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一个条件良好城市的存在，是容纳四方商旅和实现文化传播的重要前提。于是，有大批的阿拉伯人随着海商进入泉州，并把他们的宗教文化也全面地传播到了这个充满生机的海港城市。其次，泉州的海外贸易越来越发达。其表现主要有六:一是统治者重视海外贸易。如五代时泉州地方统治者王延彬被称为“招宝侍郎”，成为令泉州海上贸易获益不浅的福星。宋代有蔡襄、真德秀等地方官，均十分重视海外商贸，特别是真德秀，他深知:“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蕃舶也。”(真德秀《祈风文》［2］)宋末元初，统治泉州的蒲寿庚更是以从事海外贸易起家，对泉州港的繁荣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二是在宋元祐二年(1087)，经过多方人士的努力，市舶司在泉州得以成功设置。市舶司是一个管理海港经济兼有政治功能的政府机构，它的设置极大地推动了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是泉州海外贸易发达的重要标志。三是在宋元时期，泉州的造船业和航海业均十分发达，以泉州海船为代表的福建尖底海舶通往海外各地。据考证，当时泉州主要有3条外航线，包括东北线、东南线和西南线，均十分畅通和繁忙。四是由于海外贸易的需要，宋代泉州应制开展了著名的祈风活动，并勒石以记之，成为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繁荣的又一重要证据。五是进出口商品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和贸易之频繁，均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瓷器和丝绸，成为泉州海外贸易物品的精品。六是外商来泉州非常多，他们在泉州有长住、有短住，以常住人口居多，以至于有许多人在泉州世代繁衍，成为地道的泉州人。例如，当时外商聚集的泉州东南隅就成了“蕃人巷”，而其中是以阿拉伯人为绝大多数。总之，宋元时期，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海外贸易的繁盛，为外来宗教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尤其是大批的阿拉伯人在泉州落户，使伊斯兰教能够在泉州得到广泛的传播并成为泉州最大的外来宗教。再次，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泉州形成了无限包容多元文化的局面。俗话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宋元时期，多元文化(包括伊斯兰教宗教文化)之所以能在泉州生根开花，无疑是泉州“有容”的结果。可以想象，当时的泉州如果一味地排斥外来文化，则泉州不仅无法形成多元文化的格局，同时也难以形成经济繁荣的局面。泉州的“容纳”有这几方面:一是自然形势的容纳，包括山的容纳、海的容纳。二是统治政策的容纳。从五代到宋元时期，泉州的地方统治者在容纳四海客商的同时，也容纳了多元文化，包括市舶司和“来远驿”的设置，蕃舶入港时举行“阅货宴”并“设蕃致语”，让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形成了十分宽松的政策环境。三是社会的容纳。包括“蕃汉杂居”，外国人与汉人通婚，不同习俗与信仰的普遍存在，呈现出泉州社会诚信待人和宽松容纳的社会环境。总之，容纳的环境使泉州迎来了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局面。伊斯兰教文化在泉州容纳的环境中传播，其实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容纳品质的直接体现。基于以上因素，伊斯兰教于宋元两朝在泉州的传播达到高潮，这主要以清净寺和灵山圣墓的存在为标志。清净寺是泉州现存仅有和全国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根据寺内阿拉伯文碑记载，它创建于回历400年，即公元1009年。清净寺作为众多阿拉伯人的殿堂在泉州创立，显然又是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而使他们有了纯粹属于自己的稳定的心灵寄托和信仰活动的地方。其历史意义是使众多阿拉伯人形成了经济利益与文化传播的良性互动，并更为有效地促进了伊斯兰教在泉州的传播与发展。与此同时，作为阿拉伯人心灵里另一个更为久远的圣地———灵山圣墓，虽已在荒野中沉寂了几百年，但在元代却因元统治者实行民族区别对待的政策，开始也得到高度重视。因为，在元代，阿拉伯人被提高到仅次于蒙古人的地位，称“回回人”;加上“海上丝绸之路”所打开的商贸局面至元代达到顶峰，阿拉伯人在泉州居住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正如有学者所述的那样，“因回回人在元政府和地方中的特殊地位，特别是外人聚居众多的泉州，伊斯兰的势力发展很快，元至正十年(1350)吴鉴的泉州《重修清净寺碑记》说:‘今泉造礼拜寺僧为六七。’泉州的伊斯兰教公会，为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于元至治三年(1323)修葺了东门外灵山的三贤四贤墓，这就是现存泉州灵山圣墓只有元碑以后遗迹的原因。”［3］其中所谓吴鉴的碑记，是对灵山圣墓有记载可见的最早的修复活动。这一修复，说明了灵山圣墓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宗教地位已被确认，它极大地促进了伊斯兰教在泉州的传播与发展。总之，伊斯兰教在泉州的传播及其标志性的历史遗迹，均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有最直接的关系。
二、印度教在泉州传播的历史命运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过程相始终
印度教渊源久远，其前身是产生于公元前2000多年的吠陀教。至公元1000多年，吠陀教衍化为婆罗门教;后再历1000多年，婆罗门教逐渐衰落和分化，至公元7世纪，婆罗门教经过改革而形成新的宗教，即印度教。宋元时期，泉州海港发达，印度商人与泉州贸易频繁，其中有不少印度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参与经商和传教活动，“印度教也于本时期随着泉州与印度经贸的发展而传入”。这就是说，印度教传入泉州，在时间上与伊斯兰教的传入相差无几。但从总体情况看，至少从规模上看，印度人在泉州的活动程度远不如阿拉伯人。在泉州，今仍有很多的阿拉伯人后裔，但印度人的后裔则很少。所以，在泉州传播的印度教，在影响结果上也就不如伊斯兰教。不过，印度人及印度教在泉州的活动，也有突出的几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印度教在泉州传播的历史命运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过程相始终。其一，从五代至宋元时期，因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有许多印度佛教徒来泉州传播佛教，他们在泉州传播佛教的业绩虽不太显著，但于北宋雍熙年间(984—987)建于泉州城南的佛寺宝林院则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印度佛教虽与印度教不同，但两个宗教活动同为印度人所为，两个宗教相互间的联系与影响较为紧密。无论如何，印度佛教在泉州的传播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一同潮起潮落，例如宝林院随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最后不知所终。其二，元初有印度人挹伯鲁马尔在泉州任“港主”，并获元朝廷的御赐执照，此事非同小可。首先，这说明当时印度人在泉州活动的势力不小，这对于他们在泉州传播宗教文化是相当有利的。其次，这说明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十分发达，在泉州港不仅有大批的阿拉伯人，还有许多的印度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在泉州的印度人虽比阿拉伯人少，但同样有机会当上“港主”。再次，这说明印度教的传入是“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产物。因为，作为印度商人代表的挹伯鲁马尔在泉州建有一座印度教神庙，这是有记载可见的一个印度商人在泉州传播印度教的直接例证。其三，印度教的早期传入在泉州留有一个十分突出的标志物，即今泉州临漳门外的“大独石柱”，俗称“石祖”或“石笋”，是印度教中最大的教派湿婆教派的“林加”神像。该神祇缘于崇拜男性生殖器“林加”，具有毁灭和再生的能力。这一“大独石柱”，虽说比产生于12世纪后的湿婆教林加派要早，但该教的原教《吠陀经》所崇拜的神像湿婆就是生殖器，故泉州“石笋”从其本源观念来讲，就是印度教的作品，作为崇拜物它可算是湿婆教林加派的直接始祖。此物说明:早在“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印度教的理念就已渗入泉州;印度人对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贡献不小，参与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过程。其四，元初泉州建有一座富丽堂皇的蕃佛寺，是印度教在泉州极盛的标志，也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鼎盛的产物。但随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该寺也很快在元末的战火中被毁。它原址在泉州南门校场附近，即今泉州汽车总站，这里曾出土了大量的文物。该寺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反映印度教在泉州传播的业绩，而在于反映泉州的外来宗教特别是印度教的命运同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过程相始终。印度教在泉州的历史命运，成了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文明历程的缩影。蕃佛寺无疑是印度教在泉州的代表，但由于它过早地失落，以致印度教在泉州无法根植，甚至被人所遗忘。这是印度教在泉州乃至在中国的不幸命运。然与此不同，泉州的“大独石柱”却没有随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而消亡，它在泉州较之印度教本身要显得更有生命力。其主要原因在于，它很能与泉州人的社会环境、习俗与心理相吻合，被泉州人普遍接受。总之，印度教在泉州存在及消亡的历史命运，包括其地位的确立和宗教文化传播的规模，均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过程密切相关。
三、摩尼教和基督教在泉州的传播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环境产物
