其他人员的工资是自取失败，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丢失很多最好的教师，然后补充以才能较差者。”［8］但最主要的还是教师不能够获得社会的充分尊重，不能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教师发现越来越难以相信他们从事的是一种崇高的职业，需要勤勤恳恳地和熟练地为了提高他们的服务对象而工作。与过去相比，很容易就感觉到精疲力尽，很难感到被人赏识和满意，而且很可能好的和有见识的人不会被吸引到这种职业或者想留在这个职业上。”
三、知识危机———知识的重组与重构。
知识的内涵随着人类理智的发展史变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知识已不是游离于认识主体之外的纯粹客观的东西，从知识社会学的观点看，知识是由认知主体与外在世界进行社会互动，即个体与社会文化价值互动的结果，知识兼具主观性和客观性。传统的把知识局限于课本的观点已经非常陈旧，课本知识固然是知识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因此，素质教育的实施和新课程改革的推进，也要求对知识要有新的理解。换言之，知识已面临着重组和重构的要求。其一，要强调知识的经验基础，知识不是一堆死的、毫无意义的符号，它的意义是由经验所构成的。如杜威所指出的“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之不断改造”，这在某种意义上已表明了知识的经验基础。其二，强调知识的建构过程，经验虽然有利于知识的形成，但知识本身并不就是经验。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建构过程，学习者不是被动地接受外在信息，而是根据先前认知结构主动地和有选择地知觉外在的信息，建构当前事物的意义，知识是个人经验的合理化，而不是说明世界的真理。由于出现了上述知识重组与重构的现象，无论是教师传授知识，还是学生学习知识都需要作出新的改变，因此，“传统教学论意义上的‘老师教，学生学’的原则被彻底否定。教师被诠释为知识的‘媒介体’（vermittler），教师的作用只限于如何让学生独立地，批判反思地接收有用的知识，教师从原来居高临下的‘师道’变成学生平等的对话人和讨论问题的‘伙伴’”。
四、经费危机———教育经费的匮乏。
（一）少儿艺术教育非艺术化
艺术的根本特征与价值在于审美，脱离了审美的艺术，便失去了其社会价值与存在意义。因此，在进行少儿艺术教育时，首先应该进行审美教育，而缺乏审美本质的少儿艺术教育，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艺术教育。长期以来，人们对艺术教育的价值存在较片面的理解，重视其对人的德、智功能的开发、促进作用，而忽视了艺术本身的独立性与审美价值，习惯以德育与智育的角度，让艺术教育规范化，并以此来评判艺术教育的成败，最终导致少儿艺术教育非艺术化，只能以其附属价值来证明少儿艺术教育的成功。
（二）少儿艺术教育专业化
少儿艺术教育是少儿综合教育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包含基本艺术素养教育。而在当前我国少儿艺术教育中，其形式整体表现为专业院校的艺术教育。专业院校在进行少儿艺术教育时，以传授艺术理论与技能为主要目的，开展专业化教学，忽视了少儿的个体差异，表现出求全、求高、超纲、超量等特点。在教学内容上，以艺术知识与技能为教学重点，将对艺术知识与技能的掌握作为少儿艺术教育的主要任务，让艺术教学过程直接变为简单的知识传递与技能训练过程，教学枯燥乏味，最终让少儿产生厌倦心理，抵触艺术学习。
（三）少儿艺术教育成人化
少儿是开展少儿艺术教育的对象，只有结合少儿心理特征与发展规律，才能有效实现对少儿的艺术教育。解放孩子的天空，是开展少儿艺术教育的意义所在。但是，当前我国少儿艺术教育并没有以促进少儿的身心发展为教育目标，而是以少儿作为成人艺术文化的传递者，让少儿艺术教育的目的偏离本质，甚至本末倒置。少儿艺术教育成人化主要表现为：教育内容成人化，与少儿实际生活差异大，对艺术作品的选择，往往偏于艰涩难懂，让少儿无法产生共鸣；在教育方式成人化，照搬成人教学观念，以教师教导、少儿模仿为主，形成单一刻板的教学模式，磨灭了少儿的天真，禁锢了少儿的思维，最终将少儿塑造成与成人一致的“小大人”。
（四）少儿艺术教育时装化
少儿艺术教育能提升少儿的感性素质，激发少儿的创造力与开阔思维，是实现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然而，在实际情况中，少儿艺术教育逐渐呈现出时装化的现象。一些学校与幼儿园将少儿艺术教育作为装点门面、突显少儿素质教育的时装饰品。在校领导检查与家长参观时，开展少儿艺术教育，让教学内容看上去丰富多彩，但实质上缺乏内涵，流于形式、浮于表面。
（五）少儿艺术教育尖子化
成功的少儿艺术教育，应包含全体少儿，以提高全体少儿的艺术素养为教育目标，让每位少儿都享有艺术教育的权利。但在现实中，一些学校与少儿艺术教育者，错误地认为，少儿艺术教育的目的是为培养出少数艺术尖子与个别艺术家，导致少儿艺术教育尖子化。
（六）少儿艺术教育庸俗化
培养少儿的基本艺术素养是进行少儿艺术教育的最基本目标。但在实际中，少儿艺术教育不断被庸俗化，部分人将少儿艺术教育当作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一些家长希望借助少儿艺术教育为孩子的升学增加优势，通过“特长”确保孩子顺利进入名校学习。少儿艺术教育的目标由培养少儿艺术素养直接转变为培养特长生，失去了少儿艺术教育的原本意义。一些学校与教师同样为了提高学校与班级升学率，评选为优秀学校或优秀班级，严格要求学生必须接受少儿艺术教育，并参加艺术水平考级，通过特长证书加分，来提高学校的升学率，并以此为学校招生招牌，吸引更多家长让孩子选择本校就读。同时，一些家长存在望子成龙的思想，希望通过少儿艺术教育，培养出优秀的艺术家，以光宗耀祖。为此，将大量资金与孩子的玩耍时间全部用于艺术特长学习，让孩子身心疲惫。
二、改善少儿艺术教育异化现象的建议
（一）转变艺术教育理念
真正的艺术教育表现为审美教育，是以培养少儿的艺术审美为教育目标，而非单纯的育德、育智。因此，在少儿艺术教育中，首先必须转变学校、教师、家长及相关人员的艺术教育理念，明确艺术教育在教学中的地位，提高教学水平，通过艺术审美，让学生在感知中获得领悟，艺术审美能力得到培养，进而达到德育、智育的效果。
（二）优化艺术教育手段
在少儿艺术教育中，需要进行艺术教育手段的优化，以对艺术作品的审美为教学的核心环节，避免直接呈列出艺术创作方式与手法的教学方式，以让学生获得对艺术作品的审美感悟，来让艺术教育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通过情境教学、联想教学以及互动教学的方式，提升少儿艺术教育的水平。
（三）创新艺术教育方法
引言
语言的学习始终脱离不了文化的学习，在外语教学中逐步渗透文化教育早已在外语教学界达成共识。然而，很长时间以来，外语教学工作者们都将大量的精力放在对目的语文化的输入上，而对本国文化的输出重视程度不够，文化教学偏离了有效运行的轨道，从而导致了大部分学生语言功底与文化素养不成正比，不能很好地用外语表达我们本民族的文化。中国文化教育缺失现象在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也普遍存在。中国文化知识的严重匮乏直接导致了我们的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低下，进而大大降低了法语教学效率，因此，在推进法语教学的同时加强中国文化教育势在必行、刻不容缓。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针对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存在的中国文化教育缺失现象进行全方位的探讨与剖析：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现状及成因，在法语教学中加强中国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及途径。
一、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现状
“文化教育”这一概念在外语教学者眼中并不陌生，外语教学不仅是语言教学同时还是文化教学，在语言教学过程中不断渗透文化教学早已在外语教学界达成共识。早在1997年，贾玉新便在他的作品《跨文化交际学》中提出“语言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文化教育”〔1〕，随后，胡文仲也在其1999年出版的《跨文化交际概论》中指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文化的载体，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密不可分”〔2〕。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起，随着交际外语教学法的不断推广，我国外语教学也开始逐步重视“目的语文化”导入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高校外语教学开始大量引入国外原版教材，课堂上大量介绍国外的文化习俗，这种将语言教学与目的语文化教学有效融合在一起的教学方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使学生在学习外语的同时还能够了解对方的文化，这不仅拓宽了他们的视野，也大大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然而，这种教学模式培养出的学生大多都存在一个通病：由于母语文化教育的长期缺失，直接导致了他们对母语文化的了解少之又少，从而大大削弱了用外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清华大学的张为民等学者曾经针对这一现象做过相关调查，他们召集了一批英语专业本科生及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分别对他们进行了用英语转述中国文化特色话题的测试，内容囊括了中国独有的事物、名胜古迹、民俗等，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试者都不能很好地用外语表达我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这一现象在法语学生身上同样普遍存在，很多学生甚至都不能用法语很好地翻译诸如“端午节”、“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更别说翻译中国原汁原味的诗词歌赋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我国高校法语教学确实存在中国文化教育缺失的现象，并且已经开始严重影响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的提升。
谈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是寥寥几句便可解释清楚的，可以说它是多方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总结起来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教师自身中国文化素养亟待提高；其次，教师教学观念与跨文化交际理念脱轨，长期忽视中国文化教育；最后，学校并未开设中国文化相关课程以及教材中中国元素的缺乏。但究其根本原因，还要归咎于我国高校法语教学界对文化教育中“文化”的概念理解片面，过度重视目的语文化输入而忽略本国文化输出，模糊了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 “文化教学”不仅包括法国文化教学还包括本国文化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时刻秉承两者并重的原则，才能够培养出各方面都合格的高水平法语人才。 “对外国文化的理解必须把该文化放在与本民族文化的对比中进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切入包含着对目标语及母语的再认识。”〔3〕美国语言学家Claire Kramsch如是说到。
二、加强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经过第一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教育对法语教学成效的作用不容小觑，因此，将法语教学与中国文化教育有效地结合起来势在必行，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加强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第一，加强中国文化教育是跨文化交际的需要。人类学家、社会语言学家Hymnes将人类在恰当的场合得体地使用语言的能力定义为“交际能力”，而随着全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跨文化交际也成了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然而，“跨文化交际是双方的交流，而不是单方面向一方面学习。”〔4〕任何一门外语的学习的最终目的都在于文化的吸收与传播，学习者在目的语文化与母语文化间建立一个桥梁，能让两国人民顺畅地进行文化交流，这才是法语教学的根本目的所在，即通过教师的不断引导逐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与跨文化交际意识，从而培养出能够促进中法友谊高效持久发展的跨文化交际人才。然而，在教学过程中长期忽视中国文化教育势必将会大大阻碍这一目的的达成，因此，弥补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的缺失刻不容缓。
第二，中国文化在法语学习中具有正迁移作用。“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学习者会无意识地将母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结构、思维方式、文化内涵等移植到外语的学习中去，这个过程就叫做语言迁移。”〔5〕总体来说，语言迁移分为两种：正迁移与负迁移。很长时间以来，外语教学界都将过多的目光转向了中国文化对外语学习的负迁移作用，而忽略了它的正迁移作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文化在外语学习中所起的正迁移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能够将中国文化与法语教学有效结合起来，将大大提升法语教学效率，正如刘润清所指出的：“学习外语时，完全脱离母语是不可能的。语言之间有些普遍现象，不参考母语，不与母语对比，会造成莫大损失。”〔6〕从逻辑角度上来讲，两门语言相似度越高，正迁移作用也会越大。虽然汉语与法语分属于不同语系，从表面上看有很多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上任何语言在结构上都是相通的，就比如法语中的？？？Aide-toi， le ciel t`aidera.？？与中文里“自助者天助”便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只要将中文及中国文化与法语及法国文化的共性之处好好加以利用，便能够促进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加快他们学习法语的速度，从而大大提升教学效率。
三、弥补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缺失的途径
在国际交流中，我们要实现的是双边交流，我们虽然使用的是法语，但代表的是中国文化，而非法国文化，因此在法语教学中加强中国文化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它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是跨文化交际的需要，是培养学生辩证的文化意识的需要，使学生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同时，更加深刻地领悟绚丽多彩的、优秀的中国文化。〔7〕”而要扭转这一局势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促成的，也不是只靠一方面的努力就能做到的，而是要在多方的长期努力下才能够逐渐消除的。在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三方参与者便是教师、学生、教材。笔者认为要弥补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缺失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教??的正确引导。作为教学的主力军，教师能够提供正确的引导自然是促成局势扭转的关键。当然，这里所说的“正确的引导”必须建立在以下两个前提基础上：首先，教师必须提高自身的中国文化素养；同时，教师必须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使其与跨文化交际需要紧密接轨。在教学中，教师可以从各个方面努力对学生进行文化渗透：既要使他们了解法国文化，又不能忽略到我们本民族的文化，使他们能够顺畅地用法语将我们的文化输出出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要做到这一点，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方法上多下点功夫，笔者认为主要可以用到以下两种方法：
1.比较法
在教学中，教师应该积极引导学生通过比较去发现两种文化的异同，逐步引导他们养成从一种文化引申到另一种文化的学习习惯。比如，从词汇角度上来讲，词汇是构成一门语言最基本的单位，但也是一国文化最基本的载体，同一个词汇在两种文化里所代表的内涵可能会大相径庭，这里就需要教师引导学生去发现，去探索，从一个词引申到它在两种语言中所代表的相似的或不同的文化内涵。以颜色为例，中国人偏爱红色，自古以来，红色在中国文化里象征着吉祥、喜庆，同时由于历史原因的影响，红色还能够使我们联想到革命，“红心”可以指“对党的忠诚”，而在法语中 le coeur rouge 也有这一层含义。再举个例子，在讲到动物的词汇时，比较法便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了，因为在中法两种文化中某些动物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是截然不同的，如 chien（狗） ，在汉语里“狗”经常会跟很多贬义的成语联系在一起，如“狼心狗肺”、“狗眼看人低”等，而在法国狗与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此在法语中很少能找到诸如此类的表达。再比如，俗语谚语是最能够体现两种文化的异同的，汉语里有“沧海一粟”，法语里也有 C`est une goutte d`eau dans la mer. ，但是在中国我们经常会说“茶余饭后”，而法国人则会说 entre le poire et le fromage （在梨与奶酪之间），因为法国人没有喝茶的习惯，他们一般在下午茶时间都会吃点水果点心之类的食物，这就跟中国很不一样了。
2.联想法
在教学中，我们经常能碰到一些课文，里面的内容或背景会涉及到文化方面的一些东西，这个时候教师就要积极发挥自身的作用引导学生从一种文化联想到另一种文化。比如北外马晓宏编写的《法语1（修订本）》第15课谈到法国人的饮食习惯，教师在讲解这篇课文时，就可以引导学生联想到中国的饮食，如“四大菜系”以及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甚至可以在下节课让学生分组做演讲用法语介绍我们中国人的饮食。再比如《法语3》第二课里面讲到了上帝第六天创造了人，这里就可以联想到我们中国的女娲造人、盘古变人的故事，同样的也可以组织学生用法语去讲述这些故事。通过这种方法，就能使学生在学习法国文化的同时还能够加深对我们母语文化的了解，同时还能够很好地提高他们用法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