摩尼教在泉州的传播，其历史命运也基本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盛衰过程相始终。但从传播的路线看，它却是自北而南，从内地陆路传入泉州，而不是随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海上交通传入泉州。由此是否可以认为泉州的摩尼教与“海上丝绸之路”无关呢?答案是否的，因为泉州的摩尼教虽非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直接产物，却也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环境产物。也就是说，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兴盛，推动了泉州形成了大容纳的社会历史环境，使包括摩尼教在内的各宗教文化都能在泉州容纳的环境中自由自在地发展。而摩尼教又非一般性的宗教，该教崇尚“光明”，有明确的政治意图，斗争性明显，故长期以来累遭封杀，但在宋元时期由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发达，摩尼教在泉州活动的空间也相应要大得多，比起全国其他地区的摩尼教所遭到的打压也要小得多。到了明代，泉州的“海上丝绸之路”虽已走向式微，但泉州容纳的气度并没有一下子完全消失，因此在这个时候，当全国其他地区的摩尼教已全部被肃清的时候，泉州的摩尼教却尚存一脉，留下了一个举世无双的“草庵”。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意外收获，无疑应主要归功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所形成的容纳大环境，及其所具有的社会包容品质的惯性影响力。与摩尼教的历史命运有所不同，基督教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它在泉州传播的历史过程是极其复杂的。这里我们且不说它自明代以后在泉州传播中所出现的是非功过，但就宋元时期基督教在泉州的传播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则应有一定的认识。基督教传入泉州，大约在宋代，但当时所谓的基督教实则是基督教中的一支异端派别，承袭唐代称“景教”。在元代，景教受蒙古势力支持，称“也里可温”，在中国很流行。当时的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正处于鼎盛期，各种宗教文化大行其道，也里可温教也不例外，它在泉州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机会。据出土文物发现，元代泉州的基督教留下的碑文同用几种文字，包括汉文、八思巴文、回鹘文及叙利亚语和突厥语等，这不仅反映了当时泉州宗教文化大融合的盛景，而且也反映了当时泉州基督教传播的文化影响力，同时更反映了元代泉州发达的“海上丝绸之路”给基督教在泉州的传播带来了很大的历史机遇。但由于当时的基督教在泉州的影响力并不大，在传播的过程中又深受佛教的影响，以致基督教的所谓“上帝”也要用“佛”来称呼，主教也要用“僧”来称呼。不过这也无所谓，因为在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这样一个大容纳的环境里，宗教之间互相包容和共存，以致混用称谓，又有什么值得去计较呢?正如吴幼雄先生对泉州的基督教做出考证认为:“他们遗留下来的宗教石刻，再现了元代泉州的景教受希腊、波斯、犹太、印度和中国文化影响的痕迹。它又一次表明了中国的景教受佛教的影响至深;它从另一个侧面再次印证元代的泉州不但是世界著名的贸易港，而且是一个文化的焦点。”元代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泉州早期的基督教(景教或也里可温教)亦趋于衰落，明清以后泉州虽又有新的基督教在传播，但这与之前的景教已无多大关系。因此可认为，早期传播于泉州的基督教文化也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环境产物。
四、结束语
关键词：外来文化；中国化；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1-0227-02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要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无疑是解决中外文化关系、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发展成果的重要方式。
一、外来文化的中国化
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创造主体、来源、内容、风格、精神等方面各有不同，但是，两者之间并非不可逾越。中国文化是我们的本土文化，站在本土文化的立场上，外来的文化是可以通过中国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而实现对外来文化的中国化。
所谓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就是文化建设主体通过对外来文化的选择、吸收、转化等过程，使外来文化的积极的、合理的因素与中国的优秀文化有机结合，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实现文化和实践的结合，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文化建设主体对外部文化做出的自主、自觉的选择。中国化的对象是外来文化，但并非所有的外来文化都有中国化的必要和可能，我们把哪一种外来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哪些文化成分中国化，这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对外来文化的选择，首先涉及到对外来文化的价值判断，判断的根本标准是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只要是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我们就可以把它中国化，否则就没有中国化的必要了。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中国人以中国文化模式为框架改造、转化外来文化的过程。外来文化中国化是国人出于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而做出的，其目的在于拓展中国文化的内涵，保持中国文化的特色，丰富中国文化的内容，促进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外来文化的创造及其传承主体也积极参与外来文化中国化的过程，并且为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做出一定的贡献，但其目的是在于传播、推广外来文化，让中国人接受和认同其文化。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复杂的文化创造过程。外来文化的中国化不是单纯引入一种异质文化，也不是简单地对接、拼凑两种不同质的文化，而是以外来文化为文化资源，对外来文化的批判、借鉴、改造、吸收的创造性过程。在内容和形式上，经过中国化的创造性过程，外来文化的外在性得到真正地克服，而内化为中国文化的要素；在文化功能上，通过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得以逐渐消除，消极作用转化为积极作用。创造性体现了外来文化中国化的深层本质。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包含着多层次的丰富内容。概括地讲，外来文化中国化包含着理论层次和实践层次的内容。理论上，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指外来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结合；实践上，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指外来文化和中国社会实际的结合。文化结构、理论结构和实践结构都是多层次的，因而，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包含着具体和丰富的内容。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既包括了对外来文化的理论批判、借鉴、改造、吸收，也包括了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而引起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解决文化矛盾、使中国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过程。外部文化一旦传入中国，外来文化和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之间就会产生矛盾，特别是外来文化处于强势的情况下，矛盾更加突出，两者存在相互同化的趋势。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就是自觉地、主动地解决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之后引起的文化矛盾问题，使外来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外部矛盾转化为中国文化的内部矛盾，从而推动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发展。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以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的、合理的成分，并把它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建设实践活动。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属于文化建设的范畴，是文化建设的一种表现方式、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作为文化建设的表现方式，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以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的合理的成分，并将之与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结合，以促进和推动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为目的文化建设实践。
二、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实践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在历史上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外文化交流的逐渐深入，外来文化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进入中国，并对中国文化及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如何做好外来文化中国化这项关系当前和今后中国文化、社会发展的工作，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课题。
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包含着中外文化的交流，包含着把外来文化不断地中国化的实践，如古代印度和阿拉伯文化的中国化，近代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特别是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强弱对比关系的差异，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表明，对外来文化必须进行中国化；不是所有的外来文化都有中国化的必要和可能，在对外来文化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有所选择；文化问题不等于政治问题。外来文化是否需要中国化，不能单纯地从政治的需要而要立足社会发展的整体需要来考虑。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是人类文化发展中的共性问题，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其他民族对待外来文化的认识以及外来文化本土化的实践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借鉴。