（二）调整教材内容，注重融入中国文化，使目的语文化输入与母语文化输出达到平衡。大部分的教学活动都是围绕着教材展开的，因此教材在教学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不言而喻。综观我国高校法语专业学生现阶段所使用的教材，都过度倾斜法国文化的输入，涉及到中国文化的内容少之又少，这不仅给学生传达了错误的讯息，误导他们认为学习外语就不需要学习中国文化，而且也让学生学不到如何用法语表达中国文化，导致他们这方面能力低下。这就提醒我们，要弥补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的缺失，就必须进行教材改革，在教材中注重融入中国文化，增加介绍中国文化的法语文章，使学生在课文中就能学到表示中国特色事物、风俗等的法语词汇、表达等，从而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当然，在现阶段教材体系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教师可以自行选用一些替代教材，比如可以开设中国文化的相关课程，选用一些介绍中国文化的中文书籍作为教材，在课堂上积极组织学生展开如何用法语将我们自己的文化表达出来的讨论，这样也是可以的。
第三，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王宗炎曾经说过：“对自己的文化、语言和人家的文化、语言该怎么看待，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强国或强大民族倾向于自高自大，认为人家什么东西都不如自己，这是民族中心主义；弱国或弱小民族自卑，认为人家什么东西都比自己好，这是惧外心理。”〔8〕当前的中国已经不需要一味地去迎合他国文化，而更多需要的是尽可能输出本土文化，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渴望学习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的法语教学应该牢牢抓住这个契机，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建立文化自信，鼓励他们将礼义廉耻、仁爱礼让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出去，在跨文化交际中始终保持自尊、自强。
实验：把刚煮熟的蛋从锅内捞起来，直接用手拿时，虽然较烫，但还可以忍受。过一会儿，当蛋壳上的水膜干了后，感到比刚捞上时更烫了。
分析：因为刚捞上来的蛋壳上附着一层水膜，开始时，水膜蒸发吸热，使蛋壳的温度下降，所以并不觉得很烫。经过一段时间，水膜蒸发完毕。由蛋内部传递出的热量使蛋壳的温度重新升高，所以感到更烫手。
2、热胀冷缩的性质
实验：把煮熟捞起的蛋立刻浸入冷水中，待完全冷却后，再捞起剥落。
分析：首先，蛋刚浸入冷水中，蛋壳直接遇冷收缩，而蛋白温度下降不大，收缩也较小，这时主要表现为蛋壳在收缩。其次，由于不同物质热胀冷缩性质的差异性，当整个蛋都完全冷却时，组织疏松的蛋白收缩率比蛋壳大，收缩程度更明显，造成蛋白蛋壳相互脱离，剥蛋壳就更方便了。
3、验证大气压存在
实验：选一只口径略小于鸡蛋的瓶子，在瓶底热上一层沙子。先点燃一团酒精棉投入瓶内，接着把一只去壳鸡蛋的小头端朝下堵住瓶口。火焰熄灭后，蛋被瓶子缓缓“吞”入瓶肚中。
分析：酒精棉燃烧使瓶内气体受热膨胀，部分气体被排出。当蛋堵住瓶口，火焰熄灭后，瓶内气体由于温度下降，压强变小，低于瓶外的大气压。在大气压作用下，有一定弹性的鸡蛋被压入瓶内。
4、浮沉现象
实验：把一只去壳鸡蛋，浸没在一只装有清水的大口径玻璃杯中。松开手后，发现鸡蛋缓缓沉入杯底。捞出鸡蛋往清水中加入食盐，调制成浓度较高的盐溶液。再把鸡蛋浸没在盐溶液中，松开手后，鸡蛋却缓缓上浮。
分析：物体浮沉情况取决于所受的重力和浮力的大小关系。浸没在液体中的物体体积就是它所排开液体的体积，根据阿基米德原理可知物体密度与液体密度的大小关系可以对应表示重力与浮力的大小关系。因为蛋的密度略微比清水的密度大，当蛋浸入清水中时，所受重力大于浮力，所以蛋将下沉。当浸没在盐水中时，由于盐水密度比蛋的密度大，所受的重力小于浮力，所以蛋将上浮。
5、惯性、摩擦阻力现象
实验：选用外形相似的生鸡蛋、熟鸡蛋各一只，放在水平桌面上。用相同的力使它们在原处旋转。能迅速旋转的是熟鸡蛋，缓慢旋转几圈就停止的是生鸡蛋。
分析：生鸡蛋的壳内是液状的蛋清，外力作用在蛋壳上旋转时，蛋清由于惯性，继续保持静止状态，则它与蛋壳间存在摩擦阻力作用，使整个蛋只能缓慢转动。而熟鸡蛋内蛋清已凝固成蛋白，外力作用时旋转时，整个蛋就能迅速转动。
6、物体的稳定平衡
实验：选用一只生鸡蛋，在小头一端开个孔并清除干净壳内的蛋清蛋黄。沿小孔滑入一块重物。以蛋壳的大头端为底部，扶好蛋壳。点燃一只蜡烛，滴入烛油，把重物封存在蛋壳底部。烛油大约封存至整个蛋壳高度的四分之一即可。把制好的蛋壳推倒后，蛋壳能自动立起。制成一个“不倒翁”。
分析：在空蛋壳的底端封存的重物和烛油，使整个蛋体的重心移近蛋壳的底部，重心起低，稳定性越好。当蛋壳倾斜，偏离平衡位置时，使蛋体的重心升高。因为蛋壳底端是球形的，在蛋体的自身重力作用下，蛋体又恢复到原来的平衡位置上。
7、分子运动现象
大学生同性恋是一个不容回避和忽视的现象，大学阶段是同性恋身份得以确认并通过接触同性恋信息而发生身份认同的集中期。大学生同性恋者是个隐秘存在、人数不多但却不容忽视的群体。中国人民大学潘绥珉教授对全国大学生的抽样调查显示, 在心理上不同程度有同性恋倾向的学生占11.4%,其中男生占7.9%,女生占16%。时至今日,这个群体的数量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大学生同性恋现象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容回避和忽视的既成事实。有些人仅仅把大学生群体中出现的同性恋现象简单地归结为“性定向”困扰的问题, 认为: 因为多种原因, 导致小部分的大学生在决定性定向指向过程中不能如主流文化那样指向异性而指向同性, 双性或其他, 从而无法形成确定的合理的性定向。也有人通过对校园同性恋群体的观察和研究指出: 校园同性恋者的生活状况不容乐观, 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令人担忧。他们还与一些社会高危因素有关, 他们生活得并不快乐。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隐蔽地生存着, 忍受着来自自身需求和社会环境的各种压力, 表面上看, 他们生活得很平静, 和我们一样, 并没有什么特别。但其实, 他们内心非常压抑。大学生群体充满理想主义同时兼具一定理性的个性气质决定了大学生同性恋群体必将陷于这样的两难境地: 一方面希望能够追求自由自主的生活, 另一方面又害怕让父母伤心, 害怕承担巨大的社会压力。
有更多的数据表明大学生同性恋群体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乐观勇敢。在大学生同性恋群体的自评中, 虽然有40 % 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是“一个特殊但并没有危害性的群体, 需要社会的特别关注”, 另有54 % 的被调查者则觉得他们“跟其他的大学生没什么两样, 很正常”, 但是在被问及“您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的普遍态度”时, 仍然有高达58 % 的被调查者觉得社会对他们的态度是“鄙视, 厌恶, 排斥”的, 仅有10 % 的被调查者认同社会的普遍态度是“宽容, 表示理解”的。有些同性恋大学生表现出喜欢异性是为了掩饰自己同性恋取向，怕被身边同学知道后受到嘲笑、讥讽或是直接的人身攻击，有的还担心将来不能和异性结婚生子而遭受到父母家人的压力。如果大学生同性恋群体自身主体认为社会对他们是排斥的,那么这种悲观主义只能导致他们更为隐蔽的隔绝自己, 将与社会的互动压缩至最低, 随之而来的只能本文由收集整理是更为深层的心理压抑和人格异化, 而这是谁也不想看到的结果。
2. 大学生同性恋群体的安全隐患
大学生同性恋群体面临着一系列社会的道德的法律的经济的疾病的问题，他们的心理和行为与社会规范常常处于不相容的状态，这使他们经常地处于性的冲动追悔和苦恼的矛盾之中，正因为同性恋者接受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异性恋的主流文化，所以他们最共同弱点是自嘲、自贬、自病和自弱，他们心情压抑，心理困惑，行为隐蔽，不敢正视生活，直面人生。学者张北川根据多年来一直对同性恋者进行的跟踪调查，得出一组沉重的数据：因为歧视，30%-35%的同性恋者曾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9%-13%的人有过自杀行为，同样是因为歧视，21%的同性恋者在身份暴露后，受到异性恋者的伤害，包括当面侮辱殴打敲诈等。这些焦虑和困惑使同性恋大学生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影响学习，个别人因此出现抑郁倾向 ，甚至出现自杀倾向。另外，由于校园里缺乏适时适度的性教育，很多年轻的同性恋者只能通过黄色网站等不良渠道涉猎相关知识，这也是同性恋者出现违法行为的重要诱因。
大学生是将来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这一群体有主动要求心理辅导的同性恋者，也有有了心理困扰拒绝别人帮助的同性恋者，且成为同性恋可能是自愿的，可能是被迫的，或许还有其他。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痛苦，在同志内部，他们要面临感情的追逐、面对外部环境，有来自家庭、道德伦理法律的诸多困扰。这类学生有主见，且自我封闭害怕被同学发现大学生一般都过着集体生活，对于同性恋大学生除了学习的使命外，不但要处理好自己的人际关系 ，而且要努力使同志间的恋情不被外界环境的压力而产生动摇，所以他们生活的很辛苦，如果同志间的情感不稳定且抵挡不住外界的压力，情绪很容易波动，也很容易产生轻生的念头。