当代中国，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应注重总结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对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和其他民族在外来文化本土化方面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在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从实际出发，尊重外来文化和注重选择、坚持辩证转化、重视实际效果的原则的基础上，采取引进、批判、借鉴、吸收、结合等方法做好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工作。
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文化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这段论述对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明确指出了外来文化中国化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其核心和实质就是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来选择外来文化。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必须以中国文化为主，必须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步和发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充分体现了对待外来文化的主体性原则，是外来文化中国化的总的指导原则，严格遵循这一原则是外来文化中国化取得成效的根本保证。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还要遵循尊重外来文化本身的特点的客观性原则。外来文化的价值及其价值的大小，应以其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的大小来衡量和确定，但是外来文化本身的特点是影响对其中国化的范围和程度的重要因素。依据文化属性及其与中国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的不同，有些外来文化只可以允许其在中国存在，有些外来文化是可以中国化的，有些外来文化是不可以中国化的。对外来文化要有所区别和外来文化本身的性质密切相关，并不是在文化上搞民族歧视、多重标准。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必须首先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促进中国文化、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泰国文化；外来广告；映射
泰国文化，对泰国社会的发展及泰国人的生活方式、人生观价值观有着深远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国外商家在泰国市场上的广告策略。而近年来泰国广告业的异军突起，不但是其杰出广告创意的结果，更与其浓厚的泰国文化感息息相关。泰国广告的创意有相当部分来源于泰国本土文化，于此同时吸收西方的表现形式，可以说泰国广告创意的特点是“东西文化结合与交融的产物，有着其独特的表达方式”。“绝大多数广告是通过视觉进行传达”，泰国广告的创意通过图像、视频，以一种醒目的方式在表达着泰国本土文化，这极大了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因此，关于泰国文化和广告关系的研究也日渐多起来。本文旨在分析泰国文化和广告两者不可分割的相互关系，希望能对关于文化和广告的研究提供借鉴，并对国内广告业与文化结合方面的发展提供一些帮助。
一、泰国文化与外来广告的关系
泰国文化主要的构成部分包括佛教文化、君主文化、衣着文化、饮食文化、民族习俗和价值观、生活方式等。而这些泰国文化，都或多或少地在广告中得到体现。泰国文化对外来广告的影响在于她对广告的发展和流通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也就是说不符合泰国文化的外来广告很难在泰国立足，而其影响甚至可以延伸至国外广告。“广告作为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反映一个民族与生俱来的文化特质”，泰国广告对文化的直接宣传，促进了泰国文化的发展。首先，泰国广告对民众的文化认同感的培养和巩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再次，泰国广告又是泰国文化的一面窗口，使得外面的人能够透过这个窗口看到泰国，了解泰国。
可以这么说，一个广告要在泰国取得成功，脱离不了泰国文化的影响。而作为世界广告大国的泰国，其文化的宣传也离不开广告的支持。
二、泰国文化对外来广告的映射
泰国人对待本国文化的态度是严谨的。他们在广泛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同时又时刻警惕着与本国文化相违背的文化的侵袭。这一点在对待广告的态度上也表现得相当明显。本文列举西方广告的反面例子来说明泰国文化对其影响。
（一）佛文化禁忌对外来广告的映射
泰国是个佛教国家，目前，泰国95%以上人口信仰佛教。泰国历代王室都维护佛教，而佛教僧侣在泰国地位甚高，上至皇室下至平民都极度尊敬僧侣。在泰国甚至有这样一个观点：把泰国社会分为三个阶层，佛教徒处于最高层，皇室成员在第二层，平民则在最底层，足以看出佛教在泰国社会中的地位。而泰国人对佛教敬仰的最直接体现就是对佛教设施的崇拜和对僧侣的尊敬。任何对佛教设施和僧侣的亵渎行为在泰国都是不被接受的。而包含有亵渎佛教文化行为的广告也不例外，不但难以被泰国人所接受，而且还会被泰国社会排斥。
案例：Belgium chocolate的广告牌
Belgium society制作的这则广告中，一位女性搂抱佛教僧侣。
在泰国，女性严禁触摸僧侣，甚至连僧侣的袈裟也禁止触摸。当这一广告传入泰国，泰国民众难以接受，极力要求废除这则广告。因此，在以泰国为代表的部分佛教国家的极力反对下这则广告被迫取消。
（二）君主文化对外来广告的映射
泰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国王在泰国人心目中有着极高的地位。泰国人爱戴、崇敬国王，视国王为国家的象征和民族凝聚的精神支柱，这种崇拜精神使得泰国人不会，也不允许出现任何不尊重国王的行为。这与大部分西方君主立宪制国家不同。在这些西方国家中，国王或女皇偶尔会成为公众娱乐的对象，如出现在商业广告中。
案例：英国伊丽莎白女皇的便衣广告
广告中德高望重的伊丽莎白女皇穿着便装，以青春活力的姿态再现梦露的经典造型。广告无论在选择广告主角还是造型设计上都很有创新力，给人极强的视觉冲击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英国民众对伊丽莎白女皇的亲和感。但这种广告以君主娱乐性举动的创意思维难以被泰国人认同。在泰国人眼中，君主就是神圣、至高无上的存在，是庄严的代表。而与君主相关的广告都是以歌颂他的恩德，给他送上祝福为主题的。
（三）性文化对外来广告的映射
性文化永恒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泰国也不例外。虽然人们在提起泰国时，总会提起泰国的色情行业，但那只是泰国商业发展中的一部分，目的是吸引旅游者，和泰国的传统文化关系不大。在泰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中，对性文化的看法依旧是保守的。泰国人不支持在性方面过度张扬。因而在泰国广告中几乎不会有关于过度突出性文化方面的内容。而西方关于性的广告也鲜有在泰国播出的例子。
案例：杜蕾斯创意广告
杜蕾斯广告以其独特的创意为人称道，以抽象的形象生动地表达出了这一主题，但是其开放，或者说是露骨的性表现形式很难被泰国这样一个性文化趋于保守的国家所接受，因此这类广告虽然受到广告商推崇，却不会在泰国公开展示。
（四）衣着文化对外来广告的映射
泰国文化的保守部分还体现在了其衣着文化上。泰国人提倡保守含蓄的衣着风格，特别是女性。女性在公共场合穿着过于性感暴露被认为是不庄重的体现。在长辈或者资历比自己高的人面前，过度张扬的衣着被认为是极度不尊重的行为。因此在穿在方面过度渲染的广告很难在泰国扎根。
案例：D&G服装广告
广告中，广告演员穿着暴露，造型夸张，极具视觉张力。
D&G的这两则广告在西方算得上是优秀的作品，及其高效地抓住了受众的眼球。但是在泰国，这样的广告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得到广告制作者和部分民众的赞许，但是仍然难以被主流文化所接受。或半的广告演员、夸张的广告造型与泰国保守的衣着文化背道而驰，因而这些广告业无法在泰国立足。
（五）尊敬长辈传统对广告的映射
泰国的历来都有尊敬长辈的传统，主要表现在泰国人在长辈面前讲究行为举止端庄，讲礼貌，从学校里低年级学生对待高年级学生，到社会上对待德高望重老人，都很讲究这一传统。特别对于年龄较大资历较深的长辈，年轻人即便是在其面前走过，也要微微屈身表示尊重。即使是较为熟悉的长辈，一般情况下未经允许也不得有过于亲密的肉体接触举动。这与现代中国人观念里尊重长辈的观念不同。中国人很多时候都以拥抱等形式表现与长辈的亲密，而在长辈面前也不必过于拘礼。
案例：中国乒乓球队员拥抱老人照片
中国乒乓球队员在探望老人活动中与老人亲密拥抱，表现出了中国年轻一代人与老人的亲近以及对老人的尊重。但是这种画面在泰国社会很难见到，这样的身体接触在中国被认为是正常的，但在泰国就被认为是过分鲁莽的。泰国人在对老人或者长辈表示尊敬时往往上手合十微微一拜。
三、结束语
泰国虽然是个提倡自由的国家，但泰国人对本国文化的热爱、执着和敬仰对外来事物起到不可忽视的约束作用。由众多的广告案例可以知道，任何广告要进入泰国，在泰国取得成功，必须尊重泰国文化，遵守泰国文化准则，否则就只能受到排斥，这尤其体现在西方商品的广告上。而泰国人对本国文化的深厚感情还体现在泰国本土广告上，泰国广告对本国文化的大力宣传不但使得泰国人民增加对本国文化的热爱，督促泰国人要热爱、坚持本国文化，还对本国文化的对外宣传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泰国文化还是泰国广告创意的源泉，成就了泰国广告在新世纪的成功。
有此可以看出，泰国文化和广告之间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本文通过对泰国文化和广告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对广告与文化的结合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李雅梅，解读泰国广告的民族文化特色[J]，东南亚研究.2009.2
[2]刘振，试析泰国高水平广告创意的成因[J]，广告大观.理论版.2006.4
日本文化融合了中方和西方等外来文化的特点，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导向。日本人在很早以前就开始挖掘和吸收外来文化中的精华之处，通过长期的沉淀已经成为了一种稳定的机制，为他们吸取外来文化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从根源上来说日本文化是博大的中国文化所派生而来的，从近代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和衍生，使得最终扎根下来的日本文化有着其独特、精彩的一面。
1日本文化的演变进程
日本初始文化发展经历了古坟文化、弥生文化、绳纹文化三个阶段，进入了5世纪后从政权上的改变而衍生出了日本独特的专制集权。日本国开始不断从大陆等国汲取物质和精神双重的文明。到达6世纪后中国文明已经在朝鲜半岛有了大范围的扩散，继而通过朝鲜国进入日本国，这次文明的冲击使得日本发生了文化阶层的巨大变化。以飞鸟、奈良为主的时代来临，日本开始关注隋唐时期各个方面的发展，对文化精髓的摄取帮助日本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佛教文化开始扎根日本本土，最终成为日本国的国教，但是此时的日本文化已经开始了自身独立的发展。进入12世纪后天皇地位和权利的改变使得幕藩制应运而生，武士文化开始进入日本本土的文化行列中。到了16世纪朱子学已经开始盛行，甚至达到“官学”的至尊阶段。江户时代长达几百年的统治时代让诸多思想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进入19世纪的日本受到西方各国的影响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活动，开始了工业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文化导向也从亚洲开始转移到欧洲，帮助其步入世界经济和文化繁荣发展国家的前列。二战的发生使得美国文化开始进入日本，在和传统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中衍生出一种属于日本国的文明方式。
2日本的外来文化
（1）日本的佛教文化
进入6世纪中期的日本就开始大范围的接触从朝鲜传过来的佛教文化，虽然它在日本本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是最终还是在平安时代开始确认为国教。日本佛教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巨大的发展，飞鸟、平安、江户等时代都成为其出现重大演变的阶段。二战的爆发使得日本佛教开始受到《神道指令》的限制，政权和宗教开始分离发展，这项措施促进了日本社会宗教的快速发展。现阶段日本本土还有20多所大学都是本文由收集整理佛教类的，校内存在研究佛教文化研究和传播的组织和部门，他们会定期或不定期到全国各地进行佛教文化的宣传，促进佛教在日本的发展和壮大。
（2）日本的中国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发生了诸多战乱，这个时期的齐国、越国人为了躲避战乱开始大批的从中国逃亡到日本，使得汉字开始在日本盛行。现阶段日本字的发音和形状都保留着汉字的诸多特征，甚至存在很多日语就是直接由汉语引用而来的，高达80%的口语也是汉音的变音。考古研究表明，发生这种现象都是因为吴越地区民众大量涌入日本，这是日本大范围的接收中国文化的有力例证之一。
（3）日本的基督文化
16世纪西方传教士在日本本土的活动开始增多，加特力修道会作为日本第一座基督教城市代表着日本基督文化的广阔发展。直至1587年丰臣秀吉没收了这座基督教城市。基督教在发展之初通过成立慈善机构和组织慈善活动来巩固根基，到了后期开始从医疗方面来为日本民众服务，由此开始深入日本社会和家庭。根据日本内阁文化厅的相关分析表明，日本本土信仰基督教的民众就高达174.4万，接近信教人数的1%比例。
（4）日本的茶道文化
日本茶道文化是从中国传入并快速发展的，至今已经成为日本独特且不可或缺的文化之一。茶道文化融入了文化艺术活动的诸多年精华，不仅涉及哲学、美学等高深的文化知识，还将宗教文化、生活行为等方面纳入其中，带给人们物质和精神上的极高享受。日本人通过学习茶道来陶冶情操，不断提高自身的审美观。日本茶文化从发展之初的模仿中国到后期的挖掘、衍生，现如今已经拥有了自身独树一帜的茶道文化。在奈良、江户等时代经历了较大的转折和发展，目前单是针对日本茶道文化的流派就高达39个。
3外来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1）经济方面
目前日本已经成为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文化的影响的结果。二战的发生使得日本本土开始受到美国文化的巨大冲击，日本人从价值观、文化观上就已经接受了美国人的特定思维，正是这一股创新、开拓的思想模式才使得日本人开始了工业化发展之路。他们在经济领域执行了自身独特的“日本模式”，美国文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成就了其巨大的经济财富。
（2）文化方面
日本在融合多国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了自身独特的文化，以武士、神道为主的文化成为世界各国对日本的主要印象。茶道、书道、花道是日本文化中的精髓，在各个方面均有深入发展。合气道是融合了日本武士和中国功夫的文化之一，因为其格斗风格成为各国争相学习和模式的体育文化。
（3）教育方面
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活动后从经济和文化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育作为培养高知识、高技能人才的重要方式也得到了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在日本的发展使得教育体制发生了大幅度的改革，民众接受教育的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二战发生后的日本在教育体制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折，科学技术也在教育体制的推动了进行了快速的发展。
【关键词】Leininger跨文化;孕产妇;护理;保健知识;效果
【中图分类号】R-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44-5511（2011）10-0017-02
【基金项目】：本课题为上海市嘉定区科委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08）JKK021。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全国各地的人员不断流入上海地区，随之孕产妇也不断流入，从而给上海地区尤其是城郊接合部的母婴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为了提高这些外来孕产妇围产期的保健质量，切实保障外来孕产妇的母婴安全，我们在2008年设计该课题，在外来孕产妇的护理过程中应用Leininger跨文化照护理论进行护理。
Leininger跨文化照护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护理理论家德兰・雷林格尔（Medeleine Leininger）首先提出[1]～[7]，它是在新的医学模式下产生的一种护理模式。Leininger跨文化照护理论是根据患者对健康、疾病、护理、保健、照顾等的认识和需求的差异性以及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将多种文化渗透到护理过程中，从而满足患者身心及精神文化的需要[1]。
在2009年7月~2010年12月期间对在本区三家二级医院内产检与待产的50例外来孕产妇应用Leininger跨文化照护理论进行护理，调查应用Leininger跨文化照护理论的外来孕产妇需求围产期保健知识与应用常规护理的50例外来孕产妇需求围产期保健知识的情况，现将具体的方法与取得的结果情况报告如下：
1对象
选择对象在2009年7月至2010年12月期间，在本区三家二级医院内产检与待产的100例外来孕妇中按便利抽样选择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夫妇双方出生地均非上海市（非上海市户籍）；②居住上海＜1年；③夫妇双方的父母均健在；④本次妊娠属于第一或第二胎。排除标准：有妊娠合并症或并发症。其中对照组50例，实践组50例，以孕产妇来院前后列入对照组与实践组，其两组外来孕妇均知情同意，在年龄、学历、职业、家庭状况、家庭生活、孕周与孕次等方面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其100例孕妇，年龄18～30岁，平均22.7岁；文化程度：小学5例（5%），初中65例（65%），高中20例（20%），大专以上（10%）；婚姻状况：已婚83例（83%），未婚17例（17%）；家庭生活：夫妇一方在上海生活9名；夫妇双方在上海生活71名；夫妇双方与子女均在上海生活20名；职业：普通工以上30名（30%），自由职业11名（11%），无职业59名（59%）。
2方法
2.1孕产妇进行Leininger跨文化照护理论护理的方法
对照组：按医院制定的常规护理进行护理；
实践组：首先护理人员经过Leininger跨文化照护理论培训班的培训，然后参与护理，通过护理人员与孕产妇及家属的充分沟通，在互相充分信任的基础上，了解孕产妇及家属的特点与需求，获取足够的信息资料，与孕产妇及家属共同磋商制定个性化的孕产妇围产期保健护理计划，用商讨与协调的方法，取得互相理解、支持与信任，逐渐使孕产妇及家属主动需要产前、分娩、产后康复的相关保健知识，使保健与保障母婴安全相结合。
2.2研究工具
其“孕产妇对围产期保健知识的需要情况”的问卷为自行设计，通过参考文献、咨询专家的意见、结合临床经验、以及本区外来孕产妇的特点反复修改而成，在正式问卷调查前，对其内容效度与重测信度进行评定，测得内容效度为0.84，预试验的重测信度为0.83。
问卷内容有二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孕产妇的基本情况，包括年龄、学历、职业、婚姻状况、家庭生活等。第二部分为孕产妇围产期保健知识需要的情况，内容涉及知识的来源、需要的方式等，围产期保健知识与需求、固有文化及影响情况、国家相关政策等方面问题，一共有12个条目，采用三级记分法，从“非常需要”、“可能需要”、“不需要”分别记2、1、0分。总分值0-24分，分值越高，表示孕产妇需要围产期保健知识的欲望越高。
2.3资料分析方法
研究资料使用SPSS 12.0进行统计学分析，用t检验，进行前后比较。
3结果HT
根据“孕产妇对围产期保健知识的需要情况”的问卷调查结果，计算所得分值，比较实践组与对照组的情况，其t＝2.72，P＜0.05，差异有显著意义。见表1
表1：外来孕产妇对围产期保健知识的需要情况
4结论
实践组外来孕产妇比对照组外来孕产妇更需求围产期保健知识，其接受更容易、更迫切。
4.1外来孕产妇与家属愿意获取保健知识。
此研究采用Leininger跨文化照护理论，实施的基础是建立有效沟通。因此，首先，体现在当孕产妇来院时热情接待、自我介绍、环境介绍等，使用孕产妇与家属能听懂、能理解的语言；从而，建立相互间的信任与理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孕产妇及家属的特点与需求，获取足够的信息资料；然后，与孕产妇及家属共同磋商制定个性化、可行性的孕产妇围产期保健护理计划，用商讨与协调的方法，提高计划的执行力；最后，使孕产妇与家属逐渐意识到，护理人员与其共同保护孕产妇和胎儿（婴儿）的安全，逐渐让孕产妇主动需要产前、分娩、产后健康的相关保健知识，真正达到保健与保障母婴安全相结合。这与张亚妮[8]等的报道也相一致。而区别与对照组的常规护理，改变了孕产妇与家属处处感到医院的命令与强制，从而改变了孕产妇与家属的抵触情绪，最终与护理人员建立有效沟通，达到愿意获取保健知识。
4.2孕产妇与家属更容易接受保健知识
此研究采用Leininger跨文化照护理论，实施的关键是建立在充分尊重孕产妇及家属的文化差异。由于50例外来孕产妇与家属来自全国19个省，其中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用常规护理，往往因地域不同、文化习惯不同，沟通交流难以深入，不能收集有效促进护理效果的信息，在杨艳[9]、曹晓东[10]得的研究中也提到。研究采用Leininger跨文化照护理论其效果就不同，孕产妇与家属容易接受保健知识。因为护理人员通过分析孕产妇与家属的生活习惯、、民族特点等，尊重其文化准则、信仰与生活方式等，用深入浅出的方法，共同讨论分析那些旧观念、旧思维，提出正反两方面优势与缺陷，逐渐认识到怀孕生育是一个科学的过程，需要相关的保健知识与保健方法来保障孕产妇与婴儿的健康与安全，真正使保健与保障母婴安全相结合。
4.3孕产妇与家属更迫切需要保健知识
Leininger跨文化护理是整体护理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整体护理的飞跃ZI[11][12]。此次研究尊重这一特点，在此基础上，更细致、更尊重孕产妇与家属的特点与要求，共同磋商制定个性化、可行性的孕产妇围产期保健护理计划，在实施过程中这种磋商与协调的方式，让孕产妇与家属深深体会到知识缺乏带来的被动与无奈，通过不断的沟通与协调，有的孕产妇与家属主动与护理人员探讨孕产妇围产期保健中的注意事项、饮食配置、饮食习惯对孩子是否影响、何种食物促进孩子的发育，以及孕期如何进行活动等，这些足以说明孕产妇与家属迫切需要围产期保健知识的愿望。
综上所述，在外来孕产妇的护理过程中应用Leininger跨文化照护理论进行护理具有深远的临床意义，为进一步提高外来孕产妇围产期的保健质量，切实保障外来孕产妇的母婴安全，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同时，为全面推广Leininger跨文化照护理论在护理实践中的应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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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玉琼，李晓玲．跨文化护理理论与我国现代护理[J]．护理研究，2000，12(14):231-232.