3.加强大学生同性恋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很多大学生对同性恋现象的认知更多地停留在行为层面, 对于精神层面的内涵了解较少,对于同性恋行为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与偏见, 如将同性恋群体视为情感游戏者、道德败坏者或性病、艾滋病传播者, 由此就本能地、情绪化地反感他们, 并在道德上歧视他们。大学生同性恋群体整体的生存环境仍十分尴尬, 来自家庭、社会、学校、道德、伦理、法律的诸多外在困扰使多数同性恋者不得不隐瞒自己的真实心理倾向,承受着压力和痛苦。每个人对自己性倾向的认识和认同都有一个过程, 自我认同不足是导致许多同性恋者痛苦的内在因素。大多数的同性恋大学生生活在自我隐藏状态中,他们或是担心暴露性取向后受到歧视； 或是希望找一位同性恋爱对象, 但不敢或没有渠道去找；他们为未来能否结婚而焦虑, 特别是独生子女同性恋者, 担心将来不结婚要遭受来自家庭的沉重压力；部分同性恋者因为希望改变自身性取向却又无法改变而产生抑郁情绪；也有不少同性恋者偶然发生同性性关系后担心感染性病、艾滋病而感到焦虑。这些困惑和焦虑使同性恋大学生的生活、学习、人际交往等受到极大影响, 不少人患上不同程度的抑郁症, 甚至出现自杀倾向。作为高校辅导员我觉得大学生同性恋群体的心理健康很令人担忧，所以做好大学生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教育是至关重要和迫在眉睫的。
4.加强大学生同性恋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途径
4.1做好高校教育引导工作
开设专门的教育课堂，增强大学生健康的性文化教育，引导学生确立正确的性取向。高校应加强健康的性文化宣传，引导和鼓励大学生之间正常的两性交往，让大学生掌握科学的性知识和树立健康的性观念，形成和谐完美的人格和人生观、道德观。
4.2加强人文关怀积极融入到群体生活
由于大学生同性恋群体内心较为脆弱，极易出现心理波动，辅导员老师应深入了解学生情况，特别是特殊生群体，其中应加强对同性恋学生群体的关怀与心理辅导，用辅导员的真挚和关怀使大学生同性恋者缓解压力，动员干部、党员、室友关心同性恋同学，不要使其孤立，通过与同学交流与参加活动，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发挥他们的才能与特长使其融入到群体中来，令他们放松心态，慢慢的帮助当事人形成正确的自我信念。
4.3增强心理疏导与心理咨询工作
关键词：目标 改变 掌握 过渡
去年下半年，开学后，我接手的班级，学生的数学成绩在全校班级排名第三，如何保住甚至提高到更高的名次，是我本学期面临的课题。于是我一个劲地研究学生、研究教材、研究课堂，可是效果并不明显。我发现除教学之外，还有一个学习规律的问题，优秀生、中等生、学困生，乃至所有人的学习现象中，都普遍遵循着这样一种学习机制：
一、先有人生目标，后有学习目标。
【实况】有一种情境，大家都非常熟悉：1+1=？（全部举手，激烈竞争。）1+99=?(多数举手，竞争仍然激烈，兴趣看涨。）1+109=？（半数举手，竞争不够激烈，部分人兴趣高涨。）1+1099=？（少数人举手，气氛冷清，几个人兴趣高亢。）……
随着难度的增加，参加的人数、竞争的氛围呈下降趋势，但核心人物的信心却急剧增长。
【分析】为什么大家愿意并且争着回答？因为这能够体现自己的价值。那自己的价值是什么呢？是他对于人生的看法，最起码，他觉得做对了，可以比不会的人或很多人强，这种朴素的、核心的、最初的人生观是他一生中最可宝贵的发展动力。
二、通过改变自身、掌握知识点，向人生目标过渡。
1.改变自身。
（1）有很多现象是由自身缺陷造成的。
有些人，不论干什么事，都干不好，不是事情不适合他，而是他的做事策略、做事水平不高，很可能他这一生都在蔓延着他的低级战略，其原因是自身没有改变。有些人转八圈子搞“政治”，试图通过他人的帮助而无需改变自身就能有所收获，其结果是徒劳的。有些人会因拒绝改变自身而与教师发生剧烈冲突，从而达到不欢而散或转移注意力的目的。
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改变自身？因为害怕困难，和自己最隐私、最薄弱、最看不到成功希望的环节作斗争，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
（2）不改变自身行不行？
当学生的人生目标、学习品质、个性心理已成为学习的障碍时，不改变自身，是无法进行学习的；中等生思维不完善、做事不准确、计划不周密，从来就没有彻底胜利的纪录，也无确保的意向和可能，任他怎么学，任他学什么，都不可能很好，这就必须改变自身；优秀生在发展理念上、在满分的界线上、在自身的素质上，必须有新的要求，这也是改变自身。
（3）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建“势”的过程。
一个一年级的学生如果能在各方面做得很好，包括学习的知识点和自身的学习品质，那么，到了大学，他也照样是个好学生，这是他通过对自身的打造，有了一个好的核心的结果；反之，一个大学里各方面都很差的学生，他的小学、中学、乃至以后的工作、人生也很可能表现不怎么好，因为它没有一个好的自身状态。
2.掌握知识点。
知识体系是人生目标的载体和改变自身的依据。掌握知识点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1）思维过程：就是创造性地再现人类获取知识的历程，主要培养生活感知和价值提取这两种能力。它是一个人智力、策略的核心，它决定着知识学习的优劣和成败。
（2）训练梯度：可以从习题的类型、结构入手，总结出一个既有层次又不重复的训练体系；也可以深化实质，形成一个不受具体题目限制的核心，把这个核心建设好，同样可以达到拓展思维的目的。
（3）针对性发展：在知识学习之外，每个人的特点都不相同。有的人知识有缺漏，有的人智力不高，有的人非智力因素不好，有的人整体素质极不平衡，有的人缺少学习策略，有的人缺少人生的理想和志向。在教授知识的同时，必须有针对性地发展学生的个性。
3.向人生目标过渡。
关键词:教育学;研究对象;教育现象;教育问题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6)01－0082－07
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是教育学研究方法论的根本问题，也是教育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根本问题。自现代教育学建立以来，有关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就一直是争论的焦点问题。受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发展的影响，人们对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理解也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从而使得教育学建构的根本问题也一直不能清晰起来。关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有两个核心问题有待思考:一是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二是如何理解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定?本文尝试阐述和分析这两个问题，以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提供一个视角。
一“教育问题”不能成为教育学研究的对象
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的一门科学。我国的教育学教科书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这样认识的。例如，华中师范学院等五院校主编的《教育学》就认为，“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1］。其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编的《教育学》也明确指出，教育学“研究学校教育这一特定的现象”，研究这一现象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2］。只是，这个时期的教育学者还没有对“教育现象”的本质规定做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这种未言明的“教育现象”以隐含的科学意涵为基础，从而间接地赋予“教育现象”一种含义。但“教育学研究教育现象”的立场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受到质疑，有学者认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教育现象，而应该是“教育问题”。这种质疑似乎与学界翻译的、由日本学者大河内一男主编的《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有关。1984年，日本教育学者大河内一男主编的《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开始在中国出版发行。该书在探讨有关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时，首先讨论了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并且认为教育学是作为“教育问题的科学”。大河内一男反对把教育行为或教育事实和教育实际作为教育研究的对象，同样反对把“教育现象”作为教育研究的对象，理由是，“现象”一词意义含混不清，既包含着“教育事实”，也包含“教育问题”，没有能够充分地说明“教育现象”与其他现象之间的相互重合的关系，并且以为“现象本不是原来就存在的，它的的确确是显现出来的”。大河内一男认为，即便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也不是自然现象，自然科学发端于“把这一事实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只有在把事实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科学才能开始”。［3］或多或少与这种主张有关，我国教育学教科书以及元教育学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开始发生变化。例如，发行量非常大且有一定代表性的、由王道俊和王汉澜两位先生主编的《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开始改变之前所持有的立场，认为“教育学就是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4］。