[3]施楚君．Leininger跨文化护理理论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J]．现代护理，2004，10(6):538-539.
[4]李晓玲．护理理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1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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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亚妮，段敏霞，梅娜，等．浅谈跨文化护理[J]．中华实用医学，2004，6(3)：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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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艳，赵爱平．跨文化护理的研究进展[J]．护理管理杂志，2007，7(11)：19-23．
[10]曹晓东，王世平，徐莹．多元文化护理在临床护理实践中的应用及其价值意义[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07，13(22):2120-2121.
论文关键词：外来词；领域；文化内蕴；文化心理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都会在语言中最活跃的成份——词汇上体现出来。词汇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系统，它一方面通过内部创造，变得日益丰富起来，同时又不断地吸收他民族的语言词汇，即引进外来词来扩充自己。外来词也称借词，指本民族语言中从其它民族语言中吸收过来的词。它是丰富词汇的重要手段，也是一种普遍语言现象，汉语也不例外，因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与西方各国文化交流的el益加深，语言的融合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越来越多的外来词尤其是源自英语的大量外来词进入汉语，并不知不觉地进入我们的生活。本文从源自英语的外来词进入汉语的方式、领域及其所折射出的民族文化心理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期对英语学习者有一定的帮助。
一、汉语吸收英语外来词的方法
(一)音译法。音译法就是按照英文词的读音直接译成汉语借词，如朋克(punk)、克隆(clone)、舍宾(shaping)、瓦斯(gas)、艾滋病(aids)、粉丝(fans)等。英语中许多人名、地名及商品名称通过音译被借人汉语，如克林顿(clinton)、华盛顿(washington)、p&g(宝洁)等。用音译法吸收外来词既可保留原词的音韵美，又保持了其异国情调。
(二)意译法。意译法是一种归化法，指用汉语里固有的词汇改变外来词汇，其目的是为了“解释原英文词语的功能与特点，也可以说是按原词的语义创造一个新词”。意译法主要用于汉语吸收关于科技、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和表示新事物、新现象等方面的英语词汇，如摇头丸(dancingoutreach)、千年虫(millennium bug)、知识产权(intellectualprop—erty)、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superhighway)、还巢儿(boomerangbaby)、牛市(bullmarket)、熊市(bearmraket)、软件(softwrae)、穿梭外交(shuttlediplomacy)等。意译法是汉语吸收英语外来词的一种主要方式。
(三)音意兼译法。音意兼译指兼顾外来词的读音和词义，使之既在语音上与原词贴近，又能体现原词特点但又非原词词义的词义，即做到音意合壁。如家居超市百安居(b&q)、玫琳凯(marykay)、奔腾(pentium)、欧元(euro)、奔驰(benz)、席梦思(simmons)等，采用音意兼译法比单纯的谐音或意译能更好地传情达意。
(四)半音半意译法。即把外来词的一部分取其音、另一部分取其义翻译成汉语，这样将原词一分为二，相得益彰。如网吧(internetbar)、剑桥(cam—bridge)、呼啦圈(hula—hoop)、唐宁街(downing street)、南斯拉夫(yugoslavia)等。
(五)音译加表意语素法。为了使外来词更清楚地表达其含义，通常把外来词音译后加上表示类名的词素来说明其类别。如泰晤士河(thames)、帝豪表(deidro deluxe)、太妃糖(ta)、恰恰舞(cha—cha)、燕尾服(swallowtail)等。有些类似的英语外来词被人们所熟悉后，在使用的过程中常常省略了词尾的语素，如坦克(tank)、雪茄(cigar)等。
(六)原文移植法。在新闻和科技语体中运用大量缩略语和简称，是现代英语的特点之一。汉语在吸收这些外来词时采取了最直接的原文移植法，以避免音译或意译繁琐的不足。如xo(extraold)特陈酒、ip(intearctprotoco1)网际协议、vcd(videocompactdisk)、gdp(国民生产总值)、eq(情商)、ct(computeirzedtomography)意为“计算机x线体层照相术”、voa(美国之音)、oa(办公自动化)、yahoo(雅虎)等。近2o年来，许多新的科技术语纷纷进人汉语，作为新生事物，汉语中暂时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我们只有直接引入使用，如fox—pro，dos，autoware，windowsxp，windows98等。原文移植法还包括近年来汉语里吸收的一些以汉英混写方式构成的外来词，如k金、bb机、bp机、pc机、sos儿童村、ac米兰、atm机、txt文体、basic语言、aa制、t型台、ic卡、维生素a、v26减肥沙琪等。
由以上举例可以看出，当代汉语吸收外来词的方式更多、更灵活，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使其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满足了表达和交际的需要。
二、汉语中英语外来词所涉及的范围
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国家最多的语言，它对各国语言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将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新科技文化内容以词汇的形式通过大众媒体、商品、书籍等渠道融人到各国民众的社会生活中。新时期汉语中的英语外来词覆盖面极广，不再局限于以前的自然科学、政治制度等领域，而是已扩大到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一)网络通讯外来词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在中国普及以来网络方面的外来词迅速增加，并向现实社会渗透，如聊天室(chatroom)、电子公告栏(bbs)、网络信息中心(nic)、综合数字服务网(isdn)、pc机、pop协议、usb接口、登录(1_~gin)、猫(modem)、下线(offline)、下载(down—load)、密码(password)、网虫(newoiti!)、宽带(broadband)等等。年轻人是网络语言的主要使用者，在他们的推动下，网络外来词不断推新除旧，发展迅猛。3此外，当今电讯技术得到长足发展，电子产品层出不穷，这方面的外来词已走进我们大众的生活，如cal机、移动电话(cellularphone或mobilephone)、波导(bidr)、爱立信(ericson)、摩托罗拉(motorola)、诺基亚(nokia)、cd、vcd、dvd(数字影音光碟)、vtr(磁带录像机)、vcr(盒式磁带录像机)、家庭影院(familyvideo)等。
(二)商标外来词
中国改革开放的深人加剧了中国市场格局的变化，价格、质量已不再是人们消费心理的全部，而是越来越多地注重品牌。于是，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一群特殊的外来词，即外来商业品牌名称词。商标外来词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饮食方面，如保维尔(bovril)、三明治(sandwich)、曲奇(cokie)、德芙(dove)(巧克力)、益达(extra)口香糖、和露雪(walls)(冰淇淋)、芬达(fanta)、乐口福(lactov)乐百氏(robust)、雀巢(nescafe)、力多精(lactogin)、百事可乐(pepsicola)、七喜(7一up)、奶昔(milkshake)、麦氏(咖啡)(maxwel1)、百威啤酒(budweiser)、蓝带(啤酒)(blue—ribbonbeer)、扎啤(ajarofbeer)、鸡尾酒(cocktail)、白兰地(brandy)、威士忌(whisky)；(2)日用品方面，如奥妙(omo)、宝洁(p&g)、汰渍(tides)、金纺(comfort)等洗衣(粉)剂；佳洁士(crest)、洁诺(signa1)、高露洁(colgate)等牙膏品牌；纳爱斯(nice)、舒肤佳(safeguard)、嘉莲娜(carina)、力士(lux)等香皂品牌；夏士莲(hazeline)、柏丽丝(bolisi)、飘柔(rejoice)、潘婷(pantene)、海飞丝(heads&shoulders)mousse(摩丝)等洗发、护发产品；肤美灵(skinice)玉兰油(oilofulma)、梦思(香水)(man s)、雅倩(arche)、可伶可俐(clena＆clera)、强生(johnsons)、露华浓(revlon)、雅芳(avon)、旁氏(ponds)雅诗兰黛(est6elauder)等化妆、护肤品；(3)服饰方面，如媚登峰(内衣)(maidenform)、戴安芬(内衣)(tirumph)、奥黛莉(内衣)(audrey)、耐克(nike)、锐步(reeobk)、茵宝(umbro)、雅戈尔(youngor)、匹克(peak)、金利来(goldlion)、宝狮龙(bossini)等品牌服饰。(4)药品类，如康泰克(contac)、可立治(coldrex)、克痛(corta1)、息斯敏(hismana1)利肝灵(legalon)、伟哥(viagra)等。(5)交通工具类，如奥迪(audi)、奔驰(benz)、皇冠(crown)、宝马(bmw)、别克(buick)、马自达(mazda)及美国著名轮胎商标固特异(goodyear)等。(6)建材家俱类，如马赛克(mosaic)、华帝(vantage)、美标(洁具)(americanstandard)等。由此可见，所有这些商品名称外来词都已走进人们的消费观念里，与现代生活密切相关。
(三)科教外来词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中国在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自然要引进代表新技术、新发现的外来词。尤其是近20年来，一大批新的科技术语纷至沓来，如硅谷(siliconvalley)、高科技园(hi—techpark)，可视电话(videophone)、dna(脱氧核糖核酸)、试管婴儿(test—tubebaby)、克隆(clone)、b超、ct机等外来词，反映了新的科学理论及工艺技术的突飞猛进。同时，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学子们的海外求学，使得mba(工商管理学硕士)、tofel(托福)、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ielts(雅思或国际英语测试制度)、aptel(英语能力考试)等外来词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四)社会生活方面的外来词
中国在与西方各国的交流中，有关艺术、娱乐、文体等社会生活方面的外来词也在迅速增加，如影视圈中的好菜坞、大制作、肥皂剧(soapopera)、卡通片(cartoon)、mtv等；歌舞圈中的“猫王”音乐、迷幻摇滚乐(acidrock)、爵士摇滚乐(jazzrock)、乡村摇滚(rockabiuy)、霹雳舞(breakingdance)、桑巴舞(samba)、辣妹组合(thespicegids)等；休闲娱乐方面的桑拿浴(sauna)、迪斯尼乐园(disneyland)、蹦迪、吧、秀、蹦极(bungee)等外来词；体育方面的nba、pk(playerkiuer)一对一单挑、拉力赛(rally)、局点(gamepoint)、赛点(matchpoint)等。
(五)社会组织机构、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外来词
各国自然环境的差异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组织结构、生活方式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有关这方面的外来词也不断地涌入汉文化，如单亲家庭、丁克夫妇(dinks)、单身母亲(bachelormother)、嬉皮士(hippies)、雅皮士(yuppies)、垮掉的一代(beatgeneration)等。由于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细，在继白领阶层(whitecollar)、蓝领阶层(bluecollar)之后，又出现了灰领阶层(graycollar)、粉领阶层(pinkcollar)、铁领阶层(ironcollar)。