这种提法后来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进入新世纪，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的《教育学》则干脆直接把“教育问题”作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认为“只有把各种教育问题和各种教育材料作为客观的问题加以研究，形成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体系时，才能超越前科学认识进入科学时期”［5］。由此，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由“教育现象”而变为“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或“教育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迄今关于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转化，并没有获得基本的理论辩护，并且存在独断论的倾向，其理据不外乎引证大河内一男的观点，以此说明教育现象不能成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只有“教育问题”才是教育学真正的研究对象。从论证的逻辑来看，把教育问题作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就理性的辩护而言面临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把教育问题作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辩护者以为，教育现象并不能引发研究，只有把观察到的现象作为问题提出来，研究才能开始。大河内一男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否定“教育现象”而极力主张“教育问题”，后来者似乎也没有跳出这个思路。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地检视这个主张，就会发现，这种主张实际上混淆了研究对象和研究起点的关系，误将起点当作对象。研究要从问题开始，并不意味着问题就是研究对象。把观察到的现象作为问题提出来，本身就意味着，教育现象仍然是研究对象。人们对观察到的教育现象感到好奇，对教育实践本身感到困惑，由此而提出相应的问题，并试图以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教育学研究。没有所观察到的教育现象，何来教育问题?因此，布雷钦卡就明确指出，“如果没有问题对象，即认识对象，便没有问题。”［6］4至于大河内一男所谓“现象”一词意义含糊不清，并由此断定教育现象不能成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说法，更有模糊语词与世界、概念与对象、名与实之嫌疑。其次，教育问题是人们主观建构的结果，不能成为教育学研究的对象。任何一个所观察到的现象，一般而言，作为客观存在，并无所谓“问题”。只有当客观的存在与主观的期待不相符合时，只有当已有的知识不能很好地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时，这个时候才会因理智的困惑而产生问题。同样的教育现象，在不同的人那里，可能会是不同的问题。这就是说，观察到的教育现象是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而观察者的主观期待则是教育问题产生的前提。这样一来，教育问题便充满了主观性。一个由个体主观建构的东西何以成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而作为主体研究的对象，无疑应具有外在于主体的客观性，是一种存在，而非一个主体建构。再次，教育学研究要解决教育问题，这只是教育学研究的任务。教育学研究的任务是否适合或恰当，这是可以研究和讨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在任务和对象之间画上等号。教育学研究要解决教育实践问题，但要完成这个任务，则需要对教育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发现或揭示制约或影响教育实践的诸多因素。没有这样一种以认识为目的的教育学研究，则教育实践问题便难以有效地解决。任何教育学研究都是要解决教育问题的。这些教育问题，可能是单纯理智的问题，也可能是教育实际问题;可能是有关教育的本质问题，也可能是有关教育的价值问题或事实问题。但无论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只是教育学通过研究要完成的任务，却并非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二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与其研究对象之关联
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者理论建构之选择的结果，因而是一个与教育学学科性质有关的问题。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实质是一个有关教育学的理论体系与其所描述或规范的教育世界的关系问题。对这种关系的理论抽象，则构成教育学对其自身逻辑性质的认识。对教育学理论性质的认识，决定着研究者的研究对象，进而规定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关于教育学学科的性质，教育学者通常多在理论性或实践性之间选择相应的立场。教育学是一门理论性的实践性或应用性学科。它不全然是理论性的，也不全然是实践性的。即便教育是一种单纯实践的领域，即便这样一种单纯的实践领域需要教育者的实践智慧，有意义的教育实践仍然需要理论性的教育知识，需要实践者的理论性的思维。从教育实践的逻辑看，任何一项教育行动，即教育者针对受教育者而实施的教育行动，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三种意识活动，即认识(对实践情境及实践对象的理解)、评价(对实践对象的表现所作出的评判)以及实践决策(解决问题的方案的选择)。而实践行动则是上述三种意识活动的外在表现。教育实践的逻辑特征决定着实践对理论本身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则正是教育学理论所要满足的。教育学要能够满足这种教育实践的目的需要，则教育学理论就必须既能够提供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同时又能够提供实践论意义上的规范。因此，教育学既不是纯粹理论性学科，如英国的奥康纳所主张的那样，也不应是纯粹实践性学科，如英国的赫斯特所主张的那样，也不应是可以划分为教育哲学、教育科学和实践教育学那样的可以分立的学科，如德国的布雷津卡所主张的那样，而应该是理论与实践相互融合的一门学科。作为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相互融合的学科，教育学既是描述和解释性的理论，同时也应该是实践规范性的理论;既应该能够解释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教育现象，同时也应该能够为教育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实践所需要的指导。教育学的理论性质内在地决定了其研究对象———教育现象。即使对教育学理论性质持不同的看法，也无碍“教育现象”作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教育学无疑应该向教育实践者提供有关教育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学是一门科学理论。只是，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理论，并没有为学界所认同。奥康纳就认为，“从理论这个词最严格的意义看，一种理论乃是一个确立了的假设，或者，更常见一些，乃是一组逻辑地联系着的假设，这些假设的主要职能在于解释它们的题材。”奥康纳所谓的“最严格意义”的“理论”，是指一种严格的自然科学的立场。从“理论”这个词最严格意义出发，奥康纳认为，把教育学称为“科学理论”，只是对它的“一个尊称”［7］467，言下之意，教育学还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或者说当教育学自称自身为一门科学的时候，它不过是教育学的自我加冕，它实在算不上是一门科学理论。从理论或科学这个词最严格意义出发，奥康纳无疑是正确的。并且在这样的批判中，我们实际上能够看到奥康纳对教育学理论的一种期待。一门科学，就理论本身的定位而言，它无疑需要能够对所关注的现象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倘若一种教育理论不能对所研究的教育现象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样的理论还能否为教育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显然是值得怀疑的。然而，对于如何提升教育学的理论性或科学性，奥康纳受逻辑实证主义影响，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建构教育学理论。尽管这种理论建构的方法论选择忽略了教育学的对象与自然科学对象之间所存在的本质区别，忽略了人及人与人的教育交往活动所内含的意识性和精神性特质，但是在这种关于教育理论性质的思考中，所隐含的则是奥康纳对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思考: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严格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所关涉的教育现象，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通过科学的研究来提供教育实践所需要的知识。