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出，当代汉语中源自英语的外来词所涉及的内容已由专业领域向社会领域扩展，尤以日常生活中与人们衣食住行有关的最为活跃，商品名称和商标用语方面的外来词也占相当的比例，同时科技借词数量大。当然，汉语中源自英语的外来词绝不仅仅限于上述我们所提到的部分，还有许多外来词涉及到经济、军事、医学等领域。这些外来词不仅丰富了汉民族语言和文化生活，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对外交流合作的进程。
三、汉语借词蕴含的民族文化心理
汉语中源自英语的外来词在译介和使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折射出汉民族的语言文化心理。
这些民族文化心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追新求异心理
大量新概念、新产品连同表述它们的外来词涌入汉语，表明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在异文化移植的冲击下由封闭性、半封闭性转向开放性，从而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追新求异心理。在这种心理作用的支配下，人们对语言的使用总是不满足于旧的模式，而是追求语言表达的陌生化效应，即新词带来的新鲜感和吸引力。尤其是青年，他们善于追求新事物、接纳并积极使用带有异国风情的新潮词语，如泊车、小case、泡吧、蹦的、aa制、发烧友等。
近年来，音译词的增多、外来词的语素化无不与人们追求新潮、标新立异的心理有关。如“秀”源自英语show，汉语吸收后，更多地把它用作词素，从而产生了时装秀、舞蹈秀、内衣秀、婚纱秀、数码秀、生活秀、做秀、仿秀、秀服、秀场、秀的等时尚词汇。而盲目地模仿、机械地套用外来词是追新求异心理的极致表现，许多商家抓住了人们的这种心理，在品牌上有意引进外来词，如西门子、沙宣、飞利浦、沃尔玛、吉列、波斯登等。这些商标词创意新颖，融合了汉民族的价值取向。同时，由于港澳台强势经济对国内流行潮流的影响，当前流行的许多外来词都源自港澳台，再在内地流传开来。正是由于人们追新求异的社会文化心理，越来越多的英语外来新词得以进入汉语词汇系统。
(二)追求语言经济的心理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用简练的信息符号准确地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内容已成为信息时代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使得人们追求语言经济的文化心理表现得较为突出，有时甚至经济到了容忍其冲击汉字的程度。新时期许多外来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汉语对一些事物、概念冗长的表达方式，显得更简洁、活泼。外来词对语言经济化心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大量字母外来词的直接借用，如ctgdp、apec(亚太经合会)、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直接借用英语外来词或缩略语，可以跨越疆界，在传达信息中具有高度简捷的特点。如dna一词，人们宁愿直接借用，而不愿使用将其意译成的专业术语译名“脱氧核糖核酸”。再如“t型人才”既指在横向上有广博的知识，又指在纵向上对某一领域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前者更经济，更便于记忆。
(三)求关心理
汉语在吸收外来词的过程中深刻地体现了人的美学追求，顽强地表现了人将语言符号变为审美对象的努力探索。外来词中所蕴含的美，不仅体现为表达得体、表述优美，而且还可以创造美的形象、美的意境，使人产生美的联想，给人以美的享受。汉语中许多源自英语的外来词符合汉民族的审美观念，既在译音上力求相近，又在意义上与原词相符，做到了“音到意随”。例如hacker一词，常指“闯入计算机系统进行窃密甚至破坏活动的人”，引入汉语后被译为“黑客”，意指不速之客，形象生动，与汉语不谋而合。在引进的许多女性用品类词汇时，为了突出其柔性美，大都带有“芳”、“玉”、“兰”、“婷”、“丝”、“莲”、“宝”等字眼，如雅芳(avon)、潘婷(pantene)、丹碧丝(tampax)、玉兰油(oilofulan)、美宝莲(maybelline)、护舒宝(whisper)等；大多数药品类外来词带有“命”、“灵”、“宁”、“定”等字眼，如维他命、可安宁、胆特灵等，这些译名不仅利用汉语词汇的文化内涵表达产品的优良品质，还体现出了汉民族追求吉祥、福佑、祈求富裕的审美观念。再如英文唇膏商标“kissme”，在英美人看来是自然亲切，幽默诙谐，却不乏浪漫色彩，十分符合他们的生活习俗和审美情趣。在借词过程中，若将其直译为“吻我”，则有悖于中国的传统习俗，而译文“奇士美”既谐音又意蕴丰富，使人产生美的联想，让人得到心理上的极大愉悦，体现出汉民族的求美心理。
在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中，中国文学与世界文明的接触已不可避免。而20世纪，则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频繁接触的世纪，与中国对现代化的诉求相适应，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学习与借鉴，也更加自觉和日趋理性。因此，研究中国文学，特别是研究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就必须对中国文学与外来因素的密切关系给予关注。1993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范伯群、朱栋霖两位教授主编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2009年9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朱栋霖教授主编的《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两部书以文学的现代化、本土化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考察视角与轴线，使之贯穿全书的论述，仔细梳理和研究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如何对外来文化吸纳、排斥、从而进行变异与自我创造，实现文学现代化和本土化的过程，并以比较文学的特有立场与宽广视域描述与探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中外文学关系史面貌，从而实现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拓展与创新，也为中国比较文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实质性的贡献。如果说《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史系统研究的空白的话，那么《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则又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史系统研究的空白，两部书共同完成了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外文学关系的系统梳理和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2009年出版的《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由上、下两卷组成，共计139万言，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翔实、有独创性地论述中国当代文学与外来影响关系的文学史著作。除了承继朱栋霖教授一以贯之的“人的发现”这一文学史主题线索之外，其特色还在于:(1)以比较文学的方法和理论重新诠释了1949—2000年间的中国文学面貌，显示了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史关系研究中，比较文学方法与理论的自觉运用及其所获得的成效;(2)论著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时重点关注中国当代作家在外来影响中如何进行主体的自我创造，以及如何建构本土文学的问题，并对中国文学对本土文化和外来影响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做了细致的梳理和理论分析。这对于21世纪的中国文学如何处理中外文学关系，中国文学在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中如何得以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的自觉运用 《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的文学史叙述以文学思潮的变更为各历史阶段的基本框架，同时也将对重要创作情况(作家作品)的分析结合其中。先后介绍和论述了西方现代主义、精神分析学、意识流艺术、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女性主义、叙述学、荒诞派等外国文艺思潮及其作品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也分编分别介绍和论述了劳伦斯、福克纳、卡夫卡、昆德拉、布莱希特、梅耶荷德等作家作品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并从国别文学的角度评述了俄苏文学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日本文学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等的国别文学史关系;还从跨学科领域分编评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基督教文学、儒家文化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等跨学科的文学史关系。这些都显示了比较文学视角和方法在中国当代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的自觉运用，从而开掘了对中国当代中外文学关系史进行新的阐释的可能途径。影响研究的方法是此著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 以论著对荒诞意识的介绍为例，论著首先简要梳理了荒诞意识在国外作为一种思潮的兴起，并描述了荒诞意识作为一种文学表述的创作概况，虽然论述简洁，但却能列举典型，其分析也能切中本质，使读者对荒诞意识产生较强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认知。论著在对中西社会荒诞现象及其本质的揭示中，通过对谌容《减去十岁》、张洁《他有什么病》、格非《枣树下的故事》等小说作品，将荒诞意识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加以分析，从而确证了中国社会荒诞现象的存在。论著还指出，“荒诞意识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小说中频繁出现，除了受到西方现代哲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之外，还与我国20世纪80年代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密切的关系”［1］176。论著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又比如论著在论述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时，仔细区别了王蒙意识流小说与《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等意识流小说的差距，指出:“王蒙忽略了从非理性角度认识人、从自然状态中书写人的层面”［1］312;“王蒙的意识流小说虽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意识流小说，但他确实揉进了西方意识流的某些技法，是有时代特色、中国气派的。他笔下流泻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人生世相之流，是历经十年浩劫之后处于转机之中的中国人民的激情之流。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提示着中国当代文学叙事艺术的革新”［1］311。由此可见，论著并非浮光掠影似地简单讲述影响的事实，而是把重点放在对中国文学自身特点的考察上，使读者能够感知到当代文学创作并不只是一个简单“拿来”的问题。平行研究也是论著常使用的方法。尤其是在跨学科的文学文化关系研究中，论著关注了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状况，这是论著作者视野开阔的又一表现。《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以“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基督教文学”为专编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加以介绍，既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多元化面貌的如实反映，也是对以往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的补充。