［7］484只是目前教育学还未达到这个水平罢了。实际上，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教育，并建构科学的教育学理论，在实验教育学那里已经做过非常出色的探索。实验教育学否定旧教育学用知觉、内省观察和观察别人进行研究，相反，实验教育学试图采用“全面的观察、统计和实验”方法，来补充和完善旧的研究方法。实验教育学的选择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然而由于忽略了人的主体意识以及在社会活动中的人们的感受和体验，由于过分强调儿童发展中的外在因果关系，从而使得实验教育学并没有能够实现其初衷:提高教育学和整个教学专业的地位。［8］144拉伊持有和众多教育学者一样的理想追求:教育学是一门科学，教育实践是建立在这门科学基础之上的艺术。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与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研究对象为教育现象，所用方法则是自然科学的观察、统计的方法。与此相反，由于各种努力并没有使教育学进入真正科学的行列，另外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思路因此而提出，这就是英国的分析教育哲学家赫斯特所提出的理论主张:教育理论是“一种实践性理论，即有关阐述和论证一系列实践活动的行动准则的理论。”［9］441赫斯特关于教育学理论范式的立场，预示着一种完全不同于科学理论范式的取向。为了实现这样一种范式的理论建构，赫斯特提出了他的“操作性教育理论”命题。他采取理论来自于实践又回到实践的态度，通过对当前教育实践的考察，通过对教育实践者的实践性对话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的分析，揭示教育实践中所隐含的教育原则、信念和知识，然后再借助社会科学、心理学和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已经揭示出来的教育实践原则、信念和知识进行说明，以便“为制定和用实践来检验实践原则，提供一个在理性上更站得住脚的信念和价值观背景。”［9］457教育理论的性质和任务，使得赫斯特认为，构成教育学研究对象的，应该是教育实践话语，而研究的方法则主要是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的方法。教育理论的性质与对教育本体(研究对象)的设定，仍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上述有关教育学理论的认识，归结起来就是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是把教育学看作是理论性的学科，另外一种则把教育学看作是实践性的学科。对教育学学科性质的不同认识，也带来了教育学学科任务的差异。前者强调教育学理论对教育现象的解释力，后者则强调教育学理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虽然教育学理论建构的取向不同，但就教育学研究的对象而言，两者却并没有不同之处。对于赫斯特来说，教育学作为实践性理论，其研究的对象是表现和反映教育实践的实践性对话;对于实验教育学来说，虽然教育学“只追求解决教学和教育方面的实际问题”，然而这不表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实际问题，而是把解决教育实际问题当作研究的目的和任务，相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为教育现象，“如果教育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它就必须把每一种教育现象看作是各种原因的结果。”［8］11对教育学理论性质的不同认识，并没有在教育学研究对象上造成根本的分歧。分歧只在于，他们关注教育现象的不同方面，并试图通过聚焦于相关的教育现象，来获得有关教育的知识。
三不同教育学理论对“教育现象”之理解
教育学研究的对象只能是教育现象。然而，如何理解“教育现象”，却有不同的取向，因而也因此会形成不同的教育学流派。根据卡尔的分析，可以把教育现象作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大体可以区分为四种不同的取向，即科学取向、常识取向、批判取向和实践取向［10］。不同取向的教育学理论，对其研究对象持一种共同的立场———教育现象，却对教育现象做出不同的理解。可以说，正因为对“教育现象”有不同理解，才形成了不同的教育理论取向。这种关于教育理论取向的分析路径，实质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从教育学所从属的学科类型的角度来分析教育学理论取向。由此，教育学在学科性质上便有了自然科学(或简称“科学”)取向教育学、社会科学取向教育学、分析哲学取向教育学以及人文科学取向教育学。人文科学取向教育学关于教育对象———教育现象的意涵在下节讨论。科学的教育学取向，从经验－实证的立场出发，认为教育及其构成都有其本质的特征。教育的本质特征是通过现象而显现出来的。人类的理智可以把握其本质特征，而要把握其本质特征，则需要通过经验来验证。人们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不是依靠直观推测得到，也不全是通过思辨方法悟出来的，而是通过科学意义上的观察、实验方法归纳出来的”［11］。科学取向的教育学研究，当把“教育现象”作为教育学对象时，更多是把教育学看作是教育科学，并且因此而试图描述和解释所观察的现象。布雷钦卡指出，教育科学研究的核心就是“获得因果性知识”，教育科学不是一种单纯对事实进行描述的科学，而是一种以目的、原因－分析为方向的科学。教育研究从问题开始，力图获得一种分析性的认识。［12］由此，布雷钦卡认为，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就是教育现象，只是在布雷钦卡那里，教育现象被划分为教育现实、教育思想和教育目的－手段关系。“从教育对象的界定中可以产生三种互补性的研究任务:描述－规则任务、技术任务和批判任务。”［6］10科学取向的教育学，由于关注教育的因果关系，因而特别重视对教育现象解释的合理性和说服力。在实践指向上，它试图通过把研究所发现的因果关系转化为实践原则，从而以客观、科学的法则来代替传统的实践原则，以教育知识来代替实践者的教育经验。然而，问题在于，科学取向的教育学由于过分关注教育现象的外在联系，而无法解决实践主体在情境中所产生的体验问题，无法解决教育无法避免的价值导向问题，从而暴露了它的内在的不足。常识取向的教育学取向，从语言分析出发，试图通过对教育实践中的日常语言的分析，来揭示好的教育实践中所隐含的规则和原则，从而为教育实践提供规范性指导。以赫斯特为代表，常识取向的教育学认为，教育实践体现了它自己的观点、原则和信念，在实践范围内能够阐明教育理论的观念，因而教育学的任务就在于识别、整理和检验表现了教育实践观念和信念的“实践原则”。在这里，日常实践对话成为教育现象，因而也成为教育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常识取向的教育学，在理论的性质上，强调教育学是实践性理论，而在研究的方法上，则突出语言分析的方法。尽管教育实践者所拥有的常识具有一定的经验合理性，但是，由于常识本身在不同的教育情境中是否具有普遍可适用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而常识取向的教育学所揭示出来的实践原则，其合理性，就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从事一定的教育实践，就要依照一定传统的观念、知识和技能来思维和行动”［10］，但社会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制度背景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对传统的否定，因而教育实践所依据的传统的观念、知识和技能便会面临现实的挑战和质疑。由此，把教育实践者的日常语言作为研究对象，也就不可避免地有其内在局限性。如果常识取向的教育学旨在揭示教育实践所隐含的东西，科学取向的教育学主要是揭示教育世界外部的因果关系，那么批判取向的教育学主要是把教育学当作社会科学，试图揭示实践者所拥有的教育信念、对教育实践的常识性理解以及对社会结构之间因果关系的把握，并且倾向于认为，实践者的教育信念和教育观念，乃是外部客观世界作用的结果。在这里，教育现象的本质是教育实践者的主观理解与外部客观世界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实践者对教育实践的理解并不必然是合理的，但是可批判和可质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合理的，是对教育实践的误解。批判教育学把人的主观世界与身处其间的外部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对教育实践者错误观念的揭示并非是教育学的最终目的，而是通过将错误的观念与环境意识形态的关联，而实现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最终解放教育实践者。与批判取向的教育学不同的是，实践取向的教育学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实践者对教育实践的自我理解，以及教育实践主体与实践情境的辩证关系。实践情境的变动不居性，个体存在的独一无二性，使得将普遍性的规则或法则应用于教育实践时面临恰当性和合理性困境。情境与普遍性知识，两者总会产生某种不确定性。解决这个不确定性问题，有赖于教育实践者的实践智慧。对教育现象的不同理解，则形成不同的教育学建构方法论。科学取向的教育学，由于把教育现象看作是可观察的、并且不同事物之间可能具有因果关系，因而主张采用经验－实证的研究方法。常识取向的教育学，由于把教育现象看作是在教育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语言现象(实践对话)，因而采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批判取向的教育学，由于把教育现象主要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因而主张采用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这种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得到理论上的辩护，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得到新的阐述和发展。实践取向的教育学，则把教育学看作是一种意义现象。教育实践是教育实践主体对客观对象意义理解的结果。教育学研究就是要揭示实践者的意义理解，从而更好地理解教育实践的指向与意涵。在所有的这些努力中，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或者指向作为现象存在的教育实践主体，或者指向教育实践主体的主观世界和教育实践的客观世界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将教育实践主体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下来分析或批判，或者指向教育实践者对实践的意义理解。教育现象的不同指向，预示着人们对教育研究对象本体的不同认识。
四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教育现象”
教育学是一门研究教育现象的科学，但这里所说的“教育现象”，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因果现象，不是语言哲学意义上的日常语言现象，也不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事实现象。这里所说的“教育现象”，是指教育实践者(包括受教育者)在教育实践中的所作所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主观感受、体验、经验、意义理解、情感、认识、意识、理性思维及判断等。这样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人文科学意义上的人们的“行为、意图和经验”［13］23，是人们的精神世界或通过行为而表现出来的意义世界。换言之，在人文科学的意义上，教育学所研究的教育对象，指向教育实践者及与此相关的受教育者的意识和主观世界，是教育实践者在实践中所经验的对象。这种意义上的教育现象，并不是指单纯客观意义上的“事实”，既不是指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也不是指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事实”，而是在人文科学意义上个体所经验到的客观世界，是进入到人的主观世界中的现象，或者说是引起人们注意的现象。对教育现象的这种理解，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密切相关。胡塞尔指出，现象学必须研究“意识”，研究各种体验、行为和行为相关项。“摆脱一切迄今为止通行的思想习惯，认识和摧毁那类通行思想习惯借以限制我们思想视野的理智束缚，然后以充分的思想自由地把握住应当予以全面更新的真正哲学问题，这样才能达到向一切方面敞开的视野。”［14］这意味着，对胡塞尔来说，单纯的客观世界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存在，是主观意识到的存在，因而个体所经验到的事物，总是既含有客观的成分，同时也是主体自我意识的结果，并且受到某些前反思态度的影响。现象学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主体所经验到的事实称之为“现象”。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在舒茨的社会学和范梅南的教育学中得到很好的应用和进一步的阐释。在舒茨看来，虽然社会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其研究对象问题仍然处于争论之中。舒茨写道，“有些学者认为，探讨社会现象可模拟于探讨自然界的现象，社会现象可以被看成受因果法则所决定的外在的世界变化。有些学者则主张这两种观念迥然不同，社会现象乃是客观精神世界的对象，虽然可以被理解，却不能采用法则的形式。”［15］4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两种立场，舒茨并不赞同。相反，舒茨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这个被我们以有意义设定与意义阐释的方式体验到的世界”，因此，“所有关于社会世界意义的科学，无不回头指涉社会世界生活的有意义行动，回到日常生活里指向其他人的经验，回到我们对既有意义的理解，也回到我们对新的、有意义行为的设定。”［15］11－12由此，社会学意义上的“现象”便是由体验、行动与意义构成所组成，通过对社会的及个体的行为方式的主观意义的阐释，由此揭示“社会世界的意义结构”或“周遭世界的独特结构”。舒茨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设定，最终确立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学社会学流派，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作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教育现象，提供了参照点。范梅南的现象学教育学则为我们提供了较有代表性的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教育现象”。在范梅南看来，“教育学要求我们对生活体验(孩子们的现实和生活世界)保持一种现象学的敏感性。教育学要求我们具备一种解释能力，以对生活世界的现象做出解释性理解，其最终目的是理解与孩子共处情境之中的教育意义。”［13］2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范梅南特别强调，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应该以“呈现在人们意识当中的事物”为研究对象，因而现象学教育学特别关注“人类的意义世界”，“是对我们生活经验的意义的描述”。当现象学教育学把人类的意义世界，特别是把人类教育的意义世界作为研究对象时，则这种研究对象的设定预示着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理论－实践观。与常识取向的教育学相近，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它们都强调实践的第一位性，理论则是反思实践而产生的结果。不同的是，常识取向的教育学强调理论是分析实践对话的结果，而现象学教育学认为，理论是反思实践的结果。其结果是，教育学就必须要对情境中的典型的意识节点进行分析、阐释和说明，并且是直接引证人们的普通经验，对那些不证自明的东西进行结构化的分析，以描述教育实践中的人们的行为、意图和经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我们仍然把教育现象作为教育学研究的对象，然而，在这里，“教育现象”的内涵及其本质构成，已经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它不再是传统的经验教育学或常识教育学或批判教育学所理解的“教育现象”。教育现象已经不是全然客观的具有因果关系的事实，也不再是纯粹主观意义上教育实践者所持有的系统的或零散的教育观念和信念，也不是个体的主观意识与客观存在的某种因果关系。相反，它指向实践者的生活体验以及在具体的情境中行动所要实现的意图———教育学对行为意图的理解或把握，也就是对实践者行为意义的理解;它不仅关注个体的意义世界，更关注个体的意义世界与其所处的生活世界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恰恰是实践者所身处的生活世界，赋予了个体意义的世界。此外，教育学还关注个体间相互交织的意义世界的关系，由此既揭示教育实践者个体的独特性，同时又在具体和独特性中发现某种普遍性。作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教育现象，是日常生活中教育实践者的有意义的行动、他人的经验等，核心是与教育相关联的社会行为方式和个体行为方式的主观意义。教育学通过对教育行为方式(社会的和个体的)主观意义的理解，揭示教育世界的意义结构，从而为教育实践者更好地理解自己及他人行为的意义提供理论的参照，为教育者改进自己的行为方式提供意义的向导。教育是一个复杂的活动世界。人的多重及其复杂性意味着教育现象是一个包含多重规定性的客观存在。它既蕴含着因果联系，同时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也无处不显现着意义蕴涵。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发展或许需要多学科视角的努力。提倡一种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教育学，并不意味着彻底地否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教育学努力。一个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教育学能够解决其他学科视角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当教育学研究对象定位于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教育现象”时，这种定位预示着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任务。对教育世界的意义结构有把握，要求教育学要应用理解或意义阐释的人文科学的方法。
参考文献:
［1］华中师范学院等五院校．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1．