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是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文学和宗教的内在关系来说，两者都属意识领域的精神现象，但二者对于意识的言说和表达方式又不尽一致。论著指出中国基督教文学的作者有两种身份，即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身份，因此可以归纳出中国基督教文学所包含的两种基本类型，即基督徒作家创作的纯正的基督教文学和非基督徒作家创作的非纯正的基督教文学。论著指出:“如果说，前者是以文学语言承载了基督教信仰之言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以文学语言认同了基督教文化精神。”［1］466难能可贵的是，论著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面貌进行了描述，涉及到其作家群落、书写形态、传播途径等，并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在圣经文学、灵修文学、救赎文学等主题领域的创作进行评述，最后落脚于中国基督教文学的人学内质。论著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梳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建构中具有独特的贡献。#p#分页标题#e# 应该说，《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正是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出发，建构了中国当代文学新的文学史观、文学价值观。在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若要表面地指出中国作家所受的外国文学影响，其实并非难事，但如果要深刻揭示其内在原因就不那么容易了。该论著并不是将中国当代文学所受的外来影响做材料的堆积，而是在比较文学视野和方法的指导下，不仅理清了中国当代作家所受外来影响的脉络，而且从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入手，着重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对中外文学的继承、借鉴与“创造性转化”过程，深刻剖析了中国当代文学在外来影响下的变异和自身的民族化努力。这就从根本上阐明了中外文学沟通的历史原因，为比较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显示了作者把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置身于广阔的世界文化背景中来加以审视和探讨的开阔的学术视野。 二、中国当代文学的“创造性转化”(CreativeTransformation) 中国当代文学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是贯穿《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著名现代文学史家唐弢先生就曾说过:“每一个国家的文学，主要是自己的民族传统，这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外来思潮，不管什么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象征主义也好，古典主义也好，要在这个国家里生长，必须把根扎在泥土里，必须结合这个国家的民族特点、欣赏习惯、美学兴趣等等，慢慢地和原来的传统融合，一部分被抛弃了，一部分被吸收了，然后新的民族风格才能建立起来。”［2］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文学界正在逐渐摆脱借鉴、模仿乃至照搬外来文学的阴影。实现中华民族传统的创造性发展，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建设，应是新世纪中国文学努力的方向。1993年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就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着颇为清醒的辩证思考，论著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并不是完全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的结果。论著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内外两重原因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进而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创造性转化”机制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该论著指出:“中外文化、文学的交流、碰撞、冲突、对抗而激荡的文化潮流，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生存的文化环境。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置于这文化潮流中，它需要同时处理三个问题:如何鉴别地、有机地承受、吸纳外来文化、文学的影响;如何合理地继承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文学传统;如何在主体文化格局中实现自身文化、文学机制的‘创造性转化’。这就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化、民族化的三层内涵。”［3］97“中国文化、文学的现代化，不仅受到外来文化、文学的强烈激荡与影响，而且其根本动因在于其自身。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对其文化机制提出了变革要求，迫使这一文化机制内部产生强烈变革的要求与动向”。“但是这一解释只说明了中国文化、文学现代化的外力影响与本土的社会现实动因。应该看到，中国文化、文学的现代化还承传了一部分本土传统文化精神。”［3］70朱栋霖等人的看法正是对以往中国现代文学“西来”说、“舶来品”说等简单观念的有力校正。 秉持中国传统文化参与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独立民族品格的文化立场，《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在关注中国新时期文学时，也注意到了中国新时期文学与传统文化的潜在关系。仅以该论著中的“儒家文化与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这一编为例，该编对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吸纳新潮而又坚守本土文化，在现代人学观念中接纳儒家人学思想的文化立场给与了关注。论著指出:“依据人的发现、人的发展的基本理念，我们对儒家文化的态度，首先肯定其有精华，其次认为儒家文化要进入现代社会必须经过创造性的转化，这种创造性的转化实际上也正是以现代人学观念为基础对儒家文化的吸收。”［4］520“以个体的人作为儒学现代应用的基础，势必会引起对儒学一些基本概念的改造，如何在现代人学基础上汲取儒学精华，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的理论问题，也需要实践的检验。”［4］532 论著在论述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文化立场上，既看到了其对儒家传统文化的重视，又发现了创作对西方现代人学观念的关注，同时还注意到了创作中渗透着对中外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的自觉意识。就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而言，论著认为:“80年代作家的精神内核与中国传统士的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4］533论著选择了宗璞80年代的小说《南渡记》、《东藏记》等为分析对象，指出小说中所展示的人物是中国第一代具有启蒙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群像。这些知识分子既有传统的儒家传统作为生命根基，又吸收了西方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华，“从而使他们对人的理解比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大大地扩展了，开始从儒家对群体性的追求转变为对个体的重视，这是从传统到现代的人学观念的一个大的发展”。“现代知识分子人的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他们内在的精神世界，所以他们的士的精神既是士的传统的延续，又具有了现代的质素。”［4］542论著还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充分个人化、个性体验化的写作，文化态度的分化，对时局的不同观照角度，都对古代士的精神在今日的弘扬提出了质疑。在多元化的时代，作家如何以个体的方式实现他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实现士的精神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4］539可见，论著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对中外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的论述，不仅视野广阔，而且也有颇为独到的见解，它不仅涉及到了中外文学更为深层的文化层面，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追求自己民族品格的努力进行了极富意义的探讨，这正是“创造性转化”的意义所在，也是民族文学发展的合理途径。而贯穿全著的“创造性转化”，正是作者所要着力体现的重点。 总之，《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在对中国20世纪后五十年的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自觉运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和视野，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了多角度的观察，而在这其中，尤其重视中国当代文学对中外文化、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民族化追求，顺应了全球化的历史发展潮流。论著通过对这种追求的论述，探索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自身逻辑，并将促进中国文学在全球化时代更加积极、自觉地建构自己的民族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该论著不仅在理论上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开阔了视野，实现了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拓展与创新。更为重要的是，论著对中国文学追求独立品格的探讨，启示并预见了21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前进方向，这无论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研究，还是对于21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实践来讲，都势必会产生重要的影响。《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是一部匠心独具、视野开阔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系统论著。#p#分页标题#e# 当然，《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这样一部系统论著也难免留下一些缺憾。首先，论著主要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为研究的立足点，但对同时期中国文学在外国的传播，则有所忽略，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已经流播国外，产生了相当影响。如冯骥才的作品在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地都有版本流传，而其作品《神鞭》在牛津大学还被编入教材;刘心武、王蒙、谌容、余华、王朔、张洁、残雪、王安忆等人的小说在日本也颇受关注等等，论著对上述情况尚无涉及。其次，论著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影响为主要研究内容，它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的“中外文学比较史”，而更像是“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与接受史”。论著重点关注了外来影响对中国文学的生发以及中国文学的“创造性转化”，这种理论建构既是对论著内在逻辑的约束，也为后来的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我们可以以世界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为研究立足点继续向前探索，也可以对同时期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进行观照;还可以在继续深入研究中国大陆文学的同时，对港、澳、台文学做系统的研究;我们既能从作家直接接受影响的角度，也可以从作家间接接受影响的角度，在作家接受方式对其创作的影响等等方面，寻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因此，《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也只能说是一部开创之作，而并非一部终结之作。