［2］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1．
一、 宏观的考察
“教育研究的对象”与“语文教育研究的对象”，二者是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的关系，从概念自身质的规定性来看，上位概念对下位概念具有基本的方向导引与限制作用。因此，基于“教育研究的对象”这一宏观视野来探寻“语文教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一条可行且有价值的路径。
关于教育研究的对象，人们的回答并不一致，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教育研究的对象是人；第二，教育研究的对象是教育现象；第三，教育研究的对象是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第四，教育研究的对象是教育存在；第五，教育研究的对象是教育问题（或教育学问题）。②
第一种观点虽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即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人的活动，人是教育活动的主体，无疑教育研究对象中必然要涉及到人；但问题是，这一命题抹去了教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因为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的领域或学科绝不仅止于教育，比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都要研究人。显然，把教育研究的对象界定为人显得太过笼统与泛化。
第二种观点似乎只承认教育其物质或实践形态的存在，不承认外化了教育的观念、规律等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没有认识到相关教育理念性的东西也可以作为独立存在的特殊形态而直接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这一观点忽视了大量的教育研究所涉及的问题事实上就是教育的观念、理论等，无疑，排斥已经存在的形形的教育观念、教育理论是狭隘的。这种观点窄化了教育研究的对象。
第三种观点把教育规律和教育现象一起作为教育研究的对象，表面上看显得比较完美，但它有两点欠缺：首先，许多教育的理念、理论、观点等并非都是教育的规律，用教育规律涵盖众多的教育的理念、理论、观点等是不恰当的；其次，教育现象与教育规律两者关系极其密切，研究教育现象的目的即是揭示教育规律，教育规律事实上是我们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目的与追求，因此，笼统地提教育规律，含糊了教育研究的目的与对象之间的界线。
与前三种观点相比，第四种观点较为全面地指出了教育研究所涉足的领域。显然，“教育存在”包含着前面所讲的人、教育现象、教育规律。教育存在，有教育实践形态的存在，有教育理论形态的存在，还包括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作为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教育存在，无论是教育理论，还是教育实践，往往同时也是心理学、社会学、文献学等多种学科研究涉足的领域。那么，到底该如何更加准确地界定与表述教育研究的对象呢？
根据国外一些学者的看法，研究者的活动所针对的实际领域是该研究的客体，而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中间环节才是研究的对象，这里的客体和对象不是一回事。那么，什么是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中间环节呢？从研究活动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周期来看，研究活动是以发现和提出问题为起点，以解决问题并提出新的问题为终点的一个研究过程，“问题”贯穿整个研究过程的始终，并引起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问题是联结主客体的中间环节，特定性质的问题是特定学科的研究对象。③教育研究的对象即教育的问题（或教育学的问题）。这便是上述所讲的第五种观点。
这里，我们较为赞同第五种观点。具体到语文学科，事实上，语文教育研究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性探究的过程。“问题”一直伴随着语文教育研究的全过程，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一切都是围绕问题而进行的。可以说，“问题”构成了语文教育研究存在的理由。据此，我们可以从宏观上把语文教育研究的对象界定为语文教育问题，即反映到语文教育工作者大脑中的、需要探明和解决的关于语文教育的实际矛盾与理论困惑。语文教育问题以及研究者探索语文教育问题时特有的学科视角、研究指向或侧重范畴，是语文教育研究区别于其他研究的特殊性所在。从语文教育问题这一基点出发，辐射出的作为语文教育活动主体的人即语文教师与学生、语文教育现象、语文教育规律以及各种以语文教育问题为纽带的语文教育存在，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语文教育研究的对象。
二、 微观的审视
上述从宏观的视野所作的初步探讨，有助于我们明确语文教育研究对象的一个总体范围与走向。下面我们再深入到语文学科内部，从微观的角度来探讨语文教育研究的具体对象有哪些。
关于语文教育研究具体的对象所指，语文教育理论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有两家观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王荣生先生的观点。王荣生在其专著《语文科课程论基础》一书中构建了语文教育研究的归属参照系，归属参照系有纵横两个维度。横向维度指语文教育研究的类型，纵向维度指语文教育研究的层面。王荣生所言的语文教育研究层面事实上即为我们这里探讨的语文教育研究的对象，他提出的语文教育研究的七个层面如下：人――语文活动层面；人――语文学习层面；语文科层面；语文课程具体形态层面；语文教材具体形态层面；语文教学具体形态层面；语文教育评价层面。④
另一是李海林先生的观点。李海林在其编著的《语文教学科研十讲》一书中指出，开展语文教学研究，首先应该从整体上理清语文教育研究的理论体系，这个所谓的“理论体系”事实上即是从语文教育研究到底研究什么即“研究对象”的角度来阐述的。李海林从三个维度即“研究层次”“研究模块”以及“分相研究”回答了这一问题。⑤具体包括：语文课程与教学基础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语文教育史研究、语文课程论研究、语文教学论研究、阅读教学研究、写作教学研究、口语交际教学研究等。
上述两家见解基于不同的视角阐述了语文教育研究的对象，应该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有助于我们扩大认识视野。
关于具体的语文教育研究的对象，本文探讨的思路是这样的：上文我们基于宏观的视野，根据教育研究的对象即教育问题这一思想，指出语文教育研究的对象即语文教育问题，这里我们将从“语文教育问题”这一基点出发，来探讨语文教育研究的具体对象。
我们认为，所谓“语文教育问题”，可以展开为三个基本问题和五大要素。三个基本的问题是指：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是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而言的。“是什么？”要求对语文教育问题进行识别与判定；“为什么？”要求回答语文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怎么办？”要求提出解决语文教育问题的办法。五大要素是指：教学、课程、教师、学生、环境。这五个要素以语文“教学”为纽带而展开，我们用下图来表示：
[课程][教学][环境][教师][学生]
语文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活动主要表现为语文教学，语文教学要运作，首先要有活动主体人的存在，即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语文教育中表现为语文教师和学习语文的学生。任何一种有意识的活动总是指向一定的目的的，语文教育也是如此。语文教育要想实现一定的目的，必须要借助能承载与语文教学目标相适应的教学内容的载体，这个“载体”最主要的即为语文课程，它包括一切显性的课程资源与隐性的课程资源。此外，语文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无法避免地要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地方、学校层面的制度、政策、管理等因素的影响。譬如，政治因素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影响自语文独立设科开始或大或小、或明或暗地一直存在着。上述这些影响因素汇集起来便构成了语文教育的一个大“环境”。无疑，研究语文教育，这个大“环境”是不能忽视的。
综上所述，语文教师、学习语文的学生、语文课程、语文教学、语文教育环境构成了语文教育的五大要素，或者说，语文教师、学习语文的学生、语文课程、语文教学、语文教育环境表征着语文教育的存在。语文教育研究归根结底就是研究语文教育，构成语文教育存在的五大要素自然也就是构成语文教育研究的核心要素。所谓语文教育研究，实质上就是研究与语文学科教师、学生、课程、教学、教育环境相关的各种问题。
参考文献：
①李海林著《语文教育研究大系（1978~2005）・理论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②③杨小微著《教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④王荣生著《语文科课程论基础》，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