关键词：对外汉语专业 西方文化概论 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21.056
西方文化概论课作为通识课开设，与作为基础主干课在对外汉语专业开设存在很大的差别，这是由于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在中外文化类的知识和能力中，与“外”相关的知识和能力的学习和培养其重要途径来源于西方文化概论课的教学。
1 目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学生对西方历史知识的掌握古今不均衡，高中世界历史的学习内容主要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文化概论课不是历史课，但是离不开历史知识的基础，学生对于西方古代史和中世纪的历史知识存在着较大缺口，造成教学效率较低；
第二，从上古时期到当下，西方文化概论课程内容涉及的时间跨度长；“西”的概念指向多个民族国家，课程内容涉及的地域跨度大；“文化”既包括精神层面又包括物质层面，知识体系庞大，教学内容涉及的知识面广，造成了教学内容的取舍困难；
第三，传统教学模式对学生的影响较大，学生的自主学习性不强，教师的教学方法单一，导致教学和学习效果均不理想。
2 教学目标的确定
对外汉语专业西方文化概论课的教学目标是立足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培养学生运用西方文化知识与和中国文化进行对比，了解西方思维模式、文化特征与中国文化的不同，消除民族间的文化隔阂和差异，更好地进行汉语教学。
第一，全面掌握西方文化的知识体系，包括体制的演变、宗教、科技、教育、哲学和文学等各方面的发展和特点；
第二，在了解西方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在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活动中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方法运用到汉语文化、汉语语言的教学中；
第三，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避免文化冲突，更好地传播中国语言和传统文化；
第四，掌握文化研究的方法和思路，中西文化对比和交流的基本技能，提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3 教学内容的选择
目前，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总课时为36课时，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实现教学目标，对教学内容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3.1 本体知识
搭建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西方文化概论的知识体系，包括：西方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西方文化发展历史阶段的分期与发展进程；西方的、社会生产与生活状况、科学技术、教育、政治经济与国家制度、文学艺术等相关方面的分析；通过对西方文化的系统学习和研究，揭示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和文化精神；强调以理性分析的方式来把握西方文化变化的规律，把握西方文化概论这一学科基本原理的分析阐释方法。
3.2 能力
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对能力培养极其重视，在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中可以侧重从三个方面来培养学生的能力：第一，文化研究的能力，学生在对文化知识体系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对文化现象的关注度和敏锐度，能够从多个角度对文化现象进行剖析和探究，找寻其本质和规律。第二，文化教学的能力，语言教学即文化教学，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文化教学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学习，把握西方文化本质、西方思维特征的前提下，在今后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能够恰当地进行文化导入、文化渗透和文化传播。第三，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通过中西文化对比来实现，跨文化对比可以加深学生对中西两种文化之间差异的理解，并激发他们去了解产生这一差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原因，从而使他们获得跨文化交际的文化敏感性，增强跨文化意识，便于中西交流和教学。
4 教学方式的改革
4.1 自主学习与教师讲授相结合
西方文化概论的本体知识教学要突破以往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方式，学生自主性的发挥往往只是通过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单一方式来进行。教师要通过多种方式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就某些教学内容简单、学生熟悉的章节可以安排学生自学，教师只是指出该部分的知识要点、重点和难点，课上课下给予学生答疑。另外，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给予学生自主学习的机会，比如提供学生武汉大学西方文化概论的精品课程网站；针对每个章节，根据学生的知识储备情况，提供课前预习知识；根据学生课堂上的学习情况和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提供课下巩固和拓展知识。
4.2 开展专题介绍和讨论
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内容安排是遵循时间线索、分历史阶段来展开讲授的，突出的是阶段性特点，缺乏对宗教、科技、哲学等专门文化领域进行全面纵向的总结和归纳，缺乏对各文化领域的横向对比；因此，教师可以开设西方宗教、西方科技、西方哲学、西方教育等多个专题，将学生分成多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各选一个专题进行研究，通过资料收集、整理、分析和总结，撰写报告，最后再全部展开讨论。
4.3 强调中西文化对比
对外汉语专业学习西方文化的最终目的，在于“知己知彼”，通过“知彼”更好地“知己”，从而减少和消除对外汉语教学中由于文化差异引起的隔阂和冲突，更有利地推动对外汉语语言和文化教学。在西方文化概论的课程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将西方文化的知识点与相关的中国文化进行对比，鼓励学生从中发现规律和特点。
5 课程测试
本课程测试的重点是西方文化本体知识的掌握和应用上，考核方式可以把多种方式相结合，期末考试仍然以闭卷考试为主，通过填空、选择、名词解释、简答、分析和论述等多种题型对学生基本知识点的识记和文化现象的分析能力进行考查，约占总评成绩的70%。平时成绩占30%，可以通过课程论文、调查报告、课堂表现等成绩来综合评定。
本文仅就对外汉语专业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提出了一些较为浅显的认识，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仍然需要不断地实践和思考，不断改革和创新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1]孙春颖.对外汉语专业现代汉语课教学的探索与实践[J].语言文字应用，2006，（4）：103-109.
“孝”作为人类共同的感情，各个国家对孝都有一定的理解，但是孝作为中国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历史的厚重度、理论的系统性和其烙入骨髓的深刻性都是其他文化所无法比拟的。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的碰撞往往令教师措手不及，如何正确地阐释中华文化并为外国人所理解和接受，是每一个对外汉语教师应当深思熟虑的。当前孝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研究还为数不多，而且大部分也是在文化因素的教学中有所提及。陈逸飞在其硕士论文《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孝”的教学设计》中为“孝”从汉字到文化的教学做了系统的设计。叶剑华的硕士论文《中华传统文化核心范畴“孝”的语义分析及文化阐释》通过对“孝”字义项的分析来阐释每个义项包含的文化蕴意。
韩笑在研究对外汉语教材中文化因素的选择时指出“我们的教材中应致力于宣传一种吸收中西方文化精髓的推崇个性自由和平等的人格,追求平等积极进取的新的孝文化观。”刘冬冬在其硕士论文《针对中级外国学生的<论语>思想文化教材编写设计》中提及儒家“孝”思想的教学中应注重中西对比，其对《论语》的教学编排对“孝”的教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王艳丽研究了朝鲜汉语教科书《训世评话》中孝文化的素材并探源其在中国典籍中的出处，分析了《训世评话》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编排特点，对于我们文化教材编著有很大启示。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孝文化研究成就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已对中华传统文化表现了极大的关注，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文化主体论，这体现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自觉。孝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在对外汉语文化因素的研究中已初露端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拓展。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孝文化研究不足
对外汉语中的孝文化研究还十分欠缺，尤其是针对性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大部分的研究只是在文化因素中有所提及。因此孝文化传播存在以下不足：（1）理论性不足。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和指导，缺乏理论会导致实践的无目的性和无计划性。对外汉语孝道缺乏理论研究，传播的原则、内容筛选、途径构建等皆缺少论述。（2）系统性不足。构建系统的传播模式和课堂教学范式是目前孝文化传播亟待解决的问题。（3）实践性不足。对外汉语教学本身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孝道的教学如何正确合理地开展，需要研究者针对课堂教学实际制定可行的计划。现有的研究也未能注重中外的差异，没有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对孝道传播做出合理的具体的扬弃和编排。（4）方法较单一。当前研究的方法单一，大多局限于文献研究法等常见方法，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丰富研究方法，如采用跨学科研究法等方法，从而扩展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成果。
四、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孝文化研究展望
